[深海活动]中国抗战历史大家记——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4周年(结束)

henry2000888

沈阳一62年前“毕业纪念册”解密日寇奴化教育

62年前沈阳一学校的“毕业纪念册”显示：学生在学校不准提“中国”，用劳动课代替文化课
　　 “不准提中国二字”、“不准反满抗日”，这是62年前日本侵略者给沈阳青少年实施的奴化教育。





昨日，沈阳市大东区居民夏凡拿出了叔叔夏树林于1943年在“奉天市公立城北男子国民优级学校”（位置在大东区）的毕业纪念册。 从这些鲜为人知的画面可以看出，日寇对东北原有的教育设施进行了彻底的破坏，想把中国青少年教育改造成愚昧无知、不知反抗、无力反抗的驯服工具。

　　缩短学制降低学生文化水平

　　 58岁的夏凡昨日将一册泛黄的、却保存完整的“毕业纪念册”拿出来。“叔叔2001年去世后，我一直保存至今。”

在这份20多页的纪念册上，夏凡找到“二年一组的集体照”，里面有夏树林的肖像和名字。“叔叔小学在‘奉天日满书院’念的，1941年他15岁时上的这所学校。”

　　收藏日本侵华罪证的夏凡说，日寇在1938年把原有的四年初小改为“国民学校”，两年高小改为“国民优级学校”，将中国原有初、高中六年制，合并缩短为四年制的“国民高等学校”。这种“新学制”的实施，使学生文化水平下降，却加强了殖民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要中国学生俯首贴耳充当日本殖民主义者任意驱使的“忠良”顺民。




　纪念册的图片包括“诏书奉戴式”、“朝会”，全体教员、学生对着日本国旗深鞠躬行礼等内容。夏凡说，1940年，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下达了《国本奠定诏书》，其核心内容就是以奉祀日本“天照大神”（日本人奉为大和民族最原始的天神）作为国本。国家兴旺全靠“天照大神”的保佑，说穿了就是靠日本帝国主义决定伪满洲国的命运。这个所谓的诏书在教育界贯彻得十分坚决，将这份诏书的基本精神用《国民训》的形式编成语录条文，译成日文，要求学生每天早晨朝会时齐背一次，雷打不动。当时还规定每月八日为“诏书奉戴日”，学校在奉戴日必须举行奉戴仪式，训诫师生要不折不扣地按诏书办事，不得违背。学校开设的国民道德课也是围绕诏书的内容进行教育的，要求学生会背诵诏书，默写诏书。

用劳动课代替文化课

　　纪念册上还有打着绑腿、头戴日本军帽的学生拿着扫帚清扫、劳作的画面。

　　 “文化和知识对侵略者来说是危险的，他们需要的只是愚昧而顺从的劳动者。用劳动课代替文化课，除了在书本上学习农业、畜牧业、林业等课程外，大量的学习活动是劳作，到农场搞农作物播种，栽培试验。文化课根本得不到保证，日寇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让中国青少年一代学到系统全面的文化科学知识。”夏凡说。

　　夏凡说，叔叔的学校还给学生规定了“三不准”：一是不准提“中国”二字，理由是东北三省已脱离了中国；二是不准学习英文。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英美为日本的敌对国，学英文就是学习敌国文字；三是不准反满抗日。

　　在校挨日本人打是常事

　　除劳作外，学校规定学生们要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建国精神”，恭敬“天照大神”上，每次吃饭的时候，要先念校训，再说“要感谢天照大神”。

　　日语课和日语教育在课程中占突出地位。日语每周7课时，比“满语”多两课时，毕业时日语达不到三等翻译水平，就不能毕业。“叔叔说过一件事，班里有名学生在纪念‘日本建国’时，不小心说了一句中国话，被日本老师打了一通嘴巴子，满嘴都是血。”

　　学校按照日式教学，低年级学生在路上遇见高年级学生要敬礼，同级学生要相互敬礼，违者要受体罚。教师可以打学生，体罚学生，高年级学生可以打低年级学生，在学校挨日本人打是常事。

　　纪念册上，还有班级里日本老师组织学生观看日本画片的内容，有一些是日本进行殖民侵略的军人的传记故事，如丰臣秀吉、乃木希典大将、广濑武夫，或者炫耀日本胜利的“日本海战”等。

( 辽沈晚报 王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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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麟阁将军---我国抗战中最早捐躯疆场的一位高级将领


　　佟麟阁(1892—1937)，原名凌阁，字捷三，汉族，河北省高阳县边家坞人， 国民党追赠二级陆军上将。
　　佟麟阁早年参加护国讨袁战争。曾任冯玉祥部陆军第11师第21混成旅旅长。1926年9月五原誓师后，随部参加北伐。1928年起，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35军军长、暂编第11师师长、第29军副军长。1933年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取得喜峰口大捷。同年5月，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任第一军军长兼代理察哈尔省主席，跟随冯玉祥驰骋察省，打击日军，收复失地，为察省光复作出了贡献。
　　佟麟阁将军是我国抗战中最早捐躯疆场的一位高级将领，“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宋哲元负责维持冀察政局，被外敌内奸威胁引诱，进退两难，穷于应付，便借为父亲修墓和养病为名，干1937年2月底离干，而以佟麟阁代理军长职务，直接负军事指挥之责。佟麟阁身负二十九军指挥重任，乃时时以国家处境之危，二十九军责任之重，教育官兵，使明战伐，他还随时将敌我情况报告中央和冯王祥(这时冯玉祥在南京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使上下无所隔离。他与冯治安、赵登禹、张自忠、刘汝明诸师长精诚团结，以共同御敌，二十九军将士之所以拚命赴敌，多得力于佟麟阁的明耻教战。
　　1937年7月6日，日军驻丰台的清水节郎中队，全副武装，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到长辛店地区演习。宛平第三十七师驻军不许，相持达十余小时。二十九军当即作了应变准备，严阵以待。至晚，敌始退去。7日夜间，日军一个中队突然向芦沟桥守军发起攻击。佟麟阁代军长立即命令三十七师一一○旅旅长何基沣自卫还击。该旅吉星文团金振中营遂奋起抵抗。芦沟桥的枪声，响彻了大地，全民族的八年神圣抗战，从此开始。
　　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对日寇的猖狂进犯，皆怒不可遏，争请杀敌先登；仅个别徘徊于和战之间，犹豫不定。佟麟阁力排干扰，主张万众一心，痛歼日寇，守卫疆地。他在南苑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慷慨陈词：“中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日寇进犯，我军首当其冲。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与会者一致拥护，请缨杀敌，佟麟阁以军部名义向全军官兵发布命令：凡有日军进犯，坚决抵抗，誓与芦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
　　7月7日，卢沟桥战斗，8日上午10时稍停。11至12时，日军两次向芦沟桥发炮一百八十余响，芦沟桥车站附近被敌占领。同时敌人又由永定河东岸向西岸进攻。企图强夺芦沟桥。桥西金振中营守军一个排，顽强战斗，全排壮烈殉难，宛平城西门城楼某连长见之，怒火满腔，不待命令，即派兵一排，手持大刀，飞速驰援，一遇日军，举刀就劈，杀得鬼子鬼哭狼嚎。当时《北平时报》登载一篇文章说：“佟副军长善冶军。二十九军纪律严明，勇于作战。而于老百姓则秋毫不犯，佟将军训练之力也。当七七后，军士于烈日下守城，每一队前，置水一桶，用开水以止渴。商民感激欲泣，竞献西瓜，坚却不受。对老百姓恭而有礼，杀敌则勇猛无伦，堪称模范军人。”
　　7月12日，《世界日报》以《日贼侵犯宛芦，被我军击退；廿九军之大刀队大杀日贼》为标题，报道二十九军战果如下：
　　(一)11日，日军二百多名，进攻大王庙，被宋部大刀队迎头痛击，血肉相搏，此队日军被砍断头颅者三分之一，人心大快。
　　(二)日军新开到之援军，昨日图攻南苑(在北平南六公里，为中国空军根据地)。二十九军大刀队急向日军冲锋，相与肉搏，白刃下处，日军头颅即落，遂获大胜，日军向丰台退却。
　　(三)日军前锋，昨拟沿铁路桥攻过永定河。华军对河隐伏，不发一枪，迨日军行近，大刀队突起，挥刀大杀，日军头颅随刀而下。后路日军大乱，纷纷溃退，华军即用机关枪扫，日军伤亡无数，两军肉搏，历二小时之久。
　　二十九军大刀队，从喜峰口战役到芦沟桥抗战。屡建奇功，材赫有名。上海从事救亡运动的著名音乐家麦新(共产党员)为他们所感动，便于了月谱写出歌颂二十九军大刀队的战歌《大刀进行曲》，它鼓舞着亿万军民在八年抗战中英勇杀敌，今天仍为军民所喜欢的爱国歌曲：其原词为：“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它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11日，日本政府任香月清司为华北驻屯军司令。中日两军在芦沟桥一带战事不断。
　　此时，借口避住山东原籍的宋哲元返回天津后，又受到日方压迫和汉奸包围，妄重和议，欲求苟全。佟麟阁目睹危机即发，事不宜迟，急电宋哲元，陈述利害，清其返平坐镇，免为滓沽众人出卖。不料秦德纯等人与日谈判签订了停战协定。宋哲元轻信秦等说日本决心把此次事件作为“地方化”、“就地解决”的“不扩方针”，于12日发表了力主“和平”解决的看法和主张，承认了秦德纯所签订的停战三项协定。19日，宋哲元由津返平后，仍幻想和平，竟下令打开封闭的城门，撤除防御沙包等。佟麟阁力持不可，说：“军长苟有不便，请回保定，以安人心。平津责之麟阁。如敌来犯，我决以死赴之，不敢负托。”宋从佟请，决心抗敌，于是急凋赵登禹师星夜来北平增强防务。
　　27日，宋哲元通电表示：日人欺我太甚，不可再忍，拒绝日方一切无理要求，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战。同闩宋哲元令南苑二十九军军部迁入北平。佟麟阁在生死存亡关头，不愿离开，决心与南苑官兵和军事训练团的学员、大学生军训班的学生等一同死守南苑。而由副参谋长张克侠带领军部人员进城。
　　同日，敌人由廊坊进犯团河，由通县、丰台凋集陆空军于28日进攻南苑。当时南苑守军有二十九军卫队旅、骑兵第九师留守的一部、军事训练团、平津大学生军训班等共五千余人。佟麟阁誓死坚守。他说：“既然敌人找上来，就要和它死拚，这是军人天职。没有什么可说的。”日寇集中火力，刚步炮射击、飞机狂炸，战斗激烈。守军虽炮械较敌为劣，但士气却异常高昂，争夺由拂晓至过午，双方伤亡均惨重。战斗中忽报大红门义发现敌人。佟麟阁恐敌截断北路，乃分兵亲往堵击。因寡下敌众，部队被敌四面包围，只能利用地形，继续与敌苦战。佟辚阁在指挥右翼部队向敌突击时，被敌机枪射中腿部，部下劝他稍退裹伤，他说：“情况紧急，抗敌事大，个人安危事小……”执意不肯，益奋勇当先。官兵感泣，拼命冲杀，此战惨烈，死亡忱籍。日军见久玫不下，便派飞机前来助战，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中，带伤指挥作战的佟麟阁头部又受重创，终于壮烈殉国，时年四十五岁。
　　佟麟阁将军是我国民族抗日中为国捐躯的第一位高级将领，他的遗体，由中国红十字会、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会秘书欧秋夫率警卒十余人于7月29日在大红门寻获。佟将军全身浴血，两目模糊难辨。忠骸运回北平城内，佟夫人及其子女含悲收殓，隐姓埋名，寄厝于雍和宫附近柏林寺。老方丈仰慕将军为国献身精神，保守寄柩秘密，直到抗战胜利。
　　佟麟阁事父母极孝。父母有病，必亲奉汤药，休假必回家看望双亲。但自“七·七事变”以后，他为国而忘家，虽南苑与北平城内寓所近在咫尺，从未返回。激战前，其父病重，家人多次促其归省。他挥泪写信给夫人彭静智说：“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子职，孝敬双亲。”
　　彭静智女土，孝敬翁姑，教育子女，勤俭持家，素有贤行。早年随军，响应冯玉祥的号召，纺纱织布，为将士做军衣；在北伐战争中，佟麟阁在前线指挥作战，交通受阻，军饷不济，她曾化装冒险，亲送款项，深受将士佩敬。冯玉祥称她为“模范夫人”。所以佟将军常对子女说：“我事业成就，一半归功于你们的母亲。”还把夫人贤德，撰拟成词，刻于手镯，赠与夫人：
　　瑞卿夫人，随我廿年。戎马颠簸，历尽艰危。含辛茹若，　
　　风雨同舟。尊老育幼，克勤克俭。镌此数语，以志不忘。
　　佟麟阁殉国时，父母均在堂，下有子女六人。佟夫人将佟麟阁阵亡事瞒过双亲，每日强颜欢笑，只说将军南下抗战，安慰二老；二老念子甚，日倚门望归，夫人乃伪拟家书，以释忧悬。
　　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恤令，追赠佟麟阁为陆军上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以彰忠烈。
　　毛泽东同志对佟麟阁的献身精神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1938年3月12日延安纪念孙总理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七大会上的演说词中说佟麟阁等人“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5日(清明节)在北平八宝山忠烈祠，北平市各界隆重举行入祀大典，供奉佟、赵两将军神位。并将北平西城的南沟沿命名为“佟麟阁路”。通州亦因佟麟阁在该县指挥过抗日，乃命名一条街为“佟麟阁街”，以为纪念。随后，佟麟阁烈士忠骸移葬于北平西郊风景区香山南约一公里的兰涧沟山上。
　　1979年8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发出通知，定佟麟阁为抗日阵亡的革命烈士。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佟将军修墓立碑，一米多高的汉白玉碑上镌刻着“抗日烈士佟麟阁将军之墓”十一个黑色大字。1980年7月28日，北京市政协和北京市民革在香山举行扫墓仪式，隆重纪念佟麟阁殉国四十三周年。　



　　1985年8月13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日战争纪念馆开馆。馆内展出了佟麟阁的遗像、史料、墨宝等，并有塑像一尊，以供人们参观和永远纪念。
　　佟麟阁将军语录：
　　1、中央如下令抗日，麟阁若不身先士卒者，君等可执往天安门前，挖我两眼，割我两耳。
　　2、凡是日军进犯，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
　　3、情况紧急，抗战事大，个人安危事小。
　　4、衅终将不免，我二十九军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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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苑抗敌中牺牲的佟麟阁将军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5 月17 日




南苑日军阵地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5 月17 日

henry2000888

人间的条件





人间的条件
　　导演：小林正树
　　小林正树拍摄于1959－1961的史诗巨作人间六部曲《人间的条件》取材于五味川纯平的原著《人间的条件》。是反映日本在中国东北（满洲）日本殖民者的电影，导演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对战争给双方的影响做了反思，本片的故事背景是一九四三年的满洲，在太平洋战争后期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男主角尾，在满洲为其人道主义立场努力终生的故事。它探索了非正常状态下人的心理和疑问。主演是促代达矢，新珠三千代，金子信雄。
　　影片六部分别是
　　第一部：纯爱编
　　第二部：激怒编
　　第三部：望乡编
　　第四部：战云编
　　第五部：死的脱出编
　　第六部：旷野的彷徨编
　　剧情介绍：
　　本片的故事背景是一九四三年的满洲，讲述太平洋战争时，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男主角尾，在满洲为其人道主义恶战苦斗终生的故事。共分六部，约长九小时。电影一、二部主角以人道改革方针对待中国工人而遭失败的经过，并探讨殖民者的良心问题。三、四部描述男主角尾在军队中亲闻被迫参战同胞的悲惨境遇。五、六部内容讲述已成为北满洲逃兵的尾，因抗争而致死的经过。
　　（第一二集）1943年，满洲。阿追在矿山公司调查部工作。他站在调查员的立场上对日美矿业生产的实力进行了比较，认识到日本将来必将战败。他在向公司提出的报告中，批判了在矿山现场对中国工人的非人道的榨取。这份报告被公司认可，因此他被派往现场。阿追和美千子结婚后就上任了。阿追得到前任冲岛的协助，用人道的方针进行劳务管理的改革试验。日本管理人员反对阿追的改革，不断发生罢工事件。他碰到了不是他们所能解决的问题。军队把在中国抗日的农民抓来，随意地当作俘虏虐待，把他们称作特殊工人强制在矿山劳动。阿追按照宪兵队命令不得不对他们进行管理。在被允许的范围内极力地人道主义对待他们。这样更增加了日本现场管理人员和宪兵队他们的憎恶。特殊工人们纷纷逃亡。于是宪兵们把不想逃走的工人抓来斩首杀鸡给猴看。当宪兵杀到第三个人时，阿追终于忍不住向宪兵抗议了。当宪兵向阿追挥刀时，过去他看守过的数百名特殊工人的领袖老王站出来威胁宪兵。宪兵因而中止了杀人。但不久后，阿追被逮捕了，不仅受到拷问，还被赶出公司。并且立即从军。（第三四集）时值隆冬，阿追被派到北满洲守备队。连日强行训练已经筋疲力尽，还得忍受老兵的作弄。但是无论从体力还是射击技巧上都是数一数二的，立刻成了队里的重要士兵，他还站在袒护小士兵的立场上。阿追保护的朋友们又因哥哥是左翼思想犯，自己也被当作赤色分子的新城一等兵。又因妻子来信骂他是家庭的愚痴而动摇被老兵痛斥的小原二等兵。还有40岁被征来的老兵。阿追帮助新城逃往苏联，小原在厕所中自杀。阿追的妻子不远万里来部队见阿追。两人得到特别许可在工具仓库过了一夜。后来因苏联参战，阿追的部队被苏联坦克部队全部歼灭。只有阿追等少数几个人活下来。（第五六集）北满洲，阿追等残败兵一个劲儿地向南逃。途中遇到逃难的男女老少，虽然帮助他们，但因饥饿疲劳一个个相继死去。阿追历尽艰辛来到还残留着日本老人和女人的开拓村，他准备在这里和苏军作战，但是日本女人高喊“别在这里打仗了！”之后，他们开始了俘虏收容所的生活。阿追对收容所里桐原这个卑劣小人，恨之入骨。之后，他又被诬告，被罚作苦役。在森林中忍受苦役后，回到了收容所。当得知自己保护过的弱兵被桐原杀了后，且没被问罪，阿追绝望了。他杀了桐原，然后逃出了收容所。他在大雪漫漫的荒原中流浪，念叨着妻子的美好，渐渐地冻僵了。
　　一个站在人性角度反思人类过责的导演是伟大的，战争双方首先都是人，人的内心都有邪恶（撒旦）和人道（信仰救赎）的两部分，作为战争个体的尾的自觉反战是人性升华和看见惨烈之后的人性转向，它不是单边主义的狭隘立场，它是人性在战争状态下被扭曲后的良知反思，促使观者对人道善意与屈服邪恶的矛盾问题留下重审空间。
　　幕后制作：
　　在日本电影史上，称此作品为反战电影的代表作之一。影片含义深刻，反映了二战时期的日本人的沉重的心情，与他们的“良心”形成了种种大问号？？？讲述了那个时代日本人的理想和过失，梦想与幻灭，被迫与真心的集为一身，尽可能的像个人样活下去的复杂心理。这些被迫作为军国主义的走狗，时而反抗，时而伸张人道主义，因此立场异常痛苦。与时下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片曾被选入日本名片200部，并获1959年电影旬报十佳奖第五名及第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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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苑抗敌中牺牲的赵登禹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5 月1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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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登禹（1898-1937）， 字舜臣，汉族，山东菏泽人。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后任冯的随身护兵。1926年参加北伐。1933年，任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旅长，后任第132师师长。
　　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侵袭热河省，攻占了承德后，开始向长城各口发动大举进攻。为消灭敌军，赵登禹利用敌军警戒疏忽，率部从两翼迂回敌人侧后，进行包抄袭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死伤甚众。激战数日，敌人多次攻击不果，锐气尽挫，中国军队取得喜峰口战役胜利。喜峰口战役，共歼灭日军五六千人，狠狠地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
　　全面抗战爆发后，7月下旬，数以万计的日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分别向北平、天津以及邻近各战略要地大举进攻。担任132师师长的赵登禹，率部抗击日军入侵，守卫北京城外的南苑。部队孤军作战，在敌人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损失惨重。赵登禹率部誓死坚守阵地，拼死抗击。7月28日，在奉命向北平撤至退途中，在丰台区大红门处遭到日军伏击，壮烈殉国，牺牲时年仅39岁。
　　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赵登禹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平生经历

　　少年时因家境贫寒，未入私塾读书，在家务农并练习武术。1914年，赵登禹到冯玉祥部队当兵，不久被冯玉祥调到身边当其贴身警卫。1920年，赵登禹被任命为第16混成旅直属工兵连第3排排长，后历任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30年，赵登禹跟随冯玉祥参加了“中原大战”，战败后冯的部队被整编，赵登禹被任命为第29军37师109旅旅长。
　　1933年初，日军发动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后又将战火引到了长城一线，企图侵占华北。国民党当局被迫应战，赵登禹奉命率领109旅从蓟县出发，把守喜峰口阵地。面对日军的猛烈攻击，赵登禹率领战士多次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击退了日军的攻击，坚守住了长城阵地。3月10日，负伤的赵登禹得知日军正在休整，马上召集团、营长们开会，决定乘日军不备偷袭日军营地，并激励战士们说：“抗日救国，乃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一时，只有不怕牺牲，才能为国争光。”随后，负伤的赵登禹率3000人，冒着大雪，挥舞大刀和刺刀偷袭了日军，成功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

  

　　长城抗战后，第29军被调回察哈尔省驻防，赵登禹因战功卓著被擢升为132师师长，并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1935年8月，第29军被调到北平地区驻防。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进攻宛平城，第29军奋起反击。29军军长宋哲元任命赵登禹为南苑指挥官，坐镇南苑，与副军长佟麟阁一起负责指挥南苑的所有军事力量。7月28日，日军调集重兵并动用30多架飞机向29军阵地发起猛攻，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我方伤亡较大，日军从东、西两侧攻入南苑，双方陷入肉搏战。此时，赵登禹临危不惧，亲自率卫士30余人，指挥29军卫队旅和军训团学生队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厮杀。这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赵登禹指挥部队后撤到大红门一带。日军窥出赵登禹准备退到大红门的意图，抢先一步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架起了机枪，以火力封锁道路。为激励将士，赵登禹乘坐车子指挥部队向大红门方向撤退，不幸的是在车子行到大红门附近的御河桥时车子的炸毁，赵登禹身受重伤，警卫劝其立即撤退的安全地方，赵登禹不肯，反而带领部队向日军反击。这时，一枚炸弹飞来，炸断了他的双腿使其昏迷过去。赵登禹醒来后，含泪向传令兵说：“不要管我，你回去告诉北平城里的我的老母，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祖宗，请她老人家放心吧！”说完就停止了呼吸。
　　赵登禹牺牲后，7月31日，国民政府颁布褒奖令，追授赵登禹为陆军上将。抗战胜利后，何基沣奉冯治安之命到北平将赵登禹将军和29军抗日烈士的忠骸迁葬于卢沟桥畔。1946年，北平各界举行公祭赵登禹、佟麟阁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给赵登禹将军的家属颁发了由毛泽东签署的烈士证书。赵登禹将军在强敌面前临危不惧、英勇奋战、血洒疆场的事迹永远值得中国人民怀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供稿）

将军轶事
　　由于喜峰口是石头山，无法构筑掩体工事，守军在日寇大炮猛轰下伤亡惨重。有勇有谋的赵登禹在3月11日夜，派出两个团，并亲率其中一个团，出潘家口绕至敌后，去夜袭敌炮兵阵地。赵登禹亲自挥刀上阵砍杀，两口价值180块银元的战刀均被砍缺了刃口，左腿在战斗中又负轻伤。此战砍杀鬼子500余名，炸毁大炮18门，取得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首次大胜，史称“喜峰口大捷”。战后，赵登禹因功升为132师师长，又于次年提升为中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抗战开始时，赵登禹正率132师在河北省河间县一带驻防。7月27日，赵登禹与他的老上级佟麟阁共同率部与敌激战。午后，佟麟阁在大红门以东中弹牺牲。赵登禹奉命率余部向大红门方向突围。下午，一贯冲锋在前的赵登禹在杀至大红门附近黄亭子时，遭埋伏在高粱地中的日军机枪扫射，中弹殉国。临终时，他对流泪的卫兵说：“军人战死沙场原为本分，没什么可悲伤的。北平城还有我的老母，你去对老人说，忠孝不能两全，儿子为国牺牲，也算对得起祖宗。”当时，赵登禹年仅39岁，长子赵学武只有4岁，长女赵学芬才2岁，次女赵学芳尚在母腹未出生。
　　今陶然亭公园西侧的龙泉胡同，那时有座龙泉寺，以办理慈善教育而著称，旧址即今陶然亭小学。崇敬抗日英烈的老方丈，带领4名僧人，连夜出城在高粱地中寻得将军遗体，抬回龙泉寺装殓。为避开日寇耳目，将灵柩隐藏在寺中8年之久。抗战胜利之后，年仅10岁的赵学芬去龙泉寺祭奠时，老方丈安慰她说：“将军没有走，我常在夜间听到将军喊口令操练士兵。”



　　因赵登禹生前说过“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这样的誓言，1946年7月28日中山公园公祭大会之后，赵将军灵柩于次日由龙泉寺起灵，运至卢沟桥以东2公里处的西道口山坡上安葬。
　　1946年11月25日，当时的北平市长何思源(山东菏泽人)签发了《府秘字第729号训令》，将市区三条道路命名为赵登禹路、佟麟阁路、张自忠路，以纪念抗日英烈。新中国成立后，保留了这三处地名，并沿用至今。



　　1952年6月11日，经冯玉祥夫人、卫生部长李德全提议，毛泽东主席为赵登禹亲属签发了《北京字第捌拾号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1980年至2003年，北京市和丰台区政府又三次为赵登禹烈士墓整休扩建和立碑，并列为重点烈士纪念建筑保护单位。
　　赵登禹烈士墓，紧临着京广铁路西道口铁路桥，每天迎送着过往的列车，就像仍在守护着北京的大门。


抗战事迹

　　1933年初，日军发动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后又将战火引到了长城一线，企图侵占华北。国民党当局被迫应战，赵登禹奉命率领109旅从蓟县出发，把守喜峰口阵地。面对日军的猛烈攻击，赵登禹率领战士多次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击退了日军的攻击，坚守住了长城阵地。3月10日，负伤的赵登禹得知日军正在休整，马上召集团、营长们开会，决定乘日军不备偷袭日军营地，并激励战士们说：“抗日救国，乃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一时，只有不怕牺牲，才能为国争光。”随后，负伤的赵登禹率3000人，冒着大雪，挥舞大刀和刺刀偷袭了日军，成功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
　　长城抗战后，第29军被调回察哈尔省驻防，赵登禹因战功卓著被擢升为132师师长，并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1935年8月，第29军被调到北平地区驻防。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进攻宛平城，第29军奋起反击。29军军长宋哲元任命赵登禹为南苑指挥官，坐镇南苑，与副军长佟麟阁一起负责指挥南苑的所有军事力量。7月28日，日军调集重兵并动用30多架飞机向29军阵地发起猛攻，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我方伤亡较大，日军从东、西两侧攻入南苑，双方陷入肉搏战。此时，赵登禹临危不惧，亲自率卫士30余人，指挥29军卫队旅和军训团学生队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厮杀。这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赵登禹指挥部队后撤到大红门一带。日军窥出赵登禹准备退到大红门的意图，抢先一步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架起了机枪，以火力封锁道路。为激励将士，赵登禹乘坐车子指挥部队向大红门方向撤退，不幸的是在车子行到大红门附近的御河桥时车子的炸毁，赵登禹身受重伤，警卫劝其立即撤退的安全地方，赵登禹不肯，反而带领部队向日军反击。这时，一枚炸弹飞来，炸断了他的双腿使其昏迷过去。赵登禹醒来后，含泪向传令兵说：“不要管我，你回去告诉北平城里的我的老母，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祖宗，请她老人家放心吧！”说完就停止了呼吸。
　　赵登禹牺牲后，7月31日，国民政府颁布褒奖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抗战胜利后，何基沣奉冯治安之命到北平将赵登禹将军和29军抗日烈士的忠骸迁葬于卢沟桥畔。1946年，北平各界举行公祭赵登禹、佟麟阁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给赵登禹将军的家属颁发了由毛泽东签署的烈士证书。赵登禹将军在强敌面前临危不惧、英勇奋战、血洒疆场的事迹永远值得中国人民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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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震冀中的回民支队队长马本斋






　马本斋（1901～1944），原名马守清，回族，河北献县人。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支队的创建人，抗日民族英雄。
　　马本斋1901年出生于河北省献县东辛庄。自幼聪颖，读过私塾，粗通文墨，后为生活所迫，随父亲到东北。之后投身奉军（东北军）。1924年入“东北讲武堂”学习，在讲武堂毕业后，从士兵升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直至升任奉军独立 21 师第四团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毅然弃官还乡务农。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马本斋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率领弟弟和几十名群众在家乡组织了“回民抗日义勇队”。他们的行动受到了孟庆山领导的“河北游击军”的支持，很快扩充、改编为“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1938年5月，与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领导的回民干部教导队合并为回民干部教导部队，马本斋任总队长。1938年9月，部队在河间整编时扩大到六七百人。10月，他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写道：“我决心为回回民族的解放奋斗到底，而回回民族的解放只有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实现。”
　　1939年日寇扫荡华北，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在河间、青县、沧县地区转战，并在各大清真寺帮助“回民抗战建国会”组织伊斯兰小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在日寇对冀中根据地的扫荡中，与八路军主力纵队和贺龙、关向应率领的120师协同作战，消灭土匪武装第六路。回民支队威震冀中平原，有“攻无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之誉。
　　1940年，马本斋指挥部队使用围点打援战法取得衡水康庄战争的胜利，又组织精干的小分队巧取深县榆科伪军据点，巩固了队伍。1941年，为了招降马本斋，消灭回民支队，日军血洗东辛庄后抓走了马本斋的母亲。日军对马母威逼利诱，让她写劝降信说服儿子“归顺皇军”，享受“荣华富贵”，但马母坚贞不屈，为了不让敌人利用自己牵制儿子，马母痛骂汉奸，并以绝食的方式进行抗争，最后光荣牺牲。得知母亲牺牲的消息，马本斋强忍悲痛写下“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定继承母志，与日本人血战到底！”的壮语。
　　1942年6月，马本斋率回民支队转移到冀鲁豫边区。后任八路军冀鲁豫第三军分区兼回民支队司令员，采用游击战术，率部在冀鲁豫平原上进行了大小数百次的战斗，取得了“反扫荡”战斗的多次胜利。他勇谋兼备，注意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族平等政策，在冀鲁豫地区为粉碎日军扫荡、建立巩固的抗日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在长期的战争生活中，马本斋营养不良，积劳成疾，突发急性肺炎，1944年2月7日在山东省莘县不幸病逝于冀鲁豫军区后方医院（今河南濮阳县小屯村），终年43 岁。
　　党中央在延安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总参谋长叶剑英高度赞扬了他光辉的斗争经历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毛泽东主席敬献挽联“马本斋同志不死”，周恩来副主席题词“民族英雄，吾党战士”，朱德总司令挽联“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同年，献县抗日民主政府将东辛庄改为本斋村。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将马本斋的故乡命名为“本斋回族自治县”。1954年将他的遗体迁至石家庄市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马本斋烈士陵园

　　
　　位于莘县张鲁回族镇南1000米处。1944年2月，冀鲁豫军区第三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著名的回族抗日英雄马本斋病逝后安葬于此。1954年，烈士灵柩移至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1985年在烈士原葬处重建。陵园坐北朝南，占地面积6670平方米。整个陵园由红砖花墙围合。主要建筑有阿拉伯式穹形大门、中国古建筑式六角形纪念亭等。坐置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由一条通道贯穿其中。园内翠柏掩映，绿草如茵。重建后的陵园融合古代建筑与阿拉伯建筑风格于一体，庄严、典雅、肃穆。每逢清明节，总有不少人到陵园扫墓。宋任穷、段君毅等也曾到此凭吊。该陵园是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
http://baike.baidu.com/view/55381.htm

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在训练刺杀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9 日 | 文章来源：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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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血中国战场的朝鲜义勇队:华北前线并肩抗日


图片说明：1939年，朝鲜义勇队中的女队员（资料）
　　抗日战争时期，在遍地烽烟的华北前线，活跃着一支由朝鲜人民优秀儿女组成的抗日队伍——朝鲜义勇队。他们以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与中国抗日军民一道，战日寇、抓敌特、散传单、阵前喊话，出生入死，谱写了一首国际主义的悲壮战歌。
　　艰难组建，敌前抗战受打压
　　1919年，朝鲜“三一”独立运动失败后，大批爱国志士和革命青年流亡中国，继续进行复国运动。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卢沟桥，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翌年2月，日军颁布“朝鲜征兵制”，并在北平、天津等地建立了“朝鲜征兵特别训练所”，强行征集华北敌占区的朝鲜人，组成沦陷区大城市的“警防团”、“留民团”等组织，为其侵略战争充当炮灰，这更加激起朝鲜人民的无比愤慨。
　　经中国共产dang倡议，1938年7月，朝鲜“民族战线”理事、朝鲜民族革命dang总书记向蒋介石递交了成立朝鲜义勇队的方案，此方案得到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和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大力支持。10月10日，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协助下，以“参加中国抗战、打倒旧本军阀、推动朝鲜革命运动”为宗旨的朝鲜义勇队在汉口正式成立，周恩来到会祝贺，并作了《东方被压迫民族与解放斗争》的讲话。
　　朝鲜义勇队成立后即投身于中国抗日战场，他们最初在第五战区活动，从1938年至1940年的两年间，义勇队转战于6个战区13个省份:他们在抗日前线印发宣传册5万份，散发传单51万张，张贴标语40余万份；参加过湖北会战、昆仑关争夺战、中条山反扫荡战等战役。尽管战绩卓著，但他们在国统区的活动却处处受限，特别是抗日战争转入相持后，蒋介石消极抗日，继而支持韩国光复军，并处处打压朝鲜义勇队。
　　国民dang的消极抗日和对朝鲜人歧视态度，使这些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尊心的朝鲜青年极为愤慨。他们从生活实践中看到，只有中国共产dang和八路军才是朝鲜人民的真正朋友。他们决心和八路军并肩打击日本鬼子，以便将来打过鸭绿江，解放自己的祖国。
　　1940年11月，朝鲜义勇队在重庆召开第一次扩大干部会议，决定将工作重心由敌前改为敌后。1941年初，为能够顺利地从国统区转移到抗日民主根据地，朝鲜义勇队同国民dang进行尖锐的斗争，经过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周折，才由国民dang第五战区转到第一战区，然后分4批北渡黄河，进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
　　如鱼得水，在八路军中壮大
　　八路军第385旅在驻地涉县西达村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义勇队100多名男女队员和八路军战士象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紧紧地坐在一起，大家鼓掌、喊口号、唱歌，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大会首先由陈锡联旅长致欢迎词。接着，旅宣传队演出了专为欢迎会赶排的文艺节目。演员们把衣服剪得短短的，代替朝鲜妇女穿的上衣，用一块布裹在身上，当作朝鲜妇女穿的长裙。看到表现朝鲜人民斗争生活的活剧时，朝鲜同志非常激动，纷纷登上舞台纵情表演，唱完悦耳的朝鲜歌曲，又跳起欢乐的民族舞，每个节目一完，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欢迎会结束后，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八路军政治部罗瑞卿主任，第129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等接见了义勇队成员。
　　两天后，朝鲜义勇队的战士便转到第129师师部去了。他们和原来在八路军工作的朝鲜同志汇合在一起，成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朝鲜独立同盟”，义勇队与“朝鲜独立同盟”的总部都设在太行山根据地。1941年夏天，陆续来到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朝鲜义勇队各支分队，经八路军总部安排，集中汇集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辽县桐峪镇。朝鲜义勇队来到八路军这际，正是抗日根据地受到日军疯狂“扫荡”、日渐陷入困难之时。面对严重的困难，朝鲜义勇队没有被吓倒，而是与八路军一道，在火热的斗争中日益壮大。
　　朝鲜义勇队从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十分重视对干部和队员的教育和训练，以培养对敌斗争的军事干部和人才。1942年11月，朝鲜独立同盟接受中共中央“保存实力，培养干部，为解放朝鲜做准备”的建议，在涉县中原村普定寺大庙内创办了“朝鲜青年革命干部学校”，由武亭担任校长。1943年1月6日，学校正式开学。后来，他们在延安等地也创办了“朝鲜青年革命干部学校”，为革命培养和输送了数百名朝鲜籍干部。1943年9月，“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在南庄成立，八路军129师司令部当天赠给该校一面用幕布做成的锦旗，上书“朝鲜革命础石”六个大字。
　　这两所学校的成立，很快便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尽管当时条件很差，但朝鲜的学员们学习热情很高，一面坚持学习革命理论、军事技术知识，一面坚持打仗、生产。学校还结合我dang我军的整风运动，也开展了整风。仅在涉县中原、南庄的三年中，这两所学校就为朝鲜革命培养和造就了dang政军领导骨干300余人。朝鲜建国后曾任内阁副首相的崔昌义，朝鲜人民军副总司令武亭，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议长金抖奉，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朴政德上将、朴金波中将等，都曾在这些学校学习或工作过。日语喊话，火线宣传创奇迹
　　朝鲜义勇队队员大都精通汉、朝、日三种语言，对日本国情有较多了解，因此，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前线担负着艰巨的武装宣传任务。据不完全统计，从1941年1月起一年多的时间，义勇队队员就散发了中、朝、日三国文字的传单227种计123800张，贴墙壁标语1453条，并先后训练了2万多个火线上用日语喊话的战士，使八路军瓦解敌军工作大大前进了一步。
　　1942年，敌后斗争进入了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八路军总部根据dang中央和毛主席指示，决定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钻到敌人封锁沟纵横，碉堡林立的“格子网”里去发动政治攻势。朝鲜义勇队光荣接受了“配合八路军到敌后之敌后去发动政治攻势”的任务，他们毫无踌躇的换上便衣，整齐武装。不论在下大雨的黑夜还是炎热的白天，不论在敌占区还是在游击区，甚至是敌人派遣游击队跟踪他们的时候，仍然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每当夜幕降临时，朝鲜义勇队就在夜色的掩护下，深入到最前线，用日语对敌军进行宣传瓦解:“你们的妻儿老小都在盼望你们早日回家团圆呢！”“将军们坐飞机，士兵们步行送命去，你们的父母抱白盒子痛哭。”“欢迎你们投诚，我们优待俘虏！”……。当时参加这种斗争的，除了朝鲜同志以外，还有日本解放同盟（由觉悟的日本战俘和投诚过来的日本士兵组成）。朝鲜同志和日本解放同盟的同志随八路军一起到“格子网”去活动时，充分利用他们的有利条件，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各种工作。他们用日本话或朝鲜话向日本鬼子的炮楼喊话，高唱瓦解敌军的歌曲，在墙壁上写朝鲜文或日文标语，给碉堡里的日本人、朝鲜人写信，有时还乔装日本部队到碉堡里面去把日本兵活捉出来……
　　有一次，八路军一个小部队要在晚上通过平汉路，为了避免无谓的伤亡，朝鲜义勇队的同志设法找到了一个日本炮楼的朝鲜翻译官。义勇队的同志向他作了宣传解释，让他回去向炮楼里的日本兵报告情况，说晚上八路军大军过境。就这样，吓得那些日本兵心惊胆战，躲在炮楼里动都不敢动，更不敢打枪，八路军的小部队便趁着黑夜悄悄地通过了封锁线。还有一次，八路军要打日本鬼子的一个炮楼，因为当时我军炮火很差，硬打会造成很大伤亡，也不易攻下。我军就通过朝鲜义勇队和炮楼里的一个朝鲜翻译官拉上了“关系”，了解了敌人内部情况，摸清了进攻的道路。攻击的那天晚上，朝鲜翻译官用酒把几个日本鬼子灌得醺醺大醉，里应外合轻松地拿下了炮楼。
　　为搞好武装宣传，朝鲜义勇军的同志们经常化装成各行各业的人，潜入敌占区，组织秘密的朝鲜革命团体，动员大批的朝鲜人到根据地来工作学习。同时，还经他们的手，搞了不少有关日伪军活动的重要情报，有力地支援了八路军。义勇队这些活动使日寇非常恼火，他们千方百计地设法破坏义勇队的活动，有时还公开悬重赏捉拿朝鲜义勇队的同志。但朝鲜同志紧紧依靠人民和八路军，他们神出鬼没，纵横自如，象鱼游大海一样，活动在敌人的心脏里，敌人干着急却无可奈何。
　　并肩作战，战场杀敌气如虹
　　朝鲜义勇队在担负紧张而又充满危险的宣传工作同时，还直接参加战斗，用枪和子弹消灭敌人。他们与八路军并肩作战，冲锋陷阵，气势如虹，有的甚至长眠于中国大地上。
　　1942年5月，日军执行针对太行山根据地腹地的C号作战计划，出动2.5万人，从四面八方对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发动了大“扫荡”，妄图聚歼八路军主力。由于日军事先严密封锁消息，加之后方机关人员庞大，结果，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等机关及随同八路军总部一起活动的朝鲜义勇队等1万多人，于5月24日被日军包围在偏城和辽县交界的南艾铺、十字岭一线。
　　25日拂晓，1万多日伪军在飞机的掩护下，从四面“铁壁合围”过来，情况万分危急！当时，敌人一面打枪，一面象群饿狼似地哇哇地乱叫。飞机在头顶上反复俯冲，炸弹不时队伍的前前后后爆炸着。这支队伍大部分是机关干部，骡马多，携带的行李、公文箱子多，除了少数警卫部队以外，干部手上没有什么武器，行动迟缓。敌人越逼越近，眼看就到跟前了。
　　紧要关头，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出现了，他举起手臂高声喊道:“同志们！我们同生死，共患难，大家都要沉住气，听指挥！”接着，他果断指挥总部警卫排到西边、朝鲜义勇队到东面阻击敌人。朝鲜同志接到命令以后，马上把部队分成两股，奔向东面的一个山头。他们总共只有一百多人，而敌人漫山遍野到处都是。密集的枪弹，在头顶上飞啸着，织成了一道道严密的火网，但始终不能够阻止义勇队同志们前进的步伐。一会儿，义勇队的机枪在山头上咆哮起来。敌人遭到突然的打击，便仓惶集中火力向义勇队阵地射击，从而使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等机关得以摆脱敌人的尾追，成功突围。
　　29日，担任掩护任务的朝鲜义勇队部分队员不幸被日军包围。他们在支队长朴孝三的率领下，英勇作战，打得十分顽强。虽然敌人火力很强，兵力也超过他们很多倍，但义勇队将士毫无畏惧，硬是凭借仅有的一挺机关枪，一次次击退敌人的疯狂反扑，始终坚守在阵地上，没有后退一步。直到八路军的增援部队赶来，他们才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战斗胜利后，为奖励朝鲜义勇队的英勇行为，八路军首长在祝捷大会上奖给他们一挺新缴获的日本歪把轻机枪，枪柄上刻着“为了共同理想，我们永远站在一起”的赠言。此次战斗，被人们称为朝鲜民族革命dang灵魂的朝鲜义勇队重要将领石正(鼎)，中共dang员、太行区dang委dang校副校长陈光华、朝鲜义勇队干部胡维伯等人光荣牺牲。为纪念这些牺牲的朝鲜同志，他们的遗体被安葬在同次战役中牺牲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的陵墓旁。
　　1942年9月，在为朝鲜烈士举行的隆重追悼会上，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亲临讲话，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敬献了挽联。同日，《解放日报》刊载了朝鲜义勇队烈士的事迹，以及朱德、叶剑英、肖三、艾青等人的悼文和悼诗。中共中央北方局还发表了“纪念朝鲜义勇队诸烈士的规定办法”，要求把烈士的英勇斗争事迹和他们光辉斗争的经历，编进学校的教材和课本，广泛宣传，让广大军民学习朝鲜义勇队先烈们英勇的战斗精神、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的奉献精神。
　　鱼水情深，同甘共苦写辉煌
　　朝鲜义勇队第一支驰骋在中国敌后抗日战场的国际纵队，但这些外国友人组成的部队和八路军一样，每到一地便帮助群众担水、推磨、扫院，见面还主动打招呼，态度和蔼可亲，很快就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拥护。老百姓热爱义勇队，就象子弟兵一样亲热。
　　1943年，太行山根据地遭受了严重的灾荒。庄稼被灼热的太阳晒枯了；蝗虫象乌云般铺天盖地地飞来，落到地上几分钟就把一片片庄稼吃得精光。饥饿的魔掌恐怖地掐着人们的脖子。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dang的坚强领导下，一面与日本侵略军作战，一面与灾荒搏斗。在那些日子里，朝鲜同志和八路军将士一同到野外去捋榆叶、挖野菜，过艰难生活。
　　为了战胜敌人的封锁和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八路军部队根据dang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利用战斗间隙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朝鲜同志也和八路军一道，到大山上去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与蔬菜。他们还开设了纺织厂、鞋工厂、民众医院以及开办运销合作社等。朝鲜义勇队的同志十分勤劳，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知识分子，过去没有劳动过，但在生产劳动中表现很好。从涉县的河南店往武安阳邑镇运棉花，朝鲜义勇队的同志每人总是背着上百斤的大棉花包，淌着汗，赤着脚，一去八九十里，一天就能运到。义勇队的同志也很钦佩中国的劳动人民，他们曾提出“向中国劳动人民学习”的口号。
　　当“无人区”闹荒灾时，朝鲜义勇队还曾配合八路军攻入某乡镇，夺回了350石粮食，救济灾民，并且对伪军喊话:“我们是朝鲜义勇队，今天把350石的粮食救济了老百姓，你们愿意不愿意呢？”伪军们好象受了感动说:“我们知道你们的意思，你们国际友军来此地，这样辛苦，我们也有良心。”第二天，老百姓送来200个鸡蛋和50斤猪肉来慰劳，但义勇队都知道老百姓的困难，婉言予以谢绝。在那最艰苦最紧张的日子里，勤劳的朝鲜义勇队同志和八路军官兵一道吃糠咽菜，用汗水灌溉过丰腴的中国大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朝鲜义勇队扩编为7个支队，他们跟随八路军10万大军和2万干部一起，兵分三路，挺进东北，和主力部队一起参加了四保临江、围困长春、解放沈阳、攻打平津等战役，继续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续写着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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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祖国光复会”成员

重庆不仅曾是民国陪都 也是韩国流亡政权基地

光复军中的中国军医



雅筑小聚，杯酒叙家常，63岁的赵 崇石回忆起父亲提到过的只言片语。

  赵崇石的父亲赵名皋(又名赵奠能)，曾是韩国光复军的少校军医，给大韩民国的领袖金九看过病。

  赵家祖籍四川西充。抗战期间，赵崇石的父亲原是四川军阀刘湘旗下丰都后方医院的一名年轻军医，该医院的军医院长名为李维汉(音)。

  当年，金九领导下的大韩民国流亡政府在重庆李子坝嘉陵宾馆成立了光复军，国民党政府给予了物资与经济上的援助。

  根据两国协议，国民党从所属部队抽调了一批文官与军医参加韩国光复军。赵名皋正是跟随院长李维汉加入了光复军，并携家眷从丰都迁到李子坝(邻近武汉疗养院)。

  韩国的光复军一部曾加入川军上前线作战，这部分人加入了范绍增的国民党第88军。

  赵名皋在抗战胜利后，升为中校军医而退役，1992年时，因走路不慎摔伤致瘫随后去世，终年79岁。

  在赵名皋的有生之年，因其内敛的性格，使他很少与人谈起自己那段在光复军中服役的日子，因此就连其儿子———赵崇石，也只能从父亲不多的讲述中了解一些当年的记忆。

　　韩国国父之子在重庆

  从竞地花园回来后，两位老人不无遗憾，不知如何才能了解到更多当年光复军生活的片断。

  正在焦急之际，王继光猛然想起，昔日的老朋友———《一双绣花鞋》的作者况浩文，曾与金九的儿子金信是同学。不知能否从他那里打听到更多的情况？

  于是没费多少功夫，在况老的家中，一段往事重新展开。

  1990年前，况浩文压根儿就不认识金信，后来是从母校中大附中(现南京师大附中)的历届校友名录上，才得知昔日的同学是韩国的三星将军，曾任该国空军总参谋长、交通部长，甚至还当过八年驻台蒋记政权“大使”的韩国国父之子———金信。

  出于架设重庆与韩国之间贸易桥梁的打算，当时任市外经贸局局长的他到韩国汉城见了校友金信。

  原来，金信出生在上海，读书时的名字叫金申江，由于母亲早逝，由祖母带大。抗日战争爆发后，金信跟随父亲流亡到重庆。

  1938年底，经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特批，10名韩国临时政府高干子弟进入中大附中青木关分校。

  当时学校条件很艰苦，金信虽贵为韩国临时政府主席的次公子，其生活条件仍和普通学生无异。住的是竹壁茅屋，洗的是“四喜汤”(洗脸、洗澡、洗脚、洗衣服只此一盆)，吃的是“八宝饭”(沙子、石子、谷子、稗子、耗子屎样样齐备)。

  1941年，金信中大附中毕业后，正式考入昆明西南联大。

  三年后，在“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热潮中，金信投笔从戎，后来转入美国空军学校受训，毕业后正式成为一名中国空军军官。

  抗日胜利后，经蒋介石亲自批准退役回韩国，参加该国空军创建工作。

  1993年暮春时节，年事已高的金信将军曾飞回重庆故地重游，并在青木关参观母校旧址。

  行程间，金信动情地说：“我生在中国，喝长江水长大成人，加上在台湾供职的8年，我在中国生活了26年。我的祖母、母亲、兄长又都葬在中国，我和中国有割不断的情缘，可以说我是半个中国人，我爱中国！”

  临走，金信还用毛笔写下了四个遒劲有力的中国楷体大字———饮水思源。

  时至今日，况老提到与韩国同学的往事，仍然激动不已。他说，作为重庆人，应当了解中韩人民之间那段深厚的情谊，不能忘记历史。

　　光复军的成立

  听过况老讲述金信的重庆往事后，两位老人来到位于莲花池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陈列馆，希望在这里感受昔日韩国光复军生活的更多细节。

  副馆长李鲜之在得知老人的意图后，热情地接待了二老，并在展馆内讲述了光复军的成立史。

  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韩国，开始了长达35年的统治。一批又一批韩国志士流亡中国，从1919年到1945年，整整27年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先后在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柳州、綦江、重庆落脚。

  流亡的生活并没有磨灭韩国人民的斗志，相反，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希望建立一支属于自己民族的军队，效忠祖国，抗击日本侵略者。

  1940年2月，韩国国民党领袖金九告之中国国民党中统局副局长徐恩，在华北日军有不少朝鲜族士兵，如能成立光复军，构成情报网，将来对抗战是一大利好。

  紧接着，1940年3月1日，金九发表了《韩国独立与东亚和平》，就创建光复军正式向中国官方发出呼吁，内称“中国要驱逐倭寇，收复失地，不可忽视韩国的独立运动；并希望短期内援助组织韩国光复军，奠定两民族和平、自由的新国基。”

  韩国民众的努力没有白费，1940年9月17日，在李子坝的嘉陵宾馆召开了光复军总司令部的成立典礼。

  韩国人的陪都生活

  流亡到重庆的侨胞和抗日义士，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

  在临时政府里，就连主席金九先生在大厦的食堂里就餐，一天也只吃两顿。每顿吃得相当简朴，不过是一碗饭一碗汤而已。

  四川盛产大米，吃的当然是大米饭，而汤则是连一点肉也没有的萝卜面粉汤。

  韩国人有喝茶的习惯。在极端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到八一路的大同茶馆喝茶谈论战事，被当作民族生活方式的延续被保留下来。

  三五分钱一碗茶，对于韩国人来说，可不是天天都能享的福。怎么办呢？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每次在茶馆喝完茶后，将杯里的茶叶残渣兜回去，回家后另起炉灶再煮上一锅，在茶香中思念故乡。

  困境激发光复志

  生活的艰苦并不是唯一的威胁，日军对重庆惨无人道的大轰炸也时时困扰着韩国义士。为了躲避日军猛烈的轰炸，临时政府四易其址。曾迁往吴师爷巷(今和平路附近)，以至后来的莲花池，在动荡的日子里，临时政府工作人员的衣物曾被大火烧光，家徒四壁。

  然而这所有的困难种种，并没有吓倒勇敢的韩国人民，自光复军在重庆成立的消息一传出，远在大洋彼岸和朝鲜半岛的义士纷纷慕名而来。

  光复军成立时的总人数只有300余人，分散在国民党的前线作战部队中。到1945年，总人数已近2000余人，他们以支队为单位，插入抗日的中国军队之中，主要前线战场的谍报、侦察、策反等战斗岗位上频现光复军人的身影，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韩国光复军简介

  1940年9月17日，韩国临时政府遂任命李青天为光复军总司令、李范爽为总参谋长。

  光复军总部设重庆苍平街(今邹容路)，配备官佐82人、士兵59人，共141人。司令部设西安，下设4个支队、3个区队、8个分队、1个办事处。第一支队部驻重庆，负责人蔡元凯，有官佐14人，士兵30人，共44人。第一支队一区队一分队驻重庆，负责人金成浩，配官佐19人；第二分队亦驻重庆，负责人郑一洙，有官佐19人。其余分驻老河口、大安、上海、开封、洛阳、郑州、徐州、北平及汉城等地。

　　链接

  “范傻儿”与韩国光复军

  1940年秋，韩国光复军司令部成立，“范傻儿”曾在孙师长的陪同下，亲自赶到李子坝的“大韩民国政府光复会联络处”，会见韩政府外务部长赵素昂和联络员尹庆彬等商谈金茂珠等人的投军事宜。亲自目睹和了解了韩国流亡政府机关人员异常艰难的生存状态，范对韩国同仁的生存状态深表同情，向尹庆彬等人赠送2万法币。

  民国27年(1938)初，范绍增因支持川康整军和揭发刘、韩勾结有功，被蒋介石委任为八十八军军长，自募兵员抗日。在抗日的形势下，金茂珠等数十名韩国青年打着流亡政府的国旗，高举用白布和鲜血写成的：“驱逐倭寇，血战到底”的钢铁誓言，涌向八十八军第二招兵站，强烈要求参军，跟范师长一起上前线抗日……

  师长孙英武深为韩国战士的爱国激情所感动。在经过长时间严酷战争的磨砺，孙英武和金茂珠建立起了纯粹高尚的生死友谊。

  在太湖抗日前线，孙师长麾下的韩国战士作战勇敢，表现出“战死沙场，马革裹尸”的英雄气概。在血与火的炼狱中，孙师长同金茂珠生死相顾，同忧同乐。当孙师长英勇牺牲以后，战士被日寇的刺刀包围，金茂珠同上百名重伤员和女战士抱在一起集体拉响手榴弹，集体以身殉国。

　　中国政府对光复军的援助

  1941年10月26日，中国政府援助韩国临时政府10万元。12月17日，中国政府应金九之请，每月拨经费6万元。12月23日，中国国民党资助韩国临时政府经费200万元，先拨100万元。

  1943年5月24日，中国政府批准金九之请求，将每月外助费增至20万元。

  1944年8月10日，中国拨给金九秘密活动费10万元。

  1945年，中国政府批准援助韩国临时政府特别工作费300万元。10月23日，中国政府援助韩国临时政府回国经费1亿元，先给5000万。

  嘉陵宾馆不复存在

  李子坝嘉陵新村18—1号，一幢六层高的小楼，据说这里正是嘉陵宾馆的原址。楼边不远，即是孔二小姐警卫兵的老屋。

  昔日的嘉陵宾馆三楼一底，木制楼梯，宽敞的房间，绕屋的回廊，壁炉烟囱，洋瓦屋顶。

  1940年，光复军在此举行总司令部的典礼仪式。

  1988年，随着一单位兴修职工家属楼，嘉陵宾馆终被拆除，取而代之是眼前这幢六层高的小居民楼。

  前些年，韩国人曾来这里缅怀。

  “莲花行馆”前世今生

  莲花行馆是抗战期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四迁其址的最终地点。它原是重庆商人苏伯溶的行馆。

  临时政府迁址之初，苏伯溶并不愿意将行馆借给韩国人，怕惹上意想不到的麻烦。

  为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秘书室秘书长闵石麟找到苏伯溶，介绍了韩国光复军从1919年开始，流亡海外，奋斗复国所作出的一切牺牲和努力。

  光复军的艰难历程深深打动了苏伯溶，他最终表示愿意将“莲花行馆”借给韩国临时政府使用。

  此后，“莲花行馆”一直作为韩国临时政府办公地使用，直至1945年11月，韩国光复军相关人士归国以后，行馆成为韩国驻华代表团办公地。

  1995年，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内部及陈列物的图)在此地成立并对外开放。

　　绸巾见证光复军成立

  1940年9月17日，在李子坝的嘉陵宾馆召开了光复军总司令部的典礼仪式。

  中韩两国政府的要员纷纷出席庆祝仪式，国民政府要员贺国光、吴铁城、冯玉祥、于右任、何应钦、白崇禧，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陈家康代)、董必武和沈钧儒、陶行知等各界人士及在渝韩侨应邀前往祝贺。

  在一块一米见方的绸巾上，中韩两国来宾先后用墨笔留下自己的名字。

  这块留有中韩两国友谊见证的历史珍品，今被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陈列馆收藏。

　　链接

  新华日报关于光复军的二则报道

  一则：1942年10月3日，《新华日报》以《平津道上韩光复军活跃》为题，称“韩国光复军某部，在平津沿线建立根据点工作甚佳，与敌军中之韩民取得密切联系，消息常通，韩民纷纷来归，参加光复故国工作。敌寇大为慌恐，现将该线韩人撤离前线，集中城市，加以监视。”

  二则：1942年10月6日《新华日报》以《韩光复军活跃冀豫边境》为题，报道光复军在抗敌前线的战斗：活跃于冀豫边境武安县一带之韩国光复军，对敌宣传，颇著成效，使敌军士气颓丧，厌战之心益炽，敌酋甚为恐慌。某日派兵大举围攻光复军某部。以众寡不敌，该部乃暂退守屋顶继续抵御，卒以手榴弹奋勇突破重围，安然脱险，并毙敌三十余人。


http://www.cqybq.gov.cn/news/200802/news_20080209181401.html

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的岁月



　　　　　　　　　　　　　　　　　　　　　　　　　　　　　　秦 风



　　　　　　　　　　楔 子

　　1999年，我应邀去了趟韩国。期间，一位韩国学者给我看了一幅韩国光复军在重庆成立时来宾签名的礼巾。这是一方原色绸布，上面密密麻麻地签满了显赫的人物，周恩来的名字也在其中。在众多的签名里，周恩来的名字并不特别醒目，但韩国方面却因之找寻到自己与中国之间的历史联系。

　　这位学者说，韩国政府曾把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物精心地复制了50份，分送给国内的政要闻人，他也获此殊荣。随后我又到了汉城近郊的大韩民国独立纪念馆，对于民族精神异常浓烈的韩国人民而言，这里彷佛他们的革命圣殿，是流亡海外前辈抗争不懈的血泪史。

　　说起来，韩国是我去的第一个外国。1979年初，我曾去过韩国。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年纪的我实际上什么都不知道，只记得同行的其他学校的女学生个个如花似玉，板门店停战区覆盖着厚厚的白雪，天色灰暗。同学们初次感受细雪飘脸上，都兴奋无比，青春笑颜似乎永远跳跃在那过往的一刹那。我还记得，由于实行宵禁，我们必须在晚上12点以前赶回旅馆，汉城的夜晚只见零落的灯火，军事管制的气氛相当浓厚。

　　　　　　　　　　韩国独立运动的由来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在埃及开罗举行会议。会议共进行了四天，主要讨论如何安排战后的世界局势。随后，三国发表了著名的“开罗宣言”，称：“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定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扩展领土之意思。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所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归还中国。其它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我三大同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适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





　　这是战后韩国独立最早的国际法依据，写入了今天韩国的历史教科书里，不过其具体独立的时间与程序犹待进一步讨论，尤其英国政府坚持加入“适当时期”的字眼，更为以后留下了伏笔。1894年甲午战争后，日本势力正式进入朝鲜半岛。三国干涉还辽之后，朝鲜王室闵妃引进俄国势力，使得日俄两国各据朝鲜一方，形成权力均势，皇室尚能苟安一时。不过1905年日俄战争，俄国惨败，退出朝鲜与南满，日本终于完全掌控了朝鲜。近年韩国著名的电视剧《明成皇后》正是描述此一时期李朝宫廷内外发生的事情，包括软弱无能的君主、顽固不冥的守旧势力，蛮横无礼的外国使节以及忧国忧民的忠贞之士，无论场景、人物和对话都会让中国人想到同一时期的自己。不过，朝鲜民族的性格似乎特别刚烈。在弱小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下，他们暂时没有能力组织集体的反抗，不过个别韩国志士的胆识与必死的决心却超乎常人的想象。1909年，流亡中国东北的韩国志士安重根等人在哈尔滨车站狙击日本重臣伊藤博文，造成伊藤重伤身亡，安重根随后也牺牲于旅顺监狱。安重根的赴难并没有阻止隔年日本正式并吞朝鲜，但它却预示了日本统治朝鲜将面对难以想象的反抗，同时也注定了，由于地缘和同样受到侵略的命运，朝鲜独立运动势必与中国发生密切的关系。朝鲜亡国的第二年，中国即爆发了辛亥革命，韩籍同盟会员金圭植参加了革命，随后并成立了同济社此一独立运动团体，同时流亡于中国、俄国和美国的韩国人士所成立的爱国团体也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巴黎和会举行，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倡“民族自决”，给予海内外韩人极大的鼓励。3月1日，以学校学生为主的30万群众聚集在汉城钟路的“塔公园”，宣读“独立宣言书”，高呼“大韩独立万岁”，人潮汹涌，气壮山河。　




韩国“三一革命运动”中被日警逮捕的抗日志士。



　1939年，旅居中国汉口的韩国侨民举行纪念“三一革命”的街头演出。

　　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韩人在“独立宣言”中引古述今，颇有康、梁之风，事实上这份宣言发表后的两个月，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知识分子救亡图存、力求革新的激愤，中韩人民的心境并无二致；不同的是，韩国已亡国，中国尚存一息，然而两国人民任人宰割的心境却是同一历史命运的产物。面对韩人突然爆发集体反抗，日本当局采取了血腥的武力镇压，到处派出军警枪击群众，追捕抗日志士，延续数年。后来据日本当局自己的统计，这次运动前后参加人员计一百三十六万余人，被杀害的有六千余人，入狱的有五万多人，其它被焚毁的教堂、学校、宅第不计其数。尽管“三一运动”功败垂成，但在韩国人民心目中却象征伟大的纪元的开始，从李朝末年坎坷的国运以致昏臣卖国的无奈中，韩国人民终于彻底觉醒，并认识到提高本身的文化和教育是争取独立与迈向新时代之根本。

　　　　　　　　　　中国成为韩国海外独立运动的大本营

　　“三一运动”后，大批韩人流亡海外，并在东北成立了“韩国独立军”，转战于长白山之间，同时也先后出现了三个临时政府：海参崴的大韩民国议会政府、汉城政府、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上三个临时政府的重要成员有些是重叠的，尤其汉城置于日本当局严格的军事管控之中，所谓汉城政府成员许多是在海外，仅为一虚拟的名义。因此，最后还是落实在环境最适合的上海临时政府。1919年4月10日，首次临时议政院会议在上海法租界召开，选出李东宁、孙道贞担任议长和副议长，接着选出国务总理李承晚、内务部长安昌浩、外务部长金圭植等阁员。会议还决定结束君主制，实行共和，国号为大韩民国。接着在安昌浩的斡旋之下，积极整合各派力量，独立运动人士同意解散海参崴和上海的临时政府，承认由韩国13个道代表创立的汉城政府为正统，并在继承此法统的基础上改组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9月6日，临时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宪法，议政院选出李承晚为临时大总统，并由他任命国务总理李东辉、内务总长李东宁、外务总长朴容万、法务总长申奎植等阁员，并立刻展开国际宣传活动，争取各国支持韩国独立运动。这里顺便提到，这一年出生于平壤贫农家庭的金日成刚好7岁，六年后随着父亲到中国东北吉林，逐步走上另一条抗日革命之路。

　　尽管“三一运动”催生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但内部宗派主义浓厚、革命思想分歧，以致派系纷争激烈，几致水火不容。1921年李承晚带着亲信干部前往美国，从此留在美国进行游说工作，未再回到上海。就当时国际环境而言，美英法等国对韩国独立运动反应冷漠，只有战略上受日本直接威胁的中国与苏联积极支持韩国志士，然而当时的中国困于军阀割据的乱局，自顾不暇，不过随着中国革命力量迅速兴起，中韩双方立刻密切地联合在一起。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政府，临时政府立刻派金圭植为专使，向孙中山提出合作的请求，其中包括了由中国军事学校收容韩籍学生。事实上，临时政府驻广州的代表濮纯本身就是中华革命党党员。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第四期吸收了一批韩籍学生，为了避开日本特务的侦查，他们都有中韩双重国籍，而且使用假名。两年后国民革命军北伐，韩籍学生担任了军中基层干部，一些人并自行脱队，到东北参加独立军的武装行动。1926年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另设立特别班，接纳新一批韩籍学生。换言之，随着国民政府军事力量的壮大，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已不仅是口头上道义上的，而是有具体的计划和行动，主要负责的是国民党的中央组织系统的陈果夫、陈立夫以及掌管军事政工系统的贺衷寒、邓文仪、戴笠等人。至于协助培养军事人才方面，1932年国府军委会与朝鲜民族革命党党魁、黄埔毕业生金若山在南京汤山合办干部训练班第六队，即“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共收韩籍学生17名，后又再收二期学生，共计80人。1935年军委会别动总队长康泽与金若山在江西合办政训班朝鲜学生队，以敌后情报特工为训练目标，计收84名韩生。以上这些革命青年后来就成为金若山所创“朝鲜义勇队”的骨干分子；此外，国民党组织部与临时政府亦合办了多个训练班，包括1932年在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军官训练班设第十七队，收韩生92名，1934年南京中央军校设特班，收韩生50名，中央军校第十期收韩生17名，第十一期收20名。1935年又设韩国独立军特务队预备训练所，收28人。以上韩国青年后来大多成为“韩国光复军”的骨干。

　　　　　　　　　　“虹口公园事件”

　　在训练韩籍青年的同时，临时政府在上海也有一番轰轰烈烈的表现，其中举世瞩目是1932年4月29日的“虹口公园事件”。时机刚好在日本连续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热河战役等侵略气焰达到最嚣张的一刻，4月29日，日本军政要人和日侨在上海日租界的虹口公园庆祝“天长节”（天皇的生日），临时政府国务委员兼警察厅长金九组织的“韩人爱国团”团员尹奉吉，向台上日本军政首长投掷炸弹，造成驻上海陆军总司令白川义则、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和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的死伤，使得这场原本要庆祝“上海事变”的庆祝仪式变得狼狈不堪，在惊惶中解散。尹奉吉当场被捕牺牲。这一事件震惊国际，对于饱受日军欺凌的中国人而言，更是大大出了一口气，官方虽不能公开庆祝，但内心窃喜实不言而喻。事实上，虹口公园事件使得国民政府对韩国独立人士的反抗意志刮目相看，并开始全力施予援助。这里有必要提到金九继李承晚成为临时政府主席的背景，金九原任临时政府国务委员，此仅为一虚衔，不过其另一职务警察厅长兼上海韩侨会会长，却肩负保护临时政府成员安全的重责大任，以及掌握情报、组织群众等实际工作，足以发挥真正的力量。金九所领导的秘密团体“韩人爱国团”团员李奉昌于1932年1月，在东京日本宫城樱田门前投弹炸裕仁天皇，虽未成功，但已震惊日本国内。“虹口公园事件”更使金九一战成名，也使抗日活动的国际宣传达到空前。为了躲避日警的追捕，临时政府只好迁到杭州，重要成员此后奔波于杭州、嘉兴两地。1933年5月，经过江苏省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的安排，金九由朴赞翊陪同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校长室拜会了蒋介石，达成了中国对韩国独立运动培训军官的协议，同时增加对临时政府的财务援助，这次会见表明国民政府对金九的正式支持，也确认了金九在临时政府的领导地位。

　　　　　　　　　　抗战爆发，中韩合作局面一新

　　面对中韩抗日斗争合作日趋密切，日本也曾利用经济手段间离中韩人民，如将数百万的韩侨迁居到中国东北，造成与当地中国百姓生存资源的争夺，同时又唆使一些附从日军的韩奸，狐假虎威，欺压善良百姓，1931年6月的“万宝山事件”即是日本背后鼓动的结果。又如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军队和特务机关所雇佣的翻译，在中国北方多为通晓中国话的韩人，这些韩奸无恶不作，令当地中国人痛恨不已，而有“高丽棒子”之称，以致抗战胜利后北平一些餐馆竟有“韩人不准入内”的字样，遭到韩侨向国民政府投诉。当时国府对韩事务的负责官员邵毓麟为此特别找了中央社记者，公开说明日本军阀分化中韩人民的感情以利其侵略的恶毒作法，战后既然中国已决定宽待日本敌人，岂可歧视同受侵略压榨的韩人，因此吁请民众改正对待韩侨的观念。邵毓麟还拜访了北平警察局长陈焯，饬属劝阻少数人受到误导的行为。



　1939年，日俘收容所举行韩国籍俘虏加入朝鲜义勇队仪式。



新编入朝鲜义勇队的韩籍战士。



朝鲜义勇队中的女队员。许多韩国女子被日军强征担任随军护士，被俘后多被动员参加了义勇队，投身抗日独立运动。

　　总之，1932年之后，国民政府援韩成为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韩人也感到随着日本加快了侵华的脚步，战争气氛浓厚，中国全面抗战即将爆发，韩国民族解放的时机也将来临，为此，在华韩侨兴起了就读中国军校的热潮，临时政府的成员多将子女送到中国学校念书，如金九的儿子金信即毕业于中国航空学校（后曾任韩国空军总司令），他们在中国成长受教育，汉文水平与中国人无异，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民政府从南京迁至武汉，后再迁于重庆，韩国临时政府也随之疏散西迁，1939年5月迁到四川省南部的綦江，距重庆只有一百里地。尽管临时政府未及展开军事活动，但李范、金弘一以及一些中国军校毕业的韩国青年直接以中国军队的一分子赴火线作战。1938年10月，金若山运用他在国府军委政治部的关系抢先在汉口组建了“朝鲜义勇队”，初期有120名队员，左翼色彩较浓，与中共方面有着密切联系。该队下有两个分队，隶属军委政治部战地工作队，尽管这是中国政府直接协助成立的朝鲜武装部队，达成了临时政府长年追求建军的梦想，不过金若山是临时政府中的反对派，与金九存有间隙，因此朝鲜义勇队的成立对金九多少造成领导权的挑战。1939年初，蒋介石分别找了金九和金若山谈话，希望能摒弃成见，团结抗日。虽然在国府最高当局的撮合之下，两人在7月间联合发表了一封“告同志同胞书”，但因美洲一些韩侨团体抵制金若山的左翼色彩，使得金若山最终仍决定独自行动，又增建义勇队第三分队，并派到前线与中国战地工作人员一起，进行对日军广播、审讯日俘和翻译截获的日军文件等工作，到1940年义勇队已发展到318人。1941年初，义勇队奉令前往河南北部和湖北进行游击战，4月，主力队员120人由朴孝三和金世日率领，集体投向八路军，由于国共两党已由初期的密切合作转为渐生磨擦，朝鲜义勇队的主力队员投向中共，造成国民党对金若山不满，也迫使金若山放弃原来反对金九的立场，于1941年发表声明加入临时政府。



1940年，韩国光复军在重庆成立，刘峙将军代表中国政府致贺。右为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

　1940年，韩国光复军成立典礼合影。中间着深色衣服者为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其右为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


1943年，旅居中国的韩国人在重庆举行自由韩国人大会，一位爱国志士在慷慨陈词。


抗战期间，韩国临时政府设在重庆的办公处。

　　至于金九这边，1940年4月，则由金九的韩国国民党、赵素昂的韩国独立党、李青天的朝鲜革命党三党合组新的韩国独立党，作为临时政府的执政党。9月，临时政府由綦江迁重庆，并且在嘉陵宾馆举行了韩国光复军的成立典礼。这是韩国临时政府首次走出地下，光明正大地向海内外亮相。这场盛会出席的中方要人超过百人，盛况空前，包括中共代表周恩来（当时是以国府军委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前来）。金九为临时政府主席，李始荣为财务部长，曹成焕为军务部长，赵琬九为内务部长，李青天为光复军总司令，李范为参谋长。临时政府宣布，光复军的前身是原韩国军队，是继承了抗日义军和独立军33年抗日斗争传统的武装独立团体。尽管光复军的成立鼓舞了海内外韩人的士气，不过一年间光复军的扩展计划却原地踏步，主要是国府高层对于如何整合光复军与朝鲜义勇队感到十分困惑，最后蒋介石下令何应钦强行合并两部，金若山终于被迫同意将朝鲜义勇队合并于光复军，金若山屈居副总司令的虚职，失去了指挥部队的实权，愤愤不平。日本投降后，金若山还是选择忠于本身的思想，投奔了北朝鲜。不过光复军的规模较小，只有四个支队，粮饷军备盖由军委会拨给，主要任务仍以支持中国军队的战地工作为主，尢其是向日军中的韩籍士兵进行政治宣传，并且作为韩国独立的主权象征之一。

　　　　　　　　　　中国积极推动朝鲜战后独立，几遭挫折

　　1942年12月，蒋介石核定了一个“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指定当时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组织部长朱家骅、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等三人为最高负责人，其中提到“在适当时期，先他国而承认临时政府。”这意味着随着局势的进展，有关韩国独立的国际问题将接踵而至。1943年初，国府外交部情报司长邵毓麟在《大公报》写了一篇文章，主张战后韩国应即独立，文章指出：“朝鲜的独立，已为必然之结论。朝鲜为日本大陆侵略的跳板，其独立之被侵，为甲午战争之起点，为日俄战之诱因，且亦为此太平洋战争之远因。故其独立之重建，应为目前中日战之归宿，事实上殆亦已成为同盟国协同作战之一共同目标矣。” 这篇文章被视为中国政府对战后朝鲜的地位问题首度公开表态。这年的年底，中国的代表即以此论点在开罗会议为朝鲜人民仗义执言，并将其列入会议声明，不过真正独立的过程仍是一艰苦的过程，主要是美英苏三国为战争的全球局势暗中正展开角力。首先，苏联对朝鲜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这从后来的“雅尔塔条约”中充分表现出来，美英为了抵制苏联，规划出战后朝鲜由国际托管五年的构念，表面的理由是韩国亡国多年，缺乏足够的行政管理干部，韩国派系林立，短时间难以整合出一团结的政府等等，实际目的还是跟苏联争夺势力范围，英国的说法尤其露骨，开罗会议中甚至建议将宣言中的“使朝鲜成为一自由与独立的国家”改成为“使朝鲜脱离日本之统治”，使之地位不明，反映这个老牌殖民帝国玩弄他国命运的惯伎。尽管国民政府强烈反对，但因国力不足，也无可奈何。蒋介石在开罗会议后的日记上写道：“开罗会议之经验，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彼对美国之主张，亦决不肯有所迁就，作为报答美国救英之表示。其于中国存亡生死，则更不值一顾矣。”不过英国方面也有自己的说法，战后丘吉尔在回忆录中说美苏才是划分战后世界大局的要角，英国常在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由美国单方面通知。总之，从1944年起，美苏英中各国在官方和半官方的场合中就朝鲜问题继续角力，事实证明，中国最后被抛到一边。1945年2月，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在黑海之滨的雅尔塔举行秘密会议并订立密约，主要内容是三国议定苏联于德国投降、欧战结束之二三个月内，将协助盟国对日作战。战后库页岛南部及其毗连之各岛应归还苏联，大连港应辟为自由港，苏联在该港的优越地位应获保障，旅顺则为苏联租用的海军基地。此外，中东铁路及通往大连的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双方共组公司联合经营等等。美苏还口头协议，双方将以北纬38度为界分别占领南北朝鲜。这项密约，无论从中国人还是韩国人的角度来看，都是触目惊心，倍感屈辱。

　　1945年8月中旬，日本投降，中国人民欢欣鼓舞，喜极而泣，但雅尔塔密约所瓜分的美苏势力范围亦然成真，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和北朝鲜，美国军队则进驻南朝鲜，双方以北纬38度为界。这年底，美英苏三国外长举行“莫斯科会议”，决议韩国经由军事占领，由盟国托管五年后再予独立。1946年4月25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举行，又称“旧金山会议”，以美英苏中的名义邀请其他国家参加。韩国既未独立，临时政府也未被各国承认，自然不在邀请之列，不过国民政府仍协助临时政府以观察员身份派遣代表团列席，却遭美国以各种借口拒发签证，只好由旅美的韩国独立领袖李承晚、韩始大、田景武等人前往旧金山，与中国代表共同进行反托管的宣传活动，以确保实现“开罗会议”对朝鲜独立的保证。然而会议进行中，雅尔塔秘密协议的内容传出，中韩人员均惊讶不已，原来他们根本是白忙一场，中国东三省和朝鲜的战后命运早已经被美英苏三国私自决定了，中国由抗战胜利所得到的“世界四强”只是一场自我陶醉罢了。

　　　　　　　　　　归国之后

　　同一时间，临时政府人员正等待返回韩国，然而国民党却忙着本身的事务，包括接收大批沦陷的土地，与共产党谈判等等，临时政府返韩也需要美军派飞机运送始能成行，又由于美国政府已决定朝鲜交由国际托管，故不拟承认临时政府的地位，而是委婉地告诉国民党：“美国政府对于韩国国外任何政治团体，均不拟绝对协助。惟按诸韩国现状，凡有建设能力之个人，愿在军政府范围内工作者，自当奖励其进入韩境。如有机位，必得以美军管理之飞机运送。”11月初，临时政府返韩行程终于排定，蒋介石在渝宴请金九主席及临时政府成员，场面既温馨也有几分感伤。他们在中国多年，尤其最后八年在山城重庆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患难与共，对中国的土地和人民早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感，他们的下一代更是在中国长大，如今突然要告别中国，自然不舍；不过他们的人生目标毕竟是为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奋斗，如今日本战败投降，他们自然欣喜万分，然而所谓国际托管下的朝鲜究竟如何？前景又似一片茫然，返韩后仍有漫漫长路要走。尽管金九不可能宣布解散临时政府，但现实是，他们必须放下26年的艰苦奋斗，以平民的身份返国。11月5日，金九一行由渝飞沪，当晚前往原日本租界的虹口公园，出席上海韩侨欢迎大会，金九面对台下欢呼如雷的同胞，百感交集，13年前就在这里他指派的尹奉吉干了一件轰动海内外的大事，以身殉国，如今同一地方已不见日人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满场飘扬的韩国国旗。金九旧地重游，直到23日才由驻韩美军当局安排，搭机返韩。（部分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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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吉鸿昌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30 日

　

　　吉鸿昌（1895.10.18-1934. 11.24 ） 抗日爱国名将，原名恒立，字世五，汉族，河南扶沟人,中国抗日将领,民族英雄。1895年10月18日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受家父影响，吉鸿昌幼年即具有爱国思想。1913年秋天，不满18岁的吉鸿昌便投到冯玉祥部当兵。他因吃苦耐劳、智勇正直被冯赏识，提升为手枪连连长，不久又提升为营长。当外国人都在歧视中国人的时候，吉鸿昌在自己胸前挂上“我是中国人”的牌子，真可谓是爱国名将。
　　1921年，吉鸿昌回乡探亲时，拿出全部积蓄，利用一所破庙作校舍，创办了“吕北初级小学”。吉鸿昌立下规定：凡是贫家子弟，一律免费上学。学校规模一度壮大，曾被誉为“豫东第一”。
　　1925年10月，吉鸿昌升任绥远省督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处长。不久又被任命为第36旅旅长。十几年里，吉鸿昌虽不断升官，但却丝毫没有改变“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初衷，时刻铭记着父亲“作官即不许发财”的教诲，平时省吃俭用，兴办公益事业。他严于律己，也约束部队不许扰民。吉鸿昌结识共产党员宣侠父等人，开始接触革命思想。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吉鸿昌率部参加了西安之战。1927年4月，吉鸿昌所部扩编为第19师，升任师长，归属冯部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所辖。国民革命军沿陇海路东征，吉鸿昌率部攻克洛阳、巩县，又强渡黄河，占领豫北重镇新乡，奉军被打得抱头鼠窜。吉鸿昌所部被誉为“铁军”。
　　1928年任第30师师长，调防甘肃天水。 1929年7月，吉鸿昌进兵宁夏，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10军军长。他整饬了军队和吏治，致力于汉回团结，提出了“开发大西北”的口号，决心为民兴利除弊。
　　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奉命率部从宁夏出潼关，参加讨蒋大战。9月，冯玉祥的西北军战败。吉鸿昌为了保存实力，接受蒋介石改编，就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不久被蒋派往光山、商城一带进攻鄂豫皖苏区。
　　吉鸿昌对进攻苏区十分反感。他“托病”到上海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随后又化装到鄂豫皖苏区进行了考察，思想上受到很大触动。随后曾在潢川组织所部起义参加工农红军未果。蒋介石发现吉鸿昌有“谋反”之意，便解除了他的军职，逼迫他出国“考察”。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而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 ，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
　　在国外，吉鸿昌利用记者的采访，以事实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并斥责英国纵容日本侵略中国和蒋介石对日妥协的丑恶行径。在德国，吉鸿昌曾多次要求到苏联参观访问，遭到蒋介石反动政府使馆的百般刁难，不予签证。悲愤之下，吉鸿昌挥笔疾书：“渴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吉鸿昌闻讯立即回国寓居天津，秘密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不久，他整理出版了《环球视察记》，借以抒发他忧国报国的热情。同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旧军人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他按照党的指示，到湖北黄陂、宋埠一带召集旧部策划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赴泰山动员冯玉祥出山组织武装抗日。吉鸿昌毁家纾难，变卖家产6万元购买武器，积极联络各地抗日零散武装，作起兵抗日准备。
　　1933年5月26日，吉鸿昌同冯玉祥、方振武等抗日将领依靠苏联的武器支援和集合东北义勇军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兼第2军军长。败退的热河军，蒙古族武装，察哈尔当地民团和一些当地的土匪武装建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2军军长，旋任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部向察北伪军进击,在收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城池后，吉鸿昌又指挥部队向多伦进攻。经过五昼夜血战，7月12日终于收复多伦。察北四城的收复，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然而，蒋介石却反诬同盟军破坏“国策”，令何应钦指挥16个师与日军夹击同盟军。
　　1933年8月26日，吉鸿昌率领3000多人试图去商都同抗日同盟军高树勋会合，建立苏区。但遭到国民党军队拦截，苏区无法建立。吉鸿昌无奈之下找到了方振武，准备一同进攻由国民革命军驻守的北平城。9月21日，行进到日军和国军交界的非武装区。日军飞机投放传单，要求吉鸿昌部队3日内离开，不然派兵剿灭，吉鸿昌在3日内离开了。10月10日，吉鸿昌部队在进攻到北平附近的昌平被中央军，晋军，西北军包围，军队哗变崩溃。
　　随后，日军主力在察边境集结，并驱使败退伪军准备重新进攻。苏联在国民政府的压力之下也停止了对同盟军的支援。国民政府中央也派出要员去说服同盟军领袖冯玉祥放弃独立割据的念头，将部队交给中央指挥。而中共则在同盟军内部开始宣传策反，准备将抗日同盟军发展成红军，在河北山西建立苏区。内忧外患之时，同盟军内部的东北义勇军部首先表示归附中央。冯玉祥也发表声明取消了同盟军司令的头衔。8月15日，伪军重新进攻多伦。分崩离析的同盟军不敢正面对抗。在15日夜连夜不战放弃多伦，全军转移。转移之后，剩下的5万抗日同盟军彻底瓦解。
　　吉鸿昌战至10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为了保存抗日实力，吉鸿昌与方振武到国民党第32军驻地同商震谈判。不料，蒋介石却电令商震把吉鸿昌和方振武押送北平审问。途中，吉鸿昌用计使方振武脱身。车行至北平城外，押送人员在吉鸿昌感化下，冒着生命危险放走了吉鸿昌。

  
　　天津吉鸿昌旧居


  1934年5月，吉鸿昌回到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为主任委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他家三楼一角，设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族战旗》报。他的住宅也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因而被党内同志称为“红楼”。
　　1934年11月9日晚，吉鸿昌在法租界秘密开会时遭军统特务暗杀受伤，被法国工部局逮捕，后引渡到北平军分会。11月23日，北平军分会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军法会审”。吉鸿昌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为我们党的主义，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这正是我的光荣……”
　　1934年11月24日是吉鸿昌殉难的日子。面对“立时枪决”的命令，吉鸿昌镇定安详地向敌人要来纸和笔，挥笔疾书，写了自己坎坷曲折而终于走向革命道路的一生，历述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种种丑行。在给夫人胡红霞的遗嘱中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吉鸿昌披上斗篷，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他用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吉鸿昌声色俱厉地对特务喝道：“我为抗日而死，为革命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死后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把椅子来！”吉鸿昌又命令道：“到前面开枪！共产党员要死得光明正大，决不能在背后挨枪，我要亲眼看着蒋介石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特务在吉鸿昌面前颤抖着举起枪时，他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命万岁！”在这震山撼岳的呼喊声中，英勇的共产党员、中华民族的英雄吉鸿昌壮烈地牺牲了，年仅39岁。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吉鸿昌被定为全党褒扬的革命烈士。周恩来总理在1971年指出：“吉鸿昌同志由旧军人出身，后来参加共产党，牺牲时很英勇，从容就义，很有必要把他的事迹出书。”
　　1984年，在吉鸿昌烈士牺牲50周年前夕，扶沟人民在烈士陵园吉鸿昌烈士陈列馆前，为烈士塑了铜像。邓小平为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吉鸿昌将军牺牲五十周年纪念辑》题写了书名。聂荣臻亲笔题词：“民族英雄吉鸿昌烈士永垂不朽！”
　　1995年，在吉鸿昌烈士诞辰100周年之际，李鹏、乔石、李瑞环、刘华清、张爱萍、迟浩田、程思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为吉鸿昌烈士题了词。


吉鸿昌烈士诗二首
　　（一）
　　渴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
　　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
　　（二）
　　《就义诗》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附录：缅怀吉鸿昌将军诗词
　　《缅怀吉鸿昌将军》
　　没能东北死，却在北平亡。
　　中华民族泪，一齐恸国殇。
　　——（上海）张志真
　　《祭吉鸿昌将军》
　　男儿年少多英武，壮志弥天抵外辱。
　　遍点春秋多少事，腰佩吴钩震胡虏。
　　——（大连）李尔格

  
吉鸿昌墓

　　郑州吉鸿昌墓吉鸿昌墓位于郑州市西郊烈士陵园内。他的墓用水泥砌成长方形，墓前立一石碑，碑首嵌有吉鸿昌烈士瓷像。距墓冢90米处建有纪念碑和纪念亭。纪念碑上镌刻胡耀邦题写的“吉鸿昌烈士纪念碑”八个大字。墓冢四周松柏翠绿，令人有庄严肃穆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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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2000888

唐继尧担保李范奭上讲武堂



李将军从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时的照片

　　“也许去年注定是我和韩国与陆军讲武堂那段历史结缘的一年。”龙东林说。2005年9月，龙东林前往韩国参加《世界生活文化论坛》，就住在金俊烨先生的一个学生家里。金的这位学生曾在北大留学，名叫朴中一，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在朴中一谈到有关韩国抗日将领在昆明受训的历史的疑案时，朴中一对此事十分感兴趣，在龙东林回到昆明后不久，就收到朴中一寄来的有关李范奭将军的传记《铁骥将军——李范奭先生》，“就是这本传记，李范奭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的是骑兵，一生酷爱骑马。看！这些是他骑马的照片，直到老了，他都保持着骑马的习惯。”龙东林拿着韩国寄来的珍贵资料说。



　　在讲武堂主修骑兵，李将军一生酷爱骑马

　　有资料说，李范奭是朝鲜皇室李氏的后裔，他15岁的时候，即1915年11月，跟着韩国民族复兴运动领袖吕运亨，乔装成日本学生经鸭绿江铁路亡命中国，到上海参加了韩国流亡者的复国运动，进入杭州军官预备学校。在上海时认识了韩民族的复国志士申圭植，1916年经申圭植向唐继尧推荐，由唐亲自担保以南洋华侨“李国根”为名，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校，成为第12期的学员。由于李当时刚16岁，不够军校规定的18岁入伍年龄，唐便作主把李的年龄调高了两岁。这之后，研究云南讲武堂历史的卜宝怡先生也提供了李范奭以“李国根”为名进入讲武堂学习的资料，这样两个资料互相印证了。

　　据龙东林了解，云南陆军讲武堂包括后来改为黄埔军校五分校后，先后为韩国光复军培养了约50余名高级将领，包括韩国的空军总参谋长金信上将、曾在中国参加过多次对日空战的韩国空军英雄李英茂等创建韩军队的元老级人物。另外还有崔庸健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只可惜，我们现在的资料，只对李范奭与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关系了解得稍微清楚一些。

　　追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历史，作为中国最早的军官培养学校之一，它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人民争取民族复兴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为包括韩国、越南、缅甸、菲律宾、马来西亚等被殖民国家、被压迫民族培养过抗击外来侵略者的重要军事人才。云南陆军讲武堂兴办于1909年，远早于黄埔军校，黄埔军校的作训部主任叶剑英即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第12期毕业生，他与李范奭将军同期。



李将军骑马检阅部队


　　龙东林说，李范奭将军从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参加了东北早期的韩国抗日武装，1937年以前在东北抗日战场上，中韩两国的抗日武装与日军作战大小3800多次，其中有韩国反日武装参与和发起的作战达3300多次。在中国流亡的朝鲜人最多时曾达120万人，很多韩国军人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不少人还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仅在四野的部队中就有3个整编的朝鲜师。

　　李范奭将军同时是一位传奇式的英雄。他直接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名篇《北极风情画》。1940年，李范奭结识了一位中国作家，曾经与这位作家长谈，两年后，作家将长谈的内容通过报纸以连载小说的形式发表，引起了轰动。

　　龙东林感慨：我们对讲武堂了解得太少

　　龙东林说，韩国人中，对云南陆军讲武堂与韩光复军历史的关系，了解的并不多。

　　昆明人呢？也是极少的人知道这段历史，对云南陆军讲武堂的了解也极为有限。

　　龙先生说：“我们了解的东西还太少。每当我研究抗战时期的昆明，对那时昆明人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事迹就有太多的感慨。比如当时昆明的教育奇迹，那时昆明有联大，联大出了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和那么多的‘两弹一星’的担纲人，当时我们有陆军讲武堂，讲武堂培养了那么多国家的军队元戎，我们还办有航空学校，这是中国最早的航校之一，后改名国军空军军官学校，抗日战争期间曾在昆明培养了大批中国空军军官……我们应该反思，我们不应该忘记过去。即使在今天，我们昆明仍该承继那样一种敢为天下先的传统。”

编辑：陈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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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爱国名将郝梦龄




　郝梦龄(1898.2.18—1937), 字锡九，汉族，河北藁城县庄合村人。家庭世代务农。他家境十分贫寒，只读了三年私塾就被父亲送到一家杂货店当学徒，后因不堪忍受老板虐待，投奔奉军魏益三部当兵。魏益三看他勤奋好学，先后把他送往陆军军官小学、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从1921年起，郝梦龄在魏益三部任营长、团长。1926年跟随魏益三归属冯玉祥的国民军，任第四军第二十六旅旅长。在北伐战争中，由于他作战英勇，升任第四军第二师师长。打下郑州后部队改编，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十四师师长。1930年中原大战后，兼任郑州警备司令。后升为第九军副军长、军长等职。

　　1937年5月，调四川山洞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行至重庆，得悉卢沟桥事变爆发，郝梦龄请缨北上抗日，此前他对妻子说：“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经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应该去抗战，应该与敌人拼。”当他率部经过武汉与家人告别时，对儿女们说：“我爱你们，但是我更爱我们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人，如果国家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他不忍看到行前家人哭哭啼啼，便悄悄写下遗书，让孩子们日后拆阅。他写道：“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老大人。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

　　郝梦龄到达石家庄后，指挥第9军和晋绥军第19军、第35五军、第61军坚守忻口以北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线的主阵地。战前，他鼓励官兵说：“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即无存，哪有官长。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在决战前夕他给妻子的信中说：“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成功便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既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女教育当然不成问题……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为国家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



　　10月11日，日军指挥官板垣征四郎指挥日本第5师团，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倾全力向忻口阵地发起猛攻。面对强敌，郝梦龄毫无惧色，亲临第一线指挥第9军在日军飞机、大炮轰炸时掩蔽起来，日军炮火一停，冲上阵地用步兵武器狠狠打击日军，多次与日军展开了白刃肉搏，战况之惨烈，双方损失惨重。10月12日，南怀化主阵地被日军攻破，第9军与日军在忻口两北、南怀化东北的 204高地上展开激烈的拉锯战，一昼夜竟易手13次之多，终于占领了204高地，第9军损失惨重。为了坚守阵地，郝梦龄对阵地上的将士说：“先前我们一团人守这个阵地，现在只剩下一连人还是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这个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一天就不算完。出发之前，我已在家中写下遗嘱，打不败日军决不生还。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是先退，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管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10月15日夜，总司令卫立煌给郝梦龄增派了7个旅，并命令他分三路夹击日军。16日凌晨，郝梦龄率部队对日军阵地发起了攻击，枪炮声如雷，喊杀声震天，日军节节败退。第9军乘胜追击日军，混战中，郝梦龄不幸被日军机枪子弹打中，壮烈牺牲，时年39岁。

　　10月24日，其灵柩由太原运至武汉。11月16日武汉各界举行公祭，后以国葬仪式安其遗体于武昌卓刀泉，万余人参加葬礼。12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追赠其为陆军上将。1938年3月12日，延安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会，毛泽东在会上高度评价其抗日殉国的精神。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其为革命烈士，并颁发了烈士证书。武汉市人民政府重修其陵墓，并将汉口吉林路复名为“郝梦龄路”。

武汉人民恭迎郝梦龄、刘家琪灵柩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30 日

武汉人民恭迎郝梦龄、刘家琪灵柩

抗战中牺牲的第一位军长
　　郝梦龄将军是抗战初期牺牲在抗日疆场上的第一位军长。


郝梦龄烈士墓园
　　郝梦龄烈士墓园位于武汉市伏虎山西北侧的山腰间，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墓园坐东南、朝西北，墓的四周砌有0.8米高的砖沙水泥结构的围墙，
　　郝梦龄烈士墓碑占地面积约80平方米。前面有一宽25米的墓门，门前有宽1米的33级阶梯。
　　墓分为墓身和墓碑两部分，墓身高0.8米，宽2米，长3米，呈椭园形。
　　墓碑高3米、宽1.1米、厚0.75米，用水泥、砖、沙砌成的小塔，表层为水磨石，呈灰黑色，颇具民族风格。墓碑的正中镑刻着"郝梦龄烈士之墓"七个隶书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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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飞鹰高志航


高志航

　　（1907年5月14日—1937年11月21日），汉族，原名高铭久，字子恒，辽宁通化（今属吉林）人。
　
　1、早年经历

　　1924年考入东北陆军军官教育班，后被选派赴法国学习两年飞机驾驶，继而专修驱逐机专科。毕业后又授军士军衔前往南锡的法国陆军航空队第23驱逐团见习。1927年1月，高志航学成回国，任张学良部东北航空处飞鹰队少校队员,再担任东北航空教育班少校教官。九一八事变后，经一起学习飞行的老友邢铲非介绍前往国民党军政属所属的航空队任职。由于飞行事故，未能参加1932年1月28日爆发的一二八事变。为了继续飞行，他进入杭州笕桥中央航校高级班受训，后留校任教官。但由于其为东北军出身而不受重视遭到排挤，军衔由少校降为上尉。后由于在一次航空表演中的出色表现使得航校同意提拔其出任第8队队长，开始执教中央航校驱逐机班学员。
　　1934年春，高志航晋升为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辖21、22、23中队。1935年，高志航被派至意大利考察航空1年。后在飞行表演中表现出众，墨索里尼看过后也说，“这样技术的飞行员在意大利也是数一数二的。”
　　1935年五月归国后，高志航担任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及第四大队大队长。，协助总队长毛邦初工作，在南昌集训驱逐机部队所有飞行员。培养出如刘粹刚、柳哲生、董明德、李桂丹、郑少愚、乐以琴、罗英德等优秀飞行员。

　　2、战斗经历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为防止日军突破连云港，陷中原，下武汉、切断中方后方资源及退路，空军第四大队于七月中旬由原驻地江西南昌秘密进驻河南周家口机场待命昼夜随时备战。由于淞沪会战爆发，13日中午大队接到航委会命令，全队紧急转场华东，以杭州笕桥机场为前进基地。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14日当天早饭后，时任第四航空大队大队长高志航飞南京开会，行前指示空军第21中队队长李桂丹率21、22、23各中队按命令提前行动。下午，在经过冒雨、穿云，克服恶劣气象条件的长途飞行后，4大队21、23中队先行达到笕桥机场，高志航大队长也从南京直接飞抵笕桥。而此刻正好收到最新日机进袭情报，敌大型轰炸机若干向笕桥方向而来，高志航立刻前往起飞线前，以喊话、手势命令正在降落的21、23中队队员赶快再次起飞，利用最后一点余油拦截日机。高志航立刻驾机起飞，击落日机一架这是中国空军首次击落日机。在十多分钟的空战中，高志航击落日机一架,全大队击落日机三架(报告说击落6架日机,将战果夸大了一倍),而中国方面无一伤亡。当晚日本广播称“十八架飞机中,有十三架失去联络”。此事轰动全国。“8月14日”遂被定为国民党空军节。（此后的1939年9月，国民政府正式下令每年8月14日为空军节。）从此高志航与战友刘粹刚（1937年10月在支援忻口战役时，座机燃油告罄，迫降时不幸碰撞城楼而以身殉职，时年24岁。）、李桂丹（1938年2月在武汉保卫战中与日机互撞时牺牲，时年24岁）、乐以琴（1937年12月在与日军空战中，其座机被敌击中。跳伞时，为避日军射击，张伞过迟，壮烈殉国，时年22岁。）并称为中国空军“四大金刚”。8月15日晨，日本海军航空队第2航空战队派出多批34架飞机从“加贺”号航母上起飞袭向杭州。高志航击落日长机一架，共击落日机两架，后左臂中弹返回机场。杭州各界得知后，纷纷前往广慈医院慰问，时任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特汇来一万元大洋，并专电褒奖，责令送相对安全的汉口治疗。出院后，晋升为空军驱逐机上校司令，专责南京防空任务，指挥第三、四、五3个航空大队，并兼任第四航空大队大队长，第四航空大队亦被命名为“志航大队”。10月，日机入侵南京，高志航率机迎击，击落日机一架。中国空军在南京上空击落17架日机损失两架飞机。
　　1937年11月，高志航奉命赴兰州接收苏联援华的战机。根据命令他率援助的战机飞至周家口。因天气恶劣，留原地待命。11月21日，周家口机场接到报告，有１１架日机向该机场飞来。他立即下令作战，然而此时日军战机已飞至机场上空，在日机的俯冲轰炸下高志航登上座机，刚进入机舱既被早有准备的日军战机投下的炮弹炸中而殉国，时年30岁。同时殉国的还有第四航空大队军械长冯干卿、到机场送饭的伙夫郭万泰等六人。
　　牺牲时，高志航的双手还紧紧握着飞机的操纵杆。

　　3、身后评价
　　高志航牺牲的噩耗传到航委会，国民政府和军委会决定特追授其少将军衔，并由蒋介石主持，在汉口商务会大礼堂举行追悼会。蒋介石亲自献花圈致哀，上书“高志航英雄殉国，死之伟大，生之有威，永垂千古”。
　　高志航灵柩在湖北宜昌下葬。
　　台湾省空军将位于台湾台东县的空军基地命名为“志航基地”。
　　1993年7月18日，张学良为高志航题词：“东北飞鹰、空军战魂”。
　　2002年8月14日，“八·一四”空战大捷65周年纪念日，高志航烈士纪念馆（高志航故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通化市政府、北京航空联谊会等单位主持下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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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

　国难当头，云南妇女巾帼不让须眉的壮举，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赞誉。


云南的女童子军在昆明接受检阅。





“驼峰航线”惟一中国女护士


黄欢笑1941年香港玛丽医院护士照



美国空军医院里的护士黄欢笑



1944年，黄欢笑在美驻华十四空军云南驿基地医院


　　黄欢笑老人1912年出生于广东新会，4岁时全家移居澳门。她曾就读于香港玛丽医院高等护士学校，毕业后被聘为“英国皇家护士协会”的会员。1942年，她响应宋庆龄的号召加入了“中国同盟救护”组织，志愿到内地参加抗日，被分配到美国空军飞虎队医院——云南驿战地医院中担任护士，是当时30多名医护人员中惟一的中国人和惟一的女性，被誉为“驼峰天使”。


　　1941年日本法西斯占领了九龙、香港。刚毕业香港玛丽医院高等护士学校的黄欢笑正在九龙医院工作，医院布满了日本鬼子烧杀的病人和被强奸的妇女，不忍目睹。


　　日本侵略军占领九龙后，把九龙医院里的外国医护人员赶进集中营，把黄欢笑等港澳医护人员赶出医院。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生活来源，黄欢笑与五哥冒着危险从深水步乘小木船偷渡到香港，船一靠岸，一颗炮弹在水面打起巨浪，小船立即沉没。而他们幸免一难。但回到香港也没有出路，整个香港都有满街横行霸道的日本兵……


　　1942年日本法西斯把战火扩大到了东南亚，那年5月日本占领了缅甸日军大举展开对中国西南方的侵略行动。美军航空飞行作战及航运也就集中在昆明，这一年是战争最激烈的一年，也是决定黄欢笑命运的一年，在水深火热的香港,她遇到了玛丽医院的同班同学仙缔·陈(Santy.Chen，陈香梅的姐姐)，她的父亲是常住美国的外交官，所以她平时的信息很多，是个社会活动家，她也很热心。五十多年后在一篇报纸报道上才知道她的中文名叫陈香菊。仙缔·陈告诉黄欢笑，内地盟军医院需要会讲英文的护士，在日本占领香港后不久，玛丽医院已经有一批护士秘密到了昆明、重庆等地的美军医院工作。而当时黄欢笑因为在九龙不知道这消息。到那时才知道这消息，黄欢笑十分激动，如果能到内地盟军医院工作总比在香港看到日本鬼子的暴行好得多了。但她没有赶上当时有组织地直接坐飞机去内地，现在她要去只能是一个人自己想办法去。为了去内地参加抗战，她从香港到澳门是冒着很大的危险，第一次过码头时，被日本兵搜出她的护士服，把她拦了下来，不准她离开香港，把她吓坏了。过了几天，她把有可能暴露身份的证件放在玛丽医院，化装成良家妇女，侥幸的躲过日本人的检查。

　　1942年秋天在父亲的护送下乘船从澳门先到梧州，又混在难民里到了广西柳州，一路几经辛苦，年底终于到了重庆当天在美军总部找到了香港玛丽医院的同学LUSI黄(露丝黄)，她告诉黄欢笑现在最需要的是昆明美军医院。她没与家人商量，黄欢笑第三天就乘搭美军军机到达了昆明-美军飞虎队医院、昆明95美军医院。


　　1943年-1945年间医院常是那些英勇负伤的美军战士。黄欢笑在美军医院的香港护士也就来负责救护美军伤病员的工作。一九四四年一班美军护士来了,黄欢笑等香港女护士调到桂林美军医院，衡阳失守，医院里的护士们被分到成都重庆等内地美军医院，只有黄欢笑一个人又被分回云南,到了靠驼峰航线最前线的医院——美驻华十四空军云南驿战地医院。 当时在云南驿医院里有二三十位医护人员,全部都是美国军人，而且全都是男性，在她来到这医院之前，医院曾有个一两位女护士，但因为环境太艰苦，后来都走了。当黄欢笑来到这个医院后，这里有了一个中国人，而且是一位美丽的中国女护士。


　　在烽火前沿，黄欢笑目睹了太多的战争残酷。“驼峰航线太壮烈了。开辟航线之初就摔下来好多飞机。航线开通后，战事不断，几乎每天都有运输机和战斗机飞行员负伤被送到我们这个前线医院，经过紧急包扎和抢救之后，重伤者才被送往昆明的后方空军医院。”黄欢笑说。


　　从老人保存的历史照片上看，当时医院的条件非常简陋，只有几间平房，大多是抢救室和病房，多数医务人员则住在简易帐篷里。对那段历史，她评价道： “在美军医院工作的那几年，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虽然非常危险、劳累和艰苦，但我们每天都在救护前线下来的受伤英雄，每天都在等待着打胜仗的好消息。”史料记载，从1942年5月到1945年的3年间，“驼峰航线”上共坠毁飞机600多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1500多名。


　　然而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黄欢笑和美国同事们在云南高原，为抢救来华参战的美国空军战斗人员地勤人员并肩工作战斗，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战争结束后，黄欢笑和丈夫留在了昆明。2002年，相濡以沫59年的老伴与世长辞后，黄欢笑在儿女的陪伴下，回访了家乡澳门，游历了欧洲，走过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几个国家。当地媒体报道了这位传奇般的老人。她的经历尤其是关于战争的故事，引起爱好和平、反思战争的人们的瞩目和尊重。有报纸称赞：“感谢她把对和平的向往、对城市的爱，从亚洲带到欧洲。”

编辑：冯方印
http://history.kunming.cn/index/ ... 30/content_14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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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民族英雄范筑先


　　范筑先（1881－1938），原名金标，又名夺魁，字竹仙。山东馆陶（今属河北省）人，著名民族英雄、抗日烈士、爱国将领。
　　生平简介：出身贫农。9岁入私塾。13岁时因父病故而辍学务农。1904年，加入北洋军第四镇，当备补兵、副兵、正目。后调入天津北洋陆军讲武堂炮兵科深造，以优秀成绩毕业。后被提升为哨官、炮兵连长。深感民族危机严重，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渐发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立志富国强兵，建立民国。因此，拥护辛亥革命。1913年后，任中央陆军第四师炮兵营长、补充团长、师参谋长和第八旅旅长。后因厌恶军阀混战，抛弃高官厚禄，辞去第八旅旅长职，回乡隐居，更名“竹仙”，效法古代志士仁人，企图追求探索一条振兴国家的道路。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毅然复出，投入冯玉样部下，更名为筑先，表示其革命的决心，被冯委任为高级参议、汉中镇守使署参赞。1930年中原大战中，任冯部第一路军参谋长。1931年回山东，任韩复榘第三路军少将参议。1932年5月，被任命为山东省沂水县县长，第三路军指挥部军法处处长。任上生活俭仆，关心民众，深得当地百姓的爱戴和尊敬。1933年11月，任临沂县县长。到任后，以身作则，廉洁奉公，凡要下属办的事，自己首先做到。平时衣着俭朴，布鞋便袜，粗茶淡饭，不烟、不酒、不茶。每次到区、乡视察，从不接受招待，皆到小学与教师同吃同住。上面来人，不备烟，不置酒，更不设宴。其亲友来临沂谋事者，均晓之以理，一概婉言谢绝。在任期间，大力禁烟禁赌，革除陋俗。他先令人将吸毒的种种危害编成歌曲，绘制漫画，广泛宣传，继之发布命令，对种鸦片及吸毒者从重惩处。他还亲自带人赴各区、乡检查，发现鸦片烟苗，一律铲除净尽。对赌博者，亦责令各区乡派员查缉、严惩，并多次亲带随员四处视察抓赌，使吸毒、赌博之风逐渐绝迹。他还大力整顿吏治，严惩恶绅，采取了重新陈报土地、调整税收负担、分柜收税等项措施，并组织扩街修桥，建立公园， 修建医院，赈济灾民和救济残疾人等。1936年7月，调离临沂，临沂城老百姓夹道相送。沿街摆了许多桌子，桌上铺红纸，置明镜一面，清水一盆 (喻范筑先官明如镜，清廉似水) 。范筑先每走几步，即对相送人群拱手致谢。许多人泪流满面或啜泣成声。直至中午，范筑先一行才走出长街。1936年11月，升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员，遂发动民众建立抗日武装，保家卫国。同年10月下旬，日军进犯黄河北岸，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电令撤退，为其断然拒绝。并在聊城主持部下开会，通过了给全国抗战军民的通电，被全国各大报转载。
　　为坚持抗战，在共产党的帮助下，领导建立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成立了20多个县的抗日政权，亲自主办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组建了许多抗战群众团体，出版了《山东人》、《抗战日报》、《先锋月刊》、《战线》等刊物，使鲁西北成为坚强抗日堡垒。同年11月，日军骑兵侦察队窜入堂邑一带活动，他率部队到溧水镇埋伏，全歼入侵的日军。1938年3月，率抗日部队两次攻入日军据守的范县，歼灭许多日军。虽已年过花甲，但每战必身先士卒，带头冲锋杀敌。1938年，徐州会战期间，为配合中国军队作战，率部阻击了增援的日军土肥原师团。后组织了济南战役，一度率军突入济南市。1938年7月，在东阿县黄庄阻击日军运输队，毙敌数十人，缴获满载大米的汽车13辆及其他军用器材。8月，其次子，青年抗日挺进大队长范树民在济南战役中光荣殉国。为表示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把年仅20岁的二女儿范树琨任命为挺进大队队长，并先后将长子、长女、三女儿都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表现了忠于民族，誓死抗日救国的爱国精神。1938年11月初，毛泽东派人捎去给范筑先的亲笔信，对其表示慰问和嘉勉。11月13日，日军两个联队从济南出发，进犯聊城。14日，日军将其所部六七百人包围在聊城。率部应战，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15日，日军在得到大批增援部队后强行攻击，双方血战多时，他手臂负重伤，裹伤再战，终因敌众我寡，城门被日军攻破。亲率余部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战斗中。身受重伤，不甘被俘，举枪自戕。壮烈殉国后，举国震悼，国共两党都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和延安分别召开了隆重追悼会，高度评价了范筑先的抗战业绩。1953年其遗骸由聊城移至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聊城建有范筑先将军纪念馆，馆内立有由邓小平亲笔题写的“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殉国处”碑。

http://baike.baidu.com/view/1297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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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铭章将军奋勇抗战



早年从戎

　　王铭章将军，字之钟，四川新都泰兴场人，一八九三年七月四日生。父王文焕，经营小商业为生，家境清贫。双亲早年相继病逝，遗王铭章兄妹三人，生活窘迫。王铭章由叔祖父王心田资助，就学于新都县高等小学，一九Ｏ九年毕业后，考入四川陆军小学堂第五期。辛亥秋，四川保路运动兴起，王铭章激于义愤，参加了保路同志军的反清作战。一九一二年，王与陆小第四、五两期同学百余人反对四川政府改组陆军小学堂，愤然离故赴南京。二次革命时，王铭章与同学参加了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英士指挥的进攻江南制造局的战斗。后返川，入四川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一九一四年毕业，分发川军第二师刘存厚部任排长。
　　一九一六年，护国战争起。川军第二师响应护国，参加讨袁，与袁世凯派来的军队交战于川南沪（州）纳（溪）一带。作战中，王铭章负伤，因功升任连长。不久，他参与刘部与滇军罗佩金部在成都的巷战，追击滇军至仁寿土地坎，又负重伤。此后转战资、内、沪、渝等地、积功升任营长一九二ｏ年川军整编，王铭章任第七师十三旅二十五团团长。一九二四年升任川军第三师二十五旅旅长。一九二五年第三师驻防德阳，升任师长，隶属于川西北屯殖军田颂尧部脚。一九二六年，川西北屯殖军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副军长孙震，王铭章任第四师师长。一九三三年，四川军阀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起“三路围攻”，王铭章任左纵队总指挥，担任主攻，为红四方面军击败。此后，曾数次与红军交战。一九三五年，二十九军改编为四十一军，孙震任军长，王鹏任一二二师师长，授陆军少将，辖三六四、三六六两个旅共四个团。次年，晋升中将。
　　七七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浪潮，川军爱国将领纷纷请缨抗战。当时任一二二师师长的王铭章将军亦请求率部开赴前线作战，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二日，他在德阳驻地慷慨誓师，表示要用热血报国的具体行动，来赎回他二十年来参与内战危害人民的罪愆。当时，川军各部编为第二路预备军出川作战，刘湘任总司令，邓锡侯任副总司令，下辖两个纵队。王铭章所在之第四十一军与四十五军、四十七军编为第一纵队（后改称二十二集团军）。经川陕公路开赴抗日前线。
　　部队到达宝鸡后，因晋北忻口与晋东娘子关受日军猛攻，战况紧急，西安行营奉转蒋介石命令，要二十二集团军立即由宝鸡乘火车直开潼关渡河，归第二战区战斗序列，驰援晋东。王铭章将军之一二二师为前卫部队，十月十四日到风陵渡，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十五日，王铭章在赵村车站号召三六四旅全体官兵要“受命不辱，临危不苟，负伤不退，被俘不屈。”十九日，三六四旅到达太原后，接到负责指挥正太线作战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肱的命令，东行至岩全镇。二十四日又接到黄绍肱命令“即刻出发迎击西进之敌”。由于情况不明，二十五日拂晓，三六四旅在东回村与日军遭遇，三六四旅尚未部署完毕即遭日军炮火袭一击，敌机轰炸扫射，各部伤亡很大，但该旅官兵士气高昂，以简陋装备与装备精良的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激战一日，伤亡近二千人，当日夜晚撤退。由于黄绍肱直接指挥师、旅、团，部队建制被分割，以至于被敌各个击破。当王铭章到达前线时，一二二师已处于混乱状态。经过两个星期的作战，四十一军伤亡近半，为利于今后作战，军长孙震整编部队，每旅两个团并为一个团，一二二师二个旅四个团缩编为二个团（旅番号继续保留人整编后，即开到平遥、张兰一带继续与敌作战。


浴血台儿庄
　　一九三七年底，日军占领南京以后，为了沟通南北战场，遂沿津浦路南北对攻，企图攻取徐州，徐州会战开始。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下，津浦路南段的日军进攻势头被阻，两军形成隔淮河对峙的局面。津浦路北段因韩复榘在日军进攻面前不战而退，济南、泰安、曲阜等地弃守；形势万分危急。第二十二集团军奉令急赴鲁南，增援北线作战。
　　一九三八年一月上旬，二十二集团军抵达临城（今薛城），以四十五军为第一线部队，四十一军为第二线部队，均部署于滕县以北。一二二师为集团军预备队，准备扼守滕县。三月上旬，日军在邹县、兖州大量增兵，并以小部队及飞机向四十五军阵地反复进行侦察，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势。十日，孙震为加强守备，
　　重新调整部署，将预备队一二二师师部调进滕县城内，任命王铭章为第四十一军前方总指挥，统一指挥一二二、一二四师。王铭章令三六四旅张宣武团进驻滕县以北的北沙河，部署第二道防线；三六六旅王文振团进驻滕县东北的平邑，城前，以掩护第四十五军阵地的右侧背，并防备临沂方向之日军第五师团的侧击。
　　三月十四日，日军第十师团在航空兵的掩护下向滕县外围四十五军第一线阵地展开全线攻击。经一日激战，界河一线的守军正面阵地屹然未动。十五日晨，日军继续猛攻界河四十五军阵地未能得逞。同日，另一股日军约三千人由济宁东南的石墙出动，向东防深井的一二四师三七零〇旅进攻，该旅伤亡惨重。王铭章为防止敌人由深井向滕县左后方迂回包围，急调在滕县担任城防的一二四师三七二旅驰援三七〇旅，经激烈战斗，终于稳定了防线。十五日午，王铭章为防敌人乘隙渗入滕县左侧，命令在北沙河的七二七团抽出一营兵力，到滕县西北的洪町、高庙布防。
　　十五日下午，日军以界河正面守军阵地仍未被突破，遂遣兵力万余，由龙山以东向滕县方向右翼迂回，下午五时许，其先头部队已分别进至膝县东北十余里的冯河、龙阳店一带。日军的企图是撇开正面阵地，直接攻击滕县县城，迫我正面阵地不战自弃。此时，滕县城关仅有一二二、一二四、一二七三个师部和三六四旅旅部，每个师部只有一个警卫连、一个通信连和一个卫生队，还有滕县县长周同率领的警察和保安队四、五百人，滕县形势十分危急。四十一军、四十五军的大部兵力均胶着于第一线，只有在平邑方向的一二二师三六六旅王文振团尚未与敌接触。王铭章急令该团火速回援，但该团远在百里之外，缓不济急，且难保途中不被敌阻拦。王铭章向集团军总部请求援兵，而二十二集团军总部掌握的唯—一支机动部队是四十一军直属特务营，孙震只留一个手枪连担任总部的警卫，令营长刘止戎率三个步兵连星夜乘火车开赴滕县。王铭章再命三六四旅张宣武团长从北沙河阵地抽出一个营，跑步回救。截止十五日夜，滕县城关的战斗部队，共为一个团部，三个营部，十个步兵连和一个迫击炮连，另有师、旅部的四个警卫连，还有临时来城领运弹药的一二四师一个步兵连。加上警察和保安队，合计三千人；但真正的战斗部队不满二千人。王铭章命从平邑赶到的三六六旅一个营扼守县城东关，三六旅一个营担负东西两面城防，军特务营担负南北两面城防。
　　自率师部在西关指挥。当夜，部队急筑工事，搬运弹药。
　　对于敌强己弱的形势，王铭章心中十分清楚，但他抱定以死报国之心，他曾说过。“以川军薄弱的兵力和破败的武器，担当了津浦线上保卫徐州的第一线的重大任务，力量已不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身为军人。牺牲原为天职，现在只有牺牲一切以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不如此则无以对国家，更不足以赎川军二十年内战之罪愆了！”
　　十六日黎明，日军继续向界河一带四十五军阵地猛攻；迂回至冯河、龙阳店一带之日军开始向守备滕县东关的警戒部队进攻。八时许，敌集中炮兵火力向滕县东关、城内和西关火车站射击。同时，敌飞机十余架飞临滕县轰炸、扫射。驻在西关的玉铭章在敌开始轰炸后，通过电话询问情况，随后跑步进城，与同僚、部属协商判断东郊之敌即将大举进攻，大战迫在眉睫，作战应变方案有两个，一是死守孤城；二是出城机动作战。会后，王铭章立即向集团军总司令孙震报告，孙震答复说：“委员长来电话要我们死守滕县，等待汤恩伯集团前来解围，汤部的先头部队昨日已到临城，其后续部队亦正陆续赶到。我当催促王廉仲军赶紧北上，你应确保滕县以待援军。你的指挥部应立即移到城内，以便亲自指挥守城，如兵力不够，可把城外所有的四十一军部队调回一城内，固守待援！”王铭章下定了决心，昭告全城官兵， “决心死守滕城，我和大家一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他还命令将南北城门堵死，东西城门暂留交通道路，也随时准备封闭。师部和直属部队也由西关移进城内．
　　日军自八时开始，持续炮击了两个小时，十时许停止射击，沉寂了约三十分钟，突然集中炮火猛轰东关南半部寨墙的突出部炸开了十余米宽的一个缺口。敌集中数十挺机枪对准缺口扫射，一掩护步兵进攻。守军官兵毫不畏惧，沉着应战，隐蔽在缺口两侧，当敌兵约五、六十人刚下到寨壕将要向缺口冲锋时，向敌猛投手榴弹，将敌大部歼灭。就这样，担负缺口段守备的一连，接连打退敌军三次冲锋，而自己也伤亡近百，由预备队替换下来。。当午二时，日军再向东关东北角猛攻；五时，又猛攻东关门，均被守城部队击退。日军遗尸累累，守军亦伤亡惨重。当晚，战斗停止。
　　滕县正面四十五军部队经三天浴血奋战，伤亡过半。十六日午，正面阵地被敌突破。四十五军从滕县两侧撤退。当晚，四十一军一二四师和一二二师七二七团奉命陆续进入滕县。三六六旅中途遇故，绕道到达临城。王铭章根据兵力变化情况，重新调整部署。同时，命令各部抓紧补充弹药，构筑工事；在城墙下隐蔽的部队，每班扎一架云梯，随时准备登城反击。
　　援军汤恩伯部王仲廉军十五、十六日陆续到达临城，先头部队一个团刚下火车，孙震以滕县情况紧急，令其前往增援。该团在南沙河遭围攻滕县日军一部攻击，不支溃退，其它各部仅在南沙河警戒，其军部到达后，得知滕县正受强大敌军围攻，便借口机动作战，将部队迂回向滕县东北峰山以东地区开去。于是南沙河之敌向前推进，二十二集团军总部不能抵抗，遂后撤至运河南岸利国驿，从此与滕县守军失去联络，滕县完全陷入日军四面包围之中。
　　日军在滕县碰上硬钉子，出乎意料，遂于当夜，调集精锐部队，配属数十辆装甲战车和大量炮兵，十七日六时许，敌集中炮兵火力，猛烈射击滕县城区，敌机二十余架疯狂投弹扫射，整个滕县城硝烟弥漫，房倒屋塌，顿成一片火海。两个多小时的轰炸之后，敌开始向东关进攻，以十余辆坦克为先导，掩护步兵从东寨墙的缺口冲锋。东关守军冒着敌人炮火，在近距离与敌展开殊死搏斗，伤亡惨重。另一部日军向被轰塌的东南角城墙进攻，守军一个连，用集束手榴弹炸毁敌战车两辆，在敌密集火力射击下，该连伤亡殆尽。敌步兵四十余人冲上城角，守军另遣一个连向突人之敌反击，经激烈肉搏，全歼突入之敌，该连官兵仅剩十四人。此时，王铭章急电孙震：“敌以炮火猛轰我城内及东南角城墙，东关附近又被冲毁数段，敌兵登城，经我反击，毙敌无数，已将其击退，若友军深夜无消息，则孤城危矣。”
　　午二时，日军以重炮猛轰南城墙下街道，同时，敌机二十余架轰炸南关。随后，敖步兵在坦克掩护下进攻南城。守军英勇战斗，伤亡殆尽，敌军攻占南城墙。此时东面日军集中兵力猛攻东关，散步兵在坦克掩护下突入东关。王铭章见援军无望，再给孙震一电，表示：“决心死拼，以报国家。”
　　王铭章在敌军攻占南城墙和东关后，亲临城中心十字街口指挥作战。此时，占领南城墙之敌在机枪火力掩护下，从西南城角向西城墙逼进，敌炮兵集中火力射击西门城楼。西门、火车站，守军失去城墙等工事掩护，暴露在敌火力之下，伤亡极大，仍坚持抵抗。下午五时，敌占领西城墙和西门，王铭章命令城内各部与敌巷战，西关守军死战待援，自己登上西北城墙，亲自指挥警卫连一个排进攻西门城楼。因敌火力猛烈，城墙上毫无掩蔽，该排全部阵亡。此时，王铭章决心缒城到西关指挥守军继续战斗，行至西关电灯厂附近，遭西门城楼敌密集火力射击，王铭章见事已不可为，遂拔枪自戕，壮烈殉国。同时殉难的还有参谋长赵渭滨及一二四师参谋长邹绍孟等人。王铭章将军牺牲后，守城官兵仍继续与日军搏斗，除少数突围外，其余皆洒尽了最后一滴血。
　　滕县之战，王铭章将军指挥第四十一军，挫敌凶锋，阻敌锐进，为徐州一带中国军队的集结赢得了时间，也使日军第十师团受到较大损失，为尔后的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徐州会战的指挥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高度评价说：“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王铭章身后
　　国民政府对玉铭章将军奋勇抗战给予高度评价，并追赠为陆军上将。
　　
　　王将军灵枢经武汉、重庆、成都运回其家乡新都，沿途各地纷纷隆重举行悼念、祭奠仪式。在武汉举行迎灵公祭仪式时中共中央代表吴玉章、董必武，八路军代表罗炳辉、齐光，《新华日报》代表吴克坚等前往参加。吴克坚致悼词说：“王师长等殉国烈士的鲜血，不仅洗涤了他们在川军二十年的罪愆，而且更加振奋了全国军民枪口一致对外的民族精神。他们是对得起四川的父老、对得起国家的。王师长是我们炎黄的优秀子孙，是保国卫民的英勇战士，是中国的模范军人，他的死为国家、为民族、为全中国人民，他的勋名将永垂史册，他的精神将永远不死！”毛泽东和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等还联名撰赠挽联：
　　“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
　　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增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铭章被追晋为革命烈士。
http://baike.baidu.com/view/229380.htm

王铭章墓
　　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桂湖公园侧森林广场内。2003年修葺一新。坟冢前立有王铭章掣马奔腾铜像。墓碑上有“王铭章烈士之墓”几个大字。墓地环境优美，临近公园湖泊、城墙，为新都爱国主义教育重要场所。

  
王铭章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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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人民以德报怨收殓日本侵略者遗骨修建公墓


紧随日本关东军侵略步伐的日本“开拓团”人员 [历史照片]



全副武装的日本“开拓团”人员 [历史照片]

  一座由战争受害国政府为战争发动国遇难侨民修建的公墓，接纳了数以千计被天皇遗弃的怨魂

  国际先驱导报驻哈尔滨记者颜秉光、崔峰报道 在中国黑龙江省方正县境内的一座山里，一位60多岁的老人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身，拿起扫把、抹布轻轻地走进静谧的墓地，打扫墓地，擦拭墓顶和墓碑。

  这位老人名
叫张林，他看管的是一座由战争受害国政府为战争发动国遇难侨民修建的公墓。除了墓地死者的后人及建造者，这座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墓地至今鲜为人知。

  日本人遗骨散落黑龙江

  1962年，正值中国国内3年严重自然灾害时期，黑龙江省政府突然接到方正县政府发来的一份报告。报告称，当地农民在开荒时，在方正县城外的炮台山脚下，发现了大批白骨，足有数千具之多。经调查发现，这些白骨多为儿童和妇女的骨骼，尸骨集中埋葬，且埋葬的土层较浅。作为原方正县外事办的副主任，陈福堂1989年到2004年在职。他记得最先发现此事的是一个日本人。陈福堂告诉《国际先驱导报》：“那年，一位在日本投降后留在方正县的日本‘开拓团民’由于生活困难，到野外去开荒种地。在开荒的过程中，发现不少白骨。”对于现在的国人来说，“开拓团民”显得有些陌生。自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为了掩盖殖民东北向此地大量移民的事实，美其名曰“开拓团”和“开拓团民”。1945年日本战败后，“开拓团民”沦为“天皇的弃民”。当年经查阅历史资料得知，日本遗民发现的埋葬地的附近，在战争期间曾是日本一个“开拓团”总部所在地。

  原方正县政府外事办主任田文斌告诉本报记者，当年，黑龙江方正县境内共有大罗密、伊汉通、李花小县和长野县等４个日本“开拓团”。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后，东北各地区日本“开拓团”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纷纷结队出走，寻找回国途径。当其中一批集结在黑龙江省方正县伊汉通乡“开拓团”本部时，因长途跋涉，体力消耗殆尽，加上疾病流行，其中有5000多人死亡。这些遗骨的身份由此得到证实。当年判明事情的原委后，黑龙江省政府向中央政府作了汇报，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决定责成方正县地方政府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散落在周围的日本人遗骨进行收集，集中掩埋。尽管当时中国国内灾情严重，财政状况十分紧张，黑龙江省政府依然下拨经费，在遗骨发现地附近修了一座日本人公墓。

  陈福堂说，“方正县就派专人搜集遗骨，在红旗水库附近垒成一个小土包，上面插一个木板，写着‘日本人公墓’五个大字。后来因水库扩容，方正县把公墓迁到现在的炮台山西北坡，改成混凝土建筑，用花岗岩做成石碑。”


日本武装“开拓团”人员 [历史照片]

  独特的墓群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一行在２００６年５月踏进了这个神秘之所。在一片苍松翠柏之间，一个写有“日本人公墓”烫金大字的花岗岩石碑分外醒目。记者驻足观看，只见整个公墓建筑墓身呈圆形，墓顶为拱形，是标准的拜占庭式建筑。在公墓周围，伫立着很多前面立着木牌的松树，松树的粗细、高矮各不相同，很显然这些松树不是同一年栽种的。守墓人告诉记者，这些松树都是来此拜祭的日本人栽种的，那些木牌也是他们立的，上面写着立牌者的名字和单位。

  1970年，因旧址将修建水库，日本人公墓迁址，面积也由原来的3000多平方米扩大到14000平方米。后来，相邻的麻山日本人公墓也迁入其内（麻山日本人公墓规模较小，埋葬的是500多具战后因无法撤回日本而自杀的日本“开拓团员”的尸骨），日本人公墓也于1995年改名为中日友好园林。

  如今，中日友好园林内苍松翠柏林立，日本人赠送的樱花树点缀其间。相隔不远的地方有一座中国养父母公墓，还有一座为纪念在中国东北地区推广水稻栽培技术而在中国献身的日本友人藤原长作先生的陵墓。常年陪伴墓群的，是数个主题为中日友好的纪念碑，肃立其间。（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6-06/06/content_4651935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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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创造世界第一——抗战时期曾有52个机场



　图1：一位中国飞行员在抗战时期（大约是1942年）在巫家坝机场上空拍摄的照片。照片上露出机身的一角，下方密密麻麻的点点，是当时中国抗日军队列队训练的场面。这张照片可能是昆明现存的年代最早的航拍照片。



　　1922年，昆明巫家坝陆军大操场被改建为飞机教练场，成为云南的第一个机场，这也是中国的第二个飞机场。

　　从1922年巫家坝机场建成到1929年，云南又建成了23个机场，机场数翻了24倍，在中国机场建设史上绝无仅有，机场建设速度之快，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

　　抗战爆发后，出动150万民工再建28个机场，机场总数达到52个，密度之大，堪称亚洲第一，世界少有，云南由此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抗日空军作战基地。与此同时，云南人民向抗日前线捐献的飞机数量，名列全国第一！修一个机场最快只用20多天

　　1927年，龙云主政云南后，对发展全省航空事业更是情有独钟。他为筹办军、民两类航空，成立了商业航空委员会，除了向美、法各国购买飞机外，命令陆续修建了蒙自机场、开化（今文山）机场、富州（今富宁）机场、泸西机场及婆兮、澄江、曲靖、寻甸、杨林、马龙、昭通、楚雄、大理、保山、祥云、鹤庆、丽江、元谋、永仁、武定、禄丰等21个机场，加上昆明巫家坝机场共为22个飞机场。

　　1929年又修建思茅机场、腾冲机场。至此，云南已有24个飞机场，遍布于滇南、滇西和滇东各地。从

　　1922年开始，云南只用7年时间，就使机场数翻了24倍，在中国机场建设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云南于上个世纪20年代修建的这24个机场，完全由云南省政府下令各县限期负责完成，不给经费，不给补偿，包括占地、迁坟、拆房、招工等等。凡被占用的土地、迁移的坟墓、拆除的房屋、招用的民工，全部是被迫无偿使用的。我们在回顾云南机场建设史的发展过程时，不能不看到广大农民付出的汗水和心血。

　　云南省政府命令强硬，各县地方官员不敢怠慢，每修一个机场，工期都很短，一般在一两个月之间，超过3个月的没有，最快的只用了20多天。如楚雄机场，1928年2月15日开工，3月8日就完工。又如富州机场，1928年10月7日开工，11月24日完工。元谋机场则从1928年10月27日开工，11月24日完工，从开工到完工，仅用了28天，后来被称之为创造了世界机场修建史上的一个第一！4个机场解放后仍在使用

　　“七·七”事变后，大后方的云南成为滇缅战场和滇西抗战的最前线。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先后出动150多万人次的民工大军，在对原有的24个机场进行改扩建的基础上，又相继新建了28个飞机场，即呈贡、陆良、沾益、羊街、罗平、雷鸟、勐撒（在今耿马县境内）、大屯、南峤（今属勐海县）、广南、会泽、建水、孟定（在今耿马县境内）、佛海（在今勐海县）、巍山、雷允（在今瑞丽市境内）、橄榄坝（在今景洪市境内）、龙陵、镇康、江水池、宾川、弥渡、凤平（在今德宏州）、开远、下关、海子、景洪、石林等。




图2：一位姓刘的中国飞行员在巫家坝机场摸着P-40战机，他背后是数量可观的P-40战机群。



　　抗战中的云南迎来了机场建设的辉煌年代，飞机场总数从24个增长为52个。一个县（耿马）有孟定、勐撒两个机场，景洪有景洪、橄榄坝两个机场，勐海也有佛海、南峤两个机场，数量如此之多，世界上只有云南一省。以当时云南全省1000万左右的人口计算，平均每20万人口就有一个机场，在当时的世界上或许也只有云南！

　　这52个机场，为云南构架了四通八达的航空飞行网络。其中，很多机场创造了中国之最或世界之最：据考证，二战中海拔最高的机场是丽江机场；雷允、凤平是抗日空军最前哨的作战基地；中国第一飞机制造（修理）厂的迁来，雷允机场成为中国在抗战中第一个集制造、修理、作战为一体的机场；陆良机场是亚洲最大的军用机场；昆明巫家坝机场在开辟“驼峰航线”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52个机场很大一部分废弃了。1961年调查发现，被当地农民恢复为耕地的有29个，全部或部分保留的有18个。但有5个机场保留着永久性的建筑物。这5个机场分别是昆明巫家坝机场、陆良机场、祥云机场、蒙自机场和寻甸羊街机场。解放后除羊街机场外，其余4个机场仍作为军用机场或军、民两用机场使用。抗战中云南改建、扩建和新建的机场设计以及技术指导，均由省建设厅负责，并派专人亲临现场督办，验收合格，才算完成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云南人民于抗战中大修机场之时，“云南白药大王”曲焕章捐出滇币3万元，购买飞机一架用于抗战；到1941年全省各地群众捐献的飞机有30架，在重庆举行的献机典礼上名列全国第一，受到著名爱国将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的表彰。两年之后，昆明南屏电影院女老板刘淑清和社会各界再献滑翔机90架，供中国抗日空军训练使用。陆良机场亚洲最大军用机场

　　云南在抗战中修建的28个机场，由国民政府全面负责，占地、拆迁、移坟、招工等等，均付给一定费用。加之为适应战争的需要，技术力量也由中央派来，因此机场的规模较大，质量较好。如陆良机场，美国援华的许多B-24、B-25战略轰炸机和速度极快的单人驾驶的小型战斗机、双身战斗机以及3个头的中型轰炸机与大批运输机都集中在这里。陆良机场有5条跑道，在前往我国广西及越南等地迎击敌机时，5架战机并行起飞，后面五六十架、或七八十架飞机，一架一架，一排一排，形成了5路纵队，浩浩荡荡，十分威武壮观。一时间，这个机场被称为亚洲最大的军用机场。



　图3：抗战时期停泊在巫家坝机场的“飞虎队”战机，照片中可以看到一些地勤人员正在给飞机维修和加油。



　　1945年8月15日凌晨，陆良机场通过广播收听到日本裕仁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数以千计的美军飞行员连夜坐着10轮大卡车涌进县城，激动地竖起大拇指高喊道：“加不里西非里西！加不里西非里西！”即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全城顿时沸腾起来，不仅机关、学校、商店、居民都欢呼庆祝抗战的伟大胜利，而且机场周围山坡子、泥家湾子附近的农民也涌进城里的街头庆祝。他们说：值得了，总算到头了！这就是云南全省农民为修机场得到的无价回报！日本投降使他们感到了满足。巫家坝机场世界上最繁忙机场

　　说起中国的机场建设发展史，绝对无法跳过昆明巫家坝机场。1922年，当上云南“土皇帝”的新军阀唐继尧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办航空学校的同时，将昆明巫家坝陆军大操场改建为飞机教练场，云南从此有了第一个飞机场。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从“重九起义”、护国讨袁时的云南陆军大操场，至1922年在这里创建的云南空军机场，再到抗战爆发后美军“飞虎队”进驻这里，几经沧桑，历尽坎坷的昆明巫家坝机场，在中国的航空史上无疑有着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云南空军创建初期，昆明巫家坝只是一片大草坪，有炮兵部队驻扎，修了一条十分简易的飞机跑道，这条跑道又短又窄，全为土路。1937年10月，云南60军出征抗日，就是在巫家坝召开的誓师大会；同年，国民党中央空军军官学校从杭州笕桥迁来，炮兵部队迁出巫家坝，机场向西南扩建到滇越铁路边缘。机场北边的和甸营村也全部迁走，开始修建了一条千米跑道，还新建了大批营房，巫家坝机场初具现代机场的规模，中央空军军官学校高级班在这里开训，一时成了中国军事航空教育的中心。

　　1938年，中国第一个合资经营的航空公司——欧亚航空公司迁到云南，中国飞机修理总厂也在巫家坝机场建成，在以后的7年时间里，成了中国飞机的制造、修理中心。这年9月28日，日机开始轰炸昆明后，曾多次轰炸巫家坝机场，跑道被炸，机场附近的村庄也惨遭不幸，“最大的弹坑有四五米深，十来米长，很多农民被炸死，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图4：一位中国飞行员在机舱上拍照留影，照完相后他就起飞迎战日机。照片上看他开心地微笑着，神态自然，对胜利充满信心。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纳德率领美军“飞虎队”来昆迎战日机，随后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从此，巫家坝机场成了陈纳德和“飞虎队”的总部所在地。

　　1942年5日，中美空军联合开辟“驼峰航线”后，昆明巫家坝机场又修建了一条千米跑道。中美两国飞行员冒着生命危险，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地在“驼峰航线”上穿梭飞行，地勤人员在机场上顶着严寒酷暑或倾盆大雨装卸物资，加油、检修飞机，使大批战争物资从印度运入昆明，再从这里运往全国各个抗日战场。由于巫家坝机场每天起降的飞机最多时有400架次以上，甚至有时每两分钟就有一架飞机在这里起降，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

　　8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巫家坝机场年接待旅客吞吐量达1400万人次，年起降航班13万架次，已成为中国五大国际空港之一，跻身于世界机场100强之列。全省形成了以昆明巫家坝机场为中心的大理、丽江、保山、德宏、临沧、普洱、景洪等10个可供波音等大型飞机起降的现代化机场网络，机场建设又一次走在了全国前列。

　　供图：罗朝先

http://news.carnoc.com/list/94/943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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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尘封的历史


文／杨煜 本报记者李天然 2007-03-11 www.dlxww.com
来源：大连日报



“满铁”沙河口铁道工厂生产车间

  “‘百闻不如一见’，历史照片可以帮助我们‘看见’过去，虽然它只是零散的、中断的、瞬间的形象，却是实在的、具体的、生动的映像，蕴藏着丰富的历史生活内容。”旅顺博物馆编辑的《“满铁”旧影———旅顺博物馆藏“满铁”老照片》，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图录丛刊”之一，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朱诚如在总序中的这一段话，道出了历史老照片的珍贵价值。而“满铁”老照片，因为其100多年的历史及其反映的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书中500幅老照片多是首次与世人见面，它们将让大家看到一个真实的历史。日前，记者走进旅顺博物馆，了解到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大连传染病医院鼠类检查室

　　“满铁”与日本殖民统治

　　“满铁”系日本统治大连时期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旅顺博物馆馆长郭富纯介绍说，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19世纪末已发展为能与西方列强抗衡的资本主义国家，于是开始积极对外扩张，强掠殖民地。1905年，日本依据《朴次茅斯条约》，把沙皇俄国占领中国土地的所谓“租借权”夺到自己手中，沙俄把后来称为“南满铁路”的长春（宽城子）至旅顺口之间的铁路及其所有支线，连同该地区所属的一切权利、财产、该地区铁路所属的煤矿，全部无偿地转让给日本。软弱的清廷慑于日本的武力，被迫承认这些权利的转让。看似普通的一条铁路，它却是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的主要通道。郭富纯介绍说：“得到实惠的日本极力想把大连作为侵略中国东北乃至全中国的桥头堡，拒不执行《朴次茅斯条约》中从东北撤军的规定，而且擅自把在东北的日军集中到旅顺，组建了后来所称的‘关东军’，接着筹划在日本国内成立经营具有国策使命的铁路会社，‘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于1906年应运而生，总部起初设置在东京，后来，根据侵略和发展的需要，1907年将总部迁于大连。”这个机构以经办铁路为其经营手段，既是一个经济组织，又是对其所经营的附属地握有行政权的机构，俨然成为中国东北地区的“国中之国”，“满铁”成为日本对中国推行殖民政策的急先锋。



?大连车站新机车试运行

　　开发是为了疯狂地掠夺

　　在《“满铁”旧影———旅顺博物馆藏“满铁”老照片》图录中，记者看到，老照片反映了当时的生产、生活情况，有大连电车道监督部方向（今长江路）交叉点施工现场、大连车站停车库新轨铺设现场、大连北大山大街（今上海路）下水道施工现场等。当读者看到一幅幅图片的时候，从中可以看到日本妄图侵占中国的野心。正像郭富纯所说，“满铁”先后将“南满铁路”进行改轨，铺设复线铁路，对因战争和水灾而破坏的铁路桥梁也进行了加固与修复，并在附属地内大兴土木、教育、卫生、产业及其他社会设施，但各方面的建设都是以企图长久占领中国领土、更大规模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并彻底奴化中国人民为目的。他们在东北开发过程中，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满铁”调查部办公室

　　2万多张照片记录历史瞬间

　　图录集结了500幅照片，那么这些照片都是从何而来？据了解，旅顺博物馆始建于1917年，其前身是日本占领大连时所建的关东都督府物产陈列所。这一特殊历史原因，使旅顺博物馆除了拥有丰富的文物藏品外，还收藏有两万多幅“满铁”老照片。

　　郭富纯介绍说，“满铁”创办伊始，便设立了以搜集情报信息为中心任务的“满铁调查部”，在窃取中国及东北政治、经济、文化情报的同时，承担了对会社业务档案资料的搜集工作。“满铁”老照片最初是由“满铁调查部”为建立档案而拍摄的，形成了庞大的档案资料库。标有准确的纪年，是这些“满铁”档案照片资料的最大特点，早期的老照片大部分都有拍摄时间，并按地区装订成册，“满铁”在不同地区的经营和发展脉络及不同时期的项目内容也是一目了然。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史料和文物价值极高

　　当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时，也正是摄影术开始传播之际，但由于当时照相技术不高，底片模糊，即使很清楚的照片，由于都是一张张孤立的底片，照片上的人物究竟是谁，建筑物究为何处，很难考察，需要认真鉴别，才能利用。旅顺博物馆馆藏“满铁”老照片，不但完好地被保存下来，而且附有明确的文字说明，这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据了解，目前学界越来越重视图片资料的搜集和挖掘，只有这样，才能逐渐还历史之本来面目。朱诚如认为，“继口述历史之后，图录历史的时代已经来临。”

　　旅顺博物馆此次从两万多幅“满铁”所拍摄的历史照片中筛选出500幅，按照“大连本社、南满铁路南段、南满铁路北段、安奉线”四个板块作为本书的结构安排，再现了日本殖民统治者对中国东北的军事占领、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等方面的内容，不少照片可以弥补文字史料的漏载和不足。郭富纯说：“这些老照片为研究清朝末年日本侵华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和文物价值，也为历史研究者和其他市民提供了走‘近’馆藏珍贵文物的机会。”

http://www.daliandaily.com.cn/gb ... content_1738374.htm


两通残碑与日军间谍


文／王明成图／孙玉 2006-03-30 www.dlxww.com
来源：大连日报



日本当局立“三崎”碑。

  金州城北不远的虎头山上有一个断为三截、横卧于地的“殉节三烈士”碑。金州博物馆藏品中有一通“三崎”墓碑。这两件文物都与110多年前中日甲午战争有关，是日军间谍进行特务活动的重要物证。
　　1894年10月24日拂晓，日本侵略军的庞大舰队偷偷接近了中国辽东的庄河花园口，大型军舰上放下了舢板，日军登陆开始了。登陆的人员除了日军官兵外，还有6个中国人打扮、背着行李的人。这6个人就是日本陆军参谋部为配合侵略行动从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毕业生中精心挑选出来的特务。

　　在此之前，清朝廷已电令各地：“倭人狡诈，是其惯技，所有沿海沿江及内地各省倭人足迹能到之地，均应一体访缉，以重防务”，要“严防奸细”，所以，金州副都统所属驻皮子窝清军在通往金州必经之地的碧流河渡口设岗盘查行人，凡渡河者必须出示守军头领荣安签发的红色通行证。特务钟崎登陆后行至渡口，因无证当即被擒。山崎羔三郎趁日落黄昏之际，混在熟悉当地情况的中国人中之后，避开渡口，从别处偷渡碧流河潜入皮子窝，找了一个小客栈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就外出活动。当地百姓在厕所发现本地人很少使用的白手纸，立即报告了守军荣安，山崎在人群里与中国百姓不同的作派引起守军怀疑，经盘问破绽四出，当即被拘捕。藤崎秀从花园口窜入皮子窝夜宿旅店，第二天早晨匆匆离开，混入逃难人群向金州奔去。逃难人群到曲家屯时，日军登陆和捕获日奸的消息马上在屯中传播开来，人们慌忙收拾院里庄稼和包裹衣物，准备逃难，一时间鸡飞狗叫，乱成一团，唯有藤崎秀神色与众不同，细心的农民怀疑他的身份，报告了清军巡逻队，经盘问后也遭拘捕。

　　从24日早上登陆到25日下午，登陆的6名间谍中已有3人落入中国军民之手，剩下的3个中，负责侦察普兰店、瓦房店一带清军防守情况的向野坚一被发现身上带有指南针，也被抓捕，不过向野十分狡猾，借天黑人乱得以逃脱。而另两名特务从花园口登陆后一直杳无音信、不知去向。

　　25日凌晨，钟崎被押解到皮子窝审讯，荣安从口供中得知花园口日军登陆三万多人后，立即命令传令兵火速把供词报送金州副都统，当天又派兵把钟崎、山崎昼夜解往金州。这之后，金州副都统对两个间谍进行了再审，摸清了日军登陆后的进攻矛头直指金州，金州副都统根据这一情报调整了金州防御。日军间谍被擒消息奏报奉天将军裕禄后，裕禄于28日下令从速处决日奸。10月30日夜里10时多，被押在金州厅海防同知公署二进院小号里的3个特务由十几名清军押解至金州城西门外玉皇庙西，随之手起刀落，三间谍人头落地，日清贸易所培养的三崎（钟崎、山崎羔三郎、藤崎秀）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就在3个日本特务被处死的几天以后，侵华日军攻占了金州城。日军找到了三崎的尸体，将其埋葬在金州城虎头山上，把虎头山改名为三崎山，又在三崎临刑地立起“三崎处死地纪念碑”。第二年，日本军队迫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压力，不得不退出辽东，随之沙皇俄国又强行租占了旅大，“三崎处死地纪念碑”和三崎墓全部被毁。日俄战争后，日本重新占领旅大。日本统治者在虎头山立起了高5米宽1米的大碑，题为“殉节三烈士碑”，又在大碑附近立了三崎墓碑。1945年旅大解放后，“殉节三烈士碑”被中国民众推倒，砸为三截，现在三截残碑横卧于虎头山一隅，狼藉于荒草之中，昔日气派早已灰飞烟灭。三崎墓碑则由金州区博物馆作为日军侵华证物收存。

　　甲午之战已逾百年。青石无言，记载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累累罪行，它作为侵略与反抗的见证，年年岁岁给人们叙述着历史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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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阿部规秀

阿部规秀

阿部规秀(1886-1939)生于日本青森县，1907年5月，刚满21岁的阿部规秀踌躇满志地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期步兵科毕业，开始了他追逐成为真正“武士”的生涯。同年12月26日，阿部规秀被授予陆军下士军衔，开始在陆军中服役，历任步兵第三十二联队副官、第八师团副官、第十八师团参谋。1932年4月11日，转任仙台陆军教导学校学生队队长，次年8月1日，升至步兵大佐。1935年8月，任第八师团步兵第十六旅团步兵第三十二联队联队长。1937年8月2日，晋升为陆军少将，并升任关东军第1师团步兵第1旅团旅团长，驻屯黑龙江省孙吴地区。1939年6月1日，调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驻蒙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同年10月2日，晋升为陆军中将。


缴获的阿部规秀的军大衣

阿部规秀有一种超乎普通军人的对“荣誉”和“光荣”的执著，对战争的执著，因而在嗜血的战争角逐之中，他“脱颖而出”，屡立战功，颇受大本营的赏识，在日本军界享有“名将之花”的盛誉，成为擅长运用“新战术”的“俊才”和“山地战”专家。
　　1939年夏，日本继续加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重点“扫荡”。日军的“扫荡”重点由冀中平原转向北岳山区。日军于1939年秋，调集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和第一一〇师团主力共两万余人，对北岳山区进行规模更大更为残酷的秋季“大扫荡”，企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
  


黄土岭战斗全过程


   
击毙阿部规秀的迫击炮

1939年10月下旬，日华北方面军第110、第2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2、第3、第8旅团各一部，共2万余人，分多路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进行冬季"扫荡"，企图摧毁抗日根据地，打通曲（阳）阜（平）间的交通。11月3日，由涞源出动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独立步兵大队500多人，被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诱至雁崖村，将其歼灭。晋察冀军区第1、第3军分区针对日军每次遭到歼灭性打击，总要重振兵力前来报复的特点，命令部队立即脱离战场，分别隐蔽于适当位置，作好连续作战的准备，待机再战。

　　 11月4日晨，日"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亲率独立步兵第2、第4大队1500余人，分乘90多辆卡车，向雁宿崖、银坊方向急进，企图寻歼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主力。阿部是日本侵略军的所谓"名将之花"和"山地战专家"。1938年10月，原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常岗宽治少将被八路军在广灵县境张家湾打死后，日本军部乃以阿部规秀这个刚晋升为中将的名将接替旅团长职务。八路军在雁宿崖消灭其一个大队后，他恼羞成怒，亲自出马，声称要与八路军主力"决战"。

　　 晋察冀军区接到敌情报告后，即令第1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统一指挥第1、第3、第25团，第3军分区第2团，第120师特务团，游击第3支队等共6个多团的兵力，在民兵配合下，先以少数兵力调动、激怒日军，再将其诱至有利地形，集中主力包围歼灭之。

　　 11月4日夜，日军抵达雁宿崖村。5日晨，日军先后进至张家坟一带，第1团和游击第3支队各以少数兵力，节节抗击，诱其深入；游击第3支队和第25团各以一部，前出至涞源城东的五回岭和城西的石佛等地袭扰和迷惑日军。当晚，日军主力进至司各庄等地，未找到八路军主力，即行烧杀抢掠。6日，进犯日军在游击队的诱击下，继续东进，于黄昏抵达黄土岭。

　　 黄土岭位于涞源、易县交界处。往东到上庄子，是一条2.5公里长的山谷，像一条长形口袋。只有越过上庄子，经过煤斗店，才能踏上通往易县、满城、保定的大道。据此，杨成武决心于黄土岭东北上庄子至寨头之间狭谷伏击日军。令集结在寨头、煤斗店一线的第1团及第25团一部并加强第1军分区炮兵连迅速占领寨头东南、西南高地，卡住敌人去路；令位于大安的第3团占领黄土岭至上庄子东南高地，侧击敌人；令第2团尾随敌后，待敌进到黄土岭后，由西向东出击；令特务团从黄土岭东南方向加入战斗；令进到三岔口的第3团迅速赶到大安，准备接替游击支队、控制通往涞源的要道。八路军于一夜之间完成了对日军的包围。

　　 6日夜，日军发现黄土岭西北有八路军活动，感到情况不妙。7日清晨，阴雨绵绵。阿部规秀率部冒雨从黄土岭出发，向上庄子、寨头方向边侦察、边交替掩护前进，以避开八路军主力，绕道返回涞源城。但他没有想到也没有发觉就在其行进的两侧高地上埋伏着八路军的数千名官兵。7日15时，当撤退的日军全部离开黄土岭村陆续进入八路军设伏阵地时，第1团和第25团的一个营迎头杀出，第3团和第3军分区第2团分别由西、南、北三面包围过来，猛烈展开攻击。日军受到突然打击，急忙抢占上庄子东北高地，并向寨头阵地反扑，企图冲出包围。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山地争夺战。

　　 16时许，第1团团长陈正湘、政委王道邦发现在黄土岭与上庄子之间的一座独立家屋附近，有多名腰挂战刀的日军指挥官在活动，便命令配属于该团的分区迫击炮连，对准目标轰击。原来这正是日军的指挥所，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当场毙命。经数小时激战，日军被歼过半，其余数百人被压至上庄子附近的山沟里。当晚，由于各攻击部队联络困难，协同不易，遂一面巩固已占阵地，防敌逃跑，一面以小部队袭扰疲惫之敌，准备次日再行攻击。是夜，残余日军连续突围十余次，都被击退。

　　 与此同时，驻涞源、蔚县、易县、满城、唐县、完县的日军第110、第26师团及独立混成第2旅团余部，分路速向黄土岭方向增援。各县游击队奉命广泛开展袭扰活动，牵制、迟滞了这些增援日军的行动。

　　 8日，被围日军在5架飞机掩护下，倾全力向上庄子西北方向突围。第1团和第25团一部将突围的敌人压制在上庄子西沟。残敌主力约400人，突围到上庄子西北山头后，继续向司各庄方向逃跑。第2团当即从右翼、第3团从左翼迂回追击，与该敌展开激战。特务团亦及时赶到，从左翼投入战斗。在给突围和被围日军再次杀伤后，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首长判断续战于已不利，遂决定撤出战斗。

　　 黄土岭战斗，以歼灭日军900多人、打死日军中将指挥官阿部规秀和缴获大量军用物资而胜利结束。阿部规秀被击毙，日本朝野震动，陆军省专门发布阵亡公报，东京报纸纷纷刊登这一消息，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晋察冀军区颁发嘉奖令，表彰击毙日军中将的炮兵部队。黄土岭战斗的胜利，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使全国抗战军民极为振奋，纷纷来电祝贺，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均来电祝捷，蒋介石也致电八路军朱德总司令予以嘉奖。


聂荣臻的视角   
     雁宿崖战斗，聂荣臻整整在电话机旁守了一昼夜。战斗结束后，他分析，从日军“扫荡”的意图看，后面将会有更大的仗要打。

　　另外，他从与日军打交道的两年多时间里，已经摸到了敌人的一条规律：一旦吃亏，肯定报复，而且失败得越惨，报复得越凶。因此，他顾不上休息，一边下达参战部队立即撤离战场，隐蔽于适当位置，准备再战的命令，一边考虑新的战斗部署，做好迎接更大规模战斗的准备。

　　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是日军的精锐部队，52岁的旅团长阿部规秀，在日本军界被吹捧为是精通“山地战”的“名将之花”。

　　聂荣臻研究过阿部规秀，知道他擅长运用“新战术”，头脑灵活，指挥果断。但是他最致命的弱点是骄纵自负。阿部为急于报复，竟不顾日军“扫荡”的总体部署，亲率孤军深入根据地腹地。11月4日凌晨，日军一千五百多人，共3个大队，分乘九十多辆卡车从张家口急驰涞源。

  聂荣臻得知消息，满心喜欢。南面之敌未动，北面之敌先孤军深入，这是难得的歼敌良机。于是他对杨成武说，同意你的判断，日军进至银坊，然后或西攻走马驿，或东扑黄土岭，寻找我主力决战，以报一箭之仇。你要力争全歼这股敌人。

　　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除了原有的一分区一团、三团、三分区二团、曾雍雅游击支队外，已命令第二十五团和分区炮兵营迫击炮连也投入战斗，命令第二十团、二十六团、二十四团钳制易县、满城、徐水等地的敌人。贺龙同志已命令一二师特务团从神南北上，归你指挥。你们应该以小部兵力在白石口一带迎击敌人，把敌军引向银坊，让他们扑空，然后隐蔽起来，让敌人寻找你们决你们在银坊北面示以疑兵，诱敌东进，等他们进到黄土岭地区后，再利用有利地形集中兵力歼灭敌人。

　　11月5日，日军向白石口前进，平时由于机动灵活，善于与敌周旋而有“狼诱子”之称的曾雍雅支队，在白石口与日军交火，且战且退，再次诱敌成功，阿部率部追到银坊，没有见到八路军主力，就大肆焚烧银坊的民房，发泄报复之心。11月6日日军继续东进，晚间，终于进入黄土岭一带。

　　聂荣臻命令杨成武指挥各部乘夜色展开，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

  当天，细雨霏霏，夜很黑。这很有利，既增加了日军的行动困难，又很好地掩护了我军的行动。黄土岭是比雁宿崖山谷要开阔得多的峡谷。

　　11月7日军区司令部的《阵中日记》上记载：“黄土岭上庄子之敌今日拂晓向东进攻被我一团击退。现二、三、特务团已都进到指定位置向敌攻击，各团间在火线上均取到联络。敌被我紧密包围在上庄子及以西地区，敌冲锋数次均未得逞。”

　　战斗一打响，首先就把敌人的电台打掉了，使他们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7日，依然阴雨绵绵。日军受到突然的打击，不顾死活地抢占了几个山头企图冲出包围圈。八路军在取得雁宿崖歼灭战的胜利之后，愈战愈勇。

　　这时，易县、涞源等地的基干自卫队，纷纷赶来助战，战地附近群众给部队送饭送水。敌我双方的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日军数度组织突围，但都被堵了回去，死伤狼藉，虽有飞机助战，但双方距离太近，时有雨雾，辨不清目标，起不了作用。

　　聂荣臻要求杨成武调整战斗部署，缩小包围圈，无论哪个方向，都不能让敌人冲出去，力争尽快歼敌。杨成武立即把分区炮兵营的迫击炮连调了上去，配属给一团。炮兵连上去后，恰好一团团长陈正湘、政委王道邦在望远镜里发现黄土岭东一座独立家屋门外，站着一群穿黄呢子大衣的日军军官，便把目标指示给炮兵连连长杨九秤。迫击炮连向那里打了几炮，浓烟过后，倒下了好几具尸体，其余的都跑到房子里去了。

　　当时，聂荣臻与参战部队并不知道阿部规秀中将也陷入了重围，更不知道阿部被击毙的消息。日本陆军省后来发表的关于阿部战死的“详报”写道：“这个地形是华北很少见的山地，差不多是没有道路的。

　　中将以下的将士们完全徒步，辛勤跋涉……七日向易县上庄子前进的时候，敌利用优势的地形，继续顽强的抵抗，中将果敢地到一线，观察地形敌情，飞来了敌人迫击炮弹，在距中将数步的地方爆炸，碎片打中中将的左腹及两腿等数处，中了致命的伤，遂与世长辞了。”当晚，惊恐万状的残敌组织了十几次冲锋突围，都被我们包围部队打退。

　　阿部毙命，损兵折将，日军震动。

　　8日上午，敌机空投了新的指挥官。7日，从唐县、完县出动的日军，从涞源增援的日军各一千多人，8日也都接近黄土岭。

　　聂荣臻另从各个方面送来的情报得知，四面八方的敌人都赶来解围，正在对八路军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便当机立断地通知杨成武：我军已经歼灭日军九百多名，取得了重大胜利，虽说残敌尚未消灭，但为避免陷入增援敌人的重围，此时不可恋战，应立即离开战场，跳到外线去。

　　阿部规秀中将被击毙在黄土岭的确实消息，聂荣臻是从敌人的电台广播中得知的，他高兴极了。很快，毛泽东也从延安发来电报查证此事，并要“总部向各方公布，广为宣传”。击毙日军中将级高级指挥官，这在华北战场、在中国人民当时的抗战史上都是第一次。

　　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在吊唁阿部规秀的悼词中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朝日新闻》在报道中说，“中将级指挥官阵亡，皇军成立以来，未曾有过”，“护国之花凋谢了”。阿部规秀命丧黄土岭，使日本朝野为之震惊。他的骨灰送回东京时，“帝都降半旗志哀”，“以高龄的柴大将为首，杉山大将、东防司令官稻叶中将、代理陆军大臣中村以下各位将领到车站持吊旗志哀。”

　　雁宿崖、黄土岭两次歼灭战共歼日军一千五百多人，边区军民受到极大鼓舞。消息传到全国各地，人们无不称颂八路军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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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艰苦抗战：我们曾经这样制作手榴弹[组图]





我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弹药匮乏。开始自己动手生产军需。其中弹药制造复杂，曾经需要战士上交射击后的弹壳，制作新子弹。相比，手榴弹的制造就简单多了。图为制造手榴弹的情景，有很强的山寨味道。山寨手榴弹为抗战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偶尔由于作工比较粗糙，爆炸后壳体只炸成两瓣，杀伤效果不明显。




山东部队进行高射机枪训练。当年高射机枪是稀罕的武器。




　1944年，冀中部队战士训练使用掷弹筒



http://www.cgw.cn/html/history/2009/0625/62900_2.shtml

二战德军手榴弹及其在中国抗战中的使用

本文章为萨沙原创，如果转载请务必注明。

　　抗战期间中日武器装备的重大差异，网友们都是知道的。

　　但是诸位是否了解在八年抗战内，源自德国的中国制手榴弹一直是缺乏火力的国军步兵手中－－最有威力的防御和进攻武器！

　　这还要从德国的手榴弹开始说起......
　　



　　历史

　　德军大规模装备手榴弹还是一战后期。

　　由于一战壕沟战的特点，当时普遍使用单发步枪的部队对待隐藏在曲折战壕内的大量敌人极为头疼。他们极其需要威力强大的单兵手榴弹，可以迅速的消灭躲避在工事内的敌人。

　　实战永远是军工生产的指挥棒，德国军工企业随即在1916年研制出一种木柄手榴弹，在反复试验以后，这种手榴弹被命名为M18式长柄手榴弹，并且随即大量装备部队。

　　M18由拉环、拉火绳、拉火管、硫磺、雷管等零部件组成。工作原理是用一根钢管内装玻璃粉，将一拉毛铜丝卷成团放在玻璃粉内，铜丝一端接拉火绳、另一端通导火索和硫磺，利用铜丝与玻璃粉的磨擦发火点燃导火索和硫磺。使用时拧开弹柄上的盖，捅开防险纸，拉出拉环套在手指上，即可投掷。

　　一线部队对M18式的评价非常不错，这种木柄手榴弹投掷距离很远而且投掷非常精确，德军士兵可以在几十米之外准确的投入战壕内，大量杀伤战壕内的敌军士兵。同时，这种手榴弹采用集束形式，可以成功的炸毁铁丝网，敌人简单的土木工事，甚至可以对付当时还处于幼儿期的英军坦克。

　　不过，德军在1918年底就很快战败，M18的生产和改进也就随着凡尔赛条约的签订停止下来。

　　一战后的德国很快复兴，在一系列秘密的军事研究的大趋势下，德国军工企业也开始对M1918式手榴弹进行改进，并在1924年定型（毛瑟步枪也是在1924年初步定型），命名为M24式长柄手榴弹（Stielhandgranate－Stick Grenade）。

　　M24在M18的基础上进行了很多方面的改造，以适应未来的二次大战的需要。

　　首先是改进了手榴弹的爆炸时间。M1918式的爆炸时间过长，从拉动弹弦到爆炸居然要6到7秒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手榴弹通常要在敌人脚下保持三到四秒钟的时间不炸，敌军的士兵完全有时间躲避甚至反掷回去。

　　M24长柄手榴弹的引爆时间缩短到4到5秒，这个时间使用得法，一般在投掷到目标地域以后一秒钟内爆炸，敌人很难作出反应。
　　

　　德国人还用漫画形式对手榴弹爆炸时间过长进行调侃！从德军扔出手榴弹，双方一共互相投掷了四次之多。

　　其次，M24采用了更容易生产的钢板冲压技术，废弃了早期很费工时的整弹体铸造技术。这种设计除了加快了生产速度以外，采用薄钢板还大大的减轻了手榴弹的质量，增加了投掷距离。

　　还有，M24采用了爆炸力更强的TNT炸药，装药量约100克，这个改进大大加大了手榴弹的威力，在二战期间M24手榴弹的威力是数一数二的，被盟军成为高爆手榴弹。战争后期由于德国军事资源已经枯竭，曾经改使用硝酸铵炸药作为战斗部，造成手榴弹威力大幅度减弱。

　　另外，M24还有一些小地方的改造，比如弹体上安装铁环，便于单兵携带。

　　优点

　　M24定型以后的十多年内，基本没有什么改进。但是随着二战在1938年的开始，M24手榴弹开始大量使用于东线线战场。

　　他的优势很快得意体现出来

　　一，投掷距离远，投掷十分准确

　　M24采用木柄设计，由于杠杆原理，受过基本训练的士兵可以将其投掷的又远又准。

　　德军老兵一般可以采用站立的姿势，往往可以把手榴弹投掷到50米甚至更远，这个距离是世界上其他手榴弹无法达到的。

　　而且由于长柄的关系，M24可以投掷的极为准确。

　　实战中，德军士兵往往把手榴弹准确的掷入敌军控制的工事内，房屋窗户，狭窄的散兵坑内。

　　尤其在激烈的巷战中，一个苏军士兵手持一把71发弹鼓的波波沙就可以固守一个房屋，波波沙的威力可以让他压制一个班的德军无法靠近。

　　而德军的M24就是扫荡房屋的利器，德军士兵不需要冲入危险的房屋，而是只需要在远距离用手榴弹将士兵杀伤即可。

　　实际上，自从战斗开始以来，德军手榴弹的消耗就极为惊人，后方经常以十万为单位进行补充，客观上说明了M24在实战中的重要作用。

　　二，单个爆炸力强且可以集束使用

　　M24的TNT装弹量很大，爆炸力很强，威力很大。如果使用正确，每颗M24都可以造成 一群群的敌人伤亡。

　　由于其巨大的杀伤力，一线德军士兵给他一个外号，叫做土豆玛沙，也就是土豆粉碎机的意思。

　　 相比英美卵式手榴弹，M24的独特的优势是可以采用集束的方式，大大加大爆破力。

　　二战的单兵攻坚武器总体上是比较落后的，单兵火箭筒和无坐力火炮都处于雏形阶段，数量少且无法满足实战需要。而在几百万人会战的战场上，炮兵和装甲部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威胁，仍然有有数量众多的敌军工事和装甲力量，需要步兵自己解决。

　　尤其是前者，面对东线战场苏联数不清的小型碉堡，简易土木工事，复杂的大型钢铁工事，德军士兵能依靠的只有手榴弹而已。

　　单个手榴弹的威力一般不足于对付哪怕简易的工事，所以集束是必要的。

　　M24可将七枚手榴弹集束使用，去掉周围的六枚的木柄以减轻重量，只保留一枚的木柄作为引爆器。

　　这种集束手榴弹的威力很大，可以轻松摧毁敌军较为坚固的各种军事工事，也可以用来破坏敌军的地雷区，扫清步兵的障碍。

　　弱点在于投掷距离很近，需要步兵凭借自己大经验和勇气，尽量靠近敌人的工事。　


　　至于集束手榴弹对于敌军的装甲力量也是非常有效的，除了重型坦克以外，在近距离盟军的装甲力量无法抵御德军集束手榴弹的攻击。

　　不过实战中，却较少出现德军使用集束手榴弹打击盟军装甲力量的战例。　


　　使用集束手榴弹时必须有步枪兵保护

　　这主要是步兵在实战中接近有大量敌军步兵保护的敌人装甲力量并不容易，况且德军士兵大量装备著名的铁拳（喷气式空心装药反坦克榴弹）和88mm反坦克火箭筒，这些都可以在较远距离击毁敌军坦克，比起使用步兵使用手榴弹去炸要安全的多。

　　就算近战还有反坦克更为有效的重达3公斤的反坦克磁性雷（这种手雷在二战中生产了55万多个）

　　三，便于运输，比较安全

　　M24一般装在一种帆布袋内，由单兵佩戴，二个布袋一般可以装六枚手榴弹。　　


　　大量运输时，M24手榴弹装在一种金属板做成的简易箱子内。

　　一个这样的箱子可以装在14枚M24手榴弹，箱子外形和现在的手提旅行箱相似，可以由士兵单手拎住。


　　运输的金属箱子，左上角用来专门放置引信。

　　同时出于运输安全的考虑，在箱子一侧有一个木盒，专门放置14枚手榴弹的雷管。在实战前，由步兵雷管安装到弹体上。

　　这种设计是很先进的，最大程度保证了运输的安全系数。

　　缺点

　　随着战争的继续，M24的缺点开始明显的体现出来:

　　M24的结构比较复杂，制造很费工事。

　　除了弹体的造作以外，还必须手工把把实心木柄掏空，这是比较费时的操作。

　　虽然德国军事工业能力超群，但是二战实战中的弹药消耗量更是惊人。

　　苏德战争4年内,苏军使用了多达4.2亿发炮弹,170亿发子弹,1.21亿枚手榴弹（着实惊人），三百万吨航空炸弹，平均9枚手榴弹造成一名德军伤亡。

　　德军的消耗虽然没有苏联这么多，但是是仅此于苏联的第二号弹药消耗国，超过了美国和英国。

　　M24工厂几次改进工艺（在1939年和1942年二次改进）并且扩大生产规模，但是仍然无法满足需要。

　　德国处于无奈，设计了二种新式手榴弹。

　　其中一种式是M39式卵形手榴弹（Eihandgranate－Egg Grenade），另一种是M43长柄手榴弹。

　　M39手榴弹是一种轻型手榴弹，它的特点是重量较轻（约是M24长柄手榴弹的三分之一），体积较小（长度也约是M24的三分之一），便于步兵大量携带。


　　M39卵式手榴弹

　　实战中，多装备于对负重有严格要求的德国伞兵或者特种部队。

　　M39的引爆的基本设计和M24倒是差别不大，M39式手榴弹使用时旋开顶部的一个金属帽，然后打开露出的金属环靠摩擦点燃导火索。

　　M39可以看作M24把长柄改为卵形的产物，没有本质的不同。

　　但是，M39在实战中是一款很不受欢迎的武器。它的威力小，投掷距离短，根本无法满足战斗需要，也不是苏联和英美手雷的对手，野战部队很多士兵宁可使用缴获的苏式手雷，也不使用M39。

　　到了1943年，德军已经在斯大林格勒遭到了失败，占据转为对德国不利。

　　严格的军事现状，迫使德国军工企业对M24长柄手榴弹进行最大程度的简化改进。

　　这就导致了M43手榴弹的出现。　


　　M43长柄手榴弹，注意它的顶端

　　用现在的的观点来看，M43完全是实战的产物，其基本结构就是M39手榴弹的下面加一个木柄而已。

　　而它的引爆方式和M39相同，顶部仍然有一个金属帽，需要打开它以后，然后拉动里面的金属环，摩擦点火。

　　它的特点是木柄是实心的，中间没有掏空。这就大大减少了工事，极大的加速了手榴弹的生产速度。

　　M43出了生产步骤大为简单以外，其他性能和M24总体相当，从这点来看－－德国设计师还是很精明的

　　 爆炸时破片分布不合理和防御威力不足

　　由于弹体上多一个木柄，直接造成M24和M43爆炸时可能出现破片的不合理。

　　实战中，经常出现一颗手榴弹在敌军几米处爆炸，敌人确毫发无伤的局面，让德军士兵很是头疼。

　　另外，手榴弹其实分为进攻手榴弹，防御手榴弹和攻防手榴弹三种之分，进攻手榴弹杀伤半径较小，主要依靠冲击力和少量破片杀伤敌人，杀伤力较弱，但是投掷后往往不需隐蔽，可继续冲锋。防御型用于防御作战，杀伤主要是大量破片，杀伤半径较大，投掷后必须隐蔽。攻防两用型：进攻和防御作战两者兼备，既要满足防御时杀伤威力大的要求，又要满足进攻时破片不伤害投掷者的要求。

　　M24 手榴弹属于攻防两用型，它能够适合进攻作战需要，但是防守作战就弱了很多，无法满足需要。

　　苏联的防御F-1式手榴弹杀伤范围超过25米，威力巨大，这是M24无法达到的。

　　二战后期，德军在东西两线都丧失了主动权，面对数量众多的苏军和火力绝对占优的美军，德军的作战多以防御为主，M24就不能很好满足需要。

　　德军曾经试图在M24基础伤加厚弹体，同时在弹体采用纵横刻槽的方式，加大杀伤力。

　　但是这种做法费时费力，而且效果不明显，很快被军方否定掉了。

　　到了德军进攻苏联的时候，苏联的军火设计师给他们好好的上了一课。

　　当时苏联的主力手榴弹，很多装有预制破片槽的铸铁弹套。这种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设计，却大大加大了爆破时的破片数量，也大大加大手榴弹的杀伤力。

　　德军在吃了苏式手榴弹的苦头以后，开始由衷的钦佩苏联的想象力和实用思想，并且模仿其，生产了大量的弹套。

　　这种弹套使用前，必须采用铁丝装置先固定一下。　


　　预制破片弹套

　　不便于步兵携带

　　M24的尺寸较大，长达0.33米，超过了一般人小臂的长度。

　　单兵在战斗中，是不可能使用铁箱或者弹袋的，而是需要随身携带。

　　一般的卵形手雷可以轻松的挂在身上，或者放在弹药袋中。　


　　但是对于长柄的M24来说，由于它的长度太长，只能斜插在皮带上。一般士兵中能够携带一二个就很不错了，而且激烈的战斗中，这样放置的手榴弹很容易遗失。　


　　德国二战手榴弹全家福。从左往右，依次是M24，M43,预制破片弹套，M39

　　在中国的使用

　　中国军队从30年代以来，开始大量使用仿制的手榴弹作为制式武器。

　　主要的有二种不同的仿制系列，一是仿制苏联1914/1930式手榴弹。

　　该手榴弹为沙俄在1914年研制的，技术较为老旧，而且设计思维特殊，造成结构颇为复杂，无法适应中国军工企业的需要，很快被中国淘汰。

　　而仿制M24系列的长柄手榴弹则长期保持生产，中国各地的军工企业还在其基础上，自行进行了一定的改进。

　　其中数量最多的为巩式手榴弹，为大名鼎鼎的巩县兵工厂生产。于1939年开始大量装备部队，它的特点主要式弹体较短，只有0.22米，是M24的三分之二，重量也只有450克，大约是M24的百分之七十，其木柄形状也做了调整，使之更适合携带。巩式手榴弹在抗战期间大量生产使用，它比M24更为符合中国士兵的臂力和体力，深受中国士兵的喜爱。

　　在和它的老对手日式93式和97式手榴弹的交手中，颇占优势。97式手榴弹采用圆柱形铸铁弹体，形状较大，投掷非常不便。它的投掷距离和威力都不如巩式。

　　不过巩式也有明显的弱点，就是威力相比M24和其他英美系列手雷都较小。它的装弹量只有50克TNT,使得爆炸力较弱。在和日军交手时候并不觉得，在朝鲜战场和美军交手这个问题就非常明显。

　　根据美军的回忆：在一次战斗中，美军有7个士兵紧围着一个小土堆防守，在一个半小时内，中共军于15码的距离外对他们投了50到60颗手榴弹，其中30到40颗没有投中或者被美军丢回去，剩下的在他们防御位置中爆炸。

　　在另一次战斗中，美军固守的山头有30人受到手榴弹破片的伤害，但没有人严重到无法继续进行战斗。因为中共手榴弹而受伤的案例在这些连中比比皆是，但是致命的案例少之又少。　



　　在很多攻坚战中，就是由于杀伤力不够，使得志愿军出现较大伤亡。

　　但是德式木柄手榴弹对于抗战中的中国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由于手榴弹的制造技术非常简单，各级兵工厂都可以大量制造。

　　除了国民政府的20多个大中型军工企业可以以月产量二十万到三十万的数量大量生产以外，各地小型兵工厂甚至八路军的土制兵工作坊也可以生产相当多的数量。

　　抗战中的使用

　　而八路军也好，国军也罢，在抗战中以防御为主。由于步兵火力的不足，单靠步兵发射火力很难压制住进攻的日军。

　　而手榴弹作为一种有效的防御武器，在几次重要的防御作战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淞沪会战中的中国士兵，他在投掷M24手榴弹。

　　比如台儿庄战役的藤县保卫战，川军的守军装备极差，除了土造汉阳造步枪以外，连少量轻机枪也是土造的，重武器完全是无。用这些装备去和装备重炮和坦克的日军第10师团作战，简直就是送羊入虎口。但是，3000川军就是靠了战前送来的一整车手榴弹（当时城墙上的守军每人发给一箱50枚）。

　　守军就依靠这些手榴弹，和配备重要和坦克飞机的日军，在城墙下和城内巷战中血战数日，为会战争取了时间。

　　在常德会战中，守军在装备上也是绝对劣势，而且以8500兵力对敌人4万兵力，结果以几乎全军覆没的代价，歼灭日军万人。除了靠国军‘虎贲’视死如归的精神以外，每当日军冲锋时，迎接他们的往往是猛烈的“手榴弹雨”。在常德会战的巷战中，74军炮兵团3营士兵李志忠曾经用14颗手榴弹炸死日军70多人。

　　而手榴弹优势在衡阳战役中，更是发挥了极大的威力。看看这段历史:

　　守军越战越沉着、勇敢，他们用手榴弹对付日军的飞机、大炮，把冲锋的日军越放越近，在手榴弹的最有效杀伤距离内打击敌人。

　　7月1日中午以后，一直到7月2日上午，恼羞成怒的日军，在飞机和炮火的连续猛轰下，冲锋一次跟着一次；许多回，日军爬上云梯，上了山顶阵地，却又被突然冒出来的中国军队的集束手榴弹给炸掉。冲上去的日军，无论多少，全部被手榴弹报销，总是有去无回。

　　 7月13日

　　 日军第二次攻城又打了三天，仍然未能前进一步，第116师团的攻城主力——步兵第120联队，在联队长和尔大佐指挥下，向山头阵地发动冲锋。在山坡半腰间，遭到从弹坑中突然冒起来的一些中国军官兵的手榴弹狠炸。和尔大佐和许多日军官兵被当场炸毙，冲锋垮了下去。

　　 进攻张家山的日军第2大队足立大队长和该大队5至8中队所有的官佐，全部在进攻中被守军用手榴弹炸死，该大队活着的士兵不足四分之一。

　　 日军只能依靠空中和炮兵的轰炸效果向前一步步推进。即用飞机反复轰炸扫射，炮群集中轰击，将山头上的守军官兵全部炸死，才能占领那个山头，否则，只要阵地上还有一个中国军人，冲锋的日军就要挨手榴弹炸。

　　 7月18日

　　 师团炮火急忙给予支援，压制守军人力。支援炮火刚停，日军指挥官一声嚎叫，上千名日军从地上一跃而起，嚎叫着朝守军扑来。等日军近前，守军用手榴弹与敌混战，密集的手榴弹整整炸了一个钟头，冲上去的日军几乎被炸光，守军自己也被炸死、炸伤无数。

　　 由于两军搅成一团，日军炮火无法开炮支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冲锋部队被消灭。这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中国军队之手榴弹肉博战使倍受“武士道”亡命精神熏陶的日军官兵也感到胆寒。

　　至于八路军对于手榴弹的使用也是有自己一套战术的。

　　由于中共军队缺乏训练，武器装备都很差。步兵实弹射击数基本不到20发，加上很少装备机枪，在远程火力更本无法和日军对抗。

　　所以八路军打击日军多以伏击的形式，通常在近距离采用集团冲锋。百米以外很少开枪，一旦开展，便马上抵近射击，继而投出大量手榴弹，在手榴弹爆炸以后，立即以刺刀或大刀进行肉搏作战。

　　至于八路军的手榴弹来源则是不同的，抗战前四年主要靠国民政府给予补给还有缴获，其中在林彪意外被晋军新兵误伤以后，当时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卫立煌闻讯，下令拨给八路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

　　到了1940年，新四军发动黄桥事歼灭苏北国军一万主力并且造成国军军长李守维和翁达死亡以后，还有八路军歼灭华北六万国军主力以后，国军基本停止了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供应。

　　这时中共军队因为百团大战，也开始受到日军正规军的扫荡，损失严重，无力缴获。所以当时的手榴弹主要靠自己的兵工厂制造。中共方面由于缺乏原材料和技术人员，手榴弹大量采用黑火药，弹体也大都是铸铁。不但爆炸效果很差，而且单片很少，甚至一下裂成两片。

　　就是这样，手榴弹也是八路军战士手中最有力的武器，在整个抗战期间，八路军使用了近八百万枚手榴弹。日军中流传着共军手榴弹厉害的传说，一般来说，日军在扫荡八路军时，会尽量避免近战，就是畏惧于八路军手榴弹的威力。　


　　向日军投弹的国军士兵

　　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队一共使用了三千万枚手榴弹（国军二千二百多万枚），这些手榴弹都是M24或者其的改进型，大约40万左右日军士兵伤亡在手榴弹上。

　　德式手榴弹－－－抗战的功臣！
http://www.armsky.com/army/Class43/200607/54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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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中宋美龄的五次致命遇险

抗日战争时期，宋美龄为了抗战事业经常奔波于前线，武汉会战之际，有几次险些捐躯沙场。




首次遇险，由于军官们的掩护宋美龄没有受伤

　　1938年6月，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薛岳，命令第二00师副师长邱清泉、第二十八军军长桂永清率部前往兰封县阻击日军进攻武汉，当二人赶到兰封后，桂永清不屑一顾地对人说：“这些敌人算得了什么！看我们来打它个落花流水。”果然，他获了一场小胜仗，更是忘乎所以，将其夸大为“兰封大捷”。

　　不久，日军大部队随之而来进行反攻。桂、邱二部抵挡不住，兰封很快失守，使得前敌总指挥薛岳围歼日军土肥原师团于兰封附近的计划流产。蒋介石得报大为震怒，责令桂永清在两天之内攻克兰封，否则军法处死。桂永清吓得不敢呆在军部，亲自到第一线督战。由于兰封城四周地形开阔，日军居高临下，有飞机助战，占尽优势。反攻的部队虽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但仍然牺牲很大。师长李良荣泪如雨下，哭着对桂永清说：“军长，你看到的啊，我这个四十六师全完了！全完了！”桂永清也难过得转过身去。突然，他一下惊呆了，此时，宋美龄全身戎装，在几个军官陪同下正朝他走来，他吃惊地问：“夫人，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宋美龄泪眼婆娑，呜咽着说：“你这个军长怎么当的？什么黄埔高才生！哪有这样打仗的？这不是拿弟兄们的肉体去塞敌人的炮眼吗？”说着，泪水顺颊而下。正当此时，忽然一排炮火射来，爆炸声震耳欲聋，宋美龄应声倒下，由于军官们的掩护，她倒在了掩体下面，没有受伤，只是满身泥灰。




　湖北黄梅县前线，遭遇日机轰炸，宋美龄多处受伤

　　1938年7月初，宋美龄一行在湖北黄梅县前线慰劳前方将士返回途中，不幸被日军侦察机盯上，日机发现由3辆卡车组成的运输队，后面还跟着一部小汽车，认定小汽车内是位重要人物，便对其穷追不舍，投弹、扫射，司机见势不妙，想停车掩护宋美龄脱险，但宋美龄认为，四周都是开阔地带，根本无法藏身，就叫司机加大油门快跑，虽然小汽车左躲右闪，避开了好几枚炸弹，但最终还是被炸翻在地，并且一连打了两个滚，宋美龄的头、臂、腿好几处负了伤，好在伤势不重。司机飞快地钻出车门，迅速打开另一扇车门，将宋美龄拖了出来，扶着她拼命朝前奔跑，只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巨响，小汽车被完全炸毁。猛烈的汽浪将二人掀倒在一个高坎下面，二人就势紧贴在坎壁下的沟缝里，逃脱了敌机飞行员的眼睛，捡回了性命。



　武昌市区，一枚重磅炸弹在蒋氏夫妇身边炸开

　　1938年7月23日，蒋介石和宋美龄正在武昌市区的“军事委员会”的办公大楼内，大约是日方得到了有关他二人行踪的情报，忽然日军机群飞临武昌上空，在凄厉的警报声中，日机对着大楼反复投弹、扫射。此时蒋氏夫妇已由几个卫士排斥着躲进了楼下的防空壕，但仍有一枚重磅炸弹在防空壕附近炸开。随着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巨响，几人全部倒下，幸亏卫士的掩护，蒋氏夫妇没有受到伤害，但宋美龄却被震昏过去，几分钟后才醒过来。但3个掩护她的卫士都牺牲了。




去前线给战士送慰劳品，宋美龄弄得污秽不堪

　　1938年9月，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率部在河南抗守富重山，阻止日军西犯。从9月2日开始，与日军拼死血战，日军十二师团受到重创，五次补充兵员皆未占领山腰一线主阵地。到了第9天，守军旅长沈芝生、张绍勋突然发现宋美龄出现在战壕里。二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立即举手敬礼：“夫人，您，您怎么来这里啊？”宋美龄笑吟吟地握着沈芝生汗泥污垢的手说：“你们在这里浴血奋战，我还不该来看望看望？弟兄们，七十一军把得好哇！你们大张国魂呀！不愧是中华男儿，民族英雄。运输困难，我没带什么慰劳品，只给你们带来几卡车弹药，机枪、步枪继续前进，手榴弹！”沈芝生兴奋地说：“啊呀呀，夫人，这当儿，再没有比军火更好的慰问品了！”消息传来后，战壕里一片欢呼声。沈芝生忙将此事报告给山头指挥所里的宋希濂，宋希濂大惊，忙嘱咐沈芝生要保护好夫人安全，他马上就下来。宋美龄一把抓过电话严肃地说：“荫国(宋希濂号荫国)，你是一军之长，战斗这样紧张，你万万不可离开指挥所！我一会儿去看望你。”并告诉宋希濂，半小时后派军械处官佐下来接收军火。



正说着，日军新一轮的进攻又开始了，飞机凌空投弹、扫射，刹时间阵地上枪炮齐鸣，弹如雨下，许多官兵伤亡，连担架队也死伤不少。宋美龄则在战壕里来回奔跑，帮着抢救伤员。其随从后来回忆，她的力气还真不小，能独力将一个伤员抱上担架。直到打退了日军这一轮冲锋，她才由4名士兵护送，往山头指挥所走去。不料，还未走出多远，敌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投弹、扫射，山坡早被炸得寸草无存，宋美龄等人或滚动，或跳跃，从这个弹坑到另一个弹坑，总算赶到指挥所，宋希濂惊讶地发现，眼前的“第一夫人”已是一身泥土，军装拉开了好几道口子，脸上的泥土、汗渍经过硝烟熏染，早已污秽不堪了。宋美龄说：“慰劳就该到火线上，与士卒同甘苦、共生死！”



在九江以南的万家岭，宋美龄险些命丧沙场

　　1938年9月下旬至10月初，此时，武汉会战已进入后期。此前，日军沿瑞武公路进犯，企图迂回德安，被第九集团军司令吴奇伟在杨坊街、白水街、麒麟峰击破，歼其一部，但其余部仍分两路抄袭德安后路。其中一路由杨坊街进入哔叽街、万家岭等地，给德安、隘口造成很大的威胁，吴奇伟亲自率部在万家岭阻击，将日军四个联队全歼。

　在这次战斗中，宋美龄与吴奇伟的夫人龙文娱一同到前线进行了慰问。龙文娱大革命时期肄业于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也是一个有胆有识的奇女子。二位夫人军装绑腿，步履矫健，风尘仆仆地奔到前沿阵地进行慰问。此时日军倚仗着“空中优势”，飞机轮番轰炸，密集的炮火又倾泻在阵地上。日军估计中国军队已无还手之力了，则以飞机进行低空侦察，看到中国阵地上的掩体大部分已被摧毁，日军步兵这才放大胆子发起进攻。然而，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当他们冲到阵地前沿时，机枪、步枪子弹突然从战壕里猛烈射出，无数手榴弹劈头盖脑打来，日军顿时成排成排倒下，只有少数残敌狼狈逃回。原来这是吴奇伟的用兵妙计，在战壕厚壁横穿许多壕洞，洞顶土石很厚。敌机和大炮肆虐时，官兵们都钻进这些横洞里，等到日军冲锋时，他们就像猛虎出洞，给侵略者以致命打击。但这种壕洞也非绝对安全，如果炸弹或炮弹刚好打进壕洞入口处，那么躲在壕洞里的人就会全“军”覆没。宋美龄和龙文娱也同其他官兵一样，钻进了这种防弹洞。然而，一颗炸弹刚好落在紧邻宋美龄所藏洞口的附近，如果炸弹再偏左一些，宋美龄等人就极可能会命丧沙场了。


http://www.dajunshi.com/MilData/junzheng/China/200605/54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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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师血战日军：战后湘西凤凰城皆白幡(图)

128师在嘉兴铁路旁防守




128师士兵在南星桥反击日军；图中可以看出该师士兵装备；英式偏钢盔（上图）和德式M35（下图）均有，还有布朗式轻机枪，这种机枪抗战初期只有少量进口

部队沿革简介


　　淞沪会战参战之第128师，前身系湖南第一警备军，1930年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编为新编陆军第34师；1937年七七全面抗战后，该师改番号为陆军第128师。


　　编制


　　二旅四团制，炮、工兵各一营，特务、骑兵、辎重各一连。全师共计约5800余人（未满员）。


　　装备


　　具体不详，据说该师装备不佳，士兵使用汉阳老套筒者居多。该师可能排有捷克式轻机3挺，营有重机连一个，装备30节水冷重机6挺。炮营只有81迫击炮12门；无战防平射及高炮。特务连主要负责师部警卫，战时兼任督战，装备以仿德国毛瑟十响快慢机为主。骑兵连实力较弱，很少直接参与作战，可能参与部分辎重运载。辎重连无机动车辆；全师马匹数不详。


　　主要官佐


　　师长:顾家齐 副师长:戴季韬 参谋长:杨石松


　　第1旅（后第382旅）旅长:谭文烈


　　1团（后第763团）团长:舒安卿


　　2团（后第764团）团长: 沈荃（沈从文二弟）


　　第2旅（后第384旅）旅长:刘文华


　　3团（后第767团）团长:陈范


　　4团（后第768团）团长:刘耀卿

一、参战前嘉善态势


　　11月5日，日军第10军（柳川平助，专为上海战役编成）以第6、18、114等师团于凌晨借雾气，以舰炮掩护，在金山卫附近之漕泾镇、全公亭、金丝娘桥等处登陆。日军登陆后迅速分三路推进；第18师团从金山疾趋嘉善，意图截断沪杭铁路和苏嘉铁路，封堵上海地区国军退路，并图进南京；日军114师团也进击嘉善，以谋从浙江迂回。


　　11月6日 嘉善遭日机数次轰炸，平民死伤枕藉。7日，我陆军预备11师奉命固守嘉善门户枫泾镇。8日下午，日军2000余人，由金山经新埭镇进犯枫泾。5时左右，日军前卫在枫泾东南约1公里的北旺泾与预备11师之警戒连遭遇并激战。警戒连凭借匆促构筑的临时工事仓促应战，击毙日军30余名，但终因三面受敌，援未至而全连战死。




淞沪会战中坚守阵地的中国军队

　　11月8、9两日，敌机对魏塘镇狂轰滥炸，东起王家弄，西至费家桥，投弹数百枚。炸毁民房600余间，炸死炸伤居民数十人，整个魏塘镇陷于一片火海。


　　11月9日，原先守备新埭方面的陆军79师237旅阻敌不支，阵地被敌突破；国军大部已转移至新埭镇一线，只留下41团（张团）残部在枫泾等待接防。


　　第10集团军由嘉定急调109师增援。109师原在沧州东西花园防守战中已遭受重大损失，未能及时补充，此次参战兵力，仅有3个团；还由于敌轰炸扫射，车行受阻，只能分3批到达。9日凌晨3时30分，师长赵毅率领654团（黎萌棠团）先到嘉善，立即奉令去枫泾接防。上午6时左右，跑步前进的黎团官兵，刚刚抵达枫泾北端，就与步骑联合的数百敌人遭遇；张团余部也协同作战。激战至下午5时左右，黎团第三营正面受数百名敌人猛攻，左侧背又受三四百敌骑兵之压迫；右翼之第二营，也在枫泾镇以西、铁路以南地区与数百敌人激战。入夜，形势更加严峻。团长黎萌棠中弹负伤，团付王达之代理指挥战斗。敌人企图包围两翼，黎团朝西南方向且战且退，敌军紧紧尾追，遂在左沿枫泾镇铁路、右至陈登桥（今名仁登桥、许家浜）侧面一带拉锯激战，但国军逐渐不支溃退。


　　原配置张泾汇一线的教导总队第二团第一营（邹营），因未取得联络，没能前来增援。张团已所剩无几，并入由王达之指挥的黎团陷入孤军苦斗。嘉善危在旦夕。


二、“竿军”血战守嘉善


　　1937年8月中旬（？）128师奉令北上，全师集中后徒步行军至常德，转铁运至武昌，转船运至江阴（？）再转车运至宁波；负责沪杭铁路警备。9月中旬以后，师部驻宁波，全师分驻象山、镇海、奉化一线，属右翼作战军第十集团军（刘建绪部）指挥。直至11月，128师防区无战事。


　　11月8日凌晨1时30分，128师奉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命令，开赴嘉善阻止西进之敌；并要求坚守嘉善4天。


　　9日夜间，顾家齐率师部和382旅登车开往嘉善。


　　10日凌晨4时，顾部抵达嘉善。师部驻北汽车站。拂晓，382旅764团即刻进入枫泾镇一线阵地。


　　由于作战环境泥泞，士兵全部换上草鞋，此举在以后的血战中被证实甚为明智。在泥泞中白刃肉搏，日兵军靴笨重陷滑，面对这些自幼便在偏远山区的烂泥田坝中摸爬滚打的湘西“蛮子”，纵使再有自诩神勇的武士道遗风，终究下盘不稳，也只能以挨刀的惨烈结果，成为战友脖子上的附加骨灰盒负担，也替大和的“靖国”神社徒添一些灵牌。（在淞沪会战中，时有日兵将战死的中国士兵脚下的草鞋扒下，套在军靴上避免打滑。）


　　上午7时，遵照原先驻防的109师师长赵毅意见，764团驻防左至何家浜、盈字圩、跨公路、铁路，经施家浜至西油车浜，凭河固守第一线国防工事右段。上午10时，赵师黎团（时由副团长王达之代理）在左沿枫泾镇铁路、右至陈登桥（今名仁登桥、许家浜）侧面一带与敌苦战，王代团长负伤，营长刘仙坡阵亡，官兵大部伤亡，顾家齐令764（沈团）派兵团援助，但前进方向2公里开阔地被敌机及炮火封锁，无法有效上前支援。


　　11时，黎团残部不支，撤向沈团防线，沈团让黎团越自己阵地撤过之同时，迅速向敌追兵发起攻击，很快将其击退。下午3时，日军再度以火炮飞机猛烈轰炸，据说仅敌机投弹就达九百余枚；此后敌步骑联合发动冲锋，主攻矛头指向沈团左翼张靖华营。


　　128师以凤凰苗族子弟居多，士兵骁勇于近战，惯以贴身肉搏砍杀敌兵。沈团屏息静气，待敌近在咫尺才突然猛烈反击，从而在战斗中削弱了日军炮火和航空兵的威力。该团右翼之陈绍武营跃出掩体，以近战紧逼敌军左侧翼；左翼张营则凭借原有国防工事坚守。战斗酷烈，敌我多次往返冲杀，双方伤亡均为惨重。苦战至下午6时，日军终于不支，逐渐撤退。


淞沪会战中坚守阵地的中国军队

　　当日战斗中沈团以张营伤亡最重， 全营仅剩1名营副和1名连长以及士兵二十余名尚能继续作战。


　　11日后继敌主力源源抵达，先以重炮和航空火力掩护，随后约两个联队的步兵向枫泾镇阵地猛攻，激战后128师前沿阵地失守。师主力便在嘉善里泽乡南桥一带铁路和公路两侧继续阻击作战。激战至傍晚，国军仍以血肉之躯杀退日军多次冲锋；但当日全师官兵亦伤亡600余人。夜间，师长顾家齐考虑自己装备窳劣，不利死战，便令属部将主阵地前移五六百米，连夜构筑掩护工事并隐蔽。


　　12日 拂晓，日军再度进攻，先以飞机十余架次对128师11日的主阵地猛烈轰炸扫射，步兵再以多行横队冲锋。敌步兵冲至我新设置的左右梯次阵地前，突然被我军火力交叉猛烈侧射，死伤枕藉。我军士兵随即紧咬敌步兵近战厮杀，再次击退日军进攻。


　　13日子夜，128师连夜再度改变阵地，在12日阵地之后方和两侧构筑新工事，并在原阵地以稻草人迷惑敌人。晨晓敌步兵进攻之前仍然对我原阵地施行密集炮火猛烈轰击，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南桥村随即一片焦土。当敌步兵冲锋抵近时，128师士兵从正面两侧新阵地突然跃出与敌厮杀。战场上血肉横飞，尸横遍野，敌我伤亡均重，日军再度不支，仓皇撤退。


　　在几天的血战中，湘西士兵承袭古朴“竿军”作风，不时夜间袭扰敌人；据说在黑夜里，苗族敢死队每人一把家乡马刀（柄约两掌宽长，刃比一般马刀稍短，但刃口宽约三寸），在深秋的寒夜中赤膊为记；夜袭敌营时，凡遇著衣者一律挥刀砍杀。

14日，原定该师坚守4日任务到期，但未接到集团军的后撤命令，全师官兵仍坚守阵地。敌将嘉善铁路沿线大小桥梁几乎全部炸毁，力图截断我军后路。除了正面以步兵联队主力全力压迫之外，还以另一联队兵力从西塘镇东侧的南祥符荡偷渡，沿善西公路和长生塘向南迂回128师阵地后侧，进攻力度超过以往。128师腹背受敌，苦战竟日。


　　15日凌晨， 顾家齐决定放弃里泽乡南桥第一线，退守嘉善火车站二线，并令767团西移扼守嘉善西城门外67号铁桥，以保证全师后路。晨6时敌再度猛攻，我军官兵死守火车站阵地，并不时发动反击。血战终日，敌我往返相持。该师763团少校团附糜大昌阵亡，764团团长沈荃、营长张建均负伤，各团所属连、排官佐伤亡数十人。下午3时，敌将攻击重点压在右翼382旅方面，旅长谭文烈亲自参战，但因敌军兵力火力绝对优势，382旅阵地逐渐被敌分割。顾家齐急令767团派一营兵力援助，自己亦亲率师部特务连、工兵连以及其他非战斗官佐杂兵参加战斗。战斗中顾氏身先士卒，带头前进。鏖战战至夜，终将顽敌击退，恢复阵地。 当日大本营颁布嘉奖令，并奖金4万元奖励128师全体官兵。


　　16日清晨敌再度猛烈进攻。128师将士抱着“弹尽卒尽”的必死决心，与敌浴血拼搏。血战数小时后，763团团长舒安卿负伤；副团长杨正银、营长罗安业、764团副团长杨飞腾等阵亡，全师连排级官佐大部伤亡。顾家齐电话报告集团军司令刘建绪后，再次率领直属连队以及767团第1、2两营共约500余人支持一线，于汽车站附近向敌发起佯攻，掩护一线官兵撤至有利阵地。激战后敌发现我军撤退意图，便重新集中兵力强攻车站以西的67号铁路桥，企图截断我军退路。67号桥此时虽然仍在我军控制之下，但被敌机严重炸损，我军若是通过，需作必要抢修。顾令恰时归还建制的767团以猛烈火力压制敌人，掩护其他部队抢修铁桥。在桥头的血战中，767团顽强死守，毙敌甚多。至天黑，日军疲惫不堪，更顾忌夜战，才停止强攻。


　　128师利用黑夜，全部所剩官兵顺利通过67号桥，随后将桥炸毁，连夜撤往临平。


嘉善一战，128师共计伤亡官兵2653人。


　　此战之后，128师官兵的家乡，湘西凤凰城内城外，几乎户户都有父兄为国捐躯，家家门前悬挂伤悼白幡，哀祭阵亡子弟忠魂。


　　附记:


　　顾家齐（1894－1949）号修之，湘西凤凰人。早年毕业于常德西路师范学堂，1914年入湘西军官团学习，毕业后曾任湘西巡防军排、连、营、统带等职位。1926年率部围剿“三五八”湘西 匪寇有功。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9师陈渠珍部团长，驻防凤凰。1934年11月陈渠珍部参与堵围红二、六军团，顾时任前敌总指挥。1935年顾氏任陆军新编34师（1930年由湖南第一警备军改编）师长，1937年7月该师改番号为第128师，参加淞沪抗敌。此后顾氏先后担任第70军中将副军长（未到任）；湖南第四、第九区保安司令；第八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1949年5月9日湖南省参议员谭自平因嫉恨顾氏将任湖南省政府委员，遣人将顾暗杀。


　　沈从文曾在《湘西－凤凰》一文中对顾氏有 “少壮军官中，如师长顾家齐……辈，虽受近代化训练，面目文弱和易如大学生，精神上多因游侠者的遗风，勇鸷慓悍，好客喜弄，如太史公传记中人。” 的评述。


　　128师士兵多为凤凰子弟，坚韧耐劳实为天性，更擅长近战搏杀，故能以弱势之兵力坚守嘉善7日。


http://history.huanqiu.com/china/2008-12/301443_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