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活动]中国抗战历史大家记——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4周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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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英烈赵尚志


赵尚志画像



赵尚志（前排中坐者）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9 日


1932年，巴彦抗日游击队攻占巴彦县城后合影留念。前排中坐者为赵尚志，这是赵尚志生前唯一一张照片。




　　姓　名 赵尚志
　　性　别 男
　　民　族 汉族
　　出生年月 1908年
　　牺牲日期 1942年

赵尚志生平
　　赵尚志生于1908年10月26日，汉族，辽宁省朝阳县人。1919年，随家迁居哈尔滨。幼年家境贫寒，11岁离家，寻职谋生。他当过杂役、学徒和信差。1925年考入哈尔滨许公工业学校，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当年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东北地区早期党员之一。在学校被推选为学生会会长。同年秋因为搞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不久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为学员。1930年“中山舰事件”后，党派他回东北负责学运工作。曾两次被捕入狱，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利诱，未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九一八”事变后，获释出狱。不久满洲省委任命他为省委军委书记，负责领导抗日武装工作。1934年3月末，联络了二十余支抗日义勇军，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他被推选为司令。后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他任司令。1935年4月，根据满洲省委紧急通知精神，他当选为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主席。1936年1月，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成立，他任总司令。他在统一指挥军事行动，统筹安排给养，培养和调配干部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开辟了清原、木兰、巴彦、铁力等十余县为根据地。在根据地里，建立了小型兵工厂、被服厂、仓库和军医院，还建立了政治军事干部学校，他担任校长。1936年8月间，他被任命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下辖七个师，全军约六千多人，活跃在松花江两岸二十多个县境内。1939年后，由于日伪军连续派重兵“讨伐”，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敌人曾悬赏一万元，通缉赵尚志，叫嚣“一钱骨头一钱金，一两肉一两银。”敌人还多次派遣特务奸细混入抗日军内部，企图暗杀他，均未得逞。他一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在党内针锋相对的和王明、康生等人“左”倾路线做斗争，因而曾两次被错误的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军内职务，但他丝毫没有消沉，依然对党赤胆忠心，继续坚持抗日武装斗争。1942年1月，他带领小分队从苏联回到东北，在梧桐河一带活动。2月2日在袭击梧桐河警察分所时，被乔装成老百姓的特务击伤腹部，昏迷中被俘。他伤势十分严重，敌人决定对他进行突击审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他对审讯他的伪警察说：“你们不也是中国人吗！现在你们出卖了祖国，……还有什么可问的呢。”说完了他狠狠地瞪着审讯他的敌人，闭口不语。他英勇牺牲了。全国解放后，黑龙江省珠河县第一届工农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珠河县改为尚志县。
　　赵尚志将军的父亲赵振铎， 1872年出生在尚志乡尚志村，清末秀才，曾任朝阳县自治会副会长、朝阳县议会副议长，主持新政。后回乡创办清乡预备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其英名和业绩已载入朝阳史册，是朝阳人民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杰出代表。
　　1916年为躲避反动官府迫害而逃亡到哈尔滨。1958年逝世，享年87岁。1997年农历10月1日，应赵家亲属的要求，赵振铎和夫人张效乾的骨灰由哈尔滨市向阳山革命公墓迁回朝阳县尚志乡尚志村，在将军山上按照民间朴素的方式修建了坟莹。赵振铎生前有遗嘱，如果找到三子尚志的颅骨就要葬在父母身边。为了满足赵振铎的遗愿，由朝阳市在与赵尚志烈士陵园相毗邻的南侧修建了赵振铎墓。
　　2008年10月25日，著名抗日将领赵尚志的颅骨安葬于烈士家乡辽宁省朝阳市“赵尚志烈士陵园”，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张文岳出席了安葬仪式。
　　新近落成的赵尚志烈士陵园建在朝阳县尚志乡尚志村，“赵尚志烈士陵园”七字由原军委副主席张万年题写，纪念碑题字“赵尚志烈士永垂不朽”由原军委副主席迟浩田题写。
　　陵园由墓室、塑像、纪念碑、广场、陵园门、环境绿化区等构成。陵园门口六十二步台阶，寓意赵尚志颅骨六十二年后被发现；纪念广场长宽均六十二米，契合六月二日晚六时二十分找到赵尚志颅骨；纪念碑高十四米，寓意东北十四年抗战胜利；菱台形墓室底是二十四米的正方形，寓意方方正正，墓室斜边长十米，同底边相加为三十四米，寓意赵尚志三十四岁牺牲；墓室由黑白大理石罩面，寓意赵尚志一生战斗在黑山白水之间。
　　百年前，赵尚志出生于今朝阳县尚志乡尚志村，幼年随母亲流亡哈尔滨，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抗日武装斗争，曾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东北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是中国著名的抗日将领、东北抗联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二日，赵尚志在战斗中受伤被俘，敌人割下他的头颅庆功，将他的躯体扔进松花江冰窟。二00四年，他的颅骨在长春护国般若寺被发现。后将其葬回辽宁老家的朝阳县。


光辉事迹
　　赵尚志三个字，曾让侵华日军闻风丧胆，“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是倭寇发出的无奈而又钦佩的感慨。 被日伪称为最顽固的“反满抗日”分子！
　　当年东北流传一种说法，叫“南杨北赵”。“南杨”指的是杨靖宇，“北赵”就是赵尚志，他十七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就读黄埔军校第五期，历经艰难困苦，抗日决心毫不动摇，即使最后负伤被俘，依然宁死不屈。
　　一位专家说，东北很多著名抗日英烈因为地下工作需要，用的都不是原名，惟有赵尚志一直用原来的名字。但很少有人知道，赵尚志也曾用过另外一个名字。据尚志市烈士纪念馆馆长刘莉介绍，赵尚志曾担任1940年创刊的《东北红星壁报》主笔。“向之”的主笔笔名，后来发现的手稿原迹证实，是在“尚志”两字基础上修改而来的。据刘莉馆长介绍，赵尚志除了写过报纸上这些文章诗歌之外，还曾为《白山黑水》这首抗日歌曲写过歌词，并写下两篇关于抗日战争的论文。
　　印象中，赵尚志应和抗日英雄杨靖宇一样身材高大，气宇轩昂，目前发现的惟一一张赵尚志将军生前的照片，是1932年8月赵尚志担任巴彦抗日游击队政委时与游击队指挥部成员的合影，赵尚志手拿马鞭坐在中间前排，二十四岁的他明显比两边的人矮半头。巴彦游击队失败以后，赵尚志加入抗日义勇军孙朝杨部，后率六人赴珠河创建抗日游击队。到1934年，这支抗日武装不断壮大，达到数千人。后来赵尚志将军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
　　赵尚志嗓门很大，常常在大会上向战士们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描绘鬼子打跑以后国家未来的模样。1942年2月，年仅三十四岁的赵尚志在战斗中，遭到混入部队的日满特务暗算，重伤被俘后血尽而死。随后日寇将其遗体肢解成两部分，身体沉入松花江，头颅送伪满“首都”新京(今长春)请功，而后下落不明；历经六十余载，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东北抗日烈士赵尚志将军的头颅在长春找到了。这位民族英雄的故事将要画上一个句号，但对他的事迹的寻访和传颂却不会停止……


赵尚志将军大事记
　　1908年10月26日（一岁） 生于辽宁省朝阳县喇嘛沟村（今尚志乡尚志村）。
　　1914年（六岁） 开始随其父读书，后又入官学堂学习。
　　1916年夏（八岁）其父领导清乡自治会反抗官兵强收捐税斗争遭镇压　，家被焚烧。其父与长兄为逃避官兵搜捕，流亡哈尔滨。
　　1916年夏—1919年2月与兄妹在母亲的带领下，在一亲属家艰难度日，期间曾到今尚志村后艾沟读书约一年时间。
　　1919年春（十一岁） 为寻父兄，随母由朝阳迁居哈尔滨。
　　1920年（十二岁） 因家境贫困不能继续读书。曾在一白俄家当杂役，后在银匠铺当学徒，摆地摊卖面粉、烧饼等。
　　1921—1925
　　1923年（十五岁） 在华俄道胜银行哈市分行道里支行当信差。
　　1925年2月（十七岁）考入许公中学补习班。组织成立“文学研究会”（读书会）开始阅读进步书籍，结识中共哈尔滨支部书记吴丽石和负责青年工作的彭守朴。
　　6月中旬左右 与同学组织成立哈尔滨第一个学生会组织——许公中学“学生自治会”，被选为副会长兼交际股长，开展学生爱国运动。
　　夏，积极参加声援上海工人，学生“五卅”反帝爱国斗争，经彭守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东北地区最早的党员之一。
　　8月 经考试合格，升入中学一班，成为许公中学第一期学生。
　　10月间 利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机，根据党组织指示，负责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与朱霁青领导的国民自治军总司令部之间的联络。
　　12月29日 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学校以“旷课太多，擅自离校”为由开除出校。
　　12月末 经中共哈尔滨特别支部同意，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初为入伍生，经考试合格编入第五期政治大队。在校期间，加入周恩来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同“孙文主义学会”进行坚决斗争。
　　1926—1930
　　1926年初夏（十八岁） 根据党组织安排从黄埔军校回到哈尔滨。
　　夏 在中共哈尔滨地委工作，是“妇女运动”负责人。
　　10月 负责中共长春支部长春通讯站工作。
　　11月 由中共哈尔滨地委派往长春地区进行革命活动。
　　1927年2月（十九岁） 受北满地委派遣在长春筹建国民党吉林省党部，任常委兼青年部长。
　　3月2日 因国民党案件在长春被捕。
　　3月4日 被押解省城吉林，关押在吉林第一监狱。在狱期间与敌人进行坚决斗争。
　　1929年3月（二十一岁） 被解往江苏苏州监狱。
　　5月20日 经江苏省高等法院审判，宣布无罪释放。
　　6月 获释后回到哈尔滨，在中共北满地委负责青年工作。
　　下半年 去沈阳，在团满洲省委负责青年工作。
　　12月—1930年3月 受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派遣，到上海参加党中央高级训练班和团中央训练班学习。
　　1930年4月12日（二十二岁） 因在沈阳国民外交协会会场夺取讲坛而被捕，拘押于沈阳宪兵司令部侦缉处拘留所。审讯期间受尽酷刑，坚贞不屈。
　　5月10日 被转押于沈阳第一监狱，在狱中与敌进行英勇斗争。
　　10月 在狱中秘密党组织　“党团干事会”领导下，　成立“经济委员会”任组长。
　　1931年12月（二十三岁） 经党组织营救，被释放出狱。
　　1932年1月（二十四岁） 在哈尔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担任满洲反日总会党团书记。
　　3月1日，日寇扶植的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赵尚志感到十分愤怒。
　　3月中旬 到呼海铁路工厂，召集工人集会，进行反满抗日宣传。
　　4月12日 根据党组织指示，在哈尔滨市郊成高子成功颠覆一列日军军车，致敌死伤100余人。
　　4—5月 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军委书记。
　　5月下旬 受满洲省委派遣，到哈北地区巡视反日斗争开展情况。
　　6月初 受中共满洲省委委派以省委代表身份在巴彦游击队工作，　在队内担任参谋长，政委等职。
　　7月 率巴彦游击队西渡少陵河，活动于西集镇以北，呼兰县东部一带，扩充队伍。
　　8月中旬 率部东归，在巴彦县东北部活动。
　　8月30日 联合义勇军，攻破巴彦县城。
　　10月前后 在洼兴西部活动，曾率精锐骑兵远道奔袭呼海路康金井车站。
　　10月 巴彦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任第一政委。
　　10月29日 率部攻占东兴设治局（东兴县前身）。
　　10月31日 在东兴设治局指挥部队与敌人战斗时，左眼眶下被弹片击伤，骨质受损，后致左眼失明。
　　1933年1月（二十五岁） 巴彦游击队遭失败，回哈尔滨向省委汇报工作，省委以其执行右倾路线为由被错误开除党籍。
　　春 为继续从事抗日斗争事业，在哈东参加反日义勇军孙朝阳部队，不久任参谋长。
　　8月10日 率部联合其它义勇军攻占方正县城。
　　10月4日 与李启东等六人脱离孙朝阳部队，去找中共珠河中心县委。
　　10月7日 找到珠河中心县委，决定筹建珠河抗日游击队。
　　10月10日 创建珠河东北抗日游击队，被选为队长。
　　秋冬季 在珠河、宾县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开辟珠河道南游击区，根据地。
　　10月29日 率队摧毁西五甲伪警察所，领导当地群众缴了汉奸恶霸袁德胜大排队。
　　11—12月间 收缴苇塘沟、二道河子、东五甲、板子房、张家湾等地伪警署（所）和反动大排队。
　　12月下旬 率游击队在火烧沟指挥了自珠河反日游击队成立以来首次与日伪军正规部队的战斗。
　　12月末 率部收缴宾县七区刘林祥反动大排武装。
　　1934年1—3月（二十六岁） 开辟珠河道北游击区，根据地。
　　1月下旬 率部由道南转向道北开展活动，收缴宋家店大排等武装。
　　3月初 召开半截河联军会议，联合义勇军、山林队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被推举为总司令。
　　3月7日 率部袭击日伪军驻地十三堡。
　　4月初 率部开展游击，连缴老虎窝、新开道、古扎子三处伪警察分驻所。
　　4月下旬 攻占敌据点秋皮囤，收缴反动大排武装。
　　4月末 率反日联合军攻占日伪当局设在道北地区重要据点黑龙宫。
　　5月初 主持召开由各路义勇军参加的联合军会议，统一思想，共同抗日。
　　5月9日 率反日联合军攻打宾县县城。
　　6月上旬 率反日联合军在宾县三岔河与敌展开激战。
　　6月下旬 参加由珠河中心县委召开的党团扩大会议。
　　6月29日 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任支队司令。
　　7月6日 派哈东支队第一总队第一大队与义勇军联合攻袭五常县城，占城3小时后撤出。
　　7月上旬 在宾县满家店一带与敌激战。
　　7—8月间 部署哈东支队二、三总队破坏北满铁路东部线，使敌人交通运输受到严重破坏。
　　8月 其父赵子服被驻哈尔滨日本宪兵队逮捕，根据父子俩事先的约定，其父在信中巧妙写入“乱命”二字，挫败了敌人的阴谋。
　　8月4日 袭击停泊在松花江上游十公里处的日军江上守备队广宁号战舰。
　　8月15日 率队攻袭敌重要据点五常堡。
　　至秋季 开辟哈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游击根据地东西长200余里，南北350余里，人口10多万人。
　　10—12月 指挥哈东支队开展反对日伪军冬季“大讨伐”斗争，取得胜利。
　　11月下旬 在方正与宾县毗连地区肖田地与日伪军激战，取得重大胜利。日军指挥官惊呼：“此中必有名将指挥”。
　　12月24日 写《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给省委的报告》，报告游击队战略战术。
　　1935年1月12日（二十七岁） 中共满洲省委作出恢复其党籍的决定，指出1933年初原省委开除赵尚志党籍是错误的。
　　1月28日 哈东支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任军长。率部活动在哈东地区。
　　春 指挥第三军开展反对日伪军春季“大讨伐”斗争，取得胜利。
　　3月 率领第三军在方正活动，与谢文东、李华堂部联合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被推举为总指挥。
　　3月9日 率反日联合军攻袭方正县城。
　　3月下旬 在宾县老黑顶子主持召开义勇军、山林队首领会议，成立反日联合军路北指挥部，路南指挥部，延方指挥部。
　　3月25日 发布《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司令部，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布告》。
　　4月—6月 率部东进牡丹江沿岸开展游击活动。
　　4月7日 率部攻袭苇沙河。
　　4月20日左右 率部攻击苇沙河西部朱家营站。
　　4月24日 率反日联合军攻占下江地区咽喉要塞大罗勒密街。
　　4月16日 在珠河一面坡北方青龙山主持召开义勇军首领会议，部署联合作战方案及分工。
　　4月末 率反日联合军东征牡丹江沿岸。
　　5月5日 攻占延寿夹信子南十余里的半截街。
　　5月8日 率部突进新开道，逮捕当地汉奸，召集群众大会，处决汉奸。
　　5月15日 攻打延寿老五团局所。
　　5月17日 在崔金沟附近痛击延寿伪警察队。
　　5月23日 攻克日军重要据点楼山镇。
　　5月24日 在龙爪沟附近击溃日本近藤公司雇用的白俄森林铁路守备队。
　　5月27日 在亚布力主持召开义勇军首领会议，划分各负责区域。
　　5月28日、29日 连续与守护森林铁路的日本近藤公司雇用军白俄兵交战，敌损失惨重。
　　5月31日 攻占三道河子满天星据点。
　　6月2日 召集反日联合军各连指导员会议，布置工作任务。
　　6月6日 率反日联合军攻进日本侵略者掠夺森林资源重要据点三道通。
　　6月11日 率反日联合军在三道河子满天星与伪军激战，予敌以痛击。
　　6月中旬 在二道河子南部主持召开义勇军首领会议，研究部署作战计划。
　　6月20日 以第三军司令部的名义致信满省省委，报告延、方一带政治军事形势和反日联合军东征牡丹江情况。
　　7月 日伪军对珠河根据地进行疯狂“大讨伐”。指挥第三军部队展开英勇反“讨伐”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日军发出：“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的哀叹。
　　夏 以三军司令部名义致信第二、三团，作出了具体的战斗部署。
　　8月中旬 率第三军与“双龙”队共同摧毁了双城八区“集团部落”——康家炉中心大屯。
　　9月10日 参加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执委会议。
　　9月21日 签署《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收编通知书》，提出收编靠近第三军的大小反日部队，扩大反日部队力量。
　　10月 率部赴方正、依兰、勃利等地活动。
　　11月 在勃利青山里召开三军军部会议，决定北上汤原，开辟江北游击区，与李延禄所率第四军联合开展游击活动。
　　12月12日 与李延禄所率第四军联合部队攻取日伪军设在清河镇的重要据点二道河子，在江北卷起新的反日浪潮。
　　12月中旬 与李延禄所率第四军经通河到达汤原境内。
　　12下旬 在汤原太平川东沟格节河会见了汤原游击队领导人夏云杰。研究把汤原游击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等问题。
　　12月26日 率部解除驻亮子河金矿伪警备队和伪矿警队的武装。
　　12月28日 指挥部队在亮子河与佐藤少佐所率治安工作队激战，击毙日本特务曹长。
　　1936—1940
　　1936年1月26—28日（二十八岁） 参加在汤原召开的东北民众反日联军军政扩大会议，贯彻“八一宣言”精神。北满各抗日武装三军、四军、汤原反日游击队（六军）、民众军（八军前身）、自卫军（九军前身）、“双龙”队（十军前身）、明山队（十一军前身）领导人参加会议，成立东北民众反日联军总司令部，被推举为总司令，同时成立东北民众反日联军临时政府。
　　2月1日 汤原反日游击队在赵尚志的帮助下正式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
　　2月间 部署在小兴安岭建立后方军事基地和开辟汤原抗日根据地。
　　4月 在伊春河谷创建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兼任校长。签署发表《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临时简章(草案）》，主持制定《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各种纪律详则草案》，亲自主持制定《军事教育纲领》。
　　春 率第三军主力向通河、木兰、东兴等地远征，摧毁敌人许多据点，扩大了队伍。
　　4月13日 率远征部队攻克日伪军重要军事据点，舒乐镇，打响西征第一仗。
　　4月19日 率远征部队袭击了松花江岸边敌据点竹廉镇。
　　5月4日 写《给三军四师师长郝贵林、政治部主任金策的信》。
　　5月上旬 率远征部队在通河县“洼大张”与敌激战，歼灭日伪军100多人。
　　5月中旬 率远征部队经通河进至木兰县境。
　　5月13日 袭击木兰县太平河屯“集团部落”破坏附近的通讯线路和桥梁。
　　5月20日左右 袭击东兴西河镇伪警察与自卫团武装。
　　6月1日 联合义勇军袭击了大河沿伪警察署。
　　6月9日 收缴木兰县城北钱家店伪自卫团武装。
　　6月12日 攻袭木兰县太平桥“集团部落”，解除自卫团武装。
　　夏 将第三军所属四个团改编为四个师建制。
　　7月 领导创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司令部电信学校。
　　7月13日 率队摧毁木兰镇伪警察署。
　　7月30日 指挥远征部队在木兰县三千吊屯与日军涩谷部队小谷队交战。
　　8月 以三军司令部名义发出《给三军六师政治部主任及全体同志指示信》。对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作出指示。
　　8月1日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任军长。签署《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改编为抗日联军第三军通告》。
　　8月2日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部主任赵一曼壮烈牺牲，时年31岁。
　　8月上旬 率队在木兰县广利屯与日伪军交战。
　　8月13日 致信三军四师师长郝贵林、政治部主任金策。
　　8月14日—17日 率远征部队西向巴彦 前进，在张家岗与日军涩谷部队桑原队激战，击毙伪滨江省警务厅长常盘嘉三郎。
　　8月中旬左右 率队袭击驻守在木兰县石河村的日伪军，消灭驻所内守敌。
　　夏末 继已组建的四个师后，又相继成立了第五、六、七、八师。
　　9月17日 写《给第三军第三师师长李熙山同志的信》，作斗争部署。
　　9月18日 召集“珠河、汤原中心县委，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批评“王康指示信”为产生右倾错误主要根源。成立北满临时省委，当选为省委执行主席。会上作了《日本在东北的法西斯统治与北满反日运动的新形势及吾党新策略之运用》的主报告及《三军西征的经验》的副报告。
　　9月18日 巴黎《救国时报》发表署名文章《东北抗日义勇军之发展与现状》称东三省老百姓认定赵尚志是个真正抗日的民族英雄。
　　9月下旬 根据珠汤联席会议精神，结合敌人秋冬季“大讨伐”即将到来，部署反对敌人秋冬季“大讨伐”斗争，以抗联三军司令部名义发表《为反对秋冬委“讨伐”告一切反日部队及全体战士书》。
　　9月24日 以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名义发布通令，宣布组建联军总部驻依东办事处。
　　10月初 为保证第三军主力部队西征胜利，派遣三军一师为远征先遣队奔铁力。
　　冬初 到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视察工作。
　　11月末 率三军骑兵部队远征黑嫩平原。
　　12月间 率部抵达铁力，与远征先遣队会合。
　　12月末 为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主持制定《官兵等级制（草案）》（军衔制）。
　　1937年3月7日（二十九岁） 在通北冰趟子地方与日伪军展开激烈战争战斗，取得重大胜利。
　　2月间 率远征部队从铁力经庆城绥棱向海伦、通北远征。
　　2月28日 在海伦东北赵家堡子附近与驻海伦日伪军警交战。
　　2月29日 在海伦哈拉巴山与日军田岛部队镰贺大尉所率部队交战。
　　3月27日 指挥部队在龙门伏击日军“讨伐”队，击毙日军竹内部队町田少佐。
　　4月下旬 由逊河返回汤原根据地，这次远征纵横数千里，大小百余战，开辟新的游击区域，取得辉煌战果。
　　5月30日 以抗联三军司令部名义发表《为反对秋冬季‘讨伐’告一切反日部队及全体战士书》。
　　6月28日 参加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
　　7月-11月 3次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信，汇报工作，请示解决相关问题。
　　7月-12月 为配合全国抗战，积极领导抗日游击战争。
　　7月28日 写《给详兄的信》，介绍交通员情况。
　　8月 著《东北义勇军与其战略》一文，综合归纳游击队战略战术。
　　8月20-24日 率部从桦川县火龙沟向依兰县境转移途中，主持召集了北满抗日联军军政联席会议。决定为配合全国抗战，在“九一八”国耻日组织下江爱国群众举行抗日反满暴动。
　　9月18日 以抗日联军总司令名义发表通告，号召各界同胞迅速行动起来，救国光复东北，赢求民族解放和国土完整。
　　10月 抗联三军第十师建立，抗联三军共十个师，6000余人，纵横驰骋北满40余县。
　　10月间 为冲破日伪军“重点讨伐”，决定北满抗联各部大部实行远征。
　　10月16日 写《致抗联六军司令部信》分析布置反“讨伐”斗争。
　　11月14日 写《给抗联三军九师政治部主任雷炎的信》进行远征计划部署。
　　11月26日 致信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布留哈尔元帅及联共（布）军党委会，争取苏联援动。
　　12月1日 发出《关于整顿饬军纪给各师负责同志的信》，　要求进一步整饬军队纪律，以巩固发展部队。
　　12月末 为寻求与中共中央联系，苏联军事援助，北满临时省委召开会议决定派其为代表赴苏联。
　　1938年1月（三十岁） 过界赴苏，　被苏联远东军羁押。　在狱中写成《关于“抗日反满”问题的意见》一文。
　　2月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接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先生时发表谈话：“有名的义勇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
　　1939年4月（三十一岁） 北满临时省委二次会议认为，自珠汤联席会议以来，其犯有“左倾关门主义路线”错误，决定在党内撤销其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并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在军内撤销其抗日联军总司令及三军军长职务。
　　5月 苏方将其释放，并传达任命他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
　　6月27日 率百余名抗联人员组成的队伍由苏联返回东北抗日战场。
　　6月28日 指挥部队与敌打了回国第一仗——攻袭乌拉嘎金矿。
　　7-10月间 率部在北部地区几次袭击敌人，其中，成功袭击了两支日本测量队，缴获地图、测量器材及武器等。
　　夏末，深鉴北满抗日斗争失利局面，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图挽回局面，再振抗联军威。致信北满党组织，要召集党军主要负责人紧急会议，以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名义发布一系列通令。
　　9月18日 写《给戴鸿宾同志的信》。
　　10月 为坚定抗联战士的抗日救国信心，亲自制定《忠实抗日救国到底宣誓文》。
　　10月10日 以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名义发出《致金策同志的信》，召集党军负责人紧急会议，解决东北整个问题。
　　12月 与北满省委代表冯仲云、吉东省委代表周保中在苏联伯力开会（第一次伯力会议），讨论吉东、北满党内争论问题，　总结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经验，决定与苏联边疆党委、远东军建立正式关系。
　　1940年1月（三十二岁） 张寿笺、冯仲云、金策听说赵尚志秘密杀害祁致中，召集北满省委第十次常委会，认为其有“反党行为”，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
　　1月13日 写《远东红旗军党委并转联共中央、中共中央信》。
　　1月20日 写《给苏联远东红旗军总司令考涅夫和远东边疆党委的信》，要求就有关问题给予指示。
　　1月22日 写《给敦斯基的信》，请求苏方帮助解决有关问题。
　　2月15日 发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告东北民众书》。
　　3月 第一次伯力会议结束，被调任东北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
　　3月20日 在没有看到省委关于永远开除其党籍决议全文，不清楚开除原因的情况下，给北满省委写了一份《请求书》。
　　4月间 率部在宝清、密山一带进行活动。
　　5月29日 受吉东省委委托在宝清李烈士溪召开的第二路军总指挥部暨警卫队直属部队党员大会上做政治报告，并推举其为《东北红星壁报》“主笔”。
　　5月31日 写《给北满省委的意见书》，请求复查党籍问题。
　　6月2日　《东北红星壁报》　第二期出版，　刊登其所写的著名时评《纪念红色的五月》。
　　6月20日 通过冯仲云斡旋，李兆麟主持的北满省委对其申诉做出答复，只取消“永远”二字，仍然开除其党籍。
　　7月23日 以第二路军全权代表身份去苏联伯力执行任务。
　　10月初 由苏联过乌苏里江回国，抵达饶河县暴马顶子第二路军二支队密营。
　　10-11月 经认真回顾思索，以“向之”为笔名写成《向之关于东北抗日游击队过去与现在的略述》、　《向之关于布置和建立东北游击队的报告》两篇重要文献。 创作军歌《十年血战还要争取最后的一朝》。
　　11月27日 写《对被开除党籍问题的申诉意见》。
　　12月 根据苏联远东边防军负责同志来电，赴苏参加第二次伯力会议。
　　1941—1942
　　1941年1月（三十三岁） 吉东党组织认为其在二路军工作期间有严重错误言论，决定撤销其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职务。
　　10月 率小部队由苏联返回东北。
　　10-12月 率小部队在鹤立、汤原北部活动。
　　1942年1月上旬 日满特务打入其小部队内部。
　　1月中旬 开会决定派人回苏联报告情况。
　　2月12日（三十四岁） 在袭击鹤立县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时，被混入队内的敌特打伤，被俘，8小时后英勇牺牲。
　　　1947年珠河县农工代表大会决定将该县改名为尚志县。
http://baike.baidu.com/view/344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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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抗战末期，经过日军多年的苦心经营，东北工业生产总量已经超出日本本土，东北真正成了日本侵略全中国和东南亚的基地。日本投降后，其在东北的工业，自然成为同盟国注意的目标。
    中国人民浴血抗战8年，如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对日作战算起，中国人民抗击日本长达14年之久。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日本法西斯战争中所做出的民族牺牲最大，所作贡献也最大。所有在华日本资产作为对华战争赔偿费用，无论就公理，还是就法理而言，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1945年中苏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开始，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就明确指示中国代表宋子文：“关于东北原有各种工业及其机器，皆应归我国所有，以为倭寇对我偿还战债之一部分，此应与苏方切商或声明者也。”斯大林当时对中国这一正当要求也表示“同情”。
    抗战结束后，1945年9月18日，中国政府向美、苏建议：凡属日本及日本国民在华领土内所有全部产业权、契据、利息以及各类财产，包括房屋、发电厂、各种工厂、船只、船坞、造船厂、机器、矿业、有线及无线电设备材料、铁路、车辆、修理厂等等应认为已让予中国；凡属同盟国约定归还中国之任何中国或台湾领土，如有盟国军队驻扎，应采取一切必要及紧急办法，防止敌人从事摧毁、破坏、隐藏、移动及转让等行为；关于分配日本国内各种资产，中国应享受优良百分法，及交货优先权，以抵偿中国国家及人民所受之长期牺牲与损失。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复函表示，苏联完全理解中国对日本赔偿问题的立场，具体办法应由四强（中苏美英）组成的对日管制委员会做出。美国还在1945年8月下旬宋子文访问时，就表示支持中国的要求。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接见宋子文时说，“中国抗战八年，苏对日作战仅数日，向日本要求赔偿，中国自应居首位”。英法等同盟国对中国的正当要求也表赞成。在当时看来，日本在华资产，作为对华赔偿的一部分，在国际上并无问题。但是谁也没想到，都认为没有问题的事情却出了问题。
    斯大林虽口头上对中国以日本资产作为赔偿的主张表示同情，但实际上他对东北的日本工业早就另有打算。在签订雅尔塔协议时，他对罗斯福要求：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归苏联，并恢复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东北的全部特权，否则他无法对人民交代苏联为什么要出兵中国东北。这是他公开说出口的出兵东北的目的。还有没说出口的目的就是把东北的日本资产全面占有、重点摧毁，然后实行垄断性的经济合作。对后一目的，是后来苏联代表在与中国国民政府进行经济合作谈判时透露出来的。
    所谓全面占有，就是把东北所有日资产业宣布为红军的战利品，由红军全面接收。重点摧毁就是把最新最好最重要的机器设备拆运到苏联，满足自己的需要。剩余的部分，一分为二，中苏各占其一，双方再进行排他性的经济合作，以免第三国（美国）的势力进入东北。这三个环节是统一的，缺一不可的，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全面占有和重点摧毁。三个环节都服从于苏联国家安全的目的。
    由于东北的轻重工业几乎全为日本的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满洲电业株式会社以及满铁株式会社所垄断，苏军占领东北后，首先将这几个垄断组织的头头--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总裁高崎建之助等日本高级经济管理人员抓起来，拘留于长春寓所，严加看管，然后从他们口中索取各种所需要的材料。让他们证明，东北某某企业是为关东军服务的，日本资本占多大比例，以便为苏军将企业攫为战利品提供“事实根据”。
    把各种材料准备齐全之后，苏军当局于1945年10月24日，强迫高崎建之助“将属于满业之各种事业移交于苏联”。高崎表示，满洲国既已解散，他作为满业总裁，无权签署这样的文件。既然苏联要求移交，应由苏联下书面命令，不然，“将来中国方面必有异议”。但苏军当局拒绝下书面命令，并说中国方面由苏联解决。高崎经不起威胁利诱，于10月29日与其他管理人员联署了以下文件：
    “在满业所辖之各公司，亦曾为关东军之需要而工作，为其公司业务执行者之我辈，将我等对于全部财产之权利，移交与苏联。此等公司之财产包括其事业所、事务所、住宅及其他各种建筑物。此等公司之名簿，及应交与苏联之事业所一览表，一并附上。”
    这样，高崎等一伙非法签署了移交文件，将由他统管的72种工业，以及150种辅助工业作为军事企业移交给红军。苏军还让高崎倒填日期，填为9月17日。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理事长平岛敏夫等也签署了同样的文件，做了同样的移交。
    在逼迫高崎等人进行移交期间，苏方派出人数不等的武装“代表”对各工厂一一实行接管。这些工厂大部分是民用工厂，而不是军用工厂。但苏联认为，凡是为关东军服务过的都是军用工厂。因为谁也不能说关东军不抽烟卷儿，不洗衣服，不点电灯，不住房子，不用瓦，而且日本工厂负责人还出具了证明，证明移交的所有工厂都是为关东军服务的。
    接着是拆运。实际上，仗一打完，拆运就开始了。以让高崎倒填的日期断定，苏军拆运机器设备至迟是1945年9月下旬。所有被苏联认定为战利品的工厂，都被苏军当局派兵把守，严禁外人进入。日本战俘（特别是技术人员）是拆卸机器的主要承担者，事后被押赴西伯利亚战俘营做苦役。他们把工厂里的机器和重型设备拆卸下来，装进箱里，并拖拽到铁路的起点。然后分海（大连）陆（向北经黑河，向西经满洲里，向东经绥芬河）两路运往苏联。苏方人员接管各工厂后，则在苏方技术人员指挥下有选择、有计划地进行。对工矿机器设备拆毁的程度，取决于工矿本身的重要程度和苏联对其机器设备需要的程度。
    例如，东北最大之鞍山钢厂是东北的骨干企业，摧毁该厂，便可瘫痪整个东北工业体系。因此苏联对其拆运也最为认真，由苏军中校柯刹罗夫指挥苏俄技工80名，工人及日俘共8000名，经40余日才拆运完毕。又如，奉天飞机制造厂，月产高等教练机70架（装配），发动机100台。后来为躲避美机轰炸，实行分散经营，设公主岭和哈尔滨二厂。公主岭月产高等教练机30架，发动机100台。哈尔滨月产高等战斗机10架，发动机100台。以上三厂全部机件均被苏军拆运而去。所有的汽车制造厂的机部件也被拆运一空。拆运这些工厂的机器设备，破坏了东北的工业基础，但满足了苏联的需求。东北水电和火电发电机，苏联也有需求，但苏联准备与中国合作，就拆了大部分，留下小部分。整个拆运一直到1946年3月苏联最后撤军时为止（实际上已无可再拆了）。
    苏联也是被法西斯摧残的国家，照理说它应对同样被法西斯摧残的国家中国充满同情，可它为什么如此野蛮地摧残东北的工业呢？
    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向国民政府驻苏军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透露，苏联对东北之经济"要求目的不在经济而在国防"。也就是说保证苏联的国防安全是它对东北一切经济要求的核心。长期以来斯大林对东北强大的工业体系怀有恐惧心理，用董彦平的话说，就是苏联对东北抱有"过分的安全感"。抗战期间，日本对苏联进行了两次军事挑衅，一次是哈桑湖事件，一次是诺门坎事件，日军都是以东北做基地，发起挑衅的。斯大林对此不能不铭记在心。他认为，在靠近苏联力量最薄弱的远东地区保留中国东北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与工业生产基地，对苏联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而苏军占领东北正是解除这一威胁的最好机会。所以日本一投降，驻东北苏军就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东北工矿、企业下手了。为了自身的安全，哪里还顾得上中国的民族利益!

来源：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688/12/30/9_1.html

henry2000888

30年代德国对华军售与中国的抗战






1930年代，中国开始出现头带德制钢盔，身着德式军服，使用德式军械的部队，这就是经由德国军事顾问指导、训练出来的新式中国陆军，这些部队在八年抗战中多次参加重大战役；而由德国顾问协助中国建立的军兵工厂，在抗战时的后勤补给上也发挥了关键性贡献。

  德制国军投入淞沪会战

　　在国民政府的建军规划中，陆军是采用德制装备与训练，另一个重要的军种――空军，却没有走德制的路线，各型飞机多是向美国采购的，但这个在全世界都属最年轻的军种也是成长进步最快的军种，新型战机不断的推出，必须要快速的换装才能不至落伍，所以中国对外采购军火的另一类巨大开支，即是在于作战飞机与零件弹药，不过主要输入国并非德国。

　　1937年7月7日爆发“芦沟桥事变”，原先日军是想按照以前的技俩，把这次冲突搞成一场“局部事件”，然后再交涉停火压迫中国退让，日本又可轻易地占领一块中国领土，这种“蚕 食”策略已成功过很多次。但这次日本盘算错误，中国全国抗日呼声高涨，绝不容忍日本军事力量深入中国关内，这是攸关中国存亡的生死大事，国民政府也决心不惜与日军大战也要保卫国土。但是在华北地区日军占有地利优势，它的重武器与车辆在华北平原行动自如，国民政府的有力军事设施也不在华北，并且日本已在京津地区集结优势兵力，准备等待国军北上驰援，以逸待劳来场决定性会战，一举摧毁中国军主力。蒋介石等将领深明此种态势对国军不利，于是决定在上海地区开辟战场，如此日军的优势在华中水网丘陵地形内将会降低，驻华中地区的中国新式陆军也可迅速调集到上海参战，并且利用上海列为国际都市的便利性，能使中国抗日战争的努力传扬世界，以此能引起各国的关切与支持，避免在华北作战被视“地方性局部冲突”，遭到国际视听的忽略，这就是1937年“8·13淞沪会战”的背景。
　
　　“8·13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这是中国近代首次海陆空三军大规模会战，也是全中国军事力量的大动员，它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1)围攻期 (8/13 － 8/22)

　　蒋介石调动战力最强的德制第87/88/36三个师，率先投入会战打响第一枪，主动出击围攻日军在汇山码头、公大纱厂、日本租借区等地的据点，国军配备德国15公分重炮的“炮十团”与轻战车及战机都参与攻击行动，历经四次总攻，双方反复巷战争夺阵地，敌我伤亡均极重大。德国顾问建议国军改变以往正面硬攻方式，改用“突击群战术”――即集中兵力对敌进行点突破后持续挺进，再由后续部队包围敌人扩大战果，这乃是一次大战之后德国军事思想的精华所在。

　　但是国军在实战时，还是常使用“步兵上刺刀――冲锋前进”的习惯战法，没能有效活用重点穿突、快速挺进的要求；加上后续的增援部队调度常有不当，未能及时守稳前锋部队得手的阵地，反被日军逆袭夺回遮断后路。另外自动武器配合协调度也不够，20厘机炮 / 37厘战防炮不能实时在火线上支持步兵压制敌火力据点，国军又习于冲锋硬攻导致损失惨重。德国顾问又发觉在实战中，国军的情报侦察工作不够确实，对敌兵力布署、对敌企图之研判也未周延，通讯紊乱与友军协调不足，虽官兵人人英勇奋战，但以上诸多不利因素造成国军在战斗中伤亡大、战果小的结局。

　　2)反登陆作战 / 守势作战期(8/22 － 10/27)

　　8月23日，敌军增援部队自吴淞口、宝山一带登陆，国军也北调应战，战局从市区街道移转到野战，除了第87/88/36三个师外，并加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部参战，同时其它接受过德制训练，头带德制钢盔的第1/2/18/74军也赶到战场，国军在罗店、月浦、师子林等地激战。但是日军有海军舰上巨炮与空中战机直接火力支持，国军伤亡渐增攻击失利，于是改采以阵地战为主的守势作战。

　　自9月6日起，日军再增援兵力，国军退守浏河镇 - 蕴藻滨 - 洋泾一线，在这长约五十公里的连续战线上，国军配置了来自全国各地七十个师的兵力，中日双方共有近一百万的兵力在此进行着惨烈的阵地战，国军在战线上布署数十万的部队，构成兵员密度非常高的防御线，面对日军优势的海空炮火，国军承受很高的伤亡数字，双方反复拉锯争夺阵地，日军称此为“血肉磨坊”，可见战况惨烈之程度。德国顾问群也亲临前线，协助国军策划布署作战，所以有外国人称此役为“德国战争(The German War)”。

　　3)全面撤退 (11/5 － 11/26)

　　为突破淞沪战场的僵局，日军于11月5日清晨登陆杭州湾金山卫一带，展开一场大奇袭，计划直取国军后背，配合国军当前的日军，准备前后合围一举来场歼灭战。国军虽然立即调动部队反击，但当时国军的装备、训练、战术观念还无法进行这种“机动性的攻势作战”，在反攻无效后，国军只得迅速下令全线撤退，以避免被日军内外包夹。

　　在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中，中国投入约40%的全国总兵力，新建的德制陆军精锐尽出投入战场，消耗损失的程度相当严重，中国方面的伤亡有多种估计数字，大致上是从十八万到三十万人不等，但无论何种算法，中国新生的国防力量的确是遭到相当大的折损。此役的评价日后在国共双方有不同之观点；有趣的是，在不同的政治时期也有不同的褒贬，要见到更宏观、更公允的评论，恐怕要留待未来作更进一步的辩论评析了。现引用一段当时外国新闻通讯来见证此战之一端：“(10/28/1937) 伦敦海外通讯社――……（上海）十周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的荣誉，此乃前所未闻者”。

　　与此同时，正当“淞沪会战”在前线进行激战时，国民政府也尽速将全国重要的工业设施迁移到内地，中德合作的兵工厂当然也包含在其中，日后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又重建起来并扩大产能，基本上已能自立供应尔后国军所需的轻兵器弹药，使得中国得以进行持久抗战。

　　为补充“淞沪会战”后国军武力损失，国民政府于1938年初派专人在香港与德方议定紧急采购武器，内容包括：

步枪三十万支（每支配弹一千发）

手枪三万支（每支配弹一千发）

机枪两万挺（每支配弹一万发）

37厘战防炮五百门（每门配弹一千发）

迫击炮五百门（每门配弹二千发）


同年三月，蒋介石电再令驻德专员在采购武器一批：

迫击炮三百门（每门配弹三千发）

驳壳枪二万支（每支配弹二千发）

高射机关炮三百门（每门配弹五千发）

15公分重炮弹六千发

各式炮弹一万八千发

步、机枪弹三千七百万发

水雷一批

　　不久后，大部份订购的德制军火，经由德籍货船陆续运到香港，随即交付给国民政府配发到部队；依据战史推断，以上这些采购的德制武器应是重整国军军备，在当年稍后发生的“武汉会战”中发挥了重要的效果。

　　希特勒对华政策的改变

　　前述德国对华军售与顾问指导，都获得德国政府的核准与支持，尤其是1933-1938年这五年，中德双方的往来达到高峰，这与当时德国执政的希特勒有极大的关系。

　　希特勒于1933年一月当选德国总理取得政权，旋即撕毁凡尔赛合约，开始重整军备扩充军力，对于钨矿砂的输入非常迫切，而德国军火出口对德国经济也甚有帮助，这与中国抗日建军的需要刚好契合，所以中德很快就建立军事 / 经济合作的关系，德国的国防部、外交部、工业界也都非常支持；基本上，希特勒当时对中国、日本分别保持等距的外交关系，尚未因日本而影响对中国的往来。

　　1937年希特勒进军莱茵河沿岸，与英法两国冲突的态势已现，欧洲的局势开始紧张。同年中日开战，德国希望中日争端能和平解决，故令驻华大使陶德曼调解中日冲突，但斡旋并未成功，德国内阁对是否调整对华政策也有争论，不过还是以赞成继续军售的一方占上风，德国武器仍然供应中国，军事顾问也继续在华服务。

　　1937年十一月德意日三国签立反共协议，结合成三国轴心的政治联盟，希特勒的态度已明显转变，为实现其侵略计划，决定牺牲与中国的关系改采“联日政策”，期使日本牵制苏俄在远东的力量，以利德国将来在欧洲战线打击苏俄。1938年二月，德国内阁改组，原先对华友善的国防部长与外交部长去职，新任外交部长李宾特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为亲日派，外交政策也随之修改不利于中国。

　　1938年二月，希特勒宣布承认东北的伪“满州国”，并停止中国学生赴德接受相关军事训练，戈林元帅并指示禁止武器销往中国。不过实际上，尽管官方宣布禁售政策，德方还是暗中运交了许多武器、原料、兵工生产机具给中国，有些武器以分解方式出口到中国再行组装，或假称输往第三国再转运至中国交货等方式，继续进行着对华军火销售。后德国政府严令在华军事顾问一律返国，否则视同抗命叛国，法肯豪森等顾问于六月底离华，行前向蒋介石表示绝不泄露所知的中国国防事务，中德间的军事关系至此结束。

　　1939年九月，希特勒挥军波兰，欧洲大战一触即发。1940年九月，德意日三国缔结为期十年的军事经济同盟，德国承认日本在亚洲建立势力范围的领导地位，三个法西斯国家相互结合在全球进行侵略战争。1941年七月一日，德国承认南京“汪精卫伪政权”，中国宣布与德国断决邦交。1941年底，中美英苏联合对轴心国宣战，中德成为敌对国家直至二战结束。

　　结语

　　1936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陈诚将军，对当时新建的德制陆军有下列评语：“抗日战争越晚爆发对中国就越有利，因我方可以有更多的准备时间……如果目前发动，我方一定是处于被动局面，如再迟一年，最低限度我方可有半主动的机会，如迟两年爆发，则我方可以完全掌握主动局面……”。

　　“如果中日战争晚两年爆发，国军就能取得主动地位”――这种论点或许有些过度乐观，但经由德国顾问的指导与德制武器的换装，再经两年的充实，中国军队的战力将会更强大，这一点绝对是毫无疑问的。

　　从另一角度而言，如果没有战前德国的军事指导与协助，很可能发生的状况是：

　　1937年“淞沪会战”没有新式德制陆军的投入，这场战争可能不到三个月中国就战败了，国军军力损失也会更严重；日军的损失会较少，所以乘胜沿长江西进追击的速度会更快，将加速对内地省份的攻势。

　　没有德国在1937年持续供应中国军火，“淞沪会战”时国军无法保持足够旺盛的火力与日军对抗三个月，此战后如无德国在1938年继续向中国运补武器，以中国自产的军火量（受兵工厂向内地迁移等因素影响），是不足以支应当年战争消耗的。

　　如无德国在战前协助中国建立军火生产体制、提供贷款、进口机具、建立新型兵工厂与产能，中国将无法自立生产足够的轻兵器与弹药，抗战也就无法坚持八年之久；缺少自产的基本弹药供应，中国的抗战事业很快就无以为继了。如果中国在1941年底前战败，被迫与日本和谈，失去了“苦撑待变”的机会，那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也不会与美？英？苏并肩作战，也不会获得二战最后的胜利，进而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会受到不利影响。

  中国当时处境艰难社会贫弱，面临必不可免的反侵略战，只能忍辱负重建设国家、争取时间培养国力，多少战士以血肉之躯抵挡敌人优势炮火，牺牲在战场杀戮之中，而中国之所以能建立八年持久抗战的军事基础，德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回忆这段七十年前的历史，再对照今天的世界，可以发现――“无科技力即无经济力，无经济力即无国力，无国力就无国家安全”； 忆古思今，令人欷嘘也当为吾人之警惕。


http://www.topboys.org/news_list.asp?ID=3462&page=0

德国钢盔的早期发展

二战德国钢盔的发展历史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德国军队使用的皮革制锥顶式钢盔。说起来非常可笑的是，虽然是出于对一战时堑壕战中士兵的巨大伤亡，德国首先开始了对于新型钢盔的改进和测试工作，但后来他们却成为了战场上最后投入使用的国家。事实上，最早期的锥顶式头盔在战壕的恶劣环境中非常不适合作战，而且生产成本高昂，根本不能为战斗中的士兵提供有效的保护作用。鉴于士兵在战壕中站立时头部最容易暴露在敌人的狙击手和炮弹碎片的杀伤范围之内，再加上大量部队士兵的头部创伤记录，德国人最终还是选择了“煤斗”造型作为头盔设计的蓝图。这个造型最早还是起源于在16世纪便广受欢迎的头盔样式，其能够对头部和脖子起到最佳的防护效果。1916年2月，设计定型的钢盔被少量发放，并迅速在几个月内在德军中换发完毕，因而最终将其命名为M1916型钢盔。
后来，德国人又对M1916型钢盔进行了一些简化设计，取消了头盔两侧的金属接头，还加深了两侧的边缘弧度，这就是后来定型的M1917型和M1918型钢盔。在一战结束后的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军利用老式的一战钢盔改制出了一批造型独特的M1918“剪耳”型钢盔。M1918型“剪耳”型钢盔独特之处在于它在沿着钢盔两侧的外沿又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弧度翘起，尺寸较大且便于耳朵的聆听。其实该型头盔早在1918年8月便已定型，但德国当时很快便投降了，因此产量极少而没有大量发放部队。

M35型钢盔的定型和使用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执政，掌管了党政军大权并施行独裁统治，还逐渐摆脱了《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开始扩军备战。由于当时缺乏军事装备，德国陆军最初使用的都是老式的一战时留存下来的M1916、M1917、M1918和M1918“剪耳”型钢盔，以及奥地利样式的M1918型，还有用于阅兵和供警察使用的轻型钢盔。在使用这些过渡型头盔期间还有一种M1933型钢盔还进行测试工作，但最后还是新型的M1935型钢盔得到了各方的好评，并很快便通过了验收成为了德国国防军的标准制式钢盔，一直使用到了战争结束。至此，我们介绍的主角正式登场了！

武装党卫队使用的M35型钢盔，请注意他的侧面贴有双闪电形盔徽

M35型钢盔最初是埃森霍滕公司于1934年应德国军方的要求开始进行新型作战钢盔的原型设计和测试工作的。这种新型钢盔是在一战时钢盔外形的基础上改良而成的，虽然外观相似，但二者比较起来新钢盔的重量更轻便，内衬结构更加紧凑坚固，给人以全新的感受。1935年7月1日，德国国防军陆军和海军军部在柏林正式将新钢盔定型为M1935型（简称M35型钢盔），并正式配发部队。该型头盔是用一整片钼钢板经过多次冲压后才成形的，其边缘是圆滑的弧线卷边，内衬采用了更有利于保护头部的M1931型，佩带起来更加舒适。我们通常也可以通过观察它的弧线形状和底部的金属卷边来鉴别是否是M35型钢盔，其下巴皮带上还压印有生产编号和制造商的标号。另外，对比M35型和后期改进生产的M40和M42型钢盔圆形顶部还可以发现M35的外形从前到后有些呈椭圆状。但这个差别很细微，只有将这三款钢盔同时作细微对比才可以看出来。
M35型钢盔自1935年正式投产后的两年时间内，便生产了大约一千四百万顶。尽管如此，但德国陆军直到1936年才接收了第一批新型钢盔，因为当时钢盔的大量定单都优先用于出口国外了。二战爆发前，M35型钢盔最大出口定单的买家便是中国和西班牙政府。



M35型钢盔投产后，陆续配发给了包括国防军陆军、海军和空军部队，还在稍晚些时候发放给了武装党卫队使用，其各军种之间的差别则只能通过钢盔出厂前喷涂的半光底油漆和不同的盔徽来区分了。具体的差别如下：陆军的钢盔是用有光泽的“田野灰”色涂装，其左、右两侧分别是银色的国防军鹰徽和帝国国旗（黑白红）三色盔徽；海军的钢盔最初涂装了同陆军一样的“田野灰”色，后来则使用了偏暗些的“军舰灰”色，其左、右两侧分别是金色的国防军鹰徽和帝国国旗（黑白红）三色盔徽；空军的钢盔是用有光泽的蓝灰色涂装的，其左、右两侧分别是展翅状的空军鹰徽和帝国国旗（黑白红）三色盔徽；武装党卫队的钢盔由于其组织的特殊性质，它的涂装和陆军一样使用了“田野灰”色（后期也曾使用过纯黑色的涂装），其左、右两侧分别是纳粹党的党徽和古北欧文字的双闪电样式的盔徽。
二战期间，德军还使用了多种方法在不同作战环境下对M35型钢盔进行了伪装。最常见的伪装方式主要有迷彩涂装、迷彩盔布、网状铁丝和缠绕树叶等。其中，迷彩涂装主要使根据部队所处的环境而定，以起到相应的防护效果。如非洲军使用的棕褐色、法国作战部队使用的绿色加棕褐色、东线部队在冬季使用的雪白色等。对于钢盔盔布的使用主要是专用于武装党卫队，战争后期国防军也少量发放给了前线部队。武装党卫队的伪装盔布种类繁多，其是将盔布整体罩在钢盔上，再用三个侧面的铁夹固定。在他们使用的迷彩图案中，最常用的有棕榈柃迷彩、橡树叶迷彩、梧桐叶迷彩和模糊形薄荷迷彩等。相比较来说，国防军的迷彩盔布样式则比较单一，多是用小布条缝制而成的，称为“碎片”迷彩和“沼泽”迷彩，它是将边缘带松紧带的盔布整体套在钢盔上使用的。还有一种就是铁丝结构的伪装，它是用铁丝编成多种网状结构固定在钢盔外壳上的，多用于战争后期的法国和意大利战场。有时还可以用树叶插在上面进行伪装。

M35型钢盔结构和制作工艺

M35型钢盔的整体外壳是用一张金属薄板经过多次冲压后成形的，其周长各不相同包括：60、64、66、68和70厘米六种尺寸。外壳的内部都按照佩带者头部的不同尺寸安装了两种不同的皮制衬垫。钢盔的衬垫带是由金属制成的，分为内外两条，置于其内部用于连接皮制内衬和外壳。钢盔的皮革衬垫是用金属衬圈来固定的，它通过铆钉将衬垫拧紧在两个内外衬圈上。其中，金属衬圈根据不同时期的材料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在1935~1939年间用铝制成的，上面配有四方形直角连接环，在其外层的左侧还压印有生产厂商的名字和制造年份等信息；另一种则是在1940~1945年间用镀锌的金属板制成的，可以起到防锈防腐蚀的效果，其与下颚皮带的连接处还增加了附加金属板，连接环也变成了四方形圆角环。钢盔内部的皮革衬垫是用皮质柔软坚固羊皮或猪皮制成的，形状为八个连在一起的“手指”，中央为圆形。八个“手指尖”分别用棉线穿连在一起，以方便佩带者自行调节松紧度。衬垫上的每个“手指”上都有5个气孔，个别衬垫上还会印有阿拉伯数字来显示头围号码。另外，用来连接皮革衬垫和金属衬圈的是三枚带铝制平头的开脚铆钉，除了在30年代中期是用黄铜镀锌外，到战争结束之前都使用的是钢铁镀锌材料，也是出于防锈蚀的意图。最后介绍下钢盔的皮带。M35型钢盔的皮带是用结实耐磨的皮革制成，其上多被浸染成黑色或棕色，共13个扣眼。原品皮带上通常都印有生产厂商的名字、生产日期和其它标记。


M35型钢盔的详细内部工艺结构图

M35型钢盔的制造工艺是在阿尔贝特"施佩尔掌管军备生产后才得到的改进和细化。在1943年以前，M35型和后期的M40型钢盔还是一直在使用一战时老式的制造工序。在后来的M42型的制造过程中，便开始对其边缘和透气孔进行了技术改良，基本与当今的“热压” 制造技术相仿。整个M35型钢盔的制造工序中，首先是将一张金属薄板经过多次机械模具冲压后，然后将成形后的钢盔边缘进行卷轧，使其光滑柔和。随后，工人将半成品的钢盔放入一个大型的工业烘烤箱中进行一系列的热处理将其恢复金属的硬度。紧接着，工人们就将进行上漆工作，多数钢盔在涂完油漆后还要回到炉中烘烤以增强漆层的附着力。最后就是对钢盔的装配和存放工作了。他们会将钢盔倒置在衬布上安装内衬，并贴上不同兵种的盔徽。钢盔组装完毕后，每个钢盔都会用一张纸包裹起来5个一组堆放在一起，在装进木箱中运往军队仓库。这样，一个M35型钢盔就制造出来了。

M35型钢盔在国外的使用

上面提到了在二战爆发前，M35型钢盔主要用于出口国外军队，下面就简要介绍下它在外国的使用情况。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西班牙的弗朗哥受到了德国的支持，其领导的反政府军队大量装备的M35型钢盔直至战后。另外，中国国民党政府聘请了许多从一战退伍下来的德国高级军官作为军事顾问，抗战初期的前几任顾问分别为马克斯"鲍尔上校、斯图兹纳中尉、霍姆尔少尉、汉斯"冯"西克特上将、法尔肯豪森将军等，蒋介石对他们信任有加，更是委以重任并将其嫡系的中央军部队(初期全部配发的是第88、第87和第36师)全部购置了德式装备与侵华日军作战，而其所辖的几个师级部队则被称为“德械师”。


中、德军事合作将使中国军队各方面的战斗力得到显著提高

我们经常可以在国内反映“七.七事变”和“凇沪抗战”的影视作品中发现这些早期M35型钢盔的身影，当时也是首批投产的M35型钢盔的出口型号。据资料显示，截止至1936年中国总共从德国进口了31.5万顶M35型钢盔，其识别特征是钢盔上均镶有一颗青天白日国徽。我们的军队就是戴着它最早同日本鬼子作战的。


这就是中国国民党政府从纳粹德国采购的世界上首批M35型钢盔的侧视图。左图中的钢盔已经标上了代表当时国民政府的国徽——“青天白日”的盔徽

以下是曾经使用过德制M35型钢盔或以德国制式钢盔为基础改进的国家，包括：
西班牙、中国、匈牙利、罗马尼亚、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丹麦、挪威、芬兰、土耳其、波兰、爱尔兰、秘鲁、阿根廷、玻利维亚、委内瑞拉。


这是在1941年7月19日，另一个装备了德制M35型钢盔的阿根廷军队正在该国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独立日”的庆典活动。从他们的钢盔、制服和装备来看，就好像是德国军队一样

M35型钢盔的后期发展

随着战争的持续开展以及制造工艺的不断改进，还出现了M36、M37和M38型伞兵钢盔，去掉了钢盔所有的护耳和护颈部分,以避免其在空降过程中对伞兵造成的伤害。后来，1940年3月出现了在M35型钢盔基础上改进而成的M1940型钢盔，它是首次采用自动化冲压技术制造而成的。其外观上最大的不同便是将头盔侧面的透气孔由可插拔式变成一体式。到了1942年，一种为了适应成本低且生产效率高的新改良钢盔问世了，这就是在二战中最普及的钢盔——M1942型。对于M35型钢盔的最后一次改进工作是在1942年7月开始的，制造商们按照政府的要求取消了对M35型钢盔进行边缘卷边的工序，还省去了高温烘烤，大大的缩短了生产周期，这便成了M42型钢盔，德国钢盔生产的绝唱！



德国钢盔发展历史中的各型号侧视对照图

老兵记忆中的钢盔
M35型钢盔对于那些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广大官兵来说，其存在的意义及影响对他们来说更是深远，因为它几乎伴随了一名德国士兵从新兵入伍到战争结束的整个历程，记录了战争烽火中的腥风血雨！下面的几位德国老兵分别来自德军的不同部队，他们各自都经历了东西线作战的生死考验，对钢盔的感情更是非比寻常，让我们来深刻感受一下他们和钢盔的故事吧。

1、  装甲掷弹兵

这名老兵曾经是一名机械化步兵部队的装甲掷弹兵，曾参加过在东、西两线的多次激烈战斗，甚至还参加了1944年的阿纳姆（Arnhem）战役。他至战争结束始终是一名普通的士兵，没有晋升过任何军士和军官军衔。
他曾在回忆中这样说过，“我们的钢盔都是由部队中的补给官进行发放的，而且当时每一个步兵部队都编制有一个供给单位，就如同补给食物、弹药等等一样。当钢盔需要修补或出现破损的情况时，我们并不是在战场上就地进行修理，而是必须在获得许可后方能回到后方去找我们的供给单位更换一个全新的钢盔。在部队中只有供给单位的工作人员负责战地修理并重新更换。钢盔修好后他们再将其重新进行发放，他们对钢盔的额外修复工作有时重新进行盔徽的贴花，有时则干脆什么改动都没有。偶尔我们还可以看到使用非常完好的异常罕见的一战时样式的钢盔，它们则同其他钢盔一起放在仓库里储备。当时很难保证我们新拿到的钢盔是否就是以前我们曾经戴过的，因为在他们接到通知退回并领用新钢盔的时候谁也没有时间和意识在钢盔的某个地方写上自己的名字或做上标记，它对我们来说无外乎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装备罢了。大约是在1940年的时候，我们曾接到过揭掉钢盔两侧的彩色盔徽贴花的命令。如果我们的盔徽一经发现仍在钢盔上的话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我们贴有彩色盔徽的钢盔出现在战场上的时候会被敌军很容易的发现而使我们暴露目标，这就是强令祛除它的原因所在。说实话，大家都普遍认为我们的钢盔设计比敌军的要好很多。我们在前线上长时间佩带它的时候也会感到很舒适，它不但能够有效的保护眼睛，而且其独特的后部下摆还可以保护我们的耳朵和颈部。尽管我们明白这种钢盔不能直接阻止一颗子弹的打击，但是我们最关心的还是其对炮弹及炸弹碎片的抵御能力。总之，M35型钢盔在很多恶劣的环境下佩带都是非常舒适的，而且我们也相信它一定能很好的保护我们。最可惜的是我们从来也没有配发过曾经见过的迷彩伪装布，但我们知道武装党卫队的部队都对钢盔进行过迷彩伪装——我们却没有。我们从没有在钢盔上喷涂任何彩色迷彩也从来没有见任何人使用过这种钢盔。对于钢盔的设计我们最期望修改的就是将下巴皮带改成象伞兵钢盔那样的款式是最好不过的了。我们的钢盔下巴皮带总是松垮垮的垂到耳朵和脖子上，因此其非常容易滑落。”

2、  坦克指挥官

这是一名党卫队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的坦克指挥官，曾经参与了东、西两线的多次战斗且荣誉满身。他曾获得过金制德意志十字勋章、坦克突击证章、银制战伤勋章以及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这名军官指挥过的坦克包括了四号坦克、“豹”式坦克、“虎”I和“虎”II式坦克。
“我的坦克组成员们跟其他步兵一样也同样拥有自己的钢盔，主要是为了一旦脱离坦克后起到保护作用。我们见过的钢盔上有时贴有盔徽，有时也没有很不确定。记得当时坦克里面并没有富裕的空间专门存放类似钢盔这种装备和物品，为此我们不得不在炮塔的后面安置了一个箱子来存储多余的装备及个人物品。由于佩带钢盔属于正常且我们也有权使用，因此我们通常都将其悬挂在坦克的舱门旁边以方便使用。非常不幸的是，正是因为我们上述的这个习惯使我们丢失了大量的钢盔，一旦我们要垮越沟渠或遭受撞击它们就会很容易的滑落到战场上。当然了，战斗结束后我们也会立即返回战场去搜寻丢失的钢盔。随后，我们便会去补给官那里说明情况并领取大量的钢盔来弥补损失。曾经有三次我的成员们等了很久的时间最后却被补给官告之由于我们平时丢失了太多的钢盔，因此今后不会在配发给我们任何钢盔了。从那时起，我们就不再拥有钢盔了，这也是为什么你们没有见过坦克组的成员佩带过钢盔。”

3、  空降兵

这名老战士曾经参加过二战纳粹德国空军伞兵部队在西线和地中海地区的几乎全部重要行动，拥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深刻的战争体会。
他对于伞兵钢盔的记忆是这样的，“我们佩带的M37型钢盔造型和陆军的非常不同，其边缘非常的短小，对头的两侧保护的程度相对也就少了许多。我们平时佩带时都感觉脸和头的正面都处于完全暴露状态下，其外形不象步兵的钢盔那样有下摆的且卷起的边缘，不能有效的防护到耳部和颈部。但是他的下巴皮带设计的非常不错，可以非常牢靠的戴在头上。我们使用的钢盔上有时会贴上盔徽，有时也不会有。据我回忆，蓝灰色的钢盔上会贴上两个盔徽，而绿色的钢盔上就贴一个，但我们一般不会同时拥有这两种装备。蓝灰钢盔的漆面非常的光亮充满光泽，而绿色钢盔的漆面则显的就非常的暗淡无光了。我们大都喜欢后者，因为它在战场上不会凸显目标从而可以保护我们不被敌人发现。如果我有机会重新设计伞兵钢盔的话，我同样要选择碗状造型但会做到对头两侧的防护。”


二战时期德国装备使用的M35型钢盔，其设计和功用在战场上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也深深的影响了战后各国对钢盔改进的设计思路，直到今天美军现役士兵佩带的钢盔也很多借鉴了德式M35型钢盔的设计经验，因此也吸引了全世界一大批军品爱好者对它的热忠和追逐。单纯从军品收藏研究和军备设计的角度来说，M35型钢盔在各方面都将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同时它也浓缩了二战欧洲及北非战场上的每一个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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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2000888

不该遗忘的英雄：抗战时的中国战俘

当国家面临亡国灭种时，他们慷慨从军上阵了，他们上阵与日军奋勇搏杀了，他们身不由己被敌人俘虏了，他们中大部分人被敌人杀害了。他们是我们的先辈、先烈，他们是保家卫国的壮士。他们是受了太多艰辛、苦难和误解的中国军人。



日本兵作弄中国战俘。图中战俘在厦门本瓶山被俘，刚当兵五个月，从衣着看是海军或海岸要塞部队士兵，德式钢盔歪戴，斜挂长枪，左胸处被贴了一面小膏药旗



1932年1月28日晚，被日军捕获将杀害的我便衣志士。这位志士双眼被蒙，嘴角有血痕，长衫上也有血痕，这是与敌人搏斗后留下的

　　2008年12月27日赶赴成都参加一家杂志社主办的年度人物典礼，听说秦晖教授等翌日要专程去参观位于大邑县安仁镇的建川博物馆，我也跟着去了。馆长樊建川先生带我们看的，主要是抗战系列的"正面战场（国民党抗日军队）馆"、"援华美军馆"和"中国抗俘馆"。

　　给我印象最深，具有强烈精神冲击力的要数这个"中国抗俘馆"了。樊先生说，"抗俘"这个名词是他特意"生造"的，专指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不幸落入日寇魔掌的战士。他的父亲和岳父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士，自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11年，但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抗俘"的悲悯、尊重和崇敬，他建这个馆就是要为这些不幸和不屈的人们抗辩，为他们讨回历史的公道和人格尊严。

　　博物馆有道门的路边插着铭牌，写道:"我们不说话！让历史（文物）说话！"但这个"中国抗俘馆"的文物是最单薄的，基本上只有照片，都是花钱从日本民间搜购来的，从中挑出了几百幅展出。然而，单是这些照片已够令人震撼了。这些照片绝大部分出自日本人之手，一是当时他们的摄影技术条件好，二是战俘落在他们手中，我方自然无从拍起。电影故事片《桂河大桥》，那是表现泰缅边界英国战俘遭遇的；菲律宾巴拉沦岛有日寇设的美军战俘营；缅甸有，据说中国东北也有盟军战俘营......

让历史说话

　　古今中外凡打仗就会有战俘；以苏联人抵抗德国法西斯侵略之顽强，交战不到5年被德军俘虏的士兵达500多万名，何况从"九一八"算起，中国抵抗日寇14年之久，"抗俘"绝不低于100万。

　　这些战士的被俘有多种情境。因为这些照片多数发表在日本战时杂志上，配有简要的文字说明，我们可以大体明了当时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

　　当时的敌我对比是，我方的实力远不如日寇:国力不如人，武器装备不如人，兵力不如人，训练不如人，可以拼一拼的只有血肉之躯。有幅照片背景是华北平原，被俘的战斗人员有人戴钢盔持步枪，有的戴斗笠拿砍刀，年纪参差不齐，这样的"乌合之众"猝然遭遇强敌的"铁壁合围"，有人被俘太正常了。另有一张是1939年长沙大会战期间，三个小战士在湖南岳州被日军俘虏，他们被绳子串连着押送，他们本来还在跳绳或爬索玩的年龄，却要与训练有素的鬼子兵对垒。我方的正规军又如何？众所周知的上海淞沪之战中死守四行仓库的国军谢晋元团"八百壮士"（实为423人），弹尽粮绝后有人被俘，被日军分别押往各地做劳工。他们因此就不是抗敌的壮士和功臣了吗？

　　事实上不少人是英勇搏斗到力竭被擒。有张照片注明是1932年1月28日晚，画面是一群持枪鬼子兵和3个戴礼帽的人，逮住了我方一个便衣男子，他的双眼被蒙，嘴角和胸前衣衫上都有血痕。可以想见他是怎样落入敌手的。有两张鬼子兵羞辱中国战俘的:一张注明是在厦门本瓶山，一群鬼子兵给一个俘虏头上歪戴德式钢盔，脖子上不伦不类斜挂一枝长枪；另一张则是，十几个全副武装的日军嘻笑着，在围观一个"抗俘"狼吞虎咽，旁注说，十日没吃东西的"支那兵"，得到我方食物后"状如饿鬼"地在进食！10日没进食，饿昏了而被俘，我们除了怜惜还能说什么？醒来见到食物吃了再说，这是人的本能，有什么丢人的？日本鬼子后来在太平洋战场被美军撵进丛林后苟延残喘，岂止"状如饿鬼"，还像蛆虫吃死尸呢。此人吃饱后有了力气，突然咬个鬼子一口也未可知。

　还有一些情况是，被俘者根本来不及拼搏或自尽。查看我在馆里拍下照片，有一张是一个伤残的飞行员，有一张是一群缺胳膊少腿的伤员，还有一张是一群女卫生兵（护士），他们显然是在来不及撤退的战时诊疗所被俘的。哪怕我方是不得已，仍然可以说他们是被自己人遗弃的，他们的被俘就像妇女被强暴一样，是强盗的罪、保护者无力的过，而他们何错之有？

在这些展出的"抗俘"照片里，有许多幅是我方的便衣人员。他们的坚贞不屈令人肃然起敬。有名有姓的便衣是两位女子。一个叫成本华，20岁，属于"敌后武工队"，穿着农家冬棉装，只有腰间束的一根童子军的制式皮带把她与普通村姑区别开来。她是在安徽和县被捕的，日方摄影者为她拍了两张照，都是双手交叉护胸而立，面带视死如归的笑容。另一个女"抗俘"叫魏文全，她是在留下镇（大约是杭州市市郊）与日军"野副"部队作战时被捕的。25岁的她是便衣队长，有一双大骨节的发射驳壳枪子弹的手指。她身穿印着"5"号的囚衣，冷冷地侧目看着给她拍照的敌方记者。

　　"抗俘"中有些人毫无惧色地表现着自己的反抗意志。一张被俘东北便衣群像中，靠右的一个双眼瞠视；一张摄于上海的被绑在电线杆上的两个便衣，年青英俊的那一个剑眉倒竖，怒目而视；还有一张是被绑在电线杆底座部分而坐在地上的年轻便衣，他在努力挺直自己的腰杆。最令人称奇的是，武汉会战中被俘的一个小战士，满脸稚气，双手被反绑，却挑战性地昂头逼视着一群荷枪实弹站立的高他一截的鬼子兵中他对面的那一个，好像要用目光射杀敌人。

　　当然，"抗俘"们的表情不会千人一面。少尉罗瑛君被俘后，在敌方为他拍照时，挺拔身子，紧系风纪扣，神色镇定，努力维护着中国军人的尊严。被日军围困而落败的马占山麾下的第一旅参谋长胡云泉，被一大群鬼子官兵围着拍照留念，他双眉紧锁屈辱感写在脸上。而国军第68师王姓的少将参谋长，不愿抬头被拍照，帽檐低压，有伤痕的右手夹着纸烟，其状之苦恼、屈辱和沮丧，令人看了难过。设身处地想一想，换了我们是他会如何呢？

记住他们

　　日本鬼子是尊敬那些战死的中国军人的。以前听说过鬼子兵追击狼牙山五壮士，见他们弹尽跳崖，便向崖下行军礼。这回在"抗俘"馆看到一组照片是:日军修了一座"中华民国无名战士之墓"，允许中国战俘跪在墓前合掌祭奠，而日军士兵则列队肃立，左手举枪右手行军礼，向那些阵亡的中国士兵致敬。你可以说这是惺惺相惜，也可以说是同一文化传统，"不成功便成仁"。日本军人的道德信条"玉碎"一词，显然就是中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缩略。

　　为写这篇文章查阅相关资料时，我看到两张照片:一张是1945年8月，获胜的麦克阿瑟上将，一只手臂拥抱着英方的帕西瓦尔中将，另一只拥抱着美方的温赖特中将；两位中将都是战俘，前者在新加坡城水源被日军切断后，率领13万英军向不足自己一半人数的日军投降；后者在菲律宾马尼拉湾科雷希多岛被日军攻陷后率部投降。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对他俩却没有半点轻慢之心，有的只是对他俩在战俘营饱受折磨的同情，也许还有作为太平洋战区最高长官的自责。另一张是，9月2日盟军在密苏里战舰上举行受降仪式，麦克阿瑟签字时，特意让两位中将站在他身后。胜利结晶的果实中本来就有这些不幸的战俘的血和泪。

　　樊建川说，他每次看到中国战俘的照片都非常痛心，"想我就应该跟他们站在一起"，一起"经受这种屈辱或者一起被日本人杀掉......"。我觉得，樊不仅同情"抗俘"们遭受的灵肉多重苦难，而且为"抗俘"及其亲属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深感不平。樊先生说，在展馆的设计上他寄予了深重的感情:为了表现"抗俘"们的铮铮铁骨，地面全部用钢板，参观者踏上去有一种特殊的强劲的震颤的感觉；展柜用的全是钢架，在粗糙的墙面上，用非常细腻的磁板挂"抗俘"头像，让人们在向上走的通道上凭吊他们......



被俘的少年国军

　　让我抄录几段"抗俘馆"入口樊建川自撰的本馆简介词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当国家面临亡国灭种时，他们慷慨从军上阵了，他们上阵与日军奋勇搏杀了，他们身不由己被敌人俘虏了，他们中大部分人被敌人杀害了。他们是我们的先辈、先烈，他们是保家卫国的壮士。他们是受了太多艰辛、苦难和误解的中国军人。

"没有他们的奉献和牺牲，我们就没有今天的和平、和谐、幸福的生活。

"所以，记住他们是必要的，必需的。"

抗战童俘 不成对比的敌手

文/何三畏 图/樊建川提供

　　上世纪90年代，四川民间收藏家樊建川到日本去收集战时文物。樊建川一共在日本淘回了一千多本，包括日文版老画册《历史xxx》、《支那事变xxx》、《日支事变画册》、《北支事变画报》、《国际情报xxx》等。这些照片大多是日本记者拍摄。尤其触目惊心的，是他们拍摄的中国抗日战俘的图片。

　　在整个抗战中，有多少中国战士成了侵略者的俘虏，战后没有清算，现在也没有人说得清。但大致清楚的是，日本侵略军几乎“不养俘虏”！

　　抗日战俘的命运是非常独特而且不幸的。现在，我们应该认识到，抗日战俘也是民族英雄。

　　但是，60年过去了，这些在抗日战争中最为不幸的人们的命运几乎被湮没，他们的形象从来都是模糊的，或者说没有为抗战“正史”所正视。这是不公正的。正是由于传统观念，使他们被历史的烟尘遮盖了，使他们的命运没有被计入我们的抗战成本，使他们成为真正的“无名英雄”。现在，他们正在透过60年的历史逼视着我们。让我们记住这些默默无闻的英雄。



对手，对决，对峙

　　战斗地点：岳州，今湖南岳阳。

　　战斗部队：日军，不详；国军，116师。

　　战斗时间：昭和14年，民国28年，公元1939年。

　　这场战斗是第一次长沙会战的一个细部。这场战役发生在1939年的9月至10月。日军出动了4个师团、2个支队及空军共10余万人，统帅冈村宁次。国军出动了15个军共20余万人，统帅薛岳。双方拉开架势鏖战两月，结果，敌损兵折将2万余人，我方也付出惨重代价，伤亡3万余人。此役，将扫荡的侵略军扫荡了回去，挫败了日军的战役企图。

　　在8年抗战中，这是良好的战绩了，这张照片的确是第一次长沙会战的一个缩影。

　　图片的背景是战场，战场上狼烟仍在弥漫，我、敌双方喘息方定。

　　一个“凶神”率15个恶煞与这3位满脸稚气的少年搏杀，这3位小战士占据了画面中的有利地形，成了照片中的主角，这在日本记者拍摄的战俘图片中是少有的。

　　我方布帽对敌方钢盔，我方粗布粮袋对敌方帆布行囊,我方细腿对敌方粗脚。敌方防毒面具、军用水壶、军用铁锹、望远镜等，我方没有对应物。

　　图中16位全副武装的青壮日军队形随意，神情茫然，3位反缚双手的少年军人虽然落败，命运任由敌方发落，但直至此刻，他们仍列队与敌对峙。显示双方敌对情绪严重，气氛凝重。长相酷似“猪头小队长”的敌酋表情复杂，也许他在纳闷，厮杀半天，对手原来如此稚嫩。

　　对手，对决，对峙，这是这张照片的3个关键词。

　　3位少年的历史在日本记者手中的快门“卡嚓”一声之后就断裂了，我们不知道3位少年是否被杀害，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怎样被杀害，但如果他们没有遇到战争，如果他们活着，今天该是80岁的老翁了。



永远的立正

　　这个小小的抗日军人被日军俘虏了。显然，这是日本记者“摆拍”的，但的确很传神。这样的照片上了当时的日本的刊物，我们不知道他们当时怎样解读。60年过去了，今天的日本主流社会怎样解读它？

　　他13岁？14岁？不会超过15岁！

　　看他的站姿！完全按照立正的要领完成的。他的双脚跟自然并拢，两脚呈45度角张开。他的表情坚定，目光深藏，他知道他面对的是什么？

　　看他的披挂！子弹带、军号、水壶，小战士在军中兼了多少职务？

　　看他那双小小的赤脚……他是一个人站在那儿，站成一个顶天立地的姿势！他的对面是以凶狠残暴著称的日本军人。他为什么站在那里，为什么站在烽烟翻腾的大地上，站在死亡面前，他为什么没有在妈妈的怀里撒娇，他为什么没有背着书包去上学……我们应该记住这位不知名的中国抗日少年战士，为了人类永远的和平，记住他。



最小的抗俘

　　这位小战士是已知被捕的抗日军人中年龄最小的了，当时年仅10岁！他是一位陆军二等兵！他的表情冷峻坚决，小眼瞪得溜圆，小嘴咬得梆紧，小胸脯挺得老高。

　　日酋右手抚摸其头，看不清他的脸，但他歪着的头和微张的嘴，是否泄露了他的惊愕？而他的左手仍有力地握紧刀柄。




光头

　　这两位少年战士，是在一个叫“大河铺”的地方作战而被捕的。从画面上的白墙青瓦以及满地稻草分析，应该是南国某地。两位战士都是光头，从这个细节可以推测这是支正规部队。打大仗之前，部队都有集中推头的习惯。

　　少年兵装备得一贫如洗，短裤虚着边，脚上着草鞋，日本兵全副披挂，皮挎包，皮靴，闪亮的长枪。一种不成比例的对比。



从军的“三毛”

　　是在上海附近与日军作战时被捕的。也许，他们真正具有张乐平先生笔下“三毛”的人生轨迹和遭遇。

　　高一点的小战士是光头，4个口袋都鼓鼓囊囊的，不知装了什么东西。矮一点的小战士戴着军帽，相信他取下帽子也会是个光头，因为他们都是“三毛”的从军兄弟。

　　最小号的军装他们穿上仍然显得肥大，裸露的双腿，细、黑、瘦，没有打抖，也没有弯曲，小小的年纪，承担卫国的责任，令人唏嘘。

　　这位日本侵略军指挥官叫浅间，虽然面对的是解除了武装的少年士兵，浅间仍然手把刀柄。



这是昭和13年即1938年的日军画报上的图片。

　　画面上手持红缨枪的，是在华北某地作战中，被日军真野部队俘获的地方抗日队伍。

　　红缨枪就是长矛，原始社会就诞生了的武器，几千年前利用长矛戳四条腿的野兽，抗战时期利用其戳两条腿的日军。照片中我们中华男儿冲天的血性和他们手中的原始“武装”令人感叹，但是，即便是他们手持最原始的武器，也要去打击武装了现代大小口径火器的敌人。日本人拍摄的这张照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民众全民皆兵、不畏强暴、宁死不屈、英勇赴义的气概。

　　7人中有5人佩戴有从左肩斜下的布条，可能是抗日武装的标志，正中那位汉子的布条上依稀能辨出一个“圣”字，这应该是抗战时期兴起的民间帮会，这种枪会在华北农村盛行，例如红枪会、黄枪会、大刀会、小刀会等等。红枪会组织最为普遍和强大，主要成员多为农民，首领则多为乡绅、回乡军官等。

　　日本画报的配文中指出，左边那位持红缨枪者只有13岁，13岁就成为中国战士，成为民族汉子了。



这是在增城战斗中被捕的几位中国士兵，中间这位小战士叫季万方，他是这张照片事实上的主角，在这几位俘虏中，日本随军记者也只是点出了他的名字，还进一步说明他年仅15岁。

　　季万方身上挂了一个搪瓷茶缸，这在当时是稀罕物件，说明了他的工作是类似勤务兵这样的角色。

　　身后残砖烂瓦的废墟，反映了刚刚结束的激烈战事。

　　季万方的站姿很漂亮，让人联想到小兵张嘎。永恒的记忆依赖精彩的瞬间，精彩的瞬间造成的冲击可以保鲜永恒。

　　季万方战士15岁花样年华留给时间一个雕塑般的瞬间。
http://www.northnews.cn/news/2009/200903/2009-03-27/195877_7.html

iampuzzled

武汉会战


武汉高炮部队在侦察空袭的日机

1937年淞沪抗战和南京守卫战见证了中国军人铁血抗战的精神，也暴露出中国政府最高领导层在对日作战战略上的缺失。一城一地的拼死防御不但让中国众多名城惨遭战争蹂躏，也几乎耗尽了中国军队的实力。

然而，中国政府和军队终于在战争中成长。当日本试图“发动攻略汉口之战，使其成为战争一决雌雄的最大机会”后，蒋介石国民政府终于认识到“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为此抛弃过去的教条，同时部分发动群众的抗日热情，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同时跳出城市防御的桎梏，将防御作战推进到武汉外围的广阔战场。

武汉会战这场抗战史上中日双方规模最大的会战，中国军民在历时4个多月的血战中，以40万人的伤亡，造成日军近10万人的死伤，不但粉碎了日军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企图，也鼓舞了全国抗战的热情。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少将高参、后曾协助薛岳取得第三次长沙大捷的赵子岳高度评价国民政府在武汉会战的战略决策:“综观武汉会战，我军不在武汉城内弹丸之地作困兽之斗，而在武汉外围的广阔天地进行灵活、坚强的作战，予日军以重创，作战逾4个多月，竟无一个整师被歼灭，这都是由于统帅部正确的战略决策而来的。”

在经历了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一年的溃败后，中国军队用牺牲和胜利换来了战略相持阶段。

近卫文的致命失策和国民政府的坚持抗战

1937年12月，日军攻克南京，日本对中国政府会乞降的幻想却因蒋介石的拒绝而遭破灭。日本首相近卫文一气之下，在1938年1月16日向全世界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在此后进一步声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日本均不与国民政府交涉”，日本“绝对不容许第三者出面调停”。

战后的日本人认为，这是日本在战争中最为愚蠢的战略失误。没有任何退路的国民政府在1月19 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迅速刊出蒋介石对日本近卫文声明的反应，措辞强烈地表明了中国将继续抗日的立场:“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用全力以维护中国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绝非中国所能接受，同时，在日本占领区域内，如有任何非法组织篡窃政权者，不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

对于日军而言，战争的接连胜利进一步激发了军队对中国的蔑视和对武力的狂热。早在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大本营就开始研究所谓“攻占汉口作战”。日军参谋本部情报部对于攻占武汉的建议是:从历史看，只要攻占武汉，就能支配中国，通过武汉会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大半的目的，只要控制了武汉，即可以把蒋政权逐出中原，“使蒋政权降为地方政权”。1938年5月徐州会战一结束，日本方面即决定于当年秋季进行“汉口作战”:所有在中国大陆作战的部队停止回国调动，国内继续动员增兵40万人，并拿出32.5亿日元的作战费用预算。


中国军队沿江防守

日军规模庞大的“汉口会战”的另一个目的，正如日本天皇裕仁在武汉会战前的御前会议上所说，为了给国民政府最后致命的一击，迫使中国投降，不愿再见到“帝国雄狮百万受制于中国”。为此，日本“陆军为汉口作战倾注了全力，没有应变之余力”。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文件这样记载。据战后发现日军文件证明，连日本本土仅留的一个近卫师团，也待命随时增援武汉大战。

“中国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压迫到最后限度。”蒋介石由此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话，誓言“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国民政府调集全部海空军以及陆军120个师总兵力约110万人，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直接指挥。然而与淞沪、南京会战不同的是，蒋介石在1938年2月发表的《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中称:“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要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淞沪和南京的教训:“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1937年底，在淞沪会战、南京会战结束后，日军连下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中国核心城市，占领中国政治经济最为重要的华北、华东要地，之后又占领山东半岛。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于11月20日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但政府的军政机关却并没有立即西迁入川，而是先转移到武汉，使得武汉成为当时事实上的战时首都。自从华北和华东的众多大城市沦陷后，武汉已经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尚未沦陷的大型城市。

在上海和南京失守后，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多次与德国军事顾问研究有关防守武汉的决策问题。在淞沪、南京和徐州一系列规模巨大的对日会战中，国民政府的作战方式都是依托坚固工事下的防守，以至于日本人为了让中国军事失去德国的支援，声称“此次事变名为中日之战，实为日本人与德国打仗”。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国民政府在武汉周边开始修建作战工事，然而淞沪和南京会战，中国军队单纯通过阵地进行防守遭致的惨痛教训，让一些历经战火的中国军人产生了不同以往的想法。

国民政府第54军参谋长郭汝瑰少将就表示，在武汉背水列阵“全不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如果再依照淞沪和南京的作战模式，聚集重兵于背水，“一旦环形防线被突破，几十个师都有被压迫于水际而被歼灭的危险”。在由陆军上将陈诚主持的武汉卫戍司令部召开的高级将领军事作战会议上，郭汝瑰认为，“武汉会战应置主力于外围，首先利用幕布山脉和大笔山脉的有利地形与敌作战，以空间换时间”。而当敌人接近武汉外围时，中国军队在撤离武汉后，依然可以利用武汉的外围山脉险阻与敌人周旋。

这一作战核心，就是“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向日军射击的中国空军机枪手

此时的蒋介石在吸取了淞沪、徐州会战的教训，听取了中共方面以及国民党内部许多将领的意见后，终于改变了以往死守一城一地的战略。由蒋介石批准的《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指出:“武汉近郊尤以江北方面之无险可守尽人皆知，更以中隔大将外杂湖沼，尤非久战之地，故欲确保武汉，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否则再按照南京的作战模式，则武汉“仅一片焦土而已……”

惨绝人寰的“焦土抗战”

就在武汉会战即将开始的时候，中原大地已经变成一片泽国。

1938年4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曾计划，以一个军自郑州沿平汉线南下，以一个军自南京沿长江西进，从北面和东面分两路夹攻武汉。后来考虑到两军战场过远，不便于统一指挥，决定以主力第2军沿淮河西进大别山北麓，占领信阳后转平汉线南下，进攻汉口。当1938年初徐州沦陷后,中国军队本来仍在顽强抵抗。然而当国民党名将薛岳以13个师共15万部队将日军土肥原师团两万人合围时，却因为蒋介石嫡系桂永清放弃兰封而功亏一篑。以至于蒋介石自己在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信中称，兰封战役“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

兰封后的6月6日，日军攻克开封。此时如果日军大举西进，不但将切断平汉铁路，南面威胁武汉，还极有可能西攻洛阳汉中，威胁到中国的大后方。当年的蒙古军队正是先行攻掠四川，从西南大迂回再向东南沿海进攻，从而灭了南宋王朝。面对这一巨大危险，第一战区的中国军队却已经没有力量抵御日本的攻击。

6月11日，蒋介石采纳了第一战区参谋长晏勋甫的建议，挖开花园口黄河大堤。

早在1935年晏勋甫在武汉行营任职时，曾根据“焦土抗战”的理论制定过“以水当兵”的计划。在迫不得已之时，通过黄河水将敌人隔绝在豫东，使之在短期内无法加速前进，同时也能避免将中原古城郑州变为战场。

花园口决堤之时恰逢黄河上游的雨季。这一“焦土抗战”的行为，以冲毁140万民房、淹没近 2000万亩耕地、80万人死亡、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在中原地带造成连年灾荒的黄泛区的惨重代价，使河南皖北5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区沦为一片沼泽，阻止机械化日军的行动，迫使日军无法利用淮河西进、利用平汉线南下。日军由此不得不放弃以主力沿淮河西进大别山的计划，改为以主力沿长江两岸向武汉推进。中国军队借此喘息之机调整了防线，以第一、第三、第五战区的部分兵力和第九战区的全部兵力，计130多个师，约120万人，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4省，防御正面达1300余公里的巨大防线。


武汉保卫战中，中国手军用高射机枪向日军飞机射击

红黑色的血:中国军民的决绝抵抗

6月11日，日本海军通告驻汉口各国领事，称溯江进攻武汉的作战已经开始。当冈村宁次指挥的第11军占领九江后伺机攻取南昌。他面临的对手是国民党名将薛岳。薛岳根据日军动向作出了“北守西攻”的部署，依托庐山天险，对日军南下进攻展开激烈的抵抗。

一名进攻南浔路的日军在日记上这样记载当时战况:“几次进攻中，庐山上的迫击炮弹如雨点般从天而降，皇军大受威胁，死伤可怕。”日本著名作家石川达三在《武汉作战》中这样描绘中国军人的抵抗:“占领星子后，不停顿地连续战斗了30多天，战线仅仅推进了2公里半。而且，即使占领了西孤岭，前方仍然耸立着全轮峰、硝爪船等高大的群山。这些山峰上的敌人炮兵，每天都居高临下地实施准确地射击，连在火线后方进行饭后杂谈的记者们也遭到迫击炮的轰击。炸裂的弹片击伤了三位记者，他们的衣服上浸满了红黑色的血。”

另一个日军士兵则在寄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庐山是支那名胜之地，‘不见庐山真面目’，名不虚传。我师团在此遭到支那军精锐部队的坚决抵抗，前所未有的激战，中队、小队长死亡很多，战斗仍在艰苦进行，与家人团聚的希望很小。”在中国军队的誓死抵抗下，日军第101师团第101联队被中国军队全歼，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也中炮负伤。

顽强抵抗日军的不仅仅是中国军人。日军面对的还包括已经觉醒并坚决执行坚壁清野作战计划的中国民众。日军某部队长田部圣大佐，在其《武汉攻略参战记》中写道:“我从南京溯江西进时，未曾料到日后生活的不便，仅随身携带了几本日本书籍和盥洗用品。初到湖口就发现依靠现地粮食物资来维持我军生活，几乎完全不可能，必须从内地(指日本)向战地输送粮食。居民全部出走，住房尽被破坏，可利用的几乎没有，冈村司令官的办公室兼宿舍也是被破坏了的房屋的一部分。”

冈村宁次自己也在日记中写道:“10月初，第27师团占领了箬溪一带，检查缴获的敌军官兵致其亲友的信件，内容几乎都是有关我军情况，以及他们誓死报国的决心，极少掺杂私事。同一时期，第101师团检查反攻我军阵地而战死的敌军官兵遗体，发现死者父母的来信中，也都是鼓励他们为国家、民族奋勇献身的言词。”


武汉保卫战中，重庆儿童义卖报纸，向前线献金

万家岭大捷:薛岳全歼冈村宁次第106师团

中国军队顽强有效的抵抗，让日军南路沿江攻击武汉的计划被迫推迟。在久攻不下中国军队正面阵地后，冈村宁次以赌徒式的冒险，令日军第106师团利用中国军队防线上的缝隙，仅携带6天口粮，孤军深入后方，试图偷袭中国军队后路。

然而日军的动向仅一天即被中国军队第4军发现。这支在北伐中于丁泗桥战役一战成名的“铁军” 迅速缠住日军。此时的薛岳正调动部队刚刚包围日军第27军。当发现日军第106师团孤军深入之后，薛岳迅速放弃日军第27军，转而攻击更加孤立的第106 师团。薛岳先斩后奏，在尚未获得武汉军委会批准时迅速调集重兵包围第106师团，并再次未经蒋介石批准，动用蒋介石部署在庐山做敌后游击之用的第66军断绝日军后路。当身在九江的冈村宁次从空军侦察中发现薛岳的部署意图时，日军第106师团已经陷入10万中国大军的合围之中。

此时的日军第106师团突围遇到重重困难。日军在武汉会战中所用的五万分之一比例军事地图还是冈村宁次在1926年从军阀孙传芳处窃取而来，难以与万家岭当地的地形参照。而日军在崇山密林中试图借助指南针标定方向，却因当地有磁铁矿而导致指南针失灵。“当我发现敌军来袭时，听到令人恐怖的迫击炮声越过我的头顶在前面50米的地方爆炸了。炮弹击中了马群，马群炸了窝般的在烽烟中乱冲乱撞。离开九江有数千匹马，到雷鸣谷时，一匹马也没有了。从第二天开始，我们中队就躲在水沟、土堆四周跟敌军对峙。然而由于四周的山中都是敌人，子弹从四面八方飞过来。 ”

原106师团的幸存者辎重运输兵那须良辅战后在《地狱谷中的三个星期》一书描述了日军当时的绝望，“战友们大都受伤，也有些因为饥饿和疲惫而倒下。死在水沟的战友们，他们的脸色都变成茶色而浮肿，白花花的蛆虫从他们的鼻孔和嘴巴掉下来。一连几天都没吃东西，只能从漂浮着同伴尸体的水沟里舀脏水喝，活着的人也都快变成了鬼。我也觉得我的死期到了。对着月亮，我放声大哭。”


中国海军“民生”舰在战斗中重伤搁浅

在蒋介石对薛岳务必在10月9日24时前全歼日军106师团，作为给“双十节”献礼的命令下，第106师团的防御阵地在10月9日彻底崩溃。薛岳第1兵团主力第74军第51师在师长王耀武指挥下，命令第305团团长张灵甫亲率敢死队，经浴血奋战占领万家岭战场最高峰张古山制高点，彻底断绝了日军退路。为拯救死伤惨重的日军第106师团，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俊六大将亲自组织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 200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以补充该师团战斗力。此举动在整个抗战中绝无仅有，显示出中国军队对第106师团的重大杀伤。

万家岭大捷的惟一遗憾是未能俘获第106师团师团长松浦中将。战后一名日俘供认，中国军队“ 几次攻至师团部附近，司令部勤务人员，都全部出动参加战斗，师团长手中也持枪了。如果你们坚决前进100米，师团长就被俘或者切腹了”。尽管如此，日军此次惨败，从时任第1兵团第32军141师师长的唐永良少将在一年后路过万家岭战场时所作的描述也可见一斑:

“万家岭战场周围约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满了日军和我军的墓地。日军的辎重，马的尸骨、钢盔、马鞍、弹药箱、毒气筒、防毒面具等等杂物，俯拾可得。许多尸骨足上穿着大足趾与其他四趾分开的胶鞋，显然是日军尸骨。有的尸骨被大堆蛆虫腐烂后，蛆虫又变成了蛹，蛹变成了蝇，蛹壳堆在骷髅上高达盈尺……”“围绕着雷鸣谷刘村(今磨溪乡南田一队刘鞔鼓村)都是敌人的坟墓，人骨、马骨……此外沿山麓、沿道路、沿溪流，无处无日兵骸骨，若说五步一尸、十步一马，并不算过分，统计雷鸣谷刘村、哔叽街、万家岭一带战场，日兵骸骨至少在6000具以上，马骨至少在千具以上。”

成功的撤退奠定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的根基

万家岭激战前，江北中国军队在武汉外围最后一个重要阵地田家镇，于9月29日失陷。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也正在这一天召开。10月7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党部发出指示，要求他们着手为武汉撤退作好宣传和舆论上的准备:

“现日寇正集中最大兵力进攻武汉，田家镇已失守，武汉不守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各政治机构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注意:现在不应强调保卫武汉，因过分强调，武汉一旦失守，则会产生悲观失望及一切不正确的观念;立即加紧说明我们应争取防御武汉之持久，但应强调武汉即使失守，中国仍能继续抗战保卫，说明中日战争之持久性……且一城之得失，不会决定胜负……”


日军攻占武汉

尽管叶挺将军评价万家岭战役“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但此役未能让中国军队在整个武汉会战期间保住武汉，却实现了蒋介石预定的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的目的。

10月24日，日军对武汉形成了东、北、南三面包围的态势。同时为策应武汉会战，日军于10 月12日在广东南海大亚湾登陆，并在10月24日切断了粤汉铁路，占领广州。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在坚持抗战而非妥协投降的大前提下，必要时机放弃某些据点的战略认识方面，国共双方所见略同。10月24日，蒋介石正式下令放弃武汉，并下令“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虞的设施均予以破坏！”

鉴于上海的教训，国民政府早在1938年3月就开始拆迁汉阳铁厂。九江失陷后的7月30日，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连续载文，要求政府紧急抢救人力，抢救物资，绝不能留下资敌。武汉的工人阶级也发出呼吁，提出了响亮的口号:“保全一分工业就是获得了一分胜利的保证。”

10月17日，第五战区长官部部署最后撤退阶段的作战任务。与淞沪会战和南京会战后期截然不同的是，中国军队在严密的组织下，以大无畏的勇气和作战胆识，主力全部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历时逾4个多月的武汉大会战，中日双方动用了开战以来最大兵力，日军最终未能歼灭中国100多个师中的哪怕一个师，最终占领的只是一座燃烧了两天的空城。

http://war.news.163.com/07/0529/15/3FM0FQ5O000112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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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衡会战

1944年5月，日军在大举进犯豫中的同时，为打击湘中中国守军，贯通粤汉铁路，由第11集团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日军10个师约20余万人，兵分3路，开始向湖南发起进攻。其部署是：中路，第34、第58、第68、第116师由岳阳东南沿粤汉路作主要攻击;东路，以第3、第13师自崇阳附近，西路以第40师及第17旅自华容实施辅助进攻，另有第37、第64、第27师位于临湘、蒲圻一带担任增援。中国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6个军54个师，共40余万人，仍采取长沙会战之战法，策定以一部兵力利用既设阵地，节节阻击日军，迟滞其前进，主力集结于后方，诱敌于有利地区实施包围攻击，粉碎日军企图。

　　5月26日，日军开始进攻。东路日军第3、第13师经过激战，于29日突破守军第72军阵地占领通城，6月1日、2日又先后侵占长寿街和平江;中路日军4个师向守军第20军阵地发起攻击，占领新墙后于30日直趋汩罗江北岸;左路日军第40师及独立第17旅由华容渡洞庭湖向沅江守军发起攻击。激战至6月6日，日军主力突破汩罗江阵地，进至永安、捞刀河、沅江一线，另有一部日军经卢林攻占湘阴。中国军队积极反击，歼灭日军一部。9日，日军强渡捞刀河，突破浏阳一带防线，对长沙形成包围之势。14日，日军开始攻击长沙。守军第4军与敌激战4日，因外围阵皆失遂于18日向南突围，长沙沦陷。

　　日军占领长沙后继续向衡阳进犯。至20日，日军先后攻占醴陵、株洲、渌口、湘潭等地。中国军队转向渌水南岸进行抵抗。24日，右路日军南下攻占攸县、安仁、耒阳等地，第9战区积极反击，曾一度收复攸县、官田、醴陵。左路日军第40师团南下攻占湘乡，26日再占永丰，遭中国守军反击，改取守势。中路日军在两翼策应下，沿粤汉铁路两侧南下，向衡阳市郊突进。6月28日至7月20日，日军两次进攻衡阳，均因守军顽强抗击，日军伤亡惨重，被迫停止攻击。8月3日，日军增调部队后开始对衡阳发起第3次进攻。中国第10军与日军反复争夺，不断击退其进攻。苦战至8日，守军弹尽粮绝，伤亡殆尽，阵地全毁，第10军军长方先觉命令停止抵抗，衡阳被日军占领。至此，长衡会战结束。此役，中国军队在兵力上虽占优势，但因部署不周、指挥不当，尽管广大官兵不屈不挠，与日军死战硬拼，喋血苦战48天，最终未能破坏日军占领衡阳，控制粤汉、湘桂铁路的企图。这次会战，中国守军伤亡9万余人，日军伤亡也达6.6万余人。

　　学术界也将“长衡会战”分为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又称“第四次长沙会战”，从5月27日到6月19日，中日双方以争夺长沙为目标在湖南北部地区作战。

　　第二阶段又称“衡阳保卫战”，从6月20日到9月初，中日双方以争夺衡阳为目标在湖南中东部地区作战，长衡会战的结束时间为9月上旬。国内外学术界均以1944年8月8日衡阳沦陷为准。
http://www.honggushi.com/Article/ymsj/zmzy/200805/5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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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桥战役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3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新四军一部在江苏省淮安县东南的车桥镇与日伪军进行的战役。

　　1944年春，侵华日军为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陆续从华中地区抽调部队南下参加作战。驻苏中、苏北地区的日军为弥补兵力不足，遂收缩防区，强化伪军，并加强对沿海地区的控制。新四军第1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遵照中共中央关于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为改善苏中地区的斗争局面，沟通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地区的战略联系，并为整风、整训工作创造比较安定的环境，决定发起以夺取车桥为主要目标的攻势作战。

　　车桥镇是联系苏中与苏北的枢纽，居淮安、阜宁、宝应3县交界处，也是日军第64、第65师团的接合部，四周筑有大土围子，驻有伪军1个大队600余人，其大土围内东南角小土围由日军40余人驻守。粟裕决定集中5个多团的兵力，由副师长兼副司令员叶飞担任前线指挥，采取攻点打援战法，夺取车桥及其周围地区。以第7团并配属师炮兵大队，担任主攻车桥的任务;以第1团、第3军分区特务营和泰州独立团1个营，在车桥西北芦家滩附近构筑防御阵地，担任淮阴、淮安方向的打援任务;以第52团及江都、高邮独立团各1个营，在车桥以南崔河附近构筑防御阵地，担任曹甸、宝应方向警戒;另以师教导团第1营及第4军分区特务团2个营组成预备队。此外，第3师兼苏北军区部队在淮安县东北顺河集、凤谷村一线积极活动，保障攻击车桥部队的北面安全。

　　战役于3月5日凌晨发起。第7团采取远程奔袭手段，利用夜暗从日伪军外围据点之间直插车桥，以隐蔽迅猛的动作，从南北两面同时发起突然攻击，仅25分钟就突破土围，攻入镇内。随后在炮兵大队的配合下，逐个消灭日伪军火力点。战至午后，全歼驻守伪军。接着，分两路向固守小土围的日军发起攻击，攻占暗堡、库房等处。但因火力不足，协同不够，未能最后解决战斗。

　　车桥被攻，附近据点的日伪军纷纷出援。由宝应县城东北塔儿头、曹甸镇出动的日伪军100余人，进至大施河时，遭第52团等警戒部队阻击，被迫退回。驻淮阴、淮安等地的日军第65师团第72旅团山泽大队等部共700余人，分4批乘汽车驰援车桥，遭第1团坚决堵击，迫其猬集于韩庄固守。5日晚，第1团等部对韩庄日军发起攻击，经白刃格斗，将其大部歼灭，其残部向西逃窜。7日，困守车桥小土围内负隅顽抗的日军乘隙逃往淮安。第1师兼苏中军区所属各部乘胜扩张战果，至13日相继收复泾口、曹甸镇等据点10余处，战役胜利结束。在战役过程中，日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盟员，勇敢地参加火线政治攻势，松野觉光荣牺牲。

　　此役共歼日军460余人(内俘24人)、伪军480余人，创造了新四军一次战役歼灭日军人数最多的辉煌战绩，打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地区的战略联系，巩固和扩大了苏中抗日根据地，实现了苏中抗战形势的根本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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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门关伏击战

　1937年10月，日军侵占大同后，继续向南进犯太原。为配合国民党军在忻口的防御作战，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命令第358旅第716团深入日军侧后，在代县的广武、雁门关、太和岭间，破击大同经代县、忻口到太原的公路，打击日军运输队，截断日军补给线。贺龙亲自把第716团团长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召到师部，对他们说：“忻口会战正在进行，敌人从大同经雁门关不断往忻口运输弹药、给养，这是日军最主要的一条运输线。但是，他们很嚣张，自以为那一带已经成为他们的后方，没有中国军队，因此警戒疏忽。你们到那里去就是要充分利用日军这个弱点，发动群众，给鬼子来个突然打击，把这条运输线切断。”
　　10月17日黄昏，贺炳炎、廖汉生率部到达雁门关西南的秦庄和王庄。他们发现公路并不在雁门关下，遂主动去黑石头沟、吴家窑一带公路西侧设伏，同时派少数兵力占领雁门关。18日，第716团主力设伏于雁门关以南黑石头沟公路西侧高地。上午，日军运输汽车50余辆，满载兵员、弹药，由北向南驶入伏击区。第716团即以密集的火力进行袭击。激战中，日军又有汽车200余辆由阳明堡方向向北驶来。第716团即分兵一部阻击该敌。激战至夜间，日军援兵又至，第716团遂撤出战斗。此战，共毙伤日军300余人，击毁汽车20余辆。20日夜，第716团一部复占雁门关，另一部破坏了广武至太和岭间的公路及桥梁。21日晨，第716团再次设伏于黑石头沟地区。日军由南向北的汽车200余辆和由北向南的汽车数十辆相向而来，当其先头车辆驶入伏击区时，第716团居高临下，以突然而猛烈的火力展开攻击。日军在8架飞机支援下进行反扑。第716团毙伤日军一部后撤出战斗。该团两次伏击战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击毁汽车30余辆。
　　八路军第120师切断了日军由大同到忻口的交通补给线，同时第115师打击了蔚县至代县的日军交通补给线，使进攻忻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应濒于断绝，攻势顿挫。忻口会战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在战役结束后曾对周恩来说：“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路都截断了，对我们忻口正面作战的军队帮了大忙。”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对此也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游击战争还有其战役的配合作用。例如：太原北部忻口战役时，雁门关南北游击战，破坏同蒲铁路、平型关汽车路、阳方口汽车路，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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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略村战斗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10月，太岳区1943年秋季反扫荡作战中，中国八路军太岳军区部队在山西省临汾以东韩略村地区对日军战地观战团的伏击战斗。
　　1943年10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从各地调集军官120多人，组成战地观战团赴太岳区参观“铁滚式扫荡”新战法。中旬，八路军太岳军区第2军分区第16团获悉驻临汾日军东进扫荡时，经常在临屯(临汾至屯留)公路上的韩略村经过。第16团决心以4个连在此设伏，打击日军，配合腹心地区反扫荡作战。24日晨，第16团设伏部队进入韩略村西南公路两侧伏击区。8时许，日军战地观战团分乘13辆汽车，进入伏击区。八路军设伏部队突然发起猛烈攻击，前堵后截围歼日军。经3小时激战，日军战地观战团除少数逃走外，全部被歼。
　　此战，八路军击毙日军120多人，缴获重机枪3挺、掷弹筒3具、步枪80余支，迫使扫荡日军慌忙回援临汾地区，打乱了日军扫荡太岳抗日根据地的部署。战斗中，第16团伤亡5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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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乐村战斗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4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八路军第129师主力及第115师一部于山西省武乡县长乐村对日军进行的战斗。 月初，日军集中3万余人，对晋东南地区实施九路围攻。为粉碎日军的围攻，八路军第129师决定抓住日军一路，予以歼灭。15日，日军第108师团第117联队3000余人，由武乡北犯榆社扑空，当即撤回武乡。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决定歼灭该路日军，遂令师主力及第115师第344旅第689团由涉县以北地区向西急进，当日进至武乡附近地区。黄昏，日军弃城沿浊漳河东撤。第129师即以第772团、第689团为左纵队，第771团为右纵队，沿浊漳河两岸山地平行追击，以第769团为后续部队，沿武乡至襄垣大道跟进。16日拂晓，左右两路纵队超越日军并将其1500余人夹击于武乡以东长乐村地区，遂发起猛烈攻击。日军被截为数段，困在狭窄的河谷里无法展开。此时，已通过长乐村之日军主力为解救其被围困部队，集结1000余人，向第129师左翼发动进攻。第772团在戴家瑙与10倍于己的日军激战4小时，阵地失守，12时，第689团赶到增援，阵地被收回。14时，日军第105联队1000余人由辽县赶来增援，在猛烈炮火掩护下，一路向马村东南第689团阵地攻击，另一路会合长乐村日军向第772团阵地攻击。17时，日军又从辽县增援1000余人。第129师遂决定以第769、第689团各一部掩护，主力在黄昏时撤出战斗。
　　此战，八路军共毙伤日军1500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马枪100余支和大批军用物资。八路军伤亡800余人，第772团团长叶成焕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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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庄战斗
1939年9月八路军第一二○师在河北省灵寿西北陈庄进行的一次歼灭战。
　　1939年8月，冀中八路军第一二○师主力大部在贺龙等率领下向晋察冀边区腹部转移，于9月间到达河北省行唐、山西省灵丘集结。9月25日，日军由灵寿向晋察冀边区腹地发起进攻，占领慈峪镇。27日上午，日军直奔陈庄，袭击晋察冀边区后方领导机关。第一二○师在陈庄东南设伏，并以七一九团坚守白头山阵地，以另一部警戒灵寿、行唐增援之敌。28日拂晓，敌人烧毁了村里的房屋后，沿磁河南岸向东撤退。8时，敌先头部队进入预伏区，第一二○师发起阻击，将日军全部包围在高家庄、破门口、冯沟里3个村庄。下午7时，第一二○师发起总攻，将敌分割围歼，日军死伤众多。同日，灵寿、慈峪之敌1000余人沿磁河来援，被八路军阻击于白头山下，激战竟日，敌仍不得前进。29日晨，被围于破门口、冯沟里的敌人已伤亡过半，遂向南突围，又被包围于鲁柏山高地。第一二○师以炮轰和步兵冲锋轮番向敌攻击。敌困守山头，陷入绝境。当夜，第一二○师发起全线总攻击，突破敌军阵地，将敌大部歼灭。南逃残敌又被全歼。陈庄战斗，经6天5夜激战，歼敌水原旅团长以下1280人，俘敌16人，缴获山炮3门、轻重机枪23挺、步枪500余支、战马50余匹。这次战斗的胜利，为巩固北岳区，粉碎即将到来的日军大“扫荡”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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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战斗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8月，中国八路军第115师部队在山东省梁山地区对日伪军进行的伏击战斗。
　　1939年8月1日，驻山东日军第32师团1个大队及伪军一部护送炮兵野尻小队及两门大炮，从汶上县城出发，西渡运河，取道梁山西去。八路军第115师代师长陈光、政抬委员罗荣桓决定以师直4个连和独立旅第1团第3营歼灭该部日伪军。2日上午，日伪军到达梁山南麓前集附近，第115师师直第2连、第4连和第11连对日伪军突然袭击，歼灭日军40余人，伪军全部逃散。日军稍作整理后继续向西北搜索前进，又遭袭击，下午，被迫退守梁山西南麓的独山庄及独山高地。入夜，八路军向日军发起攻击，攻占独山高地和独山庄。日军退守独山南坡10余座石灰窑及一车马店院内，据守顽抗;八路军对日军发起围攻，将其逐至田野，以骑兵予以杀伤。激战至3日拂晓，将日军全部消灭。
　　此次战斗，八路军共歼灭日军少佐大队长以下300余人，缴获野炮2门、步兵炮1门、机枪15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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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房战斗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5月，中国八路军第115师一部在山东省泰安以西地区对日伪军的突围战斗。

　　3月中旬，八路军第115师师部率第686团进入泰(山)西地区，同八路军津浦支队和山东纵队第6支队会合，巩固与扩大了泰西抗日根据地。5月初，日军第12军司令官尾高龟藏从泰安、肥城、东平、汶上、宁阳等17个城镇，调集日伪军8000余人，坦克、汽车百余辆，火炮百余门，分9路围攻泰西抗日根据地，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2至8日，日伪军扫荡东平、汶上地区，9日向肥城、宁阳实施向心推进。10日，第115师令第686团主力掩护机关、部队分路向西南方向突围，并令山东纵队第6支队为前导。第6支队突围后，师部、第686团行进中发现汶河南岸有敌情，乃转而北上，向大峰山区转移，与津浦支队等共3000余人，被日军合围在陆房周围纵横各约10公里的山区。11日拂晓。日伪军在炮火准备后全线发起进攻。八路军被围部队以猛烈炮火打退日伪军数次进攻，坚守子阵地。15时许，日伪军又集中兵力猛攻陆房西南之肥猪山、牙山制高点，第686团英勇奋战，击退日伪军9次冲击。在陆房西北、东南、以东、以北地区，津浦支队、第686团和师特务营也打退日伪军多次冲击。黄昏，日伪军停止攻击。22时许，八路军被围部队利用夜暗，分路突围。至12日凌晨，全部突出包围圈。

　　此次战斗，八路军共毙伤日伪军大佐联队长以下1300余人;八路军伤亡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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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乐村攻城战斗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4月，中国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在河南省南乐县城及其周围地区对日军及伪东亚同盟自治军的进攻战役。
　　南乐县城位于冀鲁豫区腹地。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收复清丰、内黄、濮阳、朝城之后，该城已成为日伪军孤立据点。为巩固与扩大卫河以东和开辟卫河以西地区，冀鲁豫军区集中3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及地方武装与民兵发动南乐战役。24日23时，冀鲁豫军区第8军分区主力部队在火力掩护下向南乐县城发起强攻，迅速从城西南和西北角攻入城内，旋即对伪东亚同盟自治军第3旅旅部和伪保安团团部及日军小队分割包围，尔后采取先打分散小股，后打集中大股之日伪军的战法，激战至26日，全歼守城之日伪军。与此同时，开赴浚(县)滑(县)和大名地区担负打援和牵制日伪军任务的冀鲁豫军区第3、第7、第9军分区部队亦将外围据点全部拔除，并击退由安阳、大名等处出援之日伪军。战役于27日结束。
　　点评：此役，八路军共歼灭日伪军、3400余人，攻克据，点32处，解放了卫河以东大片地区。在战斗中，由于我军实行两个方向突破，接着勇猛穿插分割，先打分散之敌，后攻集中之敌，因而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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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庄战斗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陆军为变华北地区为“大东亚圣战的兵站基地”，指示华北方面军(冈村宁次大将)彻底粉碎日占区心脏地带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主要是晋察冀根据地)。由此而始的一系列空前残酷的大扫荡使得1942年成为敌后抗日战场最艰苦的一年，其中最激烈、最为我方铭记的当属对冀中地区历时两月的“五一”大扫荡。
　　冀中地区因起富庶向来被日军视为八路的衣粮库，在地理上亦是四战之地，连通平、津、保、石诸地。日军在使用声东击西之计，对周边地区发动佯攻扫荡后(亦为建立对冀中可靠的包围网)，于1942年5月1日由冈村宁次大将亲自指挥华北方面军三个师团又两个独立旅团突然包围冀中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冀中军区正规部队(著名的吕正操将军所部)、军区机关全部陷入敌军“铁壁合围”。由于日军在人数及火力上占有绝对优势，冀中八路军主力不得不化整为零，包括军区机关在内的所有部队均分散成连、排级单位行动，开始突围作战。在空前惨烈的战斗中，虽然伤亡惨重但仍英勇作战的八路军相继取得了几次奇迹般的胜利，宋庄战斗就是一次在当时乃至后世都备受称颂的战斗。
　　宋庄是个位于河北省深泽县东北约15里的普通小村庄，该村有300多户人家，分为南北两部;北部较大，南部较小(只有30来户人家)，两部相距不到50米。从地理位置来看，深泽左邻无极(日伪的确保区)，右接安平(冀中八路的中心区)，在扫荡前属于八路的控制范围(当然县城除外)。虽然宋庄战斗之前以日军为主力的扫荡已历一月有余，周边地区亦遭相当破坏，但该地群众基础依旧良好，新建的伪地方政权根本不能有效运作。1942年6月8日夜，八路冀中军区第七军分区22团的2个连(一连、二连)在团政委梁达三的带领下摆脱日军追踪之后，碾转数日从无极方向转移至宋庄驻扎休整。由于时值日军气焰最嚣张之时(从地图上看，冀中军区已全部沦陷了)，八路军一到驻地便开始修筑工事：把路口堵死，把每个院落打通，迅速从村里到村外筑起了三道工事(均以房屋为依托，无野战工事)，把宋庄变成了处处相联、交叉火力密布的防御堡垒。同时按照当时的作战原则，将该村的老弱妇孺连夜转移到了其他村子。当时22团首长提出了“谁多挖一锄头，谁就少挨一炸弹皮”的口号，事后看来这绝对是个英明至极的决定。
　　6月9日，天刚拂晓22团指挥人员便会同2个连的干部观察地形，布置应急的作战方案，以防日军的突然袭击。布置完毕之后，八路指挥人员刚刚返抵各自阵位，便传来警戒哨跑步带来的口讯：“村东北发现日军骑兵。”此时是6月9日晨7时30分，半个小时前宋庄工事刚刚修筑完毕。向宋庄前进的日军并非是骑兵部队，而是日军冀渤特区司令官坂本旅团长的警卫部队。有趣的是，这个坂本上任不久，此行的目的并非是要亲自合击宋庄的八路，而是带着一个由参谋军官组成的“战地参观团”(日军常搞这种东西)前往宋庄以西地区考察前几日扫荡战斗的战场地理情况。5月下旬和6月初，在无极、深泽一带的八路军屡次在突围过程中和日军接火，但日军最终均未能捕获住这些八路部队，坂本此行正是要前往上述地区做番实地考察。与旅团长随行的除了参观团，主要有2个中队的步兵卫戍部队300多人，以及30余名手持倭国军刀开路的骑兵。八路的观察哨发现的正是当先用作仪仗的日军骑兵小队。
　　在获知日军突然出现的情况后，22团的这2个连立即进入刚筑好的工事，做好了战斗准备。1连主守北部，2连负责南部。连里命令战士们进入阵地之后隐蔽待机，预备近距离伏击这股日军。此时日军虽然距离宋庄不过一公里之遥，却丝毫未能察觉出前方的小村实际是八路的一个伏击阵地。领头的日军骑兵在绕过村外的树林之后，没有派遣斥候小队前出侦察，依旧领着坂本和参观团径直往宋庄东北方的入口而来。防守该处的1连战士大胆沉着地将日军放近，直至日军骑兵进至我阵地仅30米处才按照连长的开火口令猛烈开火。刹那之间，1连的1挺重机枪、3挺轻机枪、1个掷弹筒(以这种武备看，1连应是22团主力连队)和上百支瞄准多时的步枪同时向日军先导骑兵和随后的参观团猛烈开火。毫无准备的日军受到如此强烈的火力突袭，顿时被打得人仰马翻、乱作一团。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接近村口的日军先头分队几乎完全被消灭。坂本旅团长在战斗刚一开始之际，便受了头部中弹的致命伤，伴随的先导骑兵小队和参观团亦大部被击毙，而此时在参观团之后步行的两个步兵中队刚刚转过离村约500米处的小树林。不过该部日军反应较快，眼见护卫的主官遭到伏击，立即向周边日军据点发报求援，同时分成两路向前增援。一个中队向村东进攻，另一个则直接扑向村北。这些担任护卫的日军步兵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武器装备较为精良，武士道精神尤为顽强。其进攻时，以班为单位发起多路突击，由轻机枪在后火力支援，突击速度很快。但甫一接近八路阵地，便遭到我军的“手榴弹幕”的轰击，冲得较猛的几个班全部被消灭。余下的日军却依旧执迷不悟，虽不断遭到我军机枪的扫射，仍不断重整，不顾伤亡地反复冲击我军阵地，企图突入村内，后来甚至连轻机枪手也端着机枪参与冲锋。不间断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两个半小时左右，日军卫队的进攻每次均在八路军阵地之前被打垮，人员损失惨重。在连续五次冲锋之后，坂本的卫队已伤亡了200人以上，若不是此时日军增援已到，这些步兵必定在武士道精神的驱使下打得全军覆没。不过，这支卫队的反复冲锋也不是没有任何成果，好歹他们也抢回了重伤的旅团长(坂本没挨多久就死了)，只是整个部队已经彻底垮了，全天战斗结束之后该部仅存50余人。
　　在宋庄的战斗激烈进行之际，周围的日军据点陆续派出了强大的增援部队。无极、深泽、定县、安国、饶阳等地的日伪部队均大举出动，因为从最初的战斗判断，日军认为胆敢在己方主力眼皮底下的宋庄设伏的八路绝不会是支小部队。当时的冀中平原已被日军完全“网格化”，在6万多平方公里8千多个村庄的地面上，密布着日伪的1500个大小据点，另有700多辆汽车经常在1万多公里长的网状公路上穿梭巡逻。因而日军的增援来得很快，到上午10点左右，除了仍在进攻的坂本卫队之外，宋庄东北、西南、和东面均出现了大批日军，其随即展开了进攻。这样一来，宋庄八路军的处境变得相当危险，有被日军吃掉的可能。我方指挥员原来打算在重创坂本卫队之后，脱离与日军的接触，未曾料想增援的日军来得如此之快，不得不当即调整部署：决定不管敌人的兵力如何强大，我军在第一、二道工事无论如何要与敌周旋八小时，第三道工事要坚持到天黑，然后待机突围。由于进攻的日军人数众多，战斗力较强，22团首长要求连队能充分利用宋庄的村落工事进行主动灵活的战斗，并提出“谁能节省子弹，谁就能坚持胜利”的口号，要做到敌人不进入火力圈不打，瞄不准也不打，发挥每一粒子弹的效能。
　　上午11点过后，日军已陆续集中了约1700人的部队，在经过迫击炮和步兵炮近一个钟点的猛烈轰击之后，从宋庄的东西南三面同时发动了进攻。八路军所依托的第一道工事，一道矮矮的土围墙，此时已是多处被日军炮火夷平。在这一敌众我寡的危急时刻，22团的特等射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连有位班长，伏在被打塌的工事下面，面对逼近的日军毫无惧色，连续射击7枪，击毙日军7人。二连的副连长则亲手一枪击毙了500米开外的日军机枪手。但日军凭借优势火力和人数优势，不顾死伤，依旧逼近了八路军的阵地。此时八路军战士们索性跳出房屋和工事，将密集的手榴弹投向日军，同时与敌展开肉搏。日军的火力掩护因双方一再近战而大打折扣，而八路的手榴弹在混战中却显得威力无比。从12点到下午2点，22团又打退了敌人三次冲锋。日军在全面进攻屡屡受挫之后，便改变策略，在保持对宋庄四围阵地的全面压力之外，集中优势兵力猛攻较小的南部宋庄。驻守在这里的是2连的一个班，经过上午的苦战之后弹药消耗很大，加之围墙已毁，不得不转移到院落和房顶之上坚持作战。日军进攻开始之后以一部从西侧翻越了围墙废墟，随即与前来堵截的八路军展开肉搏，与此同时其主力迅速从正面发起冲锋，终于涌入了宋庄南部。在激烈的肉搏之中，2连的这班战士大部牺牲，少数几人用手榴弹杀开一条血路突回了北部的我军阵地。
　　宋庄南部失守之后，北部阵地显得更为孤立，第一、二道工事已基本全毁，弹药也消耗很多，而村外日军的增援仍在不断到来。此时八路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经过讨论，把严重的形势告诉了全体战士，让大家做好必要的思想准备，同时要求所有人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坚守阵地，直至天黑突围。村外的日军在得到兵力和火力的补充之后，很快又向北部宋庄开始了新一轮的进攻。这一次日军的炮火特别凶猛，夹杂在各型火炮中的还有三、四十个步兵掷弹筒。在炮击停止之后，步兵冲锋之前，日军甚至施放了大量的瓦斯筒。顿时，八路军的阵地被一股瓦斯气包围，不少战士被呛得失去了战斗力。趁此时机，日军发起了进攻(这应该是日军的总攻)。在2连阵地，待毒雾快散去时，副连长发现一股日军已占据了村边的几栋房子，立即率领十几个战士冲进屋内，硬是用手榴弹和刺刀把这些日军全部消灭。在日军主攻的1连阵地，敌人在连续冲锋受阻之后，再次施放了瓦斯，接着趁我军战士暂时不能射击之机，组织了一些带着轻机枪的突击小队抢上村边的屋顶。八路军发现这一情况之后，也立即组织小分队携带手榴弹和短枪反突击这些立足未稳的日军。经过激烈的白刃搏斗之后，日军的突击小队被八路军的手榴弹驱离了这些屋顶。虽然随后日军再三攻击，但在夜幕降临前终未能突入宋庄一步。在最后的总攻之中，甚至有一名日军小队长完全失去了再冲锋的勇气和信心，迟迟不敢前进，竟被上级在阵地上当场枪决。
　　22团的首长在9日17时30分左右拟订了当夜的突围计划，为分散日军注意力，增加突围的成功可能性，决定1连向北，2连向南分头突围。到当日19时过后宋庄外的日军已完全停止了进攻，开始准备夜间防御。6月9日这一天对于参战的日军不啻是一个灾难，虽然有好几次他们的突击部队已经冲入了宋庄的街道，却没有一次不是伤亡惨重地退回出发阵地。到这天夜里为止，陆续投入战斗的日伪军总计达到了2500余人，但却已经伤亡近半，面对着小村之前可怖的尸场，精疲力竭的日军只得点燃火堆，开始过夜，同时等待将于明早到来的新的援兵。但宋庄的八路军没有给日军来日再战的机会，当夜深之后，两连八路同时开始了突围行动。2连的突围行动在行将成功之际，突然被日军发现，后者当即发射曳光弹并用机枪封锁道路。但2连战士用手榴弹开路，沿着村边的沟道朝正南急进，一口气跑出6里地之后摆脱了日军。1连的突围更为惊险，部队在穿越火堆之时与日军巡逻哨相遇，幸亏大部日军因疲劳而处于酣睡之中，1连仅用一阵快速的刺刀格斗便结束了战斗，安全地突出了重围。
　　从睡梦中惊醒的日军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刚刚突出去的两小股八路就是与他们激战了一天的全部对手，仍然紧紧包围着宋庄，包围着想象中的八路大部队，一夜没有睡好。只是当第二天真正进村之后，敌军才无比惊讶和懊丧地理解了这次战斗的对手的实力。到此为止，宋庄战斗可说是落下帷幕了。在6月9日一天之内，八路军的两个连依托村落工事血战16小时，给予了扫荡合击的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仅日军即有坂本旅团长以下官兵600余人被打死，负伤人数为300余人;配合日军作战的伪军伤亡约200人;合计敌方伤亡超过1200人(另一说为860人)。而八路军的伤亡情况如下：阵亡32人(突围时9人)，负伤41人(突围时14人)，总计73人，包括4名连级干部。
　　这次战斗不仅是八路军一次在军事上的重大胜利，也在精神上给日军以重创。如由马垒据点出击的日军100多人，第二日生还者仅28人。其中队长在精神上完全垮掉，用手枪自杀;另有7名士兵在向东方顶礼膜拜之后，亦集体上吊自尽;剩余残敌因为思想苦恼至极点，竟至互相埋怨、扭打达一个多小时。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笃信武士道的日军官兵在亲历了如此一场战斗之后，实在不能接受八路军只是如此一支小部队而已，这是对他们的信仰的一次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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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会战斗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5月，中国八路军晋西北军区部队在山西省兴县东南田家会对日军的战斗。
　　1942年5月中旬，驻山西省西北部岚县、东村地区的日军独立混成第16旅团第85大队600余人和伪军100余人，突然奔袭兴县地区晋西北军区领导机关。14日，日军由岚县的东村、寨子出发，沿岚县至兴县公路急进，在吴家沟与八路军第358旅第716团1个连接触。日军即避开公路绕山路继续前进，进至杂石沟时，又受到第716团特务连阻击。日军避开阻击绕路继续前进，于15日拂晓进至界河口西南6公里的李家庄荫蔽：晋西北军区决定以小部队及游击队沿日军前进途中袭扰、消耗与麻痹日军，待日军深入根据地后，再集中兵力相机歼灭。16日晚11时，日军从李家庄出发经白岩沟于17日拂晓进占兴县城，扑空后，发觉八路军早有准备，不敢久留，仅数小时便于当日中午退出兴县城，爬上南山，企图向东南撤退。工人武装自卫旅和游击队、民兵当即阻击日军，使日军在当日只运动3公里，进到白家墕。军区认为歼灭这股日军的时机已经成熟;当即进行了歼灭日军的严密部署。18日上午，日军由白家墕继续东进，行至二京山时，受到八路军第716团及工卫旅的阻击，遂转向西南方撤退，随即被第717团等部包围在肖家坬西南高地。战至21时，日军乘夜暗由赵家沟向东南突围，到达田家会地区时，又被赶来的第716团及工卫旅包围。19日18时30分，第716团及工卫旅对日军发动总攻，经2小时激战，将日军完全压缩在田家会村内。战至21时，除少数日军乘夜四散溃退外，日军第85大队全部被消灭。
　　此战，八路军伤亡150人，歼灭日伪军500余人，俘40余人，缴炮1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6挺、步枪157支、掷弹筒5个及其他军用品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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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岗战斗
　新四军在长江以南对日军的首次战斗。1938年6月，新四军先遣支队在粟裕率领下进抵南京镇江之间，破坏了下蜀街铁路。16日抵达杜村宿营。经侦察，日军每天有五六十辆汽车来往于镇句公路。17日凌晨2时，先遣支队步兵6个班，轻机枪1个班，短枪1个班，冒雨进抵镇江东南15公里之韦岗(原称卫岗，今属江苏省丹徒县)设伏。上午8时许，日军野战重炮兵第5旅团司令部和所属部队人员乘汽车自镇江南驶，进入伏击圈后，新四军突然发起攻击，击伤敌驾驶员，敌车倾覆，新四军发起冲锋，激战半小时，击毙日军少佐土井及大尉梅泽武四郎等官兵13名，击伤近10名，击毁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20余支、军用品4车、日钞7000余元。新四军伤亡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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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城战斗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3月，中国八路军第115师一部在山西省隰县、蒲县地区伏击日军的战斗。http://www.honggushi.com/Article/ymsj/zmzy/200901/4966.html

　　1938年3月，日军第20师团占领蒲县后，主力继续沿同蒲铁路南犯，另一部4000余人西进，企图侵占黄河渡口，进犯陕甘宁边区。为支援晋南正面战场中国军队作战，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巩固吕梁山区，八路军第115师率第343旅于3日进至山西隰县午城镇。14日12时许，第115师先遣分队在午城以东与西犯旧军先头部队1000余人遭遇，先遣分队先敌开火，经两小时激战，歼日军100余人，后转移至午城西北高地，继续钳制日军，掩护主力进至待击位置。14时许，日军进占午城，并继续西犯进占大宁。16日，第343旅第685、第686团隐蔽于大宁以东罗曲、午城、井沟地区。当日，日军第20师团辎重部队200余人，骡马100余匹，由午城西进至罗曲村附近，被全歼。17日，第686团在井沟以西地区又歼日军200余人，截获汽车6辆。当日夜，第686团第3营和第685团两个连袭入午城镇，歼日军50余人，烧毁汽车10余辆，缴获机枪、步枪;60余支。18日，进占临汾的日军第108师团为支援午城作战，出动兵力由蒲县西援。第686团预伏于井沟、张庄公路两侧，第685团在午城以西阻击大宁日军增援部队。14时许，日军进入伏击区，预伏部队突然发起冲击，激战至19日拂晓，日军大部被歼。至此，午城、井沟战斗结束。
　　此战，八路军共歼灭日军1000余人，焚毁汽车70余辆，缴获骡马200余匹及大批军用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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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家庄战斗
1943年9月26日，日伪军近1000人从岚县西和临县北出动，奔袭兴县，企图袭击晋绥地区党政军机关。奔袭扑空后，晋绥军区估计敌孤军深入、交通被切断，在根据地难以久留，遂决心集中7个主力团，乘弱伏尾，在敌回撤的路上逐次歼灭进犯兴县的较弱之敌。10月5日，敌开始后撤，在小善畔遭伏击包围。6日晚，敌又在向康宁镇逃窜的方向上被伏击。7日又逃，我又将其围困在花子村以南地区。黄昏，敌突围至甄家村，又落入包围。至10日晚，除100余人逃窜外，日军700余人、伪军100余人被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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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堂铺战斗
1938年3月中旬，第129师取得神头岭战斗的胜利后返回下良镇地区休整，并积极侦察日军动向，准备寻机再战。
　　3月26日，第129师查明日军在邯(郸)长(治)公路上运输频繁，沿线警戒较前加强，并在东阳关增设了据点，驻有150余人。为了破坏日军的交通运输线，打击向晋东南进攻之敌，第129师决定由副师长徐向前指挥部队在邯长公路黎城至涉县间的响堂铺地区设伏，歼灭日军的运输车队。其作战部署是：第385旅第769团主力和第386旅第771团在公中以北后漳宽至杨家山一线山地设伏，第769团以4个连向东伸至椿树岭以东地区，准备阻击由涉县出援之敌，另以第769团的1个连进至王堡警戒，以保障主力部队的左后方安全;以386旅第772团主力集中于马家拐地区，准备阻击由黎城、东阳关出援之敌。各部队于30日24时秘密进入伏击区，做好战斗准备。
　　31日拂晓，日军由东阳关出动近200人，向位于苏家交的第772团第7连发动袭击。徐向前判断日军可能发现的是我小股部队，并未查觉我设伏企图，于是令第772团以1个营进至庙上村以东高地加强右后方安全警戒外，其余各设伏部队继续隐蔽，耐心待伏。
　　上午8时，日军第14师团山田辎重部队所属2个连的汽车中队，共有180辆汽车和170余人的掩护部队，由黎城经东阳关开往涉县。9时许，日军车队完全进入伏击区。在统一号令下，设伏部队的步枪、机枪、迫击炮一齐开火，指战员勇猛冲杀，经2小时激战，日军除30余人逃走外，其余均被歼灭。
　　在响堂铺伏击战打响的同时，担负警戒任务的第772团击溃了由黎城出援的日军300余人;第769团一部击退了由涉县出援的日军400余人，歼其一部，击毁汽车1辆。16时，日军出动飞机12架，在响堂铺上空连续达2个小时，但此时第129师的部队已打扫完战场，隐蔽集结。黄昏后，第129师设伏部队安全转移。
　　响堂铺伏击战，第129师以伤亡300余人的代价，共歼灭日军400余人，缴获各种枪130余枝、迫击炮4门，击毁汽车180余辆以及大批军用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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