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活动]中国抗战历史大家记——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4周年(结束)

henry2000888

“假如没有中国的父母……”-日本遗孤的自述



如果说爱是人世间最伟大的感情的话，那么，本篇所要讲述的爱，则是一切爱中最为纯洁、最为无私、最为沉重的爱。

　 　被爱者，是日本战败后遗弃在中国的日本孤儿。

   据有关方面调查，当时被遗弃在中国的日本孤儿数字在５０００名以上，收养他们的中国养父母人数超万人。全国除西藏外，其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这样的中国家庭，尤以受日本侵害最深的东北最多。

　 　有一位黑龙江的农民，被日本移民赶出自己的家园，全村人几被杀光，他自己的两个孩子也被日本人害死，背负这样的深仇大恨，老人仍收养了一个被烫伤的日本孤儿，把他救活养大。

　 　这是一个民族何等宽阔的胸怀，何等善良的品性！

　 　但是，这些中国养父母和日本遗孤所遭受的痛苦和伤害，在战后的日本，既没有人试图寻找原因，也没有人宣布对此事负责。

   左上图：日本遗孤乌云（右二）在1940年与家人拍摄的全家福。

   右上图：乌云和她的中国养母合影。

   左下图：日本遗孤于德水。

   右下图：抗日战争期间，武装的日本移民团成员在伪满洲国北部佳木斯开垦土地。   新华社发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05-08/30/content_3423079.htm

组图：被聂荣臻收养的日本遗孤启程前往北京

日本遗孤美穗子启程前往北京



资料图片：1940年，聂荣臻将军与美穗子的合影。


聂荣臻司令员亲笔写信给日军司令官，要求将美穗子送交她的亲属（资料照片）。



美穗子童年时同她母亲的合影（资料照片）。



　　8月24日，在抗日战争时期，被聂荣臻元帅收养的日本孤女美穗子在日本福冈机场准备登机，开始她的中国之行。65年前，抗日战争中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战士从炮火中救出了父母双亡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姐妹。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精心照料姐妹俩，并派人专程将她们护送到仍在交战中的日本兵营。聂荣臻救助日本孤女传为一段佳话，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历史见证。
http://news.sina.com.cn/w/p/2005-08-24/14137583303.shtml

henry2000888

中日空军在抗战战场上的第一次厮杀[组图]

1932年1月28日，“上海事变”爆发。2月2日，日军第一航空战队编入第三舰队，并驶抵长江口外上海吴淞近海活动，矛头直指上海口岸，然进而直取南京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心所在。与之同时，日本海军另在上海日占区虹口选址建造了第一个前进基地“公大机场”，并将大部分飞机移至陆地，主要任务是骚扰我军阵地。



日本中岛3式舰载战斗机

  所谓的“公大机场”，据说是利用一所高尔夫球场改建而成，也有说占用了原公大纱厂的地皮。

  同年1月29日，从长江口外日本“能登吕”号飞机母舰上起飞的14式3号侦察机开始窜入上海市区，对闸北区以及沪杭铁路投弹，这是中国领空首次遭到敌对国的空袭！



日本三菱13式舰载轻轰炸机

  2月2日，日本海军又扩编了第三舰队，其势力包括“出云”号航母、“能登吕”号飞机母舰和一支海军陆战队。

  2月5日，日本飞机又轰炸了市郊真如地区，中国陆军高炮将其中一架13式舰载轰炸机击落，机上三人同时毙命。这是中国陆军地面部队首次击落敌机。



逼近长江口上海吴凇沿岸的日本海军凤翔号航空母舰、加贺号航空母舰

  同日上午9时许，中国空军第六大队大队长黄毓沛率领部下17人分别驾驶9架飞机（含容克斯K-47双座战斗机、LincockⅢ式战斗机、钱斯.沃特O2U-1/V-65C”海盗”式轻型侦察/轰炸机以及道格拉斯O2MC-4 轻轰炸机），刚准备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转场至上海虹桥落地，挂弹加油以后再攻击吴淞口外的日军舰船。忽闻防空警报长鸣，于是其中的4架战斗机起飞迎战，并在昆山一带上空与日海军2架（一说3架）由平林长元大尉带队的舰载轰炸机以及3架由所茂八郎大尉带队的舰载战斗机狭路相逢。




进驻了日本三菱96式战斗机后的上海公大机场

  我机旋即展开勇敢反击，但双方缠斗时间很短，而且双方的空战经验显然都还嫌生疏，所以基本打了个平手。其中1架敌机受伤，我方则有2人负伤。中国空军飞行员黄毓铨新婚后刚刚归队到基地，见状因急于升空杀敌，匆忙之中竟驾驶几分钟前刚刚返航落地、尾翼操作索断裂的那架LincockⅢ型飞机再次出击，飞机刚刚离开地面就摔了下来，黄毓铨壮烈殉国。




中国空军装备的美国O2U轻型侦察/轰炸机（图片为美国海军装备使用的该型飞机）

  这次空战，是中日之间首次空中交手。虽无战果，却体现出中国飞行员不畏强暴、坚决抗敌的英勇气概。但是何应钦却自南京来电通告中国空军不得再扩大作战影响，令我空军将士“对日海军决不（可）投掷炸弹。”



中国空军装备的美制钱斯·沃特O2U-1/V-65C”海盗”式轻型侦察/轰炸机

  自2月5日发生空中战以后，航空署立即着手将苏州改为前进基地，并集中了一批相对象样一些的飞机。目的是为了可以兼顾防守南京以及上海两大都市。




中国空军装备的德制容克K-47双座战斗机


2月22日，日本海军飞行小队长生田乃木次大尉率黑岩利雄三等军曹和武雄一夫一等兵，分别驾驶3架3式舰载战斗机，与以小谷大尉为首的另外3架13式舰载轰炸机组成联合编队，向沪宁沿线急袭而来。行至苏州附近上空，突然与波音公司来华推销波音218双翼战斗机（即 P-12之原型机）的美国飞行员罗伯特·肖特不期而遇。这位正义凛然的美国朋友虽然势单力薄，却加大油门，积极迎战入侵者，并凭借其娴熟的空战技巧和新型飞机灵敏的操纵性，当即将日本飞行员小谷击毙在座舱中，但是，肖特终因寡不敌众而壮烈牺牲，为中华民族的抗战 事业慷慨捐躯！




罗伯特.肖特

  肖特先生原系美国陆军航空兵飞行员，1930年开始受聘于波音飞机公司。此番来华，是专门为中国空军高层表演并推销这款新型飞机的。来华后，恰逢1.28事件发生，当目睹了日寇的嚣张气焰之后，肖特早已摩拳擦掌，惟恐寻找不着战机。2月20日，即其牺牲的前两天，就已和日军在空中交过一次手。当时，这架机尾编号为X66W、机身被漆成翠绿，双层机翼、机背和机尾都被漆成漂亮的乳白色的波音218飞机，刚刚组装完毕，并正从上海虹桥机场加满油，准备飞往南京举行飞行表演。途中，竟与从公大机场起飞的三架日机遭遇。经过近20分钟纠缠以后，3架日本飞机中已有2架中弹负伤，不得不抱头鼠窜。




肖特来华作飞行表演驾驶的那架波音218飞机

  有了这次空战经验，肖特灭敌的信心大增。2月22日，他按计划随中国空军的1支8机编队从南京飞往新的前进基地杭州笕桥。可不知为什么飞行不久他就掉了队。在他独自飞往目的地的途中，第二次与日本海军6架飞机撞了个正着。后者正欲去苏宁一带侦察并顺道前往上海大场地区轰炸中国的步兵阵地。肖克毫不考虑个人得失，一推机头先朝脚下那3架13式舰载轰炸机展开了拳脚，其中的1架被他在30米近距离击中，飞机的中座飞行员小谷当场毕命,他的血一直溅到后面射手的防风眼镜上，飞机饶幸由前座驾驶飞回老巢。不料，此时的肖特却遭到从高处扑来的另3架3式战斗机居高临下的偷袭，并在肖特进入云层隐蔽时，他的波音座机不幸被日机击中，肖特进而转入低空撤退，但仍遭到日本飞机自1,500米外致命的一个长射。下午17时许，肖特连同其座机一同坠落在苏州东南郊外10公里处的吴县车坊乡高店镇浮槽港口水中，不治身亡。




中国空军参观来华的波音281战斗机（中方称其为波音248）

  肖特牺牲时年仅27岁。中国空军为褒奖其大无畏精神，除追授他空军上尉军衔之外，还邀请来他的母亲及胞弟，以最高礼仪将他厚葬在上海虹桥机场附近。上海市为此特地下半旗志哀。苏州吴县人民更建造了一座雪白的“赠上尉美国肖特义士碑”以资永久缅怀。

  据日本海军史料认定，这是日本海军首次取得战果的一次空战。



3月3日，加贺号奉命停止战斗，两周后第一航空战队回归联合舰队，进入整训。8月22日，第一批暂新的96式单翼舰载战斗机开始在上海市区上空露头。于是，老式的双翼战斗机渐渐退出侵华日海军的航空现役。这已是后话。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5-08/22/content_3388315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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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遗弃毒气8-4受害者要求道歉和彻底解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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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08月01日 18:50

齐齐哈尔市8·4毒气事件6名受害者(左起6名)和2名受害者母亲(后排)、以及中方律师代表 共同社 图 受害者之一的王成当场给记者看了他腿上的受伤情况 共同社 图 受害当时不到8岁的小女孩高明正在说明自己的伤势和生活苦恼 共同社 图 　　中新网8月1日电 据共同社报道，中国齐齐哈尔市8·4毒气事件即将过去两年，8名受害者代表随同中方律师近日赴日请愿。8月1日下午他们在东京霞之关的律师会馆举行记者会，并接受了日本媒体记者的采访。 　　记者会上，各位受害者和家属分别陈述了受害后的痛苦和精神压力，以及对今后生活的极度不安。他们要求日本政府作出真挚的道歉，并给予在医疗、上学以及生活上的保障。 　　该事故中除李立珍死亡外，受伤最严重的当属现年25岁的王成，他的全身皮肤大面积受伤，在接受医疗时，每当糜烂的皮肤要刮掉并换上新药的那一刻，都会痛苦地直撞墙壁，每天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他的体重也从事故前的60公斤急剧下降至40多公斤。 　　受害者代表丁树文谈到换药时也是脸色发白，他说，一看到护士进来浑身就害怕地出汗，好几次出现寻死的念头。今天他还当场给记者看了他那双脚趾已连在一起的“鸭蹼”脚。 　　现在大部分受害者除了皮肤疼痛搔痒，还有呼吸系统受损，视力下降，免疫力下降，容易患感冒等症状。 【编辑:李淑国】

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5/2005-08-01/26/6067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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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侵华日军细菌战至少残害了27万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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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08月10日 11:02

七月十九日，日本东京高等法庭驳回向二战期间日军细菌战试验受害人做出赔偿和道歉的诉求，对此，原告声援团团长王选表示将协同律师团上诉到日本最高法院，如果仍然得到不当判决，他们将告至联合国人权法庭。作者：滕剑峰

　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日前在正在南京举行的“纳粹屠犹和南京大屠杀国际研讨会”上披露，侵华日军在1932年至1945年期间曾经在中国设立了60个细菌部队或支队，残害了至少27万以上中国人。

　王选说，日本在侵华战争中不仅向中国派遣了细菌部队，还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研制、生产细菌武器的基地，在实战中甚至向平民使用了细菌武器，把鼠疫菌、炭疽菌、鼻疽菌等施放到中国的山林、河流、田间，使无数中国百姓成为受害者。

　　王选说，“日军甚至在中国所有的战场中都使用过细菌战，而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是世界范围内极少的。”

　　根据王选和其他中外学者考证，在1932年，日军在中国东北黑龙江省背阴河地区建立了细菌实验部队。1936年，根据日本天皇的密令，侵华日军在哈尔滨设立731细菌部队，主要从事针对人的细菌武器研究和开发。

　　在731部队之后，日军在中国从南到北的主要城市如长春、北平、南京、广州等诸多城市都设立了细菌部队，这些部队共有60个以上支队或派出机构，参与人数超过1万人。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731部队的编制人员还在3000人以上。驻哈尔滨的731部队和驻长春的100部队大量生产炭疽菌、鼻疽菌。731部队1个月的炭疽菌生产能力达约600公斤。1941年至1942年间，100部队生产了1000公斤炭疽菌、500多公斤鼻疽菌。

　　据考证，侵华日军的细菌部队几乎全部使用活人进行细菌武器试验、研究细菌战并大量生产细菌武器。战后的调查表明，日军在中国的20多个省使用了细菌作战，其中规模较大、中国人民受害较重的是浙江、江西、湖南等省。(据新华社报道；作者：呼涛、石永红)


编辑:张磊

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5/2005-08-10/26/61014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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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上消失近20年 日"毒气岛"见证罪恶历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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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08月12日 08:52

位于日本广岛附近海域的大久野岛，被称之为“毒气岛”，作为当年日军的化武制造中心基地，这里生产的大量化学毒气被运往中国，被侵华日军频繁使用，造成数以万计的人员伤亡。图为岛上至今残留的当年最大的化武库房之一——长浦毒气库遗址。作者：王健   图为岛上资料馆内展示的当年用于制造芥子气和糜烂性毒瓦斯等化武液化气的冷却装置。作者：王健   如今这座岛屿已经成为无人定居的“国民度假地”，一派祥和之中，已很难让人联想到其当年的狰狞。作者：王健

中新社东京八月十一日电题：日本“毒气岛”见证罪恶历史

　　　　　　　　　　　　　　中新社记者 王健

　　进入八月，日本广岛沉浸于一年一度的“原爆悲情”之中，各种纪念活动此伏彼起，颇具声势。然而，距离广岛市中心约七十公里之遥的大久野岛，却依然寂寥冷清。

　　列入广岛县版图的这个不起眼的小岛，曾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开始，在地图上神秘消失了将近二十年，甚至当时沿海列车经过此地时，也被强制关窗。被刻意隐匿的，是一段耸人听闻的罪恶历史——从一九二九年开始，这里作为日军化学武器制造核心基地，大量生产如芥子气、毒瓦斯等当时已被国际公约禁止的化学武器制剂，并被频繁使用于日军侵华战争中。这一事实在战后依然被慎重地藏匿，直到一九八四年，日本当年实施化学战的事实才开始渐渐曝光。

　　经当地民间研究者山内先生的介绍，记者日前走访了这个被称之为“毒气岛”的方圆仅数公里的近海小岛。这里如今已经没有固定居民，被辟为公众休闲游览地。或许由于地处偏僻，游人并不多。但就是在这个如今一派平静祥和的岛屿上，依然遗留着不少令人触目惊心的当年痕迹。在小岛西北端，依山而建的巨大的化学毒剂储藏设施——长浦毒气库，可容六个百吨规模的大型毒剂罐。如今虽已残败不堪，却依然可以清晰看出当年美军销毁此处化武时火焰喷射器留下的焦黑痕迹。遗址前一块醒目的白色木牌，赫然写着“危险，禁止入内”的字样。

　　模仿当年库房样式建起的“毒气资料馆”内，陈列着大量当年留存的历史证物，如造型复杂的化武制剂冷却过滤装置、陶铅合制的各款化武容器、作业员工用的防毒护具、化武制剂储存罐“红桶”等。

　　录像室内播放的专题资料显示：到二战后期，这里化武制剂产量猛增，仅各类芥子气制剂的年产量就达到四百多吨。主要被用于对华侵略战争，至少使用了两千多次，造成数万人伤亡。而侵华日军战后在中国境内遗弃的数以百万计的大量化武，至今仍在不断造成危害。

　　史料记载，二战结束后，美军和英军人员前来处理“毒气岛”，通过沉海、掩埋、焚烧等手段销毁了数量惊人的积藏化武。曾有研究者估算，“毒气岛”开业十多年间累计制造的各类化武制剂，其总杀伤力足够涵盖当时的整个世界人口。

　　据介绍，大久野岛上原本是农耕住户的天下。到明治时期，顺应日本向外扩张的需要，这里被辟为炮台要塞，但并未经历战火。到后来，日本军方决定在此建立化武制造基地——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忠海制造所时，岛上居民欢欣不已，认为可由此改变自己的生活。但事实是，他们在被训练为合格员工，成为“死亡工具”制造者的同时，也渐渐走入自己的人生悲剧：大量“毒气岛”的从业者成为中毒者，或在当时即已死伤，或落下不治疾患，或在战后长期苦于后遗症状。

　　大久野岛毒气资料馆简介的题头词语重心长：为了不忘这段历史，为了不再重复历史，为了永久持续的和平。然而，有机会亲临“毒气岛”体验并了解这段罪恶历史的日本人，毕竟不多。(完)


【编辑:张庆华】

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5/2005-08-12/26/61098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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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日本松冈环女士展示南京大屠杀历史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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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08月09日 16:50

八月九日，《12.1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展》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来自日本的松冈环女士向媒体展示了由侵华日军老兵提供的书信、勋章等历史证物，并表示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篡改的历史事实。松冈环女士在日本走访了二百多位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编著出版了《南京战·寻找被封存的记忆——侵华日军原士兵102人的证言》一书。作者：徐曦弋




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5/2005-08-09/26/609846.shtml

iampuzzled

长城抗战

1933年1～5月，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热河 (今分属辽宁、河北、内蒙古)， 长城的冷口、古北口、喜峰口和滦东等地的作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后，为割断东北抗日部队与关内的联系，扩大并巩固伪满洲国的疆界，进而蚕食华北,决定由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指挥第6、第8师、混成第14、第33旅、骑兵第4旅和航空兵、海军各一部4万余人及伪军3万多人，企图攻占热河、古北口以东的长城一线，伺机进占冀东。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内爱国人士一致要求抗日压力下，由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3月12日起由何应钦接替)指挥,先后调集14个军20余万人，企图保卫热河和依托长城阻止日军进关。交战主要在以下地区和要隘进行：

  山海关、九门口作战　

  1月1日，武藤为保障主力迅速攻占热河、长城，令山海关守备队和伪满洲国国境警察队制造榆关事件，鸣枪挑衅，反诬为中国军队射击，并通牒中国守军撤出山海关，被拒绝后，日军第8师第4旅在航空兵和海军各一部支援下，于2日向山海关中国驻军第9旅第626团发起攻击。该团奋起抗击，至3日下午伤亡过半，奉命撤退，山海关陷落。4日和6日，日军进攻榆关附近五里台、石河的第9旅阵地，受挫。10日，日伪军攻占九门口，守军第15旅退守石门寨。15～16日，日军进犯要隘石门寨未逞，转入对峙。其间,东北抗日义勇军数千人曾反攻九门口,以牵制日军行动。

  热河省作战　

  2月17日, 武藤下令进攻热河。19日，张学良调整部署, 以4个军配置在叶柏寿( 今建平)、朝阳、北票、开鲁一线和平泉、凌源、建平(今建平镇)、赤峰等地阻止日军进攻。22日至3月4日,日军第8、第6师、混成第14旅和伪军分三路相继占领上述地区和热河省会承德。守军在凌南 (今建昌)、 凌 源、赤峰等地抗击后， 第53军撤至喜峰口、 冷口等地；第41、第63、第55军分别撤往围场、乌丹(今翁牛特旗)、多伦、沽源。张学良令所部坚守长城线,并令第59军及骑兵第1军主力于张北、独石口、多伦等地布防，防日军西犯。日军占领承德后，除以骑兵一部攻占围场、乌丹外，主力向长城各要隘推进，各关口的争夺战展开。

  冷口、滦东作战

　3月4日，日军混成第14旅一部占领冷口。6日，中国第32军一部发动反击，一举收复冷口。12～24日，混成第33旅进攻界岭口，第53军一部顽强抗击与反击，阵地失而复得，转入对峙。21日，第53军第116师一部守备之义院口被日军占领。3月27日，武藤下令进攻滦东。中日双方军队随即在滦东各要点展开激战,反复争夺,第57军防守的石门寨、海阳镇于4月1日和4日被日军岩田支队等占领；第32军防守的冷口、建昌营于11日落入日军第6师之手；第 53军防守的界岭口也于12日告失。其间，第40、第67军奉命由马兰关、古北口等地驰援滦东。 4月14～ 17日，何应钦令第32、第57、第53军撤守滦河西岸，抚宁、昌黎随之陷落，双方隔河对峙。此时，日军担心入侵关内引起国际干涉，19日武藤下令进入关内的部队立即撤回长城线。守军乘机跟踪追进，至29日收复迁安、卢龙、昌黎、抚宁、北戴河等地。

  古北口、兴隆作战　

  3月5日，第67军一部奉命占据古北口外马圈子、黄土梁阵地,阻日军西进,当日晚起遭日军第8师第16旅进攻，激战至9日夜退守古北口一线阵地。10日，第17军第25师进至古北口加强第67军二线阵地。11日，日军第16旅集中兵力在炮兵队、飞行队和战车队配合下，向古北口猛攻。守军英勇抗击与反击，损失过重，至12日古北口失守，第25师退守南天门一带阵地。13日，由第17军第2师接替第25师防务，次日第83师投入战斗，击退日军后，双方对峙。4 月21日起，日军第16旅在飞机十余架、坦克30余辆、大炮数十门支援下，分三路进攻南天门附近八道楼子、田家庄、界牌峪阵地，局部工事被摧毁，守军伤亡惨重，仍顽强抗击。24日，第16旅得第4旅一部增援后，向南天门正面及其两侧阵地猛攻，并施放烟幕掩护坦克、步兵多次冲锋。守军第2、第83师、骑兵第 1旅、炮兵第4团顽强抗击,激战至28日,由南天门撤守磨石山、大小新开岭、北香岭、丰城庄之线。日军继续进攻,第17军3个师在上述地区以及笔架山、南香峪等地苦战13天后,于5月13日撤至密云。至此，中国军队在古北口以上万人的伤亡代价，抗击了武器装备占优势的日军近70天。其间，第26军于4月 27日包围进至兴隆县城的日军1个营，攻击三天未克，后因日军增援被迫撤退，于5月14日奉命占领九松山预备阵地。

  喜峰口、罗文峪作战

　3月9日，日军混成第14旅一部攻占喜峰口口门，当天刚接防的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第217团，在王长海团长率领下实施反击，毙伤日军百余人，夺回该口门。在日军不断反扑下，王团因众寡悬殊，伤亡500余人，被迫撤退，该口门复被日军占领。10～11日，第37师与进攻喜峰口第二道关门及两侧高地的日军混成第14旅展开肉搏战，两侧高地多次易手，双方伤亡惨重。日军遂以一部守关门，主力集中长城北侧待机。11日夜，第29军乘日军疲惫之际，以约2 个旅的兵力采取迂回夜袭战术，绕至敌后，重创日军，摧毁其火炮十余门。此后在第38师一部配合下，经五昼夜正面抗击与迂回敌后作战，终于迫使日军停止进攻，在喜峰口和董家口、铁门关、潘家口等地对峙。日军进攻喜峰口失利,遂以第4旅于17日由快活林进攻罗文峪、山嵖峪，在该地防守的第29军暂编第2师顽强抗击与迂回反击，激战三昼夜，阵地易手十余次，日军不敌而败退。至4月8日，日军混成第14旅和骑兵第4旅各一部，复在飞机、重炮支援下猛攻喜峰口附近的老婆山、孩儿岭、摩天岭、滦阳城、龙井关等守军阵地,激战六天,均被第29军击退。但因11日日军突入冷口，第29军腹背受敌，奉命于13日撤离喜峰口，继续担负兴城镇、潵河桥至罗文峪一带的守备任务。15～21日，在潵河桥、南北团汀击退企图渡滦河西进的日军。

  战役结局

　中国军队4月下旬收复滦东后，关东军以此系中国军队"挑战"为借口，武藤于5月3日下令入关作战。此时,热河日军西进占领察哈尔省(今分属内蒙古、河北)的多伦和沽源。7～10日,日军第6师等部复攻占滦东，并于12日由滦县、迁安、兵河桥等地突破滦河守军防线，向平津方向进击。守军第29、第32、第53、第67军等部奉命节节后撤。13日，古北口日军第8师占领石匣镇,19日占领密云。21～23日，第59军在怀柔牛栏山抗击由密云向北平进逼的第 8师,也未奏效。至23日,日军先后占领冀东的丰润、迁安、遵化、唐山、玉田、蓟县、三河、香河、平谷、密云、怀柔等县市。守军退至平、津附近。日军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对北平形成威逼态势。25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派军使至密云向日军求和，双方停止军事行动。31日，双方代表在塘沽签订了使中国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并把冀东置于日伪势力范围之内。广大爱国军民所进行的长城抗战，终因国民党政府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而导致失败。


1933年，日军进攻山海关。图为何柱国将军亲临抗敌前线视察。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2军军长兼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吉鸿昌。


1933年7月，在吉鸿昌指挥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


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爱国将领宋哲元将军。


长城抗战中国军队的炮兵阵地。


防守喜峰口附近罗文峪的中国军队。


日军在飞机掩护下进犯我喜峰口阵地。


宋哲元29军大刀队夜袭喜峰口，将数百日军用大刀一律砍为两截。


喜峰口中国军队阵前的散兵线。


图为1936年领导绥远（今呼和浩特）抗战时的傅作义。1936年11月14日，日本关东军指挥伪“蒙军”万余人进攻绥远。绥远省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率部反击，先后占领百灵庙等地，伪蒙军损失2000多人。


攻占冷口、滦东地区后，兵逼天津，迫使中国政府签定了《塘沽协定》，默认日本对中国东北、热河的军事占领，安动、察北、冀动作为缓冲区由日军自由出入，华北门户洞开。图为中（右）双方代表在塘沽会议上。


日本在1935年前后，大规模向华北地区走私，破坏中国经济。图为用火车运输的走私物品。


殷汝耕在冀东组织的伪“华北民众自立团”。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5-05/25/content_30009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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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李向阳”符志行：以少胜多逞军威(图)

2009-04-06 09:29:00　来源: 海南特区报(海口)　



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 寻找红色记忆


　　开篇语

　　从1949到2009，历经一个甲子的沧海桑田、风云变化，新中国迎来六十华诞。

　　风云60年，一代一代的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全国烽火燃烧的岁月，琼州大地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创造了“23年红旗不倒”的奇迹。

　　为了唤起人们对红色历史的记忆，海南特区报特别推出“纪念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寻找琼州红色记忆”系列报道，重温人们对挥洒热血的英雄们的崇敬、对战火纷飞的岁月的礼敬。和平来之不易，回首来时路，定当倍加珍惜！见习记者黄婷 冯江 文/图

　　临高“李向阳”符志行：

　　以少胜多逞军威

　　阳光下，临高县委大院的一栋别墅里，一位九旬老人静静地坐着。皱纹布满脸庞，白发爬满鬓角，他只是众生中的普通一员，注定逃不掉岁月的催老。

　　可是，踏上他一路走来的征途，重温点滴，他绝不是一个普通人。曾经，他让日本人望而生畏，谈之变色。他就是琼崖纵队的老战士——符志行。

　　受父母影响他投入革命

　　1919年，符志行出身于临高县清平乡（现儋州和庆镇）美迎村一个没落的封建家族。然而，符家人对旧社会却深恶痛绝，向往幸福美满的新生活。符家是革命的一家。父亲符正气是中国共产党后方医院院长，为革命做出了很多贡献。母亲李华生是大西南地下联络交通站站长，曾多次智救共产党员。

　　父母的言行，深深影响了符志行。1937年，在广州岭南大学（现中山大学）读书期间他加入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阻止进步学生北上，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危难之际，符志行放弃了去香港读完大学的机会，决定走北上抗日救国之路，并改名志行，即“志不求易，行不避难”之意，誓与国家生死共存亡。

　　日军占领衡阳以后，北上交通线中断，符志行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家乡海南参加抗日工作。

　　为了百姓，忍痛牺牲母亲

　　1941年9月，大南区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刺痛了反动派的神经。时任区长的符志行自然成了反动派的眼中钉、肉中刺。可是要抓符志行不是那么容易，他活动在山林里，行动有武装保护。反动派便在符志行的母亲李华生身上打起了主意。

　　一天晚上，李华生被捕。敌人以李华生要挟、利诱符志行，许他以高官厚禄、“光明前途”，符志行却毫不动心。可是，母亲的安危，让他不得不慎重考虑。

　　到底该怎么办？大南区的党员和革命群众在等待着符志行的回答。为了革命事业，为了更多的母亲，为了大南区的革命群众，符志行给大南区老百姓交了一份悲壮的答卷，“不！我决心革命到底，不接受任何条件。”为此，志行写了《告乡村父老书》，表达了自己革命的立场。

　　后来，李华生在南美山被杀害。

　　李华生被捕时，符志行的一个小弟弟正重病，因无人照顾而夭折。

　　一生经历过上百场战役

　　150米、100米、70米……30米，敌人越来越近了，“打！”符志行一声令下，拉开了迈格激战的序幕。

　　一排排子弹射出去，鬼子就像是活靶子，应声倒地。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阵轰隆，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多次进攻，只能慌忙拖着十多具尸体撤回去。

　　面对10倍于自己兵力的日伪军，符志行的部队并不畏惧。敌人一连组织五六次进攻全被打退。敌人不得不改变战术，派来两架飞机轮番扫射轰炸配合地面部队进攻。

　　日军天上飞机和地面部队不断配合扫射、猛攻。一轮又一轮反击，符志行部队子弹、手榴弹存下不多。关键时刻，符大队长当机立断，及时调整战略，利用炸弹坑做战壕打击敌人。我军坚决反击，敌人伤亡越来越多，指挥作战的日军被搞得晕头转向。

　　太阳落山，战斗还在继续。日伪军估计经过一天进攻，我军势单力薄，不管符志行有多大的能耐，不过是一只平阳之虎，不打他们也动不起来了。于是，敌人放松警惕，缩小包围圈，偶尔发射冷枪冷炮。敌人喘息、夜色正浓，机会难得，符大队长派出侦察兵探明撤退路线，果断、安全地撤出迈格村，回到山区根据地。

　　第二天天蒙蒙亮，日军飞机和地面部队机枪开始新一轮轰炸、扫射，却一直不敢进村。中午12点，畏缩的日军一步一停地进入村庄。一个人影都没有！失望！被耍……日军指挥官气急败坏地骂道：“符志行大大地狡猾。”

　　符志行一生经历过上百场战役，常常在战争中以弱胜强，他机智勇敢、指挥有力、出奇制胜，有临高“李向阳”之称。

　　日本老者向他鞠躬道歉

　　1971年3月22日，符志行率中国代表团赴日参加第31届世乒赛。期间，符志行受邀参加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15周年招待会。席间，一位日本老人突然走到他面前，一边鞠躬一边用中文道歉说：“我有罪！”符志行被这位老人的举动搞糊涂了，他并不认识这位日本老者。

　　这时，代表团负责外事工作的王晓云询问这位老人究竟是怎么回事。老人说他叫山本，当年他的部队曾在海南岛和符志行打过很多仗，那时的符志行是个年青的指挥官，自己所在的部队吃过符志行的很多亏。尽管事隔多年，山本对于日本在海南岛的侵略行径及自己曾经参战一事，心中仍感到很愧疚。如果眼前这个人是符志行，他想表示歉意。

　　由于当时符志行是没有公开其现职军人的身份而率队出国参赛的，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下，这种敏感的身份可能引起外交上不必要的麻烦。因此，符志行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只是说自己是北京人，从没到过海南岛。经过王晓云的翻译与解释，老人半信半疑地走开了。虽然是一场虚惊，但从这位日本老人的举动中，可见当年的符志行在抗日战争中曾经是如何的英勇善战，以至于这位日本老兵一直记得这位“海南岛的符志行”。（注：本文部分内容参考符志行回忆录《征途》）

　　符志行

　　原名符清劭，儋州和庆镇美迎村人。1938年回海南参加革命。经历过上百场战役，有临高“李向阳”之称。其中以指挥迈格战斗影响最大，因该战斗荣获“抗战特别奖章”。

　　历任琼纵支队长、副总队长、粤桂边纵队支队司令员、高雷前线总指挥、湛江市警备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高级防空学校训练部部长、空一军副参谋长（正军级）。担任国家体委军管会副主任时率乒乓球队去日本参赛，拿下七项世界冠军。现居北京大学公寓。

　　“我在1938年国家危难之秋，参加革命队伍。戎马生涯，斗转星移，60多年已过去，跨越古稀之年，向历史做了交代。”

　　“……在我曾经走过的道路中，留下一些脚印。这些脚印，使我深深感到此生无悔。也许，这就是我的人生价值……”

　　——摘自符志行回忆录《征途》

　　线索征集

　　如果你是曾经参加过革命的老战士，是革命先烈的后代，如果你能向我们提供经典的红色记忆，欢迎和我们“红色记忆”报道组66538155联系。

　　在本次系列报道中，海南省党史研究会，海南省革命史研究会秦会长等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们深表感谢。

　　 (本文来源：海南特区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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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法院认定日军曾在海南岛强暴妇女(图)

2009-03-28 01:23:00　来源: 华龙网-重庆晚报(重庆)




　　前天，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就中国海南岛“慰安妇”诉讼作出二审判决，驳回原告方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给予赔偿的诉求，但判决认定了侵华日军二战期间在海南岛绑架、监禁和强暴妇女的事实。专程到东京参加此次宣判的原告之一、海南黎族老人陈金玉说，她对判决结果不服，将继续上诉。

　　二战期间，侵华日军占领海南岛并在部队驻地附近设立“慰安所”，将许多当时年仅14岁至18岁的少女绑架至“慰安所”，对她们实施监禁并强暴。据新华网

　　 (本文来源：重庆晚报 )
http://news.163.com/09/0328/01/55F43PN9000120G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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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会战始末

49师开赴淞沪前线

淞沪会战爆发后，拥有德式武器装备的中央教导师整装待发

作为抗日战争中国正面战场22次会战中少数规模最为庞大的战役之一，淞沪会战中，中日双方参战的兵员总数达近百万。在两个多月时间内，中国方面先后投入地面部队包括78个师、7个独立旅、3个暂编旅、财政部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炮兵7 团、宪兵1个团，以及上海市保安总团、上海市警察总队江苏省保安团4个团，兵力总数75万人以上。还有空军的第二至第九大队等8个大队和1个暂编大队，几乎调动了当时全国所有兵力的1/3。

而随着日本军队的不断增兵，其参战部队总兵力达到25万人左右，包括陆军共9个师团又2个支队(相当于1个旅团)，另有从华北的第五师团分遣出来的国崎支队，以及海军第三和第四舰队。其调动规模也是史无前例。

“我们一天要消耗一个师！”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劳声寰说，“我们装备不如他，我们的空军有250架，对方是3000多架，在上海的黄浦江上、长江口，日军有4艘航空母舰，黄浦江和长江有一百多条军舰。我们250架飞机对3000多架飞机，怎么打啊？”

“头一仗我们的旅长就阵亡了，除了师长以外就剩下旅长，一个旅管两个团，师长都要到前面督战，后来他们都牺牲了……你想想，我们的牺牲有多大……”当年淞沪会战的军官易谨与劳声寰都已是耄耋老人，回忆往事，两位老人都泣不成声。

88师师长、后升任72军军长的孙元良后来回忆，他们一个师15000人左右，到最后，只剩下不到1/3。“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个小时死了2/3，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这是曾任第三战区司令官冯玉祥的一段话。

战争其实是两国总体实力的比较，参战的第26师副连长何聘儒战后回忆说，当时他们所在师里，一个步兵连只有3挺机枪，50多支汉阳造步枪，而且枪支时有残缺不全，有的甚至没有来复线，乃至用麻绳捆绑避免枪栓脱落。我们欠缺的也不仅是装备。劳声寰后来回忆一个很小的细节:埋锅造饭，“行军锅在那里做饭，烧得满天烟火冲天，这等于报告敌人，‘我在这里你来啊’，我们很多的部队，没有跟敌人见面就垮了，就这样被日本的炮兵、飞机给炸了。”

在一派沿江平原的淞沪战场，几乎没有任何可以防守的天然屏障。从全国各地仓促赶来的中国军队几乎连像样的工事都无法修筑，全凭血肉之躯，就这样常常整连整营战死，而后继部队的士气却从未有任何的消退，依然一往无前。

以中国军队中最精锐的第98师为例，在仅仅18天的作战中，伤亡达4960人，几乎占全师兵力的62%，其中仅阵亡的营级以下军官就达约200人。陶峙岳为师长的第8师并非中央嫡系部队，进入淞沪前线时，其装备甚至仍为20年代的汉阳造步枪为主，全师根本没有重型武器。然而在淞沪战场，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部队，全无派系争斗中的推诿，全都抱一死的守土职责。第8师参战近3星期，全师作战人员从参战时的8000余人减员至700人！在战争最为激烈的蕴藻浜战场，第78师467团迎击渡河日军，1个连在10分钟内就全部阵亡！

战争中先后有数十位少将甚至中将阵亡，甚至有中国高级将领因为失去阵地而毅然自杀成仁。战后何应钦在回忆中记载，淞沪会战中，“我军消耗竟达85师之众，伤亡官兵333500余人”。

“战事初起，国际人士一般认为，中国决不能抵抗日本的武力，抗战简直是发疯”，曹聚仁曾这样写下当时国际社会对淞沪会战的看法。但中国军队恰恰通过这样的浴血奋战赢得了国际社会尊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思·卡尔逊(Evans Carlson)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使1937年8月抵达上海时，正值炮火连天。一个月后，他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里这样写道:“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黄金年代”的阴影——两次淞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困境和危机

虽然不幸以“九一八”和“一二八”等日本侵华战争揭开序幕，但对于民国历史来说，上世纪30年代却也常是一个受到褒扬的时代。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各方面都达到历史空前的高度，以至于有人称之为“黄金时代”。

在刚从美国归来的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授余子道先生的寓所里，余先生与记者谈到这个微妙的话题。“所谓‘黄金时代’，指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在1927年成立后，一直到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之间的十年。”

在近代中国，外敌入侵，军阀割据导致战乱频繁。国民政府成立后，收回部分租界，进行统一全国的北伐。自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以来，即便是新疆这样的偏远省份也表示服从中央的管辖，“中国在北洋政府后于政治上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而统一的最大成绩，就是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关系都有了迅速发展”。然而“九一八”之役导致的东三省沦亡以及随之而来“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留下的仇恨，以及日本的外交压迫和侵略中国的野心，却从未在这短暂的“黄金时代”中彻底消亡。“国民政府短暂的建国时期里，并未彻底改变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也并未改变中国作为一个非常贫困落后的国家的本质。”


谋求“统一”的年代

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蒋介石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演。 “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简单地讲，“就是要使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通过一种类似复古的意识形态教育，蒋介石提出要以孔孟的“四维 ”(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道德标准，统一国民思想。曾经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蒋介石4天后甚至再次在南昌进行讲演，对“新生活运动” 的目的、内容和方法做了极为详尽的说明，所有言论被编成《言论集》广为印发。

1933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了《废两改元令》，规定从4月6日起，所有交易，一律使用国民政府新铸造的银币，从而彻底废除从晚清流通至今、成色和形式混乱不堪的银两。然而世界似乎并不愿给新的民国政府以支持。当时全球爆发的经济危机迫使美英放弃金本位制，立法限制白银出口，使并非产银国的中国金融和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为此国民政府再次痛下决心，废除银本位制，于1935年开始发行法币。从此中国经济不再随世界市场银价的变动而波动，中国的经济水平迅速恢复。

日本人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曾说，“中国如无1935年之法币政策，则无1937年之抗战 ”。无论如何，经济的回升让蒋介石有能力在军事上通过德国军事顾问团，建立国防军事力量和工业力量，并打造装备德式武器，实行德式训练的中央军。而他们正是在淞沪抗战中与日军作战的主力部队。

余子道历数了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各方面建设，从经济到文化，从社会到意识形态，显示出一个试图发展的新的政府的抱负和作为。“所有这一切客观上的机遇和主观上的努力，导致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在各方面全面超越了1912年到1927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与繁荣。”

国内政治:统一和割据的对抗

蒋介石当时利用对红军的围剿，看到了一个统一全国的历史契机。武力和地盘就是生存的资本，这是中国近代战乱的根源之一。自从袁世凯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建立、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以来，中国军阀割据的实质却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国民政府的军令政令依然无法在许多军阀拥有实际兵权的省份传达和执行。在军阀混战、北伐统一的20年代过后，川、桂、滇系的军阀们对于蒋介石的警惕甚至超过了对日本人的担心。对于提倡“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除了红军，各地军阀割据势力是他渴望解决的问题。

“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红军长征给了他一个统一西南的机会。当1935年1月红军进占遵义后，在第五次围剿中为国军立下汗马功劳的薛岳率领10万中央军继续追击红军，名正言顺开入了贵州，顺利地让中央政府结束了王家烈在贵州的军阀统治。

然而对于全国各地的军阀势力来说，蒋介石的作为可以说是路人皆知。就在贵州的邻省，为着时刻防范南京国民政府“吞并”自己，广西省政府领导人李宗仁和白崇禧以一种更加开明的姿态和进取精神，推行“新广西”的发展。作为蒋介石老对手，蒋介石的三次下野都和李宗仁和白崇禧有关。但1928年蒋介石统一全国后，李宗仁和白崇禧只能退出中原，扎根家乡广西。李、白二人以乡土为根据地，在全国广招人才，通过实行民团制度，实行军事化管理和全省皆兵的制度，使外省人一入被称为“模范省”的广西，“到处都可以听到喊口令，看到军事操演，进入广西就像进入一座大兵营”。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中国举国动员抗战，广西在短短一个月左右时间便动员编成四个军，共40个团，成为当时最迅速调动部队奔赴前线作战的省份。桂军五个师后来参加“八一三”淞沪浴血抗战，李宗仁和白崇禧治理广西，功不可没。然而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眼里，如果不能结束军阀的割据，中国实在没有办法抵抗外侮。


对日外交:以“理智道义” 压制“反日情绪”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来说，外交关系的发展无疑是“黄金年代”的重要一笔。除了进入国联，1934年底蒋介石以匿名在《外交评论》杂志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的文章，要求日本“抛弃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舍弃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经济提携，唾弃政治控制的企图而以道德感情与中国相结合”，从而彻底改善中日关系。日本外相在不久后作出了回应:“帝国政府对于东亚各国，决以和睦亲善视为极其重要……”“在我任职期间，战争一事断无发生之理”。

对于日方的回应，蒋介石在1935年2月1日对中央社记者表示，对于广田弘毅演说，“吾人认为亦具诚意，吾国朝野对此有深切之谅解”。对于中国人此起彼伏的抗日情绪和热潮，蒋介石解释说，“中国人民因叠受刺激，发生一部分反日运动，政府曾不断予以合理的弭止”，“中国过去反日之情感，与日本对华优越之态度，皆应共同改正，方为敦友睦邻之道。我全国同胞亦当以堂堂正正之态度，与理智道义之指示，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为，以示信谊。”

国民政府仍然大踏步迈向消除异己势力的通途，1935年5月17日，中日两国同时宣布，将多年未能升格的两国使馆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对记者表示，他于1932年9月来到中国，“当时中日关系相当险恶，到了今日，已扫除了那些险恶的空气”。

1935年6月10日，南京最高当局发出禁止全国排日、排外的《敦睦邦交令》，明令“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否则“定予严惩”。

对于国民政府压制饱受日军蹂躏多年的中国国民的反日情绪，《大公报》甚至发表长篇社评《读十日国府令》声援，声称“中国人尚愧无所谓维持和平之资格”。对于国民政府压制中国人反日情绪，不惜表示，“中国今日，一切外来或内在之痛苦，本皆为吾族本身过去之积因……我自不振，于人何由？”将日本侵华造成中国人反日的情绪根源，反而归结于中国之落后，仿佛替日本人证明，因落后而挨打实乃是天经地义。“ 中国国民今后报国之道，惟在共同反省……”《大公报》在社论中强调，对于与日方交往的态度，必须“实行孔子言忠心、行笃敬之义”。

化敌为友的幻灭

然而对于南京政府压制民众反日情绪的“忠心”和“笃敬”，日本的作为却是釜底抽薪。

就在1935年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刊载的《闲话皇帝》一文，经转载后被日方指控“侮辱天皇”，并由日本人在虹口游行滋事。国民政府为平息日方，不惜撤换上海公安局长，暂时取消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上海分会，并对《新生》杂志创办人、东北爱国者杜重远提起公诉。

日本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双重压力更加激发了被压制的抗日情绪。日本评论家室伏高信认为:“对日不敬记事，不独中国一国，若以些微琐事一一压迫中国，则中日关系之调整永无希望。”不幸的是，日本对中国的压迫远不止“些微琐事”。

1935年中，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以孙永勤事件和自行制造的两名汉奸遇刺案为借口，逼迫国民政府撤除河北官员，迁移省政府到保定，并严厉要求国民政府从华北撤走中央军和各级党部，为此不惜以武力威胁。国民政府华北最高军政长官何应钦向蒋介石汇报，如果不同意日本的要求，“必会引起意外严重之势态”。南京国民政府最终完全让步，自放弃东三省后，再次在华北放弃主权。

然而日本“友邦”一如既往不依不饶，对于日本提出、国民政府已经让步的条件，多次逼迫何应钦接受并签署日本提交的书面协定。在日本武力的威胁和国民政府的软弱之下，一种类似市井流氓行为出现在国民政府和他试图化敌为友的邻国政府之间。何应钦一纸无奈敷衍的纸条，被日本宣传为《何梅协定》，以证明日本对于华北的权力。在国民政府所谓“黄金年代”的顶点，国内外的危机早已孕育呈现。此时距离全面抗战仅有一年多的时间。

空军:拉开战幕

一场台风刚刚经过中国的东海，8月14日，长江中下游及苏浙地区笼罩在一个巨大的低气压下。

这一天的上海电闪雷鸣大雨倾盆，风速竟达每秒22米。本已在前天晚上11点下令这一天空袭杭州、南昌及虹桥等几个中国机场的长谷川清，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有些犹豫。5点30分，这位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下令:“在天气好转之前暂停空袭。”

长谷川清应该没有预料到，3个半小时之前，国民政府方面恰好下了截然相反的一个命令——这一天凌晨2点，位于南京小营总部的空军总指挥部发出了“空军作战命令第二号”——轰炸日军司令部、军械库、公大纱厂日军机场以及游弋海面的日本军舰等，被确定为空军参战部队在8月14日的主要任务。

“大家都把这一次淞沪会战称为‘八一三’战役，实际上8月13日并未开战，不过是两军对垒，步哨上有些接触，而正式的开战是8月14日。”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后来在其回忆录里特地解释了这一点。

早晨7点，空军35队队长许思廉率领的5架“可塞”轰炸机群，是最早出现在上海上空的中国战机，他们从杭州的笕桥机场起飞，在云隙和日军高射炮火网中，向有“军械库”之称的公大纱厂俯冲。弹落烟起，火光冲天轰炸了公大纱厂日军军械库，年轻的中国空军由此勇敢地成为“正式开战”的揭幕者。

“我们三架飞机沿着武汉铁路、杭州到上海的路，飞得很低，那云低得不得了。一到上海，我们就发现了黄浦江的炮‘刷刷刷’地往我们这边打，我就一个急转弯跑到云里去了，再出来时候，把炸弹都投到了公大纱厂。”从汉口赶来参加空战的飞行员姜献祥后来向台湾著名的电视制作人陈君天回忆了当天的细节。

“8月14日上午，高大队长从南京打一个电话到周家口(河南)，说马上准备出发，要飞到杭州。河南的天气比较干燥一点，天气很好，我们飞到安徽，天气慢慢变坏。等飞到浙江，那里天气更坏，坏得一塌糊涂。大概14点40多分，那时候，西湖后边有一个山，我们绕过那个山，一看就是一片水，白白一片，大家就晓得到了。”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空军的主力已部署在山西、河南一带，以备华北抗战。而随着华东局势的转变，空军在8月13日下午下达第一号令，急令驻河南信阳、周家口和许昌的第二、第四和第九大队被调至安徽广德、浙江笕桥和曹娥机场，参加淞沪抗战，王荫华便是从河南周家口赶来的第四大队的一员。

“高队长说，敌人已经快到了，马上起飞，我们说，报告大队长，还没加油，怎么起飞啊？他说，不管，马上起飞！他就上了飞机。结果高大队长一飞起来就打到日本飞机了。”王荫华回忆的是第四航空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他击中了从台湾新竹起飞的一架重型轰炸机，宣告了中国空军对日空战史上零的突破，高志航当时也一下子成了振奋人心的民族英雄。

“中国空军出现在浦江上空，向日舰投弹轰炸，日舰纷纷放高射炮，华机毫不畏缩，盘旋于高射炮之烟幕中，奋勇轰炸。一般人士为之诧异，且为此英勇善战，更使人兴奋，故当轰炸时，市民赴外滩及各大厦屋顶观战者，颇为热烈。”8月14日外电的一篇报道生动地描摹了当时的场景。

这天下午15点，在上海长城唱片公司上班的张德治坐车外出，“途中行人拥挤不堪，向高空观望，时适空军激战，机声轧轧，炮声隆隆，高射炮密如连珠，炮声过后，黑点布满空际”。张德治当天在日记里详细记下了这一幕，“停泊在日本领事馆外，黄浦江苏州河口北首的‘出云’是日本第三舰队的旗舰，因此成为中国空军轰炸的重点。几番轰炸后，‘出云’似未下沉，惟已被我某项爆炸军器击中，船舱受重伤，向下游开去，吴淞口外，击沉潜水舰一艘，焚烧敌袖珍舰两艘。”张德治的日记后来被收藏，使得后人有幸重温那个场景。

为了追击这艘“出云号”，首日出战的中国空军也上演了一幕不幸的误炸事件。“空军飞近上海市郊，突然从5000米高空降低到1000米以下，瞄准失度，一枚1000磅重炸弹落在大世界门口，恰好是行人群集处，闯下了滔天大祸。伤亡2021人。那个坑穴，有一丈半深，二丈直径。四邻都是残肢破骨，斜角那篱巷中，堆起了一丈多高。我们还看见青年会的屋顶上，飞落了一只断腿。”著名报人曹聚仁后来在《我与我的世界》一书里回忆。那天，他与初婚妻子邓珂云“恰好在南京路上大新公司门口”，连忙躲到公司中去，只听得轰然一声，接着一片凄惨喊声，“后来又看见接连地载尸体的血淋淋车辆过去”。直到一个小时后，街上才恢复了交通，两人分别回家。珂云还被担心的母亲责骂了一顿。

关于这一天，中方究竟击落了多少架日本战机说法不一，有说6架、有说4架。日本战报在第二天的报告中称“1/3的战机没有返航”，由此我方估计击落20架左右。中共延安的刊物也发表了《英勇的中国空军万岁》的文章。年轻的中国空军，竟然将梗津、鹿屋两个闻名于世的主力航空队装备最新式的轰炸机消灭过半，在日本引起震惊，联队长石井义剖腹自杀。国民政府为纪念这一次辉煌战史，1939年，将8月 14日定为“空军节”。而早期参与筹建空军的宋美龄一生最爱佩戴的，也是那枚空军胸针，并称他们是“我的空军”。


1937年10月，日军攻占上海闸北

海军:“破釜沉舟”

1937年10月，日军攻占上海闸北

海军在8月14日这一天的作战任务已在一天前发出:“封锁江阴”。

江阴位于长江下游，上海战事之前，为了防堵上游日舰东下，以及后来敌军溯江而上，国民政府决定沉船以堵住航道，想一举扫荡日军在长江内的舰艇。为此，海军部部长陈绍宽已奉命夜令三辆测量船和二艘炮艇驶赴江阴以下江面，将各航路标志彻底破坏。随后又乘“宁海号”巡洋舰率第一舰队主力赴江阴，将征用的20艘商船沉于江底，封锁航道。

后来陈绍宽又接到一手令:“凡年在40以上之大船，须将其炮卸下准备沉没。”相对于空军在首战的激情飞扬与战绩显赫，海军为8月14日作战的准备显得悲壮——他们对总体作战的最大贡献竟是自己执行“破釜沉舟”，这未免有些令人无奈。

“大概8月初，我们开始准备沉船，上面告诉我们等待商船到。我们就在江阴口等商船一来就带到封锁线上去，然后把船底壳开了沉船。8月1日，沉掉17条，一直等到8月11日，我记得我那天刚沉完一条船，回到我的船上，海军部部长陈绍宽也来了，船上很紧张。”原来当年负责沉船的海军少尉林君颜回忆，海军部部长陈绍宽接到命令，还要向江里继续“补”沉船，“大概要5条军舰，我到现在还记得，因为我的‘ 通济号’也是其中之一。”

前两天，8月12日上午，上海各大学在闸北、江湾、吴淞各校举行新生考试，上午9点半，校方派员突然宣告新生停止考试，劝考生立即离开闸北、吴淞此地，不可片刻停留。当时大家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还一无所知，因为淞沪路停运了，当时在吴淞同济大学考试的曹礼吾与其他同学一样，乘帆船回了上海。他们的帆船溯黄浦江而上，曲折从日本军舰行列中穿过，而日兵好像显得很悠闲，大炮还穿着炮衣。

曹礼吾没有想到，林君颜所在的海军却“准备12日把日本封锁，不让他船走，然后围在里面打他 ”。但一个意外的发生令海军多少有些被动。封锁长江的决定是在1937年8月7日的最高国防会议做出的，结果列席此会的行政院秘书黄浚将此情报出卖给日本人，“日本10日就开始开船，11日，我们就看见一条船一条船开下来了”。未得到“拦截”命令的海军只能眼看着日军舰一个个逃出封锁线。消息的走露让蒋介石大为震怒，黄浚与其在外交部工作的长子黄晟后来成了国民政府首批处死的汉奸。

8月14日这一天，江阴防区司令欧阳格派102与171两艘鱼雷艇，伪装成民船，从江阴出发一路躲躲闪闪经无锡、太湖、苏州、松江，抵达龙华，其间险象环生。171未跟上，两天后102号艇偷袭了停泊于汇山码头的“出云号”，使“出云号”尾部受到重创。在当时情况下，中国海军处于绝对劣势，此一击被日本人评为“中国海军惟一一次积极性攻击”。

后来有人作了一个简单比较，假如单纯以吨位论，“我们和日军的相比应该为1∶30”，当然“ 质”上更无从比较，“所以在八年抗战中，如果说在海上，我们海军的军力是零的话，一点也不为过”。在这样的条件下，淞沪抗战中海军在江阴防区苦战到11月底，等大军西移，才放弃了阵地，退守南京。这一段日子里，总共在江阴水道沉入的大小船只多达43艘，至于这些动作究竟对阻止日军西进的速度产生了多大作用，我们不得而知。“布雷”后来成为中国海军的主要作战任务。

“八年抗战对海军而言，他们在失去海洋，失去船舰的处境下，不惜生命，配合持久作战的国策，默默奉献，悄悄牺牲，其贡献是值得肯定的。”陈君天在他制作的节目中几分伤感地点评，“1945年在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中，他们高举着只有‘海军’两个字的旗子，没有番号，没有舰别，他们只是深以抗日八年之间曾任海军为荣。”


陆军:血战淞沪

“……事至今日，和平确已完全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御侮救亡，义无反顾……本军所部全体将士，与暴日誓不共戴一天。”张治中8月14日这一天，发表了语气坚定的讲话，这也成了他对日行动的“正式宣言”。

驻守在无锡的孙元良88师作为先头部队之一，其实已在三天前进驻上海。

“我还记得8月7日那天，孙元良兄在上海福州路咖喱饭店请我吃晚饭。”在淞沪会战中作了战地记者的曹聚仁后来在文章里回忆，那时孙元良对曹说，抗日战争已成定局，“但一时还未必有战事”。

可是两天后，刚从上海返回无锡的孙元良就接到动员令，87、88两师就在8月11日当天向淞沪近郊推进。8月12日清晨，88师前哨在北站出现，87师前哨也推进到江湾车站。

在中国军队向淞沪布防的同时，三天前，8月11日，日本第三舰队已驶集黄浦江等港口，次日，陆军总部决定动员30万兵力分赴上海与青岛。上海市民从双方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已嗅出愈来愈浓的硝烟味道。

“本军决于本日午后5时，对敌开始攻击。”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留存着张治中在8 月14日当天致蒋介石、何应钦的密电。中国方面期望以优势兵力进攻日军在沪各据点——按照张治中事先部署的作战计划，“置重点于杨树浦港以西至虹口日司令部间”。在空军轰炸后，借助炮火掩护“进占其根据地，压迫至苏州河及黄浦江而歼灭之”。

“总攻令”实际上是张治中下午3点钟下达的。一天前已与日军在八字桥一带发生局部战争的陆军87、88师，奋力夺回头一天被日军占领的持志大学、五洲公墓、沪江大学和八字桥等据点，并向日本盘踞的纱厂进攻。

“我们是8月15日到的，把上海所有的失地、让日本人占领的地方，统统拿回来了，就一个大纱厂没拿回来。我们523团攻进去一个营，中断他的电网，一个营整个死在那个大纱厂里头。”参加第一轮进攻的88师士兵蒋堂华回忆。战争一开始就极为残酷。 88师旅长黄梅兴在持志大学指挥作战时中炮阵亡，一天中，仅527团就有7名连长阵亡。

因为闸北相对而言比较密集，所以双方一开始就是以短兵相接的巷战形态揭开序幕。几天内，中国军队已推至闸北、虹口、杨树浦之线。但是，日军在上海的据点大都以钢筋、水泥建成，异常坚固。张治中后来向蒋介石报告说:“最初目的原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这种攻坚战，中国军队必须配备相应的重武器。但当时中方仅有的三门榴弹炮:一门因射击激烈，膛线受损;一门膛炸;一门不能射击。

大战的血幕既已拉开，蒋介石遂决定全军主力向华东集中。“13日晚接到最高指挥部命令:‘火速开赴上海参战！’同时命令沿途一切车辆，通通为我师让路。”时为36师师长的宋希濂正驻防西安，接令后立即命部队准备好干粮、饮水等，“然后风驰电掣地沿陇海铁路东开”。当时驻扎南京、上海的部队颇多，单独命令宋希濂部队由陕开沪，是因为36师与87、88两个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宋希濂的部队经过南京、镇江、无锡、苏州等京沪路沿线各县，所到之处“每站都是人山人海，鼓掌欢送，高呼口号壮我军行”，慰劳将士的饼干、糖果、罐头、香烟等，也被欢呼的民众争相扔进车窗内，士兵也被这样的场景所感动。

“我们吃饭都晚上吃，夜晚才能送饭，白天根本送不上来。”36师的方振东回忆，另一位参战的老兵谢世明说，“日本人凶得很。抗战初，他们吃得好穿得好，精神好，武器也比我们好，那时，我们一个连轻机关枪只有三挺，子弹开一发打一发，机关枪打着还会卡弹。”

淞沪会战是中国军队第一次海陆空立体协同作战，也被认为是亚洲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战役。

(在此特别感谢台湾著名电视制作人陈君天先生为本文提供的真诚帮助。资料整理:实习记者葛维缨)

1937年8月20日: 各路人马，中国将领布局上海


1937年9月，淞沪前线的冯玉祥与张治中在战区司令部

司令长官的“大刀战术”

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后，冯玉祥就始终处于一种亢奋的情绪中。

1937年8月20日，冯在无锡锦园就职，多年来与蒋介石的恩怨似乎已经一笔勾销，“七七事变”后他一直主战尤力，外界甚至谣传他在中央会议上因抗战要求为蒋所不赞成而欲拔枪自杀。

“他是最坚决的主战派。在当时，可以作为民众的一种抗战精神偶像而存在。

因为1933年他就组织了察哈尔抗日民众同盟军抗击日军。他出任第三战区长官，对社会上一般民众情绪影响很大。”华东师大研究生院副院长忻平教授说。

冯玉祥近几日一直在激战的前线视察，要不就是慷慨演说“牺牲小我”。16日，他写下了遗书7条留在家中，根据他的参谋部人员葛云龙记录，当时冯在视察中听到前线炮声，非常激动，说:“我年来奔走抗战工作，今日始听到我民族的怒吼声，何等痛快。”

日军飞机在上空一直跟踪着冯这群人，“势极危殆”。冯玉祥大怒着与张自忠等人说:“敌机如果投弹，自难幸免，我当呼‘中华民族万岁’的口号，虽以身葬，必留着壮丽口号作为我民族企求解放的最后呼声。”

听到消息的蒋介石致电冯，告诉他要“多多指教前方将领，因为将领普遍年轻，勇敢有余而经验不足”。冯一直被献身的慷慨精神所驱使，当时他的回答是:“我的生活有二，一是骑自行车和打猎，二是等死。现在我们前方将领都是有血性、勇敢善战的革命青年，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南京大本营的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对淞沪一带的军事部署多有建议，战争中他来拜访前线的冯司令长官，提出多研究现代化作战方案，早做应对之策。冯很不以为然地说:“中国是个落后国家，工业赶不上日本，因此战术等项应不同于敌人。当年在喜峰口作战，我第29军的大刀也能特别奏效，又何惧敌现代化坦克。”

冯玉祥确实把重点放在了抗战情绪的鼓动上，据当时采访他的《新闻报》记者陆诒回忆:“那时候我天天绕道公共租界去前线采访，在真如前线采访了冯玉祥将军，他身穿灰布棉军装，精神奋发，说:‘抗战不能单靠军队打仗，还要靠人民的支援。’他举了很多例子，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上海民众起的作用，又说苏州两位60多岁的老人来上海前线劳军的故事，他说自己被老人深深感动了。”

“实际上，冯的职位是名义上的，他实际上并未指挥过淞沪抗战。”忻平教授说，“蒋介石稍后就调派了黄埔系的两个高级将领负责指挥淞沪战局:8月18日，陈诚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26日，顾祝同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9月12日，冯就被调离。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距离他上任不到一个月。

这批黄埔系的军官显然与冯玉祥有截然不同的指挥方略。



秘密战争准备

8月20日，第三战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遭遇了淞沪抗战中最让他难过的事件:他让自己的学生——坦克连的连长，开着几辆破坦克(刚在厂内修理过，好的坦克全部运往北方前线)直冲杨树浦，结果连人带坦克尽数毁灭。“我今天想起来还觉得难过。”张治中的回忆录中写道。

自从在1936年2月担任京沪抗战秘密指挥部负责长官以来，张治中一直到此时还在焦虑中，当时为止的淞沪作战方案几乎全出自他的手笔。在1936年受命后，为了掩饰自己的秘密工作，他在苏州留园秘密设立“高级教官室”。

后来又用了更隐秘的“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之名，带领参谋人员布置抗日备战，当时不仅构筑了遍及江南平原的防卫攻势，还做成各种军事研究报告、战时外交报告等。“一亭台，一水榭，幽静曲折有趣，乃至水池里各种各样的金鱼，古老的树木，鲜艳的花卉，都极尽园林之胜。”张记录留园，是因为每块假山石畔，都“留下我一点深思熟虑的痕迹啊”。

当时一切都是隐秘进行，张的下属张柏亭回忆当时在沪郊区修建国防据点:“利用警察派出所的名义，圈好地点，围上篱笆，找几间平房，再在其中的一间造重机枪、小炮等掩体。平时派警察或保安队守卫，战时拆毁篱笆，打开射口，即可御敌。”这样的工事在上海一共修建29座，可惜的是，在靠近日军据点的江湾等处没有修建工事。

“七七事变”当日，张治中尚在青岛养病，第二天回到南京，接受京沪警备区司令官一职。他将自己指挥的部队分批悄然调往上海。第二师的一团是化装为宪兵开进上海的。他的观点就是:“先发制敌打击日本。”7月30日，张治中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日军若有任何一点异动，则都应该主动发动打击。

8月9日，虹桥机场事件发生，此时的南京统帅部已经同意张治中的作战计划，11日深夜21时，张命令第87军的一部进至上海市中心区，其余各师编布上海郊区要塞，炮兵自南京向上海启程，江防主力控制于太仓附近。

他在夜半离开苏州向上海挺进，12日晨，进驻上海。当日上海居民醒来，都问“从哪里来的？怎么这么神速？”事先控制了交通工具的张治中就这样一夜之间进入上海阵地。曹聚仁记载当时88军进入上海，他得到友人电话通知，但当时普遍无人知晓，“午夜时分，一路灯明人静，连接到电话的我自己都有点不相信”。

到早上，虹口闸北的居民才纷纷搬家，有如潮水，渐渐汹涌起来。公共租界的东区，就给搬家的狂潮淹掉了。西藏路上，车辆前挤后涌，杂以嘈杂人声，“有着世纪末的气象”。

8月11日南京统帅部的决定还是不够清晰的。研究本次淞沪抗战的学者江祖亮说:“规模是逐步扩大的，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投入几十万兵力打一场大会战。”是8月20日蒋介石扩大作战决策，将淞沪战场像火团一样进一步引爆。而其中陈诚起到了重要作用。

19日，当时任军政部次长的陈诚赴上海前线视察，20日返回南京，向蒋提出扩大作战的建议。陈的回忆资料记载:“返京后，领袖询问视察情况，熊式辉云‘不能打’，陈云‘非能打不能打之问题，而是打不打的问题。’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赴武汉，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以牵制之。”陈诚又要求向上海增兵，当日，大本营宣布陈诚为15集团军总司令，增调队伍赴沪参战。

此时陈诚、张治中一批将领心中，不仅筹划着上海市区那楼宇之间的战地，更自恃上海郊外有“兴登堡防线”之称的“苏嘉”等几道防线。1935年来华的德国军事顾问冯·法肯豪森是个很了解当时中国工业能力、财力和官兵素质的人，他知道在中国要建立德国标准的陆军很困难，但是，建立“轻装快速部队”，依仗交通工具迅速集结是很有效的。

“当时的中央军校学员们很听从他的观点，法肯豪森称赞他的学员们是世界最聪明的学生。”台湾研究者文强很赞许法肯豪森当时起的作用，而这几条防线正是在法肯豪森指挥下修建的。

从1936年开始，法肯豪森就开始考察江南平原的防线，要求将暴露的武装全部转移到地面纵深处，由钢筋水泥筑成的防线围护着主要阵地，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当时的施工者全部是部队士兵。

“然而，许多工事层层转包，奸商趁机偷工减料，一些永久性的工事仅为孤立的小城堡。”忻平教授说。当时有人向军事当局报告:“进入这种工事，如同进入棺材，互相不能支援，除了与战地共存亡，别无出路。”日后的事实果然证明了这点。

但是，这些并不是张治中所能预料到的，此时，上海市区的战争正在如火如荼中。从13日开始进攻的日军此时已经退缩，其阵地以汇山码头为起点，沿北四川路到日海军司令部，呈长蛇状，中国军队的作战部署就是集中攻击其指挥中枢。


汇山码头的尸体

20日晚间，抵达上海后没有休息的宋希濂带领的中央警卫军改编的精锐部队36师接到命令，攻打汇山码头。第216团在白天侦察地形，夜间12点，炮火闪现在昔日的民房窄巷间，进攻开始，第一营的目的地就是汇山码头，但是沿路有两个日军据点。

据点在唐山路口的四五层楼上，日军一直向下俯射，居高临下的射击使中国军队无法前进。胡家骥团长在一小时的相持后带着部队逐屋争夺，他自己一直在队伍的最前面。他的两名卫士，一个牺牲，一个中了两弹，他自己受了五处轻伤，终于冲过了据点，过百老汇路，东熙华路，直逼汇山码头。

马路上的日军于是纷纷逃跑到外白渡桥，向守卫英租界的士兵投降。

而汇山码头铁栅门内的日军却并没有投降的意思，借助江上军舰的炮击，他们坚决抵挡着中国军队。胡团长一度爬到铁门之上，士兵们更是层层跟上，但是军舰炮队的轰击和楼房上的日军放射的密集小炮弹更使中国士兵的尸体堆积。

此时张治中派遣的坦克出现。连长已经和张说过，车太坏，敌人的火力又过于猛烈，步兵也跟不上。但是张说:“那不行，你坦克不攻入，休来见我。”坦克确实鼓舞了中国士兵的士气，两连步兵跟着坦克开始新一轮冲锋。可是一是没有经过步兵坦克的配合训练，一下子队伍陷入混乱。二是从修理厂出来的轻型坦克薄钢板根本没有阻碍炮火的能力，甚至经不起集束手榴弹的爆炸。结果坦克被击毁，步兵成群地被打死在坦克后面。

“我军官兵很多人壮烈殉国。”宋希濂认为这是中国军人的骄傲。当日汇山码头一战，36师伤亡570人，日军死伤400余人。

“这天虽然一度攻入汇山码头，仍是站不住脚。”张治中在记录当日战况时这样写道。而更深的原因在于中国军队的落后装备无法击破日军坚固堡垒。张治中的战时“机密状况报告”中一再出现这样的记录:“命中虽多，因无烧夷弹，终不能毁坏。”“由于火力不足，我军激战终日，终未得手。”

但20日由王敬久带领的87师则自动将即将到来的胜利放弃。19日晚，四川北路阵地上的王敬久师在一居民带领下，通过一条无人看守的小路进入日租界，直逼日军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曾使中国军队兴奋不已。20日拂晓，张治中在南翔指挥所，很高兴地摊开地图，研究87师占领的街道名称，曾对他的参谋们说:“王敬久说部队疲劳，凌晨2点钟停止整顿，准备今晚猛攻，我允许了。”下面的参谋悄悄议论这不合理，如果白天日军调动，加上日舰支援反攻，则87师难以守住。果然，20日白天，部队退回原来阵地，损失颇重。

记录此事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参谋张柏亭后来听说，当日王敬久异想天开，将师部电话与租界电话接通，本人住进租界内用电话遥控指挥。师长如此，则下属当然不会力战，张治中劳而无功。

浦东竹林中的炮火 炮火蹂躏下的上海

“我所指挥的右翼军的情况，是比较沉寂的。”当时国民政府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对自己的部队在战争初期的状况这样形容。但是，显然当时的上海市民不这样认为，右路军在战争初期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浦东炮兵，报纸上连篇累牍地誉之为“神炮”。

“当时领空领海已经为日本飞机和军舰所左右，敌人军舰在30艘上下，每舰有大炮12门以上，30艘军舰共有360门炮，力量比我们强得多。但即使在这样劣势的情况下，浦东炮兵仍沉着应战，先后击中敌舰在20艘以上，包括敌旗舰‘出云号’，可惜我们的炮口径小，威力不足，没能把它击沉，但在精神上已经给敌人以重创。”当时55师330团的团长孙生芝回忆。

所谓的劣势，是炮兵阵地使人难以置信的只拥有6门“卜福斯”山炮，这6门“神炮”的阵地隐藏在浦东洋泾的竹林、沟渠中，所以开战以来，日军的飞机不间断地出动，想击毁炮兵部队在黄昏和夜间的袭击，但始终无功而返。

当时在黄浦江对岸设立有秘密观察所，利用海底电线通信，协助指挥炮兵射击和修正弹着点偏差。“当时的战略，是要阵地和观察所绝对隐蔽秘密，不放弃任何有利机会，不盲目打击，提高命中率。我们支援浦西作战，不管白天黑夜，有求必应。”孙生芝回忆。

观察所设在浦西江边一所教堂的顶楼，辅助观察所设在英美烟草公司大楼楼顶，这些设备为保密全部用麻袋盖实，恐怕夜深人静时电话铃响，被停在同一大楼前面的黄浦江上的敌舰察觉。

“为什么敌人对这大楼不加以破坏呢？原因是‘出云号’经常停泊在楼下江面，这一位置是浦东炮兵弹道死角内，使敌舰有安全感，但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浦东炮兵的观察所近在咫尺。”张发奎的回忆显得很兴奋。

炮兵们经常在夜间拖着大炮出动，8月战役初起时最著名的一场战役是在浦东对日军机场的突袭，由于计算精密，8分钟打了800发炮弹，事后得悉，当夜击毁敌机5架。

身为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很是钟爱这些炮，经常亲自去指挥射击。8月20日，在炮兵阵地附近，掩体工事正在加筑，几十名便衣岗哨不停地绕来绕去，严防一切闲杂人等的靠近。之所以加强防护，是因为阵地由于疏忽，差点毁在当时的上海记者手中，前些时候，一批记者来炮兵阵地访问，得到营长许可后，给竹林深处的“神炮”拍照。次晨，照片和访问详情刊登在报纸上。拿到了《时事新报》的张发奎大为震惊，迅速变换各炮隐藏位置，到中午，果然不出所料，日本飞机几乎炸光了洋泾附近的竹林，所幸各炮无恙。

8月20日，更多的中国部队正在赶往上海的途中，包括后来担任18军67师师长的黄维。8月 13日，在柏林研究军事的黄维启程回国，由于国内战火纷飞，一路路程极为艰难，走走停停，到9月下旬才到上海前线。此时，15集团军的罗卓英部正在一个月后成为“血肉磨坊”的罗店布防，他们中的大多数将士将在这里阵亡。

20日晨的《申报》及时地用大字标题报道了昨夜的进攻，称“我军昨夜占领汇山码头，陆上残敌日内可告驱净”，并且声称这是“沪战以来大胜利”，很是欣慰。

http://news.163.com/09/0531/18/5ALOQ0CD00013DRV_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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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军人回忆日军侵华地图：精密详尽准确清晰(图)



离休老军人章明见过上百幅陆地海域图，还在湖南实地找到过地图上的羊肠小道   

  连湖南的一条鲜为人知的羊肠小道都可以在地图里找到，“日军绘制的中国地图，那样精密、详尽、准确、清晰，看得人惊心动魄、毛骨悚然！”离休老军人章明回忆说，他见过的日军地图就有上百幅，有些地图至今还很准确。

  离休老军人章明回忆所见过的日军作战地图，至今心情仍很不平静。

  “凭着地图日军对我国地形了如指掌，长驱直入如入自家庭院。”章明担忧地说，“时至今日，那批军用地图肯定还整套的在日本珍藏着，借用最新的卫星侦察手段加以修正完善，可以制成符合我国现状的新版本了。”

  抗战时期曾找到日军一个地图库

  7月29日，记者来到今年80岁的章明老先生家中。他1949年就读武汉大学法学专业三年级时参军，1983年自广州军区政治部以师级干部待遇离休，其间几十年作为部队文化工作者，先后多次接触到日本绘制的在中国作战的军用地图。

  交谈中，章明思路清晰，反应敏捷。他告诉记者，几十年军旅生涯，他见过的日军地图就有上百幅之多，其中不但有陆地图，而且有海域图，甚至还有我国内陆省份地图，看到它们画得那样精密、详尽、准确、清晰的时候，真是惊心动魄、毛骨悚然！

  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对八路军等部队限制提供地图，而且国内绘制的地图远没有日军地图精良，因此，从抗战时期起，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使用的作战地图，多数都是从日寇手中缴获来的。每次战斗打败日本鬼子，首先是抢占他们的电台，然后就是搜缴他们的地图，缴枪倒是其次的。有一次战斗后，我军竟找到日军的一个地图库，里面保存了大量地图。当时，我军缴获的日本军用地图范围非常广，可以覆盖整个中国领土；数量也非常大，几乎每一个团都可以配一幅完整的中国地图。如今，这些地图大多收藏在档案馆中，无法外借、拍照，也很少流散到民间，寻常人难以得见。

　　旧图新用

  1950年：凭图找到宜章一条羊肠道

  1950年秋天，章明在湖南宜章第一次见到侵华日军军用地图。当时，他跟随警卫排在当地搜集革命历史文物，排长小李就时常靠一份日军地图确定行军路线。当行至一座大山前面时，李排长看着地图说，有一条小道可以直穿大山，不用绕道走。但找不到路口所在，问遍路过的几个年轻人，都说没有路。最后找来一位当地老人，才在荆棘灌木丛中砍出一个路口，现出一条浓荫蔽日、藤蔓缠绕的崎岖小路。

  惊讶之中，章明仔细察看这份地图。地图用的比例尺竟然是五万分之一，也就是说，地图上的1厘米等于实地的500米。“在作战地图当中，这是20世纪最先进、最精密、最实用的了。”章明说，一座山丘、一条小溪、一个村庄、一块水田、一条小路、一座庙宇、一片树林……都在图上画得清清楚楚。地名一律用汉字，山顶制高点和山腰等高线一律用阿拉伯数字标明了若干米，所有的道路也都标明了分段里程……图上还明目张胆地用汉字注明“大日本陆军总部绘制”等字样，标示日期为“昭和三年”，也就是当时的1928年，抗战爆发之前9年。

　　1963年：凭图行军惠州大鹏半岛

  1963年春夏之交，章明到惠州参加一个步兵营的野营拉练，准备用一天时间纵贯当地的大鹏半岛，行军路线就是对照一份日军地图制订的。按照既订路线，计划当天中午在半岛中部的黄村午餐。

  但当部队按时达到半岛中部时，却怎么也找不到黄村的位置。纵目四望，哪里有村庄的影子？到处都是杂树丛林和茅草，一片荒芜。步兵营包营长拿着地图对章明说：“小日本的测绘也不怎么样，这儿明明没有村庄，他们硬画出一个村庄来！”

  见识过日军地图厉害的章明也心存犹疑。当天行军到半岛最南端的西涌镇，西涌老百姓告诉他们，黄村果然是有过的，这背后是一次大战役和一个极悲惨的故事。1938年10月12日，日寇为了策应武汉会战，切断我国的海上对外通道，集中了3个军团7万多人，数百艘舰艇和100多架作战飞机，突然从海上进攻华南，登陆点就是大鹏半岛。

  当时，国民党军事当局事前毫无觉察，部署的防御兵力很少，日寇一路烧杀抢掠，黄村首当其冲，全村男女老幼数百口惨遭杀害，村舍也全被焚毁。从那以后，黄村和村民们开垦耕种的田地就从地面上消失了。

　　1974年：凭图巡海水深航道都准确

  1974年1月，我军收复西沙群岛的战斗打响，章明也随军在当地住了一个多月。有一天，他参加一次规模较大的舰艇编队海上巡逻，从西沙群岛出发直达南沙群岛附近的海域。

  航行中，舰艇林舰长给章明看了新旧两份海图。旧的那份是日本军用海图，不但准确地标明了各主要岛屿和水井、锚地的位置，画出了各个海域的主航道，而且用密密麻麻的阿拉伯数字在辽阔的海面注明了各处水深的寻数（1寻=1%。海里=1.852米）。但是，它显示的岛礁远远少于眼前所见，画出的岛屿面积和高度也比眼前的小得多、矮得多。这样看来，不是很精确啊？

  面对章明的疑惑，林舰长笑着说，这恰恰证明它是很精确的。这张海图是日本人几十年前测绘的，当时这片海域就是图上的这个样子。但是，珊瑚岛是活的，它会一年年不断地扩大和升高，海水下面的珊瑚也是活的，它会漫漫地长出水面，成为新的岛礁。因此，旧图不符合现状是必然的。

  仔细再看海图，整个海区里凡是没有珊瑚礁盘的地方，图上标出的水深和当时新图测到的一模一样，航道也标得非常准确，即使在今天，这份旧海图也仍然可以在海战中排上用场！“毫无疑问，他们过去是我们的海上劲敌，今后还可能是我们的海上劲敌，我希望甲午海战的悲剧永远不要重演。”林舰长沉痛地说。

　　如何绘制的？至今是个迷

  湖南地区可以说是我国的内地、腹地，为什么日本人也能够弄得一清二楚？日军的这些军用地图到底是怎样画出来的？这项庞大的工程是怎么完成的？章明说，这至今还是一个值得研究、有待破解的谜。

  当时，侦察卫星还没有发明，飞机高空摄影技术也十分幼稚。章明猜想，日本人应该是主要靠手工操作的方式完成测绘。这就必须派遣大批特务间谍，收买大批汉奸，窥探五湖四海，窜遍中华大地，收集资料，窃取情报，年复一年，才能“大功告成”。

  当时，国民党当局关防不严，国内护卫不力，也给了日寇可趁之机。“这种处心积虑，不惜一切的狂热，恐怕在世界间谍史上也是空前的，只有日本特有的‘武士道’和‘忍者’才有这股邪劲儿。”章明说。

  纪念胜利同时不忘警惕

  “作战地图本身就是日军的侵略武器，有了它们，日军才会对我国地形了如指掌，长驱直入，如入自家庭院。”章明担忧地说，时至今日，那批军用地图肯定还整套的在日本珍藏着，借用最新的卫星侦察手段加以修正完善，可以制成符合我国现状的新版本了。

  目前，一些日本军国主义者还很嚣张，不但不承认侵略事实，还接二连三地向我国发起严重挑衅，将我国领土钓鱼岛“划入”日本版图，并在岛上建成一座铁塔；还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与“台独”势力一唱一和。日本首相小泉不断参拜靖国神社，还公开表示以后都要参拜。

  “这些都不是没来由的，现在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胜利的同时，也时刻不要忘记了警惕！”章明最后郑重地对记者说。（时报记者 魏黎明 本版摄影 时报记者 陆明杰）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 ... content_3324008.htm


军事地图显日军侵华野心



　三张日军侵华时期发行的军事地图，近日在南京民间抗日史料馆展出。“它们是日本处心积虑侵略中国的铁证。”南师大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称，这几张军事地图直观地反映了日军侵华的进程，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尤其是地图上标明的各地矿产资源，使得日军侵占中国、掠夺中国资源的战略意图昭然若揭。

　　南京民间抗日史料馆馆长吴先斌介绍，军事地图是最近从国内一个收藏家手中购得的。其中，《支那事变经过要图》是“昭和十三年（１９３８年）１月朝日新闻社发行”的。图上中国大陆的版图中，有太阳旗标记处为“皇军占领地”，有炸弹标记处为“我（日）军轰炸地点”。从标记来看，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２日日军已经占领浦口，并于次日轰炸南京。另一张地图《支那事变第一年战斗经过图》（如图一）发行时间稍晚，是“昭和十三年（１９３８年）６月下旬内阁印刷局印刷发行”的。当时，日本已侵占了东北以及华北、华东的大部分地方，在地图上，这些侵占地都标明了“我（日）军占据地域”。

　　与前两张地图相比而言，《支那事变二周年纪念兴亚现势图》（如图二）绘制翔实得多。记者看到，由于年代久远，再加上翻看频繁，这张地图上有明显的一道道折痕，表面还有几处脱色和损毁。这张“昭和十四年（１９３９年）６月２８日内阁印刷局印刷发行”的地图，左上角还特别注有“内阁情报部”字样。吴先斌指着地图告诉记者，地图名称中出现的“兴亚”二字，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妄图占领中国﹑称霸亚洲的野心。

　　据史料记载，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８日，汉奸梁鸿志在日本的扶持下于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伪“维新政府”），管辖江苏、浙江、安徽３省的敌占区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从这张地图来看，南京正是“维新政府”所在地。此外，该地图对国民党十大战区范围、司令长官姓名都标注得一清二楚。比如，抗日战争初期任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等。

　　不仅如此，地图上还密密麻麻地标注出各地的矿产资源和特产。金、铁、锡、铅、石油、云母等多种矿产被详细标注出来，其产地、范围等也分别用不同颜色的字符一一作了注解。例如，江苏地区盛产米、棉、生丝、豆、小麦等。

http://www.jschina.com.cn/gb/jsc ... ject1ai1549598.html

718张日军侵华地图现身焦作 暴露日军野心

[作者：记者郭长秀通讯员郭树勋文图] [2007-07-06]




遗失物品竟是日军侵华地图



樱花青铜雕暴露侵华野心

　　７月５日，焦作市一工艺品店老板张健打电话告诉记者，几天前一位顾客在他的店里丢下一个文件袋，他打开文件袋时发现里面是一沓厚厚的日军地图。“马上就要到７月７日抗战纪念日了，我现在已经和地图的主人联系上了，我可以带你去采访他。”张健说。

　　遗失在工艺店的日军侵华时使用的军事地图，一共２１张。这２１张地图为五万分之一（尺）地图，均为我国县域图，涉及我国的湖北、陕西、浙江、广东、河南等地。在地图的右上方标有“部外密”字样。在每张地图的周边均清晰地标有：民国某某年、昭和某某年、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制或第三野战测量队制。这些地图大多在１９３１年前绘制完成，由此可见日本全面侵华是蓄谋已久的。

　　据焦作市有关军事专家推断，这些地图多数由日本间谍或经日本收买的汉奸秘密绘制完成，这是日军军事行动前必须完成的工作。

　　桥梁、铁路标注异常醒目

　　新乡县、广武县（现在已经撤销）、武陟县三图相连，正好成为一个品字形，而黄河铁桥（当时连接黄河南北岸的唯一桥梁）在地图中显得很突出。据测算，黄河铁桥在地图中是被故意放大了。这种意图显示了黄河铁桥的战略重要性。

　　在多张地图中，日军均把与道清（滑县道口镇至博爱县清华镇）铁路相关的地方进行重点标注。在新乡县地图中，不仅标注了该铁路为东西向，与南北向的铁路平汉铁路相交叉，而且在该铁路的西段标明了通往洛阳。在以后日军进攻焦作的战斗中，日军正是沿着道清铁路占领了焦作，并进而以焦作为跳板占领了洛阳。从日军绘制的武陟县地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武陟县的布庄、郭下、三原村等。据了解，当时这些地方是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庄。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日军侵略战争准备之严密。

　　７０００张地图中７１８张是侵华地图

　　丢失地图的人叫冯双成，他是焦作市一名地图收藏爱好者。“这些地图丢了之后，我几天几夜都没合眼。”冯双成告诉记者。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冯双成下岗后开了一个古玩店。家里经济不很宽裕，但他收集地图的爱好一直没有改变，仅这一项支出就花掉他所挣来钱的一大半。有一次，他买地图没有钱了，只好狠下心来把自己珍藏多年的邮票都卖了，换钱去买地图。目前他一共收藏了大约７０００张地图。其中，日本侵华地图有７１８张。

　　从冯双成收藏的地图看到，多数地图中标注的县在日军侵华战争中被日军占领过。在日军绘制的２８２张陕西各县地图中，尤以瓦窑堡县地图最为突出。或许因为在这里中国共产党曾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提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因此地图在颜色上较其他以黑白为主色调的地图不同，中间有些地名用红黄颜色进行了标注。

　　专家认为地图是日军侵华铁证

　　据焦作军分区有关专业人员认定：这些地图是区域地方地图，绘制得很精致，从地图绘制中可以看出，日本为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可谓煞费苦心。同时他们认为，如此大量的日军侵华地图很少见，这些地图是日军侵华铁证，具有相当的收藏价值。中共焦作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王斐文看到这些地图后惊叹：“这些地图我们这里都没有，很少见的。”冯双成将其中一张与焦作相关的日军侵华地图，即武陟县地图捐赠给了中共焦作市委党史研究室。

　　焦作是１９３８年２月遭到日军入侵的，当年日军是否使用该地图进入焦作，目前还无法考证。

　　

　　冯双成和他收藏的日军侵华地图

　　实习生宁田甜文记者李文波实习生张亮亮图

　　本报讯　昨天，郑州一位收藏爱好者向本报反映，他收藏了一块樱花花瓣形状的青铜雕，青铜雕上一个日本士兵手拿三八步枪、脚踩长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野心暴露无遗。

　　昨天下午，收藏者宋功向记者展示了他收藏的那块青铜雕。青铜雕形状类似日本国花樱花花瓣，花瓣内，一个日军士兵全副戎装：头戴钢盔，右手持三八大盖步枪，左手叉在腰上，腰间的两大盒子弹高高突起，穿着军用皮鞋的双脚踩踏在长城上。

　　有专家分析，这件青铜雕是日本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制作的，樱花花瓣五个角上各有三个小孔，应属日本军队中某种重要场所悬挂的器物。青铜雕长约３２厘米、宽约１６厘米、厚０．５厘米，最上方中间是一个篆体的“赐”字。

　　宋功说，在抗日战争爆发７０周年即将来临的特殊日子里，他想以历史实物展示的方式，告诉人们不要忘记那段悲壮而又沉痛的历史，时刻警醒，发愤图强。

http://www.haww.gov.cn/html/20070706/730710.html

henry2000888

掠夺中国国宝最多国家----日本




中国的甲骨片，超过1/3在日本

中华5000年的文明，有多少物质财富让众列强心生觊觎。自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大批国宝级文物被掠夺，至今流失海外。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上47个国家超过200家博物馆中，就展示着160多万件中国国宝，而散落在海外民间的中国国宝更是不计其数。而日本是掠夺中国文物第一个也是最贪婪的那个国家。

日本开始掠夺中国的国宝始于明代的倭寇，算起来日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侵略中国的国家，大和民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侵略中国的民族。当然倭寇掠夺的文物数量不多，价值在当时也不算太大。

王羲之在日本的真迹《丧乱贴》

流失海外文物，与跌宕的中国近代史联系在一起，也与我们民族感情联系在一起———见证中国古老文明的文物在海外漂流是很多中国人心头难解的一个结。

日本真正开始大规模的掠夺中国文物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将司令部设在北海静心斋，大肆抢掠北海文物，万佛楼内大小1万尊金佛被系数掠走。清末民国之时中国一片混乱，加之尚无文物保护制度，导致大量文物流失到海外。敦煌发现的4万件古代文书，其中约有1000卷流入日本，收藏在龙谷大学、大谷大学、天理大学、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基本都是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橘瑞超等人勾结道士王圆箓运到日本的。

中国文物的最大浩劫就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自1931年到1945年。大半国土沦陷，除了中国的各种资源外，价值最大的就是中国文物。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统计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360万件，破坏的古迹达到741处。而流失民间的文物已经无法估计了。流失海外的3万枚甲骨片，就有1.3万枚被掠至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仅仅收回了从周口店出土的10箱化石、3.5万余册古书以及张学良将军收藏的绢制古画58卷。

日军全面侵华时期，对中国文物的摧毁更是影响深远，日军甚至于1939年将雍和宫前3座牌楼的金丝楠木大柱更换成水泥柱，导致牌楼光辉顿减，而将换下的楠木柱运到日本，据说用其在名古屋建立了几座居室，由此可见日军对中国文物掠夺的一斑。

现代统计海外失落名画已查录的有2.3万件，其中在日本的就有1/3。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不正当贸易等原因，致使大批中国珍贵文物流失海外。在此期间，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100余万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则是另一个数字：在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件，而民间藏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10倍之多。

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9万多件藏品中，包括上万件中国文物，上自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器、唐宋元瓷器，下迄清代的瓷器字画，可谓无所不包。目前在该馆网站上亮相的中国国宝或重要文化财产等文物有143件（其中汉朝以前11件、魏晋南北朝时代21件、宋朝45件、元朝19件、明朝31件、清朝 16件）。其中包括商代后期的石雕怪兽，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唐朝的海矶镜，宋代米芾、朱熹、黄庭坚的真迹书法，明清时期的玉器、瓷器等。只有极少数的文物注明了是由某某人捐赠，大多数则并未标明来历。


我文物流失超1000万件

马远的《洞山渡水图》《寒江独钓图》，梁楷的《雪景山水图》《李白行吟图》《六祖截竹图》、李迪的《红白芙蓉图》等等都是旷世名作。此外，日本各地的博物馆中，中国的文物珍品也是数不胜数，日本1000多座公私博物馆几乎都有中国藏品，数量应该在数十万件。

日本皇室收藏的王羲之的《丧乱帖》。因世人绝少得见原作而真假莫辨。有专家指出，如果“书圣”王羲之尚有一件真迹存世，非《丧乱帖》莫属。这件“宝物”是1300多年前的奈良时代传到日本的，虽然有人说是鉴真大师东渡时带来的，但是并没有确凿证据。此外有王羲之的《孔侍中帖》，收藏在东京前田育德会，被列为日本国宝。

分别存放于日本不同博物馆的王羲之《妹至帖》《定武兰亭序》《十七帖》《集王圣教序》还有前凉时代的《李柏尺牍稿》是京都西本愿寺宗主大谷光瑞派遣的探险队上世纪初在新疆塔里木河支流孔雀河流域发掘出土的，由于是与王羲之同代的作品，被认为对了解王羲之书法的真实面目具有重要意义，现在收藏在京都龙谷大学学术情报中心大宫图书馆。欧阳洵《化度寺碑》（翁方纲本）是唐拓孤本，现收藏在京都大谷大学，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和褚遂良的《孟法师碑》也是唐拓孤本，现在收藏在三井纪念美术馆。（看世界 王在水）


http://civ.ce.cn/tt/200703/09/t20070309_10638525.shtml

henry2000888

被中国追索回来的日本掠夺文物：



北魏曹天度石塔考

2008-12-08 15:04:21 《文物世界》  葛 钢 葛世民



　　曹天度石塔，北魏天安元年(466年)雕造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其时，正是开凿云冈石窟的时期，距今已有1540多年的历史。这座石塔是我国迄今有实体存在，记录着雕造地点、纪年和愿文的单体九级石塔，堪称国宝。石塔一波三折的遭遇，传奇般的经历，更是引人注目。

　　一、离奇的经历

　　石塔雕造于平城，并在平城供奉。后来辗转到了大同市南110公里的原朔县(今朔州市朔城区)崇福寺，被供奉在弥陀殿内，成为崇福寺的镇寺之宝(图一)。

　　石塔现存高202.6厘米，为四角形仿木结构的楼阁式九层佛塔。石塔质材是大同地区出产的砂岩，与云冈石窟的石质相同。整座石塔由四部分组成：即塔座一块，塔身二块(其中一至七层一块，八、九层一块)，塔刹一块，共四块摞垒成塔。其组成的结构是：下层塔块的顶部掏槽呈凹形，上层塔块的底部凿留突出的榫卯，呈倒凸形。使四块塔石叠垒坚固，如同一块完整的石料雕凿而成，四段相连，浑然一体。

　　1937年9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山西省大同市。在此前后则派一些有关“学者、专家”来大同，收集和鉴别城内的历史文物和艺术品等信息资料，择机抢掠。其后又逐步扩展到大同市周围的各县。当得知崇福寺藏有“北魏曹天度石塔”后，于1939年派兵将寺院围起来，把这一国宝装箱运走。在装箱时，一位当地的爱国人士将塔刹藏匿(此人在1951年又将塔刹献给崇福寺)。日本人也不知这塔刹的去向，便将沉重的塔座和塔身(重约400多公斤)装入木箱，运到兵营暂存，后又同其他抢掠的文物一并用火车运到天津码头，再装船运到日本国，安置在东京帝室博物馆。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于1950年3月至1951年4月，日本将一些公开抢掠的、又比较明显的或中国能提供出索要名单的历史文物和书画等(也有一些虽列入名单，但以战争毁坏为名，则未归还)前后分六批，共计105箱1497件运送到台湾。由台湾中央博物馆和图书馆联合管理处分批接管。不久，该石塔被台湾中央博物馆选出来陈列展出。尽管该塔在台湾只有塔座和塔身(塔刹现仍保存在崇福寺内)，但台湾中央博物馆仍然认为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独立单体雕刻最完整、最珍贵、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物，而且对后世造塔影响深远，堪称稀世之宝，供人们一饱眼福。

　　1986年台湾在庆祝中央博物馆成立40周年时，特地从馆藏文物5万多件中进行了精选，选出40件最有价值、最具代表性的馆藏珍宝，进行展出。“北魏曹天度石塔”作为该馆首屈一指的国宝入选展出。专家学者和观众，对这15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竟能雕造出如此精美的石塔无不称奇，更对先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由衷赞叹不已。

　　二、 石塔图纹的雕饰

　　石塔的图纹雕凿有序，布局严谨，层次分明。所有佛像和人物等的造型雄浑古朴，比例得当，自然生动。雕像不论大小皆精雕细刻，刀法圆润，线条流畅。本塔虽为小型的独立石刻作品，但它同宏大的云冈石窟造像如出一辙。

　　1.塔座

　　石塔的基座为正方形，高24.5厘米，长宽为63厘米。其正面是比丘供养图：正中间雕刻的是一个高蒂团莲供器，其上堆满了奉献的摩尼宝珠而呈圆尖形。其两侧是两个服侍的比丘，在两比丘的外侧是两只凶猛的护法狮子，在狮子上方各雕半个圆形的宝相花(图二)。


图三 塔座与第一层

　　在塔座的左侧排列着9个男供养人，右侧排列着10个女供养人。塔座背面是愿文，愿文左右两侧的边上，还有男女供养人各一个，这背面的两个人，是左右两侧男女供养人队伍的延续。这两队供养人都面向前方(正面)，双手合十，身体前躬，作朝拜状，极富动感，再现了当时的礼佛盛况。两队供养人分别是男10人和女11人不对称，有可能是依据曹氏家族男女的实际人数制作的。这些人可能是汉人，但他们同样都是时俗的打扮：男供养人头戴垂裙帽，上身穿窄袖紧袍，左衽，腰间紧束带子，下身穿褶裤，即所谓裤褶装，脚穿高筒长靴;女供养人头戴垂裙帽，帽顶中间下凹，上身穿夹领窄袖紧身上衣，下身穿曳地长裙。这些都与北方天冷，并便于在草原上骑射和放牧有关。这是典型的北朝胡人的打扮，而明显区别于南朝汉人宽袍大袖服饰(图三)。

　　塔座雕刻的这些香炉、比丘、护法狮子、宝相花、男女供养人等，都是为了供奉和朝拜佛塔第一层的佛祖、菩萨而设立的。把比丘安排在塔座的正面，左右两侧的男女供养人躬身合十，趋向比丘。这种安排与北魏尊崇佛教的浓厚气氛有关，佛教的教义规定：凡信奉佛教都要皈依“三宝”：即佛宝、法宝和僧宝。其中僧宝是指正式剃度出家的比丘和比丘尼(和尚与尼姑)。僧人是一切佛事活动的主导，平时则是对信教大众进行着教化，所以在许多供养图中，僧人一般是居主要或主导地位。这种排列形式，在云冈石窟中有多处体现：例如云冈石窟第19窟东侧耳室前壁左侧的二佛并坐龛的下部;第18窟明窗东侧中间的交脚弥勒龛的下部等，都是比丘供养在正面，左右两侧是男女供养人的排列布局。这与本塔座画面制作形式的布局安排完全一致。这说明一个问题，即北魏不仅仅是尊崇佛教的气氛非常炽热，而且对从事佛教事务的僧人，也是特别敬仰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他们达到了奉若神明的程度。




图四 塔刹

　　2.塔身

　　塔身高128.6厘米，为正方形，底边每边长为42厘米，从下到上逐渐削减缩小，按垂直八度收缩。其形制是采用中国传统的楼阁式建筑形式，共分为九层，仿木结构的斗栱承托着飞檐，飞檐上布满瓦垄，斗栱下是额枋，额枋由粗大的角柱承托，俨然是一座空中仙阁。每层又按三四排不等的设计雕刻佛像，共计有大佛像10尊，小佛像1332尊，均为浅浮雕。整座塔身设计严谨，布局规整，各种图饰比例协调，法像庄严，或坐、或立、或交脚，刀法圆润，线条流畅，确为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塔身的第一层雕刻最为繁复，每一面的下部还雕有一个底座，座上四角有形如汉阙的大方柱，两方柱的正中间各雕有一个佛龛。在正面的佛龛里雕刻的是释迦牟尼和多宝佛的二佛并坐像，此龛在塔座比丘供养图供品的正上方。背面的佛龛内是一尊交脚弥勒佛，坐在狮子座上，两边各有一个胁侍菩萨。左右两侧的佛龛内，各雕有一佛二菩萨，佛为庄严坐像。在这四个佛龛的两边和上部，均刻满了小佛像，这些佛像分别按三、四排布局，每排小佛还设计雕刻了很多二佛并坐的图像。

　　在第二层至第九层的四面，按三、四层排列着密集、规整的禅定坐佛像或二佛并坐像，共计一千余尊，可谓名副其实的千佛塔。

　　3.塔刹

　　纵观整个石塔所雕凿的图纹，其中最主要最独特的一个题材是二佛并坐图像。这种图像在云冈石窟的雕凿中也同样是一个重要题材，仅现存的就有多达385例之多。云冈石窟的这些二佛并坐图像的雕凿，只是早期的较少，而且设计的位置也不太显眼。到了中期和后期的石窟造像中，二佛并坐像则成了一个重要的题材，并且将这种造像放在了重要位置上。其中，最有代表性大型二佛并坐龛，如第7窟正面墙壁的下层，就设计开凿了一个高3.75米，宽4.5米的椭圆形大佛龛，里面的二佛并坐像异常精美而巨大。这与本石塔雕凿的二佛并坐像，风格一致，如出同一个工匠之手。



图五 愿文

　　二佛并坐是依据《法华经·见宝塔品》所载：释迦牟尼在灵鹫山讲解《法华经》时，天空突然出现瑰丽夺目的多宝塔。释迦牟尼使用法力，用手一指，塔门顿开，只见多宝佛盘腿坐在塔内，赞叹释迦牟尼讲解得好。接着多宝佛让出半席，与释迦牟尼并坐论道。这一佛经故事，所显示的是西域佛教东渐，特别是随着凉州僧人大批涌入平城，在平城的佛事活动中，把鸠摩罗什在5世纪初所译《法华经》，当作一项主要讲诵内容，对平城的佛教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二佛并坐这种题材，也与北魏皇家的现实政治需要相吻合。这种历史的偶然机遇，则使这一佛经故事成为炙手可热的题材。

　　首先，北魏的佛教界开始将皇帝当作佛来参拜。据《魏书·释老志》载：“法果每言，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逐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这时的北魏皇帝自然就成了佛教界所崇敬的佛。此后又有“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等等的举动。这些都说明，北魏的佛教也在或明或暗地为皇权服务，或受到皇权的左右。

　　再者，显祖拓跋弘生于兴光元年(454年)，至和平六年(465年)即位当皇帝，只有12岁。据《魏书·皇后列传》记载：“丞相乙浑谋逆，显祖年十二，……太后密定大策，诛浑，遂临朝听政。”六年后显祖被五岁的儿子(孝文帝)取代皇位，满朝文武更是“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直到太和十四年(490年)冯太后去世。这期间冯太后的影响、权力和地位，远高于两位小皇帝。北魏的朝野上下把她与皇帝并列在一起，颂之为“二圣”，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尊称。如《魏书》在李彪传、高闾传、程骏传等篇章，就多次提到“二圣”：“今二圣躬行俭素，诏令殷勤。”“二圣清简风俗，孝慈是先。”“二圣钦明文思，道冠百代，……”等。这些都说明二佛并坐，实际上就是对“二圣”比肩的颂扬，彰显了冯太后和皇帝处于同等的或更重要的地位。

　　从以上两点就不难看出北魏的佛教界和朝野上下，都非常尊崇“二佛并坐”，其用意是明显的。特地把“二佛并坐”当作一个重要的题材，则成为当时一个很必然的事情了。

三、 石塔的愿文

　　塔底座背面的愿文，为阴刻竖写19行，共126个字。字体是典型的早期魏碑体气质，字体苍劲有力，顿挫雄健，古朴庄重。由于年代久远，多次搬运，下部一些字迹模糊不清，个别字甚至已完全剥落。后经我国海峡两岸一些学者的辨认、断句和补字。这次过录时，对照拓片发现一些地方有误，又进行了补正。愿文全文如下：(图五)

　　石塔顶部的塔刹，由刹座、覆钵、相轮和刹杆四部分组成。刹杆顶部有些缺损，现存的塔刹仍然高达49.5厘米(图四)。

　　刹座为四角形，由须弥山和佛龛两部分组成：即须弥山上是佛龛。须弥山重峦叠嶂，异于其他塔的刹座图饰，别致新颖。山上雕刻着仿木结构的仙阁，四角各有一尊坐佛，头顶着有瓦垄的屋檐，檐下每面是一个佛龛，龛内均雕刻着释迦牟尼和多宝佛的二佛并坐像。刹座佛像共计12尊。

　　刹座之上为圆形的覆钵，覆钵的底座为四边形，每边都雕刻有蕉叶的托盘，在圆形覆钵的四个方向上各雕刻一尊坐佛。覆钵之上是九层圆形相轮，相轮上方是刹杆，刹杆有些缺损。

　　4.二佛并坐像

　　(一)原文：

　　夫至宗凝■■之在/人圣不自运畅由表/感是以仰慕者愿莫/不如功务者因莫不/果乃感竭家珍造□/石塔■仪丽晖以□/永或愿/圣主契齐乾■□□/运表/皇太后皇太子□□/无穷/群遼百辟存亡宗□/延沈楚炭有形未亥/菩提是获/天安元年岁次鹑□/侣登蕤宾五日辛□/内小曹天度为亡□/颖宁亡息玄明於□/平城造

　　(二)断句补字文：

　　夫至宗凝寂，弘之在人。圣不自运，畅由表感。是以仰慕者愿莫不如，功务者因莫不果。乃感竭家珍，造■石塔，饰仪丽晖，以■永惑。愿圣主契齐乾坤，■运表;皇太后、皇太子■■无穷; 群僚百辟，存亡宗■，延沉楚炭;有形未亥，菩提是获。天安元年，岁次鹑■，侣登蕤宾，五日辛■，内小曹天度为亡■颖宁、亡息玄明於■平城造。

　　铭文中有几个字简注如下：

　　“■”是寂字的别体字;“■”是“弘”字的别写字;“■”是饰字的俗体字;“或”通惑;“■”是坤字的古写字;“遼”通僚;“百辟”是指百官;“延沈”，沈通沉，引典：商纣王“好酒色，喜淫乐”，命乐师延作“靡靡之乐”，延只好违心从命。周灭纣后，乐师延内心愧对人民，便自沉濮水。喻内心熬煎;“楚炭”指楚人一炬，烧阿房宫成灰炭，喻遭劫难;“亥”是孩字的别写字;“鹑火”是星次名，即丙午年，为天安元年;“侣”通律;“蕤宾”古人律历相配(据《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律》古乐十二律，与历法十二月相配，五月为蕤宾之月)，即农历五月;“内小”指内侍小臣。

　　愿文释译成现代话，其意概述如下：

　　佛教本身是庄严清净的，所以必须依靠人们之间的互相传播，才能使佛法得到弘扬。神圣佛法的真谛，它自己也不能径自深入人心，其真谛的深入人心，也必须由人们之间的宣扬、探讨而感知。信仰佛教的人只有达到了感知真谛的境界后，才会事如所愿，没有不如愿的事情。对于为佛教已经付诸了实际行动的人，他所下的功夫是不会白费的，一定会得到佛和菩萨的佑护。我认识到了这两点，就用尽我所有的家资，雕造成了这座石塔，并特地将石塔雕饰得华丽生辉，用这样的实际行动，来消除我多年的心中忧虑和困惑。并以此祝愿圣明的皇上福寿与天地同辉，福德隆盛而惠及国家的四面八方;愿皇太后、皇太子永享幸福;愿诸位同僚和百官们，以及活着的和已经故去正在受苦的宗亲们、大人和孩子们都能得到佛和菩萨的保佑。天安元年五月五日，皇宫内侍曹天度为亡父颖宁、亡子玄明造于平城。

　　这篇愿文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

　　天安元年(466年)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年号。皇太后即文成帝的皇后，献文帝时称皇太后，即文明太后冯氏。皇太子为献文帝与东宫李夫人所生的儿子拓跋宏。

　　献文帝生于兴光元年(454年)，和平六年五月(466年)即皇帝位，改元天安，时年12岁。其子拓跋宏生于皇兴元年农历八月(467年)。皇兴三年农历六月(469年)，拓跋宏三岁时被立为皇太子，仅在皇兴三年至五年共当了两年零两个月的皇太子，五岁时(471年农历八月)即皇帝位，称孝文帝，改元延兴。

　　献文帝仅当了六年的皇帝，一直没有皇后，即使拓跋宏的生母，也一直是东宫夫人，后被封为贵人，在儿子被立为皇太子时，根据祖制，被立即赐死(怕母以子贵)。在承明元年(476年)才被儿子追封为思皇后。

　　从以上提到的人物和时间推断：圣主应是献文帝，皇太后为冯太后，皇太子应是拓跋宏。愿文中提到的天安元年时还没有皇太子，似有时间上的矛盾。但可以理解为：天安元年(466年)是石塔的开凿时间，历经三四年后雕刻完工，在刻立愿文时，拓跋宏已被立为皇太子。故此塔在完工后所刻制的愿文，应在皇兴三年(469年)，最晚也当在皇兴五年秋八月前(471年)。此时，也正是云冈石窟开凿的时期。

　　(本文图一引自《中国古代建筑史》1984年第二版;图四、图五采自张畅耕、殷宪先生《北魏前期的铭刻书迹》，刊于日本《金石书学》2006年第11期)

　　(葛 钢，上海东方消防杂志社;葛世民，大同市三晋文化研究会)
http://www.sxcr.gov.cn/wwsj/show.php?itemid=656&page=5

henry2000888

连云港收集到的日军侵略证据：

市民俗博物馆收集到珍贵资料为日军侵略的铁证
作者: 宋杰 张大强 耿万地  来源: 民俗博物馆  更新日期：2009-3-3   
  发现五本日本刊物 记录侵占连云港罪行
           
  大量照片成为日军侵略的铁证
　　
  70年前，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七七事变”后，海属地区同样受到侵华日军的蓄意践踏。今年3月4日正值日本侵占海州70周年纪念日，近日市民俗博物馆首次将征集到的《支那事变画报》、《国际xxx情报》《画报跃进之日本》及两本日本秘密调查报告《调查概要》公诸于世，让广大市民能够真实地了解70年前发生在海属大地那段血腥的、给我市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历史。


  画报是日军侵华“战报”

   
  记者看到了市民俗博物馆收集到的《支那事变画报》、《国际xxx情报》《画报跃进之日本》、，三本画报保存十分完整。画报印刷精美，有部分彩色印刷，其他部分均为黑白印制。




在标明为第二十八辑的《支那事变画报》画报中，报名的书写字体与其他两本不一致，报名为红印刷，出版者是日本的朝日新闻社。该画报属于《周刊朝日》的临时增刊，自称是“最权威”的事变书刊。第二十八辑画报《支那事变画报》发行于昭和十四年四月十日（1939年），总共34页。本期画报封二绘有三张当年日军的简要海州作战经过作战地图，分别是海州、汉水、海南岛地区。第四至九页和第二十二、二十三页组成四个通版，用大篇幅介绍了海州战线，说明了东陇海线的重要性。
　　
  《国际xxx情报》第十八辑第五号发行于昭和十四年（1939年），封面为彩色印刷，为日本国际情报社出版。画报同样其刊登的内容更为广泛，有为其“盟友”希特勒鼓吹的，有名画赏析的，还有所谓的日本统治区人民“美好生活”的照片。该画报还在最后一页用繁体中文刊登了《占领海州之意义》。有关专家根据封底的英文“刊头”和画报中的其他的繁体中文、英文文章推断，日军为了扩大影响力，用三种文字大张旗鼓为日军的侵略造舆论。
   
  记者发现，《国际xxx情报》逢每月一日出版，一月出一刊。第十八辑第五号的出版日期是1939年5月1日。由此推算，这本频繁记录日军侵略行踪的画报，最早出版时间应在1937年12月1日卢沟桥事变之后。有可能是日本军国主义配合侵华战争舆论需要而发行的。卢沟桥事变，正是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开始。
  
  《画报跃进之日本》 于昭和十四年（1939年）五月由东京东洋文化协会发行。画报以“胜利者”的姿态记录了日寇进攻海州、修水、兰州、海南岛等地的情况。

            
  日军记录侵城略地的罪行
   
  这3本画报，可谓是日军侵华的全景记录。画报中对日军侵略海属地区都有详细照片、文字记录，还收录了日军侵占淮阴，海南岛等地的照片。日本侵略者用相机定格了自己的侵略暴行




《支那事变画报》按照时间的先后，第二十八辑的封二大照片就是“海州作战经要图”。（连云港曾称海州，海州为市辖区。）
   
  地图上还详细标注了日军进军时间和敌我双方态势，当年日军从港口方向攻占连云港未果（现港口附近还留有大量的抗日石刻），遂改变战略，派出生岛部队从响水口经大伊山，山本部队从临沂经欢墩，平野部队从安东卫经赣榆，中岛部队从新沂经阿湖等五路部队合围海州。如临沂方向的日军于1939年2月25日出发，28日抵达欢墩，3月3日抵达沙河，3月4日攻陷海州。




该画报的第四、五页上的“战局”栏目就是侵略海署地区的报道，不过被粉饰成了“攻略”。第四、五页刊登的四幅大照片，是1939年2月28日至3月3日日本侵略者部队行军和从海上登陆的画面。
　　
  从第六页至第七页，用了大量的日军举枪欢呼的入城图片和在板浦附近搜索的画面，显示了日军“黄海之荒波征服成功”。




第八、九页连页刊登了“海州入城仪式”的五张照片，记录了1939年3月4日至6日，日军陆军在海州城中列队行军照片。照片中显示出的地面的车辙和房屋上的斗拱说了照片拍摄的地点是当时的繁华地段，专家推测是海州中大街至鼓楼巷附近。其中还有两张照片可以辨认出日本侵略者在海州的西门和北门举行的入城仪式。
　　
  国际情报社出版的第十八卷第五号《国际xxx情报》，可谓是日军第一次侵略海属地区时的全程总结。该画报中，日寇并不忘记宣扬其“武功”。在封三的内容上，有一篇名为《日军占领海州之意义》的文章，日本侵略者写道：“东陇海线上的要冲海州，于3月4日午前10时，因日军之五方面包围攻击，而告陷落。”

               
  占领海州的意义

　　
  日本是个岛国，由于缺少理想的晒制海盐的广阔海岸滩涂，本土所产食盐尚不敷民食之用，大量工业用盐一向靠国外输入。早在1936年10月，日本大藏省专卖局会议纪要中就明确提出：“鉴于碱及其他化学工业用盐之需，将达179万吨左右，其中八成（135万吨）之供给由外地及邻邦设法保证。”
　　　
  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蓄谋已久的掠夺淮盐战略。1938年，台儿庄大战枪声刚停，日军便对苏北形成了包围之势。日军采取攻占灌河，伸入苏北腹地，南北分割包围占领苏北地区的作战方针。
   
  接着，大藏省又抛出一套掠夺中国海盐的完整计划，这个计划要求：“1942年，中国沿海产盐区要保证供给日本200万吨，到1945年要保证具有350万吨的对日供给盐能力。




国际情报社出版的第十八卷第五号《国际xxx情报》画报中名为《日军占领海州之意义》的文章赤裸裸地写道；“海州是中国中部大横段铁路陇海线之东端，为连云港相连，乃一陆海之要冲，人口约二万人，商业以其附近之新浦镇为最盛，在事变前，该地有制粉工厂，有海州码头，贸易品中有落花生、豆类、小麦、牛皮、牛骨、牛油、油类等。至于海州盐尤为有名，此地之盐产，始于唐代……此处之盐向归国府统治专卖……工业盐有若干移于上海，并不输出，仅在民国六年，入过一次日本。……在此事变发生后，……国府将一切残置盐投入水中，日方为补充工业用盐之不足，将由兴中公司打破各处封锁阻害，而进行采盐。……按此陇海线，有抗日线之称，……日军在华北之治安，亦常因残敌利用此线行种种蠢动，而受到相当之阻害。今者此线业已攻下，华北之扫荡战，可谓以至一段落，在最近之将来，政治经济将有一大转机”。
   
  从上文中我们清晰地看到，日本攻占海州有两个目的：一、经济方面，掠夺海州的盐业及矿产资源；二、军事方面，控制陇海线，确保华北日军“扫荡战”顺利进行。
  　
  连云港地区沦陷，日寇随即开始疯狂掠夺中国的战略资源，他们从连云港输出枣庄的煤炭，利国的铁矿，锦屏的磷矿和淮北的海盐。
　　
  据连云港档案馆的资料记载，日寇在连云港的第二年，就使港口吞吐量达到140万吨，是正常年份的2．8倍。仅1941年7月11日的一天，在没有装卸设备的情况下，每个搬运工平均装卸货物高达10．5吨。足见日寇残酷压榨中国人民的疯狂程度。




　　
  同时被发现的两本日本秘密调查报告《调查概要》，也印证了日军侵略者蓄谋已久的掠夺资源战略事实。
   
  《调查概要》（非铁金属矿物） 由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调查局于昭和十八年上半年（1943年）组织调查。共有《河北蓟县满俺（锰）矿》、《江苏东海县海州锦屏山磷矿及满俺（锰）矿》与《河北蓟县黄松峪铜矿床》三个矿藏的调查报告组成。




《江苏东海县海州锦屏山磷矿及满俺矿调查》将锦屏山地区磷矿矿床分为西山、中山和朐山三个区域。对其矿床的储藏量、品位作了详细的调查。据该资料记载，截止昭和十八年五月三十一日（1943年）日军在海州共掠夺磷矿28.5万吨，满俺矿1500吨。本资料还介绍矿山紧邻连云港市区，交通便利、运输方便。
　　
  目前，将军崖岩画附近尚保留当年日军采矿人员留下的碑刻，这也是日军掠夺我市矿藏的有力证据。



《调查概要》（昭和十八年度 下期） 共有铁矿、石炭、石灰岩、云母、地下水等七个部分组成。其中涉及连云港的是《苏淮地区（徐州、海州、连云）工业用水及水质调查》。
报告对我市海州、连云地区的工业用水、水质、河流流速、潮汐等方面作了详细调查。调查报告指出，连云港地区水质适合制药、酿造、油脂、食品加工等用途，并绘制了详细的表格。

  这些调查报告都盖有“秘”字字样的印章，证明它们并不是面对社会公开发行的刊物。
　

  侵略者带来的空前浩劫

  根据记载，1939年2月27日，日军滕本大队侵占了赣榆县。同日，日军从宿迁进犯沭阳，当晚占领沭阳城。1939年3月1日，日本侵略军第五师团21联队在海军第四舰队、空军第七飞行团配合下在灌河口登陆，侵占了淮北盐集散地燕尾港、陈家港。当日，溯灌河而上直达响水口、新安镇附近。2日上午，日军21联队先遣队侵占大伊山，4日占领板浦。3日，另一路日军从埒子口登陆，4日上午侵占南城。同时，日军114师团的步兵1个大队、第21师团的步兵1个大队及第五师团的第212联队上午攻占了海州城。3日，日军侵占了东海县。至此，海属地区全部沦陷。





日军对港口、海州、青口、南城、新浦、云台山等地狂轰滥炸，对村庄、平民烧杀抢掠。今年80岁的沈学伦老人是海州小沈庄人，他清晰地记得每当日本飞机轰炸时的情形，“有一次日本轰炸海州火车站有一枚哑弹，扎进土里有好几米深，人们都远远的绕着走路。”

   
  日军对海州城轮番轰炸，致使海州城内大型建筑无一完整，古城变为一片焦土。考棚及环境幽美的海州师范，只剩下一些断壁残垣。据不完全统计，仅灌云（含今灌南县大部），赣榆两县和路南东海县，被敌寇杀害6960人，致残2047人，被强抓壮丁4474人，被害造成孤寡者5901人（路南东海缺），被烧毁房屋256833间，损失大牲畜34394头（匹），被抢粮食与被烧粮食3403万公斤。
   
  为了消磨国人的抗日斗志，日本人还对海州人进行奴化教育，宣扬他们占领海州是为了“大东亚共荣”、“中日和善”，同时还强迫老百姓拿着膏药旗到路边作欢迎状，以供他们拍照，做宣传之需。
　　　
  在目前连云港保存的资料中，多为文字记录，这3本画报的出现，印证了文字记录的真实性。

http://www.lygwh.gov.cn/show.asp?id=1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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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建川的抗战博物馆



樊建川，建川集团长董事长，当过兵，教师，副市长。从五岁开始收藏，致今已收集“文革”、“抗战”文物200万件，被称为“收藏奇人”队投资1亿元，建设建川博物馆聚落，共20多个分馆，是中国最大的博物馆群，并且创下数个全国之最：第一个“文革”艺术品博物馆；全国最大的抗战博物馆。收藏14件国家一级文物。

“为和平收藏战争”是樊建川的收藏理念。他想通过收集文物、拯救文物、展示文物，让历史真实地保留下来，并提醒世人永远不要忘记历史。

樊建川收藏抗战文物时还在部队当兵，而后考大学、毕业教书，然后从科长干起，历经磨炼，最后官至宜宾市常务副市长。正当人大就要宣布他为市长时，他却毅然决然地辞职“下海”了。

经过“商海”中的几年艰难打拼后，樊建川拥有了自己的地产公司。生意越做越大的同时，他却把钱大把大把地投向文物市场。他以前是自己东一件西一件地收藏，单枪匹马地干，现在他在全国建立起由480人组成的寻宝网络，一旦有值得收藏的消息，他总是在第一时间立即前往。

他开始阅读研究川军抗战史，并收集抗战文物。十几年间，他常常在全国各地奔走、寻找、追索，虽历经困难，但热情丝毫不减。对于收藏，他从来都是处于“闻风而动”的状态。

为了收集抗战文物，他把日本作为收集的重要市场，数渡东瀛，与日本的收藏家争夺。在日本也发展了几十个“线人”。他感觉，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日本藏家也在拼命收集侵华文物，他们往往资金雄厚，出手凶狠。

对于“民族健忘”的说法，樊建川深感痛心，他说中国人对历史有罕见的稀释和过滤能力，抗日战争已经过去60年了，我必须尽力拼抢，我要有更多的证据！他看重的是，每一件文物背后包含的意义，所展示的一段沉重的历史。他经常激情四溢地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动情之处，泪洒衣襟。

并非奢侈的购买

曾听说日本商人们热衷于购买欧洲的古城堡，他们将欧州古老贵族的城堡买下，拆成一砖一瓦运回日本，又原样修复，然后自己变成伯爵公爵，出入古老的幽暗之中。樊建川这次购买的是日本鬼子留在天津的碉堡楼子，他把这巨大的水泥钢筋砣子，切成十几块，分装在卡车上，奔袭两千里，运到他即将建成的“抗战博物馆”，地点在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安仁镇周围遍布刘湘、刘文彩、刘文辉等20多个公馆建筑群，大地主刘文彩公馆曾令安仁镇闻名全国。


内景－－武汉会战，在万家岭村舍与日军巷战的情形


碉堡楼子可能是樊建川收集的最大的一个抗战文物：高5米，直径5米，壁厚约26厘米，重达数10吨。樊建川打算将复原后的碉堡楼安在博物馆的入口处，“进门第一眼就能看见碉堡耸立，那肯定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让它的狰狞、冷冰使人想起战争的血腥。5月7日这一天，当樊建川看着弹坑累累的鬼子碉堡时,百感交集，他忽而又有了文人的情愫：“不，要在碉堡顶植绿，在 望口，射击孔上栽花，寓意是不忘日军侵华的罪恶，同时珍惜和平。”


拥有200万件文物


樊建川收集的抗战文物里有许多大件，这是其他收藏家难以做到的：美军汽油桶，飞机残骸，老布什用过的办公桌……前几年，有线人报告，在云南洱海打捞出美飞虎队飞机的翅膀。樊建川立即飞往大理，在大理博物馆走廊，看到长约50米、宽约４米的飞机翅膀，他又激动又振奋，可无论樊建川出多少钱，博物馆就是不卖。樊建川无功而返，闷闷不乐，放在边境的飞机残骸成了他的心病。2003年的一天，他意外获得了一块刻有英文的飞机残骸。这是四川新津县在水利建设中挖出的，樊建川立即赶往现场购得。2004年春节前，云南作家李昆武下乡采风时，发现了四把特殊的椅子，即刻告诉樊建川，他大年三十便赶到了云南乡下。椅子主人说：“听爷爷讲椅子是从坠毁的飞机里滚出来的。”樊建川辨识了椅子下的英文，大喜，这是飞虎队的“座驾”。它的价值在樊建川的心中，岂是金钱能衡量的。十几年间，他已为收集各种文物耗资几千万元,经常出入索斯比、嘉德拍卖行。现在他已收集各种文物200万件，抗战文物几万件。


天罗地网


樊建川收藏抗日文物的激情是被一部《血战台儿庄》的电影点燃的。电影有个川军师长王铭章中弹负伤，遍体鲜血，挺身大叫：“拼上去，中华民族万岁!”让樊建川凛然一惊。他的父亲就是一名抗日战士，曾面对过鬼子的刀枪，在血火中拼杀。通过收集川军资料他了解到，抗战期间先后有300万川人赴战，但是关于300万人命运的记载却是令人惊诧的空白。内心强烈的震撼迫使他要做点什么。他开始阅读研究川军抗战史，并收集抗战文物，十几年间，他常常在全国各地奔走，寻找，追索。



内景－－松沪抗战前第261旅的官兵在“不灭倭寇，誓不生还”的誓辞上签名

“每一件文物都有一段非同寻常的故事。”他讲着这些故事，数着自己的珍藏，激励着心中的壮志。

2000年7月，北京某拍卖公司准备了一批珍贵的抗日史料。其中有日军投降时交出的系列机密公文，上面列着113个驻华名称番号等，它是日军侵华的铁的罪证。拍卖目录刚一寄出，咨询电话一个接一个，没等开始，就有买主从四面八方赶到。海外商人筹足资金准备“豪夺”，更有一名神秘买家放下大话，势在必得。樊建川闻知后，心急火燎，他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些情报留在中国人手中”。他担心自己的资金无法与海外的富豪相抗衡，还有巨大的国际与国内市场的差价，自己更处于弱势。樊建川希望找到卖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他给建川博物馆开价，然后撤拍。可卖主在哪儿呢?樊建川亲赴北京天津寻访，发动大量“线人”查访，其过程非常艰难。或许是天意吧，樊建川终于在拍卖的前一天找到了卖主，樊建川用自己的真情与激情打动了卖主，卖主愿意撤拍，而樊建川也以远高于先前起拍价的价格将这批史料留下。

收藏中总有惊喜和奇迹发生。去年年底，樊建川偶然得知重庆有一藏家藏有大量援助抗战的支票。他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与对方讨价还价，今年３月，那藏家将几麻袋的支票打了包作价数万元卖给樊建川。运回成都后，樊建川一头扎进这数十万件支票中研究鉴别，一个多月的鉴别选出了20多张“意义非凡的支票”，其中一张有宋子文的亲笔签名，而最大一笔支票的面额是357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樊建川小心翼翼地向记者展示了这次最大的收获：一张宋美龄签名的支票，这张支票的金额是999美元。樊建川说:“我当时太惊喜了，手都在抖，仅这一张支票就值那几麻袋票据的价!如果拿到国家文物部门鉴定，绝对是国家一级文物。”


宋美龄签名的支票

樊建川快人快语，精力充沛充满激情，他说，他干着国家该干的事情，他这是“一个人的抗战”。



寻找荻岛静夫


樊建川很早就听说天津有个叫王襄的先生收藏了一套完备的“鬼子战地日记”。这部日记是王先生的父亲留给他的，68个春秋风雨变故，“鬼子战地日记”完好无缺，密密麻麻记了8大本, 与日记内容互证的还有他自己的影集，共有208张照片，是日军留在中国的血证。王先生一直想把它卖给卢沟桥抗日战争博物馆，博物馆也非常希望有这份珍藏，可惜，价钱谈不拢。王先生要的价，博物馆付不起，只能象征性地给点，事情终于未果。伴随着日记，王先生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王先生得知樊建川正筹建全国最大的抗战博物馆，便托人主动与樊建川联系。樊建川兴奋异常，价钱很快谈定，当晚飞到天津。坐在飞机上，樊建川还在想：如果真是对方在电话中所说的那种情况，那么我面对的将是一个十分重大的事件。

第二天一早，樊建川见到这批日记。

樊建川说,我很难描述自己当初第一眼见到这些东西时的心情：多年的收藏经验告诉我，这些东西是真品，而且旷世难得。

日记一共有7本，加上附带的一本影集共8本。一定是为了战争时期便于携带，每一本只有小孩子手掌大小，正好可以放入口袋中。本子是当年的日本出品，而且是战争时期专为前线军人制作的，本子的附页上还有“军人守则”、“常用支那语对照”等文字。这些东西的收藏者，按照日记本上附件的记录，是一位叫做“王襄”的人。

樊建川当即掏钱买下了。

他说,我之所以这么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不想让这批最真实最直接地反映抗日战争的东西再流浪，我不知道它会再漂到什么地方去。

入伍时，作者曾是个“火葬兵”，专门负责焚化战死日本兵尸体。仅仅在淞沪会战一役中，他一人就焚化了1000多具尸体，足见当时战况的惨烈。之后他当过传令兵，武器发放兵，在战争过程中，他从自己的视角记录了淞沪会战等重大战役。虽不足以构成完整的历史，但以一名下级军人的视野记录下的许多历史细节，对于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有着十分珍贵的价值。日记中有关日军扫荡、烧房、杀人、抢劫、强奸的内容比比皆是。如他们的队长，为试一把新刀，将几名中国战俘杀死。还有内容记录了慰安所的建立和慰安妇的惨痛经历。作为还有一点人性的日本士兵，在忠实地记录了他所经历的侵华战争外，间或也表达出一个普通人的良心自责，“良心是于心不忍的……”这样的话常在文字间出现。其中《日后追忆》真实地展示了战争的血腥。这个在中国打仗的日本人叫荻岛静夫，如果还活着的话，今年应该95岁。现在樊建川正通过各种渠道寻找荻岛静夫及其知情者。




荻岛静夫日记

与《东史郎日记》、《拉贝日记》一样，这部日记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荻岛静夫日记》留在中国并完整保存了近70年，没有任何人加以篡改，这是一部罕见的、完整的战地日记，其无可辩驳的事实更加真实，更加撼动人心。日前，国家文物局对《荻岛静夫日记》开始进行文物级别鉴定，这本日记也即将出版。


建一个最大的抗战博物馆

樊建川数年来一直被一个宏伟的蓝图激励着：建一个最大的抗战博物馆，这也是他建的全国最大的民间博物馆的一部分。2005年8月15日，一座占地500亩，建筑面积达15000平方米的博物馆在四川大邑安仁镇向世人开放。抗战博物馆有8个分馆，分馆主题鲜明，风格各异，由国际知名的设计大师“捉刀”设计。日本籍国际著名建筑大师矶崎新主动请缨设计侵华日军分馆。矶崎新早就想设计一个建筑物来表达因日军侵华，日本人对中国人民的歉意。他对樊建川表示：“你不给钱我也做。”他说：“从前，两国人民都是受害者，今后若有好的未来，需从理解开始，理解来自沟通，博物馆是沉默的沟通使者。”樊建川很担心日本右翼势力找矶崎新的麻烦，73岁的矶崎新说：“我这把岁数不会考虑这个，我考虑的是道义和未来。” 侵华日军分馆的风格表现出有良知的日本人的赎罪心理。



抗战博物馆夜景

樊建川说进入抗战博物馆如同在看一部抗战大片，他将国际上先进的发展模式引进抗战博物馆中，情景性、参与性的参观模式让观众耳目一新。樊建川为建抗战博物馆处心积虑数年，这一方面指他的积累，包括资金、文物的筹措；另一方面是随着收集的深入，他的视野越来越宽，他的野心也加速膨胀——由2个分馆变成8个分馆——共产党抗战文物陈列馆、川军抗战文物陈列馆、众志成城抗战馆、抗日战俘文物陈列馆、国民党抗战文物陈列馆、援华美军文物陈列馆、伪军丑行馆、侵华日军馆。分馆设计依据主题而确定建筑面貌，收藏与艺术融为一体。观众参观8个馆，要步行10公里！可谓真正的“第一”：最大的民间博物馆，最大的抗战博物馆。樊建川说，“观众就是角色，走10公里不觉得累。”




抗战博物馆内景

樊建川持续10年的收藏热情丝毫不减，他从来都处于闻风而动的状态，“为和平收藏战争”是他的收藏理念，他想通过收集文物，展示文物，拯救文物，让世人记住战争的刀光，血腥，惨烈。让中华民族记住痛，记住恨！2005年8月15日这天，樊建川收集的沉重而冰冷的躲避日军飞机轰炸的警报器，发出遥远但决不陌生的声音，这声音久久地响彻在城市的天空……

http://www.renwu.com.cn/UserFile ... 510102109001565.asp

日军又一侵华铁证《荻岛静夫日记》出版

记者韩小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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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韩小蕙)由四川省建川博物馆樊建川同志新发现的8本日军日记,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成《荻岛静夫日记——一个侵华日军的战地实录》一书出版,这是日本侵略军的又一侵华铁证。
　　这套日记从1950年起,就被一位叫王襄的人收藏在中国,去年初夏在我国文物市场上露面。荻岛静夫是一个普通的
侵华日本兵,他从1937年8月进入中国到1940年3月回国期间,用铅笔记了近20万字日记,时跨近3年,一天也未中断。

　　在每一本日记的扉页上,都有荻岛静夫的职务和部别的记录,以及本日记所叙事件的目录。日记本附页上还有军人守则、常用“支那”语对照表、伪满洲国地图、中国南方几个省的地图等文字和图案。

　　日记还记录了建立慰安所,中国妇女沦为慰安妇的惨痛经历。还有大量日军侵占我国土、扫荡、掠夺造成民不聊生状况的描述。扫荡、放毒气、烧杀、抢掠是日本兵战争生活常态,尸体、废墟、慰安妇,成为他镜头里的主要影像。从日记内容看,荻岛静夫在前线拍的照片,还曾被日本的《读卖新闻》采用。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得到这套日记的第一时间里即决定出版。这是中国图书界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一个重要事件。 （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荻岛静夫本人的照片


荻岛静夫拍摄的难民照片。


荻岛静夫拍摄的侵华日军“扫荡”的照片。



荻岛静夫拍摄的“慰安妇”照片。



荻岛静夫拍摄的“轰炸后”的照片。



《荻岛静夫日记》原件及影集。



《荻岛静夫日记》原件。


http://www.gmw.cn/01gmrb/2005-08/19/content_291601.htm

henry2000888

“東方馬其諾”核心 侵華日軍海拉爾地下要塞







海拉爾要塞是日本關東軍為進攻蘇聯在中國東北邊境設立15處軍事工事中最大的兩處之一（另一處為黑龍江省東寧要塞），1934年6月動工，1937年末竣工。

  海拉爾海拔610-760米，西、北、東三面地形突起，而市區凹下，伊敏河從西南向東北貫通市區北部的海拉爾河。市周突起之地，比高約60-70米，坡高10-15度，為丘陵地貌（海拉爾人通稱丘陵地為山，如北山、東山、西山）。

  北山、東山頂部均很平坦，西山稍有突起，形如球狀。市周各高地均便展望，俯視市區一目了然。市區東北部的敖包山是制高點，環視無阻。

  以海拉爾為軸心，向西有濱洲鐵路與同俄羅斯接壤的邊城滿洲裏相通；北上，有海-拉-黑公路可通中俄邊境重鎮三河和黑山頭；南下，有公路通中蒙邊境地區的草原城鎮阿木古郎。三地距海市均為150公里左右。

  海拉爾要塞面積9053平方米，幹道長5481米，總共有11個入口，每個入口分別與地面部隊集結地、火炮陣地、觀察所等相通。

  海拉爾要塞利用市周高地，分為5個抵抗樞紐部（陣地），即分5個地區，另有4個輔助陣地，共佔地21平方公里。以各抵抗樞紐部為防禦主陣地，以設立在各抵抗樞紐部空隙間高地的輔助陣地為策應，從整體上構成一個嚴密的防禦體系。

  包括海拉爾要塞在內，日軍要塞所有築壘都構築有鋼筋混凝土工事、永備火力點，有鋼帽堡、裝甲觀察哨及土木質火力點，有步兵掩體、機動戰壕、反坦克壕、連環鐵絲網和防步兵地雷區，有彈藥庫存、糧秣庫存、發電站、給排水系統和浴室等，有以班、排為單位的兵室、會議室、醫務所、廚房、電話機房和軍官指揮所，有電動鋼軌運輸車和專用通道、豎井、通風口等，設施完善，設備一應俱全。

  為防備飛機轟炸和大口徑重炮轟擊，地下要塞都是從堅硬的岩石山體中部或底部開掘，洞口頂部和四週還要澆築混凝土，一般都是1至2米厚。（本網綜合）


http://hk.huaxia.com/thjq/wzzdlj/2008/01/21451.html



世界反法西斯海拉尔纪念园
时间：2009-06-02 06:33:31 来源： 作者：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海拉尔纪念园位于海拉尔城区北部，定位为国家5A级战争主题公园，总面积110公顷，是在原侵华日军海拉尔要塞遗址上建立的,是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为一体的军事主题红色旅游景区，是国内少有同类题材主题公园之一。园区分为地上、 地下两部分，其中地面建有海拉尔要塞遗址博物馆（共分为四个展厅、九个部分）、主题广场、地面战争遗迹、模拟战争场景、游客服务设施等内容；地下工事遗迹，复原了日军司令部、士兵宿舍、卫生室、通讯室等，园区建设风貌气势磅礴、恢宏大气、深沉凝重、发人深省。



原侵华日军海拉尔要塞遗址1996年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被命名为呼伦贝尔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6年被呼伦贝尔市团委命名为呼伦贝尔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8年被国家旅游局评为AAAA级旅游景区。



该遗址为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修建的十七处军事工事中的一处，并且是其中规模最大和目前国内同类遗址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处。海拉尔要塞由5个主阵地和4个辅助阵地组成，以敖包山和北山阵地为主体，占地22平方公里。军事工事在修建过程中，日本关东军从中国内地抓来数万名劳工，工程结束后，为保守军事机密，关东军将劳工全部杀害，海拉尔河北岸“万人坑”内的嶙嶙白骨就是铁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海拉尔纪念园”通过大量文字、图片、实物展出和高科技含量的布展手段，生动形象地证明了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同时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饶、生生不息、英勇抗战的大无畏精神，通过挖掘东北沦陷时期中俄蒙抗日的史实，赞颂中国东北抗联、东北军爱国将士和呼伦贝尔各族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赞颂苏联共产党、苏联红军及蒙古军队支援中国革命、与日本侵略军英勇作战的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通过对海拉尔要塞的进一步展示，揭露日本关东军妄图进攻苏联、永久霸占中国东北进而占领亚洲的战争罪行，警示世人反对战争，永葆世界和平。海拉尔市区内的和平公园、苏炳文广场景区与苏联红军烈士陵园、小孤山作为该园区的重要补充景区，与之一起形成了海拉尔“红色一日游”精品线路。




地址：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北山（原侵华日军海拉尔要塞遗址处，距市区3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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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阳战斗

   1937年10月，沿平汉铁路进攻的日军占领石家庄后，以第20、第109师团沿正太铁路西犯，企图配合沿同蒲铁路南犯的日军会攻太原。为支援国民党军保卫太原，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15师师部率第343旅由五台地区南下，协同在正太铁路以南作战的八路军第129师侧击西犯日军。

　　10月30日，八路军第115师主力进至昔阳以西的沾尚地区，准备袭击由平定、昔阳西犯之敌。11月初，日军第20师团第40旅团先头第79联队主力逼近昔阳城西马道岭。第115师第343旅旅长陈光以第686团第2营在马道岭节节抗击，迟滞、疲惫日军，掩护旅主力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完成伏击部署；以第686团占领广阳镇以南瑶村、前小寒以北高地，担任主攻；以第685团第3营由狼窝沟北山出击，协同第686团歼灭进入伏击区的日军。4日13时许，日军先头两个联队4000余人通过伏击区进至松塔。八路军预伏部队采取避强击弱的战法，放过其先头主力，当日军辎重部队进至广阳地区时，预伏部队突然开火并发起冲击，将其队形分割成两段，经4小时激战，歼日军近千人，缴获骡马700余匹、步枪300余支以及大批军需物资。


　　日军遭此打击后，不敢冒进，进至松塔的两个联队于6日撤回广阳，接应由昔阳以西沾尚镇西进的后续部队。7日，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旅长陈赓指挥所部及第385旅第769团，在第115师第343旅的配合下，再次于广阳以东地区设伏。17时许，当由沾尚镇西进的日军先头部队300余人进至大寒口、中山村、户封村伏击区时，设伏部队迅即发起攻击。日军据村顽抗，八路军英勇冲杀，经1小时激战，歼日军250余人。

　　广阳地区两次伏击作战，八路军第115、第129师共歼日军千余人，迫使日军改道由广阳以北之上、下龙泉西犯，迟滞日军进攻太原的行动达一周之久，从而援助和掩护了防守娘子关地区的国民党友军的安全撤退。国民党第二战区前线总指挥卫立煌曾亲自拜会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诚恳地表示：“我知道八路军确实是抗日的，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尤其是抗日的方法和经验都非常丰富。”

http://www.gmw.cn/01gmrb/2007-03/04/content_5632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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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会战斗：八路军第120师歼灭吉田大队
1938年冬，八路军第120师由肃宁县河西村进至河间东北的大朱村、齐会村、卧佛堂地区作战。不久，日寇就连续向冀中发动进攻，使八路军处于周围四五十里均为敌人据点的狭小地带内。

敌人气焰十分嚣张，在受到我军一连串打击之后，一心想寻找第120师主力作战。其中号称精锐的吉田大队，曾参加过南京大屠杀，没吃过八路军打击的苦头，更为骄横。吉田大队八百余人，纠集伪军和数十辆大车，于1939年4月22日单独前出，当晚在距第120师师部大朱村不远的三十里铺宿营。

第120师师长贺龙深谙敌情，预计到在齐会村将有一场大战，他迅速作了战斗部署。第二天，果如贺龙所料，战斗在齐会打响了。贺龙一面命令三营拖住敌人，一面调动部队从侧翼几个方向进攻，对敌形成包围。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被围的敌人几次突围受挫，竟向我军施放毒气。师指挥部离前线不远，贺龙和参谋人员等20余人中毒，顷刻间头晕目眩，泪流满面，十分疲乏。贺龙从卫生员手里拿过一个蘸了水的应急口罩戴上，休息片刻，又继续指挥作战了。

为了全歼敌人，贺龙将部队分散在几个预料的方向上设伏，同时布置好兵力阻击来援之敌。部署完毕，他轻松地来到师部篮球队住处，鼓励小伙子们打一场球。激烈的战斗就在身边，远处时而还有炮弹落下，篮球队员们从未在这种情景下打过球，很担心贺龙的安全。他却笑眯眯地让大家安心打球，还不时给他们指点战术动作，呐喊助威。这场“史无前例”的球赛，至今仍被传为佳话。

经过三昼夜激战，齐会战斗歼敌700余人，缴获武器弹药甚多。这次战斗，对巩固冀中根据地，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具有很大意义。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致电嘉勉贺龙。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5-06/28/content_3146377.htm

henry2000888

二战中日本女人做出的疯狂行径(组图)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整个日本陷入狂热的军国主义狂潮中。作为占人口一半的女性，同样投入这股狂潮中，积极为侵略战争打气鼓劲，卖命出力，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她们内心的军国主义比在前线的禽兽日军还要深厚,是军国主义的忠实卫道妇.



母亲送儿上前方，妻子送郎上战场。与中国不同的是，中国女人送自己的亲人去保家卫国，日本女人则是送亲人去残杀无辜的邻国居民。她们却发自内心的欢呼,真是人性的颠倒啊!!!


日本女人在街头制作“千人缝”，一千个过路女人每个人缝一针，赠送给日军士兵作为护身符。认为它可以避弹。穿上“千人缝”的日军在各个战场伤亡惨重,日本女人,愚昧啊!!!




　为鼓舞士兵的战斗意志，突击嫁给士兵的日本女人。实际直接的后果是造成更多的寡妇和没有父亲的孩子,这是违背人类情感的事情,是不负责任的选择.日本女人 已经为军国失去了自我.



　响应号召嫁给满蒙开拓团青年的”花嫁”（满蒙开拓团是日本移民中国东北政策中的日本移民团，经常强夺中国人的住房土地。花嫁是新娘）。殖民化动员的重要手段.
　　值得一提的“昭和烈女”井上千代子。
　　31 年，日本关东军对中国东北发动了全面战争，并在当年占领了中国东北。井上千代子是大阪步兵第37连队所属的井上清一中尉的新婚妻子，为了勉励出征中国东北的丈夫，使之无后顾之忧地安心作战而自杀身亡。这件事在当时被报纸、杂志被广泛宣传，一时成为举国皆知的爱国“烈妇”典型。皇后亲临“昭和烈女”井上千代子的“遗德显彰会”。而原本是井上清一和千代子媒人的44岁大阪主妇安田夫人以此“御国之行为”为契机，组织起了一个名为“国防妇女会”的军国主义组织。



　大日本国防妇人会伴随着日本侵略扩大化而急速发展起来。会员数急剧扩大，一年后发展到10多万，两年后发展到60万。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国内妇女团体的活动更加活跃，国防妇人会的人数由卢沟桥事变开始前的458万人，发展到最后接近1000万人，成为一个规模极其庞大的妇女组织。
　　国防妇人会的口号是“国防从厨房开始”。 统一的服装是象征着家庭主妇日常生活的白色围裙，身上斜背白色宽带，上书大日本国防妇人会。





上图,为战争欢呼喝彩的日本女人。从这种国民气氛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日本报刊会刊登日军南京“百人斩”竞赛这样的新闻，而该新闻不但没有引起国民对战争暴行的震惊，反而一片陶醉赞美之声。也充分说明中国战后的罪犯是日本法西斯，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同样是受害者的认识多么荒谬。
　　由于日本男性大量开上前线，造成国内生产劳力的严重不足。在被战争所鼓动和鼓动着战争的同时，日本女性承担了大量劳动生产任务，甚至军工生产领域也一样活跃着她们的身影。减轻了劳动生产力不足的危机。































http://www.sdklyz.com/zhuanti/li ... ai/200705/52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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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西北反围攻战役

晋西北反围攻战役（1938年2月至4月）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2月至4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八路军第120师在山西省西北部地区反击日军围攻的战役。 八路军第120师在晋西北地区的展开和第2战区傅作义等部在此地的集结，使绥远和晋北日军感到严重威胁。为驱逐该地区的中国军队，日军以驻蒙军第26师团及伪蒙军一部，共1万余人，在华北方面军第109师团一部的配合下，由平绥(北平至归绥)、同蒲铁路(大同至风陵渡)和太原至汾阳公路沿线据点出动，分路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围攻。 第26师团1个联队，于2月22日由朔县出发进占宁武、神池后，一股向西于28日进占保德；一股经义井南下，向五寨、岢岚进攻；另1个联队由井坪镇出发，先后占领偏关、河曲。伪蒙军3000余人，由绥远南下，占领清水河后，进至偏关与日军会合。同时，在太汾公路集结的日军第109师团一部，由汾阳进占离石后，于26日进至黄河东岸的军渡、碛口，并隔河炮击对岸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阵地。当时在晋西北地区有晋绥军傅作义等部4个军，除第35军对进攻日军稍作抵抗外，其余各军均先后撤退。 当时，八路军第120师主力，在贺龙师长率领下，正在同蒲铁路忻县至阳曲段展开破击战，闻讯后，于28日星夜回师晋西北。3月3日，当师前指回到岚县，各部正在向指定地点开进时，占领碛口的日军已于2日撤离黄河渡口，配合离石日军向北进犯。日军一部渡过黄河占领陕西省府谷县，后于3日退回保德，由义井南下的日军进占五寨和岢岚。据此，第120师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决定集中主力4个团，首先打击进占五寨、岢岚的日军，相机收复两城，尔后再向神池、宁武方面发展进攻。第120师于9日决定，第359旅(欠第719团)在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围困岢岚城日军，第358旅(欠第714团)进至岢岚以北地区，截断岢岚至五寨的交通，并打击增援的日军；当岢岚日军北撤时，集中两个旅的主力相机歼灭该股日军。另以警备第6团和动委会游击支队袭扰保德及三岔堡日军；独立第1支队及骑兵营活动于神池至义井间的交通线上；第719团进到宁化堡附近袭扰宁武日军；第718团(欠第2营)监视原平、忻口日军；第714团在北小店及阳曲边山活动；雁北支队在平鲁、朔县、清水河之间活动，配合主力作战。 进占岢岚日军第26师团第11联队1000余人，被第359旅围困在城内，交通联络中断，粮弹无法补给，水源断绝，被迫于10日15时弃城北逃。第359旅跟踪追击。北逃日军于10日晚至三井镇固守待援。尾追日军的第359旅第717团于当日夜间对三井日军发动攻击，消灭日军一部。日军于11日10时向五寨逃走。由三井逃入五寨城的日军与该寨日军共计1000余人，被跟踪追击的第359旅于11日包围。第358旅亦于此时赶到五寨城郊。由于五寨城池坚固，日军兵力较强，且有义井、三岔日军相策应，第120师所部炮火不足不利强攻。第120师决定，以第718团第2营及地方游击队继续围困画寨城日军；第717团进至五寨与三岔之间；第358旅进至义井与神池之间，截断五寨、三岔、义井、神池间的交通，以逼退五寨日军，并将其在运动中歼灭。警备第6团、独立第1支队、骑兵营等部在利民堡、八角堡地区袭扰朔县、神池、三岔日军交通，配合主力作战。 17日17时，第358旅进至义井以南的虎北村、山口村时与由神池出动的日军1000余人遭遇。激战6小时，日军伤亡300余人后退入义井镇。18日，义井日军向第358旅反扑，又被该旅击退。同日，三岔堡日军出动200余人企图增援五寨，中途被第717团击溃后逃回三岔。至此，五寨城内日军完全孤立。在此期间，第120师其他各部积极活动，打击日军，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的作战行动。日军在处境日益不利的情况下，于20日全线撤退。当日，偏关、河曲、保德和五寨的日军均弃城向东撤退。保德日军和三岔日军会合后，于21日向神池撤退，在田家窳遭第717团的截击，后逃入义井镇。22日夜，义井日军共3个大队向神池撤退，行至凤凰山附近，又遭第358旅伏击，后逃向神池。23日，神池日军继续逃往朔县。至此，岢岚、偏关、河曲、保德、五寨、神池被八路军第120师完全收复。进入晋西北的日军已全部退出。仅宁武城内尚有日军150b余人，企图长期固守。第120师决定以第716团及第717团第2营围困宁武城日军，师主力在宁武至阳方口之间铁路两侧，以伏击姿态，相机歼灭宁武北撤的日军。 31日，阳方口日军600余人南犯，企图接应宁武日军突围，在石湖河与麻峪附近遭第359旅的攻击。宁武日军500余人出城反扑。第715团协同第359旅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军伤亡300余人后，分别退回阳方口和宁武城。4月1日晚，宁武日军乘夜暗突围，与阳方口日军会合后逃往朔县。第358旅和第359旅歼日军后尾一部。至此，日军攻占的晋西北7座县城全被八路军第120师收复。反围攻战役结束。八路军歼灭日军1500余人，缴获山炮1门、步机枪200余支、汽车14辆、骡马100余匹；收复了7座县城和大片国土，恢复巩固了晋西北根据地。
http://baike.baidu.com/view/31956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