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活动]中国抗战历史大家记——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4周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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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明朝，倭寇长期入侵我国浙江、福建和广东沿海一带。倭寇是日本的武士、走私商人和浪人（无正当职业者和被革除军职的武士）集结而成的海盗。他们侵入我国国境杀人放火，抢劫财物。江门地区是倭寇掠夺的目标之一。明朝和清朝时期，江门地区沿海军民为抗击倭寇，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反侵略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历史上江门沿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途站。中国古代，有一条陆上的丝绸之路，以甘肃省敦煌县为起点，它把中国巧夺天工的丝绸和绚烂多彩的文化传播到欧洲。另一条是海上丝绸之路，它从华南沿海港口出发，越过南海，取道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直达西亚、东非，再辗转通往欧洲。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中转港口和出发港是新会县矬洞都浱洲港（现台山市广海港）。明朝时期，广海是我国重要的进出口贸易口岸之一。据嘉靖二十四年（１５４５年）版《新宁县志》记载，“番舶多泊于此”，外国商船在广海停靠，出售带来的商品，并购买货物返回外国。江门沿海因此成了倭寇掠夺的一个重要目标。

　　为了防止倭寇入侵，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年（１３８７年）下令从天津大沽口至广西钦州防城沿海筑卫城３６座以资防御。按明朝军区制度，凡要害地关系一府的，设“所”，千户所驻兵１２００人，百户所驻兵１０２人；关系几个府的，设“卫”，驻兵５６００人。明太祖命令广东设卫７个，广海卫是其中之一。广海当时属新会县管辖，新会县于明朝洪武二十七年（１３９４年）修筑了广海卫城（现台山市广海镇），城周１０２４丈（明朝１丈为３．２米），城墙高２．２丈，设敌楼１５座、窝铺４２个，垛口８７４个。这样，广海卫城成为倭寇侵入江门乃至粤中地区必欲攻陷的重要军事目标。

　　明朝景泰三年（１４５２年），倭寇入侵广海，威胁广东沿海各县。广东参政谢祐、副使项忠派遣张通去剿办。张通指挥不力，连年战而不胜。到天顺二年（１４５８年）３月，巡按广东监察御史吕益奏请皇帝，下圣旨令张通以“备倭都指挥”职衔，率兵讨伐倭寇，以立功赎罪。张通得沿海人民协助，赶走了倭寇。为记功，张通书写了“海永无波”４个大字。成化三年（１４６７年），浙江人徐海任巡视海道副使，将这４字刻于南湾烟墩山南麓。这是广东最大的石刻，也是台山著名风景之一。此时，张通已升任“钦差总督备倭都督”了。

　　嘉靖四十二年（１５６３）年８月，倭寇由新会崖门攻入新宁县境，进逼县城（现台山市台城镇，新会县，于弘治十二年即１４９９年分出西部６个都，建新宁县），被击退。

　　隆庆四年（１５７０年）正月初，倭寇向新宁县发动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武装入侵。２００多名倭寇从西海登陆，掠夺海晏、双门等地村庄。这时被革职，罚来广海当差的朱衣、卢荣等人因为和广海卫城的官员有仇，就串通藤峒山贼邱乐闲等５００多名匪徒，充当汉奸，于正月初六日清晨从广海城西南攻入，千户（领兵１２００人的军官）宁绍杰弃城逃走，指挥王正、镇抚周秉磨、百户何兰力战而死。倭寇占据广海城４６天，杀害３０００余人，烧毁了城内全部房舍。２月，肇庆府同知（副专员）郭文通率领浙兵和狼兵（从广西苗族、瑶族招募的士兵）赶来支援，因为两支援军互不协调，被倭寇打败。倭寇在劫掠到心满意足后退走。

　　１５７１年，倭寇又来犯。海盗在海晏登陆，屠杀汶村居民过半。５月，倭冠直逼宁城（台城），登上了县府北门外的三台山（现台山市人民医院后山），意欲以居高临下之势破城。知县姚文炜（福建兴化人）和武将邓子龙（江西丰城人）率领全城军民在城墙上向倭寇射箭，赶走了这些强盗。倭寇却在都斛、斗山、端芬、广海一带大肆抢劫。１１月，倭寇又来劫掠独岗、沙冲。１２月，全县军民合力在那西圩打了一仗，全歼入侵的海盗。此后，倭寇不再犯境。

　　由于倭寇多次入侵，新会、新宁（台山）两县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明、清两代为防倭寇进犯，曾采取坚壁清野政策，迫令海岛和沿海居民内迁。第一次是明朝洪武四年（１３７１年），朝廷命令上川、下川等海岛居民迁入内地；第二次是在明朝隆庆六年（１５７２年），命令滨海５０里内居民内迁；第三次是康熙年前，命令沿海３０里居民内迁。被迫内迁的居民，不仅失去了世代居住和耕种的房屋、田园，而且只准携带能挑得动的物品，其余财物，损失一空，以至长期流离失所。(蔡锋)

美丽的江门
  
http://e.jmrb.com/m/2005/06/01/08/m_6337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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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十一月，在明抗倭援朝战争中，中朝联军在露梁海域围歼侵朝日军的大规模海战。
　　
　　一、海战背景

　　明万历年间，日本国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了全国。但国内仍有一些拥兵自重的封建主难以控制。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丰臣秀吉把国内的注意力引向国外，制定了占领朝鲜，征服中国，进而向南洋扩张的军事侵略计划。作为第一步，向朝鲜提出了“假道入明”的狂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朝鲜政府的拒绝。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十三日，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日本称为“文禄庆长之役”，中国称为“壬辰战争”。日本侵略军乘大小舰船700余艘，由对马岛渡海，翌日晨在釜山登陆，分北、南、中三路发起进攻。只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汉城、开城和平壤。朝鲜面临着亡国的危险。

攻打釜山图
  
于是，朝鲜王遣使向明朝求援。朝鲜是我国的友好邻邦，唇齿相依，且“关白(指日本首相丰臣秀吉)之图朝鲜，其意实在中国。”(明援朝经略宋应昌语，见《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二)鉴于这种情况，明朝廷遂决定发兵援朝抗日。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明军入朝参战。翌年初，连克平壤、开城。四月二十日，收复汉城。日军退据南部诸道，并提出议和。不久，实现了停战。这年八月，丰臣秀吉病死，遗命从朝鲜撤军。东南会战后，侵朝日军被压缩在东南沿海的顺天、泗川、南海一带。十月，日本关白丰臣秀吉死讯传至朝鲜，日军全线撤退。当时，盘踞在朝鲜东南一隅之日军，除驻蔚山之第一军主力已先期撤退外，尚有兵力4.6万余人，其撤退部署是：东部驻西生浦、梁山、竹岛各部，于十一月先行撤退，在釜山集结，候船返国；中部居昌之敌，就地上船迳返本国；西部驻顺天、泗川、南海、固城之日军，待东部日军撤离后，分头到巨济岛集结，再乘船回国。
　　
　　二、双方兵力部署和作战企图
　　
　　1.战区自然地理

　　 朝鲜西南海区的自然地理有两大特点：一是地形复杂，岛屿星罗棋布，水道纵横交错，便于水军依托岛岸，隐蔽机动地打击敌人；二是潮差大，平均可达10米，为远东地区所罕见。涨潮时，水势汹涌。退潮时，水位猛降，大片浅滩迅速露出水面。舰船如不迅速驶离，便有搁浅的危险。
　　2．双方水军兵力

　　 日本水军在开战时，拥有1000余艘舰船，到战争末期已发展到3000艘左右。数量虽然可观，但构造简单，性能较差。装备的武器为铳(即原始的滑膛枪炮)、枪、弓矢、倭刀等。朝鲜水军兵力约4.8万多人(占朝鲜总兵力的1／4)，拥有船舶488艘，包括战船80艘(每船80人)，辅助战船192艘(每船30—60人)，勤务船26艘。在这些战船中，李舜臣创造的“龟船”很有特色。这是一种大型战船，上复盖板，板上有十字小槽，不是小槽的地方，遍插利刃及锥尖。前为龙头，龙口是铳穴；后为龟尾，尾下亦有铳穴。两舷各有6个铳穴，铳穴下有橹8—10支。龟船甲板坚固，机动灵活，攻击和防护能力均较好。日水军呈秀吉之曾说：“朝鲜人水战大异陆战，且战船大而行速，楼牌坚厚，铳丸俱不能入。我船遇之，尽被撞破。”可见朝鲜水师在李舜臣领导下，不仅武备精良，而且训练有素，是一支累败日军的海上劲旅。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七月二十五日，丰臣秀吉增兵北犯。第二年，中朝联军大举反攻，连续奏捷，将日军压缩在朝鲜南部明朝用于朝鲜战场的兵力约4万人，后来逐渐增加到5.8万人。其中水师1.3万人，战船500余艘。战船的种类繁多，有福船、楼船、栢槽、沙船、苍船、铜绞艄、海舫、八喇虎等。战船的武器精良，除弓、弩、刀枪、矛等冷兵器外，还有大量火器，如佛郎机、虎蹲炮等。据史料记载，明军火炮的射程最远可达3000米，而日军的只有100—200米。

　　3．中朝联军水师的兵力部署和作战企图
中朝军事会议
  

　　 丰臣秀吉死后，日军分三路从海上撤退。当时，中朝联军水师主力2.6万人，约有800艘战船，部署在古今岛一带海面，掌握了朝鲜半岛西南海域的制海权。明朝水师提督陈磷最先获悉日军撤退的情报，决定在海上阻击日军，并作出了相应的部署：(1)联军水师主力由古今岛向前推进，前出到左水营、猡老岛以东海面；(2)在左水营建立基地和联合作战指挥所；(3)以一部兵力占领猫岛(今韩国全罗南道顺天东南)，封锁光阳湾(顺天东南)，控制露梁津海峡(今韩国庆尚南道西南)，截断小西行长所率第三军之退路；(4)以一部兵力在露梁海峡及其以东海域巡逻，监视泗川、南海、固城各地日军之动向。

　　三、作战经过

　　驻朝鲜西部日军接到撤退命令后，拟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十一月十一日起开始撤退。驻顺天之第二军先撤，接着，驻泗川、南海、固城之日军，依次到巨济岛集结，候船回国。十一日晨，第二军部队登船待发。其先遣部队驶至光阳湾口的猫岛附近海面时，受到中朝联军水师的拦击，退路被截断。为了突破重围，第二军编组了一支冲锋船队，连日向联军水师发起攻击，均未能奏效，只得向驻泗川、南海之日军求援。此时，驻泗川、新城之日军第五军主力，在岛津义弘率领下，已经登船，只待涨潮出发，驶往巨济岛。岛津义弘接到小西行长的求援信后，当即率领这支庞大的船队，于十八日夜乘月色向露梁海峡疾驶，企图突入光阳湾，解小西行长之围。中途与从南海开来之宗智义部船队会合。两支船队会合后，共有兵力万余人，舰船500余艘，于午夜开始通过露梁海峡。
陈璘获悉日援军西进的情报后，立即着手调整部署，决心在露梁以西海域，包围和歼灭救援之敌。其作战部署是：1.以副将邓子龙率兵1000人，驾3艘巨舰为前锋，埋伏于露梁海北侧，待日船队通过海峡后，迂回到侧后发起攻击，切断其归路；2.以陈磷率明朝水师主力为左军，泊昆阳之竹岛与水门洞港湾内正面阻击，待机出击；3.以李舜臣率朝鲜水师为右军，进泊南海之观音浦，待机与明军夹击日军。

　　十九日丑时，石曼子率军万余、战船500只西上，进入露梁海明军预伏地，遭陈磷部阻击，调头南下。天亮，日军发现前有伏兵，又向北回师，遭到北岸邓子龙部截击。联军三面合围，在露梁海与日军展开激战。此时，“月挂西山，山影倒海，半边微明，我船无数，从阴影中来，将近贼船，前锋放火炮，呐喊直驶向贼，诸船皆应之。贼知我来，一时鸟铳齐发，声震海中，飞丸落于水中者如雨。”(《柳成龙惩毖录》卷二第六十八页)联军驾船逼近日舰，跃上敌船，短兵肉搏。北岸邓子龙率士卒300登上朝鲜船，奋勇冲杀，由于众寡悬殊，邓子龙部旋即被日船包围。“子龙素慷慨，年逾七十，意气弥厉，欲得首功，急携壮士二百，跃上朝鲜船，直前奋击，贼死伤无数。他舟误掷火器入子龙舟。舟中火，贼乘之，子龙战死。”(《明史·邓子龙传》)战至中午，陈磷派水师副将陈蚕、游击季金率部来援。与此同时，中朝联军水师左右两路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向大岛以东海面之日船队主力，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朝鲜李忠武公行述》对这场战斗作了生动的描述：“两军突发，左右掩击，炮鼓齐鸣，矢石交下，柴火乱投，杀喊之声，山海同撼。许多倭船，大半延燃，贼兵殊死血战，势不能支，乃进入观音浦，日已明矣。”陈璘率主力与李舜臣夹击日舰，施放喷火筒，焚毁日军大部分战船。日军跳水登岸，又遭陆上明军截杀，死伤大半。石曼子不支，仅率50余只战船溃逃。李舜臣率朝鲜水师跟踪追击，进入观音浦，再度与日军血战。陈磷也率中国水师赶来支援，用虎蹲炮连续轰击，日船纷纷起火。在一片混乱之中，日军仍垂死挣扎，拼命反击。李舜臣领先督战，中弹牺牲。其子秘不发丧，鸣鼓挥旗，代父指挥，继续同中国水师并肩战斗。陈璘乘胜挥师西进，焚毁日军准备撤退的船只百余艘，并与陆路刘綖军夹攻顺天日军。小西行长率余部逃脱。

　　点评：此战，在整个露梁海战中，日军死亡人数以万计，第五军主力几乎悉数就歼，舰船也几乎全部覆灭，其中200艘是在退潮时搁浅，被焚毁的。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海上歼灭战。 露梁海战是在近400年前由中朝水军单独进行的，以切断敌人海上退路为目的的海上战役。这次战役给侵朝日军以歼灭性重大打击，对战后朝鲜200年和平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中朝联军水师在这次海战中，密切配合，最高指挥官陈璘善于准确判断情况，并根据敌情变化，及时调整部署，迅速转移兵力，依托岛岸，隐蔽待机，适时出击。先对一部从海上撤退的敌军实施严密封锁，迫其求援；在另一部敌军来援时，又迅速断其退路，从南北两个方向实施夹击，达到了全歼敌军的目的，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朝两国水师在其统一指挥下，密切协同，英勇奋战，是露梁海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朝鲜水师统领李舜臣身先士卒，中国老将邓子龙奋不顾身，都在激战中英勇牺牲；李舜臣牺牲后，其子仍“麾旗督战，向前不已”，表现了中朝两国军队勇敢善战，前仆后继，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 ... 50525/123409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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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川之战”朝明联军大胜倭寇

　　泗川市地处朝鲜半岛陆地的南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一条狭长的泗川湾，是海外通往韩国首都汉城最便捷的通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592年4月14日，日本侵略军从南部海港城市釜山登陆，45天后，占领了战略要地泗川，并向重镇晋州突进。不到两个月，朝鲜国土大部分沦丧。

　　朝鲜国王遣使向明朝告急，要求出兵援助。明朝廷认为，“倭寇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而我兵之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故决定援朝抗倭。1592年7月，明朝派先锋戴朝弃、史儒率兵2万出征，副总兵祖承训带大部队随后进入朝鲜，拉开了明援朝抗日之战的序幕。
  
　　1597年，朝明联军抗倭进入决战阶段。明朝调动了陆水军共14万兵力，再度增援朝鲜，并决定兵分三路，进攻倭寇盘踞的三座要塞：蔚山、泗川、粟林。中国援朝抗倭大军的东征军，在中路提督董一元、副总兵张榜率领下，明军分四路向盘踞在朝鲜半岛南部永春、昆阳、晋州、泗川等地的倭寇发起进攻。朝鲜庆尚右兵使郑起龙也率兵2200人与明军组成联军，共同作战。朝明联军英勇杀敌，势如破竹，连连取胜。1598年9月28日半夜，朝明联军向倭寇盘踞在朝鲜南部的要塞泗川古城发起进攻。29日凌晨3时，被围在城里的日寇打开城门企图夺路逃窜。朝明联军击退倭寇多次反扑后，攻进泗川城，日寇守将川上忠实身中36箭而死，数千日寇被歼，日寇在城内的粮草库烧了两天两夜，火光冲天。倭寇盘踞在朝鲜南部的最重要据点被摧毁后，士气低落，其余10几个据点的倭寇“举阵惊骇奔散”，投降者越来越多。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 ... 50524/12340875.html

juster

不知道我的和发言人规定的“事件”沾边不沾边，但我觉得这个应该发来纪念一下
引用出处：http://blog.ifeng.com/article/2458573.html

把国军抗战英烈的名字刻上人民英雄纪念碑
司马平邦
关于抗战期间的四行仓库保卫战，2006年在上海工作时，我曾专门到它的实际发生地上海市闸北区南部的苏州河北岸西藏路桥的西北角（光复路117号）看过。但现在的四行仓库已经不是战争期间弹痕累累的外观，对那段历史只是在教科书上读过，站在仓库对面，隔着苏州河，我觉得心情有些许激动，几十年前，800兵国民军命军官兵在此和日本军队浴血奋战，后人怎么能忘？
那一段的中国历史里，到处都是这样让人有些许激动的段落，如果你顺着抗战的脉落一一走访，恐怕眼泪都会为前人的英勇流干。
刚刚听说外交部发言人秦刚3月24日表示，中国政府将以隆重、庄严的方式纪念在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抗战将士（其中就有当年参加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国军英雄官兵）遗骸归国后，又想到3年前站在四行仓库旧址前的感受。
去年12月底，网友天竺道在搜狐社区发布了一条《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八百壮士”遗骨在海外无人问》的帖子，讲述了在遥远的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一处荒凉的山坡上，有600多名中国抗战将士的遗骸，其中包括在1937年淞沪会战中，死守上海四行仓库的谢晋元领导的八百壮士、中国缅甸远征军将士，还有部分新四军战士的遗骨。
这条帖子立即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强烈关注。
天竺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都是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是中华民族的英魂，我们不应该把他们遗忘！”
史载：1937年10月26日晚，中日淞沪会战战最后阶段，守卫大场防线的中国军队第88师第524团第2营400余人（对外以团建制称有800人，故得名“八百壮士”）在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的指挥下，驻守位于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掩护主力部队西撤。中国军队孤军奋战，坚持战斗4个昼夜，以寡敌众，击毙日军200余名，击退了敌人数十次进攻。30日，不屈的守军接到了撤退命令，冲出重围，退入英租界，后遭英国人出卖软禁，被解除武装关进了集中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最终全部落入日本人手中。团长谢晋元被汉奸刺杀，其余官兵沦为战俘，1942年，除成功逃脱的战俘外，八百壮士中的50名官兵，由二排长薛荣鑫（四川人）带领，被押解到远离祖国的西太平洋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拉布尔岛屿上，过着非人的苦役生活。整个二战期间，拉布尔成为日军的海空军基地，先后约有1600多位中国军人被解送到拉布尔战俘集中营当劳工。在运输途中死亡的不计在内，先后在俘虏营中死亡者达653人，剩下约1000人，到1946年时被美国海军送回中国。这600多名抗战英魂的遗骨从此流落海外。
幸存官兵回国前，曾与当地侨界合作修建一座公墓，安葬了259位官兵遗骸。但十几年后，墓园失修荒废，被夷为平地。随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独立，大量华人迁居澳洲。后来，拉布尔市区毁于火山爆发，留在当地的侨胞更少，埋骨于此的抗战英烈也更加鲜为人知。这次被发现未被破坏的墓碑，便属于其中的一小部分。
大部分的抗战英烈其实已经埋骨火山灰下。
此次，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抗战将士的埋骨地被发现，再一次牵动了两岸人心，台湾军方为此成立了专门的项目小组，2月28日抵达拉布尔，进行数天的探勘、清点和抄录抗战将士姓名，并举行了简单的招魂仪式。3月7日，项目小组带着忠魂牌位返回台湾，在中正机场举行简单军礼迎灵后，将忠魂牌位送到大直忠烈祠安位。
3月17日下午，大陆的海峡两岸和谐发展基金会在京宣布正式启动“迎接抗日将士遗骸回国活动”，争取在年内完成流落在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抗日将士们遗骸的身份确认，其中包括当年在淞沪战役中保卫上海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部分官兵遗骨，并力争将将士英灵接回祖国，在国内为其举行隆重的迁葬仪式。
中国外交部已紧急安排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中国大使馆对墓地位置进行实地察看，对被安葬的抗战将士的名单、籍贯、人数等情况进一步核实。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也通过走访老华侨和当地老人，初步确定了一个墓群区域，并对坟墓周边的杂草进行了清理。
台湾军方发言人虞思祖表示，防务部门规划配合3月29日台湾春季祭祀大典当天，为忠灵在大直忠烈祠举行隆重的入祀仪式。更愿意就核实这些将士的身份和后续安置方面与大陆进行合作。台军方发言人说，正在规划将抄录来的500多人名单经比对史料确认后，通过两岸两会的协商机制转给大陆，进行身份核实。
而由大陆各界机构、媒体、网友组成的“迎接抗日壮士遗骸回国筹备组”将寻找抗战将士家人，并前往澳大利亚、日本、中国台湾等地，继续查找“八百壮士”相关线索，还将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实地考察，查证抗战英烈遗骸。
筹备组目前已拟定了有关这项行动的日程表，待时机成熟后，将申请在苏州河岸建造四行仓库保卫战纪念碑；征集英烈墓地设计方案，确定墓地地址，建立陵园；最后将抗日壮士遗骸运回祖国，将他们永远地安葬在故乡。
我看到的新闻里，没有说3月7日，台湾军方项目小组返回台湾带着的忠魂牌位里除了有死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中国缅甸远征军将士，是否还有那一部分新四军战士的――其实，新四军的全称正是国民军命军新编第四军，名义上隶属于蒋介石任总指挥的国民革命军。
但可以肯定的是，大陆政府将历史上第一次把国民党的死难将士作为民族英烈，将他们的遗骨隆生迎回，把他们的英魂深沉召回。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之碑阴写着由周恩来手书的这样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埋骨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中国缅甸远征军将士和牺牲在那里的新四军官兵们一样，也都是“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因此，他们的名字一样应该铭入这座人民英雄纪念碑，以“永垂不朽”。
所以，这次两岸军方、官方和民间共同推进的这次迎回异国抗战将士遗骨，或者全成就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政治作用的两岸和解的机遇。
这些几十年前为国为民舍命于异国并几乎被历史遗忘的抗战英烈们，或者在几十年后仍然要为他们以死相报的这个民族的全面和解再默默地奉献一次，他们生前所有的青春韶华都付与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在战火和苦痛中经过，他们死后几十年荒冢野堆无人奠酒――但愿现在所有活着的人们，大陆的、台湾的和所有海外的中国人都能从这600多位几十年后才得以“落叶归根”的民族英烈们曲折不平经历里感受到那冥冥之中来自这个我们民族最神圣之地的一种强烈召唤。
在他们回归之日，当以全城缟素敬穆，当以鲜花嫩果告慰。
无论是八百壮士还是新四军，他们都曾在一面“国民革命军”的大旗下为了民族的自由和解放浴血奋战，至死不休，他们的忠魂牌位都理应被请进台北的大直忠烈祠，接受2300万台湾人民的膜拜。
无论是新四军还是八百壮士，或者那些死在异域的中国远征军，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利益的捍卫者和捐躯者，他们的英名也理应刻上竖立在中国大地的任何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被13亿大陆人民永久铭记。
他们所有人的名字，无分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应被天安门广场上最大的那座纪念碑永久收藏――也许只有经历过这样一天，我们这个分割了几十年，打不成谈不拢分不开合不来的奇怪而伟大的民族才会突然顿悟接下来到底该怎样走才是正途。
正是：
域外青山忠骨归，
海峡两岸泪垂垂；
孤魂野鬼终安穴，
万里江山犹破碎。
（注：诗名《七律·闻大陆将迎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军抗战英烈忠骨归国》，前两句是指此消息让海峡两岸民众闻之落泪，后两句说虽然孤魂野鬼得安生终局，但中国的领土仍然分割，有台湾，有南海诸岛，有藏南，等等，而当年的抗战英烈们拚死所为的不就是保全国土吗？我们迎回它们，亦应更因此感到惭愧。）

henry2000888

血战之东宁要塞


　　“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战略意义上，东宁要塞都是侵华日军在亚洲遗留的最大军事要塞。”

　　——中、日、俄三方专家对东宁要塞考察后发表的《考察纪要》

　　二战最后的战场




  



　　东宁要塞整整激战20天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将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天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间，这一天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胜利。但是这一天并不代表所有的战争都结束，仍有人尚未摆脱这场有史以来最大的人间浩劫和血腥屠戮。

　　这些人喋血的地方，就是被日寇“自豪”地称为“东方马其诺防线”的东宁要塞，也是经专家考证的“二战最后一战”之地。二战结束后，日本方面一直没有公布关于要塞的任何情况，也拒不承认奴役过中国战俘。“东方马其诺防线”成为日本法西斯战争遗留下来的最大历史谜团之一。

　　整个要塞上下三层，四通八达，设施齐备

　　为了庆祝抗战胜利60周年，东宁县城通往要塞的公路已经封道进行改造。驱车1个多小时后，几道屏障般的山梁出现在视野里，这些几百米高的山体下面就是当年日寇修筑的永久地下工事——东宁要塞。要塞最前沿的胜洪山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如今曾被战火烧红的山体，已经披满了绿色。

　　1933年8月，日军侵入东宁后，按照既定的侵占东北亚计划，开始把东宁变成进攻苏联的最大军事基地，整个东宁变成了日本的大兵营，并把东宁要塞作为进攻的桥头堡来修筑，历时10余年仍未结束。在现已发现的地下军事要塞中，保存比较完好并已开放的是勋山要塞。

　　在林木葱茏的勋山脚下，是“勿忘国耻强我中华”8个大字，从山下望去，只有满山的绿色，根本看不出整个勋山山体内部都挖空成了要塞。要塞的参观入口很有特点，居然是当年隐藏在山体内的火炮炮口，只不过那门对着现在俄罗斯方向的120毫米口径火炮已没有下落。外面是火辣的阳光，可是身子刚探进洞口，一股阴森之气扑面而来，导游介绍说，这里的温度只有5℃左右，蛇进了要塞就会被冻僵的。

　　进入要塞如同进迷宫，一条条高1.8米、宽1.5米的甬道纵横交错，甬道的一侧都有排水沟，水泥地面还是非常平整。上下三层直至地面都能连通，甬道交叉的地方就是指挥所、医疗所、无线电室、铁车库房、升降井、贮备仓库、弹药库、电机房、兵舍、火力发射点、防毒气的双层隔离门等设施。勋山要塞管委会的吕主任介绍说，这一带都属于特等要塞，是用钢筋混凝土浇筑的，比较坚固，可以防御300毫米口径大炮的轰击，对这一带边境的进攻和防守都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死亡劳工的尸体被以“井”字形垛起来，装满一车再拉走

　　整个勋山是石山，这超过5万平方米的要塞工事，均是中国劳工用一双手挖出来的，每一处工程都是劳工堆砌成的死亡工程。当时的劳工赵金宝老人回忆说，当年他们专门拉修建老城子沟仓库劳工的尸体，每天都用马车拉出两三具，最多时一天拉出十几具，日本人把尸体呈“井”字型垛起来，够装满车时再拉走。这样的“工作”他们整整干了3年。

　　吕主任介绍说，据当年参战的日本士兵中道园一郎回忆，修筑要塞的劳工来源一是战俘，二是从大街抓来的，三是用欺骗手段骗来的，四是当地的杂役。在罪证陈列室里有一张当时的招工传单，上面写着：“要想发财，急速快来！”并且许诺每人每天给3块大洋，但是只要进了要塞工地就很少有人能活着出来了。

　　吕主任说，“修筑要塞一直是秘密进行的，为防止机密泄露，劳工大多被折磨致死或被秘密杀害。除已知死亡的1万余人外，仍有16万劳工下落不明。”

　　苏军飞机满山扔炸弹，山都炸红了

　　据《牡丹江文史资料》记载：就在苏军进攻东宁的当晚，日军说为防炮弹、防毒气，把全部劳工赶进各自工区，每隔一段堆3米多厚的砂石。日军在各出入口炸塌5米多，乱石把3000多名中国劳工活埋了。那天是1945年8月9日。

　　是日午夜，苏军在大炮和飞机的掩护下，分三路向日军发动进攻。经苦战，苏军在突破日军防线后，攻入东宁县城，但由于要塞隐蔽性强，因此苏军没有发现要塞中龟缩的日军，直接向中国境内追击日军而去。

　　发现地下隐藏着日军的是当地农民张福忠。8月11日，他以为日本兵跑光了，就到勋山要塞去捡“洋落”。在日本兵营，他捡了一把东洋刀，拿着刀到处挑来挑去，当他挑开一张床垫子时，突然发现下面的洞口藏了一群手里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张福忠惊慌地转身就跑，向驻扎在石门子的苏军报告了这一情况。　

　　苏军掌握情况后，第二天，又调来一个筑垒守备部队，1个炮兵旅，两个独立炮兵营配合一个师对要塞发动了进攻。张福忠回忆说：“苏联飞机满山扔炸弹，山都炸红了。但小鬼子的地下工事都在半山腰，飞机、大炮都不起大作用。”他说即使一个只有200多日军的据点，苏军打了几天都没攻下来。垂死挣扎的日军，依托坚固阵地进行拼死抵抗。一个堡垒被突破了，他们马上组织火力加人墙的方式又封住了口子，用自己士兵的尸体垒起堑壕。苏军攻击部队一波波冲上去，又一波波退下来。仗打到第17天，苏军已阵亡1500多人，日军在要塞里还是不投降。

　　这场激战共持续了20天。后来，苏军从吉林省押来了日军第三军后勤参谋河野贞夫中佐，8月30日让他进入地下工事，宣读了天皇的诏书和关东军向苏军投降的命令，胜洪山阵地挂出了白旗。

　　1945年8月30日，日军最后的抵抗在东宁要塞停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次战斗也结束了。

　　受访者：吕贵议，勋山要塞管委会主任

　　采访时间：2005年8月5日

　　采访地点：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东宁县

　　收藏版

　　日残存档案记载

　　劳工暴动经过

　　数字备忘：当时一个小小的东宁县城，只有3.5万多人口，却进驻了13万日军；整个军事要塞正面宽110多公里，纵深达50多公里，并构筑了飞机场10个，永久性工事400多个，野战炮阵地45处；整个要塞分为作战区、保障区和后勤支援体系3大部分，由11个主要山脉组成，每一个要塞的面积都在4万平方米以上；共有17万多名中国劳工喋血要塞。1999年6月，吉林省档案馆在《东北沦陷史研究》杂志上公开了他们从当年侵华日军档案中发现的部分内容，其中包括1943年9月，关于43名中国战俘劳工在八路军某部第10团3连中队长、中尉陈恩领导下暴动的报告。

　　这批日军撤退时来不及烧毁的档案当年被埋入地下，后经在押战犯当事人口供，并押其到埋藏地点指认，才使这批侵略战争罪证并具有史学研究价值的日伪残存档案得以保存下来。

　　从这份工人队长日军报告中，可以了解到当时工人队长陈恩领导下的暴动过程。陈恩与第一班长王伸多次利用午休时间，与30余名工人密谋逃跑。

　　当年9月11日晚8时左右，工人队长率领10名工人携带菜刀等利器袭击卫兵所，哨兵连忙开枪射击，“卫兵所与替补哨兵共同追到栅栏外二三十米，没有捉到任何人。”

　　日军在“损失”项下的报告是：死亡2名，重轻伤4名；翻译重伤1名。被抢夺兵器有：手枪4把，刺刀4把，弹药56发。

　　为了追捕逃跑的战俘劳工，日军紧急调动了当地一切可以动用的武装力量，封锁国境并进行搜索。报告中说：“从9月11日到27日，一共大规模追捕、堵截、搜索了17天。”“31名未被捕者已逃入苏联境内。”“被捕工人10名，已于9月27日，由满洲第570部队执行严重处分。”无疑，这“严重处分”的意思就是处死。


http://news.sina.com.cn/c/2005-08-18/18207534689.shtml


东宁要塞，勋山地下战斗指挥所



掩映在群山中的要塞



东宁要塞入口


部分要塞已被改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要塞内的军官寝室



侵华日军东宁要塞陈列馆中展出的劳工惨死的图片。


东宁要塞群之一的勋山要塞。


勋山要塞里混凝土浇筑的通道。


84岁的张思问是曾被迫在日军东宁要塞做苦工的中国战俘劳工。1942年，年仅22岁的八路军战士张思问在河北枣强老乡家养伤时被俘。1943年，他作为“特殊工人”被秘密送往东北东宁县修筑要塞。1943年9月11日，张思问同其他40多名战俘劳工经过周密的计划，杀死日本卫兵，发动了暴动。这次暴动是东宁发生的8次劳工集体逃亡中最成功的一次，共有31人逃到苏联，震惊了日本侵略者。这是张思问坐在自家院门口（2005年5月26日拍摄）。 新华社记者 曹国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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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滦县发现60年前日本发放的“劳工证”[组图]



5月27日，倪永在河北省滦县曹家河漕村的家中，展示当年的“劳工证”。作为二战期间被掳往日本的4万多中国劳工中的一员，今年82岁的倪永仍保留着当年的“劳工证”。这张60年前日本方面发放的“华人劳动从事证”已成为这段历史的有力证明。 新华社记者张洪河摄


　新华网石家庄5月28日电(张洪河、李焱)作为二战期间被掳往日本的4万多中国劳工中的一员，今年82岁的倪永仍保留着当年的“劳工证”。这张60年前日本方面发放的“华人劳动从事证”，已成为这段历史的有力证明。

　　5月27日，记者在河北省唐山市滦县曹家河漕村倪永家中，见到了这张三开折式两面印刷的“劳工证”。封面印有“华人劳动从事证”，并盖有“立人居住许可”印章。封底有“昭和贰拾年(注：1945年)壹月四日证明”“在塘沽日本领事馆领事 挂川 巌”“第35895号”“华北劳工协会劳工证”及 “入国20－1－12山口县”等戳记或数字。内页贴有加盖钢印的倪永1寸照片，从右向左依次有“原籍”“氏名”“残留家族责任者”“劳动种别”“就业地”“期间”等内容。并有“右滞邦并劳动从事许可”“××县知事今松治郎”等字样。

　　倪永说，1944年12月的一天，他被来村扫荡的日本人抓走。后来，他和被抓的人一起被押送到塘沽，半个月后分批押上船送往日本当劳工。在日本清水港，他和中国劳工从事装船卸船的苦役，饱受摧残和折磨。“冬天100多人挤在漏风的木板寮棚里。吃的是豆面、白薯面饽饽，黑馒头就水，从没吃过饱饭，一年没吃过青菜。”“生病根本不给治，扔进所谓的‘医院’等死，死了扔到黑屋子，攒5、6个人一块儿火化。到日本战败回国时，我们一块儿干活的(劳工)死了三四十个。”

　　倪永说，自己被掳往日本的日子里，奶奶天天喊他的名字，几乎哭瞎了双眼。直到1945年底他才回国。他们村先后有20来人被掳往日本做劳工，现在活着的只剩下他一个。“这么多年我留着这个(劳工)证，就是为了让下一代不要忘记(历史)。日本政府现在死不认账不行，这就是凭证！”

　　据日本外务省提供的劳工名簿显示，当年唐山地区掳往日本劳工有1854人。多年关注劳工问题的唐山民间人士张山认为，唐山籍劳工实际人数应在2000人以上，他们被迫在日本三菱矿业、三井矿业、酒田港运等46个“作业所”服苦役，有447人死在日本或去日本途中。

　　六十年前，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为弥补战时国内劳动力不足，置国际法于不顾，强行从中国抓捕大量平民及抗日志士到日本充当劳工。中国抗战史学会理事、河北省社科院抗日战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何天义认为，日方与当时伪政府的华北劳工协会定的所谓“协议”，劳工根本不知情，劳工应得的血汗钱更是无从谈起。事实上，只有少数劳工到日本后拿到“华人劳动从事证”，保存下来的非常少。何天义说：“‘劳工证’完整记录了劳工办证时间、编号及到日本的时间、从事的工种等重要信息。它的发现，是对这段历史的有力证明，也是劳工向日本政府索赔的直接证据。”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05-05/29/content_3015829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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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起日军遗留化学武器案终审宣判 中方败诉


　资料图片: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就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诉讼案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了中国原告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的诉讼请求。原告律师团表示将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新华网记者任正来摄



资料图:2007年7月18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就日军遗留化学武器的中国受害人要求日本政府赔偿一案作出二审判决，取消一审命令日本政府赔偿1.9亿日元(约合1179万元人民币)的判决，判中国原告败诉。原告方辩护律师团当天发表抗议声明表示，“这是违反常识的不正当判决”。声明指出二审判决“不具备事实说服力”，同时律师团表示将立即进行上诉，并称“要通过日本国内外的舆论力量，责成日本政府尽快进行赔偿。将把诉讼进行到底”。中新社发侯宇摄

　　新华网东京5月26日电日本最高法院26日就两起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中国受害者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的诉讼请求。至此，两起历时均超过10年的诉讼以原告方败诉告终。

　　这两起诉讼分别开始于1996年和1997年。1996年12月，13名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的中国受害者及死者家属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赔偿2亿日元。2003年9月，东京地方法院在一审判决中认定日本政府在处理中国遗留化学武器问题上态度怠慢，未尽到防止造成伤害的义务，判处日本政府向原告赔偿1.9亿日元。但2007年7月，东京高等法院在二审判决中却以不能认定日本政府未向中国提供相关信息与遗留化学武器伤人事故之间有因果关系为由，改判原告败诉。

　　1997年10月，另外5名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中国受害者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赔偿8000万日元。2003年5月，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日军在中国遗留化学武器对人造成伤害的事实，但以日本政府难以在主权不能涉及的中国回收化学武器为由，驳回原告诉求。2007年3月，东京高等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结果。

　　二战期间，侵华日军在中国遗留了毒气弹等大量化学武器，这些武器的意外爆炸和毒剂泄漏导致许多中国居民死伤。由中国受害者在日本提起的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诉讼案到目前为止共有4起，除上诉两起已经结审外，还有两起在东京地方法院进行审理。

http://news.cctv.com/military/20090527/102965.shtml



侵华日军 在华遗弃化武受害者丁树文、冯佳缘、刘浩等，2006年5月23日在东京律师会馆举行记者见面会，诉说所遭受的身体和精神痛苦，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在华遗留化学武器所造成的危害，为之承担责任，并尽早解决这一问题。 中新社发 王健 摄


7月5日，中日专家对挖掘出的化学弹进行登记、鉴别。新华社记者崔峰摄



技术人员在挖掘日本遗留化学武器现场作业。新华社记者 崔峰 摄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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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731”部队细菌弹壳制造厂发现神秘地道(图)


掀开石板后的洞口


原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蛋壳烧制窑址

近日，随着龙江橡胶厂内拆迁的进行，一条神秘地道被人发现。

  该厂院内是原“七三一”部队细菌弹壳制造厂遗址，而秘道出口又距离遗址不足百米，它的用途以及走向成为谜团，有人称这是“七三一”部队当年修建的地下通道。为了考证，记者和有关专家昨日来到现场，想探个究竟。

  龙江橡胶厂早已停产，部分厂房正在拆迁。院内有一栋灰色的五层楼，据称当年曾是日本宪兵队所在地。在楼南侧50米远处有一平房，原来是龙江橡胶厂的生产车间。地道口就在距离平房不足50米的草地内，一米见方，上面覆盖着石板和苫布等杂物。移开上面的石板，一股夹杂着浓重霉味的潮气从洞口喷涌而出。里面黑洞洞的，打开手电往里看，深近10米。地道顶端距离地面约5米，地道有一人来高，红砖砌成，顶部为圆拱形。

  据在工厂内工作三十多年的老工人说，从建厂时就听说地下有通道，能一直通到平房区的“七三一”部队本部。一位在附近平房内暂住的拾荒人告诉记者，他曾因好奇闯入地道，地道很深，夏天进去都感觉冷。里面是砖墙，两侧没有房间，地上没有任何物品，阴森空荡，在里面走了几十米就被吓得跑出来，也不知道是否有出口。

  为探究竟，记者决定“探险”。但因为正在下雨，地道入口四壁又没有扶手，当记者的身体下到地道一半时，就再也无法进入。

  由于侵华日军在败退时的破坏，有关“七三一”部队细菌弹壳制造厂遗址的记载十分稀少。目前关于该遗址的描述是：细菌弹壳制造厂遗址位于“七三一”本部西北15公里，现在的南岗区龙橡街1号。建于1940年，现存两座焙烧窑体、一座五层高楼，四座高约140米的大烟囱和四处一层建筑，一座6米长的围墙。2005年，该遗址被纳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于地道以及内部的结构、方位和走向，却没有发现任何有关资料。（哈尔滨新闻网-哈尔滨日报 丛明宇）


小资料：731部队

  731部队是在抗日战争(1937-1945)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日军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731部队伪装成一个水净化部队。731部队把基地建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附近的平房区，这一区域当时是傀儡政权满洲国的一部分。一些研究者认为超过10，000名中国人，朝鲜人，以及联军战俘在731部队的试验中被害， 但是对于数量的多少还存在争议。

  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准备细菌战的特种部队，在战略上占有重要地位。日本军人所谓的"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平房"，在某种意义上正说明了这一点。就其规模来说，实属世界上最大的细菌工厂。就其地位来说，它归属日本陆军省、日军参谋本部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双重领导。人事配备是很强的。拥有从事细菌战研究工作人员二千六百余人，其中将级军官五名，佐级军官三十余名，尉级军官三百余名。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二年七月由石井四郎中将为部队长，一九四二年八月到一九四五年二月北野政次少将接任部队长，一九四五年三月到同年八月石井四郎又重任部队长。它的直属各个部以及各个支队都配备佐级军官负责，对一些重要部门都配备了少将级军官负责。第七三一部队分为八个部和四个支队：

  第一部（细菌研究），菊地少将为部长。下属有专门从事鼠疫研究的"高桥班"，从事研究的"笠原班"，从事细菌媒介--昆虫研究的"田中班"，从事冻伤研究的"吉村班"，从事赤痢研究的"江岛班"，从事脾脱疽研究的"太田班"，从事霍乱研究的"凑班"，从事病理研究的"岗本班"和"石川班"，从事血清研究的"内海班"，从事药理研究的"草味班"，从事立克次氏体（包括跳蚤）研究的"野口班"。

  第二部（细菌试验），由太田大佐兼任部长。这个部下设一个分部，专门培育和繁殖供散布鼠疫菌用的寄生虫。下属一个航空班和在安达东三十五里的鞠家窑的特别试验场。这个部的主要任务是除了用人作细菌试验之外，还通过"八木泽班"对植物进行病毒研究和试验。
  第三部（细菌武器制造），由江口中佐任部长。这个部下属两个工厂，一个是滤水器制造厂，这是为掩人耳目而设的。另一个是在杨马架子的瓷弹壳制造厂，专门生产"石井式"细菌炸弹等细菌武器。

  第四部（细菌生产），由川岛少将任部长。这个部下设两个分部，每一分部按照分工独立地进行各种细菌的生产。

  总务部，起初由中留中佐为部长，后由太田大佐兼任。该部是七三一部队本部的综合部门，权力很大，它不仅负责整个部队的财务管理、生产计划、人事分配，而且更重要的是直接与宪兵队联络和接收作细菌试验的人。

  训练教育部，起初由园田大佐任部长，后来由西中佐接任部长。这个部专门负责培训从事细菌研究、生产和使用细菌武器的专业人材。据资料记载，仅少年队员的培训就进行了四期。

  资料供应部，由大谷少将任部长。这个部负责各种器材、设备的供应。

  诊疗部，由永山大佐任部长。这个部负责对细菌传染的预防和日本人的疾病医疗事宜。

  与各部平行的还有一个石井特别班，由石井四郎的家族人员亲自把持。石井四郎的二哥次男刚男负责"特别秘密监狱"的管理，石井四郎的三哥三男负责试验动物饲养的领导工作。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8-04/24/content_8041672_1.htm


　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


工作人员在勘探地下遗址。记者 李勇 摄

中国利用高科技揭秘"731"遗址地下真相

　日前，中国的一支联合考古勘探队首次在侵华日军731部队遗址3米多深的地下，发现了当年被日军自毁的地下建筑遗迹及尚不知用途的地下通道，出土百余件用于人体细菌实验的罪证物品。

　　联合考古队中的勘探人员利用现代地球物理勘测技术进行了先期勘测，测绘人员利用计算机绘图技术对遗址群现存建筑进行全方位绘图，考古人员则根据勘测数据显示的重点区域进行了考古钻探工作。

　　此次联合勘探、测绘和考古调查行动，目的是为制定“731”遗址保护利用规划提供详尽基础资料，为“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的新馆建设和布展提供可靠依据。


工作人员在展示一只在勘探现场发现的玻璃瓶。





这是勘探出的一处地下遗址。 李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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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名将张自忠鲜血浸染的血石


左图：张自忠鲜血浸染的血石。右图：张自忠。

   比石头更坚硬的是意志，比意志更激越的是碧血一泓。血石里浸染着英雄的鲜血，它铭刻着那段烽火岁月；血石里凝聚着英烈的军魂，它立于天地而傲视群魔。

   1940年4月中旬，日军为了巩固对武汉的占领，消除中国第五战区的威胁，先后调集了将近30万兵力，企图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将中国第五战区的守军围歼在枣（阳）宜（昌）地区。为阻击日军，中国守军与日军展开激战，史称“随枣战役”。5月10日，第五战区展开反击，分别从北、西、南三面对日军包围夹击。为突破包围，日军集中兵力向实施堵击的第33集团军进行南北夹击，企图打通南退之路。

   一心想突围求生的日军异常疯狂，战斗打得极其惨烈。在战斗中，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与司令长官部之间通讯中断，难以与友军配合。敌人的突围眼看就要成功了，在这危急关头，张自忠将军亲自率领第74师、骑兵第9师及总部特务营，由宜城渡襄河继续截击日军。

   渡河后，张自忠将军率部与日军5000余人血战了一天一夜，日军寸步难移。第二天，日军调集20余架飞机、20余门炮轮番轰击。5月16日晨，当得知第33集团军总司令部被包围后，日军更是集中全力展开疯狂围攻，而此时，将军身边的部队只剩1000余人。在激战中，张自忠左臂中弹，但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强忍剧痛，镇定自若地继续指挥战斗，不幸腰部又被子弹击中。倒在地上的他仍然浴血督战，鲜血染红了山冈上的石块和他深爱的热土。终因力量对比悬殊，所率部队伤亡殆尽。张自忠在最后时刻又身中5弹，在弥留之际，望着如洗的碧空和布满春草的山峦，他留下了最后几句话：“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

   1943年4月30日，张自忠将军之弟张自明来到了将军生前浴血奋战的地方。在绿草萋萋的山冈上，在张自忠牺牲的地点，张自明将两块留有将军血迹的石块带回，并请石匠刻下“血石”两字，以示后人，并一直珍藏。新中国成立后，张自明将它捐献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05-08/23/content_3392407.htm

到底是谁害死了张自忠图


张自忠



（2007年）5月16日，是张自忠中将陨于湖北的忌日，算起来已有67年。在漫长的67年中间，很少有人探究过，到底是谁害死了张将军。答案似乎非常简单，不用细想，当然是日本人！



这个结论固然不错，没有日军入侵，张自忠可以做一位和平军人，无人可以置他于死地。但是，即便是日本人长驱直入，打到了华中，张将军就一定会陨命前线吗？要知道，张自忠贵为中将，高居第5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之重职，是第33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55军、第59军、第77军，其中第59军军长一直由其兼任，但他却只带着两个团，孤军深入，投入日军重重围困，壮烈取死。这其中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他的军阶太高，职位太显赫，他完全可以坐镇大本营，免于一死，为抗战立更大的战功。



那么，是什么迫使张将军义无返顾地迈向死地，决定以壮烈殉国终其一生？



只要翻一翻历史资料，不难看出，逼死张将军的，是公众舆论。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把民意和公众舆论捧得太高，以至现在谈起来自大众的声音，依然带有神圣感。实际上，舆论学公认，来自公众的声音带有致命缺陷。比如，它常常以成见为基础，具有太多的想当然的非专业判断，下结论草率而不负责任，对下过的结论又会很快忘掉……这些公众舆论的种种缺憾，对于发出声音的公众而言是一种发泄，很痛快，酣畅淋漓，但对于当事人，常常苦不堪言，有口难辩。最后，声讨者很快忘记了声讨，忙自己的事情去了，但被声讨的人却一生无法医治心底的创伤。



张自忠，正是这样一位蒙冤的将军，他必须以死来清洁自己的荣誉。



提起这件事，今天的人，恐怕很难想象，像张自忠这样的肝胆忠烈，在他尚未成为“民族英雄”之前，也会被没脑愤青痛骂为“华北特号汉奸”。



30年代中期，日本为确保“满洲国”的军事安全，防止蒋中正突然收复东四省，便要求在华北建立“非军事缓冲区”，日军北撤，国民革命军南撤，所有驻防退出华北。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协议，华北只留驻一支军队，这就是宋哲元中将驻守京津的第29军，其中第38师师长便是张自忠少将。




张自忠



那个时候，蒋中正给这支军队的训令是，“忍辱负重”，不主动打仗，也不放弃华北，与日军做长期周旋。可问题是，这支军队，一直视日军为死敌，比如冯治安师长，有事没事都想找日本人麻烦，一心想把事情闹大，发泄心中的淤愤。宋哲元也是这么一个人，看着日本人就别扭，根本不想跟他们多说话。所以，在全军高级将领中，惟有张自忠儒雅周详，他沉默寡言，身高1米80，相貌酷似周恩来中将，不仅革命军官兵敬仰他，日本军政也很喜欢他。于是，在华北危亡的复杂局面中，张自忠被先后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和天津市长，艰难维系着苦涩的和平，不能得罪日本人，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对于一个具有高度民族自尊心的人，这种内心痛苦，可想而知。



这一切，在外人看来，完全是另一番图景。



大家只是看到，第29军全军将士对日本人全都横眉立目，惟有张自忠一人，竟与日军保持往来，甚至应邀去日本访问，而且受到欢迎和敬重。于是舆论沸沸扬扬，说张自忠与日本订了“密约”，日本人赠其巨款，还送给他一个美人儿。



这种时候，人们会忘记就在几年前，张将军曾担任喜峰口战役的前线总指挥，令大刀队夜袭敌营，砍下数百日军的头颅。为此，还有了《大刀进行曲》这首歌，当年脍炙人口。后来，这首歌被全面修改歌词，变成了歌颂东北义勇军和全国老百姓，殊不知，当年它是献给第29军大刀队的，第2句歌词不是“全国爱国的同胞们”，而是“29军的兄弟们”。



那个时候，张自忠是抗战英雄，但一晃就变成了嫌疑汉奸。



对于张自忠全面的误解，是卢沟桥事变之后。为了保全战斗实力，第29军奉命南撤保定，以取得紧急北上的5个甲种师的支援。与此同时，为了疏散和安置没能随军撤离的军人家眷，为了京津不受重大损失，也为了收殓沙场上的官兵尸体，宋哲元任命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京市长，与敌敷衍，拖延时间。



这一次，沉默寡言的张将军落泪了，他对秦德纯副军长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这样的事，历史上是有先例的，而且从无例外。



曾国藩为国效力终生，临死前被迫去处理“天津教案”，顿时成了“汉奸”。



李鸿章扶国于危难，临死前签署“辛丑条约”，当即成了“卖国贼”。



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究面子的，宁可玉碎，不为瓦全，而且无论先前你做过什么，无论你是不是忍辱负重地代表民族最终利益，只要你与民族敌人周旋，搞了缓兵之计，公众舆论就再也不会放过你，甚至永远不会放过你的后人。



张自忠



果然，张自忠彻底成了众矢之的，成了叛徒、大汉奸、卖国贼的带名词。1937年后半年的报纸，多在痛骂他“卖国变节”，一律称之为“张逆自忠”。那时的中国文人，凡喜欢发表言论的，没有谁没骂过张自忠。一些大报用醒目的大标题配文，讽刺张将军“自以为忠”，其实是“张邦昌之后”。9月28日，《大公报》发表《勉北方军人》，颂扬老将段祺瑞和吴佩孚具有民族气节，而把张自忠与汉奸殷汝耕名列一处。



“在北方军人的老辈中，便有坚贞不移的典型。段祺瑞先生当日不受日阀的劫持，轻车南下，以民国耆老死于泸上，那是北方军人的光辉。最近北平沦陷之后，江朝宗游说吴子玉先生，谓愿拥戴他做北方的领袖，经吴先生予以断然拒绝。这种凛然的节操，才不愧是北方军人的典型。愿北方军人都仰慕段、吴两先生的风范，给国家保持浩然正气，万不要学鲜廉寡耻的殷汝耕及自作聪明的张自忠！”



当年的《大公报》类似于今天的《南方周末》，完全是民意代表，从不与政府保持一致，被视为社会的良知，可想而知，当年它的公众影响力比《南方周末》和《北京青年报》加起来还要大，其连篇累牍地鞭挞张自忠，效果可知。好在张自忠比曾国藩和李鸿章幸运，他只有46岁，他有充分的时间去改变公众看法，最有效的办法便是，“粉身碎骨，以事实曲直于天下”。



在一片痛骂声中，张自忠始终缄默着，周旋着，估算着第29军向目的地有续撤离的时间，努力使京津免于屠城。等到日军要求他通电反蒋，他已完成宋哲元交给他的任务，他便断然拒绝，随后称病，躲进德国医院，然后骑车逃往天津，再换乘英国轮船去青岛，至济南，企图转道南京。



在济南时，张自忠被山东省主席韩复渠上将拘押，韩主席叫来秦德纯，另派一位大员，一同押解张自忠去南京侯审。在韩复渠看来，张自忠的确是汉奸，必须惩办。



张自忠被押上火车时，京沪各大报纸皆发电讯，报道“张逆自忠今日解京讯办”，连车次也做了详报，所以火车一进徐州站，秦德纯忽然发现打着白旗的学生包围上来，急忙令张将军躲到厕所里，张将军自问无愧，不肯，被秦德纯推了进去，随手把门锁上。学生冲上车，咆哮着要抓“汉奸张自忠”，秦德纯颇费一番口舌，才把愤怒的学生骗下火车。



这件事，对张将军的刺激极大，让他清醒地知道了自己的公众形象。


张自忠



拘押济南期间，张将军曾给同事和部下写信说——



“社会方面颇有不谅解之际，务望诸兄振奋精神，激发勇气，誓扫敌氛，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



“必死而后能生”，为了清扫自己毁誉，张将军想到了由死而生。



也就是从那时起，“死”这个字，频繁出现在张将军的笔端。



到了南京，张自忠见到蒋中正，心头悬垂的石头落了地。蒋中正相信张自忠是爱国的，劝说他放宽心，好好修养。张自忠大为感动，在解除拘押回寓所的路上，他含着泪，对秦德纯说：“如果委员长令我回部队，我一定誓死以报领袖，誓死以报国家。”



在张自忠看来，蒋中正给他的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用来证明自己不是汉奸。



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他将遗臭万年，所以他对蒋中正心怀感激。



1938年，张自忠代理第59军军长，归队当天，他又一次落泪，对着同样担负着汉奸恶名的老部下说：“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



为什么说得这么狠？因为张自忠是不能打败仗的！一个被疑为“华北特号汉奸”的人，从一开始便失去了可以撤退可以打败仗的权利，他只能勇往直前，痛击日军。



张将军做得不错。在徐州会战中，他痛歼板垣师团两个联队，并衔尾急追，日进60公里，取得“临沂大捷”，坂垣征四郎数次羞得要自杀。在武汉会战之后，他以一对十，击毙日军3位联队长，歼敌1万3千人，最终挫敌溃退，赢得“鄂北大捷”。不久，张将军再次猛冲猛打，取得“襄东大捷”。



不过，即使军功在身，为民族独立而死和为洗清自己而死，这两种死念依然缠绕在张自忠的心底。为夺取“鄂北大捷”，张自忠计划夜袭钟祥日军总部，行动前，他再次提到： “人总是要死的，多活20年少活20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国家为民族而死就重于泰山，否则轻如鸿毛。”当然，他胜利了，但他没有死，所以老百姓和记者都已承认他确实很能打仗，可要说他是民族英雄，似乎还差得远。




史沫特莱



这其间，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赶到钟祥县，来采访张自忠。但像绝大多数记者一样，史沫特莱对张司令的印象并不好，认为他至少曾经做过汉奸，现在不过是将功补过罢了。在采访中，史沫特莱问到“伪军”问题时，张自忠非常敏感，不再说话了。或许，他感到很愤怒，已经打了这么多大仗胜仗，投降问题却依然包围着他。



史沫特莱无法理解张自忠的沉默，认为是羞愧和面子使然，而对于张自忠来说，沉默是他唯一的选择。就像史沫特莱一样，舆论仍然认为，张自忠的胜仗，不过是弥补过去做汉奸的罪过，只有张将军自己知道，他从未做过汉奸，但他必须用壮烈的死来证明。



1940年，日军集中30万兵力，猛攻湖北襄樊，张自忠的机会终于来了。



张自忠在襄河东岸打了1场胜仗，撤回西岸，与敌对峙。此时，他的第 33集团军只有3个团的兵力在此，其他部队分散在各个隘口，不能抽调，但张将军不知为什么，非要再渡襄河，去打敌人的重兵。即便如此，张自忠作为中将总司令，不管怎么个打法，他本人都没必要亲率小股部队外出冒险，但他不顾部下再三劝说，非要坚持让冯治安副总司令留守，自己率区区两个团渡河作战。



5月1日，他动员第59军高层，共同为国赴死。



“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它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5月6日，张自忠给冯治安发出最后一封信，这基本是一份军事遗嘱。



“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179D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



信发，张自忠带兵渡河，义无返顾。



张将军平素生活简朴，从来只穿土布军装，与下级军官无异，但这一次出征，将军一反常态，竟穿上了黄呢军装。这让送行的人非常吃惊，他们后来才明白，他们的总司令已经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



5月14日，张自忠将日军第13师团拦腰切断，日军兵力是自己的1倍半，但张自忠毫不畏惧，屡次下令冲锋。



日军屡屡受挫，奇怪这支中国军队何以如此倔强，获悉是张自忠亲自带队，15日便大举增兵，以1万兵力，分南北两路，夹击包围张自忠，以期铲除心患。







张自忠



5月16日，张将军布阵十里长山，日军以飞机和大炮配合轰击，弹如雨下，革命军阵变成一片火海。张自忠身材高大，穿着耀眼的黄呢军装，目标明显，日军更是从3个方向，用交叉火力，向他那里射击。



中午，张将军左臂中弹，但他坚持着，给第5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一份报告。然后，他告诉副官：“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



此时，日军包围圈尚有东北角一个缺口，但谁都可以突围，惟张将军是没有权力撤退的，他不能因为做逃兵而勾起公众丰富的联想，于是，他让苏联顾问和文艺兵冲出了缺口。



下午3点，张将军腰部中弹，右肩右腿被炮弹皮炸伤，只能卧地指挥。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军又中3弹，却猛然站起，被身后的日本兵射杀，另一名日本兵跑上前去，将枪托击碎他的头颅，把刺刀插进他的腹部……



这一刻，张将军知道，他绝对不再是汉奸了，他将是永远的民族英雄。



日军发现将军衣兜里的金笔刻着“张自忠”3字，大为震惊，立即列队脱帽，行军礼致敬，最后用棺木盛殓，竖起“支那大将军张自忠”灵牌。不知道日军这么做，是因为崇敬将军忠勇，还是依然像过去一样喜欢他的儒雅亲善。



蒋中正闻讯后，非常生气，他不明白为什么总司令战死，副总司令、军长、师长反倒一个也没死，不知道这仗到底是怎么打的。他哪里晓得，张自忠的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阵亡，他是在涅磐，是要用壮烈殉国告诉国人，为了民族，他可以视死如



张自忠将军墓



张将军的尸体从日军修建的坟茔中启出，运至宜昌，停灵东山寺，数万宜昌人不期而集，悲伤之情，溢于言表。但除了痛恨日军之外，他们是否为错怪过这位忠烈感到深深的内疚？灵榇沿长江逆流送抵重庆，储奇门码头人山人海，10万人前来凭吊，而这些人，又有多少当初没骂过张自忠呢？好在这个时候，他们终于明白了，棺材里的人是真正的英雄，但谁为他的死承担责任呢，报社和公众舆论会一致愤怒地说，该死的日本人！



这至关重要的惨烈一死，扫荡了将军身上的所有荣誉阴霾，使张将军在所有后人、在国民党那里、在共产 党那里，都成了名垂千古的民族忠烈。



5月28日，国民政府举行隆重葬礼，蒋中正题写“勋烈常昭”，追授他为陆军上将，使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阵营战死的最高将领。



8月15日，延安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题写“尽忠报国”，使之日后成为新中国追认的“革命烈士”。



这便是张将军困居济南时所写，“必死而后能生”。从此，媒体开始专心致志地描绘张将军从小就是民族英雄，史沫特莱由震惊转为内疚，称张自忠是“有良心的将军”，大众也完全忘记了张将军曾是他们由衷唾弃的“华北特号汉奸”。



《领导文萃》
http://www.huaxia.com/thpl/jwgc/2008/02/39987.html

henry2000888

时空连线：追踪齐齐哈尔毒气弹事件(组图)


挖出的炮弹


工作人员在挖掘现场


记者全副武装赴挖掘现场

几天来，从这个戒备森严的地方传出的警报声，一直让齐齐哈尔市头站村的村民们提着一颗心。自从村里有人在自家的院儿里挖出了炮弹，这里就成了村民们的禁地，而他们生活的村庄也一夜之间成了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

　　记者：一走进这个村子，立刻就能感受到这里的紧张气氛。从村边的路口一直到挖掘现场都有很多军警把守。离挖掘现场大约几百米的地方都已经被围上了警戒线。据了解，



住在警戒线里的十户村民6月14号以前就已经全部撤离了。大家看到我身后的那片闪着警报的区域就是不久前村民发现炮弹的地方。一会儿在换上防化服之后，我们将带您到挖掘现场去看一看，这些炮弹的挖掘和处理工作是怎么进行的。

　　据了解，这次头站村发现炮弹的地方是村民董立彦的家，5月23号一大早，董立彦正在自家的院儿里挖地基，准备以后盖个房子让女儿回来住。

　　董立彦：没成想挖着挖着，把炮弹挖出来了，而且越挖越多，一看里面还有一坑呢

　　见此情景，董立彦与家人马上报告了当地政府。外交部接到报告后立即会同军方专家前往鉴定，并确认为侵华日军遗弃的化学弹。

　　外交部处理日本遗弃在华化武问题办公室主任葛文彪：这是历史问题，刻不容缓。

　　1999年7月，中日双方签署了《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备忘录》，在备忘录中日本政府明确表示，要诚恳地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的化武遗弃国的销毁责任，原则上以2007年4月处理完毕为目标。这一次的事件发生后，外交部立即向日方提出了交涉，6月16日，日本政府派出了一个由28人组成的专家组来到齐齐哈尔市实施挖掘回收作业。而中方也派出了一个包括50多名专家在内的150人的协助团。在挖掘工作的第二天，部分中外记者被允许进入现场做短暂的采访报道。

　　在现场指挥区我们看到，短短几天，这里已经专门为中日双方指挥所，医疗室，烘干室，监控、分析室等搭好了工作帐篷。帐篷外还特别设立了消防点和气象观测点。在指挥所里，中日双方的专家可以直接看到挖掘现场的一举一动。而记者如果想进到污染区内拍摄挖掘处理工作，则必须穿上防化服。

　　据专家介绍，目前剩下的炮弹主要分布在一个长、宽为2米，深度为0。6米的区域内，根据这个面积估算，大约共有500枚炮弹。

　　中方协助团专家组专家马印德：周围没有，不能说没危险，严格按操作规程，不可能有意外，最多有泄漏，有专家处理。

　　这个安全化处理帐篷就是专门处理毒气泄漏弹等危险弹的地方，和挖掘帐篷一样，这里的帐篷也属于负压帐篷，即使出现泄漏，负压也会将毒气吸纳在帐篷范围内，不会对周围产生影响。

　　据了解，目前已经挖出的化学炮弹分为75、90、和105型，绝大多数都属于糜烂性的毒气弹。在经过物理鉴定和密封处理后，被清理出来的所有炮弹将被运送到齐齐哈尔日遗化武托管库保存，待日后统一销毁。为了保证运输安全，日方派出了专门运输废弃化武的防爆车，而通往市内的公路也经过了修整。截至目前，除了挖出炮弹的村民董立彦在住院观察以外，没有其他人员伤亡，也没有任何污染事件发生。时空连线记者齐齐哈尔报道。

　　主持人：由于这次需要挖掘的炮弹数量特别的多，到目前为止探测大概有500多枚，所以挖掘工作仍然在继续当中。通过一年之前的8·4事件，事实上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一旦这些毒气弹造成泄露的话，会给周围的人员和环境造成多大的危害，这一次的挖掘工作是否存在同样的风险呢，接下来我们首先来连线我们的前方记者屠志娟，小屠你好。首先我想问一下小屠，毒气弹的受害者董立彦他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了？

　　屠：董立彦是在事发当天因为感到头晕和胸闷，而被送到了他所在的区的人民医院，这家医院本身并没有相应的设备能够检测出董立彦的这些症状是否因为中毒而产生的，所以目前他们是在以他心脏不好的老毛病，就是以冠心病在给他进行治疗的。他们也表示，如果这个董立彦的病情发生进一步恶化的话，他们会考虑给他转院。

　　主持人：这个炮弹还有没有伤到别人？

　　屠：从目前来看，其他人没有什么伤亡。

　　主持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炮弹埋在地下也将近70年了，会不会有泄露呢？

　　记者：到目前为止挖出来的炮弹还没有发生泄露的现象，危险性肯定是存在的。根据这个情况中日双方的挖掘组也做了充分的准备，比如说挖掘现场、回收处理现场的账篷方面都搭起了防爆墙，而且在室内，就是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戴着防毒面具，防着防化服，实行了全身防护。而且在工作区的账篷里面，还特别实行了滤毒的通风设备，而且我们看到在作业区里有一个特别的账篷是进行安全化处理的。这个账篷主要是对一些危险弹进行处理，比如说是有毒气泄露的弹，或者是带有隐性这样的弹药进行处理，来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主持人：就像你说的，可能现在也不能完全来确定是不是500多枚一枚都没有泄露，一旦造成泄露的话，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屠：如果要是发生泄露的话，可能会对它周围的土壤造成一定的破坏，但是专家也给我们保证，目前他们采取的措施会尽量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而且即使发生了泄露，对土地造成污染，他们会把这些污染的土地一并来回收，要跟这些炮弹一起运走，最后会保证在所有的炮都清理完毕之后，会对现场进行一个化验分析，在确保完全没有污染的情况下，才会让原来的居民进行回迁。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小屠带回的报道。

　　在最近几年当中，其实在齐齐哈尔已经连续的发生了日军遗留化学武器伤人事件，当地的老百姓对于化学武器是否有足够的知识，他们是否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记者在齐齐哈尔的调查。

　　5月23号一大早，头站村村民董立彦在自家院子里一口气儿挖出了五十多枚炮弹。虽然现在想起来一直觉得后怕，可当初往外挖的时候，他却没想这么多。

　　董：我寻思着就一扔完了，没想到这么多，原来想扔坑里，而当时董立彦在挖这些炮弹的时候，他年仅七岁的小外孙就呆在院子里看热闹。直到董立彦的爱人闻讯赶回来之后，一家人才急着开始向公安部门汇报。

　　董的爱人：控制不了他，虽然这次的事件中并没有严重的人员伤亡，但村民对这些化学武器如此缺乏警惕性还是不免让人担忧。

　　村民：一开始不知道这么厉害，不了解知识；没遇到过，不知道该怎么办

　　据了解，在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曾在我国19个省市使用了大量化学武器，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前后，为了销毁证据，又将大量化学武器就地掩埋。据我国政府估计，埋在我国境内的化学武器约有200万枚，其中东北地区最为集中，仅在齐齐哈尔，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发现了几个化武遗弃点。就在5月23号头站村村民挖出化学弹的第二天，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的一个建筑工地在施工过程中又发现一个日军遗弃毒气桶。幸运的是，因桶内毒液已早期泄露，8名接触者均未出现中毒症状。而去年8月4日，同样是在齐齐哈尔，同样是因为警惕性不够、缺乏相关知识，泄漏的日军遗弃毒气桶却导致了1人死亡，43人受伤的严重后果。

　　接连出现的化学武器，一次次打乱当地百姓的平静生活，甚至给他们带来伤害。那么，除了呼吁日方加速遗留化武的处理工作，作为百姓、作为政府，又能做些什么，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呢？时空连线综合报道。

　　主持人：那老百姓应该怎么保护自己，政府应该建立一套什么样的机制来保护老百姓，接下来就这个问题，我们继续连线两位嘉宾，第一位仍然是我们的前方记者屠志娟，第二位是防化专家王惠芳研究员，你好，非常欢迎两位。

　　首先我想问一下王先生，我们记者调查的结果发现当地老百姓可能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整天坐在一个危险上面，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些危险到底分布在哪儿？

　　王：非常遗憾，到目前为止，日方一直没有提供当年他遗弃了多少化学武器，这些化学武器都遗弃在什么地方，有哪些种类，而他当时(把炮弹)沉水和掩埋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在城镇附近。在历史上，我们发现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往往都是施工建设和疏通河道的时候发现的。从已经发现的情况来说，比如说东北地区就相对其他地区比较多一些，另外有一些像江苏这一带也发现了为数不少，在河北也发现了一些。

　　主持人：小屠，就像你在短片里说的，可能在齐齐哈尔发生这样的毒气弹伤人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你调查的感觉当中，你觉得老百姓对这个有足够的警惕吗？

　　屠：这两天我们分别对头站村的一些村民，包括5月24号挖出了一个毒气桶，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的一些居民进行采访，在市区的这部分老百姓可能是由于接触报纸媒体这样的一些机会多一些，所以他们的警惕性稍微高一些。那么在村里的老百姓，好像并不是十分的担心，比如说在采访中我们接触到了一位老百姓，他说在几十年前他小的时候，在他们村子里就在地面上发现过这样的炮弹，但是大家并没有特别地恐慌，而他自己还曾经把这些东西当作废铁进行过贩卖。我们在采访中接触到了董立彦的爱人，他目前是住在自己的女儿家，他跟我们讲，有一次他出来的时候，有一个村民说，你怎么还到处走啊，你身上会不会带有毒气呀，会不会影响到别人。所以说大家对这方面的知识可能了解得还不算是很充分。

　　主持人：王先生，您看我们记者调查了一下，发现很多齐齐哈尔的老百姓病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您给当地老百姓的建议是什么？

　　王：我觉得作为一般老百姓应该知道一些化学武器，特别是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的基本知识，比如说这些毒气弹的种类、性状、气味等等基本情况，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应该具备对日军遗弃化学武器的防护知识，遇到这些事应该怎么处理，比如说你就不应该随便去接触它，及时上报，赶紧打电话。千万别自己在那儿随便瞎动，认为拾了个宝贝，有的甚至还锯开，这样危险特别大。这个我想我们还是得加大宣传的力度，宣传的人越来越多，人民谈论的也越来越多，可能会好一些。

　　主持人：小屠，我想可能老百姓碰到这种意外事件他第一要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第二他要知道应该向哪个机构报告，你在齐齐哈尔做调查的时候，你发现当地老百姓是否清楚这一点？

　　屠：在富拉尔基区采访的时候，大部分老百姓，他们说本能地会想到向公安部门来汇报。那么在村里采访的时候，有一部分老百姓向我们反映，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根本不知道该向什么部门反映。也有一部分老百姓说可以向政府上报，但是具体向政府什么部门来反映这件事情，他们还是比较模糊的。就此我们也特别地查询了当地的114电话，想了解一下如果居民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应该向什么部门反映。但是114的工作人员，我听到里面有两个工作人员在商量之后给我的答复是安全局，但是安全局给我的答复是这件事不归他们管。

　　主持人：您刚才已经告诉了我们几个到目前为止集中发现日军遗留毒气弹的地方，到底发现这样的化学武器，应该向哪个部门汇报，您对当地政府有些什么样的建议？

　　王：我觉得(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相对比较集中，比较多的地方，应该设立一个专门的指挥组织协调中心，有专门的电话，这样的话发生事儿应急起来就快，从技术角度来讲，我觉得还应该有一些专门的人员或者队伍，比如说像一些保安队伍，如果一旦发生了，发现了有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就要对这个地区和周围地区进行封锁。第二部分人就是医疗人员，我觉得在发现日军遗弃化学武器比较多的地方，应该有一些医生比较懂得这方面的抢救治疗，甚至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这样的话一旦发现中毒，抢救的会及时一些。。我觉得这些方面还要加强起来。

　　主持人：非常感谢两位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到目前为止，日军遗留在中国国土上的化学雾气到底有多少，在哪里，这些情况都不非常的明确，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身边会有潜在的危险，60年前的战争已经给中国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现在我们除了敦促日方尽快的处理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之外，还要教会普通的公众如何切实的保护自己，政府也应该建立一套相应的应急机制，以免人们受到第二次的伤害。

http://news.sina.com.cn/c/2004-06-23/16333501753.shtml

齐齐哈尔又发生日军遗留化武中毒事件


5月25日上午，事故受害者、运送残土的翻斗车司机刘某在江堤旁指认残土倾倒地点。


5月25日上午，防化兵在可能受到污染的残土倾倒点侦毒。


5月25日拍摄的已被警方封锁的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花园小区建筑工地。

　5月24日晚，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花园小区建筑工地在挖掘过程中发现一个圆桶，里面没有液体，但有周边居民闻到刺鼻气味。接到报警后，公安部门当即对现场实施封闭，并对接触圆桶的人员展开调查，中毒者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新华社发(王勇刚 摄）

http://news.sina.com.cn/c/2004-05-25/16533330446.shtml

两日本老兵在吉林初步指认化武埋藏地点(图


　本报吉林敦化电（特派记者张瑾） 在中日双方律师团的协调下，两位日本老兵户口好太郎和小林利男昨天用了将近一天的时间，终于对当年自己亲手遗弃化学武器的大致地点作出初步指认。

　　早上8时许，记者随同两位老兵以及中日双方律师等人，冒雨驱车赶往老兵记忆中的化武埋藏点———吉林省敦化市大桥乡中兴隆村。10时许，车辆在路旁的田地头突然停下，两位老兵在“巡视”中注意到不远处田地中并排有6棵大树，他们记起自己当年埋藏化学武器的地点，正是机场一侧几棵树的附近。但在与旧地图的进一步核验之后，两老人又有些不太确定了。

　　中午期间，两位老兵再次交换意见后认为，上午途经的6棵树附近，最有可能是当年的化武埋藏点。于是，众人又驱车沿原路逆向进行查找。当再次来到那6棵大树前并对现场和旧地图反复对比之后，小林利男和户口好太郎最终判定，6棵大树附近应该就是他们当年埋藏化武的区域。

　　据了解，今天，他们将继续对具体埋藏点进行确认。



http://news.sina.com.cn/c/2004-07-02/01562963869s.shtml


60多年前的手绘地图，图上的ABC三点正是当时化学武器的埋藏点



两个日本老兵冒雨来到吉林敦化指认


这是一趟开往吉林敦化的列车，这一次踏上中国东北这片土地，两个日本老兵已是几夜不能安眠。60多年前，当他们第一次脚踩这片黑色土地的时候，正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大举侵占中国之际，当时，两个人都服役于侵华日军2633部队，这个部队主要负责的就是化学武器的调配和供给。特别是1945年，老兵户口好太郎和小林利男都曾经参与在吉林敦化埋藏化学武器。60多年后，他们要为当年所作的一切而谢罪，为了谢罪，他们带来了这张手绘地图，图上的ABC三点正是当时化学武器的埋藏点，那么时至今日，大批埋藏于地下的化学武器



究竟在哪里呢？本期《时空连线》请来了日本老兵--户口好太郎和小林利男，以及研究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专家黑龙江社科院的副院长步平先生和一直参与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的苏向祥律师做访谈：

　　日本老兵 户口好太郎：当时弹药就在我们图上画的这一带。当时是45年，4、5月份的时候我们到了这里，那时候化学弹药已经开始大量的在这里卸了，大约我们在这里呆了2、3个月，日本就战败了。

　　在侵华战争中，吉林敦化是日本的弹药仓储基地，除了常规武器，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毒性极大的化学武器，1945年6月，日军又把原本位于黑龙江东宁的野战兵器场的大量化学武器转移到敦化，随后为了隐匿罪证便埋藏于此。吉林敦化成为日军遗弃化学武器数量最多的地方。

　　日本老兵 小林利男——当时我们从车上卸了大量的化学武器，然后再搬到图上画的这些地点，都是我们敢死队自己运来的，堆在这里像小山一样。

　　按照两个日本老兵提供的地图，化学武器埋藏点应该在敦化兴隆村，但是世事变迁，原来的兴隆村已经不复存在，老兵们只能靠依稀的记忆去寻找几十年来时常出现在他们噩梦中的化学武器埋藏点。

　　日本老兵 小林利男——大概化学武器就卸在那一带了，我记得有一棵小树，小树就是标志，我们以小树为中心，化学炮弹就堆放在它的周围。当时聚集了很多的炮弹，堆放了很多。

　　吉林敦化村民——我们这里地下有很多炮弹，挖地的时候就能挖到，为此还死了上百人。

　　十几年前，日本老兵户口好太郎曾参加中日友好访问团到吉林参观，无意中听说埋藏在敦化的那些化学武器已经生锈腐败，并泄漏出来再次对中国人民造成了伤害，因此他和当年的战友小林利男商量决定，要来亲自指任埋藏日军化学武器的现场。

　　日本老兵 小林利男——我这次来是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我们对不起中国人民，我心里很难受。但是我到了这里，中国人还热情的接待了我，我很感动，我感到中国人是宽容的，我要谢罪。

　　虽然这一次，由于地形地貌的变化，没有查找到当年日军遗留化学武器的具体埋藏点，但两个日本老兵带来的埋藏点地图和他们现场的指认，仍然为寻找当年埋藏的这些化学武器提供了重要线索，成为日本侵华罪行的又一个铁证。

　　主持人：根据专家的分析，由于这个地理地貌变化特别大，所以要通过这些日本老兵的指认直接找到当年他们埋藏的这些遗弃的化学武器，并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老兵来华除了找到化学武器之外，是否还另有深意呢？接下来我们首先来连线中国人战争受害赔偿要求律师团的代行律师团团长小野寺利孝，小野寺先生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想问一下小野寺先生，您是怎么找到这两位日本老兵的？

　　小野寺：他们中有一个人，在去年6月左右，听说我正在做这个辩护律师，然后可能就跟我联系，这是一开始我们认识他的一个契机。8月份我们见面了，这样的话我就找到了

　　主持人：那我们知道当年侵华日军在我国很多地方都留下了遗弃的化学武器，至今应该是有很多的物证，但是为什么还需要人证呢？

　　小野寺：我们在毒气事件中，去年5月、9月进行了两次，出现了两次判决，一个是我们败诉，另一个是我们全面胜诉。两个事件在东京高等法院正在审理之中。但是在高法上，(日本)国家方面现在又开始提出反证，所以现在就需要找到证据证明是由于军队的命令，事实上他们把化学武器是遗弃和隐秘了。这样这两位老兵是非常不可或缺的证人。

　　主持人：当您跟那两个日本老兵提出希望他们到中国指认在中国埋藏遗弃化学武器的埋藏地点的时候，他们是立刻同意了吗，他们会心存顾虑吗？

　　小野寺：他们不忧虑，而且没有任何顾虑。他们两个在五十八九年前，对自己亲手藏起来的这些遗弃化学毒气弹给人们带来的灾害，一直是非常不安、自责。所以，这种受害者出现了以后，他们非常想见这些受害人，向他们道歉，在结束自己的人生之前要做这些事情。所以他们主动地说我们要到当地去调查。

　　主持人：那您觉得这两位老兵的态度代表所有的现在还活着的老兵的态度吗？

　　小野寺：不是，相反，大多数的老兵们，他们不愿意承认战场上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战争中自己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行，缄默不语，就是到进坟墓之前，99.99%的人要一字不提，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两位老兵是非常非常少有的例子。

　　主持人：对这两个日本老兵到中国来指认遗弃的化学武器这件事，日本的公众什么反应，日本的媒体什么反应？

　　小野寺：我们对媒体还没有提供这个信息，我想可能有两方面的可能性。一个是右翼那方面的，或者说老兵们成立的各种各样的组织、机构，会对小林还有户口这两个人，两个老兵的证言进行严厉的批判、谴责，在社会上也会去抹煞他们的这种证言。另外一方面，这两位老兵证言了以后，作证的时候，许多爱好和平的或者是致力于日中友好的日本人，在他们中就会赞赏他们是有勇气的证言。这两种情况都是可能的。

　　主持人：那就像您说的，这两位日本老兵，除了来中国指认当年遗弃化学武器埋藏的地点之外，还需要到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去做证人。可能会对于中国这些受害者受遗留的化学武器侵害的这些受害者带来什么样的帮助？

　　小野寺：肯定会有帮助。日本政府现在或者未来不能说清楚到底埋在哪里，危险仍然是随时存在，希望能够早一天克服这样的情况，并且也需要使更多的老兵来指认，或者是有更多的资料拿出来去说明哪里有毒气弹，埋在哪里。这些方面要求政府向中国提供更多的详细的资料。在法庭上胜利就是为了要推动他们去做这些事情，用法律的责任上去要求政府去做。

　　主持人：我听说你们还特地建了一个网站和热心电话，希望能找到更多的证人，现在这方面进展怎么样，还有别的日本老兵出现吗？

　　小野寺：我们准备在法庭上作证，同时我们也利用网站，在宣传这两个人作证的意义，更广泛地去在传播这个信息，使户口和小林这样有良心的老兵能够觉醒。但是民间毕竟是有一定的限度，热线需要日本负担这个事情的部门或者是防卫厅，或者是外务省，这些部委应该更主动地去创设热线，去收集信息。为此我们也要在这方面去推动工作。但首先从民间开始吧，这是第一步。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迄今为止，日军遗弃在中国土地上的化学武器已经造成了多起伤及无辜的事件。由于没有日方提供的资料，我们很难主动地去搜寻日军遗弃在中国土地上的化学武器，所在地的无辜者受害的几率大大提高了，日军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份资料，如果有的话为什么不提供呢？接下来我们就这个问题来采访两位专家。我们请到的第一位专家是研究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专家黑龙江社科院的副院长步平先生，您好。第二位是一直参与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的苏向祥律师。非常欢迎两位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主持人：首先想问一下步院长，根据您的判断，现在让那些老兵时隔了60多年再回到中国来指认，找到遗留化学武器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步：因为目前这一次在我接触敦化也是第二次了，以前也接触过一次，一位日本老兵来这儿寻找，结果不是很理想。这次重要的意义有其他两点。第一就是说，因为他们的行动本身证明了，当时的确是接受了命令，掩埋了化学武器，我想从这一点，有人否认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责任，一种反驳吧。第二点要证明，民间有这个能力来找到当时的当事人来证明他们遗弃化学武器的这种活动，既然民间可以做，那政府就更应该做，而且有责任把它更充分地找到。我想这两点是更重要的。

　　主持人：为什么如果没有日本提供的资料，我们就不能主动地去探寻？

　　步：我们主动去找的这种可能性应该说不是很大，因为我们的领土太辽阔了，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不可能到处去找。

　　主持人：那我想问一下苏律师，根据目前掌握的这个资料来判断的话，当年日军手里有没有这样一份资料，比如说记载了在哪儿哪儿我们扔下了一批化学武器走了。

　　苏：目前来看日本政府一直没有这些资料可提供为由，拒绝向中国提供资料，但是结合慰安妇和劳工的案件，日本也是以这样的理由进行搪塞，但是经过中日学者不懈的努力，终于找到了这些历史资料。也就是说结合这方面的情况，我坚信日本政府向中国战场上配备化学武器的资料一定会有。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应当保留这样的资料，我们认为这样的资料就在日本的防卫厅的一个图书馆的资料室里，但是它没有公开。

　　主持人：步院长怎么看，您觉得这份资料存在吗？

　　步：战争如果比较系统的资料，我认为不大可能存在。因为当时日本处在战败的期间，应当说是比较混乱的。但是在我们看到，在有一些部分的片片断断记载的资料，能够找到一些。但是我想要是解决这个问题，恐怕文字资料是一方面的事，更重要的是要找到当时参与埋藏化学武器的当事人，由他们提供证据提供证言，这是非常需要做的。

　　主持人：现在我们发现这样的事情找日本老兵指认化学武器，全是日本的民间在做，并没有日本的政府在做，为什么？

　　步：我想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问题。是不是真正认识到了这个遗弃的化学武器，确实对中国人民造成了这么巨大的伤害，而且不能让它再继续下去，有没有这样的认识。我想(日本政府)这个方面恐怕对这个认识是很淡漠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在日本国内，比如去年也发生过化学武器，遗弃的化学武器被找到的情况，当时在日本国内是引起了轩然大波的，他们国内其实从1973年就做过一次大规模的遗弃化学武器的调查，在日本国内的调查。去年发生的这个事情以后，又继续做了一个补充的调查。他们已经调查到，在日本国内将近140处遗弃化学武器的地方。那么在日本能做这样的工作，那么明显地在中国遗弃的化学武器，为什么不能做呢？我想这首先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认识上的差异。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苏律师，以您了解的情况来看，如果民间能找到这些老兵的话，如果日本政府去找，他是否有更加便利的条件。

　　苏：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遗弃化学武器的老兵亲自实施了掩埋这样的行为，日本政府走访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老兵，收集信息和线索，完全能够向中国方面提供，可以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步：我想补充一点，在战争期间日本使用化学武器都是有非常严格的保密命令的，不能公开这些秘密。战后很多军人依然把这个秘密就保留在自己的心里头，没有对外去讲出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应当说他们对这个战争的责任认识还是不充分的，这种情况下就带出来一个问题，作为政府如何让他自己的国民认识到这个战争对被害国带来的灾难。你比如说这一次来中国来指认的这位老兵，其中有一个叫户口好太郎，他就是在十几年前来到中国，偶然的一次机会听说到了当年遗留下来的化学武器泄露出来产生的伤害，这样才引起了他自己的责任心。我想这种工作应当由(日本)政府做更多这样积极的工作。

　　主持人：说到用老兵来搜集关于化学武器的资料，来绘制一个大概地图，这件事情我想到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一个问题，你想这一次到中国来的两位日本老兵都是80多岁的年龄了，如果件事再拖几年，是不是有很多秘密就真的会被带到地底下去了，两位不知道有没有同样的担心。

　　步：这个工作确实是非常紧张的事，因为我们这样的工作大概开始在1992年，当时还能找到的一些人，当时我们找到的很多人现在大步分都已经过世了。这样的工作确实应该有紧迫感。

　　苏：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中国方面的受害者也在不断地离开人世。日本的老兵也不断地在离开人世。日本政府又不主动地，不积极地公布化学武器的配备情况，事件就拖下去了。拖下去的后果就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不断受到伤害。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想问苏律师，现在这两个日本老兵愿意到中国来指认他们亲手掩埋化学武器的埋藏地点。这件事情可能会对日本政府转变他的态度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苏：我想这是一个积极的作用。投通过民间的行为，我们民间走访日本的老兵，日本老兵进行忏悔之后有所行动，我们认为这正是一个人犯了错误进行改正，而且赢得尊重的一个行动，我们也通过这个行动给日本政府提供一个典范，日本政府只要做这件事情，关于历史认识问题，现实问题，也会赢得中国人的尊敬。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两位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一方面明明轻而易举可以做到，却不愿意面对历史，不愿意面对现实。另一方面历经千辛万苦，只希望能够对得起一个做人的良心。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两种面对着侵华战争这样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事实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和平的年代，很多无辜的中国人还在受到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的伤害，面对这样的痛苦，难道知情者还要继续沉默下去吗？

http://news.sina.com.cn/c/2004-07-02/11543586363.shtml

henry2000888

专访国内唯一健在的飞虎队中国飞行员(组图)



中国守军守护着飞虎队战机。飞虎队的战斗机上都绘有吓人的鲨鱼嘴和插翅飞虎队徽，借以打击日军士气。



龙启明拿着当年的照片，感慨万千。


飞虎队队徽。


一架道格拉斯C-47运输机飞行在“驼峰航线”上
　飞机在3000多米的高空中被气流冲刷得摇摇摆摆，四周是青藏高原白雪皑皑的高山。

　　这是1943年的一天，在被视为死亡之旅的“驼峰航线”上。滇缅公路已经被日军截断，物资极其匮乏，这条运输航线，是当时中国接受外援的惟一“血管”。

　　刚刚20岁的龙启明年轻得不像是能够承受如此重任，然而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

　　雷鸟基地接受过3个月高级训练的他，已经是中国军队中的天之骄子。

　　那时的飞机没有空气增压设备，机舱里寒气彻骨并缺氧，然而极度紧张的飞行使汗水湿透内衣，脸上的汗水霎间结成冰霜。

　　突然间，正前方闪出一座高山。龙启明猛拉操纵杆，飞机就是爬不上去。龙启明叫机长瑞恩斯和他一起拉，但飞机还是上不去，眼看就要撞山了！

　　飞机离前面的山坡最多还有600米，但瑞恩斯还在笑，龙启明绝望地说，你笑什么，我们都快完蛋了。没想到就在最后一刻，瑞恩斯猛抬操纵杆，靠着气流的力量，飞机哗的一下爬上去了，迅即冲出山口。

　　“真是命不该绝啊！”62年后，在重庆大渡口革新村小游园旁的家里，提起往事，龙启明还心有余悸。

　　这位已从重庆钢铁厂退休的老人，是国内目前健在的惟一参加过大名鼎鼎的“飞虎队”(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的中国飞行员(当年共6名中国人参加过“飞虎队”)。

　　逃难踏上从军之旅

　　香港沦陷逃往桂林，闲逛考上“留美空军学员”

　　祖籍广东顺德的龙启明1923年出生在香港一个富裕家庭，父亲龙朝杰，是香港电讯司副司长、香港华员会(在港华人组织，相当于大陆的工会)会长。

　　在龙启明的幼年记忆中，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无论如何总是低人一等的。13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去父亲办公室，刚要迈进大门，洋人司长Kay忽然出现在他面前，Kay对着他恶狠狠地喝道：“Get out！　Chinses go back door！(滚，中国人从后门进去)”龙启明只能屈辱地从后门进，见到父亲后忍不住痛哭起来。虽然父亲的地位仅次于Kay，但作为中国人对此只能忍气吞声。

　　1941年12月8日早晨，珍珠港事件的同时，日本军队开始进攻香港。12月25日圣诞节，香港沦陷。

　　那时龙启明在香港政府工学院刚就读了一年。父亲的工作没有了，他的大学生涯也到此结束。1942年6月，他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逃到了澳门。后来他们听说在大后方桂林，广西大学接收华侨生免费上学，于是决定去桂林。

　　当时桂林被称为“小香港”，到处是逃难过来的香港人。广西大学正好放假，更让他们失望的是，学校根本不接收免费的华侨生。龙启明只好和伙伴们漫无目的地在桂林城里闲逛。

　　然而，龙启明的命运正是在不经意的闲逛中发生了改变。

　　“我们看到了中国航空委员会招收“留美空军学员”的广告，要求是大学，不一定大学毕业，于是就报名参加了，每人交了400块的报名费。”

　　在接下来的考试中，数理化、英语，龙启明觉得很轻松，但是最后一门“党义”却把他难住了。“党义相当于现在政治，考三民主义之类的东西。这些我们在香港的时候从来没有接触过，所以根本答不出来。监考官当场就将我赶出了考场。”

　　本以为没戏了，没想到“双十节”那天公布录取名单，3个香港学生都录取了。第二天，龙启明就去报到，6天后，飞机把他们这群留美航空学生接到了重庆，降落在珊瑚坝机场。

　　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

　　飞越“驼峰航线”2100小时

　　飞行线路起伏，有如驼峰。每一次飞行都可能是“最后一次”

　　1942年开辟的“驼峰航线”是盟军在中国的一条主要的空中运输通道，沿途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的峰背，故而得名“驼峰航线”。

　　龙启明的空军生涯就从这里起步。

　　1943年6月，由于战事紧张，盟军飞行员非常紧缺。龙启明仅在美国接受高级训练3个月，就和另外的21名队员一起，回国投入了实战。

　　在此之前，曾经是香港田径冠军的龙启明一直是班上的佼佼者，在昆明的初级班，训练计划是20小时飞行，但他只飞了5小时06分钟，教练就马上签字让他毕业了。在印度的中级班，规定飞行时间是50个小时，但这次龙启明又提前毕业了，成绩是30小时。

　　支持龙启明出色成绩的还有家仇。他的父母在往昆明逃难途中，在贵阳不幸被日军炸死。他当时最迫切的心愿，就是直接驾驶歼击机和日军面对面作战。

　　但回国后，龙启明并没有如愿进入歼击机队，而被编入以美国援华空军为主编队的编队执行中国-印度空中飞行任务，穿越“驼峰航线”。

　　那时，龙启明和1～3名不同的美军飞行员编成一组，每天从昆明的巫家坝机场起飞，穿过“驼峰”到达印度亚山姆省的DINJAN或KEBRUKA ASSAM，装满物资后再经“驼峰”返回，往返一次约6个小时。

　　在这条航线上，运输机飞越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山峰时，达不到必需高度，只能在峡谷中穿行，飞行线路起伏，有如驼峰。此外，飞机飞行时常有强烈的气流变化，遇到意外，难以找到可以迫降的平地。飞行员即使跳伞，也会因落入荒无人烟的丛林难以生还。　

　　很多美国飞行员把这条线称为“死亡之旅”、“寡妇之旅”。“每次飞行前，他们都在胸前庄重地画十字作祈祷，然后非常认真仔细地对飞机进行检查，并反复查验机组成员的准备工作。他们都知道每一次飞行都可能是‘最后一次’，但是他们决不允许让自己的生命搭在无谓的工作失误上。”

　　几乎每次航行都在‘驼峰’发生撞机事件。起飞前，在饭堂看到的战友，晚上很可能就不在了。一天前大家还在一起喝酒聚会，谈笑风生，第二天就有人永远地离开了，人天两隔。

　　据战后美国官方的数据，美国空军在持续三年零一个月的援华空运中，在“驼峰航线”上一共损失飞机468架，平均每月达13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

　　“一滴汽油一滴血”

　　一次去印度装油，正碰上日军轰炸，触地的刹那间，飞机的油量表指针正好指向0

　　1943年是抗战最艰难的一年，由于外援通道基本断绝，国内的物资到了极其匮乏的地步。

　　“所有的汽油都是我们带回来的，一架飞机带20多桶汽油。飞过去的时候装人，回来主要就是装汽油。一架飞机按规定载重3750公斤，但往往超载一些，要装到4吨。汽油在当时绝对是稀缺品，重庆和昆明的很多汽车，因为没有汽油，都是烧木炭的，车全部被木炭熏黑了。只有一些军用车才烧汽油和酒精。所以那时候的口号是‘一滴汽油一滴血’。”龙启明说。

　　由于汽油实在紧张，连运输机的用油，都量入为出。龙启明驾驶的运输机一共有8个油箱，总装油量是880加仑，正常情况下，每小时的耗油量是80加仑，满油后可以飞行11小时。而每次从昆明巫家坝返回印度的时候，都把路上的用油算得正好，多余的油就被抽走了。

　　“每次装满油从印度回来，路上用了300加仑，剩下580加仑；从昆明返回的时候，只留400加仑。天气好的时候，2个多小时就飞到了。”

　　但实际上并不是每次运气都这么好，“有一次在昆明把飞机的油抽了好多。但快到印度机场的时候，塔台说机场正遭到日军轰炸，发出指令不让我降落。运输机没有抵抗能力，当时惟一的办法就是逃避。印度北部阿萨姆省都是茶园，地势平坦，飞机在茶园上空一圈又一圈地盘旋，越飞越低，眼看着油用光了！我就准备冒险迫降了。”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塔台传来消息，解除警报。

　　龙启明一拉操纵杆，但是飞机已经没有油了，起不来。

　　最后，飞机晃晃悠悠地滑翔降落在机场。

　　触地的刹那间，飞机的油量表指针正好指向0。飞机靠惯性滑动了一段距离后，地面部队用车把飞机拖到了停机坪。

　　“飞机很宝贵啊，一般情况下不选择跳伞。那次死里逃生后，我们反对抽油，闹得很厉害！”

　　最年轻的“飞虎队”队员

　　数次执行轰炸日军基地任务，赤身裸体跳上飞机上战场

　　1944年4月，在驼峰航线上飞行了2100小时后，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龙启明与另5名中国飞行员一起，被调入由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成为最年轻的“飞虎队”队员。

　　“轰炸队有6名中国飞行员，但整个大队包括地勤的有好几百中国人。后来每架飞机上都配备了中国人，因为以前飞机掉下来的时候，老百姓不明白情况，会把美国人当敌人打死。‘飞虎队’就在每个飞行员的衣服后面挂一面小旗子，写着‘来华作战洋人，请军民救护’。”这块被飞行员们称为“血幅”的绸布，帮助许多因迷路、事故和被日军击落而迫降、跳伞的美国飞行员得到中国军民的救护。

　　加入飞虎队后的龙启明主要执行对云南滕冲、缅甸腊戍、安徽立煌、湖北汉口等地日军目标的轰炸任务。当时日军空军力量已经很薄弱，关岛等太平洋岛屿都已经被美国占领了。腊戍、密芝那、仰光的日军基地，已经没有多少反击力量。

　　尽管如此，惊险的战斗还是时有发生。

　　“我们的飞机飞到3000米高度后，直接俯冲到200～300米，日本的高射炮根本来不及瞄准，所以他们都是用机枪打的。那天我驾驶着B25轰炸机，看准了日军基地就俯冲下去，分两次把携带的12个炸弹都投了下去。飞机飞得太低了，我都可以听到敌人的机枪发出”啪啪啪啪“的射击声。回到基地后，我发现机尾上中了14枪，要是打中油箱，就完蛋了！”

　　龙启明说，和日军相比，美军的飞机比较大，火力猛，但是转身掉头不灵活。飞机机身是三夹板的，座位后面和两侧还有钢板，美国人的技术比较先进，油箱外面都有保护层，子弹一般打不穿。对飞行员的保护，都是和美国人崇尚人为贵分不开的，美国人经常说“10架飞机才值一个飞行员”。

　　飞虎队员的生活，是充实而紧张的。一天，队员们正在洗澡，警报突然响起。龙启明他们立马向外冲——不是逃命，而是去背降落伞，力争第一个跳上飞机，与日军交手。那一刻，大家来不及穿衣服，全是赤身裸体就上了战场。

　　龙启明说，对每一个飞虎队员来说，最大的快乐就是击中日军目标。每次成功时，那些率真的美国战友都会兴奋地大叫“Hit target！Hit target！(击中目标了)”他们都会像孩子一样开怀大笑，然后，把飞机开得飘飘忽忽。






飞虎队队员大卫·希尔登上了他的北美P-51B野马号战机



一架道格拉斯C-47运输机飞行在“驼峰航线”上。


一架道格拉斯C-47运输机飞行在“驼峰航线”上。
1943年，初学开飞机的龙启明。

　1945年8月25日的“辉煌顶点”

　　和“飞虎队”队长驾驶第一架飞机降落武汉接受日军投降

　　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陈纳德和美国战友们离开生活战斗了8年的中国回美国，重庆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地前来为陈纳德和飞虎队员送行，人群抬轿子般地抬起轿车，经过
几个小时将车一直抬到中心广场。一位多年来跟随飞虎队的中国地勤人员说：自从马可波罗以来，还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如此博得中国人的心。

　　龙启明永远也忘不了在“飞虎队”那几百个异常惨烈而充满战斗豪情的日日夜夜。他把这段经历珍视为人生的“第一次辉煌”。而这一次辉煌，又在1945年8月25日达到了顶点。那天，龙启明和“飞虎队”队长希尔少校驾驶着第一架飞机，从四川梁山起飞，降落在武汉，接受日军投降。

　　“当时日本人虽然已经投降了，但是武汉的日军还不承认，日本兵拿枪把我们11个人包围了。日军说，他们不向美国投降，只向中国投降。”

　　龙启明告诉日本人，盟军包括中、英、美、苏四国，盟军是接到总司令的命令过来接受日军投降的。这时，日本人才蔫了，打电话请示后表示投降。

　　9月底，龙启明和战友们把日本人抓起来游街，就像当年日军将中国人游街一样。这一刻，龙启明的心情感到很舒畅、痛快。

　　抗战胜利后，龙启明当了民航飞行员。1949年11月9日，龙启明参加了“两航起义”，他与战友们驾驶着12架飞机，从香港回到了祖国大陆。

　　1952年，龙启明转业去了重庆钢铁厂。在重钢，他一干就是28年，先后在计划科、耐火厂、运输部工作，在“夜大”当英语教师。“十年浩劫”中，他更是厄运不断，被打成“英美特务”、“伪军官”；他被抄过家，被关押过，被办过“学习班”……

　　这一切，龙启明都挺过来了。“历史如过眼烟云，我不抱怨。”

　　但对日本，龙启明一直有着挥之不去的个人仇恨。

　　年轻的时候，香港被日军占领，路过每个街口都要给日本人鞠躬，龙启明为了不鞠躬，宁可绕道走很远的路。

　　年老以后，每次去香港，龙启明都不进日本餐馆，有一次侄女婿不知情，把他带到了一家日本餐厅，龙启明没有吃饭，当场就离开了。

　　如今在重庆，他又参加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民间)索赔的声援活动，日本律师问他会不会讲日语，龙启明说：“我不说日语，你要么和我讲中国话，要么讲英语。”其实他的日语也不错。

　　他有许多朋友后来去了日本，邀请了他很多次，龙启明每次都回绝了。“日本我坚决不去！”

　　“作为军人，我干了很平凡的事情。但是我一辈子都爱国。”龙启明说。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陶建杰

　　老兵档案

　　1923年 出生于香港，广东顺德人

　　1942年8月 在桂林考入中国航空委员会“留美空军培训班”

　　1943年3月 他开始参加以美国援华空军为主编队的中国-印度空中运输任务，在“驼峰航线”上飞行了2100小时

　　1944年4月 21岁时调入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成为最年轻的“飞虎队”队员

　　1949年11月9日 参加“两航起义”。新中国成立初期，龙启明曾多次执行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务飞行任务

　　1952年10月 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当时紧张的中美关系，他结束了飞行生涯，转业到重钢集团公司

　　1980年 从重钢退休

　　“飞虎队”

　　“飞虎队”(Flying Tigers)全称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1941年7月来中国参与抗日，当时美国尚未对日宣战。　

　　“飞虎队”创始人是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纳德接受宋美龄的建议，在昆明市郊组建航校，以美军标准训练中国空军。

　　1941年，陈纳德在罗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下，以私人机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以平民身份参战。7月和10月，200多人分两批来华。队员多半是勇敢、渴望冒险、性格不羁的年轻人，由于形式上并非正规军，他们的战术研究和训练反而得以自由挥洒。不久，他们在昆明初试身手，首战便对日本战机予以痛击，此后连创击落日机的佳绩。在31次空战中，志愿飞虎队员以5至20架可用的P-40型战斗机共击毁敌机217架，自己仅损失了14架，5名飞行员牺牲，1名被俘。“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插翅飞虎队徽和鲨鱼头形战机机首名闻天下，其“飞虎队”的绰号也家喻户晓。　

　　1943年，志愿航空队改为第十四航空队，除了协助组建中国空军，对日作战外，还协助飞越“驼峰航线”，从印度接运战略物资到中国，以突破日本的封锁。第十四航空队还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军队的战斗，至抗日战争结束，第十四航空队共击落日敌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敌商船、44艘军舰、13000艘100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官兵66700名。　

　　由于与某些政客存在分歧，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陈纳德被迫辞职。飞虎队大多数队员均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嘉奖。有十多名飞行员获得美、英政府颁发的飞行十字勋章。

　　近二十年，中美关系改善，抗战史实陆续被披露，陈纳德与飞虎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获得高度的评价。不少幸存的原飞虎队员回到中国，不畏艰险寻找飞机残骸和战友遗骨。

　　“驼峰航线”

　　“驼峰航线”是二战时期中国和盟军一条主要的空中通道，始于1942年，终于二战结束，为打击日本法西斯作出了重要贡献。1942年夏，日军切断了中缅公路这条盟军和中国联系的最后通道，一切物资运输被迫中断。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不惜任何代价，开通到中国的路线。由于海陆已无通道，只能开辟空中航线，于是驼峰空运诞生了。“驼峰航线”西起印度亚山姆省，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进入中国的云贵高原和四川省。航线全长500英里，地势海拔均在4500-5500米上下，最高海拔达7000米，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的峰背，故而得名“驼峰航线”。

　　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间，1000多架运输机曾在“驼峰航线”上突破日军的封锁，向中国战场运送了80万吨战略物资，人员33477人。很多原“飞虎队”成员参与了“驼峰航线”飞行。

　　据战后美国官方的数据：美国空军在“驼峰航线”上一共损失飞机468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驼峰航线”开辟3年多来，中美航空队共损失563架飞机。
http://mil.news.sina.com.cn/2005-05-10/1500287524.html


百尊“飞虎”墓碑从水库中挖出 12尊为中国籍
2008年04月10日




上世纪50年代，几百尊刻有空军徽章、将士名字、立碑单位和时间的“飞虎”墓碑被石塘山附近的村民当成高档材料，用牛车拉到阿拉乡普照村委员会大麻苴村建水库。昨天，这些村民的后代们，又开动着挖掘机将这些石碑从这个叫“茶叶地”的水库里挖了出来。经初步辨认，有12尊是中国籍“飞虎”的墓碑。

  幸运 村支书拦下挖掘机

  发现墓碑的地方属于大麻苴村，村民修起了水库却发现，由于当地的地质问题，水库很难储存起雨水，亏得这样，这些石碑都保存得比较完好。

  4月初，一个集团出资买下了村里370亩的土地，准备建造一个机械制造工厂。可当挖土机开到水库前面，被村支书颜甲午喊停了。去年8月和11月，美国方面两次来人向他了解公墓的情况，其中就有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总领事包杰明。

  对这些石碑的价值，颜甲午是有所了解的。他马上联系了云南飞虎队研究会会长孙官生，向他说明了这批墓碑“火烧眉毛”的处境。昨天一早，研究会的杨副秘书长和两名工作人员赶赴大麻苴村“茶叶地”水库。

  心痛 被打穿5块墓碑

  水库在一个小山脚下，排水口就曝露在外，其材料正是飞虎队员的石碑，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见。“欧阳富烈士之墓”“衣纯烈士之墓”“徐乾三烈士之墓”……5个直径15公分左右的出水口，打穿了5块墓碑。致使其中一块上的碑文，我们只能辨认出烈士姓谢，名字中的第二个字是“武”。

  “水位高的时候，就把高处的几个出水口用木棍堵住，水就蓄在里面了，但是我们基本上用不到它。”主持挖掘的村小组组长方绍荣介绍说。回忆当年兴修水库的场景，他说，当时把耕地的牛调过来，从石塘山把石碑一块块拉到这里，有6公里左右的距离，路又很崎岖，几个村子的村民都在忙活这件事情，大概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才把这个水库修好。

  经过多方调度，昨日11时30分，第一块石碑被挖了起来，12时整，茶叶地水库上可见的石碑被全部挖掘了起来，大家一拥而上，辨认着上面的字迹。根据研究会稍后的统计，其中至少有12位中国英烈的墓碑。 “我们打算先将它们安放在大麻苴村，然后派专人过来清理，并将碑上可辨的信息都登记下来，希望能以此找到这些烈士的亲人后代，最后我们会将其中比较完整的石碑收藏起来，其余的也将妥善安置。”杨副秘书长说。



资料图片：2005年5月14日，飞虎队队员爱德华·康姆亚蒂带领十七名美国空军协会成员及家属，来到了他昔日战斗过的山城重庆，与中国大陆目前唯一一名健在的飞虎队队员龙启明会面，并参观了史迪威将军旧居和飞虎队展览馆。[中国新闻网 郭晋嘉]

  回忆 墓地曾经的迁徙

  大麻苴村村民海清老人是为数不多和来村上的美国飞虎队员有过亲密接触的人，他见过美国人在撤离前焚烧衣物、食品时升起的浓烟，听过美国烈士的遗骸被带回国后，空荡荡的山坡上中国家属们凄凉的哀号。谈到动情处，他忍不住热泪盈眶。

  “中国‘飞虎’是英雄，他们为了保家卫国，在战争中前仆后继；美国‘飞虎’更是，有些士兵还没有结婚，就背井离乡，为了别国的人民，奉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美国人撤离的时候，连夜将所有美国‘飞虎’烈士的残骸都带上了飞机。他们最早的埋葬地就在我们寺的后面，我当时12岁，下课了孩子们都爱在那里的墓碑间玩捉迷藏，那些墓碑一座座排列得很整齐，用石也很讲究。”老人所在的寺叫龙树庵，他小的时候在寺里的“义和乡小麻苴村小学”上学，后来一直务农，种不动地了就到寺里做看护、清洁工作。飞虎队研究会的人第一次来打听飞虎公墓的时候，就是他接待的，也是他将人带上的石塘山。

  老人不清楚为什么要将坟迁上山，只知道当时大家对石碑和棺材都很尊敬，一辆牛车上拉一座碑、一口棺，到了石塘山头，小心安葬。直到后来造水库，石碑被运走，坟上杂草丛生，才逐渐荒凉起来。

  最后，老人向我们讲了几件趣事：美国人刚到这里，住在牛街庄，由于他们的仓库在小麻苴村，所以他们也经常过来玩。和当地村民熟了，他们也会说几句中文，最爱用“顶好！”村上的人见了他们，远远地喊“美国人！美国人！”他们就竖着拇指说“顶好！”

  “现在想想，美国人，那真是‘顶好’的。日本的飞机刚来，我们小孩只听大人说那叫飞机，就痴痴地看着那些‘飞鸡’在村子的四周丢下一颗颗黑黑的大‘蛋’，后来知道那些‘蛋’炸死了很多中国人，我们就很害怕，一听到警报就浑身哆嗦……要不是我们的中国空军和美国飞虎队员，昆明早就沦陷了。”海清老人最后不住地感慨，眼中充满感激的泪水。

  大麻苴村要建“飞虎文化馆”

  “你们守着一片宝贵的历史资源啊！”杨副秘书长对颜支书说，颜书记则不住地点头。目前村上正筹备着要建新房，将统一规划，还要有彝族的特色，“飞虎文化馆”在两人的商谈中，也被计划到了这个民族村落的蓝图当中，“我们这里离机场很近，到时候从机场直接修一条大道过来，把那些刚踏上云南土地的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直接带到我们这里来参观。”“是啊，很多美国飞虎队的后人找到我们，说要来云南看看他们父辈曾经为之浴血奋战过的地方，我们都不知道带他们去哪里。去年我们发现了石塘山上的公墓，今后要是又有飞虎文化馆，那这段历史就比较完整了。”杨副秘书长说。

  就在我们祭扫飞虎公墓的报道出来后，很多读者给我们打来了电话，询问公墓的具体位置和现状及研究会的联系方式，都希望能够参与到缅怀“飞虎”英雄的活动中来。其中有一位姓左的女士，告诉我们她现在经营的一家西餐厅的旧址，就是美国飞虎队当年最爱去的一家俱乐部。来到晓东街27号，是一家叫“哈哈”的餐厅，“我们这里三成客人都是外国人，知道了我们这里的特殊背景，他们都很感兴趣。”左女士说。

  在餐厅的菜单上，有飞虎队队员和飞机合影的老照片，在墙壁上，有左女士专程请来艺术学院学生画的飞虎队的标志和一些长翅膀的卡通老虎形象。“他们（飞虎队员）在南屏电影院看过了大片，就到这里的俱乐部来喝酒消遣。”左女士说，“我希望能为飞虎公亩捐点钱，种上树。另外也希望能将这里的故事发扬光大，让大家都知道那些美国士兵白天为昆明人保卫天空，晚上就聚集在我们这里娱乐放松。” （生活新报 唐文静）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8-04/10/content_7954022_1.htm

henry2000888

飞虎队成员向中国驻纽约总领馆赠送珍贵照片




八月十七日，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行招待会，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当年飞虎队的飞行员DONALD LOPEZ委托朋友(右)将其珍贵的历史照片赠与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总领事刘碧伟(左)，刘碧伟回赠中国出版的《陈纳德将军和飞虎队》画册。作者：谭宏伟

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5-08/19/content_3374914.htm

美国“飞虎队”老战士在南京凭吊抗日航空烈士

5月19日，原美国援华抗日志愿航空队的老战士在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的美国飞行员墓前敬礼。当日，20位美国援华抗日志愿航空队的老战士及其家属来到南京航空烈士公墓凭吊抗日航空烈士。美国援华抗日志愿航空队由原美国陆军航空兵退伍上尉陈纳德组建，于1941年8月1日成立，以“飞虎”为队徽，因此又被称为“飞虎队”。 新华社记者 孙参 摄

航空博物馆明日模拟抗日空战 飞虎队员获邀参观

“飞虎队”老兵来京。　信报记者苏冠名摄


老兵来到北京一脸的兴奋。信报记者苏冠名摄



邦纳斯的夫人向记者展示拍摄的中国老人。信报记者苏冠名摄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 ... content_3342327.htm

[寻访健在“飞虎队员”]张义声暮年补白

1942年，张义声在美国航校就读


为张老穿上飞行服，老伴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英姿飒爽的飞虎队员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 ... content_3300562.htm

17名美飞虎队老兵抵重庆 将与83岁战友重逢(图)


龙启明对当年经历的事情仍记忆犹新。

1943年，龙启明初学开飞机

年届90的飞虎队队员


4月21日，原飞虎队队员约翰·理查德·罗西在位于美国福尔布鲁克的家中介绍印有自己头像的当年飞虎队（全称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第一连队的花名册。今年4月19日年满90岁的罗西先生曾在1941年来到中国，驾驶P－40战机参加过在昆明等地与日军的作战，并执行过735次飞越著名的“驼峰航线”的运输任务。罗西先生一生的飞行记录超过25000小时，是飞虎队美国志愿者纪念组织的负责人，致力于收集整理飞虎队资料和组织各种纪念活动的工作。 新华社记者戚恒摄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05-04/22/content_2864515.htm

henry2000888

民族败类的下场――汉奸大审判[组图]

有的人通敌叛国，为谋取一己私利而服务侵略者，“汉奸”就是国人对这种人的鄙称。当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生死存亡时刻，汉奸们丧失国格人格，认敌为友，充当日本侵略者的工具和帮凶，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抗战胜利后，这些民族败类被押上了审判台。


一小撮民族败类卖身投靠侵略者，充当汉奸，图为汉奸们受到应有的惩罚。  


1946年4月15日，在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公审汪伪汉奸褚民谊。图为褚民谊被押出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   新华社发


图为1946年，汪伪汉奸袁履登在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受审。新华社发


图为1946年5月，汪伪汉奸林柏生在南京高等法院受审时为自己辩护。 新华社发


图为1946年，在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审判大汉奸陈公博。 新华社发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05-09/02/content_3433069_4.htm

henry2000888

殖民中国的铁证－－《满洲农业移民入殖图》


为征服东北这块富饶的土地，日军在进行军事占领的同时，还进行着更为阴险、恶毒的侵略－－移民侵略。这张《满洲农业移民入殖图》就是侵略者殖民中国罪行的铁证。

   这张移民图是由红、蓝、黑三色印刷，长76厘米，宽54厘米。图左下角印有“昭和十二年六月调”字样，图底部印有“东京印刷株式会社印行”字样，由此可以推测这幅图是日本于1937年6月印制的。图右下角印有“拓务省移住址”、“其他移住址”等标志和符号，这是日本侵略者实施移民侵略的生动注解。

   向中国东北移民，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积极对外扩张，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移民的最终目的是将中国东北殖民地化。早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就开始向中国东北移民。“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掀起了向东北移民的狂潮。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05-08/31/content_3426114.htm

1934年6月28日
“满洲帝国”实行日满经济一体化



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将从中国掠
夺的大量物资由大连运往日本

  1934年6月28日，“满洲帝国”政府发表统制东北产业的详细说明，把东北企业分三类加以统制：

(1)公营或特殊会社统制经济事业，有银行、铁路等22个行业。

(2)经政府许可的经济事业，有汽车工业、毛棉纺织业等24个行业，为半统制的经济事业。

(3)自由经营的经济事业，有农牧业、制糖、面粉工业等20个行业。

  1932年8月，日本曾公布《满洲经济统制根本策案》，提出“日满经济一体化”，规定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和“南满铁道株式会杜”为统制“满洲国”的经济支配机构。1933年3月，日本又公布《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实行经济统制。因此“日满经济一体化”的目的，是实现“工业日本，原料满洲”，使东北工矿业完全附属于日本的经济体系。

http://www.todayonhistory.com/6/28/d3410.htm

淞沪之战中蒋介石被刺之迷[组图]



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大连),这里曾经是日本间谍的主要指挥活动场所

  会议泄密 白崇禧险送蒋介石性命 调包用计 军统局拿住黄公馆间谍———

  白崇禧的建议日本人怎么知道

  1937年“八·一三”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蒋介石几次想亲往上海前线，却因海陆空要道被封锁无法成行。8月25日，在最高军事会议上，怎样安全到达上海的事情再次被提出。新任参谋副总长白崇禧建议：“英国驻华大使许格森明天从南京去上海，接见英侨领袖并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您可以搭乘他的轿车同去。英国在中日战争中是中立国，其轿车插有英国国旗，可以免遭日军飞机轰炸。”

  蒋介石在会议上采纳了这个建议，他没有想到在如此高级别的会议上有间谍，更不知道会议刚刚结束不久，日本人已经在谋划炸毁那辆他要搭乘的轿车。

  可是，间谍没想到蒋介石不能忍受自己身为一国之首，在自家土地上乘坐他国的车辆。蒋介石决定坐自己的车，冒险夜间行驶。阴差阳错，蒋介石安全到达上海的时候，日军的两架飞机把许格森炸得脊背受伤、肝部中弹，生命垂危。

  蒋介石当日限令捉拿间谍，白崇禧更觉得毛骨悚然，因为自己的建议险些送了蒋介石的命。知道这个建议的只有蒋介石、白崇禧、汪精卫的主任秘书黄浚等几个人，白崇禧不会弱智到如此直白的自毁前程，戴笠（国民党军统局长）逐渐把目光锁定在黄浚和他身边那个叫做廖雅权的女人身上。

  “帝国之花”如何色诱行政院秘书

  黄浚早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经过同乡林森的介绍进入南京国民政府任职，逐渐爬升至行政院主任秘书一职。黄浚平时经常出入国民政府国防部汤山招待所，除了公事，还要与美貌动人的女服务员廖雅权欢愉一番。

  廖雅权就是号称“帝国之花”的日本王牌女间谍南造云子。她自幼在中国上学，13岁被送往神户市一家特工学校，学习汉语、英语、射击、爆破、化装、投毒等特工技术，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是她的教官。1929年，南造云子以失学青年的身份到汤山招待所当服务员，凭色相收买了不少国民党高级军官，黄浚只不过是其中之一。但是由于职业的关系，姿色动人并能定期发给黄浚大量津贴的南造云子，没有留给世间任何一张照片。

  在刺杀蒋介石之前，两个人已经有了很好的“合作”：1937年8月5日，政府紧急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决定对日军先发制人，采取闪电行动，密令海军突然封锁长江下游最狭窄的江阴要塞，并对吴淞口至江阴要塞三线布雷，迫使日军在江阴至汉口的战舰投降。当时负责记录工作的黄浚知道，如此一来，日军在长江下游将受重挫。他立刻将此情报传给南造云子，南造打破常规，直接报告日军东京总部，日舰连夜撤出，集中在黄浦水域，反而成了上海最大的威胁！无奈当时在场人员多，军统没有过多注意黄浚。不过这次刺杀未遂之后，猎人开始抓住狐狸的尾巴。

  “英雄救美”原是军统特工计谋

  抓这样高级别的特务得有充足的证据。军统侦察员李荣芳和钟高玉负责全面监视黄浚的住宅。通过几天在黄浚住宅周围溜达，李、钟两人等来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根据经验，李荣芳判断，她是黄家的丫环，可能对侦破工作有一定帮助。

  第二天傍晚，小姑娘刚刚出门，突然从树后蹿出一人将其按倒，又掏出布团塞到她的嘴里。说时迟那时快，路过的一个好心人朝着歹徒大喊：“住手！”说着两人就厮打起来，歹徒很快败下阵来，夺路逃去。小姑娘对好心人千恩万谢，从此二人经常往来。恩人知道了小姑娘叫莲花，在黄公馆做着端茶倒水的活计，莲花知道了恩人是个抓特务的英雄，自己也愿意给他提供黄浚的消息……“英雄救美”就是李荣芳和钟高玉导演的双簧戏。

　　终于抓住了汉奸现行

  侦察员在黄公馆外多日，无法进一步行动。不过,黄浚的司机倒是有些奇怪,他经常骑自行车在大街上兜圈子。某日,莲花密报,司机匆匆跑进书房,把头上的呢帽子给了黄浚。南京的八月哪有人戴帽子，难道帽子里有什么名堂？

  第三天,特工跟踪司机进了一家“国际咖啡馆”,司机很熟练地把帽子摘下来挂在墙上。有一顶一模一样的帽子也在旁边挂着。没多久,司机的帽子就被一个喝咖啡的日本人拿走了,特工认得,他是日本大使馆管理员小河。隔日,小河又去咖啡馆,路上却被一个骑车的“冒失鬼”猛撞在地,头破血流,呢帽掉了。路上一下子围了许多“好心人”，张罗着要送他去医院，小河也不敢大声说话。在制造的慌乱中，侦察员拿走了小河的帽子。果然，里面有日本领事给黄浚的指令。

  特工把事先写好的一封假信放进帽子，内容是指示黄浚，明晚深夜十一点，将间谍组织的成员聚集到黄公馆，领事亲自发工资并安排任务。特工飞车赶到上次的咖啡馆，把帽子挂在那个特定的位置。一切照计划进行着。

  第二天入夜，特工接到莲花三次手电闪烁的信号：黄浚一伙已经聚集。装扮成邮差的特工以送快件为名，敲开大门，众多特工蜂拥而入，黄浚一伙猝不及防，正欲反抗，脑门已经被顶上了黑洞洞的枪口。经不住审讯，黄浚等人交代了南造云子的隐藏地点，当日凌晨南造云子被抓获。后来，蒋介石下令，处死黄浚和他那被拉下水的儿子。出于政治考虑，南造云子被判无期徒刑关押在老虎桥监狱。但是几个月后，日本人大举进攻南京，南造云子乘乱逃跑，继续进行间谍活动，直到1942年才被军统特工击毙。


上海一片混乱。当日军就要占领上海之际，租界中的外国人正在为日军占领后可能发生的不测作准备


淞沪会战中，日海军陆战队在日本海军司令部天台向上海市区猛烈炮击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5-08/23/content_3391412.htm

henry2000888

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和支援祖国抗战（组图）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第一任总督桦山资纪。日本历任台湾总督共19人，其中大多数人为军人。



1896年3月30日，日本政府公布的“六三”法，赋予台湾总督拥有立法、行政、军事大权。


1896年首批从日本招募的700名警察到达台湾。图为台湾立鹰的日本警察。


遍布台湾各个角落的日本警察。


日本警察对台湾同胞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日本警察随意捕杀台湾同胞。



被日本警察杀害的台湾同胞头骨和台湾少数民族的枪械被展示在日本警察所门前。


1915年8月的台南监狱。这座监狱内曾关押过西来庵起义的同胞。


台湾总督府专卖局


日本殖民者为了攫取更多利益，在台湾实行鸦片专卖。图为制造鸦片的手工作坊。


台湾同胞被迫参拜殖民者在台湾建立的日本神社


日本殖民统治者规定，台湾少数民族须持有殖民者颁发的旅行证明书方可在岛内自由行动，否则一律禁止。


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台湾少数民族儿童强迫进行同化教育。


在台湾日语成为台湾同胞的“国语”。


台湾少年团在安徽屯溪下乡宣传抗日


1938年，台湾著名爱国人士丘逢甲之子丘念台在广东领导青年组建东区服务队，支持抗战。图为与家人的合影。


谢南光---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领导人之一。回到大陆的台湾同胞纷纷成立各种抗日团体进行抗日斗争。1940年3月29日，统一的台胞抗日领导机构革命团体联合会在重庆成立。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台湾爱国青年冒着危险回到祖国大陆抗战。翁泽生烈士的胞妹冯志坚（原名翁阿冬）继承其兄的遗志，于1938年经香港到达延安，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子秀---台湾爱国青年于1945年5月自驻日本国内军队中逃出，6月到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第二年在做反坦克实验中不幸以身殉职，年仅25岁。图为结婚照。

http://finance.cctv.com/special/C22127/20081113/106215_4.shtml

henry2000888

"只要祖国战胜,我饿死无妨"－海外侨胞的捐输抗战



从财力、物力上捐助祖国抗日，是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核心内容，也是海外侨胞对抗战胜利做出的重大贡献。

　   战时华侨主要从捐款、购债、侨汇等方面直接捐助祖国政府。捐款除逐月义捐外还有航空捐、救灾捐、寒意捐等种类繁多的特别捐。战时华侨购买了大量祖国公债，后来，由于国民政府战后无力偿还公债本息，决定以万分之一到十万分之一的兑换率实行一次性“偿清”，华侨认购的巨额公债等于无偿捐献。

   抗战时期，华侨对祖国的捐助究竟有多少？数字无法准确统计，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当女侨胞叶莲英将拍卖自己的金银首饰所得３万元捐献祖国，并表示：“只要祖国战胜，我饿死无妨”时，谁听了能不为之动容！

   这就是抗战中的华侨！

   上　图：1932年，美国纽约唐人街爱国华侨劝募献金，支援在上海抗战的中国军队。

   左下图：夏之秋。

   中下图：庄炎林。

   右下图：马来西亚华侨捐赠的救护车在开往八路军驻地的途中。   新华社发


1938年10月10日，南洋各属45埠华侨筹赈会、慈善会和商会的代表168人，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大礼堂举行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成立大会。图为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在会上讲话。


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爱国侨领蚁光炎积极带领泰国华侨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图为蚁光炎（前排左五）陪同黄兴夫人（前排左四）到泰国各地宣传抗日。
  

1939年11月21日，蚁光炎因带头开展抗日活动在曼谷遇害。图为6000多名侨胞在泰国中华总商会前为他举行公祭。
  

1938年，华侨抗敌总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宋庆龄出席大会并作了讲演。
  

非洲马达加斯加侨胞，每日将从收音机里收听到的祖国抗战消息加以翻译转播，以唤醒侨胞。
  

1938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马来西亚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时题词，号召“马来西亚的侨胞用一切力量援助祖国，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
  

加拿大华侨议决筹募捐款，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



美国华侨愤于日本侵华，掀起航空救国运动，分别在波特兰、旧金山成立美洲华侨航空学校、中华航空学校，为祖国培训、输送航空人才。图为美洲华侨航空学校第一期学生。
  

1932年，日本制造“一二八’事变，驻防上海的中国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战。纽约唐人街爱国侨胞劝募献金，支援十九路军。

http://www.chinaqw.com/node2/nod ... ode3256//index.html

henry2000888

海外华侨进行抗日救国宣传（组图）


海外华侨自发地或在侨团组织下开展各种声援祖国抗战的宣传活动。图为旅美华侨举行盛大游行，反对日本侵华。



菲律宾马尼拉华侨于“七七”抗战两周年纪念日举行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图为华侨抗敌后援会主席杨启秦代表侨胞献花。

1936年，菲律宾怡朗华侨海萍社举行“一二八”四周年纪念大会，演出戏剧《警醒》，为抗日筹款。


1941年2月19日，新加坡侨报《星洲日报》刊登的以华侨救国为题材的电影《白云故乡》的海报。


美国旧金山华侨叱咤社歌咏队在群众集会上合唱抗日歌曲。


1938年4月，缅甸华侨救亡歌咏团在植德堂举行成立大会。

http://www.chinaqw.com/node2/nod ... bject6ai240578.html


海外华侨奔赴祖国抗战服务（组图）





1938年8月，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华侨黄富求发起组织“缅甸华侨义勇工程队”回国服务。图为该工程队与“朝鲜义勇队”参加桂林“七七”开展纪念活动。


1938年秋，缅甸华侨组织救护队进行专门训练后，回到广东等地参加战地救护工作。图为缅甸华侨救护队成员。


“七七”事变后，菲律宾华侨商年成立抗战服务团，1938年秋回国服务。图为服务团在广西水口战地服务。


1937年12月，荷印华侨组织救护队回国到广东、湖南、河南等地从事战地救护工作。


新加坡华侨服务团抵达广州


越南华侨战地服务团在西江前线服务。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吉隆坡队回国前宣誓：“获得最后胜利，我们才肯再回吉隆坡。”


战时从日本撤回国内从事抗日工作的中国留学生达数百人。在日本留学的马来亚华侨杨正，即于“七七”事变后回国参加抗日，在延安做日本战俘工作。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日、泰、菲组副组长。



美国归侨黄泮扬（左）1937年8月在江苏上空一举击落日机两架，被誉为“一箭双雕”的空军英雄。图为当时任中国空军第五驱逐大队长的黄泮扬与陈秉衡在兰州机场。


黄鸿缵曾就读于加拿大航空学校，1938年归国加入空军部队抗敌报国，任昆明航空第十七厂厂长。因成绩卓著，备受赞许，受委托赴美购置新型战机。在前往重庆述职途中，遭日军空袭，不幸殉职。

http://www.chinaqw.com/node2/nod ... bject6ai240612.html

henry2000888

东江纵队


为香港沦陷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立即派出队伍进入新界，建立抗日游击基地，不断打击日军


图为港九大队部分老战士合影


10 日军侵占香港后，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知名文化界人士被困香港，随时有生命的危险。在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领导下，中共香港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担负起营救工作。经过几个月的秘密大营救，先后救出何香凝、茅盾、邹韬奋、柳亚子、夏衍、胡绳等民主人士和知名文化人300多人及其他人士共800多人，并护送他们安全到达大后方。这一成功的壮举得到党中央的来电嘉奖，被茅盾称誉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是有史）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图为游击队员正在护送被营救出来的文化人转移




图为邹韬奋和他赠给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曾生的题词


12 1942年1月下旬，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这一年是东江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最为艰苦的一年。游击队不仅要反击日伪军的频繁“扫荡”，而且还要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围攻和经济封锁。



图为我抗日部队在山野风餐露宿的情景




图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战士在牛王爷岭伏击日军。

图为女民运队员


图为抗日游击队小战士在伏击敌人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东莞、宝安地区粉碎了日军旨在确保广九铁路畅通的“大扫荡”，开创了东江敌后游击战争的新局面，部队在战斗中发展到七个大队，巩固和扩建了东江抗日根据地。


图为游击队战士向敌人展开猛烈进攻

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宣布成立，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促进了东江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和壮大，推动了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进一步开展。


图为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1910年~1995年，广东惠阳坪山人，今深圳）。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中共广州市委第三书记、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国务院交通部部长


图为东江纵队宣传队深入宝安民众中宣传抗日


图为卫生队工作人员

图为战斗在广九铁路两侧的东江纵队战士。

图为梅塘之战战斗场面


1944年5月8日，东江纵队第三、第五大队在东莞县梅塘乡龙见田村旁的马山与日军展开激战，毙伤日军数十人，日军大队长加藤回营后剖腹自杀。这一仗是在日军偷袭几乎得逞的危险情况下，我军英勇作战，由被动防御变为主动出击，最后取得了胜利。在战斗中，独立中队政委钟若潮（李中）等20余人牺牲。

图为广东人民舞狮庆祝抗日胜利

http://www.zggzds.gov.cn/bizdesk ... 2%E5%B1%95%E9%A6%86

henry2000888

葫芦岛百万日侨俘大遣返

为全面展现“葫芦岛百万日侨俘大遣返”这一世界史上绝无仅有、被尘封了59年的战后人道主义善举，人民网、东北新闻网、葫芦岛新闻网联合推出“掀开面纱——讲述我眼中的大遣返”专题报道。

葫芦岛，是辽宁一座新兴的沿海开放城市，这里物产丰富、风光秀美，生活在这里的270万人民，用自己勤劳的
双手把这座年轻的城市建设成了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新兴的口岸城市、新兴的旅游城市。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早在半个世纪前，这里曾是105万日本侨民遣返归国的出发地，许多日本人称之为再生之地。这里不仅记录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同时也记录着这场侵略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历史也在这里为中国人的宽容和善良留下了一座人道主义的丰碑。

  1945年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当时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滞留在海外的日本人约有660万人，其中军人300万人，非军人330万人，而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侨民就有130多万。如何处置这些日本侨俘成为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1945年底，美、苏、中共、国民党三国四方就遣返日侨俘问题进行磋商，原则上确定将所有在华日本侨俘一律有组织地遣返回日本。

  1946年4月中旬，大遣返开始，在东北各地居住的日侨分期分批集中到葫芦岛，从这里登船启程开始了他们归国还乡的第一步。

  从1946年至1948年，历经三年时间，约有105万日本侨俘从葫芦岛港口遣返回国，期间中国人民从人道主义出发，对遣返的日侨俘给予了无私的帮助。100多万人，长达三年的遣返历程，是中外历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是世界历史的重要一幕，更是一部世界战争的灾难史。这段历史在中国过去几乎很少有人了解，但是在日本却很有影响，日本的福岗博多港、左世堡岗都建有遣返纪念碑及和平公园，记录这段历史，让人们远离战争，珍爱和平。

  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侨俘都成了古稀老人，可他们对那场罪恶的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伤害仍记忆犹新，对当年中国人民曾给予他们的帮助念念不忘，对葫芦岛这个地方及葫芦岛人民仍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许多被遣返日侨还在日本致力于反战宣传和中日友好活动。有的遣返人员已经去世，没能再次踏上葫芦岛这块土地，去世前仍念念不忘葫芦岛，嘱咐子女要到葫芦岛看看，寻找当年的救命恩人。当年的遣返侨俘及其后代已经成为中国发展对日友好关系的宝贵资源，成为与日本交往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鉴于当年遣返回国的日侨俘绝大多数年事已高，很多已经离开人世，为了留下历史的见证，中共葫芦岛市委对外宣传办公室曾于2002年9月中旬赴日考察，走访了当年遣返的部分人员，通过对当年亲历战争人的采访，把在50多年前发生的这段历史事件通过当年亲历战争的日本遣返人员之口记录下来，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控诉那场侵略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伤害，歌颂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以德报怨的人道主义精神，用历史事实驳斥“中国威胁论”。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 ... content_4746343.htm


6月25日，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６０周年回顾暨中日关系展望论坛在辽宁省葫芦岛市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辽宁省人民政府主办，有来自中国和日本各界的４００余人出席。   从１９４６年５月到１９４８年，中国人民从人道主义出发，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将１０５万日本侨民从葫芦岛港遣返回国。   新华社记者谢环驰摄 [组图]


资料图片：这是遣返归国的日侨在葫芦岛龙湾公园内立起的感恩碑（2005年4月29日摄）。新华社记者 任勇 摄


这是翻拍的1946年日侨在葫芦岛码头等待遣返回国的历史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 任勇 摄


















http://www.eywedu.com/Wsjh/wsjh2007/wsjh20070503-3.html

henry2000888

见证抗日烽火 南侨机工绝版照片现成都


华声报讯：据华西都市报消息，8月31日一大早，家住成都锦城苑的王振冲和三位弟弟妹妹打进华西都市报热线，请求代表已去世43年的父亲和刚离世的母亲，参加在万年场川军将士阵亡纪念碑前举行的“抗战老兵放飞和平鸽”纪念活动。大哥王振冲还说，母亲去世时，交给他们四张十分珍贵的老照片，其中一张是第二批南侨机工归国服务团归国时在新加坡的集体留念照。他们希望能首次向世人展示这张尘封半世纪的老照片。

今年61岁的王振冲称，父亲名叫王书星。16岁那年，父亲跟着亲戚从海南去了新加坡，在一家缝纫店当学徒。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响应侨领陈嘉庚先生的号召，父亲毅然报名参加了第二批南洋华侨机工归国服务团。“看嘛，这张照片就是当年他们回国时在新加坡一个抗日俱乐部拍的集体留念照，第一排右边第二位就是我的父亲。”王振冲从一个信封里抽出一张已发黄的黑白照片介绍说，第二批华侨机工回国后，每人都收到了这张照片，父亲对它特别珍爱，结婚时，还把它当作信物交给母亲收藏。
  
  “母亲在世时经常对我们讲述父亲当年的生死经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1939年，父亲随同战友到广西接车，车上装的全是美方支援抗日前线的枪支弹药。在返回昆明，途经贵州独山时，父亲的车队遇到了日军的猛烈轰炸。父亲和战友猛踩油门，顶着日军的炮火，把车开进了附近的山洞，保住了整车的军需物资。”王振冲说，父亲在滇缅线上跑了近6年，1944年，经人推荐，又调到当时驻扎在昆明巫家坝机场的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大队（飞虎队）驾驶汽车，直到新中国成立，父亲才带着全家搬到成都定居下来。


爱国华侨捐献的收报机



这台仅有１５瓦的收报机，是当年南洋爱国华侨费尽周折从香港秘密运回内地并赠送给抗日武装琼崖纵队的。它仅仅是海外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一个缩影。

   抗日战争爆发后，侨居海外的１０００多万华侨尽最大努力从财力、物力、人力、舆论上支援祖国抗战。

抗日英雄谱：舍身救国的泰国华侨领袖——蚁光炎


新华网北京8月27日电 1939年11月21日晚，泰国（时称暹罗）曼谷繁华的耀华力路上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血案。时任中华总商会主席的蚁光炎先生不幸遭遇暗杀。

  蚁光炎是因领导泰国华侨开展抗日救国运动而被日伪杀害的。在海外著名侨领中，他是第一个为祖国而牺牲的抗日英烈。

  蚁光炎1879年出生于广东澄海，出身贫苦，青年时期移居泰国谋生，后经营航运业和火砻（碾米）业致富，成为商界翘楚。他在事业有成之后，本着“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理念，发挥自己的领导才干，一心一意地把精力和财力回馈给社会，为旅泰华侨和泰国人民做了很多慈善公益事业，自家却过着俭朴的生活，赢得崇高声誉和广泛尊重，于1936年当选为第16届暹罗中华总商会主席。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蚁光炎率先发动属下拒绝为日商驳运货物，带头拒卖暹米给日本，领导侨众开展抵制日货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战时经济。同时，他通过组织义演、舞“救国醒狮”、号召素餐过年等形式在侨胞中筹募爱国捐款，并带头认购救国公债，为祖国抗战筹措了大量的外汇资金。为解决祖国抗日将士御寒之需，蚁光炎曾以华侨慈善机构“报德善堂”的名义组织侨胞捐献衣物，三天之内就把泰国的布匹买光了。滇缅公路开通后，他还带头捐献卡车，发动华侨机工回国服务。此外，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成立后，他曾通过宋庆龄、廖承志及香港华比银行的渠道，向八路军、新四军捐赠卡车、药品并多次给予汇款支持。当时，泰国华侨青年赴祖国参战的很多，仅奔赴延安的就有300人（约占延安华侨青年的一半），其中许多人都是经由蚁光炎的介绍和资助才得以成行的。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都是中国人，救国人人有责！”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 ... content_3409768.htm



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中國僑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掛牌暨蟻光炎紀念畫廊揭幕儀式”在汕頭市隆重舉行。圖為中國僑聯副主席李本鈞、泰國僑領藍健齡夫婦和蟻光炎先生的家屬以及汕頭市有關部門官員在蟻光炎先生紀念亭參觀。




这是由当代书法家于右任书写的爱国人士蚁光炎墓表，1994年10月13日在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揭幕。 新华社发




　　日前，中国侨联副主席李祖沛（右）代表筹建中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接受蚁锦中先生的捐赠，并向他颁发捐赠荣誉证书。


珍藏了六十七年的血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