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活动]中国抗战历史大家记——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4周年(结束)

henry2000888

侵华日军进北京 老百姓被强迫吃共和面(图)



1949年年底阴差阳错去了台湾后，想念家乡的傅留城将报纸上有关老北京的报道都剪下来制成剪贴集。至今，傅留城视这些剪贴集为宝贝。
　“还是北京的炸酱面好吃！”一踏上北京城的土地，台胞傅留城重新找到阔别了半个世纪的乡味。尽管满头白发，如今83岁的傅留城却没有通常老人那种颤颤巍巍的步伐，而是脚上套上一双白色运动鞋后“飞一般”迈步。

　　傅留城一家当年住在宣武区朱朝街，胡同的名字至今未改，就是现在南横街附近，离傅留城当学徒时的鹤年堂药店只有20分钟的路程。鹤年堂当时的位置就处在菜市口百货大楼


  



的东边，离广安门很近。

　　父亲用棉被把门窗钉得严严实实

　　“哎呀，又打了！”从电台广播中听到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后，傅留城的母亲犯嘀咕，咱们过点太平日子怎么就这么难？打那时候开始，傅留城就“开始恨日本人”了。当时傅留城13岁，还在上初中，他常常在街上看到一帮大学生游行示威，抵制日货。1937年6月，也就是傅留城刚刚初中毕业的时候，母亲的身体不好，很快过世了，家里只剩下傅留城和父亲相依为命。走了操持家务的母亲，傅留城的父亲不得不将他送进鹤年堂当学徒，那里管吃管住，还可以挣点工钱。

　　“七七事变”前的一天晚上，鹤年堂已经打烊，平时本该静悄悄的大街在那天晚上闹得很。傅留城就躲在门板后面，听听店铺外的动静；透过其中的缝隙，瞧瞧大街上的场面：守城的29军士兵，有的骑着马，有的踩自行车，也有身负红绸子大刀徒步前进的。他们就从药铺前经过，当时不知道去什么地方。据后来打听，那帮29军士兵是朝着广安门方向增援的。

　　就在事变的当天晚上，躲在铺子里的老老少少听到城外的隆隆炮声。城里有关“日本人要打进城来”的消息随即传开了，大家成天担惊受怕。日子不太平，铺子也没法做生意，干脆关张歇业，看看以后的情况再说。铺子里关门，在家里的傅留城的父亲则用棉被把门窗钉得严严实实，说是怕被流弹击中。

　　将院中一条狗取名为“日本人”

　　铺子歇业的那段时间，学徒们也就趁国难之时躲在后院中玩耍。后院中圈养了几条狗，其中有一条狗被取名为“日本人”。每次大家逗它玩，就喊“日本人，过来”，那只狗就摇着尾巴踱步到他们面前。“事变前，北京就有不少日本人处处逼我们。”时间无法扑灭傅留城心中的一片仇恨之火。

　　事变后不到一个星期，29军就由于军力方面的原因撤离了。一天清晨，傅留城开门观察外面的情况，就发现北京城的守军已经不是29军。日军那天中午开着大部队进了城里，当地警局通知所有店铺必须开门。

　　据傅留城自己透露，鹤年堂是那条街上开得最晚，关得最早的店铺。过了数天，傅留城被派往鹤年堂其他分店办事时发现，宣武门的卫兵不知什么时候也换成了带刺刀的日本人。

　　共和面里还有老鼠屎和虫子

　　鬼子进了城，什么事都得看他们的脸色，吃当然也不能像先前那样自由。据傅留城老人回忆，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截断海运，北京城就变成了一座死城，只能进点蔬菜。日本人把城中所有仓库里的各式能吃、不能吃的东西，麦子、稻米、高粱、老鼠屎以及虫子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搅和在一起，日本人称那东西是“共和面”。

　　老百姓刚开始忍受不了共和面，就提着口袋到处找卖粮的地方，不过粮店就是不卖，日本人不点头，谁敢卖！到后来，连用来喂猪的白薯干、豆饼之类的东西，老百姓也抢着买，没办法，要活命啊！到后来，干脆连共和面也不得不强忍着咽下去，这可坑了消化系统不好的老人们，其中就有傅留城的外公。

　　屋顶漏雨，这雨还偏连着下个没完。1943年，北京城里除了日本鬼子外，还添了一项天灾———霍乱。傅留城还记得，那时只有4个城门是开着的，每个城门口处都摆着大缸。进城的人，不管手上拎着什么菜，都要提起来放到消毒液里浸一下；另外，进城的人还要转着圈由专人在身上喷上一圈消毒液。整个夏天，他们都是那么做的。

　　在那个夏天，傅留城的外公由于长期食用共和面最终患病去世。老人死后的尸体刚被放进棺木中没多久，地方警察就找上门，划出一片禁疫区，往区域里撒石灰，家人只能在禁疫区外悲伤哭泣。

　　日本人全城搜索暗杀者“麻子脸”

　　日本人在北京城也并非过得太平，遭“暗算”的例子也不在少数。1944年秋天，日本天皇的小舅子在北京西皇城根骑马时被人暗杀。傅留城肯定地说，那是戴笠所在的一个名为“蓝衣社”的组织所为。开枪暗杀天皇小舅子的人当时逃得很快，而据日本人身边的随从称，杀人的家伙脸上有麻子。

　　于是，日本人按着这个线索，开始大规模分区搜索，最终持续了一星期的时间。老百姓被命令不能离开所在的生活区，大街上出现很多士兵、警察。傅留城回忆说：“抓了一大帮的麻子哟，那些麻子都被隔离审查，宁可错杀一百，不愿放过一个，不少麻子都被杀了。”

　　原配夫人等到傅留城回来后才去世

　　踏上北京城的土地，傅留城深感自己最对不住的就是原配夫人，她一直在等傅留城。就在丈夫回来后不久，原配夫人就先去世了。

　　傅留城和原配夫人是从小就定了亲的。1940年，在鹤年堂工作的傅留城接到父亲通知，未婚妻从丰台区樊家村逃到城里。事情是这样的：丰台区樊家村是日本大本营所在地，“日本人晚上喝了酒后就到处找花姑娘。”在家担惊受怕的未婚妻在家人的保护下，干脆进了城。这位未过门的妻子随后就一直帮着傅留城的父亲料理家务，第二年(1941年)便同傅留城完婚，那年傅留城19岁，老伴18岁。

　　1944年，翅膀硬了的傅留城离开了鹤年堂，到外地进些便宜的粮食到城里卖，自己跑单帮，挣点中间差价。一年后，傅留城夫妻俩的儿子出生了。

　　1949年年底，傅留城因为有事离开北京，坐上了海船，结果一登上船就阴差阳错地去了台湾。据傅留城回忆，“突然在船上看到了岸上的火光，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看报才知道北京被围城了。”船一直没有靠岸，在海上等了半个月后，开到青岛加满油，就直奔台湾而去，结果一走便是半个世纪。

　　人物档案

　　人物：傅留城

　　年龄：83岁

　　经历：1937年初中毕业后，进入老字号药店鹤年堂当学徒，6年后离开药店跑单帮、做生意。1949年因北京封城，轮船无法靠岸，被转送台湾。

　　鹤年堂简介

　　鹤年堂相传始创于明代嘉靖朝的1525年。鹤年堂地处菜市口大街路北。鹤年堂这三个字乃是明代奸相严嵩花园内一个厅堂的堂名，严嵩活了87岁，在62岁时为相，他是进士出身，写得一手好词，很受皇帝宠信。

　　“鹤年堂”三个字就是由他所书，字体苍劲，笔锋端正，匾牌金体黑字。自严嵩晚年败落以后，这幅堂匾流入民间，才由鹤年堂收购来悬挂堂屋。

　　据《中国医药报》报道

　　文摘 共和面里砂子卡在阑尾处

　　——老舍先生所著的《四世同堂》着重讲述日军侵华时期，北平祁老爷子一家的生活，其中有关共和面的描写再现了当时的历史细节。

　　“她(妞妞，瑞宣的小女儿)说不吃共和面的时候，那眼神仿佛是在对家里人说，她那小生命也自有它的尊严：她不愿意吃那连猪狗都不肯进嘴的东西。”“祁老人，现在什么事都没有力气去照应，不过还是挣扎着关心妞妞。最老的和最小的总是心连心的。每当韵梅弄了点比共和面强的吃食给他，老人看都不看就说：”给妞子吃，我已经活够了，妞子她———‘接着就长叹一口气。他明白妞子就是吃了这口东西，也不见得会壮起来。他想起死了的儿子，和两个失了踪的孙子。要是四世同堂最幼小的一代出了问题，那可怎么好！“”当妞妞实在没有东西可吃，而只能咽一口共和面的时候，她就拿水或者汤把它冲下肚里去。共和面里的砂子、谷壳卡在阑尾处，引起了急性阑尾炎。她肚子阵阵绞痛，仿佛八年来漫长的战争痛苦都集中到这一点上了，痛得她蜷缩成一团，浑身冒冷汗，旧裤子、小褂都湿透了。她尖声叫喊，嘴唇发紫，眼珠直往上翻。“”那古怪的面粉，日本人管它叫作’共和面‘。哈！

　　三四十种猫不闻狗不舐的废物混合成的东西，实在需要这样个美丽名称啊！既不能包饺子，又不能蒸包子，烙回头，炸三角。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王卡拉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郭延冰

http://news.sina.com.cn/c/p/2005-08-08/04587437460.shtml


共和面　　日本人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共和面。实际上是一种叫不上名字的混合物。有糠，有麸，有磨碎的豆饼，有许多叫不出名的东西，反正什么都有，包括石头，沙子，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粮食，总体呈灰色，和水之后没有亲和力或沉底或浮漂于水面，捏不成形，没有任何粘合劲儿，永远是散的，连窝窝头都攥不成。弄熟之后，有股臭味、霉味，牙碜，而且硌牙，粗糙不堪，无法下咽，吃多了还拉不出来。
　　北平的老百姓对这东西倍感恐惧，看着它发愣，一点办法也没有，管它叫“混合面儿”，人人都消瘦了好几圈，永远有气无力，由嘴上，由肚子里，切身感到处于地狱的滋味。年老体弱者经不起这个折磨，纷纷死去。
　　（摘自舒乙《冰火8年间》）
http://baike.baidu.com/view/2444346.htm

henry2000888

4万犹太生命的“上海方舟”(组图)


在二战纳粹反犹狂潮中，这个自由港接纳了大量欧洲犹太难民，他们把自己称作“上海犹太人”


上海的唐山路818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是出了名的犹太人聚集区。



王发良常在摩西教堂向人们讲述往事。


摩西教堂旧址，现为犹太难民在上海的纪念馆。本栏图片曹迪/摄



　　背景　“上海犹太人”

　　二战时期，由于纳粹反犹狂潮，世界上不少国家对犹太难民关上大门，无需签证即可进入的上海，成为犹太难民的逃生地。

　　从1933年到1941年，大批从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其总


  



人数达4万，他们与同样受日本人欺压的中国人一起生活，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他们被称为“上海犹太人”。

　　除了其中数千人经上海去了第三国外，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仍有25000名左右犹太难民把上海当做他们的避居地，仅这一个数字就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

　　2005年7月3日，欧文·格林勃格(IrvingGreenberg，下文及访谈中简称欧文)来到上海虹口区的摩西教堂已经是傍晚5点。

　　他头上洁净的蓝色小圆帽立即引起路人注意。

　　“犹太人。”有人小声说。一些卷着裤腿或是穿着睡衣的中年男女在路边好奇地看着他。

　　一个穿着背心在路边乘凉的老年人走上前，用德语和他打招呼。交谈中，欧文知道，1941年，这儿曾有一家犹太人开的理发店，那个老者当时就在理发店做学徒，学会了德语。

　　1941年前后，有近2万名犹太人拥挤在这片狭小的区域内生活。作为美国犹太纪念馆的主席，欧文来上海想看看犹太人曾经在这里生活的痕迹。他很好奇，那些同他一样是蓝眼睛白皮肤的欧洲人是如何在这片市井中燃煤球炉、倒马桶的。

　　可是欧文现在能看到的只有一座摩西教堂，和一群好奇的男男女女。

　　教堂现在成了犹太难民在上海的纪念馆。引起欧文兴趣的是在这里的一位老讲解员。他叫王发良，85岁，他目睹了犹太人在这座教堂中避难，做礼拜，并在这片土地上艰难地延续着生命。

　　“那时候全世界都在排犹啊。上海整个城市接纳了4万多犹太难民，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所接纳的犹太难民的总和还要多。”王发良说。

　　而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犹太研究中心副主任李述笑研究，从1933年到1941年，就先后接纳了3万多名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

　　除数千人经上海去了第三国外，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时，仍有大约2.5万犹太难民在上海栖身。

　　到上海去

　　王发良以前住在唐山路818弄———源福里，“这是一条出了名的犹太弄堂。”它是典型的上海弄堂，逼仄、潮湿。天气好的时候，一竿竿衣物、被单从各个窗户里伸出，竹竿的头几乎抵到对面的墙。房子和房子间挤得透不过气。

　　弄堂现在住了近两百户人家。“以前不是这样。我搬进来时，这里住的都是犹太人，一共才99户。”虹口区在当时属于公共租界，除了10万名中国人居住在这儿，还有许多日本人和印度巡捕混杂在这块土地上。1937年之前，在王发良的生活中很少能见到欧洲人。直到战争来临。

　　“打仗了，飞机声、炮声一直在耳边响。”汇山码头离王发良住的地方很近，那儿曾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的主战场之一。王发良一家随即逃离虹口。

　　他们重新回来的时候，虹口的一切已经不一样了。

　　街上空空荡荡，满地是瓦砾、砸烂的箱子、碎了的玻璃。逃难的人陆续回来，安顿下来。

　　有一天，王发良忽然发现难民中有些人很特殊，他们鼻子高、眼睛蓝、皮肤很白，一些人手上拎着一只旧皮箱。“之后这样的人源源不断地出现在这片区域。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犹太难民。”大批犹太难民涌入上海是在1938年。那年的11月，德国在经历了著名的水晶之夜后，开始对600万犹太人进行隔离和捕杀。犹太人仓皇出逃。

　　海伦·希尔森拉德，一个犹太难民，在他的回忆录里记下了这样一段对话：“到上海去！……干吗到东方去？”“上星期，我差点寻了短见。只是听说到上海很容易，我这才没死。”“当时，欧洲各国的门户对他们都关闭了。一是迫于希特勒政府的压力，二是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中对这些居无定所的犹太人也素无好感。”王健是上海社科院犹太研究所的副主任。他对于在上海的犹太难民一直很感兴趣。

　　由于战乱，上海在1937年8月13日之后，处于一个签证失控的状态。只要有一张登陆许可证，就可以进入上海。曾经有一个犹太人告诉王健，上海对他们来说就像一个奇迹，“是上帝为我们打开了一个逃生的空间”。

　　中国“辛德勒”

　　在虹口区的摩西教堂，王发良时常会对来访者讲起何凤山的故事。

　　这是一个不为人熟知的名字，但他和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的主人公同样有着冒着危险救助犹太人的义举。

　　在任国民政府驻奥地利总领事期间，何凤山为奥地利的犹太难民发放了数千张“生命签证”，使他们逃离了纳粹魔掌。何凤山也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

　　“在犹太难民在上海的历史研究中，何凤山一直被忽视。”上海社科院犹太研究所副主任王健说。原因是，当时来上海不需要签证，但实际上，犹太人在当时离开奥地利却必须要有签证。中国领事馆的“签证”虽是名义上的，但却等于他们逃离死神的护身符。

　　1938年3月，希特勒的军队吞并了奥地利，当时奥地利的犹太人口居欧洲第三位，而90%的犹太人又居住在首都维也纳。两个月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将奥地利大使馆降为总领事馆，年仅37岁的何凤山被任命为总领事。

　　何凤山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到：街头每天都在上演着残杀的悲剧。甚至一些在奥地利有着很高社会地位的犹太人，也难以逃脱被迫害的命运。

　　何凤山决定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救人———只要有犹太人提出申请，就向他们发放前往中国的签证。

　　17岁的犹太青年艾瑞克·歌德斯德堡，在数月内奔走了50多个外国领事馆，都失望而归。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向中国领事馆申请签证，何凤山给艾瑞克签发了20份前往上海的签证。消息传开，中国领事馆门前排起了等候签证的长龙。

　　一名已被关进集中营的犹太人摩里斯·格罗斯费尔德，在妻子拿到全家去上海的签证后得以释放，一家人平安来到上海，逃过劫难。

　　王健说，当时国民政府和纳粹政府关系比较好，他们双方都给何凤山施加压力，要其停止发放签证，甚至威胁要撤他的职。当地政府还到其住宅去胁迫他。但他依然顶着诸多压力，发放了大量生命签证。

　　从1938年就任驻维也纳总领事至1940年5月离开，何凤山到底签发了多少张“生命签证”，至今仍是个谜。但据一些档案资料估算，平均每月500多个，有时达900个。

　　2004年2月19日，以色列“兹瓦特迪克”基金会专门向已故的何凤山颁发“国际义人”奖，表彰他救助数千犹太人的义举。

　　何凤山是第三位获得“国际义人”奖的中国人，他已于1997年辞世。第一位获得“国际义人”奖的中国人是潘均顺(音译)，曾于1941年在乌克兰救助犹太人，1989年获得此奖。

　　当时新华社驻耶路撒冷记者刘洪见证了颁奖现场。一位幸存者引用哲人的话称颂何凤山：“有些人虽然早已不在人间，但他们的光辉仍然照亮世界。这些人是月黑之夜的星光，为人类照亮了前程。”

　　奇迹般的生存

　　劳埃德·特雷斯蒂诺号邮轮一次次从意大利驶来，停泊在黄浦江边，每次卸下数百名无助的欧洲难民。

　　1938年，犹太人以每月1000人的流量涌入上海。

　　他们一点都不了解这个城市，包括这里的气候。

　　他们在潮湿的天气里，穿着不合时宜的厚大衣，他们要从6000件行李中找到自己的那一份。等走出码头时，浑身已是汗水淋漓。

　　起初来沪的难民离开欧洲还被允许随身带些钱，在救济委员会的帮助下，有些人还能住进景色美丽的法租界。可是从1939年起，到达上海的犹太人就身无分文了。

　　现居奥地利的乔治·赖尼希就是在那年来到上海的。他们先是被安排在苏州河边上的河滨大厦，之后被转移到虹口区的难民所。那些人也就是王发良所看到落魄的蓝眼睛的外国人。

　　如果不是长期居住在上海的犹太人迅速组织起援助欧洲来沪难民委员会，那些来到上海的难民将会成百上千地死去。王健说，当时犹太人在上海的势力很大，远东第一首富维克多·沙逊爵士在上海的影响力能直达政府层面。上海犹太人大量财力的直接资助，使得委员会能顺利运作，从而帮助了大批难民在上海生存下来。

　　“那时候，上海人都知道沙逊，虹口区的好多房产都归沙逊所有。”王发良眼看着周围那些学校、仓库和兵营被匆忙地改建成收容所。

　　但是那些收容所简陋不堪，每个收容所要容纳300至600名难民，男归男、女归女分住不同的宿舍，最大的一间屋子住着150人。

　　赖尼希下了船后，马上就感受到了收容所的愁苦气氛。他被领到一所“移民之家”。他爬上陡直的楼梯，走进一条长长的过道，“过道阴暗忧郁，仿佛是恶梦中见到的那种，看来似乎没有尽头。”赖尼希又被领进卧室。女人和孩子往左走，男人进右边一间。“没有床，只有一种木架，上面铺着白布，供人睡觉。”房间里没有桌子、椅子，墙上连挂衣服的钉子都没有。赖尼希想从包裹里取出几件生活必需品，却发现根本没地方放。

　　委员会办起了许多临时厨房，“在苏州河边上有一个，我们家附近的长阳路上也有一个。”王发良看到，每到用餐时，临时厨房外就会排上几百人的难民。赖尼希说，“由于人多，每顿饭要分3批吃。通常要等上一二个小时才能吃到饭。”

　　由于难民人数日益增多，委员会抽出一部分人专门在世界各地进行筹款，另一批人则在上海快速地建立起一个犹太社区，比如在收容所开办职业培训中心，提高难民的生存能力；帮助难民们修复被毁坏的街道。

　　有一段时间，王发良每天都能看到那些外国建筑师、外国泥瓦匠在街边的废墟中进进出出。然后，就有欧式住房和商店像变戏法似的出现在他的视野里。“整个区域的外观被改建得让人觉得陌生。”王发良的印象中，在舟山路和长阳路的交汇处，当时有维也纳咖啡馆、欧式的街道，能提供巧克力和冰淇淋的牛奶房。这里曾被称为“小维也纳”。

　　一些有资本的难民建立了小型工厂，出产肥皂、蜡烛、编织品、皮革制品等产品。王发良至今还记得那些具有欧洲风格的食品，“有腊肠、糖果、软饮料”。

　　赖尼希的家人也开起了个小皮包加工厂，生活逐步稳定下来。“我们犹太人都奇迹般地生存下来了。这与中国人的善良与友爱有关。”

　　日本人的“河豚鱼”阴谋

　　在八一三抗战之后，日本已基本控制了上海的局势。虽然与德国、意大利一同并称为“轴心国”，但日本政府对于大量犹太难民涌入上海始终抱着一种暧昧的态度。

　　“当时的日本政府很矛盾，他们在盘算着自己的利益。”王健说，日本希望能利用犹太人的经济实力来建设被他们占领的中国。

　　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犬冢大佐负责所有的犹太人事务。他曾在公开场合表示，“上海的犹太人，尤其是沙逊，在上海有资金有产业，而我国可能需要巨额资金来开发中国，因此重要的是仔细研究，我们怎样利用犹太人和利用到什么地步。”所以，当劳拉·马戈利斯从美国来到上海后，受到犬冢大佐有礼貌的接待。马戈利斯是由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派遣到上海，来帮助犹太难民的，并来了解委员会的应急资金被冻结的情况。

　　1940年，虹口的难民资金和粮食都到了紧缺的边缘，伙食已由每天2餐改为1餐。犬冢大佐热情地答应了去调查资金冻结的事，并同意放行红十字会为难民提供的5000袋面粉。

　　“他们希望利用犹太人来影响美国，推进与美国的合作。”当时上海俄罗斯犹太人社区主席托帕兹认识到了日本政府还有更深远的企图。

　　犬冢大佐的同僚安江在一次演讲中也表示出了日本这方面的想法：“犹太人受到日本和‘满洲国’的保护，他们应对这两个国家的利益做出贡献。并且要对全世界的犹太人灌输这种教育。我们的理想是，利用满洲的犹太人来影响远东的全体犹太人致身于日本的事业。而远东的犹太人反过来又将影响全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尤其是美国的犹太人。”“在当时，这被称之为河豚鱼计划。一项甜美而危险的计划。”王健说，日本对犹太人的态度一直处于想要接近又不敢接近的境地。直到1941年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本向美国宣战后，上海这个自由港才被完全关闭。

　　他们几乎被集体处死

　　在虹口的犹太人收容所里，赖尼希最大的乐趣就是打听小道消息。1942年，在赖尼希和他的朋友中流传着一条可怕的谣言，上海的犹太人将被集体处死，而且崇明岛上正在修建一座集中营。

　　谣言与一个被称为“华沙屠夫”的人到来有关。1942年7月，负责日本、中国和“满洲国”事务的纳粹盖世太保头目梅辛格来到上海。他向日本占领当局提出了屠杀犹太人的“上海最后解决方案”。

　　梅辛格给出三条建议：一、在9月犹太人新年到来时，将他们都抓起来，剥光衣服，赶上船，让他们和船一起沉没在汪洋大海中。二、驱使他们去江河湖海边挖盐，给他们最少的食物，然后慢慢饿死。三、将他们关到崇明岛的集中营里，做医学研究。

　　迫于德国的压力，日本决定将自1937年之后抵达上海的犹太人圈禁在一个隔离区里。这是一个6平方公里的区域，由约40个方块形街区组成。

　　犹太人必须放弃自己的舒适公寓，来换取隔离区里的狭小住房。他们进出隔离区时，衣领上要求佩戴一种红色或蓝色的金属徽章，上面印有“通”字。

　　“尤其可怕的是我们在申请通行证时，要面对一个精神变态的疯子。”这个疯子叫合屋，是一个负责发放签证的日本兵。合屋身材矮小，就把个子高的赖尼希从队伍中挑出来耍威风，他跳到办公桌上，左右开弓扇赖尼希的耳光。

　　王发良也住在隔离区，“好多中国人都不愿意搬走，毕竟住久了。而且中国人是可以自由进出的。”日本人在隔离区里实行一种中国的古老的管理制度———保甲制。

　　他们将年龄在20岁至45岁的犹太男性编入名册，让他们轮流执勤，自行管理。

　　由于人手不够，中国人也偶尔会授命担任1天保甲。王发良就曾在街上执勤过，检查来往的犹太人是否有通行证。王发良执行任务时，常对犹太人较为通融。

　　以色列的“上海居民区”

　　1943年下半年开始，隔离区里难民的生活日益变得窘迫，难民们不知道救济计划已濒于破产，筹款也日渐困难。

　　王发良去上班的途中，开始看到有犹太难民在沿街乞讨，“这在最初的时候是不可能的。”还有些人为弄几文钱买干酪，去中国人的磨坊里推磨。有难民妇女去登记卖淫，还有犹太母亲卖掉自己的新生婴儿。

　　在王发良的隔壁住着一对犹太老夫妻，带着一个孙女。由于家境贫困，他们家很少点灯。当时王发良在美孚公司里做事，他时常会拿些煤油接济他们。“虽然这样，我们依旧很少说话。但有一次对话让我印象非常深。”那位60多岁的犹太老先生问王发良，“What is the mightest strength in the world？(什么东西在世界上最有力量？)”王发良愣了一下，“Is nature？(自然界？)”他得到的答案是，“Nothing.”王发良说，他到现在才明白，这是一个难民对权力世界的感慨。

　　1945年，日本战败。9月3日，隔离区撤销。犹太难民恢复自由。

　　犹太难民开始如同潮水一样从上海退去。他们将在上海的资产纷纷出售。1946年，王发良买下了犹太人在818弄里的一栋房子。他是搬进这条弄堂里的第四户中国人。随后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搬了进来。

　　直到1960年，上海的4万多犹太人几乎退尽。这段传奇也像梦一样，从上海飘散开去。

　　但离开上海的犹太难民并没有忘记这个东方家园。

　　他们称自己为“上海犹太人”。

　　一部分犹太难民回到以色列后，特地在特拉维夫市郊建了一座房子，名字就叫“上海居民区”。

　　对话　犹太人永远记住曾经的上海传奇

　　新京报：怎么会想到来上海参观摩西教堂旧址？

　　欧文：在我们的纪念馆里做过关于犹太人避难的展览。

　　这是个长久性的展览，将一直在馆内存放。其中就提到犹太难民在上海的经历。我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政府委派的纪念馆的主席，一定要来亲眼看看这段历史，这对我非常重要。

　　新京报：参观之后，对这段历史有什么新的认识？

　　欧文：看到中国人和犹太人曾一起生活的地方后真的让人很感动。这是最直接的反应。犹太人和上海人在命运深处有很强的共鸣。

　　新京报：现在在犹太人中间是否都知道犹太难民曾经在上海避难的那段历史？

　　欧文：都知道有这事。但不清楚具体细节。很多有意思的细节都给隐没在茫茫历史中了。

　　新京报：比如什么历史细节？

　　欧文：中国政府曾经在维也纳派驻过一个领事，叫何凤山。

　　他曾经给成千的犹太人发放签证，帮助他们逃生。我是通过做这个展览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新京报：你来中国后，对她有什么认识？

　　欧文：中国经济的崛起不是一种威胁。因为她的成长不只体现在物质上，在文化上、思想上也是一种良性的成长。我注意到中国的教育，它灌输的不是一种仇恨。它强调的是一种和平的国际合作关系。

　　新京报：过去犹太人在上海避难的历史对现在的世界还有何影响？

　　欧文：犹太人是个记忆力很强的民族，对于历史上的恩怨一直会有很清晰的记忆。犹太人目前只占美国总人口的2%，但是这些人在美国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如果将犹太人和中国比喻成老鼠与大象。那么当大象遇到困难时，老鼠一定会感恩来帮助大象的。(本报记者闾宏)

　　相关专题：新京报抗战专题



http://news.sina.com.cn/c/p/2005-08-12/06557476260.shtml



当年挤住在虹口的犹太难民



1938年，犹太难民坐船到上海



1939年创办的犹太难民子弟学校

——当年犹太难民近日来信述说难忘记忆

  刘锦前汪一新整理

   
二战时期，欧洲各国的犹太人遭到法西斯分子的疯狂迫害与屠杀，西方一些国家却不接纳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犹太难民。而在那个生死关头，中国向他们敞开了门。上海，使近3万犹太难民逃脱了劫难；上海，成为不少犹太人的“诺亚方舟”。

  这些年来，世界各地的昔日犹太难民和他们的子孙来电来函，与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保持联系。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他们更怀着激动之情，发来不少电子邮件，寄来一份份信笺，诉说当年刻骨铭心的难忘经历和对上海的真情回忆。

  劳德·威尔顿（Claude Wilton）从德国发来电子邮件——60年前情景在眼前

  一切过去60年了，可仿佛都在眼前。

  在上海下船的时候，11岁的我惊呆了，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长得跟我们一点都不像的人，船坞上满满地拥挤着中国码头工人。

  我们一家人搬到上海之前，住在德国前东普鲁士，后来发生了“玻璃破碎之夜”——那天晚上每个犹太人的商店、住房的玻璃窗户都被打碎了。那天，我爸爸受到了法西斯分子的威胁。我父母决定逃离德国。

  但当时，我们一家可以选择的去处并不多。想去美国，但当时美国接收难民的数量有限制，从报名到批准进入，至少要等8年。那时，我们惊喜地获悉，上海没有移民定额，也无需签证，于是我们就来到上海。幸亏我们没有等待美国的定额放开，否则，我们一定会死在德国。

  我们住在上海犹太人慈善会提供的难民宿舍里。我们每天吃三顿饭，是粗茶淡饭，量也小，但足够维持生命了。我们感到非常幸运，比比我的同胞，他们要凄惨多了。

  后来，我的爸爸居然买下了一套小公寓。买房子的钱，是父母从德国带来的。来上海的时候，我们带了很多东西，水晶、花瓶、碗、床单、高档衣服。后来我们把它们都卖掉了，很多犹太人都这么做。买这些东西的多数是中国人，这些东西在当时的商店根本买不到。还有一点，中国人买我们的东西，是出于一种同情与爱心。

  我们家的房子在当时虹口区的唐山路，房子很小，但它比难民区好多了。我记得最大的苦恼，就是臭虫，它们很快就在我们房子里安居繁殖。我爸爸参加过一战，对付臭虫，有点经验——他和战友在床腿边放上一桶火油，这样臭虫就不会爬上床来。我们没有火油，就用肥皂、消毒剂来对付臭虫。开始臭虫都躲了起来，没过几天，又毫不犹豫地来“拜会”我们了。但没什么好抱怨的，我们毕竟有了一个生存之地。小屋子里恼人的臭虫，如今回想起来倒也有某种怀旧的味道。

  乔治·赖尼希（George Reinisch）从奥地利发来电子邮件——上海，我们曾经的家

幼时的回忆依然这么真切。记得我们抵达上海时，伯父早已等在码头边的计程车里，随即把我们带到虹口那间业已租下的小屋。伯父已经在上海呆了一年，他是犹太难民“海姆”（heime，德文“家”，难民居宿地）的创建人之一。

  长途跋涉带来了劳累和病痛，全家人都为有此栖身之处而庆幸。我们的小屋坐落在虹口区公共租界中的“穷街”。除了中国人外，还住着锡克族印度人及新近到来的犹太难民。当时犹太难民差不多以每月1000人的速度涌入上海。许多犹太人到达上海时，已经身无分文了。但是，我们犹太人都奇迹般地生存下来了。这与中国人的善良与友爱有关。

  日子一天天过去，父母凭着自己的艰苦奋斗，从变卖一些小手工艺品，到最后竟还有了自己的独立作坊，生活完全能够对付了。更为庆幸的是，父母还把我的外祖父母从维也纳纳粹魔掌下救出来，我们全家在上海团聚了。

  我们在上海生活了7年半，直到1947年2月初。这期间父亲当过老师，母亲靠手工制花来谋生，后来我们开了个小皮包加工厂，生活逐步稳定下来。我们和中国人一起劳作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家族的人总是说，上海——我们曾经的家。

  威廉·肖特曼（William Schurtman）从美国来信——全部财产10个美元

我们家初到上海时，全部财产只有压在箱子底下的10个美元。但是中国人是友好的，上海的天空是明媚的。也许因为我的父母有些文化和技能，他们双双幸运地找到了工作。

  然而珍珠港事件后，情况急剧变化。日本占领军命令犹太难民搬入虹口的隔离区。我们被迫放弃了公寓，住进一所学校的一间小单间里，日军还逼迫我们付了一笔荒谬的“钥匙钱”。我们长久住在这个又小又暗和通风不良的房间里，后来又搬入一个更小的房间。我们的房间没有浴室或厨房，甚至自来水也没有。整幢建筑只有一间公共厕所。每天早晨，一名苦力推着被委婉地叫做“甜蜜车”的车子运走粪便污物。我母亲不得不在一个小煤炉上烹煮所有的食物。我记得小煤炉简直与花盆一样大，只有不断煽风才能保持火旺，我总是被煤烟熏得直冒眼泪。烧开水花费时间太长，到老虎灶买热水成了我每天的使命，我便可以在大街小巷中串来串去。那时，老虎灶在上海任何一个街角都能找到。老虎灶的记忆与我的童年就这么连在了一起。

  犹太医生开小诊所，营业额相当不错。犹太工程师和建筑师为重建虹口出了很多力，修复了数十条被毁坏的街道，盖起新的住房和商店。律师、经济学家、大学教授等则没有机会表现他们的才能了。但是办法总是有的，一些人做起了小贩，另一些人卖报，一些有创业精神的人甚至建立了小作坊，生产肥皂、蜡烛、编织品、皮革制品之类，还生产欧洲风味的食品——腊肠、软饮料等，不少产品在中国人中还很畅销呢。

  瑞娜·克拉斯诺（Rena Krasno）从美国旧金山发来电子邮件——俱乐部的愉快时光

1945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这一年里反法西斯战争彻底取得胜利。记得那年3月的一个晚上，我和父母一起到犹太俱乐部去。

  俱乐部是1932年成立的，成了具有创造性的犹太精神和文化生活的中心。我父亲是犹太俱乐部文化委员会的秘书。

  俱乐部每周四有文化之夜活动，这是埃尔哈卡社——俄文文学艺术圈的字母缩写。这个团体是一小批渴望探索创造性表现手法的人建立的，目的是为探求各种文化形式的人提供一个论坛，激励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发挥才能。每周四晚上俱乐部里都有音乐和戏剧小品演出，还组建了俱乐部图书馆。这种合作相当活跃，吸引了一批优秀的专业人员，无偿演出各种剧目。父亲曾写了一首《埃尔哈卡赞歌》，谱上高亢激昂的曲子。不论是欧洲的纳粹，还是上海的日本人，都不能使我们犹太人的理想受挫。

  我们坐在长桌旁，同胞们互相亲切问候。俱乐部的房间呈长方形，有高高的天花板，窗户上悬挂着巨大的窗帘让人感到协调和谐，这实在是日本军装与刺刀间的一个世外桃源。父亲抑扬顿挫地朗诵了一首俄语诗，反响很热烈。大家围坐在桌旁闲谈，啜饮着热腾腾的柠檬茶。每周一次的俱乐部愉快时光与期盼，伴着岁月的艰辛，使我们单调的生活有了色彩，也给了我们生活的依托，让我们获得生存的勇气。

  朱迪丝·本·埃莉莎（Judith BenEliezer）从以色列来信——为抗日组织做交通员

一天，我的好友T.S.王来找我，他说：“朱迪丝，我想请你做件事，如果你觉得难办的话，就请爽快地拒绝，我能理解你。”

  “唉，这件事挺难以启口，但我想你即使不愿介入，也不会泄密。中国游击队已渗透到了上海郊区，经常打击日军。小打小闹已无济于事，关键是要打击敌人的最敏感部位。游击队必须掌握敌军敏感地段的情报、特种兵团的部署以及重要的设备部署情况。汪精卫伪政府成员在跟日本人合作，尤其在帮助日本情报部门，他们了解日军的防卫情况。我们已有一位同志秘密打入了伪政府，凭他的职位可以获取秘密情报……”T.S.王迟疑着等待我的反应。

  “继续讲，”我鼓励他说，“你是什么意思？”

  “这位同志把情报传给我，由我转送到急需情报的部门。困难在于一旦被怀疑，就会被跟踪，我们必须有一个中间人联系。”

  “你的意思是让我做中间人，让他把情报转给我吗？好，我愿意做这件事。”我立即回答。

  就这样，我担当着中间人的工作。我后来多次被上海的日本警察、情报科特工和日本驻上海宪兵总队等审问过，万幸自己灵活应对，一次次化险为夷。

  莉莉·芬克尔斯坦（Lilli Finkelstein）从奥地利来信——我和中国人一起泪流满面

我们怀着希望来到了上海，在虹口舟山路安排好住处后，新的生活就开始了。我很快就学会了去附近街道的菜市场买食品。小贩们说着洋泾浜英语，我能很好地听懂他们的话。他们友好、乐于助人。

  后来，我们经常看见许多日本兵行进在上海的大街上，我们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几个月后，日本人命令难民迁往虹口的指定居留区。附近几乎找不到住宅房子，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一间。我把那间房子好好打扫了一下，终于可以住在里面了。但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居留区，日本人剥夺了我们的自由。

  但是，我们并不孤独。中国邻居非常友好，他们知道我们处在艰难的困境之中。他们都是最穷苦的老百姓，没受过什么教育，但是非常通情达理。我和他们中的一两位妇女还交上了朋友。最难忘的是有一次，有家中国人邀请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到他们家中吃年夜饭。

  有一天下午阳光明媚，我与几个朋友一起到有着近2000年历史的著名的龙华寺和龙华塔去作了一次远游。我十分喜欢那些美丽的古老建筑，它们似乎在诉说着佛祖的生涯。寺内有一座大殿，里面有几百个菩萨和罗汉的镀金塑像。我们观赏着，赞叹着，渐渐我把朋友们甩在了后面。

  我漫步到了龙华塔的门口，台阶上坐着一个老人，出售供佛的香烛。我看了看他，他便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忧虑。我说：“我兄弟在被纳粹占领的法国，我听不到他的消息，他可能在危险之中。”我不知道这个老人是否明白了我的意思，但他说：“请接受一份香烛吧，当你在佛祖前点燃它时，就想你的兄弟吧，菩萨会保佑的。”我感谢中国老人善良的心，我按照他的话去做了。那一刻我感到了心灵的慰藉。

  我不知道这香烛或是菩萨是否保佑了我们。战争结束后，美军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找到了我的兄弟。后来他成了维也纳一个很成功的古董商。

  当我们得知希特勒被打败了的时候，日本人还没有投降，他们在虹口的街上挖起了战壕，企图继续顽抗。1945年8月我们获得了自由。我们和中国人一起上街欢庆胜利，泪流满面。（本版照片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犹太研究中心提供）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 ... ntent_2956893_5.htm

henry2000888

铁道游击队护送千人去延安(组图)



　1942年以后，鲁南铁道大队的中心任务由破袭敌人交通、据点转为护送来往干部，刘少奇、陈毅均曾通过这一秘密通道



83岁的老队员刘宗仁，曾在护送刘少奇行动中站岗。本报记者钱昊平摄



87岁的老队员高志洁。她的丈夫王志胜是铁道游击队创始人之一。本报记者钱昊平摄



　　背景

　　“铁道游击队”

　　1938年10月到1940年1月：苏鲁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队为掌握枣庄矿区敌情，派三大队排长洪振海、王志胜潜回家乡，在枣庄火车站西侧的陈庄，建立了抗日情报站。




  



　　1940年2月到1942年12月，八路军115师苏鲁支队正式批准洪振海、王志胜的报告，同意在抗日情报站的基础上建立一支秘密抗日武装，命名为鲁南铁道大队。

　　1942年12月到1944年9月，鲁南军区将微湖大队、铁道大队等四支人民武装合编为鲁南独立支队。

　　其任务也由过去破袭敌人交通、袭击敌人据点、截击敌人火车转为主要护送过往干部。

　　1944年9月到1946年3月，独立支队撤销，二大队恢复铁道大队番号。

　　1946年3月，铁道大队奉命撤销，在此基础上建立鲁南铁路局，其所属部队大部编入主力。

　　1954年1月刘知侠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支队伍以“铁道游击队”之名家喻户晓。

　　1945年10月，山东枣庄和临城(现枣庄市薛城区)的1000多名日军向一支不足百人的抗日游击队投降，这是军事受降的历史中十分罕见的一幕。

　　86岁的张静波老人回忆，此前曾有中国军队要求这些日军投降，遭到了日军拒绝。日军的队长声称只向“飞虎队”交武器。他们认为只有“飞虎队”能够保证他们的安全。

　　日军所说的“飞虎队”就是鲁南铁道大队，也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铁道游击队”。

　　在打票车、截火车、炸铁路、毁桥梁的传奇故事背后，鲁南铁道大队还承担了另一秘密任务———护送中共高级干部去往延安。

　　游击队护送刘少奇、陈毅过微山湖的故事在微山岛上流传至今。

　　抗战期间，铁道大队还护送了上千名干部跨越津浦线，其中包括罗荣桓、叶飞、陈光、萧华等人，仅1943年就护送了300多人。

　　这一线实际成了华东、山东根据地通往延安的秘密通道，铁道大队的队员们便是这个秘密通道的守卫者。

　　建设秘密交通线

　　“有一段时间，敌人被我们的队员打晕了头，抓住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掉我们的鞋子，看看脚心长毛没有，要是没毛，他们才放心。”83岁的刘宗仁说话时神采飞扬。

　　这位铁道游击队的老队员解释，铁道游击队员神出鬼没，被日军认为是“飞毛腿”，游击队则被叫作“飞虎队”。

　　老人很乐意谈及这段戎马岁月。他记不清楚自己的出生年月，但对加入游击队的时间记得很清楚：1938年农历八月十四。

　　当时这支队伍的名称还是苏鲁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队。1938年10月到1940年1月，总队为掌握枣庄矿区敌情，派三大队排长洪振海、王志胜潜回家乡，在枣庄火车站西侧的陈庄，建立了抗日情报站。

　　1940年2月，八路军115师苏鲁支队正式批准洪振海、王志胜的报告，同意在抗日情报站的基础上建立一支秘密抗日武装，命名为鲁南铁道大队。

　　“我们打票车、截火车、炸铁路、毁桥梁，为抗日军队提供了很多的物资供应。敌人对我们也是闻风丧胆。”刘宗仁说，他的母亲刘桂清就是电影《铁道游击队》芳林嫂的原型。

　　1941年之后，这支队伍又承担了另一项任务。

　　皖南事变以前，共产党华东根据地与延安方面的交通主要是经徐州走陇海线，负责保护这条路线的是彭雪枫部。

　　皖南事变发生后，原来驻守这一路段的彭雪枫部向上海方向转移，交通线逐渐为日伪所控制。重新开辟一条连接华东根据地和山东根据地的交通路线成燃眉之急。

　　铁道大队和运河支队承担起了在敌占区构建秘密交通线的任务。

　　根据部署，军队干部由苏北进入山东之后，由运河支队护送。快在津浦铁道时由铁道大队护送，经由津浦线，进抵微山湖。

　　到了微山湖，再由微湖支队护送到由我军控制的湖西根据地。

　　护送“0号首长”

　　对刘宗仁来说，护送“0号首长”行动是他战争生涯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页。

　　这次行动之后，根据“0号首长”的指示，游击队的中心任务由在铁路上袭扰日军改为护送过往干部。

　　1942年8月，鲁南铁道大队接到鲁南军区通知：要护送一个工作队穿过津浦铁路回延安，其中有个代号为“0号”的首长，人身安全务必要得到保障。

　　谁也不知道“0号首长”的真实身份，直到游击队收到这位首长达到八路军115师教四旅所在地后发来的一封电报，落款是“刘少奇”。

　　在迎接刘少奇之前，时任鲁南铁道大队大队长的刘金山和副大队长王志胜(电影《铁道游击队》里王强的原型)、政委杜季伟就反复研究了护送方案，包括如果遭遇敌人袭击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刘宗仁负责站岗，在他的记忆里，他们迎接“0号首长”的时间是一个晚上，地点在郭里集。

　　亲自护送刘少奇的刘金山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对这次行动作过详尽的回顾。他回忆，刘少奇是要过微山湖去延安，当时队员们都有顾虑：要通过的地带日军防守严密，护送人员不易通过。

　　“怕什么？你们有枪，我也有枪，你们能走，我也能走，你们能打，我也能打。”这位有着“严肃而又慈祥”面孔的首长几句话就打消了队员们的顾虑。

　　行进的路上，天色很黑。在通过铁路壕沟上的吊桥时，发生了一个小意外，随行的骡子被吊桥的灯光晃惊了，一跳翻到了深沟，队员怎么拉，骡子就是不起来。刘少奇笑着说了一句“骡子还跟我闹脾气吗。”一句话缓解了气氛。

　　晚上8点多，刘少奇到了铁路边。突然，北面闪过了一道白光，敌人的巡逻铁甲车从临城方向驶向他们，探照灯的光柱扫来扫去，重机关枪哒哒地扫射。

　　队员们的枪口都对准了巡逻车。但出乎意料的是，巡逻车突然停了。原来敌人并没有发现情况，只是瞎打了一阵。

　　护送队护送刘少奇避开了大道，走上了小路。在大家松口气的时候，刘少奇将大队的几个干部叫了过去，边走边告诉他们：“日本侵略者控制着华北铁路交通线，对我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妄图割断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所以，你们要尽一切努力保住这个交通线，今后，你们铁道大队的中心任务，就是掩护路过的干部。”5天后，刘少奇过了微山湖继续西行，在湖边接应他的是冀鲁豫军区黄河大队的战士。

　　当年12月，根据刘少奇的关于“要解决沛滕驿边区和微山湖地区地方武装统一领导问题”的指示，鲁南铁道大队等4支人民武装合编为鲁南独立支队，其主要任务也发生了变化。

　　13岁小队员探路

　　1943年11月，新四军军长陈毅接到中央通知，要去延安参加中共七大。

　　由苏北去延安，必须要经过津浦线，护送陈军长的任务又落到了鲁南铁道支队的身上。

　　穿越之前，侦察工作必不可少。

　　“当时去侦察，大人不好进，大队长说孩子进去目标小，于是我就借了一套老百姓的衣服，化装成农家小孩去了。”今年75岁的铁道队员朱其鸿当时只有13岁，便发挥了孩子的优势，前往铁道和车站进行侦察。

　　朱其鸿的父亲是铁路工人，他自小就在铁路上跑，人头很熟，见人不是喊“大爷”就是“大叔”。之前他和其他孩子就常给游击队员帮忙，他们趁敌人的火车停靠时钻进车厢，车开动后打开车门，使铁道队员得以顺利夺取日军物资。

　　这次受命为陈毅军长探路之后，朱其鸿先是翻过铁道边上的铁丝网，进去后在铁路两边溜了一圈，发现鬼子都是荷枪实弹、戒备森严，但没有进行扫荡的动向。

　　大约到了下午5点，朱其鸿看到一辆装了鬼子的火车从南向北驶去。他接着就到临城火车察看情况。

　　在车站，这个13岁的孩子转来转去，引起了鬼子的注意。

　　“他们可能认为我是小偷，抓住我就扇我的耳光，直到我不能动为止，然后又用皮靴往我身上踹，我不敢做任何反抗。”等鬼子走了之后，朱其鸿爬起就跑，翻越铁丝网的时候，一根2寸长的钉子扎进了右腿。

　　“鬼子在后面追，我顾上不很多，一下子就将钉子拔了出来。”7月27日，老人掀起裤腿，时隔62年，这个伤疤依旧清晰，“但当时既不疼也没有出血，回去后我还没敢跟队长说，后来肿了才找医生看。”朱其鸿侦察完后就回了集结点，看到有一行人朝他走过来，其中有个骑马的中年人，胖胖的。

　　大队长刘金山叫过朱其鸿：“小鸿，知道他是谁吗？”朱其鸿摇摇头，刘金山告诉他：“这就是陈老总啊。”朱其鸿至今记得这一场面：刘金山一声令下“走！”，十几个带枪的队员一路小跑护送陈毅走远。

　　“他们去那里我也不知道，也不能问。”朱其鸿就此作别新四军军长陈毅。

　　“糖衣炮弹”过姬庄

　　陈毅将从姬庄附近过铁路。快到姬庄时，鲁南铁道大队政委杜季伟发出指示：“为安全起见，陈军长对外一律称陈老板，马上做好沿途的敌军工作。”指示是发给铁道大队短枪队指导员兼临城特区副区长黄岱生生的，此时他正率领队员在关帝庙、姬庄一带活动。

　　黄岱生生开始安排情报人员注视津浦铁路沿线的敌情。他本人则带着一名通讯员，背着粪篓，以捡粪的名义沿着护送军长的路线走了一圈。

　　这一带路线上，黄岱生生跟看守的伪军几乎都很熟悉，因此对护送并没有觉得有太大压力，但走到姬庄伪军碉堡时，他一下子愣住了：熟悉的伪军全部换防了，没有一个认识的。

　　黄岱生生忙到村中打听，原来这些人都是伪县大队的，前一天刚换防。

　　黄岱生生担心首长过路的消息走漏了，立即向政委杜季伟建议：“军长不能马上过路。”但原定过铁路时间不容改变，浑身冒汗的黄岱生生只能找到了“两面村长”姬茂喜，这个人表面是伪村长，实际上与鲁南铁道大队关系很好，经常帮助大队做沿线伪军的工作。

　　但姬茂喜也不认识新换防的伪军，只是听说碉堡上的头目是个中队副。

　　黄岱生生思考片刻：“明天一早，你就到碉堡上去一趟，一是探探虚实，二是想办法把那个中队副请到家里，‘款待’一下，顺便教育教育。

　　怎么样？“村长一听面露难色：”黄区长，我和他素不相识，怎么贸然上碉堡，又怎么那么容易把他请来呢。“黄岱生生又给他出主意：”请不来你可以‘买’吗，带上20斤猪肉、4瓶酒，就说代表乡亲们去慰劳他们。“次日清晨，黄岱生生带了3名短枪队员到了姬茂喜家。

　　直到上午10点，伪中队副才摇摇晃晃地赶到了姬茂喜家，带了个卫兵。几个人正在寒暄时，黄岱生生从卧室里一个箭步跨出，用短枪抵住伪军中队副。卫兵想拿枪，枪已被短枪队员拿走了，只好站在一边。

　　黄岱生生直白地告诉伪中队副：“日本人在这里呆不长，咱们都是中国人，又是同乡，没必要为了日本鬼子伤了自家和气。”伪中队副连连点头。

　　村长接着说了一些铁道大队如何厉害的话，中午几个人在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临走时，黄岱生生将枪还给了伪中队副：“明天我还要到你们的据点去看望看望兄弟们。”他客气地回应“欢迎光临”。

　　第二天晚上8点多，护送陈毅的先遣队到了姬庄，黄岱生生带着队员朝伪军据点走去，伪中队副出来迎接，寒暄一阵后，黄岱生生说，等一会有几个兄弟要去铁路西办点事，请他行个方便。对方连说“没问题”。

　　陈毅路过时，伪军打开了探照灯送他们，还在铁路两侧很深的封锁沟上搭了一个木板桥供他们通行。

　　陈毅两过津浦线

　　跨过铁道的陈毅一行登上小舟，离岸向微山湖湖心渡去。是夜，陈毅住宿在微山湖上。

　　翌日清晨，铁道大队政委杜季伟上了陈毅住宿的渡船，军长正在下棋。

　　在一篇文章中，杜季伟回忆，陈毅将一粒白棋放在密密麻麻的棋子中间，对他说：“你们铁道队也在下围棋啊，和火车上的敌人下，不过你们不是用棋子，而是枪子，对吧。”一句话引来满船笑声，陈毅更加高兴：“毛主席也是在下棋，棋盘可大了，是全中国，棋子嘛，则是在座的你我他和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喽。”小船上气氛活跃起来，有人开始鼓掌，陈毅又拿起一个棋子放在棋盘上：“你们铁道队对正规部队就起到了很好的配合作用，今天我们还要继续配合，这就叫同心协力。”那一天，杜季伟一直在陈毅身边，一直到迎接陈毅的船队到来。

　　傍晚时分，陈毅即将下小船时，和大家一一握手道别：“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对这段经历，陈毅后来赋诗一首：横越江淮七百里，微山湖色慰征途。鲁南峰影嵯峨甚，残月扁舟入画图。

　　抗战期间，铁道大队共护送了1000多名军队干部跨越津浦线，没有出现一起闪失。

　　为了排除护送路线中日伪的危险，铁道大队想出了一个“秋后算账”的心理战术，他们向日伪军透露，铁道大队有个账本，伪军谁干了坏事，就在谁的名下记一个黑点，黑点多了，就离死不远，鉴于铁道大队当时的威名，很多伪军对此都很害怕。

　　畏惧的前提下加以少量的物质利诱，日伪军对铁道队的过往都睁一眼闭一眼。

　　后来任大队政委的赵明华也回忆说，对交通沿线上的各个村庄的伪乡、保长、地主、特务等，采取拉打并举的方针，能争取其立功赎罪的尽量做瓦解工作，使他们都能为铁道游击队办事。

　　1945年底，抗战胜利后，陈毅从延安返回苏北，再次由铁道大队护送跨越津浦线。

　　(感谢枣庄市薛城区政协文史委主任范祥广先生对本文的帮助)

　　山东枣庄是铁道游击队的故乡。1938年，铁道游击队就诞生在枣庄火车站西边的小陈庄。这支武装是一柄插向敌人心脏的尖刀，机智勇敢打击日本侵略者，书写出无数个传奇。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钱昊平

http://news.sina.com.cn/c/p/2005-08-01/01087374250.shtml

henry2000888

孙元良：脸皮最厚的抗日飞将军
前不久，黄埔一期学生，国民党“名将”孙元良在台湾病逝，享年103岁。他同时还是著名影星秦汉的老爸。按理，这样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将军，应该颇受人尊重。然而他驾鹤西去之日，却有不少人拍手称快。这是怎么回事呢？
孙元良有个绰号，叫“飞将军”，指的是他快速“转进”的能力。从北伐开始，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不止一次上演丢下部队孤身逃走的好戏。



国民党丢掉大陆后，他退守台湾，在自传小说《亿万光年中的一瞬》中大吹牛皮，把自己塑造成为英勇无敌的盖世名将。欺骗无知愤青的同时，也引得爱好历史的网友纷纷出来，揭穿他的画皮。

一．投身黄埔军校，北伐初次学飞
孙元良190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华阳，祖籍则是浙江绍兴。不知是否这个原因，他不能吃辣椒，和一般川军将领差别很大。
孙元良的父亲孙廷荣，曾做过知县；叔父孙震是四川军阀中的大佬，手握数万兵马。孙元良是具备“大少爷”资本的。但他不甘心在父辈的萌佑下享福，而是走出家门，到南京求学。
1924年，孙元良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与陈赓、杜聿明、左权、陈明仁、宋希濂等同学。他的推荐人是李大钊。由于生得相貌堂堂，颇具军人气质，孙元亮很得校长蒋介石的欣赏。毕业后，他被编入蒋介石的嫡系武装——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蒋介石和孙元良合影
据孙元良自己吹嘘，东征陈炯明期间，是他率先手持军旗，登上惠州城头。其实，各种材料证实，率先登上惠州城头的，是“黄埔虎将”陈明仁。
到1926年北伐战争时，孙元良已经晋级为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要知道，当时国民革命军总共只有八个军，其中老蒋的嫡系就一个军。所以孙元良这团长的地位可算相当高了。“黄埔三杰”之一的陈赓，也只是营长呢。
官当得不小，孙元良却没有打出他自传中描绘的威风。在江西与孙传芳的战斗中，第1军打下南昌后，戒备松懈，结果遭到孙传芳连夜反击。第1师师长王柏龄丢下部队仓皇奔命，孙元良也有样学样，惊慌失措地逃跑。在这群饭桶的抛弃下，第一师官兵纷纷溃散，南昌得而复失。与第1军并肩作战的第6军军长程潜赶来收拾残局，急令孙元良团掩护主力部队集结。这时第1团已从溃乱中略微整顿出来，孙元良却违抗军令，继续西撤，导致战局无法收拾。
嫡系打败仗，老蒋可气坏了，急冲冲赶到前线，召集部队训话。蒋介石痛恨王柏龄的贪生怕死，也痛恨孙元良的临阵脱逃，杀气腾腾地说：“这次打仗，第1团团长孙元良没有得到命令便退却，应照革命军的连坐法来枪毙。这次失败，是我们革命军最不荣誉的一件事，也是北伐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孙团长没有命令擅自退了下来，一定要按法枪毙。我们第1师，从前是最光荣最有名誉的军队；现在被孙团长个人毁坏，难道我们还能容忍这种败类，不枪毙他吗？”
看样子，小孙这次在劫难逃了。不久，他就从大家的视野中消失。
本来，老蒋确是下了杀一儆百的决心。然而火气稍微降下些后，他又考虑到，孙元良虽然犯了军纪，毕竟是忠心耿耿的黄埔一期生。在共产党势力发展很快的今天，这样的右派门生是很宝贵的。于是，蒋介石把孙元良的团长撤掉，却送他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学习炮兵。
靠着这一层“镀金”，孙元良1928年回国，官运依旧亨通。但“逃跑将军”的名头，在国军中已初现端倪。军中袍泽赠其绰号“孙飞将”，所谓“成功虽无把握，逃跑却有决心”，辛辣至极。


二．上海抗战，杀敌扬名
说起来，孙元良打仗还是有两把刷子。不过此人也有两个毛病，一是自私怕死，二是贪财好色。
1932年1月底，日本人在上海闹事，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2月中旬，张治中率第五军前往增援，时任259旅旅长的孙元良也在其中。飞将军一生中成名之作揭开序幕。



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孙元良在对部队进行动员
是役日军依仗装备上的优势，发动猛烈攻击，孙元良率部扼守阵地，使敌人遭到极大挫败。3月3日子夜，259旅517团在娄塘附近宿营，忽然有千余日军猛扑而来，顿时展开激战。上午，又有数千日军赶到，集中猛攻我军。万分危急时，孙元良亲临517团指挥，并向张治中送去绝命书，表示决心一死殉国。张治中急调各部奋力解围。两军形成残酷的拉锯战。鏖战到黄昏，517团团长张世希率部拼死突击，将日军击退，孙元良才得以突围。
因蒋介石不发援兵，最终19路军和第五军寡不敌众，撤出上海。一二八抗战虽以失败告终，但仍是北伐以来，国军首次对日寇挑衅正面回击。此战也为孙元良挣来了威名。他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宝鼎勋章。
从抗日战场下来，孙元良又参与了镇压19路军“福建人民政府”以及围剿中央苏区，追剿红军的内战，表现中规中矩。
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每个中国军人都得到了为国洒血的机会。此时孙元良已升任国军主力德械部队88师师长，自然责无旁贷。
淞沪抗战中，88师作为先头部队，向日军驻上海部队发动进攻。然而因为指挥笨拙，准备不充分，国军在上海的攻势徒劳无功。随着日军大举增兵，国军转入防御，被迫在敌人的飞机、重炮和战舰轰击下，把成军成师的军队添油般派上前线，用血肉之躯去填日本鬼子的火力。在上海闸北地区，孙元良所部坚守达一个多月，展现了德械师的威风，也为粉碎倭寇“三月亡华”的狂言做出了贡献。
淞沪会战本身，是一场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的仗。蒋介石把七十万大军摆放到水网纵横的上海地区，沦为日军优势炮火的目标，故部队伤亡极大。到11月，国军陷入崩溃的边缘。为了掩护主力转移，孙元良命所部524团谢晋元副团长率领四百多健儿坚守四行仓库。谢团长率部坚守四昼夜，毙伤日军二百名，很好完成了掩护的任务。一时间，“八百壮士”威名远扬，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欺辱的象征。他们的长官孙元良也跟着沾光，晋级为72军军长，并获得云摩勋章。



民族英雄谢团长
两战上海，孙元良在国难面前斗志昂扬，敢打硬仗，与日本鬼子浴血奋战，一扫过去逃跑将军的臭名。老实说，他日后拿这些来吹牛，该，稍微吹过头也不要紧的。

三．妓院中躲过南京大屠杀
孙元良在上海抗战，打得悲壮激烈，堪称英雄。但战倭寇的同时，他贪财好色的一面却也暴露无遗。
当时，上海市民和学生都自发组织了慰问团，鼓励前方将士。孙元良作为一线指挥官，他的指挥部自然少不了这些满怀热情的客人。一般的官兵得到父老兄妹的慰问，斗志更加旺盛。孙元良却一眼瞥见慰问团中有位女学生长得很不错。战火间隙，飞将军色心顿起，要这女学生多在师部留一下谈谈。等代表团其他人走后，孙元良便企图强奸她。他的部下纷纷劝阻，孙元良竟厚颜地说：“英雄总是和美人联系在一起的，自古英雄都喜欢美人，尤其是我们在上海作战有功，做这一点小事没有什么。”
不仅如此，孙元良还命令他的参谋长和副官，把上海各界送来的慰问物品，变卖一部分成现金，从中渔利。
如果说这些行为尚不伤抗日御侮的大节，那么孙元良另一个作为，简直可以用丧尽天良来形容。就是在淞沪会战期间，国家专门拨了一笔“国防工事费”给88师，用于修筑工事。孙元良看见上海到处都是现成建筑材料，以及老百姓废弃的民居，于是灵机一动，就地取材修工事。这笔费用，则大都落入了自己的腰包。谁知道，“节省”着修出来的工事，看上去差不多，一旦面临日军的猛烈炮火，便都成了豆腐渣。孙元良一念之贪，导致88师的许多弟兄还没见到鬼子的面，便死在粗劣的工事里。



88师师长孙元良（中），副师长冯圣法（右）、参谋长陈素农（左）。
随后国军溃败撤离上海时，孙元良还不忘发财，派人把附近纱厂的棉纱搜刮一空，用卡车运到外地抛售，又大大捞了一笔。
淞沪会战之后，便是惨烈的南京保卫战。这本是一场战略上糊涂，战术上混乱的悲剧之战。孙元良的88师，尚来不及休整补充，便被派去防守要地雨花台。此时的孙元良，和淞沪会战相比似换了个人，沉溺于声色犬马，很少专心备战。
12月10日，日军一路突破外围阵地，直趋雨花台。孙元良率部进行激烈抵抗，终因敌强我弱，仅仅两天即告不支。12日上午，日军占领雨花台后，居高临下攻击中华门。88师将士还在城墙上奋勇抵抗。师长孙元良却带着直属部队，向下关码头仓皇逃窜，企图渡江逃离南京。经过36师宋希濂的部队用机关枪“劝阻”，这才被迫又退回中华门。一去一来，阵地已然动摇。



到中午，中华门被鬼子攻破，88师264旅旅长高致嵩和262旅旅长朱赤先后殉难。而身为军长兼师长的孙元良故伎重演，竟然扔下尚在拚死战斗的几千弟兄，自个溜之大吉！失去指挥的88师将士们，有的奋战到了最后一滴血，有的死在一盘散沙的溃逃中，还有很多被日军俘虏，像宰杀牲口一样杀掉，沦为南京三十多万冤魂中的一员。可怜曾彰扬军威国魂的精锐德械师，就这样全部溃灭。
那么，孙元良呢？存在几种不同说法，一说他跑到某国大使馆避难去了，但当时各国使馆均已撤离南京，恐不可信；一说他冒充士兵，被日军俘虏，一位老太太冒认他是儿子将其救出。更可信的一种记载，是孙元良在中华门失陷时，化装逃到妓院中躲藏起来，后来得到德国西门子公司代表拉贝的帮助，方才脱险。
无论如何，孙元良大敌当前，弃阵而逃，导致全军覆没，这等飞将军本色，实在令人发指。

四．郁闷六年，独山再立功
孙元良贪生怕死，逃过了日本人的屠刀，却躲不过全国人民的怒目。在他辗转逃到武汉之后，被激怒的各界，纷纷向军委会控诉。民众控诉他抢劫民财，强奸慰问团的女学生；宋子文等一批党国高官控诉他在上海劫掠物资；他部下的幸存将士，也联名上书，指出孙元良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各方群情激昂，要求将孙元良枪决，以平民愤。
面对汹汹群情，老蒋也不敢大意，只得下令将这位得意门生撤职后关押。后来经过审讯，宣判孙元良无罪，但军界的路子却也不好走。他先后担任诸如“军校班主任”、“副军团长”、“集团军副总司令”之类有职无权的位置，中途还去欧洲考察了半年多。直到1944年，才得以担任29军军长。这时距离他在上海奋战的热血时代，已经过去了六年多。
战火说来就来。垂死挣扎的日军，为了打通大陆线，发动“一号”会战，中国称为豫湘桂会战。面对日薄西山的鬼子，国军上演出相当丢人的丑剧，竟然一溃千里，几个月中丧失数十万大军，被日军生生穿透了大陆。



1944年，日军孤注一掷，发动打通大陆线的一号作战。此时国军在装备上已经不亚于日军，更具有空中优势，但却丧失了抗战初期的斗志，竟被垂死挣扎的日寇打得大败。
这其中，孙元良的29军91师，表现尚差强人意。当时，日军逼近贵州独山。独山距离陪都重庆只有100多公里，一时朝野震动。孙元良率91师火速驰援，于11月30日夜遭遇日军前锋。91师在美军战机助战下，与日军13师团的104联队展开激战。
12月2日，因守军不战而逃，日军攻占独山。过了2天，该部日军接到撤退命令，遂在烧杀抢掠和大肆破坏之后，主动撤离。12月8日，孙元良军“收复”独山。
此战，孙元良虽然未能阻止日军占领独山，乘鬼子主动撤退的“收复”也有水分。然而比起大部分国军的狼狈逃窜，至少老孙来之能战，坚持到了最后。而且，91师的阻击战也稳定了贵州局势。在豫湘桂的丢脸大撤退中，这样的表现可算高人一等，因此老蒋将其作为典型宣传。孙元良也一扫晦气，获得青天白日勋章。
在1945年局部反攻中，孙元良率部一路奋进，收复若干失地，颇有痛打落水狗的畅快。
老孙就这么以壮烈的开头和荣耀的收尾，写完了他的抗战生涯。在日本投降后的大“光复”中，飞将军如鱼得水，大肆搜刮民脂民膏，颇发了些横财。




按理说，孙元良还算打过几场恶战的，不过国军同僚似乎都看不太上他。或许是“飞将军”名头太响亮了吧。因此在解放战争头两年，孙元良没有多少带兵打仗的出镜。直到1948年，才接受叔父孙震的队伍，当上了第十六兵团司令。新官上任，立刻大肆贪污军饷，甚至连南京方面犒劳兵团将士的赏钱都装进自己腰包。据说，当年在南京保卫战中和孙元良并肩作战的黄埔一期同学宋希濂，一听飞将军在徐州当兵团司令，立刻拒绝了去徐州当副总司令的任命，还说：“孙元良我是深知道的，是个把个人看得比什么都高的人，我无法与他共事。”

http://www.mingzong.com/news.php?page=5&id=8975

henry2000888

他除了是蒋介石的亲信什么都不是。1944年春，30万中国军队被日军击败，汤恩伯将军的冤不在于36天丢了37座县城，不在于损失20万军队，而在于河南省的老百姓群起攻击被日军击败的国军，(10万军队被老百姓缴了枪)河南省的百姓恨国军超过了恨日军，河南省农民与中国军队打了起来，，这在中国战场上绝无仅有，国民革命军在河南省作了如下这些事：军人把百姓在路上找个借口捆了，要家人带钱来换人，设立的税收纸条能把老百姓的门给贴满了，与土匪勾结，邦票，为了拉兵，不管任何理由，哪怕这家人离了男人就活不下去，也会把人带走……1940年到44年的4年中，河南省的国军与日军一仗没打，反与日军作起了生意。战斗中，一个日军记者看了河南省老百姓受的苦不禁说出：“我第一次发现了比日本军还坏的部队。”


渡江战役前夕出卖了自己恩师的汤恩伯花大力气打造的江防，一夜之间被攻破。有英国“紫云英”号的前车之鉴，还是将军舰一字排开阻挡解放军过江。最后第二海防舰队在舰队司令林遵的带领下投降。


汤恩伯(1889—1954),浙江武义人,是国民党元老陈仪一手培养起来的。
陈仪1883年生于浙江绍兴,1900—1907年先后在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就读,是老同盟会会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参加了浙江独立运动。民国建立后,被推举为浙江都督府陆军部长兼陆军小学校长。
时为浙江体育专门学校一个不名一文的穷学生的汤恩伯,求助于陈仪。陈仪始则让他在陆军小学做旁听生,继而两次资助他赴日本留学,先后入明治大学和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后来,汤恩伯对陈仪也一直以长辈事之,并将原名克勤改为“恩伯”,意即伯父陈仪有恩于汤,对汤恩重如山恩同再造,汤将永志不忘。
1926年,汤恩伯学成归国后,经已为浙江省省长兼国民革命军第19军军长陈仪的引荐,结识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蒋任其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随军北伐。
汤恩伯因与蒋介石先后同校同科,加上又是浙江老乡,所以颇受蒋介石的青睐和器重,官运亨通,由参谋、师长到集团军总司令,一路飙升,直到升到他不能胜任的职位,成为蒋介石反共反人民营垒里的一名重要死党。在其长达20几年的军事生涯中,双手沾满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鲜血。

二

上个世纪30年代初,汤恩伯在卫立煌的指挥下,参加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是这一时期蒋介石对苏区和红军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的策动者和坚决执行者,其在占领区内制造无人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黄安三角地一带,汤恩伯捕捉到当地农民自卫队和革命群众200多人,未加审讯即命令工兵营挖坑统统活埋。行刑时,有个10岁左右的小孩吓得哇哇直哭,汤恩伯指着这个小孩狞笑道:“到底是小孩晓得害怕!”后来,在新集附近,他又将各团、营捕捉的所谓匪谍百余人交给士兵,从中挑出所谓罪大恶极者20余人,一人一穴活埋,其余全部用机枪扫射。其仇视人民、凶残狠毒之状,令人发指。
抗战时期,汤恩伯担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豫鲁皖苏边区总司令,驻守河南,自称“中原王”,扰民害民无所不用其极,河南人恨死了他,说“宁叫日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据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回忆,汤恩伯性格暴戾凶残,不可一世。一次,李宗仁跟汤恩伯同乘一艘小火轮去某地视察,汤见船老板对其怠慢,有迕违不恭之举,竟当着李宗仁的面,拔出手枪,抵着船老板的脑袋,吼道:“看,老子崩了你!”李宗仁还以为他是吓唬吓唬船老板的,哪知,他真的扣动扳机……
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首战河南,汤部不战自溃。蒋介石迫于国人对汤的非议,不得不将其调赴重庆委以闲职,以掩人耳目,但时间不长,又任其为陆军总司令部第三方面军司令官。


http://qkzz.net/Announce/announce.asp?BoardID=17100&ID=37336


抗战莫做汤恩伯，带兵当学孙蔚如（原创）

　　抗战中，中日两军逐鹿中原，河南是角逐的主要战场，战火中的河南在天灾人祸中呻吟，在鏖战正酣的1942年河南全省遭灾，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完全绝收，战争中河南出兵出粮均列全国之首。异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使得河南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

　　一次老蒋和他的秘书在谈话中提及了河南，这位被称为文胆的秘书陈布雷告诉他:：坊间流传河南如今有四害。

　　老蒋问有哪四害？陈布雷说有“水”、“旱”、“蝗”、……

　　这“水”、“旱”、“蝗”的灾情老蒋都知道。

　　于是老将问：那第四害是什么？

　　这……陈布雷吞吐着说：……是“汤”。说完陈布雷的脸就红了，听完后，老将的脸也红了。

　　这与“水”、“旱”、“蝗”并列为四害的“汤”是什么？难道是河南人喝的汤有毒吗？不。是驻扎在河南，有“中原王”之称的汤恩伯将军，而且汤恩伯将军也知道河南百姓对自己的“抬举”。那么汤恩伯将军是如何评价河南百姓的呢？伟大的汤将军如是说：“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全在河南百姓身上”，他还破口大骂河南人都是卖国贼。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抗战爆发以后，汤恩伯的几十万军队驻扎在河南，军粮、草料、兵源全部“就地取材”。横征暴敛，盘剥无度，大灾中的河南被掠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通过黑市倒卖这些粮食中饱私囊。搞得整个河南民不聊生，饿孵遍野，于是才出现了这样惊人的一幕：

　　这“历史性一幕”发生在1944年春夏之交。这一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后，孤注一掷在中国发动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意欲打通直通南方的大走廊。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5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豫中30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

　　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

　　与汤恩伯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支驻扎在河南的部队——守卫洛阳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将军面对灾民，把自己的军粮拿出赈济灾民，后来该部在与日军的激战当中，大量的河南百姓自发自愿的为阵地上的国军输送军食、用担架抬伤兵……

　　由此可见河南人民决不是象汤恩伯说的那样，都是卖国贼。恰恰相反，给国家带来奇耻大辱的正是他汤恩伯将军，日军占领了汤恩伯的防区后竟然在灾区拿出缴获的军粮赈起了灾，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

　　良平在对这个历史事件的反思中，不禁从汤恩伯联想起了粱惠王，粱惠王把百姓赶到战场上，为他打仗。

　　有一天，他问孟子：“我对于国家，总算尽心了吧！河内年成不好，我就把河内的灾民移到河东去，把河东的粮食调到河内来。河东荒年的时候，我也同样设法救灾。看看邻国的君王还没有象我这样做的。可是，邻国的百姓并没有大量逃跑，我国的百姓也没有明显的增加，这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回答说：“大王喜欢打仗，我就拿打仗作比方吧。战场上，战鼓一响，双方的士兵就刀对刀、枪对枪地打起来。打败的一方，丢盔卸甲，拖着刀枪，赶紧逃

　　命。有一个人逃了一百步，另一个人逃了五十步。这时候，如果那个逃了五十步的竟嘲笑那个逃了一百步的胆小怕死，你说对不对？”

　　粱惠王说：“当然不对。他只不过没有逃到一百步罢了，但同样也是逃跑啊！”

　　孟子说：“大王既然懂得了这个道理，怎么能够希望你的百姓会比邻国的多呢？”

　　梁惠王尽管给了百姓一点小恩小惠，但他发动战争，欺压黎民，在压榨人民这点上，跟别国的暴君没有本质的差别。梁惠王给了自己的百姓很多小恩小惠，老百姓都不愿意为他卖命，更何况是视百姓生命为草芥的汤恩伯呢？


http://bbs.news.163.com/bbs/zhongri/102100748.html

henry2000888

抗战:北起卢沟桥 南止深河桥　独山战役回顾



独山深河桥

  新华网贵州频道（徐红恩）小时候听大人说，二战期间，日本鬼子打到独山后不久就投降了，当时不清楚这其中的细节，只在记忆中留下一个模糊的“独山情结”……就在《南京！南京！》上映期间，我问了身边的朋友，大多竟然也不了解这段历史，不知道这场成功阻击日军进犯，更是侵华日军败亡转折点的辉煌战役……为了揭开这个深藏心底的谜团，深入探究曾经在那段历史中发生了怎样的事迹，又有怎样的一群人，他们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安危都经历了什么？“五·一”期间特从北京飞回贵阳，驱车前往独山——深河桥。




西南铁路终点

  深河桥位于贵州省独山县城北10公里处，是广西进入大西南的要冲，在二战期间，这里是西南铁路终点站，黔桂公路的必经之地。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占领中国，发动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然而，现今卢沟桥及“七七事变”家喻户晓，深河桥和“黔南事变”却鲜有人知。

  独山深河桥阻击战向世人讲述了爱国军人和贵州民众保家卫国的辉煌事迹，展现了独山人民的淳朴智慧、英勇顽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学习先辈的“深河桥阻击战精神”。面对日军的残暴侵犯，贵州独山人没有软弱的劣根性，有的是奋起抗击，有的是一股撼天动地的中国力量，这股力量如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树深深扎根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内心。

  1943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1944年，日本为摆脱不利局面，日军发动了侵华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势“一号作战计划”，先后发动了豫、湘、桂会战，在打通平汉、长衡线，攻战郑州、长沙、衡阳后，从广西北犯贵州，欲进攻大西南，侵华日军遂孤注一掷，企图打通桂黔大陆交通线，意欲攻克重庆，一举占领整个中国，以图速决中国战场。于12月2日攻至重庆“南大门”——贵州独山，陪都震动。

  1944年冬，日本侵略军第3师团、第13师团主力，日军集结50万军队发动了豫、湘、桂战役。12月初占领独山、荔波、三都、丹寨等县, 一时间黔南大地烽烟四起、日军四出烧杀淫掠、横尸遍野，独山县城被7天7夜大火全部烧毁,黔南人民和逃散到独山的19000多人被日军杀害及冻饿而死，历史把此次日军的侵略暴行称为“黔南事变”。









日军的残暴罪行激起了贵州各族人民的愤怒，许多仁人志士、爱国青年纷纷组织起来英勇抗日。独山各族民众和由冯玉祥将军创建的29军将士并肩奋起反击，勇敢向日寇宣战。29军军长孙元良与91师王铁麟师长协同指挥对日作战，独山深河桥成为日军不可逾越的障碍。为阻止日军前行，盟军炸毁了深河桥。深河桥一度成为日军侵犯中国领土的“最后一桥”。





日军从独山深河桥撤退后，便节节败退，自独山之战后，日军入侵西南腹地的妄想破灭，深河桥成为侵华日军败亡的转折点，日本侵略军深入我国最远最后的地方就是独山深河桥，所以独山是在抗日战争史上有着特殊的和重大意义的地方。抗战史上因此有“北起卢沟桥，南止深河桥”之说。它是侵略者灭亡的见证，是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丰碑。可以说抗战八年中这是正面局部战场上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胜利，此后至日本无条件投降近一年时间里，日寇再无反攻。



横扫了大半中国的日军在名不见经传的独山遭遇了侵华以来的滑铁卢，再一次证明了正义必能战胜邪恶，万众一心，再强大的帝国主义也便如纸老虎。独山战役的胜利，这不仅是普通民众保卫家园的胜利，更是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胜利，必能带给当代人以更多的民族自豪感与民族精神力量。

  日军从独山深河桥撤退后，便节节败退。自深河桥之战后，日军入侵西南腹地的妄想破灭，深河桥成为侵华日军败亡的转折点。

  抗战史上因此有“北起卢沟桥，南止深河桥”之说。深河桥是侵略者灭亡的见证，是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丰碑。







http://www.gz.xinhuanet.com/2008 ... tent_16878417_2.htm

henry2000888

武汉会战东孤岭的日军掷弹筒阵地

日军八九式重掷弹筒与榴弹

沈克尼 文/图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认为掷弹筒是“日本陆军惟一值得评价的兵器”。从日军的《步兵操典》及联队以下的步兵战术教材中都可以见到掷弹筒在攻防作战使用的原则。
　　在我的办公室的卧房中放列着唯侵华日军独有的兵器，已锈蚀成废铁的八九式50毫米重掷弹筒（题图）。有朋友问我，把这种遗弃在昔日战场上的“废铁”放在卧室里，你能睡得觉吗？我说，正因为有这“废铁”，作为预备役军官的我睡觉都睁着一只眼。它是国防教育的生动教具。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步兵装备有两种掷弹筒。一种是十年式掷弹筒，口径50毫米，全长508毫米，重2.5公斤，最大射程600米。另一种是较为普遍的八九式重掷弹筒，口径50毫米，全长610毫米，重4.7公斤，重大射程，使用八九式榴弹670米，使用九一式手榴弹可达1200米。

翻阅日军当年的步兵编制资料可知，1933年－1937年日军步兵小队的编制内有轻机枪分队三个，掷弹筒分队一个。其后又增加了一个掷弹筒分队。1940年日军修改《步兵操典》，步兵轻机枪分队装备轻机枪一挺，步枪11枝。而掷弹筒分队掷弹筒三具，步枪9枝。从日军步兵联队（团）的编制看，每个步兵中队重掷弹筒有9具，全联队共计81具，与联队轻机枪装备数量相同。这也反映出日军对掷弹筒的重视。这种日本1929年设计并列装的重掷弹筒的结构十分简单，一节底部封闭的圆形发射筒，连接一段用于射手持握的钢管和底座。

　　八九式重掷弹筒发射小型的八九式榴弹和八九式发烟弹以及九一式手榴弹，类似微型的迫击炮。便于携行，特别是山地作战。掷弹筒发射的姿势分跪姿和卧姿两种。战斗中发射的速度单兵一分钟为20发，2人操作，一分钟可发射40发。是日军所独有的步兵面杀伤的轻型兵器。日军步兵学校1936年的研究报告认为，突击时手榴弹的投掷距离约30米。而日军90式和94式90毫米口径迫击炮射程在3800米，97式81毫米迫击炮射程在2850米，还有一种形似迫击炮，而称之为十一年式曲射步兵炮的射程为1550米。日军的掷弹筒即用以补充迫击炮与手榴弹之间的支援火力空白。八九式重掷弹筒无支架和瞄准具，瞄准靠筒身上半部白色“方向照准线”（初期型八九式和十年式的是红线）。射击时，以跪姿为例，射手左手持筒身，左臂伸直紧靠左膝内侧，驻板前端据左足内侧中心固定右手控制击发“引铁”，射手头部保持垂直，左眼与方向照准线和目标成直线。射击全凭士兵的经验。射距远近除用“整度器”调节筒内的长短调整射程外，主要靠角度的修正。如近距离为射击，日军教材称为“下方分角”，射角45度，射程为60米，60度为45米，90度为30米。远距离射击，日军称为“上方分角”，射角为45度，射程为220米；50度角为180米，60度角为120米。关于掷弹筒射角，在我的手中还有一个“八九式重掷弹筒射角附照器”，上面装有水准气泡，标明为“昭和十一年专卖特许願六九○三号，东京合名会社兵器商会”制造。
　　九一式手榴弹是侵华日军使用最为普遍的步兵投掷武器之一，其他还有十年式九七式、九九式、以及战争末期的陶制手榴弹。九一式手榴弹重520克，长12.5厘米。因弹体底部用螺纹配装发射筒，是日军掷弹筒使用的三种弹种之一。九一式手榴弹也用于手投掷，或作为绊发地雷使用。引信延发4～5秒，铸铁的弹体爆炸后产生的破片较大，而且不均匀。这种手榴弹在抗日战争中，我国军队缴获颇多。东北抗日联军赵尚志将军与敌苦战牺牲后，身边还遗有10枚九一式手榴弹。
　　1937年9月，我八路军115师首战平型关歼灭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近200辆，缴获野炮1门，以及大批步枪、轻重机枪，其中掷弹筒20余具。虽缴获了掷弹筒，但我抗日部队没有使用经验，便以“敌”为师。聂荣臻元帅回忆：“我记得，晋察冀军区俘虏过一个叫中西的日本兵，他被俘后要求留在我们这里，我同他谈过话。我问他，你不回去，想做些什么呢？他说，随便分配我做点什么都行。那个时候，我们部队还缺乏使用日本掷弹筒的经验，缴获大批掷弹筒，不能及时用上，中西就担任了这方面的教官，教八路军战士使用掷弹筒。”
　　抗日战争中，我军吃了不少日军掷弹筒的亏，特别是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在阻击日军发起的近距离冲击时，常常遭到日军掷弹筒的杀伤，难以发挥我军近战优势。在由彭德怀元帅指挥的关家垴战斗中，八路军386旅在攻击通道上遭到日军数挺机枪和掷弹筒的封锁，部队遭到严重的杀伤。对此，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彭德怀副总司令都有指示，彭德怀元帅提出“敌人有掷弹筒，我们也必须有”的要求，要八路军军工部考虑试制。


　　负责掷弹筒试制工作的负责人是曾在我党情报部门“特科”工作的刘鼎。刘鼎组织太行兵工部门克服重重困难，奇迹般的解决了筒身和弹体原料，以及加工方法两大难题。太行军工部从敌占区拆毁的铁轨做掷弹筒的钢材，以太行山区盛产的白口生铁做发射榴弹的弹体，并用土法就地取材生产硫酸，制成无烟火药。终于在1941年4月成功的试制出了太行军工部第一批掷弹筒与掷榴弹。由于太行军工部适当增加了掷弹筒筒身的长度，既保证了射击精度，又将射程增加到700米，实现了彭德怀副总司令的要求。自1941年5月起，太行军工部将成批生产的掷弹筒及掷榴弹源源运送到抗日前线，使八路军有了与日军相抗衡的步兵火力。日军惊呼，八路军“在太行山上兴建了现代化兵工厂，拥有先进设备与外国专家”。此前，1939年秋，八路军总部柳沟铁工部工人郭大海遵照朱德总司令指示曾造出第一具掷弹筒，经试验威力很好。1940年，在总部召开的劳模大会上，由左权宣布劳动模范名单，朱德总司令亲手将一块布奖状奖给郭大海，上书“奖给郭大海同志创造能手，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赠”。

值得一提的是，1934年国民党汉阳兵工厂就开始仿造日本大正10年式掷弹筒和弹，数量不多，仅供少数部队及军事教育机关研究用。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常受日军掷榴弹猛烈攻击，无法还击，国民党兵工署命令第三十工厂在日式掷弹筒的基础上，研究制造。1938年底，第三十工厂以江元方为主试制的掷弹筒经试射结果良好，甚至比日式还优良，定名27年式掷弹筒，于1939年初正式投入生产。所用之弹仍基本仿照日式制造，仅在工艺和个别结构上予以改良。1939－1946年6月，共生产掷榴弹156万余发。1938－1939年，西北制造厂城固分厂日产掷榴弹1000发。1946年后，除第三十工厂留重庆的一分厂继续制造27年式掷榴弹外，还有第四十四工厂制造。西北实业公司下属西北机车厂亦曾制造掷弹筒及75飞雷（相似于掷榴弹）。1947－1948年，兵工署化学兵司还安排生产了一批特种掷榴弹。以上国民党军制造的掷弹筒，日本藤田昌雄的《陆军兵器史——虏获盟军兵器》一书中提及“虏获支那制的掷弹筒”，筒身长短不同于日军掷弹筒。
　　卧室里陈列的日军当年的掷弹筒时时告诫我侵华日军在上个世纪曾侵略、践踏过中国的土地，让我们的父辈们流了太多太多的鲜血。正如抗日老战士迟浩田上将对笔者所言，这是不能忘记的历史！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9409f40100cjnn.html


一张89式掷弹筒的图片.是侵华日军的主力装备.




八路军手中的袖珍大炮－－日军掷弹筒

八路军手中的袖珍大炮－－日军掷弹筒一九四二年的冀中，新官上任的日本冀渤特区司令官坂本旅团长 带着三百多人精锐卫队在自己的占领区巡视。当路过一个名叫宋庄的村子的时候，这队日军突然遭到了埋伏在此的八路军战士的袭击。  坂本旅团长是一个久经战阵的老兵，枪声刚一响起他就立即跳下战马，躲过了数发急射而来的机枪子弹。但是一发小型炮弹准确的落在他的面前，将其头颅炸的粉碎－－－这个大日本皇军的陆军少将当场毙命！事后，日军检查坂本的尸体后发现：他并不是死于中国军队常用的迫击炮，而是死于日军自己的装备－－89式掷弹筒！


  历史
  掷弹筒从原理上来说，是一门超轻型的迫击炮，说起来的它之所以被创造 还有日本人的很多功劳。
  1904年到1905年，日本和俄罗斯帝国为了争夺中国东北的地盘发动了残酷的日俄战争。在这场狗咬狗的战争中，更为凶残和顽强的日本人逐步占了上风。在攻击俄军旅顺要塞的时候，虽然日军伤亡惨重(第一次总攻的六万人就伤亡一万六千)，甚至一天就伤亡五六千人（当时日军参谋接到伤亡报告时候也不敢相信，认为可能是下级上报数字出错－－多写了一个0），但是日军依靠自己兵源和火力的优势，逐步把俄军的据点一个个清除。
  俄国士兵可以依靠的主要是他们的马克希姆重机枪，但是日军已经攻入部分俄军的工事，并且移用这些工事进行有效的隐蔽，俄军的重机枪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作用。于是，一些俄军炮兵军官异想天开的把47毫米口径的海军炮倾斜的装在一种带车的炮架上，以大仰角发射超口径长尾形炮弹，这就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迫击炮。这些炮弹的以弯曲的弹道准确的射入日军隐蔽的工事内，造成日军很大的伤亡和很强恐惧心理。
  虽然最后日军仍然在日俄战争中最后获胜，但是日军基层军官对这种新式火炮非常推崇，希望自己的军队能够仿制。日军战后随即仿制了各种口径的迫击炮，其中的一种就是大正十年式掷弹筒，于1921年装备部队。
  大正十年掷弹筒口径50毫米，重量很轻只有2.6公斤，射程为175米。它的设计目的主要是日本军方希望能够弥补中型迫击炮和单兵手榴弹之间的火力空档，同时能够大大增强步兵班的火力。大正十年式掷弹筒在日军服役长达25年，直到日军二战战败为之。
  但是大正十年式自身性能不佳，它的射程太短（不到200米），这让士兵无法在较为安全的距离使用它，另外它的精度也不佳，这使得它很快就被后来八九式掷弹筒所取代。
  八九式掷弹筒是大正十年的改进型，口径也是50毫米，全炮长413毫米，炮筒身长260毫米，全炮重2.7公斤，炮筒重1.6公斤，炮筒脚长170毫米，炮筒板重1.1公斤，脚板高60毫米，脚板宽67毫米，最大射程700米，有效射程500米。
  八九式也是日军二战中主要装备的掷弹筒，也是本文的主角。

设计初衷
  日军的掷弹筒从本质上来说是一门迫击炮，它的主要特点是射角大，弹道弯曲，射程不远。主要用来杀伤躲藏在工事和隐蔽物后的敌人 或者在远距离杀伤敌人有生力量，它的杀伤效果好，操作方便，可以伴随由单兵携带随一线步兵移动，对一线步兵进行支援。由于单兵携带且可以隐蔽在障碍物后发射，它的隐蔽性很强。
  对于1929年的日军来说，他们的小队（排）一级火力较弱。虽然每个小队配有二挺射击精度很高歪把子轻机枪，但是该枪实战射速很低，无法形成有效的压制火力。
  虽然这种装备的日军在山东和装备更差的中国北伐军的交手中占了上风，迫使中国军队撤出济南。但是对于日军将要面对的其他强大对手（比如英美苏），日军步兵小队火力颇有不及，而且短时间也是无法赶上和超过的。
  掷弹筒的作用大约相当与现在的枪挂榴弹发射器,可以由单兵携带打击敌人隐蔽火力点或者以小集团存在的敌人有生力量.
  在二战和之后的多次战争中,并不存在多少像电影中一样几百几千人挨着人密集冲锋的场面。绝大部分的战斗都在己方炮火或者装甲车辆的掩护下,以班或者排为单位的小分队形式出击.这种作战由于人数少且分散,用枪械武器打击这些目标是比较困难的,越战中美军平均每杀伤一个越军要发射1.5万发子弹.
  相反，掷弹筒这类武器就很不同，它发射榴弹的杀伤距离可以达到十多米米（使用特殊榴弹可以达到20米）。由于发射距离很近，命中率很高（日军老兵命中率高达95％），如果是集团目标一发榴弹往往可以杀伤十多人。和索马里摩加迪沙的巷战中，黑人民兵由于火力不及美军三角洲特种部队和游骑兵而频繁发射RPG火箭筒弥补一样。日军无法通过常规手段解决步兵排，只能通过非常规手段解决。
  掷弹筒作为一种可以有效增强步兵火力的武器，很快被加入现役，在日本军队使用长达二十多年。在中国战场甚至一直使用到朝鲜战争，整整使用了三分之一个世纪。


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日军用掷弹筒轰击我方村庄。
  掷弹筒的主要优点
  1. 重量轻,易于携带,可提供及时的火力支援.
  世界同口径的迫击炮一般至少要超过6公斤，八九式掷弹筒只有不到3公斤，居然比一把步枪的重量还要轻的多，非常适合单兵携带。
  九一式手榴弹也不过0.45公斤，一个弹药袋装弹八发也不过3.6斤，加上掷弹筒整个作战系统一共不到7公斤，比一挺捷克式轻机枪还要轻的多。由于重量轻，掷弹筒小组不会像迫击炮组或者重机枪组一样由于负重大－－无法及时随一线步兵作战。实战中，掷弹筒小组甚至可以随着步兵冲锋。
  在日本老兵东史郎的回忆录中，一到危急的时候总能得到掷弹筒的及时火力支持。
  为了减少我方伤亡，我们从低洼道路逼近敌人。因为前方的敌人没有发现我们，我们能毫不费力地前进。不料，左后方遭到了敌人猛烈的射击，突如其来的射击使我们措手不及。其火力点设在臭水河对面的竹林里。捷克式机枪正在猛烈地向我们射击，严重地威胁着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掩蔽身子，我们只能爬上山脊卧倒。这样处理实在得当。因为敌人子弹从低处向这里射来，而我们却卧倒在山脊，恰好成了射击的死角。
　　山脊上是一个个上馒头式的坟堆，我们正好加以利用，各自前进。重机枪从后方猛烈射击，掩护我们。出击之际，我们要首先击退左后方竹林里的敌人，于是，向竹林里发射了几枚掷弹筒，把敌人的机枪打哑了。这时，正面敌人的捷克式机枪疯狂地向我们扫射。每隔几秒钟，子弹就像一阵风向我们飞来。我们在坟堆后面隐蔽向前接近敌人。子弹射在地上，震耳欲聋。友军掩护我们的重机枪子弹犹如飞沙走石，在敌军头上撤下。但是，敌人丝毫不买账，继续疯狂地向我们扫射。
  “中队长阁下，发射掷弹筒怎么样？”不知是谁建议。
  “行！喂！射击手！先打两发看看！”中队长回答。
  一会儿，射击手在隐蔽处打了两发。掷弹的爆炸声很大，听起来让人以为是炮弹。仅仅是两发掷弹就使敌人的机枪顿时成了哑巴。家不约而同地手握闪闪发光的刺刀步枪，一鼓作气向敌人冲去。
  2. 威力不错,造价低
  一般来说，掷弹筒的杀伤半径大约在5到8米，一发榴弹如果落在人群中可以杀伤数十人，这个威力对于50毫米口径来说还是不错的。
  掷弹筒对待技术成熟的日本来说，造价只有步枪的四分之一，而九一式榴弹和普通步兵手榴弹基本相同也是极为廉价。如此的价格相对掷弹筒的不错的战绩来说，简直是太便宜了，在二战期间仅仅国民Government就制造了4万多具，大量装备国军部队。
  3.可以发射化学武器
  大家都知道日军在二战中曾经普遍使用化学武器，直到今天还有数十万枚化学炮弹留在我国东北没有处理。日军中一般把化学武器叫做“决胜武器”，他们认为化学武器对于防守非常顽强但是基本没有装备防毒面具的中国军队效果极佳（日本士兵每个人都配有防毒面具），可见其重要性。在最为艰难的攻坚战或者防御战中，日军采用迫击炮和掷弹筒大量使用化学弹头。在1937年的凇沪会战中日军首次使用掷弹筒发射催泪性气体和喷嚏性（呕吐性）气体，造成中国守军很多士兵失去意志。到了1938年的武汉会战期间，由于日军遭遇国军多次围歼和更为顽强的阻击，日军使用毒气更加肆无忌惮并开始使用剧毒的糜烂性毒气芥子气和路易氏气，造成中国士兵的大量伤亡。
  整个八年抗战的某些战役中，中国军队有百分之二十左右伤亡在化学武器上。
  而掷弹筒属于排一级一线支援武器，可以根据战场的需要，非常及时的释放化学武器进行战术打击，非常方便。
  日军在中国的使用
  二战中的日军 大量装备这款武器，每个日军步兵小队（相当于中国的排，人数在50人到70人之间）都配备一个机枪小组（有二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小组（有二个掷弹筒）和二个步枪班。
  每个掷弹筒一般由一个掷弹筒发射手和一个弹药手构成，对于一些日军的精锐部队，每个小组会多增加一个弹药手以保证弹药的充足和预防战斗中该小组可能有的减员。
  八九式掷弹筒使用的弹药是九一式手榴弹，它和二战中日本步兵普遍携带的单兵手榴弹九七式手榴弹性能基本相同。采用圆柱形铸铁弹体，外有纵横刻槽，将弹体分成50块（中国人俗称甜瓜手雷），爆破部装有TNT炸药6.5克，杀伤半径为8米（相当不错了）。
  八九式掷弹筒由特制的弹药袋携带，一个弹药袋可以携带8枚榴弹，一个二人掷弹筒小组可以携带16枚。大家也许觉得奇怪，为什么掷弹筒射手和弹药手携带的弹药数量居然相同，这些因为弹药手还有保护射手的义务，除了弹药以外他还要携带一把步枪。




  发射时 先由射手先拉动击发杆，然后由弹药手将弹药从筒口装入，完成弹药的安装。左手握住发射筒，根据目标距离转动手柄直至调节杆达到对应长度，射手通过瞄准线进行概略瞄准后，拉动击发机上的皮带将榴弹射出。
  掷弹筒是日军小队火力的支柱，据说日军大多数的掷弹筒手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手，实战中的400米内命中率高达在85％到95％，十分惊人。进攻战中，日军掷弹筒小组跟随一线步兵作战，主要打击国民革命军的机枪火力点。和大家想象的不同，日军在抗战八年中并非如同所谓的大日本武士一样动不动就挺着刺刀冲锋，而是以一种极为狡猾方式作战，
  实战中，日军一旦遭遇国军较为坚固的重机枪或者轻机枪火力点，立即停止进攻随地隐蔽。等待跟随部队前进的掷弹筒小组准确的将其打掉。在淞沪会战中，中央军18军14师42旅的36挺重机枪被小日本用平射炮和掷弹筒打掉了32挺，剩下的也没有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当时的国军重机枪手回忆，他们一般只能打几百发就要转移阵地，不然日军的掷弹筒就会准确的打来。而一挺近100斤的重机枪转移起来谈何容易！一旦国军的机枪火力被摧毁，日军立即以重机枪火力压制住国军火力，随即立即以优势兵力发起冲锋。由于对于掷弹筒极端的依靠，一旦失去掷弹筒日军甚至连怎么作战都不知道了。
  东史郎回忆到，我以为只要发射五六次掷弹筒就能突袭，所以声嘶力竭地喊：“掷弹筒！掷弹筒！”可掷弹筒手不知在哪儿，见不到影子。
  不得已，我一边说：“要不扔手榴弹冲锋？”一边退回了三四米，卧倒在地。我从士兵那里拿了两颗手榴弹，又往上爬。但是，面对着敌人的火力，我不敢直起身子，我得手榴弹根本没有投到敌人那里。山顶的敌人再次发现我们，又扔起了手榴弹。 身边好几个战友被当场炸死，我们只得向下爬，就这样在岩石上趴了两个多小时，等待情况变化。
  而在防御作战中，日军以掷弹筒和机枪火力协同。首先以重机枪火力压制住国军战士的冲锋，然后在对方手榴弹的距离之外用掷弹筒对冲锋的国军战士进行准确的杀伤。国军战士如果起身会遭到机枪火力的杀伤，俯身隐蔽又被掷弹筒杀伤。由于掷弹筒榴弹破片的杀伤半径可以达到8米，经常造成国军战士的严重伤亡。这也是八年期间中国军队阵亡一百多万的一个重要原因。


九一式手榴弹
  在太平洋战场
  实际上,二战中日军的轻武器客观来说大多是勉强可以使用的俗物，从杀伤力世界最弱的三八式步枪到持续火力全世界最差的歪把子机枪,从连自杀都经常卡壳的王八盒子手枪到只能在屠杀平民中显身手的倭刀,都是岛国居民以贫瘠的资源拼凑出来的武器.日本民族虽然有精益求精的特点,但是往往会钻牛角尖,因为武器的某一特色而忽略综合能力.
  在轻武器的选择上,“中华民国”Government的高级官员们就要理智的多,这也是八年抗战国军凭借手中粗制滥造的武器也能够拖住百万日军的原因.如果国民Government也像日本军方一样莫名其妙,恐怕中国军队早就覆灭了。
  但是客观来说,日军对于掷弹筒的设计和使用,走在了世界各大国的前面,整个二战期间只有日军和德军装备过掷弹筒,其中德军的掷弹筒性能较差,它从根本上说只是一门重量减轻的迫击炮而已,也没有大量装备.除了在和装备差劲的中国军队的交手中大占上风,在太平洋和美军的激战中,掷弹筒也是美军头疼不止的武器.
  在太平洋海岛激烈的战争战中,日军开始使用毫不示弱的反击战。类似于德军在安齐奥对于登陆的美军大红一师一样的,日本勇士们一面高喊着把美国佬赶下海,一面大量出兵像猛虎下山一样冲锋，试图一举围歼滩头的登陆的美军,结果往往还没有到达步兵火力的射程就被美国飞机和舰炮发射的弹雨大量杀伤伤亡惨重,剩下的部队被美军优势火力的阻击也根本无法接近滩头。
  到了中后期,日军逐步调整战术。对于滩头基本放弃，从而避免了伤亡惨重的滩头争夺战。而把美军引入美军军舰和重炮难以有效支援的腹地,采用坑道战和夜袭战.这种战术类似于上甘岭的志愿军和美军打的非对称战,美军的优势无法发挥,只能依靠步兵较大的伤亡,逐步扫清日军的各个据点。
  在这种战斗模式下,由于当时美军已经掌握制空权又有重炮群掩护，日军炮兵无法有效作战（日军一般最多发射几十发发就会立即被美军空军和重炮定位消灭掉）,能够有效作战的就是可以由单兵携带并且颇有威力的掷弹筒了.



猪头猪脑的日军掷弹筒手
  日军的掷弹筒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主要和日军轻机枪手配合,构成组合火网.首先由日军机枪利用丛林和山地的优势地形将美军士兵压制,掷弹筒由于可以在任何地形使用。它可以在日军隐蔽工事中发射，利用曲线的弹道将隐蔽的美军士兵杀伤。
  实战中这种战术效果颇佳,很多时候日军对于掷弹筒的需求甚至超过机枪。很多时候日军机枪只是胡乱射几枪让美军士兵隐蔽，之后主要由掷弹筒完成杀伤任务。
  实际上,由于美军缺乏近距离的类似武器,伤亡十分惨重.他们能作的就是首先压制住日军的机枪火力,让掷弹筒手暴露在他们的火力下。但是由于日军已经修筑野战工事和坑道,想压制日军火力并不轻松。加上日军坑道往往四通八达,日军掷弹筒可以由单兵携带轻松转移阵地.经常出现一个掷弹筒小组打几下就换个地方,让美军无法锁定目标.总之,对于日军掷弹筒美军并没有好的办法。
  这种情况下，美军虽然在硫黄岛上每平方公里倾泻炮弹和炸弹1200吨，但是自己仍然伤亡2.86万余人（日军守岛部队2.5万人全军覆没）。在其后的冲绳战役中，美军又伤亡了6.6万人（歼灭日军11万人）。
  如此大的伤亡也是美军最终使用原子弹的直接原因。
  国军的仿制和使用
  国民Government早在1934年的就开始仿制日本的大正十年式掷弹筒，但是由于其性能一般，并没有大量装备部队，只是培养了一批相关的技术人员。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国军在早期的华北争夺战和淞沪南京会战中见识到了日军掷弹筒的厉害，又没有有效的对抗手段。国民Government进行仔细研究以后，认为对付日军掷弹筒最好还是以牙还牙。由于国军方面有仿制大正十年的技术底子和一整套设备，所以很快在1938年仿制了出一款新式掷弹筒，它是大正十年式为基础改进品，命名为民国二十七年式。
  它的主要性能和日本大正十年大体相当，和日军主要装备的八九式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主要区别在于民国二十七年式采用滑膛式精度较差，它的射程也只有250米，虽然比大正十年式要远100米，但是远不及八九式的600米射程。不仿制性能更为优秀的八九式并不是国军不想仿制，而是自身的技术力量不够，同时由于战争的对于掷弹筒的需求的迫切性让兵工企业也无法从容的研究。
  整个抗战期间，国军的军工企业生产了4万多具掷弹筒，还有多达150万枚的榴弹（平均每门三十多枚榴弹）。虽然该掷弹筒技术比较落后，但是仍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军在火炮上面的严重不足，深受国军基层士兵的喜爱。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仿制和使用
  虽然八路军早在平型关战役就曾经和日军掷弹筒交过手，但是真正认识到它的厉害还是在百团大战的关家垴战役中。当时日军数万军队为了报复百团大战而发动了大扫荡，其中冈崎大队（600多人）与崛田大队（200多人）二个营孤军深入八路军腹地，在关家垴被八路军优势部队团团围住。
  彭老总下令129师务必全歼这股日军，不然从师长起全体军法处置。结果这支没有重武器只有几挺重机枪和几个掷弹筒的冈崎大队，居然凭借关家垴的优势地形居然挡住了129师长达三天的强攻，并且造成八路军的严重损失，其中25团、38团负伤的有1570人，牺牲500多人，其他参战的还有第772团、第769团等都有相当的伤亡，伤亡总数超过3000人。日军伤亡也很重，冈崎大队长自己被击毙，日军能够作战剩下不到百人。
  关家垴战役中，日军的掷弹筒虽然弹药不足，但是对密集冲锋的八路军战士造成的伤亡仍然非常严重。在日军掷弹筒的打击下，部分八路军连排最后剩下不到三分之一的战士。战后八路军高层人员开始重视掷弹筒的作用，经过详细分析以后，他们认为对付日军掷弹筒最好办法只能是仿制相同的装备（这点和国军方面的认识相同）。
  同时掷弹筒重量轻且威力大，之前准备时间又短，非常适合八路军展开的游击战。当时八路军由于中期的扩编，兵员素质和装备水平比起抗战初期已经有很大的下降。大多数八路军士兵战前没有超过十发发的实弹射击（部队子弹缺乏，战斗都不够，哪来练习），这样的士兵用世界其他国家的观点来说，连民兵都不能算。同时八路军的步兵装备主要是步枪，手榴弹和少量轻机枪，虽然也有少量迫击炮但是炮弹奇缺。这样的装备是无法和装备精良的日军在远距离作战的，所以八路军只能采用近距离突袭作战的方式，以削弱敌人火力的优势。
  当时的日军士兵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八路军是不到150米不开枪，在这突发的枪声面前如果不迅速作出反应，那么几分钟以后，八路军就已经端着刺刀冲到你眼前。
  这种方法一度非常有效，八路军甚至用一部分新兵手持长矛埋伏在路边后配合主力部队冲锋（步枪数量不足），消灭过日伪军一支百人的运输队。但是，日军在后期调整了战术，大量使用掷弹筒以克制八路军的密集冲锋。由于掷弹筒射速很快，优秀射手每分钟可以达到20多发，在八路军战士冲锋的几分钟内，掷弹筒已经可以射出大量的榴弹。一发榴弹杀伤半径就有八米左右，一发榴弹往往就可以造成冲锋的八路军士兵数人的伤亡。一段时间八路军伤亡较为严重，其中伤亡于掷弹筒下的高达35％。
  八路军高层鉴于此，于1940年10月下令，要求八路军军工部门立即仿制。当时接到命令的八路军军工部长刘鼎很快依靠自己的丰富经验和缴获的日军掷弹筒的原物，于1941年4月仿制出第一款自己的掷弹筒，一共有40门，八路军方面称为五零小炮。在五零小炮的研制期间，八路军的军工人员克服了许多旁人看来无法逾越的技术障碍，让各方都大为震惊。吃到苦头的日军甚至惊呼，八路军在太行山上兴建了现代化兵工厂，拥有先进设备与外国专家。
  其实整个研制过程极为艰难，主要的问题在于原料和加工方法。
  首先说说原料
  当时八路军的根据地在落后的中国也是属于贫穷的地区，掷弹筒体所需要的钢管根据地根本无法得到。而自行制造就需要大量的钢材和较为复杂的工艺。当时根据地无法炼钢，唯一的钢材来源是通过拆卸日军控制的铁路的钢轨。
  拆卸工作一般由当地的民兵和老百姓完成，之后将钢轨和八路军军工部门换取步枪和手榴弹。日军由于钢轨的丢失曾经多次沿着铁路发起扫荡和屠杀，这个原料来源也是不容易的。
  解决了弹筒材料的问题，弹药材料问题又出现了。由于弹药对于原料的需要量更大，我们得到钢轨数量又非常有限，不可能使用钢轨作为弹药的材料。设计人员再三考虑，决定用太行盛产的白口生铁为原料。但是传统工艺生产白口生铁是当地农民用土法冶炼出来的，含碳量高，铁质非常脆，一经机器加工弹体就会发生碎裂，无法使用。刘鼎部长在留学德国的冶金工程师陆达和技术工人孙兆熙的反复试验的基础上，使用国外黑心韧化处理工艺与传统焖火技术相结，解决了弹体脆弱的问题，1941年就生产了4万枚掷弹筒榴弹，尽可能的满足前线的需求。
  再说说加工技术
  解决了原材料的问题，加工技术的问题又凸现了出来。制造 掷弹筒体也遇到很多难题，比如没有点焊焊接技术，锻接粘合造出的弹筒又无法经受高温等，设计人员都用惊人惊讶的想象力将其解决，并且通过多次改进加快了生产速度。另外，日军八九式掷弹筒是为了增加精度是有膛线的，榴弹上也有相应地有紫铜制的弹带。根据地的技术力量无法制造膛线，也没有紫铜资源（平时战士作战连子弹铜壳都要尽量捡回来）。设计人员经过研究，决定效仿国军的民国二十七年式，放弃线膛结构，采用滑膛结构。但是又借鉴国军掷弹筒射程近的缺点，将五零小炮的发射筒长度由日制的280毫米增加到400毫米，筒壁也相应加厚，保持了500米的射程。后来八路军又对五零小炮进行了多种改进，生产出精度更高的按式发火掷弹筒，60毫米口径掷弹筒，甚至还有可以用来平射打碉堡的掷弹筒，总之成为了自己的一个系列产品。
  从1941年处到抗战结束的1945年，仅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各厂就生产掷弹简2500具、炮弹20万发，装备近30个团。其中129师等八路军主力部队基本做到每个战斗班配备一个，很大程度上缩短了和日军之间的火力差距。
  新四军则和八路军不同，由于水乡作战的特点，新四军以生产迫击炮为主，掷弹筒生产数量较少。整个抗战期间，新四军只生产了400个掷弹筒，掷弹筒榴弹的产量有2万发。
  整个抗战中，八路军的军工部门面对根据地极为恶劣的条件，仍然不屈不挠的创造性的完成了 这个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整个研制的过程中，技术工人张师傅试验榴弹时牺牲，魏振样老师傅明知有危险也坚持试验，被炸断了右手。还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刘鼎部长也亲自参与了试验，还遇到了严重的炸膛事故，如果不是战友及时的掩护刘部长也很可能受重伤。八路军军工人员的英勇和无畏实在令人钦佩。






  抗战后和淘汰
  抗战刚刚结束，内战其实就迫在眉睫。
  国共双方互相争夺华北和东北的日军控制的据点，国军在山海关以内占到了很大便宜。由于侵华日军总司令岗村宁次是一个极端反共人士，他并没有遵守日本参谋本部秘密下达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向八路军投降，从而充实八路军实力，让国共内战更为激烈，日本坐享其成的命令。而是命令侵华日军一律向国军投降，如果遇到八路军强制命令投降，日军就必须立即抵抗。美国也使用飞机帮助国军抢占大城市，结果全国除了张家口以外的大城市全被国军占领，不过八路军也占领了大多数华北的中小城市，得到了相当的日军装备。
  至于在山海关外，由于苏联使用武力禁止国军早于八路军进入。十多万八路军抢占东北以后，接受了大部分的关东军装备和四十万满洲伪军的的装备，实力大增。其中苏联转交给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八路军就得到步枪2万支，机枪1000挺，150门火炮和数百万发各种弹药。还有在苏军协助下，八路军解除锦州伪满一个守备旅的武装，就得到了步枪3000多支，机枪200多挺，火炮数十门，还有100多箱炮弹和500万发子弹。整个东北八路军在入关几个月内就得到步枪超过12万支，得轻重机枪3500余挺，得掷弹筒近千支，并得各种炮492门。
  1947年国军装备4万具掷弹筒，于重轻机枪之比是1：2，而解放军只有5000具，约是国军的1/8，这一年解放军生产掷弹筒榴弹16万发，主力部队每个班都配备一个掷弹筒。
  到了1948年随着前一年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在1946年7月到1948年7月的两年时间中，解放军总共缴获国军步枪九十万余支，机枪六万四千余挺，迫击炮八千余门，步兵炮五千余门，山炮、榴弹炮、加农炮一千一百余门，掷弹筒近二万支。通过歼灭国军后缴获和自己控制的东北大型军工厂的大量生产，掷弹筒的数量和国军基本相当，全年生产榴弹十几万发。到了1949年，解放军在三大战役歼灭国军近二百万主力，在掷弹筒的数量上也大大占了优势。
  虽国军方面然战败，但是整个内战期间，国军方面共生产掷弹筒8万多具，榴弹60多万发。但是随着内战的结束，到了1950年底，掷弹筒及其弹药开始退出解放军装备序列。
  到了朝鲜战争时期，入朝的大多数部队都撤销了掷弹筒班。比如38军每个步兵连撤消掷弹筒班，增设1个60迫击炮排（3门制）。但是由于60迫击炮数量不足，对掷弹筒实战性能的肯定。38军步兵连取消掷弹筒编制后，仍然有少量的掷弹筒被基层干部以“战损”名义，悄悄留了下来。据史料记载，三次战役后，38军113师仍有少量的此种装备。
  掷弹筒为什么被淘汰呢，主要还是其自身的缺陷所致。
  掷弹筒的主要缺陷在于其瞄准和精度上。掷弹筒没有类似于迫击炮一样的精确瞄准器，它只能进行概略的瞄准。简单的来说，就是射中不射中，主要靠的是射手的感觉和经验。虽然在有经验的老兵手中可以做到每发必中，但是如果由没有经验的新兵来发射，很容易造成每发都不中的情况。
  日军到了太平洋战争和东南亚战争的后期，由于老兵大多在之前的战斗中阵亡，新兵无法又有效操作掷弹筒，大大减弱了步兵的火力。当时就有日军高层建议取消掷弹筒的观点。
  另外，掷弹筒的虽然有膛线，但是炮管很短，会造成精度不够。而发射掷弹筒时必须一手扶住筒身，射击的后坐力难免会导致手的震动，造成筒身在发射一瞬间的抖动，使得精度的严重下降。
  还有，随着迫击炮技术的飞速发展，迫击炮的价格和重量逐步和掷弹筒接近(苏联人在二战期间生产了多达82.5万门迫击炮），加上迫击炮有射程和精度上的优势，掷弹筒的淘汰看来是在所难免的。

http://www.ww2bbs.net/read.php?tid=164602

henry2000888

步枪史话－－三八大盖











用鬼子的枪打鬼子：三八大盖
　　
　　提起八路军，大家就会想到灰军装，盒子炮，以及装着长长刺刀的三八大盖。
　　很少有一种武器象三八大盖这样，让所有的中国人难以忘记，它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沾满了中国军民的鲜血，而同时，它又是八路军、新四军手里的武器，向侵略者讨还血债。


　　三八大盖的学名是明治三八式6.5毫米步枪，它是1905年日本设计师友坂成章在他自己设计的三零式6.5毫米步枪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三八式步枪最大的特点就是增加了能随枪机前后移动的防尘盖，三八大盖也是由此而来。但是这个防尘盖，却是代表着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
　　与中国相比，地域狭小的岛国日本气候湿润，加之没有大的平原，山地多，植被覆盖好，所以日本本土很少起沙尘，尤其是颗粒较细小的粉尘更是非常少。因此日本设计的步兵武器上，开口较多，防尘能力很差，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俗称“歪把子”的大正十一年式机枪。但自从甲午战争日本开始侵略中国后，中国大平原尤其是从黄土高原上吹来的宛如面粉般的细尘，从密封不严的日本武器开口中穿入枪膛，经常造成卡壳，所以在1905年设计的三八式步枪上，特别加装了这个防尘盖，可以说，三八式步枪是日本为了侵略中国专门设计的，它根本不是保卫日本本土的武器。
　　三八式步枪全长1275毫米，重3.9公斤，5发固定弹仓，初速765米/秒，表尺射程2000米，有效射程460米。与同时代其它国家的步枪相比，三八式的口径是最小的。只有6.5毫米。虽然三八式步枪弹弹头飞行稳定，后坐力小，精度高，但过小的口径造成杀伤力低，只要不是命中要害部位，很难造成重伤。
　　三八式步枪的刺刀也很有特色，它长395毫米，单刃偏锋剑形，重0.5公斤，除了装在枪口处拼刺外，也可以直接握着刀柄当短剑用，这种刺刀通用于当时日本几乎所有的步枪和机枪，而且钢口相当好，这和日本武士道精神偏重肉搏战有很大关系。
　　自从1905年定型后，三八式步枪一直生产到了1940年，直到九九式步枪定型后才停产。它参加了自1905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日本发动的每一次侵略战争。由于九九式步枪主要装备关东军和太平洋战场的日军，所以在抗日战争中，我军缴获的大都是三八大盖，而作为敌后抗日的主力，八路军和新四军中精锐部队的主要装备就是三八大盖。
　　在那时，日军向根据地扫荡时一旦爆发战斗，第一反应就是听对方的枪声，如果是汉阳造、老套筒居多，那日军指挥官肯定会大喊“杀!”带头冲锋。因为，这说明对方肯定是民兵，最多是区小队一类的地方武装。但如果一听对手的枪声是与自己一样，三八大盖那清脆的“捌勾”“捌勾”声，那他的腿就会打哆嗦：“老八路的有!快快的撤退!”可见，三八大盖的多少，已经成为日军判断我军实力的象征。
　　我军装备三八大盖一直到全国解放，在抗美援朝中，有些志愿军部队使用的也是三八大盖。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一些民兵部队中，仍装备有三八大盖。今天，在纷纷杂杂的老式步枪中，也许你认不出哪支是三八大盖，但提起这支枪，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它代表了中国人民无尽的苦难与不屈的抗争。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de036a0100axjq.html

细说“三八大盖”，自然要从“三八大盖”的由来说起。前面我们曾提到，“三八大盖”是在三十年式步枪的基础上改进而来，那就不妨先说说三十年式步枪吧。
在日本幕府末年至明治维新之后的较长时间里，日本军事力量中的步枪，大多是当时欧美的舶来品或仿制品，口径杂、构造差、型号多、质量大，这种状况显然不能适应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日益膨胀的需要。明治二十二年（公元1889年）以后，随着工业技术的进步和无烟火药的广泛运用，为枪械的生产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使步枪技术的进步成为可能。这个时期，东京炮兵工厂在一个名叫有坂成章的日军大佐主持之下，对当时一些7mm、6.5mm、6mm口径的步枪进行了分析研究。鉴于欧美各国普遍认为在当时盛行的“阵地战”中，步枪以使用口径较小、初速较高的枪弹最为有利，同时又受到当时较为优良的M1888毛瑟步枪的影响，最终确定日本第一代制式步枪口径折中采用6.5mm，并决定该枪采用回转闭锁后拉式枪机及5发固定弹仓，于是诞生了日本明治三十年式（1897年）6.5mm步枪。该型步枪的一个显著标志，是为了便于操作保险装置，在枪机机尾后端设有一个钩状部件，因此在我国照例地被冠以一个形象的俗名——“金钩步枪”。
由于三十年式步枪具有现代步枪的各种特征，比以往日军中各种杂牌步枪都要轻巧灵便，特别是还按照统一制式，同时设计制造和配装了三十年式刺刀，因此很快取代了日本军队中各种杂式步枪，并作为日军一线部队标准的单兵武器，投入了日俄战争。经过日俄战争的检验，日本立即根据三十年式步枪在实际作战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制定了一个旨在全面提高步枪的战斗使用可靠性、分解结合简便性以及生产制造简易性的“一揽子”改进计划。其中，在提高步枪战斗使用可靠性这一方面，还特别针对“满洲”自然环境天候特点，要求改进后的步枪必须确保在中国北部黄沙尘和严寒条件下使用不出故障，并由南部麒次郎大尉——“王八盒子”（日本十四年式手枪）和“歪把子”（日本十一年式轻机枪）的设计者来主持设计。于是，就有了“三八大盖”。

日本三八式6.5mm步枪全枪长1275mm，可以说是二战时期主要参战国家军用步枪中最长的步枪，比当时苏联红军使用的莫辛·纳甘1891/30式7.62mm步枪还要长 43mm。从外观上看，全枪显得十分纤细紧凑，干净利落，从而操枪更为便捷，不像有些步枪，外观上“零碎”很多。日本三八式6.5mm步枪的枪管长769mm，也是二战时期各种主战步枪中枪管最长者。枪管内部有4条右旋膛线，为了追求射击精度，膛线导程确定为200mm，这在当时各式步枪中是最小的，因此，“三八大盖”发射的弹头转速高，飞行稳定性好，命中误差也相对要小。并且由于弹头的初速为 762m／s，尽管在当时各式步枪中也是最小的，但弹头命中目标后，仍有足够的侵彻力且不易翻滚。说“三八大盖”打得比较准，自然与瞄具有直接关系。“三八大盖”的准星形状为“∧”形，用燕尾槽与准星座配合，可以横向调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前期生产的“三八大盖”，没有准星护翼，而后期生产的则有准星护翼。“三八大盖”的表尺，与一般步枪的板状弧形表尺不同，它是一个可以立起的“框”式表尺，上面有3个缺口照门（其中表尺框板上有2个缺口照门，游标上有 1个缺口照门），相应地有3种用法。平时携带步枪时或目标在300m以内时，表尺框在向前扳倒的状态下使用，这时表尺框板上的缺口照门所对应的射距为 300m；当目标在400m以上时，则将表尺框向后立起并将游标上移，使用表尺框板上的另一个缺口照门，此时这个缺口照门所对应的射距为400m；当目标在 500m以上时，则使表尺框仍在立起的状态下，将游标下移到定位，使用游标上的第3个缺口照门，此时这个缺口照门所对应的射距为500m；当射距大于500m时，则逐次上移游标，使游标上的缺口照门与目标距离相对应。“三八大盖”的表尺射程2400m。在后期生产的“三八大盖”中，有的采用3个觇孔照门，其目的是企图利用觇孔照门以抵消瞄准误差，从而简化新兵的瞄准训练过程。但是，实践证明“三八大盖”上的觇孔照门距离使用者的眼睛过远，瞄准时并不方便，特别是在夜间瞄准更为困难。像“三八大盖”这样的准星与表尺关系位置形式，觇孔照门显然不如缺口照门使用方便。“三八大盖”改觇孔之举，不失为弄巧成拙。作战实践证明，步枪战斗使用密度最大的距离，通常在200m以内，而真正达到使用密度峰值的距离是在100m左右。这时，还可以利用立框式表尺的一个鲜为人知的优点，就是当射距在50m至100m左右时，可以竖起表尺框，并把目标与准星同时套在立框之中，作概瞄快速射击，若受过一定训练的射手，枪枪打中不成问题。


“三八大盖”相对于“金钩步枪”改动最大之处，要数枪机。在世界步枪之林中，没有沿袭当时各国盛行的枪机结构而独树一帜者，就要数“三八大盖”的枪机。纵览世界上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步枪，凡采用回转闭锁后拉式枪机的步枪，其枪机大体上可以归为三大类。其一，是以德国M1888毛瑟步枪为代表的枪机结构；其二，是以俄国莫辛·纳甘1891式步枪为代表的枪机结构；其三，就是以日本“三八大盖”为代表的枪机结构。这3种典型的枪机中，结构最简单、分解最简便、零部件最少的要数“三八大盖”的枪机，分解开来只有枪机栓体、抽壳钩、机尾、击针和击针簧5个零件。而另外两类枪机的零件，至少在6个以上。上述3类枪机的机头大同小异，而区别主要是在机尾部分。“三八大盖”枪机的机尾部分，没有两个欧洲“兄长”那样复杂，又去掉了其前身那碍事的“金钩”，把机尾部件（保险机）改成一个滚花的扁圆柱体，既不会钩挂服装、装具，又便于射手操作，特别是便于在严寒天候条件之下戴手套操作（向前按压机尾并向右旋转到定位，即为保险状态；向前按压机尾并向左旋转到定位，即为待击状态）。此外，枪机栓体上的拉机柄头，采用了独特的椭球体而不是传统的圆球体，也是为了提高适操性特别是严寒条件下戴大手套时的适操性。
“三八大盖”的机匣上方和右侧各有一道纵向沟槽，用来安装和规正其独特的“大盖子”（ 防尘盖）。在防尘盖的后端，有一个供拉机柄穿过的方圆形孔，当枪机拉开时，防尘盖随枪机一同向后滑动，让开机匣的装弹/抛壳口和弹夹导槽，以供射手向弹仓内填压枪弹以及完成抽、抛弹壳动作；当推枪机时，防尘盖又随枪机一同向前滑动，直至完全封闭机匣的装弹/抛壳口和弹夹导槽，完全阻止了泥沙、尘土进入步枪的核心部位。这一点在世界各国所有的步枪上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由此带来的战术技术效益也是举世无双的。这一点即使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也不失为点睛的一个妙笔。


应该说，“三八大盖”的结构非常简单，而其在战斗使用性能和战场勤务性能方面的考虑，却又非常周到。让我们从以下从几个方面来看一下。
先说“三八大盖”弹膛，总体上看与其他同类型步枪并无大异，但是，在“三八大盖”弹膛的正上方，钻有两个泄气孔，一般人看来似乎没有多大的用处，其实不然。这两个泄气孔可以在枪机开锁的瞬间，与枪口形成一个与现代坦克炮抽烟筒作用类似的气体拉动力，这无疑有利于弹膛的冷却。再说“三八大盖”的弹仓，其总体与“毛瑟”的弹仓类同，但却比“毛瑟”高出一筹，多了一个弹罄提示，即当最后一发弹壳被抛出枪外之后，枪机的机头即被弹仓的托弹板挡住，无法继续前推枪机，以此告知射手“该装枪弹了！”这个类似现代枪械的“空仓挂机”功能，在实战中特别是紧迫仓促的战斗中实在是太重要了！谓之不可或缺并不为过。“毛瑟”的弹仓底盖卡笋，深藏在底盖卡笋孔中，不用相应的工具抵压，难以卸下来，战斗间隙要把弹仓中的枪弹或脏东西取掉，自然也是不易。而“三八大盖”的弹仓底盖结构，几乎与“毛瑟”的弹仓底盖无异，惟其卡笋在扳机护圈前缘内侧，用拇指向前按压，即可方便地卸下弹仓底盖，使擦拭保养和快速退弹具有极大方便性和安全性。再看“三八大盖”的枪托。对于步枪来说，枪托无论在人机工程方面还是在生产成本方面，都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从人机工程方面讲，“三八大盖”的枪托无论纵向尺寸、枪颈握围以及枪托厚度和倾斜夹角，还是造型圆弧过渡、粗细过渡以及托底板的设计和枪背带环的位置等等，都更适合日本（包括亚洲）成年男性的平均身高体形，使用起来包括据枪、端枪、托枪、背枪以及拚刺等等自然感到比较舒适。当然世界上许多优秀的步枪在这方面也都不逊色。从加工生产方面讲，传统步枪的枪托和下护木有两个共同点，其一是大多为一个整体部件；其二是大都用一块整体木材制成。“三八大盖”的枪托和下护木虽然也是一个整体部件，但却是由两块木材制成。其中，枪托的上半部分和下护木是由一条长条木材制作，而枪托的下半部分则由一小块三角形木材拼接。仅此一项，就可以节约大量的木材。这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木材资源缺乏，又要大量制造武器来满足法西斯侵略战争需要的国家，效益可想而知。我们再来看看“三八大盖”配装的刺刀。众所周知，伴随大和武道的发展，日本的刀剑打造技术和工艺，是很有特色的。日本军国主义在筹措侵略军火的时候，自然是要倾其刀剑打造技术之所有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枪刺，由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实现了绝对的标准化，其制式枪刺为单刃偏锋样式，刺刀全长500mm，其中刃部长400mm，全质量0.5kg。包括“三八大盖” 在内的所有日本步枪以及九六式轻机枪，刺刀的接口都是通用的；二是钢“活”好。根据在同等条件（开军用罐头）下，对二战时期各主要国家的步枪刺刀所进行的对比试验结果表明，日本步枪所配刺刀是刚度最好的，是惟一不卷刃、不崩口的刺刀。讲到这里，心里不禁升起一股强烈的感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斗争是何其艰苦卓绝！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多么来之不易啊！


http://www.hudong.com/wiki/%E6%9 ... M%E6%AD%A5%E6%9E%AA

性能可靠 优势明显



射程远：三八式的标尺射程高达2400米，有效射程600米。实战中，受过严格训练的日军士兵往往能在800米左右的距离上成功杀伤对手。这个射程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大多数步枪不能做到的，已经和今天大多数狙击步枪的射程相当，是很让人瞠目结舌的。而日军大量杀伤美军的九七式狙击步枪，实际上也只是用三八式的基础伤加厚一点枪管再加装一个四倍瞄准镜。



资料图片：三八大盖刺刀

精度高：三八式的子弹有着非常完美的弹道。它使用的6.5毫米半底缘尖弹，这种子弹有着非常稳定的飞行状态，可以在很远的距离精确击中目标。实战中有三八式在2000米距离内多次杀伤对手的记录，即使今天12.7毫米大口径狙击枪射程也不过1500米左右，而三八式在2000多米的距离仍然能够杀伤敌人，可见其令人惊叹的精确性。





容易训练新兵：三八式的后坐力很小，不像春田，毛瑟步枪这样有着强劲的后坐力。后坐力过强的步枪会让新兵产生很大的恐惧，不利于新兵的训练。而使用三八式的新兵，很快就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射手。台湾直到七十年代，仍然有民兵使用三八式训练的科目。





制造简单：三八式从三零式过渡而来，所以日本国内有着成熟的制造技术和完善的生产工艺流水线。加上其结构简单，需要材料不多，很适合资料匮乏的岛国日本。





善于近战：三八式枪长1.275米，重3.9公斤，配上三零式刺刀，整体超过1.5米。这个长度长于世界其他的所有步枪，在近战中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日军重视刺杀训练，基层各部队都要刺杀教官，日本士兵的刺杀技术是比较不错的。加上三八式这个拼刺的利器，日军在肉搏战中占尽优势。

工业：技术不发达 无力制造大量冲锋武器与弹药

意识：百发中一  不如一发即中





首先，日军是一直强调步枪精确射击的国家。日军军方是唯一在伞兵部队里面还准备大量单发步枪而不肯大量装备冲锋枪的国家。





从战略上来说，是日本的工业技术不行，无法制造大量冲锋武器，更无法大量制造连射武器使用的弹药。日军资源的缺乏，可以从1943年日军在中国汪伪控制区大搞献铁运动看出来。既然无力使用连射武器，就不如尽量提高现有步枪的质量和射击精度，来弥补不足。





但是，日军使用三八大盖那么久，还是有一种日本人根深蒂固的意识。客观来说，日本军方的将领们一向对连发武器有厌恶感。他们常说“百发中一，不如一发即中”。这和他们的武士道精神中的讲究精确是符合的。





所以三八大盖是很符合他们的需要的。





再次，日军的陆军都是在海外作战，弹药补给全部靠海运。而它又没有美国英军巨大的海运能力。所以战时日军士兵的补给是很差劲的，随时可能断绝，很多时候靠抢掠当地老百姓维持。





东史郎在日记中，经常记载日军部队缺少粮草弹药的情况。粮食还可以从老百姓中抢夺，弹药则是必须要从后方远隔重洋的运送过来。





所以日军的子弹更是宝贵的，用东史郎的话说，他们的子弹就和金子一样。日军如果装备连射武器，弹药运输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还有，就是日军对现代战略意识的落后领会。一战时期，由于大多数阵地战的对射，双方距离很远，所以对于步枪的射程是非常讲究的。





而二战已经不再是一战时期的作战方式，敌我双方都是运动作战，而大部分作战距离不超过400米。400米内，强调的就是射击精度和火力的密集度。这也是二战中，苏美英德都大量装备自动步枪，卡宾枪和冲锋枪德原因。而日军显然没有这个意识，等到他意识到，就已经太迟了。

http://www.xuexiku.cn/htm_jstd/bgkj/ldwq/20081111/6893.html


用步枪击落日寇飞机的八路军宋岭春

1943年宋岭春用三八大盖步枪击毙了日军的飞行员，打落了日军的飞机，受到了时任胶东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的接见。

枪起机落

敌机突然出现，扫射轰炸频繁，面对肆虐敌机除了疏散隐蔽，他心有不甘，分秒之间，步枪瞄向飞机。

小步枪能否创造大奇迹

1943年9月份的一天，山东省栖霞县的一个小山村，显得宁静祥和。这一带是八路军的根据地。驻扎在这个小村里的八路军是64团的205连。这天早晨，正当战士们准备吃饭的时候。在村边山头放哨的战士突然向村里发出紧急防空信号。

当时年仅18岁的战士宋岭春，正拿着饭盆准备去打饭。看到信号他和其他战士一样，迅速放下饭盆，拿上武器，快速向村边的山坡地疏散隐蔽，因为在那儿有许多灌木和沟壑。

宋岭春在山坡上找到一块茂密的草地，迅速扑过去隐蔽了起来。很快，从西边的山头上空飞来了四架飞机，它们一接近村庄就开始向下俯冲，并进行轰炸和扫射。

由于距这个小山村不远的地方，就是八路军胶东军区的司令部，所以，日军的飞机经常在这一带轰炸扫射。这时，隐蔽在山坡草丛里的宋岭春，采用的姿势并不像其他战士那样爬着，而是仰面躺着。宋岭春觉得这种脸朝上的隐蔽姿势很有好处。可以看到飞机的一切行动。除此之外，宋岭春总觉得，要是爬着被敌人打中了太冤枉。

宋岭春目不转睛地盯着敌人的飞机。4架来袭的日寇飞机不断地沿山谷轰炸扫射，得意忘形的敌机十分嚣张。为了提高对我军民的杀伤力，他们掠过山坡进行低空飞行。又扫射，又轰炸的。并开始在部队隐蔽的山坡上空盘旋。找到目标就丢炸弹。

飞机飞行的高度不仅控制的很低，速度也明显地慢了下来。飞机的高度和速度让一直脸朝上的宋岭春对飞机看了个仔细。飞机翅膀上印有那个太阳旗，看到刺眼的太阳旗，年轻的宋岭春就有一种控制不住想开枪的冲动。

自从1942年初参加八路军之后，打枪很准的宋岭春，在一年之内，就用步枪狙杀了许多在太阳旗下站岗放哨的日本鬼子。宋岭春当时可算是所在部队小有名气的神枪手，就在他参军之前，宋岭春就经常用家里的猎枪打猎，而且常常弹无虚发。

参军后，由于表现突出， 1943年2月，宋岭春被送到山东抗大分校学习军事技术半年时间。在学校里，宋岭春非常刻苦地练习每一个科目，尤其是他所喜爱的射击。从学校出来回到部队后，由于他有高超的射击本领，每次配发子弹的时候，宋岭春领到的总要比别人多得多。

宋岭春的眼睛一直随着飞机的飞行而转动。突然，一股浓烈的硝烟扑面而来，他下意识地紧闭了一下眼睛。等浓烟散去，他再睁开眼睛观察时，宋岭春惊讶地发现，一架敌机已飞到他的正上空。此时，敌机在宋岭春的上空仅有一百多米，地面上稍有风吹草动都将引来狂轰滥炸。

看着在一百多米高的上空飞来飞去的敌机，宋岭春不由得看了看自己身边的那只三八大盖步枪。“三八大盖”步枪，是日本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定型生产的，它是侵华日军使用最多的枪支。因为该枪在枪机上方设有一个防尘盖，因此被称为“三八大盖”。

宋岭春一边盯着飞机，一边把子弹压进弹仓，准备向飞机进行射击。但就在宋岭春把枪管伸出草丛准备瞄准时，他忽然想到了什么，又慢慢地把已伸出去的枪收了回来。

当时，部队有规定，凡是遇到敌机轰炸时，都要做好隐蔽，不能擅自暴露目标，以免给我方带来更大的伤亡。除了规定以外，宋岭春其实心里也没底，自己拿的毕竟是支步枪，用这步枪打敌人一点问题没有，但要用它来打飞机，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了？

但那时的宋岭春对飞机的结构真是一无所知。光知道在天上飞，油箱在哪儿都不知道。飞机依然在宋岭春的眼前转来转去，似乎在向他有意挑汛。窝着火的宋岭春紧紧地盯着这架绕着他飞来飞去的家伙。突然，就在飞机转弯的时候，宋岭春眼睛一亮，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驾驶飞机的飞行员。

看着飞机从他眼前横着飞行过，他举起步枪快速起身，一边瞄准一边根据飞机的速度盘算着开枪的提前量。就在宋岭春屏住呼吸，准星紧紧咬住飞行员的前方时，没想到敌机突然转弯，径直朝着宋岭春飞了过来。宋岭春急忙调整枪口，直接瞄准飞行员的头部。屏住呼吸，手指轻扣扳机。日军飞机摇晃了两下，立即失控。

宋岭春用步枪打下日军飞机的事迹很快传开，当时任胶东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接见了宋岭春。许司令不仅当面称赞宋岭春打得好。之后，还专门召开了一次连以上干部会议。开会的时候，他说以后飞机来了，隐蔽还是要隐蔽，打还是要打，步枪，机枪都可以打。

用步枪击落敌机的传奇经历，激励着年轻的宋岭春，从那以后到1945年，他先后被授予“战斗大功奖”2次、“战斗模范奖”1次。

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枪炮沉寂，硝烟散去。这些奖章虽已褪色显旧，但当年日军飞机被击落的那一幕，在宋岭春老人的记忆里总还是那样的清晰、难忘。

http://discover.163.com/07/0730/08/3KKT2QB7000125LI_2.html

henry2000888

比南京大屠杀更恐怖的旅顺屠城



旅顺大屠杀



大连旅顺万忠墓中用于焚烧尸体作支架用的铁管（摄于7月7日）。


　1896年，清官员顾元勋刊石立碑（摄于2005年7月7日）。


  《南京！南京！》的上映，唤起了我们那段最不愿触及的记忆。战火、屠城、血泪、反抗.....日军的残暴超乎现象极限。不容忘记的是，早在清末，侵华日军就曾经在中国进行过更为恐怖的疯狂杀戮。



  11月7日。在慈禧太后万寿庆典的锣鼓声中，日军攻占辽东半岛的大连湾，并直逼大清海军的战略基地——旅顺口。
  其实，早在10月22日，日本第一军司令、陆军大将山县有朋率领的第一军3万人，就从朝鲜义州强渡鸭绿江，向海城、鞍山方向进攻，威逼奉天(沈阳)，牵制了清军在辽宁的主力。
  从10月24日到11月6日，日本陆军大臣大山岩大将率领的第二军共2?5万人，分三批陆续在花园口登陆，目标直对大连湾和旅顺口。

前方吃紧，请求援兵的电报不断。
  李鸿章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虽不愿因为战事把老佛爷的万寿庆典搅黄了，但毕竟肩负重任。于是，连忙调兵遣将，并令各处守护营盘，在倭匪必经之路上多设地雷埋伏。
  同时，李鸿章在“万寿庆典”的次日，急急电责刚撤回刘公岛的丁汝昌：“旅顺警急……寇在门庭，汝岂能避处威海，坐视溃裂？”要求丁汝昌：“速带六船来沽，面商往旅拼战、渡兵、运粮械接济。”
  而光绪皇帝又降旨：责问丁汝昌这两个月究竟干了些什么？要求他立即去旅顺，把正在那里抢修的“定远”、“镇远”两船安全带出，“倘两船有失，即将丁汝昌军前正法！”
  丁汝昌六神无主，不知该听谁的好。不过最后，他还是遵照李鸿章的旨意，于11月13日，亲率北洋海军6舰，驶抵旅顺。刚刚抛锚，有情报说小平岛附近海面有日本鱼雷艇活动，因怕出事，当夜遂率舰艇返回威海。
  经过激战而精疲力竭的日军，经过半个月的养精蓄锐，已展开了占领辽东的攻势。11月6日晨，日军第一师团从三个方向，向金州湾东侧的金州城发起总攻，3个小时后，金州陷落。11月7日晨，日军继续向西推进，由于大连清军守将赵怀远临阵脱逃，日军不费吹灰之力，占领大连湾。缴获清军遗弃的大、小火炮120门，炮弹246万发。
  日军势如破竹，直接威逼旅顺口。
  北洋费时10年经营的旅顺港，被称为“远东第一军港”。港口周围部署有二十多座各式炮台，一百五十多门火炮。
  李鸿章战前曾坚信：“有充足的弹药、军粮，有优良的火炮和北洋海军的声援，旅顺口可以坚守三年!”
  日军则把占领旅顺看成“担保东洋和平的关键”。只要占领了旅顺，再配备一支舰队，渤海便成了锁口之囊，不仅能置中国于死地，还能控制整个东北亚战局的发展。下一步，就可以把战火烧向直隶平原，那时，大清国的国都北京，就遥遥在望了。
  为了打好这决定命运的关键一仗，日军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又让部队休整了10天。
  旅顺前敌营务处兼船坞工程总办龚照玙，现在是旅顺陆上战场的关键人物。可惜，他既不懂指挥作战，也没有与敌死拼的勇气。不久前，他索性以搬援兵为名，乘上鱼雷艇逃到烟台，差点被山东巡抚李秉衡逮住就地正法。吓得他急转向天津，再遭李鸿章一顿臭骂。龚照玙本是李鸿章的亲信，又是安徽乡亲，但时至今日，李鸿章也顾不上他了。
  “离旅顺一步即汝死所。”这是李鸿章给龚照玙下的死令。龚照玙只好连夜惶惶回到旅顺口。
  炮声未响，主将先怯，军心动摇。官兵们想的不是怎样打仗，而是如何保命。
  11月17日，日军第二军从金州和大连，开始向旅顺挺进。参战部队共有步兵15个大队、骑兵3个中队、工兵4个中队、炮兵14个中队。
  日军除了在土城子遭清军徐邦道部短暂的抵抗外，一路斩关夺隘，势如破竹。

  21日晨，日军分左右翼两个纵队向旅顺口发起总攻。
  24小时后，从黄金山到白玉山，从椅子山到鸡冠山，几乎每个山头都飘扬起太阳旗。

  旅顺口防御体系经营多年，只要有旺盛的士气和充足的给养，坚守数月是不成问题的。然而，这个原来被渲染得固若金汤的堡垒，却像个纸糊的灯笼似的，一戳就破。清军仅坚持了6天，就全线失守。
  有人说，旅顺的失守，是甲午战争中国人士气崩溃的起点，随之崩溃的将是中国北洋海军。
  旅顺沦陷后，日军奸淫烧杀四天三夜，在这个滨海小城，上演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

  英国人詹姆斯·艾伦，亲眼目睹了这场野蛮的大屠杀。
  艾伦的经历，说起来有点儿像阿拉伯的辛伯达。
  他是英国兰克郡一个棉商的儿子，家庭原来很富有，却因他挥霍成性，不久就破产了。于是，艾伦想到海外碰碰运气，便搭乘美国货轮“哥伦布”号来华。当时，他为正在同日军作战的清军运送军火，他在旅顺口差点死于日军的刺刀之下，后侥幸逃出，辗转回国。三年后，出版了《在龙旗下》一书，该书的副标题是《中日战争目击记》。第六章专写他在旅顺所看到的日军滥杀无辜的罪行，兹摘录如下：

  我们走的是一条横跨全城的路。在我们走过的地方，几乎每条街道上都堆着很厚的尸体，他们不分男女老少和身份，在街道上成批地被屠杀了。有些可怜的幸存者(虽然他们的死也就在眼前)，仍带着低声悲泣和哀恸的声音，寻找他们已经失去的亲人。在彩色纸灯笼的灯光帮助下，他们弯着腰辨认那些残肢断臂的尸体，灯光使这些残尸显得难以形容的可怕。……日军疯狂杀戮、奸污、洗劫，犯下了无法形容的暴行。这就是这次战争的真相!
  一个才几个月的婴儿被钉在下面的柜台上，有一根锋利的铁钎刺穿他那小小的尸体。地板上的那些浓血和残缺尸体的内脏有二三英寸厚。一些死者的手臂、大腿和头颅被砍了下来，扔得到处都是。
  我站在一处高地，离我不远有一个池塘，池塘边站着好多日本兵，拼命将一群难民往池塘里赶，不一会儿池塘里就塞满了人。只见难民在水里乱成一片，忽沉忽没，池塘边的日本兵，有的拿枪射击，有的用枪上的刺刀刺。池塘里断头的，斩腰的，穿胸的，破腹的，搅成一团，水变成通红一片。日本兵在一旁欢笑狂喊，快活得不得了。池塘里少数活人，在死尸上爬来爬去，满身血污。其中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小孩子，浮出水面，朝日本兵发出凄惨的哀求。岸边的日本兵竟拿刺刀来捅，当胸捅了个对穿。第二下又捅那个孩子，只见刺刀一捅，小孩子被捅在刺刀上，他高高挑起枪来，摇了几摇，当做玩耍的东西。这个孩子大约两岁，那女人伏在地下，尚未捅死，用奄奄一息的气力，想起来看看孩子，刚挣扎了一下，又趴下了。日本兵就照屠杀别人的方法，也将这个女人斩成几段。这时，又有一群难民被赶进池塘，我不忍再看，转身逃走……一路上，到处是死尸垫地。经过一个街口，看见十来个日本兵，捉了许多逃难人，将他们的辫子打了一个结，拿他们当做枪靶子打，一会儿斩下一只手，一会儿割下一只耳，一会儿剁下一只脚，一会儿又砍下一个头，每残杀一个，日本兵便狂欢一阵……

侵华日军在占领旅顺后进行了数日疯狂的大屠杀，两万多中国平民死于日军屠刀之下，全城仅余三十六人



  无论走到哪里，我们的脚上都会粘上血。……从拐角处出现了一队人，我们立即认出他们是日军……他们身上散发出残酷屠杀的血腥味，军服和武器都粘满了鲜血并凝成血块，在刺刀上挑着人头。……他们继续往前走，践踏着他们那种野兽般的暴行所布满整个城市的尸体……



  美国《世界报》记者克里尔曼，在旅顺大屠杀后的第四天，也将自己的目击记发回国内：


我亲眼看见旅顺难民并没有抗拒日军，日本人所谓有人从窗口向日军射击之言，全是谎话。日本人并不想抓俘虏。我见到一人跪于日本兵面前，磕头求命。这个日本兵用枪刺一下将他的头钉在了地下，然后拿刀将他的头砍了下来。有一个老百姓吓得缩在墙角，一队日本兵发现了，一人一枪将其击碎。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本兵将他斩成两段……
  战后第四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声惊醒，日军又大肆虏杀。我出外看见一兵弁带兵一队追随三人，有一人手抱一无衣服之婴孩，其人急走，将孩跌落。一分钟后，我见该孩已死，二人被枪弹打倒。孩子父亲失足一蹶，一兵手执刺刀将其擒住。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欲救之，兵不许。将刀连砍地上之人颈部三四下，然后去，任其在地上延喘待死……



  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到嗷嗷待哺的婴儿，旅顺全城两万多人被杀得只剩下36人。而这36人是日本人特意留下来搬运尸体的。由于尸体太多搬不过来，日军不得不从郊区又抓来一百多个农民，加入“扛尸队”。“扛尸队”把尸体集中到花沟张家窑，浇上油用火烧，整整烧了半个月。然后将这些平民的骨灰装进四口大棺材里，埋在白玉山下，插上“清军将士阵亡之墓”的牌子，以欺骗舆论。第二年开春，气温上升，一些来不及处理的尸体腐烂，臭气熏天，疫病流行。旅顺，成了地狱的代名词。
  当年亲身经历了这场浩劫的苏万君老人，数十年后，每每忆及当时的情景，依然声泪俱下。他说：

  ……当年，我亲眼看见日本鬼子抓到我们的同胞后，用绳索捆绑起来，逼到大医院前砍头，然后，便把尸体推到大泡子里，水泡子变成了一片血海。当时西大街家家户户都敞着门，里面七零八落堆着尸体……都说野兽凶残，日本鬼子比野兽还凶残。

  日军的野蛮残杀，不仅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也震惊了西方世界。
  英国著名国际法学博士胡兰德，早在日本海军击沉英国商船“高升”号而受到英国舆论的谴责时，还曾著文为日本辩护。旅顺大屠杀发生后，他备觉难堪。在《中日战争之国际公法》一书中，愤怒指出：

  当时日本将卒之行为，实逸出常度之外……彼等除战胜之初日，从其翌日起四日间，残杀非战斗者妇女幼童矣。……此时得免戮杀之华人，全市内仅三十有六人耳，然此三十有六之华人，为供埋葬其同胞之死尸而被救残留者……

  《泰晤士报》记者在与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会见时当面责问：

  日军“杀害捆绑之俘虏或平民特别是妇女之事，不仅为欧美各报社记者所目睹，且为各国舰队之军官乃至英国海军中将等亦于现场所亲见，日本政府将采取何种善后措施”？

  《世界》杂志也谴责道：

  日本是披着文明的皮而带有野蛮筋骨的怪兽。日本于今摘下文明的假面具，暴露了野蛮的真面目。

  有人将旅顺口惨案，看做是四十年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序幕……



  以上图文摘自学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海军三部曲》之一《清末北洋海军纪实-龙旗》，题目为编者所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3e2d450100cm5c.html


旅順大屠殺 (屠城)
(侵略旅順的日本近衛師團 隨後攻打台灣於鹽寮登陸)


一个日本人笔下的“旅顺大屠杀”
本文摘自：《文史春秋》2004年第5期

１０年前，一位名叫井上晴树的日本作家来中国访问。极偶然地，他在大连街头的露天书摊见到一本小册子：《旅顺大屠杀》。书的封面上，那些“日本兽兵”、“屠城之最”、“残暴绝伦”的刺目的文字及照片，令其惊异不已。因为在此之前，这位东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毕业又素来偏好历史的井上先生，一直自认为对于当初１８９４年的那场中日甲午战争并非缺乏了解，但是，尽管年近五旬，他却从来未曾在本土听说，甲午战争期间，在中国旅顺发生过一宗“足以使世人联想到后来‘南京大屠杀’”的惨厉事件。而且据井上所知，关于“旅顺大屠杀”，“不唯今天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没有记载，就连许多教历史的老师也根本不知道”。那么这１００年前由日本军队一手制造的“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最野蛮最血腥的一幕”是怎样的呢？

１８９４年１０月，久已觊觎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略军，继黄海海战后，又从陆上向清军发动突然袭击。其第二军由司令官大山岩大将指挥，于辽东半岛东侧的一处小渔港花园口（今大连市庄河县）偷偷登陆，随即兵锋南折，直扑金州、大连湾、旅顺口。１１月２１日，第二军第一师团挫败清军防守，陆续攻陷旅顺四周所有炮台，气势汹汹地闯入了城区。这帮公然践踏别国领土的“胜利者”，自闯进旅顺的最初一刻起，就兽性大发，恶魔般地在全城内外疯狂杀戮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包括若干已经放弃抵抗的清军士兵）。“他们对遇到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追赶、开枪，用刺刀刺杀，一直追杀到大街上，荒野里”；“不论男妇老幼，狗，猫，还有迷路的骡马，统统用刀乱砍捅死。跪下磕头的，苦苦哀求的，躲藏的，逃跑的，迟早都要被杀掉”；“从市街的入口到码头的十余条街道之间，死尸累累堆积如山，房前屋内无处不横躺竖卧着尸体，腥风冲鼻，血流滑靴，许多地方只能踩着死人方可通行”；“凡是想从海上逃离旅顺的居民，所乘船只可以说全部遭到鱼雷艇的追击和来自海岸的枪射，不是沉没便是触礁，海面上漂浮的尸山就像旅顺港里似乎有很多鱼群一样”……如此丧心病狂的嗜血屠杀，竟然“通宵达旦”地持续了四五天！把中国辽东南端的“渤海门户”旅顺城，生生变做了一座空城、血城、死亡之城、恐怖之城！至少有１.８万多条炎黄性命，在日本军人的刀光枪响中化作了冤灵屈魂！据说到最后“全城只有３６个中国人活了下来，他们之所以能够幸免，仅仅由于需要用他们来掩埋其死去的同胞。他们每个人的帽子上（衣服上）都粘着一张纸条（或布片）作为标记，上面用日文写着：‘此人不杀’”……

井上晴树极度惊愕。起先，他犹以为手中那本情节骇人的小册子，不过是一部道听途说的文学作品。然而他很快就意识到，该书记述得如此翔实、具体，绝不可能是编造出来的，何况书里明明白白地载列：当年，在旅顺事件终于被外国随军记者曝光后，世界为之震撼，美、英、法、德诸国舆论纷纷声讨，强烈谴责日本军队在远东的暴虐行径。井上觉得，自己此番访华的“大连遇书”，几乎可以看做是某种机缘。归国后，这位有良知有正义感的日籍作家“就像受到刺激一样”，推掉其他一应事务，立刻投入了艰难而执著的搜访调查———他决心在国内上下求索，努力“拨开过去笼罩旅顺事件的云雾”，以发掘出能够揭证昔日“加害一方”的“军国主义真面目”的有关史实。

经过初步接触，井上获悉，即便是现代日本的整个历史学界，亦时至１９８０年前后，才刚刚开始探明“旅顺大屠杀”的存在。这让他这位非史学专业的“门外汉”，都不能不慨叹“委实是太迟了”。所幸日本一些权威机构，如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部、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等，近年来正在逐步“解冻”以往长期秘锁的部分文献档案。这给井上的深层调查，多少带来了有利条件。由之，井上愈加坚定了自己的目标：必须尽力采用在本土调查所取得的第一手史料，向国人、向世界进一步揭露“旅顺大屠杀”事件的真相。而这一点，恰恰构成了他日后撰著的最重要的研究特色和最具史鉴价值之所在。

随着调查的渐次拓深，井上发现，对于“旅顺大屠杀”，日本当局的掩盖、隐瞒，讳莫如深，事实上由来久远。当初，还在甲午硝烟星火乍燃之际，日本政府就已经在处心积虑地采取内、外两手，向世人百般遮掩自己的种种劣行。先观其对内的一手：１８９４年６月，陆军省偕海军省联合颁令，严禁本国所有报刊登载军事新闻，以免泄漏日军对中国的侵略企图。８月１日日中相互宣战的第二天，内务省即宣布对有关甲午战争的报道实施“审阅”制度，各报社发稿前，均须将原稿送呈指定的警保局，加盖了“审查批准”印戳的，方可发表。凡被认属“有污点的事件”，则打上“禁止刊登”之印记，用墨水涂毁。到了９月中旬，为着更严格地“统一新闻口径”，又由大本营规定，改行新的《新闻材料公示程序》。全国报刊的记者们，只能到大本营设在广岛的副官部去，申请检索当局“许可公布”的消息。而且刊登之后，皆应寄交一份报刊给副官部备案。与此同时，大本营对若干被允准随军采访的日籍记者（约１３０名，包括１１名画家、４名摄影师，分属６６家报社），下达了极端苛峻的“随军纪律”，并指派军官全程监视，一旦某人被军方视为“有害的记者”，立马押遣回国，给予重罚。可见，日本政府对于国内媒体的钳控是何等严酷。再看其对外的一手：彼时二度出任伊藤内阁外务大臣的陆奥宗光，素以绰号“剃刀匠”闻名，专擅玩弄诡计“解决国际麻烦”。此人早在多年前，就借政客身份，与人合伙经营过一张《寸铁报》，对于如何操纵媒体、淆惑视听，可谓轻车熟路，深谙三昧。甲午战端甫开，陆奥便疾电日本驻欧美各国公使：密切关注当地主流报刊及通讯机构的持论倾向，选择猎物，重金收买，务必使其压制、篡改、隐匿来自远东的报道（按：由外报特派记者采写的），而只发表“会于日本产生好感的新闻”，或者干脆装聋作哑，保持沉默。陆奥宗光甚至将这种“银弹策略”，一直扩大施用到在日本境内横滨、神户等外国人居住地区出版的由外国人担任社长的英文报纸，通过贿赂社长，买断电稿，使有关的“不利消息”不致“经由这条暗道在本土登陆”。

应该说，日本政府精心耍弄的这内、外两手，功夫没有全然白费。国内“舆论一致”，“捷报”连篇累牍，使得备受蒙蔽的民众成天浸淫在一派军国主义的狂热煽诱之中，情绪嚣躁亢奋，心理痴迷变态。当旅顺攻陷的消息传至本土，全国多处游行举宴，高呼万岁，庆祝胜利；东京股票市场也跟着反弹暴涨，“盛况宛如鼎沸”。大本营随后将第二军在旅顺“踩着还在抽搐的尸体”劫掠的大批“战利品”运回国内，展示于东京九段靖国神社，前往观展的人流“比到浅草、上野观光的还要多”。一时间，“战利品”这个名称居然在日本成为时髦，许多商家纷纷推出冠以“战利品”的新货色，其中有一款“帝国全胜”战利品肥皂，“造型是支那人的头颅”，意在“磨灭支那人”，它的销售广告甚至使用了如同旅顺屠杀一样的图案，充满着喋血的暴戾气息。

而在日本域外，此时则有一批被东洋“银弹”喂倒的媒体，甘心泯灭良知，出卖声誉，恣肆发布歪曲事实的新闻误导受众，替日军屠徒粉饰罪迹。譬如在伦敦，由于英国的中央通讯社和路透社先后被陆奥宗光指使日本驻英临时代理公使内田康哉用“丰厚的报酬”收买，所以，“每当有不利（日本）的报道刊登在当地报纸上”，这两家新闻机构通常都立刻出马，给予反宣传。路透社在内部“及时制止”了本社记者从上海发来的揭露旅顺“野蛮惨害”的电稿；中央通讯社更不惜闭上眼睛鹦鹉学舌，完全按照内田康哉要求的口吻向外界辩称：“除战时正当杀伤之外，（日军）无杀害一名中国人。”类似这样的撒谎者，还可以举出《华盛顿邮报》（美国）、《日本邮报》（横滨出版，下同）、《日本周刊邮报》，以及意大利等国的若干报刊。

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几曾有过一帮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恶棍能够长时间掩人耳目、欺蒙天下的事情！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６日，英国《泰晤士报》刊出电讯：据报告，在旅顺发生了大屠杀。虽然仅是极简短的一行文字，它却最早向世界披露了有关“旅顺大屠杀”的信息。紧接着，１１月２９日，在纽约报坛发行量最大的美国《世界报》，刊登了来自中国芝罘（今烟台一带）的一则报道：“日本军（在旅顺）不分老幼全都枪杀，三天期间，掠夺与屠杀达到了极点。”如果说《世界报》的这一条非战地人员采发的短消息，还未能引起世人的足够注意，那么，该报旋即于１２月１２日、１３日、１９日、２０日连续数天刊登的“战争特派员（随军记者）”克列尔曼的长篇“纪实报告”：《日本军大屠杀》及《旅顺大屠杀》则犹如石破天惊，顷刻在欧美，在南亚，在澳洲，在整个文明世界激起了轩然大波！而《泰晤士报》与《标准报》（英国）的跟进报道，又推波助澜，令影响越发扩大。全球报刊竞相转载克列尔曼及其同行的系列文章，或配发本报社论，或刊出读者议评———从普通民众到政府官员，“人们在得悉事件详情的同时，无不对远东的暴行感到战栗、痛心、愤怒”！

陆奥宗光频频接到四面八方的国外告急，不禁惊惶失措。他担忧事态的继续严重，将导致“欧美各国舆论与日本国舆论之间的冲突”，成为日后“（日本）外交上的障碍”。因之，陆奥电催首相伊藤博文尽速考虑“善后措施”。在伊藤的授意下，日本当局于当年１２月中下旬，两次（以外务省名义）对外界发布了内容基本相同的一个所谓“书面声明（共七项）”，诡称“外国新闻特派员、特别是《世界报》通讯员的报告夸大其词，为引起轰动效应，进行了高度修饰”；而日军在旅顺“自始至终遵守军规，优待俘虏”，那些被杀人员，“大部分”不过是“脱去军装，换了平民服，装扮成当地居民的中国士兵”云云。可惜这个“声明”尽管发表之前做尽手脚，反复修改多次，却最终还是露出了大破绽。其不打自招地承认：“在旅顺流的血，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或许无条件流了许多不必要流的血，这一点勿庸置疑。”故而，《世界报》在头版头条刊登这份《日本自白》的时候，特意用大号字体加上了一个鲜醒的标注：“（它）证实了克列尔曼关于旅顺屠杀的报道”。

可是，克列尔曼在日本的“随军记者”的境遇，则日益恶劣。甲午战争前夕，他受《世界报》委派，驻日进行战事跟踪采访。旅顺事件曝光后，他和几位发稿的同行明显地感觉到了周围日人的敌视目光。当地报纸公开吁请日本政府“严格管束外国随军记者”，扬言“对给我方带来麻烦的（外国记者），应断绝其关系，从吾军驱逐”。官方固然因为克列尔曼们的身份，“既不能逮捕也不能拘留”，但亦迅即作出决定，今后大本营“不再准许任何国内外记者随军”。克列尔曼在横滨被孤立了，再也无人约其采访而纷纷与之“划清界线”，他只能“经常独自一人在外国人居住地的一角徘徊”，“每日战战兢兢”。从１８９５年１月起，东京等地的数十家报刊在当局唆使下，对克氏发动了铺天盖地的点名谴责，诬指他妄言、伪报，谩骂他可恶、无礼，这种不断升级的围攻一直延续到３月上旬。克列尔曼的人身安全也渐渐受到威胁，他不得不赶紧设法搞到船票，避离了那个危险的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当时那众报狺狺的一派詈骂声中，日本有一家《国民新闻》报，“其文章的写法仍与其他各报不同”。它的社长苏峰德富猪一郎多年以后在自传里回忆道，甲午战争时期，“随军记者的人数与其他各报社相比，任何报社都没有我报社派出的人多”。大概因为从本报战地记者那儿获知了确情，《国民新闻》在彼际采取的态度是，“旅顺发生的事件，其真相业已大白于世，现在不必要再对外国报刊的报道进行辩解和责难”。如此秉守事实的执业立场和敢于同谎言分道扬镳的勇气，即便在今天看来，依然格外令人钦佩。

恐怕是伊藤、陆奥之流当年绝不曾想到的，他们那样心机费尽地捣鼓内、外两手，原本以为这样能够敛痕匿迹，对世人、对国民长久掩盖“旅顺大屠杀”的恶行，可偏偏那些个昔时被军国主义驱使的日军士兵，包括直接参与了旅顺事件的第二军第一师团人员，其“大多数”战后回国便“一阵风似的，都写下了中日甲午战争亲身体验的不平常的经历”。岁月流逝，这些由亲历者、目击人以“真情实感”写就的“手记”，并没有全化作飞土烟尘，内中颇多被保存了下来；尚有不少军营书信、日志等等，也幸得留世。这一切，无疑皆成了今天井上晴树先生在本土搜访、求索中最可珍视的史料之一。在那一册册作者不一、名目各异的《征清记》、《从军记》或《行军记》里，凡有叙及“旅顺大屠杀”的，所使用的字眼出现频率最高的，无一不是触目惊心的“射杀”、“击毙”、“砍倒”、“刺死”，以及“尸积成山”、“死尸累累”、“血流成河”、“腥气冲天”……那些灭绝人性的杀戮场面，惨绝人寰的屠后景象，就如某个日本士兵自己坦白的：要把它们“再现到纸上，需要文才横溢之士，观察数日，执笔数周，每天写上几个篇幅，恐怕写上一个月，也写不完”！并且，从这些“手记”和书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当年端起枪支、举着砍刀参与屠杀中国人的，不光是日本军士，还有相当数量的日籍随军记者、随军国会议员，乃至担卒、车夫、喂马的！这班非“作战序列”的家伙得知第二军占领旅顺的消息后，立即赶赴市街，“手持火把、日本刀、手枪”，夹杂在士兵之中一起行动，“把市街上看到的任何中国人，都当作好猎物”———呜呼，这是一支何等凶残、狠毒的豺狼的队伍，鬼魅的队伍啊！难怪克列尔曼要在《世界报》上大声痛斥：“没有一个文明民族能够做得出我在旅顺所看到的这样的暴行！”

井上晴树奔走于本土，艰韧调查。他花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时间，奋力拨“云”破“雾”，寻找线索，终于，在发掘了大量确凿的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完成了他的那部日文版的约２０万字的“揭证之作”《旅顺虐杀事件》。此书乃“旅顺大屠杀”发生后１００多年间，日本的第一部“反映事件全貌的专著”。在该书的最末一章，井上还向世人详尽地揭露了这样一个史实：１８９５年年底，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日军退出辽东半岛。此前，侵略者将遍布旅顺内外的中国遇害者尸体火化后，骨灰埋葬于城郊西北之白玉山，坟前竖了一块木碑：“清国将士阵亡之墓”。是举，犹在刻意欺世，似乎那些被杀者真的不是“非战斗的旅顺和平居民”。不久，回防旅顺的中国清军宋庆部队，遵从国人悼念殉难同胞的愿望，在墓前改立起高大的石碑：万忠墓。每年清明时节，民众云聚于此，焚香洒泪，追祭那些惨遭日寇杀害的亡灵。１９０５年日俄战争落幕，旅顺不幸再度沦入日手。在侵略者眼里，那座成为（当初大屠杀）证据的万忠墓，是激发中国人爱国主义情感之场所，对于他们在旅顺的殖民统治，显然“具有危险性”，因之，必欲毁坏而后快。于是，在一个夜深人静时分，万忠墓的石碑被盗。到了１９２２年，经旅顺华商公议会发起，募捐修葺万忠墓，人们在墓前又重新高高地树立起了第二块石碑，每逢春秋隆重祭奠。“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统治当局借口“搬迁”，企图一举平毁万忠墓，只是慑于中国民众的强烈抗议，阴谋才未能得逞。这一番围绕着万忠墓的曲曲折折，充分说明：为了掩抹“旅顺大屠杀”，日本政府从那时以来，一以贯之，处处用心，诚何其良苦也！现在，井上晴树先生的正义“揭证”问世。尽管这部“以翔实史料周密论证的力作”（按：长期在法庭上与日本政府就教科书审定制度进行斗争的东京教育大学著名教授家永三郎的评语），１９９５年１２月由筑摩书房出版发行后，立刻在日本新闻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并被改编成剧本公演（按：此为旅顺事件首次表现于日本舞台），还荣获了第二届日本和平·协同新闻工作者基金奖（按：属日本民间团体所设立之奖项），但是，它在本土却仍然为官方所忌讳，所冷漠。据井上先生在该书２００１年的《中文版序》里透露，由日本国会管辖的国立国会图书馆，不顾《旅顺虐杀事件》（日文版）已于六年前在本土出版发行的事实，在编制图书馆的《藏书目录１９９１—１９９５》时，依旧“将它很巧妙地删除，没有记载”。这，分明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举动。可敬的是，井上晴树坚执其志，毫不气馁。他把自己的专著邮到中国，热切地希望能够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按：已由大连出版社出版）；而且，他一边为中文版增补了自己的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一边还将这些年在本土调查所收集的全部资料复印，赠送给旅顺万忠墓纪念馆等单位，以使“要研究‘旅顺大屠杀’的中国人士不必特意到日本，也能够在殉难之地进行研究”。

http://zonghe.hzcnc.com/shtm/200 ... 61599_2.shtml#title





日本山东作战军司令大山岩




攻陷旅順口的日本陸軍。


佔領旅順機器局的日軍合影，右下角是定遠的螺槳葉片備料。

henry2000888

怪异的战术：日军拼刺刀退子弹的真正原因



图为在卢沟桥“打出抗战第一枪”的国民党抗日名将吉星文抗战时使用的大刀等物。中新社 发 陈立宇 摄




　二战里面，日军在白刃战前先把子弹退掉然后拼刺刀，是一个怪异而引人注目的战术。说起来这是其步兵条令的规定，在热兵器时代，这一规定因为看起来迂腐而令人困惑。然而，它决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也不全是捍卫“武士道的尊严”，而是日本军队根据实战检验做出的结论，这和日军的兵器，作战特点是相吻合的。

　　日军在白刃战前退出子弹，是指双方开始班以上规模近距离格斗的时候，而不是只要一准备肉搏，冲锋的时候就退掉子弹，那纯粹是自杀行为。

　　当时各国军队在冲锋的时候不但不能退出子弹，而且整个过程中要全力射击，尽量压制对方火力。比如军事作品《亮剑》中，就有这样一段真实的描写：

　　随着最后一批手榴弹的脱手，伏在坡下的突击队一跃而起，疾跑中20挺轻机枪同时开火，组成密集的火网，日军工事在密集的弹雨下被打得烟尘四起。在爆炸后残存的日军士兵又恢复了强悍的本色，他们嚎叫着还击，面无惧色。八路军突击队员们不断倒下，后面的候补射手又迅速补上，双方杀红了眼，有些日军士兵杀得性起，竟毫无遮拦地端着刺刀从工事中跳出来迎着弹雨进行反冲锋，但顷刻间被打成蜂窝状，短短30米冲击距离，李云龙的第一突击队的机枪手们全部阵亡，无一生还……

　　战争是残酷的，日军对这一点的认识和其他国家军队并无区别。事实上太平洋战争中，无论塞班还是冲绳，日军发动步兵冲击的时候，都是一边射击一边前进，并且把轻机枪手放在一线，以增强压制火力(因为一线日军一直没有装备冲锋枪)。

　　这倒不太用担心误伤自己人。二战中，步兵冲击的散兵线即便以所谓“密集队形”发动攻击，其队形也远比冷兵器时代松散，士兵前后重叠的概率不高。真正采用那种传统意义的密集队形，冲击的效果往往很糟。比如瓜达尔卡纳尔日军对“血岭”的密集队形冲击，中国军队在忻口会战中对1002高地的强袭，过于密集的队形，造成己方后方人员的武器无法使用，而对方的武器命中率则大大提高，徒然增加自己的伤亡。

　　根据日军自己的统计，在白刃战开始以后，保留步枪子弹造成的损失比收获更大。明令白刃战开始后子弹退膛，正是依据这个判断。究其原因，我想主要有以下两个：

　　第一，日军使用的步兵轻武器性能限制。

　　日军的制式轻武器，最典型的就是三八式步枪。它继承了其前辈村田式步枪的特点，那就是弹丸初速高、瞄准基线长、枪身长。这样的特点使三八式步枪射程远，打得准，也适合白刃战，不但日军喜欢用，中国军队缴获后也喜欢用，战前还从日本进口过一批。但是它也有缺点，因为弹丸初速高、质量好，因此命中之后往往易于贯通，创口光滑，一打两个眼，对周边组织破坏不大，在杀伤力上不如中国的中正式步枪。白刃战中，这个缺点更为突出，因为白刃战中双方人员往往互相重叠，使用三八式步枪，贯通后经常杀伤自己人。而且，由于贯通后弹丸速度降低，二次击中后弹丸会形成翻滚、变形，造成的创伤更为严重，而仅受贯通伤的对手未必当场失去战斗力，仍然能够反击！在二战中国战场，因为装备和训练的优势，日军人员损失与中国军队相比，达到1：4甚至1：6的水平，而且日军处于人员劣势。因此，使用三八式步枪在肉搏战中开枪射击，因为误伤造成己方大量减员，显然是赔本的事情。

　第二，日军对白刃战的战术认识。

　　白刃战中，日军标准的刺杀准备姿势为一手握前护木，一手握枪托前段弯曲部，枪托稍下垂在支撑腿侧面，半斜向面对对手，刺刀尖略与眉平。这样，枪从斜上方到斜下方，正好护住颈、胸、腹要害，而刺刀一甩就可以突刺。问题是如果摆一下这个姿势，就会发现原来这样一比划，枪口根本就不是朝向对方，而是朝向斜上方的天空。因此，格斗起来，射击的机会很难比突刺的机会更多。而如果作射击准备，手指必须放在扳机上，这就造成了两个严重问题，一，只要双方武器一相交磕碰，就会走火；二，手指不能全力握枪，影响了持枪姿态，拼杀中使不上全力。另外，三八式步枪太长，转动枪口瞄准对方的力距也长，如果对方不是出现在正前方，转动枪口的时间太长，可能枪口还未到位，自己已经被刺倒，这时候使用枪托进行打击无疑是更为方便的作战方法。可见，日军白刃战中能够有效射击的机会很少，保留枪膛中的子弹，取得战果的机会微乎其微，反而影响了肉搏动作的质量。

　　这才是日军在白刃战前枪弹退膛的真正原因。

　　无独有偶，发现在白刃战中射击得不偿失的并不是日本一家，中国军队也发现了这一问题。中国军队没有白刃战必须退掉子弹的条令，但是西北军部队广泛在白刃战中使用砍刀，实际上也是主动放弃了射击的战术。因为不可能一手挥大刀，一手拿一支步枪射击。当然这也是因为西北军出身的部队刀法独到，是当时唯一在白刃战中可以占到日军上风的中国部队。其他部队，包括八路军，刺杀技术与训练在二战前期都远不如日军。因此即便容易误伤自己人，也要保留格斗中开枪的战术，以达到“几条命换他一条命也够本"的目的。这里面，中国军队的枪支质量较差，弹丸初速低，近距离击中后往往留在对方体内，杀伤力反而更大也是一个原因。顺便说一下，西北军的刀法脱胎自军阀混战时期的李景林部，独成一家，专破日式白刃战拼刺术。具体的刀法其实只一招，出刀的时候刀身下垂刀口朝自己，一刀撩起来，刀背磕开步枪，同时刀锋向前画弧，正好砍对方脑袋。其威力在于挥刀的同时荡开对方武器，因为和劈砍是一个动作，对手来不及回防就中招了。日本人怕大刀队，并不是一般的宣传，而是确有其事。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军队和日军交战中表明，如果双方都使用轻武器，受过良好训练的中国军队并不亚于日军。比如众所周知的四行仓库之战，日军久攻不克，并不是谢晋元团长有三头六臂，比别人更为善战，而是因为四行仓库三面临租界，日军不能使用重型武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战斗力几乎没有差别，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优势，主要在重武器。

　　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也发现同样问题。美军的冲锋枪枪身较短，白刃战拼刺刀吃亏，最初近战中往往用长点射弥补其不足。日军实施夜袭等行动时，多为奇袭，使美军来不及用密集弹幕将日军切断于战线之前。一旦进入混战，没有经验的士兵用冲锋枪扫射造成的己方伤亡往往比敌人造成的还大。在贝蒂欧，美军指挥官肖普上校曾经威胁如果有士兵再乱开枪，就把他的枪扔到海里，而且从此再不发一颗子弹。

　　美军通过总结，认为白刃战中最好的方法是用手枪对抗日军的刺刀。

美军在实战中证明手枪在白刃战中作用最好。它的长度短，可以轻易转向任何一方射击，射击姿势也可以五花八门，装药少，即便近距离击中第一个对手后也不易贯穿击伤后面的自己人，而威力范围远超过刺刀。至于装弹，如果弹仓子弹都打光，还有刺刀逼过来，那就只能认命了。不过，美军制式手枪填弹七发，等于有连发七刀的能力。而一次白刃战中很少有人能有机会连发七刀，这个概率太低了。

　　大概唯一略显不重视白刃战问题的就是德国人了，这和它的战术运用和装备有关。德军进攻特别重视装甲部队的快速突击，防御重视工事和装甲部队的配合，近战的机会不是没有，却多发生在狭窄的工事、建筑里，比如斯大林格勒会战。这时，德军多用爆破、扫射来清除敌人，比用刺刀的机会多得多。这样，就被德国人总结出了“冲锋枪加手榴弹打近战金不换”的真理。其实，德国人不是不能白刃战，他们更擅长在狭小空间用匕首、工兵铲等武器解决问题，《拯救大兵瑞恩》里面就有这样一个镜头。

　　至于八路军，拼刺刀开枪就纯属一种有预谋的标准战术了。当双方队列接近，准备肉搏，即将接触而还未接触时，八路军会突然来一次齐射然后再投入白刃战。由于这次齐射距离近(约在10米之内)，目标密集 (对方也在准备肉搏)，且日军初期全无防备，非常有杀伤力。而且，还可以起到鼓舞己方斗志，震慑敌军，扰乱敌人队型的作用。

　　白刃战中，八路军战士还常在双方对定之前，抢先朝对方大腿开一枪。这样做的好处是：由于距离差一点，敌方的刺刀还无法攻击；子弹穿过对方大腿，就钻入地里了，不必担心误伤。最重要的是拼刺刀属于需要全身配合的高难"运动"，如果日本兵大腿中上一枪，步伐不灵，那基本上只能任人宰割了。

　　而且八路会利用鬼子退子弹时暴露出的破绽。

　　什么破绽呢？要知道三八大盖其实是一种最不适合拼刺刀退子弹条令的步枪。中国士兵用的中正式(国民党军)、八一式(共产党军) 步枪的弹舱底盖是可以打开的。需要时，打开底盖，就可以一次退光所有子弹。而日本的三八大盖的弹舱底盖是固定的，想退子弹，只能反复推拉枪栓，将子弹一发一发的退出来——这要是直拉式枪机，可能还快点，可三八大盖用的还偏偏是回转式枪机…… 于是，往往子弹退到一半，八路的刺刀或者鬼头刀就已经招呼上来了。

　　白刃战，随着军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已经逐渐退出今天的战场。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日本自卫队，还有白刃战训练的课程，在日本有的时候可以看到，问题是这种训练已经活像慢镜头表演。练习的时候放音乐，日本自卫队员举着枪在头上像舞蹈一样比划。大概他们也明白，自己使用这种武器的概率很低很低吧。

　　(编辑：苏幕遮)

文章摘自《国破山河在：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

http://book.sina.com.cn/gpshz/ex ... 01/1626218855.shtml




弯折的寇刀——中日常德会战步兵武器对比

前言

常德是湘西的重镇、川桂的门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中武汉失守后，常德成为重庆大后方的唯一物资补给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发动常德作战，期望摧毁第六战区的中国军队主力，为进攻重庆扫除障碍并掠夺这一地区的战略物资，以切断重庆的物资补给线，达到其以战养战、以战逼降的战略目的。1943年10月，日军第11军以5个师团的兵力及从其他师团抽调的5个支队加上日飞行第44战队及辎重战车部队、毒气部队、伪军一共10万余人，成牵行攻势，实施常德会战。国民党军队以第六、九战区为主，第五战区配合，共调集20余万兵力进行抵抗。

常德会战是续淞沪会战和台儿庄会战之后，中国抗战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驻防常德的是国民党74军57师计8500多人，代号为“虎贲”，在国民党军队中以勇猛善战而著称。整个常德会战历时近2个月，常德一度失陷又收复，战事惨烈，中国守军付出了重大牺牲，基本上粉碎了敌军的原定作战计划。

正义的一方总是取得战争最后的胜利，但武器装备也是影响战争胜负的一个因素。本文作者访问了曾参加过那次战斗的幸存于世的一些国民党老兵，试着就常德会战中双方步兵武器装备的优劣做一番比较。

刺刀的争锋

30年式刺刀一直是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使用的主要冷兵器之一，为二战中最著名的军用刺刀之一。该刺刀全长52.5厘米，刀体长40厘米，质量0.69公斤。






中国部队和日军一样，把冲锋拼刺刀作为一种很正常的战术运用。国民党军队使用的刺刀都在50厘米以上，尤其是中正式步枪使用的刺刀最长。中正式步枪枪身较短，为其在白刃格斗时与三八式步枪相抗衡，其刺刀全长达到了57.5厘米，仅刀身部分就长达42.8厘米，比M1898及M1924步枪刺刀的全长还要长（两者全长分别为38厘米和42.5厘米）。但中正式上了刺刀，仍比日本三八式步枪上的刺刀短了10厘米左右，以致在肉搏战中，许多中国军人因此饮恨牺牲。在常德会战中，57师士兵顽强的拼刺意志、娴熟的拼刺技术令日军闻风丧胆。据原国民党74军57师169团老兵吴荣凯回忆，在几次战斗中，57师士兵上好刺刀，冲出掩体准备和日军打白刃战时，日军总是掉头就跑，边跑边回头向他们竖起大拇指。


http://gs.zy5000.cn/n_OA64061_114Q0EQAE.html

henry2000888

八路军抢救《赵城金藏》 未费一枪一弹救下国宝

《赵城金藏》扉画
七、八年前我在翻阅王宏钧先生编著的《中国博物馆基础教程》一书时就牢牢记住一桩大事件：1942年日军实施五一大扫荡前夕，陈赓、薄一波领导的太岳军区电令八路军某部不惜一切代价从日军的虎口里抢救出了一部文化经典《赵城金藏》。遗憾的是，该书对这件事的记载只有几行字，窥一斑难知全豹，只因这事并非工作中的急务，没有费功夫去查阅资料。不过这闪亮的豹斑深深留在脑海里。不久前有位出版社的朋友送了我一套《星火燎原·未刊稿》，随手一翻第八册的目录页，赫然一篇《抢救赵城金藏》呈现眼前，作者王万荣(刘德功整理)当时任太岳军区二分区基干营一连指导员，是抢救《赵城金藏》的一线指挥员。50多年前，一篇3000字的未刊稿再现了当年历史的原生态，既答疑又解惑，而且得来全不费功夫。现简要记录八路军抢救《赵城金藏》全过程。

  1942年2月，王万荣同志在太岳军区二分区基干营一连任指导员。4月下旬，王万荣同志被紧急召唤到军分区。军分区司令员李明如严肃地对王万荣同志说道：“在赵城县广胜寺内，收藏着我国一部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赵城金藏》。赵城敌工站刚刚向我们转来报告，说日军要在近日内抢走它。军区司令员陈赓同志、政委薄一波电令我们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抢在日军之前把它转移到根据地来。分区和地委已经研究决定叫你们一连奔袭广胜寺，采取果断行动执行这个任务。你们要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务必在后天拂晓以前走完一百七十里山路，并完成转移《赵城金藏》的任务。”

  广胜寺分上、下两寺。王万荣带二、三排直奔上寺，王万荣擎着一盏油灯走进塔内，一股阴冷发霉的气味扑鼻而来。《赵城金藏》藏在二层一尊建在塔内的三米多高的铜铸坐佛的空心里边。为节省时间尽快将经卷取出。王万荣决定用掏洞的方法，一会儿功夫，台基开了一个缺口，《赵城金藏》一下滚出几卷来。王万荣命令道：“就是它，快传递。”早在院中等候的部队和民兵骨干将经卷传到塔外装进荆篮，用绳子捆好，然后以班为单位立即撤离，到寺外指定地点集结待命。

  此时，山下道觉村的日伪军二百多人已经离开据点往寺院涌来。果然，日军发兵抢经来了。正在这时，上寺内突然火把通明，人声大作。少顷，一个年轻的和尚飞奔下山向日军龟田中队长报告说：“有几百号八路开进了寺院。”突如其来的情况把日军搞蒙了头。他们迅速抢占附近制高点，集中轻重机枪一齐向广胜寺猛烈开火。此时八路军已经撤走，寺院的火把是王万荣指定的四班在那里虚张声势，力空和尚手里留下了准备对付日军的八路军借条。太岳军区本来准备重大牺牲的一场恶战，由于消息灵通、指挥灵活、军民协同作战结果未费一枪一弹、未伤一人一马从日军虎口里抢救出了稀世国宝。

  如此惊心动魄的一场抢救祖国文化宝贵财富的一篇纪实文字，五十年之后才出版更显示出当时历史的原生态。1956年8月，为迎接建军30周年，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军委部署，在全国全军范围内开始了征文活动。九位元帅和431位开国将军、62位省部级领导以及数万名官兵，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回忆文章。总政从数万篇征文中精选出了337篇文章，就是说九千多篇未刊用。50年来，历经编辑部多次变迁、材料多次移动，一部分征文流失或受损，至今尚存1000多篇，这是我军开国元帅和官兵留给后人和历史的绝笔，在2007年为迎接建军八十周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星火燎原·未刊稿》,出版是最好的保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http://www.ce.cn/culture/history ... 1229_17818743.shtml

《赵城金藏》传奇



　　《赵城金藏》是我国金代民间募资刻印的佛藏。金代熙宗皇统 1141—1149 初年，潞州 今属山西长治 民女崔法珍在山西、陕西部分地区断臂化缘，募资刻藏经，这部佛教大藏经就是今世所
称的《赵城金藏》。

　　《赵城金藏》以宋代我国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开宝藏》的版式，于金皇统九年 1149）前后开雕，大定十三年（1173）前后工毕。因刻于金代，后被供养在赵城县 今属洪洞县 广胜寺，每卷卷首又加刻广胜寺刊刻的《释迦说法图》，被叫做《赵城金藏》，也简称为“赵城藏”。

　　1933年，范成法师在广胜上寺弥陀殿的十二个藏经柜中发现了这部藏经，引起社会的注意。其后由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派研究人员蒋唯心住在广胜寺，逐卷检查，并发表调查和研究报告，遂轰动学术界，并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1938年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赵城。广胜寺距最近的日军据点仅2公里，为防日军掠夺，广胜寺力空法师将《赵城金藏》砖砌封存于广胜寺飞虹塔内。1942年4月，日本政府派遣“东方文化考察团”到赵城活动，并扬言要在5月2日上飞虹塔游览。为了《赵城金藏》的安全，广胜寺力空法师立即向八路军求助。在当时的太岳军区政委薄一波指示下，军分区、县游击大队和僧众配合，于4月27日夜紧急将《赵城金藏》运出。在接下来的5月反“扫荡”中，地委机关的同志背着经卷，在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由于战斗频繁，行军携带不便，深恐散失，这些经卷被藏在山洞、废煤窑内，派人看管。1945年日寇投降后，此经交当时北方大学保管，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派专人守护，年年晾晒。1949年北平解放后，《赵城金藏》运至北平，移交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人民日报》曾于1949年5月21日发布了《赵城金藏》运抵北平的消息。《赵城金藏》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由国家拨款的大型古籍整修项目。1949年4月30日，当4300多卷、9大包《赵城金藏》运抵北平时，人们难过地发现，由于多年保存条件恶劣，多数经卷潮烂断缺，粘连成块，十之五六已经不能打开。国家专门调来4位富有经验的装裱老师傅帮助修复，历时近17年，终于在1965年修复完毕。《赵城金藏》共有6980卷，六千多万字。今存4000余卷，全世界只此一部，因而被视为稀世瑰宝，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

　　《赵城金藏》的抢救、维护、开发，薄一波、范文澜、李一氓三位同志功不可没。
http://www.gmw.cn/01gmrb/2005-07/14/content_269011.htm






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新馆的一间藏书库里，一排排书柜比肩而立，里面的卷轴码放齐整。不论春夏秋冬，室内温度始终保持在20摄氏度，淡淡的书香弥漫。

　　这里珍藏的是一部长达4813卷的金代汉文大藏经《赵城金藏》，它名列国图四大镇馆之宝，与之比肩的是《永乐大典》、《敦煌遗书》和《四库全书》。但与后三者相比，《赵城金藏》现于乱世，经历过更多的颠沛流离。从它被发现那天起，就注定了一段颇不平静的身世传奇。

　　佛经现世

　　1933年，山西平胜府赵城县广胜寺迎来一位风尘仆仆的高僧。来人在佛教界素有名望，人称范成法师。此时，范成法师已经在陕西、山西两地的名山古刹间往来数月有余。


　　范成法师不辞辛劳徒步行脚，是受了上海的影印藏经会所托，查访藏经旧本，好为即将付梓开印的宋版藏经补全残卷。就在地僻人稀的广胜寺里，范成法师意外地找到了12个藏经柜，里面竟然珍藏着5000多卷汉文经卷。

　　虽然纸卷泛黄、尘秽封积，但字迹清晰可辨。范成法师查点发现，这些经卷每版一面二十三行，每行十四字，字体极为古朴。其中印有宋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的跋文，捐资刻印的信士。刻版之始，或为五代末年，而刻竣印经，极可能是在金代。

　　范成法师喜出望外，他精通佛家典籍，但这种版本却从未见过，甚至在各种记载中也未见端倪。由于不为世人所知，这部藏经反倒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范成法师从中找到了不少元明以前佚失的经论原文。

　　消息很快传开，引起不小轰动，津沪各报将此事称为“向所未知，而近日始发现”，“中外人士连袂摄履往赵城探讨者不绝”。小小的广胜寺名噪一时。

　　其实，这部佛经只是长期未被外人所知而已，在当地流传的民间故事里很容易找到它的踪影。

　　相传，金代潞州长子县百姓崔法珍，自幼眼疾，父亲崔进带她四处求医不成。一天，父女两人来到广胜寺，住持和尚给了一些药丸，让回去之后，每天吃一粒，连吃14天，到了第15天，崔法珍的眼疾痊愈。从此，崔法珍便立下宏志、许下心愿：一定要为佛门做出贡献，哪怕穷尽毕生力量。

　　崔法珍长大成人以后，便开始“还愿”——用毕生精力为佛门做事。她“断臂化缘”，用自残的方式来感动善男信女，先后在山西、陕西等地化缘筹措资金，然后以北宋《开宝大藏经》为底本，雕刻佛经，前后历时30年。

　　据史书记载，《开宝大藏经》正是我国第一部木刻大藏经，刻印于北宋时期，内中收录了唐僧玄奘法师从印度取回的佛经。然而岁月沧桑，千百年后，流传下来的大藏经多有残缺，难窥原貌。广胜寺保存的这部大藏经便成了稀世孤本，自然异常珍贵。

　　范成法师在广胜寺呆了5个多月，才将所存经卷基本整理完毕。他还遍访附近村落，购回300多轴散失在民间的散卷。因为这部佛经雕刻于金代，藏于山西省赵城县广胜寺内，世人称为《赵城金藏》。

　　范成法师离开之后，我国著名佛学家欧阳竟无于1934年遣弟子蒋唯心前往广胜寺进一步考察。蒋唯心经过40多天的研究，编定《赵城金藏》简目，写成一万五千多字的《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蒋文刊发以后，广胜寺珍藏的《赵城金藏》更加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佛教界的高度重视，也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佛经争夺战。

日寇觊觎

　　2009年1月，记者来到广胜寺。

　　这是一座千年古寺，据传始建于东汉建和元年，距今1862年。广胜寺位于霍山南麓，又分为上寺和下寺，下寺位于霍山脚下，上寺则在半山腰上，各自独立，自成一体，通过盘山公路相连。从下寺出发，大约三四分钟车程，可以到达上寺。岁末隆冬，山间的游人和香客寥寥无几，但这无妨名刹古寺的肃穆庄严。

　　76岁高龄的扈石祥老人退休前曾在洪洞县宗教局工作，因工作需要，他长期关注并研究《赵城金藏》，对《赵城金藏》的身世如数家珍。


　　老人介绍说，《赵城金藏》原本存放在广胜寺下寺。在它被范成法师发现以前，曾遭受过一定程度的破坏。当时，下寺的僧人不理佛事，寺院荒芜，少人管理，庙产遭劫。附近村民、游人随便出入，藏经柜子也经常敞开，想取者自由取用。有些人拿了经卷回去糊窗户和贴墙壁，也有些人拿了经卷挂在家门口“辟邪”，还有些人因家人生病，拿了经卷回家烧了做“药引子”，更有甚者拿了经卷去卖钱。寺院一位得道高僧闻知此事，赶紧把《赵城金藏》搬到广胜寺上寺的弥陀殿，加以保护。范成法师发现经藏时，经藏尚存5000余卷。而事实上，全版应该将近7000卷。

　　1936年，赵城县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人隶属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借着考察的名义直奔广胜寺而来。面对僧众，此人倒也爽快，三言两语直奔主题。他提出收买《金藏》，开价22万银元。结果遭到了广胜寺僧人以及护法居士的断然拒绝。

　　日本人贼心不死。过了一阵子，又有日本僧人专程来拜访广胜寺，目的当然还是《金藏》。这一回，开出的价码更是高得吓人：每市尺1银元。5000多卷经文，全部铺开，那该有多少尺呀。不过，当时也没有机会测量，因为广胜寺根本不愿卖。人们已经了解到了经藏无法估量的价值，况且，将国宝卖给日本人，岂不是成了民族罪人？

　　但是，情势急转直下。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两个月后，山西雁北地区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半年后，日军已经占领了赵城、洪洞等县。

　　广胜寺正处于日军占领区。日军的一个中队在赵城县城驻扎，距离寺院西北15公里，而寺院西南15公里外的洪洞县则驻扎着一个日军大队。南面的苏堡铺也有日本兵，那里距离广胜寺有7公里。霍山脚下的道觉村一个日军驻点离寺院更只有2公里。

　　虎狼环伺。僧人们深知，日本方面对《金藏》觊觎已久，国宝命运堪忧。



力空法师

　　那个时候，广胜寺的住持是一位得道高僧，人称力空法师。当初，力主把《金藏》从下寺转移到上寺看护的人，正是这位力空法师。在日后发生的故事里，他是最关键的人物。

　　力空法师的孙子任小德老人，今年72岁，在洪洞县赵城镇许村开药铺。“我这点看病、抓药的本领还是跟爷爷学的呢。”说起爷爷力空法师，老人操着晋南口音，话立马儿多了起来。

　　老人说，力空法师1891年生于山西省赵城县许村，俗姓任，名重，后来改名为重远，字毅儒。6岁入私塾，13岁入赵城县简城书院学习，21岁当选县议员。1918年4月，任重远考入山西省行政研究所，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被任命为安泽县第三区区长兼警佐，从此步入政界，先后担任过河北省行唐县、灵寿县和山西省定襄县县长。


　　任重远33岁那年大病一场，有人说他是奔波政界所累，建议他学点佛学。随后，他结识了一位高僧。在接受了佛教思想之后，更觉仕途险恶，任重远初步有了皈依佛门的想法。

　　1931年，任重远最心爱的第4个儿子突然暴病身亡。在任重远心中，这个儿子最聪明，学业最好。他把对下一代的希望，几乎全都倾注在这个儿子身上。然而，命运却如此作弄人，使他对未来的一切都彻底失去了信心。于是，任重远扔下官位、名利，于1932年8月2日在太原城南双塔寺剃度为僧，法号力空，受戒完毕即随妙舫法师回到赵城县兴唐寺，开始佛门生涯。1933年11月，力空法师当了太原崇善寺的住持；1936年，他又回到赵城老家，隐居于广胜寺；1937年2月，广胜寺住持波罗法师圆寂，力空被公推为广胜寺住持。

　　就在力空法师为日军包围下《赵城金藏》的安危而忧心忡忡的时候，一个名叫张奇玉的人跑来给他传了一个口讯。
两拒转移

　　这个张奇玉其实是赵城县的一位绅士，在当地颇有名望。他也希望力空法师把经卷交出来，但不是交给他，而是交给国民党军第14军军长李默庵。

　　当时，国民党军第14军奉命驻防晋南，而军长李默庵就住在张奇玉的家里。

　　张奇玉所转达的，其实是国民党方面的意思。他对力空说，李默庵军长奉蒋委员长之命，为了保护好经卷，准备将经卷运往西安，而李军长已经准备好火车车皮，要求寺院方面尽快整理、转运。


　　按理说，这是中央政府的命令，理由出自民族大义，听上去也言之凿凿。但是，力空法师却犹豫了。

　　据长期关注《赵城金藏》的学者介子平介绍，民国初期，一些僧侣勾结不法之徒，将广胜寺的一幅元代壁画盗卖给美国商人，曾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寺院当家人也遭到过来自各方的诟病。而这次李默庵突然提出要将寺院的经卷运走，力空法师必然心有顾虑，而且他从心眼儿里也不信任蒋介石及其军队。

　　但又不好正面拒绝李默庵，于是力空法师找了个理由说：经卷属于赵城县保存的中华瑰宝、佛教经典，不是某个人私物，不能作主。

　　但李默庵不甘心，既然力空法师说自己做不了主，他便召集了赵城地方官员、当地绅士、寺院住持等人再次商议经卷转运事宜。

　　谁知，众人并不配合，反而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一个让李军长难于回答的难题——如果西安沦陷，能确保经卷无虞吗？

　　李默庵只好说，如果西安紧急，经卷再往后方转移，可运往重庆。话里话外，毫无底气。

　　当地官员、绅士、寺院僧人见状，进一步紧逼，要求李军长打出保票——中央军是否能够保证经卷安全。

　　面对守护国宝的重任，李默庵不敢信口开河乱拍胸脯，他自然无法做出任何确保经卷安全的承诺，此事只好作罢。

　　第二天，力空法师便立刻将几千卷摆在弥陀殿明处的经卷全部转移到上寺塔院的飞虹塔内，放置在塔内三四层暗藏起来，然后用砖将上塔通道门砌死，封存起来。对外宣称《赵城金藏》已经被李默庵军长运走了。

　　但支走一个蒋介石，又来一个阎锡山。1938年2月7日，83师师长冯钦哉根据阎锡山的旨意，派人来到广胜寺和力空又一次商谈起经卷转运的事情。

　　据说，力空法师向来人一连提出了好几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往哪儿运？藏什么地方？是否安全可靠？

　　来人告知，将把经卷转移到吉县的大山里去，那里是阎锡山的“克难城”，地势险要，能攻能守，安全可靠，万无一失。

　　力空法师本来就对把经卷让阎锡山保管不太信任，更对路途上的运输安全顾虑重重。因为当时日本人占领了洪洞、赵城，封锁了南同蒲沿线各县，根本无法将经卷安全运送到阎锡山的“克难城”。

　　力空最后说，万一在路上遇到不测，这种损失永远都无法弥补。这句话终于吓退了来人。

　　阎锡山转移《赵城金藏》的动议也搁浅了。

　　“力空法师是旧官场的过来人，对蒋、阎的本质看得很清楚，不但信不过蒋介石，同样也信不过阎锡山。”学者介子平分析认为。

十万火急

　　拒绝了蒋介石和阎锡山的要求，力空法师又陷入了另一层担忧，怎么对付日本人。

　　广胜寺早已故意放出风去，说《赵城金藏》已经被国民党的李默庵军长运走了。但显然没有骗过狡猾的日本人，力空法师听到风声，说日本方面仍然在探询佛经的下落，而道觉村据点的日军小队长小野时不时地上山来，参观寺庙，四处打探，总被众僧含糊过去。

　　此后两三年，力空法师一步也不敢离开广胜寺。


　　1942年春天，道觉村据点驻扎的日军通知力空法师，说日本东方文化考察团要到广胜寺考察，并特意提出要上飞虹塔观光游览，日子特意选择在农历三月十八。

　　法师一听，心急如焚。

　　自从僧人们将《赵城金藏》藏于塔内之后，力空法师便以战乱为由，宣布飞虹塔不再向游人开放，更不得上塔观光。

　　但农历三月十八这天是个特例，因为从每年的这天开始，广胜寺都要举办为期十来天的大型庙会，庙会规模甚大，附近的政学工商各界以及村民都将云集此地。更关键之处在于，按照旧例，庙会期间，飞虹塔要对外开放，游人可以登塔参观。所以希望在这个特殊日子里登塔参观的要求不算过分。

　　这一招可谓老谋深算。显而易见，日本人很可能已经打听到佛经就藏在飞虹塔里的消息了。

　　情况十万火急，万分凶险。力空法师曾在多年后所写的回忆手记里这样写道：“闻知此息，日夜焦急，坐卧不安，数夜不能成眠”。危机时刻，力空法师想到了一个人。

　　这人名叫杨泽生，时常到广胜寺来拜望力空法师，因此结缘。力空法师知道，这位杨泽生正是赵城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县政府县长。

　　力空法师“想来想去，只有请八路军运走此经，而有保存之希望。但是，运走之后，日军知情定要兴师来山问罪，必有性命之虞”，但他又想到：“我既誓愿在先，为法舍身，要我性命，这不是要我早离娑婆苦地么？”

　　于是力空法师最后拿定主意，请八路军来保护《金藏》。事不宜迟，他沿着崎岖山路连夜赶往10多里以外的赵城抗日县政府所在地——兴旺峪。

　　在自己所住的窑洞里见到力空法师，这让县长杨泽生觉得很意外，因为他知道力空法师一般不会离开广胜寺半步，一定是有什么重要事情。

　　力空法师详细报告了日本人要上飞虹塔意在夺经的情况。杨泽生一听，感觉事关重大，立即向县委书记吴辰、太岳二地委汇报。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当即向太岳区报告。当时，在霍山附近活跃着一支八路军队伍，叫太岳军区，这支队伍的领导人正是陈赓、薄一波等人。

　　太岳区党委迅速将此事上报中央。党中央回电指示全力抢救《赵城金藏》，并要求严格保密，限期完成任务。二地委书记史健命赵城县委负责人和力空法师共同研究转移、护送经卷的行动方案。

　　经卷不比一般的物品，力空法师一口气提出了三个条件：一、经卷要装入布口袋；二、搬运时要装箱；三、尽量争取转运到延安，以防敌人扫荡时丢失。

　　对力空法师所提条件，杨泽生在日后的回忆中这样记录：“我们都答应了，当时的想法就是先抢救出来再说。……期间往返商谈联络人是石门峪教员杨百顺。”

　　经过秘密商谈，确定了抢运时间必须在农历三月十八日以前，最后定在4月27日(农历三月十三)夜里行动。

做回唐僧

　　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时任太岳军区二分区基干营一连指导员的王万荣被紧急召唤到军分区。

　　一见面，司令员李明如就问他们：是否知道唐僧到西天取经的故事？连同先一步到达的基干营教导员刘一新、副营长罗志友都一头雾水，他们只是使劲地点头。

　　李明如诙谐地说，这次任务是当一回唐僧——取经：急行军170里山路，务必在4月27日到达霍山，转移《赵城金藏》。


　　为了这次行动，军分区派出了基干营一个连的兵力，带队的是副营长罗志友和王万荣。县游击大队作配合，负责抢运现场和周边对敌警戒。县长杨泽生坐镇郭家节村转运站统一指挥。

　　任务布置完毕，连队马上集合出发。

　　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27日下午4时左右到达一片桃树林驻扎，这里距广胜寺只有20多公里。部队就地休息，一是等待侦察员回来报告情况，二是等待天黑执行任务。

　　战士们靠着树干小憩。一个名叫陈宗文的安徽籍小战士好奇地问王万荣，《赵城金藏》是金银财宝还是珍珠玛瑙？旁边的一个老兵告诉小战士，《赵城金藏》是和尚念的经书。小战士当时就糊涂了，疑惑不解地问，八路军不信佛，为什么非要把它弄出来不可呢？王万荣解释说，《赵城金藏》可不是一般的经书，而是国宝。

　　与此同时，山下正上演着一出声东击西的好戏。在赵城县委、县政府的布置下，当地民兵在山下村庄活动，造成声势，并故意放出风声——游击队要攻打距广胜寺西南15华里的明姜村日寇据点，从而转移了敌人注意力。

　　天一擦黑，连队马上行动，悄无声息地来到广胜寺周围。这时，配合行动的游击大队也部署完毕，他们埋伏在通往广胜寺三条必经之路的两旁，密切注视着几公里之外的日寇据点。

　　而力空法师早已率领众僧把经卷从飞虹塔里传递出来，堆放在院子里。

　　“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5000多卷经卷从飞虹塔里搬运出来，确实非常不容易。”专家段建凤说。

　　飞虹塔的整体造型为八角十三级，塔身通高47米，全部砖砌。塔内楼梯陡峭、狭窄，只能容一人通行，两人无法错身，一至三层没有窗户，里面漆黑一片，两旁没有扶手，只有每隔一定距离砌在墙壁上的凹槽供人攀爬时着力。那些爱国爱教的僧众就是从这狭窄、陡峭、漆黑的通道里凭着感觉手手相传，把几千卷经卷快速地传递出来的。

　　夜里10时左右，广胜寺里影影绰绰的一大群人紧张地忙碌起来，四五个人的小分队一队接一队地出了寺院，个个猫着腰，背着沉甸甸的包袱，沿着寺院后山的羊肠小道急匆匆地往东北方向赶去……

　　这群身背包袱的队伍前往的目的地便是5公里开外的郭家节村——这次行动的转运站。

　　而在郭家节村转运站，等候在这里的毛驴驮运队也做好了一切准备。

　　一队、两队……小分队源源不断地到达这里，大伙儿来不及歇脚，又匆匆地往回返，继续搬运。

　　每当一个小分队到达转运站，等候在这里的党员、民兵就立即迎上去，帮助卸下包袱、装筐、挂上驴背；一些群众忙着给走了十几里山路的同志们端上茶水，递上毛巾；也有一些群众给等候在这里的毛驴拿来草料。

　　大约凌晨2时，原来隐蔽在广胜寺附近交通要道旁边的八路军开始撤退。而在郭家节村的转运站，最后一批物资也已抬上驴背，在夜幕的掩护下，一头头毛驴驮着满筐的东西，往大山深处、往地委机关驻地——安泽县亢驿村进发。

　　原本打算一场恶战的经卷转移，不费一枪一弹，未伤一人一马，在敌人不知不觉中悄然完成了。

　　将经卷运走之后，县长杨泽生还特意给力空法师写了一个借条，借条上加盖了赵城县抗日政府的县印和县长名章，以便日军追查时，可让众僧人推卸责任，保护他们的安全。

　　果然不出所料，日军闻讯后，立即到寺庙兴师问罪。力空法师早已躲藏到寺东的吕祖洞里，日军没有抓到力空法师，便将20多名僧人捆绑抓走了，这20多名僧人后来下落不明。

　　力空法师一直在黑暗潮湿的洞里躲藏了三个多月，后来前往兴唐寺避难。

数次转移

　　4月28日清晨，经卷安全到达地委机关所在地安泽县亢驿村，由地委秘书长曾远安排，暂时存放在机关院内的北房和西北房里。

　　当时正值抗战最艰苦的时期，物资相当缺乏，纸张更为稀缺，地委机关的个别同志不知道这些经卷的宝贵程度，将一些经卷卷头的空白部分剪下来，装订成本子使用。太岳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知道后，大发雷霆，并下令谁也不许乱动那些“宝贝”。此后再没有祸害经卷的事情发生。

　　尽管《赵城金藏》顺利地从广胜寺里抢运出来了，但在此后几年的烽火岁月里，抗日战场上“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艰苦卓绝，《赵城金藏》辗转颠沛的命运才刚刚开始。


　　按照原计划，《赵城金藏》将马上转送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保存，然而，还没来得及转移，敌人就发动了“五一”大扫荡，地委机关被迫转移。出发之前，史健要求大家每个人都要背上几卷经卷。同时还宣布一条纪律：“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人在而经卷不在者，回来要受纪律处分。”

　　今年78岁高龄的张宝运是兴旺峪村的老支书，精神矍铄，对60多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

　　“那年我12岁，亲眼看见八路军把经卷背到了后山的龙王庙。两天后，他们又把经卷往山里运，村里的民兵、干部都跑去帮忙。”根据老人的讲述，经卷运到兴旺峪村的龙王庙，应该是敌人“五一”大扫荡期间，地委机关转移途中的一次临时寄存。

　　就这样，地委机关的同志们，在“反扫荡”斗争中，背着经卷在太岳山区的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大家把经卷当自己的生命一样地呵护着，7月初，“反扫荡”战斗结束后，经卷才终于送到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

　　敌人的大规模“扫荡”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对根据地的骚扰仍然非常频繁。太岳区行署主任牛佩琮考虑到沁源县是太岳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容易受到敌人的骚扰，于是又秘密地把全部经卷运到山势更为险峻的棉上县，藏在一座废弃的煤窑里。

　　为了保管好经卷，棉上县的党政领导经常派人到窑里检查，由于煤窑年久失修，不但窑底积水，而且顶部渗水，窑里的水含硫量高，对纸张损毁严重，检查的同志经常把经卷搬出来晾晒。太岳区党委负责人兼军区政委薄一波对经卷十分关心，也经常派人前往煤窑检查。一次，他的秘书刘元璋在前往煤窑检查经卷的途中与日军遭遇英勇牺牲。

　　《赵城金藏》就这样在棉上县的煤窑里存放了三年之久。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存放在棉上县煤窑里的经卷交北方大学保存。因为北方大学西迁，经卷运到太行山区涉县温村后，就地存放在该村的天主教堂内，北方大学派历史学教师张文教负责看管。

　　据张文教后来回忆，他接手时，只有4000多卷经卷，分装在42个大木箱里，许多经卷因在煤窑里存放时间过长，受潮发霉，已经糟朽不堪。他深感保管经卷之责任重大，决心想办法好好救护。

　　张文教对保护古书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他知道受了潮的经卷不能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否则纸张容易发脆而折损，必须慢慢阴干。可当时已是深秋季节，天气转冷，单靠自然阴干，速度太慢。他惟恐经卷受损失，毅然决定用火炕来烤干，于是跑到几十里外的地方挑来木柴烧炕。但木柴火焰太急，容易损坏经卷，便改用锯末，用锯末微火慢烧，效果很好。

　　经卷烤干以后，张文教又在长乐村一户地主家里，找到了一个通风、干燥的小xxx，把经卷由温村的天主教堂搬到了长乐村的小xxx里。

　　张文教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呕心沥血看管着经卷。因操劳过度肺病复发，他被组织上送到后方医院治疗，经卷再次由太行行署保管。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根据中央政府指令，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电令将《赵城金藏》运至北平，交北平图书馆收藏。

　　张文教再次奉命担负起护送经卷的任务，于4月初返回长乐村，把42箱经卷用毛驴驮运至涉县县城，然后用小火车运往邯郸。当时，平汉铁路不通车，从邯郸只好用汽车运到北平，张文教白天黑夜守在卡车上，直到把《赵城金藏》全部安全运抵北平，交由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保管。《赵城金藏》终于告别了颠沛流离的日子。

　艰难修复

　　1949年5月14日，北平图书馆挑选了部分经卷展出，并邀请了社会各界人士座谈，商讨修复、保藏《赵城金藏》的办法。

　　“国家图书馆文献修复组的编制还是托《赵城金藏》的福才有的呢，以前根本就没有这么个编制单位。”国家图书馆文献修复组的杜伟生一见到记者就感慨，“是因为1949年，《赵城金藏》到了北平图书馆之后，大量经卷需要修复，才临时成立了一个古籍修复组。”

　　在商讨修复《赵城金藏》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缺乏一种与《赵城金藏》纸质相同、拉力和韧劲都很大、而且颜色一致的广西棉纸。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表示，纸张由佛教协会募化，后来两广佛教徒捐赠了数万张广西棉纸，解决了用纸问题。


　　接下来便是具体而繁琐的修复工作。杜伟生曾经师从最早参与修复《赵城金藏》工作的肖顺华、韩魁占等老先生，提起师傅当年修复《赵城金藏》的工作，杜伟生说：“那可是古籍修复中难度少见的大工程。”

　　入藏国家图书馆的《赵城金藏》，因在潮湿的煤窑里存放过较长时间，有的经卷被水泡过后，紧紧粘在一起，皱缩成一根根“棒子”，几乎无法打开；有的外表覆满了霉菌和煤灰，完全变黑了；也有的一碰就碎。当年参与清点《赵城金藏》的国家图书馆研究员冀淑英发现，由于水浸、虫蛀和霉菌侵蚀，已经有近一半经卷面目全非。

　　虽说解放初期民间修书传统还很盛行，要请到手艺高强的师傅还真不容易，北京图书馆开出了每月200多斤小米的工钱才请来韩魁占等4位手艺高强的修书师傅。

　　《赵城金藏》修复的难度虽然很大，但修补工艺却相对简单，主要任务就是要将粘连在一起的经卷揭开、装裱。其修复工艺的主要步骤为——

　　蒸：将因霉变粘在一起的经卷裹上宣纸、包上毛巾，放在特制的笼屉里蒸。

　　揭：将蒸过的经卷外面的纸轻轻揭开，直到揭不开为止。然后再蒸，再揭，直到书叶全部揭开为止。

　　托：在揭开的书叶背面粘贴一层纸，上墙绷平。

　　裁方:将托好的书叶裁成四方形。

　　接纸：将书叶按顺序粘连在一起。

　　上褙：在书叶背面粘上褙纸，上墙绷平。

　　轧光:在褙纸上打蜡，用石头轧光。

　　裁齐：裁齐经卷的上下两班。

　　装天地杆：在经卷首尾两端加装天地杆。

　　而要修复这些紧紧粘连在一起的经卷，其关键环节就是——“蒸”。因为受损的经卷很脆，很容易将纸张弄碎了，而“蒸”的工艺，就是利用热的水分子渗透力强的特点，浸润到经卷纸张内部，为揭开纸张做好准备。具体的做法就是把需要修复的经卷先用宣纸包好，然后再包上毛巾，放入一个柳木做成的笼屉里，像蒸馒头一样地蒸，这样，表层的经卷纸张就可以被蒸汽慢慢润松，而又不被水滴浸泡。每蒸10分钟左右就拿出来用针或者镊子慢慢地将表层松软的部分一点点挑开，直到挑不动了，再放入笼屉蒸，这样循环往复，直到一卷经卷全部揭开。

　　“一开始，有4位师傅在从事这项工作，到1956年，因为各种原因，只有一位师傅坚守在《赵城金藏》修复的岗位上。”杜伟生说，“就在这一年，一位政协委员在‘两会’上就此提了一个提案，建议要加快《赵城金藏》的修复工作，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于是拨调人员十多名，修复进度大大加快。”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 1965年，《赵城金藏》修复全部竣工。

　　1982年7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稀世国宝赵城金藏整修一新》的报道。

　　对于《赵城金藏》的价值，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研究馆员李际宁这样评价：“一是《赵城金藏》保留了《开宝藏》的版式和风格；二是可以利用《赵城金藏》研究恢复《开宝藏》的目录结构；三是《赵城金藏》本身包含和保存了很多佛教文献中的稀宝遗珍；四是为后人研究我国金代文化保留了一些重要资料。”

　　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教授主持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以《赵城金藏》为底本的佛教文献鸿篇巨制《中华大藏经》共107册，于1994年编辑完成，陆续出版与世人见面。

　　1985年5月9日，《中华大藏经》编辑出版局派人专程从北京把《中华大藏经》第一册赠送给广胜寺，该册佛经现供奉在广胜寺上寺的弥勒殿，正是昔日《赵城金藏》存放的地方。

散卷归家

　　国家图书馆目前保有《赵城金藏》4813卷，其中绝大部分是张文教受华北局书记薄一波指示运抵北平的，还有191卷是当时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保管员陈恩惠等人从北平的藏书家和古玩店里收购所得。1952年，洪洞县堤村乡好义村的张筱衡将家里收藏的152卷《赵城金藏》捐献给国家。

　　1982年8月底，山西省洪洞县政府召开了2000多人的大会，隆重表彰了该县冯玉璋、冯玉玺兄弟捐献两卷《赵城金藏》的事迹。

　　冯氏兄弟的老家在当年八路军深夜运经的必经之地——南山底村。1942年4月28日清晨，也就是八路军运走经卷的第二天一大早，冯玉玺的父亲冯俊到野外捡粪，在路边拾得了两卷经卷。


　　“爷爷是文盲，根本不识字，但爷爷奶奶都信佛，拾得经卷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啥东西，但他发现卷头有栩栩如生的佛像，他认为佛能保佑家人平安，于是就拿回家供起来。”冯玉玺的女儿冯建英说。

　　1981年6月，新华书店总店在广州举办全国省区市新华书店经理读书班，冯玉玺和同来参加学习的中国书店经理郑宝瑞谈论起一些古籍的价值。

　　学习班结束一回到太原，冯玉玺迫不及待地给远在洪洞县老家的哥哥冯玉璋写信，询问两卷经卷的下落，并嘱咐哥哥，如果经卷还在，一定要好好保管，绝对保密。当时洪洞一带文物贩子、古董盗贼活动异常猖獗，冯玉玺深怕有所闪失。

　　冯玉璋很快就回信告知，佛经还在，保存得也很好。冯玉玺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冯玉玺与北京图书馆取得联系，北京图书馆寄来了一封带有调查性质的回信，要求他提供两卷《金藏》的名称、编号、卷次等具体信息。冯玉玺再次去信详细回答了图书馆所提出的问题：一卷为《起世因本经》，“取”字号，第十卷；另一卷为《佛母出生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微”字号，第二卷。并告知什么地方有残缺部分。

　　经北京图书馆的专家清理、核查，发现冯家所保存的两卷经卷正好把现存的《赵城金藏》几个部分连接起来，把这两卷经卷找回来归于整体意义重大。1982年8月北京图书馆派出薛殿玺、王玉良两位专家专程来到太原鉴定和商谈两卷经卷事宜，冯玉玺带领北京来的两位专家和太原市文物局的一位专家回到洪洞老家，冯玉璋把两卷经卷从土窑洞的神龛后面取了出来， 3位鉴定专家顿时都惊呆了：“原来这宝贝就在家里放着啊？”

　　薛殿玺虽然很兴奋，但毕竟有点夺人所爱的感觉，真诚地对冯玉璋说，要多少钱，请开个价。冯玉璋老人却毫不犹豫地回答，国家的东西，还给国家，拿走吧！一分钱也不要！就这样，《起世因本经》和《佛母出生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回到了《赵城金藏》的大家庭里。

　　时至今日，记者在采写中得知，《赵城金藏》中的一些散卷至今流落民间，希望它们有朝一日能够团圆。

　　艾方容

http://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09/02-25/1578274.shtml

henry2000888

轰炸日本本土第一人---徐焕升



1938年5月20日，徐焕升率机“人道远征”日本本土，在九州岛投下200万份传单，中国空军的这一壮举，不仅使日本始料不及，世界各国亦为之震惊。

徐焕升小档案

  徐焕升，1908年9月11日出生，上海崇明县合作乡人。毕业于崇明中学，后考入苏州医科大学，因家境困难中途辍学，在家乡当过半年小学教师。随后考入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后选入中央航空学校第一期受训，后派往德国航空学校、意大利空军专科学校深造6年，学成回国，任航空教官、蒋介石专机驾驶员。

  抗日初期，徐焕升任空军十三队、十四队队长，率机“人道远征”日本，首创中国空军越洋远征记录。

  抗战中期，徐焕升任空军轰炸总队教练，空军第八大队队长，与苏联空军志愿队联合作战。后任驻苏联大使馆副武官，回国后任空军第四路军副司令、中美混合团副司令，亲率中、美机队出击，屡建战功。

  徐焕升在台湾历任空军总部参谋长、副司令和上将总司令。期满转任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被聘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徐焕升晚年多病，亲友劝他出国治病，他说：“我是中国人，倘病而不愈，当死在自己的国土上。”1984年3月4日，徐焕升在台北病逝，终年77岁。




图为徐焕升领队远征日本胜利归来



待命出发的中国飞行员



周恩来(右二)、王明(右三)及八路军驻武汉
办事处人员向出击日本的空军赠送锦旗




空军东征归来，孔祥熙在机场与队员合影。
左五为队长徐焕升，左七为副队长佟彦博

“人道远征”的缘起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日寇侵略气焰十分嚣张，凭借庞大的军事力量，相继占领华中、华南的大片领土。尤其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武汉是重庆政府的政治军事中心和作战物资主要集散地。拥有2700多架飞机的日本空军，加紧对武汉实施空袭和轰炸，同时在中国到处狂轰滥炸，激起举国同愤。当时，有人主张派飞机去轰炸日本，以血还血；有人认为不能冒险行动，中国空军314架作战飞机，经淞沪会战、南京战役已损失惨重；也有人主张飞机去日本散发传单，提醒日本人民不要受军国主义欺骗、做侵略中国的工具。这时，国民政府最高当局面对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者，决定采取一次重大行动，派空军跨海东征，对日本进行“政治空袭”，以此来警告日本当局者。并制定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空袭时间定在1938年5月下旬，目标是九州、长崎、福冈等城市。这次空袭不投炸弹，只投“纸弹”即散发传单，以仁爱精神唤醒日本国民，共同粉碎军阀黩武迷梦。并告诫日本政府，中国空军完全有能力袭击日本本土，不要执迷不悟。

  3月初，由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拟就《告日本国民书》，文告主要内容为：“中日两国有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应该互助合作，维持亚洲和全世界的自由和平，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国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进一步侵华的迷梦，迅速撤回日本本土。”同时主持编写了《告日本工人书》、《告日本农民大众书》、《告日本工商者书》等多种传单，由日本友人、反战作家鹿地亘翻译成日文。日本反战同盟也撰写了《反战同盟告日本士兵书》。传单总印数达二百万份。中国空军远征日本空投文告传单的目的：一是突破日本人认为日本本土不容侵入的自大狂；二是显示我全民抗战的决心，并对日本国民忠告不施报复的人道国格。时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对这次远征日本本土称做“人道远征”。

  蒋介石1938年5月8日写的日记中说，“空军飞倭示威之宣传，须早实施，使倭人民知所警惕。盖倭人夜郎自大，自以为三岛神州断不被人侵入，此等迷梦，吾必使之觉醒也。”

临危受命 同心协力

  起初，蒋介石的外籍顾问端纳，建议派一位外籍驾驶员李尔德上尉担当“人道远征”驾机任务，李尔德答应前去，但称执行这项任务风险太大，要求以10万美金作代价。蒋介石不同意采取这种以索取金钱为目的的志愿远征。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就把这个极机密极危险的“人道远征”任务，交给了航空教官、蒋介石专机驾驶员徐焕升，徐焕升毫不犹豫地说：“任何危险，身为革命军人，义不容辞，应把自己贡献给国家。”表示愿意担当“人道远征”这个光荣的任务。

  接着由徐焕升遴选优秀飞行人员，组成新编空军第十四队，又称神鹰部队，由徐焕升、佟彦博担任正、副队长。

  当时，能够担当远征日本本土的飞机，只有美制的马丁B—10轰炸机，这种飞机最大航速每小时343公里，最远航程为900公里。中国空军购买过9架马丁轰炸机，有5架已在空战中毁损，剩余的的则掌握在外籍志愿队飞行员手中。依据航空委员会与他们所签定的合约，想要立即接收，并非易事。于是中国空军设计了一个方案，先由外表书生模样、平日喜穿长袍的徐焕升，与外籍飞行员接触交往，并取得马丁轰炸机相关资料。然后，在一次空袭警报中，命外籍飞行员将马丁轰炸机疏散到成都凤凰山机场，等外籍飞行员离开飞机之后，徐焕升马上部署基地人员卸除飞机上存油，并下令除经核准外，任何人不得接近飞机。次日，外籍飞行员返回基地。徐焕升便表明自己是新任命的第十四队队长，已接管飞机。他们如梦初醒，闹得几乎要动粗。因一时无法勾通，徐焕升再以正式信函致全体外籍飞行员，解释自己接收飞机的依据和决心。此一信件由当时的外籍飞行员林海奇宾收藏，至今还保存在美国圣地亚哥航空博物馆内。原信翻译如下：

致马丁机的飞行员们：

  你们将于3 月19日被安排乘欧亚公司的班机返回汉口，因为那儿还有别的任务等待你们，而这几架马丁轰炸机，则由本人（徐焕升上尉）接管。这个命令在今天下午是由汉口的航空委员会下达的。当我赴你们的住所，预备转知此一命令时，由于你们用的粗暴的态度对待我，甚至还想揍我，因此，我只好离去。盼望你们能心平气和下来，我个人对各位一向都相当的敬佩，因为你们曾经协助我国从事抗日战争。但是，希望你们不要轻易掏枪动粗，因为那样会违背你们善良的美意。诸位在此的任务已告完成，其它任务，则在汉口。我希望你们在那儿工作愉快顺利。

              你们诚挚的朋友中队长徐上尉

1938年3月17日

  马丁轰炸机顺利取得后，还必须加以改装和训练，为了增大马丁飞机的航程，把轰炸机的炸弹仓改装为一个大型的油箱。当时越洋长途飞行，还是中国空军的一个难题，幸好徐焕升留德时受过严格的长途飞行训练，所以长途飞行训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但因受领任务的时机非常紧迫，飞行训练的时间极为有限，队员们同心协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徐焕升运用他在德国所掌握的无线电航行经验，设计了一套连锁陆空电台网，他邀集一群电讯伙伴协助，使自制定向陆空电台连锁网取得了成功。

  在空军第十四队飞抵武汉以后，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亲临武汉南湖机场点名致训，向队长们昭示：“死有重如泰山轻如鸿毛之别，为国牺牲是光荣的，无论成功成仁，决不辜负你们。” 徐焕升和队员们抱定“我死则国生”的牺牲精神，各留遗嘱，誓以最大努力完成非常使命。

“纸弹”轰炸日本本土

  经过近两个月的紧张准备，终于可以整装待发了。远征日本，本应选择风小的月夜飞行，可是，5月间正值梅雨季节，气候一直不适合越洋航行。5月19日，是执行东征日本的最后期限，尽管天气仍不理想，徐焕升毅然下令出发，亲率两架马丁B—10轰炸机，于19日下午4时飞离武汉，经前进基地宁波机场加油，在当晚11时48分起飞，东征日本。

  两架马丁轰炸机，分别由队长徐焕升上尉驾驶1403号长机，副队长佟彦博上尉驾驶1404号僚机，分队长苏光辉中尉、蒋绍禹中尉，队员刘荣元少尉、吴积冲少尉、雷天春少尉、陈光斗少尉分别担任两机的副驾驶、领航员、无线员。在残云淡月下，两架马丁轰炸机沿舟山南端直指日本。东海上空海风强烈，加快了飞机航行速度，飞行高度保持在5000公尺以上。出征人员为表达必胜的决心，徐焕升向蒋介石拍发致敬电文：“职谨率全体出征人员向领袖蒋委员长及诸位长官行最高敬礼，以示参与此项工作之荣幸，并誓各以牺牲决心，尽最大努力完成此非常之使命。徐焕升皓”。这项电文，曾在全国各报刊载，显示了我东征勇士们的悲壮忠勇。

  飞行一刻钟左右，发现中国海岸有日舰5艘，灯光通明，正用探照灯向空中探测，并盲目发射，弹光四射，大概听到了飞机的声响。

  5月20日零时35分，徐焕升给地面人员拍发电报：“云太高，不见月光，完全在黑暗中飞行”。飞行一个多小时后，两架马丁轰炸机飞入日本近海，徐焕升再次向地面发报：“现在成队飞行，一切平安”。

  凌晨2时20分，两架马丁轰炸机飞抵日本九洲西部海岸，飞机紧贴海面飞行，直达长崎港。凌晨3时，长崎市还处在无戒备状态，飞机盘旋一周，借助城市灯光，投下第一批传单。一时间传单像雪片一样纷纷扬扬，散落在长崎市区。飞机按原定计划向北作半圆形航行，飞经佐世保、佐贺、久留米、福冈、九州、熊本整个九洲岛。自飞机进入福冈以后，日方发现上空有飞机，立即发出防空警报，实行灯光管制，探照灯对空乱照一气。机组人员一面投下照明弹，一面投下传单。由于油料有限，两架马丁轰炸机在日本本土盘旋半个多小时，把带去的20万纸弹——200万份传单全部投完后，才从容返航。

  5月20日拂晓，两架马丁轰炸机飞抵我国东海岸，这时才发现有日机试图拦截，并遇到日舰高射炮的轰击，远征勇士利用云雾作掩护，以高超的飞行技术沉着应对。徐焕升清醒地意识到日机一定还在跟踪，有可能去轰炸宁波机场，便临时决定直飞南昌。8时48分，1403、1404号轰炸机分别降落于南昌和玉山机场，加油后继续西飞。上午11时30分，安全降落在汉口机场。经证实，20日上午，日机果然轰炸了宁波机场，徐焕升料敌如神，智勇兼备，他和东征勇士经过16小时的长途飞行，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人道远征”的历史使命。

  东征勇士胜利归来的喜迅，很快在武汉三镇传开，各界代表云集汉口机场，行政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在机场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汉口市民夹道欢迎凯旋归来的空军勇士。


东征勇士永垂青史

  5月22日，中国共产党、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周恩来、王明、吴玉章、罗炳辉赴航空委员会，分别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向徐焕升等空军勇士进行慰问并赠送锦旗。中共驻武汉办事处送的锦旗上写：“德威并用，智勇双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送的锦旗上写：“气吞三岛，威震九州”，各八个大字。周恩来还发表讲话，赞扬空军勇士们取得的成绩和英勇行为，并与徐焕升和佟彦博合影留念。

  蒋介石从洛阳发来专电，嘉慰徐焕升等八位远征勇士。

  徐焕升等八勇士东征日本，完成“人道远征”的新闻，成了国内外报刊报道的焦点。《新华日报》以“为唤醒日寇铁蹄下民众，我神勇空军征日创伟举”为题作报道，并发表了“空军英雄远征的意义”的评论。徐焕升应邀在《新华日报》上题写：“新华日报远征纪念 徐焕升”。

  美联社评论：“中国空军远征日本的成功,证实中国实力甚强,决非日本所能击败”。路透社以《中国飞机轰炸日本》为题，详尽介绍中国空军远征的经过。香港报纸评论：“传单比炸弹更具威力，中国空军来去自如，足见日本空防不可靠，今后日人不得安宁矣”。

  对于这次远征日本本土的效果，蒋纬国在他所著的《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一书中作了以下评述：此一“技术突穿”，不仅在军事战略上获得战略奇袭的效果；并因而证明我空军已具备远程作战之能力，在心理战略上更获致了震惊日本朝野军民，以及振奋我军心与士气之宏效；而在政治战略上也使国际间于闻讯惊佩之余，对我国刮目相看，无形中提高了我国之国际地位，大大有助于我尔后之国际合作。

  蒋介石手订的《反攻复国战争阵中十诫》第四条：“冒险犯难，见危授命，不可贪生怕死，丧志辱节”中，将徐焕升远征日本一役，引举为范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了二战中闻名于世的12名飞行员照片，徐焕升的照片也在其间，并注明“徐焕升是先于杜拉特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翌年4月18日，杜拉特率16架B—52轰炸机，成功地轰炸了日本东京，所以一般认为这是对日本本土进行的第一次空袭。其实由徐焕升率领中国空军对日本的“人道远征”，才是日本本土有史以来遇到的第一次空袭，要比美国飞行员杜拉特早三年十一个月。“人道远征”、“纸弹轰炸”不仅在世界航空作战史上绝无仅有，还因为这是二战中反法西斯阵营对日本进行的首次空袭，所以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

                  
附:  空军远征日本散发之传单(节录)

　　告日本国民书

　　(一)

　　我们大中华民国的空军，现在飞到贵国的上空了。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伤害贵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我们的使命，是向日本国民，说明贵国的军阀，在中国全领土上做着怎样的罪恶。请诸位静听……

　　日本兄弟，在诸位之中，有开始时反对战争，理想着正义和平的人，也有为军阀的宣传所欺骗而讴歌战争的人；但，不管是哪一种人，想来一定都因贵国的言论被统制，要了解时局的真相是困难的。所以，试作以下的说明，希望诸位详加考虑。

　　　　　　　　　　　　　　　　　　中华民国空军将士 中日人民亲善同盟

　　(二)

　　日本国民诸君：

　　老早从昭和六年，贵国军阀就对人民这样宣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只要满洲到手，就民富国强。”可是，占领满洲，今已七年，在这七年之间，除了军部的巨头做了大官，成了暴发户以外，日本人民得到些什么呢?只有沉重的捐税，昂贵的物价，贫困与饥饿，疾病和死亡罢了。

　　　　　　　　　　　　　　　　　　　　　　中华民国全国民众

http://www.plaaf.net/index.php?a ... /20525/page/1/php/1

中国空军上尉驾机远征 轰炸日本本土第一人

henry2000888

揭秘：日军别动队百余人围攻八路军总部



化装成八路军的“益子挺身队”

新华社记者云杉在《追我魂魄》一文中，提到1942年日军在太行山区突袭八路军总部之战中，曾经使用了一支化装成八路军，专门以我军指挥机关为目标的特殊部队。

这支叫做“特别挺进杀人队”的日军特种部队，成员衣着、武器完全模仿八路军，活动于根据地腹地，以奔袭八路军指挥中枢、狙杀八路军高级军官、搜集情报和破坏为主要任务。在《刘伯承与一九四二年反扫荡》一文中，中国方面是这样记述这支日军的：“每人印发了八路军首脑的照片、简历和我兵力部署图、假印信、假路条。并对整个行动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身着便衣，面涂褐色，伪装成我党政军工作人员，自带数日粮秣和雨衣行囊，甚至脚穿草鞋，背大背包，不走大路，不生火做饭，不宿村庄住店，或分散潜伏于大道两侧之麦地、窑洞、山谷内窃听我电话，或捕我单个人员，或用小型电台侦察报告我军动向……行进途中得知邓小平在太岳，又在‘邓小平’的照片下特地注明‘在太岳’三个字。后来刘伯承得知此事后，认为日军情报之准确之细致值得八路军借鉴。”

几十年后，这支日军的真实面目随着《八路扮益子挺身队》（装扮成八路军的益子挺身队）这份日文资料的公开，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上图为化装成八路军的 “益子挺身队”照片，从左向右分别是中队长益子重雄、第二小队小队长猪股、第一小队长佐佐木。说明提到佐佐木和第三小队小队长大和屋在作战中阵亡。

且让我们随着这份日文资料，用复述加评注的方式，一起来看一看所谓“特别挺进杀人队”究竟是一支怎样的部队吧。

《八路扮益子挺身队》一文，是日本战争回忆文集《山西侵攻》中的一篇，主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背景介绍，第二部分说明所谓“特别挺进杀人队”的编成，第三部分则是它的作战情况。

关于背景方面的介绍，内容是这样的：1942年5月，日军第一军在华北发动大规模扫荡，称为“晋冀豫边区作战”，目的在于彻底消灭在山西东南部的八路军根据地。然而，此前的作战中，八路军总能巧妙地避开日军锋芒，坚壁清野，迅速将主力跳出圈外，使日军无处发力，八路军反而在扫荡中越扫越壮大。针对这种情况，日军第一军要求各部队采取更为灵活的战法，力争一举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在这种要求之下，扫荡的主力日军第三十六师团遂制定方案，以一部化装成八路军深入根据地展开特种作战。

关于这个背景，个人认为还可作些补充。所谓日军的“晋冀豫边区作战”，即冈村宁次所作“C号计划”，计划在1942年5月15日至7 月20日间，对华北八路军太行、太岳两区进行扫荡，出动兵力为两个师团主力，一个师团一部，另四个独立混成旅团。这是一次与4月的冀南扫荡、5月的冀中五一大扫荡相呼应的大规模进攻，目的在于全部占领太行根据地，消灭在此地活动的八路军主力（主要是一二九师刘伯承部），通过这三次扫荡将八路军赶出华北。

整个战斗，从5月15日开始，日军首先进攻太岳军区，太岳军区主力三八六旅果断跳出日军包围，使日军扑空。但日军对此早有准备，并没有穷追不舍，而是利用太岳主力转移，太行区较为孤立的机会，全军于19日掉头，四面围击以涉县、偏关（有误，偏关在晋西北）、辽县（今左权县）为中心的太行区。由于当时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都在这个地域，有大量非战斗人员和后方机关而警戒力量不足，在这次战斗中，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战死，部队和机关遭到了较为严重的损失。

日军的“特别挺身杀人队”，就是在这次作战中登场的。

所谓“特别挺身杀人队”，实际由日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特别关照第三十六师团组建，下辖两个分队，分别是来自第二二三联队的“益子挺身队”和第二二四联队的“大川挺身队”。

二

让我们看看日文资料中对这支部队的描述吧。

在《八路扮益子挺身队》一文中，对“益子挺身队”是这样描述，这支部队由益子重雄中尉指挥，前身即益子重雄所部第三中队，经过严格的特务训练，全军着八路军军服，所部含军官4名，士兵102名，另附雨宫宪兵曹长指挥的汉奸特务工作队员18人，共计124人，携带从无线电收发报机到重机枪等各种装备，在主力发起攻击前三天，即5月21日，即潜入辽县八路军根据地开始活动。

从“益子挺身队”的编成，可以判断“大川挺身队”的人数也在150人左右，但两支部队的任务不同，益子部队的目标是八路军总部，大川挺身队的目标是一二九师师部。

《八路扮益子挺身队》一文，没有关于“大川挺身队”的作战记载，只记录了“益子挺身队”的作战，大致如下：

5月21日，从辽县出发后，向南南东（军事术语，东南偏南方向）方向前进，距县城10公里处绕过八路军警戒部队的阵地。

5月22日，发生小规模战斗，占据附近标高2，100米的制高点。这时，八路军已经发现日军的攻击，正在频繁更换驻地。益子挺身队根据无线电指示，不断调整方向。午夜，袭击据称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五军寺（原文如此，实际为“武军寺”），但一无所获，八路军指挥部踪影不见。

5月23日，在辽县东南25公里处萨拉齐山，被两千余中国军队包围，包括白刃战的激烈战斗持续终日。直到入夜，该路日军才利用夜色的掩护突围成功。

继续向东，在郭家峪发现八路军的转移部队，正是该部寻找的八路军总部。八路军分三个纵队突围，其中彭德怀和左权的第一纵队从南向北试图突围，正走向益子挺身队的方向。

5月24日，经过整天激战，日军记载当时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在此战中负伤，殿后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战死，八路军未能携带左权将军的遗体突围。中方记载日军此战炮火猛烈并有空军轰炸，而该文中进攻郭家峪的日军仅仅提及“益子挺身队”的百余人。

5月25日，该队日军继续向东，在天文村附近扫荡，造成中国方面较大损失。

这段纪录，结合中方材料和日方其他部队的作战资料，可看到其中内容有些可信，有些则不尽属实。实战中这支日军的作用与描述颇有出入。

这是因为八路军对日军拥有这样一支特种部队早有警惕，因此其奇袭的效果并没有预期的那样好。早在5月3日，八路军就得到情报：“日伪特务机关已将刺探到的总部和一二九师领导人的照片、履历资料汇集成册，下发‘挺身队’和特工人员。”情报之详细，甚至提到了前面所说日军知道“邓小平在太岳”。这也是八路军第一次注意到这支“穿八路军军装的日军”。刘伯承对此非常重视，要求各敌工站加紧收集相关情报，并再次电告太岳军区注意赴太岳检查指导工作的邓小平的安全。根据地内部，对敌特也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其间，日本特务曾经化装到小曲“帮助土改”，结果被当地群众识破。这一结果还直接导致此后经小曲突袭一二九师师部的“大川挺身队”提前曝光。

否则，刘伯承的总部就危险了。

三

益子重雄的部队在5月22日夜向武军寺（日文中为五军寺）的八路军总部部分机关发动奇袭，结果扑空。事实上，早在这一天早上，他们的行踪在桐峪西北老林圪洞附近已经被民兵发现，八路军总部并得到这样详细的报告：“发现一支来路不明的武装队伍，身着便衣，携带小型电台，约有一百人，后去向不明。”可见，这路日军刚一出动，身份就已经暴露，根本就没人把他们当作八路军。彭、左综合判断情报，随后决定总部开始转移。这份报告成为八路军总部决定迅速转移的有力依据之一。

另一路日军大川桃吉部，冒充八路军新六旅一部试图袭击一二九师在会里村的师部。这支敌军化妆较像，竟然在当地农会帮助下于22日渡过漳河，并在岸边的宋家庄与八路军部队同村吃饭，接着就骑自行车奔袭会里。应该说日军的情报还是比较准确的，动作也很迅捷。不过，当时日军判断八路军总部所在的麻田是一二九师总部。这个错误的信息使大川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犹豫，因为他的任务是突袭一二九师师部，怕自己贸然攻击会里打错目标。结果，刘伯承恰好在此时组织一二九师师部撤离。等大川确认了情报赶到，一二九师总部已经撤离几个小时了。刘伯承和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是晚上9点离开会里的，大川是11点赶到！

接着，日军总部根据一二九师电台信号，通知大川挺身队继续向王堡追击一二九师师部。

如果被这支日军缠上，刘伯承的处境将十分危险，因为他的身边带有大量的后勤机关和非战斗人员。正在这时，第五军分区司令皮定钧发来的一份电报，通知了刘伯承这支奇特敌军的动向：“小曲发现穿皮鞋、灰衣服的敌探百余，有向王堡、会里前进模样。”这份情报实际上是小曲民兵22日就发出的，但因为情报转手，耽误了时间，23日才送到刘伯承手中。

如果大川第一次突击更快一些，开玩笑说，这份情报够皮定钧司令上军事法庭了。不过，这足够让刘伯承躲开这个敌手的第二次打击。一二九师师部当即第二次转移，大川扑了空，得知刘已进山，感到追不上，只好转向偏关会合日军主力去了。

这路日军可说无功而返。

四

根据《八路军一二九师征战实录》，“益子挺身队”真正给八路军造成的巨大损失，是它首先发现了撤到郭家峪的八路军总部，并将这一情报报告给在潞芳指挥作战的第一军参谋长花谷正。这直接导致了日军调整部署对八路军总部采取全线围击。



“益子挺身队”在萨拉齐山战斗的照片,怀疑为23日战斗的摄影。
当时，八路军总部面临和一二九师师部同样的困境，但应对上出现了一些纰漏。这主要是前一阶段八路军总部在集中精力应付日军对冀中的大扫荡，对自身安全考虑不足；前几次八路军总部遭到突袭，最终无恙的原因是一二九师主力在周边活动，以重大代价保卫了总部。这一次一二九师师部同时遭到攻击，自顾不暇。此外，机关和非战斗人员对突围拖累甚大，23日彭德怀下令总部撤退，全军要到24日晚上才能起身，而且行动迟缓。在益子挺身队的准确情报帮助下，日军在十字岭截住了撤退中的彭德怀纵队进行猛烈围攻并以第二十九独立飞行队反复轰炸，本来以为可以寻隙觅缝的八路军却钻进了日军的伏击圈。尽管总部经过激战最终突出重围，但八路军因此遭受极大损失，左权将军就是在此战中殉国的。

此战后，八路军即以此为教训，对后勤和非战斗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精简。

从日方的描述看，日军对特种部队的使用，还不算很到位。这种部队，是匕首，是狡狐，一击即退，而不在硬拼。看到日军津津乐道“益子挺身队”和两千对手血战一天，就可以理解二战中日军特种部队为

何没有多少建树了——日军还是习惯像蛮牛一样的打法，并不懂得特种部队该怎么打仗。“益子挺身队”的情报导致八路军总部在突围中陷入苦战，本来是这支部队此战的亮点，日军却因为这不能展现有多少自己的具体战果而没有重视。

“益子挺身队”到底有多大损失，至今不得而知。不过，从残存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所题名叫佐佐木的军官阵亡于则界村，根据《中国山西省地理图册》，山西有两个则界村，一个在陵川，另一个在涉县，正是麻田的附近。而益子重雄战后回忆，他在中国的战场上，共计损失了173名部下，其中87人算是“白骨凯旋 ”，还有86人的骨头，都扔在了中国。他在中国担任军事主官的最高位置，就是二二三联队第三中队中队长和“益子挺身队”的队长了（此后担任军事幕僚，不再直接指挥部队）。这173名部下，其中有多少属于“益子挺身队”，我们只能猜测了。

最后提一下，“益子挺身队”还将左权将军的死归入自己的战绩。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战斗中，左权将军的遗体是三名党校学生仓促下葬的。因此，在此后的电文中左权牺牲的消息泄密，导致日军专门返回战场进行发掘并拍照炫耀战果。此后中方重新迁葬。左权将军遗体上的创伤显示他死于近距离炮弹的爆炸，而 “益子挺身队”因为化装奔袭，最重型的武器是机枪，他们的纪录，也表示“左权将军”死于其用轻武器的突袭。

核对双方纪录，这个说法倒不是纯粹的争功谎言。八路军方面，也记载这支日军化装成八路军和老百姓，绕过八路军欧致富团和七二九团的阻击线，在十字岭和南艾铺之间突然向八路军发起攻击，造成相当大的损失。不过，所谓的“左权将军”，肯定不是左权本人，因为左权此时已经在十字岭上，冲过了日军的两道封锁线，并在第三道封锁线处牺牲。

个人认为，这个“左权将军”，可能是朝鲜独立同盟主席金白渊，他也在此战中牺牲。朝鲜方面后来的回忆说他“突然遭到敌人特务的射击而死”。很可能是“益子挺身队”看到他使用短枪，并带有警卫员，因此认为金是重要干部。日军发现左权死于此役是根据截获八路军电报了解到的，并不知道他牺牲的经过，所以金白渊被认为是左权也就不奇怪了。

无疑，和“益子挺身队”、“大川挺身队”的战斗，让八路军积累了和日军特种部队进行战斗的经验。（书摘）

附录：扮成八路军的益子挺身队[翻译者: tyl319]

在翻译这篇文章的时候只作了部分改动，全文基本保持原貌，所以对里面的某些称呼皆以日方的人称叙述。虽然原文翻译，但并不表明本人支持文中的观点。

1942年(昭和17年)5月、第1军为了歼灭盘踞在山西省东南部山中的中共八路军，发动了晋冀豫边区作戦。在以前的肃正作战中，八路军面对日军的攻击，巧妙地进行了回避，物资也隐蔽地移动到了安全的地方，并企图在日军撤退后再次扩大势力。第1军认识到了其正规进攻方法的弱点，授意各兵团有创意地改变战法，并要求一口气捕获敌军首脑机关。这样，此次作战的主力第36师团(雪兵团)决定编成一支特殊部队化装成八路军潜入敌地作战。

(雪兵团)从步兵第223联队（由益子重雄中尉率领第3中队）同步兵224联队中各抽出了一个中队编成二个便衣中队，准备在日军主力的作战开始前就秘密地潜入敌测后深处，伺机捕获敌军的指挥中枢。

益子重雄中尉毕业于日军陆军士官学校，是参加过满州事变的职业军人。前年的中原会战之际，他只带宣抚官2人就深入敌地，却使国军将兵3000余人归顺，正是上级期待的进行危险隐蔽作战的适任者。

益子挺身队的编成，包括益子中队长在内的将校4名、下士官兵102名、雨宫宪兵曹长率领的中国人特务工作队18名，其总员124名。其全员穿上八路军的军衣装具，同时配备有重机枪和无线电装备。在主力的作战开始前3天（5月21日），装扮成八路军的益子挺身队在夜幕掩护下从辽县出发。

辽县出发的益子挺身队，确认敌最前线部队存在于其东南十キロ（日本长度单位）的地点，于是巧妙地迂回避开该敌，成功地潜入到了敌人后方。翌22日，挺身队排除少数敌人，占领了标高2100メートル高地。这时，八路军好象已察觉到了日军的作战企图，频繁地变更驻地。益子挺身队逐次通过无线电接受最新情报，以便于其作战。

日落后益子挺身队的行动再次开始。当夜，（益子挺身队）对位于辽县东南三十キロの位置五军寺的敌首脑机关进行急袭，但此次攻击却徒劳无功，敌首脑机关早已逃出。

为了捕获敌首脑机关，益子挺身队向北一路追击前进。23日，进入辽县东南二十五キロ的位置。在这一帯附近有约2000敌人，益子挺身队当即以寡兵将该敌包围，并不断攻击。白昼，激烈的白刃戦持续终日。入夜，挺身队突破了敌军阵地一角。

而后，八路军向东转移，益子挺身队一路紧追不舍，在郭家峪附近又与优势敌人遭遇，随即又展开了激战。

根据战后中国方面发表的资料，当时在郭家峪的有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后勤部、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央干部学校、新华日报社等主要机关，中共军副司令官彭德怀、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后勤部长杨立三等干部。敌企图分三路突围，彭德怀和左权率第一纵队，由南向北突围。而这里正是益子挺身队等待的正面阵地。

从24日晨开始，终日不断发生战斗。战斗中，彭德怀负伤，殿后的左权战死。中共的正式战史记载：八路军在遭到日军大部队攻击的同时，有航空炸弹和炮弹在（共军）阵地上不断爆炸。而实际参加郭家峪攻击的益子挺身队不过百余名，并没有空中支持和火炮。攻击过后，益子挺身队收容了左权的尸体，共军残部溃逃。

郭家峪战斗后，益子挺身队继续追击溃走之敌。30日抵达辽县以东二十キロ的天文村附近，歼灭了该地的残敌。

10天的作战，益子挺身队获得了使敌人遗弃尸体293、捕虏165的战果。惊人的是，自身的损害仅是轻伤者2名而已，全员无事归还。八路军战意低下。为了纪念战死的左权参谋长，中共将辽县改为左权县。

因益子重雄中尉在前年的中原会战的功绩和本作战的功绩，第1军司令官授予其个人金鵄勲章。以后，雪兵团转战南方。终战后，益子重雄中尉以师団幕僚的身份从西部新几内亚回国。在故乡担任过町长。这位乡土的英雄今天仍然健在。



　　[作者：--]
　　[责编：郭鹏]
　　[编审：左平安]

http://www.yongzhou.gov.cn/Article/2009-01-04/45133.htm

henry2000888

装备简陋的八路军如何能击落日军飞机

日军士兵正在检查轰炸机装载的炸弹(新浪读书配图)



　　击落太阳——被八路军击落的日军侦察机

　　说抗战时期八路军一直“游而不击”，大致和说国民党军全在“曲线救国”一样，属于毛泽东主席对基辛格铨叙的国共关系——“蒋匪”、“共匪”，我们只是骂来骂去。抗战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抗战，牺牲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战士们，无论他们穿的是哪种军服，在今天中国人的眼里，他们是我们同样的英雄。对日本兵来说，国军的汉阳造和共军的马尾巴手榴弹一样咬肉。当然，装备的不同，使不同中国军队的作战特点不同。提到八路军，大家想到的往往是地道战、地雷战，要说土八路能把日本飞机鼓捣下来，这可就有点儿玄了。

　　但在日本方面的资料中，的确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

　　2003年，看到一本日本出版的战争回忆文集，叫做《死ぬのも人民のためとう教育徹底していた八路軍》(翻译过来就是《“为人民而死”教育下的八路军》)，作者是一个日本战地记者伊藤贵一(后不久入伍成为日军一员)。他回忆在中国战场的经历时，讲到了这样一件事。

　　1943年，伊藤在河北随日军第三旅团进行“讨伐作战”的时候，与八路军打了不少交道。按照伊藤的说法，日军持续扫荡，长期的战斗给八路军和日军都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八路军的部队因为减员，兵员中补充了很多少年兵，这些少年战士作战勇敢，尤其在山地作战中经常把日军在山间拖来拖去。有的时候，双方的距离近到只隔一道山涧，伊藤可以听到这些八路军少年兵的笑声。日军感叹这些少年也许以为战斗也是一种特殊的游戏吧。

　　关于八路军击落日军飞机的事情，伊藤只是侧面提到。他讲到在跟随日军进行山区扫荡作战中的一天，他所部的日军整日没有战斗和行军，一直在宿营。这样罕见的阵中闲暇让不服军旅的伊藤感到很惬意。他询问军官不行动的原因。军官苦笑着告诉他，本来预定和本军配合行动的侦察机不能来了，前面的地形复杂，只好不行动。

　　“哦，是因为天气原因吗？”伊藤问。

　　“不是，”中队长说，“预订配合我们的侦察机昨天被八路击落了。”

　　熟悉八路军武装水平的伊藤大吃一惊。啊，这样简陋的装备也能击落皇军的飞机吗？

　　看了这段东西，我当时的反应同样有点吃惊。不过，看过也就看过了，也没太往心里去，因为这毕竟是传说而已。何况伊藤当时并不是真正的军人，弄错的可能性，或者写作中夸张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没有想到的是，前两天看到一本《陆军航空兵科志》居然也提到了昭和18年，八路军在河北击落一架日本立川98式直协侦察机。吃惊之下脑子中一换算，昭和18年，不正是1943年吗？河北，伊藤当时不是正在河北吗？莫非他们说的是一件事情？那么土八路打下日军飞机也许并非夸张！

　　立川98式直协侦察机，是日本陆军使用的一种下单翼可收放起落架的优秀战机，曾广泛使用于太平洋战场，因为飞行性能优异，也曾有大量改装为高级教练机使用。日军投降后，东北民主联军曾经大量接收这种飞机，是红色空军东北航校最早使用的机种。

　　这件事强烈地吸引了我的兴趣，忍不住下了一些功夫来调查，这一下的收获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在一本日本军事杂志《丸》1994年11期中，我发现了一篇相关文章 ——《大本营中学学友的生与死》(作者筱崎哲哉，原日军陆军少尉)。该文非常详细地介绍了八路军击落这架日军飞机的经过，因为这架飞机的驾驶员，就是作者的中学同学。文中甚至还提供了被击落飞机的现场照片！

　　按照这篇文章的说明，被八路军击落的这架日军侦察机属于岐阜飞行第二战队第六直协飞行中队，飞行员加藤胜，军衔陆军曹长，观察员伊舍堂，军衔陆军中尉。被击落的时间是1943年9月，地点在冀西，当时日本陆军正在此处“讨伐”当地顽强抵抗的八路军部队。

　　加藤胜，日本航空局乘务员养成所第四期毕业，后入陆军航空兵科学习，1941年4月编入作战部队，随即参加“关特演”，即“关东军特种大演习”。演习结束后，他驾驶的立川98式侦察机被编入第六直协飞行中队。7月，该部队的四架侦察机到达中国东北伪满牡丹江梅大飞机场，自此投入中国战场，加藤所驾驶的飞机也在其中。

　　此后，加藤所在部队转场关内，投入对八路军的“扫讨作战”。当时八路军经常在山区活动，面对复杂的地形，日军地面部队侦察不便，经常出动飞机投入战斗，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一战，就有日本飞机参战。

　　1943年9月，已经提升为曹长的加藤胜像往常一样投入侦察作战。立川98式侦察机为双座，前后都装备有机枪。在华北，因为中国军队几乎没有防空火力，日军飞机十分骄横，他们的任务不单是侦察，而且提供对地面部队的空中火力支援。这一天，加藤胜为驾驶员，后座的伊舍堂中尉作为侦察员随同出击。当飞机到达冀西某处山地，正准备和地面友军联络时，加藤发现地面上硝烟四起，日军地面部队已经和一支八路军部队发生了交火，看起来双方的战斗激烈，日军并未占得上风。

　　由于八路军装备简陋，加藤未加思索，想当然的就俯冲扑向了中国军队阵地，扫射地面的八路军，以支援友军的战斗。伊舍堂中尉也用后座的旋转机枪猛烈射击正在向日军地面部队冲击的八路军。

　　当加藤通过战场，重新拉平的时候，他发现八路军士兵不但没有因为空袭溃散，相反，可以看到很多战士就地持枪对空射击。当然，八路军的步枪火力太弱，对他的“爱机”来说几乎没有作用，加藤决定回头再进行一次扫射。

　　这其实反映了八路军和国民党军作战的不同特点，国民党正规军的条例规定，没有四挺重机枪，一个排步兵的齐射火力，不得对空实施防空作战，以免无谓损失。八路没有这个条例，即便只有一个人一颗枪，也敢对空射击，当然效果就难说了。

　　就在加藤一面猛烈射击，一面从八路军阵地上空通过的时候，他忽然听到一阵密集的捷克式机枪射击声——不好，中了八路的埋伏了！也就在这时，他感到机身侧面一连串的冲击，中弹了！狡猾的八路军机枪射手在他第一次扫射的时候没有开火，这时突然射击，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加藤连忙用力拉起机头，试图爬高。就在此时，立川机的发动机一震，原来刺耳的噪音骤然停止——发动机中弹停转了！

　　加藤向前看去，只见螺旋桨打成了“一”字形，毫无活气。失去了动力的立川机成了没有脑袋的蜻蜓，从300米的高度摇摇晃晃向地面栽去。他使出浑身解数，拼命操纵几乎失去控制的飞机，试图找到一块平地迫降。

　　就在这时，他听到伊舍堂中尉绝望的吼叫：“军曹，我们一起自尽吧！”

　　吃惊的加藤百忙中回头看去。只见地面上，八路军的士兵蜂拥追来，和飞机赛跑。看这个架势，只怕他就是落地也难免被活捉。按照日军的作战传统，这时候应该是宁可自尽，也不能被俘的。

　　天不灭曹。在最后的关头，立川侦察机摇摇晃晃的飞过了一条小河。河水挡住了八路军的追兵，加藤曹长的飞机一头冲向了地面。

　　飞机勉强在地面滑了一小段，左翼着地断成两截，接着拿了大顶，机头扎进地面，机身一直撕裂到翼根的前端，好在还没有燃烧爆炸。

　　加藤和伊舍堂被扣在翻了个的飞机里面，动弹不得，眼睁睁地看着八路军渡水而来，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了。

　　眼看死定了，周围忽然枪声大作，原来地面和八路军交战的那个日军中队，所在的位置正好在和该机坠落地点相距仅百米。他们立刻放弃了攻击对面的八路军，转而来抢救两名飞行员。八路军渡河部队遭到猛烈火力的打击，掉头撤回对岸，远远地撤离了。

　　在地面日军的协助下，加藤和伊舍堂终于爬出了机舱，两个人没有负重伤，但飞机的损坏极为严重。虽然日军地面部队帮助他们把拿了大顶的飞机翻了过来，但是飞机已经不可能起飞。加藤一面拆卸下飞机上的机枪，一面和上级联系，希望能够派车辆来拖运飞机。

　　正在这时，地面部队得到紧急通知，说在河对岸出现了大股的八路军部队，似乎正准备等待天黑渡河夜袭，显然也是要来抢夺飞机。

　　听到这个消息，日军中队长表示自己的部下和八路已经连续交战，弹药垂尽，实在无力和如此众多的八路进行夜战，当今之计，只有破坏飞机迅速撤退。

　　这样，加藤曹长无奈之下，只得忍痛将飞机油箱凿破，在十米距离上用14式手枪引爆，将飞机彻底烧毁。此后，两名飞行员和日军经历了一段近乎“非人”的狂奔，才和接应的日军会合。

　　迫降后，因为伊舍堂随身带着照相机，当时的场面得以保留下来。在这一期杂志上，登载了三张照片。

　　伊舍堂在战争后期加入“诚”第17神风特攻队，在庆良间群岛撞击美军舰艇时“散花”。加藤因为生病，无力投入自杀作战，幸存到战后。

　　既然如此清楚的事实，有纪录，有照片，有回忆细节，如何称作谜呢？奇怪的是，根据这些描写，我却一时在八路军的战史中找不到相应的纪录！

　　我能找到的八路军击落日军飞机的纪录，只有两条，一条是1937年在山东雷神庙战斗中击落日机一架，一条是1943年11月在山东荣成击落日机一架。两个战绩都是山东部队取得的，河北地区虽有破坏日机的纪录，却并非击落。倒是日军纪录中，有围攻深泽战斗中被八路军击落运输机一架的记载。1943年日军确有对冀西、易县等地的扫荡，还摧毁了当地军民建立的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八路军在冀西当时活动的地方武装似乎是冀西十三分区的部队，而八路军主力包括聂荣臻、肖克、张学思等部都在那一带出没。但是，在他们的战斗记录里面，并没有查到击落日军飞机的记载。

　　根据日军纪录，土八路击落洋飞机，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可是这样“辉煌”的战绩，八路军没理由不做宣传。百思不得其解。

　　带着这个疑问，我向国内熟悉当时历史的若干朋友发信，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不久，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一篇文章，打开一看，是这样的内容：

　　《北岳区1943年秋冬季反“扫荡”》

　　1943年9月中旬，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以第26、第62、第 63、第110师和独立混成第2、第3旅各一部及伪治安军6个团、30多个县的保安军等……进行“扫荡”，企图消灭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摧毁北岳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萧克、代政治委员程子华，指挥……所属部队共4万余人，民兵18万余人……广泛开展游击战，反击日伪军的“扫荡”。

　　9月16日开始，日伪军1.7万余人……出动……10月29日～11月初，日伪军集中2000余人再犯神仙山时，我第3军分区第42团两个连和1个侦察排同民兵结合进行阻击，毙伤日伪军200余人，击落飞机1架……

　　“击落飞机一架”！真的有这样的记载！

　　我把中日报道进行比较，越比较越感到这很可能是同一个战例。唯一有问题的是时间记载不同。中方记录是10月间击落的日军战机，而加藤被击落的记录是他的中学同学根据其口述所写，提到时间是1943年9月。这个和日军对北岳区的讨伐从9月开始吻合，而没有写明加藤真正被击落是在10月间，很可能因为作者并非加藤本人，所以有理解的错误！

　　假如真是这样，这次战斗，42团投入的兵力是两个连、一个侦察排，加上地方武装对抗的日军一个中队外加飞机，兵力对比3：1或者4：1。以当时的装备和战斗力而言，我的看法日军稍微占优。从战况看来，八路军的战斗意志相当坚定。假如单单看中文资料这样一个简单战报，我会怀疑北岳区夸大战果，看来八路的战果还是挺经得起考验的嘛，要照萨达姆还不得报打下来一队飞机啊？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进一步证明这一战果，或者找到更详细的资料。

　　此后，资料陆续而来，根据台湾朋友的介绍，此战国民党战史中也有纪录，称为“神仙山之战”。记载日军1943年秋两犯神仙山，第一次被“讨伐”击退失败，第二次占领神仙山。根据时间计算，击落加藤飞机的战斗应该是发生在第二次神仙山战斗期间。

　　据此，我对于“神仙山之战”的战况进行了进一步的查找。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保定大事纪略》一书中，我找到了《神仙山保卫战纪实》这篇文章。这次击落日机的战斗的真容逐渐展现了出来。

　　综合该文和其他有关记载，此战发生在1943年10月28日。

　　神仙山，清代康熙以前一直被作为北岳，名恒山。故此有“古北岳恒山”(与今天山西的北岳恒山相区别)的名称。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根据地，《敌后武工队》对它也有过描写。1943年，这里是八路军兵工厂所在地，也是晋察冀后方机关所在地之一。9月20日至10月12日，日军第一次分四路进攻神仙山，被肖克所部八路军42团(团长成少甫、政委熊光焰、参谋长马卫华)在金龙洞、九里十八弯等处阻击，无法深入和立足，被迫退却。

　　10月下旬，日军以四千兵力分九路再攻神仙山，是为第二次神仙山战斗。根据战斗记载，击落日本战机的战斗就发生在10月28日。当时，42团团指、二连、三连、四连一部、侦察连一个排在神仙山主峰奶奶顶顽强阻击日军的攻击。战斗中，日机一架协助日军进攻，用机枪扫射八路军阵地，被二连一排用机枪、步枪联合火力进行防空射击，当即击落日机。有一种说法是八路军背负电台的小战士没有经验，在空袭时奔跑，导致成为目标，电台被击毁(小战士自己却没有受伤)，激怒了视电台为生命的八路军官兵，故此日机第二次进入扫射时遭到猛烈的反击。

　　这应该就是加藤的飞机了。

　　11月3日，奶奶顶失守。但日军运输线已被马卫华率42团主力切断，11月5日日军被迫撤退，是为神仙山保卫战。

　　可惜，击落日机的具体人员和当时情形，相对于日军的记载显得颇为单薄。疑惑中我看到了该连随后的战斗——该连继续坚守奶奶顶，“依托有利地形抗击五六百名日军的进攻，接连打退日军几次冲击。”终因寡不敌众，奶奶顶最后失守，该连战士有重伤后和日军用手榴弹同归于尽的记载。我推测因为该部此后战斗中损失较大，很可能击落日机的当事人已经牺牲。因此，对这一精彩的战例才缺少了详细的记载吧。

　　也许，这就是谜底？

　　也许解开这个谜并不重要，只要后代记得，有一支简陋到只有黑豆作食物的军队，曾经为了他们的国家拼死的战斗过，让侵略者的飞机，焚毁在神仙山下。

http://www.hilizi.com/newsnew/2009-07/22/content_329992.htm

henry2000888

1.28淞沪抗战失败与陆小曼前夫王庚“泄密”迷案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第八十八独立旅就配置在龙华和南市一带。然而，其旅长王庚在战斗紧张激烈之际，竟擅自只身离开战场……

　　王赓为江苏无锡人，1895年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里。王赓稍长在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清华大学的前身)读书，考取官费留美，先后曾在密西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就读；191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学士后转入西点军校学习。王赓回国后曾任职北洋陆军部，1919年以中国代表团武官身份随陆徵祥参加巴黎和会，声誉鹊起，并在此时与著名的交际花陆小曼相识。1922年10月10日，王赓、陆小曼在北京举行了场面盛大的婚礼。婚后的王赓被推荐为华学校的校长，后应西点军校的老学长温应星的邀请，又去哈尔滨中东铁路参加护路工作。由于王赓经常外出，寂寞的陆小曼重返北京社交圈，这才有了与浪漫诗人徐志摩的相遇。王赓与陆小曼分手了。1930年，财政部长宋子文组建税警团，王赓被任命为总团长。1932年2月，税警团被改编为番号为八十八的独立旅，由蔡廷锴军长指挥，在上海奋力抵抗日军的进攻。

　　1932年2月27日傍晚，响了一整天的枪炮声沉寂下来，脱离战场的王赓骑着一辆摩托车穿过了外白渡桥，进入公共租界。在黄浦路上，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发现了一名骑摩托车的中国军官，见他身背公文包，认定是个重要人物，于是立即发动汽车进行追赶。眼看就要被日兵追上，情急之下，王赓将摩托车停在黄浦路的礼查饭店门前，只身逃了进去。

　　日军陆战队士兵在与公共租界巡捕房进行交涉后，由公共租界的巡捕进入礼查饭店将王赓抓获。这期间，王赓将他的公文包交给一位英国领班，让他帮助藏起来。但此人不敢拿，复交给了巡捕，巡捕也将皮包一并交给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王赓随身带的军用皮包中，有淞沪兵力部署和战线配置图及重要文件。日军得到地图后，如获至宝。

　　3月 1日，日军发动了全面攻势，淞沪各战线均有激烈战况。在浏河，第十九路军只有两个连的兵力，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抵抗，阵地失守。在庙行镇附近的第八十七、八十八师的防御阵地，也被强大的日军突破。在吴淞方面，日本舰队进行猛烈炮击，蒋光鼐派一个团前往增援，上去便遭惨败。

　　在这种情况下，蒋光鼐、蔡廷锴与张治中等三位将军进行紧急商议，决定保存实力，撤退到第二防线。3月6日，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电令全线停火。在英、美、法、意等国的斡旋下，中日双方代表开始举行停战谈判。事后，很多人说上海守军的撤退与王赓丢失的军事地图有关。

1932年2月27日晚，王赓在公共租界被日军抓获后，日本方面指责王赓是间谍，加以审问，并以枪毙相威胁。29日晚，上海市政府向美国总领事克宁翰以及各国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在英、美、法等国的压力下，3月1日，王赓被日军放了回来。

　　在两国交战的紧张时刻，王赓离开战区，独自到租界里干什么呢?当时，上海滩的小报记者就著文：王赓是去看坠机身亡的诗人徐志摩 （徐于1931年11月坠机离世）的遗孀——陆小曼的。失去了徐志摩的陆小曼，身心处于极大的痛苦之中。王赓与陆小曼同处一城，去看望和安慰陆小曼——自己的前妻也是人之常情。但第十九路军的高级将领却不这样认为，他们指责王赓有出卖军事机密的嫌疑。王赓遂被十九路军总指挥部看押，解除独立旅旅长之职务，转交军政部军法司关押。王赓多次接受军政部、参谋本部、军法司联合调查，几经审问。但关于丢失军事地图一事，虽事出有因，但查无实据。几个月后，即在同年8月2日，军事法庭对王赓泄密案进行宣判，最终王赓因“擅离戒严地点”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

　　两年多的牢狱生活，使王赓患上了严重的肾病。1935年，王赓出狱后，就去德国治疗肾病。从此，仕途蹭蹬，而他的副手孙立人却由于作战英勇，名声大噪，在抗战中成为抗日名将。王赓病愈回国后，便退出军界，在南京铁道部任职。留美的哈佛毕业生、时任军政部兵工署署长的俞大维劝其不必消沉，应该再任军职。王赓回答： “如果国家对外作战，自会挺身而出。”

　　1937年，王赓在香港结婚，后育一儿一女。是年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开始。王赓即前往南京见兵工署署长俞大维要求为国效劳。俞大维随后允其向兵工署报到，担任兵工研究委员、兵工署昆明办事处处长。

　　1941年12月8日，日军袭击美国珍珠港，美、英、中等国结盟。1942年3月11日，国民政府决定派遣一个军事代表团赴华盛顿，因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艾森豪威尔将军与王赓同为美国西点军官学校的同班同学，宋子文急招王赓参加军事代表团。王赓当时的身体很不好，但为了国家利益还是勉强就道。当军事代表团途经开罗时，王赓旧病复发，一个多月后病情恶化，病逝于开罗皇家医院，时年四十七岁。王赓死后被开罗盟军以军礼隆重葬仪，安葬在英军公墓。(据 《名人传记》2009年第3期王晓花/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94898b0100d9mc.html

henry2000888

揭秘：日军当年这样甄别共产党干部及情报人员！！


　日本二战文献：华北治安战肃正讨伐的一般要诀


      　　日军肃正讨伐的一般要诀


      　　《华北治安战肃正讨伐的一般要诀》（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


      　　时间：二战期间


      　　一、敌潜伏方法及对之搜索要点


      　　敌潜伏方法虽巧妙，但不断地注意其细微的征兆和动向，同时通过对俘虏和居民的讯问，即可搜索到敌人。现将搜索敌人的注意事项列举如下：


      　　（一）敌干部，县政府要人等，一般避开市镇和交通方便的大村，带领少量部下潜伏在偏僻的农户中，通常选择村边的房舍。


      　　（二）敌情报员，工作人员都持有良民证，即便在皇军驻扎地附近也敢公开装成良民活动。


      　　（三）武装匪团在同一地点，最多停留一天，在我方空隙中活动。白天多分散行动，预先定好回合地点，时间等，准时集合。夜间则采取部队行动。


      　　（四）敌遭我军攻击，扫荡，搜索确定无法逃走时，通常扮成农民，携带农具就地假装劳动，如不能伪装时，便潜入房内，仓库，草堆，沟渠等或躺在床上装车工内病人。居民怕有后患，多不敢举报。



      　　（五）在我部队实施夜袭和拂晓时，应及时派出密探，斥候等。潜入村庄从高处了望，以便发现敌人，如发现村内有灯光和喧闹之处，多半是敌军潜伏的据点。



      　　（六）敌人往往通过收买和强迫良民，加入其户籍，还有潜入治安机关，充当职员或勤杂工，甚至还有的就任乡保长等职。


      　　（七）在县公所，公安局，自卫团，庙宇，学校，旅馆，村落附近的地隙，谷地，穴洞，民船以及房屋内的顶棚，井内，夹道等，往往有敌军伪装良民潜伏其中。



      　　二、敌根据地设施位置及设备要领


      　　（一）敌人平时就有计划地使群众作好“空室清夜”的准备，一旦发现日军要进行扫荡时便及时将武器，被服，粮袜等各种物资，以巧妙的方法隐藏在极难发现的第分或运到偏僻的地方，以此避免我方的扫荡剔抉。



      　　敌人占领的地方，即兵营，训练所，学校，医院或各级司令部，行政公署以及其他有重要设施的村庄必定隐藏有武器，被服，粮袜，药材，日用品等。但隐藏地点很少在明显的建筑物内。一般是避开村庄，选在山脊，谷地等来往不便的鼓励房屋，或有两三间房舍的荒废小村，或在离开村庄一定距离的田地以及森林，洞穴等处。



      　　但村庄外的隐藏地点附近，通常有比较明显的目标作标记，另外，附近常有小孩，老人进行监视。


      　　（二）敌人在战斗中发生死亡时，通常让民兵或民工收回战死者的武器，于战斗结束后归还，如收回和携带武器逃走有困难，便责成附近的村长和有势力的人代为隐藏。遭到日军突然攻击，不能分散逃走时。便依靠当地自卫团，或者送到指定村庄隐藏。



      　　三、敌根据地设施的侦察要领


      　　（一）敌人潜伏及隐藏的方法，要贯彻到每一士兵，使之彻底掌握。


      　　（二）为了审讯俘虏及居民，必须有多数的翻译和优秀的侦探同行，让他们只审讯：在战场上的审讯，要通过巧妙的方法，迅速进行审讯，使之迅速招供。在释放时可带到其他地点作适当处理。敌人和附近居民是息息相通的，敌人巧妙的藏匿地点，居民必定是知道的。



      　　（三）检查可以的假坟或者梯田边缘等地点时，每人应携带铁通条（直径一厘米，长一米）


      　　（四）妥善部署扫荡搜索，要无遗漏的地按计划实行。为此，行动时要按规模编成搜索班（轻装），明确指示任务和目标，即便在行军中也应随时进行搜索。



      　　扫荡、搜索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不论有无敌情，应经常对周围严加警戒，禁止单独行动。过去对此放松警惕，而遭敌人袭击或挂雷，地雷杀伤的，不在少数。


      　　（2）对指定的村庄进行攻击后，是否立即进行搜索扫荡，要根据情况而定。但在攻击村庄时首先应尽量搜索俘虏和找出村内有权势的人物，进行指导宣抚怀柔等工作，设法使村民自动提供隐藏地点。



      　　（3）攻击村庄后，将残留的村民全体集合到一处，首先进行服装检查，找出有权势的人物。然后根据所提供的情报进行扫荡搜索。此时要让集合的村民在原地不动，仅携带提供情报的人进行搜索。搜索时与保安队等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合作最为有利，另外在冲入村庄进行扫荡搜索时，一定要对屋内残留的村民（特别是男人）。进行严密的服装检查，然后进行搜索。



      　　（4）利用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的协助，发挥其敏感性，效果极大，但绝对不应使其单独活动。如无日军监视，往往会发生抢掠行为。这样会严重危害与扫荡有密切关系的宣抚，政治，经济工作。



      　　（5）为了发现隐藏的地点，除进行周密细致的搜索外，运用所谓的第六感也很重要（利用各种征兆的实例，笔者从略）


      　　四、民匪分离的要领


      　　扎根群众，善于掌握民心的共军，与一般民众很难分辨，尤其在敌人的根据地内更为困难。现将以前实行的比较有效的方法手段介绍如下：


      　　（一）长期有规律的生活习惯是不容易改变的，因此，突然或连续使之操练军队的各种动作，就能区别出是否军人。例如：


      　　（1）集合民众，连续进行“立正”，“稍息”动作，或在谈话或休息时，出其不意的发出口令，根据其瞬间的动作，便可判明是一般群众还是共军。



      　　（2）凡是听到别人谈话，就有起立或站立习惯的，不是党员就是地方干部。


      　　（3）早晨突然吹共军的起床号，根据其反应可以识破。


      　　（二）进行身体检查，根据其肌肉发达状况可以辨别。例如，共产党员的肌肉是平均发达的；而士兵肩膀上有扛枪的茧，脚上通常也有；农民的腕部，小货商的肩部特别发达。



      　　还有根据日晒程度来辨别，农民通常赤膊劳动，日晒较为严重，党员和士兵比那么皮肤稍白，尤其是脖子，日晒部分和无日晒部分区别明显。然而，最近共产党员普遍参加“大生产运动”，所以经常也晒得较黑，手上也有老茧，应加注意。



      　　（三）根据审讯及简单的谈话得以辨别，


      　　（1）询问出生年月日，回答“公元某年”而不说民国某年者，多数是受过教育者，党员嫌疑极大。


      　　（2）党员对党外事项能对答如流，但转问有关党内事项时，则默不做声者居多。另外，询问是否为党员时，党员多显示出兴奋他度，并强调不是党员的理由。



      　　（3）利用审讯，谈话的机会，给以纸烟和其他物品，试验其对物品的“共有观念”.党员由于共产意识浓厚，如给纸烟，往往分给他人，并且在吃饭时也有让人而不争先的特点。另一方面，由于私有观念淡泊，有的面对审问人员往往也毫不客气的索要纸烟。



      　　（四）根据服装的辨别方法


      　　（1）化装便衣人员的服装，不合身的居多，有的穿用一般农民穿不起的袜子，还有的有上身是便衣，而下身还是军用品的不协调状况。


      　　（2）穿着便衣的人员，多数衣服不合体。也有脏的地方与一般民众的情况不同。另外，衣服上往往沾有不是当地的土。


      　　（3）被服一般较当地民众为好，并且较清洁，衣服上纽扣通常齐全。


      　　（五）根据携带物品辨别的方法


      　　（1）仅靠良民证是非常不可靠的，特别是在敌占区内，敌人平常都有所准备，有良民证的反而多是可疑的人。可用放大镜仔细检查其指纹，中国人一般不关心指纹的重要性，故可借此判明。



      　　（2）敌人尤其是情报人员，常携带自行车。


      　　（3）一般干部携带金钱较多，另外还携带有仁丹，牙粉等生活品。


      　　（六）其他


      　　（1）在拘留地点内，安插自己人与新来的匪民同住，秘密观察其言行，往往能有重大收获。


      　　（2）在匪民混淆时，频繁观察，窥视被审者连社或偷看其眼光者，有党员或干部嫌疑。


      　　（3）打听儿童，辨明是否真正村民，或是某人亲戚。可疑人物如称某人为熟人时，可将可疑者和起熟人分开，个别询问双方家属的情况，进行对证。



      　　（4）党员往往在言行中故意表现得特别亲日或有恐怖态度。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94898b0100e9la.html



1941年1月日军在冀东潘家峪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大惨案，共烧杀无辜村民1230人，图为惨案现场一角




八路军伏击部队




抗日民兵

八路军对日军大屠杀元凶的一场复仇之战

在影视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向阳用复仇的子弹击毙日酋松井。然而，鉴于当时中日双方战力的差别，今天的我们不免会怀疑，在当时真的存在这样痛快淋漓的复仇之战么？

答案是肯定的，很多早期影视作品中的战斗，都有真实的来历。

比如，在某部电影中曾经出现的日军对村民进行“机枪点名”时，八路军部队突然从天而降，将日军击退，将村民救出。这样一段类似传奇的情节，其实也确实发生过，这段真实的战斗，就发生在山西晋城，而这支八路军部队，则是八路军三五八旅的一个团。假如今天去查晋城县的县志，还可以看到这次战斗的记载。只不过这次战斗因为八路军以救人为主，并没有象电影中那样给日军极大的杀伤罢了。

发生在一九四三年的“榛子镇之战”，也是一次这样的复仇之战。

“榛子镇之战”，发生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农历七月），是八路军冀东军分区第二次恢复基本区作战中的战斗之一，从规模上来看，它属于一场不大的战斗，因此，在中日双方的记载中，都并不是很受到重视。但假如审视它的意义，这又是一场非常值得纪念的战斗。

因为，这一战，是八路军为“潘家峪惨案”中死难同胞的报仇之战。

经过对照中日资料，这次复仇之战的前后，似可大白于天下。


潘家峪惨案，是抗战时期华北遭到日军“三光作战”制造的典型惨案之一。中国方面的记载称“潘家峪惨案：1941年1月25日（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日军调集了迁安、滦县、卢龙、遵化、丰润等五县的敌伪军，天明后不久，就包围了潘家峪。全村一千多的村民，也被鞭打着，人们驱赶着，赶进那所大院里，关上了大门，机关枪密集的人群扫射起来，人整排整排地都倒下去了。全村被敌寇惨杀者1035人（其中儿童妇女有658名），负重伤者84人，活着和下落不明者只剩三百零三人。全家惨死者三十余家。烧毁房屋一千一百间。”

根据日方记载，实施这次屠杀的日军部队，是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支那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第一机关枪中队，及丰润县伪军警备队，指挥官佐佐木中尉。

对这次惨案，即便于南京大屠杀多所推诿的日本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原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参谋田辺曾就此提供证言，承认中方的记载。然而，近年来，日方却颇有些舆论对此进行“翻案”参加过屠杀行动的原日军士兵片川三蔵和筒中要之助在日本发表言论，以所谓“亲历”对潘家峪惨案的过程作出辩解，并称田辺的证言是谎话。然而，即便是他们的辩解，也无法掩饰这次屠杀的残忍，甚至使若干真相更加清晰。

根据这两名日本士兵的证言，日军对潘家峪村的袭击是“有预谋的”，然而，片山强调，这次屠杀“可能是佐佐木中队长单独决断的”，言外之意这是某个日军中级军官自行决定的行为。而对于屠杀的理由，则归结为潘家峪属于“敌对部落”，村民经常给八路军提供后勤，情报等支援，进行屠杀是“不杀人就会被杀，这就是战争”。而筒中在他的证言中则强调田辺的两点说法不符合事实。一个是日军的屠杀并非机枪中队人人参与。“机枪手为了避免遭到袭击，在村口的高大建筑物上警戒。（屠杀）是用步枪干的。”；另一个是“村子比较小，搜出的村民只有大约三百人，没有一千人以上那样多”。

即便如此狡辩，片山也不得不承认“当看到那种场面（向村民射击）的时候，心中是‘军队怎么做这样的混账事啊？！’的惊讶”，而且，提到当时村中的干部约二十人并不是被集体屠杀的，而是时候拉到附近的河滩上枪杀。

日本右翼就用他们的证言试图为“潘家峪大屠杀”翻案 -- 这就是他们的逻辑，仿佛用步枪就可以否定屠杀，杀害了三百人而不是一千人就不算屠杀似的（田辺的证言则说当时殉难者超过一千，因为当时临近春节，很多村民从逃难中回到村中准备过年）。

等待公正，恐怕永远都要等待，如果真的想要公正，莫如用自己的手拿回来。

榛子镇之战（这是日方的说法，中方称为“干河草村战斗”或“王店子村战斗”，因为这次战斗发生在这两个村子之间），打的正是日军这个在潘家峪进行大屠杀的“支那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第一机关枪中队”！

当时，为了恢复此前被日军侵夺的冀东根据地基本区，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率八路军第十二团主力和地方区队，由滦河以东地区进抵丰滦迁地区，寻歼日伪当地驻军，力图夺回根据地。

李运昌，面貌温和，气质娴雅，黄埔军校的高材生，很难想象这位儒将在战场上却是个天杀星。当年，著名的游击英雄节振国刚到李运昌手下任职，为其儒将外表所惑，还曾经闹过一个笑话。当时节振国所部擒获汉奸十余名，按照审问结果当杀，但节担心自己刚当八路，不懂政策而过分严厉，于是千辛万苦一百多里把这些汉奸送到李运昌的司令部请求指示。

令他大开眼界的是吃着饭的李运昌认真看完报告，把嘴一抹，很兵痞地喝道：“统统拉出去砍了！”

就当街砍了，血流满地。

反而是老粗节振国吓了一跳，回来说 – 要是我判，也不过是枪毙而已......

这一次，李运昌又开了荤，八月十六日，侦察人员汇报日军一百多名从沙河驿出发，试图扫荡滦河以西地区（日军方面记录当时还不知道八路军主力杀回来的事情，认为当面对手是“土共”）。李运昌当即命令第十二团团长曾克林担任前敌总指挥，率部在王，干两村间设伏，坚决吃掉这股日军。

这一战，八路军上下打得特别坚决凶狠。

原因是从番号上，十二团已经发现这支部队就是潘家峪大屠杀的日军元凶，而十二团，正是大屠杀后进入潘家峪的第一支部队，被屠杀的村民的尸体，就是十二团收敛的。参加战斗的序列里，就有一个全是潘家峪子弟组成的“复仇团”！

十八日，日军果然进入了李运昌部预设的伏击圈。以下是八路军方面关于此战的记载（作者为第十二团第二营营长）：

上午10点多，敌人的车队终于大摇大摆地开过来了。我断定这是开路的伪军，没命令打。

又一个营的伪军过去，后面是180多个鬼子兵押着140多辆运粮车，鬼子的后面又是伪军，大约有两个营。我指挥员屏住呼吸，紧紧盯着敌人的一举一动。等敌人的后队进入干河草村东，前队已进入王店子村中时，我命令6连向王店子出击，歼灭其先头部队；5连向干河草村东出击，攻打敌人的后队。6连迅速攻进王店子村内，与敌人展开巷战，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人仰马翻，乱成一团。伪军们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

敌人先头部队与我军交战后，日本鬼子队长佐佐木二郎指挥鬼子兵跳下汽车，占领了干河草村东公路两侧壕沟。敌人利用沟边的土坎展开火力，我5连出击牛农对受阻，被敌人密集火力压制在干河草村东的开阔地上。时值盛暑，骄阳似火，热浪灼人，子弟兵们在战斗中有的晕倒，有的受了伤，还有的牺牲了。附近各村群众冒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抢救我们的伤员和中暑晕倒的同志。有的群众一口气背了十多次伤员，战士的鲜血渗透了他们的衣裳；有的老乡冒着生命危险往阵地上送水、送小米绿豆汤，解救中暑的战士。

情况紧急，团长曾克林命令我二营全营发起冲击。特务连和“潘家峪复仇团”插到敌后，投出一颗颗手榴弹；一排长李学良绕到敌后重机枪的后面，一个箭步上去踢翻敌机枪射手，夺过那挺打得通红的重机枪。我营各连战士一跃而起，端着刺刀冲进敌群，一场短兵相接肉搏战开始了。

“潘家峪复仇团”的战士们，像一只只下山的猛虎，专门找鬼子官拼杀格斗。一个战士摔倒了，鬼子趁机扑过来，那个战士双腿猛地一蹬，鬼子摔了个四脚朝天。战士趁势跨上去，骑在鬼子身上，一手掐住他的脖子，一手握紧铁拳，像捣蒜似的一拳拳打下去。打一拳喊一声“血还血！命还命！”战士们带着满腔仇恨为死难亲人报仇雪恨，祭慰亲人们在天之灵。

战斗结束了，一百多个鬼子全部被消灭。谷子地里传出一阵欢呼声“杀人魔王佐佐木二郎完——蛋——啦——”这喊声震撼了大地，战士们闻声一齐拥向谷子地。佐佐木二郎仰面朝天躺着，他带队血洗潘家峪时获得的那枚六角银质勋章还戴在他罪恶的胸前。

复仇之战，果然酣畅。

根据日方在《晋察冀边区西边肃正作战》中的记载，八路军的战果有所夸大，此战，日军共计阵亡五十八人，伤百余人，第一机关枪中队被打垮，基本失去了战斗力，只得任由八路军在当地自由发展。

唯一遗憾的是，此战中被打死的日军代理中队长佐佐木高（日方记载中无佐佐木二郎其人）并不是执行潘家峪大屠杀的日酋，这个中队中，有两个叫做佐佐木的日军军官。真正的凶手名叫佐佐木信三郎，日军中尉，就在一个月前，被转调回国了，以后去了缅甸，还参加了英帕尔之战，日本战败后此人逃过了盟军的审判，回到故乡青森隐居，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十月才悄然死去。

这唯一的遗憾，大概也是此战最大的遗憾了。
http://cul.shangdu.com/photos/20090408-21999/index_5.shtml

iampuzzled

宋美龄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空军

一、宋美龄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

  1934年，国民政府组建中国空军，宋美龄出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参与了中国空军的建设，对其后的中国抗日战争起了极重要的作用，由此被称为“中国空军之母”。

  当时，中国空军究为什么能建立起来？有两个起因，一是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抢占中国大片领土，到处狂轰滥炸，中国军队极需空军支援；二是 1934年，宋美龄曾随蒋介石在巡视华北、西北十几个省，沿途所见，人烟荒野，交通闭塞，路烂地滑，曾几次险遭车毁人亡，只是从兰州到宁夏，才坐上了飞机，为此，他们深感改善交通之急迫，除发展汽车、火车外，更急需发展航空事业。同时，蒋介石也感到航空是国威军威的象征。

  但要创建空军部队谈何容易，没有懂得航空知识的专门人员，一切都得白手起家，好在宋美龄英语纯熟，懂得六国语言，又有留学美国十年的经历，熟知西方文化，加之她才思敏捷，善于外交辞令，眼界宽阔，参与国外交涉采购飞机等，都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条件。因此，经她主动提出，并正式由国民政府指定，宋美龄正式担任了航空委员会秘书长。

  早在1932年，孔祥熙到欧洲国家去考察时，时任意大利总理的墨索里尼向孔祥熙建议：“贵国建国，应从空军着手。空军发展起比较快，所需军费，较海军为少。且将来战争之胜负，取决于空军，日本为海军先进国家，贵国欲赶上日本，非仓促可办。空军在三五年内可见成效。”宋美龄心有所悟，十分赞同，但也明白墨索里尼的建议，其目的是想推销意大利的飞机。


抗战初期中国空军装备的美制“霍克”2型驱逐机

  宋美龄上任后，经陈诚推荐，由周至柔担任航委会主任。周自柔1922年保定军校毕业后，参加了1924年第一次东征，任教黄埔军校。此时，他是第三十三军的副军长，1934年任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的教育长，让他作为宋美龄的副手，宋很满意，还派他到国外去考察研究各国的空军训练和建议，他刻苦自学英语，他说：“若不能说英语，对方就对我低看三分。”在一年中不但圆满完成了考察任务，还练就了一口流利英语，颇得宋的赏识。

  航空委员会成立时，所注册的飞机共500架，实际能用于战斗的仅91架，原有的美制霍克飞机已陈旧不堪，新组装的意大利菲亚特飞机，质量极差，有的初次试飞就摔下来，被飞行员称为“空中活棺材”。宋美龄带着一行人常到各地去参观检查原有的机械设备，亲自测算经费钻研航空理论，分析各种飞机的性能构造。西安事变消息传来时，她正在上海召开航空委员会，何应钦等不顾蒋介石的安危，正在南京策划用飞机轰炸西安，由此令宋美龄想到飞机这航空事业绝不能把持在别人手里，加紧了航空事业的建设。

  二、筹措经费购买飞机器械聘请技师教官培训飞行员

  为了加紧建设扩充空军，宋美龄多方筹措资金，此时，正是她的大姐夫孔祥熙担任财政部长，大力为宋美龄多方筹源经费，借贷外债，增加税收。据资料统计，从 1937年到1944年，中国为购买汽车火车，购买工业用品、购买材料及机器、建筑铁路等等，多次向国外借款，其中就有专供宋美龄购买飞机用的是“中美飞机公司借款”1500万美元。

  筹措经费后，立即在杭州笕桥设立中央航空学校，在南昌设立飞机制造厂，在杭州、西安、洛阳、南昌、开封、武汉、长沙、成都、昆明等地增辟机场。同时，将航空班纳入空军军官学校，加紧购置作战飞机，着手建立航空工业，选派人员到意大利学习飞机制造，在全国各地建设军用机场、储备大批航弹、航油，训练大批空军地勤人员，这一系列一环扣一扣的工作，都在宋美龄的指令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从国外购进各国飞机等器械中，中国是美国武器和飞机的最大进口国。同时，中国派王叔铭、杨杰等人到苏联购买中型轰炸机、单双叶驱逐机及子弹、汽油、炸弹，随后由王叔铭等和苏联援华空军志愿军一道，将试飞合格的中型轰炸机和驱逐机各十余架，从莫斯科、阿拉木图，经过伊犁、哈密飞往兰州，这是中国购买苏联的第一批飞机。


抗战初期中国空军装备的苏制伊-16型战斗机

  与此同时，宋美龄还亲自写信，邀请美国的陈纳德来中国当空军顾问，信写得很具体：月薪1000美元，外有各种津贴，专用司机、轿车和译员，并有权驾驶中国空军的任何飞机。原在美国因病离军开职的陈纳德，喜出望外地立即答应，1937年的4月1日即由旧金山搭乘“加菲尔总统号”，以赴华“考察农业”之名，6 月初到达上海。在初次与宋美龄见面后，对宋颇有好感，称“她永远是我的公主”。后来回忆说：“这是委员长夫人，她比我想像的要年轻20岁，说英语时带有浓厚的美国南方音腔。这是一次我难以忘怀的会见。时至今日，我对她还十分佩服。”原来陈纳德只准备呆三个月，结果，一呆就是他后半生。

  蒋宋的顾问端纳（澳大利亚人）向陈介绍蒋氏夫妇时，说：“委员长是权欲熏心的，必要时，他会狠心的，可他是一个爱国志士。他愿为中国做任何事，特别是想打赢日本这场仗。你是军人，可以同他像军人地一样交谈。永远跟他说实话，你会干得很出色的。至于蒋夫人，尽管她是妇道人道，却像钢铁一样坚强，她像委员长一样，在政治上很有抱负，权欲极强，打赢战争对她来说是至高无上的事。你只跟委员长和夫人打交道，其他人都是听命于他们的。”

  陈纳德很听信端纳，一切均照宋美龄的意愿办理。他察看了南京、南昌和洛阳的空军设施，深感失望，南京机场是泥地，每逢下雨，飞机便无法起飞。孔祥熙访问意大利时，购买了一些练习机——有意大利式、美式的，轰炸机有苏式、美式和意式的，训练质量极差，在洛阳航校毕业生中，有的只会起飞和降落，别的就没有学过，意大利在南昌装配的战斗机在战斗中自身就起火，不具备战斗力，只能当运输机用。凡此种种，陈纳德虽很失望，但凭着他对宋美龄的钦佩，他尽其所能，为中国空军的建设出谋划策。经航空委员会批准，陈纳德便把中国空军集中起来，进行训练，同时，选派学员到美国去培训。在抗日战争期间，陈纳德所指挥的那支空军志愿队，叫“飞虎队”，在中国家喻户晓。

  宋美龄除聘请了陈纳德的美国航空队外，自己凭着深厚的英文水平，钻研外文书刊上的飞机制造、构件、性能等各种理论，她本来在青少年时期留学美国十年，学的是英国文学，对飞机制造、空军一窍不通，可是，她却有这份毅力，不懂就苦钻苦学，以便更好地发挥秘书长领导作用。

  除行政工作外，写宣传文章、评论时局、鼓舞斗志，也是宋美龄的专长。

  1937年3月12日，她在上海英文大美晚报《中国之航空》上发表了一篇《航空与统一》，着力强调发展航空事业的重要性，并介绍了中国航委会成立以来所做的工作概况及其展望，认为“一切促进中国统一的新发展，或许要推飞机的功绩最伟大。飞机清除距离的能力和促进边省与各省间，或边省与中央间的密接而消除误会猜疑，恰好成为正比例。中国不久以前，既没有飞机场，又没有飞机，如今于航空总场以外，凡是全国各城市，虽短距离间，也都筑有临时机场，必要时可随时降落，以策飞行的安全，日后并将随时增辟，原有机场必将改良扩大……将来各大城市必定建精良的机场和航空交通设施，到那时，中国在航空发达的诸国之间，也将获得相当地位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名义上保持“中立”，实际上是帮助日本侵略，如不准中国以现金向美国购买飞机运送出，却供给日本汽油、机器零件等等，宋美龄非常气愤，于10月12日发表《中国固守立场》予以斥责，指出“日本已在上海使用飞机，疯狂地轰炸中国”，造成中国人民的巨大灾难后，美国政府竟然还“禁止船舶运输军火来华，并且拒绝颁发美籍教练员赴华的护照”，是阻挠我们寻觅自卫的途径，并且间接地帮助敌人，完成他们打击我国至屈膝的威胁。这种意欲保持中立的举动，实则不过是助纣为虐，还有什么疑义呢？

  文章义正辞严地揭露了美国政府的“中立”动机与实质，说出了蒋介石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同时也促使国人对航空事业的重视，并争得了正义之国对中国空军建设的援助与积极支持。

  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空军

  宋美龄亲自领导组建的中国航空委员会和中国空军部，在抗日战争中，屡立战功。1937年“七七”事变后，8月初，航空委员会正式成立空军作战前敌总指挥部，宋美龄的副手周至柔任总指挥，8月4日，即淞沪抗战前夕，就下达战斗动员令，做出周密部署：

  第一大队留驻南昌，负责空运支援任务；
  第二大队进驻绥阳，警戒中原，相机对上海作战；
  第三大陆进驻句容，警卫首都南京的领空；
  第四大队进驻河南周家口，监视中原日军动态，准备作战；
  第五大队进驻江都，负责监视津浦路和上海方面的日军动态；
  第九大队进驻信阳，相机进驻蚌埠，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当时，中国空军总共有飞机600架，上述的第三、四、五队属驱逐机大队，能作战的仅近一半。而日军有飞机3000架，仅用于上海战场就有400余架，且在上海建有飞机场，起飞距离前线不超过5英里，可以从容往返、补充燃料和弹药，日空军牢牢地掌握着制空权。

  尽管中、日空军力量差异悬殊，但在宋美龄等人的敦促、鼓动下，可敬的空军将士们，毫不畏缩地勇敢参战，给敌人以严重打击。

  1937年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14日，中国飞机27架，在大雨滂沱中，紧急从周家口飞往笕桥，分途拦截敌机，经极力奋战，击落敌机3架，首获光荣战绩，消息传遍全国，许多城市大放鞭炮，庆祝胜利。周自柔还亲自带外国记者去察看日机残骸。

  宋美龄对初战胜利，特别兴奋，除鼓励中国官兵们再接再厉发扬英勇战斗的精神外，她还建议把“八•一四”定为中国空军节，一直到若干年后，她还口口声声称：“我的空军”。

  8月15日，敌机60余架分别轰炸南京、杭州、嘉兴、曹娥等机场。中国第九大队在曹娥上空击落敌机4架，第四大队在杭州上空击落敌机16架，协助第三、五大队在南京上空击落敌机14架。16日，第四、五、三各大队分别于杭州、句容、嘉兴、南京、扬州上空截击，共击落敌机8架，伤数架。17日，我国空军又主动出击，轰炸在上海的敌军司令部及虹桥阵地，再击落敌机两架。19日，我空军袭击敌人在白龙港的航空母舰，结果炸沉日军巡洋舰一艘。日本“龙骧”号航空母舰排水量1．3万吨，能搭载战斗机、攻击机和轰炸机共48架，是侵华日军第三舰队的主力舰之一，时在浙江舟山群岛一带游弋。

  11月11日清晨，中国空军三架美制“诺斯罗普”式轰炸机偷袭日本“龙骧”号航母，几乎枚枚炸弹都命中目标，停在日航空母舰上的数十架飞机，倾刻淹没成一片大海中，中国机长徐卓元见轰炸目标基本达到，即下令返航。

  对于这些战绩，作为航委会秘书长的宋美龄予以嘉奖，在各种场合都抓住机会表扬：“我的空军是好样的，是不可战胜的，是good的。”

  1937年11月20日，日军攻占南京后，又把武汉列为攻击重点。中国空军毫不示弱，在武汉上空，中国空军与日军又进行了多次交锋，为1938年2月18日武汉第一次空战，击落敌机12架；5月29日第二次空战，击落敌机21架；5月31日第三次击落敌机14架。史称“三次武汉空战大捷”。

  1938年春，宋美龄筹措了经费，同时又利用苏联贷给的5000万美元，购进了一批飞机，在南昌空战、粤北空战、归德空战、广州空战、南海之战中，都得到苏联援华空军的协作，加上1937年9月21日的太原空战之战果，共击落敌机115架，并俘日空军“驱逐之王”三轮宽少佐。保卫武汉战，共炸伤敌舰67 艘，击沉23艘。

  5月19日，中国空军第14队队长徐焕升和佟彦博等共8人驾两架机飞往日本长崎去撒传单。行前宋美龄亲自接见了他们。飞机自5月19日15时23分由汉口起飞，到宁波加油，于23时48分再起飞，5月20日2时45分，飞临日本九州长崎上空，撒下传单一万多张。传单内容写的是：“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唇龄相依，应该互相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全世界的自由和平。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取军阀放弃进一步侵华迷梦，迅速撤回日本本土。”后又到福冈、久来米、佐贺等地，进行宣传，撒下《告日本国民书》和《告日本外交协会书》14万份。20日11时13分胜利返航。

  飞机归回武昌时，新调任的钱大钧以总指挥的身份，穿戴一新，笑眯眯地去机场迎接，并由女儿送了鲜花。

  第二天，中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重要位置报道了这次对日本的空袭，一致认为虽然撒的是纸片，但其威力比炸弹重得多，它重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作为中国空军创建者的宋美龄借一位诗人的话说：“这是花朵，这也是炸弹。它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不可侮！中国的抗战是一定要胜利的！” 国外新闻媒体对此纷纷报道，称此举“胜于炸弹”，徐焕升和佟彦博这两位飞行员，从此也被誉为“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1939年，宋美龄的副手周至柔由空军军官学校的教育长调复任航空委员会主任，学校迁至昆明。经整训，作战部队编成七个大队，共有飞机215架，另有四个苏联志愿大队。

  11月4日，敌机27架空袭成都，轮番轰炸，我空军驱逐机队与地面高射炮队密切配合，协力对空作战，把敌称为“轰炸之王”的田大佐驾座，击落在成都前面的简阳县与仁寿县之间。

  在1941年6月，宋美龄向美国购到P—40驱逐机100架，适美国陈纳德筹组的“美国志愿队”陆续来华助战。当年12月20日，连炸一年未遭抵抗的日机在空袭昆明时，突遇一批机首漆着鲨鱼牙龄的美国P—40S战斗机，遭受重创，鼠窜回河内基地，中国人民所称的“飞虎队”，开始在中国战区建功。日机在河内基地，并不甘心。1941年冬，日军又聚集各型飞机450余架，企图南北夹击吞并整个中国，势态十分严重。

  1942年1月24日，中国空军在“飞虎队”的配合下，远征日军占领下的越南，轰炸日军在河内、嘉林的机场，狠狠地炸毁了敌机几十架。后据报载：“我空军轰炸大队猛炸敌军日标，投弹二十余吨，敌损失奇重。”

  在这年的5月间鄂西会战中，中国空军分别轰炸敌人占据的汉口、宜昌、沙市等机场，击落敌机41架，伤敌舰23艘。随后，中美空军混合团加强配合，有效地协助陆军进行常德、豫西、长衡、桂柳等会战，共击落敌机216架，伤46架，击毁地面机149架，并炸毁敌军车400余辆，大小舰船600余艘，充分显示了中国空军的威力。

  1942年12月28日，宋美龄在昆明宴请陈纳德和飞虎队员，宋美龄讲了一段很感人的话：“在中国国运最严重的关头，你们带着希望和信仰飞越了太平洋来到中国。因为这个缘故，不仅我国空军，而且我们全国都展开了双臂来欢迎各位。”宋美龄又以诗一般语句赞道：“当你们高翔天空时，你们无异是用火焰在空中写出一些永恒的真理，给全世界都看到……”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1946年，宋美龄不再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职务。历史进入了另一篇章。

http://www.plaaf.net/html/18/n-2518.html

iampuzzled

侵华日军镜头里的中日空中对决

在日本保存的二战史料中，颇有一些中国战场的记录照片。这之中，中日两军在空中的战斗，无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特别是被称作“飞将军”的中国空军，当时怎样和日军进行空中战斗，则日方的照片，绝对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 – 被我方击中，击伤的日军飞机，只有在日方的照片中，才能找到它们的影子。从这些日军大多作为记录其武功和顽强精神的照片中，我们依稀可以领略那场战争期间中国空军的英勇战绩。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空军奋起抵抗，曾对敌军构成重大威胁。


八月十四日出现在虹口上空的中国霍克式战斗轰炸机，日军记者摄于上海战线上


地面日军对中国空军的轰炸机开火射击

但由于众寡悬殊，中国空军在给敌军重大杀伤的同时，自己也损失惨重。这是一张珍贵的照片 – 8月17日，中国飞行员阎海文使用过的降落伞。


这一天，阎海文为第五大队飞行员，17日，第五大队奉命派6架飞机支援陆军八十八师轰炸虹口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阎海文完成任务后，其座机亦被敌高射炮击中，跳伞误入敌阵地，为敌包围。被围后，他拒不投降，拔手枪连毙多名敌人，高呼“中国无被俘空军”，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戕殉国。时年21岁。日军为借其宁死不辱的节操鼓励士气，为其建立墓碑，上书“支那空军勇士之墓”。1937年9月11日，日本《每日新闻》刊载其壮烈成仁的事迹，并在东京新宿区举办 “中国空军勇士之友阎海文展览会”，展出其生前用过的飞行服、降落伞和手枪等遗物。

逐渐夺取了制空权的日军出动战机，猛烈轰炸攻击中国军队的阵地和设施，因为其技术优势，给中国方面造成重大损失。


这是日军轰炸西宁的中国军队阵地 -- 西宁在如此内地尚且难逃，其他战线可想而知。


中国方面的抵抗也不是吃素的，这是南昌空战中负伤逃回的日军铿村机

在中日双方的激战中，双方都涌现出了不少功勋飞行员，或者功勋战机，比如这张照片上就是号称击落了十三架中国飞机，被称作日军“军神”的南乡茂章。


南乡和他96战斗机座机上被中国飞行员击中的弹痕，这一次他很幸运

南乡茂章是日本海军航空兵的宠儿，号称“四大天王”之首，1938年7月18日，南乡茂章率机轰炸南昌，在鄱阳湖上空与中国空军展开空战被击落身亡。双方的记录都表明南乡是与一架中国战斗机对头相撞坠落的，但谁为主动各说不一。我在北京机场的时候，两航起义的老飞行员讲，这种情况，多半不是谁撞谁，而是对头攻击时比意志，当时飞机空战多为追尾，若迎头射击，双方都会以最大毅力保持撞击之势，因为谁胆小，谁就会先拉起来，把自己的肚皮亮给对方，那么，如果双方同样勇敢呢？那就只能是同归于尽。

南乡的死对日本海军打击很大，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曾亲往至祭，并在南乡的葬礼上抚棺大哭，时人称为失态。


南乡茂章被击落后，骨灰被送回日本的情景

这架飞机的样子十分古怪，却是日本的功勋飞机，放在“海军馆”中长期展出的。


原来，这架飞机是日本海军航空队大串均三驾驶的一架96中型轰炸机，在1937年8月14日空袭杭州中国空军笕桥机场时，遭到中国空军的痛击，中弹七十余处，左侧发动机起火爆炸。在这种情况下，大串依然勉强将重伤的飞机开回台湾，在野外迫降。大串均三因此成为日本海军的英雄。




这张照片，可以看出该机后机身，插了很多利箭一样的探伤棒（用于查清中弹的深度或贯通程度，以便修理的箭形器材）。

经过和中国空军的战绩核对，这架日机能够返航，的确可称奇迹，因为它碰上的对手实在可怕 – 正是中国空军的“天神”高志航！空袭警报的时候，高志航正在机场，手无寸铁（他是乘客机先到杭州的），正在焦急间，第四大队的飞机恰好穿云落地。场站指挥连忙命令他们马上起飞迎战，这时高志航的座机VI号霍克3战斗机也落地，高迅速抢上去登机起飞，当即与谭文一起击落一架日军轰炸机，随后单机追击大串机，将其打成重创。


空战中一架日机上被中国空军打碎的伸缩式自卫机枪塔

八一四空战，中国空军因为大捷定为空军节，此后，这次战斗到底击落了几架敌机，一直是争论的事情，我一直没有找到日军对于八一四一战的确切纪录，但是在日本发现的记录中显示，八一四以后，相当一段时间，日军海军航空兵的轰炸机被中国空军打得损失惨重，这是个不争的史实。其主因，高大座等中国空军英勇善战，只能算四分之一。另外三个原因是 – 第一，中国陆军顽强抵抗，使日军相当一段时间无法在上海陆上建立飞机场，只能依靠从台湾飞来轰炸机进行“越洋爆击”，中国空军以逸待劳，自然占些便宜；第二，当时正是夏季台风季节，东海气候多变，很多日军受伤飞机葬身大海，没有大串机的幸运；第三，日军在1932年淞沪事变中吃了中国空军的苦头，错误地提出了“战斗机无用论”的看法，单纯依靠轰炸机自身武装对抗中国的战斗机，导致轰炸机部队伤亡惨重。


八一五空战中被击伤的一架日机，可以看到其弹痕累累的尾部

938年4月10日，在归德空战中，日本陆军大尉飞行员福山米助的飞机被中国空军重伤，自己也受了致命伤，依然顽强将飞机迫降成功后身死，被日军称为“壮绝鬼神”的英雄


从刺猬一样的探伤棒看，福山也是碰上了一个类似高大座的人物


连日本天皇也来参观这架飞机并对福山表示吊唁

中国空军也颇有损失


在缅甸被击落的中国战斗机

军史学家分析，如果不是高志航等中国飞行员使用的战斗机上只有枪而没有炮，被击落的日机数量至少要翻一番。

大串遭遇了高大座，也算遇到一次名人。由于中国的王牌飞行员都是在敌众我寡的战场环境中生存下来，个个身手不凡，日军对他们如数家珍。

日本记者拍摄的空战照片，有时宛如连环画，其中一个典型的战例就是兰州空战。

这几张照片，都是1939年2月23日日军空袭兰州之战中，随军上天的日本记者拍摄的，幸运的是，他。。。活着落地了，这才给我们保留下了这些珍贵的照片。


第一张，日军大队轰炸机耀武扬威，直扑兰州，真有遮天蔽日之感，那谁，给配个嚣张点儿的背景音乐吧。


来袭的日军重型轰炸机编队遮天蔽日

第二张，接近目标，方头的日军意大利造イ式重爆外观十分明显

注意说明，远处右侧两架看来最威猛的，就是井关大尉的“ウ”号机和牧野大尉的“イ”号机


第三张，不好，中国战斗机来了！

在这张照片里，左侧日军宫岛，井关，牧野三机前方，可以看到一架小小的中国战斗机


第四张，战斗打响了

在日军整齐的编队下方，可以看到中国空军伊-15战斗机正在急速接近。日军记者的标注说明，这架飞机正在向日机猛烈开火，而且紧接着井关机和牧野机就中弹起火，被打得倒栽了下去。

后面。。。后面记者的飞机也遭到攻击，就顾不得摄影了，直到落地，才拍下后面的照片


第五张，败退中的日军轰炸机队，可以看到一架中国空军的战斗机还在日军记者所乘的轰炸机背后死死追赶。


第六张，记者搭乘的负伤后生还的“イ式重爆”轰炸机这架幸运的日军轰炸机竟然被打了一百多个窟窿。。。

被打怕了的日本陆军航空兵被迫提前中止对兰州的轰炸，估计，也是想给自己留点儿种子。

在众寡悬殊，武器相差甚大的情况下，中国空军在抗日战争中的果敢，即便在敌人的照片中，也反映得令人动容。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 ... 2663_990140_7.shtml

henry2000888

【往事】打入汪伪政权的抗日特工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集团举行了所谓“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宣誓就职仪式。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傀儡政权就此粉墨登场。中国人民在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同时，也同汪伪政权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其中，有一批仁人志士为了民族大义，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节，打入汪伪政权内部，立下了不为外人所知的奇功。

　　神秘的袁殊

　　1939年夏，潜伏于上海租界从事抗日活动的国民党军统局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叛变投向汪伪集团。被王天木出卖的军统局潜伏特工中，有一位叫袁殊的少将级独立情报员，被汪伪特工总部关进了死牢。

　　消息传出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立即出面把袁殊保释出来。原来，袁殊在抗战以前就加入了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就是袁殊的上司。

　　然而，无论是汪伪还是日本特务，都没想到，袁殊的真正身份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情报员。

　　袁殊本是上海著名的左翼文人，他创办的《文艺新闻》杂志，是左联刊物中寿命最长的一个。后来他被发展为特别党员，并成为中共中央特科成员，从事秘密情报工作。袁殊先后打入国民党中统特务和日本特务组织，还加入了上海滩的青红帮。其间，他曾有过失足（1954年军委审干时结论为“严重政治错误”），但在中共情报机关负责人潘汉年的正确引导下，他仍然成为中共地下情报战线上的忠实干才。

　　岩井英一把袁殊保释出狱后，叫他组织一个机构，加入到汪伪政权中去。袁殊征得潘汉年同意后，很快便组织起了兴亚建国同盟总部，总部里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中共地下党员。日本外务省每月拨给的津贴，相当部分变成了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经费。

　　袁殊以兴建总部负责人的身份，打入汪伪政权，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取得了列席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资格。自然，这个会议的情报，很快就送到了潘汉年手中。

　　1941年，汪伪决定对沦陷区实行“清乡”，袁殊被委任为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日本军事顾问团和汪伪清乡委员会制定的绝密文件，都要经袁殊翻译、校订中日两种文本，处于清乡范围内的新四军因而能在清乡开始之前，及时跳出包围圈。

　　女杰关露



　　在打入汪伪政权内部的抗日志士中，还有一位令人敬仰的女作家关露，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情报员。

　　关露，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是当时文坛上颇有名气的女诗人。

　　当年由赵丹、白杨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主题歌《春天里》就是关露写的歌词。她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上海沦陷后，奉组织之命留守孤岛。

　　1939年秋，关露接受了一个十分特殊的任务：作中共情报机关与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头目李士群之间的联络人。

　　李士群曾是中共党员，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务，后又投靠日本人，成为汪伪特工总部头目。反复无常的李士群，一面偷偷与国民党军统局拉上关系，另一方面又和中共方面联系，希望中共方面派曾经营救过他、有恩于他的中共党员胡绣凤同他联络。因胡绣凤当时远在大后方、另有任务不能离开，中共情报机关改派胡绣凤的姐姐关露和李士群联络。

　　接受任务后，关露立即与左倾文化界的朋友断绝来往，承受着“汉奸”的骂名，成为李士群的座上客。她利用和李士群夫妇的频繁接触，拿到了不少情报。

　　“xxx”唐生明


　　1940年10月1日，南京和上海的汪伪报纸同时刊登了一条消息：《唐生明将军来京参加和平运动，即将被任军事委员要席》。接着，陪都重庆的《中央日报》等各大报纸，都在第一版醒目位置登出了唐生明的大哥唐生智的启事：四弟生明，平日生活行为常多失检，虽告诫谆谆，而听之藐藐。不意近日突然离湘，潜赴南京，昨据敌人广播，已任伪组织军事委员会委员，殊深痛恨。除呈请政府免官严缉外，特此登报声明，从此脱离兄弟关系。

　　唐生智是北伐革命时期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将领，抗日战争初期曾指挥南京保卫战。他的胞弟公开投向汪伪集团的消息传出后，舆论为之大哗。一般人哪里知道，唐生明的投奔汪伪，是蒋介石亲自安排的一个重要行动。

　　唐生明以不愿在大后方过艰苦生活为借口，凭借与汪伪集团首脑人物的私交，打入汪伪政权，成为蒋介石了解日本和汪伪集团情报的高级特工。唐生明先后任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清乡委员会军务处处长兼苏州办事处处长、江苏省保安副司令兼保安处处长等职。他通过军统局秘密电台，把日伪方面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重庆。同时尽可能地保释了一些被捕的地下抗日工作者和作战中被俘的抗日军人。

　　1944年某日，唐生明与日本人一起吃饭时，无意中得知日本海军正在整编新舰队，准备对美国海军舰队进行突袭。这个情报经他报送军统局后，由中美合作所转报美国方面，使美国海军向日本海军实施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编辑：张颖）

http://www.southcn.com/weekend/culture/200312040039.htm

身兼五职 中共情报史上绝无仅有的五重间谍


袁殊

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1929年到日本留学，回国后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创办《文艺新闻》。他有多重身份--军统、中统、青洪帮、日伪，然而他的秘密身份却是货真价实的中共特科。他巧妙开拓情报来源……





一人身兼五重身份



　　1931年10月，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立即转入特科的工作。1932年春，通过表兄贾伯涛的关系，袁殊见到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打入了中统内部。后来他由吴醒亚介绍，成为新声通讯社的记者，从而可以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并在期间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

当时，中日正在谈判，谈的是货币兑换率与关税问题，这自然成了新闻界的抢手货。由于袁殊有岩井渠道，消息又快又准，这位“涉外”记者立即成了红人，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过了一段时间，岩井便开始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际费”，这样，他又成了日方的情报人员。自然，这是得到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批准--成为了三重间谍。不久，岩井又安排袁殊到日本。

回国后，袁殊为了加强自身的保护色，开拓情报来源，于1937年4月加入了青洪帮。1937年6月，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从此，直到1946年去解放区，在潘汉年的导演下，袁殊成功地演出了一场场出色的情报战。

当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一时找不到熟悉日本问题、又有相当的日本关系的人，杜月笙提醒他，有一个叫袁殊的日本留学生与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戴笠听了很高兴，于是亲自登门拜访。袁殊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去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沉吟了一会，说：“这是件好事，机会难得，你千万不可错失良机，答应戴笠的一切要求。”

戴笠给袁殊安排了两项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坚持留在上海，不管时局有怎样的变化。就这样，袁殊又多了一个身份：军统，加上中统、青红帮、日伪，以及货真价实的中共秘密身份，则是五重身份了。这在中国情报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最多面的间谍了。



他获取了日军南进情报 为前苏军兵力部署提供有力支持



　　从此，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自然，他首先向潘汉年汇报，然后，有选择地向军统汇报--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有共同的民族利益。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袁殊置生死于度外，化装成日本学生，越过战线，深入到了日军阵地侦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使我方避免了很大损失。

　　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奉命(潘汉年之命，表面则是戴笠之命)留了下来。他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和汉奸，并得到了军统局的奖励。其中最为成功的是行动小组炸毁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给袁殊记了大功。

1937年上海沦陷后，岩井英一又回到了上海，并成立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特别调查组”，袁殊自然也成为其中一员。当然，这件事不仅潘汉年知道，军统也是知道的。后来根据潘汉年指令，事实上，是中央的具体部署并研究批准，袁殊向岩井提出成立“兴亚建国运动”的本部。“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于1939年11月在岩井公馆成立。

潘汉年借岩井之名，建立了这么一个机构，除了掩护一个电台外，更重要的则是出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考虑。当时在日伪与顽固派的夹攻下，隐蔽战线工作的任务更为艰巨，必须以更灵活的方式深入敌人内部。有袁殊进入日本人活动的圈子中，对获取情报也就更加有利。而且延安由于远离情报中心上海，正急待掌握日本大本营动向及日、汪、蒋3方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的微妙关系与变化。于是袁殊利用这个机构将大量情报发往延安。

　　1942年初，由日本外务省安排，袁殊作为“兴建运动”的代表，应邀到日本访问。日本外务省头子野春吉三郎是组织这一访问的主角。吉三郎向袁透露，当前日本的国策是准备诱降蒋介石，建立一个以日本国为主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已确定了南进的战略部署。这一消息让袁殊为之一震。袁殊汇集和分析各方面的情报，认定南进已是日军确定不移的战略决策了。潘汉年立即将此情报报告延安。

在欧战全面爆发之后，前苏联始终担心腹背受敌。在有了确定日军南进的情报后，前苏联这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人的兵力到西线。



到解放区一年后 敌人才发觉他的真实身份



　　自1937年到抗战胜利，袁殊从来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无疑是与他的智谋与出色的活动分不开的。后来，袁殊又担任了一系列伪职，如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等。他的情报工作日益老辣。

　　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伪教育厅长等职，仅留下一个上海市参议的名分。抗日战争胜利后，袁殊被任命为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5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3站站长，被授予中将军衔。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区，不由得勃然大怒，于是，“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军统对袁殊下了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家。“双十”协定签订后，袁殊随军北撤。

　　时任华东组织部部长的曾山同志亲自找袁殊谈话，考虑到各种关系，让袁殊暂时改名，跟他姓曾。从此，“曾达斋”的名字一直用了几十年。后来，他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定为旅级。1949年，袁殊到了北京，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1987年11月26日，袁殊逝世，享年76岁。
http://cq.xinhuanet.com/news/2009-07/16/content_17118125.htm


谍海奇女关露与张爱玲齐名 平反后自杀



（ 丁言昭与晚年关露的合影）。




关露很快利用恩人姐姐的身份，打入76号魔窟。30多岁的关露看起来很显年轻，个子很高，很善于与人周旋。李士群夫妇对关露很有好感，每月都送她200元钱，把她完全当成自己人。关露将李士群的想法汇报给接头人潘汉年，终于将李士群成功策反。



在三十年代的旧上海，关露与张爱玲、丁玲齐名，是三大才女之一。她不仅诗写得好，小说散文也不错。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曲就是关露写的：“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被传唱一时。

关露的才华有目共瞩。如果她像张爱玲那样，不参与政治，只埋头写作，也许她会留下很多感人的篇章，然而，这只能是也许。

打入魔窟

1939年11月的一个夜晚，关露正在为长篇小说《新旧时代》做最后的修改。她忽然接到任务，要打入上海汪伪特工总部——臭名昭著的76号，接近并策反当时的特务头子李士群。

这个任务本来是给关露的妹妹胡绣枫的，当年胡绣枫帮助过落难的李士群的夫人，有着这层关系，去策反李士群应该比较容易，无奈胡绣枫忙于重庆的工作，便把姐姐关露介绍给了组织。

关露很快利用恩人姐姐的身份，打入76号魔窟。30多岁的关露看起来很显年轻，个子很高，很善于与人周旋。她每月都去拜访李士群夫妇一两趟，李士群夫妇对关露很有好感，每月都送她200元钱，李士群还让关露陪他的妻子去逛街，把她完全当成自己人。

关露来到李士群身边之后，很快将李士群的一些真实想法摸透，原来沦陷区的大汉奸尽管对百姓生杀予夺，却很惴惴不安于自己的前途。关露将李士群的想法汇报给接头人潘汉年，终于将李士群成功策反。

忍辱负重

由于以上工作，关露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在上海滩开始传播，文艺界的人说到关露都充满鄙视，各种相关的活动也不再接受她加入。关露很痛苦，却无法去辩，她牢牢记着曾经与潘汉年说过的话，如果被别人说成汉奸，绝不辩护。但她总以为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很快就会澄清自己。

在完成了李士群的策反任务后，关露给组织写了一封信，请求去延安。哪知得到的回复却是，不宜回来。上海方面希望关露继续留下提供有用的情报。

关露得到消息后，哭了一晚上。想到现在连好友也不信任她，也唾弃她，热爱的写作也无法进行，恋人也不得相见，异常难过。只是哭过之后，她还是强打起精神，继续完成组织派给她的任务。

新的任务是让她去日本人办的《女声》杂志做编辑。《女声》是一本综合性月刊，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关露去《女声》的目的是接近佐藤，再通过她接近日本左派人士，找到日共党员，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

关露在《女声》负责小说、剧评和杂谈。为了不让汉奸言论出现，同时又保护自己的身份，关露只能尽量编些无聊的风花雪月文章，将大量版面占去。这种不动脑筋的工作，对关露来说，真是痛苦。

在《女声》工作工资微薄，甚至生活都成问题。关露日子过得节俭，早餐几乎省去，肉蛋之类的根本吃不上，常年处于半饥饿状态。到了冬天，租的房子冷得像冰窖，关露买不起木炭，想去卖血。可是医生说她身体太弱了，会承受不了。血没有卖成，木炭也没有换来，关露守着寒冷的屋子过了一个冬天。

1943年8月，关露去参加“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这个会让关露很犹豫，因为等于要在世人面前再一次亮出自己汉奸文人的身份。但上级组织却发下话来，如果去日本一趟，会看到听到许多情况，这个机会不容错过。

于是关露就去了。这次大会，日方分给关露的讲话题目是《大东亚共荣》。关露把题目换成《中日妇女文化交流》，谈了些无关紧要的内容，诸如中日双方语言不通，大家交流起来比较困难，今后应该多学语言之类的话题，蒙混过去。

果然，关露参加完这次会议回上海后，就看到一篇登在《时事新报》上的文章：“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这时，关露的“汉奸生涯”达到了顶峰。

关露很快利用恩人姐姐的身份，打入76号魔窟。30多岁的关露看起来很显年轻，个子很高，很善于与人周旋。李士群夫妇对关露很有好感，每月都送她200元钱，把她完全当成自己人。关露将李士群的想法汇报给接头人潘汉年，终于将李士群成功策反。


终获平反

关露在敌营苦熬6年，终于等到日本投降的那天。关露回到苏北解放区，本想重新拾回满腔热情继续创作，却发现“关露”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种耻辱的象征，不再能发表任何文章，这就意味着在此之前关露在文学上的成就全部报废。

比这更让关露痛苦的是，她接到恋人王炳南的来信，竟是一封绝交信。当然，这并非王炳南本意。他本来准备迎娶关露的，但组织上经过反复研究，得出的结论却是：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王炳南只能无奈服从。

关露没想到，她期盼的爱情破灭了，这让她的精神世界一下塌了半边。她不清楚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忍辱负重的几年特工生涯换来的是如此结局？关露回到住处，伤心地大哭起来。而更让她讶异的是，她在整风运动中成为重点审查的对象。这一次次沉重的打击彻底将关露击垮了。之后，关露因潘汉年案的牵连，两度入狱。她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有时神志很恍惚。她在思维恍惚的时候，常常一个人呆坐在地上，不吃不喝。稍微清醒些，就要写那些没完没了的交待材料。

关露在病情严重的时候，被送进医院治疗，出院后又回到单人牢房继续被审查。8年的牢狱之苦，关露本来就不好的身体又受到一次摧残。

关露从监狱出来后，住在10平米的小屋里，以前爱干净的她，竟然把房子弄得乱七八糟，空气逼仄，气味难闻。

1980年5月的一天，关露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被送到医院，查出是脑血栓症。抢救过来之后，很多记忆都变得模糊起来，她也无法再写字，手连笔都拿不住了。

1982年，潘汉年得到平反，与之相关的关露也得到平反，首次得到澄清是由党派往上海做情报工作的。得到这个结果，关露终于松了口气。几天后，关露在家里吞食大量安眠药自杀。

关露死后，文化部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喧哗的人群与生前孤寂的她形成鲜明的对比。

(《扬子晚报》2.23叶细细文) (本文来源：新华报业网-扬子晚报 )
http://news.dayoo.com/china/200903/08/54500_5434216_2.htm


唐生明中将：世界上军衔最高的间谍





唐生明将军是国民党中将，也可能是世界上军衔最高的间谍。他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经历，就是他在抗战时期奉蒋介石之命到汪伪政权中充当卧底。他大智若愚，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策反了很多大汉奸，借日本人之手毒死了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获得了很多重要的情报。

  他在狼窝里进行的无硝烟的战斗比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的横刀立马、运筹帷幄的战斗更为艰巨，意义甚至更为重大。

  纵横捭阖的社交家

  唐生明将军，1906年生于湖南东安县，号季澧，乃唐生智将军四弟。1930年任第四集团军第八军副军长、代理军长。1931年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1935年任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谋。抗日战争初期,任长沙警备司令部副司令、代理司令。1938年春调离长沙,与常德、桃源警备司令酆悌对调。

  他英俊潇洒，精明干练，善于交际，在民国时期的各种政治势力中都有朋友。他先后做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学生，与陈赓友情甚笃。他与毛泽东自1920年就开始保持友谊。当时他在湖南一师附小念书，毛任该校主事，两人同床而眠一年有余，毛泽东秋收起义时缺乏弹药，他率一个连从汉口坐火车到浏阳文家市,送给起义部队"汉阳造"步枪三百多枝、子弹近万发。

  他毕业于黄埔军校，蒋介石是校长，对他颇为器重，蒋宋在上海结婚时，他曾送来丰厚贺礼。他与军统头子戴笠完全打成一片，不分彼此。他出手大方，担任常桃（常德和桃源）警备区司令的时候，曾经送给戴笠一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警卫连，戴笠一直想让他加入军统，助其一臂之力，他总是婉言谢绝。他与汪精卫很熟悉，他的大哥唐生智在汪精卫投敌之前，与汪一直是政治盟友，唐生明多次参加他俩策动的反蒋活动。

  戴笠甘当铺路石

  抗战初期，他先担任长沙警备代理司令，后于1938年初调任常桃警备司令兼湖南第二区保安司令。一干两年多，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时戴笠给他发来一份电报，说蒋介石要他去重庆，有重大任务。唐生明交接了手头的事务，便带着戴笠的情妇张素贞（唐生明夫人、电影明星徐来的秘书），赶赴桂林。蒋介石已经派了专机在机场等候。

  他刚到重庆，戴笠就驱车把他和张素贞接到曾家岩公馆。此次见面，戴笠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高兴。唐生明追问他，“校长”有什么任务，戴笠故意兜圈子，海阔天空地神侃。唐生明知道戴笠信中一定有鬼，连番追问。戴笠仍然守口如瓶，只是问他想不想过得好一点？

  就这么扯了两个晚上，戴笠才说到正题。他用极其慎重地对唐生明说:“有一个很特殊、很重要的任务，校长同我讲过多次，觉得只有你能胜任。我们在南京和上海的组织大部分被敌人破坏了，校长认为那里比任何地方都重要，一定要有人去。但是合适的人不容易找，校长想来想去，还是想到了你。这么伟大的领袖，日理万机，还想得到你，真不简单！”他一上来就给唐生明戴了一顶高帽子。

  唐生明表示事关重大，要考虑一下。戴笠一口答应。平时唐生明有什么事，拿不定主意，总是找唐生明商量。戴笠知道主战的唐生智绝对不会同意弟弟去当“汉奸”，就天天缠着唐生明谈。最后到了拍胸脯，用“良心”和交情作保证的份上，唐生明只得答应:“行！我去！但是有一个条件。我绝不加入军统，也不做你的手下。”戴笠喜出望外，完全接受这个条件。他说:“我们之间可以一直保持和过去一样的朋友关系。只要你肯去，我在上海和南京的两个区，你都可以指挥，但是不一定要你领导。我那边的人，你不必和他们往来，当然方便的时候，还请你照顾他们。我决不让他们找你的麻烦。”

  随后，他打了一个电话给蒋介石侍从室，要他们安排时间。不一会，侍从室的电话回了过来，蒋介石决定在第二天上午9点召见唐生明。此时已是唐生明到重庆的第四天下午，为了劝唐生明同意到汪伪卧底，戴笠花了接近5天时间。

  “亲密接触” 蒋介石

  第2天一早，戴笠就带着唐生明赶往上清寺蒋介石官邸。蒋介石让唐生明一个人进去，戴笠在侍从室等候。一见面，蒋介石开口就是三个字:“你很好！”顿时让唐生明受宠若惊。蒋介石又亲切地询问了唐生明这几天的情况，唐生明恭恭敬敬地一一作答。嘘寒问暖之后，蒋介石话锋一转:“我晓得你很能干，所以像让你去上海。这个任务关系重大，我想来想去，在我的学生当中，你最合适。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你要听我的话，现在正是你为国家出力的时候。”

  唐生明见“校长”已经明确地交代了任务，而且还表扬了自己，知道此事已无法避免，便假意推脱了一下:“校长，您过奖了。我怕自己做得不好，请您三思。”蒋介石知道这是客套话，便说:“季澧，你放心，孟潇（唐生智别号）那边我会打电话给他说的。至于老伯母那边嘛，我和夫人可以送一张照片，让她放心的。”

  了不得了！校长称学生的字，实在太屈尊了，委员长还要亲自送照片，这时无上荣誉。唐生明不便推辞，也不敢推辞了。

  临走时，蒋介石说:“这样很好！以后需要钱用，直接跟戴笠说，就行了。缺什么东西，也跟他讲。那边你认识的人多，只管放手去做。一切责任归我负，你要相信我，校长不会害自己的学生。”

  和蒋介石见面的第三天,蒋介石又邀请唐生明和戴笠到官邸赴家宴,吃饭的只有蒋介石、宋美龄和他们两个。在晚宴中，蒋介石一再表示关怀，问了许多唐生明与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等人的关系。他含蓄地说:“你过去可以跟他们讲清楚，只要他们做的事情对得起国家，将来都可以原谅的。”

吃完饭，蒋介石当面送给唐生明一万元活动经费，当时值黄金二十两左右。上次允诺送给他母亲的照片也当面交给了他，背后蒋介石亲自写上了“唐老伯母惠存”下署“蒋中正、蒋宋美龄”和年月日等。

  临到走的时候，蒋介石又很关切地叮嘱唐生明:“此去无比小心，切不可大意，一定要与戴笠随时保持联系，让我可以知道你的情况，也可以随时传达指示。”唐生明点点头，说:“谢谢校长关心，学生谨记校长教诲。”

  唐生明告辞时，蒋介石拉着他的手说:“你走的时候不必来见我了，胜利了再见吧！”

  经过蒋介石的“召见”、“垂询”、“训示”、请吃饭、宋照片、发特别费等一系列的过程后，唐生明正式受命。

　　正式受命上征途

  这时戴笠才正式向他传达了早已与蒋介石商量好了的“特殊任务”的具体内容。主要有三点。

  第一，唐生明要运用关系，设法掩护在上海、南京活动的军统特务，尽量让军统组织不再遭受破坏，对于那些已经被捕的军统特务，要设法营救出来。

  第二，要在合适的时候，向大小汉奸传达蒋委员长的“宽大政策”。“领袖”是能够体谅他们的，有些投敌是迫不得已，有些是没能及时撤退出来，“领袖”还是很关心他们的。能争取的争取过来，对于那些死心塌地跟着日本人干的，要坚决清除。

  第三，要设法保全壮大国民党在江南一带活动的游击队“忠义救国军”，打击限制在这个地区活动的新四军，利用日伪的力量消灭新四军。这是“领袖”交待的最重要的任务。

  唐生明又在重庆停留了一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戴笠详细介绍了南京上海军统组织的情况，分析了大汉奸之间的利害冲突，要唐生明在无形中加深这些矛盾，把一些大汉奸拉拢过来。他特别交待，一定要跟汪伪特工总部负责人李士群搞好关系，如果有可能把他拉过来，这样就能让76号为军统服务，把大后方和沦陷区的特务工作连成一片。

  这些问题解决之后，戴笠他们就开始筹划怎样让唐生明顺理成章地“叛逃”到沦陷区。唐生明风流倜傥的个性在这时帮了大忙，汪伪大汉奸十有八九知道他的公子哥作风。戴笠让他公开去，不必采取秘密潜伏的方式，这样也好对外制造舆论，避免日本人和汪伪怀疑，就说他嫌大后方的生活条件太差，跑到上海图个人享受。戴笠笑着对他说:“你的生活越腐化越好，你的腐化是校长特许的，是奉命腐化。你要让他们觉得你只知道玩，这样就行了。”

  经过几次讨论，戴笠决定先派他的情妇张素贞到上海去打头阵，放出“唐生明不满大后方艰苦生活要到上海住家”的空气，并让她去联络唐生明的朋友潘三省。潘三省是上海有名的白相人，在上海开了好几家赌场，与大汉奸时常往来，各方面都很吃得开。

  方针既定，戴笠便派张素贞提早半个月飞到香港，再转赴上海，等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再通知唐生明动身。在这段时间内，戴笠又与唐生明商量了到上海之后的联络问题。戴笠决定在上海拨一部电台给唐生明使用，叫唐生明定一个化名。作为戴笠的死党，唐生明开了戴笠一个玩笑，说就叫“余化龙”。戴笠当时正在追求新情妇余素恒，起了个化名叫“余龙”，意思是余家的乘龙快婿。戴笠觉得“余化龙”很好，对唐生明说:“你以后便是鱼化成龙！”这是一个好兆头，唐生明这个公子哥当真化身成龙，青史留名。

  不久，唐生明由重庆飞桂林。到桂林后，当天就回到了东安老家，把蒋介石送给他的钱留了一半给他母亲。老夫人很不愿意他去，把这笔钱看成了卖身钱，她对于蒋介石的照片毫不感兴趣。唐生明再三安慰，老夫人才答应他去。

  唐生明带着夫人孩子和保姆回到桂林，乘坐中央银行运钞票的道格拉斯飞机在夜间12点半从机场起飞，夜间3点左右到达香港，军统方面的几个负责人在香港机场迎接。唐生明驻进了唐生智在跑马地潜龙台一号的房子。军统方面先后送来了1万港币作为经费。在香港知道他真实情况的人比较少，他把自己的特殊使命告诉了杜月笙，杜月笙当即表示将尽力相助，还专门写信给他在上海的管家万墨林和王某，让他们多帮助唐生明。

  唐生明在香港停留了一个多月，张素贞才从上海来香港接他们。她已经打通了一切关系。潘三省也做好了准备。动身前，唐生明给戴笠发了一个电报。戴笠回电，叫他谨慎从事，祝他愉快地完成任务，将来愉快的见面。中秋节那天，他们一家人再张素贞陪同下，乘坐虎脱总统号邮船来开香港去上海。

巧妙应对斗群丑

  唐生明到上海时，潘三省早已在码头等候，把他们接到了自己家中，他的公馆在开纳路上。当天，他就设宴为唐生明洗尘，宾客当中就有唐生明特别想认识的李士群。唐生明和李士群“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第二天，李士群为唐生明“接风”。宴会上推杯换盏之际，他大吹特吹自己搜捕国民党和共产党地下人员的手段，给唐生明施加心理压力，想让他说出真话。唐生明不动声色，表示对政治已经不感兴趣，只说自己到上海只是来住家的。

  李士群也不是等闲之辈，他当然知道唐生明的价值，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整天抽出时间陪唐生明吃喝玩乐。他想尽办法来套唐生明的话，还想把唐生明灌醉了套出真话。唐生明将计就计，假装醉酒，语无伦次，尽说假话，李士群奸计再次落空。

  李士群仍不放弃。不久，他趁和唐生明独处之机对唐生明说:“你的情况我都清楚了，不过希望你能和我成为好朋友，在工作上多帮助我。” 唐生明看出他在耍诈，他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故意装作听不懂，把话题引到别的方面去了。

  就这样过了四五天，李士群仍然搞不清唐生明此行真实目的，汪精卫便亲自出马了。他让李士群转告唐生明，叫唐生明到南京去见他。唐生明装出很为难的样子，不愿意去，还故意摆明自己的态度，自己是来住家的，不想再介入政治，见汪精卫不大方便。李士群好说歹说，劝了两天，唐生明才答应去见见“老朋友”。

  9月底，李士群带着他老婆叶吉卿陪同唐生明和徐来去南京，住在李士群在南京的公馆里。李士群建议唐生明在见汪精卫之前，先见见周佛海。周佛海当时担任汪伪财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是唐生明的湖南同乡，唐生明与他很熟。

  周佛海热烈欢迎唐生明来南京，立刻在公馆设宴，邀请了很多大汉奸前来作陪，都是汪精卫身边的一等红人，有陈公博、梅思平、叶蓬、罗君强、岑德广、丁默村等人和他们的老婆。这些人，唐生明过去大都认识，重见之后，与他们谈得很起劲。

  第二天，汪精卫下帖请唐生明夫妇吃饭。下午四点多，李士群就带他们去见汪精卫了，这样谈话的时间就可以多一点。汪精卫一见到唐生明，就兴奋地讲:“你来了，很好！希望你们这些黄埔的同学可以多来一点，将来我们可以建立自己的军队。”汪精卫也和蒋介石一样，端起了老师的架子——他曾做过黄埔军校党代表。他见李士群不了解唐生明和他的关系，就当着李士群的面，亲切回顾了他与唐生智、唐生明的亲密友谊。李士群见汪精卫一口一个“季澧”，一口一个“孟潇”，对唐生明愈发殷勤。

  叙完“亲密友谊”之后，汪精卫便开始向唐生明兜售他那套“反共建国”论调，他说:“一样是救国，个人的方法不同。沦陷区里也有很多的中国人，既然人家（指蒋介石）不要，我不能看着这些人民受苦。我们想方设法把他们从日本人手里，接收过来，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唐生明第一次听到这种汉奸论调，很不习惯，不好赞成，也不能反对，只好点点头。

  他看到唐生明没有产生共鸣，只是点头微笑，就把话题引到要唐生明担任伪职上面去了，提出要唐生明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唐生明坚持“住家”的想法。汪精卫便没有继续谈下去，叫他在上海好好休息，以后再作商议。他打电话给周佛海，叫周在上海为唐生明准备房子，还送给唐生明一辆新式轿车。

  晚上六点多，他的汉奸跟班们都来了，除了周佛海昨天请的那些人以外，还有褚民谊、陈春圃、林柏生和他们的老婆。汪精卫很高兴，多饮了几杯，带着几分笑意来到唐生明面前，说:“我得到消息，你和戴笠关系好得很，你是来杀我的吧？”

  唐生明一听这话，有些紧张，慌不择言:“杀鸡焉用牛刀！我是个不怕死的人，我把全家都带过来了，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此言一出，满座皆惊，急得坐在他旁边的伪陆军部长叶蓬用力拉他的衣袖。叶蓬和他关系非同一般，叶蓬的老婆是唐生明母亲的干女儿。唐生明知道自己失言了，把汪精卫比作鸡，实在太瞧不起他了。

  在此紧要关头，唐生明的“新朋友”李士群站出来帮他打圆场。他说，唐生明的情况他已经了解清楚了，唐生明决不会是那种人，更不会干那种事。唐生明胆大心细，满口承认自己与戴笠的关系，但否认为他工作，他说:“向我这种人，什么都不想干，哪会去做什么特务。”汪精卫这才恢复正常，笑着说:“我们关系非同一般，我信得过你，你绝不会暗算我，是不是这样？”唐生明连忙说:“那还用说！”

  一场突起的风波，就这在笑声和干杯声中过去了。临走时，汪精卫紧紧握住唐生明的手，叫他以后常来和他谈谈，他随时欢迎。

  次日，汪精卫老婆陈璧君还不放心，又派人把唐生明夫妇接到家中，仔细盘问，想找出一些破绽。她问的问题都很结实，好在他们早有准备，答得滴水不漏。从此，他们觉得陈璧君不好对付，对她时刻保持着警惕，敬而远之。

假戏真做博信任

  10月1日，汪伪统治区报纸在头版前条上发表了《唐生明将军来南京参加和平运动，即将被任命为军事委员要职》的新闻。全文如下:

  “中央社讯:国民政府改组还都以来，革命军人之谙识体治，深明大义者，纷纷来京报到，积极参加和平运动，有如风起云涌。顷悉唐生明将军也已来京。唐将军系唐生智胞弟，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中日战事发生后，任长沙警备司令，长沙大火之后调任常桃警备司令以起于今。因鉴于无底抗战之非计，乃毅然离去，不避艰难，问关来京。汪主席于赐见之余，至为欣慰，且深致嘉许，已决定提出中央政治会议，畀以军事委员会委员要席，俾得展其抱负云。”

  10月4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时，汪精卫以伪中政会主席身份，交议了大批新任命的人员名单，其中第十四项便是:“拟特任唐生明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案。”决议:“通过，送国民政府任命。”没过几天，任命就下来了。这表明艰难的审查阶段过去了，唐生明获得了汪伪大小汉奸的信任。

  在这个时期，唐生明没有开展活动，整天与很多汪伪要人，以及他们的老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时间长了，大汉奸们对他的信任也与日俱增。汪精卫希望他到身边去帮忙；周佛海和李士群也看中唐生明与汪精卫的关系，也想让他过去帮助工作。这为他今后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含垢忍辱“走钢丝”

  但是汪伪仍然没有放弃对他的暗中监视。又过了一段时间，汪精卫见他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就想把他拉下水，任命他为伪清乡委员会军务处处长，让他统领伪军消灭江南一带的新四军和忠义救国军。这样一来，他就得罪了国共双方，只能跟着汪一条道走到黑。唐生明向蒋介石密电，蒋指示，要保护忠义救国军，消灭新四军，这让唐生明左右为难。但已经是骑虎难下，只有兵行险着，他于1941年7月到苏州赴任。

  借帮汪整训伪军之机，他安排军统特务进入伪军里。遵照戴笠指示，把军统侦知的新四军及其游击队活动的情报转送日本人和李士群特工组织。每当伪军出动时，他便派人事先通知忠义救国军让其转移，但是日伪军每次都扑空，新四军也转移了，他大惑不解。

  因此，他受到了日伪方面的严厉训斥。不过他的“工作”是卖力的，整训伪军的成效也是明显的，日伪还是要继续利用他的。作为一个有民族心的将领，他是很苦闷的，因为与禽兽为伍，有时甚至在日本兵调戏中国妇女，他都得陪笑脸。他感到处境艰难，屡次请求蒋让他回去。蒋总是勉励他以国家为重，服从大局。他只有咬牙坚持，拼命与日伪周旋。

  虽然他一直小心应付，但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他几次差点暴露。

  1941年9月，汪精卫陪同日本驻南京派遣军总司令视察苏州实验区。他把几个月来受的日本人的闷气向汪发泄出来，想引汪把对日本人的不满说出来，了解汪日之间的矛盾。谁知，汪甘心为奴，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从此他在汪面前再也不提日本人。

  不久，军统上海区组织被李士群破获，区长陈恭澍被捕。李士群怀疑有一个建议军统不要暗杀个别日本军官以免殃及无辜的电报是唐生明发的。他连夜把唐生明夫妇叫到76号总部，找来陈恭澍与唐对质。好在陈没有承认与唐生明的关系。李便把唐夫妇押往南京。

  不久，日本人却把他从汪伪手中提走了。出乎意料，日本人对他十分热情。日本河边正三中将坦率地对他说:“因为找不出办法，才拉汪精卫出来。我们已经很久找不到能与蒋介石阁下直接联系的人了。希望你能充当我们与蒋介石阁下的桥梁，协助我们早日解决日支事变。”他还表示要全力支持唐的工作，还要唐把与重庆联系的电台保留下来，由日本方面负责保护。一切都由日本方面说了算，汪伪政府不敢对他轻举妄动。

  唐生明立刻明白河边中将的用意，但没有放松警惕，仍然不承认与重庆政府和军统的关系，但表示自己在重庆方面有很多朋友，可以代为沟通。日本方面急于在政治和军事上与蒋妥协便将他放了，并派人保护他。

  在日本人的“协助”下，唐生明开始与重庆方面“联系”，蒋指示，对日本提出的问题先不作回答，要随时向重庆方面汇报，要保持这种关系，不能中断。事实上那一封电报的确是他发的，为配合他的工作，军统不再上海、南京等地暗杀日本人。日本方面也比较满意。每当日本人来探听“联络”消息时，他总是在推说重庆方面在研究。日本人也体谅蒋介石阁下的难处，也不怎么催唐生明。

策反周佛海

  周佛海是汪伪的第三号人物，官职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任财政部长、税警总团总团长。唐生明到上海后，与周从甚密，发现周佛海时常很苦恼，因为他的母亲、继母、岳父、妹妹都在湖南老家，周想派人把他们接过来，又怕重庆方面有所行动。唐生明见此情况，便秘密发报给戴笠，建议拉周的最好办法就是从他的家人入手。戴笠随即派人在湘潭和沅陵等处找到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把他们软禁在贵州息烽。

  1941年夏，周佛海接到了湖南亲友来信，得知家人被捕，不知道关在什么地方，感到很难过。消息传出后，很多新闻媒体的记者前来采访，周佛海明知是戴笠干的，故意说:“我不相信这是重庆当局直接干的，一定是地方无知者所为，相信他们不久便可脱险。”这反映出他内心的矛盾，他对重庆政府还抱有很大的希望。

  唐生明时常跑去安慰他，周佛海对他毫不隐瞒，说自己非常担心老母。周的老婆杨淑惠告诉他，周很孝顺他母亲，现在着急得很，可是没有办法，很苦闷。唐生明立即建议重庆方面趁热打铁，软硬兼施，逼周反正。戴笠心领神会，立即叫周的岳父出面写信，在信中转述他母亲的话，要做“忠臣”，不能给周家的祖先和子孙丢脸。1942年以后，戴笠便与周佛海称兄道弟地通起信来，唐生明时常根据周佛海的情况给戴笠一些建议。时机成熟之后，唐生明大胆地建议戴笠派人在周佛海身边工作，戴笠就派了军统特务彭寿充当信使。

  1944年冬天，周母在息烽患病，戴笠连忙派人送到贵阳中央医院去医治，医治无效。周母去世后，戴笠又为她当孝子，披麻戴孝，代替周守灵哭灵。戴笠把这些照片寄给了周，周十分感动，从此死心塌地地效忠重庆政府。

  唐生明拉拢的大小汉奸不止周佛海一人。他还拉拢了汪伪陆军部长、湖北省长叶蓬、汪伪海军部长、第一陆军总司令及苏浙皖虽经军总司令任道援等人，协助戴笠拉拢了汪伪二号人物陈公博。经其手“反正”的小汉奸更是不计其数。

  借刀杀人除巨奸

  很多人都知道，日本人最忠实的走狗、杀人如麻的汉奸特务头子李士群，是日本人毒死的，却不知道真正的幕后推手是唐生明。

  其实一开始唐生明并不想除掉李士群，蒋介石和戴笠最初给他的指令是争取李士群。可是李士群顽冥不化，死心塌地地跟着日本人干。而且随着他在汪伪地位的上升，野心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毒辣。他和周佛海争权夺利，斗得不可开交，双方都有欲除之而后快的想法。他们闹意气，经常向。唐生明诉说对方的不是，唐生明两面敷衍，挑拨离间，加深他俩的矛盾。但是唐生明还是有分寸的，由于周佛海已经和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他还是偏向周佛海。李士群和他的手下准备对付周佛海的时候，他会警告周佛海小心。周佛海这边的人准备对李士群下手的时候，他却不告诉李。

  到了1943年夏天，重庆方面就李士群不可救药，决定将其剪除。唐生明考虑了很久，建议除李可以又上中下三策。“下策”就是让军统动手，派特务暗杀李士群。但是李士群一向深居简出，保镖如林，这个方案难度很大，而且可能遭到汪伪特务机关报复。“中策”就是，利用汉奸之间的内讧来除掉他，这样可以避免汪伪特务的报复，而且可以挑起汉奸之间的仇杀。很多大汉奸早就看不惯李士群，挑动他们去对付李士群，很有把握。“上策”就是利用日寇与他的矛盾去杀他。这样后遗症最少，李士群的人不敢把日本人怎么样，也不会怀疑到重庆方面和已经“归顺”重庆的大汉奸头上。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杀鸡儆猴，让死心塌地跟着日本鬼子干的汉奸看到走狗的下场。以后再拉他们就方便了。

  周佛海也接到了戴笠的指令。周佛海也不简单，他与重庆方面取得联系之后，连他老婆都瞒着，到这个时候才和唐生明和盘托出，请求唐生明的帮助。两个人一拍即合，决定采用“上策”。他们决定利用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中佐去干。

  周佛海的副手汪伪税警总团副总团长熊剑东与冈村关系很好。冈村一直对李士群很不爽。熊剑东就火上浇油，说李对日本宪兵队很不满，总是在工作上想方设法与宪兵队争权抢功。尤其说到李根本瞧不起他，认为他只是一介武夫的时候，冈村便咬牙切齿地发誓要除掉李。熊剑东又故意劝他不能这么做，因李负责汪伪特工组织多年，日军总部很信任他，要冈村暂时忍耐，不要给自己找不痛快。他这样说，冈村更加冒火，便不顾一切要干掉李。

  熊剑东这时才建议毒死李士群。可是冈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毒药，这种毒药既要可靠，又要让人难以觉察。正好这个时候，周佛海派到去见戴笠的特使彭寿回来了，彭寿带回了合适的烈性毒药。冈村这个头脑简单的家伙，迫不及待地决定在自己家里请李士群吃饭，日子定在9月7日。他量李士群也不敢不来。

  李士群对冈村一直防范甚严，为避免冲突，他基本上住在苏州，很少到上海来。接到请帖后，他感觉不妙。他的靠山晴气大佐刚刚调走，他只好带着翻译夏仲明硬着头皮赴宴。为了避免混淆，那天冈村下令做西餐。这天周佛海和熊剑东的老婆换上了厨娘的服装，躲在冈村的厨房里，专门给李士群的菜里和酒里下毒。菜预备分好，每次给李士群吃的东西，都由她们亲手拌上毒药，交给日本下女送给李。毒药是无色无味的粉末，吃进去一点点，就无法挽救。

  李士群见只有他一个客人，怕冈村下毒对付他，以为他以前也常用这种方法对付不听话的手下。他借口正在泻肚子，不能吃东西。冈村见他什么都不吃，很着急，就亲自走进了厨房，给他亲自端来了牛排，最后一点毒药全下在这份牛排里了。冈村很殷勤地再三劝李给个面子，多少吃一点。李士群实在拒绝不了，就勉强夹了一点青菜吃了下去。这是慢性毒药，当场看不出来。

  李士群稍坐一会，便起身告辞。冈村这个时候突然聪明了，就拿出几件李感到最棘手的问题来讨论，搞得很晚，李士群才能回去。李回去后立即洗胃灌肠，但是没有什么不适。第二天正巧徐来也去苏州，在车厢里遇到他。他多次请徐来到他的包厢里休息，仍然有说有笑。但是当晚，毒药发作，经中西医紧急抢救无效，9日上午这个杀人恶魔见了阎王。最后身体萎缩成狗一般大小，罪有应得。

  李士群死去的经过，唐生明简单地在电告戴笠，抗战胜利后，唐生明才详细地把整个过程讲给戴笠听，戴笠大拇指一翘:“干得漂亮！”

　　吹响日军安魂曲

  唐生明绝对是结束太平洋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大功臣。他一不留神，逮了一条大鱼。他喝酒喝出了一个大情报。他与日本海军省军官古川混得烂熟，古川曾经做过唐生智的日语翻译。

  1944年下半年，有一天古川邀请唐生明到他家吃饭，他家住在法租界霞飞路。古川又喝多了，带着几分醉意，夸口便说:“你别以为现在我们在太平洋上，打不过美国人。我告诉你，战局很快就会好转。”唐生明立刻明白，古川那里有重要价值的情报。为了让他说出来，他故意用怀疑的口吻说:“恐怕不容易吧？你有几分把握？”接着连连劝酒，古川连饮几杯后，稀里糊涂地透露了他在日本海军省某重要负责人那边听来的消息:日本海军正把所有能作战的舰艇秘密集结在琉球群岛附近，准备乘美国不注意，对美国舰队再次突然袭击，再来一次“珍珠港”。

  唐生明回家后立即密电重庆，重庆方面迅速通知美国海军。美国海军这个时候正忙着找日本海军主力决战呢，对于大批日本军舰人间蒸发感到奇怪。他们将计就计，搞了一个“日本版的珍珠港”，对尚未集结完毕的日本舰队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击沉击伤100多艘军舰，从此日本海军的主力损失殆尽，加速了日本法西斯走向灭亡的进程。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发表了取消对唐生明的“通缉令”，唐生明获200万元巨额奖励，担任了国民政府国防部中将参议。

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8-06/11/content_8348613_4.htm

henry2000888

人之爱国谁不如我：杜月笙的抗日经历



图为旧上海青帮大头目杜月笙

   在报刊、书籍中，人们常看到有关旧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的文字，大多述及他的种种劣迹，间或提到，杜讲义气，有骨气，在抗战中作了一些贡献。也许这也是污点斑斑的黑社会头子人生的另一面。《北京日报》刊文，请《海内与海外》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朱小平对这位传奇人物在抗日战争的贡献进行了解读。

　　文章称，杜月笙是旧中国上海青帮(亦称安清帮)的大头目。蒋介石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夺取政权，杜月笙在政变中起了关键的作用，雇用流氓为上海总工会送锦旗放烟雾、诱骗杀害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党员汪寿华等，致使上海总工会80万会员群龙无首，数千工人猝不及防被蒋介石杀害。作为旧上海黑社会的大头目，杜月笙身上有很多污点，但是，他也并非漆黑一团。在抗战中，他曾多年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做过一些有益的慈善事业，特别是他任副会长时正值抗战前后，于救助伤兵输送物资、建立抵抗部队，做出了贡献。文章认为，杜月笙在抗战中大致有四大贡献。

　　全面抗战爆发后，杜月笙以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名义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救护了抗日受伤军民数万人

　　1937年8月13日，日寇全面进攻上海，上海守军奋起抗战。杜月笙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名义，联合各团体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并同时成立救护队10队、急救队13队、临时救护医院24所，征集救护汽车98辆，并特约公、私医院16所收容受伤军民。据统计，杜月笙所领导的救护输送医疗工作，共救护了抗日受伤军民44398人。此后，杜月笙又筹划在松江、昆山、苏州、无锡、杭州、南京等地设立重伤医院，每年医院少则收治伤员二三百人，多则达三四千人。南京沦陷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地工作人员大多撤退到汉口。杜月笙亲自乘飞机到汉口，与政府有关部门统一商定救护方针，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设置医疗队37队，后因需要逐渐增加至178队，共有工作人员近3000人。据统计，至抗战结束，红十字会所救护的军民总数已达260万人。这一可观的成绩，与红十字会广大工作人员的努力分不开，但杜月笙在其中的领导作用不容忽视。救护工作所需的物资、车辆，许多都出于杜的号召，也不排除他自己的“毁家纾难”。在这一点上，他号召他所能影响的团体包括他的帮会组织捐助抗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在抗战中，他坚持在上海，包括参加抗敌后援会工作，直至11月上海沦陷，他才秘密撤退。


在上海抗战中，与戴笠共同创建了一支1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配合正规军，参加抗战

　　杜月笙在上海抗战中所办的另一件大事是与戴笠共同创办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参加抗战。尽管戴笠一生以与中共作斗争为己任，但在抗战中，他的思想倾向基本属于黄埔系中主战的少壮派军人阵营，在这一点上，“人之爱国，谁不如我”的杜月笙与他是一致的。两人本来即为挚友，在抗日这一点上又有共识，所以两人商定在上海建立一支1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以帮会和工人为基础，配合正规军作战，并负责肃谍防奸等工作。杜月笙自己出钱捐赠了5000支快慢机手枪，又利用自己的影响，动员了帮会成员、工人、学生、店员、失业青年入伍。10月，这支仅以一月时间仓促成立的游击部队，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配合正规军与日寇作战，尽管作战力差，但大多成员异常英勇顽强，为中华民族抗战作出了牺牲。据事后统计:别动队战死兵共1500人以上，受伤500余人。据说，杜月笙颇为悲痛，他不是心疼钱，而是哀怜那些为国捐躯的青年，其中很多人是他的徒弟。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理事室迁移香港后，杜月笙亲自主持工作，筹措救护事业经费

　　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理事室迁移香港，杜月笙亲自主持工作，并设立总办事处，以接受海外捐助的物资，并同时筹措救护事业的经费。可以说，杜月笙此时是非常辛劳的。当时，国民党政府还设有中央赈济委员会。“八·一三”抗战后，蒋介石安排杜月笙为该会常委，负责粤、桂、闽三省称第九救济区工作。为了工作方便，杜月笙将第九救济区办事机关与中国红十字会机关合设于香港九龙柯士甸道他的宅寓也在此，并在香港最大的饭店辟有房间，专与各方接触。当时，海外侨胞对抗战捐助的物资及对难民的救济品，都由杜月笙接收运往汉口或重庆。同时，杜还负责与戴笠合作布置向沦陷区搜集情报及锄奸策反工作。据说，上海另一帮会头目张啸林投敌被暗杀，也与杜月笙有关。另外，轰动中外的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伪集团，并公布“汪伪密约”，也是杜月笙与戴笠共同策反的。

　　香港沦陷后，杜月笙撤退重庆，主持红十字会会务工作，办理前方救护、后方空袭救护、医疗等工作

　　在抗战的开始阶段，海外物资大部分通过香港转运国内，杜月笙以红十字会名义办理接收、转运，为抗战事业做出了一些贡献。香港沦陷后，红十字会总会于1940年移设重庆，杜月笙也撤退重庆，主持会务工作，办理前方救护、后方空袭救护、医疗等工作。1942年，杜月笙筹建了重庆医院，当时有床位300张，各科设备齐全，是当时最先进的战时后方医院，受到舆论的称赞。另外，杜月笙在搜购、抢运战略物资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抗战胜利后，杜月笙返回上海，督促上海复员工作，并协助恢复、加强了上海红十字会分会的组织，对该会推进各种社会服务工作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50年代后，杜月笙客居香港。1952年，他弥留前对妻子云:“把我的尸骨带回上海，葬在浦东高桥老家。”但他的遗愿终未实现，1952年11月遗骨被运往台湾，至今暂厝台北南效大尖山麓。


http://mil.nen.com.cn/72351236656988160/20071024/2334446_1.shtml

杜月笙为抗日怒杀张啸林





杜月笙（左）、张啸林（中）和黄金荣


杜月笙及门徒张啸林(左一)在杜家祠堂。


军统在上海设有工作站，站长是周道三，它直属军事调查统计局，情报工作“行动”一环是由戴笠亲自指挥。杜戴一家亲，在上海成立“行动小组”时，戴笠便请杜月笙介绍一位负得起责的人，担起这个出生入死、冒险犯难的要紧任务。　　

　　杜月笙向戴笠介绍了陈默。　　

　　陈默，字冰思，中等身材，精神抖擞，他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在军校高校班受过训，抗战之前在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察处经济组长。陈默是杜门中后起之秀的狠脚色，辣起手来几乎不下于顾嘉棠，论头脑精细，胸中学问却还在顾嘉棠之上，更理想的是他有军事训练基础，条件非常适合。　　



　　陈默奉杜月笙之命，加入军统后，结果，上海行动小组和忠义救国军老干部严密配合，制裁敌伪的除奸工作自此轰轰烈烈的展开。　　



　　1938年1月14日，正在活动上海两特区法院院长职务的范罡，是在上海滩上享誉十多年，专替强盗开脱的所谓“强盗律师”，这一天他走到威海卫路155弄20号他家门口，迎面飞来一颗枪弹，他猝不及防，当即倒地毙命。次日各报登载这一消息，轰动一时，暗杀的手法干净利落。这是为陈默接事的第一件得意工作。　　



　　紧接下来，“上海市民协会”负责人尤菊荪，“市民协会委员”杨福源、“上海市政督办公署秘书长”任保安，“市民协会主党”顾馨一，还有日本人伪绥靖第三区特派员中本达雄，都先后遇刺，饮弹毙命。　　



　　随后，范耆生和郑月波又陆续被刺。　　



　　在这些被暗盯的汉奸中，大有杜月笙的老朋友在。在8月18日，在自营的中央饭店被杀的陆连奎，便是公共租界跟黄金荣地位相埒的青帮弟兄、捕房头脑。当杜月笙势力打进大英地界时，陆连奎一向跟月笙哥交谊密切，合作无间。法捕房的副探长曹炳生在马路上中枪，他等于是杜月笙的部下。当年与杜月笙一起同心协力开公司的知己心腹俞叶封也因为参加了张啸林所组织的“新亚和平促进会”，主持棉花资敌工作，被杜月笙的弟子大义灭亲，用机关枪扫死在更新舞台的包厢里面。　　



　　上海滩上雷霆万钧，铁与血俱，使得民心大快，同仇敌忾之心更加增涨，可是，杜月笙内心之中的矛盾、挣扎、激烈交战，也与日俱深。俞叶封被杀之后不久，他开始为张啸林担心。　　



　　这时，张啸林早已决定当汉奸，过过他一生当中独缺一门的官瘾，1939年夏，他组织了什么“新亚平平促进会”，公然为敌张目，帮东洋人办事。这时陈老八当了维新政府内政部长，张啸林便一心一意想当一任“上海市长”或者是浙江“省政府主席”。　　



　　当时机逐渐成熟时，杜月笙弟子的枪口开始奉命瞄准了他———张啸林。杜月笙在香港日夜焦灼，绕室彷徨，他无法阻止戴笠的执行命令，他更不忍老把兄死在他的爱徒之手，无可奈何的两难之中，他曾想尽办法，辗转请朋友去劝他保住晚节，悬崖勒马。可是，张大帅一语不合，立刻豹眼一翻，破口大骂，“妈特个××”声声不绝，谁又敢去惹他的怒火，捋他的虎须，而自讨没趣？　　



　　张啸林的性格和杜月笙完全相反，他一生一世都想做官，但是，他却不爱做国民政府底下“奉公守法”的公务员，他的官瘾是要像戏台子上或那些北洋军阀那样为所欲为，抖尽威风的那一种。但是自从1928年北伐成功，军阀从此连根割除，在张啸林的心目中，只有当当“汉奸官”才可以逞逞威风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c0c4620100bu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