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活动]中国抗战历史大家记——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4周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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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抗倭　　戚继光抗倭
　　即民族英雄戚继光抗击日本海盗骚扰的斗争。十四世纪初叶，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战，争权夺利。在战争中失败了的一些南朝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历史上称之为“倭寇”。明初开始，倭寇对中国沿海进行侵扰，从辽东、山东到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岛寇倭夷，到处剽掠，沿海居民深受其害。明初筑海上 16 城，籍民为兵，以防倭寇（《明史纪事本末》卷 55《沿海倭乱》），取得了一些成效。至嘉靖时，倭寇又猖獗起来，并与中国海盗相勾结，对闽、浙沿海地区侵扰如故。在倭寇长期为患之时，明朝军队中涌现了抗倭名将戚继光。戚继光(1528-11-12－1588-01-05) 汉族，明代著名抗倭将领、民族英雄、军事家、武术家。字元敬，号南塘，又号孟渚。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人。原籍河南卫辉。一说祖籍安徽定远，生于山东济宁。父死，袭官登州卫指挥佥事，升任都指挥佥事，负责山东御倭兵事。嘉靖三十四年（1555）调浙江，任参将，积极抗御倭寇。他鉴于卫所军有不习战阵的弱点，恳请获准后亲赴“俗称慓悍”的义乌招摹农民和矿工，组织训练一支 3000 多人的新军。他治军有方，教育将士要杀贼保民，严格军事训练，“教以击刺法，长短兵选用”（《明史》卷 212《戚继光传》），排演自己创制的鸳鸯阵。由于新军将士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被誉为“戚家军”。嘉靖四十年，倭寇焚掠浙东，他率军在龙山大败倭寇。继之在台州地区 9 战皆捷，扫平浙东。次年率 6000 精兵援闽，捣破倭寇在横屿（今宁德东北）的老巢。嘉靖四十二年再援福建，升总兵官，与刘显、俞大猷分三路进攻平海卫（兴化城东），“斩级二千二百”。次年春，相继败倭于仙游城下，福建倭患遂平。嘉靖四十四年又与俞大猷会师，歼灭广东的倭寇。东南沿海倭患完全解除。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从山东调到浙江抗倭，他看到卫所官军毫无作战能力，而人民却英勇抗战，于是召募义乌等地的农民和矿工3000人加以训练，组成戚家军。戚家军纪律严明，战斗力旺盛。戚继光注意到倭寇的倭刀、长枪、重矢等武器的特点，创造了新的阵法鸳鸯阵，使长短兵器相互配合，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在抗倭战斗中，屡建奇功，戚家军名闻天下。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几千人袭击浙江台州、桃渚、圻头等地，戚继光率部队在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持下，先后九战九捷，歼灭大量倭寇，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卢镗、牛天锡也在宁波、温州大败倭寇。浙东的倭寇被全部扫除。

第二年，倭寇大举进犯福建，从温州来的倭寇与福宁、连江的倭寇一起攻陷寿宁、政和、宁德，自广东南澳来的倭寇与福清、长乐等地的倭寇攻陷玄钟所，并延及龙延、松溪、大田、古田、莆田。倭寇在距宁德5公里的横屿，凭险固守，官军与倭寇相持一年多。新来的倭寇又在牛田，兴化筑营固守，互为声援，使福建频频告急。戚继光又率军进入福建剿寇。戚继光攻下横屿，斩首2600。又乘胜攻下牛田，捣毁倭寇巢穴。

倭寇逃向兴化，戚继光乘胜追击，连夜作战，连克60营，斩首无数。戚家军进入兴化城，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戚继光回师福清，又歼灭登陆的倭寇200人。同时明朝将领刘灦也屡败倭寇，盘踞在福建境内的倭寇几乎被全部消灭。

戚继光返回浙江后，大量倭寇又进扰福建，并包围兴化城。明朝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戚继光为副。倭寇攻占了兴化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戚家军再次进入福建。明朝军队在平海与倭寇战斗，戚继光率军队率先登城，俞大猷、刘灦相继，杀敌2200人，并救出被掠人口3000人。戚继光因战功而升为总兵官。

第二年，倭寇又纠集余党万余，围攻仙游，戚继光先败之于城下，继而又追击余寇，歼灭大量倭寇。其后戚继光又在福宁大败倭寇，并与俞大猷一起最后扫清了福建境内的倭寇。


出处：http://baike.baidu.com/view/116310.htm
　　　http://www.ndcnc.gov.cn/datalib/2002/NewEvent/DL/DL-181514

期待下一次“倭患完全解除”

henry2000888

“铁军”第60军出滇抗日




1938年云南省主席龙云向发布动员令，云南子弟出滇抗战


国民革命军第60军在昆明北较场举行抗日誓师大会



云南省主席龙云与60军抗战出征将士合影

昆明民欢送60军出滇抗战



  1938年元旦刚过，武汉的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了一条让国人振奋的消息：“中国王牌精锐部队已从西南到达武汉，即将奔赴前线与日寇决战”。这支部队就是1937年10月从云南开赴抗日前线的滇军。组建第60军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8月初，时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忽然接到当时南京最高统帅部的电令，命其速到南京密商抗日大计。龙云飞赴南京后接到任务，希望他派两个军出滇抗日。
  
    龙云回到昆明后，随即将当时滇军的近卫1、2两团、炮兵团、工兵团、机关枪大队、高射炮大队及交通兵、护卫骑兵大队和几个特种兵改编为第60军。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杂牌军”，会在日后成为一支让日本人闻风丧胆的“铁军”。

出滇踏上征途
  
    1937年9月初，第60军整编完毕，龙云的表弟卢汉为军长，下辖182师、183师、184师，全军约35000余人，几乎是清一色的云南子弟。农历重阳节，第60军在昆明南郊巫家坝举行了誓师大会。10月10日，第60军各师依次由云南徒步向贵州进发，准备经贵州、湖南、江西直接开往上海加入淞沪大会战。
  
    经过47天的长途行军，第60军经贵阳进入湖南常德，12月9日到达长沙。11日，登上了浙赣的火车。第60军还未出湖南时，上海已失守，火车行至衢州时突然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原来此时国民政府已经放弃了首都南京，部队马上在浙赣线一带展开，182师奉命乘车到兰溪，掩护由杭州方向撤下来的友军。随后，又奉命调回了衢州，接着回南昌，随全军赶往九江。全军在12月31日到达武昌，编入武汉卫戍总部序列，归总司令陈诚指挥。
  
    元旦过后，第60军开始整训，由于当时的南京政府多年训练的中央军在淞沪大会战中损失惨重，许多精锐之师几经补充，战斗力大为减弱。南京最高统帅部对颇具抗日热情的第60军相当重视，整训期间发给了大量的经费和器材，并增补从云南到来的另外三个团。军部、师部增编了工兵、辎重、通讯等直属部队和后方医院，充实了野战医院，并把军里的高层指挥官先后调去设在武昌的将官班受训，这个时候的第60军的人数已增加到4万多人。

展现“王牌风范”
  
    当时第60军是装备最强、人数最多的一个军，远远超过其他地方杂牌军，当时中国陆军的装备都很差，但第60军不仅有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山炮，还有法国产的哈奇克斯气冷式高射机枪。每个连队有3挺7.9毫米重机枪，6挺轻机枪、3门迫击炮、4个掷弹筒、63支步枪、20支手枪、每人一顶法式钢盔。第60军到达武汉后，被调往孝感、花园、武胜关一带整训，部队全副戍装，以整齐的军容，从江汉关码头顺汉口繁华市区绕行一周，向驻武汉的外国使节和其他外商表明了中国还有王牌精锐部队没有用到抗日前线。
  
    当第60军的官兵身着崭新冬装，头戴法式钢盔，荷枪实弹，以6路纵队经过武汉繁华市区，人们欢欣鼓舞。第二天，武汉的各种传媒都报道了让人振奋的消息：“中国王牌精锐部队已从西南到达武汉，即将奔赴前线与日寇决战”。

血战台儿庄
  
    1938年4月26日，第60军和日军在台儿庄东南部的东庄摆开了架式，在台儿庄血战中，60军投入战斗者35132人，牺牲13869人。
  第60军在台儿庄的英勇作战和作为一支地方部队而表现出的顽强的战斗能力，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的嘉奖。就连日方报纸也承认：“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
http://www.shxb.net/html/20060915/20060915_39644.shtml

henry2000888

滇缅公路24道拐的历史




















1、 “24道拐”的历史
“24道拐”在史迪威公路（也称“滇缅公路”）延伸部分的贵州省境内，解放以后曾经是320国道（上海-畹町）线的重要部分。关于这段见证抗战历史的公路上著名的“24道拐”，“发现”它却有一段佳话。
在许多国际传媒报道二战远东战场的资料中，有一张黑白老照片：一队美国军用GMC大卡车在中国西南的山区公路上缓慢地爬行着。这张照片表现了战争时期从印度出发，途径缅甸，接通中国西南的国际运输线的艰难，同时这张照片也反映了中美军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大无畏地精神。这张非常著名的照片是由美军随军记者巴特（摄影队长）于1944年5月2日在晴隆县拍摄的。

2、发现“24道拐”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这张由美军记者拍照的照片被反复无数次地反复登载，而且，无论传媒或二战研究的专家，都认为这里在是云南省境内或者滇缅公路又或者“史迪威公路 ”上的某一路段，具体名字叫做"21拐"或者"24拐"。但是半个世纪以来，却没有人真正地指明它在地球上的具体位置，当人们想再次重返此地回顾那段不平凡历史的时候，却怎样也找不到它的具体位置，它却似乎突然从世界上消失了一样。

由于媒体的模糊报道，至使来自云南的研究二战时期中国西南历史专家戈叔亚，花了10多年时间才在贵州省晴隆县莲城找到了这段蜿蜒崎岖的弯道。原来它位于中国贵州省的滇黔公路上，是云南到重庆的必经之地。它不仅仅是一个客体的路，更是一个历史的弯道，令爱好世界和平的人们深深缅怀岁月且留恋往返的弯道！

24拐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就是沿晴隆山旁的古鸦关驿口凿山开路建成的盘山弯道，长约4公里，原有24个拐道，每拐仅几十米长。古安南县城边的黔西险隘——鸦关山道，海拔 1799米，是贵阳以西黔滇公路最为险要的咽喉要道。当年安南县境内的江上桥、盘山路，就像两把铁钳，控制了整个黔滇公路的开合锁闭。抗战时期，所有从粤、桂、川、湘等地，只要不坐飞机而去昆明的人，都必须经过晴隆县的盘江铁桥和鸦关山道。

“24道拐”的“发现”在海内外引起了轰动。戈叔亚把新老照片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几个战后出生的外国学者，他们对在贵州省找到这段“失踪”多年的路段均感到不可思议，同时又大感欣慰。

3、交通
现在，大家终于知道了“24道拐”的来龙去脉，它的具体位置在贵州省晴隆县，距县城仅仅1公里，距贵阳市232公里，是贵阳——昆明的320国道必经之地，离著名的黄果树大瀑布约100公里。开车前往的具体路线是：贵阳→贵-黄高速公路→黄果树→320国道→断桥→关岭县→晴隆县→24道拐。

由于24道拐太险峻，所以国家又在24道拐的对面新建了坡度较为缓慢的新320国道，但24道拐仍然能够畅通行车，前不久还在这里举办了国际汽车弯道赛。许多自驾车的朋友开车经过这里时，都要将车开进24道拐，亲自体验一下24道拐的感觉，然后进晴隆县城转入一段约2.5公里的山路，迂回到24道拐对面的山峰上，在原美军记者拍照位置，自己拍一张24道拐的照片以此纪念。

http://www.chetang.com/topic/257/10048/



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分布着密密麻麻的高山、大江、平原、湖泊，国内外游客都惊叹于天工造物的神奇。而在沟通南北、东西的公路上又处处点缀着能工巧匠们费尽心血、并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印记。群山峻岭中深藏着开拓者们大无畏的先驱精神，也回应着探索者们“煮酒论英雄”的赞叹。驴友、自驾游者都以征服曲折的山路、弯道；熟练爱车的操控技术；撷取最美的壮阔风景为佳话。这些，都是时代的最强音。



晴隆县位于贵州省西南部。总面积1327.3平方千米。2003年末总人口28.81万人。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有布依、苗、彝族。属高源峡谷区，最高点为县境西南隅与普安县交界处大厂镇的五月朝天以北约1公里处，海拔2025米，最低点麻沙河与北盘江汇合处，海拔543米，海拔高差达1482米。因受北盘江及其支流的强烈切割，切深长达500——700米。因此，全县地形起伏大，具有"山高坡陡谷深"的特点，地貌类型有低山、低中山、中山和高中山。石山地区岩溶发育强烈，伏流、地下河床、溶洞、落水洞、竖林、岩溶干沟等极为普遍。






历史渊源



　　在60多年前那段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有一条运输动脉，从印度经缅甸，到达当时中国的“陪都”重庆，将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连接起来。通过这条运输动脉，一批批物资由美军的车队运抵中国，它是当年中国抗日战争大后方唯一的陆路运输通道，被誉为“抗战生命线”，而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境内的“24道拐”公路就是这条运输动脉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24道拐”就在晴隆县城的西南边上，在这一著名路段入口处，晴隆县政府早在1988年就立了一块石碑：“晴隆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4道拐”。现在“24道拐”的道路仍然可以通车，隐约地提醒人们当年的“运输战绩”。

　据介绍，“24道拐”始建于1935年，次年竣工，全长5公里左右。二战时期，晴隆是中国西南抗战运输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从云南方向来的运输车辆必须经过这里送到前线和重庆。1991年出版的《贵州省志·交通志》记载，“美军在晴隆设站成立公路改善工程处”，改造“24道拐”的线段勘测、设计施工方案等，都是“战争期间由美国人提出来的”；美国派驻中国的工程技术官兵“当时就驻扎在当地维修公路”，“24拐”也由此被减改为现在的“21拐”，以适应战时运输需要。







新（左图）老（右图）照片对比




“24道拐”重新被发现

　　壁立的山体，盘旋的公路，像是天公抖落的银练，从云端直坠谷底。在直道和弯道上，美国“GMC”十轮大卡车，沿着一条拥有24道弯的公路，从幽深的谷底向着险峻的山顶依序行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张出自美国随军记者之手的中国公路照片，被世界各大媒体反复转载。战后美国出版的《醋瓶子乔的战争》（“醋瓶子乔”是美军将领史迪威的绰号）一书的封面，也采用了这张照片。照片上的公路被称为“24道拐”公路，媒体和专家都声称这是滇缅公路上的一段，但究竟位于什么地方，谁都说不清。在二战期间承载了无数军用物资运输，为二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的这条公路究竟在哪里？半个世纪以来，不断有学者在云贵两省寻找未果。“24道拐”公路声名远播，在现实中却神秘地消失了……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云南二战学者戈叔亚开始研究滇缅公路历史。但是，他原本认为在云南境内的“24道拐”公路却始终找不到踪影。此后，戈叔亚花费8年时间苦苦寻觅。他走访历史学家和许多二战老兵，并沿着滇缅公路进行了无数次实地考察。他甚至跑到缅甸腊戍，还从云南边境的畹町沿史迪威公路经缅甸八莫到达密支那，却始终一无所获，照片与实地对照，总是相差甚远。2001年底，戈叔亚偶然得知，“24道拐”公路在安南。“安南”是贵州晴隆县的旧称。于是，戈叔亚踏上了开往贵州的列车。2002年，经过实地考察，戈叔亚向新闻界宣布了自己的发现，终于揭开了“24道拐”公路神秘的面纱，它就位于贵州晴隆县。

　　要拍摄“24道拐”也不是一件容易事，需要绕道走五六公里的山路，爬上“24道拐”对面的晴隆山上。也只有在那里才能看清楚“24道拐”的全貌。“24道拐”对面的晴隆山上，这里已经修了观望台，顺着山坡大约有三百米长的护栏，可供游人凭栏观看“24道拐”，站在这里距离对面的“24道拐”大约有六、七百米的距离。

“二十四道拐”路线上下盘旋，而且路基窄，坡度大，弯道急。一般车辆通过“二十四道拐”至少16-20分钟，轿车以最快速度通过的时间大约是7分钟左右。





巧夺天工的公路

　　“24道拐”公路所处之地古称鸦关，当地人又称之为半关，位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城南郊1公里，盘旋于雄峻陡峭的晴隆山脉和磨盘山之间的一片低凹陡坡上，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明清时代，此处是蜿蜒的古驿道，关口建有涌泉寺，寺外设茶亭，专供路人游客小憩。寺旁岩壁之上，有“甘泉胜迹”等众多石刻。鸦关之雄险，名闻滇黔，明嘉靖年间，诗人周文化由此路过，留下了“列哉风高仰万山，云空叶积马蹄艰，一为行省衣冠地，便是雄图锁钥关”的诗句。

　　“24道拐”公路就修建在这样一个艰险的地段，其建设难度可想而知。1935年，由工程师周岳生领队，多次勘测设计，同年由民国西南公路局局长曾养甫督工，“24道拐”公路正式动工，1936年竣工，成为黔滇公路的必经之处。“24道拐”弯道全长4公里，有效路面宽约6米，山脚第1道拐与山顶第24道拐之间的直线距离约350米，垂直高度约250米，路坡的倾角约60度左右，乘小汽车由下至上，爬完全程约需8分钟，由上至下约6分钟。由关口向下俯视，“24道拐”公路仿佛游蛇下山，欲饮山谷之清泉；从关下往上仰视，“24道拐”公路犹如巨龙盘山，高耸入云端。

　　“24道拐”公路虽险要，其设计却十分精巧，可谓巧夺天工，匠心独具。道旁的上下挡墙，均由五面石砌成，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仍完好如初，既可见当时先进的建筑技术，又可见当地民工的精工巧琢，是建筑中罕见的历史珍宝。







抗战运输要道

　　二战时期，美国的援华物资经过滇缅公路到达昆明后，必须经过滇黔公路才能运送到重庆和前线，而“24道拐”公路正是滇黔公路的重要节点，成了中缅印战区交通大动脉，承担着国际援华物资的运输任务。日本空军多次派飞机对“24道拐”公路进行轰炸，欲截断滇黔咽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陆军准将约瑟夫-史迪威任美军中缅印战区总司令兼盟军中国战区总参谋长，美陆军部长史汀生要求史迪威维持滇缅公路的运输，并致力于“改进中国陆军的战斗效能”。1942年，美国的公路工程部队1880工兵营进驻贵州省晴隆县修筑滇黔公路，用水泥砌挡墙，并对“24道拐”公路进行了维修，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完成了维修任务，保证了运输的畅通。

　　1954年，为行车安全，贵州省交通部门在“24道拐”的旁边重新修建了一条坡缓弯道少的沥青公路，在山脚处与原“24道拐”的路口相接，作为320国道的一部分。



为加快黔西南山区与外界沟通的步伐，贵州省日益加大公路建设力度。如今，在"24道拐"附近，一项重要的工程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一条4.4公里长的隧道将穿山而过，这就是建设中的镇宁至胜境关高速公路。全长约183公里、总投资约130亿元的镇胜高速公路是上海至瑞丽国道主干线的一部分，也是贵州省"两纵两横四连线"公路主骨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公路所经过的地段地势险峻，与原史迪威公路走向大致相同。该路在晴隆县境内有30公里左右长的里程，其中有多个隧道和沙子镇、莲城镇两座互通式立交桥。在"24道拐"的山下，总长约4.4公里的晴隆隧道正在加紧建设，将于2007年前竣工通车。届时，"24道拐"将与4.4公里长的晴隆隧道一起，成为中华民族抵抗外辱、自强图存意志的一个象征，将会长久地留在大地上

http://www.tranbbs.com/news/cnnews/Construction/news_33280.shtml

henry2000888

松山战役 昭示世人 犯华夏者 虽悍必诛



1944年2月，远征军11集团军在保山组织阅兵。


战斗中的远征军士兵。


运送弹药的远征军士兵，脚上的草鞋清晰可见。


远征军装备的由M3改装的装甲侦察车。


准备强渡怒江的远征军。1944年5月，远征各路大军集结怒江东岸，准备强渡。



横断山脉的南麓，怒江的西岸，耸立着一座海拔2690米的险峰——松山。它像一头巨大的恐怖怪兽扼守着滇缅公
路的要冲，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并且因为战略地位重要又被军事家称为滇缅路上的“直布罗陀”。令20世纪40年代中国军人咬牙切齿的是：一支精锐的日军部队盘踞其上，并用了一年的时间修建了极为复杂的永久性工事，形成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据点。从而牢牢控制着怒江战场的主动权。

　　这支精锐的日军是56师团下属的拉孟（松山）守备队，是一支步炮混成部队。指挥官为炮兵出身的金光惠次朗少佐。兵员共计1400名，配备有100毫米重炮群、山炮、战车、高射机枪等强大的组合火力。值得一提的是：这支守备队是日军中的尖子，在缅甸方面军一年一度的军事项目比赛中，他们一直保持步枪射击、火炮射击、负重攀登的三项第一；尤其是敌酋金光少佐，以冷静顽强闻名军中，他曾在南昌战役中，亲自指挥一门野炮抵近射击，致使中国第29军中将军长陈安宝阵亡……

　　有意思的是，这个凶悍的敌酋，在松山战役接近尾声的时候，竟也被中国军队的一发炮弹炸成碎片，真是报应！


　　固若金汤

　　这支日军守卫在松山（日本人称为拉孟要塞）各个高地——腊孟寨、大垭口、阴登山、滚龙坡以及主峰子高地——大小不一的地堡群里，这些地堡修得诡诈坚固，堡与堡之间通道相连，战车也能在地堡里开进开出，此外地堡里还有庞大的军火仓库以及几十名妓女的军中妓院。但最重要的，是其坚固程度不可思议。

　　工事全部完工后，日本缅甸方面军总司令河边正三中将，第15军新任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和第56师团长松山佑三中将都曾亲往视察，现场观看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试验。当试验结果表明数颗五百磅的重型炸弹直接命中竟未能使工事内部受到损害时，几个日军首脑狂喜不已，河边正三中将随后在写给南方军总司令的报告中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程度的猛烈猛击，并可坚守8个月以上”。

　　显然，当时要拿下松山，必然是一场军事领域中难度极大的攻坚战，不付出罕见的代价不行。这注定了松山将要书写现代军事史上惨烈的一笔！






　　　　　　　　　　　　　　　　　　　　　缅北滇西作战要图


　　浴血奋战

　　松山——滇缅大动脉上的毒瘤！而中国军队不得不把这个毒瘤切除！

　　于是，一场地狱般的血战在松山拉开了帷幕。李弥将军率领第8军将士和其他部队将要在这里谱写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日壮歌……

　　71军喋血无功1944年6月4日，30架美军战机以猛烈地轰炸开始了松山大血战的前奏。当松山戴上烟雾弥漫的罩头时，71军新28师（配属有第6军新39师一部117团）官兵从山脚开始了仰攻。中将指挥官钟彬亲随督战。该军另外两个主力师（87、88师配属新28师的84团）和第6军的新39师的主力则绕过松山进攻龙陵县城，以切断龙陵之敌对松山进行增援。

　　身着土黄色军服的士兵密密麻麻顺着山谷和山坡朝山颠猫腰进攻，他们认为剩下的日军不会太难对付。因为根据情报，山上的守军只有3、400人，火炮5门，机枪10来挺，经过美军轰炸机充分地“照顾”，只要一鼓作气冲上主峰子高地，青天白日旗就可飘扬在松山之巅。

　　500米、400米、300米，日军沉默着，200米，日军依旧沉默，快接进山顶的时候，仿佛卷起了狂飙，机枪、小炮、掷弹筒从隐蔽的地堡中喷出火舌，形成交叉火网，地雷、手榴弹的烟柱此起彼落，爆炸声响成一片，中国士兵顿时像被割草一样倒下，土黄色的尸体滚满山坡。主攻团1营只退回一排人，营指挥官全牺牲在山头。而这一切仅仅发生在15分钟之内。

　　钟军长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下令进行猛烈地的炮轰，然后更大规模的进攻又开始了。

　　然而，第2次进攻依然是第1次进攻的翻版，仍以失败告终。接下来第3次、第4次进攻……次次均告失败，钟军长头一次遇上了这样的劲敌，简直打红了眼。接下来的数天他组织各级军官层层督战，各团各营轮番进攻，仗打的异常惨烈，在日军的火网下，士兵伤亡严重，有时白天打下一座山头，夜晚又被日军夺去，山麓到处躺着新28师士兵的尸体。

　　章法单一的重复进攻，导致士兵面对无法躲避的死亡产生了恐惧与绝望，于是开始出现了逃兵，他们有的躲进山林，有的趁夜暗泅水而逃，在半个月的时间里，进攻部队已伤亡3000多人，还有不少的士兵逃亡，于是部队攻势锋芒顿萎。一时陷入了无计可施的境地。

　　血战至6月底，伤亡惨重的国军终于攻入了腊孟寨，击毙日军百余人。同时扫清了松山的外围阵地，将日军压缩于松山主阵地。至此，钟军长才获悉实情：松山日军守备队共有兵力1400多人，而不是先前估计的3、400人；同时拥有100毫米榴弹炮8门，山炮4门，机枪百余挺，战车数辆。吃惊不小的钟军长一面火速上报军情。一面指挥新28师继续对松山钳制攻击，松山前线出现僵持状态。






　　　　　　　　　　　　　　　　　　　　　1944年2月，远征军11集团军在保山组织阅兵


　　阵前“新方案”

　　战场整体态势其实一开始怒江战役的主攻方向并不是松山，而是腾冲（就是考虑到松山险峻难攻）。远征军司令部的意图是将中国军队分为左右两翼，左侧松山、龙陵由一个军佯攻，目的是分散和牵制敌人；右翼腾冲由20集团军主攻，11集团军担任增援。

　　主攻腾冲的战役是5月10日打响的，令人遗憾是：由于情报的泄露，日军洞悉了中国军队的部署，便将其精锐部队56师团主力全部集中在腾冲高黎贡山一线，利用险要地形频频反击，致使中国军队屡屡受挫，伤亡惨重。于此同时，远征军增援部队在深山沟里进退维谷，炮火无法施展，飞机也无法进行有效轰炸，而日军却占据山头，居高临下地用远程火力大量杀伤中国军队，开战头一周，中国军队就伤亡逾万，更糟糕的是，6月雨季将至，一旦江水陡涨，背水作战的中国军队的攻势必将自行瓦解。

　　在怒江的战场上，中日军队的数量比约为10：1，中国军队20万人，日军不足3万人（据大东亚战争全史载，约2万1千人）。如果20万中国军队不能击败当面之日军，则盟国的的战略物资无法通过陆路运进中国抗日战场，而仅靠代价高昂的“驼峰”空运，犹如杯水车薪，将会大大延长中国战场对日作战的进程。从而对整个亚州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具有很大的负面作用，这是中美英战略家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夺取怒江战役的全胜，打通滇缅线必需越快越好。

　　远征军代司令卫立煌是国民党的“五虎上将”，安微合肥人氏，出身贫寒。他没有上过黄埔军校，非蒋介石的嫡系，但半辈子在征战中度过。是一名真正的军人，五虎上将的称号绝非浪得虚名。他得悉日军掌握了中国军队的作战部署，便连夜召集20集团军司令霍揆彰和11集团军司令宋希濂紧急商讨对策。在取得一致意见后，由参谋部迅速变更原来的计划，他亲自带着新计划直飞重庆面见蒋介石。蒋问：阵前变更部署，关系重大，谁能负责？卫答：如果失败，愿受军法处置。

　　新方案很快得到美军顾问团的赞同，美方表示，将出动更多的飞机予以支援。

　　按照新的方案，调动部队的命令于5月25日下达。第20集团军继续猛烈攻击以迷惑敌人，第11集团军所属的3个军则沿怒江东岸秘密运动。所有部队车辆均在夜间闭灯行军，这一重大军事行动瞒过了日本人的耳目。等后来的“芒市一号“侦听到对岸通讯信号陡增引起了警觉，但已晚了一步。从这点看，卫立煌用兵是高超的。

　　接下来就是前面描述过的71军新28师的作战状况——血战多日进展甚微。

　　战场危机由于右翼战线的日军松山佑三师团长发现中国军队已经转移兵力，突然对松山、龙陵发起大规模进攻之后。经过短暂的思考，就火速率师团主力5个大队驰援松山、龙陵；留下不足1个联队固守腾冲，与此同时，命令日军第29联队、第119联队之一部向龙陵进发，打算合击并消灭龙陵城外的两个属于71军的中国师，然后在松山将中国远征军的左翼击败，最后返回腾冲围歼中国军的右翼，实现怒江大捷的战略构想。






　　　　　　　　　　　　　　　　　　　　　运送弹药的远征军士兵，脚上的草鞋清晰可见。


　　供应危机

　　即将拿下龙陵县城的71军两个师，其实已经攻入了城内，正在跟守军激战，再有两天即可占领全城。但就在这关键时刻，日本人援军杀来，只好急忙退出城外，沿公路线的山头掘壕固守。苦撑着跟日本人打起了消耗战和阵地战。卫立煌意识到战局的严重，于是给71军的两名师长下了死命令，战至一兵一卒，不许后退半步，否则军法从事！由于松山日军据点的火力牢牢地控制着滇缅公路，中国军队的粮食弹药均靠人力畜力经由山间小路运抵松山和龙陵前线，因此前线的供应发生了危机。

　　危机的根源是季节，6月中旬，雨季来临，山洪暴发，道路泥泞，民夫骡马均无法通过山间小路，飞机也无法空投。前线大军顿时失去了供应，那些在战壕泥浆中日夜听凭大雨浇泼的士兵们饥肠辘辘，苦不堪言。到最后竟然满山遍野去寻找野菜充饥。更惨的是伤兵，没有食品，没有药物，又无法运往后方，很多重伤员只好听其自然死亡，惨叫声，咒骂声充耳不绝，战场的悲惨凄苦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最高层指挥人员明白：如果暴雨再持续十天半月，全线的崩溃不可避免！

　　好在苍天有眼，雨季里的第一场暴雨只下了一星期便出现了几日好天气。长长的民夫和骡马队宛如巨蟒行进在山间小道上。大批美军机群也迅速飞临前线阵地空投，前线4个师几乎崩溃的局面得到了缓解。最高指挥部的人们长长吁了一口气。危机过去了！






　　　　　　　　　　　　　　　　　　　　　松山战役战后残垣，其中日寇尸骨累累

　　厮杀难解难分

　　由于合击龙陵的日军顽强的进攻，71军的两个师随时有被吃掉的危险。卫立煌急令后备力量第2、第8军渡江增援。第2军和正在进攻松山的71军的新28师以及第6军的新39师绕道小路增援龙陵；而第8军接替28师专门攻打松山。中国远征军的20万大军就这样全部投入了战场。

　　此时，战场错综复杂：左翼松山龙陵，三个半中国军与日军增援部队展开了激战，阵地犬牙交错，枪炮昼夜不停，双方不断地在战场上拉锯；右翼腾冲，20集团军的6个师围攻日军148联队，日军顽强抵抗，寸步不让，一时也厮杀得难解难分。

　　对于中日双方的军队来说，这时取胜的关键是什么？答案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夺取和守住松山！

　　如果日本人守住松山，雨季里实际上被分割成三大块的中国军队，将因为这个“毒瘤”阻碍着后勤保障，因而始终存在被各个击破而导致全线崩溃的危险；

　　若中国军队攻下松山，则满盘皆活，三处战场连成一片，与此同时，大动脉畅通无阻——滇缅公路将源源不断地为中国远征军提供后续部队与物资，日本缅甸方面军将面临失败的结局！


　　李弥登场

　　松山，成了怒江战场夺取胜利的关键，松山，成了中日军队拼死争夺的焦点。就在这殊死搏斗的关键时刻，一个抗战的优秀军人——李弥闪亮登场了！

　　被鲜血浸泡的松山李弥，字炳仁，云南省莲山县人，黄埔四期毕业生。20年戎马生涯身经百战，以显赫的战绩成为国民党军队公认的名将，时任第8军副军长。军长何绍周（何应钦的侄子）深知李弥的军事才干，每有战事，便把指挥权慷慨交付，对战斗进程从不随便干涉，这次松山攻坚战，同样如此。

　　1944年7月5日，第8军在炮火准备之后，麾下荣1师、82师、103师从四个方向轮番进攻松山。李弥用望远镜观战。

　　由于腊孟以上的大垭口、阴登山、滚龙坡、子高地等处的山势更为陡峭，大雨中泥泞的山坡犹如泼了油一般，数以万计的中国士兵手脚并用地朝山头攀登，同时还要躲避上面日军从地堡中射出的交叉火力，战斗对于中国军队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结果无须预料，如同71军，一次次被日军的火力赶下了山。这一切李弥看在眼里，却一时想不出克敌良策。

　　一连数日，第8军没有丝毫战果，却已伤亡了600余人。李弥命令各师暂时中止攻击。

　　次夜，奉李弥之命，荣1师3团约两个连的精锐乘夜悄悄摸上了松山主峰子高地，试图来个斩首行动，捣毁日军的指挥部，不料立足未稳即陷入日军的火力埋伏圈，是夜枪炮声喊杀声彻夜不息，黎明时分，仅有两名带伤的士兵突围出来，讲述山顶的战况。

　　原来，主峰子高地中央有一个大地堡，而周围有许多卫星状的小地堡，火力四面交叉，又可相互支援，一些中国士兵身上捆满手榴弹，匍匐前进刚接近甲地堡，还没来得及投弹，乙地堡机枪响了。你攻击乙地堡，丙地堡丁地堡的机枪又地把你打得满身弹孔，就这样，各个地堡前都倒卧着饮恨而亡的荣1师的勇士。

　　第2天召来了美国飞机，调来了百余门大炮，整整轰炸了1天，松山的大小山头被反复犁耕，整个山头都是焦土。有的地方达几米深。炮火不可谓不足。

　　轰炸再进攻，进攻再轰炸，但松山日军的阵地依然坚如磐石。真是邪了门。


　　尸横遍野

　　仗打到这个份上，第8军官兵的伤亡已超过数千人。加上先前71军士兵的损失，放眼望去，从松山的山顶至山腰，铺满了中国士兵土黄色的尸体。由于日本士兵的枪法很准，用战场士兵的话来说——就像长了眼睛，因此谁也不愿意去救伤员或搬运尸体。每当炮火激烈或飞机轰炸的时候，不少尸体的胳膊大腿飞上了天。怒江的天气也极其无常，日夜温差很大，晚上下雨冷得发抖，但白天太阳一出来，烤得人流油，阵亡的士兵往往两三天后就开始发臭腐烂，随后生出白蛆，爬得到处都是，由于美国军医晚上在阵地上到处打针，给士兵服药片，战场上才没有发生瘟疫。

　　打仗就是这样，要多残酷就有多残酷，士兵们天天泡在尸水里打仗，在死人堆里打滚，那种日子，别提有多么艰苦。几个月下来，人都变了形状，手臂、脚杆、身上的皮肤都被尸水咬成黑色，死人的臭气好久都洗不干净……

　　在山脚的公路上，从腊孟开始，等着过江的担架那才叫多，一个挨一个，排了几公里长，有的重伤号，没等过江就咽了气，也有像我这样的轻伤号。我们都是当地百姓组织的民夫队抬过江去的。 “听说我们那个师（103师）打完仗以后整编，师长一看全师还剩下不到两个连，带头放声大哭”——摘自一个战场老兵的回忆。

　　另一位幸存士兵这样回忆道：“训练了两三个月，部队就奉命上前线，一上前线，那种场面才叫惊心动魄。死人多得没法埋，到处都是尸体，主要是我们的弟兄，也有日本人。只好听凭日晒雨淋，炮弹轰炸，最后乌黑的尸水把山上的草都咬死了，几年后我路过那里，山上寸草不生。”

　　极其惨烈的松山攻坚战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全军将士，包括美军顾问团和蒋介石，都注视着李弥。注视着这位从排长干到将军的中国军人，能否把战局扭转。


　　“斩杀顽敌，余始克有济”

　　英雄本色李弥毕竟是真正的军人，而真正的的军人总是能够找到战场的规律。李弥打破常规把指挥所搬上了前沿阵地，带领参谋人员和美军顾问督战数天，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他在作战日记里写道：“……攻打松山，乃余一生最艰巨任务。敌之强，强其工事，堡垒、火力。若与敌争夺一山一地得失，中敌计也。须摧毁其工事，肃清其堡垒，斩杀顽敌，余始克有济。”

　　于是他调整战术，命令部下从外围着手，一个地堡一个地堡的摧毁，向山头地堡群的中心逐步推进。这样虽然看起来很慢，但扎实有效。为了配合李弥的战术，美军把一种当时来说最新式的武器——火焰喷射器教给中国军队使用，这样，日军的死亡之神降临了！

　　中国士兵再不朝火网里冲锋了，而是相互用火力掩护，从四面朝外围的地堡匍匐前进，达到攻击距离时，用手榴弹、炸药包炸，大多数时候是用火焰喷射器把地堡里的日军烧死。地堡里经常发出鬼哭狼嚎的声音。也有一些日本兵身上带着火跑出来射击，但瞬间被掩护机枪扫倒。中国士兵感受到复仇的快意。于是火焰喷射器成了第8军战士的撒手锏。

　　由于是从外围进攻，背后没有敌人的地堡，中国士兵的伤亡大减，而作战效率大增。到7月下旬，第8军士兵的阵地已经稳步推进到离主峰子高地不到500米的阴登山、大垭口、黄家水井一带。最后的决战快要来临了。

　　松山主峰子高地的面积只有一、二十亩大小，但周围有十几个高低不同的小山丘相连，互为犄角之势。若直接进攻大地堡，必遭小地堡火力的射杀。前些天两个夜袭连的部份士兵的尸体至今仍在那里，并且已经腐烂。

　　第8军的士兵仍然是从四周向山顶蚕食。但离主峰子高地还有200米时，再也无法前进了。因为太陡峭了，坡度大约有60度。连射击都要仰起头，中国士兵在这里又牺牲了几百人，因为上面的手榴弹经常像冰雹一样砸下。


　　似乎又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

　　这时，82师少将师长王伯勋给李弥出了个古老的主意，那就是挖地道——从松山下面挖通道到子高地，然后用炸药把日军送上天。李弥听后和美军顾问研究了一番觉得可行，决定实施。

　　地道施工是从8月4日开始的，由第8军工兵营负责挖掘，美国顾问亲自测量计算。为了掩护这个重大的行动，李弥命令炮火天天轰击山顶，步兵每天佯攻迷惑日军。

　　地道是先挖一个平行的直洞，通到子高地的正下方。工兵分成几班不分昼夜地挖，每天美军顾问按时来测量距离。十多天后，美军顾问经过测量，确定已挖到子高地的正下方了，说声“OK”。于是改变方向，成“Y”字形朝上挖。五天之后，美军顾问又说：“OK”，可以挖炸药室。于是工兵们就在“Y”型的两个顶端各挖出一个炸药室，左边炸药室放了3吨炸药（120箱，每箱25公斤）；右边炸药室放了4吨炸药（160箱，每箱25公斤）。搬运炸药的时间花了一天一夜。

　　1944年8月20日上午9点，阳光明媚，松山在视线里十分清晰，远征军司令卫立煌和一批美军顾问以及宋希濂、何绍周都早早地过了怒江，来到隐蔽部观看。所有的部队都撤离危险区域，由工兵营长亲自摇动起爆器。“我看见他的手有些抖”一个老兵这样回忆道。工兵营长猛吸几口烟，然后扔掉烟头，狠狠摇动那架电话机改装的起爆装置。开始似乎没有动静，过了几秒钟，大地颤抖了一下，接着又抖动几下，有点像地震，隐蔽部的木头支架嘎吱嘎吱晃动起来。同时，我看见子高地有一股浓浓的烟柱窜了起来，越来越高，烟柱头上也有一顶帽子，很象解放后电影上放的原子弹爆炸。烟柱足足有一两百公尺高吧，停留在空中，久久不散。声音传过来时，却不及想像的大，没有飞机扔炸弹震耳，闷响，有点像远方云层里打雷。

　　中国士兵迅速地向山顶冲击，没等炸懵的日军清醒过来，第8军荣3团的士兵已经登上主峰。跟残敌展开了激烈的近战。

　　松山主峰炸出了两个40来米宽、30来米深的大坑。中央主地堡炸飞了。没有了踪影。由于没有主堡，冲上去的士兵第一次没有被日军赶下来，但战斗还没有结束，激烈的争夺战还在进行。战至8月29日，日军断粮三天，竟然砍下刚刚阵亡的中国军人的手臂和大腿，在地堡里血淋淋的进行烧烤。（这种毫无人性的充饥方式维持了近一个星期）

　　9月1日，蒋介石下了一道死命令，限第8军在“九一八”国耻日前必须拿下松山，否则正副军长均按军法从事。于是李弥抓了顶钢盔往头上一扣，亲自带领特务营冲上松山主峰阵地，一连激战数日，9月6日，他被人从主峰扶下来，据目击者描述：……胡子拉碴，眼眶充血，打双赤脚，呢军服成碎条状，身上两处负伤，人已经走形。


　　第二天，松山战役结束。

　　那是下午4、5点钟时分，山上的枪声渐渐地稀疏。参谋长向他报告：副军长，我们胜利了！李弥坐在指挥部外一块石头上一动也不动，像个木头人，接着眼泪滚下脸颊……壮哉！抗日将军，穿越地狱般的硝烟——尽显男儿英雄本色！

　　松山血战历时120天，官兵阵亡8000余人，日本守军除一人化装突围全部战死，无一人被俘或投降，双方阵亡人数之比接近6：1。另外，中国军人伤者逾万。

　　松山，宛如一座高耸的抗战纪念碑，永远屹立于怒江之畔，它险峻的身躯向世人昭示：犯华夏者，虽悍必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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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慰安妇索赔15年:已知活人证仅剩47名





15年过后，中国“慰安妇”索赔之路仍在艰难前行。四起诉讼案件全部败诉，活人证陆续离开人世，遗址保护陷入僵局。而日本至今仍在否认“慰安妇”历史。“慰安妇”索赔的意义更在于还原历史的真相，而进一步挖掘这段即将消逝的屈辱历史还需要全民的共同参与



  年轻时候的万爱花美丽动人，而今却成一个身材矮小的残疾人。图为老人展示她年轻时的照片。本报





万爱花平时最喜欢喜欢玩纸牌打发时间。本报记者姜龙/摄

   

  2004年6月，在四周林立的高楼中，南京利济巷2号民国老宅慰安所显得破乱不堪。



  为了尊严，控诉！

  中国“慰安妇”的受害者们走上一条崎岖的诉讼之路；同时，还有一些“慰安妇”仍未鼓足勇气站出来

  1992年12月9日，东京。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首次“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在那里举行。

  在大会讲台上，中国的惟一代表、当时64岁的万爱花站了起来。她脱掉上衣，指着身体上的道道伤痕，揭露侵华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当讲到当年她在被日军灭绝人性的摧残后并遭毒打，肋骨和大腿骨被打断以致终生残疾时，她当场昏倒在听证台上。

  对于中国来说，万爱花15年前这次控诉的意义不言而喻，这是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第一次站出来向世界控诉日本的罪行。半个世纪前，超过20万名中国妇女沦为日军的性奴隶，包括她山西盂县的老乡侯冬娥。

  索赔艰难迈出第一步

  本来，侯冬娥和万爱花是要一块去日本的。可是由于那天下雨，山路崎岖，接她的车无法赶到。而万爱花当时因为已经搬到太原，行程未受到天气影响。

  那天，侯冬娥在家大声痛哭，这大概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过去几十年，她一直活在村里人鄙视和猜疑中，很少有人叫她真名，都称她是“进过炮楼”的女人。

  所有这一切，只因为她曾被日本人两次抓进炮楼，她因此从“盖山西”的美女变成了一个不成人形的病妇。对于那段历史，她却羞于向任何人提起，即便到1992年，一个叫张双兵的小学教师开导她走出来的时候，她还是说“丑啊”。

  小学教师的开导不是没有来由的。1992年3月，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抗日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损失。《法制日报》在当年也专门发表文章提出“受害赔偿论”：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虽然放弃了国家的战争赔偿，但并未放弃民间受害赔偿。

  在张双兵的再三劝告下，侯冬娥终于鼓足勇气说出了埋藏在心底半个世纪的秘密。此后，刘面焕、冯转香等人也陆续向张双兵回忆了当年那段不堪的历史。

  张双兵特地选择1992年7月7日——日本侵华战争爆发55周年这天，把老人们的哭诉整理成申诉书，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递交给日本政府，提出5万至15万美元的索赔。尽管最后石沉大海，但中国“慰安妇”索赔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一度对子女都难以启齿

  两年后的春天，侯冬娥悄无声息地死在山西盂县高庄最破烂矮小的窑洞里。帮她完成索赔心愿的是她的同乡姐妹刘面焕、侯巧莲、陈林桃、李秀梅4个受害者。1995年8月，她们首次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并要求日本政府向她们每人赔偿2000万日元，由此拉开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的序幕。

  然而，对于中国“慰安妇”的历史，当时很多人并不了解。即便是后来为“慰安妇”对日索赔担任中方律师的康健，一直到1995年9月才第一次听说相关事宜。当时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妇女大会上，康健作为中方女律师代表参加了最后全国律师协会组织的中日女律师的交流。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日本的女律师大森典子，提出要中方律师能不能协助她们做“慰安妇”问题的调查。

  “那时候没人吭声，之前一直传的就是军妓。”康健沉默了一下之后就举起了手答应了，“当时，从我的角度来想，即使是妓女的话，她们也有自己的权利啊。”

  后来的情况是康健事先没有想到的。“本以为跑一次山西就完了，却一参与就是12年。总共四起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诉讼中，我参与了三件。”康健说，为了调查取证去山西至少十次以上。

  次年春节刚过，康健就和助理一起去山西进行调查取证。让康健最为深刻的记忆是，“1996年春节刚过我去侯巧莲家的时候，她就说，要是村里人问起来，就说是北京来的亲戚，不是律师来调查。我们调查的时候，‘慰安妇’们也不让自己的子女在旁边听。”

  1997年7月份，该案在东京首次开庭，康健带着李秀梅、刘面焕两名受害者去日本出庭。

  而对于那段历史，当时的日本人也并不比中国人了解更多。“他们对那段历史了解太少。他们问的问题太荒唐了，当时日本支援会的人问老人‘你怎么没跑啊’。我说日本鬼子拿枪逼迫着怎么可能跑呢。”康健向《国际先驱导报》回忆。

诉讼让她们变得更自信

  从一开始，康健就已经意识到诉讼之路的艰难。“日本政府根本不过问，很蔑视这些原告。日本方面对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侵害缺乏反思。”康健回忆说。

  最后的事实应验了他当初的预感。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2起“慰安妇”的案件，而其余两件之前就已驳回。

  不过，康健却没有因此泄气，“不是有可能要败诉就不做。这是一个人的尊严的问题，不靠自己去争取的话怎么实现。”康健说：“打不赢也要打。首先不是输在理上法上，而是输在日本缺乏历史观上，但是没有我们的推动，他们也很难改变。改不改变是他们自己的事。但是我们中国人作为受害者一方，如果没有维护自己权力的意识的话，那就是太悲哀的事了。”

  康健说，跟其他受害者相比，“慰安妇”受到的伤害可能更大，“劳工是肉体，她们是全身心的。”她举例说，在法庭上，律师甚至会问受害者，“日军强奸你的时候，心情是什么样的”这样的问题。

  但是，也正是因为索赔之路的艰辛和磨练让中国“慰安妇”可以抬起头来。“诉讼给他们正名了，原来别人都叫她们妓女。”康健说：“他们现在精神面貌比原来好。我最初接触她们的时候，一看你马上就低头。现在敢于对视交流了。好几个受害者跟我说过，在法庭上，受害者把憋在心里这么多年的话说出来了，死了也感到痛快。”

  已知的活人证仅剩47名  

  面对败诉的结果，康健自然不会心甘，一项新的计划已经在进行当中。

  “全国律师协会已经成立‘慰安妇’受害者调查委员会。希望用5年的时间调查完所有现存‘慰安妇’。”康健介绍说，“主要还是取证，进一步与日本交涉，希望社会各界提供线索。”

  事实上，关于“慰安妇”历史调查的工作还有其他人在做，其中包括上海的历史学者苏智良。这位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从1993年以来，走访了100多个中国受害者。但是由于大都年事已高，活证人都已经陆续死去。

  据苏智良的统计，就他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加上最近还没有去确认的两位，是47位。海南的最多，其他还有来自黑龙江、山西、北京、河北、河南、江苏、上海、湖北、湖南、广西等省市。目前还有很多‘慰安妇’不愿意站出来，如果能站出来，作用是很大的，她们都可以提供一手的资料的。”

  2007年“五一”前夕，江苏省如皋市一名91岁的老人周粉英通过家人向社会公开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她曾是“慰安妇”。就在周粉英挺身而出控诉日本罪行之时，另一名活证人南京“慰安妇”雷桂英却突然死亡，而在一年前，她才勇敢地站出来对外界披露自己的身份。

万爱花：她代表中国站了出来

  15年前勇敢地站出来，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然而对日索赔至今没有结果，她仍然在承受着战争的创伤

  79岁的万爱花和记者印象中差别很大。

  以前只在照片上见过她，总是满脸的悲愤，满身的苦难。

  第一次见到本人，记者却惊叹她散发出的活力：一身黑白相间的衣服朴素大方，说话声音洪亮，被日军压得变形的身体动作敏捷，一口假牙也舒展了她满脸的皱纹。

  “我就崇拜和相信毛主席。”

  5月下旬，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老人招呼《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走进她干净明亮的房间接受采访。

  国际官司要接着打

  万爱花，中国“慰安妇”对日诉讼第一人。

  1943年6月到1944年初，年仅15岁的她先后三次被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百般蹂躏，导致终生不育。

  1992年以来，她先后6次到日本东京、大阪等地，出席国际听证会和控诉大会，并于1998年10月30日，与其他9位受害妇女一起，状告日本政府对其造成的性暴力伤害，要求其谢罪并给予经济赔偿。

  “中国的受害者，没有一个出来说话的，我第一个出来替她们说话。”谈到15年前，万爱花出席东京举行的“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老人说，当时更多考虑的不是自己的清白，而是要代表中国说出真理。

  “我村里的一个媳妇，电视上看见南京大屠杀，死了那么多人，说那是假的吧？我说，电视上演的怎么会是假的呢？你们是没见过，不知道，没受过那个害！”老人讲到这，叹气摇头，但依然神情严肃，目光坚定。

  今年4月底，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5起中国索赔事件，其中2起案件与“慰安妇”有关。而万爱花等十位山西盂县侵华日军受害妇女的诉讼，早在2005年11月，就已遭到日本最高法院的驳回。对此，老人并不绝望。“官司还要打，不行就通过国际法庭，反正还要打，总要叫日本接受了，赔偿、救济，承认错误！”她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现在她的朋友们正在做准备，要到国际法庭去打这个官司。

  “当时中国放弃的是国家赔偿，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日本赔不起。但是我要的是民间赔偿，是站出来讨血债，向日本鬼子要真理的。”

  对日索赔是她的信念

  在15年的诉讼过程中，万爱花认识了很多日本朋友，也得到了日本律师的帮助。现在还戴在左手腕上的表，就是1992年日本朋友送的。

  “我恨的是日本鬼子，不恨日本老百姓。前些年，一个日本女人，要给我赔偿道歉。我说这是你们老人的罪，跟下一代没关系，我不接受你们的道歉。”

  15年前勇敢地站出来，改变了万爱花的人生轨迹。“如果15前没站出来的话，可能还在和养女一块讨饭吃。”但这段诉讼经历带给她最大的变化，是让她从此有了个信念，一定要让日本人低头认罪。

  她这辈子最感谢的人是张双兵。1992年，山西盂县小学教师张双兵在寻访日本侵华期间受害女性时找到万爱花，开导她，让她站出来，说出历史事实，并协助她多次到外地出席听证会，控诉日本侵华期间的罪行，要求日本公开道歉及赔偿。

战争创伤时刻缠绕

  然而，索赔之路毫无进展，老人的生活也十分困顿，战争的创伤更是严重危害着她的健康。

  万爱花现在居住的这间位于太原市杏花岭区矿机宿舍的房子是租的，房租加上水电费，一个月要一千多，而她每月的低保费只有230元，不够的钱经常要先向养女的子女借，在收到救济款后再还清。老人的救济款主要来自慈善单位和媒体。山西省慈善总会2002年到2004年捐给她4000元，《山西商报》曾为万爱花转赠社会捐款4000多元，此外，《山西商报》和山西黄河电视台等媒体记者也自掏腰包，救济老人的生活。

  搬入新家前的生活更加不堪，万爱花的养女李拉第将它形容为“流窜”。她们居无定所，寄人篱下，先后流落阳曲、太原等地，靠给人缝补浆洗为生。

  万爱花全身是病。当年受日军残酷迫害，万爱花大腿和肋骨有好几处骨折，身体严重变形，右耳被日军撕裂，左耳短了一截，下身严重溃烂。

  而现在老人经常胃痛，去年差不多一年老人都在住院，经常是好了些回来，回来后又过去。她床头摆了五个小药瓶，西咪替丁片、消炎利胆片，都是治胃痛、发炎的药。老人介绍，自己有胆囊炎、胆结石和尿道炎，这些病又引起了胃部和肺部的感染，一旦胃痛就受不了，今年元月到三月又刚住了院。除了生病住院，万爱花很少房间。打扑克、看电视成了她晚年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她说，一定要让日本人低头认罪，赔偿道歉，否则“死了也不放心，死了也不会闭眼”。

  慰安所遗址在拆迁声中残存

  作为日军侵华期间罪恶的慰安妇制度的实物见证，许多慰安所遗址却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沪生发自上海尽管原因各异、过程曲折，上海最早、最完整的两处日军慰安所遗址还是被保留下来。前者是位于虹口区的“大一沙龙”，后者位于浦东钱仓路350号。

  “浦东那个是因为它是民国时期特色建筑被保留。”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目前，上海已发现超过160个慰安所。最新发现主要集中在虹口区四川北路沿线，这里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聚集之地。

  上海是日军实行“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1931年底，日本驻上海海军当局已将虹口一带的‘大一沙龙’、‘小松亭’、‘三好馆’、‘永乐馆’4个日本侨民经营的场所，指定为海军特别慰安所。”苏智良说，这正是“慰安所”名称的第一次出现，也是世界上第一批慰安所。

“大一沙龙”：危房耸立

  下了高速的轻轨，穿过繁华的四川北路，虹口区东宝兴路125弄就在眼前。和周围林立的商厦比，这几幢房屋矮小、寂寞。上世纪30年代，它们有另一个称呼：大一沙龙。

  如今，房屋内外和过去似乎有些“脱节”：1号门口附近2个日式花瓶，被放上居民种的盆栽；地面上当年的彩色花纹，亦大半褪色。走进屋，白天要打开灯；踏上木质楼梯，“吱吱”声传来。

  记得旧事者，存世已不多。“隔壁一个老头，住这里几十年。去年刚走了。”1号屋里一个阿婆说。她是1983年搬进来的，“住下后，才晓得这里曾是慰安所。”这些年来，随着楼里人家增多，他们都按自己的需要重新装修房子。原来相连的3幢房屋被隔了起来。眼下，1号楼住着20多户人家，3幢楼住户近100家。

  关于此地拆留，争议多年。曾有学者、政治家参观旧址后，建议在这里建立一所日本慰安妇制度罪行陈列馆。后来，这里因接近轨道交通建设区域，又传出拆迁消息。

  “几年前，我们给上海市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送去建议书和历史材料，说明保护这个地方的重要性。”令苏智良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奔走没有白费，“今年回复说，暂时不拆了。”

  “留下是好。但能否改善一下我们的居住条件？”3号楼的居民衣长征说。他是残疾人，住的屋子大小仅6平米。现在，他每天扶着一架1米多高的楼梯，“爬”上“爬”下。

  的确，这个已经有七十多年历史的老房子，很有可能成为危房。“到时候，不拆也不行。”苏智良说：“不拆不等于就是保护。这里需要给予很好的整修，我希望最终把它建成一个慰安所博物馆。”

  “海乃家”：黑暗狭小

  虹口区公平路是条小路。公交车经过时，路有点嘈杂。找到这条路425弄12号前，得穿过一个一个公厕。天气晴朗，还能看到头上“万国旗”飘飘。这是很有上海特色的叫法，形容居民的衣服挂满竹竿。

  “这里和对面原本有墙隔开。”12号居民老徐说。实际上，真正隔开对面房子的是一段历史。这是一个民营慰安所，号称海军在沪最大的慰安所——“海乃家”。当时，他的主人是一个日本退役海军士兵，叫坂下熊藏。

  他的儿子坂下元司在《海乃家慰安所的证言》中记载了不堪回首的一段历史：日军用刺刀赶走房主，办起了“海乃家”，最盛时有45名“慰安妇”。1944年，他去上海与父亲团聚，“在我睡房里，安全套在榻榻米上堆成小山。一位军妓瘦黄的腿肿得高高的，比普通女孩粗一倍。她躺在床上，被子只遮住肚子，约10天后便死了。遗体暂放海军那儿。大车拉来伙食，又拉走尸体。”

  今天的“海乃家”仍是地道的上海新式石库门房子。前面有天井，两层楼，房间有高高的屋顶，还有晒台。跟着老徐走，感受到时间的力量。地面有些潮湿，走廊狭小昏暗，到处摆满杂物。杂物上是一层层灰。

  走上木楼梯，老徐提醒，要小心，别摔了，“这里住着十几户人，每户有自己的灯。平时不开。”因为黑，短短两层楼木楼，走了老长时间……

  中国的“奥斯威辛纪念馆”急需建立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慰安所遗址都像“大一沙龙”、“海乃家”这么幸运。“上海的慰安所绝大多数都被拆了，但具体数字不祥。”苏智良说。

  在中国其他城市，许多慰安所遗址也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2003年，南京最大的慰安所遗址——利济巷慰安所遭遇拆迁风波，2005年广州的五大慰安所遗址是否列入文物保护也引发争议。作为日军侵华期间，罪恶的慰安妇制度的实物见证，慰安所遗址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遗址的意义不仅在今天，更可能在未来。难道今天把慰安所都拆了，过了100年，再建一个假的吗？”苏智良说：“奥斯威辛集中营纪念馆早已是世界著名的文化遗产，美国犹太人创建的‘大屠杀纪念馆’也已成为华盛顿的新景观，而中国却没有一个这样的地方。”

  苏智良也表示，并不是所有的都要留存。“抗战过去60多年了，许多被拆掉也很正常。但应该选择保护一些像‘大一沙龙’这样有标志性意义的。其他的记录下来，照片拍下来，有可能的话树一个纪念的牌子。”

韩日“慰安妇”研究领先中国

  由于记载不详以及活人证逐渐消失，半个多世纪过后，要想再现“慰安妇”历史的原貌并不容易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许哲、蓝建中记者刘俊发自上海、东京、北京苏智良是国内介入“慰安妇”研究最早的学者。而事实上，在1991年之前，他连“慰安妇”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

  “1991年之前，中国教科书中的二战史、抗日战争史都没有这个提法。”苏智良说：“这里头有很多原因。本身战后的审判没有把‘慰安妇’作为性奴隶制度来审判，另外日本政府和军队毁掉很多文件，受害国的女性受害者又难于启齿。”

  让苏智良得知有这段历史的时间是在那年8月，韩国慰安妇金学顺站出来，讲出了自己的身份并向日本政府抗议，举世震惊。

  中国首家“慰安妇”资料馆7月开馆

  1992年3月的一天，在一个国际会议上，一个日本教授问在日本做访问的苏智良，日军的第一家慰安所是不是设在上海？“我当时就被问住了。我一直是研究上海史的，居然答不出来，这让我很震撼，也引起了我的注意。”苏智良向《国际先驱导报》回忆说。

  寻找那些当年的“慰安妇”遗址，是苏智良1993年回国后第一个想做的事，从那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我找到了数以千计的中国慰安所原址，拥有几百万份资料，40多盘受害者口述的磁带。”苏智良说。

  “最初的时候并不清楚真相会怎么样。后来去看看这些老人，她们曾经经历过怎样的伤害，如今又过着如此贫困潦倒的生活。这些都深深地触动着我。”苏智良说。

  如今，15年过去了，他研究的结晶即将在一个固定的场所进行展出，这就是7月初将在上海成立的中国第一家“慰安妇”资料馆。“原定在2005年就开办这样一个资料馆，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原来想设立在东宝兴路125弄，考虑到搬迁需要很多资金，只能作罢。”

  资料馆将设立在上海师范大学一处200多平米的建筑内。“这里主要介绍一些‘慰安妇’的曲折故事，有她们的遗物、照片、公证书等。比如雷桂英老人去年交给我慰安所当年用过的消毒药品和其他器具。还有2000以来，捐款的个人和机构等等。”当然也有国外的资料。“有一些历史照片从日本那边翻拍过来，还有日本出版的300本专门研究慰安妇的著作文献。”苏智良说。

  开幕的时候，苏智良打算邀请两三位受害者及其家属到上海来。“因为财力有限只能请这么多。”此外，“任何人都可以免费来参观，但不是全天开放。可能会在8月15日、9月18日这些特殊的日子开放，9月1日开学期间也会集中开放。”

  “希望引起国人的关注，除了让大家来共同关注这些幸存者外。也让国人意识到尽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是这些还没有真正成为历史。”苏智良说。

  韩日资料馆提供历史见证

  而早在2年前，类似的资料馆就已经在日本东京成立了。这个名叫“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位于东京都新宿区西早稻田的日本基督教会馆。

  进入资料馆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140多名前“慰安妇”的照片，令人感觉到一股凝重的气氛。在照片中，那张著名的拍摄于中国云南拉孟的4名朝鲜“慰安妇”与一名美军士兵合影的照片非常引人注目，而照片中即将临盆的“慰安妇”，就是现在住在朝鲜的朴永心。

  资料馆的建筑面积并不大，据馆长西野瑠美子介绍，只有113平方米，但是在略显狭窄的馆内，收集了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审议内容、9国的受害者与加害士兵的证言、从日本教科书中消失的“慰安妇”记述等等。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韩国学者和日本记者做过开拓的研究。”苏智良介绍说：“他们的资料也比较充足，有很多有良心的日本人介入这个事情的调查，出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几年前我就统计过超过200多本。”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韩国政府也开始介入，支持成立研究所，对“慰安妇”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从2005年开始，韩国政府和民间团体对韩国的受害者进行援助。

  一个人的战斗

  中国无法与韩国相比的方面还有很多。比如韩国“慰安妇”资料馆旁边还建有一个“慰安妇”之家，专门照顾“慰安妇”老人的生活。苏智良还曾萌生过建中国的“慰安妇”之家的想法。“在中国，有的‘慰安妇’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我想建所老人公寓，房子都看好了，可一想到程序、管理、经营，我就感到吃力。”

  苏智良的工作就像是一个人的战斗。

  苏智良说，对于给“慰安妇”带来的永久伤痛，日本方面却至今无动于衷。“尽管对日诉讼没有什么进展，但我们抱定决心，要再现一段历史，尽可能的复原，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事实。”

http://www.ce.cn/xwzx/xwrwzhk/pe ... 11_11689074_5.shtml

henry2000888

联合国谴责日本粉饰历史 敦促补偿慰安妇幸存者

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近日发表报告，谴责日本试图粉饰二战时期强征“慰安妇”的历史，并敦促日本政府帮助仍然在世的受害者。

  反酷刑委员会的这份报告主要是针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及一些执政党议员今年年初以“没有证据”为借口，企图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强征“慰安妇”史实的做法。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昨天表示，反酷刑委员会的这个报告是上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对“慰安妇”问题关注的延续。这说明国际社会都非常关注“慰安妇”问题，也正是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日本政府才于1993年发表了《河野谈话》。

  “政府要提供教育”

  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在报告中谴责了日本政府掩盖历史事实的行为，敦促日本着手解决“性侵犯的歧视性根源问题”，同时要求日本政府缓解受害人的痛苦。报告说：“委员会对于日本性侵犯受害者未能获得足够补偿，尤其是二战期间‘慰安妇’受害者的赔偿问题表示关注。对于日本未能采取一定措施，进行有效的教育，解决‘性侵犯的歧视性根源问题’，委员会也十分关注。”报告说。

  报告指出，“慰安妇”受害者不仅在战争期间遭受了“无法愈合的创伤”，“由于日本政府否认历史事实，掩盖那些应该被揭发出来的真相，未能让那些应该对罪行负责的人接受审判，未能向幸存者提供足够的补偿，导致她们一直忍受着持续不断的伤害和重复的精神创伤”。

  因此，委员会建议日本政府通过提供教育的方式，解决“性侵犯的歧视性根源问题”，同时对性侵犯的受害者提供足够的补偿。

  今年3月，日本设立了一个旨在帮助二战“慰安妇”幸存者的基金，向来自菲律宾、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地的285名“慰安妇”幸存者提供了补偿，但很多幸存者拒绝接受这种以金钱方式进行的补偿，因为她们没有收到来自日本政府或日本官方的道歉，而这笔钱也并非直接来自日本政府。

  “慰安妇”决议案今表决

  苏智良同时指出，近几年来，一系列“慰安妇”审判的败诉，凸显了日本不愿承认历史的立场。因此，这份报告的出台，将再次提醒日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应当承认历史，对战争受害者做出道歉。但是，这份报告能在多大程度上促使日本政府正视历史，还有待观察。

  就在联合国发表上述报告的同时，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也将于当地时间5月23日决定是否就日裔众议员本田“慰安妇决议案”进行表决。华盛顿、纽约、迈阿密等地亚裔支持者已经陆续汇集旧金山，谋求成立常设的亚裔联盟，为该提案提供支持。


日本民间团体举行记者招待会，抗议政府审定通过新历史教科书




http://www.ce.cn/xwzx/gjss/gdxw/ ... 0524_11470869.shtml

henry2000888

血肉筑成滇缅路


1937年侵华日军封锁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后，为保持与西方盟国的

地面联系，龙云在民国政府最高国防会上提出修筑滇缅公路




由爱国华侨梁金山捐资修筑的惠通桥，使滇缅公路能够按时通车



滇西各族民众挥汗洒血修筑滇缅公路，每天上马民工达20万人之多




遇山凿岩、过水搭桥，滇缅公路就是在这样的悬崖峭壁上修筑起来的



缅英工程人员在协助修建畹町国界公路桥



抗战时期的滇缅公路出国处－畹町桥



滇西各族人民用短短9个月时间就修成的滇缅公路，牺牲了民工3000多人，

是一条不折不扣“用血肉修筑的滇缅路”。崇山峻岭间蜿蜒盘旋的滇缅

公路，就象一座雄伟的丰碑，永远记载着滇西各族人民的历史贡献



日军对滇缅公路视为心头大患，多次派飞机对惠通桥进行轰炸



由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南洋招募回国的3000多名华侨机工承担了

在滇缅公路运输国际援华抗战物资的重任




在滇缅公路上抢运抗战物资的南洋华侨机工队员，在滇西抗战中牺牲了1000多人



由于抗战物资运输任务繁重，政府组织的车队运力不足，

德宏边疆的各族人民急抗战所急，主动组织用牛车协助抢运物资




滇西公路上繁忙的运输车队



大批国际援华抗战物资运到昆明，有力地支持了国内抗日战场




中国为配合英美盟军反法西斯战争，

组织10万中国远征军将士沿滇缅公路入缅参战


1942年日本侵略军入侵滇西后，滇缅公路运输线被阻断，

只能靠盟军航空运输队开辟的“驼峰航线”从印度运输抗战物资

资料来源：

http://www.bofcom.gov.cn/dhzrmzf ... 20061018/74081.html

http://www.bofcom.gov.cn/dhzrmzf ... 20061018/74080.html

http://www.bofcom.gov.cn/dhzrmzf ... 20061018/74079.html

http://www.bofcom.gov.cn/dhzrmzf ... 20061018/74078.html

henry2000888

731部队细菌战诉讼团代表和日本声援者在日游行



  3月22日，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何英珍（前左一）、周福菊（前右一），以及前日本律师联合会会长土屋公献（前右二）、731部队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前左二）等在日本东京街头参加游行。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当天上午进行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案二审最后一次开庭，受害者周福菊和何英珍在法庭上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承认侵华日军的犯罪事实，向所有细菌战受害者谢罪并给予赔偿。随后，18名诉讼团成员、日本律师以及日中友好人士在日本政府机关所在地举行游行，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向中国受害者谢罪。 新华社记者 马平摄













  3月22日，声援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诉讼原告团的日本民众在东京街头参加游行。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当天上午进行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案二审最后一次开庭，受害者周福菊和何英珍在法庭上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承认侵华日军的犯罪事实，向所有细菌战受害者谢罪并给予赔偿。随后，18名诉讼团成员、日本律师以及日中友好人士在日本政府机关所在地举行游行，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向中国受害者谢罪。 新华社记者 马平摄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05-03/23/content_2731159_6.htm

对日民间索赔还要进行，讨还公道！！！

henry2000888

浙江兰溪发现记载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的档案



这是9月16日在浙江兰溪市档案馆拍摄的一份记录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的民国33年（1944年）档案。浙江兰溪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胡汝明发现的这份档案是由时任兰溪县县长签署的训令。据记载，当时的浙江省卫生处获悉，日军“运输机陆续载伤寒、白喉、鼠疫等数种炸弹三万枚来华资储投我内地”，要求各界“注意严防为要”。这份民国档案成为记载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又一铁证。1940年至1944年，侵华日军对包括浙江兰溪在内的浙赣铁路沿线地区多次发动投放鼠疫、霍乱、炭疽、伤寒等细菌的大规模细菌战，给当地百姓造成了空前的灾难。新华社记者 谭进 摄



9月16日，浙江兰溪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胡汝明在该市档案馆出示他发现的一份记录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的民国33年（1944年）档案。


9月16日，浙江兰溪市灵洞乡上郭村村民郭如昶老人向人们愤怒控诉日寇用细菌武器杀害其伯父并残酷解剖尸体的暴行。1943年农历6月15日，突然闯入上郭村的日军及军医对刚刚感染鼠疫身亡的郭如昶的伯父郭志琛进行破腹验尸，并取出死者内脏放入器皿中带走。


http://www.zjzx.gov.cn/portal/zh ... 9/18/001951824.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03-09/17/content_1086322_2.htm

henry2000888

美老兵亲证日军暴行揭秘日军沈阳战俘营






央视《新闻调查》2007年9月5日播出“揭秘沈阳日军战俘营”，以下为节目内容。

  被采访人：

  杨 竞 沈阳大学沈阳战俘营研究室主任

  罗依·韦佛 美军战俘

  罗伯特·布朗 美军战俘

  奥立弗·阿伦 美军战俘

  琳达·霍尔姆斯 美国某杂志作者

  肯·塔沃瑞 美军战俘

  约翰·扎达 美军战俘

  李立水 中国工人

  凯瑟琳·科玛 美军战俘家属

  哈尔?雷斯 美军战俘

  第一部分

  演播室：在辽宁省沈阳市的东郊，有一座鲜为人知的日军沈阳战俘营，它曾经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设立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中心战俘营，这里先后关押了2000名盟军战俘，其中包括美军驻菲律宾最高军事长官乔纳森·温莱特中将和美军巴丹守军司令爱德华·金少将。这些战俘从哪里来？他们在这个集中营里遭遇到了什么的经历？他们最后的命运怎么样？今天的新闻调查将独家为您讲述这段被岁月尘封了六十五年的往事。

  解说：这是我们如今还能看到的日军沈阳战俘营残存下来的遗址，据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一个统计数据：这座战俘营里战俘的死亡率是16%，而在欧洲战区，被德军俘虏的战俘在押期间的死亡率只有1.2%；，这是一座怎样的死亡战俘营？这些曾经的战士怎么会成为日军的俘虏？他们为什么会来到遥远的中国沈阳呢？

  解说：20世纪三十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已经弥漫。在欧洲，希特勒的纳粹德军一举占领了波兰、法国、奥地利等国，侵占了大部分欧洲领土；在亚洲，日本法西斯一方面强占了中国的东三省，成立了伪满州国，另一方面又把虎视眈眈的侵略目光投向了东南亚。

  肯?塔沃瑞 ：哥哥那时候只有17岁，他就要去当兵，因为年龄太小，应征入伍需要我父亲签字同意。父亲很伤心，因为他也曾经是一名军人，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知道战争残酷。可是，哥哥坚持要去当兵，所以父亲只好给他签了字，父亲对哥哥说：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解说：大批的士兵跟随着他们的最高军事长官乔纳森 温莱特中将和爱德华 金少将被派遣到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基地，不久,他们就陷入了日本人发动的太平洋战争.

  (黑场 字幕: 1942年1月2日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失守

  1942年4月9日 巴丹半岛陷落

  1942年5月6日，日军完全占领菲律宾)

  解说：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天，美国英国向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亚洲战场愈燃愈烈。

  1942年1月2日，日军攻占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4月9日,美军巴丹守军司令爱德华 金少将下令巴丹美军竖起白旗，巴丹半岛陷落。

  5月6日，美军驻菲律宾最高军事长官温莱特中将宣布投降，日军完成了对菲律宾的占领。

  罗伯特·布朗：我记得太清楚了，我是在巴丹半岛跟着金将军，向日本人投降的

  罗伯特·布朗 被俘时18岁，1941年入伍，美国陆军航空兵第34歼击机中队, 一等兵

  罗依·韦佛：我们接到命令，要降下美国国旗，那是5月6日的中午12点钟。

  罗依·韦佛：当时的感觉复杂极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一方面，这是一种解脱，一种从枪林弹雨、炮火连天中的解脱，另一方面，我也感到巨大的痛苦。

  定格字幕：罗依·韦佛：美国海军陆战队第4师 下士

  被俘时23岁

  解说：5个月的菲律宾战役中，一共有九万多美国、菲律宾士兵被日军俘虏。这是美军建军以来最不幸的日子，也是美国建国200多年里遭遇到的最大一次军事失败！那一刻，让每一个成为俘虏的军人终身难忘。

  解说：在巴丹战场的最后时刻跟随在金将军身边战斗的奥立佛·阿伦写了一本自传，他这样记录投降的那一刻：

  奥立弗·阿伦 ：当第一个日本兵出现在山脚下的时候，我们的七个长官，其中包括上尉凯利，中尉莱斯，都一个接一个地举手投降了。我立即意识到了当时的情形：我用了大约十秒钟的时间来决定我的命运。转身逃跑？能往哪跑呢？那些日本兵到处都是，他们在我的前方，在我的前后左右，我无路可逃。所以，我也学着我的那些战友们，举起了自己的双手，成了一名战俘。

  定格字幕：奥立弗·阿伦 ：美国陆军航空兵第9轰炸大队 上士

  被俘时21岁

  肯?塔沃瑞：投降的时候，我有一种被剥光衣服的感觉，你必须交出你的武器，摘下你的头盔。这样你和你的敌人就不像战场上那样平等了，你成了他的俘虏，你再也不可能以战士的名义为国效力了，我很难接受，这是我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刻。

  肯·塔沃瑞 美国陆军海岸炮兵第60师 二等兵

  被俘时19岁

  约翰·扎达：我们住在山头上，每天早上我们都要到山下的机场工地上干活。4月9号，我们接到命令，要求每个人都要到山下的机场报到。我们下了山，发现日军占领了整个机场，他们占领了一切，我们成了俘虏。

  定格字幕：约翰·扎达 美国陆军航空兵第20歼击机中队, 一等兵

  被俘时19岁

  解说：在战后出版的一本有关太平洋战争的画册上，约翰·扎达竟然发现了自己向日军投降时的照片，于是，他买下了这本画册。

  约翰·扎达：日本人命令我们举起手，来来回回地走，让他们拍照片，拍日本影片。

  记者：是日本人给你们拍的吗？

  约翰·扎达：是的，是日本人拍的。看，就是这张照片。

  记者：这是你吗？

  约翰·扎达：是的，这个人就是我。

  解说：1942年11月11日，盟军战俘一千五百多人从东南亚被运送到中国沈阳，这时的中国东北已经被日本殖民统治达十年之久，沈阳改称为奉天。这一天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就在这个纪念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军战俘来到日军奉天战俘营，他们的战俘生涯将在这里遭遇到什么呢？

  第二部分

  解说：日军奉天战俘营位于沈阳的东郊，原来中国东北军的驻地，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就把这里变成了关押战俘的集中营。在这座破旧的战俘营里，中国东北的严寒给这些刚从热带过来的战俘们以沉重一击。

  罗依·韦佛：天气真是太冷了，阴云就压在头顶，冷雨夹着冰雪，简直糟透了。那个地方让人心情灰暗。

  解说：1942年冬天的沈阳，气温达到零下四十多度，对于这些身体极度虚弱的战俘来说，吃顿饱饭实在是维持生命的基本需求，他们能够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待遇呢？

  罗依·韦佛： 我们喝一种紫颜色的汤，用的是能装两杯咖啡的大碗。我想你可能见过，它就是红高粱种子煮的粥。我们的体重都迅速下降。我不知道我刚到那会有多重，但是三个月后，我瘦得只有100来斤了，所以营养不良严重威胁到了我们的生存。可是，你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能做的只有忍受。

  肯·塔沃瑞 ：为了食物，我们做了很多疯狂的事。有时一些野狗会闯进战俘营，我们就会想方设法抓住它，杀了以后藏在雪地里慢慢地吃，因为我们都太饿了。

  解说：曾经的苦难、曾经的悲伤，都已经被这位87岁的老人化作了笑谈。

  但在一个中国老人的眼中，这些战俘经历的苦与痛却是难以忘记的。

  李立水：一个是面黄肌瘦，一个是中国人掉地上点花生米，掉点烟头，他们都捡，捡起花生米放口袋里，不当时吃，怕日本兵看到，从这方面看来他是吃不饱。

  解说：六十多年前，李立水老人是“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的学徒工，那时，他所在的厂子里有六百多名战俘做苦役。

  罗依·韦佛：我听说在工厂做工可以多吃一顿饭，要知道，我们在战俘营一天只能吃两顿。所以当日本人招募人去工厂做工时，我举手报了名。因为我已经意识到：只有吃饱肚子，才能活下去。

  解说：在李立水的眼里，这些战俘都是和他一样被外族奴役、失去尊严的人，他对这些从来没有说过话的外国人寄予了深深的同情。

  解说：就在李立水蹲着吃黄瓜的时候，他突然发现266号美军战俘尼尔正眼巴巴地看着他。

  李立水：我正吃着黄瓜 这266号(战俘)看着我呢 266抬头看着我呢 我一看(周围)没有日本人 给他扔过去两根 也不太远 就十几米远 反正也有劲 就一扔给他扔过去了 正好就扔在他脚边的地上 他看见周围没人就捡起来了捡起来了搁在工作台底下 他们吃东西不敢明吃 搁在工作台底下以后(有机会)再吃。

  解说：而对于那些留在战俘营里面劳役的战俘来说，他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很快，他们连狗肉也吃不成了。

  肯·塔沃瑞 ：非常糟糕的是，有人看见了一只狗正在吃一个死人。我们抓到的狗就是从那个方向来的，所以事实上，我们吃了吃过死人的狗。但是我们太饿了。所以当你问我什么最困难时，我会说是吃的东西。

  解说：在严寒和饥饿裹胁之下，本来就很虚弱的战俘开始生病了，许多人都患了因水土不服和营养不良导致的疾病。

  肯·塔沃瑞 ：脚气让我很痛苦，不是那种让你的脚潮湿的病，而是让你的腿脚都肿起来的那种脚气，脚肿到一定程度人就死了。这种病让你觉得脚好像要烧起来一样。

  约翰·扎达：去战俘营看病时，医生说，你应该吃些鸡蛋，果汁，橙子，来补充营养，根本不可能的事，当时连饭都吃不饱。

  肯·塔沃瑞 ：人们把脚埋在雪里，他们的脚热得能把雪化了，真是恐怖，我的一个朋友就是得了脚气死的。

  罗伯特·布朗：有一个战友，他的名字在日语中是食物的意思。可是他没东西吃，饿得坐在那里哭，后来他生病了，死了。人们的身体状况如此糟糕，所以你甚至希望他们最好早点死去，因为这样可以减少痛苦。

  罗依·韦佛：战俘营里根本没有药，先是在别的营房里死了两个人，接着睡在我旁边的两个人也死了，圣诞节前，又有一个人死了，死讯不断传来，真的，死亡率太高了。

  2解说：很显然，有些战俘根本熬不过在沈阳战俘营的第一个冬天，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一个战俘用日记记录了这些惨况

  字幕：

  1942年11月11日，到达奉天，一名美国人于当晚死亡。

  1942年11月17日，一名美国人死亡。

  1942年11月19日，一名美国人死亡。

  1942年11月23日，两名美国人死亡。

  1942年11月24日，一名美国人死亡。

  1942年11月26日，一名美国人死亡。

  1942年11月27日，两名美国人死亡。

  1942年11月28日，一名美国人死亡。

  1942年11月29日，三名美国人死于医院。

  1942年12月3日，两名美国人在医院死亡。

  1942年12月9日，两名美国人死于医院。已经在战俘营半英里远的一处高地选定了战俘墓地。

  ……

  在1942年的冬天 有224名战俘死于日军奉天战俘营 死亡率高达16%

  琳达·霍尔姆斯：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纳粹俘获的美军战俘，在关押期间只有百分之一的死亡率。但被日军俘获的美国人，16%死于被俘期间。没有什么比这个数据能更好地证明日本人对待战俘是多么恶劣了。

  190号战俘罗伯特·布朗当年只有19岁，是战俘营里年龄最小的战俘。他原先是一名卫生兵，所以，日本人安排他在战俘营医院工作，给一个日本军医做助手。

  罗伯特·布朗：一个美军战俘得了阑尾炎，要开刀，这个叫桑岛的日本军医给他打了麻药，可是，他用的是很少的麻醉剂量，事实上，这点剂量对大个子的美国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需要的更多。

  解说：在战俘营，患病的战俘最怕进医院，因为日本人只有等病人奄奄一息的时候才让住院。而进了医院的人，由于根本无药可医，加上无人照料，绝大多数最后都进了停尸房。

  罗伯特·布朗：那个桑岛军医根本不管什么麻醉剂量，他一刀切开了病人的腹部，然后把他的阑尾拽出来在手中玩耍，哦，就是这样，象玩球一样抛来抛去，全然不顾病人痛不欲生的尖叫。而我所能做的，只有把那个病号死死地摁在台子上，眼巴巴地看着日本医生在那里玩耍。

  解说：除却严寒饥饿和疾病的煎熬，战俘们还无法逃脱无时无刻不在的恐惧，按照战俘营的规定，点名时，战俘们必须要用日语从左到右喊出自己的战俘编号。

  奥立弗·阿伦 ：公牛总是让战俘列队，来回巡视，看谁不顺眼，他当时就会把你打翻在地。

  罗伯特·布朗：他(公牛)总是让战俘列队，来回巡视，看谁不顺眼，出手就打。我们不知道谁会是他的下一个袭击目标。

  解说：在战俘心中烙下深深阴影的“公牛”叫石川，他是战俘营的上尉执行官，战俘们给他起了个“公牛”的绰号，几乎每个战俘都领教过“公牛”的凶暴。

  罗依·韦佛：一次，我们排队走出战俘营，公牛叫我们出了门往右走。当时寒风呼啸，很难听清楚他的口令，我没有往右拐，照直走向了大门，这可惹火了公牛。他喊停了前进的队伍，我们都意识到有人要挨打，我没想到，这个人竟然就是我。他举起刺刀刺向我的右肩，然后将我打倒在地，立刻，我就动弹不了了。剧烈的疼痛持续了一星期左右，直到现在右肩活动起来还有点困难。

  解说：在日本投降前夕，这个以虐待战俘为乐的“公牛”石川上尉神秘失踪，再也不见踪影。在战后缴获的日军这份绝密文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对于曾经虐待过俘虏的人员，可以帮助他们迅速转移，或在不留线索的前提下予以遣散。” 也许，这是石川上尉神秘失踪的原因吧。

  解说：日本人严密封锁了一切消息，战俘们没有亲人的消息，不知道盟军什么时候能够胜利，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离开这地狱一般的战俘营回到遥远的家乡，但是活下去的信念始终不能改变。

  奥立弗·阿伦 ：我们曾经一天掩埋了125个战俘的尸体，当时我想如果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要不了一周的时间我们就剩最后一个人了。我设想过，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的话，那是因为我们自己放弃了活下去的信心。所以即使情况再糟糕，我也坚持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坚持活下去，你看，我现在坚持着又活了60年了。

  罗依·韦佛：在当时的情况下你不可能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你惟一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己的心态。我对自己说：“情况并不是太糟，我能够活下去！”。就是这种达观的心态让我坚持活了下来。

  解说：罗依·韦佛坚持活了下来，他活到了战争胜利，活到了六十年后再次回来看看战俘营。

  字幕：610号战俘，美国海军陆战队下士 罗依·韦佛

  解说：虽然65年过去了，但罗依·韦佛一下子找到了当年的床位…

  第三部分

  解说：1943年6月23日，奉天战俘营警笛大响，原来，有三名战俘翻过铁丝网逃跑了，他们是美国海军水兵麦林格勒、帕里奥地和海军陆战队中士查斯坦。

  奥立弗·阿伦 ：海军陆战队员都是很优秀的士兵，查斯坦就是这样一位非常优秀的军人，他对我说过，他曾告诉过日本人有机会的话他就会跑，他就是那种很难忍受被关押的人，他找一切机会逃跑，因为这个，他还被关过禁闭。

  解说：十几天后，麦林格勒等三个人被日本人从中蒙边境的一个叫两家子村的小村子里抓了回来。

  罗依·韦佛：我们都向一个还算友好的日本士兵打听他们逃跑的情况，那个日本兵只告诉我们，他们行为太恶劣了，还杀了一个满洲警察。

  解说：三名战俘在逃跑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谜团直到近两年才被沈阳大学的杨竞教授解开：原来这三个战俘在内蒙古科尔沁旗两家子村遇到了一个伪满警察。

  杨竞：这些人的面孔，在这个地区是很特殊的，所以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疑问，所以这个警察就问，他们的身份。

  解说：麦林格勒等三名战俘为了不让自己身份暴露，杀死了伪满警察，并且刺伤了与警察在一起的一个村民，不明真相的村民们逮住了三名战俘。

  杨竞：按照当时的状况，他们也只能把这三个人交给当时的日本警察，最终转到日本人的手里，所以这三个人整个的命运是在这里结束的，他们的逃跑失败是在两家子村这个地方结束的。

  解说：在三名逃跑战俘的身上，日本人搜出了一份奉天地区的地图，正是这份地图指导他们一直跑到了中蒙边境，他们原计划是继续向西北方向逃到苏联境内。那么，这张至关重要的地图究竟是怎样来的呢？日本人开始在中国工人中追查，一名叫高德纯的中国工人被怀疑向战俘提供了地图，被抓进了监狱。

  高德纯：他(查斯坦中士)把日本养生工的抽屉打开了，养生工就是半工半读，(查斯坦)翻出来地图。

  当时，高德纯和20多名盟军战俘在一起安装机床。这其中，就有逃跑的查斯坦中士。

  高德纯：我怕小洋鬼子(养生工)知道，我就上街上，街上卖那玩意有的是，我就给买了一张，放到抽屉里了。

  解说：日本人当然更不会放过这三名逃跑的战俘， 1943年7月31日，麦林格勒三人被日本军事法庭枪决。

  肯·塔沃瑞 ：卡斯曼那时是个翻译官，他告诉我说，日本人把那三个人的胡子，头发都剃了，之后杀了他们。我问，这是你亲眼所见吗？他说是的。三个人心脏还没完全停止跳动就被埋了。

  奥立弗·阿伦 ：他们是真正的军人，当日本人枪毙他们的时候，要给他们蒙上眼睛，他们说我们不需要蒙眼睛，后来日本人议论：如果我们的士兵能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征服全世界。

  解说：一直等待哥哥麦林格勒消息的凯瑟琳直到战后才知道她的哥哥被日本人杀害了。

  肯·塔沃瑞：我母亲从不相信我哥哥已经死了，她总说，说不定他真的逃走了，现在在某个地方，也许日本人没发现他。她总是说，他会回来，会回来。

  肯·塔沃瑞：这些勋章是我哥哥死后，政府颁发给家里人的。这是一枚战俘勋章，在勋章的背后，你可以看到我哥哥麦林格勒的名字，是政府印上去的。这是颗金心勋章，政府颁给母亲的，让母亲佩带，以纪念她为国牺牲的儿子。但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戴过，因为她戴上就表明她承认她的儿子牺牲了，可是妈妈相信他(我哥哥)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第四部分

  解说：20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为了更快地掠夺东北的物质资源，在沈阳建立了一个大规模的工业区，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是日本三井公司和美国福特公司合作的一个机床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人的撤出，工厂需要大量懂英文的技术工人，所以，美军战俘自然成为日本人的首选，在这个工厂里工作的还有大量中国工人。

  肯·塔沃瑞 ：我一直惦记着葛庆余，说起那时候的事不能缺了他。我们建立了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里人们所能建立的最好的关系，我很感激他。

  解说：葛庆余是在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工作的中国人，他每天负责给KEN TOWERY 等战俘分配工作任务，这个中国人和美军战俘之间经常会有一些危险而又温暖的合作。

  肯·塔沃瑞 ：我记得我和庆余是这样合作的：我把厂里的机器零件，比如：滚轴轴承偷偷卸下来，让他带出去，然后他会换了食物，比如鸡蛋什么的，带回厂里给我。

  由于每天上下班可以自由进出工厂大门，这使得葛庆余有了某种便利条件可以夹带物品。

  肯·塔沃瑞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把轴承带出厂子，又怎么把食品带进来的。每次，他都会把食物藏在机器里让我去拿。虽然这会损伤设备，不过没关系，反正是日本人的东西。我们的关系这样持续着，一直很好。

  解说：但是，这样的默契合作在某一天遇到了危险：那是一个清晨，肯·塔沃瑞去了葛庆余的工作间，正在这时，一个日本警卫闯了进来。

  肯·塔沃瑞 ：一个背着枪的日本宪兵进来了，然后，其他的一些日本兵也都围了上来。我当时吓得一声也不敢吭，呆在了现场。

  肯·塔沃瑞 ：庆余，他可不是个撒谎的人，可为了不惹麻烦，他从墙角抓起鞋子告诉卫兵：‘他(塔沃力)把鞋拿到这，问我下一步该怎么做。’庆余就这样让那个卫兵认为我们什么事儿也没犯。我不敢想象如果日本人知道真相，我们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解说：很多很多年过去了，肯·塔沃瑞费劲周折终于找到了葛庆余的下落，这个善良的中国人早已经去世。

  肯·塔沃瑞 ：我想为这个家庭做点事情，正好葛庆余的孙女考上了大学，我便设立了一个奖学金，奖给这个女孩1000元，送她去上学。我记得这个女孩的名字，好像叫葛新。

  解说：现在的葛新是沈阳医学院二年级的学生，她从父亲那里听说了爷爷葛庆余和美国战俘的故事。

  葛新：为爷爷自豪。

  ALLICE：那个女孩(葛新)经常给我发邮件，说说她现在的学习、生活，能和她说话真的很高兴。她在家总会听到父亲讲述爷爷和一个美国朋友的故事，就像我总听到我父亲讲他和一个中国朋友的往事一样。

  解说：爱丽丝把父亲和中国朋友葛庆余的故事发表在报纸上，在故事的结尾，她引用了父亲的一段话：

  肯·塔沃瑞 ：葛庆余已经不在了。在我的记忆中，他将一直是那个年轻人，当日本人点完名之后，他会带着我们走到工厂，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很可能没有多少人会记得葛庆余，但是那些记得他的人将永远记住他的正义和善良…。

  第五部分

  解说：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然而，正在憧憬回家的战俘们并不知道，危险正在悄悄逼近，也许，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踏上回家的路。根据截获的一份绝密文件：日军已做好最终处置俘虏的准备，宗旨是决不允许任何一人逃跑，全部镇压，不留证据。

  琳达·霍尔姆斯：这不是正式的军事命令，也没有编号。但这是日本从战争开始就明确的一项政策：假如某个战俘营的司令官因为某种原因投降，那么他在投降之前必须杀死所有的战俘。这是躲避日后在战争法庭不被受害者指控的最好方法。

  解说：盟军中国战区立刻启动营救沈阳战俘的计划。1945年8月16日凌晨4：30，就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13个小时，营救行动小组搭乘一架B-24运输机从西安出发前往沈阳，通晓汉语的参谋上士霍尔·雷斯是行动小组的六名成员之一。

  哈尔·雷斯：起飞的时候，我一直在祈祷：祈祷我们能顺利说服日本人投降，顺利地解救战俘。

  解说：营救小组跳伞后迅速向战俘营方向行进，突然，他们的前方出现了一队端着刺刀的日本兵，这些士兵并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HAL LEITH等人为了避免冲突，主动放下了武器。

  哈尔·雷斯：我们向他们解释战争结束了，他们不信，我们又劝他们投降，他们拒绝了。然后把我们蒙上眼睛，带去见他们的宪兵队长。

  解说：幸运的是，哈尔·雷斯等人在沈阳的日军宪兵队恢复了自由，并且受到了笑脸相迎的接待,他们在日本士兵的陪同下来到了战俘营.

  罗依·韦佛：一辆日本人驾驶的卡车开进了战俘营，上面竟然坐着6个全副武装的美国空降兵，我懵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更不敢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

  解说：哈尔·雷斯所在的营救小组是第一支抵达沈阳战俘营的盟军部队，他们的及时到来，终止了日军企图屠杀战俘的计划。

  哈尔·雷斯：操场上有几百名战俘，每个人都瘦骨嶙峋，我告诉他们，日军投降了，你们都可以回家了。

  罗依·韦佛：那天晚上，我们所有人都激动得无法入睡，我们谈论这几个美国军人的军装、他们的枪，当然，还有我们怎么回家。啊，太多了，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沸沸扬扬谈论不休，我们终于要回家了。

  奥立弗·阿伦 ：我们兴奋地说话，一夜都没睡，我在操场上自由自在地走着，一个日本兵看着我，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看着我。

  解说：按照营救计划里，营救小组还将前往还有离沈阳240公里的日军辽原战俘营，那里关押着温莱特中将、巴丹守军司令爱德华·金少将等41名盟军将领。三年前，温莱特将军和金将军分别率领部下在菲律宾战场向日军投降，日军俘获了九万多名盟军战士。后来，日军把这些高级将领单独关押在辽原战俘营。

  解说：1945年 9月2日，麦克阿瑟派直升机将温来特将军从中国东北直接接到东京湾的密苏里军舰上，请他见证日本签署投降协定的那一刻。

  意味深长的是，当麦克阿瑟签署完日本受降书后，转身把刚刚用过的钢笔交给了曾在战场向日本人投降的温莱特将军。

  解说：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许多老战俘都喜欢把自己当年的战俘身份和战俘编号用作现在的汽车车牌：

  肯·塔沃瑞 ： POW 858。

  POW，这是的战俘缩写。

  858我在战俘营的编号

  859

  记者：你为什么要挑选这个号码呢?

  肯·塔沃瑞 ：啊，858这个数字，我在战俘营里用了那么多年，它是我的战俘编号，我对它的记忆太深刻了。不过，我认为这是个幸运数字。所以我就把它作为我的汽车牌号。

  解说：经过40天的海上航行，1945年11月，美国战俘们终于抵达了他们久违的祖国。

  奥立弗·阿伦 ：我还记得船穿过金门大桥时的心情，岸上的人都向我们欢呼，我激动得哭了，战友们也都哭了。我们像获得新生的婴儿一样，就要开始新生活了。

  肯·塔沃瑞 ：到家那天是1945年11月11日，阔别五年，我终于回家了。战争

  肯·塔沃瑞 ：离开沈阳时，有一个叫BOB的老战俘说“伙计们，当你们若干年后再回忆这段往事，你们会觉得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光辉的岁月。”当时有些人认为他简直就是个疯子。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因为我们至少是幸存者

  肯·塔沃瑞 84岁

  858号战俘 回国后在报社做记者，其作品《德克萨斯退伍军人的土地计划》曾获1955年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后任美国新闻文化出版署副署长。

  约翰·扎达 84岁

  424号战俘 回国继续在空军服役十年，后退役在一家公司工作至退休。

  奥立佛·阿伦 86岁

  362号战俘 回国后一直在学校教书，直至退休，后根据自己的被俘经历创作了自传《被遗弃在巴丹》。

  罗伯特·布朗 83岁

  190号战俘 回国后继续在军中服役至退休。

  罗依·韦佛 88岁

  610号战俘 回国后仍在军中服役，1953年，他作为占领军被派驻日本。

  罗依·韦佛：一想到要去日本那个地方心里就有点不安，在旅途中我一直在思考，该如何去面对那段遭遇如何面对日本人。我想，如果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伤害的只能是自己，而不会是其他任何人。我安慰自己说我不恨任何人，战争已经过去，用平和宽容的心态去面对过去，忘记仇恨，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

  费迪南德·麦林格勒 20岁

  1125号战俘 美国海军一级水手 1943年因从战俘营逃跑被日军处死。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7-09/06/content_66697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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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時期中國軍民營救美國飛行員



在抗日戰爭期間，我軍民在敵後戰場營救了許多美軍飛行員，並給予了他們很好的治療和照顧。圖為新四軍與被營救的美軍飛行員合影。

  1984年6月11日，國防部長張愛萍在訪問美國時，與二戰期間駕駛B－29轟炸機飛行、墜落在中國境內新四軍控制地區的3名飛行員共進午餐……你可知道，新華社這條新聞稿的背後，隱藏著一個中國軍民營救美國飛行員的感人故事。

  筆者經過多方調查，找到了當年營救美國飛行員的4位老人。他們是：彭達夫，當年的遊擊隊長，現離職休養在河北省石家莊市；張元貞、傅濤為當年的遊擊隊員，一位務農，一位離職休養；另一位名叫劉江榮，當年的民兵中隊長，是退休工人。後3個人現居江蘇建湖縣。這4位已進入耄耋之年的老人，向筆者訴說了當年的那段往事。

  一架B－29轟炸機發出刺耳的怪叫，由東向西像失控的風箏在墜落、墜落。終于“嘩啦啦”一陣轟響，飛機栽到了江蘇省建陽縣(今建湖縣)建陽鎮金橋村東面的一個堤坡下。4株碗口粗的桑樹被齊刷刷地攔腰斬斷。時間是1944年8月20日晚8時許。

  為了搶奪這架飛機，30多名日軍和40多名偽軍直撲現場。我新四軍的遊擊隊和當地的民兵得知這一消息後也迅速趕往現場。一場墜落飛機的爭奪戰打響了！日偽軍兵分4路連連發起進攻。敵人的機槍在瘋狂地掃射，擲彈筒不時向我方陣地飛來。400多名遊擊隊員和民兵奮起還擊。一時間槍聲大作。“打鬼子，保飛機，救盟軍”的喊叫聲聲震田野。日偽軍的瘋狂進攻被一次次打退。見佔不到什麼便宜，日偽軍才慌忙撤離。在這場戰鬥中，我方有4人犧牲，10多人負傷。

  或許，敵我雙方都產生了錯覺。飛機墜落現場，並沒有發現一名飛行員。那飛行員在哪裏呢？當日晚，天空繁星點點。萬豐鄉（今近湖鎮）遊擊隊執行完任務返回南華村的開明地方紳士朱郎書家宿營時，一名民兵匆匆趕來報告，說有一名外國飛行員跳傘後降落在黃家舍，腿部受了輕傷。“黃家舍？”遊擊隊長彭達夫緊鎖眉頭說，“那兒離日本鬼子據點很近。我們要立即行動，不惜一切代價把飛行員救回來！”彭達夫當即命令由班長張元貞帶傅濤等人去執行這一任務。

  黑壓壓的縣城周圍只有日軍的炮樓閃著燈光。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張元貞等人很快找到了負傷的美國飛行員。幾個人七手八腳把飛行員抬上了船，剛劃出不到一公裏路，小船在西塘河一個叫剎頭灣的地方被群眾攔了下來。“張班長，張班長，這裏有兩個美國兵，你們快帶走吧。”在那個年月，老百姓的心和新四軍息息相通。正因如此，3名被群眾發現的美國飛行員得救了。

  夜深沉。朱郎書家裏一片忙碌。因語言不通，彭達夫迅速派人請來了一位懂英語的大學生陶益吾。通過交談得知，這架B－29轟炸機由成都起飛執行轟炸日本境內軍事基地的任務，返航途中因飛機發生故障，被迫在中國東部沿海迫降，機上共有12人，先期跳傘時因擔心落在敵佔區，有6人落到海裏失蹤，其余6人均降落在建陽縣境內。這3個人還作了自我介紹。他們分別是飛行機械師特爾馬克中尉、副駕駛盧茨中尉及中心火力控制炮手布倫迪奇上士。

  了解簡單情況後，彭達夫對獲救的美國飛行員說：“我們是新四軍的遊擊隊，是抗日的，和你們是同盟。你們需要什麼幫助盡管說出來。”3名美國飛行員比畫著說出：“饑餓。”彭達夫趕緊讓房東煮了一鍋雞蛋，端來了幾杯茶水，招待了美國飛行員。這在當時已經是最好的飯食了。3個人飽餐之後，掏出了美鈔。遊擊隊員們和房東婉言謝絕，並向他們解釋：“我們新四軍有規矩，不能收你們的東西，救護你們是應該的！”遊擊隊員們一邊說，一邊把手槍等物品還給了他們，使他們的情緒得到了穩定。為了能讓幾位美國朋友休息好，房東朱朗書夫婦把自己的床鋪都讓了出來。

  營救在另一地點同時進行。最後跳傘的是這架飛機的大隊長薩沃埃中校。他跳傘後被風吹到了城北一個叫周家舍的地方(今建湖縣化肥廠)，被民兵中隊長劉江榮發現。次日上午，劉隊長把他送到了縣中隊。

  在縣中隊，薩沃埃中校見到了先前被新四軍送來的特爾馬克、盧茨、布倫迪奇，還有被一名老百姓送來的領航員奧布賴恩上尉。5位美國飛行員劫後重逢，激動得緊緊擁抱在一起，淚水橫流。後來得知，另一名美國飛行員不幸被日軍殺害了。

  8月23日，5名美國飛行員被輾轉護送到新四軍3師師部。他們受到3師副師長張愛萍的熱情款待。張愛萍在當時根據地物資匱乏的條件下，依然安排部屬為這些美國朋友布置了臥室、餐廳、浴室和會客室，還安排醫生為他們檢查了身體。張愛萍對他們說，你們不遠萬裏到中國來參加抗日戰爭，我們中國人民、中國軍隊感謝你們！中國有句俗話叫“賓至如歸”，希望你們在這裏就像在家裏一樣……新四軍官兵的種種行為讓這5位飛行員非常感動。在次日3師為他們召開的盛大歡迎晚會上，薩沃埃中校無比感激地說：“是貴國軍民給了我們5人第二次生命。我們衷心感謝你們，我國政府和人民也會十分感激你們的可貴行動！”會上，張愛萍副師長還和薩沃埃中校互贈了紀念品。幾天後，這5名被我軍民營救的美國飛行員依依惜別了鹽阜軍民，高興地踏上了歸國的旅程。

  當時的《鹽阜報》、《新華日報》、《大公報》都報道了這件事情。新四軍營救美國飛行員成為美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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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华盛顿１０月１７日电（记者王发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１７日在这里说，中国为当年在中国抗日战场牺牲的美国飞行员吉米·福克斯塑造了一尊铜像。

　　赵启正是当天在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为《历史的记忆》展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作此宣布的。他还宣布，铜像的揭幕仪式将于１０月２２日在休斯敦布什图书馆举行。

　　赵启正说，今年是中美《上海公报》发表３０周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即将访问美国。中国举办这次展览，就是为了重温历史，是为了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英勇贡献的美国老兵和他们的亲属致敬，也是为了让青年一代了解这段历史，记住这段历史，以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他说，中美两国人民是两个伟大的民族，两国人民都非常崇敬为人类和平正义事业作出贡献的英雄。他表示相信，这次展览将有利于两国人民更好地认识历史，有利于两国人民更好地加强合作。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主席汉米尔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展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要永远铭记当年美国飞行员作出的特殊贡献，也要永远铭记冒着危险营救美国军人的中国普通百姓。我们要铭记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这个展览告诉我们，在大部分历史中，共同的利益和友谊将我们连在了一起。

　　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历史的记忆》展览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合作的故事。展览分３个主题：陈纳德将军及其率领的飞虎队；跨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飞行；中国人民营救迫降的美军杜利特尔中队飞行员。展览１０月１７日至１１月５日在华盛顿和休斯敦等地举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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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爱国名将吉鸿昌


在天津市和平区花园街上的一座普通洋楼，曾经居住过一位著名的抗日将领——吉鸿昌。1895年吉鸿昌出生在河南省扶沟县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生于动荡年代的吉鸿昌在成长中饱尝了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八国联军的入侵带给中国农村的苦难生活，小小年纪便萌发了朴素的爱国情感，希望能以自己的五尺之躯报效国家。

　　1913年刚满18岁的吉鸿昌就报名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入伍后的吉鸿昌吃苦耐劳骁勇善战，参军后不久，就以出色的战绩荣任第36旅旅长以及第10军军长。


当时，在中国的军队中，西北军一向以纪律严明、艰苦朴素、能征惯战而著名，吉鸿昌既是这种风格的形成者又是体现者，但是连年的战争、沙场的历练却使吉鸿昌的忧国忧民之心与日俱增。

　　到了1930年北伐战争结束，国民党借口“攘外必先安内”拼命剿杀共产党，担任国民党22路军总指挥的吉鸿昌奉蒋介石之命攻打鄂豫皖苏区，而此时，吉鸿昌的思想却在与共产党的频繁接触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逐渐明确了自己的报国方向，他说“真正的出路在那边，这个仗不能打”，准备率部起义。蒋介石得知吉鸿昌这一举动,立即下令解除了他的兵权，并将他以考察的名义驱除出国。就在吉鸿昌启程前夕，九一八的炮声响了，听到祖国再次罹难，这位在战场上厮杀多年的将军失声痛哭，坚决请缨要求留在国内抗日救国，却遭到蒋介石的拒绝，悲愤交加的吉鸿昌只得含泪离岸。

　　出国前，吉鸿昌对连年战争给国家带来的毁坏已经深有感触，而近半年的游历更加深了他对国家早日强大的期待。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通电全国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主张联合抗日，收复失地。回国之后的吉鸿昌出任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兼北路前敌总指挥。

　　毁家纾难，精忠报国。吉鸿昌让母亲变卖家产以为军队购置电台的义举为同盟军增添了实力。武装起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分兵两路：南路守卫平绥及张家口；吉鸿昌将军所率的北路则进攻多伦，为收复东北，进军热河做准备。在接连攻克了康保、宝昌、沽原之后，多伦之战打响了。

　　战斗的胜利却没有阻止同盟军失败的步伐，同年8月，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在日本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的夹击下宣告解散，吉鸿昌所率领的部队撤离多伦。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吉鸿昌抗日的信念，回到天津的吉鸿昌迅速联络各方力量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秘密印刷《民族战旗》等抗日报纸，准备重新组织抗日武装。他的住所也成为不同党派、不同信仰的爱国者秘密会谈的地方，这些举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

　　在天津国民饭店的秘密暗杀失败，吉鸿昌被捕，为了平息社会各界的舆论，吉鸿昌很快被引渡到北京。刑场上的吉鸿昌同样的镇定从容、视死如归，显现出大丈夫的英雄本色。写下了“恨不抗日死，留做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著名诗篇。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如今座落在花园路的吉鸿昌烈士故居已经成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天津市和平区的几千名小学生用自己的零用钱集资修建了吉鸿昌将军纪念雕像，从此每逢清明时节还会有许多年轻人来这里敬献花篮，他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天津人，就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为了正义与和平献出了宝贵生命的人们吧。

天津吉鸿昌旧居
http://2008.sohu.com/20080726/n258394878.shtml

coldice171

中国远征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政府为支援英军在缅甸（时为英属地）抗击日本法西斯、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而派遣的出国作战部队。是中国与盟国直接进行军事合作的典范，也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网上搜集了部分相关资料，制作了一本中国远征军的电子杂志
http://www.szishow.com/magazine/3056.php

tycoon

狼牙山五壮士



“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这是当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为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题的词。抗战时期，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七连六班战士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这五位英雄，为掩护群众和主力撤退，毅然决然地把敌人引上了狼牙山棋盘陀峰顶绝路，子弹打光，就用石头拼命的砸下去，最后，这五位英雄在班长马宝玉的带领下纵身跳下了万丈悬崖，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


　　1941年，日军对河北易县的狼牙山地区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连续的“扫荡”，制造了田岗、东娄山等多起惨绝人寰的惨案，妄图以凶残的“三光”政策，“蚕食”我抗日根据地。9月23日，日军分三路向易县进军，妄图包围杨城武司令员指挥的晋察冀军分区一分区。24日，3000名日伪军突然包围了狼牙山地区，将邱蔚团、易县、定兴、徐水、满城四个县的游击队以及周围人民群众共2000多人围住，形势十分严峻，邱蔚团长急速将此情报告杨城武司令员，为解救游击队员与当地百姓，杨城武司令员制定了“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命令3团、20团佯攻管头、松山、甘河一带日军，促使日军从狼牙山东北方向调兵增援，以便于被围的游击队员与人民群众从狼牙山东北方向突围。邱蔚团长根据此作战方案将掩护部队转移的任务交给7连。午夜，邱蔚团长指挥部队及当地群众从盘陀路安全地转移到了田岗、牛岗、松岗一带。清晨，日伪军误以为邱蔚团已经被包围，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500多日伪军凶猛地向狼牙山方向攻来。7连战士早就在敌人必经的路上埋下地雷，炸的日伪军丢下五十多具尸体慌忙地逃了回去。日军指挥官深信邱蔚团已被围住，命令部队再次疯狂地向狼牙山方向进攻。激战中，7连战士大部分牺牲，连长刘福山身负重伤，生命垂危。为了让大部队再走远些及7连受伤的战士能安全地转移，指导员蔡展鹏命令马宝玉班留下坚守。为了拖住并吸引日伪军，马宝玉带领葛振林、宋学义等5名战士边打边向棋盘陀方向撤退，把日伪军引向悬崖绝路。当他们退到棋盘陀顶峰时子弹已经全部打光，他们就举起石块向日伪军砸去。日伪军发现他们已经没有子弹了，蜂拥向山顶冲来，并叫到“捉活的，捉活的！”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五人宁死不屈，为了不让日伪军活捉与武器落到日伪军手中，砸碎枪后，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纵身跳入悬崖。

　　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三人壮烈牺牲，葛振林、宋学义被山崖上的树枝挂住，幸免于难。马宝玉等五名战士的英雄壮举迅速传遍全军全国，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1942年5月，晋察冀军区举行了“狼牙山五壮士”命名暨反扫荡胜利祝捷大会，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授予３名烈士“模范荣誉战士”称号，并追认胡德林、胡福才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通令嘉奖葛振林、宋学义，并授予“勇敢顽强”奖章。狼牙山五壮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高度评价，他说：“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优秀品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

　　为纪念和表彰５位抗日英雄，当地革命政府在棋盘坨主峰建起了纪念塔。新中国成立后，狼牙山五壮士英勇事迹被收录进小学课本。1978年，宋学义因病逝世，长眠于沁阳市烈士陵园。2005年3月21日，在即将迎来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葛振林病逝于湖南衡阳，至此，狼牙山五壮士中最后一位在世者也永远离开了人们。

http://www.dahe.cn/xwzx/zt/hnzt/qgsb/yxrw/t20090617_15814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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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爱国名将彭雪枫



彭雪枫（1907-1944）

　　男，汉族，河南省镇平县人，中共党员。

　　彭雪枫1925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辗转于各地，曾从事学运、兵运工作，参与领导农民暴动，开展党的秘密工作。1930年5月被派到苏区，先后任江西军区政委、红军大学政委等职。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红3军团5师师长等职，在攻克娄山关、第二次占领遵义城、巧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通过水草地，以及直罗镇等战役战斗中屡建战功。全国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1938年春调赴河南确山竹沟，兼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组织训练抗日武装。同年9月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任司令员兼政委，领导开辟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任中共豫皖苏边区书记。后任新四军第6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八路军第4纵队司令员。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4师师长、淮北军区司令员，领导根据地军民同日伪军及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行艰苦斗争，先后取得1942年冬季淮北反“扫荡”和1943年3月山子头战役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淮北抗日根据地。1944年8月执行中央向河南敌后进军的指示，指挥所部进行西进战役。9月11日在河南夏邑八里庄指挥作战时壮烈牺牲。
http://www.dahe.cn/xwzx/zt/hnzt/qgsb/yxrw/t20090725_1612354.htm

幻影

淞沪会战与“八百壮士”
  
卢沟桥事变爆发３７天后，日本侵略军又向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英勇抗击，进行了历时３个月的淞沪会战。


冯玉祥与张治中将军在淞沪前线

  １９３７年８月９日，驻沪日海军陆战队官兵两人，驱车闯入虹桥机场进行武装挑衅，当即被中国守军击毙。８月１３日，日军以此为借口，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驻上海的中国军队第九集团军，在张治中率领下奋起抵抗。国民党政府陆续调集６个集团军７０余万人抗击，初战获胜。从８月２３日起，日军多次在长江口登陆，攻击守军左翼，遭顽强抗击。随后，日军逐次增兵，加强上海派遣军的力量。中国军队也陆续增援，不断调整部署。９月１１日以后，蒋介石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９月下旬至１０月初，日军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９月３０日拂晓，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猛攻，中国守备部队陷于苦战，伤亡惨重。１１月５日，日军一部从杭州湾登陆，迂回守军侧后，合围上海。守军被迫撤退。１１月１２日，上海市区陷落。


国民政府颁发给“八百壮士”的忠贞奖章及卫国纪念章
  

  在战役的最后阶段，１０月２６日晚，守卫大场防线的中国军队第８８师第５２４团第２营４００余人（报界宣传称“八百壮士”），在副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的指挥下，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掩护主力部队连夜西撤。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守卫四行仓库的中国军队孤军奋战，誓死不退，坚持战斗４昼夜，击退了敌人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的数十次进攻。与此同时，上海人民也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支持和鼓励着壮士。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把慰问品、药品源源不断地送入了四行仓库，支持壮士们抗击日军。战至３０日，守军接到了撤退命令，中国守军冲出重围，退入英租界。这次英勇作战，中国军队以寡敌众，共毙日军２００余名，被国际社会赞为奇迹。

  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严重威胁到蒋介石的统治，国民党政府被迫实行抗战，从此，全国进入了抗日战争。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9/12/content_1077038.htm

幻影

台儿庄战役


  日本侵略军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和２７日相继占领南京、济南后，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决定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 台儿庄是徐州的门户，它位于徐州东北３０公里的大运河北岸，临城至赵墩的铁路支线上，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扼守运河的咽喉，是日军夹击徐州的首争之地。

  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４日，日本侵略军濑谷支队向台儿庄发起进攻，与中国守军第２集团军第３１师展开激战。
台儿庄战役总指挥
李宗仁将军

日军一部突入东北角，被守军击退。２７日，濑谷支队主力一部突入北门，第３１师与敌展开拉锯战，守军伤亡甚重。２８日，突入台儿庄的日军被第３１师围攻，敌方损失甚重。２９日，李宗仁遂令第２集团军死守台儿庄阵地，并严令汤恩伯部南下，协助第２集团军解决台儿庄之敌。３１日，中国军队将进入台儿庄之敌完全包围。４月３日，中国军队向日本侵略军发起攻击。日军拚力争夺，占领了市街大部。中国军队一次又一次反击，展开街垒战，夺回被日军占领的市街。双方陷于苦战。６日晚，中国军队全线攻击濑谷支队。战至７日凌晨，除一部日军突围至峰县附近固守待援外，被围之敌全部被歼。
  

  台儿庄战役是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在历时半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参战部队４. ６万人，伤亡失踪７５００人。在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下，取得了歼灭日军１万余人的巨大胜利。此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斗志。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9/12/content_10769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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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团大战

1940年夏秋，日本帝国主义乘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西欧和北欧迅猛推进、美国的战备尚未完成、英国又无力东顾之机，积极准备实行“南进”政策，攫取英、美、法、荷等国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因而，在中国战场加紧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活动，同时以主要力量继续进攻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在华北加紧推行1940年度“肃正建设计划”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企图摧毁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使中国成为其“南进”的后方基地。

  为粉碎日本侵略者的“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克服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危险，八路军总部决心向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战役。

  在华北交通线中，正太铁路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横越太行山，是连接平汉、同蒲两铁路的纽带，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八路军的进攻战役首先在正太铁路发起，因此开始称为正太战役。

  7月2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下达《战役预备命令》，规定以不少于22个团的兵力，大举破击正太铁路。同时要求对同蒲、平汉、津浦、北宁、德石等铁路以及华北一些主要公路线，也部署适当兵力展开广泛的破击，以配合正太铁路的破击战。8月8日，朱德、彭德怀、左权下达《战役行动命令》，规定：晋察冀军区破击正太铁路石家庄至阳泉（不含）段；第129师破击正太铁路阳泉（含）至榆次段；第120师破击忻县以北的同蒲铁路和汾（阳）离（石）公路，并以重兵置于阳曲南北地区，阻击日军向正太铁路增援。要求各部在破击交通线的同时，相机收复日军占领的一些据点。在这些地区和交通线上，驻有日军3个师团全部、2个师团的各2个联队、5个独立混成旅团全部、4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各2个大队、1个骑兵旅团的2个大队，共20余万人，另有飞机150架和伪军约15万人。

  按八路军总部原来规定，参战兵力不少于22个团。但战役发起后，由于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和抗日根据地民众痛恨日军的“囚笼政策”，参加破击战的积极性非常高，因此各部投入了大量兵力，计晋察冀军区39个团、第129师（含决死队第1、第3纵队等）46个团、第120师（含决死队第2、第4纵队等）20个团，共105个团20余万人，还有许多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参加作战。

  当彭德怀、左权在八路军总部作战室听取战役情况汇报、得知实际参战兵力达到105个团时，左权兴奋地说：“好！这是百团大战。”彭德怀说：“不管一百多少个团，干脆就把这次战役叫做百团大战好了！”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9/01/content_10563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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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岭之战

1939年11月，日军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十分狂妄，竟敢孤军深入根据地腹心地区，结果，遭到我军的严厉打击，葬身于古长城之下。
　　敌第二混成旅团，在日军中号称劲旅，而阿部又是经过特别挑选的能够运用“新战术”的“俊才”和“山地战专家”。他以中将资格出任旅团长，担任北线进攻边区的总指挥。日军旅团长一般由少将充任，由中将出任的很少。可见，他们对我边区北线是何等的重视。
　　敌人的这次进攻，恰逢军区正在筹备纪念成立两周年庆祝活动的时候。120师的贺龙、关向应同志是应我和彭真同志的邀请，来军区机关驻地和家庄做客的。那天，在分局参加组织工作会议的杨成武同志向我报告说，他们接到涞源情报站转来的情报，阿部规秀派迁村大佐率领1000多日伪军，已由张家口进到涞源，根据迹象，敌人可能分几路向我银坊、走马驿方向进攻。我军的情报一直很灵。涞源方面的情报网直接渗透到敌人维持会、日本宪兵队和张家口的伪蒙疆政府里，他们送出的情报是很准确的。杨成武同志接着谈了他的设想。他说，从涞源到银坊的路上，是一片连绵险峻的大山，长城就横在涞源南面的奇峰峡谷之间。出涞源城，进入长城的白石口，再往南到雁宿崖和银坊，这中间只有一条山路可以走，两面都是光秃陡峭的山石，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涞源敌人如果孤军深入，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打他的伏击，击中力量歼灭他。我听完杨成武同志的报告，表示同意打这一仗。我让杨成武把彭真、贺龙、关向应同志请来，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都赞成打这一仗，于是定下了最后的决心。
　　我要杨成武立即赶回一分区司令部组织指挥这个战斗。他临走时说，具体的作战部署和每一步进展，他随时用电话向我报告。
　　11月2日，杨成武同志报告：他返回易县南管头一分区司令部的途中，又察看了雁宿崖和黄土岭一带的地形，并选择了伏击战场。根据获得的情报和敌人在侦察白石口到银坊路线的举动判断，敌人很快就要向银坊进攻。一分区计划以部分主力和地方游击队钳制和阻击插箭岭、灰堡之敌，二团团长唐子安、政委黄文明，三团团长邱蔚、政委袁升平分率两团埋伏于雁宿崖东、西两面，以曾雍雅、梁正中率领的三支队在白石口诱敌深入，待敌进至伏击圈之后，一团由团长陈正湘、政委王道邦率领，从东北插至白石口截住敌人退路。我觉得，一分区部队在主要方向的参战兵力，已达三个多团，同敌人可能出动的一路兵力相比，我军占有绝对优势，同时集中兵力形成拳头，完全具备了歼灭这路孤军深入之敌的条件。我要求杨成武，一定要抓住战机，坚决消灭这一路敌人。
　　雁宿崖歼灭战是11月3日清晨打响的。从战斗开始，到下午我军发动全面进攻，我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进攻的日军是迁村宪吉率领下的一个大队和一个炮兵中队，一个机枪中队共600余人，一开始就被我游击支队顺利地诱入了包围圈，处于我军的严密包围中。下午，当杨成武报告敌人正据守仅剩的两个阵地顽抗时，我感到胜利已经有把握了，要求他们迅速发起全面进攻，彻底消灭这股敌人。下午四时，我军发起总攻，一团和二团的各一部突入雁宿崖村，经过一番短兵相接的搏斗，把村里的敌人全部歼灭。最后固守在雁宿崖一个小高地上的敌炮兵还想负隅顽抗，三团部队冲上高地与敌展开白刃战，把敌军压下沟底，600多名日军大部被歼，其中生俘13名，仅少数漏网。
　　日本侵略军骄横成性，一旦吃亏之后，总要重整兵力，前来报复。我们同他交战两年多，摸准了他的这个脾气。我指示一分区部队，立即脱离战场，隐蔽于适当位置，待机再战。
　　果然，雁宿崖歼灭战，使阿部规秀恼羞成怒。11月4日，他亲率敌军1500余人，沿着迁村走过的旧路，进行报复性“扫荡”，企图消灭我军主力，挽回“皇军的体面”。我接到杨成武报告的这一新情况，要求他们以小部兵力在白石口一带迎击敌人，把敌人引向银坊，让他们扑空，然后隐蔽起来，迷惑敌人。尔后，以三支队在银坊北出击，诱敌东进。待敌进至黄土岭一带有利地形，集中主力将其包围歼灭。我告诉杨成武，为了保证这次围攻战的胜利，再增加一部分兵力，让二十团团长陈宗坤、政委李振声，二十五团团长宋学飞、政委张如三，炮兵营营长杨九秤带队开上去。贺龙同志听到这个情况，命令120师特务团团长杨嘉瑞率该团从神南北上，归一分区指挥。特务团与一分区三团一起，作为这次围攻战的预备队（后来他们也参加了激烈的战斗）。
　　与此同时，我们部署二十六团团长詹道奎、政委尚英，三十四团团长马辉、政委黄连秋率所部钳制易县、满城、徐水的敌人。
　　11月5日，阿部规秀率队向白石口前进，三支队诱敌成功，敌人紧追至银坊，没有发现我军主力，便放火焚毁银坊一带的民房。六日晚间，阿部规秀率部进入黄土岭一线。我同志杨成武：如果敌人明天继续向黄土岭东进，我们就利用这一带的地形全线出击。这天夜间，我军参战部队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
　　7日，敌人主力由黄土岭出发，顺山沟向东蠕动。下午，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圈。这时，一声号令，我们的伏兵向敌展开猛烈攻击，首先把它的电台打掉了。敌人受到突然打击，阵势顿时大乱，急忙抢占了几个山头，企图冲出包围。我要求杨成武调整部署，缩小包围圈，无论从哪个方向，都不能让敌人冲出去。敌人同我们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山头争夺战。
　　这时，战场报告说，在黄土岭和上庄子之间有一个小庙，他们发现，小庙附近有几个人指指划划，像是一群军官的样子，被一分区炮兵营的迫击炮击中了目标，敌人发生了混乱。直到事后，我们才知道，那是敌人的指挥所，炮兵营的轰击，当场把阿部规秀击毙了。
　　到8日，残余的敌人准备突围，日军又用飞机空投了新的指挥官。这个时候，我得到从各个方面送来的情报，保定方面增援的敌110师团已经到达黄土岭以南，涞源增援的敌人也赶上来了，四面八方的敌人都赶来解围。我考虑到，情况已经改变，我军需要及时跳出包围圈。于是，我同志杨成武，立即指挥参战部队脱离战场。
　　这样，黄土岭围攻战，以我军歼灭日军900多名，击毙其中将指挥官阿部规秀而宣告结束。
　　阿部规秀被击毙的确实消息，是后来才知道的。敌人的电台广播了阿部规秀中迫击炮弹丧命的消息，我听到了敌人的广播，延安毛泽东同志也从各方电台的广播中得知了这个消息，发来电报，查证此事，并指示我们对有功部队予以嘉奖。战斗中被击毙的日军尸体，我们已本着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一一掩埋了。我们只从部队查到了阿部规秀绣有两颗金星的黄呢大衣和金把钢制的指挥刀。后来，我把这些东西转交到了延安。
　　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这在华北战场是第一次，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也是第一次。敌人对此十分懊丧，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得知阿部规秀的死耗，在追悼死者的挽联上写下了“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并还为阿部规秀立了一个碑。
　　日本的《朝日新闻》报，连续三天的通栏标题都是“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这家报纸说：“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是没有这样例子的”。日本陆军省发表了关于阿部规秀战死的“详报”说：“这个地形是华北很少见的山地，差不多是没有道路的。中将以下的将士们完全徒步，辛勤跋涉……7日向易县上庄子前进的时候，敌利用优势的地形，继续顽强地抵抗，中将果敢地到一线，观察地形敌情，飞来了敌人迫击炮弹，在距中将数步的地方爆炸，碎片打中中将的左腹及两腿等数处，中了致命的伤，遂与世长辞了。”由此可见，对阿部的死，敌人是何等震惊。
　　黄土岭围攻战，我参战部队打得英勇顽强，尤其是一分区炮兵营，直接击毙了阿部规秀。为表彰炮兵营的战功，战后，我们特以晋察冀军区的名义通令嘉奖，高度赞扬了他们建立的这一历史性功勋。
http://baike.baidu.com/view/470152.htm

幻影

昆仑关大捷

   1938年武汉、广州失守后，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转向西南，广西已处于第一线。1939年底，日军决定发动桂南作战，并于11月24日迅速攻占南宁，进而推进至高峰隘、昆仑关。南宁失守，切断了国民政府取得国际援助的重要通道，也直接威胁到西南大后方之安全。国民政府责成桂林行营收复南宁。桂林行营将部队划分为北、东、西三路。其中以第38集团军指挥第5军和第99军为北路军，负责昆仑关正面和侧后的攻击。占领昆仑关的是日军第5师团骑兵第5联队和步兵第21联队第3大队。国军主攻任务由当时中国唯一一个全机械化军———杜聿明第5军担任。12月18日拂晓，中国军队的反攻作战打响。杜聿明指挥郑洞国荣誉第1师在炮兵和战车掩护下向昆仑关发起攻击，迅速突破前沿，向日军主阵地推进，与日军在各据点展开激烈争夺。同时，杜聿明命令邱清泉新22师向日军侧后迂回，攻占公路桥，切断了昆仑关日军的退路。日军第5师团组织第21联队进行增援，联队主力突破国军阻击，与昆仑关守敌会合。中国东路军和西路军分别从东、西两面策应昆仑关方面的作战，昆仑关的反攻形成强劲势头。12月20日上午，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指挥第42联队两个大队由南宁出发增援昆仑关，被中国军队层层阻击，中村正雄于24日中弹，次日伤重毙命。12月29日，杜聿明指挥第五军以步、炮、坦克协同再对昆仑关猛烈攻击。荣誉第一师、新二十二师、戴安澜的第200师与前来增援的第六十六军一起投入战斗。困守昆仑关多日的日军继续顽抗，12月31日，中国军队终于攻克昆仑关，将敌大部歼灭，取得昆仑关大捷。
　　昆仑关战役，是中国军队对日军攻坚作战的首次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王牌第5师团，尤其给予其第21旅团以歼灭性打击，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民心和士气。

http://baike.baidu.com/view/8637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