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
中国重视象喻。一个是形象,图象,以具体可感的形象来展示情与意;一个是悟性,通过思维能力来连缀这些图象、演绎或归纳图象中隐藏着的意义及联系。传统教育受传统文化影响,十分看重这两方面,先重形象,再着意训练思维。思维训练的意图和目标,在形象感知、识记、回忆、反思、重构的过程中,逐渐加强,最重实现图象与悟性的完美结合。
陆机《文赋》论应感(创作灵感),刘勰《文心雕龙》论神
思(艺术想象),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论体貌(艺术风格),用的都是一连串一系列的比兴和隐喻,这就好比《庄子·逍遥游》的寓言套寓言、隐喻接隐喻。
李建中《尊体•破体•原体——重开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理路和诗径》,《文艺研究》2009年第1期:
《二十四诗品》怎么说?用诗歌的语言、风格和意境。没有任何的论证,不加任何的判断,纯粹让读者在对二十四首诗歌的审美享受中,感知和体悟诗歌的不同意境和风格。在这里,“说什么”与“怎么说”统一了,“说什么”完全消融在“怎么说”之中。《二十四诗品》其实是纯粹的诗歌,完全可以将其当作山水诗、抒情诗来读,但在《雄浑》、《冲淡》这类标题指引下,我们才知道作者要告诉读者的,并非他所描摹的景物或渲染的气氛,而是借此来归纳中国古典诗歌的二十四种意境。这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高妙境界:“怎么说”消融了“说什么”。还有,诗歌这种文体讲究语言精炼,讲究称名迩见义远。司空图用“落花无言,人淡如菊”说《典雅》,用“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说《含蓄》,说出来就是惟一,就是永恒,就是钟嵘所说的“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
《诗品》的历代仿制者之中,最为著名的当推清代袁枚的《续诗品》,袁枚称司空图的《诗品》“只标妙境,未写苦心”,故要写若干首续之。袁枚前后,仿《诗品》者代不乏人,郭绍虞《诗品集解》附录部分专辟《演补》一门,“辑录本于《诗品》而衍述之作”,依次为:顾翰《补诗品》,曾纪泽《演司空表圣诗品二十四首》,马荣祖《文颂》,许奉恩《文品》,魏谦升《二十四赋品》,郭麐《词品》,杨夔生《续词品》。
前人论宋人作诗多用“赋”法而少用“比”“兴”,并以为这也是“以文为诗”的一个重要特征,其实不然。先秦时代,人们甚重“譬喻”和“比兴”,《易·系辞上》云:“孔子曰:‘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陈骙《文则·卷上丙》云:“《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之作也,可无喻乎?”此即以“象”和“比”同类。可见,在先秦,“譬喻”和“比兴”并非《诗》之“专利”。
曾明《苏轼与中国诗学“活法”论考》(《社会科学研究》2010.6):
到了苏轼那里, 他首先将“比”、“兴”的内涵和外延做了界定。其《诗论》在举证《诗传》“比兴”混言后云:“且彼不知夫《诗》之体固有比矣,而皆合之以为兴。夫兴之为言, 犹曰‘其意云耳’。意有所触乎当时, 时已去而不可知,故其类可以类推,而不可以言解也。”(《苏轼文集》卷2)
苏轼认为,“比”、“兴”是不同的两种手法,欲观《诗》,“其必先知比兴”,并“先知夫兴之不可与比同”。其次,更为宝贵的是:苏轼不仅观《诗》如此,就是在解经和讲性命之学时,也多重“曲譬”之法。而重“譬喻”和“比兴”就能做到“辞约而意广”,乃至“文已尽而意无穷”。苏轼认为,“立象以尽意”之作,“足以移人”,甚至“亦足以感鬼神”。苏轼深知曲譬比兴之大用如此, 故在解经、为文时无不用之。故使诗歌专用的“比兴”手法通用于各种文体中, 与先秦以“譬喻”“比兴”言道者略似。
《庄子·寓言》有“终身言,未尝言。”未尝言不是不说,而是说了等于没有说。如果换在老师的课堂表现,满堂言,未尝言。
学习理论是否可以创新
滞后性。
时常有这样的情形,学情难以适应授课内容。一方面是教材的递进,一方面是教师的更替,一方面是知识接受、理解、消化、应用的滞后性,一方面是目标与现实的错位现实。对待这种情况,如何处理?有什么理论可以借鉴,能否发展出新的理论?不同老师的处理技巧和经验是否存在普遍规律?
传统文化学习中,先强调背诵,强调听读,留下理解的空间和时间。
传统文化中的应试与现代教育改革
刘将孙《题曾同父文后》:
予尝持一论云:能时文未有不能古文,能古文而不能时文者有矣,未有能时文为古文而有余憾者也。如韩、柳、欧、苏皆以时文擅名,及其为古文也,如取之固有。韩《颜子论》苏《刑赏论》,古文何以加之。……每见皇甫浞、樊宗师、尹师鲁、穆伯长诸家之作,宁无奇字妙语,幽情苦思,所为不得与大家作者并,时文有不及焉故也。时文起伏高下先后变化之不知,所以宜腴而约,方畅而涩,可引而信之者乃隐而不发,不必舒而长之者乃推之而极。若究极而论,亦本无所谓古文,虽退之政未免时文耳。由此言之,必有悟于文之理,而后能不以愚言为绝也。
《养吾斋集》卷二五,四库全书本 案:能应试者未必是好学生,好学生大都能应试。如何对待考试,是教育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