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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amio

[历史文化♡] [深海活动]中国抗战历史大家记——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4周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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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5 18:42:30 | 显示全部楼层

潘家戴庄惨案

1942年12月5日,日本侵略军第27师团第27步兵团所属第一联队骑兵队,按少将团长铃木启久“彻底肃正该村庄”的命令,在队长铃木信的指挥下,以枪杀棒打、锹铲镐砸、活埋火烧等极其残忍的手段,血洗了潘家戴庄,屠杀和平居民1280人,烧毁民房1030间,村内财物被抢劫一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戴庄惨案。


  
图片来源:
http://www.ccnpic.com/magnify.ph ... p;chn=8&orb=1#1



文字内容相关链接:
潘家戴庄惨案纪念馆
http://baike.baidu.com/view/11086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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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5 19:31:35 | 显示全部楼层
历史图集: 台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涌现出了许许多多为国捐躯的英雄人物。他们在残暴的敌人面前,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奋勇抗敌,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顽强的战斗意志,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和反抗外来侵略的高尚民族气节,永远值得后人景仰。抗日英烈的丰功伟绩和爱国主义精神永垂史册,彪炳千秋!


香港商铺高悬爱国标语举行义卖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9 日





香港商铺高悬爱国标语,举行义卖,将所得捐款支援内地抗战。

九龙司机捐献的汽车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9 日





九龙司机捐献的汽车在运往陕甘宁边区途中。



香港海员慰问团在坪山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9 日





1939年冬,香港海员慰问团在坪山慰问慧宝人民抗日游击队,二排中为曾生。




日军严格检查出入香港的中国人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9 日




1943年1月,日军对出入香港的中国人实行严格检查。


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9 日 | 文章来源:



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第一队照片


澳门同胞购买的抗战救国公债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9 日





中国妇女慰劳会工作人员与史良合影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9 日




澳门中国妇女慰劳会工作人员与“七君子”之一史良(前排右三)合影。


澳门同胞以大减价欢庆抗战胜利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9 日





照片上题记“和平纪念日”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9 日




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9 日 | 文章来源:



1940年3月,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慰问抗战同胞。图为回国时受到同胸的热烈欢迎。



陈嘉庚著名的30字提案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9 日




1938年10月,陈嘉庚著名的30字提案。被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有力地打击了妥协投降势力。


蚁光炎等在泰国各地宣传抗日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9 日



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爱国侨领蚁光炎积极带领华侨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图为蚁光炎(前排左五)等在泰国各地宣传抗日。


结婚不忘救国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9 日




结婚不忘救国。华侨萧丕居将女儿结婚时所受贺礼1.8万元捐款给祖国抗日。



马来亚华侨欢送机工回国服务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9 日




马来亚华侨欢送机工回国服务盛况



回国采访的华侨记者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9 日




华侨青年举行入伍仪式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9 日




二战期间,在美华侨有1.3万人参加美国军队打击日本。图为华侨青年举行入伍仪式。


“龙”组在马来亚开展抗日斗争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9 日



1943年,英军与中国政府组织一三六部队“龙”组,在马来亚开展抗日斗争,其成员大都是华侨。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kzsl/8482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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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5 19:37:45 | 显示全部楼层
惊天地泣鬼神的雾社起义(组图)

www.XINHUANET.com  2005年08月24日 15:07:54  来源:《话说台湾》

1930年10月,日军向雾社的山地部落开炮
  日本人将台湾的原住民统称为“蕃人”,视其为“野蛮人”。由于原住民居住的山林地带蕴藏着大量日本殖民者需要的宝贵资源,所以,日本占据台湾后不久,即开始制定对这些原住民的征服计划。从1906 年开始,殖民当局先是采取了设置隘勇、地雷、电网等措施对付原住民,继而又于1910 年开始动用大批军队、警察对原住民进行了连续5 年的“讨伐”。经过血腥的征服,日本殖民者逐步在原住民居住的地区建立起统治,并开始对这些地区进行极为残酷的剥削和掠夺。
  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建立起来的完全是警察政治。警察对台湾民众的一切生活领域都有干预的权力。在平地的警察,尽管凶恶,但多少还要受到殖民当局标榜“文明统治”的法律限制。而在山地的警察则不必接受什么训练,更没有什么限制,完全是无法无天的警察世界。警察对于“蕃人”可以任意进行搜查、辱骂甚至毒打。警察随意强迫他们无偿从事修路、建桥等繁重的苦役。对于受雇从事伐木、运输等劳作的原住民,警察还要从中克扣工钱。一些好色的警察,更是随意欺侮、奸淫原住民妇女。有的警察娶原住民妇女为妻,一旦调任,即将其妻抛弃。这些警察被称为“草地皇帝”,原住民对他们恨之入骨。1930 年雾社事件的爆发,正是殖民当局对原住民的残酷统治所造成的。
  雾社位于台湾岛中部,属于台中州的能高郡(今南投县),它东有海拔3300 多米的能高山,西南离风景秀丽的日月潭仅几十公里,是个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形势险要的地方。
  雾社一带世代居住着高山族中泰雅族谢塔喀的分支,共有马赫坡、勃阿伦、荷戈、罗得夫、太罗万、束库等12 社共有500 多户,2000 多人口。社是高山族的基层组织,相当于部落。
  这一带原住民彪悍善战。1910 年日本当局为征服这一地区,曾出动1000 多警察并动用大炮才达到目的。
  雾社高山族人民具有光荣的抗日斗争传统,早在日本殖民统治建立之初,他们就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协助过徐骧、刘永福领导的抗日义军。抗日义军失败后,他们又帮助过柯铁领导的铁国山抗日军。
  雾社森林资源十分丰富。为掠夺这里的资源,殖民当局修建了轻便铁路和公路,逐渐使这一带得到开发。1930 年前后,雾社已经成为山地的一个小镇。这里是日本殖民当局对高山族聚居区进行统治的中心之一,设有能高郡警察课分室(相当于分局),下设18 个警察驻在所(相当于派出所),还设有邮电局、制脑公司、物产交易所和蕃童公学(招收高山族学生的小学)等,还有日本人开的医疗所、旅馆、杂货店等等,住有日本人36 户,157 人。


图中右一为雾社起义发动者莫那鲁道
  为了同化“蕃人”,日本人将当地的原住民儿童送入“蕃童教育所”,使他们接受奴化教育,并将其中优秀者送入平地的中等学校, 招收这些青年当教师和“巡查”,还送青年人和部落头目到日本参观,接受“文明洗礼”。正因为如此,当局将雾社视为“模范蕃地”,时常有官府要人来此视察。正是这“模范蕃地”,爆发了日本占领台湾时期原住民最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1930年高山族雾社起义的领导者莫那道是一位抗日的老英雄。莫那道的儿子达拉奥自幼接受父亲的教育,对日本人有很深的仇恨,特别是他年轻时自己亲眼看到过抗日义军英勇奋战慷慨牺牲的悲壮场面,内心深处很早就萌发了复仇的思想。长大以后,他曾一度离开台湾,出国参观,增长了不少见识。回到台湾后,受台湾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运动的影响,思想更逐渐成熟。他无时无刻不在等待着时机,准备发动新的抗日武装起义。
  雾社暴动的起因是日本殖民主义者在雾社大兴土木,强迫高山族人民进入马赫坡社附近的森林砍伐巨木,兴修他们的神社。雾社高山族人民主要靠狩猎与农耕为生,视森林为圣地,视巨木为守护神,砍伐巨树使马赫坡等社的民众感到惊恐万分,恐由此遭到神的惩罚,自然不肯乖乖地服从日本人的命令。何况山高路险,警察为使树木完好,不允许将树木拖地而走,竟迫使当地民众肩扛手抬,沉重的劳役更使他们无法忍受。当日本警察用枪口和鞭子逼着他们上山的时候,他们内心深处的愤恨达到了极点,起义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因此当有人提出不如趁此举行起义的时候,一贯对日本人欺压忍气吞声的头目莫那道也下定决心要与日本人拼个死活。
  1930 年10 月7 日上午,莫那道的儿子达拉奥结婚,居民正在聚集喝酒庆祝,恰逢日警吉村途径这里。达拉奥友好地斟满一碗酒请吉村喝。这本是当地尊敬客人的一种礼节。没想到,骄横的吉村竟用手杖将达拉奥手中的碗打掉,还挥舞手杖打人。达拉奥受此侮辱,怒不可遏,他和弟弟巴沙奥一齐冲上去,把吉村掀翻在地,狠狠地打了一顿。
  莫那道曾去过日本“观光”。他在日本见到的警察并不像在台湾的日本警察那样凶恶,由此对日本警察的压迫更为不满。此时他见吉村如此,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和家人一起动手将吉村痛打了一顿。


  第二天,日本警察以“侮辱官宪”的罪名将达拉奥拘押拷打。莫那道恐日警乘此制造事端,牵连其他人,就携带礼品亲自向吉村赔礼道歉。但吉村不依不饶,口口声声要严办他们。日本警察平时对原住民经常无故拷打拘押,吉村的一番话更使莫那道一家感到走投无路,大祸即将临头。
  莫那道知道这一下事情闹大了,日本人决不肯善罢甘休,于是就决定领导群众发动武装起义。经过紧张的准备,他们选定在10 月27 日正式发动。
  莫那道在周围各社颇有威望。在下决心起义之后,就秘密进行联络,勃阿伦、荷戈、罗得夫、太罗万、束库等社头目都表示全力支持莫那道的起义决定。起义还得到花冈一郎、花冈二郎的积极策应。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都是受过日本人精心培养的原住民青年,花冈一郎还曾进入台中师范学校学习。因成绩优秀,他们分别被录用为“蕃童教师”和乙种巡查。他们本非兄弟,由于日本人夸耀所谓“同化”蕃人的成绩,被改了名字。尽管他们比起一般原住民所处的地位要高,但是他们在接受了近代教育后,更加感到日本殖民统治对于台湾民众的压迫和歧视。所以,当周围诸社决定起义时,他们毫不犹豫地与自己同胞站在一起。由于他们熟悉雾社警察分布的情况,对于起义迅速取得战绩起了重要的作用。
  起义时间就定在10 月27 日。这一天是日本在占据台湾过程中北白川宫能久亲王遭受义军重创死亡的日子。台湾殖民当局定这一天为“台湾神社祭”日。雾社的小学每年这一天都要举行运动会,周围的日本人都要来参观和集会,正可利用日本人不备进行突袭。莫那道等人商定起义行动分为两步:先袭击雾社周围的警察驻地,再聚集到雾社,攻击小学运动会会场。凌晨3 时开始,起义民众分数路开始袭击马赫坡、勃阿伦、荷戈等处的警察驻在所,杀死平时作威作福的警察,切断电话线,破坏桥梁,一切都进行的非常顺利。
  在27 日上午8 时之前,300 多起义民众已经分为两路,一路由莫那道率领,突袭雾社的派出所、制脑公司、日本人宿舍和邮局等,一路由花冈一郎率领,进击雾社小学操场。雾社的日本人一点也不知晓大难即将临头。8 时,小学的运动会准时开始。全体人员正肃立举行升旗仪式,突然一个原住民青年提刀闯入会场,只见他冲进“来宾席”,手起刀落,就将台中州理蕃顾问管野政卫的头砍下。在场的日本人都惊呆了,尚未明白是怎么回事,花冈一郎已经率队冲入操场,只见刀光闪处,日本人纷纷倒下。操场上当时还有100 多汉族人。起义民众只杀日本式装束的人,对于汉族人,只要求他们尽快离开。不到一个小时,小学里的日本人都被杀光,其中还有两个汉族人因穿和服而被误杀。莫那道率领另一支人马杀进雾社的派出所、邮局等处,很快解决了战斗。这场战斗共计杀死134 名日本人,伤数十八。缴获130 余支步枪,2 万多发子弹和一挺机关枪。莫那道又派人破坏零社附近的铁路,并在进入雾社的必经之地眉溪设置工事,以阻遏日军。
  直到将近中午,小学校的一名侥幸躲过起义民众的督学逃奔下山,雾社发生起义才为当局所知。此事立到震动了总督府。第二天,台湾的报纸大肆对所谓“凶蕃”进行渲染和声讨。总督府立即组织1100 多名警察、800 多名陆军以及1300 多名军夫的讨伐部队紧急集结,开赴雾社。31 日双方展开激战。

日本殖民统治当局还用加急电报报告日本政府,请求火速派兵增援。日本政府接到报告后,从本土派出多艘军舰和十几架飞机运兵到台湾,会同日本驻台的海陆空军和警察一起围攻雾社。日军在大炮和飞机的支持下进攻马赫坡等社。他们先用山炮猛轰,把马赫坡、罗得夫、荷戈、束库各社的房屋炸成一片废墟,然后调步兵发起冲锋。起义群众依靠断墙残壁的掩护,在枪林弹雨中跟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使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激战到11 月3 日,各社相继沦陷,起义群众撤退到山地继续坚持战斗。
  起义军中有不少百发百中的猎手,退到山地以后,他们在丛林中居高临下,向爬上山来的日军射击,一枪打死一个,使得日军裹足不前。日军用山炮对着山头乱轰,飞机也漫无目的地狂轰滥炸,森林燃起了熊熊烈火,迫使起义军向更深的山区撤退。日军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向起义军施放了糜烂性毒气,使得起义军遭到重大伤亡。
  虽然莫那道指挥起义民众进行了拼死抵抗,然而由于兵力火力对比大悬殊,只好决定率青壮年退守山林,并命各社老弱进入密林避难。一些老弱和妇女为坚定亲人奋战到底的决心,依据本族风俗,纷纷在密林中自缢。
  莫那道率众退入山中的岩窟中进行坚守。这个岩窟凭借天险易守难攻。洞中有水且存有粮食。日军的大炮等重武器无法施展,莫那道还不断率勇士出击,袭击不熟悉地形的小股日军。日军一时无法取得进展,先派人前去招降,为莫那道所拒绝;继之又挑动与马赫坡等社结有宿怨的万大、陶珠亚等原住民部落进攻,也未能奏效。起义民众在洞中坚持了一个月,存储用光。日军见屡攻不下,于是决定采取最野蛮的手段,利用飞机先后投了800 多枚毒气弹,致使起义民众死亡惨重。12 月1 日,莫那道认为最后时刻已经到来,走入最隐蔽的密林之中自杀。尸体几年后才被发现。花冈一郎先杀死妻子,然后剖腹自杀。花冈二郎令其妻子逃往娘家,和其族中勇士也自杀而死。雾社起义至此失败。雾社起义使日本统治者大为震惊。为了杀一儆百,日本殖民者使用了最残忍的手段进行报复。不但将参加起义的诸社村落夷为平地,还对许多无辜的民众进行屠杀,并将人头砍下,以展示他们讨伐“凶蕃”的“赫赫战功”。马赫坡等参加起义的六个社原有1400 多人口,经过日军的屠杀,仅剩下 500 余人。尽管如此,日本当局还要对他们斩尽杀绝。日本当局先将六个社的头目十余人以主谋的罪名加以拘押,然后秘密地全部处决。六个社余下的人口,当局将他们集中迁往雾社的罗得夫、西巴岛西社严密看管,并暗中唆使陶珠亚部落进行报复。


  1931年4月25日深夜,陶珠亚部落携带日本当局借给的枪械,冲进这六社残余部众的栖息地。六社余众手无寸铁,面临突袭,只有束手待毙。结果又有250 余人被杀。经此屠杀后,六社仅剩298 人。这被称为“第二次雾社事件”。
  日本当局对于他们还不放心,又强迫他们迁离雾社到埔里北面的川中岛,继续进行持续的压迫。1937 年这六社残众只剩下230 人。
  自日本占据台湾之后,殖民当局采取了所谓“威抚并用”的“理蕃政策”。这个政策的中心是通过建立最为野蛮的警察制度,使用最残忍的屠杀手段来迫使原住民屈服。即使是所谓“教化”,也同样是通过高压手段来实现的。所以像雾社这样的所谓接受殖民当局“教化”的“模范蕃地”爆发反抗也就是必然的了。
  雾社起义是反抗日本殖民当局残酷统治和压榨政策的一次大爆发。雾社参加起义的诸部落只有千余人,却敢于起来反抗殖民当局。面对凶恶的殖民者,宁可战死也不投降。这充分说明了包括原住民在内的台湾民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不屈不挠精神。日本当局为了尽快地镇压起义,不惜动用包括毒气弹在内的武器对付只有非常简陋武器的起义民众,更加显示出日本在台湾统治的残暴。雾社起义对殖民当局的打击也是很大的。当局使用毒气的行径,遭到岛内岛外的同声谴责。台湾农民组合、民众党都发表声明、传单谴责使用毒气是非人道的行为;上海反帝大同盟发表宣言支持雾社人民的起义。当时的总督石冢英藏和台中州知事引咎辞职。
  雾社起义是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史、台湾人民抗日史上光辉的一页!
  现在,雾社已重建为“大同村”(原泰雅族谢塔喀群已被灭绝),成为台湾全省重要文史遗迹之一,村中多有纪念建筑供人访古凭吊。
  在雾社入口公路左边斜坡有一座“观樱台”,是春天赏樱之极佳眺望点。观樱台畔竖起一座高大石坊,名为“褒义坊”,额题“碧血英风”,坊柱刻对联两副,其一日:
  抗暴歼敌九百人壮烈捐生长埋碧血
  褒忠愍难亿万世英灵如在永励黄魂
  褒义坊后建一座巨大的“雾社起义殉难纪念碑”,即400 位烈士埋骨之所。纪念碑四周遍植松、杉和樱树,已郁然成林。


http://news.xinhuanet.com/tai_ga ... content_3396650.htm

日军解剖遭毒气攻击致死的起义者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9 日 | 文章来源:

日本殖民当局对雾社起义的同胞使用毒气。图为日军军医解剖遭毒气攻击致死的起义者,研究毒气的杀人“效能”。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kzsl/851265.htm

日军以机枪堵住逃亡的路口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9 日 | 文章来源:

日军为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少数民族同胞赶尽杀绝,在烧杀之后又以机枪堵住逃亡的路口。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kzsl/8512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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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5 19:51:45 | 显示全部楼层
台湾议会之父---林献堂

林献堂---领导成立“台湾文化协会”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9 日

林献堂---领导成立“台湾文化协会”,组织台湾同胞展开反对日本同化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文化启蒙运动。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kzsl/851259.htm



林献堂(1881年12月3日—1956年9月8日),名朝琛,号灌园。被称为「台湾议会之父」。
  家族背景
  出身望族雾峰林家,人称阿罩雾三少爷。父亲林文钦是清末举人,与林朝栋同辈。林献堂曾任雾峰参事、区长(1902年),并于1905年被授绅章。
  早年事迹
  1907年于日本奈良旅行时与中国维新运动大将梁启超会面,而受到爱尔兰争取自治的影响。1910年加入诗社“栎社”,1913年与台湾北、中部士绅向总督府请愿,表达台湾人出前成立台中中学的意愿,两年後(1915年5月)公立台中中学(即台中一中前身)成立。1914年3月曾邀请板垣退助伯爵来台访问,12月成立“同化会”(1915年即遭解散)。1919年与蔡惠如等人成立“启发会”,翌年改为“新民会”,林担任会长,成立于东京。1921年1月起林献堂开始向日本国会提出设立台湾议会的要求,此为第一次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10月,成立台湾文化协会。
  台湾文化协会时期
  1921年林献堂在台北大稻埕成立台湾文化协会,仿效中国国民党的制度,推举林献堂为总理;蒋渭水为专务理事;林幼春等人为常务理事。为激起台湾人的民族意识,文化协会1923年以《台湾民报》做为宣传,林担任社长。除此之外,为了打破日本人及御用绅士控制银行、信托、保险等金融业的状况,林献堂等人还花了2年筹设「大东信托株式会社」(1927年2月成立),由林出任董事长,陈炘担任总经理。後来台湾文化协会于1927年1月分裂,转向由左派控制,林献堂也退出文化协会。同年7月,另组台湾民众党。之後林也曾於1930年组台湾地方自治联盟,担任顾问。

http://baike.baidu.com/view/152056.htm



台湾留学生热烈欢迎请愿者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9 日 | 文章来源:

从1921年到1934年,台湾同胞以合法手段争取日据下合理待遇为目的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活动,共进行了15次,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图为请愿者在日本东京受到台湾留学生的热烈欢迎。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kzsl/8512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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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5 20:00:00 | 显示全部楼层
台湾民报---日据下台湾人唯一的言论机关

《台湾民报》发起人合影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9 日 | 文章来源:

蒋渭水、蔡培火等人于1923年4月在日本东京创立《台湾民报》,成为“日据下台湾人唯一的言论机关”。图为发起人的合影。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kzsl/851251.htm


蒋渭水夫妇的合影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9 日 | 文章来源:

1927年,林献堂、蔡培火、蒋渭水组建台湾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政党---台湾民众党,进行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图为蒋渭水夫妇的合影。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kzsl/851249.htm



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20多年后,《台湾民报》为反抗日本文化“同化”而在当时台湾存在的中文报刊。她宣扬中国文化,支持祖国大陆民族革命,声援大陆的抗日战争,17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现出强烈的中国民族的认同感。

在太阳旗下的17年里,在与中国大陆几乎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台湾民报》作为仅存的汉文报刊,用一颗赤子之心,在日本武士血淋淋的刀口下,在皇家文化的威逼利诱中,从1920年至1937年顽强地抗击着日本殖民文化,表现出对祖国赤子般的中国根情。

1923年4月15日,《台湾民报》在东京创刊。原先是半月刊,1923年4月15日改为旬刊,1925年7月12日改为周刊(每星期日出刊)。从l927年8月1日起,开始迁入台湾发行,仍以周刊发行。1930年3月29日,为了进一步为日刊发行做准备,乃增资改组,并改名为《台湾新民报》,1932年4月15日改正式改为日报,1937年6月1日被日本殖民者废除汉文记事。

《台湾民报》-简介  
以中国文化认同抗击日本殖民文化 “台湾文化协会”成为往后台湾的诸多民族运动、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的大本营,也是许多社运团体的“母体”。《台湾民报》也由“文协”成员蔡如惠、蔡培火、蒋渭水等人负责。



《台湾民报》在《创刊词》上开门见山指出中国是祖,批评现在的台湾人对日本文化“同化”的麻木:“我们汉族移住于台湾已经过了有三百年了”,“虽是堂堂的黄帝子孙,也恐怕与蛮人无大异”,“我们岛内同胞,若沈醉不醒,深迷不悟,也恐怕將无颜可以见世界上的文明人了”。“我们祖先虽然来自中国”,但是“社会的文化,还沒有普及,若不赶快想个法子,来启文化,來振起民氣”,“也不可得了”。指出办报的目的:“所以这回新刊本报,专用平易的汉文,满载民众的智识,宗旨不外欲启发我岛的文化,振起同胞的元气,以谋台湾的幸福”。(9)

被誉为“台湾的民族运动的铺路人”的蔡惠如,在《台湾民报》创刊号上说:“台湾的兄弟不懂汉文,我所以滚下泪珠儿来咧。这个原故,是很容易明白的,我们台湾人的人种,岂不是四千年来黄帝的子孙吗?堂堂皇皇的汉民族为什么不懂自家的文字呢?”蔡惠如关于《台湾民报》办报宗旨讲得再明白不过了。

《台湾民报》不遗余力地介绍祖国大陆的新文化运动及其文学作品。民报一卷四号发表许乃昌的长篇论文《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台湾民报》3卷12号),详细地介绍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和胡适的《文学改良当议》。1924年发表了苏维霖的《二十年来的中国古文学及文学革命的略述》(《台湾民报》3卷12号),1925年分六次连续登载蔡孝乾的《中国新文学概观》(连载于《台湾民报》3卷11—16号)。1926年4月发表刘梦苇的《中国诗的昨今明》。同时还转载了鲁迅、胡适、郭沫若、郑振铎等的文学作品。1923年,《台湾民报》的同仁们还在台南成立了“白话文研究会”,目的在于还原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的中国文化认同感。

至19世纪20年代中期,《台湾民报》反日本殖民统治、弘扬中国民族文化的运动达到高峰。那时,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已经达30年之久,而且疯狂推行其文化同化政策,残暴地毁灭中国民族文化。提倡台湾的中国新文化与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实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提倡读书的实际运用反对八股文章,实质就是希望台湾人民能够运用中国新文化来与日本殖民文化作斗争,而不是满足于书斋的自娱自乐。《台湾民报》这一方面的作用,在张我军做主编时表现得最为强烈。

张我军被称为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和旗手,他真正地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火种通过《台湾民报》播撒在台湾岛上。张我军在中国大陆厦门、上海、北京都系统地接受过祖国大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1924年返回台湾,担任《台湾民报》编辑。同年4月,张我军就在《台湾民报》发表了《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批评台湾青年“诸君怎么不读些有用的书来实际应用于社会”,说他们“讲些什么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11月21日,他又在《台湾民报》发表了《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台湾民报》2卷24号),又连续发表了《为台湾文学界一哭》(《台湾民报》2卷26号)、《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台湾民报》3卷2号)、《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台湾民报》3卷2号)、《新文学运动的意义》(《台湾民报》第6-7号)等一系列重要理论文章,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胡适和陈独秀发起“五四”文化革命运动的“八不主义”和“三大主义”等主张,从而在台湾岛上引发起一场新文化运动,也使《台湾民报》和维护日本殖民统治的三大报纸《台湾日日新报》、《台南新报》及《台湾新闻》形成对立的两大营垒。

张我军在台湾提倡新文化运动,就是运用中国文化认同来抗击日本文化对台湾人民的殖民同化。他在《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1925年1月11日)一文中坚定的指出:“台湾文学乃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然而台湾自归并日本以来,因中国书籍的流通不便,遂隔成两个天地,而且日深其鸿沟。”他还认为,“我们主张用白话做文学的器具”,“换句话说,我们欲把台湾人的话统一于中国语,再换句话,是把我们现在所用的话改成中国语”。张我军在《台湾青年》上大量介绍大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鼓励台湾的文学创作。在《台湾新文学应该读什么书》一文里张我军为台湾读者开了一个研读大陆新文学的详细书目,几乎把当时大陆新文学重要作品一网打尽。在他介绍的短篇小说中,把鲁迅的《呐喊》、《彷徨》放在首位。1926年张我军曾会见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的旗手鲁迅先生,并赠送四本《台湾民报》,这四本(台湾民报》现在仍然珍藏在北京的鲁迅博物馆。



《台湾民报》-日本殖民当局第一个打击的对象  
为推行“同化”运动,日本殖民当局第一个打击的对象就是被誉为“台湾人唯一口舌”的《台湾民报》。日本占领台湾后,废除了大部分汉文报纸,《台湾民报》是仅剩的一份。这个台湾民众的言论机关,扮演着批评时政、提升中国新文化地位的角色。台湾各种反殖民的政治活动、文化启蒙、农工学运动、甚至妇女运动,无不受到《台湾民报》热烈的支持与鼓吹。所以《台湾民报》被誉为“台湾人唯一的言论机关”、“台湾人唯一的喉舌”。


《台湾民报》的前身
《台湾民报》的活动引起了台湾总督府的仇恨,《台湾民报》被日本殖民者看成了台湾汉文化的代表。自《台湾青年》创刊不久,总督府即下令:凡在日人机构的台籍员工,如果直接或间接与《台湾民报》及台湾文化协会有联系,或虽无关系却表现同情或接近的言行,必须离职,但《台湾民报》的成员宁可丢掉工作,也没有人因此而退会。

1923年2 月开始至1925年2月,在恫吓无效后,警察开始对协会的骨干分子进行大逮捕,理由是他们违反了“治安警察法”,扰乱了社会治安。1923年末共有99人被捕,有18人被起诉。在法庭上,蒋渭水拒不承认自己是日本人,最后蒋渭水被判监禁四个月,当他出狱时,沿街民众自动燃放鞭炮,殖民当局不得不派警察驱散欢迎的群众。被称为台湾殖民统治时期的非暴力反抗“圣雄甘地”的蒋渭水,是《台湾民报》的固定撰稿人,并主张以中国文化认同来非暴力对抗日本殖民同化。

1927年10月,“台湾文化协会”(新文协)在左派人物王敏川领导下继续开展活动,毫不屈服当局的高压统治,勇敢无畏地传播民族文化,宣传民族意识。新“文协”会员利用《台湾民报》有的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有的投身于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以切实行动,体现了对祖国的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台湾文化协会”领导下的《台湾民报》精神内涵进一步明确:台湾的“主体”就是中华文化,“台湾文化协会”坚持和弘扬的“台湾文化”就是中华文化,如果说这是“本土化”,其实质就是“去日本化”。

1936年 3月,《台湾新民报》社组织考察团回祖国大陆进行考察,考察团游历了厦门、上海等地,在上海接受华侨团体欢迎时,考察团主要成员林献堂深情致辞说,“林某终于归来祖国”,表达了赤子对祖国母亲深深的依恋之情。这引起了台湾日本人的强烈不满,台湾“总督府”的报纸辱骂林献堂为“日奸”。日本浪人借机寻事,趁林献堂在台中公园参加集会之际,上前打了林献堂一巴掌,当时林献堂在台湾地位崇高,日本人此目的是借林献堂来打击台湾的民族运动,这次事件被称为“祖国事件”。“祖国事件”更直接地表现出《台湾民报》主要办刊人对祖国的赤子之情。



《台湾民报》-声援祖国的革命和抗战  
从产生到发展到禁止汉文记事,《台湾青年》、《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始终关注祖国大陆的革命,声援祖国的抗战,表现出鲜明的民族认同感。1920年前后,在中国五四运动和世界新思潮影响下,台湾知识分子密切关注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把台湾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希望,寄托于中国革命的成功。20年代初出版的《台湾青年》刊物发表的一篇文章说:“若要救台湾,非先(从)救祖国着手不可!欲致力于台湾革命运动,非先致力于中国革命成功。待中国强大时候,台湾才有回复之时;待中国有势力时候,台湾人才能脱离日本强盗的束缚。”文中所谓的“中国革命”,指的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

《台湾民报》始终把台湾的解放和祖国大陆的革命联系起来看。该报1925年2月出版的一期中,曾发表题为《革命领袖孙中山》的文章,详细报道孙中山北上北京时受到民众热烈欢迎的盛况。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的噩耗传到被日本占领达30年之久的台湾岛,引起台胞一片哀恸。《台湾民报》发表社论《哭望天涯吊伟人》,说:“西望中原,我们禁不住泪泉满面了。”当时台湾同胞感念中山先生不已,纷纷举行追悼会,《台湾民报》亦尊称山先生为“国民之父”。

在其后的一期里,又发表《愿中山先生之死不确》的报道,文中将孙中山同列宁并列为“世界伟人”,说:“去年(即1924年)我们的世上才失去了一位世界的伟人,俄国大革命家,今年又欲把一位世界的伟人,中国的大革命家从此世夺去,那死神也未免太无情了”。文章称颂孙中山“是站在泰山顶上大敲其警醒之钟,把四万万还在打鼾深睡的同胞叫醒”;说他“同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官僚打仗,屡扑屡起,愈穷愈强,百折不挠的精神,实为中国所绝无仅有。”1926年7月中国大陆北伐开始,10月发表社论支持祖国大陆北伐军的北伐。该刊不惧日本统治当局之忌,公开表露出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民对祖国人民息息相通、血脉相连的亲情。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林献堂身为《台湾新民报》社长,联合该报各股东,商定要让这份发行五六万份的汉文报纸,“代表四百万台湾人言论立场”。《台湾新民报》发出了与日本当局的报纸、电台不同的声音。单从其在事变期间新闻版的标题上就能看出她明显的偏向,如《满洲遍地起风云,日本军占领奉天》、《张氏通电倡导和平,国家命脉一线仅存、披发撄冠拒容忽视》等。用词上称日军不称“皇军”和“我军”,还有夹杂在新闻后头的冷语,如“霹雳一声,奉天城头飘扬着日本国旗,不见有青天白日了!”等,明显可看出该报“心向祖国”的民族的认同感。

在中国大陆对日抗战时期,《台湾新民报》真正反映了台湾人的心声,不仅为台籍知识精英所依赖,还成了台湾民众的“喉咙”。为了让这“喉咙”失声,日政当局压力随之而來,日本人透过新闻检查制度,来钳制《台湾民报》。在日本高压统治下,《台湾新民报》“甘冒大不韪”的做法显得极其可贵 。曾任该报股东的杨肇嘉在回忆文中指出,九一八时期,他亲眼看到新民报的编辑,为日本侵略祖国痛心愤慨,将所有电文凡“支那”皆改为“中国”;为不侮辱祖国,轻视自己,常与检查报纸的日本警察发生争吵。该报还经常刊登直接向日本政府发出警告战争后果的言论.

1936年9月,日本第17任台湾总督小林跻造上台,开始全面推行“皇民化运动”,“皇民化”的目的就是要割断台湾与中国的文化联系与民族认同感,把台湾人迅速改造成为日本的皇民,以适应战时的需要及其永久统治。1937年6月1日《台湾新民报》等中文报刊或中文栏目均遭停刊,甚至连中文都严禁在台湾使用。高压政策下,一批爱国文士没有沉默,更没有臣服,身处“地下状态”仍在进行激烈的斗争。虽然汉文《台湾新民报》已经被禁止,但从《台湾青年》到《台湾新民报》,她在太阳旗下17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已将中国文化观、民族认同感、自治观念普及到了台湾社会,为迎接台湾光复积淀深厚的中华文化和民族认同感。



《台湾民报》-《台湾民报》人的台湾意识与中国认同  
最后必须说到《台湾民报》的“台湾意识”与“中国认同”的关系。

1927年10月,台湾文化协会在台中召开第一次全台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分裂。台湾文化协会(新文协)在左派王敏川领导下继续主办《台湾民报》,林献堂、蒋渭水、蔡培火等脱离“新文协”出走,另行组建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合法的“台湾民众党”,正式作为台湾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登上政治舞台,又于1930年分出“台湾地方自治联盟”,仍利用《台湾新民报》鼓吹民众的“台湾意识”。


《台湾民报》在东京创刊时的蔡如惠、黄朝琴、黄呈禄、陈逢源,蔡式谷、蔡培火、蒋渭水(由右至左).

研究台湾殖民统治史的日本学者若林正丈,在探讨这个历史问题时认为,围绕《台湾民报》的“文协”、“台湾民众党”、“台湾自治联盟”各派,可以被分成“祖国派”、“待机派”、“台湾革命派”。《台湾民报》的主编张我军等属于“祖国派”,与“待机派”(包括分裂前的“台湾文化协会”大部分成员、“台湾民众党”)在主张上极为相似。前者期待祖国大陆的力量来援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回归祖国;后者认为祖国尚无援台能力,所以努力保存中华民族文化,在日本总督专制下争取台湾人的权益地位,待机再回归祖国。“台湾革命派”(以新“文协”为代表)则认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统治,台湾独立建国,然后等祖国强大了再回归祖国。

有人认为在反日本统治时期就有了“台湾意识”,甚至当时有“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的口号。台湾学者陈昭瑛认为,其实,“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的口号在当时另一个意思是“台湾不是日本人的台湾”之意。当时的“台湾意识”是相对于“日本人的意识”而言的。因此,当时的“台湾意识”不但未排斥“中国意识”,反而有以“中国意识”为內涵。陈昭瑛学者还认为“在这种⑻ㄍ逡馐盯与⒅泄?馐盯结合的意识形态中,⒅泄?馐盯成为界定⑻ㄍ逡馐盯的性质。”

当时《台湾民报》主要执笔人的李友邦就是一个典型,“台湾独立”与“归返中国”这两个词在李友邦的观念中完全融在一起。因此,以今日来看,其“台湾独立”的最终目标是“让台湾不要独立”。虽然《台湾民报》当时采用“台湾独立”一词,但学者认为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而不算是“台独派”的滥觞。正如台湾学者黄昭堂所说:“他们所主张的台湾独立,对中华民族而言,几乎毫无距离。”

对于新“文协”王敏川为代表的“台湾革命派”来说,他们在《台湾新民报》的“台湾共和国”言论也不是“台湾独立”。台湾学者叶荣铜说得更透彻:“坚持台湾为台湾人的台湾,专心图增台湾之利益与幸福。虽然如此,彼辈系因失望于中国纷乱之现状,而不得不抱此思想,他日中国一旦隆盛,则仍然回复于前者(祖国派)一样的见解乃必然之勢。《台湾民报》的中国意识,正如参加与组织者之一的杨肇嘉先生所说:“台湾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祖国,也永远不会丢弃民族文化!在日本人残暴的统治之下,度过了艰辛苦难的50年之后,我们全体台湾人民终以纯洁的中华血统归还给祖国,以纯洁的爱心奉献给祖国”

http://www.hudong.com/wiki/%E3%8 ... 1%E6%8A%A5%E3%80%8B

蔡培火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9 日 | 文章来源:

蔡培火---台湾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kzsl/8512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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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5 20:09:46 | 显示全部楼层
赖和---“台湾现代文学之父”

赖和与朋友的合影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9 日



赖和---“台湾现代文学之父”,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一面旗帜。他作品以揭露日本殖民统治的罪行为宗旨,赢得了台湾同胞的称赞。图为赖和(后排左一)与朋友的合影。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kzsl/851244.htm

  

  赖和(1894-1943),原名赖河,字懒云,人称和仔先,笔名有甫三、安都生、灰、走街先等。出生于台湾彰化的一个“百姓人”之家。赖和生活的时期,正是日本占领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的时期,面对日本统治者实行的政治上的高压统治,经济上的残酷压榨,文化上的同化政策,赖和以笔做刀枪,揭露和控诉日本侵略者给台湾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热情歌颂台湾人民的反抗精神。他的作品对台湾“五四”以后的一代乡土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赖和则成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被誉为台湾文学的“奶母”。
  赖和少小时不愿入日本学校,在当地的“小逸堂”接受黄倬其先生的汉文教育,受益颇深。后不得已,入学校学日文,但不愿剪掉象征中国人的辫子。1909年 5月,16岁时入台湾总督府医学校读书,1914年毕业。1916年在家乡彰化开设赖和医院,为贫苦群众医治疾病。 1917年赴福建厦门,在博爱医院服务两年。在厦门的两年,是他在汉学方面以及思想方面有重大收获的两年。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赖和深感民族自决的重要性,尤其对启迪民众的重要性有进一步的看法,认为文学是有重要作用的,应该属于人民。这以后,他开始了一面行医,一面从事文学创作的生活。1919年,赖和回到台湾,开始从事抗日运动和文学创作。1924年因从事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第一次被捕入狱。1941年又因所谓“思想问题”再次被捕入狱。这次入狱,使赖和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摧残,1943年初出狱后不久,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终年仅50岁。
  赖和去世后,台湾人民深深怀念和敬仰他。他的坟墓在台湾八卦山上,墓地始终保持干净整洁。原来当地群众中流传一种传说,说是赖和的墓草可以治病,所以人们争相去拔,以致墓地上的草都被拔光了。
  赖和号称“诗医”,他以其崇高的医德与人民息息相通,赢得了广泛的崇敬。他医术高明,却平易近人,尤其对那些贫苦百姓,有时连诊费也不收取。“有些病人请赖和医师赊下药钱,但对于看来根本不可能还钱的病人,是连账都不记下的。”“他每天所看的病人,都在一百名以上。然而,先生的身后,却留下一万余元的债务。”
  赖和不仅是具有崇高医德的医生,更重要的是,他以平民作家的形象享誉台湾文坛,是为人民代言的作家。不仅如此,他还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志士仁人,与台湾人民一起参加了反抗日本统治的斗争。他行医一生,身后家业如此萧条,除了经常少收费、免费治疗等原因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把自己的钱财慷慨地资助了抗日斗争。他生活在人民中间,对台湾人民的苦难有深刻的了解,对台湾人民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感触也最深。他有非常坚定的民族意识,这可以从两件事上表现出来:他一生永远只穿中国服装,从来不穿日本服装;他一生只用中文写作,宁可先用文言草就,然后改为白话,也决不肯用日文写作。他的小说既是他思想的真实反映,也是那个时代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赖和深受当时祖国大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立即从厦门返台,和黄朝琴、张我军一起在台湾掀起了白话文学运动。1921年,赖和加入“台湾文化协会”,并当选为理事。1925年,赖和为呼应白话文写作,发表了处女作散文《无题》,被誉为“台湾新文学运动以来头一篇可纪念的散文”。1926年,赖和在《台湾民报》上发表了新文学运动以来最早用白话文写作的第一篇小说《斗闹热》,从此进入了创作的旺盛期。1930年,他和许乃昌。黄呈聪等人创办了《现代生活》。1932年,他和陈虚若、黄周一起主持《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的“学艺栏”,并担任《南音》、《台湾新文学》的编辑,培养和提携后起之秀。1934年,第一个全台湾的文艺团体“台湾文艺联盟”成立,赖和被公推为委员长,但他却固辞不受。新文学运动的浪潮把赖和推为无可争议的台湾文坛领袖,他的一生,为提倡白话文写作和推动新文学运动起了极大的作用。有人说,台湾新文学由赖和“打下第一锄,撒下第一粒种籽”。
  赖和留给人们宝贵的文学财富,包括小说、散文、诗歌和评论,其中以小说成就最高。他的作品充满着写实主义的风格,用朴实的文笔把日据时期血淋淋的社会现实剥露在人们面前,唤起被压迫的弱者奋斗的意志。由于职业方面的原因,赖和跟当地下层人民接触较多,因而对社会的黑暗和百姓的痛苦描写得特别深刻。从1925年到1927年三年间,他先后发表了诗《觉悟的牺州》、小说《斗闹热》和《一杆“称仔”》,可以说,这三篇作品表现了赖和一生创作的三个主题,即旧社会习俗的败坏、被屈辱的人民、以及弱者的奋斗。旧社会习俗的败坏,表达了人民对日据时期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文化革新、社会进步的要求。被屈辱的人民,表现了呻吟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的惨状。弱者的奋斗,则伸张了被压迫人民的不屈意志和反抗精神。这三方面的主题构成了赖和小说创作的重要思想内容。而且赖和长于讽刺和白描手法,善于运用台湾群众语言,作品中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赖和的小说里,绝少宏伟壮观的生死拼搏,也没有什么雷霆万钧的豪言壮语,力量来自逼真的写实,直揭日据时代政治癌瘤的痛痒之处,这种看来“温和”的思想启蒙却有力地拨弄着埋在人们心头的愤怒之火,其小说创作的深刻性也就在这里。
  叶石涛在《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总序》里将1920年开始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划分为“摇篮期”、“成熟期”和“战争期”,而赖和的创作活动几乎贯穿了上述三个时期。赖和的作品对台湾“五四”以后的一代乡土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赖和是台湾新文学的开拓者,他提掖并且引导了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的发展”,“他的写实意识影响了以后不少的文学创作者,尤其是摇篮期的杨守愚、陈虚谷;他的嘲弄技法影响了蔡愁洞、吴浊流、叶石涛;而他那不屈不挠的抗议精神更影响了朱点人、杨逵和吕赫若。”对赖和的这种评价可以说是很正确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1102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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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5 20:15:50 | 显示全部楼层
因参加抗日活动被日本警察多次逮捕的小说家--杨逵

杨逵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9 日


杨逵---曾因参加抗日活动被日本警察逮捕10多次而不屈。赶走日本殖民统治者、实现祖国统一、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是其作品的最突出的主题。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kzsl/851241.htm

  

  杨逵(1905年10月18日——1985年3月12日),出生于台湾台南大目降(今台南县新化镇),为台湾有名的小说家。本名杨贵。笔名有伊东亮、公羊、SP、狂人等;以杨逵为代表性笔名。
  杨逵在1924年前往日本半工半读,就读于日本大学夜间部文学艺术科,正值日本劳工运动和学生运\动蓬勃之时,并且杨逵曾经参加反田中义一内阁的游行活动;但是杨逵也因为声援在日朝鲜人的活动而被捕入狱。1927年杨逵回到台湾,并且参加农民组合与台湾文化协会的活动,1932年杨逵发表了日文小说送报夫,这部小说一般被认为是杨逵文学的代表作。而且杨逵也将不少中国的小说翻译为日文,例如鲁迅的}-阿Q正传-{。1935年杨逵出任台湾文艺杂志的日文编辑。但是由於与另一位主编张星建意见不合,杨逵便联合赖和、杨守愚、吴新荣等人,创办台湾新文学杂志,杨逵负责日文部分。
  1945年8月终战之後,杨逵便创办一阳周报,介绍三民主义与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并且组织新生活促进队,维持统治真空期的社会秩序,展现杨逵本人的行动力。1946年5月杨逵出任和平日报文学版编辑,并且於1947年1月与中国来作家发行文化交流杂志,但是因为二二八事件的爆发,仅出刊一期,杨逵也因此与妻子叶陶被捕入狱三个月。
  杨逵出狱後仍然从事文学创作,并提倡「建立台湾新文学」,鼓吹民主、科学的大众文艺。1949年,杨逵却因写作和平宣言,判刑十二年并移送绿岛新生训导处,杨逵曾嘲讽「这是世界上最优渥的稿费」。
  杨逵在绿岛的时期仍然从事有关文艺观念的写作,但是小说的产量已经变少。出狱後杨逵卜居於台中市东海大学旁边自己开拓的花园中,在1978年出任担任美丽岛杂志的顾问。1985年3月12日过世。
  杨逵自称为「人道的社会主义者」,他的小说在台湾有一段期间都是禁忌,一直到19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中才重新被提及。杨逵的小说中不但充沛著不少的民族意识,更重要的是他的写实意识与抗议意识。杨逵的有名著作除送报夫之外另有《鹅妈妈出嫁》、《压不扁的玫瑰》、《绿岛家书》等。其中《压不扁的玫瑰》曾被收录於台湾的国中国文教科书。


http://baike.baidu.com/view/1583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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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5 20:19:00 | 显示全部楼层
张我军---台湾新文学运动的闯将

1920年代在北京求学的张我军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9 日



张我军---台湾新文学运动的闯将。他的作品猛烈抨击日本殖民当局的黑暗统治为宗旨。图为1920年代在北京求学的张我军(中坐者)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kzsl/851240.htm

  

 作家:张我军
  本名:张清荣
  其它名:一郎、迷生、忆、MS 、野马、以斋、剑华、四光、老童生、大胜
  性别:男
  出生年:1902年10月07日
  卒年:1955年11月03日
  籍贯:台北县板桥镇人
  个人简介:
  台北板桥人。台湾新文学倡导者,现代诗人,小说家。一九五五年因肝癌去世,享年五十四岁。张我军少年时曾在台北鞋店当学徒,后经人介绍进入银行就职。二十岁由新高银行调往厦门分行。1924年由上海转赴北平,并进入高等师范学校所办的力学补习班就读。因旅费用罄,曾返台进入“台湾民报”担任汉文编辑,1926年又赴北平完成师范大学教育。
  张我军是台湾文学发难期的总先锋,被喻为“台湾的胡适”。
  张我军与台湾新文学运动:
  大陆的五四运动是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先导。台湾新文学发难期的 张我军,在北京求学,身受五四运动的洗礼,于1924年9月寄回《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发表在《台湾民报》2卷7期上。呼吁台湾青年以“团结、毅力、牺牲”为武器改造台湾的旧文化。同年11月,张我军又在《台湾民报》2卷24期发表《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介绍师姐文学的发展趋势,呼吁台湾把“陈腐颓丧的文学界洗刷一新”;针对台湾文界的击钵吟,抨击旧诗人如守墓之犬,在那时守着几百年以前的古典主义之墓。张我军对旧文坛的尖锐抨击,击中了旧文学的要害,也打响了新旧文学论战的第一枪,一场新旧文学论战不可避免的到来了。
  面对旧诗人连雅堂对新文学的发难,张我军连发三篇文章:《为台湾文学界一哭》、《请合理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嬉笑怒骂,如匕首投枪,将台湾旧文学阵营搅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他以决绝的姿态表示,为要“从根本上扫除清扫”“台湾的文学”,他愿“站在文学道上当个清道夫”。
  在新旧文学论战中,再次掀起了介绍中国新文学的热潮。张我军在《台湾民报》第3卷6期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运动以来》一文,介绍五四新文学革命,并将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一节全文转载。张我军将内地的优秀作品、理论介绍到台湾。他对台湾的新文学作了定向和定位。他较为准确的阐释了台湾新文学与祖国内地文学之间的血缘关系:“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的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

http://baike.baidu.com/view/473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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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5 20:21:15 | 显示全部楼层
李友邦将军---台湾义勇队的领导人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9 日


李友邦将军---台湾义勇队的领导人。台湾义勇队是唯一一个由旅居大陆的台胞组成的抗日武装,该组织从1939年2月成立一直战半到1945年抗战胜利。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kzsl/851238.htm


 永远的丰碑
  李友邦:台湾义勇队队长
  李友邦,(1906年4月10日-1952年4月21日),原名李肇基,祖籍福建同安,1906年4月10日出生于台北县芦洲乡李氏望族之家。1918年李友邦小学毕业后考入台北师范学校,在学期间加入蒋渭水等抗日先驱所领导的“台湾文化协会”,积极参加反日活动。1924年3月,李友邦与林木顺、林添进等人袭击台北新起警察派出所,遭到日本殖民当局通缉,他连夜逃离台湾来到祖国大陆,同年4月赴广州,9月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就读。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正式爆发,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大地。李友邦指出: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1939年他在浙江金华组建“台湾义勇队”及“台湾少年团”,同年10月国民政府正式委任其担任“台湾义勇队”队长兼“台湾少年团”团长,并晋阶为陆军少将。
  1943年开罗会议召开,确定日本应将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台湾义勇队扩大编制为台湾义勇总队,李友邦升任中将总队长。在其领导下,台湾义勇队主要开展了4方面的工作:第一、对敌政治工作。义勇队成员熟悉日语,他们利用语言上的便利,翻译日军文件,审讯并教育俘虏,深入敌伪组织获取情报等。第二、医疗救助工作。1939年9月12日,义务队在浙江金华正式成立“第一台湾医院”,随后又在浙江衢州、浙江兰溪、福建建阳相继成立3间医院。军人、出征人员家属及贫苦民众就医,一律免费。此外,还进行生产报国工作与巡回宣传工作。
  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后,台湾义勇队成员返回台湾。1952年李友邦将军在台湾白色恐怖中遇害,牺牲时年仅47岁。

http://baike.baidu.com/view/55603.htm


活跃在浙江金华的台湾义勇队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9 日 | 文章来源: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kzsl/851228.htm

东区服务队成员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9 日 | 文章来源: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kzsl/8512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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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5 21:01:39 | 显示全部楼层
哪些党派在抗战中发挥过作用?





青年党党魁 曾琦

  本文拟介绍除国共两党之外当时中国其他党派的抗战活动与贡献,希望从侧面了解抗战,以得到一个较全面的印象。

  延续14年的抗日战争,本应为“伟大的卫国战争”,原本如一盘散沙的中华民国,在空前国家危机面前出现了空前团结。无论党派、民族、阶层,几乎无不排除私见,戮力卫国。一个还未进入工业化的农业弱国,单独面对一个连第一军事和工业强国美国都头疼不已的日本的疯狂侵略,苦撑14年最终取得胜利,在当时的世界历史上,可说独一无二。相较而言,号称“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其国力军力,与中国相比,天壤之别,却在德国进攻下迅速瓦解,以至于亡国。主宰地球近百年的大英帝国,在德国的进攻之下,仅靠英吉利海峡才得幸免,至于亚洲殖民地,日军一到,望风披靡,具体事件,无须赘述。

  抗战以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为首脑和主干,其他各党派均有贡献,并均以“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为旗帜。“中流砥柱”的中国共产党,当时也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世界二战史研究,对于中国战区甚不重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党派之间互相攻击,不承认对方的抗战贡献,当时其他党派,由于倾向不同,也卷入此纷争当中,抗战贡献也被“敌方”抹煞,埋没无闻。以至于西方学界,竟也分门别派起来:亲共者,便论述国民党腐败、软弱,消极抗战;反共者,便论述共产党借抗战发展,游而不击;持中间论者,综合两派观点,便以为中国抗战不值一提,远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流。数百万先烈抛头洒血,换得中国还存在于世界,竟然是这样的身后事,何其不公平乃尔!

  中国青年党抗战纪略

  中国青年党在抗战时期,已经成为有着相当政治力量的政党,其自己所说“中国第三大党”,确实是实至名归,并非妄自尊大。

  1924年4月,已经在德国、比利时、法国里昂等地建立支部,发展党员60多人的青年党,在巴黎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后被称为“青年党三巨头”其二的曾琦、李璜便分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年,青年党总部由巴黎迁至上海,1926年召开第一全国代表大会,“三巨头”另一位左舜生成为中央常务委员。其时,青年党党员数激增,在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安徽、山西、山东、江西等省和上海、武汉等城市,陆续成立了二三十个团体,并先后建立党部。1929年,在上海创办了“党校”——行知学院。而宣传其国家主义主张和募集资金的实体,便有上海的大陆书店、爱文书店,成都的国魂书店,重庆的肇文书店,沈阳的长城书店等。当时青年党的具体党员数,尚未见有资料,但从1947年时,湖南的青年党员达两万多人,预备党员1万多人,而湖南青年党党务在全国仅排第五来看,抗战时期的青年党员数绝不会少。因为青年党在东北和四川活动颇得力,所以很多地方实力人物被囊括入党,如东北军入关后,天津市市长、东北军炮兵司令、北平教育局长等,均是青年党党员,四川“其组织之庞大,党员之众多,与地方实力之雄厚,皆为不可否认之事实”。

  相对而言,其他中间党派不但成立时间较青年党为晚,而且组织规模无一能与之相比。青年党对于抗战时期的政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从抗战期间四川实力派与国民党、共产党的交往、沟通,往往需要青年党居中牵线便可看出。

  以“国家主义”为信仰的青年党,一向强调外抗强权、内除国贼,面对着国家空前的危机,表现出来的,是难得的相忍为国的精神。

  在青年党创立之初,便以“反共”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目的之一,而对于国民党,也因为其曾经联俄容共、后又一党专政而大加反对。因此在共产党眼里,是“最反动势力的结晶”;在国民党眼中,则是“少数无耻文蠹,思想封建,行为卑劣之反革命集团”,“鲜有知其为祸亦不减于共产党者”,可说都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

  而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共两党都还没有提到停止党争、团结御侮的时候,青年党领风气之先,提出“国事至此,一切政见异同已成次要之问题,当前急务,唯如何团结全国已涣散之人心,共临大敌”。10月3日,在青年党机关刊物《民生周报》上发表《我们的主张》,慷慨言道:“我们很诚恳地忠实宣言,我们目前的忧虑,只有国难;我们的仇人,只是日本。我们在内政上一切政治主张,政治成见,都愿意牺牲。”在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的时候,便提出“(一)停止对国民党之革命活动;(二)停止对国民党之攻击言论”。而对于原本“反共必须彻底,不可再事敷衍……”的主张,也改变了方针,将“外抗强权”的目标从苏联改为日本,将“内除国贼”的目标从共产党改为汉奸卖国贼。

中国的历史上,不乏外敌入侵而内争不止之事,放弃自己的主张,主动愿意与斗争多年的敌人携手,无论如何都值得肯定。

  有着较大组织以及相当政治军事实力的青年党,如果仅仅将抗战停留在口头上,很自然会让人想到“保存实力”。所幸,身为国家主义者,他们并非口是心非。

  为叙述方便,以南北两方作简要介绍。

  南方。

  1931年10月,左舜生和陈启天在上海组织“抗日急进会”,开展抗日活动。12月,李璜、左舜生、陈启天等与熊希龄、马相伯、沈钧儒和黄炎培等,组织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驻守上海闸北的是青年党员翁照垣指挥的十九路军第一五六旅。元月28日夜,军部命令翁照垣将防地移交宪兵团,由于民众挽留换防阻滞。不料驻沪日军发动突然袭击。翁照垣不待军命,奋起抗击,尔后转守吴淞,浴血奋战,蜚声中外。《申报》报道翁事迹时,称赞为“富于谋略,勇敢过人”。2月17日,章太炎在《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文中说:“旅长翁照垣直前要之,敌大溃,杀伤过当。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中国青年党还组织了铁血军(又称义勇军铁血团),由戴天人率领开赴淞沪前线,受翁照垣指挥,参加保卫吴淞的战斗,在潘家宅战斗中有4人战死。

  北方。

  1932年4月,李璜受青年党中央派遣,携各方人士捐献的14万元巨款到北方,专门负责组织和支援东北义勇军。他在天津设立中国青年党抗日义勇军总部,由原张学良秘书王捷侠、原东北讲武堂政治教官王尧庐和王师曾3位青年党员组织野战抗日会,王捷侠任总指挥,分头活动。王捷侠率120余名青年党员到热河,与马占山余部联络,并打出了“热河抗日义勇军第八梯团”的旗号,其队伍在保卫热河的战斗中损失过半。

  同时,青年党参与发起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青年党员、东北大学教授霍维周当选为该会常委兼政治部副部长。救国会组织了东北学生军,由青年党员苗可秀任大队长。

  进入东北参加抗日活动的青年党员人数众多,据书报载有2000余人。其中很多是加入东北义勇军,仅牺牲在白山黑水的青年党员就达700余人,其中以苗可秀最为杰出。

  1932年7月,苗可秀奉救国会命令出关,到辽东加入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深得邓铁梅器重,被委以总参议要职,并主持军官学校。1934年2月,苗可秀组织少年铁血军,提出“爱护老百姓,唤醒伪满军,团结义勇军,打倒日本人”口号,用游击战术打击敌人,日军井上中将惊为“神军”。同年5月邓铁梅被捕殉国后,苗可秀整顿自卫军余部,继续坚持战斗。1935年6月,苗可秀在战斗中负伤被俘,拒绝日寇诱降,于7月25日在凤凰城殉国,年仅29岁。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翁照垣愤然离开十九路军。经李璜引荐,翁照垣被张学良任命为东北军第一一七师师长,其中下级军官也多为青年党员。长城抗战中,第一一七师转战冀东卢龙、迁安、丰润、玉田等地,所部营长、青年党员胡钟麟在马兰峪战死。

  至于在政治方面,参加国防参议会、国民参政会,投身战时政府,推动宪政,都活跃着青年党的身影。因为涉及到“抗战期间是否要宪政”的论争,不易说得明白,因此不在此赘述。

  相对于青年党的实力,这些作为已然是竭尽所能,无论规模大小,成败如何,作为后人的我们都该拿他们作为国家英雄来祭奠和怀念。有的论者说1934年后,青年党的抗日活动基本停止,说他们不再抗日,而专门反共。这些论点还有待商榷。其一,1934年之后,青年党已经加入到国民政府,将自己的抵抗运动纳入到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当中,既然拥护政府,那么与政府步调一致,不再独树一帜,便是顺理成章。否则,政出多门,军令不一,难免出现“事变”、“摩擦”之类的事件。在国民革命军、东北义勇军中的青年党员一直在战斗,只不过,不再是以青年党为标榜罢了。其二,青年党自从提出团结御侮的口号之后,对于共产党的态度在抗战结束之前一直是团结,而并非攻击。一直到抗战末期的1944年8月,青年党第三次省市干部大会上,一些骨干要求进行彻底的反共工作,却没有被大会通过,大多数青年党领袖仍然秉承相忍为国的精神。另外,民主同盟的建立,青年党的作用极为重要,此同盟的建立,是青年党和其他党派与共产党积极联系,寻求支持之下完成的。

  中国国家社会党抗战纪略

  相对于青年党来说,中国国家社会党的规模虽小得多,但影响却并不逊色。虽然其正式以“国家社会党”为党名活动应该算在1934年,但历史却可追溯到清末,其领导人均为社会名流,如在1936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总务委员为张君劢、张东荪、汤乡茗、罗文干、陆鼎揆、诸青来、卢韩昌,执行委员则有梁实秋、梁秋水、徐公勉、黄炎培。

  国社党所遵循的“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在强调爱国的同时,一面反对共产主义,一面避免“重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弊点”,从而推行“渐进的社会主义”。张君劢一贯“反共”和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同时进行。于是,国社党也如青年党一般,既被共产党敌视,又为国民政府所打压。北伐时期,北伐军占领上海,立即封闭国社党创建的吴淞政治大学,张君劢也曾被国民政府绑架,以至于一条腿受伤,终身残疾。

  在抗战爆发时,国社党的党员据他们自称有1万多人,在全国除陕西和甘肃之外均有党部,其中以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四川等省规模较大。但作为党魁的张君劢虽然是宪政专家和学者,却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和政党领导人,在提高本党声望和力量方面并不在行。如青年党一般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从而进行抗战,国社党力有未逮,因此,国社党的抗战主要是在政治层面。

  所谓政治层面,国社党的作为主要为两点:其一,促成中国的政治统一,各党派团结,一致抗日;其二,积极推动国府行宪,实现战时宪政。

  1938年4月13日,张君劢以国社党代表身份,致信蒋介石与汪精卫,言道:“……同人等更愿本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意旨,与国民党领导政局之事实,遇事商承,以期抗战中言行之一致,此同人等愿为公等确实声明者也。更有进者,方全民族存亡,间不容发,除万众一心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而外,别无起死回生之途。”表达了放弃以往政见和恩怨,服从政府,一致对外的态度。

  七七事变后,张君劢作为国社党的实际领袖,参加了国民政府组织召开的庐山谈话会,后又带领国社党参加了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

  至于推动战时宪政,功过是非,实难有个中肯评价,但其出发点绝非借国难而发展本党在朝势力。张君劢其人,极有原则与操守,即使是参加抗战后所召开的“伪国大”,因为对政府对宪政打了折扣,便不但本人不接受任何职务,还拒绝民社党(国社党和民主宪政党后合并为民主社会党)人接受内阁部长职位,仅仅派一人充当行政院政务委员,可见其并非争权夺利之人。推动战时民主宪政的原因,是认为只有宪政与民主才能真正凝聚全国人心,集合全国力量一致对外。

  是不是国社党就没有人直接参加武装抗战呢?也不尽然,有一个公案,值得在这里一说。

  前边有关青年党的抗战事迹,说到东北抗日铁血军司令苗可秀,而与苗可秀并肩作战的还有一位少年英雄赵侗。一般人认为,苗与赵都是青年党员,但据很多与赵侗共过事的共产党员的回忆,赵侗是国社党员。如在《杨成武回忆录》中记载:“高鹏同志和赵侗相处多年了,对赵侗深为了解。高鹏同志说,赵侗是国社党党员……”


赵侗与苗可秀一样,都是东北大学学生,九一八事变后与苗一起入关,后又一同出关参加邓铁梅的自卫军。邓铁梅殉国后,与苗可秀组建少年铁血军与日寇作战。1935年苗可秀殉国后,赵为铁血军司令。由于铁血军在战斗中损失太大而又得不到补充,赵侗不得不入关寻找救国会谋求给养,由白承润代理司令。然而,赵入关后不久,铁血军就在日寇的围剿下失败。赵侗于是在北平一带组织国民抗日军与日军周旋。其母赵洪文国也是位巾帼英雄,全力支持儿子的抗日事业,毁家纾难,四处购买军火,做抗日宣传,被誉为“游击队之母”。

  赵侗的国民抗日军后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改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而赵侗始终未加入共产党,后脱离队伍南下重庆。在这里便出现了悬疑,共产党说赵侗是叛变,意图拉走部队而未得逞;国民党方面则说赵侗是奉国府之命南下述职。在重庆,赵侗及其母亲受到极高的待遇,赵侗被誉为“当代岳飞”,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军衔。

  1939年6月29日,赵侗奉命率200人组成“抗日挺进队”北返河北抗日根据地。1939年12月,途经河北灵寿县陈庄时,突遭伏击,赵侗战死,时年仅28岁。其妹赵理智亦同时殉难,年仅20岁。这只是当时抗日敌后战场诸多“摩擦”中的一件事而已。

  究竟赵侗的党派身份是青年党还是国社党,笔者手头资料难以最后确定。而无论其为何党何派,只要为抗日出过力、流过血、立过功的,都值得后人追悼与怀念。

  中国致公党抗战纪略

  中国致公党的名头要比上述两党响亮得多,究其根本原因,是最后站对了队。其实,作为海外华人的政党,在国内的影响,应是比不上上述两党及其他很多党派的。不过,中国致公党在抗战期间的贡献,却在中间党派中数一数二,不可抹煞。

  若论致公党的渊源,本应该和国民政府的执政党国民党水乳交融才是,但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到抗战爆发之前,致公党与国民党的关系,甚至可说是水火不容。

  致公党的前身是洪门致公堂。洪门,就是人们熟悉的天地会。清朝政权逐渐巩固后,一些洪门人士为躲避镇压,纷纷移居南洋、美洲、澳洲等地。太平天国失败后,逃到南洋和美洲的洪门人士大量增加。而在海外的华人,无依无靠,备受压榨,洪门组织“固结团体,则以博爱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顾,患难相扶,此最合乎江湖旅客、无家游子之需要”,使得南洋华侨“蜂拥从之”,美洲华侨参加者达“十之八九”。

  而在海外募集资金、招收同志准备起义的孙中山,为了有助于革命大业,也在1904年1月在洪门大佬、三藩致公堂盟长黄三德的建议和策划下,在檀香山国安会馆加入洪门:“由三德先写介绍函,寄到檀香山正埠国安会馆各昆仲,许其加盟。孙文亲在五祖像前发三十六誓,愿遵守洪门二十一条例,十条禁。于是洪门封以洪棍之职,孙文欣然受之。”

  从此,洪门中人称孙中山为“革命大哥”,在美洲的衣食住行、人身安全完全由洪门负责。在武昌起义前,由孙中山发动的10次起义所需资金,绝大部分是由洪门人士和广大华侨捐赠。美洲洪门甚至将温哥华、多伦多、xxx三地4所致公堂大楼抵押拍卖,为孙中山筹集急需资金。



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重抵美国旧金山,为了缓解同盟会与致公堂的矛盾,更是命同盟会员全部加入致公堂。革命党与致公堂的关系此时最为紧密。

  武昌起义成功后,各地致公堂竭尽全力为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造势:“连日筹划发电报,用各埠致公堂名义,各华侨团体名义,一日而发三数十封,电报之费逾千——谓临时总统非孙君莫属”。孙中山当选后,继而贺电如云。

  然而,从此时开始,孙中山与致公堂的关系便愈趋愈远,以至于反目。

  反目,自致公堂欲改堂为党而始。

  为了应和新时代的政治需求,致公堂的领导人们,如黄三德、司徒美堂等都希望将洪门改为正式政党,在国内政坛某得一席之地,以维护海外华侨的利益。他们屡次向孙中山发电要求洪门在国内立案,黄三德更是亲自回国面见孙中山提出要求。可孙中山对此十分冷淡,要洪门通过广东都督胡汉民具呈。而胡汉民也拖延不办,黄三德等了一个月,毫无音讯,便屡次催促孙中山,孙中山仍以交胡办理推托。黄三德大怒,认为“孙推归胡,胡又推归孙,两人扯猫尾,有意压迫洪门,不准其正式立案。盖为其自己组织政党起见,欲消灭洪门而吸收之,不愿意洪门再成势力也。此种心事,真是对不起洪门”。

  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再次流亡海外,仍欲得到洪门支持。可嫌隙在前,南洋华侨在邓泽如的推动下尚能给予支持,而美洲致公堂则应者寥寥,筹款更无从谈起。黄三德直言不讳:“先生衰时则倚庇于洪门,盛时则鄙屑洪门,避之若浼。今盛而复衰,又欲与洪门亲密。先生休矣。”

  到护国战争时,美洲致公堂筹款甚为积极,但所有款项都汇往云南,不交与孙中山。孙中山也以不同意其再次提出改堂为党的立案要求作为报复。双方的裂痕进一步增大。

  1919年,孙中山欲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要求海外致公堂全部改组为国民党支部,并要求黄三德发函。黄三德不从,两人大吵一架,一个说“你为洪门大佬,你有命令,当然要听,你不肯发函,是你反对我,不是洪门反对我”;一个言“民国时代,人人有自由权,三德不能强迫洪门人士服从我,此公函我断不发。你现在有权力,谓我反对你,你想将我枪毙吗?”不欢而散。自此,双方可说彻底决裂。

  1925年10月10日,美洲、香港、澳门、上海等地的洪门代表在香港召开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改堂为党,推举孙中山死敌陈炯明为总理,唐绍仪副之。之所以推举陈炯明,其一,是陈与孙为敌人,所谓“敌人的敌人即我的朋友”是也;其二,陈氏在漳州、广东主政时颇有政声,为人称道,即使后兵败下野,仍不乏同情和支持者,致公党举之以自重;其三,陈在军事失利后,欲图政治上的再起;其四,则是孙中山“联俄容共”的政策以及镇压广州商团的举动,大失致公党人心。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恩怨,应以政见不合论之,其中是非曲直,本文不再赘述,花费许多笔墨叙述致公党来龙去脉。是想说明,致公党虽在辛亥革命前与革命党荣辱与共,但在民国建立后便和国民党分道扬镳,直至正式建党,更是视国民政府和此时正与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为敌。日后抗战军兴,致公党上下能尽弃前嫌,全力支持抗战,应是难能可贵。

  陈炯明主政致公党后,推动党务,整理内部,使得致公党逐渐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党,并推出“建国主义、建亚主义、建世主义”的“三建主义”为党纲。仅从1925年建党到1926年2月,便有10万党员登记。到1933年陈炯明去世时,“除美洲原有机关外,已成立南洋群岛及国内各总支分部多起,尔时合计已登记之党员,当有四十余万”。

  现在的致公党总是不提陈炯明为党魁的历史,似乎司徒美堂一直为党魁,这是政治原因,不可苛求。陈炯明对致公党贡献颇大,而司徒美堂在1931年10月10日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仅是美洲总支部主席。

  对于陈炯明这样的人物,以及致公党这样的政党,日本人自不会放过。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派人收买陈炯明,为陈断然拒绝,并领导致公党开展抗日活动。陈炯明发表《敬告国人书》,呼吁“即由全国较有组织之职业团体、区域团体、宗教团体、慈善团体、武装团体、妇女团体及其他一切团体,基于自觉的决心,采取超越党派,实行国民自决主义,齐集救国旗帜之下,共赴国难”。1931年10月10日,致公党中央本部电告各埠,准备救国事宜,号召“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



淞沪抗战之时,司徒美堂在安良堂召开干事会,作出3项决议:“一、以致公党名义呼吁支持坚守在上海的十九路军;二、迅速成立洪门筹饷局机构,发动募捐;三、组织华侨青年航空救国。”1932年3月,致公党又联合华侨建立“美洲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11月,该会召开全体职员大会,向东北抗日义勇军捐款10万大洋。1933年2月,致公党派遣美国华侨救国义勇军团至南京,支援国内抗日斗争。

  致公党通过其在各国的组织,积极发动海外华侨捐款。据统计,南洋一带每年汇回的抗日专款达7亿多元,美洲华侨每年汇回的款额也有2亿至3亿元。仅以司徒美堂为首的领导人在抗战期间共捐款5400万美元,他们用捐款买了100辆救护车,交给中国驻纽约领事馆。

  须知,这时候的国民政府,还是国民党为执政党,致公党此时已不再追究“衰时则倚庇于洪门,盛时则鄙屑洪门”的旧账,数以亿计的血汗钱源源不断地汇向国内。

  除捐钱捐物,致公党还组织人员直接回国参战。1938年年日本侵占大鹏湾,马来亚致公党负责人官文森组织“惠侨救乡会”,以人力、物力支援广东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他还用个人资金创建“文森队”,回国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同时,组织华侨青年接受军训,建立抗日武装,与日军作战。

  菲律宾致公党主办“洪光学校”,输送了不少青年骨干回国参战,很多人参加了致公党原本并不认可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其中不少青年在对日作战中殉国。

  第三党抗战纪略

  “第三党”这个名称,据说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对于参加国民参政会时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戏称,后来为人们所接受。现在的名称,便是名列八大民主党派的农工民主党。这是在1947年所最后确定的党名,其党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称谓,但因为在其参加抗战时期的国民参政会时期,是以“第三党”闻名于世。所以本文遂以“第三党”称之。

  如果上述三党可被划归“右派”的话,那么第三党便是不折不扣的左派,和共产党渊源极深,甚至难分你我。

  1927年4月,蒋介石“清共”之后,与之分庭抗礼的武汉国民政府仍然打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旗号,其中心人物是著名的邓演达,此人既是国民党左派的最为坚决者,也是第三党的创始人。

  为人们所熟悉的“宁汉合流”发生后,邓演达参加了共产党的南昌起义,并与宋庆龄、柳亚子、林祖涵、吴玉章、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等22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名发表《中央委员会宣言》,提出蒋介石、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是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的新军阀,是总理的罪人,表示要“一本总理创造本党之精神,与一切假冒本党名义者坚决斗争”。



这是第三党的雏形阶段,已经和共产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邓演达1927年11月1日起草《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将之发表,标志这个新党的诞生,更是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总部——苏联。至于在国内进行组党工作的谭平山、章伯钧,均是被开除或是自动脱党的前共产党员。

  虽然邓演达打出的旗号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但在国内的党员所决定的党名,是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创建的“中华革命党”。1928年春,这个中华革命党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推定谭平山、章伯钧、季方、郑太朴、朱蕴山、邓初民、张申府、马哲民等组成中央主席团,以邓演达为总负责人,邓回国前由谭平山代理。6月13日,中央主席团发布《训令第一号》,开始联络被清洗出国民党的青年以及具有中共组织背景的黄埔军校学生组织反蒋活动。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后不同意用中华革命党党名,仍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党名。8月9日,邓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选举出中央干部会,邓为总干事,郑太朴负责组织,章伯钧负责宣传,黄琪翔负责设计,季方负责总务,李世璋负责民运,彭泽民负责侨务,决定出版机关报《革命行动日报》和机关刊物《革命行动》。在此之后,建立了北方和南方干部会,发展党员,成员达千余人。

  临时委员会的政治纲领,总结起来便是进行“平民革命”,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而当务之急,便是坚决反蒋,并且动用军事在内的一切手段。

  这自然不能为蒋介石所容,1931年8月,邓演达被捕,11月29日被秘密杀害。

  邓演达的死,对于临时委员会打击甚大,虽然推举出黄琪翔为总负责人,但失去了在黄埔军校学生中具有崇高威望的邓,使得反蒋活动难以为继。

  邓演达被捕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紧接着又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临时委员会开始了抗战活动。黄琪翔通过与蔡廷锴的老友关系,率领临时委员会成员参加了淞沪抗战。余力奎、何自坚率领一团在太仓与日军激战,李世璋、朱蕴山积极调集物资给予援助。

  不过此时的临时委员会还没有产生团结御侮的想法,虽然坚决抗日,却也坚决反蒋。先后参加了福建事变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事件,尤其是在福建事变时,将临时委员会解散,参加了“生产人民党”。

  福建事变后,临时委员会恢复组织,并在1935年11月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将党名改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这便是通称的“第三党”了。

  重新建立后的第三党发表了《临时行动纲领》,恢复大革命时期的“联俄”、“联共”口号,宗旨仍然是“反蒋抗日”。

  直到1936年2月,为了响应共产党的“十大纲领”,第三党才在《“组织反日阵线”提议宣言》中提出“一切革命的党派,在目前民族生死的最后关头中,应该放弃其宗派的偏见,在反帝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两大原则之下,形成巩固的联合阵线,组织统一的行动”,有条件地提出团结抗日。

  这也许可以解释在1937年国防参政会召开时,李济深提议邀请第三党参加,蒋介石仍保持着敌意,说道:“邓演达被杀了,第三党已不存在。”但蒋最后恢复了谭平山、徐谦等人党籍,并邀请章伯钧担任后来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将自己纳入到全国共同抗战的轨道中后,第三党发挥了除国共两党之外最大的军事抗战能力。

  1937年8月13日的淞沪第二次战役,黄琪翔担任了第八集团军副司令,后担任前敌总司令部副司令,9月下旬又担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全力指挥对日作战。9月底,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时,黄亲自赶到松江,指挥所有兵力与日军血战。第三党党员裘朝慎等在战斗中殉国。

  在敌后,第三党党员刘春、何世琨、王一帆、覃汉川在河北,吴健东、张云川在安徽,均组织游击队与日军周旋。在晋冀豫一线,更是有6000多人的抗日武装。

  在大后方,第三党组织“黎明剧团”和青年抗战工作团,主要进行抗日宣传和教育青年的工作,这两个群众团体一直活动到抗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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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5 21:09:41 | 显示全部楼层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6月至10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第5、第9战区部队以湖北武汉地区为中心,在皖中-皖西、赣北-赣西北、鄂东、豫南等广阔地域抗击日军进攻的大会战。
  1938年6月12日,日军波田支队在安庆登陆,很快占领安庆,武汉会战正式开始。9月6日,广济失陷。29日,日军攻陷长江要塞田家镇。至10月下旬,武汉三镇全部沦于敌手,武汉会战结束。
  日军侵占南京(参见南京战役)后,国民政府虽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却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定保卫武汉作战计划。在徐州失守后,即调整部署,先后调集约130个师和各型飞机200余架、各型舰艇及布雷小轮40余艘,共100万余人,利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地区有利地形,组织防御,保卫武汉。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7月中旬~9月中旬由白崇禧代理)指挥所部负责江北防务;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所部负责江南防务。另以第一战区在平汉铁路(今北京一汉口)的郑州至信阳段以西地区,防备华北日军南下;第三战区在安徽芜湖、安庆间的长江南岸和江西南昌以东地区,防备日军经浙赣铁路(杭州一株洲)向粤汉铁路(广州一武昌)迂回。
  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后,积极准备扩大侵略战争。决定先以一部兵力攻占安庆,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然后以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以北地区,由武胜关攻取武汉,另以一部沿长江西进。后因黄河决口,被迫中止沿淮河主攻武汉的计划,改以主力沿长江两岸进攻。6月初,第6师从合肥南下;波田支队(相当于旅)由芜湖溯江西进,向安庆进攻。守军第26、第27集团军节节阻击。12日波田支队攻占安庆,继续沿江西进。13日第6师攻占桐城后,转向西南方向进攻,17日陷潜山。至7月初,日军在江北占领太湖、望江以东,在江南占领江西湖口以东的长江沿岸地区。4日,日军华中派遣军调整战斗序列,由其司令官烟俊六指挥第2、第11集团军,负责对武汉的作战。以第11集团军沿长江两岸主攻武汉;第2集团军沿大别山北麓助攻武汉。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先后调集第2军和第11军共12个师团,以及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团等500余架飞机,120余艘舰艇,约35万兵力。另以华中派遣军直辖的5个师团分别担任对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区的警备任务,以巩固后方,保障此次作战。
  长江南岸地区作战 第九战区以第1兵团在鄱阳湖西岸地区,第2兵团在江西星子、九江至码头镇之线组织防御。日军第11集团军主力沿长江南岸地区进攻,7月23日,波田支队在九江东面的姑塘登岸。守军第2兵团以第70、第64军等部协同第8军实施反击,由于日军第106师团继续登岸,26日九江失守。波田支队沿长江西进,8月10日,在瑞昌东北的港口登岸,向瑞昌进攻。第3集团军在第32军团增援下奋力抗击。后因日军第9师加入战斗,守军力战不支,24日瑞昌失守。第9师团和波田支队继续沿长江西进,同时以第27师团向箬溪方向进犯。第30集团军和第18军等部在瑞昌-武宁公路沿途地区逐次抗击,相持月余,至10月5日,日军第27师团攻占箬溪后,转向西北进攻,18日陷湖北辛潭铺(属阳新),向金牛(今属大冶)方向进犯。在此期间,守军第31集团军和第32军团等部在瑞昌以西地区节节抵抗沿长江西进的日军,至9月24日,码头镇、富池口(属阳新)先后陷落。第2兵团组织第6、第54、第75、第98军和第26、第30军团等部在阳新地区加强防御,战至10月22日,阳新、大冶、鄂城(今鄂州)相继失守,日军第9师和波田支队向武昌逼近。
  当西进日军进攻瑞昌的同时,第106师从九江沿南浔铁路(南昌-九江)南犯。守军第1兵团第29军团和第4、第8军等部依托庐山两侧及南浔铁路北段的有利地形进行顽强抗击,日军进攻受挫。8月20日,日军第101师团从湖口横渡鄱阳湖增援,突破第25军防线,攻占星子,协同第106师团企图攻占德安,夺取南昌,以保障西进日军的南侧安全。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以第66、第74、第4、第29军等部协同第25军在德安以北的隘口、马回岭地区与之激战,双方成胶着状态。9月底,日军第106师团第123、第145、第147团和第101师团第149团孤军深入,进至德安西面万家岭地区。薛岳指挥第4、第66、第74军等部从侧后迂回,将其包围。日军第27师一部增援,在万家岭西面白水街地区被第32军等部击退。10月7日,中国军队发起总攻,激战三昼夜,多次击败日军反扑。日军由于孤立无援,补给断绝,战至10日,4个团大部被歼。史称万家岭大捷。
  长江北岸地区作战 7月24日,日军第11集团军第6师从安徽潜山向太湖进攻,相继突破第31、第68军防线,至8月3日,先后攻占太湖、宿松、黄梅(属湖北)等地,继续西进。第五战区第4兵团以主力在湖北广济(今梅川)、田家镇、浠水地区准备迎击日军,第11集团军和第68军固守黄梅西北一线,调第21、第26、第29集团军由潜山、黄梅西北山区南下侧击日军,至28日先后收复太湖、宿松。第11集团军和第68军乘势反攻,未果,退至广济地区,协同第26、第86、第55军等部继续抗击日军。第4兵团令第21、第29集团军自黄梅西北实施侧击,未能阻止日军,至9月17日广济、武穴相继沦陷。接着日军围攻田家镇要塞。第4兵团以守备要塞的第2军并加强第87军一部固守阵地,以第26、第48、第86军在外围策应作战,攻击日军侧背,激战旬余,终因阵地被日军优势火力摧毁,伤亡甚重,29日田家镇要塞失守。日军继续进攻,10月19日陷浠水,24日占黄陂,直逼汉口。
  大别山北麓地区作战 第五战区第3兵团以第51军和第19军团第77军在安徽六安、霍山地区,第71军在富金山、固始(属河南)地区,第2集团军在河南商城、湖北麻城地区,第27军团第59军在河南潢川地区,第17军团在信阳地区组织防御。8月下旬,日军第2集团军从合肥分南北两路进攻。南路第13师团于29日突破第77军防线攻占霍山,向叶家集方向进犯。第71军和第2集团军在叶家集附近的富金山至商城一带依托既设阵地顽强抵抗。日军第13师团受挫,得第16师团增援,9月16日攻占商城。守军退守商城以南打船店、沙窝地区,凭借大别山各要隘,顽强抵抗,至10月24日,日军逼近麻城。北路日军第10师团于8月28日突破第51军防线攻占六安后,强渡淠河和史河,9月6日进占固始,继续西进。第27军团第59军在春河集(属固始)、潢川一带组织抗击,鏖战旬余,19日潢川失守。21日日军第10师团突破第17军团第45军阵地,攻占罗山,继续西进,在信阳以东地区遭第17军团反击,被迫撤回罗山。日军第2集团军以第3师增援,协同第10师团向信阳进攻。10月6日,一部迂回信阳以南,攻占平汉铁路上的柳林站。12日日军第2集团军攻占信阳,然后沿平汉铁路南下,协同第11集团军进攻武汉。在日军已达成对武汉包围的情况下,为保存力量,中国军队不得不于10月25日弃守该城。日军26日占领武昌、汉口,27日占领汉阳。
  武汉会战期间,中国空军和海军也积极参与了作战。在苏联航空志愿大队的配合下,中国空军鏖战长空,与日军航空兵空中大战7次,击毁日机78架,炸沉日舰23艘,有利地支援了地面部队的作战。中国海军也英勇作战,击沉,击伤日军舰艇及运输船只共50余艘,击落日机10余架,但自身也损失惨重,基本上全军覆没。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毙伤日军20余万,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此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http://baike.baidu.com/view/862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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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5 21:14:40 | 显示全部楼层


司徒美堂(1868-1955) 男,汉族,广东省开平县人。中国致公党党员。

  司徒美堂,1880年到美国谋生,后加入当地华侨组织的洪门致公堂,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曾任洪门致公堂门总监督。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发起组织“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为祖国抗战筹措经费约330万美元。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致电国民党政府,代表美洲华侨洪门致公堂,要求举国团结抗日,反对分裂。1941年冬,受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自美回国参加抗日活动,途经香港时,适逢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欲拉其出面组织香港帮会,他坚决不就,并成功设法离港,辗转到达重庆。1942年,他又专程前往南美洲各国,向华侨宣传祖国抗战。抗战后期,他还鼎力支持国内经济建设事业,在重庆等地设立华侨兴业银行。1945年春当选为中国洪门致公党全美总部主席后,被推举为联合国成立大会中国代表团的华侨顾问。抗战胜利后,反对蒋介石集团的内战政策。新中国成立前夕,司徒美堂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邀请,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于会后居留北京。其间,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为新中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司徒美堂:生活在美国 只知爱中国
国防大学 王文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接见司徒美堂(左二)



  【相关阅读】罗豪才:司徒美堂先生一生都是爱国的

  人物档案

  司徒美堂,原名羡意,字基赞,1868年出生于广东开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2岁赴美国谋生,在旧金山加入洪门致公堂。1905年,在美洲华侨中创立安良总堂并任总理,支持孙中山的反清活动。抗战爆发后,发起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1941年,因被国民政府聘为华侨参政员而回国。1945年 ,在纽约将洪门致公堂改称为“中国洪门致公党”。随后,回国见到国民党腐败不堪且一心打内战,拒绝参加“国民大会”而转赴香港。1948年5月,呼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写了《上毛主席致敬书》。1949年9月,到北京出席新政协,就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此后,又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政协第一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55年,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在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上,一位银须飘动、精神矍铄的81岁老者特别引人注目,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孙中山盛赞华侨是“革命之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这位华侨领袖又与时俱进,表现出更为难能可贵的精神。

  故事

  ■旧金山一美国流氓到华侨餐馆吃“霸王饭”,司徒美堂愤然将他打死,在华侨中名声大振

  ■同盟会的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将北美四所致公堂大厦典押出去筹足了15万元支援国内。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回国的路费也由他筹措

  1880年,12岁的司徒美堂经香港来到美国旧金山,在中国餐馆帮厨。打工之余阅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等书,激于义愤加入旨在“反清复明”的洪门致公堂。当时,美国流氓欺负华侨,常来吃“霸王饭”,富有正义感的司徒美堂敢于挺身反抗,加上从小学过武术,常把对手打翻在地。有一次,他把一个美国流氓打伤致死,被捕后差点被判死刑,幸亏华侨人士募捐营救,囚禁十个月才获释。从此,他的名声在旅美侨界广为传扬。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最早的革命组织兴中会。同年,司徒美堂也集合致公堂一些有为青年在美国波士顿组织“安良堂”。这一组织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号召,司徒被推为“大佬”(即洪门大哥)。1904年,孙中山在美洲宣传反清革命时,他发动洪门热情接待,并请孙中山在家中居住,亲耳聆听了许多革命道理。1911年春,广州起义失败后,同盟会急需15万美元在国内救急,司徒便将北美四所致公堂大厦典押出去筹足了款项。同年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由美归国的旅费,也是司徒等人提供。

  司徒美堂为人正直,所领导的安良堂会众日增,遍及美国30多个城市。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发起组织华侨筹饷总会。三年间,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靠华侨支援,而美国侨界的捐款又是其中的大项。由于司徒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成为海内外著名的华侨领袖。

  ■初到重庆时,蒋介石夫妇对他毕恭毕敬,到访必迎,出则搀扶,并拉其入党和许以国府委员之职,但司徒目睹国民党的腐败后拒绝入党和任职

  ■闻听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倡议,立即写成《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愿意参加

  抗战初期,司徒美堂曾将强国的希望寄于国民党。1941年,他被国民政府遴选为参政会的华侨参政员,那时他虽年过七旬仍回国参加抗战。到达重庆后,蒋介石夫妇对他毕恭毕敬,到访必迎,出则亲自搀扶到门外。蒋还授意吴铁城拉拢司徒加入国民党,并许以国府委员之职。而司徒此时却目睹了国民党腐败和大后方民众困苦,对国民党感到极为失望,于是便拒绝加入国民党并不肯任官职。

  司徒美堂到达重庆的次日,周恩来和邓颖超也到旅馆来看望,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又专为他举行了欢迎大会。此前,他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并不了解,听完周恩来向他介绍敌后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的情况,并亲眼看到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后,他在寄给美国杂志的文章中写道:“通过那次会见,使我确信共产党人正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国民党对他们的中伤都是谣言。”司徒美堂回到海外,便呼吁国内各党派团结抗战,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抗战胜利前夕,司徒美堂等致公堂领袖决定组织华侨政党,以便回国参加各党派联合政府。考虑到“堂”字带有太重的旧式帮会气味,1945年3月他在纽约举行的“美洲洪门恳亲大会”上提出将组织改名为“中国洪门致公党”,自己也在会上被选为全美总部主席。

  1946年4月,司徒率美洲各地洪门代表回上海参加“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回国前,他们分别致电蒋介石、共产党和民盟,中共和民盟均复电表示欢迎。惟独蒋介石因坚持一党专制而不愿有其他党派存在,未予答复。此次回国,司徒美堂又看到国民党大员“劫收”时“五子登科”(抢房子、车子、票子、条子、婊子)的种种丑态,痛心疾首地对记者说:“如不用民主力量予以制止,将使国家沦于万劫不复之地。”6月,司徒美堂前往南京梅园新村拜访老朋友周恩来,接着周恩来又两次回访。在几次长谈中,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随后,因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司徒美堂毅然与之决裂,代表进步侨界宣布抵制伪“国民大会”,并转赴香港。

  1948年5月,中国共产党发出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倡议,司徒美堂闻讯激动不已,写了《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翌年1月20日,毛泽东亲笔致信司徒美堂:“至盼先生摒当公务早日回国”。

  8月,年逾八旬的司徒美堂最后离开居留近70年的美国,回国出席了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

  ■因没有现成的担架去迎接司徒,毛泽东便吩咐用自己的藤躺椅在两边绑上两根扁担似的木棍,制成轿子

  ■讨论新中国的国名时,有人设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后面加注“简称中华民国”。司徒美堂站起来大声说: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刚到达北平,毛泽东就在香山双清别墅同他会面。那里坡陡,小轿车不易上去,过去来客常在香山慈幼院下换乘吉普车开上去。毛泽东考虑到司徒年高体弱,不便乘坐吉普,嘱咐用担架去接。警卫人员一时找不到现成的担架,毛泽东便出主意,用自己的藤躺椅在两边绑上两根扁担似的木棍,制成人工轿子,并特别叮咛抬的时候要轻要稳,不要晃动。司徒被接上来时,毛泽东亲迎搀扶,老人大为感动。新政协筹备会经过讨论,将国名全称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些代表考虑到以往的传统,在筹备会上提出应在全称后面加注“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为慎重起见,周恩来邀请了二三十位年逾七旬的辛亥革命以来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就国名问题听取意见。司徒美堂站起来发言说: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最近22年来更给蒋介石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的话语铿锵有力,博得全体在座者的一片掌声。马寅初、沈钧儒、陈嘉庚纷纷发言表示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就这样正式确定。

  背景

  ■长期在美国社会中生活,最后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大潮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司徒美堂自幼漂洋到美国,在那里生活了近70年。他所在的旧金山是旅美华侨聚集的中心,因当年闯海外者有许多是东南沿海失业且敢斗的旧式会党成员,又受美国西部牛仔的作风影响,造成当地帮会林立和械斗不绝的风气。在内讧纷争和外受美国人歧视压迫的社会环境中,早年的司徒美堂投身于洪门,以旧式会党的落后方式捍卫自己和周围华侨的利益。历史证明,没有先进政党组织方式的堂帮,最终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进步且容易为黑势力所利用。

  司徒美堂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勇于跟随历史的潮流汰旧逐新。他在追随孙中山反对满清的过程中,也受到近代民主思想的熏陶。他虽与国民党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却无法容忍其独裁与反动,最后在共产党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他在国内民主革命潮流的影响下,毅然决定将旧式堂会发展成新式政党,垂暮之年还回到祖国参加建设。由于司徒美堂目睹近代中国的荣辱兴衰,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痛楚,站立起来的新中国才使他感到无比欣慰。司徒美堂晚年撰文说:“我还能看见中华民族有昂首挺胸的这一天,使人吐了一口憋在心里几十年的‘弱国之民’的闷气”。由爱国走向追求民主并拥护社会主义,司徒美堂老人是侨界光辉的榜样。

  图片来源:厦门致公党网站




1925年中国致公党致公党成立於美国旧金山


来源:《北京青年报》




http://cppcc.people.com.cn/GB/45580/45600/33175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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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5 21:27:14 | 显示全部楼层
活跃在白洋淀上的水上抗日游击队雁翎队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30 日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kzsl/852506.htm



白洋淀雁翎队成员伺机歼敌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30 日


隐藏在芦苇中的白洋淀雁翎队成员伺机歼敌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kzsl/852505.htm


白洋淀上雁翎队活跃在冰淀上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30 日


白洋淀上雁翎队冬季架着冰床活跃在冰淀上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kzsl/852497.htm

雁翎队  ——鱼儿,游开吧,我们的船要去作战了。
  雁呵,飞去吧,我们的枪要去射杀敌人了。——
  唱着这样的歌,冀中白洋淀的渔人和猎户,在敌人的小汽船扰乱了湖面的平静,把每年三千万元的勒索,
  和无止境的奸淫烧杀加在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饱含着辛酸的眼泪,放下了渔网和雁袋,划着渔船掮着猎枪,一个个投进密密丛丛的芦苇,开始聚集起来了。一个月,两个月……
  无数的渔船和猎枪,在打雁人殷金芬的奔走号召下,“为着咱们的白洋淀,也为着咱们的大雁和鱼虾……”的誓言声里,组织起来了。打雁人拿出了他们美丽的雁翎,把它作为一个共同行动的标志,插在每一个船头上,从此,“雁翎队”光辉的名字诞生了。在这纵横百余里的广阔的湖面上,随着这个名字出现的,是无数只插着雁翎,载着武装,使敌人惊慌失措的“硬排子”(注一),和一个个用白毛巾裹头的战士。
  他们在白洋淀的每一个港汊间,为敌人撒下了缜密的埋伏网,猎枪从每一片芦苇的背后瞄准了敌人的汽艇、包运船和粮队。白洋淀湛蓝的湖水,被枪声翻搅起来了,一望无际的荷莲和紫菱遭受了空前的蹂躏;傍晚再听不到饲鸭人嘎哑的吆唤,清晨再听不到那幽美的采菱歌。
  秋天,数十里深深的芦苇在呼啸着,漫天飞舞着苍白的芦花,偶尔一条银色的鱼带着泼刺刺的水声,欢愉地从莲叶间跃出水面的时候,一群群潜伏的水鸟和野鸭,便带着低沉的鸣叫,来回地从湖面掠过……这是白洋淀上美丽的季节,也是水上英雄们活跃的好时候。
  在1944年的抗日夏季攻势中,冀中白洋淀雁翎队员驾起战舟,从四面八方汇成包围圈,打击了来犯日军。(石少华摄)
  他们依仗着惊人的水性和射击,依仗着芦苇和水藻的保护,三三两两驾着行驶如飞的硬排,到处分散活动,袭击敌人。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一声呼啸,几发信号枪,周围所有的雁翎船,便立即从四面八方同时出动。有时为着某种必要,他们也曾在夜雾和晚风飘拂着的湖面上,将成百的雁翎船集中起来,趁着月色,悄悄地掩护着我们的水上运输物,安然行进。有时他们也会在一个橘色的黎明,突然包围了敌人的水上据点给以猛烈的袭击。
  冬天,白洋淀广阔的湖面为明净的冰块凝固,我们又将看见无数只插着雁翎的冰橇,像一枝枝的飞箭,在湖上穿过。
  一九三九年的初秋,为了截击敌人一个运输汽艇,他们以十几只硬排,二三十个勇敢的队员,潜入了赵北口至葛利口的中间地带。那里是一条长十里,宽半里至一里的水路要道,两旁长满了密密的芦苇和蒲草,他们巧妙地隐藏了船只,脱去了衣裤,全部跃进水里去,在芦苇的边缘,派出了一个侦察哨。为着不使目标暴露,放哨者在水藻的伪装下,仅仅把两只眼睛露出水面,让湖水不断地从他的鼻孔下静静地流过。不久,一只巨大的拖船用绳索拖拉着那喑哑了的运输艇,近来了。突然在芦苇的边缘,一声凄厉的口哨,惊起了几只潜伏的水鸟,接着两旁芦苇的深处,激荡着一片水声和呐喊,两排长筒的“排炮”(注二)和雪亮的马刀,便威严地排列在押船敌兵们的面前了。
  这样,他们安然地割断了两船之间的绳索,捆绑了所有的五个敌兵,用自己插着雁翎的船只,满满地装载了白糖、香烟、罐头和大米;最使他们欢喜的却是缴获了三枝三八式,和一挺昭和十一年制造的轻机枪。
  他们锻炼了自己的勇气,继续着这样的战斗……
  不久,敌人高叫着“平靖湖面”,向雁翎队复仇,砍倒了芦苇,刈割了蒲草,用大批的汽船和木船巡逻湖面。同时在每一只船上,高高地竖起了梯凳,设立了瞭望哨,依仗着他们优越的火力,使二百米以外的大小船只不能靠近一步。这时,我们的雁翎队,便不得不转变他们的战斗方式,采取更分散的行动,实行村庄伏击。就在散布于白洋淀广阔湖岸,像无数岛屿似的村庄边缘,雁翎队的队员们,化装成包着头巾的洗衣妇,或是悠闲的垂钓者,在相隔不远的距离内,默默地工作着。一遇到了单独的敌船,或其他可乘的时机,呼啸一声,很快地从岸边隐藏地里,拔出自己的枪枝和马刀,一面用猛烈的火力向敌人射击,一面泅水前进,直到完全消灭敌人的抵抗为止。有时候,他们也用衔着空心的苇秆透换空气的方法,带着武器,作数小时以上的水底埋伏,以待机颠翻敌船。虽然他们的血,也常和敌人的血一同染红着白洋淀的湖水,但这样自发的群众自卫战争,更激起了他们对敌人的憎恨,使他们对敌斗争更加坚决。
  一九四Ο年间,随着冀中平原斗争的日益残酷,在八路军的直接帮助下,模范的农村共产党员殷金芬同志,把这些勇敢的雁翎队员们集中起来了。经过许多次船上座谈会,和八路军的一些教育和训练,雁翎队开始变成了一支有组织的队伍,选出了自己的队长和政治指导员,在殷金芬同志的率领下,有计划地行动起来。这中间,他们曾发动了湖上的乡亲们,用下沉大树的办法,封锁了白洋淀中的每一条水道,又配合着我八路军水上部队,用无数的船舶搭成了一条条纵横交错的浮桥,这样不仅使我们的首脑机关得到屏障,而且在一旦发生敌情时,更可使我们的部队通过这些浮桥,迅速地增援……
  在洪水第二次淹没了冀中,波浪泛滥的白洋淀上,我们光荣的雁翎队的弟兄,从年轻的采菱者,到白发苍苍的打雁人,又全部投入了险恶的战斗。他们曾发挥了高度的智慧,创造了大批能漂浮于水面的“葫芦水雷”(注三),把它们普遍的埋伏在每一条航路的水藻下,人不知鬼不觉地爆炸了无数只往来于天津保定间横行无忌的敌船。
  这样,在保卫白洋淀的战斗中,雁翎队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白洋淀周围的群众,在整个夏季和秋季,除去每日回家做饭外,已长期的生活在船上,配合着雁翎船和八路军的水上部队,向敌人战斗。
  四五年来,我们勇敢的雁翎队兄弟,就是这样灵活的与敌人战斗着,而且一直坚持到今天;因此在这个长长的时间内,白洋淀始终是冀中最坚强的堡垒之一,它同着千万只神出鬼没的雁翎船,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让我们遥向雁翎队的兄弟们致敬吧,如今又是芦苇丛密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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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5 21:32:59 | 显示全部楼层
活跃在山东微山湖上的水上抗日游击队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30 日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kzsl/852492.htm

微山湖上游击队帮助主力部队运送物资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30 日 | 文章来源:中国网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kzsl/852488.htm

微湖大队

抗日战争时期,微山湖上有一支土生土长的抗日游击队。它从诞生之日起,就配合活跃在微山湖区的兄弟部队,长期坚持了湖区的抗战,同日、伪、顽军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立下了不朽的战功。与此同时,它在开辟和保卫由延安至华东的湖上交通线,护送往返苏北、鲁南、延安的我党中高级干部作出了卓绝的贡献。这支部队就是微湖大队。
  1939年2月,微山湖区开始建立了第一支抗日武装“苏鲁豫支队后方办事处第五游击大队”,大队长孟现臻,副大队长张新华,教导员康文彬。之月间王志成在三孔桥、南庄一带也拉起了一支队伍“沛八”,不久编入五大队。主要活动在微山湖西岸。第五游击大队后又编入东进支队,开赴鲁南山区抗日根据地。王志成调回沛滕边县委任军事部长。
  7月,张新华接受鲁南区党委及军区的指示,奉命到沛晚边县委重建武装——沛腰边县委警卫营。张新华任营长,李金山任副营长。于第二年大年初七,在纸坊伏击了日伪军,打开了沛脸边区抗战新局面。
  1940年5至6月间,驻湖面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制造了屠杀我党、政、军干部的千里并惨案”和“六·一三惨案”,一时乌云笼罩,丰、沛、铜、鱼、股五县伪顿向湖面根据地步步紧逼。湖西地区党、政、军机关均安全撒入湖区,并将云集在湖区的我主力部队、沛残边县的警卫营、民运大队、股沛峰三县大队编入丰、沛、滕、铜、鱼五县游击大队,大队长许言语,政委郑统一,一副大队长张新华。同年11月24日突围西撒,到达单虞根据地后,沛滕边警卫营又编入教回族独立团。
  以夏镇为中心的这块微山湖区抗日根据地,自1937年11月到1940年11月西撒,在这3年的战斗岁月里,先后组织大小武装部队六七个,这些部队的名称虽然都不叫微湖大队,但这些部队的干部战士大都是微山湖上生土长,并为后来组建微湖大队培养了骨干,开辟了立脚点——微山湖抗日根据地,孕育着微湖大队的诞生。
  1941年三月张新华受湖面地委的指示,离开教图族独立团,奉命国沛滕边县组建新部队,不久他回到夏镇,何地下县委取得了联系,组建起一支小部队,配合主力115师685国参加了古国战斗,参加了微山岛攻打小阎团的战斗。
  1942年秋,上级派孙新民、胡桂林来微山湖工作,微湖大队在湖西的高楼举行建队仪式。张新华任大队长,胡桂林任副大队长,孙新民任政委。
1943年春,胡桂林调鲁南区党委学习,赵峙宇(赵尧烈)接任副大队长。同年夏天,一大队在湘西同日伪军遭遇,赵峙字突围时壮烈牺牲。后由刘林华接任。
同年夏天,为保护群众利益,粉碎日、伪、顽军的征麦计划,微湖大队和铁道游击队,鲁南军区武工队一起,用武装“请客”的方式,将微山湖沿岸的伪乡保长“请”到山里,使日伪顽军找不到帮凶。被武装“请”到山里的伪、顽人员对110多人,受训1月余,待空合清野后,才将他们放口,胜利地保卫了麦收。
  冬,为统一指挥驻湖区各地方武装部队,经鲁南军区决定,将铁道游击队,微湖大队,峰县大队、涨沛大队四支武装合编为鲁南军区独立支队。支队长张新华,政委孟昭径,副政委杨广立。微湖大队编为一大队,对外仍称“微湖大队”。几支武装互相配合,坚持湖区斗争。
1944年夏天在南庄反顽战斗中一大队(即微湖大队)副大队长刘林华牺牲。
同年7月18日,微湖大队同铁道游击队配合鲁南军区八师在歼灭了湖东卓楼、满口一带的顽军后,又于绍日攻克湖西顽军重兵驻防的据点送子庙,除五十余人趁乱逃窜外,程子庙守敌全部被歼,俘周侗部保安二旅参谋长以下官兵778人,毙敌313人。程子庙战斗是微山湖区反顽战斗的最后一他沉重地打击了湖面的土预,打开了湘西地区的局面,为湘西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扫清了障碍。
同年秋,微湖大队又一次整编,归鲁南二分区一营建制,营长张新华,教导员沈湘江。从1941年 1月至1944年冬,历时 3年,微湖大队从来没有离开过微山湖,同微山流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内抗日战争也渡过了最困难的酷期,为迎接大反攻,解放区掀起参军参战的热潮,在这种形势下,微湖大队(二分区一营)遂升级为野战部队,编入亚军以师102团建制,离开了长期生活战斗的微山湖,随大军渡江南下,一直打到祖国的东南门户——舟山群岛。

  运河支队

   运河支队创建于1940年1月,由苏鲁边之峄、滕、铜、邳地方抗日武装组编而成,初创时约1500余人,曾先后隶属于八路军—一五师,新四军淮北三军分区、八路军鲁南军区。孙伯龙、邵剑秋、胡大勋先后任支队长,朱道南、孙振华、纪华、郑平先后任政治委员。 1940年春、夏为其大发展时期,同年秋其大部编入一一五师教导二旅五团,1941年又以200 人基础发展至近千人。 1942年春斗争形势恶化,遂遵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指示,转人隐蔽游击战。 1944年进入新的大发展时期,至1945车8月,队伍达3000余人,编为山东军区警备第九旅第十八团,成为地方主力基干兵团。
   在抗日战争中,运河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与铁道游击队、微湖大队团结协作,战斗在运河两岸、微山湖畔,共毙伤、俘日军近千人、伪军4000余人,为抗日战争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
   运河支队创建于1940年1月,由苏鲁边之峄、滕、铜、邳地方抗日武装组编而成,初创时约1500余人,曾先后隶属于八路军—一五师,新四军淮北三军分区、八路军鲁南军区。孙伯龙、邵剑秋、胡大勋先后任支队长,朱道南、孙振华、纪华、郑平先后任政治委员。 1940年春、夏为其大发展时期,同年秋其大部编入一一五师教导二旅五团,1941年又以200 人基础发展至近千人。 1942年春斗争形势恶化,遂遵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指示,转人隐蔽游击战。 1944年进入新的大发展时期,至1945车8月,队伍达3000余人,编为山东军区警备第九旅第十八团,成为地方主力基干兵团。
   在抗日战争中,运河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与铁道游击队、微湖大队团结协作,战斗在运河两岸、微山湖畔,共毙伤、俘日军近千人、伪军4000余人,为抗日战争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
   运河支队创建于1940年1月,由苏鲁边之峄、滕、铜、邳地方抗日武装组编而成,初创时约1500余人,曾先后隶属于八路军—一五师,新四军淮北三军分区、八路军鲁南军区。孙伯龙、邵剑秋、胡大勋先后任支队长,朱道南、孙振华、纪华、郑平先后任政治委员。 1940年春、夏为其大发展时期,同年秋其大部编入一一五师教导二旅五团,1941年又以200 人基础发展至近千人。 1942年春斗争形势恶化,遂遵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指示,转人隐蔽游击战。 1944年进入新的大发展时期,至1945车8月,队伍达3000余人,编为山东军区警备第九旅第十八团,成为地方主力基干兵团。
   在抗日战争中,运河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与铁道游击队、微湖大队团结协作,战斗在运河两岸、微山湖畔,共毙伤、俘日军近千人、伪军4000余人,为抗日战争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


湖上交通线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华中地区开辟了一条秘密地下交通线。这条交通线成为当时的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至山东、华中两大战略区的必由之煤这条交通线东起山东分局所在地沂水,经抱犊岗抗日根据地的火炉、姬庄,越津浦铁路,走彭楼、西万、刘昌庄、寨子,到夏镇南庄市的十字河、葫芦头,过微山湖,经大捐、王楼抵湘西,再穿邓元、六里井、鹿楼一线,至丰县顺河,最后到单虞抗卧根据地我湖西地委机关驻地终关集。微山湖地区的湖上交通线东起津浦铁路沙沟车站西的彭楼,酉到单虞根据地,水路15公里、陆路70公里。在这条湖上交通线上,活动在微山湖地区的铁道游击队、微湖大队、运河支队、增沛大队等几支地方抗日武装,配合沛增边县委、沛股边联合办事处,曾安全护送了一千多名往返苏北、鲁南、延安的我党中高级领导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微山湖地区是苏鲁西省周围八县的接合部,20年代是南北军阀势力范围的交接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1935年5月,为了打通这条湖上交通线,苏鲁边区特委宣传委员张光中首先恢复了夏镇南三孔桥张建基、姜有吉的组织关系,同时任命张建基、姜有吉为湖西、湖东的联络员。1936年3月,姜有吉叛变,供出了张光中在湖东的活动。因是单线联系,姜有吉不换特委底细,党组织未遭破坏。同年6月7日,特委镇压了叛徒美有吉,为防敌人报复,同时布置有关同志安全转移。湖东、湖面的交通联络一度中断。
1938年10月,苏鲁豫皖特委在夏镇建立了交通站,主传珍、张新华分任正、副站长。至此,鲁南至湖面又恢复了交通联系。
  1940年10月,日、伪、顽纠集沛、铜等县千名放军对我微山湖上五县工委和武装力量进行了包围,企囹一举消灭。我党为了保存革命实力,暂避其锋芒,党、政、军、民千余人于周月20日晚乘船撤离微山湖,安全到达湖西单虞抗日根据地。湖东、湖西的交通联系再次中断。
1940年底,鲁南区党委指示沛增边地下县委,建立湖上交通线,负责接送过往干部、转运物资。张新华于1941年1月受湖西地委的指示,离开教导四旅独立团,奉命回沛股边县组建新部队。不久就组建了切余人的小部队,3月份配合115师685团参加了杏国战斗,7月又和铁道游击队、运河支队协同作战,解放了微山岛,恢复了交通线。
  1942年4 月,六千日军五路合围微山岛,铁道游击队、微湖大队、峰县大队等与敌激战,毙敌300余,被迫撤离这一根据地。至此,湘西到鲁南、由华中去陕北的交通线,一完全校敌人切断。上下左右失去联系,对我十分不利。山东分局和鲁南、湖西区党委的领导指示,在微山湖活动的游击队一定要重新开辟一条湖上交通线。
  这一年的8月,湖西区党委派孙新民到微湖大队担任政委。临行前,军区首长对孙新民说:“你们的主要任务是重新开辟猢上交通线,护送过往的干部。”朱瑞、肖华同志再三指示:“要服从大局,做好争取、瓦解敌人的工作,千方百计地保持猢上交通线的畅通。”
  孙新民来到微猢大队后,同大队长张新华对金新在燕区的敌伪顽势力逐个进行分析,认为伪警备队的团长尹洪兴比较好争取。尹团驻扎在夏镇一带,象一扇铁门拒守着交通要道。沛股边县委便派共产党员刘家廉打入伪军任军医,然后逐渐与尹洪兴直接建立关系。不久,孙新民迈过刘家廉同尹洪兴进行了谈判。尹洪兴权衡利弊,答应撤掉南庄附近的几个据点。双方达成了互不为难、互不侵犯的协议。“大门”打开了。我猢东根据地逐渐恢复,连成一片,湖上交通线又恢复起税一批又一批的干部从敌人的鼻子底下安全通过。
  这条交通线,曾护送过刘少奇、陈毅、肖华、罗荣桓、朱瑞等领导同志。
  1942年7月,刘少奇视察山东工作后,在张爱萍、曾国华等同志陪同下,过微山湖去延安。
抗日战争时期,陈毅同志曾两渡微山湖。一次是1943年的冬天,一次是1945年的秋天。陈毅过湖,触景生情,留下了著名诗篇。“横越江淮六百里,微山湖色慰征途,鲁南峰影磋峨甚,残舟扁月入画图。”
  由于正确执行了上级的指示,开展了争取瓦解敌人的工作,湖上交通线一直畅通无阻。微山湖成了连接鲁南山区、湖西、华中、陕北的桥梁和中继站。抗日战争期间,做湖大队同兄弟部队配合,往返百余次护送我党干部从未出过差错,曾受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嘉奖和中央首长多次表扬。
  陈光、罗荣桓、肖华、黎玉四位首长,联名写信给独立支队赞颂道:“你们象一把尖刀插在敌人心脏,用你们的勇敢和智慧,在星罗棋布的据点中,趟出一条通往延安的坦途。”


水上区

  1938年3月16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夏镇。夏镇是微山湖东岸的重镇,是水产和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是微山、昭阳西湖的烟喉。占据了夏镇,日军扼水陆交通,在沿湖一带修建兵营,构筑工事,抢掠财物,焚烧民房,好淫妇女,枪杀群众。还编造户口,颁发“良民证”,推行法西斯统治。
  为开辟微山湖抗日根据地,1938年12月,湖西区党委决定成立了中共沛增边区县委,翌年又建立了统战性质的政权机构——沛险边区联合办事处。下辖夏镇特区、沛七区、股八区三个区。1939年8月,为组织发动渔彻民进行抗日救亡运动,便在微山湖同昭阳湖交界处的大捐为中心建立了水上区。
  水上区一俟建立,就形成了一个坚强有力的战斗集体,很快打开了抗日斗争的新局面。水上区中有年青能干、办事果断的区委书记张延凯,有机敏风趣、驶船好把式的区长黄克俭,有胆大善战的副区长殷正平,有人称“老大姐”的妇女委员传玉梅,有说话慢声细语的“老实人大哥”、组织委员常德芳,有渔民中的小秀才、民运委员刘翰华。由于水上区一班人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全区十几个船帮(村)很快就建立了青、渔、妇、妹妹、儿童组织。区委还不断地在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到1940年10月,水上区共有党员20多人,成立了枪(箔)帮、清帝、载船帮支部和货船帮支部。枪、胃、载三帝支部书记刘流华,货船帮支部书记姜兴茂。
1940年7月,潘复生率领一批干部,由山东分局到达沛股边区,准备过湖建立湘西区党委。因湘西形势紧张,日、伪、顽联合向革命根据地进攻,湖西地区已缩小成“一枪能打透的根据地”。潘复生等同志暂留沛股边区,成立了湖西五县工委,潘复生任书记。五县工委在湖上召开了几次会议,沛增边区县水上区每次都列席会议,并且负责会议的后勤工作。
  1940年的9月初,根据县委的指示水上区委决定,留下一半力量,坚持湖上工作,一半由刘流华带队开辟新区。水上区委兵分两路,在百里芦荡,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救国团体,督促乡、保两面政权,筹集粮草和船只,供应五县游击大队进、出湖和驻扎休整的需要。一段时间,形势比较好,乡保筹备粮草和船只还算认真,后来形势恶化了,乡保就采取应付的态度,尽量拖长时间,催得紧了,只给少量粗粮、红芋和碎湿柴草。到了11月份,形势更加恶化,日、伪、顽准备勾结起来,联合向我进攻。顽军最猖狂,湖东的周们,湖西的冯子固遥相呼应,便衣侦探往来频繁、窥视侦察、作试探性进犯。水上区委从微山岛和湖里撤回来,安在南庄,听候县委指示。11月24日下午,区委在三孔桥召开会议,张延凯传达了县委意见,敌人即将向我进攻,我们要向湖西撤退。并决定部分同志留下。配合县委留下的同志,进行秘密活动。与此同时,水上区委为西撒的一千多党政军民操办了几十只船,筹备了粮草,为胜利西撒做出了突出贡献。
  1941年3月,沛增边县委从湖西迁回来,由于种种原因,水上区没有恢复,但却保留了水上区公所,负责管理渔民的生活、生产以及交通船只、水产税收等,区长仍为黄克俭。区公所有一个班的武装作保卫工作。湖上的党、团和群众工作由县委直接领导,并派工作组长李玉章等,在湖里领导工作。
  1941年 8月,县委委派刘流华担任水上自卫团长。水上自卫国受水土区公所领导,主要任务是供应船只,运送部队和工作人员过湖或下湖休整,筹备食宿,搜集情报,瓦解日、伪、顽军等。这一段时间,水上区配合活跃在微山湖上的抗日地方武装铁道游击队、做湖大队、运河支队做了许多带有传奇色彩的工作。如“火烧汽艇”,在截获日军布年时微运输工作,护送干部过湖等。
  抗战8年,水上区共发展党团员伪余人,动员了近百名青年参军参战。许多入伍的渔湖民转战南北,成了我党我军中级领导干部。
  1944年7月,临城县成立,水上区随着沛晚边区县一齐撤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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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5 21:35:09 | 显示全部楼层


 张灵甫,是北大才子,投笔从戎,为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长得俊美刚毅,玉树临风。不仅精通兵书,爱好马术,还擅长书法,能诗善词。

1903年8月20日,张灵甫出生在长安东乡大东村的一户农家。家境不错的张父将张灵甫送入私塾,10岁的灵甫进入小学。后考入长安中学。

  在西安的时候,青年张灵甫为文庙的碑帖所吸引,每逢节假日都带上纸笔到文庙临摹碑帖,聚精会神经常忘记吃饭。他的字很快闻名全校,学校专门为他举办书法展,观者如云。此事被陕西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听说。于右任曾东渡日本留学,参加过同盟会,1922年,回西安出任靖国军总司令,讨贼军西北第一路总司令。他的书法誉满天下,于是很想看看张灵甫的本领。当时的张灵甫挥毫落笔,连写5个条幅。于右任惊讶之余大喜过望,连连道:“奇才,奇才,后生可畏!”

  张灵甫爱好历史,喜欢谈古道今,指点江山。1923年毕业后,他回家乡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师。后接受新思潮的影响,张灵甫不甘身处穷乡僻壤,千里迢迢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张灵甫积极参与之余,深感学生的软弱无力。愤而投笔从戎,到河南开封参入胡景翼的国民二军军官训练团。1924年,热切投身革命的张灵甫参加了广州黄埔军校在郑州的秘密招生,并被录取。同年秋,张灵甫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总队,修步科。

  张灵甫的仕途并不顺利:由于常年作战在外,身为胡宗南第一军的团长张灵甫怀疑妻子不轨,结果酿成轰动一时的“团长古城杀妻”的惨剧。此后的张灵甫一度锒铛入狱,被蒋下令关入“模范监狱”10年。但由于他书法出众,所以反而这段时间反而润笔颇多,南京街头张灵甫书写的招牌店名多如牛毛。但从此也看出张灵甫暴躁、多疑的性格。

  张灵甫的转机在于七七事变的爆发。国民政府下命令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调服军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先军衔。再度出山的张灵甫受到从前上司,此时五十一师师长的王耀武的知遇之恩。为了表示自己改过自新的决心,他正式更名“张宗灵”为“张灵甫”。

  整个抗战期间,张灵甫在王耀武的麾下对日寇南征北战,经历硬仗、恶仗无数,书下自己最为风光的一页。1937年,五十一师开赴上海,参加著名的“八一三”凇沪保卫战。张灵甫来到一五三旅三O五团走马上任,并在上海保卫战中,以勇猛果断,指挥有方赢得全团官兵的爱戴。

  1938年,张灵甫奉王耀武之命,对驻守江西德安张古山的日寇进行反击。张灵甫亲率一支突击队,效法《三国演义》中魏国大将邓艾,轻装出发,攀木挂树,穿过艰险的深山峡谷,老林恶水,配合正面部队进攻,飞夺张古山。而后日寇不甘失败,出动飞机与重炮狂轰滥炸,几乎将张古山移为平地。张灵甫率部浴血死战,与日寇鏖战五天五夜,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拉锯。亲临死线指挥的他身中7块弹片,鲜血直流也没有退下火线。

  得知德安大捷之后,田汉受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委派,采访张灵甫等人,刊登《中央日报》,并编写的话剧《德安大捷》,张灵甫以真名真姓在剧中出现,从此名震天下。德安战役之后,张灵甫很快提升旅长。旅下辖团,实为师长。荣获四等云麾勋章、三等宝鼎勋章。

  1939年3月,张灵甫率部参加南昌会战,在一次战斗中,右腿中炮弹负重伤。匆匆包扎伤口后他再度投入战斗。在不久的上高会战中,腿部再度被炸断。蒋介石派飞机将他送往香港,请英国著名外科专家克雷斯特尔为他诊治。手术后不久,张灵甫在报上看到有战时军人不宜出国养病的新规定,不顾英国医生再治疗一月可以痊愈的劝阻,说军命不可违,军人死不足惜,何惜一足,伤未愈提前归队,灵甫从此留下残疾,走起路一跛一拐,人送外号“跛腿将军”。

张灵甫将军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中国职业军人,在抗日战争中带领部队打过无数硬仗、恶仗和胜仗,多次负伤,身经百战,九死一生。许多大陆的年轻人,可能只知道张灵甫及其74师(抗日战争期间称74军)在孟良崮战役中被陈毅元帅和粟裕大将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全歼这一解放战争时的经典战例,而对于张灵甫在抗战期间正面战场与日寇作战的事迹却知之甚少。

  张灵甫所在的74军可以说是一只抗日英雄部队,在军长王耀武的率领下几乎参加了8年抗战内正面战场对日军的所有重大战役,毙伤日寇无数,屡挫日军精锐。无论功过是非,我们都应客观的评价历史人物。(中国黄埔军校网)


http://www.huaxia.com/thjq/wzzdlj/2008/01/21433.html

 1925年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第一军第21师步兵排长见习官,后升任排长;
  1926年秋冬,国民革命第一军第21师连长;
  1928年12月29日,国民革命第一军第1师第2旅6团1营2连连长;
  1929年5月,国民革命第一军第1师独立旅第2团3营9连连长; (蒋桂之战结束后,第四集团军第17师被缩编成中央军独立12旅,独立旅不久后被编入第1师);
  1930年5月,国民革命第一军第1师独立旅第2团3营营长少校;
  1932年冬,国民革命第一军第1师独立旅第1团团副中校;
  1933年,国民革命第一军第1师独立旅第1团团长;
  1935年,杀妻吴海兰,被关入“模范监狱”;
  1937年,第51师师部高参上校; (同年51师58师编成第74军,次年57师拨入第74军序列)
  1937年10月,第74军第51师第153旅第305团团长;
  1938年9月,第74军第51师第153旅旅长;
  1940年冬,第74军第58师副师长;
  1941年10月24日,第74军第58师代师长;
  1941年冬,第74军第58师师长;
  1944年5月,第74军副军长;
  1945年2月20日,授予少将军衔; (同月保送入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二期深造)
  1946年4月20日,第74军中将军长兼首都警备司令;
  1946年5月至6月,陆军整编第74师中将师长; (第74军整编番号更为陆军整编74师)
  1947年5月16日,在孟良崮战役之中阵亡,享年45岁。

 张灵甫的转机在于七七事变的爆发。国民政府下命令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调服军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先军衔。再度出山的张灵甫受到从前上司,此时的五十一师师长的王耀武的知遇之恩。为了表示自己改过自新的决心,他正式更名“张宗灵”为“张灵甫”。
  整个抗战期间,张灵甫在王耀武的麾下对日寇南征北战,经历硬仗、恶仗无数,书下了自己人生中最为风光的一页。1937年,五十一师开赴上海,参加著名的“八一三”淞沪保卫战。张灵甫来到一五三旅三〇五团走马上任,并在上海保卫战中,以勇猛果断,指挥有方赢得全团官兵的爱戴。嘉定作战的时候,面对武器装备远远优于国军的日寇蜂拥冲锋,杀红眼的张灵甫甩掉上身军服,抱着机枪跳出战壕,身先士卒带领100多名敢死队员迎头痛击,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抱头鼠窜。后他率领该团又连续打退敌人七次冲锋,打死打伤日寇800多人。
  1937年12月5日,张灵甫率305团在淳化镇附近构建新阵地,狙击日军掩护王耀武51师退入南京,双方展开肉搏战,张灵甫的左臂中弹负伤不下火线,团长负伤不退裹伤犹战,榜样在前,官兵们无不感奋力拼,在张灵甫的带头冲杀下,305团终于在夜战中拼死夺回了河定桥阵地,以团长负伤、连长伤亡五人、排长以下伤亡六百余人的代价,把日军堵在南京东南郊的大门之外!此后张灵甫转战上坊镇和华严寺,将近五天的奔波激战,全团十二名连长五人伤亡,官兵折损已近千人。张灵甫因伤势严重,渡江后不久暂别部队回到西安养伤。
  1938年4月,51师在黄陂接受军委会校阅,获得军委会校阅官的优良考评,张灵甫305团的成绩在阅后评定中,名列全师第一。
  1938年5月28日张灵甫率305团参加兰封会战之三义寨攻坚战,伤亡百余人。
  1938年万家岭大战,已是51师153旅少将旅长的张灵甫奉王耀武之命,对驻守江西德安张古山的日寇进行反击。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众人认为张古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张灵甫拍案而起,道:“各位都看过《三国演义》,魏国大将邓艾为攻取成都,出蜀将之不意,带精兵暗渡阴平,飞越摩天岭,一举攻克了江油、涪城和成都。我们也可仿此战例,大军从正面进攻的同时,再挑选一批精兵强将,从人迹罕至的张古山背面进行偷袭,以收两面夹攻之效。”于是,张灵甫亲率一支突击队效法邓艾轻装出发,攀木挂树,穿过艰险的深山峡谷,老林恶水,配合正面部队进攻,飞夺张古山。而后日寇不甘失败,出动飞机与重炮狂轰滥炸,几乎将张古山移为平地。张灵甫率部浴血死战,与日寇鏖战五天五夜,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拉锯。亲临死线指挥的他身中7块弹片,鲜血直流也没有退下火线。张古山的攻取封死了日军106师团的最后退路,该师团最终全军覆没。这也是八年抗战中唯一一次全歼日军一个师团的战例。
  得知德安大捷之后,田汉受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委派,采访张灵甫等人,刊登《中央日报》,并编写的话剧《德安大捷》,张灵甫以真名真姓在剧中出现,从此名震天下。德安战役之后,张灵甫荣获四等云麾勋章、三等宝鼎勋章。1939年3月,张灵甫率部参加南昌会战,在一次战斗中,右腿被日军机枪的两颗子弹扫中,受了重伤。军医检查后说:“腿要锯掉!”张灵甫对随从副官说:“如果我昏迷了,你要阻止医生锯腿!”说完,他给了副官一把手枪,厉声说:“谁锯我的腿,你就枪毙谁!”结果右腿一直未治愈。由于腿伤迟迟不愈,蒋介石派飞机将他送往香港,请英国著名外科专家克雷斯特尔为他诊治。手术后不久,张灵甫在报上看到有战时军人不宜出国养病的新规定,不顾英国医生再治疗一月可以痊愈的劝阻,说军命不可违,军人死不足惜,何惜一足,伤未愈提前归队,灵甫从此留下残疾,走起路一跛一拐,人送外号“跛腿将军”。
  1940年冬,张灵甫出任74军58师副师长。
  1941年3月15日,张灵甫代理58师师长(58师师长廖龄奇当时去湖南岳麓山参加军官训练团学习,不在任上)指挥58师参加上高会战,作为上高会战的首功部队74军的核心部队58师与余程万的57师一起与日军血战11日,在其他部队到达后,率58师首先反击,重创日军34师团,33师团,74军伤亡万余人。
  1941年9月26日,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调集南京大屠杀的元凶第六师团,精锐的第三师团,以及第40师团围攻74军,在永安58师孤军作战,与日军精锐的第三师团主力和第六师团一部混战,第3师团在作战期间损失严重,仅步兵第18联队就死了八个中队长,花谷旅团伤亡人数据日方的报告达八百余人,11军军长阿南惟畿在永安之战后认为该师团损失甚大,以致不忍使该师团再向株洲追击一事来看,日方战史所报的该师团实际损失人数很可能大为缩水。58师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参战官兵为官兵约一万一千九百人,伤亡超过百分之四十,其中阵亡将近百分之十。
  1941年10月24日张灵甫接任58师师长。
  1942年6月,张灵甫率58师在衢州外围与日军血战3日,击毙敌86联队第3大队队长长岛田仁次郎,74军伤亡4000余人。
  1943年6月6日,74军58师与51师携手打击日军独立混成第17旅和第3师团,两师协同夹击敌独立混成第17旅团,使得该旅团成为日军在这次会战中损失最大的一支部队,其独立步兵第87大队大队长浅沼吉太郎和第88大队大队长小野寺实也在这两天的战斗中殒命。6月13日,张灵甫率58师主力收复公安。
  1943年11月常德会战,日军精锐南京大屠杀元凶13师团主力5个联队猛攻慈利,慈利地区正面主阵只有张灵甫58师孤军作战,日军另一精锐师团第三师团全部和13师团剩余部队一起与74军另一师51师,100军激战在慈利附近地区,74军、100军顶住日军两个精锐甲种常设师团5昼夜的进攻,其中13师团慈利战后伤亡近一半,张灵甫转守为攻,向13师团残部发起猛攻,率58师收复黄石,九溪。58师略事整顿,于12月8日复向停留在漆家河畔的第13师团发起进攻,与51师一起夹击漆家河东北之敌,第13师团的最后防线终于被突破,敌师团长赤鹿理也在督战时负了伤。至此,张灵甫作为主力与51师携手歼灭日军南京大屠杀元凶13师团大部。(这里歼灭包括击毙,击伤,俘虏)
  张灵甫在常德战役外围作战表现突出,获颁云麾勋章一枚,他是因常德战役有幸授勋的少数将领之一,被蒋介石誉为“模范军人”。
  1944年长沙会战,张灵甫指挥58师在益阳、宁乡诸战中,毙敌七百三十六人,伤敌一千六百九十七人,自身伤亡一千六百余人,58师伤亡较大,长沙失守后,58师是极少数受军委会表彰的部队之一。此后张灵甫一直在湘乡至邵阳一线继续与敌40师团鏖战,战至10日,张灵甫会同前来增援的第19师一起克复永丰,之后暂留守永丰抓紧进行战地整补,58师经过连日激战,伤亡日渐加重,超过四分之一,军委会要74军解围衡阳,7月23日,张灵甫率58师向金兰寺方向出击,与116师团激战两人,与敌援军激战2日,于27日立即派部猛攻金兰寺,在张灵甫与唐伯寅(19师)的合力奋战下,金兰寺终告克复。29日,张灵甫到达衡阳附近,鸡窝山,张灵甫师负责进攻鸡窝山日军,与日军116一直在鸡窝山附近战斗,由于张灵甫师此前一直在前线与日军血战,攻至衡阳附近时全师伤亡近四成,战斗力大大下降,至8月8日张灵甫收复鸡窝山,通向衡阳大门敞开,同日,日军攻克衡阳,方先觉投降,直至8月10日,58师仍在鸡窝山以东的1066高地与敌激战。第58师是该次会战中个别表现优异的部队,军事委员对他在会战诸战役中的卓著战功给予了高度肯定。1944年8月,张灵甫因功授勋,膺荣宝鼎勋章。不久之后,再获颁忠勤勋章,随军的美军观察顾问也对他的表现欣赏,张灵甫还获得了美国金棕自由勋章。

http://baike.baidu.com/view/57429.htm

张灵甫(原名钟麟)1903年出生于陕西西安,中学时代就表现出书法方面的天赋,在空闲时经常带上纸笔去文庙临摹,加之勤奋努力,技艺大增。一日,被称为中 国近代五百年草书第一人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应邀参加长安中学的书法展,张灵甫在于老面前一口气写下五个条幅,于老见了赞不绝口,连说后生可畏。
  张灵甫20岁那年中学毕业,考取了北京大学,成为这所名牌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如果不是生于乱世,中国肯定会多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书法家。
  张灵甫在历史系完成学业后,进入黄埔军校第4期,投笔从戎,不久即在戴季陶、王柏龄的引荐下加入了国民党。黄埔军校毕业后,张灵甫被分配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任职。
  
  
  1937 年芦沟桥事变以后,国民政府在汉口组建了一支新军——第74军,军长为俞济时,下辖王耀武的第51师和俞济时自兼师长的第58师。在师长王耀武的要求下, 张灵甫被秘密释放,出任第305团团长,率部奔赴淞沪战场。在著名的罗店战役中,张灵甫先隐蔽机动,建立坚固阵地,再以偷袭方式吸引侵华日军于己方预设阵 地前,与日军激战,张灵甫曾跳出战壕,提起机枪向日军猛烈扫射,带领一百多名敢死队员冲锋陷阵,消灭日军八百多人,取得了显著战果,受上级表扬。后又在望 亭(137号大桥)之战中以一团之众抗击日军久留米师团(第18师团)三天并予敌以重大杀伤,圆满完成任务。在南京保卫战中,张灵甫受伤,战后升为153 旅副旅长兼305团团长。
  在1938年10月的武汉保卫战中,74军参加著名的万家岭战役,与友军合作歼灭了松浦淳六郎中将率领的日军第 106师团。战役中,74军第51师奉命攻占张古山,堵死第106师团的退路。王耀武观察地形发现,该山易守难攻,却是整个战役的关键,必须夺占,但势必 伤亡巨大。张灵甫提议出奇兵从山后绝壁攀援突袭,配合正面进攻。之后,张灵甫亲自带领精兵上阵,很快占领该山。因此阵地对日军突围至关重要,松浦淳六郎率 重兵配以飞机重炮攻击,张灵甫身中弹片多处仍率部死战,与日军白刃格斗,反复争夺,经五昼夜激战,终于牢牢控制该阵地。这个争夺战,日军仅遗留在张灵甫所 部阵地前的尸体就达四千多具!可以说,没有张古山争夺战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万家岭大捷。此役,74军一战成名,从此成为国军主力之一,而张也因此获国民党 云氅勋章,升任153旅旅长。
  抗战时期74军的军歌是:“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我们向日本强盗反攻。他,强占我们国土,残杀妇女儿童。我们保卫过京沪,大战过开封,南浔线,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我们是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
  
  1938年年底,第74军驻扎在长沙,在著名的长沙大火中,74军帮助百姓在灰烬中重建家园,张灵甫更是亲自率队伍帮助百姓。1939年6月,王耀武升任第74军军长。
  1941年春国军与侵华日军展开江西上高会战,日军之第33师团被击破,伤亡惨重。第34师团及独立第20混成旅团被歼约十分之七,国军总计毙伤日军一万五千余人。战后,侵华日军主力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中将被撤职,改由阿南惟几中将接任。
  此 次战役被何应钦称之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此役中“74军战斗力量坚强”(罗卓英3月29日致蒋介石电)。据国军战史记载:“中路日军第34师团22 日集中万余兵力,在飞机掩护下猛攻74军阵地,74军拼死力拒,虽血肉横飞、伤亡惨重,仍不稍退,是日一日间敌我伤亡均在四千以上”。战后,第74军因战 功显赫,荣获国民政府第一号武功状和军队最高荣誉“飞虎旗”,被誉为"抗日铁军"。此役张灵甫代师长因表现优异,于当年冬天升任第58师师长。不久,张灵 甫将军经蒋介石特批,进入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学习,成为甲级将官班唯一的一名少将学员。
  1943年常德之战中,张灵甫亲率突击队救援常德守军74军57师,作战异常凶猛,迫使日军占领常德城当日即退出,为收复常德立下战功。
  1945年4月在国军抗战中最漂亮的一仗-----湖南芷江保卫战(雪峰山战役)中,张灵甫指挥74军58师在铁山与日军主力血战大获全胜,张灵甫被称为“常胜将军”,战后获三等宝鼎勋章,并升任74军中将军长。









附:《74军军歌》
  
  作词:田 汉
  作曲:任 光
  
  起来,弟兄们,
  是时候了,我们向日本强盗反攻。
  他,强占我们国土,残杀妇女儿童。
  我们保卫过京沪,
  大战过开封,
  南浔线,显精忠,
  张古山,血染红。
  我们是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
  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

http://tieba.baidu.com/f?kz=65316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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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5 21:36:06 | 显示全部楼层
山东铁道游击队

山东铁道游击队员化妆侦察敌情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30 日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kzsl/852511.htm

敌后军民在夜间破坏铁路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30 日


广泛开展破袭战。图为敌后军民在夜间破坏铁路。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kzsl/852514.htm
  
  铁道游击队,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现山东微山湖一带为主要区域的抗日武装.其传奇般的英勇事迹及影响,在全国及世界留下光辉篇章.该游击队成立于1940年1月25日,由八路军苏鲁支队命令成立,成立时称"鲁南铁道队.人员最多时达300余人,铁道游击队由苏鲁支队任命洪振海为队长,杜季伟任政委,王志胜为副队长.铁道队挥戈于百里铁道线上,截列车,打洋行,毁铁路,炸桥梁.与日伪展开殊死搏斗。令日伪闻风丧胆.铁道队还成功护送刘少奇,陈毅,罗荣桓等千余名将士过境。被肖华将军誉为"怀中利剑,袖中匕首"!
  铁道游击队政委张宏仪,回族。张宏仪本是鲁南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1943年得到上级委派兼任铁道游击队政委。游击队在敌战区,张宏仪在回族聚居区招募新兵,不到半年,游击队人数发展到300多人。铁道游击队在津浦线神出鬼没,日寇惶恐不安,可惜到了1945年,在抗战胜利前夕,张宏仪不幸中流弹牺牲了。
  从百姓中走来的抗战特种兵部队——铁道游击队
  1945年10月,在枣庄和临城的1000多日军向一支不足百人的抗日游击武装投降。这是有史以来军事受降中十分罕见的一幕。
  这支由铁路工人、小摊贩、矿工和流浪者组成的非正规部队,舍生忘死,在铁路线上与日军周旋了7年之久,是日寇侵华的心腹之患。
  铁道游击队的雏形——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枣庄情报站出手不凡
   枣庄是中国东部地区最重要的能源重镇之一。抗战全面爆发前,这里拥有全国最大的华资煤矿——中兴公司。1938年5月,日军占领枣庄后,在此驻扎了一个团的兵力,开始对这里进行疯狂掠夺。
  当时,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转移到了抱犊崮山区之后,由于情报比较闭塞,经常和敌人遭遇,使部队遭受了不小的损失。为了及时掌握敌人出动的情况,总队选派两个排长洪振海和王志胜到枣庄建立了抗日情报站。
  洪振海的姐夫是一位火车司机,正是这个机缘,使洪振海很快学会了开火车,并能在时速40公里的火车上上下自如。日军侵占枣庄后,25岁的洪振海放弃在铁路上的偷煤营生,在一位共产党员的介绍下,他和朋友王志胜一道加入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
  洪振海在微山湖潜伏下来后,迅速在火车站附近建立了秘密情报站,并派王志胜以搬运工的身份,打入日本人开办的“正太洋行”。
  1939年8月的一天,一列满载日军的火车驶入枣庄站。王志胜迅速将这一反常现象报告给洪振海。洪振海判断,日军增兵枣庄,其目标极有可能是山中的抗日义勇总队。他一面通知总队迅速转移,一面考虑怎样才能有效地牵制日军。
  火车站南边的“正太洋行”吸引了洪振海的注意。表面上,这个小院显得十分普通,但私下里,它却担负着收集山东南部、特别是山区根据地军事情报的任务。打掉它,就打掉了日军在山东南部的眼睛。但是洪振海和王志胜潜入枣庄时并没有携带足够的武器,他们大胆决定使用家家都有的菜刀去袭击洋行。
  第二天,洋行里的三具尸体使日军大为震惊。于是,他们中断了扫荡行动,开始全城搜捕,但此时洪振海等人已经转移到山里隐蔽起来,而王志胜正在日本人的指挥下,忙着搬运尸体。
  此后,情报站又陆续向山里送出了一系列情报。洪振海感到,枪是他们最需要的。仍在洋行工作的王志胜,在一次装卸日军货物时,意外地发现了枪支,于是他巧妙地做了记号,并迅速通知了洪振海。1939年10月的一个夜晚,当装有枪支的火车缓缓开出车站,早已埋伏在铁路旁的洪振海,飞身爬上火车……
  就在洪振海搞枪的同时,八路军115师的主力也开进了鲁南抱犊崮山区。原在这里活动的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被整编为115师苏鲁支队,其性质也由地方武装升级为正规部队。
  八路军精心打造由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组成的枣庄铁道队,原来的草莽英雄开始了令敌胆寒的特种作战生涯
  1939年11月,洪振海召集6名铁杆弟兄,在枣庄情报站的基础上秘密成立了一支队伍。因为主要在铁路线上活动,洪振海将它命名为“枣庄铁道队”。这也许是当时中国惟一一支在铁路上活动的游击队。
  次年2月,苏鲁支队正式将铁道队纳归直属,同时任命洪振海为铁道队队长,王志胜为副队长,并抽调三营副教导员杜季伟任政委。
  此时的铁道队,队员已发展到20多人,他们大都是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在他们身上,既有比较勇敢的一面,又有组织纪律性差的一面。在日军重兵把守的枣庄,铁道队散漫的状态令杜季伟格外担心,他下决心整顿好这支队伍。经过整训,队员们的军政素质有了根本转变。铁道队开始向临城方向转移,公开打出“八路军鲁南铁道队”的旗号。
  擒贼先擒王,铁道队铲除日军特别侦谍队头目高岗
  1940年,日军32师团和独立第10旅团共集结5万日伪军,对115师所在的抱犊崮山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作战。
  洪振海按上级命令率领铁道队迅速展开行动:5月,再次袭击日军“正泰国际洋行”,击毙日军谍报队员13名;6月,袭击日军押款列车,缴获法币8万余元;8月,破坏津浦铁路韩庄段,致使日本运兵军列脱轨;9月,拆除枣庄至临城铁轨1.5公里,砍断电线杆百余根,使枣庄日军的通讯和交通同时瘫痪。
  115师政委罗荣桓在给铁道队的嘉奖信中说:你们就像一把钢刀插入了敌人的胸膛。
  铁道队的一系列行动,引起了日军的高度警觉。日军在枣庄和临城紧急组建铁甲列车大队和铁道警备大队。日军还专门从济南调来特高课长高岗,在临城组建第五特别侦谍队。
  高岗是个中国通,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对中国的风俗民情十分了解。他采用极具中国民间色彩的拜把兄弟、认干亲等手段,使临城附近的50多个乡保长,与他结拜为兄弟,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情报网络;另一方面,利用他指挥的特种作战小队伪装成假铁道队,趁夜间到群众家里敲门,只要群众一开门就被抓住,说是私通八路,所以后来真铁道队来了之后,去敲门,群众分不清真假,不敢开门。一时间,铁道队连喘息休息的地方都没有。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队长洪振海想到了一句古话:擒贼先擒王。一天夜晚,铁道队分成四个小组,化装成日军士兵和搬运工分别潜入临城车站。10点钟,担负攻击任务的第一组队员刘金山等人就摸到了高岗的门前。刘金山第一枪打死了高岗的卫兵,高岗正在那里趴着写字,听到枪响一抬头,刘金山第二枪就打过去了,正好打在他脑袋上。
  高岗之死,起到了隔山震虎的作用,也使他苦心经营的谍报网络从此分崩瓦解。
  建立新四军与延安的秘密通道,刘少奇等平安穿越封锁线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迁移到了江苏盐城一带。由于通讯不便,急需开辟一条通往延安的秘密通道。经过再三考察,最终确定了一条从盐城北上、经山东南部西去延安的秘密路线。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穿越临城附近的津浦铁路。这段的护送任务,落在了铁道队的肩上。
  1942年夏天,正在待命的铁道队忽然接到鲁南军区的通知,要他们护送一个工作队通过津浦铁路,同时军区还专门嘱咐:工作队中有一位代号为“0号”的首长,务必要保障他的绝对安全。
  晚上,身着长袍、头戴礼帽的0号首长在铁道队的掩护下,顺利抵达姬庄附近的津浦铁路东侧。由于事先已经做好了伪军工作,所以沿途气氛显得十分平静。
  0号首长平安到达115师教四旅所在地后,拍来了电报,最后落款是“刘少奇”。大家才知道原来是如此重要的0号首长!
  自护送刘少奇过路后,铁道队又相继成功地护送了陈毅、肖华、罗荣桓等党政干部穿越津浦铁路。从1942年到1944年,铁道队先后护送干部近千名往返延安,从未出现一次差错,受到了鲁南军区的通令嘉奖。
  乘勇追穷寇,智逼顽敌就范,23岁的铁道队政委成为1000多日军的受降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南京,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递交了投降书。
  与此同时,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下令敦促华北、华东日军立即放下武器,向所在地的抗日武装投降。然而,经过几次谈判,驻扎在临城一带的日军却始终拒绝向铁道队缴械。而日军惟一能够选择突围的路线就是乘火车沿津浦铁路南下到徐州。当残留日军乘坐的铁甲列车趁着夜色悄悄开出临城车站,行驶到临城南边的沙沟附近时,发现前面的铁路已经被破坏,当他们又试图退回临城时,铁道队事先埋下的炸药拉响了,日军的退路也被切断。日军在孤立无援、忍饥挨饿了3天之后,再也坚持不下去,只能选择向铁道队投降。
  1945年10月,枣庄和临城的1000多日军携带8挺重机枪、130多挺轻机枪和两门山炮等轻重武器,向铁道队投降。而出面代表铁道队接受临城日军司令官投降的,是刚刚继任政委、年仅23岁的郑惕。

http://baike.baidu.com/view/11195.htm


铁道游击队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微山湖上静悄悄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
  这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的主题歌。
《铁道游击队》中刘洪、李正、王强的名字已妇孺皆知,但洪振海、刘金山。杜季伟、王志胜这些名字恐怕就鲜为人知了。作家刘知侠笔下的《铁道游击队》大都是微山湖区抗日时期的真人实事。刘洪的原型人物是铁道游击队两任队长洪振海、刘金山的组合,李正的事迹,取材于铁道游击队第一任政委杜季伟的斗争经历,李正这名字则是取铁道游击队第四任政委文立证烈士名宇的谐音。王强的原型是王志胜。
  1938年初,苏鲁特委书记郭子化组织武装暴动,短短几个月。在枣庄、微山湖地区拉起了千多人的武装。原在枣庄中兴煤矿彭山号并当拥煤工人的洪振海、王志胜参加了这支人民抗日武装。这年:5月1已在滕县的墓山,苏鲁特委在郭子化这支武装的基础上组建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总队长张光中,政委何一萍,参谋长童陆生。
  1938年9月,根据张光中指示,在三连担任排长的洪振海、王志胜返回枣庄矿区,负责了解放情,为我军提供情报,并伺机夺取武器,发展矿区抗日武装。
1939年夏,根据上级指示,洪振海、王志胜合伙在枣庄车站北的陈庄开设了一座炭场,借此秘密发展地下武装。这时上级又派杜季伟来炭厂。1939年古历8月14日,由八路军苏鲁支队加委命名,在枣庄西陈庄正式建立了鲁南铁道游击队,队长洪振海,副队长王志胜,政委杜季伟。炭场出事后,铁道游击队由陈庄转移到枣庄西北的齐村,并以齐村为中心,在临枣支线的南北隅、项城、小屯、放马厂等10余村展开活动,不久发展到30多人。
  在鲁南铁道游击队组织创建的同时, 194o年4 月间,在微山湖畔的临城以南至韩庄,以北至滕县的铁路沿线也建立了铁道游击队。一支是以孙茂生为首的临城以南的铁道游击队,申沛增边县办事处加委命名,在紧靠微山湖的部山一带打击敌人,队员30多人。另一支是以田广瑞为首的临城仅北的铁道游击队,共20余人,是由滕县县大队加委任命的,活动于辛庄、水寨、五福楼、下桥一带。
1940年7月,鲁南军区成立后,三支铁道游击队的干部在微山的夏镇三孔桥水火庙开会,会上宣布了鲁南军区的合编命令。会后,铁道游击队在蒋集合编,仍任命杜季伟为政委,洪振海为大队长,王志胜为副大队长。下设四个中队:原鲁南铁道游击队为第一中队,许广田任中队长;临城以南的铁道游击队为第二中队,孙茂生为中队长;临城以北的铁道游击队为第三中队,田广瑞为中队长;组建的第四中队,为破袭队,华绍宽为中外长。四个中队共百余人,大队三位领导随第一中队活动。
铁道游走队成立后,于1941年7月,配合格雅育领导的运河支队、张新华领导的微湖大队、邵子真领导的峰县大队,一举攻克微山岛,打死打伤伪军阎成田团100余人,俘敌40余人。
  1941年10月,鲁南抱犊岗抗日根据地军民面临着日军不断扫荡的严峻考验。战士们负了伤,因缺药治疗而残废而牺牲,我道游击队遵照鲁南军区张光中司令员、王麓水政委指示,以微山湖为依托,在津浦线沙沟车站与塘湖车站之间,飞爬火车,或得药品50余箱,然后撤至微山湖,基本解决了抱犊岗抗日根据地的困难,在反扫荡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941年11月,鲁南军区部队一两万人还没穿上棉农。铁道游击队同微湖大队、运河支队、股滕沛大队,在沙沟车站张永纪站长的配合下。在仅与微山岛一相隔的塘湖车站附近,巧截日军布车,战果赫赫,计截获棉布1,200匹,皮箱200只,日军服装800余套,缎子被100余床,显微镜4架和一些呢子、毛毯。解决了鲁南军区战士的穿衣问题,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1942年4月,铁道游击队为控制住津浦线,化装成工人,潜入临城,击毙了作恶多端而又诡秘狡猾的日军头目高岗。并巧妙地使日军对伪军阎成四团产生怀疑,很快解散了间团。此类狠狠打击了日军。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1942年12月,大队长洪振海在微山湖畔的黄埠庄战斗中牺兰,刘金山继任大队长,铁道游击队发展到200余人。
  1943年12月,铁道游击队编入鲁南独立支队二大队,对外仍称铁道游击队。
1945年2月22日,由于叛徒出卖,独立支队政委、兼铁道游击队政委文立征在当时的临城县六区(今滕州市西岗镇)检查扩军情况时,遭到国民党伪专员大汉奸申宪五匪军的突然袭击,不幸遇害。
  从1941年至1945年日军投降,几年中,铁道游击队飞年夺药,巧截布率,智毙高岗,打特务,除叛徒,频繁出击,威震敌胆。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12月,铁道大队奉命到滕县接受整编。整编后除留两个连队归鲁南铁路工委领导外,其余100余人编入鲁南军区特务团。大队长刘金山调任鲁南铁路局副局长,副大队长王志胜调任鲁南铁路局办公室主任。至此,鲁南铁道大队完成了它光辉的历史使命,番号撤销。
  鲁南铁道游击队从创建到撤销番号,前后有五年的时间。在这五年的战斗历程中,铁道游击队以津浦铁路为目标,以微山湖为根据地,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给主力部队提供了大量的战备物资,并先后为各主力部队输送了十几个连队的兵力,为部队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http://www.hehua.net/wsh/tieda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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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5 21:39:26 | 显示全部楼层


  
在日军骑兵窜至距老河口50华里的孟楼镇、老河口市民惶惶不安之时,李宗仁悠闲地带着养子李志圣骑在马背上逛街;他在田埂观察敌机轰炸,参谋刚把他拖向掩体,炸弹在距他所站田埂不足百米的地方爆炸,他镇定自若,还在询问老河口机场扩建问题……

  国难当头,坚守鄂土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他统率的战区部队,在极为复杂、严峻的局面中,经襄樊抵达老河口。

  日军占领武汉后,“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茨力主“西进”,中路经随县、枣阳、襄樊、老河口,由陕入川,直逼重庆。五战区部队是时辖有18个军43个步兵师,部署于武汉外围鄂中、鄂西北大洪山、桐柏山、随、枣、襄樊、老河口和南阳。

  1939年5月,日军纠集第3、13、16师团10万之众,妄图在襄东一举“覆灭”五战区部队主力。李宗仁作了相应部署。战役展开于大洪、桐柏、随、枣数百里的广阔地区,战斗十分激烈。襄樊史志记载:

  “174师在随县与敌激战于襄花公路沿线,日军充分施展机械化优势,坦克开路,轻重机枪排射,中国军队既无平射炮,又无穿甲弹,敌人坦克所过之处,状况惨烈。174师牺牲之大,为抗战以来所罕见。”

  174师与敌拼杀急需友军呼应支援,而此时汤恩伯军团被日军击退,只得放弃阵地。汤部从随阳店一带后撤至南阳,致使李宗仁的全面部署敞开大口,日军无所顾忌地长驱直入,形势急转直下。

  在此紧要关头,李宗仁严令汤恩伯自豫西南下投入战斗,同时命令原部署的39军、13军夹击随枣公路之敌,以纵队变横队对敌形成反包围,向日军发起攻击。1939年5月15日,五战区全线反攻,辽阔的鄂西北战场,狂风怒吼,黄沙蔽日,遍地烽火,敌我尸横沟渠。

  在此后的枣宜会战、豫南会战、鄂北会战等战役中,李宗仁坚持背水安营,在老河口坐镇指挥。在日军骑兵窜至距老河口50华里的孟楼镇、老河口市民惶惶不安之时,李宗仁则悠闲地带着养子李志圣骑在马背上逛街;他在田埂观察敌机轰炸,参谋刚把他拖向掩体,炸弹在距他所站田埂不足百米的地方爆炸,他镇定自若,还在询问老河口机场扩建问题。

  1942年五战区军队反攻日军据点随县擂鼓墩,李宗仁由老河口奔赴前线,偕22集团军总司令孙震、127师师长陈离,在可以清晰听到枪炮声的一个师的火线指挥所督战。襄樊史志如是记叙:

  “……战斗在向白热化发展,李宗仁房内电话铃响声不断,战斗非常激烈,官兵们因为李长官和孙总司令亲临前线,战斗情绪非常高昂,……李宗仁拿起话筒,通讯兵同时接通总部、军、师部电话,李宗仁下达命令……全力阻击随县城内增援之敌,争取时间,一举而歼灭之……战斗胜利结束,李宗仁舒展了严肃的面孔。”

  在鄂西北老河口6个年头中,李宗仁统率五战区部队在正面战场对日作战中保卫了大片国土,使民众免遭日寇蹂躏。

  不计私怨,同仇敌忾

  据日本陆军省军务科石井秩大佐的记叙,日军大本营一直认为“支那国共合作是抗日的最大力量”,必须瓦解这个联合。“陆军中央部看到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痛感有必要进行‘桐工作’和‘和知工作’,其它谋略可以缓行”。

  这两项“工作”,是日本离间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对蒋介石、李宗仁诱降,分化瓦解的“谋略”计划。其中“和知工作”是日军第十一军特务机关针对第五战区的。其核心内容是“对五战区的敌军,置重点于策动广西、四川军的反叛,借此使战区走向崩溃;其次,如能对该战区的中央军及旁系军加以影响,也要不失时机进行工作……引导其丧失战斗意志和走向投降、逃亡……”

  在日军的谋略下,继汪精卫投降日寇之后,仅在1943年以前,就有20多个国民党中央委员、58个国民党将领投敌。

  面对日寇的分化、诱降谋略,李宗仁态度鲜明。1939年1月,李宗仁、白崇禧电请国民党中央明令通缉汪精卫。3月,上海《申报》发表了李宗仁亲笔题字:“……日军阀不思悔改其侵略之计,必自掘坟墓,凡我国民,只宜团结一致,有中途徘徊妄想妥协求和者,即是甘心屈辱投敌,中国人皆得而诛之……”

  对受中央军排挤并随时有可能被推上“剿共”和对日作战前线而被消灭掉的杂牌军队将领,李宗仁总是晓以民族大义,并给予必要的帮助。对于深受委屈的张自忠,李宗仁更是充满了理解、同情和尊重。张自忠见李宗仁时,李“对张握手让座,温言抚慰,亲如家人”。张早闻李为抗日的“热血将军”,当年曾与蒋平起平坐,如今为了抗日而甘作蒋下属一个战区司令,内心甚为敬佩。张说:“像这样的好长官,今后我必矢志矢勇,报国报效知己,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后来张自忠壮烈牺牲,李宗仁“哀痛特甚,为之食不甘味者累日”,挥笔题写了“民族之光”四个大字刊载于《阵中日报》上。

  李宗仁对川军将领邓锡侯、孙震说:“过去的事不必提了,诸位和我都在中国内战中打了20多年,回想起来,也大无意义,败不足耻,胜亦不足武。现在总算时机到了,我们各省军人,停止内战,大家共同杀敌报国。我们都是内战炮火中余生,幸而未死,今后如能死在救国战争里,也是死得其所,希望……从今以后,大家一致和敌人拼命。”

  以民为本,赢得尊重

  为巩固后方,增强国民抗战意志,李宗仁积极支持在司令部驻地老河口周边地区办工厂、建学校,并严令少将警备司令苏新民严肃军纪,认真治理,禁烟禁赌,“军民人等一律执行”。苏新民坚决执行李的命令,与违令赌博的司令部将领黄建平、地头蛇兰震甲等,都曾直接对面交锋。李宗仁本人也婉言规劝部队中有吸鸦片恶习的将领戒掉烟毒。

  为筹建“平民医院”,李宗仁带头捐款,又把自己的随身保健医生孙荫坤调到这个医院任职。在战争年月,“平民医院”治愈了无数伤、病军民。仙人渡一位雷姓农民的大腿被日机炸成重伤,曾在这个医院免费住院一个多月,直至伤愈出院。

  在老河口,人们至今仍记得另一桩事:美国14航空队P47机队人员,在机场旁调戏光化中学一女学生,该女生吓得掉进一条深沟里,伤势严重。李宗仁闻讯后十分气愤,他召来美国P47机队负责人加以申斥,表示一定要严肃处理。后由中美双方联合组织军事法庭,调查审讯,最后裁定:将肇事人员开除军籍,10日内由美方押送回国。P47队负责人向光化中学道歉,送受伤学生进医院治疗。中美“备忘录”四份,副本由中国政府寄送美国军部,一份寄美军在华总部查照。

  当时,五战区境内有两股地方武装势力,一为豫西十三县民团总指挥别廷芳,是个抱着“人不离土,枪不离手”的土霸王;另一个是老河口袁冲山区的陈别山,拥有枪弹武器,是“内三保”、“外三保”势力很强的帮伙。李宗仁委派原五路军参谋长张任民、参议刘汉川为代表,专程会见别廷芳,告诫他在国难当头应抗战保国安民;对陈别山也派人去晓以大义。在以后的豫南会战中,别廷芳动员民兵7000余人与国民党军队共同对日作战;陈别山也为抗日作过一些贡献。

  抗战后期,蒋介石为了便于“剿共”,特别是便于进攻华中新四军,同时也使李宗仁不能“拥兵自重”,改任积极反共的刘峙为五战区司令长官,而任李宗仁为“位尊而无实权”的汉中行营主任。

  1945年2月李宗仁离开老河口时,民众夹道簇拥相送,鞭炮声由司令部门前鸣响数里直至汉江河边。李宗仁下车步行走过浮桥,频频回首,与送行者依依惜别,离开了他曾驰骋数载、英勇抵抗日军侵略而铭记于心的鄂西北大地。

  老河口人为纪念李宗仁的抗日业绩,特地在第五战区司令部门前立下一块上书“李上将军德邻公驻节之地”的雕刻石碑。
http://www.usqiaobao.com:81/qiao ... 4/content_243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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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5 21:42:28 | 显示全部楼层
武工队深入敌后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30 日



武工队是八路军与敌占区群众武装组成的精干灵活的武装小分队,他深入敌占区开展对敌斗争。图为武工队深入敌后。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kzsl/852484.htm

工队埋伏在青纱帐里伺机杀敌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30 日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kzsl/852483.htm



武工队破坏敌人的通讯联系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30 日




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割断敌人的电话线,破坏敌人的通讯联系。



武工队在河北定县准备伏击敌人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30 日



1943年6月武工队在河北定县准备伏击敌人。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kzsl/852461.htm


武工队

 英文:[armed working team]
  释义:武装工作队。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深入日军占领区,宣传和组织群众,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的武装分队。简称武工队。它组织精干,装备简便,行动灵活。一般由30~50名优秀的军队干部、战士和地方干部组成。通常隶属于军分区,并受中国共产党同级地方委员会领导。主要任务是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和恢复党的组织,成立秘密的人民政权,打击和瓦解日、伪军,摧毁日、伪组织和政权,配合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使敌占区逐步变为根据地。武工队对粉碎日、伪军的“治安强化运动”,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很大贡献。解放战争时期,武装工作队在新解放区发动群众,清匪反霸,建立人民政权,实行民主改革的斗争中,也发挥过重要作用。
[编辑本段]武工队简介
  先说一说什么是武工队。武工队就是武装工作队的简称。最早是中共抗日武装为恢复与开辟敌后游击根据地而组建的一种特殊组织,它诞生于华北敌后抗战中最艰苦的岁月,而尤以河北平原腹地的冀中区最为活跃。
  武工队不是编制单位,而是任务单位。这又分几种情况,一种是抽调各不同单位的人员编组而成,就象某师为迎接军运动会而由各团抽调人员组成的足球队一样;一种是指定某个建制单位临时充当,就好比前卫连、预备队一样。
  武工队并非只是抗战时才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敌后也有武工队;解放初剿匪巩固新区时也有武工队。各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武工队,其组织系统、活动环境等是不同的。
[编辑本段]武工队的宣传
  武工队的宣传分作两部分,一是对敌伪宣传,一是对群众宣传,对敌宣传则是主要的。至于其方式方法,除了比较常见的炮楼喊话、写标语、集市演讲、发传单,写信、打电话等以外,还有一些比较独特的作法,比如截住过往邮车,在来往的信封上写标语口号;比如对伪军记“善恶簿”、发“回心抗战证”;比如深更半夜潜入伪军属的家中给全家人谈话讲抗日的大道理;比如给天津市长打恐吓电话,给河北省长的家里寄传单,等等等等。这些作法,对于只是短期潜入的西方特种部队来说,可能不起多大作用,因而他们往往并不使用。而对于土生土长并准备长期扎根建立根据地的武工队来说,却是十分常见的心战方式。除了宣传攻势,摆在第二位的工作,便是锄奸了。西方特种部队也是有刺杀任务的,这一点武工队与他们相比总的来说并没有不同。但其具体手段,仍有不同。说的难听一点,武工队的锄奸手段,却与中国传统的黑社会组织或今天西方的某些恐怖组织有着某种相似。比如有些特别牛的武工队,往往能够在月暗风高的深夜突然出现在熟睡中的伪官居室;往往能够将保镖环卫戒备森严的公子小姐老太爷姨太太们请到青纱帐或地道里去上政治课;往往能够在敌人聚会的餐桌或会议桌上适时地寄去某汉奸的人头;往往对仍在逍遥作恶的汉奸判处死刑,并张贴布告写明五日或十日之内执行,而五日或十日之内必置其于死。所有这些,充满中国传统特色,你可以在帮会或恐怖组织的活动规律中发现共同点,但你却无法在西方特种部队的枪战大片中看到。.
  一是活动的地区不同。游击队一般活动在游击区,武工队则基本活动于敌占区。游击区有一定群众条件,有秘密的抗日政权可以在夜间活动,有可以回旋游击的余地。而在敌人的“确保治安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几乎男女老少都被敌人组织起来了,象什么“防共自卫团”、“防共青年团”、“防共妇女会”、“防共儿童团” 等等。武工队刚刚进入敌占区时,追杀他们的,并不象以往表现的那样只是少数的汉奸,而是几乎所有加入各种防共组织的一般群众。只要他们在哪个村一露头,哪个村的男女老少就一起上阵,又敲锣又叫喊又追捕。在这样的环境中,别说开展游击战,连立足都十分的困难。而这样的情况,在游击区是基本不存在的。 .
[编辑本段]武工队与特种部队的不同
  下面介绍小说原型、抗战最艰苦的河北平原上的武工队。
  首先,武工队不是西方意义的特种部队。第一个不同,是人员的组成不同。武工队的对上关系隶属于军分区政治部,武工队的斗争方式规定为政治进攻。因为这个特点,组成武工队的成员特别是各级领导便主要以政工干部为主,这是全军一致的。如冀中九分区武工队长兼政委杨寿增是冀中主力十八团的政治处主任,七分区武工队长张英是第二游击总队政治部敌工科长,指导员崔希哲是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长,冀南一分区武工队长兼政委刘大坤是该分区的政委,六分区德故武工队长王澄是该分区政治部的锄奸科长,副队长曹荫怀是该分区政治部的宣教科长。小一些的武工队长,比较著名的冯志、王栋、李彩五、李继初等,则全都是主力部队中连的指导员调任。从本人搜集到的武工队资料中看,武工队的领导由连长、营长、参谋长、区队长等担任的极其罕见。这是只有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战争背景下的抗日武装才会出现的情况,是和电视剧编导们的臆想与希望截然不同的,是和西方特种部队的组成人选截然不同的。
  第二个不同,是渗透的方式与对渗透结果利用的不同。武工队开展渗透工作的主要手段,就是国人最擅长的拉关系,绝对的中国特色。这也是由当时当地的社会情况决定的。敌占区内,建有各级伪政权组织,在以华制华的原则下,就产生了大量的伪军伪政权人员。但这些伪官伪军们,虽然多数也不是什么好人,但也并不真心给鬼子干事,有奶便是娘,混饭吃而已。他们往往都是土生土长,老婆孩子父母亲也都在当地,在应付鬼子的同时,也并不愿意得罪整天把脑袋与手榴弹掖在一块的武工队。所以,只要武工队的政策运用得当,他们也愿意与八路拉上关系踩上两条船留条后路。而这,也正是武工队想得到的效果。双方都有这样的需求,伪官们七姑八姨三舅四叔什么的又都在当地,拉上这种关系就不是什么难事了。于是,这种靠拉关系进行的渗透活动,就成为那个特定时期的一种特定斗争形式。冀南军区 1942年10月有一个统计,在该分区范围内,
  武工队与伪军共建立关系1400余个,从这组数字中,足见其重视程度之高和数量之大。
  拉关系干什么,一为情报工作。敌伪中有什么行动,武工队都能事先知道的清清楚楚,甚至某个会议上某个伪组织人员说的某一句话都能在散会后不久就可以传到武工队的耳朵里,从而为军事、政治、经济斗争提供支撑,也给伪军伪组织人员造成相当的心理恐怖。二为寻找保护伞。在冀中、冀南,都出现过武工队为逃避敌人的追捕而藏身于伪军据点中的情况。当地下人员和群众积极分子被捕后,也可以通过关系将其救出。三为解决经济困难。当年根据地急需的药品、兵工材料等紧俏物资,需要到敌占区购买,因为武工队与敌占区三教九流都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就为这种采购提供了相当的便利。四为交通方便。当武工队保护党的干部通过伪军据点到其他地区时,往往事先疏通驻地伪军,爱酒的送几瓶酒,爱钱的送几块大洋,爱货的送双鞋送件衣裳,这些伪军官受了贿赂,加上也不想与八爷结仇,通过他辖区时他往天上放一阵枪就过去了。
  说到这里,又让人不禁想起黑社会的渗透,其实武工队对伪军伪组织的渗透,与今天某些黑社会对政府和公安部门的渗透是完全一样的道理。而这,对于作战地区主要是异国他乡的西方特种部队来说,由于与当地人没有这种老一辈少一辈的盘根错节的关系,象武工队这样的拉关系渗透方式,是他们无法做到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
  第三个不同,是对敌斗争方式不同。西方特种部队的任务往往是针对某一项单独的任务而派出,如营救人质、刺杀敌方要员、袭击敌方司令机关、破坏敌方重要设施等,完成任务后一般在最短时间内撤出。武工队的斗争方式是政治进攻,其首要任务,是对敌的宣传战。说到这宣传二字,是许多网民与观众所不喜欢的。有些编导为了迎合观众的这种心态或是他们本身也根本理解不到这样的高度,因而往往忽略或有意回避,这就把武工队最最根本的也是最具特色的东西无形地抹了。
  第四个不同,是所依赖的要件不同。西方特种部队往往独立作战,并不指望当地群众的支援与配合。他们更看重尖端的特工装备,其运载工具、通信手段、野外生存器材等,俱都是当前军界最尖端的产品。而武工队是在人民战争这个大背景下作战,故而特别强调依靠群众和当地党组织。他们除了装备有比一般部队更加犀利的近战兵器外,其他则一无所有,情报工作、吃的穿的住的、乃至战斗中的配合等等全依赖地方党组织和发动群众。这一点是武工队与西方意义的特种部队最大的区别,是古今中外找不到第二家的,尽管它老土老土的土味十足。 .其次,武工队不是游击队。武工队做宣传瓦解敌军的工作,游击队也做此项工作;武工队做锄奸工作,游击队也做锄奸工作;武工队经常化装侦察,游击队也经常化装袭击,故而二者经常被混为一谈。到了一九四三年后,由于许多游击队性质的敌后小部队也称武工队,而此时由于局面已经打开,武工队也开始扩大发展,也进行小规模的游击活动,二者还就真的不好区分了。但在四三年秋以前,二者的区别是十分的明显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3912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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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5 21:48:02 | 显示全部楼层
专访连战:我在抗战的硝烟和炮火中长大

连战:抗日战争是全民的奋斗史



国民党前主席连战。



连战幼时照片。


纪念馆陈列展品

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9月3日播出了白岩松专访连战节目,以下是节目内容:

  解 说:这是台湾地区的国民党总部大楼,在这栋楼里的7层正在举行抗战胜利60周年和台湾光复的纪念展。这个名为“苦难的岁月,光荣的胜利”的纪念展从今年3月份就已经开


  



始展出了。今年7月我们的摄制组也曾在这里向大家介绍过这个纪念展。

  连 战:你比如说到了这个橱窗里,你会特别地有感触。旁边就放了一个生锈的大刀片,还有一个小的匕首,而这块非常有味道的是一个歌词,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刀进行曲》这样的一个歌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连 战:据筹办这次展览的国民党内部的负责人,他跟我们介绍的时候也在说,其实在面对抗日的时候,国民党、共产党会联手进行抗日,因此在这个展览上也有所体现。你看在这个橱窗的面前,就有当时在重庆共产党办的报纸《新华日报》。那在今天的这个展览当中它也展出,感觉这也拥有内部的一些变化。

  解 说:据工作人员介绍,开展5个月以来,每逢节假日都会有来自台湾地区和大陆的游客前来参观。并且这里已经成为在台湾地区游客最喜欢参观的地方之一了。

  白岩松:今年正好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这样一个纪念年。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去台湾的时候也看到,在国民党的总部,搞了整个抗战的纪念展览;包括您也办了很多的活动,包括座谈会啊等等。您为什么要举办这样多的活动来纪念这样的一个年份?

  连 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七·七抗战”可以说是一种自发的、全民的一种奋起,对日的一种抵抗,这是头一次。我相信在我们的历史上面,是全民的一个奋斗史。所以我认为,这对于台湾今天尤其具有历史的意义。今天,中国国民党虽然是一个在野党,我们的人力、物力,各方面的条件实在是有很大的一个局限;而今天,台湾的“执政当局”,又可以说是非常明显地有意来回避台湾地区跟中国这种历史的关联,历史的这种联结。所以在这样子一个的时刻,中国国民党有这样子历史的一个责任,要来凸显这个历史的事实。虽然规模不够大,但是我觉得,我的心意是尽了,而这个心意是应该必须要做的事情。

  1936年8月,连战出生于陕西西安。这张照片是他出生后不久与父亲的合影。当时即将病逝的祖妇联衡看到国难当头,预料“中、日必将一战。”于是,给孙子起名为战,寄望这个三代单传的独孙将来能够保家卫国。在连战出生的第二年,就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对于在硝烟和炮火中长大的连战来说,在西安8年的童年生活始终充满着痛苦的记忆。

  连 战:抗战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就是在抗战中长大的,我的婆婆还是被那个炸弹炸死的。那个时候还小,看到那个飞机来炸,我们就赶快跑。“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这首歌曲呢,学校还是持续地在教。

  进入8月,中国国民党还举行了抗战胜利60周年的座谈会,摄影展,书画展等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同时,台湾民众也用着不同的方式来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和台湾光复这一特殊的日子。正巧在这个月,中国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也度过了他的69岁生日。

  白岩松:连主席,首先虽然过去了好几天了,但是要祝您生日快乐,健康长寿,心情愉快!

  连 战:谢谢你白先生。

  白岩松:因为中国人讲究是“过九不过十”,

  我特意看了新闻,就是今年其实是您69岁的生日但是是过七十大寿。这个生日过得很隆重吗连主席?

  连 战:还好了,就是家人、朋友大家聚在一起吃吃饭,寒喧寒喧。

  白岩松:这毕竟是您离开这个党主席的位置后第一次过生日,心情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吗连主席?

  连 战:我觉得还好。因为我还有很多的事情都在继续地努力之中,生活的这个步伐并没有慢下来。

  白岩松:连主席,其实一提到您8月27号这个生日,中国经常会说,儿子过生日的时候,是应该想起母亲的这个日子。那么当看到您的履历的时候就能知道,您是台湾的台南人,但是为什么六十九年前,1936年的8月27号您出生在西安呢?

  连 战:这个故事讲来话长了。我们连家到我已经是第九代的台南人,但是因为甲午战争之后,台湾割让给日本,所以我的祖父——他是一个富有强烈民族主义的一个人——所以不甘愿在台湾当日本人的奴隶,所以先把我的父亲送回大陆,然后他自己也没有多久之后,也回到大陆去。当时他送我父亲回到大陆的时候,是跟当时的一个国民党的元老——叫张溥泉先生(通信),他在这封信里边跟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子胥在吴,寄子齐国。鲁连蹈海,义不帝秦。况以轩黄之华胄,而为他族之贱奴,椎心泣血,其何能?”就是说堂堂正正的炎黄的子孙而为日本人的奴隶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好像在流血一样,在锥心一样,怎么样子能够忍耐。所以把我祖父惟一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送到张溥泉先生的旁边

  追随他。那么后来因为要打仗,所以就从北京到了西安,我就是这样子的原因所以在西安出生。

  1936年8月,连战出生于陕西西安。这张照片是他出生后不久与父亲的合影。当时即将病逝的祖妇联衡看到国难当头,预料“中、日必将一战。”于是,给孙子起名为战,寄望这个三代单传的独孙将来能够保家卫国。在连战出生的第二年,就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对于在硝烟和炮火中长大的连战来说,在西安8年的童年生活始终充满着痛苦的记忆。

  白岩松:您大陆行的时候,去西安的时候,是带着感情地回到了自己的学校,然后去拜见自己祖母的墓地,然后包括去看您生活过好几年的城市。是否经常回忆起来当初在战争状况下给您留下的很多记忆?

  连 战:在这座城市当中,这次我到西安去,跟我记忆中间的这个西安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小的时候那个西安,是一个战乱的西安,我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在学校里念小学就是躲警报,就是钻在防空洞里边。那么整个的这个环境,跟现在那可以说是完全是两个世界。

  白岩松:您在童年的时候躲警报,当面临一个巨大战争的时候,是在大人的保护之下,其实您感觉没看到很多残酷的这种景象呢,还是当时也感受到了战争的这种残酷?

  连 战:我想当然那个时候还小,躲警报也都是跟着父母,跟着学校的老师等等,防空洞离得也很近,都在城墙的下边。就是因为日本人轰炸轰得太凶了,那个时候它已经占了洛阳,轰炸重庆。去的时候也经过西安,回来的时候也经过西安,用不完的炸弹都掉到西安,所以陕西可以说满目疮痍。大马路上面都是一个坑一个坑的,炸弹坑。那个炸弹片啊,没办法形容,大的炸弹片,小的炸弹片,那一碰到就完了。

  白岩松:在您的记忆当中目睹过死亡跟鲜血吗?

  连 战:直接去看到的并不多。但是我另外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个时候我是小学生,成千上万的我们的中国的军人——那个时候因为物质的条件很差——背着枪一步一步地走向前线。我身为一个小学生,跟我的同学都在路的两旁边经常地要欢送他们。

  1944年,8岁的连战随父母从西安迁往重庆,重庆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所在地,日军的空袭比西安来得更加频繁。为了躲避轰炸,连战和母亲住在一所中学的宿舍里,不久连战被父母送往南山小学住校读书。每周母亲都会准备一小罐猪油,让连战带到学校,就着盐巴下饭。

  白岩松:如果没有记错的话,1945年胜利的那一天,您已经搬家到了重庆。对胜利那一天的记忆现在清晰吗?

  连 战:很清晰。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在8月14号,透过广播就是听说日本人已经决定要投降了。反正那段时间先有这样的消息,然后那个日本的天皇也透过广播正式地宣布日本无条件地投降,所以大家都非常地高兴。我那个时候在南山小学,大概是四年级。

  同期: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讲话译文:战局的发展未必对日本有利;世界的一般情势更都和日本的利益相违。因此,我已命令我政府向中、美、英、苏四国政府致送照会说,我帝国接受他们联合宣言的条款……

  白岩松:当时是正常地上课呢,还是跟家人或者跟学校去上街,参与到了这个狂欢的人群当中?

  连 战:上课还是要上的。那个时候,整个的重庆为了这个胜利张灯结彩,那么还有一个9月3号的一个大游行,满街全部都是人,盟军也很多,各省各地的老百姓、军人等等,重庆从来没有那么热闹过。

  抗日战争胜利后,连战的父亲奉命接收台湾的治理工作,于是父亲连震东带着已经去世10年的祖父骨灰,由上海搭船返回台湾,一年后,10岁的连战也随母亲离开大陆。回到了台湾。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政府失败告终。

  白岩松:为什么后来当抗日战争结束很快之后,你们这个家庭就选择离开大陆回到台湾?后来大人有没有跟您讲起这个决定是为什么?

  连 战:因为台湾是我们的故乡嘛。抗战胜利之后,日本人已经无条件地投降了,那么当然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家,回到我们自己的家园,重整我们的家园。这也是我的祖父、也是我的家人可以说是一贯的一个希望。当时不单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人,台籍的人士,也都是那个时候就前前后后地都回来了。

  连战的祖父连横,是一位民族思想非常强烈的爱国史学家。1895年日本殖民者侵占台湾后,强迫所有的台湾人都改成日本国籍。1914年1月连横曾经主动向当时的国民政府申请恢复中国国籍。在连战的眼中,祖父连横不仅是一位爱国史学家,同时也是自己的思想寄托。前不久,中国国民党访问大陆的时候,连战送给各界的礼物都是祖父连横编著的《台湾通史》。

  白岩松:您的祖父当初其实在台湾的时候就开始编著《台湾通史》,当时您祖父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连 战:最主要的就是希望民族的这种文化能够永续而发展。因为当时日本占领台湾之后,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那么日本在台湾推动的殖民的工作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所谓“皇民化”。简单地来讲,就是要把台湾的人变成天皇的子民。这里面包括推动所谓“国语的运动”,就是讲日本话;“改名的运动”,好好的中国人,名字变成日本化,日本的名字。透过文化——尤其是教育——让下一代的人逐渐地忘记中国的传统文化,凡此种种。所以要灭人家国家的人,第一首先要灭人家的历史,我们的祖父大概也是根据这样子的一个出发点。所以以他个人的力量,在那个非常困难的环境里面,收集各种样子的文献,走遍了所有应该走的地方,那么完成了他的巨著《台湾通史》。

  1895年4月17日,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政府失败告终,李鸿章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其中的第二项就是,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以及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消息传出全国哗然,台湾人民更是悲愤交加,在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天,台北人民“鸣锣罢市”抗议清政府卖国行径。台湾岛上的抗日力量广发抗日文告和檄文,鼓励民众抗战到底。当时,连战的祖父连横只有18岁,面对国破家难,连横感到唯有修史,才能证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于是连横用了13年的时间来搜集资料,然后又经过10年的呕心沥血,终于在1918年完成了《台湾通史》的编撰工作。

  白岩松:陆续最近也慢慢地大家知道,在您大陆行的时候,胡锦涛总书记在很亲近地请您吃晚饭的时候,在临别的时候送了您一个很特别的礼物,也跟您祖父有关。您是否可以把这个礼物背后的故事给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

  连 战:我非常地感谢胡锦涛总书记。他非常地周到,能够给我这样子一个富有历史性的一个礼品。这个礼品就是在一个木头的箱子里面,他叫我打开,我打开以后,我看到的就是我祖父在民国大概是二年、三年的时候,申请恢复中国国籍的所有的文件。这个不容易的地方是,多少年了,差不多要一百年了,这些文件还那么样子地保存得那么好,胡先生还这么样子地用心,大陆的朋友还这么样子地用心,能够把它找出来。我是没有话来形容我内心的这种感谢跟感动。

  1914年2月,连战的祖父连横,在台湾被日本殖民者侵占了19年后,终于恢复了中国国籍。不仅如此,连战的父亲连震东也在抗战前夕,恢复了中国国籍。

  连 战:那个时候中日已经要抗战了,已经要八年抗战了,马上可能就要打了,所以他也毅然决然地向国民政府申请来恢复中国的国籍,还在陕西的日报上登了这个广告。那个时候我们记得张溥泉先生,还有一个国民政府文官的文官长焦易堂先生两个人给他作证,给他证明,恢复了他的国籍。所以我家里面,过去在日本统治的时代,我们没有日本人。我们都是中国人。

  日本侵占台湾之后,台湾人民以“誓不臣倭”的信心,用自己的力量武装反抗日本占领台湾。从1895年到1945年的50年中,台湾同胞一直没有停止过斗争。

  连 战:台湾被割让以后,台湾的人民就开始了抗日的运动。所以不只是八年而已,是五十年都有。当然在,这五十年中间,那种血腥的统治、那种民族的歧视、那种经济的剥削、那种政治的不公平等等,那是多得不得了,所以从台湾割让以来,大型规模的抗日的活动起码也有二十几次,至于那些小的冲突,那我就没有办法来加以估计了。所以我想,这个民族的大义是永远存在的。有一位叶荣钟先生,追随林献堂先生的一位叶先生,他的回忆录里面写得就非常地清楚:在日据时代,因为日本殖民的高压,所以在台湾,这种民族的意识不但没有降低,而是逐渐地高涨。

  白岩松:提到台湾光复呢,大家自然想到是因为抗战胜利了。但是您说过一句话:台湾的光复跟“七·七事变”是紧密连在一起的。我们该怎么样理解您说的这句话?

  连 战:在1943年,我们参加了开罗会议。在开罗会议上面,盟国正式地决定,战争结束之后,日本要把以前从中国所夺取的——或者说是窃取的——这些土地,包括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等,都要还给——那个时候是明讲的——还给中华民国。这是一个历史。当然今天有一些无奈,有一些遗憾,因为有一些人,他把这个光复当为终战,用日本人的话讲的这是“终战”,只不过是战争终止而已。这个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也是一个很无奈的事情。因为他这个意识的形态蒙蔽了他对于历史的了解。但是,我必须在这里把我们整体的、正确的历史的发展——尤其是在民族历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辉煌的一个成就——我必须在这里再做一个强调。

  白岩松:这也是您作为国民党名誉主席,要隆重地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连 战:当然,这个“七·七抗战”还有其它的问题,还有其它的意义。我说这是第一次中国人民——大家的团结和奋起,在中国的战场上面牵制了日本的皇军至少有两百万人,大家可以想像得到,假如不是中国战区进行这种抗战,这两百万的日本兵到处地侵略、到处地烧杀抢掠,将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世界。这是战略上的我们的贡献。

  第三我要讲的,因为我们参战,我们整个国家的地位大幅度地提升。那个时候可以说,百年以来不平等的条约一一地废除。所以,“七·七抗战”当然绝对不只是把台湾光复了而已。在整个的世界上来看,宏观地来加以观察,还有很多其它重要的意义。

  白岩松:连主席,这些年,世界的各个国家慢慢也开始注意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中国战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做出的贡献,它不是一个局部国家内的抗战,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关注,您怎么去认定的?

  连 战:八年的抗战,我觉得我们牺牲得很大。粗估来讲,三百万的军人跟将士牺牲了生命,三千万以上的人老百姓牺牲了生命。真正所谓“白骨成山,流血成河”,这是我们所经过的一个历史。但是我必须要讲,那是全民的奋斗,中国国民党参与了正面的、正规军的作战,中国共产党同样地也参与了比如说平型关、百团大战,这些都是历史的过程。我们今天后人回顾过去,要以一个正面的态度来回忆这些历史。所以我最近也感到蛮高兴的,因为我看到在四川大邑县,也有老百姓来成立“建川博物馆群”,那么也设立了国民党抗日军馆。三千多万的军民牺牲了生命,不是为哪一个党,是为中华民族牺牲了他的生命。是为了这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尊严和子孙千年万年的未来所做的牺牲,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事情看得宏观,要看得远大,其实在那个时候,因为面临的是民族的危亡,因此国共两党也联起手来。

  白岩松:刚才您又特别强调是全民的抗战,那么回过头来看,当初大家都觉得中国已经这么贫穷,这么落后,怎么可能打赢?当时日本是世界第七大工业国家,但是最后坚持了八年,我们赢了,你觉得通过这八年,看到了这个民族的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是它胜利的重要的因素?

  连 战:在这整个的过程里面我可以看到,这个民族是有它的韧性的,是艰忍卓绝、是坚韧不拔、是刻苦耐劳,我们的志气实在是可嘉的。在这个过程里面,那种牺牲、那种颠波流离,没有办法再形容了。今天,要把这段历史要永远地把它记忆下来,不但是承先,还要启后,要让后人知道,在这个年代里面,这一群人,曾经做过这些事情,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历史的进程。

  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已坚持42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的台湾同胞,从两条战线上参加了抗日战争,一条战线是在台湾地区坚持与日军进行斗争,另一条战线是奔赴大陆直接参加抗战。抗战时期在大陆还活跃着这样一支部队,他叫台湾义勇队。台湾义勇队成立后,在医疗,生产,宣传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主动进攻打击日军。据统计,在8年的抗战期间,直接地参与祖国大陆抗战的台湾同胞有5万多人。1945年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在投降书上向中,英,美,苏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同年10月25日,日本殖民者从台湾地区撤离,至此,在中日甲午战争的60年后,台湾光复。

  白岩松:连主席,我曾经看到过在台湾做的一个关于抗战的片子,片名叫《一寸山河一寸血》,看完这七个字我就已经有一种热泪盈眶、热血沸腾的感觉。您觉得经历过这样一段岁月的民族,面对未来,应该收获什么?

  连 战:我们回忆过去、展望未来,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永远不要再被人家所欺负。所以富强、康乐是我们应该追取的一个目标。但是,如何能够来追取一个富强跟康乐的未来?我在北京大学也一再地强调,我们要为这个民族来立生命,为万世来求太平,一定要大家在和平相处、合作、双赢的这种局面之下。那么共同地来促进和平,共同地来谋求发展,共同地来享受今后的繁荣。我相信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宏观的一个期盼。

  白岩松:连主席,最后两个问题,一个是台湾在六十年前因为抗战胜利的光复,对于这个历史来说,对于这个民族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连 战:对于民族来讲,我觉得,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是非常强烈的。吴浊流先生写了一本书叫做《无花果》,他形容:在光复的时候,台湾六百万人民,那种欢心雀跃的那种心情,认为国家今天以后,大家能够真正地来建立一个比日本统治时候还好的一个台湾。未来是一片彩色的。所以我想,这些都是人的本性。那么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大的环境里面,能够大家彼此用这种千载难逢的这种机会,来各自地、全力地冲刺,那么这个整个中华民族啊,那种要脱胎换骨,那种可以说是享受一个安和乐立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期盼,已经不是所谓一个梦想而已,是真正可以达到的一个时候,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所以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这一代人用我们的智慧好好地来团结,来合作,来掌握这个机会。这是我的一点期盼。

  白岩松:连主席,最后,记得您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座谈会上,你讲过这样的三句话:面对历史可以宽恕,但不能忘记,更不能篡改。那我们今天是否可以拿您对这三句话的解释,来当作今天我们节目的结束。

  连 战:非常地好。我非常地感谢。假如是能够用这样的话,大家来勉励,我们对于我们过去的敌人可以宽恕,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忘记。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对于过去的历史,我们要给它一个正面的一个认识,我相信唯有正确地面对过去的历史,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面对未来的一个态度。
http://news.sina.com.cn/c/2005-09-04/17417676414.shtml

连战-取名来历

连战祖籍福建漳州府龙溪县(今漳州市龙海区),其先祖在清朝康熙年间迁台,定居台湾府城(今台南市宁南坊马兵营),至连战已延续第九代。

连战的祖父连横,字武公,号雅堂,是台湾著名爱国诗人和史学家,被誉为“台湾文化第一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根台湾,心怀大陆”的连横努力发扬中华文化,著有《台湾语典》和《大陆诗草》等,并整理了《台湾通史》一书,声名远播。连战的父亲连震东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1945年台湾光复后,连震东担任首任台北县长,随后,他的仕途一发不可收拾,从台湾省“建设厅长”、“民政厅长”、“省政府秘书长”、“内政部长”到“政务委员”、“国策顾问”、“总统府资政”等,成为台湾政坛的“不倒翁”,也是台籍国民党高官的“样板”。连战的母亲赵兰坤是沈阳人,燕京大学毕业。

连战在《祖父与我》一书中说,在他出生前两个月,祖父连横患肝癌弥留上海时留下遗言:“中日必将一战,若生男则名‘连战’,寓有自强不息、克敌制胜之意义,又有复兴故国、重整家园之光明希望!”连战出生后即得名为“战”。但其母感到让独生子“抗战一辈子”未免太辛苦,所以为他起号叫“永平”,即“永远和平”。1946年,10岁的连战随母到了台湾。

2001年1月14日,连战在“新世纪两岸关系研讨会”上说,“我们的祖先来自中国大陆,我们从来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祖父连横

父亲连震东

连战-亲人长辈  

祖父连横

连战祖籍福建漳州府龙溪县,清康熙年间迁台,定居于台湾府城(现台南市宁马坊),至连战已延续九代。

祖父连横(字雅堂)曾在时负盛名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俄文,日本人在台南创办《台潮日报》时,受聘任汉文部主笔,一九零五 年在厦门创办《福建日日新报》并加入“同盟会”,是著名的《台湾通史》一书的作者,并著有《台湾语典》、《大陆诗草》等,为晚清和民国初年的一代大儒,在台湾具有崇高的地位。

父亲连震东毕业于日本东京庆应大学,从政四十余年,是台籍国民党高官的“样板”。早年追随国民党元老张继开始了政治生涯,至二 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官居蒋介石政府“行政院”内政部长、政务委员,国民党中常委、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总统府”“国策 顾问”等显赫职位。母亲赵兰坤,燕京大学毕业,当过中学教员和训导主任。连震东一九二九年在日本庆应大学毕业后返台。其祖父连横不甘于他的独生子连震东受日本奴役,于

一九三一年命连震东赴首都投奔张继(字浦泉,是国民党创党元老,北伐时的监军二老之一,另一位是吴稚辉)。当时张继任国民政府委员(主席为林森),可见张继在国民政府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连横将独子连震东托付给张继,让连震东在宦途得到照顾,是他一辈子中所做的一件重要大事。


父亲连震东连震东于一九三一年“回国效命”。一九三二年淞沪战起,张继前往西安,力主设京西筹备委员会,建设西北,作为抗日基地。连亦随 同前往并被安排在陕西省西安市任“西京筹备委员会”专门委员。(当时国民党有筹设“五京”之意,除首都南京之外,拟设西京、北 京、中京等“筹备委员会”)连震东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与出身沈阳名门之女赵兰坤结婚,在西安居住了九年,一九三六年在西安生下连战。连战五岁那年即一九 四一年开始上学,就读于西安作秀小学一年级,翌年转学至新街小学二年级,一九四四年因连震东调重庆任职,随父迁至重庆就读于重 庆南山小学四年级,一九四六年也就是连震东去台湾受降后的次年,连战随母搭船回到台湾,插班进入台北市日新国小六年级就读,毕 业后直升成功初中,后又考入师大附中。

连战一九三六年八月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连战出生两个月前,即一九三六年六月,其祖父连横在上海病重将逝,知悉其儿媳临盆在即,深感国家多难,眼见日寇入侵,中日必将一战,连横油然兴起“唯有挺身而抗方得恢复家园”之叹,临终时对子、媳叮嘱曰:“ 中日必将一战!假如生的是男孩,就叫‘连战’,因为它除了寓有自强不息的意义之外,还有克敌致胜、光复故国、重整家园的希望! ”(连战:《祖父与我》)连战出生后,其父、母遵其祖父之嘱,为其取名为“战”,但其母感到让儿子“抗战”终生,未免太辛苦, 所以又为他起号叫“永平”。



http://www.hudong.com/wiki/%E8%BF%9E%E6%88%98




《台湾通史》为台湾史学家连横所著,是台湾历史上第一部按通史体例撰修的史书。连横积数十年之力,游历大江南北搜集史料,仿照司马迁《史记》的体例,写成此书。
   此书时间从隋朝大业元年至清光绪21年(1895年),横跨1290年。全书有纪四、志二十四、传六十,从最早到达台湾的开拓者,到清中后期抵抗日本侵略的志士将领,凡有关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物产、风俗、人物等等,均有论列,是写台湾的第一书。
   作为一本严谨的史学大书,《台湾通史》最大特点是史料详尽,典据精深,宁取无弃。不论是旧书中有的岛内开垦拓荒的史实,还是没有记载的外交兵祸,乃至岛内动植矿物等的种类及分布情况、稻米糖茶等诸种作物乃至食用方法,或据资料详细系统地载录下来,或依耳闻目睹据实列述,苦心经营,内容扎实,使《台湾通史》成为文献大宗。此书突出“民贵”“民生”的史观。传统写著史书注重兵、刑、礼、乐,而通史则对岛内人民生活,特别是攸关国民生计的官方奏疏一律详细载录,以供后人借鉴。所以它是一本以民为本的史书,光凭这一史学观就使其脱颖而出。再次,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以及其后率领大陆同胞迁台拓台的事迹,以往史书以“岛夷海寇”视之而一笔代过,通史则重新矫正定位;对台湾人民介乎以卵击石、艰贞抵御日侮的历史详情,更是重笔彩墨,致意再三。全书既体现了台湾与祖国大陆在政治、经济、法律、典仪、文化、宗教等方面一脉相传的历史渊源,又突出了台湾的地方特色,安排有序,相得益彰。
   此书虽然为史,但文辞朴实壮美,读之或如涓涓漫流,或如骇浪凛然,流连其中,具有很高的审美享受。  

连横(1878-1936),字武公,号雅堂,又号剑花。连横的先祖兴位公是福建龙溪人,因年少时家遭不幸,于是远离家乡,渡海到台湾,定居在当时郑成功控制下的台南,到连横出世时已是第七代人。
  
   出身于书香世家,连横自幼即受到良好的教育。有一次,连横的父亲将购到的一部《台湾府志》送给他,并告诉说:“汝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历史。”可以说,连横有志于撰修《台湾通史》实源于此。
  
   由于痛恨清政府的丧权辱国、腐败堕落,连横于甲午战争后携眷返回大陆,在厦门创办《福州日日新报》,鼓吹排清。但由于清政府嫉恨连横的言论,报纸遂遭封禁。连横不得已又携眷返回台湾,重主《台南新报》汉文部。三年后移居台中,主《台湾新闻》汉文部,并与林痴仙、赖悔之、林幼春一起创办栎社,以道德文章相切蒯,《台湾通史》的撰写也是从这时候开始。
  
   1911年秋,连横大病初愈,远游大陆,沿长江西溯至武汉,然后又北渡黄河到达北京。当时赵尔巽主持清史馆工作,聘连横入馆共事,正因为此,连横得以尽览馆中所藏有关台湾建省档案,而将其全部收入正在编撰的《台湾通史》中。1914年倦游而归台,即开始潜心著述《台湾通史》,五年后,完成《台湾通史》的修撰工作。章太炎先生在读后认为是民族精神之所附,此书为必传之作。
  
   1933年,连横决意回大陆定居,居住在上海,以遂其终老祖国之志。
  
   1936年春,连横因患肝病在上海去世,享年59岁。弥留之际,仍告诫其子震东:“今寇焰迫人,中日终必一战,光复台湾即其时也。汝其勉之!”其子连震东后为著名政治家,其孙连战更为国民党主席,外孙女林文月为台湾著名作家、教授。连横一生著述甚丰,除了《台湾通史》外,还著有《大陆诗草》、《大陆游记》、《台湾诗乘》、《台湾语典》、《雅言》、《剑花室诗集》、《雅堂文集》、《台湾稗乘》、《台湾诗荟》等;在写作《台湾通史》的过程中,他还将30余种极其珍贵的史料编辑成《台湾丛刊》,对其后的台湾史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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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在北京饭店会见并宴请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一行。这是连战向刘淇(右)赠送礼物《台湾通史》。(新华社记者 李俊东 摄)



《台湾通史》珍藏本


连横(连战的祖父)于民国元年赴大陆前与全家合影,右起:次女春台、雅堂先生、夫人及三女秋汉、长女夏甸、子震东(连战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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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5 21:56:54 | 显示全部楼层
在祖国战场上的抗日台胞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保卫圣战,许多台湾同胞也参加了这场战争。抗战期间,由于我国是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物资条件极差,故历史记录工作不足。复以抗战才刚结束,接着又发生国共内战,国民政府自大陆撤退迁台,大批文件毁于战火,尤其是许多参与抗战的人,因涉及国共间的内战,所以白色恐怖时期,在台湾,我们无法从整个民族的高度,记载或纪念这段可歌可泣攸关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战历史。当然,这也使得在祖国战场上抗日台胞的历史不彰。及至上个世纪末,台湾政治上又陷于「去中国化」的氛围,各界几乎忘了抗日战争,当然也忘记了,抗日台胞曾驰骋在祖国战场上的这段历史。今天,台湾的白色恐怖已经不再,两岸文化可相互交流,使我们了解在华中、华北也有抗日台胞的足迹。故我们今天有能力,也应该从整个民族的历史高度,回顾这段历史。其中,尤其是抗日台胞的贡献,绝不容被泯灭。

关于抗日战场,可分为与敌人短兵相接的实战战场,与意识型态的理论战场。在此,先就实战战场,介绍一些抗日台胞,在我国香港、华南、华中、华北、及海外各个战场的英勇事迹。

一、与敌人短兵相接的实战战场

香江谍影

在祖国南方璀璨明珠的香港,可用「香江谍影」来形容抗日战场。在香港,国民党政府是借重抗日台胞的中日文双语能力,从事对日本的情报工作。

二次大战爆发后,英国政府在殖民地香港「邮政总局」内设立了「邮电检查处」,对经过香港的各国邮电书刊进行检查。尽管当时日本尚未对英国开战,但英国人已感受日本的严重威胁,乃加强搜集日本的情报,将日文邮电书刊列为检查重点。当时,台湾彰化二水乡人,前副总统谢东闵先生就在「邮电检查处」担任日文函电书刊的检查工作。英国人对日文的邮电检查,是事先交给谢东闵一份黑名单,名单上有名字的往来日文邮件,一律拆开检查。未列在黑名单内的日文邮件,检查与否,则由谢东闵决定。于是,谢东闵遇到有参考价值的日文邮件,就秘密抄一份,转交给当时在香港负责搜集情报的台湾云林人李万居(其前任为台湾彰化人谢南光)。李万居再将该情报转往重庆隶属军事委员会直接受命于委员长蒋介石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处理。

当时在香港还有另一个政府的情报组织,那就是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布建的情报网。当时朱家骅派台湾台南人翁俊明为驻香港单位的负责人,他当时在香港,以行医方式掩护工作,期间曾派人回台湾搜集情报,转呈重庆。当时台湾嘉义人刘启光为书记,台湾云林土库人陈哲生负责组织工作,并奉命潜伏在香港的日文报社工作,伺机搜集情报。但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陈哲生仍坚持留港工作,不愿撤离。后来日人发觉他的真实身份,将他逮捕,送回台湾,严刑毒打致死,壮烈牺牲。

华南战场

台湾台北芦洲乡人李友邦少将,领导「台湾义勇队」,约300余人,成员几乎全为台湾人,于1940年代初,活跃在浙江西南部的金华、衢州,与福建中西部的建阳、龙岩等地,以巡回宣传、搜集敌情、开办医疗(先后附设四所台湾医院)、生产军需物资、袭击日军等方式,从事各式各样的抗日活动。李友邦并声明,「台湾义勇队」的任务就是「保卫祖国,恢复台湾」。1943年,「台湾义勇队」扩大为「台湾义勇总队」,李友邦升任中将总队长,直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台湾屏东茄冬脚的萧道应,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1940年时携妻黄素贞、与李南锋、和就读明治大学的锺和鸣(后改名锺浩东)及其妻蒋碧玉等五人,先后自台湾潜赴大陆,参加台湾苗栗人丘念台领导的「东区服务队」,在广东近福建交界处的蕉岭、与广东南部的博罗等地,从事坚苦的抗日工作。

1943年中国国民党,将中央直属的台湾党部设在福建南部的漳州。主任委员就是台湾台南人翁俊明、书记长台湾南投人林忠、执行委员兼宣传科长谢东闵。当时这个组织设计各式各样的日文传单,大量印刷,交由美军空投台湾。有时也利用交通船或渔船,将传单运往日军占领下的厦门。

在海南岛战场,台胞陈狮在海南岛战场上,秘密将日军情报递交我军,后被识破,被捕囚禁,惨遭酷刑,后经我游击队救出,幸免于难。台胞郭耀传,也是为我军传递情报及释放我方被俘抗日地下人员,被日军识破,乃起义投入我军;台湾嘉义人杨坤荣等28人,于1945年元月19日,击毙日军50余人及生俘一名,起义来归。据悉,总计海南岛一地起义的台胞多达290人。

华中战场

台湾台南白河人吴思汉(原名吴朝和),1943年7月台北高校毕业,10月入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1944年4月,吴思汉从京都搭火车前往下关,抵釜山,经韩国,鸭绿江、沈阳、山海关抵北京,入北京大学工学院,一面读书,一面寻找去重庆的门路。后来几经辗转,终于抵达重庆,参加国民政府的抗日行列。

台湾基隆人朱天顺,1939年自台湾抵华中武汉地区,1942年初进入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后来在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对敌部,担任对日军的宣传、搜集日人情报、管理日本反战同盟第五支部等工作。

华北战场

台湾嘉义大林人林思平,1941年毕业于东京庆应大学医学部。1943年林思平夫妇二人放弃日本的优渥生活,并动员白凤洋、黄仁和、杨泰山和杨丁铭等台湾知识分子,投奔祖国大陆,来到山西太原。当时林思平在太原铁路医院当医生,并以医生身份将当时奇缺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秘密支持华北抗日的八路军,及掩护中共地下党干部。1945春,因遭日本特务怀疑,林恩平夫妇乃前往晋察冀解放区的张家口市,在白求恩所创的「国际和平医院」当医生,担负救死扶伤的工作。

台湾台南人杨诚,幼时随父母移民印度尼西亚,14岁时返内地厦门集美学校就读,1934年入北京大学。七七事变后,杨诚赴延安参加抗日,并于193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0年担任「归国华侨救国联合会」主任,1944年出任「延安外语学院」英语系班主任兼系党支部书记。

台湾台北板桥人李子秀(原名吕芳魁),1940年入长春满州建国大学,1942年欲投奔关内抗日,但逃到山海关就被学校抓回。1943年,李子秀被征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任日军炮兵少尉,驻防日本和歌山县。1945年5月,逃离军营,返回祖国,入晋察冀解放区,参加八路军,旋赴张家口市担任炮兵团教官。李子秀当时还编写反坦克教材,训练中共部队的反坦克技术人员。1946年2月13日,李子秀于排除反坦克地雷的一场意外爆炸中牺牲。现在,在张家口烈士陵园,有李子秀的墓碑,墓碑并由昔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元帅题词纪念。

台湾台南县人林栋,于1943年名古屋大学毕业时,拒绝了老师及友人要他在日本就业定居的挽留,在毕业典礼当天下午,即毅然启程,回到苦难的祖国。林栋归返祖国后,首先落脚山西太原,一面教书维生,一面寻找联系朋友向导。一年后,方冲破日军封锁,抵达太行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参加抗日战争。

台湾台北人翁阿冬,经廖承志介绍,于1938年单身经新加坡、香港,回到内地,奔赴延安,参加抗日队伍。为避免累及台湾的亲友,她接受陈云的建议,改名冯志坚。当她得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哥哥翁泽生在台牺牲的消息后,立誓要「把血泪变成锐利的刺刀,刺在每个敌人的身上」。

台湾高雄人杨美华,1941年春,高雄州立高等女子学校毕业后,前往东京日本女子牙科医学院就读,1945年2月放弃学业返回祖国,同年8月16日前往解放区,入渤海军区三分区野战医院。

台湾台中县梧栖港人陈文英(本名陈定澜),1944年考上北京大学政治系,1945年1月前往解放区,历经艰难,抵达中共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所在地的阜平县,投入抗战工作。

   海外战场

台湾台中雾峰林家人林正亨,于1937年抗日烽火燃起之际,投考南京陆军官校,毕业后随国军部队于1940年参加广西昆仑关之役。后部队调往湖南整休,任消毒连连长。1942年在重庆任国民政府交通司上尉副官。1944年,林正亨参加中国远征军,任步兵团指挥连连长,参加反攻缅甸北部密支那的战斗。在战场上,与日军浴血奋战,最后并与敌人展开短兵相接的肉搏战,身负重伤,后虽在战地医院治疗四个多月,但左手残废;林正亨的妹妹林冈(原名林双盼),1925年时随母返回台湾雾峰林家,1936年秋前赴大陆,并辗转至重庆。中共组织将林冈调到塔斯社驻重庆分社工作,她后来嫁与董必武的政治秘书鲁明。鲁明后来曾任中国大陆驻科威特大使,林冈随夫赴任。

台湾台南人黄朝琴,1923年早稻田大学毕业,留学美国。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6年获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硕士,后回祖国于1928年入国民政府外交部,1935年5月出任我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七七事变爆发后,黄朝琴适时召集旧金山及其附近城镇的各侨领开会,成立「金山华侨救国总会」,推动爱国捐献运动,两年约计募集美金四、五百万元之巨。这对祖国的抗战,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贡献。

二、抗日台胞的特点

归纳上述抗日台胞的事迹,有三大特点。首先是抗日台胞几乎都有显赫的学历,例如谢东闵是中山大学毕业、谢南光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李万居是法国巴黎大学毕业、黄朝琴是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硕士、丘念台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李友邦是黄埔军校毕业、翁俊明是台北医学院毕业、萧道应是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宋斐如是北京大学毕业、林栋是名古屋大学、林思平是东京庆应大学……等等,他们都是高学历的台湾知识菁英。

此外,抗日台胞中有人家境颇佳,例如杨美华,父亲是土木建筑技师、母亲是助产士。有人还是地方首富,例如黄朝琴,家中有田地约150余甲。有人更是一门忠烈,例如丘念台是丘逢甲的三公子、蒋碧玉是蒋渭水的养女、翁阿冬是抗日烈士中国共产党党员翁泽生的妹妹、林正亨是闽南军司令林祖密之子及清末台湾抗法名将林朝栋之孙。因此,总体而言,他们可说是那个时代台湾人菁英中的菁英。他们归返祖国投入抗日战争的行动,如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人民心声。

第二个特点,他们不是个别的单一个人事件,而是许许多多的台胞菁英,不约而同,前仆后继地投入抗日大业。他们在台湾都需躲避日本殖民当局的监控,自己设法隐瞒亲戚友人,秘密辗转西行,奔向人生地不熟的祖国大陆,其中甚至有经历坎坷者。例如萧道应等一行五人在广东惠阳,因无良民证,身份不明,而遭逮捕,险遭枪决,幸吉人天相,与丘念台联系上,才能参加抗日行列。

吴思汉,他从京都出发,抵达重庆时,前后历时一年三个月。

李子秀则更传奇,他是日本陆军正规军的炮兵少尉,部队驻防日本本土的和歌山时,身穿日本军官军装,佩带军刀,借故逃离军营,机智勇敢地摆脱了日本宪兵的追捕,经大阪、由下关轮渡上海,辗转抵达仍被日本占领的北京,经台湾同乡北大教授林耀堂与苏子蘅先生的引荐,突破日军重重封锁,方抵达晋察冀解放区。由此可见,当时抗日台胞投奔祖国,参加抗日战争的信念,是何等的坚强。

第三个特点,他们加入不同政党。由于当时祖国内部有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两大政党。而这些献身祖国民族保卫战的抗日台胞,从或然率的角度,也就分别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甚至中国青年党的抗日行列(李万居就是中国青年党党员)。当然,如果依地理位置的角度来看,如果抗日台胞是先回到祖国华南,则大体上是加入中国国民党。如果抗日台胞是先回到祖国华北,则多是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无硝烟的意识型态理论战场

1940年,在祖国南方各地的台湾抗日组织,例如李友邦领导的「台湾独立革命党」、谢南光领导的「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陈友钦领导的「台湾青年革命党」、柯台山领导的「台湾国民革命党」、与张邦杰领导的「台湾革命党」,为了集中力量,加强抗日救国光复台湾的工作,各个台湾抗日团体于1941年2月在重庆,合并成立了「台湾革命同盟会」,其宗旨为「……光复台湾,与祖国协力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

1942年夏,在一份美国军部内检讨用的备忘录中,就提及台湾地位应予特别考虑,由临时托管机构予以掌控。同(1942)年8月,美国著名杂志《幸福》《时代》与《生活》的编辑,联合发表战后和平方案,其中就提出战后台湾应由国际共管的主张。

对于美国出现这样的舆论,「台湾革命同盟会」常务委员李友邦于1943年2月撰写专文予以驳斥。接着同(1943)年的4月17日,「台湾革命同盟会」发表宣言,郑重声明「台湾土地原为中国领土,……,必须一致主张战后台湾应即归还中国」。同(1943)年11月23-26日开罗会议召开。「台湾革命同盟会」在同(11)月21-28日召开第三届代表大会时,通过陈情国民政府「设立台湾省政府,以励人心而副民望」,使「五十年失地得以归依祖国」。此外,会中谢南光亦提案并获大会通过「请以大会名义向英、美、苏各国领袖致敬,并要求其承认台湾归还中国」,支持政府在开罗会议光复台湾的立场。

因此,「台湾革命同盟会」的最大贡献是在意识型态的理论战场,对内不但更加唤起祖国各界有关收复台湾的舆论,并提供台湾归依祖国的台湾民意基础;对外则代表台湾人民向国际社会发声,宣示台湾人民回归祖国的强烈意愿。相信,当时美国国务院驻重庆的外交官,对这些抗日台胞团体的意见,自是了如指掌。合理推断,「台湾革命同盟会」对台湾回归祖国方面的贡献,也是国民政府向美、英要求收复台湾的重要原动力之一。

从以上的种种事迹可知,在祖国战场上的抗日台胞,无论是与敌人短兵相接的实战战场,或是无硝烟意识型态的理论战场,抗日台胞都在祖国这场伟大的民族保卫圣战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他们的抗日事迹,不但是台湾历史的一部份,也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应永载史册。

http://bbs.tiexue.net/post_1860027_1.html


谢东闵

日前,随同连战来祖国大陆参观访问的三位国民党副主席中,林澄枝是已故台湾国民党政要谢东阂的儿媳。在拜谒南京中山陵的活动中,林澄枝神情庄重,非常之激动,因为她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心愿,还代家公谢东阂了却了谒陵的夙愿。
 谢东闵祖籍福建,1907年出生于台湾彰化.他的经历与连战父亲连震东有些相似。他在少年时代就被父亲从台湾送回祖国大陆。他搞过勤工俭学,曾就读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其后在抗战烽火中,通晓日文的谢东闵参加了抗日活动,当过翻译,还曾在国民党重庆情报部门破译日本密码情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第二天,谢东闵即奉命赴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代表蒋介石,以闽南语向台湾同胞作广播,宣告抗战即将胜利,台湾光复在望。自50年代初起,谢东闵在台湾历任县长、省教育厅副厅长、省议会副议长等职,建树颇多。上世纪70年代初,谢东闵担任过台湾省主席、国民党省党部委员,一向致力于反对台独,因他本是台湾人,起的作用相当大,被蒋介石父子一向倚重。1976年,已渐次执掌台湾国民党军政大权的蒋经国成为总统,谢东闵更常不离其左右。在当年的12月12日双十节那天,谢东闵在家中接到台独分子王幸男寄送的邮包炸弹,他并无防备,拆包时,发生爆炸,他被炸断了左手,又伤了左腿,眼睛幸未失明,左手后来装了假肢。这次袭击事件轰动台岛内外,谢东闵不因受伤致残而畏怯后退,仍坚持反对台独的理念。二年后,他当选为副总统.辅佐蒋经国,办了不少实事。1984年,谢东闵主动辞职,改任总统府资政。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台湾的国民党政要郝柏林、林祥港先后以私人身份访问祖国大陆,均拜谒了中山陵,而且下榻处都在南京金陵饭店。他俩返回台北后,都将访问情况告诉了谢东闵,并转送他两套中山陵风景明信片,令他心动不已,也想在有生之年拜谒中山陵,怎奈体弱多病,难以成行。

  林澄枝回忆:2001年初,她家公公谢东闵已重病在床,犹关心时局,对李登辉的台独行径深恶痛绝。而且,老人以晚年未能拜谒心仪多年的南京中山陵为生平一大憾事,希望儿子儿媳辈有朝一日能了却他的夙愿。2001年4月8日,谢东闵辞世,享年95岁。
南京晨报

http://www.jllib.cn:8080/njmgjz.cn/doc/23038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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