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教授给了软弱一个响亮的耳光

henry2000888

引用第138楼shao2006于2012-09-26 14:34发表的 :

我说他反贪不可能有栽赃成份。文强的事足以说明了，你放心

贫富差距始于改革开放？关于建国后干部收入问答

2010年04月08日 11:15 南方周末
文章原载《南方周末》2007年8月30日 作者：杨奎松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4/08/514732_0.shtml


核心提示：毛泽东时代之所以没有在这方面发生严重问题，仅仅是因为那个时候多半搞的是计划经济，几乎没有商品经济生存的空间，很难形成权钱交易的环境。只要环境适合，就一定会出现问题。建国初为什么要搞“三反”运动？“文革”期间为什么盛行“走后门”？还不是存在着权钱交易或权利交易的问题？

很多人误以为今天的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官员贪污腐败盛行等问题，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在他们看来，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众福利，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殊不知，这些问题说到底都是现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确立了。不设法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造和完善，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　　

“大院”中的等级制体会

问：今天，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议论。有些人因此怀疑今天的种种政策，甚至把这一问题的产生归咎于改革开放，认为改革开放从开始即犯了方向性错误。我们注意到，您在最近一期《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篇长文，详细考察了1949年前后，中共党政干部收入分配制度从比较平均的供给制，转向差距较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的历史经过。我们想了解，您做这一考察是想说明些什么呢？

杨奎松：说来话长，我早年在北京“大院”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在机关、军队的大院里生活，包括在尽是干部子弟的学校上学，你会强烈地感受到等级制所带来的种种影响。我们还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谁的爸爸是多少级，多少级的干部住多大的房子、配什么级别的轿车，多少级以上的干部可以购买普通干部买不到的“特供商品”等等。父辈级别的不同，甚至会影响学生之间的交流，级别相差太大，就会“话不投机半句多”。孩子常常会按家庭出身和级别的高低，在学校里分成不同的交际圈子。“文革”开始后，虽然没有人公开声讨这种等级制度，但是，“文革”初期我们耳闻目睹的许多反对“官僚主义”的所谓“革命行动”，其实矛头所指，就有对等级制的不满。

坦率地说，过了这么多年，读了那么多书，跑了那么多国家和地区，比较了许多社会，包括旧中国的历史情况，尤其是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之后，大概没有几个人会认为当年的那种差距有多么不得了。然而我还是有些耿耿于怀，想弄个水落石出。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从来都高举社会主义和平均、平等大旗的共产党人，会建立起这样一套权利和分配都非常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为什么迄今还有不少人坚持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只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以前从不存在这种问题？

问：您所说的情况让我感到有些意外。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分配制度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即便知道过去等级森严，也往往习以为常，从来不会去把它和等级制度联系起来。

杨奎松：这是因为你比我年轻许多。我们这一代，是最典型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这代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头脑中的社会主义观念根深蒂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最根本的就是分配公平。记得“文革”期间我看得最多，也是研究得最深入的书，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谈论社会主义的著作文章，像《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等，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受这些著作的影响，大学毕业后，我最初选择的研究方向，也是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史，想了解中国人何以会那么容易地接受社会主义并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

我发现，其实对社会主义理想着迷的，不仅是共产党人，也不只是我们这些生长在新中国的人，可以说旧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对社会主义抱有好感和幻想。中国的政治家，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甚至蒋介石，其实都不那么赞同资本主义。蒋介石1943年出版《中国之命运》，把资本主义批得一塌糊涂。

为什么中国人多数都那么排斥资本主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那个时期资本主义严重贫富悬殊的形象，让生活在小农经济环境下、习惯了小康生活的多数中国人都感到难以接受。因此，大家都或多或少地期待主张经济平等、分配公平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明知共产党在大刀阔斧地用暴力均贫富，众多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熏陶且家境充裕的知识分子，最终还是抛弃了跟西方走得很近却因贪污腐败造成分配严重不公的国民党。

抗战中的供给制

问：记得邵燕祥讲过，陈伯达的一本《中国四大家族》，几乎就宣布了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死刑。

杨奎松：不错，共产党里没有孔祥熙、宋子文那样的大富豪，更没有阎锡山、张学良那样的大地主。毛泽东在抗战期间曾相当自豪地宣布：我们的县长、区长、乡长，每月两元津贴，又民主，又能艰苦奋斗，又能帮助老百姓；而国民党的县长呢？每月拿180元的薪水，只会娶小老婆、打麻将、抽鸦片，甚至还贪污、刮地皮，压迫老百姓。两者对比，优劣立判。当然，毛泽东这里讲的中共干部每月两元的津贴，指的其实是除组织供给的伙食、被服以外另外发给的零花钱，并不是说他们每月只用两元养家糊口。但即使加上伙食、被服和其他日常工作用费，中共干部当时的收入，依然比国民党的县长少得多。抗战时期中共虽然也实行了一些带有等级制色彩的分配办法，如在伙食上划分大、中、小灶，在着装上规定干部服区别于士兵服，另外还开始按级别为资历较深的干部每月提供从一斤到八九斤猪肉钱不等的保健费等。但比较而言，在实行集体供给制的情况下，高级干部与普通干部收入分配的差距，一般情况下不超过10倍。在当时条件下，中共的这种收入分配办法还是比较符合其政治主张的。

从供给制向工资制的转变

问：有些学者可能不大同意您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延安时期就已经开始形成了一种“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序制度”。您怎样看待这样的观点？

杨奎松：等级制在中国是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渊源的。梁漱溟讲过：“中国人看见西方全没个尊卑上下之分，没有不奇怪的。”因为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个字，人们习惯了按照三纲五常来思考和行事，习惯了把人分成治人者和治于人者，相信如果谁也不卑、大家平等，那便谁也不能管谁，一定天下大乱。因此，共产党虽然最讲平等，官兵常年穿同样的衣服并在一个锅里吃饭，但是，相信必须有拿主意的与听话的，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心理，却是一样的。这也和中共组织上奉行集中制，以及常年处在战争环境下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有关。但严格说来，这时上位者与下位者在权利义务方面的这种失衡，由于受长期宣传的平等观念的影响，还尚未全面制度化，因而也才会有王实味等人的强烈质疑。

问：能否这样认为，从农村转入城市，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对中共在既有的传统文化的氛围中逐渐官本位化和等级化，具有极大的催化作用？从您的论文中可以了解到，1949年后很快就废除了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改行差别很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度。

杨奎松：改行工资制有一些客观原因。比如供给制的办法每个单位都要搞一套生产后勤运输机构，人力、物力浪费太大；其次，城市生活不同于农村，只靠几块津贴应付不了各种开销。再者，进城干部靠供给制，留用人员和新参加工作者则实行工资制，两种制度并行也带来许多问题；最后，进城后各级干部大权在握，各单位又都有生产营利部门，与私商自然发生大量权钱交易，贪污腐化的情况难免到处滋生。这些都不能不迫使中共废止供给制，改行工资制。很难认为这种改变本身有什么错。有问题的是，这种改变从一开始就没有尽可能地按照平等、平均的革命原则缩小等级之间的分配差距，反而通过拉大分配与待遇、扩大等级差别的办法，全面强化了本应极力去削弱的官僚体制。

问：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杨奎松：1950年4月，中共出台了一个《中央级行政人员工资标准(草案)》，规定党政人员最高一级的工资收入可以是最低一级的28.33倍。这个草案在广泛征求当时各级领导人意见后，除了将原定27个级别缩小为25个之外，没做什么修改便颁布实施了。受此影响，当时并行的供给制标准，也进行了大幅改变。比照等级工资标准，小灶的津贴平均一下子提高了约19倍；中灶的津贴平均提高了4倍；大灶的津贴只提高一倍。各级政府供给制工作人员，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至勤杂人员，暂分为10等24级，工作人员执行哪个津贴标准，按其职务评定。如此大幅度地拉开收入差距之后，最高一级的收入分配较最低一级扩大到了21倍以上。

1952年7月，鉴于两种收入分配标准仍有差别，政务院进一步出台办法，将供给制标准和工资标准统一起来。调整后的两种分配标准均统一为29个行政等级，其最高最低的收入分配差距，即级差最大系数，也都统一为25.88∶1。

值得一提的是，新标准更加注重等级的细划与待遇的区别。如原标准中国家正、副主席与政务院总理、副总理同等待遇，新标准则改为国家主席、副主席为最高等，政务院总理、副总理等为次一等，等等。

到1955年8月，新政府最终取消了供给制，统一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新标准进一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将工资等级进一步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一级560元，最低一级仅18元。这样，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16％后达到649.6元，最低工资仅为20.88元，两者工资差距扩大到了31.11倍之多。此次工资改革，13级以上干部，除行政1级外，平均增幅达14.35％，而14级以下干部平均增幅仅2.26％。如果从绝对数来看，低级工作人员最少的月收入增加只有0.23元，而高级干部增加最多的达到95.67元，相差几近416倍。

由于这次工资改革出现了一些问题，次年，即1956年国务院又颁布了新的工资标准。这次工资调整注意提高了一般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标准，如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最低一级工资从18元提高至20元，1－13级干部最小增幅为0，最大增幅为12.9％，平均增幅6.9％；而14－30级干部最小增幅为7.1％，最大增幅为13％，平均增幅达10.36％。这样就使得标准工资最高最低之差略有缩小，减少为28倍。但连同这次调整在每一行政级别中细划出的11个档次算下来，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差仍然达到了36.4倍。

问：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杨奎松：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这种倍数的问题所在，这里介绍一下国民政府时期的薪俸标准情况。以1946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标准，除总统和五院院长等选任官外，文官共分为37个级别，最高一级的收入是最低一级收入的14.5倍。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那个年代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情况。在资本主义各国中，除极少数国家外，英、法、德等国的公务员，包括行政长官在内，最高最低工资差，均在8－10倍左右，美国、日本差距较大，也只有20倍。而且，它们差距之大，多半只是总统或首相个人的工资较高，有时会高出下一级行政主管一倍以上。可知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官员高低之间的收入差距，多半远小于新中国官员的收入差距。

比工资收入的等级制更严重的

问：看您的文章，这里面的问题还不止于工资收入的等级差。

杨奎松：这正是最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我们的等级差更多地还不是表现在工资标准上。

记得“文革”前夕，听到“九评”苏修的文章，一直深为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形成特权阶层而自豪。这种印象在“文革”中逐渐破灭，并渐渐了解到欧洲一些国家政府官员很少特权的情况。但是，当1986年得知瑞典首相帕尔梅在街上行走时被刺身亡的消息时，还是感到相当吃惊。从当时的报道和随后相关的考察报告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过去印象中的“资本主义”政府：“政府的大门前不设警卫。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楼下的湖滨花园设有长椅，是市民们的游憩之地。他们的议会开会时要发广告，百姓可以自由旁听。除了国王、首相配备警卫人员，大臣们皆没有。他们上班是官员，下班就是平民、普通老百姓，有的上下班骑自行车来往。……瑞典的官员们即使公务出行，也没有前呼后拥警车开道那一套，他们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2003年，瑞典再度发生惨剧：女外交部长在商场买东西被杀，但瑞典政府仍旧公开声明，决不因为惧怕暴力就放弃他们长期以来为之自豪的开放的民主政治，将继续保持政治家的平民化和亲民作风与传统。实际上，欧洲许多国家的政府官员不仅收入不高，差距不大，而且所有担任公职时国家提供的服务，都只能限于公务范围，一旦参加非公务活动或离任，便不得使用这类服务。

相比而言，我们在实行职务等级制度之初，不仅全面拉大官民距离，而且严格官阶差序标准，通过把其他各种职位行政化，比照官阶规定相应待遇，建立了一套官本位体制。不同级别的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标准，极为细致复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勤务，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可以享受何种级别的医疗和疗养，包括对不同级别的干部可以住多大面积和何种级别的房子、可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

问：您有没有大致计算过，如果加上种种特殊待遇方面的花费，当时社会收入分配最高和最低之间的差距可能会达到怎样一种数字？

杨奎松：我想，这种计算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只要知道今天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并不纯然是改革开放政策造成的，知道收入分配不公有制度上的根源，就足够了。

我们今天需要特别反思的是，为什么早年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创造一个人人均等的社会为理想的共产党人，建国之后却没有建立起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呢？一个基本的原因是因为当年一切学苏联。苏联是共产党国家中最早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并对高级干部实行特殊化待遇的。因此，中共当时也一切照搬。但问题是，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很明确地反对当时在欧洲国家中还十分盛行的等级制和官僚制，认为共产党人必须坚持“所有官员的薪金没有任何差别”的政治要求，以求最大程度地限制因等级制所造成的种种流弊。马克思后来在《法兰西内战》中又特别提出：一旦无产阶级能够建立自己的政权，所有公职人员应当一律实行低薪制度，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应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没有照此实行。相反，战后欧洲众多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社会党、工党起作用的结果，它们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努力去限制等级制和官僚制的种种流弊。比较这两者之间的历史条件，我们能够注意到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绝大多数没有在这方面做出努力的共产党国家，都是落后国家，这些国家革命前基本上处于专制体制的统治之下。由此可见，很多新制度的选择与变异，并不完全取决于政治家或政党的理想和目标，既有的制度与社会文化传统往往会潜移默化地左右着一切。

毛泽东的不满

问：可是，您的文章中专门有一节，论述毛泽东对改行工资制造成等级制和官僚制的严重不满，他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一些措施，缩小了原有的工资差别。如果当初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志行事，是否还会造成等级制和收入分配悬殊的问题呢？

杨奎松：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也一直很纳闷———毛泽东也好，朱德也好，1950年第一次工资改革前，都很明确地主张继续实行供给制，不希望扩大收入分配差距，但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出来反对照搬苏联经验的工资改革呢？

由于目前我还没有找到足以解答这个问题的材料，有些读者对我的这一部分说明提出了质疑。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未必真的不赞成等级制。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我的看法是，很难认为毛泽东批评等级制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言论不是出于真心的。问题的关键恐怕是，毛泽东虽然一方面想打破等级制，破除官本位；另一方面却又始终固守并不断强化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他不清楚，越是集权，就越不可能破除官本位、废除等级制。因此，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始终是想动不能动，感到无可奈何。

举个例子。毛泽东多次讲过，他不赞成拿稿费，认为没有道理。可是，他从来没有真正拒绝过拿稿费。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惯例，就像照搬苏联的制度一样。到“文革”前，因为毛泽东总讲这种话，稿费制度被取消了，然而因为毛泽东的特殊地位，没有任何出版社或报社敢于停付毛泽东的稿费。结果，到1967年，他的稿费收入已达数百万元之巨。对自己账上的天文数字和各地抢着为自己修建别墅之类的事情，他有时会说说，但并不特别在意，听之任之。很明显，虽然毛泽东一生主张反特权，却从来没有意识到，党的高度集权制使他成为党和国家里惟一享有最高特权的人。他的这种权力地位，正是建立在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制之上的。因此，他的理想社会形态虽然是平等、平均，但真的要打破规矩，他也下不了决心。因为基于政治及权力斗争的考量，他根本就离不开这种特权地位。总之一句话，毛泽东并不了解，任何一种分配的公平都只能建立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之上。权利不平等，所谓分配公平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权利平等，才能分配公平

问：可否这样理解，按照您的观点，今天的贫富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其实是建国以来制度建设不完善所造成的问题在新形势下的延续和发酵？换言之，问题的关键在于存在着太多受到制度保护的不受监督的特权。今天的贫富差距拉大和收入分配不公，都跟这种权利的不平等有密切关系。

杨奎松：许多人怀念毛时代，认为那个时候大家虽然穷，但吃穿不愁，生老病死都有国家包，从小学到大学都不用交学费，也不用担心失业问题，因为干与不干一个样，都有铁饭碗。就城市居民来说，这是事实。但是有些人相信，毛时代人人平等，真正实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存在贫富差距较大和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这就不尽符合事实了。

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对城镇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为9.18倍。城乡间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差距为27倍。拿这两个数字来比较前面我所举的毛时代光是党政干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就已经可以看出这种说法的不准确了。而且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毛时代近亿城市居民的种种劳保福利和铁饭碗等等，是建立在城市对大量乡村资源无偿占有的基础上、以5亿多农民的普遍贫困换来的。当年许多地区农民的贫困状况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文革”结束后许多老干部去原陕甘宁边区和辽宁朝阳、河北承德的一些农村考察，回来后逢人就讲，那些地方农民的生活甚至还不如解放前。

问：最近日本NHK电视台推出24集《激流中国》的纪录片，第一集就通过对比少数城市富人奢华的生活和众多农民工的贫穷艰辛，反映当前中国贫富悬殊的问题。按照您的说法，这样的视角显然缺乏历史感。毕竟，当年被户口制度捆在土地上的农民今天可以到城里来打工了，很多农民也因此改善了生活状况。

杨奎松：没有人能够否认今天的贫富差距拉大了，收入分配也确实存在着严重不公。但是，第一，这种拉大是在包括农民在内的国民总体生活水平上升的基础上的拉大，不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已经从1985年的1.25亿下降到2006年的2148万，即便加上刚过温饱线的低收入人口3550万，也可以看出农民生活状况正在改善。这里的问题恐怕不在于农民是否还很贫穷——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正确的政策导向才能逐渐改变——而在于中国相当多数的富豪或富翁致富的手段太过权力化，而他们过多占据的社会资源又未能被有效地用于回报社会。

据2006年相关统计数字，20％的低收入阶层只占到总收入或消费额的4.66％，还不到1／20；20％较高收入阶层则占到了49.99％，几乎达到了1／2。严格说来，目前党政公务人员的收入差距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大了(最新的工资改革之后，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加起来，最低一级办事员与最高一级国家主席相差不过12.4倍，已在合理的范围内)。但像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电监会等部门官员的收入，则普遍高于其他部门公务人员收入的两到三倍。其监管的对象，如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及电力公司等，管理人员的收入水平又比这些监管部门的同级人员高出3－10倍，年收入均达数十万元。

另外像那些国家垄断企业，如石油石化、冶金、通信、煤炭、交通运输和电力系统，职工收入都非常高。仅中国移动，2004年11.2万员工就花掉了136.7亿元的人工成本，人均12.36万元。国网公司处级干部年薪30万－40万元，司局级50万－60万元。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些部门的官员，除了工资津贴的收入外，还享受着各种额外的补助，如奖金、房贴以及巨额保险等等。在这些部门中收入分配是严格按照等级发放的，比如2006年国有上市公司高管的个人年薪达到34.49万元，据报载，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年薪130万，中国银行董事会秘书年薪561.88万，一般电力公司老总年薪均在百万以上，他们还照样享受公车等各项按级别提供的服务和补贴。相比较而言，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仅2.1万元，电力部门下辖的农村水力电工年薪仅6000元且没有养老保险，由此不难看出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扩大到何等惊人的程度！垄断部门及垄断企业的官员们利用手中的特权，谋取了多少社会财富！影响所及，凡有权力者家人亲友如何能不搞“近水楼台”，大捞其好处，贪腐问题怎么会不愈演愈烈？

问：还是阿克顿勋爵的那句话说得对：“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杨奎松：很多人误以为今天贫富差距拉大也好，收入分配不公也好，各级官员贪污腐败盛行也好，都是改革开放惹的祸。在他们看来，好像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众福利，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殊不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种种问题，说到底都是现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确立下来了。不设法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造和完善，仅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在分配或福利问题上着手，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

毛泽东时代之所以没有在这方面发生严重问题，仅仅是因为那个时候多半搞的是计划经济，几乎没有商品经济生存的空间，很难形成权钱交易的环境。只要环境适合，就一定会出现问题。建国初为什么要搞“三反”运动？“文革”期间为什么盛行“走后门”？还不是存在着权钱交易或权利交易的问题？还是那句话，社会要想健康和谐，必须先解决权利平等问题。没有权利的平等，就会存在种种弊端，也就不存在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分配公平，更不要说什么分配平均了。

heraldic

引用第133楼shao2006于2012-09-26 14:29发表的 :

没毛，共产党能赢？

没有毛，共产党未必就不能夺取天下

毛只是个星星，但绝对不是全部的天空，更不可能是浩瀚的宇宙。

允许人们信奉毛为英雄，为最伟大的神，但也应该允许别人有不信奉的自由，毕竟我们不是一个类金氏的王朝，更不是一个世袭的皇权政治国家。毕竟现在的中国是新的中国，是共和国。

引用第136楼oops1于2012-09-26 14:32发表的 :


你不认得英文吗？

凤姐是自食其力的。

凤姐是自食其力上的时代封面？无语中。。。。
都是一个论坛上的人，观点不同就算了。
如果是领导安排的，希望不要接我的话。

水中央

引用第142楼heraldic于2012-09-26 14:41发表的 :


没有毛，共产党未必就不能夺取天下

毛只是个星星，但绝对不是全部的天空，更不可能是浩瀚的宇宙。
.......

非常赞成！
我们之所以现在在这儿能议论些事情，这在毛独裁统治的时代是不可能的，会坐牢、会判刑，甚至死罪的！
尽管改革开放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尽管我们离自由、民主、人权的现代国家差很远，但是相对于毛的年代，我们有了相对的言论自由（尽管还有种种限制）。

oops1

谷王两案审判暴露中国司法现状

英国《金融时报》 吉密欧 北京报道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741

名誉扫地的政治家薄熙来的左膀右臂、重庆市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日前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这一判决标志着，一场仓促的、从各方面看都像是“作秀公审”的审判画上了句号。

2月份，王立军企图叛逃到美国，此举导致重庆市原市委书记薄熙来（中国最有权势的政治家之一）遭到整肃。在中共3月份对外承认这起丑闻（涉及薄熙来之妻谷开来谋杀一名英国商人）之后，很多中国法律界改革派人士以及政治活动人士，都将该案视为一个机遇，期望中国政府能抓住这个机遇启动法律改革，展现出对法治的新的尊重。

但在看到法院严格按照“剧本”对王立军和谷开来进行审判之后，这些人士的期望破灭了。

在诸多令人瞩目的政治案中担任被告辩护人的中国知名律师陈有西表示：“两起案件中的很多内幕消息都没有公开，一切都被政治化。可以说，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公开审判’。（这些审判）暴露出中国司法的真实情况，它们无法让民众信服。”


3月份，在提到王立军案时，中国总理温家宝曾承诺，政府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调查该案。

温家宝在全国“两会”记者会上说：“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要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温家宝觉得有必要做出这种保证——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中国法律体系缺少独立的司法，案件审理中的政治干预和以权谋私非常普遍。

但中国很多具有改革思维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来自法律界的，都将温家宝的这一意向声明看作是一种希望，表明政府将利用这些审判来启动法律改革。

现任一家知名律所管理合伙人的一名中共资深党员表示：“一开始，我非常乐观地认为，这些案件可能推动国家走向一个新的、积极的方向。但（谷开来案和王立军案）的审判令我感到非常失望。”

在两起案件中，政府都曾表示，至少部分庭审会向公众开放，但最终只有少量经过精挑细选的观察人士和中国主要官方媒体机构被允许进入法庭旁听。

庭审没有明确解释为什么谷开来决定谋杀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以及为什么王立军一开始帮她掩盖谋杀事实、后又因担心自身生命安全决定逃到美国总领馆。

两起案件的审判都没有提到薄熙来的名字，也都没有提到案子告破后发现了任何证明薄家腐败的证据。

在王立军叛逃之前，薄熙来曾是最有望升入下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人选之一。拥有九名成员的政治局常委会是中国实际上的领导机构，下月将举行换届。薄目前仍在关押当中，据信正在等候对其本人的审判。

王立军是一位张扬的幻想家，自吹杀过嫌犯，还声称曾说服意大利黑手党不要杀害自己。但在庭审现场，他却被描述为一名相对廉洁的公务员、只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对多数中国法律界分析人士来说，谷开来案和王立军案的审判清晰地表明，整个过程只是一场政治秀的一部分。这场政治秀将在经过精心编排的、对薄熙来本人的最终审判中达到高潮。

经常担任中国政治犯辩护人的知名法律界活动人士浦志强表示：“领导层正处于政治派系斗争之中。体制的合法性岌岌可危。”

“在我看来，这些审判是在掩盖真相，而不是以事实为依据。”

谷禹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henry2000888

引用第143楼shao2006于2012-09-26 14:50发表的 :

凤姐是自食其力上的时代封面？无语中。。。。
都是一个论坛上的人，观点不同就算了。
如果是领导安排的，希望不要接我的话。

原题：《文革的中国照样等级森严——我看文革？之一》，作者：姜莱

现在文革在网上炒得很热，可在老姜看来，网上发表的不少关于文革的文章，无论是批判文革的，还是赞美文革的，犯有大而不当毛病的不少。这些文章着眼的主要是文革中出现的大事件，各种大的政治活动，一波一波的政治动荡，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花招，却对文革中国的社会结构鲜有涉及，更缺乏社会学层面的实证分析。政治事件、式样和花招是什么？是一场政治运动在水面上荡出的浪花和水泡，至于这些水花泡沫是否真正冲击了一个社会的深层结构，很少有人说到点子上。

我之所以扯出社会结构来，是因为文革自诩是一场革命，而革命是什么？就是改变社会的结构。至于改变的范围有多大，程度有多深，那是另一回事儿。文革虽然榜上了文化两个字，可按照毛的意思，无非是说：第一，这场革命首先从文化领域开始；第二，革命的手段是文的，而不是武力，或者如马克思所言，是批判的武器，不是武器的批判，除此之外，在毛的心中，文革就与文化扯不上边了，它就是一场社会革命。顺便说说，毛发动这场革命的目的，至少从他公开的言论看，是一场自我革命，他要改变的是自己建立起来的，已“严重脱离群众”、已丧失“社会公平”、“站到了劳动人民的对立面”、由“官老爷”把持的“变修”了的官僚结构。

毛做到了这一点吗？没有做到，他的力也没有朝这个方向使，似乎走的是另一个方向。结果，一场文革下来，官僚体制并没有打破，社会等级仍然存在，而且被强化了。

现在有些左派人士，他们在那里天天说文革的好话，其中有一条理由，就是文革创造了社会平等的奇迹，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了，农民尤其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了主。可我要说的是，这不是事实，这是黑色幽默。文革制造了一大堆的农民尤其是工人当家作主的政治泡沫，这事儿没错，可在实质上，在文革期间，中国“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提高，他们仍是中国社会中身份最低贱的阶层，在很多方面，他们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一群，其低贱的社会身份认同并没有被削弱，更没有被剔除，反而进一步被强化和固化了。

我先说说农民。农民总是“劳动人民”吧？可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纸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却把这些“劳动人民”打入了另册。从此伊始，在神奇的中国，农民这个概念就不仅仅指的是一种职业了，它还表示一种社会身份，并且是中国除刑事犯罪人员之外的最低贱的一种身份。说当时的中国农民身份低贱，我不是在作一种价值判断，而是在陈述一种残酷的事实。又因为它是一种事实，所以，在最最革命的文革时代，农民被当成下等人看待，也就成了当时的一种社会共识，大家心知肚明，只是不说出来而已。即使是那些成天把农民当成伟大的“劳动人民”挂在嘴上的当权者，骨子里也没把农民当回事儿，更不可能把他们看成与自己平等的社会成员。那时的人犯了罪或“政治错误”，又不打算判他们的刑，往往就会遣送到农村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这些农民的当家人、“劳动人民”的领导者心中，农民生存的农村，不就是一座巨大的准劳改农场吗？

农民是一种身份，不准进城谋生，不准在城里找工作，不准在城市长期居住，他们要想到城市走走看看，唯一的合法理由就是走亲访友。农民中也有极少数的人进城找了工作，实现了鲤鱼跳龙门的梦想，主要是两条路，或者参军，退伍时侥幸碰上了企业招工，或者自己的母亲在乡下，可父亲却是城镇职工，父亲退休后顶了职。除此之外，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身份，难于登火星。

农民不能在城市生活，只能以走亲访友的名义在城市短暂停留，这不是文革期间的创新，文革以前就这样了。这种身份歧视是野蛮的，更与执政者标榜的理念南辕北撤。但文革前的中国农民，虽然也无法摆脱自己低贱的身份，他们偶尔想以探亲的名义去城里走走时，却好呆不算太难。他们动了这个念头，只需选择农闲季节，跟生产队请个假，就能成行了。可文革期间的农民，他们想办成这种事儿，除了请假之外，还得上生产大队去开证明，他们只有怀揣这种证明，才能坐上车，住上旅店，才能在自己亲戚家安心住下。我不否认文革期间，中国农民也过了一段逍遥日子，这期间的农民，可能不仅能随便进城探亲，还能参与城里的造反，浩浩荡荡的进城喊口号刷标语。但这段时间非常短，也就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到1967年上半年止。过了这段时间，农民就仍是农民，进城得开证明。我有次去舅舅家玩，就看过他收藏的一张1968年去看望我母亲的证明。这种张由他所在的生产大队开具的证明上，写有舅舅的姓名、性别、年龄、所属生产队、出身、政治面貌，出行目的地，出行原因，出行时间等。一群中国农民，只有怀揣一纸这样的证明，才能离开自己的家门，才能外出看望自己的亲人，你还说他们在这个国家当了家做了主，胡扯罢。我还要说的是，文革修宪时，干脆把迁徒自由这一条也给取消了。

文革期间，农民没多少自由，他们的民生总有所改善吧？也没有任何改善。文革十年，给农民整体性减过税吗？没这回事儿；取消过农业税吗？更是天方夜谭；给农民发过什么补贴吗？做你的美梦去吧。相反，在经历过50年代末的饥荒，66年前短暂的一两年的休养生息之后，一进入文革时期，当权者又加紧了对农民的搜刮，对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业实物税的征收，在“备战备荒”的借口下，几乎逼近了农民养家糊口的极限。整个文革期间，中国农民不但贫穷，而且总体而言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

农民不行，工人老大哥总可以吧？文革十年，不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十年吗？这也是大忽悠。不错，文革中的中国工人，是有点“地位社会”，但那是相对于农民和城市无业人员而言的；况且工人对农民的这点“优越性”，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农民的生存状况不断恶化凸显出来的。50年代初期，中国的农民还有自由，温饱不成问题，许多农民就不愿进城当工人。后来农民的日子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工人老大哥就成了香饽饽。但除了农民和城市无业人员外，在城镇阶层中，当时的中国工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中国工人的低贱社会身份，并没有因为文革中震天价响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声，得到丝毫改善。

文革期间，中国实行的也是计划经济，“一大二公”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种体制下，挤进了体制内的人，包括工人，生活有基本保障，看病有公费医疗，不用担心失业，这些都是事实。但这种保障只能说是极低水平的，仅仅在生存线之上而已。根据这样一种低水平的保障，就推导出工人的社会地位有多高，实在有点夸张，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民生之窘迫——只要最低生存有了某种保障，就成了一种引以为傲的职业，还与社会地位的高低扯到了一起。至于说工人成了领导阶级，就更是扯淡，那时的中国工人，领导了什么？谁能说出哪怕一件事来？文革期间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只不过是一张画饼，永远在画上。

还要说的是，即使是工人老大哥的这点保障，也不是文革赐予的，这种计划经济下的低保障，文革前就存在了，存在十几年了，文革也没有给它增添任何东西。另一方面，工人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在体制内的地位是最低的。这种身份等级制虽然文革前就已存在，文革作为一场自诩的革命运动，却没有对它进行过任何形式的革命。

如同农民这个词，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工人这个概念也有双重含义：它既是一种职业，也指称一种身份。作为一种身份的代称，在计划体制内，工人是与国家干部对应的一个概念，并且它的社会等级低于国家干部。在计划体制内，中国人也是分等级的，这种等级不是由收入区分的，也与人的工作职务或职业不完全对应，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纯社会身份的区别，是社会等级制度的产物。在体制内的这种社会等级制中，工人处在最下端。


什么是国家干部？它指的是某些职业，又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儿，甚至主要不是指职业，而是某种社会地位或等级的指称。改革开放前的国家干部，包括了现在所说的国家公务员，又在企业内广泛存在。国家干部的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早期参加革命”的人，他们在1949年前，或者“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时“参加了革命”，构成了非技术类国家干部的主体；二是技术型知识分子，主要是大学毕业生。文革前，只要有一纸中专毕业文凭，基本上就会成为国家干部；文革后期，中专生贬了值，变成了可工可干的一群，许多人就做了工人。但大学（包括大专）生毕业就成为国家干部，这一条一直没有发生变化。

除“老革命”之外，国家干部的主要来源是大学毕业生。与此相对应的是，工人成了几乎世代相袭的一种身份。对于个人来说，如果他（她）是一位工人，又再没有机会读大学，这辈子更是很难荣升为国家干部，一辈子基本上就是工人身份了。

与这种身份或等级制相配套，在那时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着两个部门：劳动工资处（科）管理工人，负责工人的档案管理，工资的发放，工人工作职务的安排、调动和辞退等，人事处（科）则专管企业里的国家干部，被称为干部之家。

与农民有所不同，如果说在当时的语境中，农民这个词还具有实在的双重含义，既指人的职业，又涵盖了人的身份，那么工人的概念，则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人的身份，而职业含义则是次要的。由于这样，在当时的企业中便出现了一种怪相：一些大学毕业生，进了车间，下了矿洞，干起了工人的活儿，身份却是国家干部；而工人中那些当上了车间主任，技师，科长，甚至厂长矿长（通常是副职）的人，身份却仍然是工人。他们中的极少数人，碰上了好运气，或许能转成国家干部，但大部分人一辈子的身份就是工人。他们是工人，却当上了领导，职业是企业的管理者，就有了一个特殊的、不伦不类的称谓，叫做以工代干。

以工代干的意思，就是以工人的身份或名分，代理干部的活儿，身份是工人，职业或职务是干部。文革时期，这种不论不类的以工代干人员，更是构成了企业中低层管理人员的主体，原因是文革的很长一短时间里，大学停止了招生，大中专毕业生断了档，企业管理人员也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于是许多工人顶了上来，担任了车间主任、工段长、各科室的科员科长，甚至技术部门的负责人（这跟“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扯不上边）。以工代干满天飞，当时的统治者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突击搞过几次工人正式转干的活动，一部分以工代干的工人变成了国家干部。但终究大多数以工代干过的工人没碰上这种好福分，最后还是以工人的名义退了休。

这种事儿很重要吗？非常重要。尤其在文革那种重社会身份、政治地位、政治名声或虚荣的环境中，一个有“事业心”、抱负和追求的工人，能否奋斗成为国家干部，简直可以决定此人一生的成败感。在一大二公的体制下，国有与“集体”企业的工人和管理者都是体制内的人。但体制内中又有体制内，只有国家干部才是体制的中间力量，才是毛所说的“稳坐钓鱼船”所依托的那个核心阶层。就如一个特权家族，在这个家族内服务的所有人，包括被雇佣者、家奴等都属于该家族，但只有那些与该家族有血缘和姻缘关系的人，才是这个家族真正的主子。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工人，如果他们这辈子不能转型成为国家干部，充其量就只是体制内的被雇佣者和家奴，哪怕他们曾经代理过这个体制的某些管理类事务。

我父亲就是这种人。我父亲这个人，工作非常勤奋，能吃苦耐劳，他也因此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模也当过好多次，并在后来当上了企业的中层管理者，成为以工代干一族，直到他在劳动工资科而不是人事科以工人的身份退休。父亲以工代干，旗下却管着好几名国家干部。搞笑的是，这些人当中，有摘帽的右派，“帽子拿在群众手中”的准右派、右倾分子、坏分子等，这些人曾经属于地富反坏右之列，但因为没有判刑，也没有开除公职，又都有大中专毕业文凭，所以都是国家干部。父亲以工人的身份当领导，还是能管住这些国家干部的。这些人都有“政治污点”，平时都很低调，点头哈腰的，父亲也能因此产生一点点优越感。不过这种事儿终究不靠谱，关键时候就会露出马脚来。比如，那时经常有些“中央文件”传下来，这些文件都有传达的范围，哪些人有资格听到这些文件，哪些人没有，才真实反映出一个人当时的社会等级、身份和政治地位。其中有些文件，规定只传达到国家干部，这时就出现了尴尬的情景：当领导的父亲只是以工代干的工人，不能去听文件，那些准右派、右倾分子等，因为是国家干部，都跑去开会了。当然，山高皇帝远，有时企业的头儿也会做出变通，假装不知道国家干部是怎么回事儿，把父亲这类以工代干者也叫去听文件。但走进会场的父亲，看到那些国家干部们，早已正儿八经地聚集在一起，再听到“本文件传达至国家干部”之类的宣读词，心中终究不是滋味。

父亲也因为种种此类现象而终于顿悟了，晚年他回忆这段经历时，就多次对我们说：毛主席真聪明，他老人家把工人捧得高高的，又是带红花，又是发奖状，又是要我们到处做报告，但他还是把我们当成了外人，用过之后就不管了。结果，工人还是工人，干部还是干部，连右派这种人，只要没坐牢，也比我们强多了。父亲还说，这也能理解，现在修个桥要画图纸，造个机器要搞设计，会画图会设计的人，终究比我们强，毛主席为什么要重用我们，不重用他们？不怪毛主席，只怪自己没读书。大概因为这些事儿的刺激，父亲对我们的读书看得很重，一心希望姜家也能出几个知识分子。我现在读了一些书，成了知识分子，不能说与这些事儿无关。

应该说，这也是当时的工人们的普遍心态。中国的工人并不愚蠢，他们自己的身份值几斤几两，自己心里都有数；中国工人也很精明，他们虽然也懂得跟着时髦的政治口水走，把“工人阶级领导”也经常挂在嘴边，但脑子里想的却是另一码事儿。他们中的精英，希望能以工代干，最终还是希望去掉代字儿，凭一纸红头文件脱掉工人的外衣，转型为国家干部。文革后期，大学开始恢复招生，工农兵大学生成为香饽饽，为能被推荐上大学，走后门拉关系一时热火朝天。已经是工人阶级了，已经以工代干了，为什么还要争着读大学？热爱读书是假，借此脱掉领导阶级的外衣才是真。

再重复一下，无论是通过户籍制度把农民打入另册，或是把工人变成一种低等级的身份，都不是文革的创举，这些东西在文革之前，50年代中期之后就存在了。还要说的是，这些包含了明显的身份歧视、社会等级区分的制度，虽不是文革的创造，却是毛泽东的作品。国外没这些东西，中国几千年的王朝专制时代也没有这些东西。王朝时代，中国有些朝廷限制过农民抛弃土地，并进而限制农民离开故土，比如明王朝的一段时期。但古代朝廷这样做，主要还是为了防止土地荒废，朝廷税赋减少，身份歧视的因素不多，实际的限制也并不严厉。而50年代以来的这种身份区隔和限制，则创造了一种空前绝后、唯我独有的等级制度。尤其是在企业中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分成工人和国家干部，这种划分又与人的实际职业或职务脱钩，就成了一种赤裸裸的身份歧视。按照这种身份等级划分的逻辑，现在有些农民工（这种称呼本身也那个时代遗传下来的身份歧视的称谓）做了CEO、董事长、甚至私企的老板，是不是也该称他们为农民工CEO，农民工董事长，农民工资本家？



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与文革扯在一起？不为别的，就因为文革一直在吹牛皮，说这是一场革命；就因为现在还有些左派在胡侃文革，认定文革取消了特权，创造了社会平等的神话。其实文革根本没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根本没有去做这些事儿，它的的兴趣根本不在这里。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工人还是国家干部，与宏大叙事的革命相比，当然只是小事儿一桩。不过，这些虽是小事儿，却直观地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某种社会结构，凸显出这个国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革不是标榜要革特权的命吗？毛不是希望通过文革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吗？那么请从这些小事儿做起吧。尤其是在企业中搞出工人和国家干部两种身份来，这些身份又与人的实际职业和职务脱了节，已彻底沦为身份等级制度，就更该革它的命。这一制度既然已经沦为纯粹的身份等级制，改起来也不难，凭毛当时的冲天威望，他想取消之这一制度，动动它，更是举手之劳。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文革之风没吹到这件事上来。这种身份等级制不仅没有在文革的风暴中崩塌，反而以以工代干的形式发扬光大起来。有了这些事实，说文革是一场以追求社会平等为目标的革命，很难叫人相信。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ce321b0102dqpc.html

水中央

引用第143楼shao2006于2012-09-26 14:50发表的 :

凤姐是自食其力上的时代封面？无语中。。。。
都是一个论坛上的人，观点不同就算了。
如果是领导安排的，希望不要接我的话。

难道你是乡长安排来的吗？
心里咋那么阴暗呢？

xcaogu

引用第115楼westham于2012-09-25 23:37发表的 :

无神论者就是喜欢秀智商啊。没有邪恶的美国沙特的女人就能不带面纱一夫一妻制了？美国和沙特关系好不假，但是穆斯林妇女地位低下和美国有毛的关系啊。呵呵，那屁民喝着地沟油看着局域网买着纽约房也是邪恶的美国干的。卖了债券收编了格格和贝勒普世价值也照不到天朝了，美国实在是太太太邪恶。

你这智商这么高，会举一反三了。就是这么回事，美国有那么强大的军队，但为了自身利益，竟然不肯解放中国喝地沟油看局域网的你，而是和TG建交，一边让TG买他的国债，一边印钱，一起剥削你。沙特、埃及，好多国家都是这样，腐败邪恶的政权背后都是美国扶持的，包括原来的萨达姆和塔利班。剩下的朝鲜、伊朗、委内瑞拉和古巴什么的，都是被美国逼疯的。这些全都是邪恶的美国干的。

水中央

即使按楼上的话来说，“邪恶”的美国专干别国人民，极少干自国民呢
对比一下，红色这边，60多年了，尽干自国民呢。

xcaogu

引用第149楼水中央于2012-09-26 19:28发表的 :
即使按楼上的话来说，“邪恶”的美国专干别国人民，极少干自国民呢
对比一下，红色这边，60多年了，尽干自国民呢。

上面基本是按阴谋论的方法造句，有些问题和美国有关系，甚至有很大关系，但要说是美国决定的也不对。

我其实本来想说的是，沙特也是专制得厉害的国家，朝鲜也是，但提起朝鲜，常见人义愤填膺，提起沙特则很少这种反应。这是不是说明有人被舆论左右了？或者该怎样来合理地解释对沙特和朝鲜态度的这种差异呢？

有些东西是应激地随口说的，后面再看有的意思不像自己想的那么清楚，有可能造成误解了。

oops1

[quote]引用第150楼xcaogu于2012-09-26 23:32发表的

朝鲜2200万人，120万军队，700~800万预备役，还搞原子弹导弹。基本不和其它国家交往。
朝鲜如被美国控制，威胁北京有多近。。。。

文革中打砸抢事件影响最大一次是66年8月刘的女儿刘涛等高干子弟的打砸抢行为，也为正接受批评检讨的刘少奇不利处境帮了倒忙。本来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问题，经子女们这一闹，变成了敌我矛盾，而且很容易形成狗急跳墙和行为卑劣的判断。打乱了老毛的最初设想!


打砸抢最早的一次好象是十四中（具体记不清了），也是高干子弟，死了几个老师

改变了”文革“的进程和性质还有武汉的"陈再道";-----利用工人阶级对老红军的迷信和对走资派的本质没看透!组织了保皇派"百万雄狮"搞武斗!
"陈再道";很重要------带动了一批组织保皇派搞武斗的军内老官僚!(如韦国清,郑位三等!)
毛的“文革”只想进行三年，作后变成了十年
文革的本质原因是毛要实现他的为人民服务信念与传统的坐了江山就享受的矛盾

oops1

[quote]引用第152楼shao2006于2012-09-27 09:15发表的

henry2000888

引用第152楼shao2006于2012-09-27 09:15发表的 :
朝鲜2200万人，120万军队，700~800万预备役，还搞原子弹导弹。基本不和其它国家交往。
朝鲜如被美国控制，威胁北京有多近。。。。

X37B战机

　　第2架X-37B的任务仍然以试验飞行器自身性能为主，但将频繁机动、增加轨道横向飞行范围以及在更强侧风时的进场能力，以演示验证飞行器性能。第2架X-37B比第1架在轨时间长了许多，以增强对X-37B能力的了解。在此次飞行中，它测试了先进的制导、导航和控制系统、热防护系统等。据悉，X-37B完全可能在太空停留18个月。

　　业余卫星跟踪者们对其密切关注，发现它在绕地飞行中轨道高度曾由331千米提升到337千米，轨道倾角为42.8°。不过，在2012年5月初，X-37B又开始降低轨道高度，运行在293千米高、倾角41.9°的新轨道上。新轨道是美国成像侦察卫星所采用的轨道，这为了解X-37B的任务提供了线索。

　　未来太空战机的雏形

　　其实，目前美军对于X-37B的真实性质和用途依然保密。但很多专家认为，一旦证明其可行性，X-37B将可执行多种使命，包括侦察观测、在轨维修卫星、躲避反卫星武器、捕获敌方卫星、验证军用卫星新技术等，形成独有的威慑力量。因为从性能上看，X-37B具有明显的军事用途，可用于验证 “捕捉卫星”试验。同时，它还能测试“卫星变轨及躲避”技术。所以，X-37B实际上就是未来太空战机的雏形。

　　美国航空航天局于1999年让波音公司研制X-37轨道试验飞行器，以作为航天飞机的替代品“轨道空间飞机”的验证器。2004年，美国航空航天局把X-37项目转交给美国军方。

　　长期以来，美国军方一直致力于发展军用航天飞机。X-37实际上是一种小型无人军用航天飞机的原型机，它最初拟用航天飞机发射，后因哥伦比亚号失事以及考虑经济因素，所以改由宇宙神-5火箭发射。

　　美国军方已在范登堡空军基地配备一架X-37B，它能在紧急情况下快速发射，使其在轨停留，为作战指挥官提供服务，之后返回。军方想通过这种试验，改变空军航天飞行的方式，最终把它演变成太空军用侦察机、太空战斗机甚至太空轰炸机。

　　美国空军未来的空间机动飞行器将基本以X-37B为基础。空间机动飞行器是美国军用航天飞机的一部分，是一种可重复使用且能长期在轨并进行轨道机动的飞行器，并具备返回地面后72小时内重新升空的能力。在实际作战中，空间机动飞行器一般需要携带通用航空飞行器来实施对地攻击。

引用第154楼oops1于2012-09-27 10:58发表的 :


谁是中国过去、现在、将来的真正敌人？

海参崴，不知何时起俄语用「符拉迪沃斯托克」命名，意为「东方统统治者」或是「征服东方」的意思。
.......

89年后中国受到的美国威胁还少吗？现在中国周边怎么回事你也看不见？真是睁眼说瞎话。人家公主太子在美国做人质我能理解，如果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我就不明白了。

海参崴及邻近远东地区是清朝签的，还立有界碑，不懂历史事实，胡说一通，没法交流。01年只是是为张学良的中苏战争和珍宝捣下结论。

水中央

引用第152楼shao2006于2012-09-27 09:15发表的 :
朝鲜2200万人，120万军队，700~800万预备役，还搞原子弹导弹。基本不和其它国家交往。
朝鲜如被美国控制，威胁北京有多近。。。。

谢谢啊，我终于明白了，从您这学到好多知识。
原来朝鲜和韩国距离很远啊！幸亏美帝控制的是离我们无比遥远的韩国，而不是离我们无比临近的朝鲜。
还有从您的教导中，我还明白了，美国的什么导弹啥的长城也飞不过去，是纸老虎。

水中央

引用第153楼shao2006于2012-09-27 09:39发表的 :
文革中打砸抢事件影响最大一次是66年8月刘的女儿刘涛等高干子弟的打砸抢行为，也为正接受批评检讨的刘少奇不利处境帮了倒忙。本来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问题，经子女们这一闹，变成了敌我矛盾，而且很容易形成狗急跳墙和行为卑劣的判断。打乱了老毛的最初设想!


打砸抢最早的一次好象是十四中（具体记不清了），也是高干子弟，死了几个老师

.......

再次感谢您！又知道好多历史真相了。

感情十年文革他老人家受到的迫害最多，我才明白毛怎么那么多敌人。真可怜啊，一直受迫害！

真的好同情他老人家了！呜呼！

引用第158楼水中央于2012-09-27 13:44发表的 :

再次感谢您！又知道好多历史真相了。

感情十年文革他老人家受到的迫害最多，我才明白毛怎么那么多敌人。真可怜啊，一直受迫害！

.......

文革是政治革命，毛只是舵手，对毛和文革的看法做法千人千面，各地情况完全不同，以偏盖全和以文字掩盖现实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现在大家不能统一思想的真正原因。

对政治进行改革的人总是要受人骂的，商鞅变法是秦国成功的主因大家都知道，但商鞅个人的结局谁都害怕。政改出人命并不希奇。反对商鞅的人不比反毛的少

现在中国的制度不符合现代社会，特别是腐败太严重，毛只是做了次试验而己，现在人一面说要政改，又不敢讨论文革政革中的成功与失败经验，却要在口号上喊。

引用第157楼水中央于2012-09-27 13:41发表的 :

谢谢啊，我终于明白了，从您这学到好多知识。
原来朝鲜和韩国距离很远啊！幸亏美帝控制的是离我们无比遥远的韩国，而不是离我们无比临近的朝鲜。
还有从您的教导中，我还明白了，美国的什么导弹啥的长城也飞不过去，是纸老虎。

了解时势再来说这个吧。

oops1

[quote]引用第156楼shao2006于2012-09-27 13:04发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