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识“国文”

fenglong88

引用第98楼hzyuan于2008-12-14 17:49发表的 :
fenglong88兄是实在人，换了我绝对没这等耐心把这一大堆东西一个个字敲上来的。
就我从小到大接触过的作文来说，读书时是自己写，工作了是偶尔看到一些，感觉是什么都在变，就是写作之道——规律——不变，简单地说，就是不在作文，而是在“做”文。学生在“做”文，老师在教“做”文，而且越发“做”得厉害。以前还是做些拾金不昧、扶老奶奶过马路，现在动不动就“做”到生死感悟、人生哲理上了，可怜这些小孩，本来是那么阳光的时候，却把一篇文章做的老气横秋，动不动就摆出一副哲人相，怎么看都觉得别扭。
这次带实习，有一单元课文篇篇非死即残，《我与地坛》、《最后的常春藤叶》、《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鸟啼》，看得我直犯嘀咕，高一学生，有必要搞得那么沉重吗？不过这也就算了，都是好文章。最受不了的是实习生天天拿汶川煽情，可怜我带三个班，一天听三节课，活活被震了一个星期。到了最后写作指导课，《感悟生命》，实习生试讲，又把汶川拿出来了，我终于忍无可忍，发火了：如果一个人只能靠汶川才能感动的话，那我真怀疑他还是不是个人了！生命就在你的真实的生活中，就在生活的每一个平凡细微之处中，如果生活自身都感悟不了你，还讲个屁的感悟生命。实习生唯唯，立即修改教案，到网上搜了好多凡人生活的照片，真好，尤其是一张老奶奶喂小孙子吃饭的照片。
上课了，实习生把这些照片放出来，让学生谈感受、给照片命名。有一学生指着一张几个小孩的笑容的照片说：曾经的我们！我心花怒放，这堂课有戏了。实习生一楞，支吾几句，然后说：同学们，老师也给这张照片起了个名字，叫“有一种笑容叫纯真”，好不好啊？我顿时心火怒放！
接下来学生们给每张照片都命名为“有一种……叫……”，还有就是实习生不断地穷凶极恶地追问：你有什么感受啊？你到底有什么感受啊？你怎么会没有感受啊？
.......

年前年后比较慢，工作和家里的事情比较多。没有及时回复hzyuan兄的贴子，请见谅。兄所说的内容很对。现在中小学教育中关于情感方面的内容，教育性质的太多，缺乏完整地观察生活和细致地体察生活方面的内容。在语文上所反映的内容就是，缺乏书写情感方面的训练。下面一段话是去年在别处讨论时的一段想法。

关于“达意”的问题，“意”字本身为“心音”自然要涉及到“情”，所以“达意”并不是最基本的要求，反而是比较高的要求。一个人想做到像梁启超先生那样“笔端常带感情”是非常不容易的。我理解一句话的表达是要有两个层次的（现在用的“意思”则混淆了这两个层次）：一个是表义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只是要求“义”的准确与完整，并不涉及感情，例如字典中的解释，药品说明书，合同之类的应用文字。这个阶段的文字，不需要带感情，也容易进行规范化的指导（诸如说明、客观叙述之类）。另一个是表意（达意）的阶段，这一个阶段表达者的情感要参与到文句之中，这样一来必须通过对文句进行一番斟酌与修饰，从而找到最能表达自己情意的言辞与方式。而这一番斟酌与修饰的工夫，要求是很高的，所以我认为“达意”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从我自己经历的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情况来看，现在的语文教学大多守在“表义阶段”进行反复地操练，而且把第一个阶段个教学任务，当作了全部的、唯一的教学任务。也正是这样，我们现在的作文教学，谈语言通顺学生还能做到，但一涉及“真情实感”这样的要求，很少有学生不挠头的——因为缺少这方面的训练（其实，不但学生缺少，我们也缺少）。

兄的寄语非常有价值，但要想让学生能懂，恐怕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文字上的表述。

fenglong88

写作是一种技能，是生活所必需的技能。我们要记录见闻以助记忆，要发表情意，使人了解，都飞有这种技能不可。凡学一种技能，必须实地练习。练习，次数需多，须有人指导、纠正。中学生作文就是习作——练习写作——不是创作。学生应当认清：作文是为自己，不是为教师，为学校；作文的目的是在学习将来实际生活所必需的熟练的写作技能，不是在获得分数。教师应当认清：指导批改学生的作文，是教师应负的责任，应尽的义务，无可诿卸的责任和义务。学生对于教师的批改，应当细心阅看，虚心接受。

蒋伯潜《中学国文教学法》第59-60页

fenglong88

吕冀平：关于“语文规律”的我见

《吕冀平汉语论集》 作者:吕冀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452页—第456页 ）

(一)国文教学，在上级的正确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努力下，它的方针越来越明确了。它除了要与政治思想密切结合外， “基本目的是：提高学生对大众语文和新社会一般应用文字的读写能力，掌握其基本规律与基本用途……”(教育局国文教学计划草案)。因此，它就唤起同志们正视和尽快了解一种东西——“语文规律”。这就是说，今后的国文教学不单纯是逐字一讲，完事大吉；而是要在通过具体的文章提高同学们的思想感情之外，着重地分析文章，从这些文章里归纳出一定的规律，使同学掌握住这规律，把这规律应用在自己的写作里，借以提高写作，将文章写得更通顺更明了，更好更美。然而问题也就发生了： “什么是语文规律呢?”

这个问题大家讨论过几次了，意见也渐趋一致，但仍有小的分歧。为了展开深入的研究，使得我们今后的教学更加提高，我这里仅将我个人的看法写出来，就正于同志们，希望得到同志们的宝贵意见和指示。

有的同志讲：“语文规律是个大问题，我们没有能力给它下定义，我们只注意怎样掌握它好了。”是的，它是个大问题，并且我们真也没有能力来给它下个天衣无缝的界说；但我们却应该而且必须对它有个在现阶段上较明确的认识——虽然这认识不一定正确。理由很简单：实际工作要我们一定来掌握它。如果我们对它毫无认识，那么，又来掌握什么呢?因此，我们从现有基础，现有程度上来认识它，说明它，即使错了，也总比正视它却又不敢谈它强一些。所以我才大胆地写出我的看法。

首先，我认为语文规律是一种科学，这正和说文学史、文艺理论是科学同样道理。它是组织语言文字——这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的一种规律，它是组织语言文字的基本法则。这就是说我们不仅掌握了语言文字，更要紧的是如何把它组织起来，如何把它组织得更好，更美，更有说服力。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敌人还存在的时候，我们拿着它向敌人冲锋陷阵，在文化思想战线上战胜敌人。当我们和敌人在笔杆上交兵的时候，语文规律就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因为谁掌握了这个规律而且掌握得好，谁的语言文字就能锤炼得像匕首、长枪、炮弹一样锐利!文字在他手里也就会变成了无敌的武器!

(二)语文规律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它是客观存在反映于主观意识，再把主观意识通过语言文字表现出来的形式和法则；因而它离不开思想，离开了思想内容也无从谈什么语文规律。但这不等于说“语文规律就是思想内容”，“它两个是一个东西”(有的同志曾这样讲)。我们必须明确一下“规律”这一概念的含义是什么。它既然是组织表现思想的语言文字的规律，同时也就说明了它本身并不是思想，这一点毋庸多加解释。因而有的同志的看法就值得商榷，这位同志说：语文规律本身和思想内容是一个东西，所以语文规律就包括了观点立场。这种看法，初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任何人都有他的立场和观点。其实这种看法是欠正确的。所谓观点立场是我们具体的人对待事物的看法；而事物本身尤其是“规律”，它却不管你怎样来看，而只管根据一定的法则向前发展着。正如社会发展的规律一样，马列主义者用了很多事实证明着社会有它一定的发展规律，而唯心论者却否认有什么规律，但社会并不因它否认而停止发展。我们如果承认语文规律是一种科学，是一种工具，那我们就应当承认这种工具不仅我们掌握着它，我们的敌人也在掌握着它。(正因如此，我们才应该更好地使用它、掌握它)也就是说我们掌握了它来向人民阐明真理，组织人民走向幸福的新社会，而反动的敌人却也正是利用它来颠倒黑白、蒙蔽真相、歪曲真理、麻醉人民。我们能不能说因为敌人是反动的，所以他们的文章连语文都不通了呢?(敌人的思想内容当然是荒谬不通的，必须清楚，这里讲的只是“语文”)有的同志就是这样认为，并且举出“无可奈何的供状”来做例子说：因为是反动透顶的文章，所以除了思想悖谬之外，文章也写得狗屁不通。我想这是在思想上放松敌人；其意若曰：你是反动家伙，那你就不会写文章，文章写出来在语句上就不会通顺。如果冷静一下，多想一想，当知道敌人的文章在语文上并不都是狗屁不通，有的时候在形式上还可能伪装粉饰得很熔赫——正因为这种在形式上粉饰得比较华丽的文章，有时才能迷惑住一部分人。这原因也很简单，敌人也同样地会使用这个工具——语言文字，也同样地懂得使用这个工具的规律——我们有枪会放，敌人也有枪也会放，问题只在我们的枪法要超过敌人才能致他们于死命。鲁迅先生之所以能够以一只毛笔打得伪装成各式各样的敌人水流花落，甲卸盔丢，就因为鲁迅先生不仅有真理和人民在支持他，而且还因为他懂得怎样表现真理，有熟练地组织文字的技巧，高妙灵活地运用了语文规律，把每个字都组织成无限锋利的匕首，无限有力的炸弹。因此我觉得：观点、立场、思想内容决定着怎样运用语文规律，但语文规律却决不就是观点、立场、思想内容。把两者混淆起来的认识其害处有二：(1)如上所述会以为敌人反动便什么都不是，枪都放不响，机器都旋转不起来，自己就会死掉的，因而松懈了我们的警惕。必须认清，语文规律如同电的规律一样，掌握在我们手里就会使它变成力量，开花结果，为人民谋幸福，但敌人也会掌握它，不过却是使它变成刑具，戕害人民。(2)在当前教学上，会认为语文规律就是思想内容，而把两者混在一起不加区分，使得学生如往日一样，不晓得阅读写作的知识，不能够在思想认识提高之外把思想感情表达得明了、完善、美好。

(三)语文规律既然是组织反映客观事物、表达思想感情的语文法则，那么它就不可能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事物的发展而发展着。

当把基本的语文规律掌握了之后，而表现在组织文字的形式上又进一步提高的时候，便产生了技巧。技巧使语言文字的表现形式更美好、更多样、更生动活泼，更有说服力。但必须明白技巧是奠基于最基本的语文规律之上，也就等于说，不懂语文规律便谈不到文章技巧，连文章的“通”都做不到，就不可能做到简明，生动，感人。

当熟练掌握了基本规律，进而产生了技巧之后，这技巧便可反过来作用于这基本规律，提高这基本规律，使它从基本上向前进了一步。譬如写小说，当一个新的形式到来时，这个形式还属于技巧的范畴；但待推广普遍之后，它将不是技巧而是基本规律了。所以说，一千年前的语文规律决不同于今天的语文规律；今天的语文规律也决不同于一千年后的语文规律。

语文规律和技巧就是这样相互作用，相互推动，辩证地向前发展着。

(四)今后在实际教学当中，怎样来教给学生这种语文知识呢?大家都在摸索，我提不出什么意见来，只把我想过却还没有做过的“办法”写出来做个参考：(1)每一课文，分析了它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之后，就着重分析这篇文章的好处。一定要学生明白这篇文章为什么好，好在什么地方；举出实际例子来，联系学生自己，把学生的文章取出来做一个具体的对照，使学生在对比之下明白自己写得不好的地方。(2)指出文章的特点，解释其为“特点”的原因，使学生练习应用这个特点。但却不必要篇篇文章都硬找特点，乱加名堂，什么“严密、清晰、生动、具体”……为找特点而找特点。实际上我们讲一百篇文章不可能找出一百个特点，一百个名堂，但世界上的文章却是不知道有多少个一百篇。(3)我同意教育局教学计划的“以四课或五课组成一个单元，单元的编配，应以语文规律为线索……”找一些体裁相似笔法相近的文章组在一起作为一个单元，这样便于找出同类文章的特点。我并建议，我们每个单元的最后一课最好是解释语文规律的教材，部定教材里面没有，我们可以大胆试写，印成活页。譬如：一个单元是五课，前四课都是体裁相似的短小活泼、具体生动的叙事文或抒情文，那么第五课可用活页，我们自己写些像“什么是抒情文?”“怎样才算具体生动?”……这类的文章。这样，讲第五课时便同时归纳了前四课，而且例子也都是前四课里面的，便于理解。

总之，是学以致用，就是使同学不仅懂，最要紧的是懂了之后怎样应用。(哈尔滨《教学研究》1949年第7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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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long88按：

这篇文章应该是解放区的课改经验，但所用的说法依然是国文。大概是一个月前，我见到这篇文字，颇为其中的内容震惊。自己近几年来一直在强调语文学科要体现出“语言文字的运用规律”，已经涉及了这篇文章中所论述的内容，但要像吕先生这样简明扼要地表达出来，实在是超出我的能力了。

在吕先生为自己的《吕冀平汉语论集》所写的前言中，吕先生说：“这大概是我写的关于汉语问题的第一篇文章，时间过去了52年有余，现在看看实在幼稚得可笑，连题目也觉得有点‘扎眼’”。其实这篇文章并如吕先生自谦时所称的“幼稚”，至少在语文教学史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很遗憾的是，这种强调语文规律的教材安排，在目前的教材中已经难觅其踪了。

hzyuan

丰隆兄好久不见（因为我来园地有一阵没一阵的），新年快乐！
吕先生对语文规律所下的定义，虽然我个人觉得逻辑上并不是很严密；不过确实是现在很多从事语文教学的人所思考和探索的。
我有时会想到的一个问题是，语文规律怎样才能不成为狗皮膏药？（好象以前跟兄交流时也谈到这个问题。）
比方说“情景交融”。一个单元课文教下来，第一篇课文
师问：同学们，这篇课文有什么特点啊？
生答：情景交融。
师评：对。
第二篇课文
师问：同学们，这篇课文有什么特点啊？
生答：情景交融。
师评：对。
第三篇课文
……
有时候我跟学生开玩笑：
同学们，考试时不会做的题目千万别空着，总得写几个字上去，比方说“情景交融”啊，“语言生动”啊，我虽然知道你根本不会，看到这些字还是得给你几分的。
这样是不是掌握语文规律了呢？当然不是，那什么才是掌握语文规律呢？
兄说

引用第102楼fenglong88于2010-02-19 11:30发表的 :
自己近几年来一直在强调语文学科要体现出“语言文字的运用规律”。.......

我这几年教学所思考和摸索的和兄略异，是“如何运用语言文字的运用规律”。不过说实话，不管是“语言文字的运用规律”还是“运用语言文字的运用规律”，说起来就一句话，操作起来真难。

fenglong88

谢谢hzyuan兄的问候。

语言文字规律运用难，这个问题应该从两面理解，一是语言文字的运用规律有哪些，二是如何运用这些规律。这一点其实其实语文学科建设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就兄所举的例子而言，我认为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明确：一、“情景交融”算不算语文规律？二、怎样才能算认识到了这种规律？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认为“情景交融”是一个标签式的语言文字的运用规律，之所以说“情景交融”是标签式的是因为但从字面上说出这个词语并不代表理解了语文运用规律。最早说出这个词语的人，肯定是在大量的感性认识积累上得出的，而后来的人并没有大量的感性认识，而只是从字面上重复这个词语。这样很多情况下，很多人只是再重复使用这个“标签”，其实并不知道这个“标签”背后所需要的内容。（我在另外一个主题“语文杂谈”中有一篇“再现僵化的文字”中有跟这个内容有关的一点认识，还望兄多批评指教。）其实，“情景交融”这个词依然过于抽象，作为抽象的词语它只适合用于评论，而不适合直接用在教学之中，最近在给学生讲课时，我试着在“情景交融”之前加入一个“物性人情”作为认知的过度，效果要比直接跳到“情景交融”好一些。

对于第二个问题，单纯地重复肯定不能算是认识或理解到这个规律。怎样才不是单纯地重复呢？应该按照“物性人情”的原则，结合具体的文本指出，此文本中，用了怎样的物性，表达了怎样的人情，物性和人情的结合处在哪里，二者结合的意境，才能算是“情景交融”。

至于，让学生在试卷多写几个词语，这种事我也做的。因为毕竟作为一种评价手段，考试是要看分的，即便有些学生做不到能理解情景交融，但写上情景交融，最起码说明他们知道这个标签，而知道一个标签也是一种知道，既然知道一点，当然也会得到一两分了。

lamses

语言文字的运用规律……大体则有，定体则无吧。

情景交融也好，语言生动也罢，某一概念所以生出，未必无偶然性。


以手指月，月自然当观，手却也并非可以无视。得意不忘言，得鱼更收筌，或者即是语文。

翻阅了教学相长全部５２页的帖子们，fenglong88 学士可佩!golden21c可钦！
呵呵

fenglong88

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

叔雅先生讲席，承命代拟今夏入学考试国文题目，寅恪连岁校阅淸华大学入学国文试卷，感触至多。据积年经验所得，以为今后国文试题，应与前此异其旨趣，即求一方法，其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者，以之测验程度，始能于开卷定分之时，有所依据，庶几可使应试者，无甚侥幸，或甚冤屈之事。阅卷者良心上不致受特别痛苦，而时间精力俱可节省。若就此义言之，在今日学术界，藏缅语系比较研究之学未发展，真正中国语文文法未成立之前，似无过于对对子之一方法。此方法去吾辈理想中之完善方法，固甚辽远，但尚是诚意不欺，实事求是之一种办法，不妨于今夏入学考试时，试一用之，以测验应试者之国文程度。略陈鄙意，敬祈垂敎。幸甚！幸甚！凡考试国文，必考其文理之通与否，必以文法为标准，此不待论者。但此事言之甚易，行之则难。最先须问吾辈今日依据何种文法以考试国文。今日印欧语系化之文法，即马氏文通「格义」式之文法，既不宜施之于不同语系中国语文，而与汉语同系之语言比较研究，又在草昧时期，中国语文真正文法，尚未能成立，此其所以甚难也。夫所谓某种语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于世界语言之公律，除此之外，其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种语言之特殊现相，归纳若干通则，成立一有独立个性之统系学说，定为此种语言之规律，并非根据某一种语言之规律，即能推之以概括万族，放诸四海而准者也。假使能之，亦已变为普通语言学音韵学，名学，或文法哲学等等，而不复成为某特种语言之文法矣。昔希腊民族武力文化俱盛之后，地跨三洲，始有训释标点希腊文学之作，以敎其所谓「野蛮人」者。当日固无比较语言学之知识，且其所拟定之规律，亦非通筹全局及有系统之学说。罗马又全部因袭翻译之，其立义定名，以传统承用之之故，颇有讹误可笑者。如西欧近世语言之文法，其动词完全时间式，而有不完全之义。不完全时间式，转有完全之义，是其一例也。今评其价值，尚在天竺文法之下。但因其为用于隶属同语系之语言？故其弊害尚不甚显著。今吾圃人所习见之外国语文法，仅近世英文文法耳。其代名词有男女中三性，遂造他她牠三字以区别之，矜为巧便。然若依此理论，充类至尽，则阿剌伯希伯来等语言，动词亦有性别与数别，其文法变化皆有特殊之表现。例如一男子独睡，为男性单数。二男子同睡，为男性复数，一女子独睡，为女性单数。二女子同睡，为女性复数。至若一男子与一女子而同睡，则为共性复数。此种文法变化，如依新法译造汉字，其字当为[亻+睡+女]。天竺古语，其名词有二十四啭，动词有十八啭。吾中国之文法，何不一一仿效，以臻美备乎？世界人类语言中，甲种语言，有甲种特殊现相，故有甲种文法。乙种语言，有乙种特殊现相，故有乙种文法。即同一系之西欧近世语，如英文名词有三格，德文名词则有四格。法文名词有男女二性，德文名词则有男女中三性。因此种语言，今日尚有此种特殊现相。故此种语言之文法，亦不得不特设此种规律。苟违犯之者，则为不通，并非德人作德文文法喜繁琐，英人作英文文法尚简单也。欧洲受基督敎之影响至深，昔日欧人往往以希伯来语言为世界语言之始祖，而自附其语言于希伯来语之支流末裔。迄乎近世，比较语言之学兴，旧日谬误之观念得以革除。因其能取同系语言，如梵语波斯语等，互相此较研究，于是系内各个语言之特性逐渐发见。印欧系语言学，遂有今日之发达。故欲详知确证一种语言之特殊现相及其性质如何，非综合分析，互相比较，以研究之，不能为功。而所与互相比较者，又必须属于同系中大同而小异之语言。盖不如此，则不独不能确定，且常错认其特性之所在，而成一非驴非马，穿凿附会之混沌怪物。因同系之语言，必先假定其同出一源，以演绎递变隔离分化之关系，乃各自成为大同而小异之言语。故分析之，综合之，于纵贯之方面，剖别其源流，于横通之方面，比较其差异。由是言之，从事比较语言之学，必具一历史观念，而具有历史观念者，必不能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也。往日法人取吾国语文约略摹仿印欧系语之规律，编为汉文典，以便欧人习读。马眉叔效之，遂有文通之作，于是中国号称始有文法。夫印欧系语文之规律，未尝不间有可供中国之文法作参考及采用者。如梵语文典中，语根之说是也。今于印欧系之语言中，将其规则之属于世界语言公律者，除去不论。其它属于某种语言之特性者，若亦同视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施诸不同系之汉文，有不合者，即指为不通。呜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西晋之世，僧徒有竺法雅者，取内典外书以相拟配，名曰「格义」（「格义」之义详见拙著「支愍度学说考」），实为赤县神州附会中西学说之初祖。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祇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敎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此歌德，穿凿附会，怪涎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比较研究方法之义既如此，故今日中国必先将国文文法之「格义」观念，摧陷廓淸，然后遵循藏缅等与汉语同系语言，此较研究之途径进行，将来自可达到真正中国文法成立之日。但今日之吾辈，既非甚不学之人，故羞以「格义」式之文法自欺欺人，用之为考试之工具。又非甚有学之人，故又不能即时创造一真正中国文法，以为测验之标准。无可奈何，不得已而求一过渡时代救济之方法，以为真正中国文法未成立前之暂时代用品，此方法即为对对子。所对不逾十字，已能表现中国语文特性之多方面。其中有与高中卒业应备之国文常识相关者，亦有汉语汉文特殊优点之所在，可藉以测验高材及专攻吾国文学之人，即投考国文学系者。兹略分四条，说明于下。

（甲）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知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
此理易解，不待多言。所不解者，淸华考试英文，有不能分别动词名两者，必不录取，而国文则可不论。因特拈出此重公案，请公为我一参究之。

（乙）对于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
此点最关重要，乃数年阅卷所得之结论。今日中学国文敎学，必须注意者也。吾人今日当然不依文镜秘府论之学说，以苛试高中卒业生。但平仄声之分别，确为高中卒业生应县之常识。吾国语言之平仄声与古代印度希腊拉丁文同，而与近世西欧语言异。然其关于语言文学之重要则一。今日学校敎学英文，亦须讲究其声调之高下，独国文则不然，此乃殖民地之表征也。声调高下与语言迁变，文法应用之关系，学者早有定论。今日大学本科学生，有欲窥本国音韵训诂之学者，岂待在讲堂始调平仄乎？抑在高中毕业以前，即须知「天子圣哲」「灯盏柄曲」耶？又凡中国之韵文诗赋词曲无论矣，即美术性之散文，亦必有适当之声调。若读者不能分平仄，则不能完全欣赏与了解，竟与不读相去无几，遑论仿作与转译。又中国古文之句读，多依声调而决定。印欧语系之标点法，不尽能施用于中国古文。若读者不道平仄声调，则不知其文句起迄。故读古书，往往误解。大正一切藏经句读之多讹，即由于此。又汉语既演为单音语，其文法之表现，即依托于语词之次序。昔人下笔偶有违反之者，上古之文姑不论，中古以后之作，多因声调关系，如「听猿实下三声泪」之例。此种句法，虽不必仿效，然读者必须知此句若作「听猿三声实下泪」，则平仄声调不谐和。故不惜违反习惯之语词次序，以迁就声调。此种破例办法之是非利弊，别为一问题，不必于此讨论。但读此诗句之人，若不能分别平仄，则此问题，于彼绝不成问题，盖其人读「听猿实下三声泪」与「听猿三声实下泪」，皆谐和亦皆不谐和，二者俱无分别。讲授文学，而遇此类情形，真有思惟路绝，言语道断之感。此虽末节，无关本题宏旨，所以附论及之者，欲使学校敎室中讲授中国文学史及词曲目录学之诸公得知今日大学高中学生，其本国语言文学之普通程度如此。诸公之殚精竭力，高谈博引，岂不徒劳耶？据此，则知平仄声之测验，应列为大学入学国文考试及格之条件，可以利用对子之方法，以实行之。

（丙）对于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
今日学生所读中国书中，今人之著作太多，古人之著作太少。非谓今人之著作，学生不可多读。但就其所读数量言，二者之此例相差过甚，必非合理之敎育，亟须矫正。若出一对子，中有专名或成语，而对者能以专名或成语对之，则此人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可以测知。

（丁）对子可以测验思想条理。
凡上等之对子，必具正反合之三阶段。（平生不解黑智儿〔一译「黑格尔」〕之哲学，今论此事，不觉与其说暗合，殊可笑也。）对一对子，其词类声调皆不适当，则为不对，是为下等，不及格。即使词类声调皆合，而思想重复，如燕山外史中之「斯为美矣，岂不妙哉！」之句，旧日称为合掌对者，亦为下等，不及格。因其有正，而无反也。若词类声调皆适当，即有正，又有反，是为中等，可及格。此类之对子至多，不须举例。若正及反前后二阶段之词类声调，不但能相当对，而且所表现之意义，复能互相贯通，因得综合组织，别产生一新意义。此新意义，虽不似前之正及反二阶段之意义，显著于字句之上，但确可以想象而得之，所谓言外之意是也。此类对子，既能备具第三阶段之合，即对子中最上等者。赵瓯北诗话盛称吴梅村歌行中对句之妙。其所举之例，如「南内方看起桂宫，北兵早报临瓜步。」等，皆合上等对子之条件，实则不独吴诗为然，古来佳句莫不皆然。岂但诗歌，即六朝文之佳者，其篇中警策之俪句，亦莫不如是。惜阳湖当日能略窥其意，而不能畅言其理耳。凡能对上等对子者，其人之思想必通贯而有条理，决非仅知配拟字句者所能企及。故可藉之以选拔高才之士也。

昔罗马西塞罗Cicero辩论之文，为拉丁文中之冠。西土文士自古迄今，读之者何限，最近时德人始发见其文含有对偶。拉丁非单音语言，文有对偶，不易察知。故时历千载，犹有待发之覆。今言及此者，非欲助骈骊之文，增高其地位。不过藉以说明对偶确为中国语文特性之所在，而欲研究此种特性者，不得不研究由此特性所产生之对子。此义当质证于他年中国语言文学特性之研究发展以后。今日言之，徒遭流俗之讥笑。然彼等既昧于世界学术之现状，复不识汉族语文之特性，挟其十九世纪下半世纪「格义」之学，以相非难，正可譬诸白发盈颠之上阳宫女，自矜其天宝末年之时世装束，而不知天地间别有元和新样者在。亦只得任彼等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吾辈固不必，且无从与之校量也。尊意以为何如？

附  记
三十余年前，叔雅先生任淸华大学国文系主任。一日过寅恪曰，大学入学考期甚近，请代拟试题。时寅恪已定次日赴北戴河休养，遂匆匆草就普通国文试题，题为「梦游淸华园记」。盖曾游淸华园者，可以写实。未游淸华园者，可以想象。此即赵彦卫云麓漫钞玖所谓，行卷可以观史才诗笔议论之意。若应试者不被录取，则成一游园惊梦也。一笑！其对子之题为「孙行者」，因苏东坡诗有「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一联（见东坡后集柒赠虔州术士谢〔晋臣〕君七律）。「韩卢」为犬名（见战国策拾齐策三齐欲伐魏条及史记柒玖范睢传）。「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俱为虚字。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冯应榴苏文忠诗注肆伍未知「韩卢」为犬名，岂偶失检耶？抑更有可言者，寅恪所以以「孙行者」为对子之题者，实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盖猢狲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猾耳。又正反合之说，当时惟冯友兰君一人能通解者。盖冯君熟研西洋哲学，复新游苏联返国故也。今日冯君尚健在，而刘胡并登鬼录，思之不禁悯然！是更一游园惊梦矣。 一九六五年岁次乙巳五月七十六叟陈寅恪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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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田：谈语文节奏

    语文的节奏，一方面为语文所表现的思想或情感所决定，一方面也受文字本身的影响。中国的文字是单音字，经自然地就有造成双音节的趋势。中国最早的诗是四言诗，其实是两个二言，也就是两个双音节结合而成，其所以然者，固然是初民幼稚的表现，但也由于单音字所形成。就是现在的白话，也依然有这种情势。譬如我们说“一国”，或说“一个国家”，而很少说“一个国”，我们说“一家”，或说“一个家庭”，而很少说“一个家”，我们说“月亮”，或说“一个月亮”，而不说“一个月”，诸如此类。情形虽然如此，但由于现在的白话文往往句子相当长，不再象从前用文言写诗写文那样简短，如果一连串都是双音节奏，读起来便非常别扭。譬如以下诸例：

  梦里、恍闻，铛铛、钟声。
  回头、一看，桌上、座钟。
  外边、课室、人声、渐渐、嘈杂、起来。

很显然地，这些句子里是缺少了某些东西，试读读看，不是觉得语气不足，便是不容易把握音节的轻重，这原因，就在于这些句子都是双音节的结合，只要稍稍加以变化，放入一两个虚字，情形就完全变了，譬如：

  梦里恍闻铛铛“的”钟声。
  回头一看桌上“的”座钟。
  外边课室“里的”人声渐渐“地”嘈杂“了”起来。

虽然只是加入了几个字，语句就已经不再那么呆板，就已经有了一种“错落有致”之美，也就是更恰当地表现了这些语句应有的情感与调子。

    这情形，从中国诗文的进化发展上，也很容易看清楚。中国诗由四言而五言，七言；由诗而词，而白话诗，文章由骈而散，而白话文。锺嵘《诗品》说：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耶也!

从四言到五言，也就是从两个呆板的双音节而变为错落自然的音节，这一变化，实在是由于文化日进，人类思想情感日益丰富，于是也就有了这表现技巧的进步。再变而为七言，又是一大进步。譬如：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

都是用了两个四言的形式才说明一个完整的事象，也可以说是两个四言才造成一个完全句子。到了五言，便可以一句话说两件事了，譬如：

  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
  木落，江渡寒。雁砸还，风送秋。

以后发展到七言，甚至一句可以说三件事了，譬如：

  车怠，马烦，客忘归。

从这些例子看，思想情感之日益丰富化，与语文表现的姿态之变化生长，其关系是至为明显的。如只在语文节奏上看，五言、七言都是双音与单音、轻音与重音的错落句法，而避免了那种一连串的双音节的结合，也就是避免了那种呆板与紧促。从这里也就可以明白六言不发达的原因，而九言诗虽可斟造成错落的句子，然而因为句子太长，不便呼吸，所以也无从发展。至于最初的四言，因为都是被之管弦的，在四言之中仍可有长短变化。诗歌既渐渐与音乐脱离，自然就须在其本身中要求变化，以便于吟读，亦即便于体味出那些自然的情味。在文章方面，如韩愈等人的古文运动，力主废骈用散，其目的也在于求表现之自然。到了现代，我们用白话作诗作文，情形自然也更不同了。初期的白话诗文，还脱不掉一些旧诗文的气息，进步到今天，我们的白话诗文已经又向前进了一大步，就是越趋向于日常语言，越趋向于活的语言了。语与文越来越近，因此，白话文的节奏也就是说话的节奏，而说话的节奏也就是错落有致的节奏。现在的白话文受了欧化的影响，那自然也不是没有，如句子太长，复句太多，因之如“的”的应用也太多，等等，然而尽管句子长而复杂，只要讲求文法，也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而且，只从文字节奏上看，也还是错落有致，保持了自然的美好，只要自然，也就不致难解和误解。最特别的是有些人的文字，也似乎是受了欧化的影响。句子冗长而复遝，然而其中却丢失了应有的错落有致之美，甚至一连串都是双音节的堆叠，令人读起来，不但感到别扭，甚至忸怩，甚至于似不合文法，不易了解。例如下面一段文字；

    有些报导文章，比社论或新闻还重要，比副刊杂志上文章，也更能吸引读者，不仅给人印象真实而生动，还将发生直接广泛教育结果。……同是知识经验和文章，在将三者综合表现上，得失就可见出极大差别。

在这段文字中，如“还将、发生、直接、广泛、教育、结果”，是一连六个双音节，而在我们一般的说法，则可能为，还将发生直接“而”广泛“的”教育结果。又如最后一句，“得失、就可，见出、极大、差别”，而在我们一般的说法，则可能为：“或”得“或”失，就可“以”见出极大“的”差别。

又如下面一段：

　　得到这个不幸消息时，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因武力武器在手而如何作成一种自足自恃情绪，情绪扩大，头脑即如何失去作用，因此给人的苦难和自身的苦难。

我最初读这段文字，确乎不大了解，后来仔细再读，懂是懂了，然而还是别扭。我不知道作者之所以如此造句的根源在哪里，是不是日常说话也如此，或者作者的家乡都如此说话。更进一步，这种语文节奏，这种语文姿态，是不是也正好表现了一种思想姿态，情感姿态，是不是也正好可以说明一种生活姿态呢？中国人说“言为心声”，西洋人说“风格即人格”，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中学生》194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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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旧式的文学教育可说有三大特点：一是艺术的，即不大讲步骤的；二是天才的，即不希望人人有成的；三是终生的，即不预备短时间收效，也无法在短时间收效的。如要改进这等旧状，使受学的时间缩短，又能普遍有成，必得贯彻“科学化”一个原则。研究，力求科学的；基本训练，也力求科学的。

陈望道 《两个原则——对于中国文学系改革的意见》 1948年3月10《国文月刊》第65期。


fenglong88按：

陈先生在这里所说的“研究，力求科学的；基本训练，也力求科学的。”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其实，还应该在这两条之前再加上一条“对语文（国文）学科要有科学的认识”。因为没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作为前提，后面的研究和训练，极有可能做无用功。

就陈先生所提出的旧式教育的特点来看，很准确，但从现在对教育教学的认识来说。“这等旧状”，未必不符合事实的科学性——不可改变的客观性。

说古代教育不大讲步骤，并没有否定古代教育有步骤。只是步骤不够明显。蒙学中《三百千》传授，本身就是一种步骤，如果说是知识方面不讲步骤的话，古代的语文教育更讲究教材的渗透和贴近生活的实用性，这也可以与现代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想参照。

至于“天才的，即不希望人人有成的”这一点其实没有错，哪一门的课程能够保证人人有成呢？要知道在教育这方面“谋事在众人，成事在个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所成就的。所能验证的只是局部时间内的知识的记忆。

至于“终生的”，“不预备短时间收效，也无法短时间收效的”我想不会有太多人有意见。但如果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那么用“科学的研究”能够解决吗？科学的研究只能解决节省时间的问题，而不能改变时间或创造时间。


继承前人的传统，我们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语文课程，但同时，我也应该有足够的勇气以科学的态度面对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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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小学使用新撰国文科教材的特点

本书特点：

（一）文字既活泼、绝无堆砌之病。

（二）诗歌及故事甚多、能引起儿童对于文学之兴味。

（三）为纯粹之国文教科书，虽取材于社会科、自然科、以及历史、地理等科皆融化于文学之中，与割裂他科教材而入国文科者不同。

（四）描写天然景物者亦甚多，能引导儿童赏识自然之美。

（五）其他应用文件，亦择简要格式，分别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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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怎样学习国文

　　光华大学从设立以来，就有基本国文一科，究竟怎样的国文，才可称为“基本”呢？

　　古人有言：要摇动一棵树，枝枝而摇之则劳而不遍，抱其干而摇之，则各枝一时俱动了。一种学问，必有其基本部分，从此人手，则用力少而成功多（古人这句话，就是现在经济学上所谓以最少的劳费，得最大的效果）。各种学问都是如此，国文何独不然。所以研究国文，亦必有基本部分，研究之时，应当从此人手，这是毫无疑义的，常识可明，不待费词。研究国文，有基本部分，是容易明白的，但是国文之中哪部分是基本，这话就难说了。

　　1.国文的复杂性

　　研究国文，为什么要把他分做许多部分，而判定其孰为基本呢？这是由于国文的本身，异常复杂之故。国文的本身，为什么会复杂呢？这是由于其为“堆积“的之故（从前金世宗是热心提倡女真文的，他兼用汉文和女真文开科取士，觉得女真文总不如汉文的精深。他就问他的臣下，这是什么理由？有一个人回答说，这是由于女真文行用日浅之故，倘使假以时日，自然会逐渐精深的，就合于这个道理）。

　　文字是代表语言的，语言是代表意思的。人的意思，是随着时代而变迁的，意思变，当然语言不得不变，语言变，当然代表语言之文字亦不得不变，这亦是当然易明的道理。但是新的既兴，旧者为什么不废呢？这又因为社会的文化非常复杂，新者既兴，旧者仍自有其效用之故。人之所以异于别种动物，根本就是靠语言，因为有语言，所以这个人所会的，可以教给别个人，前人所会的，可以传给后来的人，不必人人从头做起，所以其所成就者大。

　　但是单有了语言，还是不够，因为其所达到的空间，和所占据的时间太少了。试将我们现在所有的书，和我们所能记得的书比较，便可明白此中的道理。记忆力是有限度的，我们能正确记得的、加上我们所能模糊记得的，便是我们记忆力的限度，超出这限度以外，就是靠文字替我们保存下来，倘使没有文字，这一部分就要先亡，或者虽不先亡，而大减其正确性（古书所以多不正确，即由其本为口传之故）。

　　文字是有形的，固定的，靠着它固定，所以能将许多东西替我们正确保存下来，而不至走样。然亦因其固定，所以其所保存的，仍是异时代人的语言，而不能转变为今人的语言，这种异时代的知识和材料，既是有用的，而又不能不用异时代的语言保存下来，于是异时代的语言，在现代就仍有其用了。

　　2.三种国文与基本国文

　　国文的种类，虽极复杂，然从其理论上占之，则可把它分做三种：（甲）与语言相合的；（乙）有一部分与语言不合的；（丙）介乎二者之间的。所谓合不合，是要兼（一）词类，（二）语法，（二）说话的顺序言之。在文字中谓之字法、句法、篇法。举一个例：如桌子板凳，直说桌子板凳，就是甲种；改作几席，就是乙种。又如说没有知道这件事，是甲种；说未（没有）之（这件事）知（如道），就是乙种。这是就字法、句法立论，篇法较为难见，然就古人的文章，仔细推敲，设想这一篇话，改用口说，或者用白话文写出来，其次序应否变更，也是很容易悟入的。丙种文字，并不是说某一部分同于甲种，某一部分同于乙种，倘使如此，那就仍足甲种乙种了。丙种文字的特色，就在于它可彼可此，譬如桌子板凳，说桌子板凳，固然可以，说几席亦无不可，全在因事制宜。试再举一个例：譬如我们现在做普通文字，说敬老之礼，《礼记》里的“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侍坐于所尊，敬毋余席”是没有什么不可以引用的。当这情形之下，决不能把几席改作桌子板凳。然若甲乙两人，隔着桌子斗口，甲提起板凳来，撞伤了乙，那就决不能把桌子板凳，改成几席了。做甲种文字，引用古书，虽无不可，然以口语文体论，至少应用之后，是应得再加以解释的，未免累赘。若乙种文，桌子板凳，就绝对不能用。所以文字的应用，以乙种为最广，这是社会上的事实，向来如此的，而事实之所以如此，正非无故而然。

　　然则基本国文，岂不就是丙种么？这又不然，照前文所讲，很容易见得丙种文字，就是甲乙两种之和，其自身是本无其物的。要学文字，只能就甲乙两种中，择定其一，简而言之，就是单学语体文，还是连不与现行语言相合的文章也要学。

　　仔细想起来，上文所说的甲乙两种文字，也只是理论上的分类，事实上，很难划定界限的，因为现代人的语言，也是各自不同。古书上的名词和句法，不见之于普通人口中的，仍可出诸文人学士之口。我们不能说普通人所说的是现代人的语言，文人学士所说即非现代人的语言，因为他明明是现代人。然则现代人的语言，也显分两种，一种是范围较狭的，我们假定，以“人人能说，人人能听得懂”，做他的界限，亦即以此为甲种文字界限，则出于此界线之外的，就不能不承认其侵入乙种文的范围了。研究学术的人，当然不能认此所定甲种文之范围内之语言，为已足于用，则其使用，势必侵入乙种的范围，使用既须及于乙种，当然学习亦不能不及于乙种了。而且严格言之，甲种文字，既经识字，既会说话，本是无须学得的，所以所谓国文的基本部分，必须于乙种文中求之。

　　3.国文的发展流变

　　但是乙种文字复杂已极，我们究取其哪一部分，作为基本呢，说到此处，即不能不略有文学史的眼光。从来浅见的人，每以为原始的文章，必足和语言合一的，到后来渐渐分离，其实不然，文字的源起，并非代表语言，实与语言同表物象（实系人之意象），这是小学上的话，现在不能探论，然其说据，实甚确凿，无可怀疑的。文字既非代表口中的一一音，当然用文字写成的文章亦非代表口中的一篇话。所以各国文学发达的次序，韵文都早于无韵文（因为文学史的初期，并没有照人类口中的言语记录下来的文字）。我国现存的先奉古书，其中都显然包含两种文字：①是句子简短整齐而有韵的，②是句子较长，参差不齐，而无韵的。后一种分明是只依据语言，而其发达的时代较后，据现存的书看起来，其发达大约起于东西周之间，而极盛于前汉的中叶，到前汉的末叶，文章又渐渐地改观了。为什么改观呢。这是由于言文本无绝对的合一，其理由是说话快，写文章慢，听话的时间短，看文章的时间长；所以个人说出来的话，和写出来的文章，本不会一致的，而在应用上，照说出来的话，一个个字的写在纸上给人家看，人家必觉得不清楚，甚而至于看不懂，把一篇写出来的文章，一句一句念给人家听，人家也一定觉得不痛决，甚而至于听不懂的。其所以然，①因语言的句子冗长，而文字简短；②由语言每多重复，而文字较为简净之故（即由说话快，写文章慢，听话快，看文章慢之故，因为说话既快，倘使句子又短，听的人就来不及了解了。文章有形迹而语言过而不留，听到后文，须回想前文之际，文章可以复看，语言则不能。所以说的人不得不再行提及，甚或屡屡提及，此等语法，在文字中，即所谓复笔。然较语言则远少）。所以文字语言，原始本非合一，即到后来，文字从不代表语言而进化到代表语言之后，仍不是完全一致的，既非完全一致，自然要分途发达了。

　　分途发达之际，文字向哪一方面走呢，那自然向美的方面走，何谓美？各时代的标准是不一致的。在当时，则以①句法简短整齐；②用字美丽者为美。循①此之趋势而前进，势必至于字眼典故，愈用愈多。汉、魏、晋、宋、齐、粱之文，愈后而其浮靡愈甚者，即由于此。此时代之所谓文，已全与口语不合，达意述事都不适用，即占情亦不真切；言情尚可勉强，达意述事，是不能一日而废的；汉魏文字已不自由，晋宋尤苦扞格，到齐梁则竟不能用了。起而弥其缺憾的，乃有所谓笔。笔是①不禁俗语俗字；②在原则上亦不用词藻，但其语调仍近于文，与口语小合，故在应用上，仍觉不便。

　　凡事都是动荡不定的，而亦总有趋中性，正像时钟上的摆，向两面推动，达于极度，则又回过头来，文章之自质朴而趋华美，自华美而后返于质朴亦然。南北朝末年，文章华靡极了，自然要有反动，当这时代，可走的路有一：①径用口语；②以未浮靡时之文为法。②又分为(A)径说古人的话，(B)用古人说话之法，来说今人之话两端。①本最痛快、最质朴，但前所占甲种之文，既不够用，而是时文字，又非通国人所使用，而实为一部分人所使用，这一部分人，正是所谓有闲阶级，他们既不喜欢极度的质朴，而且既有余闲，亦不要以前所述之甲种文字为基本，所以这条路是走不通的。②中(B)本最合理，但改革初期的人，却竞想不到，于是竞走(A)路，如苏绰的拟《大诰》，乃是一极端的例。唐初的古文，还多是涩体，亦由于此。直到唐中叶，韩柳辈出，才专走(B)路，用不浮靡时代说话之法以说话，其所说的话，自然不致浮靡，而所说的话，自然以之达意述事而便，以之言情而真了。改革的运动，至此乃告成功。

　　此项文字，是废弃西汉末年以来的风尚，而以东周至西汉中叶之文字为法，其时代较早，所以被称为“古文”，然文学是堆积的，新者既兴，旧者不废，所以自汉魏至齐梁之体，依然与之并行，人遂称此种文字为骈文，而称新兴的文体为散文。散文既兴，骈文就只占文学里的小部分，普通应用，全以散文为主了。练习国文，无疑的当以此为主。

　　4.当前国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改正的方法

　　但是所谓散文，包括①自东周至西汉，②自汉中叶至今的文字，其数量，也是非常之多的。我们又拣出哪一部分，作为学习的基本呢？于此，又有一个问题，我们常听见人说，“学校里的国文成绩不如私塾”，这句话，固然由于守旧的人，故意把学校里的国文成绩压低，把私塾的国文成绩抬高，然平心而论，亦不能不承认其含有几分真实性；详言之，则学校国文的成绩劣于私塾是事实，不过其优劣之相去，不如此等人所言之甚而已。

　　学校的国文成绩，为什么会劣于私塾呢?最易得的答案，是练习时间的少。单就国文一科而论，这自然是事实，但是各科的成绩，是相贯并通的，决不能说别种科目的学习，于国文毫无裨益，若合各种科目而论，学校的肄习时间，断不会较私塾为少，所以以文字的高古而论，学校学生是应当逊于私塾学生的，因其所读者多非古书，以识力的充足，理路的清楚而论，学校学生成绩该在私塾学生之上，因其所肄习者多而且真实，然而并不能然。学校里的国文成绩，其内容的贫窘，思想的浮浅和杂乱，形式上则并非不古而实系小通，是尤可讳言的。这究竟是什么原故呢？我以为其最大的原因，是由于现在的风气，作事浮而不实；次之则现在的学习国文，讲授所占的时间太多，自习所占的时间太少；再次之，则由于现在的教授国文，不得其法。前两端系另一问题，现在且论第三端。

　　最为荒谬之论，是把所谓应用文和美术文分开，须知天下只有可分清楚的理论，没有可分清楚的事实。文章是变相的说话，文章做得好，就是话说得好，天下有哪一种说话，能完全和实用离开的？又有哪一种话，完全不须说得好的？所以把应用文和美术文分开，根本是没有懂得文学。所以无论何种文学，苟其是好的，一定是有美的性质，其美的程度的高下，即以所含美的成分的多少为衡，绝不与其文字的内容相涉。这是第一步要明白的道理。

　　所谓美者，其条件果如何呢，具体言之，则其条件有二，一为势力之深厚，一为音调之和谐。何谓势力？凡说话，都是要刺激起人的想像的，刺激人的力量而强，则谓之势力深厚，刺激人的力量而弱，则谓之势力浅薄。何谓音调？音调就是说话的调儿，文章虽与说话分离，然在根本上始终是一种说话，所“亦必有其调儿。我们通常阅看文宁，自己以为没有念，其实无不默诵的；不过其声至微，连自己也不觉得罢了。惟其如此，所以写在纸上的文章，不能没有调儿，如其没有，则大之可以不通，即使人不知其意，小之亦呵以不顺，使人欲了解其意非常困难，而且多少有些扦格，此系音调所需的最小限度。若扩而充之，则文章的美术性，要以音调一端为最高尚。凡研究文字，而欲了解其美的，若于音调方面，不能了解，总不算得真懂；若在这一方面，能有真确的了解，别一方面断无不了解之理。因为这是文学最精微而又最难了解的一方面。文章之美，在于势力音调两端，这亦是从理论上分析之论，事实上，断不能将一篇文字，分开了，专领略其势力方面或音调方面的，事实上之所谓美，乃是势力音调的总和。合此诸总和的具体相而言之，则曰神气。这里所用的神气两字，并无深意，就和俗话中所用的神气两字一般，即合诸条件所成之具体相。此相固系合诸条件而成，然断非此诸条件之总和。譬如一个人的相，固系合其五官、四肢、言语、举止等而成。然我们认识一个人，断非就此诸端，而一一加以辨认，乃系看此诸端所合成的总相。所以一个熟人，远远走来，五官四肢，尚未辨别得清楚，我们早已认识他是谁了。因为所看的只是他的神气。文章神气的认识，其义亦系如此。这看似极模糊，实则极正确，而以认识而论，亦是较难的。文字的好坏，亦即判之于此。正如一个人品格的高低，判之于其风度一般。

　　文章是有个性的，天下断没有两个人的个性是相同的，因亦没有两个人的语言是相同的。文章就是语言，自然各个人的文章神气各不相同了。神气有好的，有坏的，有显著的，有隐晦的。大抵好的文章，其神气总是特别显著，这是各事都如此。譬如不会写字，笔笔描画的人，往往所写的字，极其相像，几于不能辨别，书家决没有如此的。文章亦然，文章的批评究竟自公道呢还是没有？我说，短时期之内是没有，长时期之内是有的。批评之权，本该操之内行之手，但在短时期之内，往往①内行的人，并未开口；②或虽开口，而末为人所重视；③或为他种不正的势力所压。所以作品并无价值，而誉满一时的人很多，此事今古皆然。但在较长时问之内，内行的人，不会始终不开口，苟无别种势力相压，自必为人所重视，而时异势殊，不正当的势力，也总要消散的。所以文章的好坏，历久必有定论。

　　这种历久受人重视的文章，昔人称为名家、大家，而名家、大家，二者又略有区别。名家是神气极好，然尚不免模仿他人，未能白求一格的；大家则不然。一个大家，必有一个人家特别的面目，毫不与人雷同。所以大家是个性极显著的，名家则未免模仿。名家既系模仿大家，其面目当然可与大家相像。同学一个大家的名家，彼此亦可相像。其实要学名家，径学其所白出的大家好了，即在诸名家之中，亦任择一人皆可学，不必专于一家。大家则不然，他的神气既是独特的，再无人与之相像；其由模仿而得到的，则总不如他的完全，也总不如他的显著；要学文章的人，自以从此致力为宜，所以大家遂成为研究的中心。

　　学文章与学科学不同，学科学人手所肄习的材料，必取最新之说，学文章则必取这几个大家，即所谓家弦户诵之文，向来肄习国文，即系如此。虽然向来教授国文的人未必都好，然其所取的材料，确是不错的。近来国文的选材，则漫无标准，从最古的书，直至于现代人的作品，而文体亦各种都备。推其意①在取人的齐备，以为可以见得各家的作风，②在取体制的齐备，以为各种文章，都可以有些懂，③在取其内容，以为于教育上有价值。其丈各科各有目的，根本不应因副作用而牺牲正主义。至于文章的体制，则各有渊源，非多读古书，明于义例，断难真实了解；断非每种体制，各看一两篇，即可明白。至于作家，则与其将研究之功分散于许多人，不如集中于少数人，由前文所言，已经很可明白了。所以肄习国文，所取的材料，非大为改变不可。

　　然则在先秦西汉，以及唐以后的文章中，该拣出哪一部分来，以为研究的基本呢，案文章有各种样子，又有两种原因：一种是体裁，一种是个性。

　　何谓体裁？如《卦辞》《爻辞》，是《易》独有的文体；后人所渭“训诰体”，是《书经》独有的文体；所谓“春秋笔法”，是《春秋》独有的文体。此种差异的起源，乃由古代执笔记事的人，彼此各不相谋，所以各自有其特殊的体制（此种特殊的文体，是各适于其所要记的事，后世倘仍有此等需要，其体制自相沿不废，如其无之，亦即废而不用。譬如易经卦•爻辞的体制，除了扬子云等要作《大玄》以拟《易》的人，再没有人去模仿他了。又如《诗经》，后世更无人仿之以作诗，却仿之以作箴铭等韵文，则因某方两的需要，已经消灭，而某方面仍存在之故）。在后世就不然了。文化广被，各种文章的体制，执笔的人，都是看见过的：而其所作的文章，关涉的范围亦广，非如古代的卜人、筮人，只要作繇辞；记事的史官，只要作《春秋》一类的文辞；记言的史官，只要作《尚书》一类的文辞。

　　于是文辞的体制，不复足为其形式同异的标准，而其判然不同的，乃在于作者的个性（古代的文字，内容实甚简单，所以发挥不出个性来，到后来，内容渐渐丰富，个性即因之显著了。此与说一两句平庸刻板的话，看不出其人的神气，为一小时的讲演，则讲演者个性毕露，正是一理），从东周以后就渐渐人于这种境界了。现在所流传，从东周至西汉的文章，既非纯粹口语，亦非与口语相离甚远的文言，大抵如今浅近文言，或文言化的白话（避去极俗的话，在当时谓之“尔雅”，此亦文字渐与前人之文接近，而与当时人的口语相离的种原因）。此等文字，较经意着力的，很能显出个性；其随笔抒写，简单而不甚经意的，则各人的面貌相同（此在现代亦然，如任何文学家，使作寻常应用之文，亦与寻常人同）。如刘子政《谏起昌陵疏》《谏外家封事》，都有其特殊的面目，和他家的文章，不能相混。而《新序》《说苑》《列女传》，则和他人的文章，并无区别，即其最好的例（古人之文，不必自作，大抵直录前人之辞，此亦多数古书，面目雷同的大原因。如《新序》《说苑》《列女传》多有与《韩诗外传》相同的，可见其文既非韩婴所作，亦非刘向所作）。我们的研究，自然是要集中于几种在体制上、在神气上，都有其特殊的样子的，在先秦西汉时期，为几部重要的经、子和《史》《汉》（西汉时代诸大家的作品，大抵包括此两书中，而司马迁、班固，亦各自为一大家）。自唐以后，则普通以韩、柳、欧、三苏、曾、王为八大家之说，我以为颇可采取的。八大家之说，始于茅鹿门。茅鹿门固然不是我们所能十分满意的人，然在唐宋诸作家之中，独提出此八家，则大致尚算不错。试看后来，姚姬传的《古文辞类纂》，称为最佳的选本，然所选的唐以后的文章，百分之九十几，亦是此八家的作品，即可明白。

　　5.基本的国文应为一般人学习的工具

　　以上说了一大篇话，在理论方面，似乎还是有一个立脚点的，但是此等议论，究竟是为哪一种人而发的呢?因研究国文的人很多，其目的，明明是彼此不同的。我以为研究国文的人，大致可分为下列三种；①但求略识几个字，免于文盲的；②用国文为工具，以求他种学问的；③求为文学家的。除第一种人外，②③两种，我所说的研究方法，都可适用。因为这两种人，其研究的方法，到后来才有分歧，其初步是一样的，此即我所谓基本部分。为什么②③两种人，同要下这步上夫呢？其理由，请再加以中说。

　　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区别，在用现代语为工具的时候，较易明白，在用非现代语为工具的时候，却是较难明白的。许多人因为不明白这个区别之故，以致误用功力，或其性质本不宜为文学家而枉用工夫；或其性质虽可以为文学家，而误走路径；这个实在冤枉；而在文学批评上，也觉得漫无标准。所以我现在要把它说个明白。

　　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当以“雅”“俗”为界限。在稚的范围内，无论其美的程度如何，总可认为文学作品的，如其未能免俗，则即有好处，亦不得不屏诸文学范围之外，此即旧文学所谓“谨严”。谨严两字，在现代的批评家，或者是不赞成的，然我以为欲求美，先求纯粹。世界上没有将许多丑恶之物，夹杂在一块而可以为美的。所谓谨严，即系将有累于美之物，严格排除之谓。所以无论新旧文学，谨严两个字的藩篱，是不能破坏的，尤其是古典主义的文学，因为在内容之外，其所使用的工具，即语言，亦有一种雅俗的区别，而此种雅俗的区别，亦颇为难辨之故。然则何谓雅呢？所谓雅，即向来的文学家，公认为可以使用的语言，此亦当兼字法、句法、篇法三者而言之。有等字眼，有等句子，有等说话的顺序，为文学家所公认为不能使用的，则即人于俗之范围，作文学作品时，即不许使用，可用与不可用的标准，固然大体以古不古为主，然古实非其第标准，因为并非凡古即可用，而新者亦在时时创造。文以达意为主，所以合于实际与否，总是第一个条件。古典主义的文学，对于用语及语法的取舍，只是在可古的时候，必求其古，至于于事实有碍时，亦不能不舍旧而谋新了。此所以非凡古即可用，而新者亦不能不时时创造。所以古典主义的文学，虽然富于崇古的精神；然其所用为去取标准的雅，与古实非一物，小过二者符合之时甚多罢了。二者所以多相符合，亦有其由。因为中国疆域广大，各地方风气不同，在占代，语言本不其统一（看《方言》-书，即可知此乃各地方的语言，所用的辞类的不统一），而其时的文章，与语言颇为接近，倘使下笔之时，各率其俗而言之，难免别地方的人，看了不能了解，所以尽力使用普通的语言，屏除其方俗所独有者，此即汉人所谓“尔雅”。其后因交通不便，各地方风气，仍不能齐一，此等需要，依然存在，文人下笔的时候，仍必力求人之易解。①语占不甚统一，而写在纸上的语言，是久已统一了的，欲求人人共喻，莫如借向来写在纸上的、别人已经用过的语言而用之；②亦且一切语言，多能引起粗鄙的想像，及至口中已不使用，或虽仍存在，而读音与语音歧异，不复能知其为一语时，此等粗鄙的想像，亦即不复存在。此其选择的标准，所以虽非求古，而多与古符合之由，然二者究非一物，所以俗语亦在时时引进，并随时创造新词，不过此二者，亦必有其一定的法度罢了。所以古典主义的文学，所谓雅言的形成，要遵照下列的条件：①在可古的范围内，尽量求其古；②事实上有妨碍时，则依一定的法则引进俗语，自造新词。其原理：①为保持写在纸上的语言的统一，②为求文章之富于美的性质。在此两种原理指导之下，进行其前两条所说的任务。能依此规则，使用此文学家所公认的语言的，则其文可以人于雅的范围，而得承认其为文学作品。

　　人，不是个个可以成文学家的，更不是个个可以成古典主义文学家的，因为他所使用的语言，和现代人口中所用的语言不同。这虽小是外国话，然亦不能不承认他是种时问上相异的语言，当然较之时间上的现行语，是要难懂一点的，要成为古典主义的文学家，非于文学家的气质以外，再加上一种“异时问的语学”上的天才不可，所以非人人所能成，并非凡文学家所能成，能成此等文学家与否，各人可以自知，即读书达到一定程度，对雅俗的区别，能否有真知灼见，如其能之，此人即有可成古典主义文学家的资格，有志于此者，可以州功。如其不能，即无此等性质，可以不必致力于此，因为用违其长，终于无成。即能小有成就，亦是事倍功半，很不值得的。

　　要想成为古典主义的文学家，或研究高深学问，而与中国旧籍关系很深的，我所说的研究法，可以适用，是无庸怀疑的。至于并不想成占典主义的文学家，而其所研究的学问，亦和中国旧籍无甚关系；此等人，是否值得花这番工夫呢？论者便不能无疑，但我以为还是有必要的。其理由如下：

　　①事实上并无纯粹的语体文，即前所云甲种文的存在，现在所谓语体文，郁是文白夹杂的，词类、成语、句法、篇法以及行文的一切习惯，从文言中来的很多。这个不但现在如此，即将来亦必如此，因为语体文的内容，不能以现在口中所有者为限，势必侵入前所谓乙种文的范围，内容既相干涉，语言自小能分离，所以全不了解文言，语体文亦势难真懂，而且词、句、顺序及习惯等，都系相承而变，有许多地方，语体文的所以然，即在于文言之中，懂了文言，对于语体亦更易了解。

　　②以美术方面论，文言语体，本不是绝对分离的。文言文的渐变，未尝不采取口语的杼轴，同理，作语体文的，自亦可将文言的美点，融化于白话之中。

　　③以实用论，文言文有一优点，即辞简单而意反确定。语体文有时辞冗赘而意转不免游移。此点，作较谨严的语体文的，不能不求其文言化，而欲语体文之能文言化，其人必须能略通文言。

　　④古书文义有艰深的，后人并不以之为法，普通所取法的，都是很平易的。从前曾有人说“《论语》、《孟子》，较之现行文言的教科书，难解之处究安在？”这句话，小能小承认它有相当的正确性，所以以文言文为难学，有时只是耳食之谈。

　　⑤凡文学能引起学习的兴趣的，必是很富于美术性的。在这一点上，家弦户诵的古书，较近人所作浅薄无味的文字，其价值之高下，不可以道里计。

　　凡学问，皆贵先难而后获，文学尤甚。因为较后的语文，其根源，都在较早时期的语文之内，所以学文言文的，顺流而下易，滑流溯源难。苟非受教育时问极短之人，先读古书，反觉事半功倍，试观通语体文者，多不能通文言文；通文言文者，则无不能通语体文，从未闻另要学习，即其铁证。所以我所说的研究方法，实在是前所说的第②、第③两种人，共同必由的途径。

　　6.过去选本的毛病及今日选本的准则

　　所以在学校未兴以前，研究国文的人，所采取的材料，大致并不算错，但其教授的方法，则是不大高明的。这一点，在他们所评选的文章中即可看出。

　　从前的文章选本，亦不是全没有好的，如姚姬传所选《古文辞类纂》、曾涤生所选《经史百家杂钞》之类都是。但此等并不能开示初学，因为无注而其评亦极少，其评又非为初学说法。至于供给初学用的，如《古文观止》，即好一点的如《古文翼》等类，大都是看不得的，我也不是一笔抹杀，说其中全无好处，然其中有许多坏处，确足以使人误入歧途的。

　　从前人的评文，为什么会有这种毛病呢？这可以归咎于科举。科举实在就是现在的文官考试，因为官有定额，科举取中的人，亦不得不有定额，定额少而应举的人多，在几篇文字之中，凭你高才博学，也不会有特异于人之处的。士子为求录取起见，乃将其文章做得怪怪奇奇，希冀引人注目，考官因各卷程度，大略相等，无法决定去取，乃将题目加难，希望不合格的卷子加多。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到后来，题目遂至不通。题目而至于不通，则本无文章可做，然又非做不可，就生出许多非法之法来了。此等弊病，固由来已久，然至明清之世，八股文之体出而更甚，现在试举两个实例：①所谓大题，如以《论语》的《学而》全篇命题，此篇共有十六章，就该有十六个道理，然做八股文，是不许分做十六项说的，必须将十六项合成一气，而又不能依据事理，按这十六章公共的道理立说，而必须顾及这十六章的字面等等，试问此等文字，果何从做起呢？②所谓小题，有截上、截下、截上下、截搭等种种名目。譬如我从前应考时所做的个题目，叫做“必先”，乃将《孟子》“故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上下文都截去，而只剩“必先”两字，此即所谓截上下题。因其实无意义，亦谓之虚题。虚题本来无话可说，然即实题，也有无话可说的，如以一个人名命题之类，此等题目，称为枯窘题，即无话可说之谓。无话可说，而强要说话，就不得不生出许多非法之法来了。科举的本意，原想借所考的文章，以看出应考人的学识，但到后来，往往做应举的文章，另成为一件事，并无学问的人，经过一定的学习，也可以做得出来。真有学问的人，如其未经学习，反而无从做起，所以科举时代，所谓科举之士，大都固陋不堪，本其所见以论文，自然要有许多荒谬之论了。

　　他们最大的弊病，在于不真实。不真实之病，起于①做无话可说的题目，而硬要寻话说；②本来有话可说的，亦不肯依据道理，如实说述，而硬要更寻新奇的话，于是不得不无中生有，不得不有意歪曲，所以从前学做八股文的人，是终日在想法子造谣言，说谎话的（八股文做得好的人，也有能切实说理的，然此乃学问已成后的事，初学时总不免此弊。而且无论如何学问好的人，要做无话可说的题目，也总不免于瞎扯），这不但破坏文体，而且还坏人心术。他们所批评的文章，就可想而知了。譬如《史记菁华录》，在从前，也算一部有名的选本，其中如《项羽本纪》，记项羽溃围南出时，“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诒曰左。左，乃陷大泽中”。后来项王要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杖船待”。他说这一个田父一个亭长，都是汉人有意所设，此乃作《三围演义》《水浒传》等人的见解，以之说平话则动听，如何可以论文，如何可以论史，更可笑的，《滑稽列传》说优盂“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读语，岁余，像孙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别也。庄王置酒，优盂前为寿，庄王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欲以为相，优盂曰请归与妇计之一日而为相，庄王许之，三日后优盂复来，王曰：妇言谓何。孟日：妇言慎无为，楚相不足为也。如孙叔敖之为楚相，尽忠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必如孙叔敖，不如自杀。因歌日：山居耕田苦，难以得食，起而为吏，身贪鄙者余财，不顾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赇枉法为奸触大罪，身死而家灭，贪吏安可为也。念为廉吏奉法守职，竞死不取为非，廉吏安可为也，楚相孙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不足为也。于是庄王谢优盂，乃召孙叔敖子，封之寝丘四百户以奉其祀”。此中庄王大惊之庄王，乃优人所扮，并非真正的庄王。小学生细心读书的，亦可以懂得。乃作《史记菁华录》的人，在“欲以为相”下批四个字道：“必无其事。”他的意思以为是太史公有意求奇，乃妄造这一段故实的。照他们的意思，只要做得成文章，做出来的文章，而合乎他们的所谓好，造谣、撒谎是无所不可的。这真是天下的奇谈，也是天下的笑话。这固然是极端的例，然昔人对于文字的批评，坐此弊的，正是不少。譬如明知不合理，连自己也知道其不合理的话，却有意歪曲着说，然而昔时的批评家，仍可称之日翻案文章，加以赞美，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现在八股久已废了，然怀抱此等见解的人，却还没有全过去，后一批的人，则其衣钵，多所受之于此一批人，所以现在所谓懂得古典主义的文学家的批评，多数还不免此弊，不可不引以为戒。

　　现行的供给初学看的选本，都是明清两代八股法既兴后之作，其中虽不无可取之处，然此等弊病，是触处都是的，初学很多为其所误，程度高的人，倒又无须此等书了，所以其物几可废弃。

　　真正给初学者看的批评，该遵守下列的条件。

　　①根据文章本身的条理，加以剖析，说明其好处，若有疵累，亦不隐讳，尤其足古今异宜之处，须要尽量指陈。

　　②文字的内容，有非短时间参考所能得的，必须为简要切实的说明，以读者能了解此文之内容为度。如王介甫、苏子瞻均有上皇帝书，其内容，关涉宋代政治制度处都很多，断非短时间参考所能得。然对于此项制度，而无相当的了解，对于这两篇文章，亦就不会明白了。

　　③文章的内容如此，形式方而亦然，训诂、名物及语法等，有非短时间参考所能明了的，务必为之说明。如字法、句法的不同，有时涉及古书全体的义例问题，即其一例。

　　④较高深的问题，如源流、体制等，可察看学者的程度，能懂者告之，不能者不必。偶有过高之论，为学者所不能懂，亦无妨。因为目前虽不懂，将来总是可以懂得的，在此等情形之下，最要者为不懂则置之，徐俟其自悟，切戒穿凿求通，一穿凿，就入于歧途了。尤其紧要的是高深之理，虽可出以通俗之辞，使人易悟，然仍以不失真相为主。过求通俗以致失其真相，变成不知道什么话，这是最要不得的。

　　以上所论，是讲解批评文字的正轨，固然平淡无奇，然能够合此标准的，也已经不多了。

　　7.看、读、作是学好国文的基本功

　　至于自己用功，不外乎看、读、作三项。此中看读自然较作为要。因为必先经过看、读，方才能作。看、读实在还是一事。我们看书时，虽然自己不觉得在念，其实是无不默念的，前文已说过了。看与念，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并无性质上的差别。所不同者，则普通所谓读，乃是将篇文章，反覆念多少遍，看则不过走马看花而已，一则分量少而用力深，一则用力浅而所涉广，此二者之中，看实尤要于读，因为要求悟人，总是利于从多中捞摸的。

　　现在有一种人，在看、读二者中更重视“看”，这是拘泥于从前的教法而不知变通。从前的教法，读“四书五经”的，大致是六岁到十五岁的孩子。他们对于经书，根本看小懂，教者①既欲其应科举，而必教之以“四书五经”，②又因考试功令，本是不准携带书籍的，题目出处，不能不知，于是“四书五经”，非将本文熟读不可，不能以看过明白为已足；③而此时的学牛，年龄幼稚，能力有限，不但自己不能多看书，即分量较多的书讲给他们听，亦苦难于领受；指定一段书，使其反复熟读，却是比较可能的。以此三因熟读遂为旧时惟一的教法。

　　现在的情形，不足如此，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也不是说现在学习文章，全然不要熟读，然初不必如昔日之拘，而且远不如多看的重要。还有一层，教师选授的文章，和学生熟读的文章，可以不必一致的。因为文章各有心得，教师有心得，讲得最好的，不一定是学生所最喜欢的。讲授本不过举隅。天下的文章，哪里讲得尽，所以举示学生的范围宜较广，听其于一定的范围内活动。所谓熟读，并不要照昔时私塾的样子，读得能够背诵，不过对自己所爱好的文章，特别多读几遍，时时加以讽咏而已。其篇目亦无一定，不过大致宜在古今第一流作品之中。而人的好恶，虽若不齐，实亦大同小异，听其自择，自亦不会轶出此较宽的范围的。

　　至于作，则最要之义，为待其自动，看读得多了，自然有一种勃不可遏之境。在这时候，虽欲使之不作而不可得；教者只须迎机略加指正就够。我们的说话，固然足句一句逐渐学会的，然而都是到会说了，不能不说的时候，才说出来的，从没有人当我们还没有会说话的时候，强迫着我们说，如其在这时候而强迫着说，只会把话说坏了，决不会收速成之效的。从前教国文的人，每以令学生“早开业”为戒，其原理就在乎此。

　　此篇原题为《论基本国文》，写于1937年王1938年间，是吕思勉先生为光华大学国文系国文课拟写的讲稿，后收入《吕思勉遗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上册，第678—6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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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如何教授中学国文课


　　鹭于同学：得手书，辱承下问。仆于文学，于经学，皆非专门；于教育尤无心得，姑就鄙见所及，奉答如下；其是非殊不敢自决也。

　　1.国文与文学不可混

　　一，来书问中学国文教授究当如何?此为一至难解决之问题；断非如鄙人者所能解决。但今日讨论此问题者，亦似都无根本解决之方法。兹姑就鄙见所及，妄言之。鄙意今日中国之国文教授（非但指中学言。因中学国文教授，乃国文教授之一部分；必全体明，然后部分之问题，可以解决），必先将“文学”与“国文”，析为二事，乃有可言。盖国文犹语言然，文学则以语言制成之美术品也。天下固无全不须美之语言；然普通达意之语言，自与藉以制作美术品之语言有异；今试“文与言相对照：则普通达意之语言，犹寻常应用之国文也；口中甚美之辞令，犹美的散文也；随口作成之山歌等等，犹美的韵文也。甚美之辞令及山歌等，固系言语所成；然岂得谓普通达意之言语，与甚美之辞令及山歌等等，系一物邪？普通之言语，人人能之；甚美之辞令与山歌等等，则非尽人所能。其故：一由各人之天性，一由生活之不同。同理：寻常应用之国文，人人可学而能；而文学上之国文，即藉国文以作成文学，则非人人所能。乃中国向者，重视文学太甚，几并文学与国文为一谈，凡旧式之教授国文者，大都即教授文学也。自以文学、国文混为一谈，而国文一难。

　　2.国文、白话与中学国文教学

　　2.l 国文难学

　　复次，寻常应用之国文，原系人人可学而能；但其学之，亦必须一定之时日。盖言语不能无迁变，迁变之迹，如日影之移，目不能见，而积之久乃甚著。中国书籍之存于今日者，其最古者，当在三千年以上。此等书籍，今人但能靠前人之注释，读而解之耳，实已不能仿为矣，然其尚能仿为，且全国言国文之人，皆奉为圭臬，而竭力模仿之者，亦在两千年以上。夫人类思想之迁变，如水之流，不舍昼夜。两千年以来，思想之迁变，盖不知其若干里程矣。思想变则言语随之而变，自然之势也。故今日全国言国文之人，所以奉为圭臬，而竭力模仿之文字，倘使出之于口，必无一人能辨。则其为已废弃之言语可知。既已废弃，而全国言国文之人，犹奉为圭臬，而竭力模仿之者，夫亦有其不得已之苦衷者焉：

　　①则中国向来崇古，欲知古人之道，必须能读古人之书，欲读古人之书，必须通古人之言。此自了解一方面言，崇古之习惯，使之然者也。

　　②则中国疆域太大，语言虽大致相同，而细微之差异，则不知凡几，彼此达意之时，若各操其方言，势必有扞格不通之弊，于是在口语上，迫于必要，而所谓官话生焉。古代之书籍，通行既久且广；又其语言久经死去，无复增添，即无复变化；无复变化，即不虞其歧异。藉楮墨以达意之时而用此，犹之口语中之官话也。此则从使用之方面言，实追于事实上之必要而生者也。中国人有此“在纸上说话皆以古语为标准”之习惯，于是能节制全国之语言，使之变迁不至过速，而保持国语之统一，且能使今人与古人之精神，益相密接；古代之教训，有以深入于人人之心；使社会之思想，亦渐趋统一，以养成其深厚之民族性，自亦有益。但因此亦有笃旧而难变之病。

　　然欲通国文者，则自此而难关。盖人欲学成一事，其难易，自以与其生活关系之密切与否为断。现在通行之语言，必其与现代人之生活，有密切之关系者也（欲一日不用之而不可）。至古代之语言，与现代不同者，皆其为现代所废弃者也；所以废弃之，则因其不切于现代生牛活故也。然则欲学“与现代言语相异之占语”，即系欲学与现代生活关系较疏之言语。夫学与现代生活关系较疏之言语，较之学与现代生活关系较密之言语，其难易必有间矣。故写在纸上之言语，须以古语为标准（文、言分离），而学国文之事又一难。

　　2.2文言不可尽废

　　然则尽废文言，代以白话可乎？曰，不可，天下无突然而变之事，只其变迁之迟速有不同耳。故欲悍然而言曰：吾自某日，将尽废某物而代某物，乃为必不可能之事。文言白话之废兴，亦同受此原理之支配者也。文言之所以不能骤废者，有下列数层理由：

　　①人类社会，无可一旦尽废古训之理，亦无能一旦尽废古训之事。非通文言，则古训不可通。

　　②向使中国社会，文言大致合一，则全国人所能笔之于书者，皆能达之于口；其不能达之于口者，乃与普通生活极不密切之一小部分；则让诸专门考古之人之研究可耳，今也不然。以向者操笔为文，以古语为标准太甚，日常生活必须用之语言，亦有一大部分，为文言所有而俗话所无者，倘使弃而不用，则意思必极不能达；若欲用之，则非通文言不可矣。今人固云：“名词成语等，尽可采用文言，特须将其句法、篇法，改就语体，则自然容易。”然天下事之困难，往往至实行而后见，悬想必不能尽知。今日白话文中所用乏文言之名词、成语，为数甚多；亦非猝然可通。今日操笔为白话文者，实无甚全不通文言之人，故不觉其困难耳。使其人而全不通文言；其所学之白话文，果全以口语为基础；则视此事，亦必不甚容易矣。

　　③即“名词成语采用文言，句法篇法全用语体”之说，亦必不能尽行。盖在习惯上，数千年来，文言为有智识之人所操，白话为一般人所操。有智识者，原不能不说话；然关涉某种智识时，亦仍藉文言以济口语之穷。

　　故文言之句法篇法，皆较白话为进步。其最显而易见者：

　　①在“简省”：文言能以少数之言语，达较多之意思；白话则无论如何，终必较繁，试以近人白话所译之书，与文言所译之书，比较观之可见。若“读”及“作”，皆全废文言，而代以白话，此中所消耗之时间，煞是可惊（关于此事，蔡孑民为白话辩护云：“读文言者，在脑筋中，仍必翻成白话，然后能了解；翻译之工夫，难道不算？”此言不合事实，请问既通文言者，读文言之书籍，究有在脑筋中一一翻成白话，然后能了解之事乎？文言尽多翻不成白话者，试问如何了解邪）。若谓学白话较之学文言功夫可省此是皎然之事实，然天下事，不能单讲学习时省工夫，亦须讲应用时省工夫。学习时多费工夫，至应用时减省，实系值得之事。文明人受教育之期限，必长于野蛮人，职是故也。试以算术为喻：不讲法则而腹算，不待学习，人人能之。学笔算之加减乘除，一两点钟可会。学珠算则大不然矣。试代“以算账为生活者”打算，愿学珠算乎？抑不学算，而恃不讲法则之腹算，立刻任事邪？

　　②在“确定”：白话之句法，不能如文言之意义确定，亦为显而易见之事。

　　③在“势力”；普通应用之文字，与美术文原系两事，然天下无全不须美之文字，特其程度有差耳。美之最切于日用方面者为“势力”，即“与读者之刺激力”。此刺激力之大小，实为文字佳否及适用与否之所由判。就此点言，白话亦不如文言。

　　2.3不可全用文言

　　然则仍全用文言而不用白话乎?曰：亦不可。其理由亦有三：

　　①在活泼：白话为现令全国人所同用之语言（文言实惟小部分人用之），与人人之生活皆密切，故能活泼而富于现代的趣味，此亦一种美也，在美的方面言之，白话之价值，大于文言。

　　②在善变：语言须随思想而变迁。向者之文言，原非不随言语而变迁，然其变迁也极迟(凡事皆有离心向心二力。向者之文言，对于古语为向心力；而口语则显离心力之作用。即随思想之变迁，古语可废者，口语必尽力废之；新语可增者，口语必尽力增之。而文言则反是。古语非万不得已弗弃，新语非万小得已弗增。有新语之离心力，而后人之思想，不至为言语所滞窒：有文言之向心力，然后能连锁。使今古人之思想，其关系之脱离，不至太快。二者实阙一不可，今后亦仍当并行）。今后社会之思想，变迁必速。文言原未尝不可随之而增加其变迁之速度；然思想变而后言语随之，言语变而后文言随之，其间终须多一层转折。若即以口语笔之于书，则文之变迁，与语同时；在文字上，不至有应变后时，致格不达意，或滞窒思想进步之弊。

　　③则以现在生活之环境，及受教育之期限，文言必非尽人所能通；且恐为大多数人所不能通（勉强写几句，或勉强能看浅近之书而实不贯串不算通）。此非空谈，有事实上之证明。

　　今日守旧之士，每诋学校生徒之国文为不通。夫学校生徒之国文，则诚不通矣。旧日私塾生徒之国文，又何尝通？以吾观之：则现在学校生徒之国文，与旧日私塾生徒之国文，正如二五之于一十。今日学校生徒之病，在只能作“自由说”“爱国谈”等等空论，而不能真达其胸中所欲达之意。旧日私塾生徒亦然，所能者，乃“追想唐虞”、“颂赞控孟”等一派陈言耳。真欲使之达其胸中所欲达之意，彼其窘于落笔，与今日学校之生徒正同，半斤八两，芦席卜滚到地下，尚何必度长絮大乎？昔日之私塾，与今日之学校，其教授诚不能谓之得法，然教授即不得法，亦无功夫多花至一倍之理，即谓功夫须多花至一倍矣，今执私塾教师而问之曰：“中人之资，勤读十年，国文可通乎？”必日：“可。”学校自国民学校入学起，算至中学毕业，亦十年也，旧式之读书人，终其身于国文者无论矣，新式之生徒，中学毕业后，肯留意于国文，于十年之外，再加以相当之功力者，亦非无之。然其结果，不通者依然不通也。

　　以此事实，可以证明现在之所谓国文，以吾人之生活状况而言，必非尽人所能通。其通者，乃天性近于此；不关教授之得法，亦不关其人之肯特别用力于此也（凡人对于某事能特别用力，乃由其性之所近，非尽人皆可勉强）。所以然者：文言虽亦系一种语言；然较诸门语，与吾人日常之生活，关系疏密，究大有问，执人人而强其通与生活关系较疏之言语，势必不可得也。故现在之国文教授，诚不得法；然即改之得其法，国文亦非尽人所能通。现在之教育期限，诚不算长；即延长之，亦属无益。

　　3.中学国文教学原则：求其解勿责其作

　　然则今后之国文教授，究当如何乎？以鄙意言之，当分为三：

　　①最浅者。纯用白话；其白话且须全以口语为基础。可参看《建设杂志》中朱执信论广东土语文篇。

　　②较深者。普通应用之文言。

　　③最深者。文学的文言。

　　③为专门之事，姑勿论。②可于中学中授之。但期其能解，勿期其能作；而能作者亦勿遏抑之，则得之矣。请更申说其理由。

　　天下无论何事，天分之力，皆居十之八；人工之力，只居十之二。性之所近者：一见即能感觉其趣味，即能得着门径，从此加功，自然能悟入深处，且彼自然深嗜笃好，不待迫促而孜孜不能自已；性不相近者则小然：一见其事，即觉漠然；既不感觉趣味，亦无线索可得。于此而强之使为，任其自然则终无人处，勉强求之，则走入歧路。此凡百学问皆然，而国文亦其一也。以吾人现在生活之环境，文言既非尽人所能通，即断无强人人学之之理。此高等小学以下，所以宜专授以白话也。白话而带文言性质多者，仍苦太难；故必全以口语为基础。

　　至中学，则其中必有一部分能通文言之人（非谓小学生中无之，然即能通文言者，初教授时，仍宜从白话人手，笃旧者每谓“文学宜自古及今，能通先秦两汉之书，则于后世之文字，无不能通”。此言诚然。然“能通先秦两汉之书者，于后世之书无不能通”为一问题，“人手之时，应否即授以先秦两汉之书”，为另一问题。譬如能举百斤之物者，自无不能举三十斤之物，然入手之时，是否即应令其学举百斤之物，自另为一问题也。故“能通先秦两汉之书，则于后世之文字无不能通”之事实，非可为“入手即授四书五经之教授法”作辩护。向者读书之子，何一小先读四书五经？然及其能了解，何不从《水浒传》《三国演义》起耶？故即能通文言之人，当小学时期而授之以文言，仍嫌其不适当，至于有天才之人．自然不在此限，然此等人，本宜施以特别教育，置诸今日学校教育之下，终嫌其废时可惜。此则关涉学制问题，非复国文教授问题矣），文言即不容不授。即仅欲通白话者：然①今日之白话文，与文言之交涉尚多，真以口语为基础者甚少。能略通文言，于白话文之了解上，亦非常有益。特如文中所用之词类，他日语言程度增高后，自能使今日仅见丁文言者，皆变为口中所有，然在今日，则固未能。词类了解之多少，于读解及自作，皆有非常之关系，而词类多从文言中来，未能略通文言，自不能了解多数之词类，即其最著之端也。②则其所作之白话文，亦可使之多少有点文占化，于文字简省，意义确定，且有势力三点，均有非常之益处。故在中学，文言必不容不授，但其授之，必须兼为欲通文言者及仅欲通白话者计算，使其精神日力，皆无虚耗，乃为得策，夫如是，则莫善乎“求其解而勿责其作”矣。

　　4.中学国文教学法：多读、多问、多引导

　　然则教授之方法，可知已矣，欲通一种文字，犹欲通一种语言也，求通一种语言，舍多听多说外，决无他法，然必耳中先有所闻，乃能矢之于口，使何种意思，当以何种言语达之。若耳中从未听过，而欲其矢之于口，此为必不可得之事，无待言矣。今日学生国文之不能通，其受病之根源，即在于此，盖今日学校中教授国文，只执成文数十百篇，死讲其文法及修词之法，而不使学生自己读书。夫文法者，谓以某种言语，达某种意思所宜遵循之格律云耳，今也胸中并无此等言语，甚且并无此等意思，而日日与之讲格律何益？故学生之学国文，当以“令其自己读书”为第一义。关于此事，去岁《新青年》中曾载有胡君适之一文，其所论，大致与鄙见相同，但有两点，鄙人不以为然者：①胡君大略举出应读之书目，其书程度太高，非中学牛所能了解；分量太多，亦非中学生所能毕读，即择读，亦不易；且择读之事最难，非初学所能。②胡君谓读书皆在自修时，人教室则专从事于讲贯。

　　鄙意国文一科，讲贯简直有妨教学效果，须将其减至最小限度，在教室之时问，尽从事于讲贯，尚觉其太多。如鄙意：则①学生所读之书，不必限定何种，听其自己之所好可也。盖必好之，然后能多读，然后能有悟人处。故仆欲为学生之读书作一格言日：“自己最好读之书，即自己最宜读之书。”②教室内亦以学生自己读书为主。次之则学生质问，教员答，次之则教员就学生之所作，加以批评，教员之提示，须减至最少限。

　　教帅殆全然处于被质问之地位；学生终年无所问，教师虽终年不言可也。凡疑义，贵乎自思；一疑即问，亦属不宜。凡人之学问，必一级一级，逐步而进；欲躐一级不得。假令学生程度可分九级，全班学生二十七人，三人在一级，教师讲授，能立在第四五六级，使一二三级之人，不致十分无味，七八九级之人，不致全不了解，已觉难能可贵矣。其实于一二三七八九级之人，仍无甚益处。惟由学生自己发问，则在第几级之人，自能发第几级之问；断无第九级之人，忽发第七级之问，第一级之人，反发第三级之问之理。故凡学生之所问，即学生之所最需要者也。而教师之所答，乃恰能掖之使进一级；教师立在第四五六级，方不至使一二三级之人，欲进而无人指导；七八九级之人，受指导而仍有不能企及之虞也。凡为学生者，往往既喜言自动，而同时又欢迎教师之讲解；此则于自动之意义，并未真了解也。夫学问之长进，乃精神活动之结果（若言生理的心理，则仍系生理上活动之结果）。读书至百遍而自熟，犹之练体操，为某式之运动，至若干次而筋力自强，此筋肉之强，断非由体操教员讲明其运动之理而即得，学国文亦犹是也，真正之了解，断非由教员讲解而得。欢迎讲授者，每日：“吾上课一时，即得教员提示之义理一条，若自修，则或百小时而不能悟及此也”；殊不知彼所得诸讲授者，其观念皆模糊而不明，非真了解也。苟能发愤自修，或历一千小时始有悟入处，亦未可知，然一有悟入处，必能同时有数十百条真确贯通之了解，持以与专听讲授者较，则彼至此时，仍并一条之真解而无之也。

　　然则所谓良教师者，果如何乎，曰：记不云乎？“盖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于学问之全体，皆能贯通。于学生之性质，皆能熟悉。于教授之方法，多所通晓。学生有问，答之皆适如其分，此即最良之教师也。来书云：“教员应予以最精良之工具，俾可贯通各种文学而无阻。”此言微误。求学问之工具，乃各人自己所造，为教师者，只能于其自造工具时，略加辅助耳。工具非有物焉，可由师授之于弟子也。

　　又学生所作之文字，当主批评而不主改削。盖批评乃指出其不合处，如说明这样表达不可，其余可表达之法甚多，则其途宽，而学生之心思活泼，易于自寻门径，自行思索。若由教员为之改作，则学生必以为“如我所作则不可，如教员所作则可”，可与不可只剩两条路矣。

　　又通国文，但须多读多看，至其时自有悟入处，切勿妄讲文法，勉强用心推求。①则文学之美，多由直觉非可强求（惟由直觉，故昔人谓“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也）。②则中国人之文学，为科举时代所误，昔之批评文字者，百分之九十，皆系妄加穿凿，惟于作应举之文，稍有用处；此外皆无益有损。现今讲文法及修辞学之书，文理既通之后，阅之自然能解。若欲恃此而求通，则为必无之事。犹之研究语法，乃既会说话后之事；不能执此以学语也。

　　此篇原题《答程鹭于书》，署名“驽牛”，刊于1921年《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周刊》，后收入《吕思勉遗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上册，第221-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