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撒谎作文开始
新民晚报2011年11月6日
http://pdf.news365.com.cn/xmpdf/20111106/XM111106B103.pdf
我家祖孙三代人分居城中两处，每天傍晚时分欢聚一堂，享受同桌共餐的天伦之乐。那天晚餐桌上，只见孙儿皱着眉头、撅着嘴，一副扫兴的模样，尽管奶奶为他制作了美味佳肴，可是未见他伸筷，饭菜似乎难以下咽。这是为什么呢？经过一番了解方得知，当天班主任布置一项作业，要学生写“观察日记”，记述蚕宝宝的成长全过程。
可是蚕宝宝早已夭折，孙儿犯难了！
那是十多天前傍晚时分，奶奶将孩子从学校接回来，只见他满面笑容，说是老师给四年级同学每人发两条蚕宝宝，说着，他兴冲冲地打开那纸折小方匣，天哪，那黑乎乎的小蠕虫纤细孱弱，小得可怜，比小蚂蚁还要小，能养活吗？
这小子只知道蚕宝宝吃桑叶长大，至于桑叶是什么样子，到哪里采摘？他全然不知，一个劲儿地要大人设法弄到桑叶，真是迫不及待。平时最疼爱孙儿的奶奶，走遍市内几处公园，未见桑树的影子，只好乘公交车到郊区寻觅，在野外一条小河边，好不容易觅到一棵野桑，个头比人高不了多少，看上去已经“遍体鳞伤”，分明已经有好多人捷足先登，将它折腾成这个样子。孙儿要桑叶喂蚕宝宝，有什么办法呢！奶奶只好为小桑树“忍痛”再采摘一把，临别时，还对小桑树打个招呼：很抱歉，对不起了！
孙儿见奶奶终于觅到桑叶回府，真是欣喜若狂，笑逐颜开。令人遗憾的是，这两条蚕宝宝偏偏短命，只活了三天就不幸夭折了，孙儿懊恼不已，曾为它伤心落泪呢！
这个观察日记怎么写呢？不是难煞人么！爷爷说，不妨实事求是地写蚕宝宝夭折的事情，也是一篇好文章嘛！而孙儿说，不行，老师布置了写作提纲，关照大家要按照这个路子写。也就是说，明明蚕宝宝已经死了，也得按活着写，诸如，蚕宝宝吃了桑叶一天天长大啦，一次次“入眠”和蜕皮啦，“沙啦沙啦”地桑叶吃得更欢啦，身体日渐粗壮，泛白发亮，最后上草笼吐丝结茧啦！
如今蚕宝宝死了，一了百了，难怪孙儿那会儿愁眉不展，食不甘味，还要发犟脾气。没办法，爷爷只好勉为其难，给他找来几篇参考文章，又为他求助于万能的电脑网络，最后总算拼凑成一篇“美文”，按老师的要求如期完成，交了卷。
有人说得好，孩子撒谎从小时候做作文开始。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教育在培养人时没有注意培养人的道德，我们从小学开始，每一步走过来，都在培养大家在说假话，这实际上影响到我们的国民素质。此乃至理名言也。
避免模式化作文需要怎样的真情实感
本报记者 邢婷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11月21日 12 版）
没有人说得清充斥着“假话、大话、空话、套话”的“作文人格”形成于何时，但这丝毫不影响其成为语文教育界令人头疼的痼疾。如果给出一个歌颂家乡的作文题目，学生们会如何作答？在试卷上，在标准答案里，我们看到的多是“我爱家乡，家乡的山美，水美……”等雷同字句，苍白无力。但对一个人来说，家乡的每寸土地、一草一木都被他用力着墨，并成为多年来不变的写作主题。而这些文字正日益得到语文教育界的重视。随着《乡情如酒》、《布鞋》、《煤油灯》、《享受春雨》、《春燕归来》等十几篇散文入选近年来各地中考语文模拟试题，“厉彦林”这一名字正被越来越多的读者关注，家长和老师们在想方设法搜寻他的文章，学生们则争相下载传阅他的新作。
这让用笔为故乡描摹了20年的厉彦林着实意外，之前他将心目中的读者定义为“年龄和自己相当，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这些人读了我的文章容易产生共鸣”。从2009年起，陆续有同事告诉他，在自己孩子的语文模拟试卷中看到他的名字和文章，来自语文教学专家们的肯定甚至让他“有些激动”。（出试卷的都是些什么人？专家吗？）
现实中的厉彦林是一位公务繁忙的机关干部，文章都是用“挤”出的时间完成，有的甚至断断续续写了两三年。创作周期之所以如此漫长，碎片化写作无疑是重要原因，此外，找不到文章的魂时，厉彦林也不肯轻易动笔。在这位得过冰心散文奖的作家眼中，“魂”即为“真情实感”。
他给自己最新出版的散文集取名为《春天住在我的村庄》，在他看来，春天这一象征着生命力的字眼代表着自己对故乡永恒的情感——他的心中永远住着那个500多人的小山村，“那片知痛知热的土地”。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关注厉彦林散文的语文特级教师张在军说：“厉彦林的文章兼具文学性和思想性，入选中考语文试卷意味着他散文成就的新高度。”
显然，这并非厉彦林写作的初衷，他提笔只是为了抒发心中满溢的对家乡的爱。
在沂蒙山区那个“挂在岭坡上的小山村”，厉彦林度过了难忘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父母质朴的疼爱，乡亲们的朴实、善良、坚韧，如诗如画的田野景色，甚至袅袅炊烟、淡淡槐花香——这方土地给予他太多的温暖与慰藉，幸福与忧伤。多年后，厉彦林回忆：“乡村情结，是我生命中难以割舍的最深远、最浑厚的背景和底色。”
字里行间皆是浓得化不开的乡土情，这些平实、温和、饱含深情的文章被不少语文教育专家视为提升中小学生综合素质的佳作。
“很多老师给孩子上课，讲风景秀丽的桂林山水，讲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讲流碧滴翠的林海，讲一碧千里的茫茫大草原，同学们都为‘云横秦岭’的壮丽景色而骄傲，为‘桂林山水甲天下’而自豪。”在张在军看来，每个人的家乡不一定有名胜古迹，但也处处充满了美，教育学生热爱家乡其实就是最具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广义语文教材）
在厉彦林笔下，故乡何处不是景？他写乡间春雨，“恰似烟雾迷蒙、若有若无、若即若离的水粉画”；怀念如今只剩“光秃秃的河滩”的村边小河；写蜿蜒的沙土路，“承载着家乡祖祖辈辈几代人的悲欢离合”；即使小到一捧土、一片叶、一声犬吠都让他低吟长叹。
在他笔下，一事一物总关情。他写乡村货郎，“古铜声的破嗓子，还伴随着些许抖颤，那清亮浑厚的声音搅得村子一片沸腾”；写村里老人形影不离的旱烟袋；写乡村露天电影的热闹与隆重……
作为中小学德育建设和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孝敬父母的感恩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这在厉彦林文章中多有体现。
亲人的叮咛与呵护，从他笔下淌出，化作一幅幅感人至深的画面。他写母爱，工作后回家，“娘总会把积攒了一年的好东西纷纷拿出来，变着花样做给我们吃”；写父爱，烈日下收麦，“我割着割着竟然觉得越来越省力，很快赶上了父亲。这时，我陡然发现，实际上我只割了三行，那几行父亲早已替我割了。”
有个编辑在选编厉彦林的《回家吃顿娘做的饭》时，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擦罢眼泪才记起已经有几个月不给老家的母亲打电话了。
对艰苦勤劳、正直善良的秉性的欣赏，浸润在他的字里行间，有教育者认为这些文字和细节对学生品质的砥砺大有益处。
譬如只认识自己名字的爷爷的家训，每逢下地干活，爷爷一定要把鞋脱掉，“爷爷说，地是通人性的，不能用鞋踏的。如果踏了，地就喘不动气了，庄稼也不爱长了。”厉彦林将此话牢记在心，即使工作后，他回村下地，也必先脱掉鞋袜。
在曾经担任过两年高中语文老师的厉彦林看来，目前语文教育存在的种种缺失不可小视：“目前语文教学过于程式化，口号太多，缺乏对学生的引导，很多学生的文章内容干巴，拼凑痕迹明显。”
“‘作文人格’会影响‘做人人格’，如果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都在这种双重人格中生存，那是相当危险的。”长期研究中小学阅读教育的张在军感触颇深。“要形成‘说真话、抒真情’的文风，就要把对身边事物最真实的感受写进去。”厉彦林说。
写了20年，写尽了故乡的风土人情，有人曾问厉彦林，“会不会写够了、没得写了？”不料却得到他笃定的答复：“能写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他无时无刻不在回望的那个村庄犹如一座富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如他所言，“我唯一欣慰的是，我继承了父辈的品德，把艰辛的劳作看作是生命的必要、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使没有收获，也心平气和地耕种、忙活。”按：作文要有真情实感。要平实、温和、饱含深情。要把对身边事物最真实的感受写进去。语文教育要引导，不能过于程式化。关注学生身边的人、事、物。 这是要害。具体如何操作，有没有什么基本的操作模式，可以提供给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和学生，让他们自己去因地制宜地运用？
孩子，抓住阅读理解的钥匙
今夫
http://xmwb.xinmin.cn/xmwb/html/2011-11/06/content_800414.htm
在语文学习中，最让学生和家长感到不好把握的，就是课文的阅读理解。时常有一些家长，看孩子搔耳挠腮地说不出答案，便自告奋勇地代劳，结果却是看到孩子哭丧着脸回来，埋怨说：“都是你，都是你，老师说答错了！”
阅读理解虽说有很强的主观性，但从教学来说，却总是有一定的教学目标的。老师是怎么设定教学目标的呢？这就要看课文放在教材的哪个单元，这个单元的主题是什么，它所面对的学生程度如何，现阶段主要要掌握的语文知识和方法是什么,等等。即使是在完全同等的情况下，教学目标的设定也还有很大的空间。
由华师大语文教育研究中心王意如等主编的《语文教学大系》（文汇出版社2011年10月版），就是对这种教学目标设计空间的展示。这套书共分三册，收入课文62篇。课文以上海市高中语文教科书（试用本）为主，根据上海市高中语文教科书（试用本）必修一、必修二、必修三的顺序依次为第一至第三册。同时兼顾了人教版、苏教版、鲁教版等所有课标版语文教科书，并在每篇课文上放了入选哪几本教材第几册的说明。所有课文均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专业角度写了课文解读，然后展现优秀教师设计的主教案和辅教案多个，最后由资深教研员以主持人的身份对这些教案进行分析点评。
这套书所呈现的189个教案，从不同角度向我们展示了阅读理解课文的多元可能，可以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阅读理解的抓手，让我们明白课文可以怎样教和怎样学。
具体而言，读这套书，语文教师可以提升业务水平，学生可以提高成绩。作为普通读者,深入读这些经典文章,也是一大享受。
顾明远：好的师生关系是最大的教育力量
本报记者 樊未晨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11月07日 12 版）“我现在不担心教师教不好学生，我只担心教师不会爱学生，没有爱哪来的创新人才培养？”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先生说。日前，一个名为“创新人才·基础教育”的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举行，众多与会教育专家表示，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认为，我们在关注创新人才培养的同时，应该更加关注培养人才的环境，他把这种环境称为人才成长的“泥土”。教育专家、北京教科院研究员文喆教授也认同这个观点。他指出，创新人才的培养不能只关心人才的知识结构，“突出人之‘才’，是把人变成了‘器’”，即使是创新人才也首先要关注“人”的培养。而且“一颗豆芽是无论如何也长不成参天大树的。”创新人才通常是“冒”出来的，教育的任务就是提供良好的土壤，让人才能够积聚足够的内在力量。
但是，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创新拔尖人才的匮乏问题恰恰出在“土壤”上。
顾明远教授介绍，他曾在外地的一个教室里看到这样一条标语：“争一分多一分 一分定终身”，“现在的教育中有很多反教育的行为。”顾明远说。顾明远一位朋友的孩子就读于北京一所著名高中，孩子没有进入该校的实验班，一次家长会，老师跟家长这样说：“我对你们普通班的家长没有什么要求，普通班的学生都是烂人。”“这样的老师能培养出人才吗？”顾明远说，“好的师生关系是最大的教育力量。”但是，现在在一些学校里，师生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很差了，教育已然失去应有的力量。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院士说，理想的教育应该是让所有的孩子在校园里快乐地学习，但是现在的教育没有这种生态环境，反而变得非常急功近利。
华东师大二附中的校长坦言：“我们只能在尽可能保持升学率稳定的情况下，进行小范围的尝试。（升学率与教育改革冲突吗？）”因为，在整个教育系统甚至整个社会都以分数为评价标准时，学校的升学率下来了，“家长们就会用‘脚’来投票”。
“如果整个社会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氛围很浓，缺少崇尚学术追求真理的氛围；如果人们乐于去抢见效快、薪酬高的热门学科，而将一些基础学科冷落一旁；如果社会急功近利、缺少实事求是、潜心钻研的治学精神；如果社会缺少多元化的人才评价标准；如果社会少了诚信、少了尊敬，剽窃仿冒盛行，这样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氛围很难让创新人才顺利成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按：教育改革如果影响了升学率，只能说明这种改革是失败的改革，素质教育教出来的学生不会考试，那只能说明学生的素质还有所欠缺。改革中本末倒置的观念和行为很多，对于考试和改革的关系的思考，就是这样。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的考试所用的试卷，已经有所改观；即使没有改变，也不见得就是素质教育前提下，学生考不好的理由。
素质包括什么？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学生素质与应试能力的关系也值得认真思考。这两个问题，或许就是课程改革的抓手。校长大人们哪，不要执著于旧有观念了。
如果理不清教育改革的先后轻重关系，那只能说明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还要加强自身修养，提高对教育目标、教育理论的理解能力。
孩子阅读功利化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1-11/21/nw.D110000gmrb_20111121_2-16.htm?div=-1
“家长总问我们，阅读有什么效果？从中能让孩子认识多少字，能在考试的阅读题中拿多少分，能对写作文有多大帮助？”北京师范大学奥林匹克花园实验小学副校长蓝琼说。
蓝琼所说的现象并非个别。据某阅读研究机构对全国小学生阅读状况进行的在线调查显示，在读过课外读物的4-6年级小学生中，有六成(59.6%)的学生是为了在课外阅读中“得到乐趣”，有近八成(78.0%)的学生是“为了提高学习水平”而进行课外阅读。调查认为，小学生课外阅读呈现功利化倾向，为提高学习水平而阅读的小学生多于为乐趣而阅读的小学生。学生阅读为何会功利化，又如何去功利化呢？
阅读观念存在误区
在蓝琼看来，小学生阅读功利化，主要在于家长和部分老师的导向有误。北师大奥小在学生中推广阅读已经3年，起初，这一工作并不顺利。
“一些家长说，让孩子读这么多书，对成绩提高有帮助吗？有的家长拿着孩子的作业本说，对做题也没什么帮助啊。部分老师也有这样的想法。”蓝琼说。“其实，阅读就像吃饭一样，是人的一种自然需求，但是，人们总是认为要有一定的功用才行，他们不认为孩子在阅读上是可以有娱乐的，这是一个误区。”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教育。”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又一次强调这句他在很多场合说过的话，近年来，朱永新热心推广阅读，多次在“两会”上就此建言献策。
朱永新认为，小学生阅读功利化，在于人们对阅读之于小学生的意义认识不充分。“我曾经说过，童年的秘密远远没有被发现，童书的价值远远没有被认识。对于人的精神成长而言，学校教育就相当于母乳。学校把人类的最重要的知识，用比较科学的方式，整合成为适合儿童接受的形式和内容，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让学生掌握。但是，学校的教育，学校的教科书教辅书不可能替代儿童成长的精神食粮，就像母乳不可能伴随孩子终身。孩子需要自己的精神食粮，精神的成长依赖于阅读适合年龄发展的优秀作品。儿童的阅读有许多关键期。在生活的每一个时期，儿童都会产生不同的精神饥饿感，需要阅读不同的作品，一旦错过了关键期，精神上的缺失就比较难以弥补。这就是《学记》所说的‘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小学阶段就是所有关键期中最为关键的时期。”
阅读需要推广人引导
那么，怎么改变当前小学生的阅读功利化现状？单纯呼吁并等待着人们的观念更新，显然行不通，必须有一两个可实际操作的方法才行。
朱永新认为，建立阅读推广人制度，加强阅读引导，是关键。
蓝琼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家长们选书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一些家长要求很小的孩子读文学名著，但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消化得了这些名著，对于一、二年级学生，绘本图画书最适合他们，三、四年级的学生，大字多图的桥梁书最适合他们，适合孩子年龄和心理成长的书，才能让他们感兴趣，也才能真正滋养他们的精神。还有的家长偏好文学类书籍，事实上，对于男孩子来说，科普读物可能更适合他们。所以，要让孩子们读书不功利，有个好的阅读胃口，让阅读推广人发挥起引导作用非常重要。”
“阅读推广人可以由老师担任，也可以由家长担任，还可以由一些热心阅读的社会人士担任。由他们把那些能够走进孩子的心灵，能够点燃小学生阅读兴趣的好书介绍给孩子们，甚至到学校读给孩子们听。例如深圳中央教科所南山附属学校的三叶草故事家庭，就是由故事妈妈组成的团体，到学校把最好的书读给孩子们听，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北师大奥小3年来的阅读推广工作也取得了进展。“最初，家长们看到薄薄的一本绘本图画书要几十元一本，都说上面没几个字，还这么贵。但孩子喜欢，他们只能忍痛买了。闹得学校推荐图书倒像是推销图书。但现在，他们不仅认识到图画书的文学、美学价值，还认识到其对孩子思想和道德品质建立的重要性，他们自己跑到书店去买，然后拿到学校来推荐。老师们也有了很大改变，很多人在教学上不再唯教材是观，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上都拓展了许多。”
不可忽视的中学生阅读
虽然采访围绕着小学生阅读进行，但是，被采访者也表达了对中学生阅读状况的深深担忧。
人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于树泉发现，很多中学生一说读了什么书，说出来的都是一串世界名著。“名著固然好，但真的那么合中学生的胃口吗？有些初一学生告诉我，他在读《战争与和平》，我真的很质疑他能读懂多少。” （读不懂就不能读吗？人大的特级语文教师除了肖远骑和这位于树泉，还有谁？怎么都这么不懂教育啊？）
在他和蓝琼看来，不切实际地读“名书”，也是一种功利化的表现。（读书要分层次，但是谁能保证能读懂经典？）
于树泉做了个试验，拿来大部头的《平凡的世界》让初一学生读，“孩子们告诉我，他们读后很受感动，他们之前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书。我认为，有些本土的，能让孩子们了解中国及其文化，了解自己所身处的社会和环境由何而来，了解自己的父辈兄长，了解中国人文化精神品质的作品，恰恰在被忽视。而中学对于一个人的价值观形成又是多么关键的时期，我们不能漠视这种情形。”（《平凡的世界》能否帮助学生了解中国人文化精神品质的特点？体现中国人文化精神品质的著作有哪些？）
另一方面，在竞争激烈的应试压力下，学生课外阅读的时间越来越少，考什么读什么，中学生的阅读几乎是在贫瘠与功利间游走。（就语文学科而言，“考什么读什么”是无法实现的，不成立的。考的是原理，是对原理的掌握和应用，不仅限于教材，不能功利化，功利化也解决不了问题。真正的功利化就是广泛阅读、认真思考、仔细观察。报道中所说的功利化，是基于错误理解的基础上的一种功利化，一种伪功利化。）
“有人说，现在的中学生太忙了，已经被大量的作业和题海压垮了，哪里有时间去读书呢？我们要充分重视这个现象。（作业里面应该包括阅读。语文的题海中，也包括阅读。阅读已经异化，而不是功利化。）中学生，是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时期，是人一生中精力最旺盛的时期。（这是一个病句）如果说小学生阅读更加需要教师和父母的引领的话，中学生已经开始自主自觉的阅读，开始形成自己的阅读兴趣，拥有自己的阅读领域，为今后选择学校和专业，也为今后的职业生涯做准备。所以，中学生有没有形成阅读习惯和兴趣，有没有较强的欣赏与鉴别图书的能力，与他今后的学习品质和工作态度，有着直接的关系。”朱永新说。
建立学生阅读推荐书目
蓝琼说，3年阅读推广的实践让学校认识到，学生阅读是存在线路图的：把适合的书推荐给学生——学生对书有兴趣——阅读习惯和品味建立。而习惯和品位一旦建立，功利化也就失去了阵地。
当然，要让学生读到适合他们的书，与阅读推广人并行的，还要有一个良好的推荐书目。“据了解，我国每年新出版图书30万种左右，其中少儿读物约4万种左右，常销书还有数十万种。在这浩如烟海的童书中，究竟哪些书最适合各年龄段孩子阅读？他们非常需要一个帮助他们选书的基础书目。”朱永新说。
据了解，目前，新闻出版署每年都会发布推荐书目，同时，一些民间机构如朱永新发起成立的新阅读研究所，也在做相关工作。新阅读研究所今年已经发布了其研制出的中国小学生基础阅读书目。
“为中小学生推荐图书，必须本着以下理念：一是关注作品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一般来说，真、善、美是人们普遍认同的最简练、最基本的价值。二是尊重孩子的兴趣，如此才能引导孩子真正热爱图书，但也并不完全以孩子的兴趣为转移，否则，可能导致孩子读书的随意性，鉴赏能力和阅读品位的降低，对那些单纯取悦和讨好他们的作品失去判断力。三是尊重市场的选择，对于市场认可的一些特别畅销书，要审慎地加以重视，切不可把市场放到第一位，如此可能导致庸俗和市侩，同时，把那些有质量但没有很好销量的好书推荐给孩子们。四是关注作品的趣味性，也关注作品中的形而上思考，真正伟大的童书，绝对不是简单地讲述一个让儿童感动的故事，在其背后往往有着人类最重要的话题，最高尚的智慧和最朴素的美德。五是突显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但也强调孩子作为未来世界公民所具有的现代观念。”朱永新说。
（最关键的是，将经典著作推荐给孩子，同时，还要有深入浅出的导读。这一点，“大家小书”、“名家解读”或许很有必要。然而，大家是谁？名家有哪些？需要首先思考。）
（本报记者 王庆环）
心中完美的刑警“803”形象
日期：2011-12-07 作者：瞿新华 来源：新民晚报
瞿新华
我1983年考入电台，作为策划和开篇编剧，广播剧《刑警803》这个项目我参与运作了十来年。其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剧本专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连环画。1993年我进入东方电视台后，又将广播剧的部分剧集拍成了同名电视剧。可以说，我对《刑警803》早已倾注了深深的感情。
近年来，时不时有朋友问我，如果让你再做《刑》剧，你有何创意？我毫不犹豫地答道：我很想做几部刑警“803”破案失败的剧集。朋友哑然，而我不改初衷。我以为作为《刑》剧中艺术形象的“803”侦查员们几乎涵盖了现实生活中的“803”侦查员们的所有优秀的品质。可剧中的百战百胜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如此，当年采访中就遇到了几个小故事，一直萦绕于心。（假大空的东西，终究不如生活真实打动人。当然，如何将生活真实提炼为艺术真实，也是需要重视的方面。这是第二层次要讨论的东西。我们首先要的是直面生活，正视现实。）
有位非常年轻的刑警受命伏击一个负案累累的亡命之徒，对象出现时他一跃而上，挥拳将对方击倒，但因用力过猛也同时造成了自己手臂的严重骨折。我不禁为这位刑警的英勇壮举而鼓掌，不料讲故事的队长笑笑说，他用力过猛，出拳不当，致使自己受伤，这恰恰反映了他内心的一丝胆怯。惊讶之余，我一面敬佩老刑警的“火眼金睛”和坦诚，一面感叹道：哦，英勇的刑警们也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还有位破案高手，屡建奇功，被人们誉为不败的神探。但他长年寝食无序，顾家不及，不幸遭遇婚姻问题。英勇善战的刑警们也有自己的软肋，他们很无奈，也很感慨。
调入东方电视台后的某天大清早，冷不丁有两个公安便衣找上门来，让我去一次公安局。原来，上海有一位著名作家在家中非正常死亡，我的名字因为在这位作家的通讯录上，所以很不幸地被刑警们列入了地毯似拉网的调查名单中。两位刑警询问过我一些问题后，突然话锋一转要我谈谈对这起初定为他杀案件的看法。我当即不假思索地回答：为什么一定是他杀呢？我认为也有自杀的可能。两位刑警一下子兴奋起来，这难道不是想转移侦查视线的一个破绽？我似乎真成了一个嫌疑对象。一来二去，当两位刑警搞清了我曾是《刑》剧编剧和策划时，双方哑然失笑。刑警们有句名言，再复杂的案子，破了总是简单的。而作家们有个惯用伎俩，再简单的案子，破了总是复杂的。这就是我为什么明明面对一个显然他杀的案子，却偏偏要说成是自杀的原因。案子破获后，我和这几位警官成了朋友。
刑警们的这些“弱点”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在我心中的高大形象，他们是可亲的、可敬的、可学的。然而，刑警的崇高职责决定了对他们的“弱点”是非常苛刻的。
“803”的刑警们是我们这座城市的英雄，但他们也是一个个普通的人，是人就不免犯错。只是刑警们所从事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使命，事关国家和人民的安危，他们不能有太多失败，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于是，我很想写几部过程照样精彩、结局有些遗憾的剧集，这样的“803”形象在我心中才是真正完美的。
希望我的动机不至于被误解，毕竟我只是个业余的“803”刑警。
案：这个原来与作文无关的文章，我们却可以从编剧的心路历程上看到，作文记录生活的重要性。
单位的剪报本
祝天泽
按：剪报本如此，作文素材的积累不也如此吗？ 笔者访问过许多单位，几乎每个单位都有一本剪报本。当想了解这个单位的工作情况时，宣传部门同志往往会拿出剪报本，边翻阅边向你介绍情况。
这个剪报本汇集了近年来媒体对这个单位的报道，从“豆腐干”的小文章到数千字的长篇报道，都一一收录其中。笔者还发现，绝大多数单位的剪报本都是“一路飘红”，清一色的成绩报道，难觅被批评的踪影。
记得有一家企业因产品质量问题和消防安全不到位，被媒体连续两次曝光。但剪报本上却独缺了这两篇批评文章。原来，是企业领导不让把批评稿贴上去，他们认为这样做“不光彩”，“有损企业形象”。
现在的企事业单位都很重视“公关”，知道自身形象对于业务或对于上级的“影响”。剪报本报喜不报忧，对外对上级“影响”是好了，但隐患不除，最终影响的却是自身的健康！
有一些单位，忽然“出事了”，一查竟查出那么多烂账，可墙上还挂着林林总总的锦旗呢！
文过饰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通病——因为事关业绩、事关政绩。
诚信，在利益面前是脆弱的。但不诚信，单位和个人将付出代价，社会将付出代价。
http://www.readfree.net/bbs/post.php?action=modify&fid=98&tid=5035725&pid=3178432&article=120
教育的乌托邦之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课堂讨论
上学期，我开语文教材研究课，让大家各抒己见，一学期讨论下来，发现了与这些教育学、教育硕士之间的分歧：
一、他们把课程标准当成绝对权威，不能也从未质疑。不认可课程标准的参照作用，讨论时也不敢越雷池。
二、讨论的终极是一个结果，如果没有最终定论，他们就失去了抓手，就会生出不满。期望提供现成的方法，拿来即可用，就能上好课。
三、不懂就没有什么可说，讨论得只是知识，而不是思维、方法、方式。
四、发言的目标太单一，说了就是要说服别人。
今天读了这则报道，有英雄相见的感觉。对外国的教育不了解，是我的弱项啊。不然，可以拿这则报道做我说服他们的证据了。那一群孩子个个都是国际化眼光。受上海和学校的国际化战略影响啊。
在德国课堂，发言是一种义务
夏芊若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11月07日 12 版）
在德国的课堂，表达自己的想法是学生所要练习的重要能力。老师认为，发言不仅仅是人的权利，而且是一种义务。而说话和论述的能力可以通过各种课堂讨论来提高。我中学时的德语老师桑特曼平时最注重的，就是我们在对话和写作中表达的思想和感受是否有条理。（个人觉得，应该是先重条理性，再谈思想性）在讨论当中，让学生练习的，除了勇敢捍卫自己的思想之外，就是尊重别人的独立思想。（捍卫自己的思想，并不等于强求他人同意自己的观点。尊重他人，既意味着修养、品质，也是对自身所可能具有的天然的自我膨胀倾向的一种限制。）别人的想法和你再不同、再对立，也要把他人的话听完，也要试着去理解不同的看法，或者拿来补充、完善自己的。
桑特曼老师时不时强调一个单词叫作“Empathie”，在英文里是移情和理解的意思。他说：“这不能与好感弄混了，好感是很主观的感觉。我不对所有人都有好感，但是我能够开放地面对和尊重所有人。”
讨论之后大多没有一个最终的答案，每个人只得出相对的答案，而不是绝对的。（没有标准的或绝对的答案，是对知识的尊重、对观点的尊重，更是对自己的挑战。东亚儒文化圈缺少的是这一种质素。文科特别是语文学科，通常的讨论就是如此，不必要也不可能获得终极解决之道。语文课堂上的讨论尤其值得重视，教师教育不可忽略这一点。多说一些：教师教育需要培养的是一种境界、一种思维能力、一种自我建构的能力，而并非具体的技巧。但很多通识性的技巧中，明确地体现出这种境界、思维能力和建构能力。）听上去像是白讨论了，但实际上大家都感到极有收获，对所讨论的事物有了更全面的认识，自己的思维拓宽了，表达能力有所提高。想象一下，在缺少宽容的环境下发表自己的意见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人和人很可能会吵起来，甚至打起来，极有可能会上升为暴力。而任何身体上和心理上的暴力都是德国学校极力避免的。德国课堂上主要宣扬的就是宽容，学习知识也是宽容的基础。（宽容是一种品质，是精神境界。）
在德国的课堂，学生们经常被分为小组合作完成一件事，比如每个小组选择教师提的一个问题，几个人经讨论后得出小组的答案，然后解释给全班听。或者几个学生一起排练一段对话，表演一个场景，一起准备一篇报告等。几个有想法的年轻人一起合作，时常会有分歧，我们反复经历着，人要敢于面对冲突，但是要冷静、理智地面对。我们练习在什么情况下坚持自己的想法是值得的，而什么时候应该让步。我的一位老师曾经说过：“适量的矛盾和冲突好比汤里的盐，但是如果盐太多，汤就被毁了。”(矛盾与冲突要适当，理性精神要充分表现。但是，国内的教育，离形成共识还很远很远，学段之间、老师之间的断裂，消解了很多的努力，也毁掉了不少可造之材。)
老师经常教导我们，能够理智地面对矛盾和冲突是很重要的一种生活和社会能力，如何避免愤怒情绪、报复心理和丧失勇气是关键。
根据德国教育法，老师对于政治、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看法在学生面前必须是中立的。在课堂讨论中，我惊奇地发现，在不少问题上，老师自己也在寻找答案，努力完善自己的世界观，他还在学习做人，他甚至还能从我们学生身上学到东西。（教学相长。我们必须突破韩愈以来的师道传统。）因此，德国老师给我们传授的知识很少是“完整”和“最终”的。我几乎每节课上都能感受到老师的感情和性格，课程的内容随时随刻牵动着他们的神态、表情、动作，这种个人色彩牢牢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我能明显感觉到，老师们都很享受和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光，他们自己对讲课的内容很感兴趣，经常讲着讲着自己笑了起来，我们还没搞明白他们为什么笑。我渐渐意识到，其实课上的那些内容对老师本人有着重要的意义，正是这种态度激发了我们的兴趣和思维，老师把那种发现了意义的喜悦也潜移默化地传达给了我们。我相信，如果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表露出他认为内容很无聊，那么他的学生也一定不会打起精神去学习。
在德国当老师挺不容易的，表面上看工资高、假期多，但实际上如果老师在课外不花尽心思去准备上课的内容，课堂上不能够吸引学生，只是不懂变通地按照教学大纲上课，又不懂得如何人性化地和学生相处的话，那么他在拥有很强个性的德国学生面前会特别难做人，完全不可能得到学生的尊重和信任。（学生没个性，更难做！）
桑特曼先生告诉我们说，学生在学校不仅仅是学习，也学习如何跟老师相处，作为一个老师，鼓励、避免不必要的挫败以及如何用问题去激发学生的兴趣是很高的教学艺术。如果相处成功，也许会促成学生在多年后也成为一位老师。学生在学校除了学习知识外，还在学习一种老师和学生都能尊重对方自由和思想的生活方式。
（本文作者11岁随父母赴德国，在德国接受了部分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
教师的无为与无不为。在无为的时候，要有无不为的策略。我庆幸自己没做错什么
王栋生
先前的学生，不少已届中年，也有做教师的；在一起交流，想起当年为师为弟子，有许多感慨。有些学生，按世俗标准，属于“成功人士”，他们的成就，会令一些人千方百计地了解教师的“金箴”。然而年代久远，我实在说不出什么“经验”，更不可能像那些吹牛家总结出一套套的“育人经验”；老学生那些记忆的碎片，最有价值的，可能还在于他们对基础教育的认识。
有个学生回忆20多年前在理科班学习的经历，说当时很担心老师批评自己“不务正业”，因为当时大家都很看重数理化成绩，可是他最爱的却是读小说。在高中阶段，他读完的中外小说数目远远超过自然科学著作。他常找机会和老师在一起讨论作品和作家，老师并不认为他“影响学习”。多年后他成为有作为的科研工作者，回忆高中时代的阅读，仍然津津乐道当时获得的经验，并能从更高的哲学层面审视当年读过的作品。如果当时我们只鼓励他去争那个总分第一名或热衷参加学科竞赛，对他来说可能是极无趣的事，他甚至可能会丧失学习的兴趣。
我不庆幸自己做对了什么，更谈不上总结自己的经验，我总在想：“幸亏我没做错什么”。
曾有位朋友的孩子上高一时，对学习完全失去了兴趣。母亲束手无策，带着他来找我。这个16岁的孩子滔滔不绝地陈说学校教学的种种弊端，教师的教学观念的陈旧和无知，同学间各种不文明的行为。我想，是他读书进入自己理想的境界，对社会的要求变高，逐渐“鹤立”了。凭我的经验，和这样的学生“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不会有什么成效，况且他说的社会现象，政府都很难解决；我一名普通教师，既不具备那样的能力，也不可能有超群的智慧。这也是“青春病”，青少年处在逆反期，坚持说服他，极可能是徒劳的。我认真地倾听他的诉说后，告诉他：你观察和思考的苦恼，我也有，和你一样，你的困惑正是我的困惑；但并非所有的困惑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化解，我们可能还得长久地困惑并苦恼呢。学生疑惑地问我，那该怎么办？我说，能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也就很好。学生问：“那我的学习成绩怎么办？”我说：“有个中等不也很好么？先这样‘混混’，以后有机会再说。”——我说“混混”，是看透了他是有自己想法的人，是个最终未必甘心“混”的人。我的想法，只要能帮助孩子平安度过一段不安定的日子，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后来，那位母亲告诉我，孩子回家后说“原来这种老师也有消极的时候”，随后一段时间，逐渐正常了——谈不上是什么智慧，我那样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为什么不可以让孩子消极一下呢？为什么要在一名孩子面前装作“人生导师”呢？回想那些动辄“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以及“苦口婆心，循循善诱”的，好像也没有什么起色。多年后，那个少年已成了中年人，他教育孩子的智慧中，也知道要“顺其自然”。
有位学生高中毕业十年即有所成就。有同行问我当年是如何教育的，我说，我只庆幸当时没做错什么。那位学生始终对社会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他总是没完没了地提问，有些问题超出了高中教学要求，也超出了学科领域，我根本没法回答他。我知道他每天都在苦苦思索，他认为那些困扰他的社会问题是不该绕过去的，而我只是告诉过他：不是所有的答案现在都能出现，有些问题可能永远找不到答案，全找到了，问题没有了，也就“没意思”了。我的总结是：学生到了高中仍然关注那么多问题，始终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在于他可能从幼儿园起，在家庭，在学校，都遇上了保护他好奇心的人，没有师长严厉地批评他“胡思乱想”，没有一个人打击他，所以他始终保持了探索精神，后来凭借这样的探究意识，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而我不过是那一群没有做错事的教师中的一个，仅此而已。
教师并非无所不能，只要我们按教育常识办事，就能少犯错误。如果我们当教师的没做错什么，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已经是很幸福的事了。
http://xmwb.xinmin.cn/xmwb/html/2011-11/07/content_800652.htm 汇聚教育实践经验与各方面诊断大观，很有价值的帖子。
教育的乌托邦之四
欧洲的教育思维能否光照亚洲、光临中国？
我们的教育改革，先是学习日本，经由日本而放眼西洋；再是一边倒的学习苏联，现在又折回身来，再学习日本，经由日本而西洋，或者以西洋为主导，兼学日本。
就这么学来学去，总是在借用别人的脑子来思考自己的问题。先不说自己的问题别人能否思考出什么结果，就是别人的脑子是否灵光，考虑得是否周全，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我们的教育研究者、教育家、教师本身都没有主见，缺乏敏锐的眼光、严密的逻辑、坚实的根基、明晰的主见，如何能教出有独立思想的创造型人才？
翻读国内的教育研究论文，多数是那种贩卖西方理论，再加上自己的解读和想象，或是入主出奴，或是传声筒，令人欲哭无泪欲笑无声。举个例子，中小学的阅读研究，多么重要的一个研究啊，可惜，很少有人问津。为什么？天知道。我也知道。这不是靠读洋文、投机取巧能够做得来的。目前可见的专门研究，除了西方阅读研究理论，就是按照西方研究模式和理论框架设计出来的伪中国式的调查和调查结果。北师大有学者做《阅读心理学》研究，称国内首作，就是这个样子。读来了无生趣。
欧洲的教育思想、思考教育的思维，能否光照亚洲、光临中国？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今天，我们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看一看，从以宗教信仰为基石的启蒙视角来看一看，看看西方人的思维漏洞是什么？中国人的宗教观、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什么值得我们重视的地方？看看我们是不是像佛教典籍里常提到的那个人，那个破袄子里挂满了珠宝，浑然不觉，老是倚在别人门边讨饭吃的叫花子？
我们选读的是《莱辛的深刻，莱辛的天真——对〈智者纳旦〉的冒险解读》，刊发于《读书》2011年第11期，第147页至157页，作者黄燎宇。黄氏1965 年生，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学士（1986），硕士(1989)年，博士（2001）。现任北京大学德语系主任和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并兼任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主要成果：专著《托马斯·曼》；译著：《雷曼先生》, 《批评家之死》等等；多篇有关托马斯·曼、卡夫卡、海涅、瓦肯罗德等作家以及有关反讽问题和文学批评问题的文章。见http://lib.gdufs.edu.cn/wgy/bencandy.php?id=312）
《智者纳旦》是莱辛的代表作，也是德语文学中最为经典的启蒙文学作品。它不仅表达了宗教宽容这一核心的启蒙价值观，而且带有启蒙文学最明显的形式特征，如功利性，现实性，战斗性。莱辛写《智者纳旦》，属于典型的迂回战术：他因为把自然神论者莱马鲁斯的遗著公开发表而陷入与汉堡牧师长葛茨的激烈论战，与葛茨的论战又招致布伦瑞克大公禁止他发表神学讨论文字。这时，心有不甘的莱辛想到了通过剧本继续发表自己的神学观点。“我心须试一试，看看人们是否还让我在我的老讲坛、至少在剧院里不受干扰地进行宣讲。”（德国人总是擅长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保护自己的思想光芒。莱辛如此，康德如此。中国也有，但那都是一群被高尚绑架了的苦主。明清易代时，遗民一边玩高洁拒不合作，一边送儿子和徒弟去替新朝修旧史。遗民不到二代。多么地艰难。思想转变如何地费尽心机，五代的冯道在偷着乐呢。当然，这只是可取的一面。认同和赞美这一点，并不等于无原则地接受。对于莱辛，黄燎宇教授有自己的不同看法，笔者表示附议。也想到了教育中的问题。）
http://lib.gdufs.edu.cn/wgy/bencandy.php?id=312基督教的关照对象是邻人、路人、陌生人、天下人，它关心的是人们是否接受和遵循其信仰和教义，它关心的是理想和原则，为了原则，它可以超脱，可以超越乡情和教义，它关心的是理想和原则。（理想和原则也有值得审视之处。基督教的理想和原则与教育的理想和原则，表面上看是相近的，实质却不能相同。）为了原则，它可以超脱，可以超越乡情、友情乃至亲情、爱情；为了原则，它可以拿出六亲不认的豪迈，也能保持不食人间烟火的纯洁。可以说，基督教对地方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有天然免疫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切“人性的、太人性的”都是它超越和克服的对象。（教育要回到亲情、友情、爱情，但是基督教一类的宗教，最终是要超越这些方面的，这与某些政党的观点一致，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基督教不会因为基督是犹太出身就对拒绝基督教信仰的犹太人网开一面，它也不因为某个人在种族、血统、地缘方面异于或者远离基督教的创始人而拒之于教堂门外。基督教是最纯洁、最高尚、最彻底的国际主义者；它们也有纯洁而高尚的相对平等观，它们坚持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虽然他们毫不隐晦这是教内平等——不信上帝就甭谈平等。（一旦不承认驳杂、卑微，那么，任何主张或主义都是乌托邦，都不具有实践的可行性，或者一旦到了实践层面，就会产生无法平复的乱象，造成巨大的挫败感。教育改革就是这样。想象有多美好，现实就有多糟糕。）
一神教的博爱逻辑决定了它的终极目标必然是英特纳雄耐尔，所以，英特纳雄奈尔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永远的国歌；放弃英特纳雄耐尔的一神教反倒有过于自私（不愿有福同享）或者过于傲慢（我的教义你不懂也不配）的嫌疑。当然，追求博爱、追求英特纳雄奈尔的一神教也面临着一个巨大而实际的难题：英特纳雄耐尔只能有一个而一神教不只一个，而如果英特纳雄奈尔发生碰撞，后果总是很严重。（西方思维问题的主要症结就在于，跳不出自己的圈子，没有力量进入到更大的视野里。就本质而言，回到人的本性，而不能眷恋神的本性。显然，对于宗教传统影响下的西方人而言，这，是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西方的教育呢？西方的教育理论显然也是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的发现，适用于自己的小社会，而不是全球化的。如果我们把西方的理论当作可以普遍化的真理，那是我们制造的教育的乌托邦。）因为英特纳雄奈尔，基督教和穆斯林过去有厮杀，现在有摩擦，未来也有难处；犹太人则因为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抗拒基督教的英特纳雄奈尔而受尽苦难。也许一神教懂得以史为鉴、与时俱进，也许他们会调整自身的英特纳雄奈尔政策，但是他们不可能放弃英特纳雄奈尔的梦想。放弃英特纳雄奈尔，就等于放弃优选意识和先进意识，（教育要放弃优越性，这是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啊。然而，不放弃或暂时放弃不了优越性，教育只能缓慢的改革，理想国只能是一种努力的方向，改革过程中，教育者一定要保持清醒，就好比人的无目的无意义性这个前提，必须坦承，在此之下，活好每一天每一秒。教育也是如此，在美好的设想中，走好每一步。）就等于放弃自我，否定自我，消解自我。
《智者纳旦》留下的第三个问题和悬念，就是莱辛所提倡、所追求的宽容具有多大的限度，就是他的宽容理想是否具有英特纳雄奈尔特征，就是宽容理想的光芒是否能够照射到三大宗教之外。这是一个很严肃、很重大，而且能够造成紧张和焦虑的问题。这个在西方世界无人发现也无人谈及的问题，很容易被中国读者发现，因为如果我们不是一神论者，如果我们是无神论乃至多神论，我们就是当事人，还可能成为受害者。换句话说，我们不知道莱辛是否把我们这些没有皈依一神的中国人视为宽容对象。对此我们感到深深的遗憾，我们甚至可以对《智者纳旦》的作者表示一点意见，因为不论他多么宽容或者多么高调地提倡宽容，他终究缺乏全球眼光和全球意识。他的眼中只有犹人人、基督徒、穆斯林，他的思考对象是三个一神教和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他的宗教地图上只有欧洲和毗邻欧洲的近东。他没考虑世界上的其他人群和其他地区。他没想到，如果绘制一张宗教世界地图，我们的地球就应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信仰世界，即一神论世界，多神论世界，无神论世界；我们的地球也可以划分为信奉一神论的北方和信奉无神论和多神论的南方。而从神学角度看，一神论当然是第一世界，无神论和多神论当然属于第三世界。由于莱辛忽略了多神论和无神论的存在，他的宽容观给人留下了巨大畅想空间。譬如，莱辛是否只想解决一神教的“内部矛盾”？三大宗教实现了平等、和解、宽容，是否就意味着世界大同、宽容和谐？又如，莱辛是否考虑过一神教跟多神教和无神论之间是什么关系？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敌我矛盾？中国人信奉的儒释道在基督教眼里是什么形象、什么地位？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并非空穴来风，并非简单的逻辑推论。因为就是在把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理想化的启蒙时代，也出过这样一件事情：莱布尼茨的学生、著名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跟他的老师一样热爱和尊重中国文化。他对儒家思想产生了深厚兴趣。他在深入研究在华耶酥会传教士的发表物的基础上得出了中国人在政治和道路实践方面优于欧洲人的结论。一七二一年，沃尔夫在作为哈勒大学副校长的离职演说中阐述了这一观点。他由此闯下大祸，不仅失去了哈勒大学的教授席位，而且被勒令在一周之内离开普鲁士。在原教旨主义看来，无教徒是不可能成为基督徒的榜样的（与沃尔夫看法类似的耶酥会传教士也接二连三地被罗马教廷剥夺传教资格）。沃尔夫是典型的宗教傲慢的牺牲品。不知莱辛是否听说过此事，也不知道他听说之后又会做如何评论。说到这里，笔者想起自己两年前对着德国听众说的两句话：“像《智者纳旦》这样一部对德国乃至欧洲思想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学作品，中国作家写不出来。写出来了也是多此一举。因为中华帝国没必要宣传宗教宽容。我们不会出于纯粹的宗教原因迫害佛教徒、道教徒或是其他教徒；我们没有、我们也不可能发动十字军东征或者十字军西征北征南征。”现在看来，当时似乎还可以补充一句：即便是中国作家写出《智者纳旦》，它一定会探讨一神教教徒跟无教徒或者多神教教徒如何平等相待、如何和平相处的问题。（三教合一，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产物，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不无修正的空间，至少说明，中国无神论思维决定了中国的教育具有更为客观的品质。教育要引导人们平等相等、和平相处，要开启人的智慧，具有阔大的胸怀和自适的快乐。）
《智者纳旦》是一部使人忧虑、使人沮丧的正典。这部写于二百多年前、旨在促进宗教平等宗教宽容宗教和解的伟大著作，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世界依然不平等、不宽容、不太平，我们甚至觉得宽容理想在今天比在莱辛的时代更加遥远，更加虚幻。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四分五裂、矛盾重重的世界：这里有世俗与世俗的对抗，因为赤裸裸的物质欲望引发了各种国际性和地区性的对抗和冲突；这里有神圣与神圣的对抗，几大宗教被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所困扰。我们的世界还延续着神圣与世俗的对抗，一方面是启蒙所开启的世俗化浪潮在全球化背景下来势变得越来越迅猛，势不可挡，另一方面，神圣的力量却完全不为所动。他们不仅在各自的发源地牢牢地控制自己的地盘，有的还在坚定不移地、有条不紊地输出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前面所提到的教育理想，目前只能是乌托邦。如果外部环境的影响太过强烈，课堂和学校又能有多少更正的力量呢？隐性课堂理论给我启发，课堂里的隐性主导其实是社会和家长，教育工作者能做的，是带着镣铐跳舞，能起到多大作用，心里要明白。明白之后，还要悲壮的工作，悲壮的工作中，还要善于保护自己。人生有多难，教育就有多难。人生有多荒诞，教育的理想就有多荒诞。谨此回应丰隆先生此前的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讲，亨延顿的《文明的冲突》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现实主义的世界图景，布什总统在“九一一”之后脱口而出“十字军东征”这一重要细节，则可以收录为《文明的冲突》的再版注脚。
李镇西老师对伪教育研究的态度，可以见到教育的乌托邦身影
阅读 决定教师的精神高度
■本报记者 张贵勇
真正的教育是朴实无华的
记者：你提倡教育要追求一种真，不弄虚作假，这是否与你的阅读体验有关？
李镇西：坦率地说，关系不大，至少没有直接的关系。一个不识字的老农民都知道做人要诚实，不要弄虚作假，这是起码的道理，哪里需要专门从书本去获得呢？当然，随着阅读面的扩大，特别是在有了教育实践之后，再阅读一些真正的教育名著，我就越来越坚信，真正的教育总是朴实无华的，是不需要刻意包装和打造的。（也是需要因地制宜地创新。）
最近，我在微博中写道：“教育没有那么多的花样，没有那么多的特色。特色不是包装或打造出来的，而是需要实践和时间自然而然形成。现在为特色而特色的趋势越来越严重，此为浮躁。我们不必刻意去打造什么特色。教育哪有那么多花样和口号？面对每一个孩子，认认真真地上课，认认真真地带班，认认真真地帮助老师成长。这就是教育的本来面目。”这样的想法，就是我读陶行知的著作，对比当今教育所产生的想法。
读出自己也要读出问题
记者：对于一线教师来说，怎样才能读懂、读透类似苏霍姆林斯基那样的大教育家？
李镇西：在语文课上，我曾经对我的学生说过，读一篇文章或一本书，怎么才叫读懂了呢？就是8个字：“读出自己，读出问题。”所谓“读出自己”，就是从文章当中读到引起自己共鸣的一段话、一个词、某个内容，与自己的生活相联系，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共鸣”。这需要联想，通过课文联想到自己相似的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所谓“读出问题”，就是要一边读一边发现不懂的地方或者有疑问的地方，就是推敲、研究乃至质疑。通俗地说，就是要提出问题，不懂的问题提得越多，说明你读得越深入。
我读类似苏霍姆林斯基那样的教育家的著作也是如此。每次读的时候，我都会情不自禁把自己摆进去，想到自己的学生、班级和课堂。所以，我经常热泪盈眶，觉得苏霍姆林斯基写的就是我自己的生活。因此，我甚至觉得，有了一定的教育实践经历再去读苏霍姆林斯基的书可能更好一些，因为更容易引起共鸣。
如果说“读出自己”是共鸣，那么“读出问题”便是思考。尽管感动，也不能迷信，不能因崇拜而停止思考。要一边读一边想，琢磨作者为什么会这样说？这个说法今天还有没有针对性？这个观点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吗？今天看来这些思想有没有局限性？某一原则或者方法可否用于我的实践？其他教育家有没有相似的论述或不同的观点？如果读一本书，既没有共鸣，也没有思考，不能算读懂了。
站在人生的高度看教育
记者：你认为当前教师阅读最缺少的是哪一部分？如何让阅读促进专业成长？
李镇西：在一次国培班培训时，我曾经在参培老师中就日常阅读做过无记名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相当多的老师平常读得最多的，是与教学直接相关的知识类读物，包括教辅教参类读物。而对教育经典和人文书籍则读得不多。（先不说是否读出自己、读出问题。第一步都没有迈出去啊。教师的阅读现状，真令人哀叹。）对此，我深感忧虑。
当然，作为担任学科教学的教师，阅读与教学相关的书一点错都没有，而且是必须读的。问题是，如果老师只读与所教学科有关的书，不但其知识面越来越窄，其视野也会越来越窄，其知识分子的精神含量会越来越稀薄。我认为，除了与学科知识相关的书，作为一个有追求的教师，至少还应该读两类书：教育经典和人文著作。
有些老师总认为，教育经典“难以读懂”且“已经过时”，这是误解。如果比起当今一些喜欢玩弄时髦术语、晦涩理论的伪学术著作，那么真正的教育经典名著是平易近人的。教育经典也没有过时，否则就不叫经典。应该说，古今中外教育家所面临的主题是共同而永恒的，这就是“人的解放”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人性、个性、创造性以及师生关系、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除了教育著作，我还提倡教师应该读一些非教育类的书。教师是知识分子，要多读教育以外的书。我曾经对学校里的年轻教师说，要站在宇宙的高度看人生，站在人生的高度看教育。只有这样，教师的精神才会更加饱满，课堂才会更有活力。
按：这样的老师，能有多少啊？真是值得研究。
应试套路对付不了美国高考
本报记者 原春琳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12月05日 12 版）
编辑老师：
您好！这几年高中毕业直接到美国读大学的人越来越多，我的孩子就要上高中了，学习很好，家里的经济条件也还可以。我很希望他能直接到美国去读大学。据说，去美国读本科必须参加SAT考试，我想提早让孩子作些准备，请问有什么注意事项？一名中学生家长
过分依赖考试技巧拿不了高分
俗称美国高考的SAT考试如今在中国越来越热。根据美国大使馆发布的数字，2010年发放赴美留学签证12.7万张，其中40%以上是高中和高中以下学生，预计今年签证发放量增加40%，并且高中和高中以下将第一次超过一半。
现在，不少备考SAT的考生都会上培训班，但一位业内专家总结说：国内培训机构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拿SAT当高级托福，从技巧和知识入手培训，简单采用背单词和大量做题这些“小米+步枪”的战术，而不顾SAT本身对思维能力和文化背景的要求，所以培训效果普遍不理想。
Lucy Haagen是杜克大学教育督导、ETS前SAT和AP出题人,也是一家以SAT培训为主业的机构的创始人。她说：“一定程度上，鼓励学生去掌握一定的考试技能，可以提高做题效率。但一些考试技巧被扭曲和误解，一些没有太多科学依据的所谓经验之谈，成为学生争相学习的东西。”
她介绍，SAT与托福考试有很大不同，托福考试考查的是学生交流英语的能力，考查的是学生是否具备基本的语言能力；SAT考查的是学生的学术英语能力，重点是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美国高考与中国高考也不同。中国高考考查的是学生已经掌握的知识水平，SAT考查的是学生未来接受高等教育所必需的能力水平。
简单说来，SAT所建构的是美国国民的关键能力。以SAT中的critical reading（批判性阅读）为例，美国中学并没有critical reading的国家课程或地方课程，但大学认定此乃大学生必须具备之关键能力，SAT就特别设置了这一考试内容。
中国学生必须忘记自己在数学上的优势
前不久，Lucy Haagen带领中美双方团队，采集了2890份样本，其中有效样本2492份，主要来自北京、上海等6地的普通高中和国际学校的高中学生。经过整理分析后，最终形成《2011中国SAT年度报告》。
Lucy Haagen说，报告显示，中国学生SAT的平均分数仅为1213分，与美国学生的平均分数1509分差距高达300分。这300分的差距主要来自考查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阅读和写作，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学生整体欠缺有效的思维能力训练，这也是目前限制中国学生学术能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中国学生向来以数学好著称，但《报告》显示中国学生的数学实际分数仅为547分（满分800分），比美国学生的517分仅高出30分。《报告》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中国学生对跟数学有关的英语词汇总体掌握情况欠佳；第二，虽然美国高考中数学总体知识面比中国高中数学要窄，但是很多知识点考查得更有深度；第三，SAT数学考试总体水平相当于中国高一的数学水平，因此尽管很多中国学生数学好，却无法在SAT考试中完全体现出来。
Lucy Haagen建议，考生准备数学时必须忘记“中国人在数学学习上的优势”，认真思考题目的意图，跨越每道题目的陷阱，多进行统计和数据分析题目的练习。她还建议中国学生学英语时要注意掌握其他学科的专业词汇，以避免由于词汇障碍导致对题目理解出现偏差。
中国学生英语学术阅读成绩为327分，比美国平均分501分低170多分。阅读是学术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由于词汇量、阅读量、知识面、文化背景和思维能力的限制，中国学生在这部分与美国学生存在明显差距。
事实上，许多SAT试题都能通过推理得出答案，可统计数据却显示，中国学生往往最容易放弃这条简单的途径。
报告显示中国学生最大的问题是出现在“比较和评价论点”这类题型中，因为这类题目需要学生剥离表象去探求文章的“前提假设”，同时对比不同作者的观点，这也成为中国学生“最大的软肋”。
在阅读理解部分，还有许多因素影响学生的成绩。例如词汇量和阅读速度，当学生的阅读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他们就会摒弃逐字逐句分析的方法，取而代之的是从文章框架结构出发，综合分析文章主旨，然后通过各个分论点进一步理解文章的中心思想。
Lucy Haagen说，这类技能确实决定了SAT考试成败，乃至在美国大学的表现。
作文模板不适用于美国高考
作文也是很容易丢分的一个项目。一些独立研究机构的案例显示，文章的长度是影响学生写作分数的重要因素之一，考生应尽量争取写到400字左右。中国的学生的平均写作字数仅为80～120字。
论点与论据是一篇文章中最关键的部分。中国学生最常出现的典型问题是跑题。
文化差异同样使中国学生处在非常不利的位置。以一个SAT真题的写作提示语为例，“学校是否需要教授学生伦理与道德”。大多数中国学生支持该论点，即学校应该教授学生伦理知识，然而在构架论据时，他们却将这一论点等同“伦理是否值得学习”。但多数美国学生在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考虑，教授伦理知识究竟是学校的还是家庭的责任。
中国学生在提炼论点和选择论据上有3个问题必须注意。一是论据对于论点的支持缺乏逻辑性，甚至互相矛盾。有个学生支持成功需要通过个人努力，而并非一两次的侥幸才能达到的观点，但他给出的例子却是一个人坚持买彩票直到中了大奖，这个例子在很大程度上更适合作反面论据。
二是学生运用假设性事例进行论证。某考生曾经写到，如果一个人通过继承财产而不是自己的辛勤努力获得财富，这证明运气更重要。这个观点也许正确，但假设性例子出现在写作中不具有任何说服力。
三是还有很多学生都出现了过度使用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或者抄袭写作模板的情况。
美国方面已经开始着手应对模板作文，今年5月的SAT考试，写作题目是真人秀电视节目在社会上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这使得许多中国学生事先准备好的事例都无法使用，所以学生此次考试的分数大幅下降。
什么时候开始准备SAT合适呢？Lucy Haagen建议，越早越好，及早准备可以更加系统和科学地规划自己的备考计划。
Lucy Haagen说，SAT考试测评学生的学术潜能。“基于这样的目的，我希望学生们在备考SAT时，不要急功近利。相反，把它当成一个提升自己学术英文水平的机会，长期不间断练习，最后一定能取得好的成绩，同时也提高了自己在大学的学习能力。”
按：通过这份报告和这则报道，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当前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教师的课程执行力问题十分严重。
SAT能搅动中国语文教育吗王丽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12月10日 03 版）
中青报12月5日刊登了一篇题为《应试套路对付不了美国高考》的文章，文中提到，中国学生SAT的平均分数仅为1213分，与美国学生的平均分数1509分差距高达近300分。这300分的差距主要来自考查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阅读和写作，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学生整体欠缺有效的思维能力训练，这也是目前限制中国学生学术能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笔者读后颇有感触。
中国学生SAT平均水平明显低于美国学生，其根子在母语教育。SAT考查的是学生的学术英语能力，重点是批判性思维的能力。SAT中的critical reading意为“批判性阅读”，但中国语文教育培养的是应付“标准化考试”的能力：阅读题要的是“标准答案”，即揣摩出题人的用意，而不是表达考生自己的见解；作文讲究的是套路、模板，有书店里大批“作文攻略”之类的书为证。并且，历年的高考作文题目也有意无意地导引着这种趋向，如2011年“期待长大”、“中国崛起”、“时间在流逝”、“这世界需要你”、“拒绝平庸”……这些题目占了全国各省高考作文题目的一大部分。从小重复进行大量类似作文题目训练的孩子，如何能够培养出批判性思维能力？
一个人的母语思维方式决定其学习及使用其他语言的思维方式。换句话说，即便英语过了八级，思维方式也是不可改变的。文中提到中国学生最大的问题出现在“比较和评价论点”这类题型中，因为这类题目需要学生剥离表象去探求文章的“前提假设”，同时对比不同作者的观点。这种“比较与评价”乃“批判性思维”的核心。在1983年美国国家委员会《国家在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中，对于中学英语阅读能力有这样的要求：“理解、解释、评价和使用他们阅读过的东西”“顺利地倾听并颇有见解地讨论一些观念”。而在我们现行的中学阅读与写作教学中，却很少进行这方面的训练。笔者想起梁启超当年关于中学作文有两个重要主张：一是用讨论式讲授。二是论辩文分两面做（见梁启超《作文入门》）。 所谓“讨论式讲授”即没有“标准答案”（按：这个如果在今天的课堂上讲，根本行不通。在研究生课程班上也不行，我试过，他们受到的教育，已经形成了追求一个答案、解决一个问题的习惯，你若是讨论而没有答案，他们绝大多数人不习惯。）， 所谓“论辩文分两面做”即防止走极端。而梁氏的见解与今天美国阅读教学不谋而合，可见有些东西是相通的，不分国度、年代和文化背景。
文中还提到，“国内培训机构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拿SAT当高级托福，从技巧和知识入手培训，简单采用背单词和大量做题这些“小米+步枪”的战术，而不顾SAT本身对思维能力和文化背景的要求，所以培训效果普遍不理想。”事实上，技巧性能力是可以在短期内靠“强化训练”来“速成”的，但“批判性思维能力”属于素质性能力，需长期积累，无法以急功近利的态度去获取，而最好应该从小学阶段就开始培养。
一言以蔽之，SAT考试暴露的是中美两国母语教育价值的差异。中国语文教育培养的是求同性思维，美国英语教育培养的是求异性思维。后者也是成为美国公民的关键能力。
中国语文教育的弊病存在已久。近些年来，社会的猛烈批评也有过好几轮，但改进甚微。语文教育“系统内部”似乎已日渐失去了自我更新的可能，需要外部力量来激活，但愿SAT考试能充当这个角色。
语文教材研究导论材料
语文教材研究导论材料
1.“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出自哪里？
1978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召开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叶圣陶、黎锦熙（书面发言）、许国璋等语言学专家。年过八旬高龄的叶圣陶在这个座谈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发出急切的呼吁：“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说多数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还不够），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才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尽了分内的责任。以往少慢差费的办法不能不放弃，怎么样转变到多快好省必须研究，总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得到切实有效的改进。”字里行间，跳动着这位“五四”老人一颗火热的心。这篇讲话不久便在《中国语文》1978年第2期上以“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为题发表。
叶氏在这篇讲话中首先结合自己从小读书、以后从教的经历，说明半个多世纪以来语文教学教材教法的“变”与“不变”的实况，从吕淑湘在前些日子发表的《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谈起，谈到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已刻不容缓。讲话的核心部分是阅读教学和作文教学。
关于阅读教学，叶氏认为：第一，“教师教任何功课（不限于语文），‘讲’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讲’，换个说法，‘教’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教’。怎么叫用不着‘讲’用不着‘教’？学生入了门了，上了路了，他们能在繁复的事事物物之间自己探索，独立实践，解决问题了，岂不是就用不着给‘讲’给‘教’了？”第二，关于“讲”的问题，叶氏说：“知识是教不尽的，工具拿在手里，必须不断地用心地使用才能练成熟练技能的，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而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因此，教师就要朝着促使学生‘反三’这个标的精要地‘讲’，务必启发学生的能动性，引导他们尽可能自己去探索。”第三，关于文言文教学，叶氏讲了他和“少数几个朋友”商谈中提到的几种设想：一个想法是“中学里不教文言文”；再一个想法是“中学的语文课本全是现代文，另外编一种文言读本，供一部分学生选修”；还有一个想法是“语文课本里还是编入一部分文言文，但是不像现在这样‘雨夹雪’似的，要相对地集中（这又可以有几种集中的办法）”。至于怎么教文言文，叶氏说：“教文言文和教现代文当然有共通之点，也必须有教文言文的特殊之点，我想，什么是特殊之点又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题目。”
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1219629&d=12060B3CD50CB2A5E8522D6A872A0FDB&fenlei=080214
2.市二校上世纪30年代的教员陈友琴老师
王镫令《国文教员陈友琴》（发表于2011年11月8日《新民晚报》）
先生的课是有趣的，讲究灵活，不局限于书本，从不用奇字僻字考学生。他对学生说：“识字太多的朋友，搬出许多奇字僻字古字，与实际运用文字的需要全不相干，我对于这一类的字，一概谥以佳号曰‘死字’。”同学们笑了，她们很赞成老师的观点。在教学之余，他写了一篇杂文《活字与死字》，文章在1935年3月16日《申报·自由谈》发表。鲁迅先生看到了，3月21日便作杂文《从“别字”说开去》应答。讨论就更加深入，也更有趣了。
陈先生在务本课堂上反反复复教学唐诗宋词之后，总觉得有些遗憾：教材只是唐诗宋词，清朝长达268年，难道就没有好诗么？他想研究清诗，选择优秀的作品，讲给学生听。于是，他进一步和开明书店的王伯祥、叶圣陶商量。他们全力支持陈友琴研究清诗，约他先编一本《清人绝句选》。1933年8月，先生31岁的时候，“千首清人绝句”脱稿了。柳亚子题字，叶圣陶作序，1935年1月在开明书店正式出版，轰动一时。陈先生除了执教国文，还执教历史。他并不把学生的思想局限在故纸堆里。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越来越膨胀的情况下，蒋介石却提出了一个口号：“攘外必先安内”。这是来自当局的指示，要校长大力宣传的。然而，陈先生并不盲从。他在课堂上让学生讨论，究竟是应该“攘外”，还是应该“安内”？通过讨论，真理越辩越明，同学们大都认识了大敌当前“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增强了全国一致抗战的信心。
陈友琴（1902－1996），安徽南陵人。中共党员。1923年肄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文学系。1930年后历任上海建国中学、敬业中学、务本女中语文教师，《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安徽屯溪柏山皖中、建国中学、江苏临中教员，杭州之江大学国文讲师，杭州《东南日报》副刊编辑，浙江临安杭州幼师副校长，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副研究员，研究员。1935年开始发表作品。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温故集》、《长短集》、《晚清轩文集》，编撰《清人绝句选》、《白居易诗文述评汇编》、《元明清诗一百首》、《千首清人绝句》、《不怕鬼的故事》（毛泽东指示，何其芳委托编写）、《中国文学史》、《唐诗选》(以上均合编)等。
3.教师不能存在“教教材”观念。教学内容与教材内容不全等。教学内容既包括在教学中对现成教材内容的沿用，也包括教师对教材内容的“重构”——处理、加工、改编乃至增删、更换；既包括对课程内容的执行，也包括在课程实施中教师对课程内容的创生。“教学内容是在教学过程中创造的”，它逻辑地蕴涵着教师参与课程研制、用教材教和教学为学生服务等理念。
4.民国语文教材应去“神圣化”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11-09/01/content_51982.htm
■本报记者 却咏梅
从去年开始，民国语文教材热潮再度兴起，社会上关于民国语文教育与现代语文教育差异的探讨也开始出现。民国语文的讨论热潮反映了对当前语文教育的担忧和不满，暗含着无奈与求新及求变。
在近日北京大学出版社举办的“博雅讲坛”上，诗人西渡和语文教育工作者王林与读者就《民国语文》（选粹本）所引发的“如何培养儿童的人文修养”议题进行了探讨。
在王林看来，现在人们之所以对民国语文这么怀旧，其实骨子里可能还是带有某种对民国语文教育里那深厚的人文意识的一种眷恋与渴望。民国是中国文化一个承上启下的年代，也是一个文化大师大量涌现的时代，他们秉承传统文化的血脉，又深谙西方文化的精髓，特殊的时代造就了他们特殊的知识结构与眼界。这些学者放下身段，以他们独特的气质、知识积淀和巨大的热忱，投入到为孩子编写教科书的工作中，把他们认为最值得传播的素质和理念，用孩子最能接受、最有效率的方式传递给孩子。
西渡则认为，在儿童的成长所需要接受的教育中，语文是最重要的。如果升学考试成绩中数学按100分计算的话，语文教育的比重至少应该占到200分。因为语文教育除了具有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沟通交流能力的工具性质外，其本质功能应该还在于对培养与建立一个人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品格高低等方面的巨大影响，是儿童人文修养的重要基础。（首先是思维的训练，其实是品格的陶冶，然后才是交流能力。可惜，强调工具性和人文性的语文都没有错，至今还没有充分注意到思维能力培养在语文学科中的重要性。思维决定了视角，视角决定了态度。我们没有注意到，是因为我们本身就缺乏。）而决定语文教育水准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教材与教师，好教材与好老师缺一不可。
据介绍，北京大学出版社最新推出的《民国语文》（选粹本）是从当时几十种主要教材中遴选出反映“童心、童言、童趣”民国语文精髓的课文，反映出适合儿童心理特点展开人文教育的语文教学的教材规律，再按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口味，编辑成一本新旧结合的读物。
当记者提到时下热议的“民国语文教材比现在的教材好”的说法时，王林并不完全赞同，他说：“民国语文确实有许多优秀的特质，比如儿童性、传承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情怀，尤其是它的语言不徐不疾，特别值得学习。但是，教育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如果把今天的课本换成民国的某一套教材，肯定是不合适的。”在王林看来，“对于民国语文教材，应该去‘神圣化’——没有一套所谓完美的教材能够带着孩子到达完美的程度。因此，所有的民国语文教材都只能作为参考，如果有时间，学生还可以读法国语文、美国语文、儿童文学，等等，语文能力和人文修养自然会得到提升。”（所谓的专家，也只是注意到了不可逆，中外兼修。还是没有触及实质。中国文化中的哪些精髓要传承？学习国外的教材，又要注意什么？）
（《民国语文》（选粹本），叶圣陶、蔡元培等原文编撰，胡足青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德国中学高年级德语课没有课本
夏芊若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11月21日 12 版）
在德国的中学，低年级的德语课是有教材的，里面收集了一些关于政治和文化的文章。德语课主要通过听写文章来测试学生的学习进度，对我这个来自中国的学生来说，听写的难度较大，句子往往很长，经常会漏听一些词。不少生词属于外来德语单词，不容易正确拼写。对于听写形式的德语测试，我还是有些害怕的。
8年级的时候，桑特曼先生接手了我们班的德语课。德语课不再听写了，德语课本也没有了。我们开始读一些桑特曼老师复印的短篇小说，都是他自己选的。例如，一篇短文讲的是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多个目击者向警察叙述了自己看到的经过，从每个人的角度看到的事故发生过程完全不一样。那篇短文的特点是，故事在时间上是从后往前讲的，到了最后才真相大白，其实每个目击者都看漏了某些细节，对于事故原因产生了错误的判断。从那个时候开始，每节德语课我都感到时间过得太快，因为我的注意力被那些有趣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的心理活动紧紧抓住了。
之后的第一次德语考试，形式也很新颖：给了一个短故事的开头——一个劫匪刚刚抢完一家银行，拎着一整包钱走在人海里——题目是让大家用一篇文章写出主人公这时候的心理活动。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有意思的考试题目，两手搓了搓，准备好好刻画一番。
两天后试卷批好了，桑特曼先生手捧一厚沓作业纸站在教室的中间：
“这就是你们的考试结果。”他晃了晃手中的考卷，“我想讲讲两篇作文，一篇很好，一篇极差。”
在这一刻我发现，桑特曼老师的目光在扫过全班同学时，特意在我的身上停留了片刻，我心里咯噔一下，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我不会是最差的那个吧？”不过转念一想，好像自己写得也没那么糟糕，因为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感到很激动，就好像自己是那个逃犯一样。我写在试卷上的内容立刻像电影画面一般在脑海里过了一遍：抢劫者极需要钱，到处筹借却未获分文；犹豫再三后决定铤而走险；逃跑的路上做贼心虚，感觉自己的脸上写了抢劫者三个字，所有的路人都能清楚地看到这三个字；惶恐不安中思考着要不要去投案自首；另一方面却又心存侥幸，觉得可以顺利逃脱；于是又祈求上帝保佑，并向上帝发誓，实在是不得已才犯罪的，以后一定洗心革面，好好做人……当时的感觉是完全入戏了。
“我没想到，那篇令我最满意的文章竟是出自一个才开始学德语没几年的外国学生！”
学德语时间最短的，那不就是我吗？果然，桑特曼读起了我的文章，他选了几段他觉得最生动的，然后竖起大拇指说：
“写得好!”
从那天开始我对德语课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信心，特别是德语的作文。
读了几篇短文之后，桑特曼先生开始带领我们读德国著名的文学作品，他有一张书单，上面按照深浅程度排列了德国著名的小说、戏剧、话剧和诗歌等。由于需要在书中涂涂画画，因此我们交钱，老师统一把书买来发给大家。
小时候我并不像有些孩子那么钟情于看课外书，只是偶尔看几本好玩的。小说给我的印象是课余看的，不属于课堂，甚至是不能带到学校来的消遣品。我万万没有想到，小说其实可以是那么好的教学课本！
桑特曼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永远是带着问题读小说。他在黑板上写几个中心问题，让大家带着问题去读书中的某一段。桑特曼先生是个严厉的老师，上课时提问常常直接点名，而且越不主动举手的越容易被叫到。所以上德语课，几乎所有人都要事先准备，哪怕是没有做家庭作业的，也要利用所有的课间休息去读那几页小说。
（本文作者11岁随父母赴德国，在德国接受了部分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
重要研究资料
顾黄初《改革中学语文教材之我见》，1980年
张志公《关于改革语文课、语文教材、语文教学的一些初步设想》
语言的实际应用的练习，最好跟阅读课的“思考与练习”分开来编，因为二者各有训练任务，不宜纠缠。语言的实际应用，在现代语教学上称为“言语”训练。对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别，近年来已有人提出，但研究还很不够，今后需要加强。（顾黄初）
年轻爸妈提早让孩子学写字，小学教师却要花力气纠正笔顺。超前的学前教育留下“后遗症”——
小学新生犯晕：写字笔顺听谁的？
http://pdf.news365.com.cn/xmpdf/20111111/XM111111A107.pdf
王蔚
“火、小、北、壮、万、怕……”别看这么简单的几个汉字，要按标准笔顺写准确，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开学已经两个月，有不少小学一年级语文老师担心地反映，他们正在花相当精力，纠正那些被早教误导的孩子的书写习惯。
错误笔顺留下麻烦
复旦万科实验学校语文教师邓孜畅说，新入学的孩子很容易把“火”字的笔顺写错，不少家长和相当一些早教机构，是教孩子从左往右写这个字，其实，“火”字应该先写上半部分的“点、撇”，再写一个“人”字；又如，“为”字，起笔应是“先点后撇”。
令小学起始年级老师为难的是，现在有些家长急于在学龄前就让孩子学大量的汉字，而且仅满足于“能识会写”，却全然不顾笔顺是否正确，这为孩子进小学后接受正规的识写汉字带来了很大麻烦。浦东新区海桐小学一年级语文教师汪莉丽说，开学以来，老师们往往每天都要为好几个孩子纠正笔顺的错误。比如，竖心旁，标准的笔顺是“点点竖”，而非“点竖点”；比如，“北”字的左半部是“竖横提”，而“壮”字的左半部则是“点提竖”，这两个字家长们很容易教错。
笔顺规则曾作调整
那么，为什么家长和有些早教机构会误导孩子呢？有语文专家分析说，这极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熟悉已经修订过的汉字笔顺规则。据悉，国家语委和新闻出版总署曾在1988年3月联合发布了《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确定了7000个汉字的规范笔顺。而1997年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笔顺规范》，是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的基础上形成的，不仅将隐性的规范笔顺变成显性的，而且还明确了字表中难以根据字序推断出规范笔顺的“火”、“叉”、“爽”等一些字的笔顺，调整了“敝”、“脊”两个字的笔顺。而这个修订后的笔顺规范，与原来人们习以为常的书写笔顺存有差异。比如，“万”字，是“先写横，再写横折钩，后写撇”；比如，“母”字的最后三笔是“点、横、点”；再比如，“及”字是“先写撇，再写横折折撇，最后写捺”，与“乃”字的笔顺正好相反。
启蒙教育务求规范
汪莉丽老师说，小学语文教材在每个单元后的综合练习里，都会教学生正确的书写笔顺。教材传授的笔顺，是严格按照《现代汉语通用字笔顺规范》的要求的，概括起来是“七项原则”：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先横后竖、先撇后捺、先外后里、先中间后两边、先外后里再封口。如果说小学生笔顺有误，那问题恰恰是出在没有遵从“七项原则”，比如“火”字，应该遵从“先外后里”原则。
对于小学老师的较真，语文特级教师陆继椿说，汉字的搭配顺序是从经验得来的科学书写法则，便于一代代准确地传承下去，因此，对识字启蒙阶段的孩子来说，必须务求掌握正确的笔顺。然而，到了一定阶段后，字怎么写，又往往会出自个人的习惯与喜好，允许突破普遍规律，例如许多书法作品就不按部就班照着笔顺挥洒，甚至还会出现“添笔减笔”的情况，这恰是出于艺术的需要。 本报记者 王蔚
大量散文入选小学语文教材背后的无奈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11-10/27/content_54441.htm有统计显示，目前进入小学语文教材的散文大约占到40%-70%，这里的散文包括以记叙文形态出现的写人、叙事、写景和抒情的记叙文。而一些专家认为，小学语文教材散文不应占这么大的比例。儿童更喜欢故事，他们对故事有天然的需要。儿童同样需要童谣、童诗和一些实用文体。另外，入选的散文要尽可能摈弃“教材体”，要能表达真实和真挚的情感，要能养育儿童的真性情，并促进儿童的精神成长。
■徐冬梅
小学语文教材需要多少散文来支撑
为什么小学语文教材要以散文为主流文体？儿童应不应该读这么多散文？为什么入选散文的品质普遍不高？
散文在小学语文教材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我对两套国内发行最广的教材进行了统计，并重点取样各个年级段进行了分析：散文大约能占到40%左右，最多的能占近70%。也就是说，散文在小学语文教材中是一个主角。
再来看看入选散文的标准和品质，有不少入选作品值得斟酌。以入选散文《只拣儿童多处行》为例，该文是冰心之作，写冰心跟着儿童游颐和园的过程和感受，完全是一个老人的视角和情感，跟儿童的精神世界和审美趣味相差甚远。如果一定要选冰心女士的作品进小学语文教材，个人以为选10篇也选不到这一篇。另一篇散文《早》是作者吴伯萧参观绍兴三味书屋后写的作品。我曾在《人民教育》杂志上撰文表达自己的看法，这篇作品没有表现出一点点鲁迅先生的精神特质和语言风格。
关于“教材体”为什么大量存在的问题，一些教材编写者曾经有过解释，大致意思是编教材其实有很多“无奈”：有些内容必须进入，有些作家作品必须选进；必须传达主流的价值观，必须表现祖国各地的名胜；必须表现一些历史人物、新人新事……这就使得教材选文具有相当的难度，常常不得不选一些宣传性的文章来充当，或者由教材编写者自己来创编，同时还必须考虑生字生词出现的顺序，等等。这样一些因素导致教材编写者只能选择散文这种文体来承担上述使命，从这样的出发点选出的散文质量不可能很高。
语文教材应该回归儿童天性、回归最基本的价值观
虽然散文成为教材的“主流文体”只是一个现象，但是做深层次的挖掘不难发现，这是整个社会教育观念的产物。
任何一个国度，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母语课程和教材一定会体现国家意志和主流价值观，这可以理解。但问题在于体现什么主流价值观以及如何体现？母语教育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培养国家未来所需要的、具有较好价值观和母语素养的公民。我们应该让儿童从小阅读的是那些体现人性美、自然美的篇章，以帮助儿童认识自然、社会和自我。小学语文教材的建设应该回归到儿童的天性，回到更基本的价值观。
儿童天性是喜欢听故事、读故事的，儿童天生亲近文学，所以小学语文教材中故事类作品应占比较大的比重。儿童也是天生的诗人，他们对声音和节奏有天然的爱好，让儿童诵读诗歌是很有必要的。另外，小学语文教材也必须包含一定数量的实用文，以培养儿童实际应用语文的能力。所以，我认为综合各种因素，散文在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比重最多也不应该超过30%，在低年级比例应该更低。
所选散文的品质不够高，很大程度上还是囿于一些版本的教材编写者的视野和学养（学养之外，还有对教育本质的把握问题、对教育现状的了解问题、把教育规律的体认问题），即使再有多少的限制，即使现当代以来散文的整体水平确实不够高，只要我们有充分的阅读视野和正确的儿童观，我们还是能够给儿童选出更好的文质兼美的散文的。
儿童应该阅读什么样的散文
教什么永远比怎样教更重要。让儿童反复揣摩甚至背诵一些语言无味、情感虚伪的文本，只能使儿童的语感受到伤害。
我一直认为，教什么永远比怎样教更重要。教材中的不少散文语言无味，情感虚伪，这些作品难学难教，即使再好的老师来教，也无法收到好的教学效果。让儿童诵读、反复揣摩甚至背诵这些文本，只能使儿童的语感受到伤害。让儿童阅读一些优秀的散文，有利于儿童更好地感受生活和理解生活。因为散文跟儿童的生活特别贴近，所以好的散文往往特别适合儿童学习表达。
入选教材的散文，无论是专门为儿童创作的，还是为成人创作但适合儿童阅读的，至少应符合两个标准：
第一，体现真善美，字里行间应闪烁着自然的、人性的光辉。第二，语言有味，符合儿童趣味。给儿童阅读的散文虽然篇幅短小，却是一种特别困难的写作。在实际的教学中我们发现，儿童其实不喜欢那些所谓的“美文”。最好的适合儿童阅读的散文往往具有故事和诗歌的特质。
散文大致可以分为叙事写人散文、写景抒情散文和哲理散文三大类。最好的散文往往把“重”和“轻”、“大”和“小”结合得特别好。所谓“重”和“大”，是指散文要表达的意蕴和道理要深刻。所谓“小”和“轻”，是指要从童心出发，用儿童的视角和语言来表达。
比如，阿纳托尔·法朗士所著的《一个孩子的宴会》就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儿童散文作品，其中不少篇章很适合儿童阅读。这样的散文儿童读了以后，不仅会喜欢，而且会提升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为儿童写作的时候，有很深的爱和关怀，语言也是儿童能够接受和欣赏的。英国作家、安徒生奖获得者伊列娜·法吉恩的《万花筒》也是一部优秀的儿童散文作品。我国儿童文学作家金波、吴然等先生也有一些散文篇章适合儿童阅读。
真实是散文的生命
真挚的感情、个性的表现、自然的表达是散文存在的意义。散文教学的目标应是立人，而不是完成教化和灌输。
一些作家虽然不是为儿童写作的，但是他们是自然之子，有赤子之心，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而这些情感和语言都能为儿童所接受，这些作品也适合给儿童阅读。例如普里什文、列那尔、鲁迅、汪曾祺、萧红，等等，他们的不少篇章是适合儿童诵读和学习的。即使是一些很有思辨性的文字，一些哲理散文，只要合乎儿童心理，也很适合儿童阅读。
到了高年级，我们也可以从古代经典中，特别是一些古代神话和寓言中选择一些浅易的，和儿童原有的经验可以对接的古典散文，例如《盘古开天辟地》、《少年中国说》等，为儿童亲近传统文化、学习文言文奠定一点基础。
传统的散文教学一向把“形散而神不散”奉为教条，就是让学生从文章的语言文字中找到那个“神”，让学生找到这篇散文所承载的那个“道”，即那个主题和中心思想，似乎这样就万事大吉了。
语文教学的目标不是为了完成教化和灌输。王荣生老师在《中小学散文的问题和对策》一文中认为：散文阅读教学要建立学生与这一篇课文的连接。要在教学中让学生理解、感受“这一篇”所传递的作者的认知、情感，感受“这一篇”中与独特的认知、情感融于一体的语句章法、语文知识。在我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诵读，唤起儿童对“这一篇”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语言文字的感受，通过对“这一篇”独特的思想内容、作品结构或者语言表达的揣摩和分享，丰富儿童的情感和精神世界，提高他们对母语的感受、理解和表达能力。
散文教学和母语教育的目标一样，是为了“立人”，是在母语学习的过程中“立人”。儿童母语发展的过程，既是他们语言发展的过程，也是他们精神成长的过程。要给儿童读“真”的散文，养育儿童的“真性情”，让他们有真爱、真情感，让他们具有丰富而真实的感受力，引导他们进行真实而独立的思考，真实而个性的“真表达”。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期望母语教育的明天真实而美好。
（作者系“亲近母语”创始人）
关于散文与小学语文教材的讨论
正方观点儿童的世界是故事的世界
■四川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代安荣 故事是属于儿童的，儿童的世界是故事的世界。没有故事，儿童的世界将失去童真和烂漫，将失去智慧和创造，将失去阅读和学习的快乐。我读小学的时代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现在已经有20年了。但是，如果有老师问小学语文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我想，除了学到的字词之外，就是小学语文课本里面的一些故事，比如乌鸦找水喝、孔融让梨、曹冲称象、狼来了、童第周读书等一些有趣的故事，而其余的东西，基本上没有印象。这是儿童记忆特点和身心需要的体现。其实，学习不论是什么样的形式，目的就是要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可以采取更适合学生的方式。我更倾向于选择一些精彩的故事，让孩子在阅读故事的过程中增长自己的阅读能力、品悟能力、思考能力、分析能力以及写作能力等。学生能在故事中得到更好的成长，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反方观点小学语文需要大量散文 ■河南省安阳市南关小学 徐文祥 我一直在小学高年级教语文，对于高年级语文中教材散文入选比例过大，并没有觉得影响到了语文学科和课堂的教学效果。按照一些专家的分析，目前散文的入选比例过大，对此，我有不同看法。首先，故事有它本身的局限性。故事通常篇幅较长，入选课文，需要占用很多篇幅，即便入选其中，也都做过“手术”，这样一来，故事虽然紧凑了，难免会有一些漏洞。另外，故事本身的长度也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入选文章过长，小学生难以在课堂上完成学习任务。笔者认为，选文中的散文比例过大，自然有它的好处。其一，散文语言生动，词语丰富，适合小学生的词句积累。同时，散文内容凝练，篇幅短小，比之故事之类的选文更适合小学生学习。学校课堂学习，是有一定时间限制的，我们不能不考虑进去。课堂上的语文学习是对课下的引导，让学生从课堂上学习凝练性强的文章，这一点也应带有一定的强迫性。和故事性的文章比起来，散文自然会带有需要思考的空间，这恰好也说明了，故事对学生来说，不需要进入课堂，他们也会自己去读，这样也就扩展了语文学习的范围，也让语文学习向更广更深的方向去延伸。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想象力与思考力培养
想象力的培养引用第120楼陶梦于2011-11-07 00:09发表的 :
孩子撒谎作文开始
新民晚报2011年11月6日
http://pdf.news365.com.cn/xmpdf/20111106/XM111106B103.pdf
我家祖孙三代人分居城中两处，每天傍晚时分欢聚一堂，享受同桌共餐的天伦之乐。那天晚餐桌上，只见孙儿皱着眉头、撅着嘴，一副扫兴的模样，尽管奶奶为他制作了美味佳肴，可是未见他伸筷，饭菜似乎难以下咽。这是为什么呢？经过一番了解方得知，当天班主任布置一项作业，要学生写“观察日记”，记述蚕宝宝的成长全过程。
可是蚕宝宝早已夭折，孙儿犯难了！
那是十多天前傍晚时分，奶奶将孩子从学校接回来，只见他满面笑容，说是老师给四年级同学每人发两条蚕宝宝，说着，他兴冲冲地打开那纸折小方匣，天哪，那黑乎乎的小蠕虫纤细孱弱，小得可怜，比小蚂蚁还要小，能养活吗？
这小子只知道蚕宝宝吃桑叶长大，至于桑叶是什么样子，到哪里采摘？他全然不知，一个劲儿地要大人设法弄到桑叶，真是迫不及待。平时最疼爱孙儿的奶奶，走遍市内几处公园，未见桑树的影子，只好乘公交车到郊区寻觅，在野外一条小河边，好不容易觅到一棵野桑，个头比人高不了多少，看上去已经“遍体鳞伤”，分明已经有好多人捷足先登，将它折腾成这个样子。孙儿要桑叶喂蚕宝宝，有什么办法呢！奶奶只好为小桑树“忍痛”再采摘一把，临别时，还对小桑树打个招呼：很抱歉，对不起了！
孙儿见奶奶终于觅到桑叶回府，真是欣喜若狂，笑逐颜开。令人遗憾的是，这两条蚕宝宝偏偏短命，只活了三天就不幸夭折了，孙儿懊恼不已，曾为它伤心落泪呢！
这个观察日记怎么写呢？不是难煞人么！爷爷说，不妨实事求是地写蚕宝宝夭折的事情，也是一篇好文章嘛！而孙儿说，不行，老师布置了写作提纲，关照大家要按照这个路子写。也就是说，明明蚕宝宝已经死了，也得按活着写，诸如，蚕宝宝吃了桑叶一天天长大啦，一次次“入眠”和蜕皮啦，“沙啦沙啦”地桑叶吃得更欢啦，身体日渐粗壮，泛白发亮，最后上草笼吐丝结茧啦！
如今蚕宝宝死了，一了百了，难怪孙儿那会儿愁眉不展，食不甘味，还要发犟脾气。没办法，爷爷只好勉为其难，给他找来几篇参考文章，又为他求助于万能的电脑网络，最后总算拼凑成一篇“美文”，按老师的要求如期完成，交了卷。
有人说得好，孩子撒谎从小时候做作文开始。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教育在培养人时没有注意培养人的道德，我们从小学开始，每一步走过来，都在培养大家在说假话，这实际上影响到我们的国民素质。此乃至理名言也。
关于“撒谎”我没有研究，但要说孩子撒谎是从作文开始，这其实未必是事实，因为这隐含着语文教师在教孩子撒谎。但孩子入学之前，一句谎话也没有说过？这我并不相信。因为儿童在成长之中，行为习得绝不会只模仿吸收成人认为好的部分，而是对成人的行为“照单全收”，除非儿童成长于一个没有谎言的环境之中——而这样的环境似乎并不存在。当一个孩子说谎时，其来源固然有可能是来自老师，但更大的源头却有可能来自家长。因为学校教育固然，但良好的家庭教育更重要。
以这篇文章的内容来说，作者认为张维迎教授的“教育在培养人时没有注意培养人的道德，我们从小学开始，每一步走过来，都在培养大家在说假话”是正确的，但作者没有意识到“教育”是个大范围，除了学校教育还有家庭教育、社会教育。
在这个事件中，班主任布置观察日记的意图，无非是让孩子们学会观察，学会记录，间接体会时间的力量。既布置了内容，又给孩子们一些指导。基本是完成了，教学任务的布置，虽说蚕宝宝所吃的桑叶是城市所缺少的，但不排除教师可能有希望孩子们自己去多认识自然的意图。也就说，在此事件中教师的表现尽管有考虑不周之处，但总体上还是差强人意的。
再说说家长，奶奶因为疼爱孙子，替孙子去找桑叶，这就已经剥夺了孩子去探寻世界的可能性了。找的过程虽然辛苦，但找到后是毁坏桑树时的“忍痛”难道是真实的？在孙子的需求和对桑树的毁坏之间，奶奶的“痛”在哪一方面呢？至于，最后的“对不起”，为了自己的需求造成别人的伤害只用言辞就可弥补了？
在蚕宝宝死后，爷爷所说是正常的反应，这是一个非常的好的教育时机，因为可以培养孩子实事求是的态度，但孙子说不行，爷爷也就是顺着孙子了，一个大好的时机如此错过了。其实，家长这是可以做的有几件事：一、弄清，是班主任强制性地要求，还是孩子领会错了班主任的意图，二、是不是班主任只说正常的情况，没有预料到意外的情况，三、可以跟班主任沟通一下，看看是否以别的观察形式代替对蚕宝宝的观察。孩子其实可以从这几件事中学到不少东西，但爷爷最终，选择的是“找参考文章”、“求助电脑网络”为孙子完成“美文”——这又是剥夺孩子自我成长的机会，反而造成孩子坐享其成，弄虚作假的事实。
古人云：蒙以养正，圣功也。这里的“正”，不仅来源于教师的言传身教，也来源于家长的言传身教！
兄的见解真高。此文真是样本。家校合作的形式化、狭隘化，不能不重视。我一直认为他们是课堂的隐性主导。语文教育的消解者。
重新构建今天的教育
常生龙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11-10/13/content_53762.htm
在黄武雄看来，人在这个世界中生存、打拼，是因为人有三个原始趋向或者说内在需求，分别是维生、互动和创造。（与马斯洛学说有什么区别呢？）维生是所有动物的本能，人也不例外。维生所需要的一切资源都是外在的，人要获取这些资源，必须要向外索取，索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互动、创造。通过与世界的互动，并由自己创造出一些东西，借此融入到文明的创造活动中，互动与创造对人内心的满足同等重要。维生、互动和创造这三样内在的需求如果能够均衡发展，人的日子会过得自在愉快，心智也会趋于成熟。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很多学校的着眼点，在于借助一级级的考试，把学生划分出等级，人们看着一个个孩子的个性、好奇心和创造力被压抑直至消失，却束手无策。】黄武雄心目中理想的学校应该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以比较开明的态度了解并尊重学生，用全副精神带领学生与世界互动，引发讨论和思辨，拓展他们的视野。学习不是为了应付考试和升学，而是为了兴趣、“人与事争”，学生能够将自己的心力投入到文明的创造活动中，自由地发展自己，教师的努力才可以获得真正的喜悦和成就感。（考试是一种正常的检测手段，不为应付考试和升学，并不意味着学习活动可以脱离检测而存在。考试应该是总结，选拔只是属性之一。）当下的学校教育，离黄武雄所期望的理想学校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学校的着眼点，在于借助一级级的考试，把人划分出等级，让考试成绩不同的人进入不同的学校学习，谋取不同的职业。（物竞天择，也是一种考试，我们可以因噎废食地取消考试，但是我们不能消弥个体之间的差异，更不能阻挡“人以群分”的发展趋势。考试固然有弊病，但是不重视考试的可利用处，同样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学生自踏入学校开始，小小年纪便承受着难以挣脱的压力。功课与规矩，时时刻刻盯着他们，让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并非考试之罪。而是使用“考试”的人和人制定的制度的罪过。）虽然大家都知道孩子参与世界的热情——互动与创造的欲望是天生的，而这正是他们学习知识的内在动力，但在行动中却急着要抹杀他们身上这些最珍贵的特质，硬是用升学、谋取好出路——维生的压力逼迫孩子学习。所有的人好像都被挤压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无助无奈又忧心忡忡地看着一个个孩子忍受着千百次考试的煎熬，看着他们的个性、好奇心和创造力一天天被压抑直至消失，却束手无策。（这样分析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我们也要反过来想一想，孩子参与世界的热情和欲望，是需要规范和引导的，小猫钓鱼的故事，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启发。）教育何以沦为升学的工具【教育生病了，主要是两个原因导致的。第一是升学主义。校长和教师都最重视升学率。然后是管理主义，管理主义的着眼点是把学生划分等级。】黄武雄认为，教育百病丛生，主要是两个原因导致的。第一是升学主义。每个学校的校长和教师都最重视升学率，升学率的高低常决定校长的升迁、教师的聘用等。学校不仅不去保护学生，使他们尽量不受升学的污染，反而推波助澜。教师沦为升学工具，好的教师失去了施展抱负的空间，在升学现实中妥协、消沉，而靠体罚与恶补提高考试成绩的教师则大受肯定。升学主义的背后，是文凭附加利益的诱惑。有了名牌大学的文凭，就可以谋取好的职务；有了本科以上的文凭，就可以成为国家干部。这进一步加剧了升学主义作祟的能量。按：这是一个大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有更深刻的认识。如果像这样头疼医头，脚疼衣脚，只怕解决不了问题。或者无法彻底解决问题。下面有关管理主义的批判，也应作如是思考。其次是管理主义。教育行政部门办教育的着眼点不是为了让学生尽量学到、得到最好的东西，而是把学生划分等级，这是管理主义最典型的标志。高中招生，不同学校按照分数线依次录取，使得学校和学生从起点就不公平，现在已经蔓延到了大学的录取。高中的学业水平考试，按比例将学生划分成5个等级，而学生的等次高低，不是取决于自己学得好不好，而是要看别人学得是否不好，这是对学生人格的扭曲。德育上的管理主义更是司空见惯。是非对错的观念，只能经由孩子与外在世界的互动，才能逐步建立起来，才会内化为孩子自身的价值观，但现在我们相信的是标语、口号、宣传、教导、训斥和小乖乖形象，以为这就是德育。在这样的环境下，孩子们学会了顺从与乖巧，以迎合家长和老师的心理，其结果可想而知。学校教研组的功能只是执行行政命令，讨论统一命题，规定评分标准，统一进度，统一考试，就像制造工业品，将教师的教学个性和学生的学习个性抹平在统一标准前。
教育要符合教育的特质
【教育符合教育的特质，教师才能够进入学生的内心世界与学生做朋友。推动教育现代化，首要的是推广教育现代化的精神，尊重个人的自由与创造。】黄武雄认为，重建我们的教育，要进行结构性变革。实现小班小校，在环境上发展出人性化的师生关系，进一步消除管理主义。在芬兰，一所小学的学生总数约在60人左右，一所初中的学生总数也就在150人左右。面对的学生人数少，教师才能深入了解每一位学生的成长背景与日常生活，进入学生的内心世界与学生做朋友，帮助、引导学生走向未来宽广的路途。我们做不到这样小，但是那些动辄两三千人的大学校是绝不符合教育特征的。学校大，为维持秩序以求安静，必须仰赖口令、扩音器以指挥学生行动一致。而教室内的秩序落在教师身上，使教师无法让学生通过日常讨论与尝试错误，逐步建立起由内而发的价值观，也阻碍了师生之间的互动。推动教育现代化。教育现代化，不只是教学设备的现代化，它所触及的是精神与制度。教育现代化的精神是：尊重个人的自由与创造，强调个体发展，重视各族群与弱势阶层的主体性教育，并由此发展多元文化教育策略；教育的主要课题不是将人分类分等，而是健全教育环境，提供教育资源，让每个人都能通过其自由选择，求取最大的内在发展。（自由如何保障？自由与因材施教是什么关系？） 引用第127楼陶梦于2011-11-11 09:03发表的 :
我一直认为他们是课堂的隐性主导。语文教育的消解者。
这个问题其实也涉及对教育研究的缺失的问题。现在没时间了，一会儿要去阅卷，等有时间时再进一步交流这个问题吧。
《英汉对比研究》对语文教学的启发
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札记西方的理性思维在英语语法中所体现的“法治”，重形合，重形式接应（formal cohesion)，结构要求齐整，句子以形寓意，以法摄神，句段严密规范，采用焦点句法，因而“语法是硬的，没有弹性”且富于强制性；中国的悟性思维在汉语语法中所体现的“人治”，重意合，重意念连贯（semantic coherence），结构不求齐整，句子以意役形、以神统法，句段流泻铺排，采用散点句法，因而“语法是软的，富于弹性”和灵活性。
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与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体现于不同的思维方式，如个体分析与整体综合、逻辑抽象与直觉形象、三段推理与辩证统一、客体思维与主体思维、空间观念和时间顺序、线性演绎与螺旋归纳、精确性与模糊性等。这一层次的对比分析与社会、文化、心理、语境（实际情景、上下文、篇章语境）相结合，已进入宏观的文化语言学范畴。（中国的思维方式虽然有整体综合、直觉形象、辩证统一、主体思维、时间顺序、螺旋归纳、模糊性的特点，但是他们的基础却是科学精神，如果没有内在理性，这些必将是一盘散沙。）
体现西方科学认知型文化的逻辑理性、客体思辨和抽象思维在英语的表现之一是：追求名词化、物称化和抽象化，崇尚客观、间接、规范和错落、变换、替代的表达法；体现中国政治伦理型文化的中庸和谐、阴阳平衡和辩/证统一在汉语的表现之一是：追求均衡美和对称美，喜用对偶、排比、重复、重叠的表达法，以及常用同义组合和反义合成的四字格。（文学创作也崇尚客观，追求名词化。）
（《绪论》，第13-14页）
50－60年代又是美国语言学迅速发展的时期，语言学家从大量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所产生的文化冲突中认识到，文化的大部分是隐性的（covert culture），人们又往往缺乏自觉的跨文化意识（cross-cultural awareness），必须加以深入研究。
（文化的大部分是隐性的。承载文化的载体——语文，也必须加以深入研究。）
50年代末，美国出版了两本书，引起了全美社会的很大反响。一本是1958年美国南亚问题专家、作家Eugene Burdick和William Lederer所著的短篇小说集《丑陋的美国人》（The Ugly American）。该书着力刻画20世纪50年代美国驻东南亚的外交官员和经援人员漠视当地人及其文化的令人反感的形象。美国国务院把此书发给其外交官，让他们当作一面镜子来对照。此书出版后，引起了全美社会的注意，后来此书书名成了一个成语，专指居住在外国的美国人的令人反感的形象，尤指漠视当地人及其文化的美国人。另一本书是1959年美国人类学家Edward Hall所著的《无声的语言》（The Silence Language）。此书的早期广告曾以这样醒目的提问开始：“我们为何是丑陋的美国人？”（Why are we Ugly Americans?）作者在此书及以后的著作中所提供的答案奠定了美国跨文化交际学的基础。该书叙述了50年代美国对外经援人员由于对受援国的社会文化缺乏了解而遭遇的种种挫折。作者从这一系列的事实中论证了解和研究异国文化的必要性，指出提高文化意识（cultural literacy）的重要性。（语文教育是不是也要提高文化意识？）
（第15页）
教育的乌托邦之五：孩子自由成长、教师自主成长
一、孩子要不要打？
康德称要规训。有人却不愿接受，不敢在素质教育或新课课理念下谈体罚儿童。打孩子要趁早？
http://xmwb.xinmin.cn/xmwb/html/2011-11/16/content_806335.htm
去年，美国密歇根州大学心理学教授玛乔里·冈诺在由美国“儿童发展研究协会”主办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表研究成果：“和出名一样，打孩子也要趁早，打孩子的最佳时段是2岁到6岁之间。”
玛乔里·冈诺教授研究儿童体罚课题超过10年，这次研究的样本是2600名十几岁的少年。研究结果发现，那些直到6岁还挨打的孩子无论是学习成绩还是性格特征的表现都优于那些从未挨打的孩子。
研究还表明，6岁前挨过父母打的孩子，上学后很可能成为校园里的好学生，更愿意做社会公益工作，而且冒险和考大学的欲望，会比那些从来没有挨过打的孩子强烈得多。而在7岁到11岁之间还挨打的孩子的学习成绩也优于那些从未挨打的学生，但是有些性格行为特征表现逊色。相对而言，只有那些一直被父母打到大的孩子，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各方面都不如那些从未挨打的孩子。
新民晚报2011年11月16日自创严格家规，一香港父亲将三个孩子“打”进北大引发热议
“中国狼爸” 是教子有方还是粗暴？ 本报记者 姜燕
香港商人萧百佑，自称“中国狼爸”，结合国学传统与自身经验，独创一套家教方法，以严格的家规和体罚的高压手段管教孩子，引发各方热议。昨晚，本报记者采访了这位“中国狼爸”。
不是简单粗暴或不讲道理的打
“很多人把目光聚焦在单纯的‘打’上，这是误读。”昨晚，刚接通电话萧百佑便急于向记者澄清，他说：“我的家教是一个体系。”这包括家庭的氛围，特别是父母的行为准则和言传身教，在此基础上，便是家长给孩子定下的家规。在孩子清楚家规的情况下，违反了家规就要受罚，前提是要和孩子把道理说透。
萧百佑说：“打是一个科学的内容，不是简单粗暴或不讲道理的打。”他定下的家规相当苛刻，哪一条孩子做错了，就要惩戒，他所说的惩戒就是打。
“打多少下，打哪里，在什么状况下打，都有规定，打也一定是用家法藤条来打。”萧百佑说。
萧百佑认为，孩子身上有三个特性：动物性、人性、社会性。在12周岁之前，孩子身上动物性的特征表现得较强烈，必须用“打”才能让孩子懂得是非道理。但孩子到了12岁，为人品行已基本成型，就不会对孩子动手，而是完全依靠说教。
自己的成功是因为母亲的暴打
萧百佑家教理念的形成，一半来自于传统国学，一半来自于自身所受的家教。他说自己是被没文化的母亲“动辄就打”打大的。他当年参加高考，获得了广东省第8名的成绩，被暨南大学录取。现从事奢侈品和商业地产交易。他认为自己的成功是拜母亲的暴打所赐，所以决定沿用母亲的做法教育孩子。
另外，他始终相信，在中国长大和发展的孩子必须用传统的方式教育。他的4个孩子从刚会说话开始，必修课就是《声律启蒙》《三字经》《琵琶行》，如今皆是品学兼优、才艺俱佳，琴棋书画各有所长，而且知书达理、谦和恭让。
萧百佑明确地说，家教最主要的还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和言传身教。在他的事业概念里，99%的含义是教孩子，只有1%是工作，妻子为了孩子，早就当了全职主妇。夫妻俩在孩子面前的形象是文明自觉、恩爱有加、幽默风趣、生活多姿多彩。
“暴政”曾让长子想离家出走
萧百佑的长子萧尧和大女儿萧君在2009年分别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法学院录取。今年夏天，次女萧箫紧随其后，成为哥哥姐姐的校友。最小的女儿萧冰目前正读高二，她会弹古筝，目标是同样位于首都的中央音乐学院。
萧尧对父亲这种教育方式的评价则是“不一定非要这样”。
萧尧说，小学时他曾沉迷于植物研究，阳台上摆满他种的花花草草，但只因一次降幅不大的考试成绩，他被父亲勒令将全部植物扔进垃圾桶。后来，萧尧对植物的兴趣就仅限于帮妈妈种些葱姜蒜了。因为父亲的“暴政”，萧尧曾经想过离家出走，但却始终下不了决心。
不过，他说，不记恨爸爸，因为爸爸每次打他之前都会和他讲上一个多小时的道理。爸爸定的一些硬性规定虽然有点不近人情，如不能开空调、不能随便开冰箱门等，但忍忍也就过去了。
说起家庭环境，他说，家里每个人都勤俭节约，家庭环境十分和谐，兄妹之间也非常团结，在学习上互相帮助，互相督促。
回应质疑：没有限制孩子的自由
萧百佑的教育方法虽然得到不少家长的肯定，但也受到不少质疑甚至非议。
萧百佑在电话里一一回应了这些质疑：“我没有限制孩子的自由，一个国家都有法律，一个家当然要有家规，有家规就叫没自由了吗？我的孩子们很快乐，课外活动他们有，看烟花、看电影、听音乐、去郊游等，但要有家长陪同。”
4个孩子掌握了丰富的历史地理人文知识，会下围棋、象棋，会溜冰游泳，做家务干净利落，老大萧尧在学校里还是个很好的辩论手。
对3个孩子考上北大，萧百佑的认识是，这是孩子们在学生阶段最大的成就，他当然要大加赞扬。“但考上北大并不代表成功，我从来没有这个概念。”“狼爸”模式不能简单复制 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 杨雄——
家长们要擦亮眼睛，认识到打孩子和进北大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光靠打孩子是进不了北大的，这位“狼爸”一定还有很多教育理念和多元的教育方法被忽略了，这是更需关注的背后因素。
这种方式也不能简单复制，家庭教育是非常个性化的艺术，家庭环境和孩子天赋不同，如独生子女和多子女家庭的环境首先就是不同的。所以不能简单模仿，最多只能借鉴学习。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 叶斌——
虽然中国的传统家教是打，但现在很多家庭都不打孩子了。这种环境下，如果孩子被家长暴打感觉就会受到更大创伤，觉得其他家长不这样，为什么我的家长这样，进而觉得父母不爱他，产生自卑心理，对未来成长很不利。
从小挨打可能给孩子造成早期心理创伤，产生不被爱的感觉，造成心理上的不安全感。这样长大的孩子会特别依赖外界的东西，没有就会很担心。
打孩子有风险，打不好就走向反面。其实有很多孩子不被家长打，长大后也照样成功。
二、教师自主成长
读王荣生教授《语文教材中的“样本”类型与编撰策略》，专家研究的透辟，值得赞叹。然而，同时，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一线教师的漠然，无所适从。冷静反思一下，值得赞叹的专家研究成果中，有多少是教师不知道的呢？有些理论他们或许不明了，但是转换成朴素的道理和思考问题的模式，他们也许多半会有似曾相识之感，了然于胸。这就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形式差别。
如果我们不能把理论形态的真知灼见转变成实践指导说明书，那么，专家与一线教师就无法产生尽可能大的交集。两张皮的状况会越来越糟糕。专家的研究闲置，一线教师不得门径，产生焦躁、排斥的情绪，从而加深误解，形成课改阻力。
问题的核心还是在于是否关注并帮助教师自主成长的问题。
就语文教材研究而言，研究者应该明确两点：一是语文教材研究的内容是什么？二是如何把研究内容展示出来，引起一线语文教师的兴趣、重视，让他们参与进来，生成新的教材观，自主创新，创造出更新的教材观和教学理论。
基于此点，再回看王荣生教授的论文，还是老套的思路，纵然思理严谨、见解深刻，却只是一个人的研究，只是一个方面的研究。
一、缺乏教师视角。从教师角度看，这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专家所论，对于实践有什么样的启发或直接的帮助？
二、缺少对教师参与其中的邀请。专家在研究中构建一个自我的理论世界。总是会有一种潜意识，即研究是专家的事情。我只负责冷眼旁观，提供庐山外的视点。比如，王教授在介绍现有的国内外的先进的教材观时，立为标杆，奉为圭臬，缺乏打破、建立的野心，对教师也缺乏期待，不能激励教师和他本人去创新。
三、忽视教育的非智力因素。教师的课程执行力不强，有很多原因，其中教师对理论不感兴趣、平时没有良好的理论反思与学习的习惯和缺乏有效的教学实践等情感、兴趣、习惯、毅力方面的非智力因素对教师的理论水平产生关重要影响，对新课程改革的推进也造成阻碍。四、教育类论文要有自己独立的品格。当我们在研究生成理论的时候，所论也要有生成意识和生成性。我们不能够自说自话，对教师不管不顾。
这就好比教师批改学生的作文，“实事求是指出作文的不足”、“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两种做法出发点是为了学生的进步，但会在无意中伤害了学生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专家的理论指导，也是如此，如何在求真的前提下，策略性地求认同呢？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根据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是人的最高需要。作为未成年人的学生，希望得到老师的肯定和表扬；作为成年人的教师，恐怕会更在意面子问题和其他的一些复杂的问题。在尊重成年人，保证其自主成长的同时，教育研究论文还应该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或者使理论具有更多的实践品格。不为空言而切于实用。
附：王荣生教授文章
语文教材中的“样本”类型与编撰策略
王荣生
一、“样本”的含义及功能发挥方式
我国的语文教材向来以“文选型”为主流、为正宗，因而语文教材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便落实为“选文”问题的讨论。而从教材编撰的角度来讨论“选文”，确认“选文”的类型及不同类型的功能发挥方式，是极为重要的。根据我们对中外语文教材的比较和研究，语文教材里的选文，大致可以鉴别出四种类型，即“定篇”、“例文”、“样本”和“用件”。本文要讨论的是“样本”。
“样本”一说，在我国是由叶圣陶先生提出的：“教材的性质同于样品，熟悉了样品，也就可以理解同类的货色”。叶圣陶坚决主张，语文教学（课程）内容应该是怎样阅读、怎样写作的“方法”，而“选文”主要是“历练方法”的“凭借”。这样，在叶圣陶那里，当时所通行的“例子”称呼便侧重指从“相类文章”中抽取的“样本”，或叫典型的“样品”，正如叶先生指出的：“语文教本只是些例子，从青年现在或将来需要读的同类的书中举出来的例子；其意是说你如果能够了解语文教本里的这些篇章，也就大概能阅读同类的书，不至于摸不着头脑。所以语文教本不是个终点；从语文教本入手，目的却在阅读种种的书。” 在叶圣陶看来，语文教学，便是“凭借”这些“样本”去明里探讨读文、作文的“方法”，由方法的历练而养成“习惯”，而最终养成适用于“人生日用”的语文能力。
在叶圣陶的语文教学论里，课程的主要内容，是怎样读、怎样写的“方法”。怎样读、怎样写，当然首先是知识，得“心知其故”。然而在叶圣陶看来，知识是随着技能走的，而技能又是随着“选文”练的，怎样读、怎样写的“知识”，从语文课程内容研制的角度讲，维系于被选用的这一篇“选文”。毋宁说，知识是溶解在“选文”里的，它需要学习者在阅读的经验和揣摩中去发现、它有待于生成和提炼。离开了特定的选文，在叶圣陶看来，“知识”也就无从生成，因而也就谈不上学习：“知识不能凭空得到，习惯不能凭空养成，必须有所凭借。那凭借就是国文教本。国文教本中排列着一篇篇的文章，使学生试去理解，理解不了的由教师给予帮助（教师不教学生先自设法理解，而只是一篇篇讲给学生听，这并非最妥当的帮助）；从这里，学生得到了阅读的知识（即方法）。更使学生试去揣摩它们，意念要怎样地结构和表达，才正确而精密，揣摩不出的，由教师帮助；从这里，学生得到了写作的知识（即方法）。”所以，在叶圣陶教学论系统，虽然同类“样本”具有某种可替换性，但不同类型“样本”的变更，也要引发课程内容的变动，因为“知识”（“方法”）是用“因了上面的例子”这种方式生产的。更重要的是，学生的变动，必定要求课程内容的相应调整，因为“知识”（“方法”）是在读写活动中动态地产生的，它需要学习者“依了自己的经验”，在体会中提炼和把握。
与“定篇”一样，作为“样本”，一篇“选文”也要同时教学与“样本”相关的许多方面。但是，那许多的方面主要不是来自选文本身，更不是来源于权威——无论是专家、教材编撰者还是教师——的阐释，究竟教学多少个方面、哪些方面，除了依据“样本”之外，主要取决于学习者读与写、文学鉴赏的现实状况。换句话说，在本质上，“样本”说的课程内容，是不能事先约定的，随着技能的增多，随着对“知识”的经验增加，按照叶圣陶教学论系统的逻辑，所教学的“知识”便会逐渐减少，最后，减少到几乎用不着再出现新的“知识”了，这也就是“教，是为了不教”的教育思想在教学论设计上的体现。这样看来，居于“样本”身份的“选文”教学，在目标取向上，要求向主张“过程模式”的斯腾豪斯所提出的“生成性目标”靠拢、要求与艾斯纳提出的“表现性目标” 有某种贯通，事实上，叶圣陶所一直大力标举的，就是“尝试的宗旨”。显然，“样本”身份的“选文”有自己独特的功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发挥方式，因而也要求教材的处置上，采用与“定篇”、与“例文”不同的方式。
一方面，课程内容主要来源于具体的学生在与特定的文本交往的过程中，因而不能像“定篇”（名篇的篇目和关于名篇的权威阐释）和“例文”（关于诗文和读写的知识）那样在教学大纲里事先指定；另一方面，教学又必须有所控制，教材的编订又必须以事先确定的课程内容为前提。这是个难题。
所幸的是，目前人们已找到了克服难题的一些方法。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从教学的角度，前面说过，将选文作“样本”类来处置，课程的内容产生于教学中的读写“现场”，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在进入课堂之前，教师对学生与特定文本交往中可能产生的困难和问题毫无头绪。有些困难和问题，教师是可以事先估计的。我国的语文教学实践，已总结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事先估计方法，比如采访与反省。运用“采访”的典型例子，是遵循段力佩教学思想的上海育才中学，“读读、议议、讲讲、练练”语文教学模式的成功要诀之一，就是教师在课前便深入到学生中去，了解学生当下阅读的实际状况，对他们已经或可能产生的问题和困难事先摸了底，并据此大致设定“议、讲、练”的具体项目。运用“反省”的典型例子，是倡导“导读”的钱梦龙老师，正如他所说的：“我在备课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怎样‘讲’文章，……每教一篇文章之前，我总要反反复复地读，……有时候自己在阅读中遇到难点，估计学生也会在这些地方发生困难，就设计几个问题，让学生多想想……。”另外，随着对学生读写状况的调查和研究的深入，教师也能够获得一些客观的参考数据，以使自己较为准确地事先估计学生的情况，比如章熊先生对中学生写作的句长、连词使用频率和病句出现频率的调查，比如沈德立先生主持的“学生汉语阅读过程的眼动研究”对学生阅读记叙文、科技说明文、寓言实际情形的揭示。以上是从教学的角度讲的。由于长期的“一纲一本”体制，语文课程、语文教材的探索和改革，往往以语文教学改革的面目出现或混合在语文教学的改革实践中，那些在教学中行之有效的事先估计方法，实际上完全可以移植到语文教材的编撰中去。二是从教材编撰的角度，中外语文教材为解决“现场”产生与事先设定的难题，已开发出多种编撰策略，其中有些在我国大陆当代的“正统”语文教材尚无应用，比如将通过教材展现的课程内容设计为全开放的、将由教材控制的课程内容设计为候选式的、将由教材所展示的课程内容设计为演示式的；有的我们早已沿用，但理路上还存在较大问题，比如将教材所展示的课程内容设计为提示式的、将教材所展示的课程内容设计为搀扶式的这两种。
二、 “样本”类选文的编撰策略
下面介绍的，我们在中外语文教材的比较和研究中梳理出来的解决“现场”产生与事先设定难题的五种编撰策略，其中前三种在我国大陆当代的“正统”语文教材尚无应用的例子，后两种与我国语文教材所沿用的形式大致相同，但实质有较大的差异。
1、将通过教材展现的课程内容，设计为全开放的。极端的情况是，光有供选读（注意：有别于必读的“定篇”、更有别于必考的“基本课文”）的选文。比如龚玉蓉等人简译的一套加拿大的初中教材《文学选读》，就只光泠泠地印有选文，以全开放的形式供教师选教（当然也可作为一般阅读材料，供学生自行欣赏）。以“读读、议议、讲讲、练练”的段力佩教学模式，曾用《水浒传》作为语文课程的主教材，实际上也是课程内容全开放的例子。由于我们一直没有对“样本”类型的文选教材作理论的阐发，在过去的一些介绍中往往将段先生所创的教学模式理解为“茶馆式”的“教学方法”，这其实是很不全面的。单从“教学方法”移植和推广，实践证明也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一模式的关键，是依据学生的读，来引发学生的议，从读和议的动态过程中，来确定教师的讲，去设计学生的练。换句话说，在教材层面是用选文或整本的书来教，但课程内容却不产生于选文或书本，而是产生于具体的学生在实际的阅读时与本文的交往过程中。这样，尽管可能是拿着与别的教师一样的课本（统一的指定教材），但遵循这一模式的教师与别的教师实际在教学的，是大不一样的“课程内容”，而且同一个教师使用同一本教材，由于学生的变换，实际上也在教学着有所区别的“课程内容”。不依照“样本”的功能和功能发挥方式，单从“教法”上依样画葫芦，显然力气没有用在点子上。
2、将由教材控制的课程内容，设计为候选式的。极端的情况可能是香港的教材。香港现行的十七套中学语文教材，多数采用“在内容设计上，对学习重点及语文知识的讨论，均不避重复，令学生不会因选读而遗漏某些重点或基本知识”的编排策略。以启思出版社的《中国语文》（第一册）为例，每一篇课文之后，都有较为详细的“课文讨论”，从“内容讨论”到“做法讨论”，之后是相当于我们这里“语文知识”的“语文运用”，而例句一般取自本课课文，接下来，是“课文总结”、“学习活动”、“阅读指导”、“写作指导”这四大项，助读与练习打成一片。如《怎样读报纸》一课，整个布局总计18页，课文包括注释不足5页，助读和练习占13页强。有人以为课后铺列大量习题会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这其实是误会了采用“样本”类型的选文编撰策略的教材。在“样本”类文选型语文教材中，那些详详细细涉及选文方方面面的教材内容，并不是都要讲、都要学的，从原理上讲，它们只是供教师在教学中依据学生的情况自主地选用。
3、将由教材所展示的课程内容，设计为演示式的。叶圣陶的《文章例话》，如果看成教材的话，其中的多数例说，是“方法”的演示。正如黄玉峰老师所体会到的，在《文章例话》，“叶老通过这些文章的分析，把白话文阅读、写作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作了细致的分析。他的分析是那么深入，通俗易懂。……只是一篇篇娓娓道来，把他自己的阅读体会，自己对阅读写作的意见和一些较专门的文艺理论、写作知识自然而然地渗透其中”。知识“自然而然地渗透其中”、只讲学生在读写当中“可能（或应该）遇到的问题”，是这种方式的两个要点，前者区别于“例文”的使用，后者则区别于“定篇”的使用。
在《中外母语教材选粹》中译介的一册西班牙中学语文教材，对演示的运用也较为典型，该教材将每单元的选文分配在“评论及课文”与“阅读”两个部分。“评论与课文”，重心在篇幅可能远长于课文的“评论”，也就是适合于学生程度的解读演示，分“初涉课文”、“课文分析”、“结论”三个方面，行文的风格与《文章例话》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不妨抄录《蜂房》后三个方面的各第一个段落，以感受其演示的要领：
一、初涉课文（内容和结构）
支配我们的第一印象是十分清楚的：人们的贫困和课文中那孩子的无依无靠。可以这样说，这孩子只有一个人在他身旁，那就是文章的作者。作者的同情态度和他的激愤在文中一目了然。
二、课文分析（词汇和内容）
“酒吧门口”（当时环境的唯一展示）小孩子唱着歌出场了。“声嘶力竭地唱着”这一动词表示这孩子为吸引别人用他的歌喉，用他的“劳动”所作出的努力。选择孩子唱歌这一镜头，表明作者塞拉用心良苦，这歌是怨恨的叫声，是重负之下的呻吟，是吉卜赛音乐的常用主题，对这个乞讨的孩子正好合适。另一方面，歌词中用“小乞丐”“小手”（西班牙文为指小词）等指小词以及歌词最后两句的句子结构都起了很有特色的作用，能十分明白地将吉卜赛孩子的社会身份显示出来。
三、结论
塞拉曾说过：“《蜂房》描绘的是冷酷的、深沉的、悲哀的现实。”这几个形容词忠实地表现了作者的态度和风格：冷酷、悲苦和深沉的结合，粗野和温柔同存。这一切在小说人物中的一个人身上得到了反映。
“评论”之后，是两篇与“样本”连续或同类的选文的“阅读”，每一选文都配有“阅读思路”的提示。如上例的“阅读”，第一篇是同一作品的另外一个同类的片段，我们抄录《蜂房（2）》的“阅读思路”来看看：
（1）根据已作过的评论，请讲述还有哪些地方也对吉普赛男孩的生活作了暴露。哪些场合可以感觉到作者的态度。
（2）塞拉的文章往往是十分精雕细刻的，尽管第一眼并没有让人有这种感觉。请指出文中作者所使用的重复、对比以及别的写作特色。
（3）就如我们所读的那样，故事似乎中途被截断了，为读者的想象打开思路。《蜂房》实际上属于那种“开放式的小说”。
4、将教材所展示的课程内容，设计为提示式的，大致相当于以问题方式提示的“阅读思路”。从形式上看，这种方式，与我们的语文教材通行的“思考与练习”以及放在课文前后的其他名目的教材内容相似，不过，我们的“思考与练习”其实是掺和着许多来路不明的庞杂的东西，真正着力于解决“样本”难题的，自觉地将“思考”定位于学生在读写中可能（或应该）遇到的问题的，好象并不常见。
英国《牛津英语教程》的A部，以“样本”身份的选文为主，我们看三种类型的“思考与练习”：
（一）以问题形式出现的。《那只看不见的怪兽》思考点：
1、你有没有曾经被一些看不见的东西惊吓过？
2、如果有的话你是不是也有像本诗中所描述的感觉？
3、《那只看不见的怪兽》这首诗中哪一部分最能触动人的感觉？
4、这首诗中描述的怪兽最怕人的模样是什么？
（二）以讨论题形式出现的。《我是歌》讨论题：
虽然这首诗很短，却包含众多的内容。/初看起来字里行间似无多大意思：它们好似可以首尾倒置，而有不同的译意，用此方法讨论一下，看看能译出多少不同的意思。
（三）以活动形式出现的。《姐妹俩》活动设计：
词义是什么：《姐妹俩》这首诗中有两个中心词：姐妹，坏（该诗的最后一节是单行的“一对坏姐妹”）/1、你认为通常这两个词各自的含义是什么？2、每个词在本诗中以何种特殊方式使用？3、作者如何使用这两个双向意义的词的？/ （说明：这是以问题形式）
妈妈的看法：“妈妈哭泣地为她祈祷”。想想妈妈对姐妹俩的看法和感觉：1、当姐妹俩还很年轻时；2、故事叙述者“正尽力争取达到自己的坏标准”时。/想象一下，妈妈在与一位挚友谈话，讲起她一生中的两个不同阶段的生活情形以及谈到她两个女儿的情形。编写一个小对话，说明妈妈的看法和感觉。（说明：这是以活动形式）
这里的关键是：第一，问题应该导源于选文，应该直接产生于选文的理解活动；第二，这些问题是学生在自主阅读的情况下可能提出、或按一般的估计应该提出的；第三，提出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为了促使学生从这一角度去把握诗文，而不是为了得出“标准答案”。上述的那部教材，无论是问题形式、讨论题形式、活动形式出现的，都清清爽爽地紧扣上述三个关键。
以问题和讨论题形式出现的“思考与练习”，是我国语文教材的的主要样式，但是我们的语文教科书，对“选文”的处置，似乎相当地怪异。概括地讲，是“例文”的框子、“定篇”的姿态、“样本”的企图。有不少“思考与练习”的题目，来路本来就不那么正。比如读《天上的街市》或其他的诗歌，在正常的情况下，一般不会生发“哪些是写实的句子，哪些是写想象的句子？”“诗中怎样由联想进入想象？”以及教材编撰者“为什么这样修改？”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无论是对诗歌的解读、鉴赏还是评论，似乎也无必要考虑这样的问题。
5、将教材所展示的课程内容，设计为搀扶式的，其样式与我国以旁批评点面目出现的语文教材相似。搀扶式的设计要点，除了演示式、提示式的四个要点——第一，问题应该导源于选文，应该直接产生于选文的理解活动；第二，这些问题是学生在自主阅读的情况下可能提出、或按一般的估计应该提出的；第三，提出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为了促使学生从这一角度去把握诗文，而不是为了得出“标准答案”；第四，知识“自然而然地渗透其中”——之外，还要加上一点，那就是旁注评点的搀扶是沿阅读的进程逐步展开的。或者说，是有意识地打断学生的自然阅读进程，在诗文的关键处，让学生停下来，按旁批评点的指引进入相关的活动，由教材搀扶着，学习更为有效的读写方法。让学生在此处停下来，意味着教材编撰者事先估计到学生原来在阅读此处时可能已出现了问题，尽管学生往往不能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有问题；搀扶，意味着要学生改变原来的读法而学习一种新的读法，而新的读法则能使学生看到在作品中蕴涵的——他们过去从来没有看到、如果不学习的话以后也往往不会看到的意蕴。
德国北威州《现代德语》（第7册）盖特·罗施茨小说《分币痣》选段“小丑的喊叫”。该课文讲述的是一个特别的马戏团的故事，教材版面的右栏是原文，段落前标有序号，左栏则是教材编撰者设计的教材内容——导读和练习，每一条款与原文段落的序号对应，与我国采用旁注评点样式的语文教材有点相似。该选文旁列的“导读和练习”如下：
1、故事开头就是一个名字：Tom Courtey（汤姆·考尔特）。你会正确读出来吗？看到这个名字能联想到什么？请给这个人物画一幅肖像和勾勒一幅侧面画像。画好之后就对他进行人物描写。然后相互介绍练习结果，并讨论一下，什么样的人物形象更符合原著精神。
2、（右栏原文是“每天都有演员向汤姆提问求教，诸如：空中斤斗如何做得更精彩，是伸腿还是曲腿？高空钢丝倒立怎样做得既惊险又潇洒？怎样才能让飞刀在空中画弧但又能命中目标？”）也许汤姆是个很风趣的人，爱卖关子，比如他会请前来求教的人首先描述一下自己的设想。他可能会说：“好啊，亲爱的倒立先生，您能不能先讲一讲，正常的情况下高空钢丝倒立是怎样做的，然后我才能助您一臂之力，当然，我是说提供咨询……”请你与团长汤姆直接对话，和他讨论空中斤斗、高空钢丝倒立和飞刀等表演项目。
3、（略）
4、（右栏原文是“演出那天晚上，汤姆正在做准备，饲养员忽然跑来，说马群出现异常不安现象，请他速去查看。……”）发挥你的想象力，把故事继续讲下去。请把间接引语、人物感情用直接引语表达出来，可以采用对话、独白、批评和反驳等语言。……
5、（右栏原文是“汤姆蹬上黑马后，便催马从隔离栏旁边进入跑马场，全场观众登时人头涌动，齐声呼喊，并报以热烈掌声。……”）研究一下，这段故事是从哪个角度叙述的，怎样看得出是从这个角度叙述的，请从小丑（一个在演出场用手指着汤姆喊了一声“他脸上有一颗痣”，而莫名其妙造成汤姆一蹶不振的人物）的角度叙述这段故事。确定一下，角度的改变对故事情节和叙述方式会有什么影响。（6—10略）
上面共列举抄录了四条，第1条是让学生注意到小说中的人物命名。我们知道，人物取什么名字，是小说创作中颇为费心的环节，在小说中，名字也往往体现着人物的性格、预示着人物的遭遇。而这一环节，却又是学生容易孟浪混过的，所以有必要让学生在此处停下来，以感受作者命名人物的用意；同时，在一开场便提出人物的名字，也是小说的一种技巧，体会这一技巧无疑也是阅读的题中之义。第2条涉及到小说的艺术，在文本中留有“空白”，是小说的艺术技巧；同时也关乎阅读的重要方法，小说的阅读要求读者动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去填补充实文本的“空白点”，从而重新“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作品”（注释）。第4条是关于小说对话语言的。我们知道，小说中的言语，除了叙述人的叙述，便是人物的话语（对话、独白以及心理活动），可以说，对话语言，是小说的半壁江山，是小说艺术的驰骋场所。指引学生进行间接引语向直接引语转换的活动，便是搀扶学生体会这种小说这种“被覆盖了的”间接引语的艺术魅力。第5条是关于小说的叙述角度，让学生停下来感受角度的改变对故事情节和叙述方式的影响，等于让学生学习鉴赏小说的入门之道，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应该说，德国教材的这一节，圆熟地展示了“样本”类选文的教材的编撰策略和技术，是高水平的范例。
旁批评点，是我国传统语文教材的编撰样式，但是到目前为止，从教材编撰策略和技术角度对评点式的教材、包括评点本小说等的研究，我们还十分缺乏。我国当代的语文教材，也有一部分是借鉴旁批评点这一传统的，但由于长期对选文类型的研究缺失、对旁注评点的传统经验以及教训的研究缺失，我们的教材对旁注评点的运用，问题不少。
以上，我们论述了“样本”类选文的性质和功能，并在过外语文教材的评介中，梳理出了五种“样本”类语文教材的编撰策略。此处，再对作为“样本”使用的“选文”作一点补充。如果说“定篇”的选文要求是经典、“例文”的选文要求是足以例证知识，那么“样本”的选文要求就是典型——它必须是从学生现在在读或将来要读的现实情境中的真实取样。长期以来，对选文我们只泛泛地提“文质兼美”，这恐怕是不对的。“文质兼美”的要求，对于“定篇”肯定过于宽松，而对于“例文”、“样本”，则又常常过于苛刻。弄得不好，我们的语文教材，很可能是“定篇”低档、“例文”失当、“样本”不当。
“样本”不当，是我国语文教材的弊端之一，集中的表现，便是语文课文与学生在语文课之外实际阅读的读物，严重脱节；便是语文课所教的“读法”和“作法”，与学生在语文课之外的实际读法和作法，与学生将来的生活、工作和求学所需要的读法和作法，严重脱节。英国教材编撰专家L·G·亚里山大的做法，对我们是有启发的。亚里山大主张，语言学习的教材应该多用“实物教材”（Realia）（原文如此），或者叫“真实教材”。他论述道：“在学生课本里编入一些来自现实生活的东西是有好处的”，它给学生“提供了真实语言的教材”。比如听说教材，亚里山大介绍说：“我们的做法是让人进入录音室，随便交谈。我们把他们的谈话录下来，再选出最精华的部分（编入教材）”。而在阅读教材，则直接取材于“真实”的报纸、电话本、广告等等。亚氏所谈论的是外语课程教材的编撰，与母语课程的教材尚有区别，但是对“样本”处置的选文，亚氏的意见原则上是通用的。就像我们所看到的，电话本、广告、操作说明书、驾驶执照等，都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国外的母语教材。
参考文献：
叶至善等编《叶圣陶集》第十六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63—64页、173页。
参见董菊初《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概论》第四章第五节“习惯本旨论”，北京：开明出版社1998年。
叶至善等编《叶圣陶集》第十三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04页。
钱梦龙著《导读的艺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11页。
章熊《我对现行语言知识教学的具体意见和调整方案》（上）（下），北京：《中学语文教学》1991年11—12期。
沈德立著《学生汉语阅读过程的眼动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五、六、七章。
柳士镇、洪宗礼主编《中外母语教材选粹》，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32—253页，429—433页，第162—175页，第342—347页。
《中国语文·编辑说明》（教师版），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8年重印。
王荣生《香港、澳门中学汉语文教材评价》，载倪文锦、何文胜编著《祖国大陆与香港、台湾语文教育初探》，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4—135页。
黄玉峰《重读〈例话〉感慨多》，载叶圣陶著《文章例话》，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页。
（英）L ·G ·亚历山大著，张道一等编译《语言教学法十讲》，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90页、110页。
有关“下文作文”的理解
http://www.readfree.net/bbs/read.php?tid=5006192&page=6&toread=1
吕淑湘《中国人学英语》（修订本）
“读书不求甚解”这个话，初学的人决不能引为借口。（第4页）
早年学校里用的英语教材大多偏在“文章”一方面，对于日用方面的词语反而疏忽了。近年编的教科书把这个倾向矫正了不少，是很值得称道的。可是咱们还得放一只眼睛在书本之外。（相较于英语教材的变化，语文教材变化太少，太落后。我们的语文教材，尤其是低年级语文教材，还是偏“文章”一方面，对于日用方面的疏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就是语文教材研究的一个盲区。比较法。） 第4页
一本较好的词典对一个词的说明一般包括：（1）语源；（2）语音；（3）词类；（4）意义，以及用法（如需要哪一个介词之类）；（5）这个词或这个意义的身份（雅、俗、废等等）；（6）含有这个词的成语；（7）由这个词转变以及和这个词同源的词。（第10页）
今天终于读到了一篇深得我心的文字。教育的根本在教师。就像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人身上一样。可是，如今传统文化断裂、一边倒学西方的民主与自由，又只能得其皮毛的文化人，只知道盯着制度、盯着政府、盯着社会，不十分愿意甚至根本不愿意正视自身，想一想人的问题。每与人谈教育，总发现有人思路不清，先后不辨，一意咬住制度不放松，把所有的罪过都归咎于执政者。在我看来，再往深一层追究，本质还是人的问题。
人的问题不解决，空有好制度，也未必能忠实执行不走样。古今中外，这样的事例还少吗？
教育，传统派有虎妈狼爸，激进派有民主化课堂、欧风美雨过江来。名词、口号轮番上阵，花衣服穿了一件又一件，流行了一阵又一阵，实际上的情况还是那个样儿，甚至是越来越糟糕。你能否认这不是人的问题吗？你能否认国家的制度不正在试图朝好的方向改变吗？人的脑筋没有转变过来，如何能制订出好制度？
教育以人为本。人微言轻，说也无处说，说了也没有人听。朱永新的新教育有一样措施我不认同，新教育的思想也没有中国化，更少创新，但是他清醒地看到了当前的教育研究和教育一线的乱象，看到了乱象中的病根，这是让我激动不已的地方。
教师是教育之本
■朱永新
■在一定意义上讲，教育的意义与价值是通过教师来实现的。优先发展教育，首先必须优先发展教师
■确立完整、科学的教师价值观，充分重视教师在整个教育事业发展中的基础性、关键性作用，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今年4月2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是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生力军”，“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事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充分信任、紧紧依靠广大教师，提升教师素质，提高教师地位，改善教师待遇，关心教师健康，形成更加浓厚的尊师重教社会风尚，使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充分肯定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育品质不是取决于学校建筑多么漂亮，教学设施多么先进，而是取决于站在讲台上的教师素质如何。当前，努力加大教师队伍建设的力度，是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
优先发展教育须优先发展教师
教育是连接社会的过去和未来之纽带，我们今天为教育所做的一切，将从根本上影响到未来社会发展的图景。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优先发展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一定意义上讲，教育的意义与价值是通过教师来实现的。优先发展教育，首先必须优先发展教师。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说过：“我们对于国家的贡献，哪里还有比教导青年和教育青年更好、更伟大的呢？”因此，他把教师的职业称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温家宝总理也强调，如果说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师就是基石的奠基者。只有一流的教师才有一流的教育，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人才，只有一流的人才才能建设一流的国家。如何看待教师这一群体的价值，如何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如何改善、提高教师的待遇和地位，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教育改革的一个重点。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首先必须认识教师劳动的特点，了解教师劳动的特殊价值。
教师是社会特定的人群，其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应是辩证的、有机的统一。长期以来，我们比较重视教师的社会价值，对于教师自身的个体价值相对不够重视。在重视个体发展的价值观念日渐显现的今天，我们已不能单纯地考虑教师的社会价值，而不考虑教师自我价值的实现，不关注如何让教师在日常的教育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尊严和快乐。
毫无疑问，教师职业有其崇高特性，我们应当倡导教师具有奉献精神和责任感，但在强调教师职业道德感的同时，我们不能把教师抽象化为某种道德上完美的象征而忽略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因为教师不仅要在学校中尽教师的职责，还得在家庭里尽父母、子女的责任，在社会上尽一个公民的责任。教师同样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现实中，也有着自己作为正常社会人的欲望和需要。如果他们不能够在每一天的教育生活中感受快乐和幸福，不能够享受自己的成长与发展，教育是无法真正发生的。
教师的劳动具有创造性（这一点体认不够，因而影响到教师课程执行力的培养，影响到新课程改革），教师面临的每一个学生就是一个特殊的世界，既要了解学生的共性，又要掌握形形色色的个性，使每一个学生都得到充分发展。在教育过程中，教育内容和方法必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学生身心特点而变化，这些因素有些是难以预料的，这就需要教师善于利用教育机智来处理各种偶发事件，创造性地运用教育原理。（教育理论向纵深发展、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教育需求，与教师教育的现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只重视教育理论研究，不重视教师教育本身的形式问题，只能会导致这种矛盾越来越不可调和。）难怪有人这样说：要把千万个天真、无知、调皮、淘气的学生都培养成现代化事业所需要的合格人才，教师必须发挥艺术家的才干、设计师的精明、诗人的热情、哲学家的冷静、发明家的机敏，还要具有像工农一样吃苦耐劳与苦干实干的精神。
教师的劳动具有长期性（这里面牵涉到一个连贯性的问题。教育研究的分阶段、分层次特点，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点。教育衔接问题如何解决？），这是由人才成长周期长的规律所决定的。教师的劳动不可能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一个好的教师应对学生的终身教育负责，要为学生设计一生的发展规划，对学生产生长期的、连续的影响。（这里面不能只考虑一个好教师的问题，应该考虑一群好教师的问题。）
教师的劳动具有社会性（我们的家校合作，没有从这个角度切入。我们的国家也缺乏相关的制度建设。家长学校的定位本身是有问题的。即使现在的家委会，也是形式大于内容，有些内容甚至偏离主题，成了收钱会。相关报道很多。），教师所从事的事业与整个社会息息相关，他的工作牵动着千家万户，联系着整个社会。教师的舞台不仅在三尺讲台、一角课堂，还要争取家庭与社会的配合，争取各个学科、各个年级的教师通力合作，需要教师集体的创造性劳动。
教师劳动的创造性、长期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决定了教师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劳动，这种劳动需要教师用整个身心竭尽全力地投入。教师的劳动是最有价值的，因为他们的劳动产品就是一批批人才。虽然教师的劳动凝结、物化在这些学生的能力当中，借助于学生的成果才能表现出来，但这些学生的质量却是未来社会的质量。因此，教师不仅是在塑造学生的心灵，也是在塑造未来社会的形象。（教师和政府都没有从这个高度想问题。教师没有想，或许主要受到制度的影响，制度没有给教师带来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政府没有想到，那就值得深思了。）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迫在眉睫
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和全社会关心支持下，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尤其是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新突破和新进展。一是教师资源整体配置得到优化。教师队伍的总量增加，年龄结构进一步优化，中青年教师成为中小学教师的主体。45岁以下的小学、初中、高中教师分别占到了69.9%、84%、87.3%。二是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得到提高。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专任教师的学历合格率分别达到了96.5%、99.5%、98.7%、94.8%。其中农村专任教师的学历合格率提高更为明显。三是农村师资力量得到加强（这一项工作中，不可忽视教师课程执行力培养）。通过“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和师范生实习支教等工作，使农村教师队伍得到了补充和加强。四是教师培训工作全面展开（这一项工作中，也不可忽视教师课程执行力培养）。中央财政安排了专项资金5.5亿元，实施“国培计划”，仅2010年就培训了115万名中小学教师，其中农村教师占95.6%。五是师德建设得到重视。通过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评选与学习宣传等一系列师德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和措施，师德建设受到进一步关注和重视，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教师群体。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目前我们的教师队伍建设仍然面临不少问题和困难。
第一，最优秀的人才还没有真正进入教师队伍。最好的教育必须有最优秀的教师。（现在的情况则大致相反，最好的学生造就最好的老师。）在历史上，凡是教育发展最好的时期，总是社会上最优秀的人才进入教师队伍的时期。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最优秀的高中毕业生往往没有选择报考师范专业，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也没有选择把教师作为自己的职业。近年来虽然通过免费师范生、增加教师绩效工资等一系列措施，吸引优秀学生报考师范专业，但情况并没有明显改观。（专业学位教育中的教育硕士，入学门槛低，学生整体素质不容乐观，培养标准不高，是亟待重视的新问题。）
第二，教师培养模式比较单一。我们采取的是相对单一封闭的师范院校培养教师的模式，缺少吸引优秀大学生从事教师职业的渠道。在师范教育课程设置上，教育理论和教师技能课程偏少，在所有课程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5%。这些课程的设计，缺乏对教师成长规律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在职业认同和专业发展方面，对于教师的专业阅读、专业写作基本没有考虑。在教育技能的训练方面，机会则更少。
第三，教师继续教育体系不完备，水平参差不齐。近年来，我国教师继续教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存在着目标偏离、机构单一、师资质量不高、内容陈旧、手段落后和激励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如在培训目标方面，存在重学历提高，轻能力培养；重知识传授，轻师德提高；重不合格学历教师的继续教育，轻合格学历教师的继续教育等。在机构设置方面，相对于国外教师继续教育庞大完善的教师培训进修网络，我们基本还局限在大学、教育学院和教师进修学校中，明显表现出单一性的缺陷。在培训内容方面，大部分是重复师范院校开设的课程，对已经具有教学经验的老师指导性不强。在培训机制方面，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自主研修、激励考核机制，强制性培训多，选择性培训少。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得许多教师把参加继续教育看作是不得已而尽的义务。
第四，农村和城市薄弱学校优秀教师数量紧缺，优质教师资源配置不均衡。（这也体现出我们在前面所讲的，优秀的学生造就优秀的教师。）虽然国家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但边远农村及少数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教育差距仍然明显。据国家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对50个县的调查显示，农村学校教育质量与城市之间的差异仍然非常大。在许多农村学校，外语、音乐、美术、地理、历史、生物等科目的专任教师严重缺乏。在城市，优秀教师集中在名牌学校的情况也非常普遍，导致了学校差距的扩大和择校现象屡禁不止。
第五，少数教师职业倦怠严重，整体素质偏低。教师工作的时间之长、要求之高、对象之复杂、压力之大，使许多教师产生了倦怠感。这种职业倦怠是应试主义和市场主义合谋的结果，也导致了师生之间、同事之间、生命与知识之间的分离及自我与社会的隔离，从而制约了教师教育质量的提高。
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素质任重道远
强教必先强师。
我国现有1700万名教育工作者，其中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有1390多万名。他们是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和提升教育品质的重要力量。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队伍素质，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更是教育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
针对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了以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和教育人才规划纲要为主线，以农村和幼儿教师队伍建设为重点，以提高师德水平和教师的业务素质为核心，以实施重大项目和改革试点为抓手，以应用信息技术为突破口，总结推广各地的典型经验和创新做法，着力破解难点、热点和重点问题，改革创新，狠抓落实，培养造就专业化的教师队伍，为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的工作思路。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重点推进。
第一，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提升农村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农村教育是中国教育最短的一块板，农村教师是制约农村教育质量的最关键因素。必须全力以赴提高农村教师的素质，防止农村优秀教师的流失，同时源源不断地为农村输送优秀教师。应借鉴大学生村官的做法，完善和推进师范生的免费教育，进一步明确政策导向，为农村学校培养大批骨干教师；继续把“国培计划”的经费主要用到农村教师的培训上，对我国中西部地区的550万名农村教师开展国家级的轮训；扩大特岗计划的实施范围，同时充分利用城市优秀退休教师资源，使其成为中西部地区中小学教师补充的主渠道；扩大并且完善“农村学校教育硕士的师资培养计划”；探索建立城乡教师定期轮岗交流制度，鼓励对口交流，使每一所农村学校能够找到对口支持的城市学校。
第二，加强幼儿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幼儿教师的整体素质。目前，我国幼儿园的职生比(教职工与儿童比)为1∶17.8，其中城市为1∶9.7，县镇为1∶17.2，农村为1∶36.5，远远超出了《全日制、寄宿制幼儿园编制标准》规定的1∶7至1∶8的比例，幼儿教师的紧缺已成为制约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瓶颈。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地方办好中等幼儿师范学校和高师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支持地方建设幼儿师范专科学校，扩大免费师范生学前教育专业的招生规模；同时实施农村幼儿教师的培训计划，推动各地开展幼儿教师的全员培训；颁布幼儿教师的专业标准。
第三，改革师范生的招生与培养办法，完善教师职业准入与管理制度。建议采取师范大学与综合大学同时培养教师的双轨制，吸引优秀高中生报考师范专业和优秀大学生选修师范课程，鼓励优秀大学毕业生选择教师职业。组织实施教师资格考试和定期注册试点，建立“国标、省考、县聘、校用”的教师准入和管理制度。
第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提升教师的教育质量。应该尽快出台教师教育的课程标准，改变传统的老三门，增加培养教师职业认同和专业发展的相关课程，增加课堂、课程、儿童发展、师生关系、教育研究、学业评价等实用性课程，增加教学实习的时间。
第五，加强教师继续教育，推进教师的专业发展。目前，我国教师继续教育缺乏严格的师资资格认定制度。在德国，师资培训机构的专职教师必须要有10年以上的教学经验，并要在理论上有较深的造诣，在理论界有一定的知名度，方可具备专职教师的聘任资格。而且，具备这些条件的教师还要经过国家和地方各级部门的层层审批，才能正式担任教师工作。如果工作不胜任，同样可以被辞退。和国外严格的师资资格认定制度相比较，我国在这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而构建多元化的教师继续教育基地，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在一些著名的中小学设立培训基地（可以考虑实行这样的模式：教师带老师，专家观察指导，双轨制。），也可组建专门的教师研修中心，还可以建立全国范围内的教师继续教育网，把全国最优秀的教学资源优化和集中，把当代教育家们精彩的演讲和课堂教学等内容录制下来，为全国的培训机构服务，实现“资源共享”。创建示范性网络研究社区，组建多类型的教师网络学习共同体，开展网上、网下结合，真实、虚拟结合的区域教师的研修活动。
第六，加强师德建设，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强教师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增强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引导教师关爱学生，严谨笃学，淡泊名利，自尊自律，以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教育感染学生，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所以，一方面要鼓励教师以优秀教师为榜样，书写教师的生命传奇；另一方面要把师德教育纳入到职前培养、教师准入和职后培训的全过程，把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资格认定和定期注册、绩效考核、职务聘任、评优奖励的首要内容，建立健全师德建设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保障教师的收入，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
教师是教育之本。我们要认真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部署，确立完整、科学的教师价值观，充分重视教师在整个教育事业发展中的基础性、关键性作用，为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而努力奋斗。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 家庭作业
赵志轩
儿子刚上小学，老师就给他布置了写一篇散文的作业。我看到儿子愁眉苦脸的模样，知道他犯难了，于是循循善诱开导他：“儿子，这个不用愁，爸爸来给你辅导辅导。”我边说边给儿子找了一篇散文：“我开始并不喜欢小蜜蜂，因为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它曾蜇过我，可痛了……但后来我知道，它能为人类酿造很多很多的蜜。它要求人的甚少，给予人的却甚多。多么可爱的小蜜蜂呀！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变成了一只小蜜蜂！”
儿子全神贯注地听我朗读完毕，若有所思地对我说：“爸爸，不用你辅导，我已经会写了。”听完他的话，我满意地笑了。再瞧瞧儿子，他早已奋笔疾书了。不一会儿，儿子的文章就大功告成。
我一看他写的文章，傻了眼。儿子的文章是这样写的：“我开始并不喜欢猪，因为它绝对给人一种很懒的感觉。可后来爸爸告诉我说，猪不但可以给我们提供肥料，还能为人类提供很多肉食产品，它要求人的甚少，给予人的却甚多，多么可爱的猪啊！有一天，我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变成了一头猪！”
案：这个笑话令人深思。父亲如何辅导孩子学习？必要的方法和技巧是什么呢？恐怕还要从源头上动一动脑筋，引导孩子如何自己去观察，去思考，去写。
坚持20年义务开阅读讲座
——上外双语学校教师樊阳为学生构建丰富多彩“精神家园”
邵宁
上周六晚，我来到位于杨浦区的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听一堂特殊的讲座。
偌大的教学楼里只有一间教室亮着灯。7时整，四五十个学生坐满了教室，大部分是初中生，也有高一、高二的学生。
讲课的是樊阳老师。个子不高，人很精神，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声音洪亮。这天樊老师讲的是建安文学。他在黑板上写下了今天的主题：时代的创痛、文的自觉、美的发现。
从古诗十九首到建安七子，从曹操的《短歌行》、曹植的《洛神赋》到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樊老师娓娓道来，旁征博引。课堂上很活跃，樊老师不时发问，学生轮流发言，讨论阅读后的体会。“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樊阳带领同学们一起高声诵读，朗朗的书声回荡在静静的校园里。
雷打不动的周末讲座
朱珺逸是交大附中的高三学生，从初三起连续听了樊阳3年的讲座，现在继续被吸引着。他告诉我，讲座对他的影响很大，樊老师不仅讲文学名著，还探讨各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让他这样的理科生养成了读书和关心社会的习惯，逐渐形成了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感。“樊老师常说，古人尚且能做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作为新时代的中学生，要更多地关心国家和社会，要独立思考，有创新精神。”
课堂上，不时可听到樊老师关于历史和文化的精彩解读：“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悲剧的时代，士者怎样安放自己的灵魂，把握自己的人生？”“人不可一日无自己的精神寄托，不然，就可能是行尸走肉！”
孩子们在刷刷地记着笔记。在网络语言、低俗趣味泛滥的当下，在浅阅读、微小说风行的今天，还有人以一部部经典原著为教材，用充满思想和诗意的优美语言，给中学生进行一场场人文启蒙和精神洗礼，这是多么可贵！
这是樊阳为中学生开设的人文阅读讲座，每周六，两小时，雷打不动，风雨无阻。
一起构建“精神家园”
这个讲座是今年9月在学校的支持下，才搬到这里的，之前一直在樊阳的家里。
樊阳今年42岁，1991年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陕西一所高中任教，当时有感于教材的局限，他组织了课外小组，给学生讲文学、历史、地理。1995年，他作为大三线职工子女回沪，在杨浦一所学校当初中语文老师。当时他住集体宿舍，没有地方，便带着学生在复旦大学的曦园上课，在寒风中一起诵读经典。
2001年，樊阳被上外双语学校校长王文龙“挖”来当语文教研组组长，以带初三毕业班为主。这时，他也有了自己的家，这个人文讲座就转到了他的蜗居，从小书房到儿子的卧室，一上就是10来年。樊阳有位好妻子，对每个周末一群学生按时报到，对丈夫这么多年来“毫无经济效益”的课外辅导，没有怨言。
为什么要开设人文讲座，而且坚持了这么多年？樊阳说：“一个人的思想飞跃期在初三和高中阶段，这影响他的一生。一旦错过中学这段黄金时期的培养，我觉得，即使孩子能考入大学，也会失去对读书的喜好。”
樊阳的讲座也日趋系统：50节中国古典文学课，从先秦文学讲到《红楼梦》；45节西方文学课，从古希腊神话讲到托尔斯泰。整个教学安排为三年，学生从初三听到高二。为此，他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备课。他的讲授方法注重互动，利用了现代科技手段——网络。他以前的学生建了一个“我的精神家园”网络论坛。每周，樊阳都会在论坛上布置阅读内容，让同学们相互交流，也有作业要求，可以是一篇阅读体会，也可以是三言两语的跟帖，“因为学生课业负担太重了”。
读书，他要求学生必须是“真阅读”，即读原著，而不是缩写本，在读中国古典文学时他会“扶一把”。另外还有一块“时文阅读”，即让学生读一些与当下社会问题有关的文章，比如公务员考试热、地沟油、诚信与道德……每次讲座，都有专门时间讨论。
熏陶出公益心责任感
除了讲座，樊阳老师还带学生定期开展“文化行走”。
上个周六，樊阳带着4个年级的40多个学生在上海博物馆进行了题为“寻找魏晋”的文化行走活动。几年来，樊阳和学生的足迹遍布上海的历史文化遗迹，鲁迅故居、文庙、福州路、外滩和南京路的建筑……
更重要的是，经过人文精神熏陶的学生们，从只知埋头于课本变得喜欢思索、视野开阔，从只关心分数变成关心他人、热心公益。双语学校2003届学生钱伊玲现在是同济大学景观学硕士生，长期担任外滩美术馆的志愿者。2007届学生陈天天、李永博分别考入了北大和中国人民大学，他们参加了学校的爱心社和手语社，为残疾人提供帮助。去年刚从双语学校毕业的徐陆洋去了美国读高中，今年暑假回国参加了留学生西部支教帮困活动，来到偏远的陕西白水县，把助学金和知识送到山村，他是队伍中唯一的高中生……
学校成立“樊阳工作室”
由于另类和执着，有人称樊阳是“孤独的布道者”。不过，让人欣喜的是，如今的樊阳并不孤独。他所在的双语学校，现在也兴起了经典阅读的风气。学校于今年9月成立樊阳工作室，5位青年教师成为樊阳的徒弟。
上周六的讲座，我就遇到了其中一位工作室成员——小学部的毛文静老师。毛文静刚从大学毕业2年。她说，平时经常来听樊老师的讲座，尽管是给学生讲的，但她听了也很有收获。有时候樊老师也让她上台讲上15分钟，每周工作室有一次研讨活动，樊老师对她们的讲课进行点评，徒弟们也帮樊老师做PPT。
“跟着樊老师研读古典文学，我在给小学生讲《三字经》《笠翁对韵》时，也有帮助。”毛文静说，“这样的讲座，樊老师坚持了20年，比起他的知识，这一点更让我敬佩。”
最近，又有两位工作室成员在语文拓展课上开出类似的“阅读讲座”：邬雯怡老师给预备班的学生上《世说新语》，讲课开头也关注社会热点，和学生们讨论“小悦悦事件”；金劲丽老师给初二学生讲授李清照的词，都颇有“樊氏风格”。
南社的由盛至衰
——谈谈纪录片《南社》
陈保平
过去在绍兴路文艺出版社工作时，常借隔壁上海昆剧团的礼堂开会。听前辈们说，这幢楼曾是南社成员聚会演出的地方。那时只知道南社是近代上海一个有影响的文艺团体，聚集了一大批民国的文化名人，但人们谈起它，总有点讳莫如深、不置可否的意味。近现代文学史上，史学家们对它似不像对太阳社、创造社那样肯多花笔墨。这次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上视纪实频道辗转于苏、浙、上海及金山等南社活动过的区域，收集了许多第一手史料，摄制了纪录片《南社》，才使大家较为完整地了解这一段历史。
南社创立于1909年，前后延续30余年。其间雅集18次，出版《南社丛刻》22集。它的鼎盛时期，社员有1700余人，除了陈去病、高天梅、柳亚子三位创办人外，中国历史上许多炙手可热的人物如黄兴、宋教仁、戴季陶、于右任、苏曼殊、李叔同、郭沫若、陈望道等都是它的社员。可以说，在近代慢慢觉醒的中国，他们起着革命的启蒙作用。南社第二任社长姚光之子姚昆田先生接受采访时说：“辛亥革命的成功，像一头牛一样的有一双犄角，那指什么呢？指同盟会，也指南社，它们两个是各有各的作用，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牛之犄角。”南社的作用，从中可知一二。
不幸的是革命成功后，南社便渐渐出现了分化，在对待新文化运动上，如打倒孔家店、白话文与文言文的使用上都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帮文人经常争论不休，改革派与保守派在缺少一种制度安排的情况下，要想达到某种共识或妥协很难，文人的激情更难以维系一个理想出现分歧的组织，南社的成员开始各奔东西：柳亚子有了回乡归隐的意图，陈去病最终竟出家做了和尚，高天梅卷入政治纷争……虽然南社的结局有点“无可奈何花落去”，但学者们对南社初期的猛士精神大都给予充分肯定，称他们“以一种文人特有的方式，执干戈以卫社稷”。鲁迅先生则认为：“清末的南社，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他们叹汉族的被压制，愤满族人的凶横，渴望着光复旧物，但民国成立以后，倒寂然无声了。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后重见汉宫威仪，峨冠博带。而事实并不这样，所以反而索然无味，不想执笔了。”看来，鲁迅的这段评价主要是针对南社中反满清不反旧制的保守派。其实，南社由盛至衰的原因还要更复杂些。纪录片《南社》在结尾时引用了柳亚子先生晚年的一段自白：“在下柳亚子，我这一生最可记录的不是成为毛泽东的诗友，也不是被蒋介石开除党籍，死里逃生，如果要为我写墓志铭，请从1909年，清宣统元年开始：那年我与陈巢南（即陈去病）、高天梅创办了南社。当年我们‘欲一洗前代结社之积弊，以作海内文学之导师’，像火一般的狂热，而如今，我的心像冰一般的奇冷！我们没有中山先生的毅力和勇气，我们也曾经抱残守缺，对于文学、对于政治，不消说一般社友，便是陈巢南、高天梅和我，三个人的立场便不能相同。总之，南社的内容，实在是很复杂的。我的朋友曹聚仁先生说：南社文人，只有革命的情绪而无革命的技术，在破坏上尽了相当的力量，在建设上，却显不出过人的本领来。（王水照先生接受《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8－2009》访谈时称，他们同学批斗林庚先生，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上发表整版文章，批判他上课时所讲的“说‘木叶’”。林庚先生说：你们能“破”不能“立”。于是激发了造反派的斗志，编写红皮《中国文学史》。）他的这个话，听起来不是很舒服，但我从心底里是认同的。”柳亚子先生的自我剖析是不是更为真切？
抹去历史尘埃，洗清含混面目，客观、真实地向公众展示了近代史上一个重要团体的演变。同时，直面和反省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缺乏科学理性的弱点，就此而言，纪录片《南社》功不可没。 宁夏泾源只有一所高中，每年外地都要从这里挖走一批好学生和骨干教师，这个“教育低地”陷入恶性循环
层层掐尖逼国贫县教育自救
本报记者 马富春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11月29日03 版）
自今年春季开始，财政收入仅2500多万的宁夏泾源县全面推行困难家庭高中教育免费政策，农村户籍和城镇低保家庭孩子免除高中教育学费、课本费、信息教育费、住宿费、取暖费等5项费用，困难家庭学生上县内高中不收取任何费用。
一个西部国家级贫困县，从相当有限的财政中拿出这笔资金，专门用于减免困难家庭孩子高中教育费用，其中有何背景和初衷？其效果如何？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专程赶到泾源了解情况。
不划分数线，都招不上学生
泾源，位于宁夏南部六盘山区，是一个仅有12万人口的小县。全县只有一所高级中学，在校学生886人。
“30多年前上高中时，高一就有4个班，现在高一还是4～5个班。”对于泾源高中的现状，从事了29年高中教育的泾源县高级中学主管教务的副校长郝文贵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为了使南部山区的孩子也能享受优质高中资源，近年来，宁夏斥资数亿，在银川市建成了两所优质高中——六盘山中学和育才中学，主要面向西海固招生。加上原有的银川一中，银川每年有三所优质高中在南部山区招录学生。另外，西海固地区中心城市——固原的一中、回中也在泾源招生。
“一二流的学生都走了。”郝文贵说，当地的初中教育质量不错，可经过这两次选拔，成绩优秀的高一新生大部分出走了，剩下的成为泾源县内高中的生源。
泾源高级中学从建校起，中考招生就不设分数线。“不划分数线，都招不上学生。”郝文贵说，即便这样，高中在校学生人数还是徘徊不前。
泾源高中教师队伍同样堪忧。最近几年，每年都有6～7名骨干教师被银川或固原的高中引进。另外，因为报考公务员也会走掉一些年轻教师。
和郝文贵同一届本科毕业，原来在泾源高中任教的11名教师，现在只剩下3人还在学校，其中两人担任学校管理工作，仅有一人仍在教学一线。
在泾源高级中学，教师收入仅有国家拨付的基本工资，没有任何福利，从教近30年，在当地买不起一套楼房的教师大有人在。“而出去的教师，收入都提高了。”郝文贵坦言。
为了填补骨干教师流失的缺口，泾源从全县初级中学选拔调任优秀教师进入高中任教。但郝文贵发现，原来的初中教师一时难以适应高中课程，不少人“拿不下来”。
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泾源县教育局副局长于贵喜介绍，泾源今年争取了21个特岗教师的名额，全部用来补充高中教育。
“我们得从怎样备课、写教案起抓培训。”清一色本科毕业的特岗教师招进来了，可郝文贵还是觉得手下缺少好兵。
除了基本的知识储备，教书育人更是一门艺术，很多非师范出身的特岗教师一方面缺乏教育教学的基本技能，另外还普遍存在“人在讲台，心在公务员考试”的情况。
“一年适应，三年基本胜任。”凭郝文贵以往的经验，如果一个新老师潜心钻研，再加上学校的培训，不过几年也可担当大任。
如今，令这个“教师培训员”更郁闷的是，自己辛辛苦苦练出的好老师一个个离他而去——有的去了银川、固原的中学，有的进了政府机关。
高中质量有保证，优质教育资源的流向就会改变
“如果我们的高中质量有保证，优质教育资源的流向就会改变。”于贵喜认为，关键是要抓质量，质量上去了，泾源的高中教育就会有吸引力，优秀学生自然会留下来。
为了集中力量办好高中，2008年，泾源将原来的两所高中——县城的3中和乡下的什子中学合并，组建新的泾源县高级中学。与此同时，泾源将全县的优秀教师也进行整合，全力支持高中发展。
“没好学生，再好的想法也实现不了。”学生基数少，成绩好的学生更少，在泾源高中，很多老师都感慨有劲使不上。已从教30年的高一年级语文教研主任李玉仓也越来越感觉到学生习惯养成欠缺，“上课很难弄”。
“先扩规模，再上质量。”郝文贵认为，教学质量在短期内有大幅提高尚属奢谈，先把学生的规模扩大，随之把教师队伍配齐整，再在规模中求效益，在一定基数中发掘人才，培养人才，造就一批好学生、好老师，这才是泾源高中教育发展的现实路径。
“就好比神八发射，虽然直接参与研发的就那么一个团队，但它的基数是数以千万计的大学生群体。”郝文贵说。
现实的情况是，银川、固原的高中质量明显优于泾源，短期内难以追赶，要把流失的优质生源留在泾源高中，近期内不切实际。
地处六盘山区，山大沟深，水资源分布不均，海拔多在2000米左右，当地从事农业的自然条件不足，农民靠天吃饭，收入极其有限。教育部门调研发现，许多家庭困难学生因为交不起高中学费，初中毕业就走向了社会，去外地打工挣钱。
“本土技术型人才和管理人才缺乏带来的制约很大。”在泾源县确定的苗木、草畜等产业发展中，副县长田文元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培养本地人才的重要性。
“最起码要把孩子送进学校，不能因为家庭困难而读不起高中，这个钱我们舍得花。”田文元说，困难家庭孩子上学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县上对这个事情很重视”。
一个亟待关心帮助，也可以争取招入县内高中的群体——困难家庭生源进入了泾源决策层的视线。
泾源把解决困难家庭学生上高中问题列为“2011年为民承诺办理10件大事”之一。今年年初，困难家庭学生高中免费的政策及时出台，泾源高中886名学生中有781人得到各项减免。
政策实施以来，泾源高中高一新生入学人数有明显增加，达到421人，是2010年新生人数的近一倍，还有百余名在外就读的困难学生回到了泾源高中。
“这一届比前几届好多了，基础好一点的在班里占了一大部分，学风也比以前好。”年轻的高一（1）班班主任武雷雷告诉记者。
郝文贵一直关注着泾源高中教师队伍的发展动态，他想着找机会向田县长建议，由县上给年轻教师修建住房。郝文贵还不知道，128套乡镇学校教师周转房正在建设当中，建成后将供农村教师免费居住。
不仅仅是泾源的事
马富春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11月29日03 版）
泾源教育的核心问题在于优质资源缺乏，而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还是在于基本的待遇缺乏保障——教师仅有基本工资，收入微薄，难以安心教书；学生无法接受优质教育，升学发展缺乏保障，难以安心读书。
在泾源高中，初中升高中不设分数线都招不上学生，更谈不上计划外招生带来的额外收入；高中教育又没有国家拨款，经费短缺成为最大制约因素。在此困境中，高中教师代课没有代课费，有些科目教师紧缺，超量代课每节课只有2.5元的补助；值班干部从早晨6点40的早操开始工作，到晚上9点半下晚自习，仅仅能得到5元的值班补助；每逢节假日，泾源高中没有任何福利。前些年教师节还能领上10斤清油，现如今，这都没有保障。
在泾源，教师的平均工资就2000多元，而当地的房价在2600元左右，如果买一套100平方米的商品房，需要一个老师不吃不喝攒10年左右。而当地教师队伍中有一大批是单职工家庭，他们上有老、下有小，仅靠一个人微薄的工资勉强维持全家生计。对他们来说，要在当地买一套楼房，的确可望而不可及。
就在百里之外的固原，高中教师除了有每堂课10元的代课费，超量代课补助也有20多元，完成基本工作量的福利再加另外的各项补贴，收入至少比泾源高出数千元。另外，优秀教师还在住房、子女就学、家属就业等方面有所倾斜。与固原相比，银川的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两相比较，优秀教师选择出走也属人之常情。
优质学生被银川、固原吸收，高中教育规模萎缩，教师待遇不能保证，优秀教师外流，教学质量受影响。如此这般，在高中教育资源的“圈地运动”中，泾源毫无招架之力，陷入了恶性循环。
怎样才能走出高中教育的低地，泾源从相当有限的财政中拿出了一笔钱，专门支持高中教育发展，这固然能产生一定的成效，但从长远来看，只要外界高中教育的优势依然明显，对县域优质教育资源的强大吸引力依然存在，泾源高中教育难言彻底翻身。而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恐怕还需要从制度安排入手，在城市和县城之间重新规划和合理布局高中教育优质资源。 有了创新才不会丢了灵魂
王波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11月29日10 版）
11月22日，中国新闻网报道，《2011世界期刊创新报告》中文版甫一公布，即令业界哗然。这个由国际期刊联盟和创新媒体咨询集团联合发布、中国期刊协会获独家授权引进的前沿性报告，集合了世界范围内顶级杂志出版商最新的、成功的创新实践，具有很高的含金量，但报告所举上百个案例，竟无一中国期刊入选。
对于拥有近万家期刊的中国业界来说，这算不上一个好消息。毕竟，在进入21世纪之后，创意、创业和创新等这类颇具新锐力度的词，人们从一开始小心翼翼地谈及，到后来成为老生常谈，近些年则一直是这个国家和社会的热词，在不少领域几乎所向披靡。
而这个正处于变革和转型时期的社会，也的确需要这些更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对于一个背负着几千年历史、文化负担沉重的民族来说，尤其需要除旧布新的勇气和魄力。只有通过创新，现实的人们才能在历史的城墙上添砖加瓦，并激活那些沉潜于历史之中的智慧和潜能。只有用增量激活存量，那些沉寂于历史深处的一潭死水，才会变为源头活水，以更汹涌磅礴或鲜活通透的力量来润泽后人。
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灵魂。
遗憾的是，这份报告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通过这十余年的努力创新，我们虽然在一些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显然还不尽如人意。
其实，不仅我们的期刊面临着创新的窘境，我们的一些文艺作品也没有摆脱相同的困境。据媒体报道，就在这份报告被引进公布的10天前，在“2011中国版权年会”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表示，目前中国文艺作品90%属于重复、复制和模仿，创新作品不多。他举例说，目前我国一年文艺作品达到4300多部，但是公众知道的、阅读的却不多，“原因就是创新能力不强”。
听到署长的这番话，不少文艺工作者肯定会不太开心。然而，感情不是评判作品的标准。如果一味维护和谐的感情，最终断送的可能是文艺和文化的前程。不可否认，我们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工作者中，总有人在孜孜不倦地做着一些原创性的工作。但同样不可否认，在这个呼唤伟大作品的伟大时代，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与这个时代对创新作品的需求尚不相称。
今天的社会，随着利益的分化和诉求的不同，现实本身已经具备了极大的丰富性，这也为文艺工作者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想象和表达空间。一个具有真诚态度和创作勇气的文艺工作者，在这片社会的土壤上，应该更有机会酝酿和生产出更具生命力的原创作品。
真正的文艺工作者，应该以凌厉的笔锋和深沉的思考，观照现实中的细微个体，他们有不同的喜怒哀乐；也观照社会中宏大故事，它们蕴含着迥异的善恶美丑标准。在众人皆叹这个社会物欲横流或被权欲遮蔽时，能够以真实的笔触和真诚的态度，为困顿和迷茫的人群提供心灵抚慰或灵魂庇护的作品，便是最好的创新。那些重复或模仿出来的作品，无非说明两种情况，作者要么没有创新能力，要么刻意在向权力或市场邀宠。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与我们这个时代所呼唤和需要的“创新”无关。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乐见署长的坦诚和不顾情面，面对文艺的前途，宁伤感情，不丢灵魂。在一个追求创新的时代里，创新能力就是文艺作品的灵魂。依靠一些失魂落魄的作品，注定支撑不起一个国家和民族强有力的文化脊梁。
而就在《2011世界期刊创新报告》中文版出炉的当天上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中，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始终坚持锐意创新，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推进文化创造的历史责任。“要打开想象空间，鼓励文艺原创，激发创作活力，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积极创新。”
这也提醒我们，前路漫漫，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时，只有大胆创新，才不会丢掉文化的灵魂。对国家而言，这是历史赋予这个时代的人们的文化重任；对世界而言，人们终将在文化创新的坐标中，为中国具有创新能力的文艺作品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大学的真正精神体现在人文
本报记者 张彦武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11月29日10 版）
“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书，已经成了一个学者相当高的荣誉。”在11月中下旬举行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25周年人文讲坛暨“理想国”文化沙龙上，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说出了许多本土学者的心声。
2000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京成立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2010年秋，他们推出全新文化品牌“理想国”，并开始举办在青年中反响甚大的“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而今年在桂林齐聚“理想国”文化沙龙的嘉宾，是张信刚、章诒和、陈丹青、贺卫方、小宝、梁文道、张铁志和熊培云等知名学者与作家，他们在广西师范大学的国学堂，纵论“出版·大学·人文”。
这些嘉宾之所以会来，是因为他们跟书的缘分。
贺卫方出生于山东牟平一个图书匮乏的小镇，父亲只留下一些医学书，当时学校图书馆的古今中外名著大多被禁，趁着“文革”中“批林批孔”，贺卫方才读了孔子的一些著作。
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后，贺卫方“从牙缝里省出一点钱，开始‘恶补’”。他买了一套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由此开始涉猎卢梭、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众多启蒙思想家。考取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后，入学不久，他便和同学结伴去商务印书馆所在地涵芬楼，“朝着那个大楼鞠了一个90度的大躬”。百年出版重镇商务印书馆，让贺卫方格外尊敬和亲近，想到涵芬楼曾毁于日军炮火，他也格外痛心。他告诉眼前的年轻人，“我见了日本朋友说，我无论怎样佩服你们民族精神中的很多东西，但是对你们侵略中国这件事情我永远不能释怀，你们破坏了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
著名生物医学工程专家张信刚的到来，则源于他对大学及大学出版社格外关注。他曾任香港科技大学工学院首任院长、美国匹兹堡大学工学院院长及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其夫人周敏民曾担任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最近几个世纪，几乎所有好的大学都有自己的出版社，学者们的研究需要一个比较方便的渠道传播到社会上去。”他说。
张信刚举了巴黎大学、伦敦大学和哈佛大学等世界古老名校的例子，他认为，真正的大学要胸中有大格局，实践中有大勇气，追求的是大知识，（大格局、大勇气、大知识。学校要有，人更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群人，不管是在多小的楼里，不管是在多窘困的环境下，都可以成为一个著名的大学”。
贺卫方刚刚访德归来，他特别提到，“德国的大学甚至有时候故意跟社会保持封闭。最好的大学，可能各个偏门、冷门的学者都有。”国外有学者穷其一生研究一颗小行星或某些已经消逝的文字，让贺卫方深感遗憾的是，当下的中国学生“都不想去学考古专业，都想学经济、贸易、外交、法律这些显学”。
“大学真正的灵魂在人文科系，大学的真正精神体现在人文。”张信刚认为，“大学有了人文精神，有了社会关怀，才能真正地把自己的精力、志向用在有益于人类共同的前途、有利于当时所处的社会的工作。”
台湾知名乐评人、时评人张铁志曾就读于台湾大学政治系，该校流传着早期校长傅斯年先生经常引用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名言“我们贡献这个大学于宇宙的精神”，这深化了他对大学及人文精神的理解：“大学不只是培养社会的精英，不只是培养一群会赚钱的人，或者会赚钱的专业工作者，不只是培养只会听话，然后毕业后只会想房子、车子、妻子的人，这些当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大学培养一个会思考、有批判能力的知识人，这个知识人不管将来做什么样的工作，都不应该只思考自己的事情，而是思考一个更大的公共的社会事务，有一份责任。”
最后，贺卫方表示，“大学要传承人文的精神，要对社会进行批判，要能够抵御社会外部的诱惑，这要体现在校园的教学中间，体现在每一个教师的日常生活中间。”
两个北京女孩的“斗妈”招式在网上走红。第二届普通高中创新人才培养论坛上专家热议——
“斗妈”的孩子更有创造力么？
王蔚
学校和家庭对创新人才培养肩负什么样的责任？青少年创新教育的瓶颈在哪里？昨天在华东师范大学闭幕的第二届普通高中创新人才培养论坛上，在论及创新教育的氛围时，一本正在网络上走红的《斗妈大全》（12月9日本报A12版）意外地受到了专家们的热议。
创新教育存在困境
美国英才教育国家研究中心主任Joseph S. Renzulli在开场报告《如何提高青少年的学业成就和创造能力》中开宗明义，有研究表明，那些在年轻的时候就体现出才华和创造力的学生，更有可能成为设计师、发明家、文学家、科学家、企业家等杰出贡献者。
在论坛上，Joseph S. Renzulli的演讲也引来一个新话题，那就是创新教育在我国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一项有关青少年创新教育的调查显示，被调查者认为目前的最大阻碍来自过于刻板的教育模式（21.2%）、升学考试的压力（17.6%）、教育者自身的能力与素养（10.9%）、家长的观念与思维（9.8%）。（被调查者本身就值得研究，这种数据能反映出问题的实质吗？创新焦虑症，本身就是影响创新的因素。）专家们认为，只有先疏通了这些瓶颈问题，才能谈得上创新教育的真正发展。
孩子比家长更智慧
“其实，找到瓶颈并不难，难的是真正让创新教育成为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共识。”在出席论坛的与会者中，正在蹿红的《斗妈大全》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该书的作者是两位北京的四年级小女孩，里面记录了数十招“斗妈”招式。比如，装傻卖呆、以泪换同情、假装出走等。有专家表示，这本书的小作者其实是在用一种近似玩笑的方式，拒绝大人的功利教育和对他们个性的泯灭。
“谁说孩子没有创造力？”华东师大教育学教授朱益明说，其实从《斗妈大全》的内容来看，儿童显然比家长有智慧，“所以，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哈哈）每个家长都要有与孩子共同学习、相互学习、合作学习的态度和行为。向儿童学习应该成为每个成人包括教师和家长的一种精神，这样，社会才能进步，儿童才能更有创造性。”
四项能力挑战传统
朱益明教授还表示，虽然《斗妈大全》与创新人才培养或者说创新教育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但我们讨论创新人才培养不能停留在口号呼吁或者简单批判的层面上，它需要教育部门与每个家庭通过实践来探究出创新人才培养的途径与方法。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全世界都遇到了难题。
美国纽约州奥尔伯尼市技术谷高中校长Dan Liebert在论坛上也表示，有四项作为21世纪创新人才必备的技能，目前仍是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所亟待突破的，即沟通能力（communication）、批判能力（critical thinking）、合作能力（collaboration）和创造能力（creativity）。同样，有中国专家也认为，这“四个C”恰是中国教育目前最大的软肋，而《斗妈大全》的小作者，正是试图独辟蹊径地与传统的教育模式做并非自觉的扬弃。
http://xmwb.xinmin.cn/xmwb/html/2011-12/12/content_822335.htm 体制创新与文化惯性
罗满元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11月28日02 版）
认识文化惯性，找到文化惯性与体制创新之间的纠结，从而用文化惯性的积极作用推动体制创新，对解开当前中国改革有些“走不动”的纠结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改革要不断深化，体制要不断创新。
然而，在体制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些让人有些迷惑不解的问题：有些体制创新，不按我们设计的方向走，甚至与当初的设计大相径庭；有些体制创新，其发展进程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甚至有时会给我们“意外惊喜”；而还有些体制创新，其发展过程让人捉摸不定，甚至让人无法预料事情最后会是怎样……我们常常在事后“总结”和“剖析”其中的原因，但又往往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其实，这些结果的出现，是文化惯性使然。
文化惯性和它的力量
一般而言，我们说文化惯性指的是在既定文化形成后，处于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以及这种文化作用于人们实践活动的内在力量。
笔者认为，文化惯性的内在力量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外在地表现出来：
一是文化的影响力。一个强大国家的兴起，往往都会在国际上掀起相应的文化潮流，形成一股强大的国际文化影响力，而且常常是国力和文化影响力相生相伴。近现代史上，葡萄牙、西班牙这两个南欧小国的“大航海运动”和殖民开拓虽然伴随着血雨腥风，却让横跨整个地球、面积人口数十倍于本土的海外殖民地至今沿袭着“宗主国”的语言和习俗；法国的强大让法兰西哲学、文学、生活习惯传播到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之中；英国“日不落帝国”的盛况，也让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影响遍及全球，从下午茶到靠左行车，从司法习惯到教育制度；而前苏联通过“红色文化”的传播，也一度在世界上掀起了“老大哥”的文化潮流。中国在古代强盛时期，从茶叶到丝绸，从经史子集到四大发明，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对世界而言不可估量；但到了近代，随着“挨打”命运的降临，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则明显式微了；今天的中国和平发展，不仅全世界到处可以用到“中国制造”，而且到处可以看到“孔子学院”，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迅速提升。
二是文化的渗透力。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不仅通过武力和美元，而且通过好莱坞、可口可乐和牛仔裤，将美国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等，都潜移默化地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仅通过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且通过对外援助、互助友好的合作交流、率先垂范地履行国际义务和奥运会、世博会等等，将中国的和平、合作、和谐理念向全世界广泛传播。今天的世界，美国的“霸权文化”无处不在，而中国“和谐文化”的渗透力也在不断增强。
三是文化的推动力。日本是个岛国，国土狭小，资源缺乏，生存和发展时时处在危机之中。日本的“岛国文化”催生了日本的“危机文化”，因此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日本采取了包括战争在内的扩张发展方式，这种“扩张文化”推动了日本新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日本成了当今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忧患意识的国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植根于中国人的心中，但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一旦衣食无忧、生活安康时，中国人又常常把心中的“忧患”淡忘，只有当中国落后挨打挨骂挨饿的现实降临时，“忧患文化”才会推动中国人奋起反抗奋起拼搏奋起追赶，于是才有了抗击八国联军抗击日寇的悲壮战斗……才有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激情岁月，才有了改革开放的辉煌壮举。
纵观古今中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惯性既是一种隐性的思想观念、思维定势、价值判断，也是一种显性的影响力、渗透力、推动力；文化惯性的力量，大到可以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小到直接影响一个家庭一个人的吃喝玩乐，尤其是在社会变革和需要变革的时代，这种影响更为明显。
文化惯性与体制创新的纠结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体制创新是当今变革的最大主题之一。因此，考察文化惯性对体制创新的障碍以及如何从根本上消除这些障碍，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
文化惯性是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在长期积淀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在相对稳固的状态下形成的。因此，从根本上看，文化惯性实质是一种相对“静止”和满足于“维护”的力量；而体制创新是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需要而产生的趋向，是一种快速“运动”和追求“改变”的力量，文化惯性与体制创新是一对矛盾。细心考察一下文化惯性与体制创新的关系，我们发现，文化惯性给体制创新带来的障碍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思想障碍。文化惯性留给人们的是固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定势，而体制创新带来的则是人们对这种旧有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冲击。因此，当体制创新对文化惯性进行冲击的时候，文化惯性的“维护”力量首先就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的许多体制创新举措为什么常常遭到议论、争论的原因，这也是我们不断地强调要坚持解放思想的缘由。比如，中国几千年政治上的“君君臣臣”、家庭里的“父父子子”、社会中的“天地君亲师”等等，使“官本位”和等级文化深入到了每个国人的骨髓，尽管我们今天一再宣传我们的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但谁也不能消除千年不绝的“以吏为师”、“当官发财”意识。
一个是行为障碍。文化惯性留给人们的是“本该如此”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而体制创新带给人们的则是对既有习惯和经验的“改良”甚至是“颠覆”，是预期可以“做得更好”的新尝试，而且有时只知道大的方向而不知道具体的路径。
因此，当体制创新的脚步已经迈出的时候，懒洋洋的文化惯性就会突然醒来加以阻拦，从而形成重重的行为障碍。这就是我们的许多体制创新举措为什么常常进展不顺、半途而废甚至暴病而亡的原因。
比如，我们进行反腐倡廉的体制创新，执行起来总是不到位，仅拿公布官员财产一项来说，别说是县长市长省长，就是“村长”镇长，要真正实行就比登天还难。其实，操作强度并不大，但阻碍操作的“潜规则”文化、士大夫文化等等的惯性就会联合起来进行“围剿”。
让文化惯性推动体制创新
文化惯性会给体制创新带来障碍，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文化惯性面前就对体制创新无能为力了。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让文化惯性推动体制创新呢？笔者认为关键是要做到“四要四不要”。
首先，要深刻认识文化惯性的客观规律，不要让体制创新违背规律。文化惯性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一种规律，规律是不能违背的，但可以认识它、掌握它。当我们的某些体制创新违背文化惯性的规律时，我们就应当反思这些所谓的体制创新的可行性；当我们的某些体制创新遇到文化惯性的阻挠时，我们则要运用文化惯性来改良体制创新的设计，使之更符合规律的要求而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从而更有序更有效地达到我们的创新目的。
其次，要充分发挥文化惯性的积极作用，不要让体制创新“走偏”。文化有先进、落后之分，文化惯性的作用也有积极、消极之别，要想让我们的体制创新在健康的轨道上进行，就必须充分发挥文化惯性的积极作用，化解文化惯性的消极影响。让我们大伤脑筋的是，我们进行体制创新，往往受到的是文化惯性的消极影响居多，所以我们的体制创新常常是举步维艰。不过，这也有一个极大的好处，那就是让我们时刻检讨所进行的体制创新是否正确，从而利用文化惯性的积极作用，推动体制创新朝着更健康更先进的方向发展。不然的话，如果听任文化惯性消极作用的释放，我们的体制创新就会“走偏”。
第三，要逐步消除文化惯性的消极影响，不要让体制创新“休克”。我们不少体制创新的设想是很美好的，但我们中的许多人由于没有正视文化惯性的消极影响的顽固性，往往容易头脑发热，容易急功冒进，结果一个“急转弯”，快速行驶的“体制创新”就刹不住车，掉下悬崖。我们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在整体上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进行“休克疗法”，走的是一条渐进式路子，就是在逐步消除文化惯性消极影响的同时，抓住机遇“赶路”，所以走得又好又快。这是我们进行体制创新的经验之一。
第四，要大力培育文化惯性的创新因子，不要让体制创新失掉动力。文化惯性是推动体制创新的基本动力，但显然不是让文化惯性自然发力去推动体制创新，而是要大力培育文化惯性的创新因子，在引导和利用文化惯性力量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掺入”既符合文化惯性规律又富有时代特征与现实要求的内容，让富含创新因子的文化惯性来推动体制创新，我们的体制创新就会获得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我想听一节孙双金的课
时报记者 臧 莺
上海市金山区第二实验小学高悦泓老师已经教了23年的小学语文，但她依然希望在内外兼修的道路上继续提升个人教学专业能力。面对面聆听全国著名小学语文特级教师孙双金的课，并与他就情智教育的主题展开交流，是她一直所憧憬的。
“我在网上看到孙老师在四川借班上课的视频，上的是三顾茅庐的故事。短短几分钟，他的课堂智慧和潇洒风度就立刻吸引了我。”“他的讲课实在太精彩了。”高悦泓告诉记者，孙双金从自己姓孙讲起，一句“我姓孙，孙悟空的孙”，立刻激发了讲台下所有学生的兴趣。“随后，孙老师又说：‘孙悟空是四大名著《西游记》里的人物，大家还读过其他哪些四大名著啊？’这就把三顾茅庐的故事引出来了。”对于孙双金的讲课，高悦泓可谓如数家珍，尤其令她深感敬佩的是，孙双金除了在课堂上充满灵活与智慧的风度，其治学态度也非常严谨，且教授的知识点很扎实，让人觉得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我真的很羡慕孙老师的学生，所以如果有机会，一定要亲自在现场听一听孙老师的课。”高悦泓表示。
“语文教育对教师来说，不仅要有智慧，能够灵活自如地把握课堂的进展，更要赋予情感，也就是说，要将教师个人的情感渗透到教学中去，并在此基础上，激发孩子们的情感共鸣。”高悦泓认为，在这一点上，孙双金是全国小学语文教师的楷模。“孙老师在小学语文教师中，是大师级的，无论是在课堂上娓娓道来，诱发情智，还是在起承转合中感染学生，都透露出了孙老师深厚的文化底蕴。”高悦泓这样评价道。
为了帮高悦泓实现这一梦想，本报记者正在通过各种渠道，联系现任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校长的孙双金。高悦泓的梦想能成真吗？本报记者将跟踪报道。
http://epaper.shedunews.com/jtjy/html/2011-11/30/content_79490.htm
高校视频公开课推出两周 网友评价——
“国内公开课还不够给力”
时报记者 臧 莺 实习生 周天雄
由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首批20门“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不久前一齐亮相网络，引发了高校学子和社会人士的关注与讨论。“中国也有了自己的大学公开课。”不少网友在自豪的同时，也开始拿国内外的大学公开课进行比较。
有网络调查显示，在各类公开课当中，43.1%的人更愿意选择国外名校公开课，选择国内名校公开课的为17.4%。于丹的“千古名月”是目前最受欢迎的国内公开课，然而很多网友表示，于丹的公开课依然显得比较“呆板”。“于丹的课果然是教科书，老师和学生都很‘中小学’。”一位来自吉林四平市的网友毫不客气地评价道。
很多网友对于国内公开课的评价是“幽默指数太低”。有网友就指出，哈佛大学的“幸福课”上一直笑声不断，师生互动也很频繁，这方面国内的课就要差很多。有网友评价说，看“幸福课”中塔尔教授的讲课，才知道什么是课堂激情，他能把枯燥乏味的心理学讲得如此深入浅出，给人启发不小。就读于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徐文倩告诉记者，她更喜欢国外公开课的开放思维和自由空间，相比之下，国内的公开课似乎很难脱离课本的条条框框，“如果只是把课堂搬上荧幕，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公开课应该是课堂原生态的再现，倘若不提升日常教学质量，依然顽固地视“重科研、轻教学”的痼疾为高校优势，却一味追求公开课的“噱头”，这不仅对提升高校教学品质毫无用处，也会让更多人看到国内外高校教育之间的巨大差距。
http://epaper.shedunews.com/jtjy/html/2011-11/30/content_79481.htm 英国将免费提供育儿教养课程
胡乐乐 编译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英国政府拟免费提供教养孩子的指导课程给为人父母者。
该计划将在英格兰三个地区试点，5万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庭将受益。教养儿女的课程内容可能包括亲子沟通、冲突管理、纪律管教、设立日常作息规范和教授子女分辨是非黑白。
英国教育部儿童事务部长萨拉·蒂特尔表示，父母教养试行课程将从明年夏天开始推行，试验2年时间。“所有专家都一致认为，5岁以前的儿童发展是最为影响他们未来一辈子的一段时期。”“基于这样有力的证据，政府有责任确保所有父母都在孩子成长的这段时间里得到应有的协助与支持，”她还说，“教育子女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因为它是没有规律可循的，所以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育儿教养课程不仅提供给家境困难的家庭，任何家庭都有机会得到帮助，就像之前每一对孕妇夫妻都能接受产前培训课程。” 思维方式比知识更重要
按：那个证明了西塔藩猜想的刘嘉忆不就是如此么？他只是用相反的思路，就将这个困扰数学界二十年的难题迎刃而解。
钱旭红已是国际知名的有机化工专家。可很多人并不知道，钱旭红小时候最大的爱好是画画、学写小说、作“歪诗”。高考前因为父母的反对，他才选择了理科，未料“一不小心”就成了一名科学家。钱旭红告诉记者，小的时候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听戏，像《红灯记》《沙家浜》这几部经典，他总是听了又听。渐渐地，他迷上了京剧。说起这段经历，钱旭红说，由此积累起人文素养，积蓄了一种人文精神，对以后的研究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在担任华东理工大学校长后，他经常说：“在一所大学学习，思维方式比知识更重要，科学精神比科学知识更重要，人文精神比人文知识更重要。”这是他对创新人才培养的理解。
http://xmwb.xinmin.cn/xmwb/html/2011-12/08/content_820009.htm
问话的艺术
一、孔子的问话艺术八佾篇载：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如……何”，是谓语词组，相当于把（拿、对）……怎么样（怎么办）。
人如果没有仁之心、仁之德，对待礼会怎么样？这同样是不疑而问，是孔子常用的问话艺术。孔子有意让听者转动脑筋，而不直说不仁者会怎样。答案其实很清楚，不仁之人不仅不会遵礼、行礼，而且会藐视礼、践踏礼。
http://xmwb.xinmin.cn/xmwb/html/2011-12/08/content_81984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