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看园地腐败

henry2000888

引用第18楼shao2006于2012-09-26 12:50发表的 :

应该是重要决定，吃饭菜蹲厕所的事除外，可以了吧

毛泽东反腐败成效不明显的四大教训
2010年06月24日 10:26
来源：文摘 作者：邵景均

http://book.ifeng.com/shuzhai/detail_2010_06/24/1664886_0.shtml

阅读提示：任何伟大人物都会有其历史局限性，毛泽东也不例外。实践表明，在他的反腐倡廉思想中存在着不足和缺陷。例如，对腐败过于强调阶级的原因，而对经济的、体制的原因注意不够；反腐败要依靠群众，但运用“大民主”和“群众运动”的方式，产生了许多负面效果。认真回顾总结毛泽东领导1956年至1976年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的经验教训，有利于后来人少走弯路。


任何伟大人物都会有其历史局限性，毛泽东也不例外。实践表明，在他的反腐倡廉思想中存在着不足和缺陷。例如，对腐败过于强调阶级的原因，而对经济的、体制的原因注意不够；反腐败要依靠群众，但运用“大民主”和“群众运动”的方式，产生了许多负面效果。认真回顾总结毛泽东领导1956年至1976年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的经验教训，有利于后来人少走弯路。

(一)廉政不能理想化。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于国家的发展充满理想化。1958年他倡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企图在不发展社会生产力、特别是不发展商品经济条件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后来，虽然在实践中他的这些想法碰了钉子，遭到党内许多同志的反对，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放弃。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在“五七指示”中再一次勾画了他向往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他要求全国“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又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办成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每个人都“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领导干部自然能够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清正廉洁地为人民服务，决不会贪污腐化，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实践一再证明，毛泽东这种“理想国”在现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通过这种方式推进廉政建设只能寸步难行。重要的是，必须回到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思想上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二)反腐不能运动化。毛泽东一方面向往建立“完美”、“纯洁”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看到现实中许多干部逐渐成为“腐朽堕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在他们的头上有层层“保护伞”。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运用了得心应手的群众运动，把反修防修、防治腐败统统纳入到阶级斗争的轨道。通过采取激烈的斗争方式，让领导干部受到冲击，逼迫他们“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样的斗争方式，的确一时“吓住”了一些想搞腐败的人，但是它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搞乱了经济社会，搞乱了干部队伍，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实在是得不偿失。

(三)权力不能绝对化。“文化大革命”虽然把“大民主”喊得震天响，但实际上同民主的本来含义相去甚远，搞的是最高权力绝对化。当时在党内，民主集中制被全面破坏，毛泽东是居于党中央之上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是全党全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的“最高指示”。后来连毛泽东自己都看到，这种所谓的“绝对权威”实际是虚幻的，不存在的，只不过是权力场上的闹剧而已。林彪、“四人帮”等人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自搞一套，其中就包括腐败。这说明，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的权力绝对化，最终都会成为腐败的乐土。企图靠绝对的权力反对腐败，不过是一种幻想。

(四)社会不能无序化。“文化大革命”的直接表象就是“乱”，到处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说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实际上连毛泽东自己也感到这样下去不行，提出“还是以安定团结为好”。事实表明，在自己掌握政权的条件下，“乱”从来就不是好事。包括腐败在内的一切社会问题，都不可能在“乱”中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秩序，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秩序，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也需要秩序。为了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创造一个有序的社会环境，必须实行民主法制。这是“文化大革命”给予中国共产党人的深刻教训。

这些教训值得后人牢牢记取。但是，即便是对这些“不足和缺陷”，也必须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彻底否定”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从来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历史记载了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及其实践的伟大功绩。在理论上，为中国共产党建构中国特色廉政理论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在实践中，成功地压制了建国初期迅速出现的腐败倾向，创造了为世人称道的50年代那种清廉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这对于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年轻的共和国政权，顶住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成功地度过若干“困难时期”，夺取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oops1

[quote]引用第17楼oliven于2012-09-26 12:45发表的

henry2000888

引用第19楼shao2006于2012-09-26 12:51发表的 :

你的心态有问题

是你的眼睛有问题，别自作多情给你的所谓美化文革做传销了！


彻底否定文革还要待到何时？
2012-09-26 07:37:05
http://blog.city.ifeng.com/article/20198422.html

9•18游行当晚，财经网官方微博披露的北京反日活动的一组图片引起了网络围观和热议。图片显示，毛泽东头像及文革式的标语、横幅大批出现在游行队伍中，诸如“宁可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血洗东京，核炸日本”，“谁不灭日本，谁就去棺材里替换毛泽东”等等，一时间红祸泛滥，来势凶猛。北京50多名抗日示威者围攻了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的汽车。更为可怕的是，广州竟然发生打砸掀翻意大利驻穗领馆车辆，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原本声势浩大的反日游行，却暴露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劣根性，一些文革余孽，红朝遗老以及崇奉暴力的各路人马，借爱国游行之机纷纷出巢搅局。特别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仅仅因对游行标语看法不同，就对八旬老人大打出手，事后坚称“绝不认错”。如此粗鲁暴戾的行为和死硬到底的顽劣态度，更是引爆舆论。
这种文革式的文攻武卫，上了年纪的人大多记忆犹新，四十多年前发生在中国的这场劫难，导致许多人无辜受难，许多家庭惨遭横祸，传统美德伦理亲情几乎被彻底摧毁，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学生，几乎无一幸免！这样的民族悲剧本该由全民来共同反思，但由于主导这场劫难的是毛泽东及其庞大的追随者，几代领导人并没有勇气彻底否定文革反思文革。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认为是中共党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按照中共的历史阶段划分法，《决议》概括了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胜利，回顾了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批评了“大跃进”与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其中，《决议》最大的特点是否定了文革以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决议原文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也形容文革期间毛泽东“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

  这份政治文件反映出在邓小平领导下，对毛泽东功过进行了“一分为二”的评价，这份决议通过后，执政党高层便不再提及这份决议，更谈不上彻底否定文革反思文革，尤其是1990年以后，各类宣传中都有意无意地回避这段黑暗的历史。正是因为对文革反思不彻底，当中国社会矛盾尖锐之时官场腐败泛滥之时，人们不去着手改革政治体制，而是希望回到文革回到毛泽东时代，这是多么荒谬可悲的思想复辟。
十年文革劫难，不仅政治上要彻底否定，思想上更值得全民反思。要彻底否定文革就要重新评价毛泽东，重新评价毛泽东，很多政治理念都要重新定义。因而无论是官方还是民众都没有勇气去面对那段疯狂而又黑暗的历史。年轻一代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媒体要么回避这个话题，要么只说一切向前看，让时间冲淡记忆。

文革发生绝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和政治背景，更与毛泽东个人独断专权大有关系，其复杂性、危害性和残酷性远远超出了后人的想象。当务之急，是要把文革的真相完整的告诉那些还沉迷在文革梦魇中的年轻一代。
“文革”初期，刘少奇曾经想过用宪法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1967年8月5日，刘少奇被中南海的造反派批斗，回到办公室他手持宪法大声抗议：“我是国家主席，我要维护国家主席的尊严；我也是个公民，公民权利不容侵犯，破坏宪法是要受到制裁的！”但是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没有人在乎什么宪法。批斗照样进行。
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举手表决，以133人赞成，一人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开除刘少奇党藉的决定。这个决定一直瞒着他，直到二十多天后的11月24四日，一个特殊的日子——刘少奇七十岁生日那天，汪东兴给刘少奇捎去一个生日礼物——收音机。身陷囹圄的刘少奇才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文革”发生之时，也有人是清醒的，甚至在思考，如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人，她们用生命捍卫了真理与尊严。宋庆龄曾先后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以及反感和失望。
她在信中曾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郭世英是诗人郭沫若的儿子，196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期间他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大胆讨论在当时来讲是惊世骇俗的问题：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这种即使今天看来都是了不起的真知灼见与质疑，在当时注定不会有结果。他们的小组后来被打成反动组织，郭世英也于1968年4月26日被迫害致死。
还有一位少有人知的女性王容芬，当时年仅19岁，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学生。在参加了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集会，聆听了副统帅林彪的讲话后，她想起了希特勒的讲话录音，两者简直没什么区别。她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肮脏，不能再活下去”。她决定“豁出去把心里话说出来”。9月24日，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致礼！
                                             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一班学生王容芬
                                                       1966年9月24日
这封抗议书，王容芬还同时邮给了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团校。之后，她以死抗争，喝下了四瓶DDT杀虫剂。幸运的是她没死成，救活后被判处无期徒刑，送往监狱。在监狱里王容芬受尽非人的磨难。曾被看守反拧双臂，上了半年的背铐。当背铐取下来时，锁已锈住，用钢锯才锯开，手已经不能动了。最后，这位平凡的女性活下来了，活到了走出牢房的那一天。
对于“文革”这场空前绝后的劫难，不少党内外人士，曾积极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以纪念告慰逝者、警示后人，引以为戒，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惨剧。1978年，中国社会尚处在拨乱反正阶段，巴金率先提出每个知识份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甚至把反思的范围从“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之后，他又率先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中国发生的“文革”。在1980年4月于日本出席世界笔会大会的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里，他指出：“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
巴金第一个率先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他说：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牢记“文革”才能制止历史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可惜巴金的呼吁遭到空前的冷遇，现在巴金已走，民间社会呼吁否定文革反思文革的人越来越少，而少数政客倒是企图借助文革复辟势力在中国兴风作浪。一些当年的文革参与者以及更多的不明真相者，面对当今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疯狂的官场腐败现象，以为再来一次文革再出一个伟人，就能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这显然是找错了方向，因为事实证明，任何暴力和伟人都救不了中国，只会是祸害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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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21楼oops1于2012-09-26 12:53发表的 :


蹲厕时不一定，不过毛经常开PARTY的。

这有错吗？脑子进水

henry2000888

引用第23楼shao2006于2012-09-26 13:17发表的 :

这有错吗？脑子进水

谁赞扬文革，谁呼唤太祖，很简单，先让他们上山下乡当知青试试看。


潘鸣啸：毛泽东改造知青一代的努力完全失败
2012年05月15日 16:31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乔海燕 潘鸣啸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5/14541233_0.shtml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知青频道对话法国汉学家、知青研究专家潘鸣啸文字实录，整理：杨超


嘉宾简介：潘鸣啸 （Michel Bonnin），法国汉学家，在巴黎获哲学学士，中国语言与文化学硕士及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国当代史，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当 代社会民主运动、民工、就业等问题。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就开始进行有关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在多种法文或中文刊物上发表论文。二十世纪九十年 代初，潘鸣啸出任在香港成立并由法国政府资助的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创办杂志《神州展望》法语版及英语版。著有《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1968-1980）》。

不参加毛派组织是因为对个人崇拜有意见

主持人：大家好，这里是凤凰网，凤凰新媒体。今天我们请到了法国学者潘鸣啸教授，一起探讨“上山下乡”运动和知青话题，潘教授是《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一书的作者，是中国知青运动的研究者。他现为清华大学中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所以同潘鸣啸教授探讨知青话题该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相信不少中国人对知青和“上山下乡”并不陌生，文化大革命中， 1968年开始用政治运动的办法将城市中即将毕业的中学生送到农村插队落户，或者送到边疆组建生产建设兵团，这个运动持续了13年时间，从1968年开始到1981年结束，全国估计有130万或140万城市中学生在可以也更应该接受文化知识学习的情况下被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战天斗地、改造河山、斗争地主富农或和隐蔽在自己队伍里的“阶级敌人”，这就是“上山下乡”运动，参加运动的中学生被称为知青。

对于这十几年的历史，官方史书讳莫如深，民间却议论纷纷。从凤凰网知青频道即可看出议论非常多，有人称之为人口大迁徙，有人认为这是解决城市就业和吃饭问题的措施，也有人称是锻炼、是磨难。在我的印象中，这么大规模的社会实践在25史里都没有记载，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没有记载，用中国人喜欢的话说叫“尚属首次”。

这个题目很容易吸引后来研究者注意，形成研究课题。除中国学者外，一些欧美学者也涉及这个题目，这是《毛主席的孩子们》，是美国的阿尼达·陈的著作，一本研究中国知青和红卫兵的书，还有美国的托马斯·伯恩斯坦教授的《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这是两个美国学者研究的。刚才说的潘鸣啸教授的专著，我要特别提一句，这本书出版后在学界和知青中引起了广泛讨论。

我专门买了一本，仔细看了两遍，国内有知青经历的学者如刘小萌、徐友渔都评价了这本书。刘小萌说潘鸣啸是第一位深入知青中并且从事知青研究的西方学者，同时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以研究知青问题为己任的西方学者。徐友渔评价这本书指出了“上山下乡”的动因，不仅在经济人口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在政治方面，论述之广泛分析之深入构成了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一章。

今天潘教授做客演播室，我们就用潘教授的书作为引子来讨论“上山下乡”运动，今天节目总的题目叫“一段无法后悔的青春”，简称叫“青春无悔”。在此节目之前凤凰网历史频道和知青频道在网上也征集了部分网友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会在节目中间穿插进来，请潘教授解答，或者听听您的意见，好吧？

我再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乔海燕，是凤凰网的顾问。我是1967界初中，在河南南阳有三年的知青经历，插队落户建设兵团，咱们现在开始，好吧？

潘鸣啸：好的，首先感谢你们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和知青见面，我很赞赏凤凰网，只有你们有知青频道，我很高兴能参加这个对话。

主持人：谢谢，有网友问，您是法国人，什么原因促使您以中国知青作为研究题目，您说自己与知青是同一代人，也曾有过相似经历，请您简要介绍下自己。

潘鸣啸：说有相似的经历是不完全确切的，因为我在法国也是同一代人，当时法国有人称我是法国的红卫兵，虽然我没有下过乡，可我的祖父是农民，所以我还是懂一点农业、农村社会问题。另一方面，1960年代大部分西方大学生包括法国学生都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对中国革命感兴趣，对文化大革命感兴趣，我们觉得（文化大革命）很特别、很特殊，当时我们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已经有点失望了，我们觉得中国不一样，年轻人听到中国共产党最大的领袖毛泽东说要造反，都觉得很有意思。

那时我们都要造反，而且真的造反了，1968年5月，发生了所谓的“五月风暴”。我本来是对政治问题不太积极的人，因为在运动中完全投入进去，就变得很积极。当时我没有参加毛派组织（一些学生组织的政治组织，他们叫毛派），因为我对文革里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意见。

主持人：那个时候就有意见了？

潘鸣啸：那个时候已经有意见了，觉得这不太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这种宗教味道我不太认同，可我还是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的命运很感兴趣。我最开始是研究哲学的，哲学毕业后才开始研究中文，我对中国哲学也感兴趣，所以决定1968年底开始学中文，后来觉得在巴黎学不好，就想来中国。

主持人：到中国来。

潘鸣啸：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因为文革就断绝了。

主持人：断绝了，对。

潘鸣啸：所以我工作了几个月后，买了飞机票到香港。在那儿呆了六年。

主持人：在香港？

潘鸣啸：在香港，到香港后半工半读，教法语学中文，那个时候我偶尔认识了一批偷渡过来的知青。


主持人：偷渡过来的，从广东省？

潘鸣啸：对，因为当时广东沿海有不少人对社会状况和自身处境不满。

主持人：那应该是1970年以后了。

潘鸣啸：对，我认识他们大概是在1973年，我觉得跟他们谈话有共同语言，这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对我这个法国红卫兵很感兴趣，我对他们的经历也非常感兴趣，经常跟他们谈。

主持人：其实他们也是红卫兵。

潘鸣啸：他们也是红卫兵。

主持人：对对。

潘鸣啸：而且是下乡，特别是他们谈下乡的经历时，我觉得很吃惊。

主持人：很震撼？

潘鸣啸：我觉得真是开了新眼界，所以就跟他们做朋友，后来把他们介绍给一个法国记者，那个法国记者说他们讲的非常有意思，因为当时中国对外是非常封闭的。

主持人：拿不到这些消息。

潘鸣啸：很难知道真实的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讲自身经历，讲农村的情况，我们都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那个记者说你最好采访他们然后出书，我就这么做了，1975年到1976年间我每个礼拜就集体采访他们一批人，他们还是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也出了小期刊。

主持人：你说在香港的这些人关心国内的事情？

潘鸣啸：对，国内的，他们虽然离开大陆，可他们还是非常关心中国的事情，他们也讲他们的回忆，我也是第一次从他们那里听到的知青歌曲。

主持人：这是中国红卫兵的“通病”，人虽然不在大陆了，但是心还在大陆。

潘鸣啸：对，他们完全是这样。所以采访他们以后，我在法国出了一本书，只有法国版，叫《二十岁在中国农村》，这完全是跟他们合作出了这本书。

当时我本来已经找到了一位中国哲学的导师，但我改变主意了，我觉得这个运动太有意思了，便放弃了研究哲学转做当代史，把这个运动当做我的研究题目。在80年代做研究，我本来想把论文改成书，所以在香港成立了一个研究所，办杂志、刊物，但因为太忙了没有时间做。1998年我回到法国，1990年代我发现有很多新资料，因为有不少新出来的资料，我决定看完这些资料再出书，当时很高兴，觉得这些新资料证实了我的观点，当然要好好利用，好好研究，改正我的论文， 2004年出了法文版。

知青是中国的“失落的一代”

主持人：就这本书？

潘鸣啸：就这本书，2009年在香港出版繁体字版，一年后出版了简体字版。

主持人：繁体字版和简体字版有不同吗？

潘鸣啸：有一点点不同，但很少，我很高兴。出版社说在中国大陆可能要有一些改正，我已经在中国出了一些文章，知道怎么回事，你们告诉我有什么问题，我看看能不能接受。出版社给了我一个名单，基本上不是删节。

主持人：就是修改一下。


潘鸣啸：只是有一些名词可能不合适，只有一点我不同意而且坚持不改，他们后来就说好没问题，就是坚持用《失落的一代》作为书名。

主持人：我觉得书名很好。

潘鸣啸：这个书名当然会有一些不同意见，但我觉得知青是失落的一代，而且这个词没有什么贬义，法国和西方历史上有这个名词，这个名词在法国没有贬义。

主持人：它是指一代人。

潘鸣啸：“失落的一代”最初指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有非常可怕的现象：大屠杀，后来这批参战的年轻人回家，他们的思想，幻想，年轻时的价值观都破灭了，他们在战争中有很多损失，所以叫“失落的一代”，不是说他们不好而是他们的经历就如此，因此我觉得用这个名字还是比较合适的。

中国的上山下乡是从苏联学习的

主持人：我觉得这个名字非常好。天津有网友提问，您如何观察到知青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

潘鸣啸：你刚才说的知青现象是史无前例的，在中国、在世界上都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大实验，把那么多年轻的城市人送到乡下去。

主持人：本来是应该学习的。

潘鸣啸：对，而且开始的时候他们说要把那些人改成社会主义的新式农民。这完全是很特殊的企图，一个社会实验。

主持人：对，社会实验。

潘鸣啸：我觉得这个社会实验，这个运动与很多社会现象有关，有经济、政治的一面，有人口分配的一面，当然也有意识形态的一面。

主持人：肯定有意识形态的一面。

潘鸣啸：这是值得研究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知青是一个很特殊的历史现象，所以我就从这个角度来做研究。


主持人：我对网友提出的这个独特的历史现象有一点看法，知青不是中国历史的独特现象而是一个必然结果，就像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一样，它不是一个特殊的、不可预料的东西，它必然走到这一步，这是我的看法。第二个问题，你如何看文革和上山下乡的关系？ 1968年文革时期开始的“上山下乡”和1956年时有什么不同？农村是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1968年的“上山下乡”是1956年“上山下乡”的继续呢还是文革的一部分？

潘鸣啸：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得清楚，它有连续性也有特殊性，我觉得我书写的就是中国1968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我写论文时，我的导师说题目太广，要集中一点，我最熟悉的而且觉得最有历史意义就是1968年以后的“上山下乡”运动，可实际上我书里有谈到整个历史，包括1955年开始，第一次城市青年被派到北大荒，他们成立了一个“北京庄”，当时这么叫。

主持人：北京村。

潘鸣啸：对，北京村。他们就在那儿开垦，有意思的是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实际上这个概念是向苏联赫鲁晓夫学的。

主持人：你说“北京村”的概念？

潘鸣啸：对，用城市青年来做开垦工作，就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1953年、1954年它是一个很大的运动，城市青年被派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做开垦工作。当时中国共青团派了一个代表团到苏联，学习苏联大哥的经验，回来后在中国就开始这个工作，所以下乡最开始是从苏联学来的，当然跟苏联有很大不同。当时基本上就是开垦工作，后来发生了所谓的三年灾害，城市就业问题和吃饭问题必须要解决的，所以开始扩大规模，城市青年被下放到农村了。

主持人：对。

潘鸣啸：这个可以说是第二段， 1968年以后就是第三段了。当然有很大不同的是1968年后完全是政治运动。


毛泽东利用上山下乡解决红卫兵问题

主持人：这点说的非常重要。

潘鸣啸：而且跟文革有密切联系，我说的“文革”是指那三年的文革，就是群众真正参与政治的那一段，就是红卫兵要造反什么的。

主持人：造反派，当权以后就是另外一个样了。

潘鸣啸：对。

主持人：潘教授的这个分类方法还是第一次听到，挺有意思。

潘鸣啸：我觉得1969年特别是中共九大以后。

主持人：1969年4月，有道理。

潘鸣啸：而且我觉得毛泽东就是利用“上山下乡”来解决红卫兵运动的问题，他1968年的时已经说了几次，希望红卫兵不要再闹事了。

主持人：红卫兵们都听听这句话。

潘鸣啸：不要再闹事了，比方说他开了工宣队。

主持人：工宣队。

潘鸣啸：清华大学的大学生就不服气了，打起来，死了几个人。那时毛泽东开始对红卫兵运动持以批评的态度。可到了1968年秋天还有一些红卫兵武斗，继续闹事，所以有些地方成立革命委员会不是很顺利。当然也有别的因素，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毛泽东认为解决红卫兵运动，可以让学生到中国广大地农村解散，这样就没有什么运动可谈了，没有什么红卫兵组织可谈了。

毛泽东对城市中的红卫兵组织不满意

主持人：我觉得也是，文革时的红卫兵“上山下乡”运动有很强地意识形态特征。比较一下，1956年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下乡的批示吧？一些城市毕业青年应该到农村去，农村广阔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毛泽东当时的批示是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到了1968年12月，对知青下乡的批示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下乡是毛泽东“反旧防修”培养接班人思想的一部分。要知道文革就是从接班人的事搞起来的，接班人问题是毛泽东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另外毛泽东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他认为培养年轻人就应放到农村去，包括对自己的儿子也采取这种办法。所以他把学生放到农村去，咱们在看文化大革命前“五七指示”。文化大革命前他和王海容有一个关于教育的谈话，包括上课可以打瞌睡，八点钟上课太早了可以九点钟再来等等，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谈话是鼓励青年学生到基层到农村去，他有这么一套思路。所以我觉得知青上山下乡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位微博名叫“蚂蚁2051”的网友说，他是知青的一员，知青运动最初是由下而上的。他认为知青运动开始是从下而上的，下边一些有思想的红卫兵力图自行解决红卫兵运动出现的后续问题，当过生力军的红卫兵们力图向五四和一二九时的青年一样，融合到工农中去，在改造客观实践中锻炼成长，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一代主力军，之后才是从上而下的，中央制定了政策和各种制度，然后展开“上山下乡”运动。

潘鸣啸：这个是没有错的， 1967年毛泽东还没有发什么指示的时候，已经有一批人下乡了。

主持人：北京的。

潘鸣啸：我认识的北京人有一批去了内蒙古，这些人真的开始对红卫兵运动失望了，当然他们受到毛泽东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开始时想办大学，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大学，后来发现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是小资产阶级了，所以一定要先跟工、农、兵结合。

主持人：先改造自己。

潘鸣啸：改造自己。毛泽东有很多关于知识分子要积极改造的论点，比方说他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农民的评价非常高。

主持人：对，非常高。

潘鸣啸：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评价非常低，他觉得要有一个办法继续革命，但对城市的那些红卫兵组织不满意，因此有批人就有了去农村改造自己的观念。有一个人叫曲折，他自己改的名字，他想用曲折，是因为他觉得他的前途会是曲折的。他组织了一批人（实际上没有多少人），第一批只有10个人，他们就到内蒙去了。

主持人：走之前还在天安门广场宣誓。

潘鸣啸：对，完全是为了毛泽东的理想。这个是9月份，到1967年11月份又多了一批，好像是2000名知青又去了内蒙，1968年还有一批去了云南的一个地方。

主持人：比较穷的地方。

潘鸣啸：穷的地方，他们想做一点好事，所以要革命，做一些很理想主义的事，这个我觉得是对的。

主持人：是有这些事。

潘鸣啸：后来毛泽东发出指示，最有名的指示是1968年12月22号，实际上在21号晚上已经在广播发了，在9月份也有两个指示。那时没有多少知青，有些知青自愿去农村，但还有些不想去，毛泽东的指示颁布后完全是强迫性的，认为他们需要再教育，采用的是政治运动的方法，没有人能抵抗，这之后就完全变成由上而下的运动。

主持人：听潘教授的意思，“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时确实有一部分人遵照毛泽东思想下去锻炼。这些人看到红卫兵运动走到了死胡同，想要解决问题，想出的办法就是“上山下乡”运动，用的是过去的老办法，不是正确的办法。就像现在社会上乱象纷呈，有人就想用过去的一些办法来解决问题，这跟那时候人的思维是一样的，其实解决不了问题。

潘鸣啸：他们也受了1950年代特别是1960年代宣传农村的影响， 60年代有一批人下乡，把这种事业看成非常革命的事情。

就业问题并非“上山下乡”运动的动因

主持人：对，那时候拍的电影，比如《军垦战歌》是讲新疆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到新疆建设兵团多好多好，朝霞染湖水，雪山映蓝天等等，黄昏烟波里，战士归来鱼满船，都说的是一幅江南画境。另外广州潮汕地区组织到海南岛垦荒，还拍了部电影《志在宝岛创新业》，把这个地方说得很好。下面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有一种流行说法，认为“上山下乡”运动主要是为解决城镇的就业和粮食供应压力，但你的书上不这么认为，你认为解决就业压力不是文革中“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我本身也觉得是这样，但社会上流行的说法也给人造成困惑，所以我想问为什么流行这种说法，这种说法的谬误在哪里？

潘鸣啸：可能因为50年代、60年代解决就业问题是一个动机，也算是一个主要的动机。特别是60年代初经济状况非常差，食品缺乏，很多人可能受了影响，觉得这个运动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68年底真有一个问题，在2年半时间内学生什么都没有学，理论上在学校，实际没上课，毕业了怎么办？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很难，可能需要两年三年才能解决。

当时也有红卫兵组织闹事，就业问题和政治问题结合在一起变成当时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可能觉得上山下乡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但我觉得他不只是顾虑这些，特别是从60年代初说了很多意识形态问题，培养接班人，而且是非常反对学生变成书呆子，要有新一代的样子，完全是学他那样，变成所谓的革命接班人。

1968年的时候考虑就业的因素也有，但如果长期来看这不是主要的考虑。实际上城市很快就需要劳动力了，1968年底有这样的问题，但1970年、1971年经济完全恢复了，不一样的。后来我研究了这个时期的统计数字，我发现那个时候实际上请了很多农民进城做固定工作，并且得到了户口。



主持人：知青下乡的同时还请了农民进城做工人？

潘鸣啸：对。我最初也跟其他外国的学者一样认为解决就业问题是最主要原因，但后来研究整个历史，包括人口问题和就业、劳动情况问题，一些中国学者，特别是人口学学者说当时是人口大交流，下乡的知青和进城做工数量是差不多的，可能进城的农民还要多一些。如果就业问题是当时的主要问题，就不会是这样的情况，中国有户口制度，政府有办法不让农民进城。毛泽东非常重视“上山下乡”运动，1976年他快要去世时仍有一个批示讲这个运动，当时他的身体情况非常坏，但仍有一个批示，这证明他非常关心这个运动。

主持人：给李庆霖那封信是吧？

潘鸣啸：李庆霖那封信是1973年的，他回信后给李庆霖寄了300块钱。

主持人：聊补无米之炊。

潘鸣啸：后来1976年还有，一些农村青年给他写信说很多知青走后门回城，而且他们说我们农村有知识的知青为什么不能在城市工作，不能在城市上大学。他在这方面没有很明显的回答，他说要研究这个问题，好像是1976年2月份，他的身体情况很不好，可是证明他还是关心这件事。我觉得从理性解决就业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运动是错的，这基本上是政治运动，因为毛泽东有目标，他有指示，下面的人只能按照政治运动去办，当然一些领导负责具体问题，把它变为比较合理的政策，可这也不容易，因为这个运动引起了很多问题。

毛泽东改造一代人的努力完全失败

主持人：全国几乎没有家庭不涉及这个问题，无非是二丁抽一，三丁抽二。你书里曾经说过让知青“上山下乡”具有预防和惩治功能，具体说是预防什么？惩治什么？另外你认为当时政治不稳定因素或社会动乱因素是这批要下乡的中学生么，尤其是1968年第一批下乡的老三届，是他们造成的么？

潘鸣啸：他们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问题，他们成了障碍，因为毛泽东要恢复秩序，当然红卫兵也不只是中学生参加，也有工人参加，红卫兵组织对当时的社会秩序造成冲击，所以后来毛泽东也是靠军队来解决秩序问题。我认为毛泽东觉得那些人不听话，认为他们有小资产阶级思想，应该再教育。

主持人：我觉得这个问题隐含着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知青的前身是红卫兵，红卫兵和知青有血缘关系，尤其与老三届这批知青有血缘关系。研究老三届的知青要是不把红卫兵因素带进去，有好多事情不好解释，比如9·13事件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实际上是老三届这批知青，对他们影响非常大，简直是震撼性和颠覆性的影响，另外“四五事件”大部分去的人也是老三届知青。

实际上1973年在香港的那些红卫兵大部分也是文化革命初期在广州的中学红卫兵，这批红卫兵我觉得要带入到知青运动的研究中，他们之间应该有联系。比如60年代初的知青和文革时的知青，文革结束以后，开始改革开放以后的行为和思维是不一样的，那些人基本上已经成了农民，完全成了种地的农民了。而文革中下乡的知青有的在农村都结婚生孩子了，像我们凤凰卫视主持人曹景行在农村都已经生孩子，他非要考进复旦大学，他们的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

另外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并没有下过乡，但是参加过红卫兵，所以我觉得有红卫兵的因素在知青里，尤其在老三届知青里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潘鸣啸：老三届基本上是从红卫兵到知青的，所以他们的经历非常丰富。另一方面，我的书里有一个结论，毛泽东在这方面（改造一代人）完全失败了。刚才您提到毛泽东的孩子们，可以说老三届都是他的孩子，他们出生都差不多在1949年以后，这批人年轻时最崇拜毛泽东，参加了红卫兵组织，可是后来在70年代，他们看到了农村的现实情况，他们受到精神的冲击，另外9·13事件对他们也有很大的冲击。

主持人：一个是统帅，一个是副统帅，那简直是震撼。

潘鸣啸：所以他们越来越觉得自己没有作为，他们的思想完全改变了，他们开始反省红卫兵问题，为什么这个运动没有成功，所以他们在70年代末完全支持老一派领导，比方说周恩来以后是邓小平，1976年四五运动时，他们在毛泽东在世时已经开始批评毛泽东了，之后1978年、1979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完全是支持改革开放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毛泽东失败了，他想要改造这一代人，结果改造成一些很实事求是、注意法治、注意人道的一批人，而不是迎来他所想的革命接班人。

主持人：他想造就一批造反的人，但是这批人思想改造完后却冲破了桎梏。

农民基本上认为知青是他们的负担

主持人：从您的采访看知青下乡后同农民的关系怎么样？农民是欢迎他们还是反对他们？有一位长春的网友说他下乡时吃土豆剥皮，农民批判他，洗袜子打肥皂农民也批判他，甚至用手纸也批判他，说他小资，当时他很不理解，说我们到农村来是要降低还是提升与农民的关系呢？

潘鸣啸：我回答跟农民的关系，基本问题是农民不需要他们，不需要知青，对他们来说知青是负担，农村就不需要劳动力，已经有剩余了。

主持人：本来生产力也比较低下。

潘鸣啸：对，农民收获后要分蛋糕，多一些人分到得就会少，所以他们基本上觉得知青是负担，不是他们要求的，是政治任务，他们要接受的是政治任务，当然不是说他们一定非常敌对知青，但至少不需要他们，所以关系不可能很好。另一方面农民有自己的生活习惯，觉得知青是外来的，毛泽东说他们要接受再教育，意思是知青有问题，所以农民不听他们的，反而要教育他们。知青认为农民的一些习惯比较落后，但没法说应该怎么做，如果说用现代化的方法，农民干部反而会怪他们，会说他们是小资，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问题。

文革以前不完全是这样，一方面强调知青要劳动化，另一方面也强调他们要帮农民知识化，这时的关系比较平衡，后来不一样，因为他们需要接受再教育，因此农民和知青一般没有太好的关系。当然有些知青开始时尽量和农民搞好关系，特别是跟干部，因为他们知道干部会帮他们回城。知青很难融入农村社会，他们经常吃不饱饭，从而产生不满情绪，有时他们会做一些损害农民的事情，比如偷鸡、偷水果。

主持人：潘教授你知道的太多了，我们都做过这些事。

潘鸣啸：所以有冲突，有一些知青跟农民关系好，这是比较特殊的，关系普遍的不是太好。

“上山下乡”破坏社会风气滋生腐败

主持人：你书里有一个观点，认为1970年以后“上山下乡”运动的光环开始褪色了，城市里的学生、家长开始抵制了，伴随着抵制就产生了腐败，这种腐败并不一定是现在意义上的腐败，就是一种不好的风气开始在社会蔓延。腐败不是像现在这类受贿，或者说比受贿更极端化，而这个只是当时的一种手段，大家都不遵守游戏规则了，用另外的办法来改变游戏的最后结局，比如走后门、托关系、或者送礼等等，你能谈谈这方面的事情么？

潘鸣啸：这个肯定遇到过，很多人现在有一种幻想，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没有腐败，社会风气很好，这不是事实。“上山下乡”运动破坏了社会风气，因为那么多人想回城，父母想帮孩子回城，而且不可以公开地说，那就找一些办法来解决问题，就变成了腐败，不一定用很多钱来解决，可是腐败也可以有很多种，而且当时有钱人不多，基本是你有权就可以什么都有。当时知青回城探亲，一定要找东西以后回农村送礼，给干部送礼，还有一些人想用病退的方法回城，就找医生，这时也要给医生一些钱，他可以开一个证明。

这个运动太不得人心了，后来有很多不好影响，我觉得这个运动引起了负面现象。

主持人：中国往往有这种情况，社会运行不正常的时候往往出现另外一种不正常的东西来对抗原先的不正常，比方说现在大规模的走后门，我有时候仔细想象其实大规模的走后门就是从知青下乡解决回城的问题开始的。

潘鸣啸：最明显是1972年、1973年以后，很多在文革被打倒的干部回来了，他们觉得有权力后应该想办法把孩子弄回城市，这时就走后门。官方也承认是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现象。高级干部让孩子回城，其他知青都不满，当时也有一些女知青就觉得可以用一个办法，即跟那些干部发生关系，这也破坏了整个社会的风气。


很多干部用学历或回城诱骗女知青

主持人：有一位网名“惘然孤行”的网友提问，女知青为回城或考学是否存在普遍的性贿赂？

潘鸣啸：我觉得可以这么说，这种问题很难做数字统计，我在80年代初采访了很多人，出的书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也不只是性贿赂。很多干部用学历或回城诱惑女知青，说如果你跟我好我会帮你，后来不帮了，变成了骗，那些受骗的女知青当然特别受刺激。因为这些女知青没有家，没有父母保护，她们有时自愿献身，有时是被强奸的，被强奸以后她们很难去揭露问题。所以1973年以后决定每个城市家庭可以留一个孩子在父母身边，有男有女的城市家庭，则选择女性留在父母旁边，因为家长担心这个问题（孩子被干部诱奸或者强奸）。

主持人：我下乡的地方就有这样的事，但要说普遍的话，确实像你说的那样没法统计。咱们换一个领域，文革结束后知青文学曾在中国风行过一段时间，当时一些小说，尤其是电视剧和电影都表现了“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知青的命运，也出了一些有知青经历的作家，但现在很多知青文学萎缩了，很难成为一个领域了。我想请您评论下中国的知青文学。

潘鸣啸：我研究知青问题就用了很多文学作品，因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题目还是禁区，不能公开研究，在报纸上也不可以随便谈，唯一办法是写小说，所以知青文学变成了积极的精神发泄，很多人受“上山下乡”运动的刺激，回城后想说出来了，想表达看法，回忆他们的经历，知青文学就变成了很重要的途径。张辛欣说她觉得当时的文学杂志一半是知青文学。我看他们的小说，基本上不从文学欣赏看，我想从里面找到更多信息，对于这个运动，他们当时的想法。

当然从文学方面我也有感受，一些大的作家，比如张抗抗、梁晓声、叶辛，我都看过他们的小说，可以说是写实主义。他们都受到过法国文学的影响，我觉得是有他的意义的。当时我比较喜欢短篇，比如阿城的《棋王》、《孩子王》。张抗抗的短篇小说也喜欢，还有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这个我觉得很好。虽然它们达不到最高的文学水平，但还是有它的价值，后来写的人就少了。

我最欣赏的是另一个人，他属于这一代，但后来才写文，最初写的也是80年代，他就是王小波，他有历史的距离，也持批评的态度，但批评态度不像伤痕文学那样诉苦，他用幽默来揭露当时的疯狂事情，而且他的文学写法我觉得比较现代化，至少他受了比较多的现代文学影响，我还是比较喜欢看他的东西。当然我应该说我不是文学专家。

知青这一代看透了理想主义 什么都不信

主持人：你的意见很重要。刚才说到知青第二代了，你也研究这方面，你觉得父母的经历对这些二代人有什么影响，这种影响有什么社会意义？有一位网名叫“陶一的草莓”的网友提问，知青对今天的中国有何正面影响，有何负面影响，其中也包括对后一代的影响？

潘鸣啸：我本来也没太注意这个问题，去年我的书出版时，在北京做演讲，我发现听众中有不少年轻人，我很奇怪，而且一个年轻人提了一个问题，他说你有没有注意我们这一代知青孩子的问题，这对我来说比较新见，这个运动影响了整个社会：知青、知青父母、农民，可我没有想到可以传到他们下一代。他提问后，我就开始注意这个问题。我最近在三联书店对话一个知青的孩子，很有意思，我觉得知青的孩子很想知道他们父母的经历是怎么样的。可能那些知青觉得他们的经历对下一代没有太大用处，也可能因为社会已经变了，很难令下一代了解当时的情况，特别是他们开始时的疯狂举动，也许很多人都知道自己的问题，但不知道整个运动是怎么回事，背景是什么，我发现很多知青孩子想知道与运动有关的信息。

我刚开始做这方面研究，没有结论性的东西，我感觉有几个问题，一是知青因为自己没有机会接受好的教育，所以对下一代期望非常大，对孩子是压力，我觉得这种压力不要太过分了，因为结果可能相反。另一个问题是有些知青孩子说他们的父母太实际，因为他们很实事求是，他们看透了理想主义，什么都不信，觉得他们应该做一些实际的事，但每一代人应该有他的理想。

主持人：也得有激情。

潘鸣啸：所以我觉得知青的孩子要理解，咱们下一代也需要有理想。

主持人：你说的太对了。

潘鸣啸：还有知青的孩子们想知道，虽然这个运动已经成为历史，但到现在还有影响，知青不应该觉得没用。我跟我的孩子讲这个问题可能没用，但那些孩子想了解父母，如果他们的父母能解释他们的经历，他们获得的教训，对减小两代人的代沟有用。

主持人：我认为知青们第一别难为自己的孩子，另外也别太把自己看得不当回事了。当下城市就业这么难，大学生毕业以后找工作很难，但有哪一届政府还用“上山下乡”的办法来解决就业难题，不敢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代人走过这条路，这条路的代价太大了，这就是它的意义。

潘鸣啸：这个完全同意。

多数知青上山下乡是被逼的 无法后悔

主持人：还有一个问题是青春无悔，一直有人说“上山下乡”是磨炼，有人说是青春无悔，多少人成名成家，也有一种人就如刚才说的王小波、米鹤都等人认为“上山下乡”对国家对个人都是毫无意义的，请您评价一下。

潘鸣啸：当然我是旁观者。

主持人：中国有句话叫旁观者清。

潘鸣啸：青春无悔我觉得可以理解，我认识一批成都的知青，他们是第一批，1990年组织了展览会讲他们“上山下乡”的情况，当时他们用的题目就是“青春无悔”，后来有别的知青骂他们，实际上我也发现他们对这个运动有很多批评，可为什么说青春无悔？他们说是无法悔，我们的青春就是这样，无法悔。我们要承认这是我们的青春，要介绍给下一代，介绍给别人，如果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上山下乡”的大部分人是被逼的。

知青不能因为青春经历美化上山下乡

主持人：躲不开，只有走这条路，这段青春不能绕开走，如果非要走你可以后悔。

潘鸣啸：但如果因为这样就要美化当时的情况，我觉得是错误的。现在有一个倾向：很多知青回城以后没有找到好工作，最多是做国企的工人。在90年代开始下岗，所以这一代人有很多人觉得自己已经边缘化，他们年轻时的价值观已经没有价值，所以他们想找回自己的价值，这个可以理解，但不能为此去美化那一段历史。有些人说不堪回首，说不堪回首也不对，因为这是经历，虽然痛苦但还是必须面对，还是要给别人讲，还是要反省这一段历史的现象，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应该找一个比较合理的记忆方法。不要完全否认，它完全是错误的东西，但在错误的事情上仍然可以得到教训。

很多人说青春无悔，因为这就是他们的青春，而且到了一定年纪总会怀念青春，至少怀念一些青春时的愉快东西，愉快时刻。我赞成批评的态度，因为这个运动基本上是失败的，你需要去面对，理解为什么发生，为什么变成这样，知青有什么反应，农民有什么反应。

主持人：记忆这个词不错，一个很有意思的形象，说青春无悔也好，后悔也好，其实下乡时没有人提这个口号，都是回城以后。当知青的时候没人提这个口号，劳累也好，再穷也好，没有人提后悔，也没有人提不悔，但回城后人与人之间出现差别，青春无悔的口号就开始提出来了。

潘鸣啸：我想怀念这个时期的人应该要记得他们当时都是要回城的，当然你可以说，虽然我当时要回城，可我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这个可以说，但不能因为自己怀念而歪曲历史，不要只看一面而不看另一面。

山上下乡影响一代人 没给国家带来多少好处

主持人：潘教授虽然是局外人，但看得太清楚了，也太了解中国人了，我们今天准备的题目到这儿就完了，这些题目也很难代表我们知青频道所有的网友，今天最后一段时间给潘鸣啸教授，为中国的知青说几句话。

潘鸣啸：我想说的是，中国知青经历过一段很特殊的历史现象，这段经历有正面的一面，你们很快就变得成熟，理解中国的基层情况，比较实事求是。可另一方面也带来很多痛苦，或多或少的损失。“上山下乡”运动没有给国家带来太多好处，基本上是负面的，但既然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这个运动就值得记忆也值得研究。我的书有法文版，明年会有英文版，明年我要组织一个大型国际会议谈这个问题。既然外国人也研究这个运动，你们当然一定也要做一个记忆，要记忆这个运动。记忆应该是真实的，要面对历史的真实性，否则就没有说服力。这种记忆应该传给下一代，你们付出了这样的代价，获得了这样的教训，这值得传给下一代。

主持人：代价是有价值的。

潘鸣啸：最后我还是想给负责社会问题的干部特别是那些上访部门的干部说，这一代有一部分人到现在还有困难，对他们来说这个运动还没有结束，时代已经变了，政府比以前富地多，应该关注这些老知青的问题。

主持人：他们有这个能力。

潘鸣啸：对，我觉得有这个能力，而且我觉得对建设和谐社会是有用的，不能完全忘记的，这些人已经被边缘化，他们遗留下来的问题政府有责任解决，这是我想说的，谢谢！

主持人：大家记好了，潘教授明年要组织一个有关知青的国际会议，大家都要支持，全国知青都要支持，谢谢！

oops1

[quote]引用第23楼shao2006于2012-09-26 13:17发表的

henry2000888

【肃清文革遗毒，常识普及贴之三】：谎言之福利分房、公费医疗、分配工作、人人平等

http://bohaibbs.net/thread-1770004-1-1.html

我在另一个帖子里说过，之所以现在有大量的对文革的误解误读，有大量的对文革的怀念乃至美化，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学界对此也做了多种解读和分析，我不是学者，以我个人的观感，有如下主要原因共同造成：

    1、虽然历史问题决议对文革有着清晰的定性，但出于种种原因，文革并没有被全面深入的研究，文革的历史被我们选择性遗忘，造成文革的因素更没有被彻底清算，文革罪行并没有被彻底追索，文革的罪人并没有得到历史的审判，因此，导致文革的思想、观念，在今天仍能够堂而皇之的游走社会，蛊惑人心，甚至可以不伪装不变种而直接以呼唤文革、赞扬文革的方式出现（比如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等）。而即便已经开始的反思，也并没有成为一以贯之的主流意识形态，更远远没有达到德国战后对纳粹的反思的程度。

     2、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应为种种原因产生了新的、大量的问题。虽然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根源仍是不能彻底反思清算文革，但这些问题的出现，让很多人对改革开放产生质疑。在这个问题上，我坚持认为，改革开放带来的问题，要靠继续改革开放来解决，而不是靠重回文革来解决。

    3、由于我们对文革反思不够彻底，导致我们的教育体系（不仅仅指学校教育）对学生没有进行正确的、符合历史事实的文革教育，导致80后、90后对文革知之不详，没有感同身受，并不能对文革思想、观念产生天然的免疫力，遇有风吹草动，在自身面临很多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就轻信了文革时没有这些问题的说辞，进而产生了对文革的错误认识。

    4、人不容易承认错误。人往往会为自己曾经的错误找理由找借口，人也往往为自己的行为披上合情合理的美丽外衣，人更容易在多年之后对自己曾经的错误进行选择性遗忘。尤其是知青一代，他们付出了青春和自己的生命，他们付出了理想和自己的一生，换来的仅仅是被当权者的愚弄和利用，仅仅是被当权者操纵的工具，在他们晚年到来的时候，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新问题，尤其是影响自身生活、权益的新问题，如下岗、住房、医疗、教育、腐败等等，面对他们的子女，80后、90后们，他们中有的人直面自己人生中本该最为瑰丽但事实是最为黑暗的青春年华，但也有人选择沉默不语，更有人开始自我修饰，用大量有意无意的谎言为自己为子女编织了自己美好的青春岁月。

    而本论坛的岁数大些的网友，不论说话方式如何，但因为对那个年代多少都有些切身感受，就像是打了疫苗一样，对文革抱有足够的反感和警惕，老头我的态度就是，大是大非，绝对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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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住房问题

之所以第一个说这个，无他，只是相信这是对80后、90后困扰最多的问题之一。

最普遍的说法是，如果是文革，可以福利分房，我们就不用成为房奴了。


    首先，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所谓的福利分房，貌似是大家不用再为房子操心，但事实是，福利分房，导致的结果是，在文革，你解决住房问题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福利分房。因为房地产市场已经不存在，无论新房旧房，你都只能依靠所谓的“国家”分房了，也就是说，福利分房制度，首先剥夺了你通过自身努力改善居住条件的可能，即便有钱（文革时大家有钱？）也绝无可能解决住房问题。换句话说，解决住房问题是文革以及文革后很长时间人民群众最为头疼的问题之一，而不像80后、90后的孩子们想象的那样福利，更不像“福利分房”这几个字这么光鲜，解决住房问题无路可循，无房结婚成为常态，三世同堂四世同屋成为常态。

    其次，所谓福利分房，并非国民都有分房的权利。你们要知道，在文革，人是分三六九等的，是有阶级成分划分的，福利分房只是一部分人的权利而不是全体国民的权力。这点请网友们注意，不要从今天的生活想象文革——就算你用今天的生活去想文革，你也要想你是农民工，你的子女在城市是无法上幼儿园小学中学的，只能跟你分开变成留守儿童——在文革，你的身份有可能是地富反坏右，你的身份有可能是狗崽子，你很有可能没有到厂长、车间主任那要房子的权利，因为，你或者连工厂都进不去，或者在工厂里你连跟厂长、车间主任提要求的权力都没有。因此，福利分房不是福利分房，而是等级分房。而按照等级划分人群，是典型的封建思想（别说这不是文革思想啊，文革思想本来就包含大量的封建思想）。

    再有，即便你的身份是工人，是贫农，你也不大可能顺利分到房子。原因之一是，国家大量资源被用来进行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发展和农村水利（效率问题有机会再议吧），在前三十年根本就没有以城市建设为目标的投入，根本就没有以民生为目标的建设，具体到住房问题，“统计数字表明，在具有改革标杆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近三十年间，中国累计用在住宅上的投资仅为374亿元，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10元。到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住宅面积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比刚刚建国时少了0.9平方米，全中国的城镇人口中，近一半是缺房户。在“重生产，轻消费”的新中国经济观念中，普通职工的住房需求，被认为是次要的和可以忽视的，本应用于住房建设的资金，被用来发展重工业。”（[我们房地产这些年 / 卜凡中 著 ] ）也就是说，最通常普遍的情况是，福利分房，实际上是无房可分。

    还有，即便你的身份是工人，是贫农，什么人才能分到房子。还是这话，等级制度。你如果是某个重点项目的工人，分到房的几率会大一些，但如果你不是，你是街道工厂的，你是小厂子的，恭喜你，你这辈子分房无望。就算你在重点项目中，分房制度也决定了按层级来分，而不是按人分。换句话说，这不是福利分房，而是“奖励分房”。“分配的条件是职工住房的困难状况、工作表现、贡献大小；方法是个人申请，群众讨论，领导批准。通过先后五年的分配，……劳动模范则由市里直接分配……更多地是从“保钢”的观念出发，要求生产、技术、管理、政工骨干，从市区迁入与厂邻近的新居……"(上海钢铁工业志第二十三篇生活福利 第二章职工住房 第二节　分房)从中可以看出，这不是福利分房，不是按照你有需求分房，而是某种“奖励住房”。奖励的是什么？等级制度和意识形态。按照当时意识形态的要求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来分。即便你是工人出身也是如此。这会强调工人阶级了，工人分到房的几率就大点，那会说国防重要了，军工企业能建房的几率就大点。

     接着，你可以幻想，如果你在文革，你就是那个幸运儿，你首先是出身好，不是黑五类，其次是又幸运地出生在城市，然后又幸运地进入了国家重点项目的钢厂，然后还幸运的成为了这个厂的生产骨干——这跟彩票中500万的几率哪个大？况且，彩票人人可买，出身命里注定——你的确可以分到房子，但是，更多更常见的情况出现了，你需要让群众在讨论中同意给你房子而不是给另一个群众，要知道所有的群众都惦着房子呢，你要结婚没房，你的一个同事一间房还住着8口呢，大家都惦着分房呢，这个群众讨论，瞬间就变成群众间勾心斗角你死我活的棋局；就算你过了群众这一关，领导凭什么在100个、1000个申请的10套房子里给你一套呢？我并不否认很多握有住房分配权的领导秉公办事一碗水端平，但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公理在文革就不管用么？有多少人为了住房以各种方式取悦领导？在文革，确实可能不是送钱行贿，但其他方式不是行贿吗？你敢保证你就能在众多的住房申请者中间脱颖而出？福利分房，变成群众间的互相斗争，变成领导的权力寻租。
    最后，告诉大家，所谓文革的福利分房根本就是个谎言，没有福利分房，只有等级分房，只有奖励分房，只有特权分房，只有腐败分房。

     此外，再给大家介绍另一种“分房”，就是明抢豪夺。“抢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书面文件上称为“冲击”、“紧缩住房”，革命的对象理应冲击，住房太宽应予紧缩，无非表明“造反有理”。“文化大革命”后改称“挤占”，占，指明了其非法性，未免文雅了些。但不管用什么字眼，都是用强迫、威胁手续破坏私有权(私房)、租赁权(公房)，是一种强抢行为。”“总计前后三拨抢房风，市区被抢(冲击没收包括被迫“自愿”上缴)的各类私房共17650户，141.75万平方米；郊区8454户，45.46万平方米。合计26104户，187.21万平方米。市区公房被抢(压缩、挤占)79万平方米(均为使用面积)。”（上海房地产志: “文化大革命”中的抢房风），以非法手段侵占他人财产，剥夺他人居住权，各位网友，别以为如果在文革你就是抢别人房子的，在别人的财产无法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你的财产同样得不到有效保护，你同样可以被抢。

     现在的房地产政策确实有很大问题。老头我在2003、2004年左右，与“第一次上论坛”等网友就比较旗帜鲜明地对房地产市场今后的暴涨做出了被后来发生的情况所证实的预测和判断。但是，必须承认的是，改革开放后的房地产市场，解决了大多数中国人的住房问题，改善了中国人的住房条件。“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今天表示，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由1998年的18.7平方米提高到2010年的31.6平方米。”（中国经济网北京10月25日讯）

     当然，无可否认，现在的房地产政策确实有很大问题，但我以为这不是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是房地产政策的问题，简单说，国家应该提供公租房（而不是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等等，这个问题同样在2004、2004年左右和“第一次上论坛”等网友提出过，今年国务院相关政策开始向这个方向迈进），让所有国民都有住公租房的权利和可能，在此基础上，房地产市场要尊重市场规律。——本帖并非讨论现今房地产政策，有关讨论请另外开贴，本帖不回复相关问题。

水中央

引用第19楼shao2006于2012-09-26 12:51发表的 :

你的心态有问题

心态扭曲成这个样子，还在这嘶哑嘶哑地！

  文革期间，毛的很多决定都是在书房里，穿着睡衣，把死党招呼过来决定的。

  延安的时候，人家张闻天是党的总书记，背着张闻天，自己却在自己那个窑洞里，经常招呼一帮人（包括他后来整死的刘少奇、包括那个阴暗毒辣的康生、、、、、）开小会，搞阴谋，（还偷偷把老婆换了），直到7大把人搞下台，自己上了台！七大是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的，尼玛那时国民党还在前方热血奋战呢，老毛却躲在后方居然把会议从4月开到了6月！会议结束了，他当头了，日本也快投降了，真是神功啊！
  我们的历史有多假，吹毛领导了抗战，整个抗战期间，毛不是党的一把手，毛只是玩了八年权术，直到抗战快结束，窜了权，获得最高权力啊！这就是毛的抗战！
  假如非要说毛领导了共产党“抗战”，那八年他可不是最高领导人，那只能说明他目无组织越权滋事了、、、、、、

henry2000888

http://bohaibbs.net/thread-1770004-1-1.html


第二个问题，关于公费医疗
最常见的问题是，文革时看病是公费医疗，现在不是，现在看病难，买药贵，得了大病基本上等于倾家荡产:

    关于公费医疗问题，恐怕是最需要跟80后、90后细细道来的问题，因为，相对于当今社会的医疗现状，公费医疗是最能蛊惑人心的一个命题。

    为什么说公费医疗最能蛊惑人心？在当今社会的医疗现状，确实存在看病难，买药贵，得了大病基本上等于倾家荡产的问题。老头我对此同样报以严厉的批评态度。自90年代的医疗改革，我个人认为是不成功的。医疗，尤其是作为普遍的公共服务的医疗，是一个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一切推向市场有违政府基本伦理。

    但是，以此说，就证明了公费医疗——特别是文革的公费医疗就更好，逻辑不通论据不足。我先列一个比较典型的吹捧公费医疗——或者说是建国前30年的医疗体制的观点：
   在中国的６０年代末，毛泽东主席发出著名的“６.２６指示”，提出“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中去”，更使合作化医疗成为当时农村最红火的人民医疗单位。
    在农村，实行了以卫生院为中心，包括正式医生为带头，赤脚医生为辅助，小病在农民的家庭炕头上就医治了。重的转往上级卫生医院。当时公社有卫生院，大队有卫生所，赤脚医生边劳动，边看病。全面立体的卫生网络在全国农村覆盖。

   70年代初，我们的合作化医疗达到鼎盛时期。覆盖当时几乎所有农村，使得中国当时医疗覆盖达到中国85%以上。 而我们只用了相当世界1%的费用，在严重缺乏医生的时候，使得中国这个占有世界1/5的国家人口，人人有医疗保障，当时被世界联合国认为是奇迹

    当时医疗的覆盖，让所有的疫情病都是国家出钱，当时城市的医疗也都是国家办的。毛泽东的主张医院上人民的，是公益性事业。所以，当时中国所有的医院都冠以“人民医院”之说。并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名。
]    当时中国的医院，都是国家办的全民公益事业单位，医生是替政府为老百姓服务的。毛泽东同志亲自为医生提写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中国虽然穷困，但是没有躺在街道没有人救助的。 人民尊敬医生为“人民的白医天使”。.
   中国的这些医疗单位，包括“合作化医疗”，在 １９７８年五届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合作医疗”列入；１９７９年，国家有关部委对合作医疗制度进行了规范； １９８０年，全国农村约有９０％的行政村（生产大队）实行合作医疗，成为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三根支柱之一。"
    我们真的该赞扬当时国家领导人的务实精神和魄力，果敢和务实的精神。中国农村卫生改革的突出成绩：
抑制了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的流行；2死亡尤其是婴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3平均期望寿命迅速提高，在同类别国家和地区中位居前列；4 医疗费用比较低。5 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医疗保障“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城市人口和８５％的农村人口，这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
    中国医疗在80年代中末期开始随着改革滑坡，随着我们的医疗体制改革，我们的农村合作化医疗几乎解体！！！ 使得改革的城市不满意，农村也不满意。医生也不满意，百姓不满意的效果

    我国2002年我国卫生总费用5084.2亿元，占GDP的5.3%，但是这笔开支的63％是由患者个人承担的，人均403元。然而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排序中，我国仅排在第144位，远比人均GDP不如我国的埃及（63）、印尼（92）、伊拉克（103）、印度（112）、巴基斯坦（122）、苏丹（134）等国还低
    2000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在对全球191个成员国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做出量化评估后，对这些国家的卫生绩效进行了排名，该组织得出的一个令人极为震惊的结论是，中国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位居尼泊尔、越南之后，排名188位，倒数第四，与巴西，缅甸和塞拉利昂等国一起排在最后，被列为卫生系统“财务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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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如前所述，基本医疗服务，是政府必须承担的普遍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这甚至不仅是现代社会的共识，古今中外，包括封建王朝在内的政府都知道动用国家资源防止疫情，在疫情到来时政府出手免费提供医疗和药品。有兴趣的网友可以搜下古今中外的政府在医疗问题上的做法，大量事例在此不再赘述。
    2、迟至60年代末，才提出为农村提供普遍医疗服务，也就是说，建国20年，没有提供普遍医疗服务。!
    3、农村合作化医疗，成为了70年代政府为农村提供的普遍医疗服务——这是成绩，但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这是政府本来该干的事，而不是某老人家给中国人民的恩赐，更何况这恩赐远远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程度。
    4、所谓联合国认为是奇迹，我没有查到相关资料，姑且认为是真的——即便是真的，联合国认为是奇迹的，也不是我们提供了农村合作化医疗，这真的没什么可夸耀的，而是用了极少的钱实现了普遍医疗服务

    5、用了极少的钱实现了普遍医疗服务，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普遍医疗服务好？质量高？只能说明，我们的农村合作化医疗投入少、水平低下。

    6、农村合作化医疗的实际情况又是如何？“赤脚医生”这个词汇大家应该听说过吧，什么是赤脚医生，实质上就是在当地，也就是村里，找一个相对有点文化（在没有实行普遍基础教育的年代，基本上认字就算有文化，小学毕业已经是知识分子高学历了）的人，进行医疗知识短训，就能给人看病的“医生”。诚然，有这个赤脚医生总比没有好，但是，这也足以证明我们的农村合作化医疗的水平到底如何，这同样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而是在没有医疗资源的前提下的急就章，注定是临时性的补救措施，但我们却把这个当做成功经验和光辉业绩。
  7、实际上虽说是提供了农村合作化医疗，但在极低的资金投入和极低的医疗水平下，农民得了病，仍然得不到有效的医疗服务。相关事例汗牛充栋，谁要是能告诉你在当年，农民得了病就能看，得了大病就能治，还不用花钱，你替我啐他。——这里我举一个例子，说明在文革我们卫生现实到底如何，大家可以推想在那个年代中国广大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真实图景：中医也有消极的东西，吃了饭不能吃冷的，吃了这不吃那，……我不相信那一套。极少数的东西是不能吃的，主要还是增强体质。如果这样就大众化了。我国卫生工作既不能学资本主义，也不能学修正主义，要走我们自己的道路，真正马克斯主义的。让卫生成为人人的常识，成为人民的习惯。肥皂最好不用，肥皂并不好。你们年青人不懂，主席就不用肥皂，我是从主席那里学来的。我就不常用，不是必需品，牙膏也是一样不一定用，农民也不用牙膏，不一定坏牙多，坏牙的城市的人多，很多是退化。打破卫生的许多迷信，你们好好讨论一下，把老爷部打破。（1967.12.10 周恩来李先念接见卫生系统有关代表的讲话） 一个连肥皂和牙膏都不能提供的公共卫生体系提供的“公费医疗”今天的80后、90后谁敢享用？

    8、人口寿命、婴儿死亡率等，是硬指标，纵向比，我们确实在飞速进步，但是必须看到，这几个硬指标在同时期的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在飞速进步。人类发展不是匀速的，1945年之后展开的当代史中，人口寿命、婴儿死亡率等指标的飞速进步，是全人类的共通特征。这绝不仅仅是普遍医疗服务的结果。有普遍医疗服务的原因，但绝不仅仅是这个原因。把人口寿命、婴儿死亡率全部当做普遍医疗服务的成果，逻辑不通。

    9、农村的合作化医疗是如此，那城市呢？现在进入所谓公费医疗的分析。首先，所谓公费医疗，并非全民公费医疗，公费医疗同样有等级之分，也就是说，所谓的公费医疗并非像80后、90后所想象的那样，所有国民，哪怕是所有城市人口，都能够得到公费医疗，所谓的公费医疗，特指“干部”身份的医疗制度，也就是说，公费医疗并非政府提供的基础医疗服务，而是特权医疗，是特供的。

      10、除了所谓公费医疗外，还有劳保制度，这个劳保制度里面也有医疗保障，但这同样是是等级医疗制度，劳保是特指“工人”身份的医疗制度。等级制度是典型的封建制度，不再赘述，劳保待遇比公费待遇就差很多——所谓工人阶级在文革期间就当家做主，地位高涨的谎言在此问题上一戳即穿——为行文方便，下文提到公费医疗包括了劳保制度。有数据说具备公费医疗资格者仅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七。
    11、公费医疗既然是少数人的特权，也就必然导致了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一家人有一个人是公费医疗，于是全家人就都用这一个人的名字看病吃药。这是医疗特权制度下的必然结果。其衍生的后果是，全民弄虚作假，全民说瞎话。

    12、公费医疗是不是就能够实现80后、90后假想的在文革的公费医疗制度下，人们就能看病不花钱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制度性安排——声明，我没有仔细研究公费医疗制度，党政机关的公费医疗大约是财政出的，但是，企业的公费医疗的钱不是政府花的，不是政府的财政支出，而是企业单位自己花的。也就是说，你能不能享受不花钱看病，完全看企业能不能给你报销。我相信，即便是党政机关的公费医疗，也存在报不了销的实际情况。到了80年代90年代，这种制度的积弊暴露无遗。大家可以问问父母，或者是对90年代还有些记忆的话，看完病报不了销，是常态。
    13、政府没有提供普遍医疗服务，没有投入应该投入的资金等资源，导致的是医疗资源匮乏，看病难并非今天的专利，在文革期间，看病难以另外一种形态展现出来，没有好医院，没有好医生，没有高质量的诊断和高质量的治疗，没有满足需求的药品和治疗手段。70年代末，“以往医疗卫生体制的弊端可以说已经尽显。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短缺，当时“看病难、住院雅、手术难”已经成为大问题。各个医院都是“病满为患”，在城市的大医院里，一般人不托关系“走后门”，要想看上病看好病基本不可能；二是医院的经营管理混乱，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医院办社会”，负担沉重，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也大成问题。”（《回放20年失败的中国医改路程》2005年第10期《中国改革》），这个方面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大家可以问家长。还是举个边缘例子来供大家推演那个年代公费医疗的真实图景：在那个年代，病假条都是稀缺产品，开病假条是需要走后门的。

    最后，重申一下我的观点，提供普遍医疗服务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公费医疗不是普遍医疗服务，更实现不了人们所设想政府应该达到的服务水平。与此对应的是，改革开放后的医疗改革将普遍医疗服务推向市场方向是错误的，这带来的大量的问题。政府的普遍医疗服务必须继续改革，但不是重新回到文革，重新回到特权医疗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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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工作机会
    这个问题的提出，与上述住房、医疗问题一样，有着强大的现实背景。随着生育高峰的来临，就业压力成为常态。尤其是大学扩招以来，众多的大学生毕业后找工作难，找好工作更难的现实让大家对传说中的国家正式分配工作心存向往。
   但是，非常遗憾的告诉大家，所谓的国家正式分配工作一说，同样是镜花雪月，同样是当今的人们或有意或无意地描述出来的文革谎言（揭穿这个谎言相对更容易些，估计能省点力气。）

    1、在一个国家高度垄断经济的社会，在一个计划经济时代，根本不存在就业市场，一切指望国家，也就是说，你想自己找工作都找不了。

    2、所谓的分配工作并非人人都能分配工作，更不是人人有工作，而是恰恰相反。与上述住房、医疗的问题一样，事实上，国家分配工作，是特权分配工作，是等级分配工作。如果你出身不好，你在就学、就业、就医等方面就要低人一等。再次强调一遍，等级制度就是封建。此外，封建的还有世袭制，工作岗位的世袭制——现今人们对现在揭发出来的官二代也能当官报以极大愤怒，但殊不知，在改革开放前，连普通工人的工作都可能是世袭的，“顶替”、“接班”等词汇就是说这个事的。
    3、就算你进入了国家可以分配工作的等级，国家也没有那么多工作岗位给你。
    4、上山下乡运动，无论学界有着怎样的认识分歧，但对于这个运动一部分的实质是解决城市就业人口压力并无争论。一个国家负责分配工作的社会，一个国家不允许自己找工作的社会，国家在解决不了就业问题的时候，把几千万就业人口发配到农村成为农民，用成语形容，叫做令人发指。

   5、以上山下乡运动拖延解决的就业问题，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爆发。

    6、解决就业问题的，是以民营经济为绝对主力的小微企业，在今天，已经占到90%的就业人口。事实证明，计划经济解决不了工作岗位的分配，市场经济能够解决。

    7、改革开放后羞羞答答开始承认中国也存在“失业”，让人们误以为只有改革开放后中国才出现失业，才有就业问题。
    8、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话题是女性就业问题。文革期间，女性就业确实实现了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与男性的平等。但是，这是在绝对平均主义映射下的就业平等，是罔顾女性生理特点和男女性别差异以及男女性别差异带来的社会分工不同的基础上带来的就业平等。这种平等并非真正的妇女解放，而是给妇女解放和妇女权益保护带来了巨大的负面作用。妇女的工资要比同级别男性低，妇女在经期、孕产期、哺乳期得不到相应的照顾等等问题大量出现。

henry2000888

原题：《文革的中国照样等级森严——我看文革？之一》，作者：姜莱

现在文革在网上炒得很热，可在老姜看来，网上发表的不少关于文革的文章，无论是批判文革的，还是赞美文革的，犯有大而不当毛病的不少。这些文章着眼的主要是文革中出现的大事件，各种大的政治活动，一波一波的政治动荡，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花招，却对文革中国的社会结构鲜有涉及，更缺乏社会学层面的实证分析。政治事件、式样和花招是什么？是一场政治运动在水面上荡出的浪花和水泡，至于这些水花泡沫是否真正冲击了一个社会的深层结构，很少有人说到点子上。

我之所以扯出社会结构来，是因为文革自诩是一场革命，而革命是什么？就是改变社会的结构。至于改变的范围有多大，程度有多深，那是另一回事儿。文革虽然榜上了文化两个字，可按照毛的意思，无非是说：第一，这场革命首先从文化领域开始；第二，革命的手段是文的，而不是武力，或者如马克思所言，是批判的武器，不是武器的批判，除此之外，在毛的心中，文革就与文化扯不上边了，它就是一场社会革命。顺便说说，毛发动这场革命的目的，至少从他公开的言论看，是一场自我革命，他要改变的是自己建立起来的，已“严重脱离群众”、已丧失“社会公平”、“站到了劳动人民的对立面”、由“官老爷”把持的“变修”了的官僚结构。

毛做到了这一点吗？没有做到，他的力也没有朝这个方向使，似乎走的是另一个方向。结果，一场文革下来，官僚体制并没有打破，社会等级仍然存在，而且被强化了。

现在有些左派人士，他们在那里天天说文革的好话，其中有一条理由，就是文革创造了社会平等的奇迹，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了，农民尤其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了主。可我要说的是，这不是事实，这是黑色幽默。文革制造了一大堆的农民尤其是工人当家作主的政治泡沫，这事儿没错，可在实质上，在文革期间，中国“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提高，他们仍是中国社会中身份最低贱的阶层，在很多方面，他们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一群，其低贱的社会身份认同并没有被削弱，更没有被剔除，反而进一步被强化和固化了。

我先说说农民。农民总是“劳动人民”吧？可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纸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却把这些“劳动人民”打入了另册。从此伊始，在神奇的中国，农民这个概念就不仅仅指的是一种职业了，它还表示一种社会身份，并且是中国除刑事犯罪人员之外的最低贱的一种身份。说当时的中国农民身份低贱，我不是在作一种价值判断，而是在陈述一种残酷的事实。又因为它是一种事实，所以，在最最革命的文革时代，农民被当成下等人看待，也就成了当时的一种社会共识，大家心知肚明，只是不说出来而已。即使是那些成天把农民当成伟大的“劳动人民”挂在嘴上的当权者，骨子里也没把农民当回事儿，更不可能把他们看成与自己平等的社会成员。那时的人犯了罪或“政治错误”，又不打算判他们的刑，往往就会遣送到农村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这些农民的当家人、“劳动人民”的领导者心中，农民生存的农村，不就是一座巨大的准劳改农场吗？

农民是一种身份，不准进城谋生，不准在城里找工作，不准在城市长期居住，他们要想到城市走走看看，唯一的合法理由就是走亲访友。农民中也有极少数的人进城找了工作，实现了鲤鱼跳龙门的梦想，主要是两条路，或者参军，退伍时侥幸碰上了企业招工，或者自己的母亲在乡下，可父亲却是城镇职工，父亲退休后顶了职。除此之外，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身份，难于登火星。

农民不能在城市生活，只能以走亲访友的名义在城市短暂停留，这不是文革期间的创新，文革以前就这样了。这种身份歧视是野蛮的，更与执政者标榜的理念南辕北撤。但文革前的中国农民，虽然也无法摆脱自己低贱的身份，他们偶尔想以探亲的名义去城里走走时，却好呆不算太难。他们动了这个念头，只需选择农闲季节，跟生产队请个假，就能成行了。可文革期间的农民，他们想办成这种事儿，除了请假之外，还得上生产大队去开证明，他们只有怀揣这种证明，才能坐上车，住上旅店，才能在自己亲戚家安心住下。我不否认文革期间，中国农民也过了一段逍遥日子，这期间的农民，可能不仅能随便进城探亲，还能参与城里的造反，浩浩荡荡的进城喊口号刷标语。但这段时间非常短，也就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到1967年上半年止。过了这段时间，农民就仍是农民，进城得开证明。我有次去舅舅家玩，就看过他收藏的一张1968年去看望我母亲的证明。这种张由他所在的生产大队开具的证明上，写有舅舅的姓名、性别、年龄、所属生产队、出身、政治面貌，出行目的地，出行原因，出行时间等。一群中国农民，只有怀揣一纸这样的证明，才能离开自己的家门，才能外出看望自己的亲人，你还说他们在这个国家当了家做了主，胡扯罢。我还要说的是，文革修宪时，干脆把迁徒自由这一条也给取消了。

文革期间，农民没多少自由，他们的民生总有所改善吧？也没有任何改善。文革十年，给农民整体性减过税吗？没这回事儿；取消过农业税吗？更是天方夜谭；给农民发过什么补贴吗？做你的美梦去吧。相反，在经历过50年代末的饥荒，66年前短暂的一两年的休养生息之后，一进入文革时期，当权者又加紧了对农民的搜刮，对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业实物税的征收，在“备战备荒”的借口下，几乎逼近了农民养家糊口的极限。整个文革期间，中国农民不但贫穷，而且总体而言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

农民不行，工人老大哥总可以吧？文革十年，不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十年吗？这也是大忽悠。不错，文革中的中国工人，是有点“地位社会”，但那是相对于农民和城市无业人员而言的；况且工人对农民的这点“优越性”，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农民的生存状况不断恶化凸显出来的。50年代初期，中国的农民还有自由，温饱不成问题，许多农民就不愿进城当工人。后来农民的日子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工人老大哥就成了香饽饽。但除了农民和城市无业人员外，在城镇阶层中，当时的中国工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中国工人的低贱社会身份，并没有因为文革中震天价响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声，得到丝毫改善。

文革期间，中国实行的也是计划经济，“一大二公”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种体制下，挤进了体制内的人，包括工人，生活有基本保障，看病有公费医疗，不用担心失业，这些都是事实。但这种保障只能说是极低水平的，仅仅在生存线之上而已。根据这样一种低水平的保障，就推导出工人的社会地位有多高，实在有点夸张，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民生之窘迫——只要最低生存有了某种保障，就成了一种引以为傲的职业，还与社会地位的高低扯到了一起。至于说工人成了领导阶级，就更是扯淡，那时的中国工人，领导了什么？谁能说出哪怕一件事来？文革期间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只不过是一张画饼，永远在画上。

还要说的是，即使是工人老大哥的这点保障，也不是文革赐予的，这种计划经济下的低保障，文革前就存在了，存在十几年了，文革也没有给它增添任何东西。另一方面，工人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在体制内的地位是最低的。这种身份等级制虽然文革前就已存在，文革作为一场自诩的革命运动，却没有对它进行过任何形式的革命。

如同农民这个词，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工人这个概念也有双重含义：它既是一种职业，也指称一种身份。作为一种身份的代称，在计划体制内，工人是与国家干部对应的一个概念，并且它的社会等级低于国家干部。在计划体制内，中国人也是分等级的，这种等级不是由收入区分的，也与人的工作职务或职业不完全对应，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纯社会身份的区别，是社会等级制度的产物。在体制内的这种社会等级制中，工人处在最下端。


什么是国家干部？它指的是某些职业，又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儿，甚至主要不是指职业，而是某种社会地位或等级的指称。改革开放前的国家干部，包括了现在所说的国家公务员，又在企业内广泛存在。国家干部的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早期参加革命”的人，他们在1949年前，或者“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时“参加了革命”，构成了非技术类国家干部的主体；二是技术型知识分子，主要是大学毕业生。文革前，只要有一纸中专毕业文凭，基本上就会成为国家干部；文革后期，中专生贬了值，变成了可工可干的一群，许多人就做了工人。但大学（包括大专）生毕业就成为国家干部，这一条一直没有发生变化。

除“老革命”之外，国家干部的主要来源是大学毕业生。与此相对应的是，工人成了几乎世代相袭的一种身份。对于个人来说，如果他（她）是一位工人，又再没有机会读大学，这辈子更是很难荣升为国家干部，一辈子基本上就是工人身份了。

与这种身份或等级制相配套，在那时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着两个部门：劳动工资处（科）管理工人，负责工人的档案管理，工资的发放，工人工作职务的安排、调动和辞退等，人事处（科）则专管企业里的国家干部，被称为干部之家。

与农民有所不同，如果说在当时的语境中，农民这个词还具有实在的双重含义，既指人的职业，又涵盖了人的身份，那么工人的概念，则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人的身份，而职业含义则是次要的。由于这样，在当时的企业中便出现了一种怪相：一些大学毕业生，进了车间，下了矿洞，干起了工人的活儿，身份却是国家干部；而工人中那些当上了车间主任，技师，科长，甚至厂长矿长（通常是副职）的人，身份却仍然是工人。他们中的极少数人，碰上了好运气，或许能转成国家干部，但大部分人一辈子的身份就是工人。他们是工人，却当上了领导，职业是企业的管理者，就有了一个特殊的、不伦不类的称谓，叫做以工代干。

以工代干的意思，就是以工人的身份或名分，代理干部的活儿，身份是工人，职业或职务是干部。文革时期，这种不论不类的以工代干人员，更是构成了企业中低层管理人员的主体，原因是文革的很长一短时间里，大学停止了招生，大中专毕业生断了档，企业管理人员也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于是许多工人顶了上来，担任了车间主任、工段长、各科室的科员科长，甚至技术部门的负责人（这跟“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扯不上边）。以工代干满天飞，当时的统治者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突击搞过几次工人正式转干的活动，一部分以工代干的工人变成了国家干部。但终究大多数以工代干过的工人没碰上这种好福分，最后还是以工人的名义退了休。

这种事儿很重要吗？非常重要。尤其在文革那种重社会身份、政治地位、政治名声或虚荣的环境中，一个有“事业心”、抱负和追求的工人，能否奋斗成为国家干部，简直可以决定此人一生的成败感。在一大二公的体制下，国有与“集体”企业的工人和管理者都是体制内的人。但体制内中又有体制内，只有国家干部才是体制的中间力量，才是毛所说的“稳坐钓鱼船”所依托的那个核心阶层。就如一个特权家族，在这个家族内服务的所有人，包括被雇佣者、家奴等都属于该家族，但只有那些与该家族有血缘和姻缘关系的人，才是这个家族真正的主子。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工人，如果他们这辈子不能转型成为国家干部，充其量就只是体制内的被雇佣者和家奴，哪怕他们曾经代理过这个体制的某些管理类事务。

我父亲就是这种人。我父亲这个人，工作非常勤奋，能吃苦耐劳，他也因此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模也当过好多次，并在后来当上了企业的中层管理者，成为以工代干一族，直到他在劳动工资科而不是人事科以工人的身份退休。父亲以工代干，旗下却管着好几名国家干部。搞笑的是，这些人当中，有摘帽的右派，“帽子拿在群众手中”的准右派、右倾分子、坏分子等，这些人曾经属于地富反坏右之列，但因为没有判刑，也没有开除公职，又都有大中专毕业文凭，所以都是国家干部。父亲以工人的身份当领导，还是能管住这些国家干部的。这些人都有“政治污点”，平时都很低调，点头哈腰的，父亲也能因此产生一点点优越感。不过这种事儿终究不靠谱，关键时候就会露出马脚来。比如，那时经常有些“中央文件”传下来，这些文件都有传达的范围，哪些人有资格听到这些文件，哪些人没有，才真实反映出一个人当时的社会等级、身份和政治地位。其中有些文件，规定只传达到国家干部，这时就出现了尴尬的情景：当领导的父亲只是以工代干的工人，不能去听文件，那些准右派、右倾分子等，因为是国家干部，都跑去开会了。当然，山高皇帝远，有时企业的头儿也会做出变通，假装不知道国家干部是怎么回事儿，把父亲这类以工代干者也叫去听文件。但走进会场的父亲，看到那些国家干部们，早已正儿八经地聚集在一起，再听到“本文件传达至国家干部”之类的宣读词，心中终究不是滋味。

父亲也因为种种此类现象而终于顿悟了，晚年他回忆这段经历时，就多次对我们说：毛主席真聪明，他老人家把工人捧得高高的，又是带红花，又是发奖状，又是要我们到处做报告，但他还是把我们当成了外人，用过之后就不管了。结果，工人还是工人，干部还是干部，连右派这种人，只要没坐牢，也比我们强多了。父亲还说，这也能理解，现在修个桥要画图纸，造个机器要搞设计，会画图会设计的人，终究比我们强，毛主席为什么要重用我们，不重用他们？不怪毛主席，只怪自己没读书。大概因为这些事儿的刺激，父亲对我们的读书看得很重，一心希望姜家也能出几个知识分子。我现在读了一些书，成了知识分子，不能说与这些事儿无关。

应该说，这也是当时的工人们的普遍心态。中国的工人并不愚蠢，他们自己的身份值几斤几两，自己心里都有数；中国工人也很精明，他们虽然也懂得跟着时髦的政治口水走，把“工人阶级领导”也经常挂在嘴边，但脑子里想的却是另一码事儿。他们中的精英，希望能以工代干，最终还是希望去掉代字儿，凭一纸红头文件脱掉工人的外衣，转型为国家干部。文革后期，大学开始恢复招生，工农兵大学生成为香饽饽，为能被推荐上大学，走后门拉关系一时热火朝天。已经是工人阶级了，已经以工代干了，为什么还要争着读大学？热爱读书是假，借此脱掉领导阶级的外衣才是真。

再重复一下，无论是通过户籍制度把农民打入另册，或是把工人变成一种低等级的身份，都不是文革的创举，这些东西在文革之前，50年代中期之后就存在了。还要说的是，这些包含了明显的身份歧视、社会等级区分的制度，虽不是文革的创造，却是毛泽东的作品。国外没这些东西，中国几千年的王朝专制时代也没有这些东西。王朝时代，中国有些朝廷限制过农民抛弃土地，并进而限制农民离开故土，比如明王朝的一段时期。但古代朝廷这样做，主要还是为了防止土地荒废，朝廷税赋减少，身份歧视的因素不多，实际的限制也并不严厉。而50年代以来的这种身份区隔和限制，则创造了一种空前绝后、唯我独有的等级制度。尤其是在企业中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分成工人和国家干部，这种划分又与人的实际职业或职务脱钩，就成了一种赤裸裸的身份歧视。按照这种身份等级划分的逻辑，现在有些农民工（这种称呼本身也那个时代遗传下来的身份歧视的称谓）做了CEO、董事长、甚至私企的老板，是不是也该称他们为农民工CEO，农民工董事长，农民工资本家？



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与文革扯在一起？不为别的，就因为文革一直在吹牛皮，说这是一场革命；就因为现在还有些左派在胡侃文革，认定文革取消了特权，创造了社会平等的神话。其实文革根本没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根本没有去做这些事儿，它的的兴趣根本不在这里。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工人还是国家干部，与宏大叙事的革命相比，当然只是小事儿一桩。不过，这些虽是小事儿，却直观地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某种社会结构，凸显出这个国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革不是标榜要革特权的命吗？毛不是希望通过文革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吗？那么请从这些小事儿做起吧。尤其是在企业中搞出工人和国家干部两种身份来，这些身份又与人的实际职业和职务脱了节，已彻底沦为身份等级制度，就更该革它的命。这一制度既然已经沦为纯粹的身份等级制，改起来也不难，凭毛当时的冲天威望，他想取消之这一制度，动动它，更是举手之劳。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文革之风没吹到这件事上来。这种身份等级制不仅没有在文革的风暴中崩塌，反而以以工代干的形式发扬光大起来。有了这些事实，说文革是一场以追求社会平等为目标的革命，很难叫人相信。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ce321b0102dqpc.html

duduxiong

又是文革，又是腐败，henry2000888
你的“大字报”太厉害了，搞得我看其他人的帖子都没办法去了，换点其他的了。。。。。。

henry2000888

引用第30楼duduxiong于2012-09-26 15:33发表的 :
又是文革，又是腐败，henry2000888
你的“大字报”太厉害了，搞得我看其他人的帖子都没办法去了，换点其他的了。。。。。。

不是我的大字报，文革资料丰富，随手都是给那几个给文革美容吹捧文革小朋友的打脸的材料，这不能怪我的厉害，是文革太厉害了！


谈谈文革的文字狱（转帖）

http://whllt.taizhou.gov.cn/thread-559643-1-1.html

时光冲去了淋漓的鲜血，杀人者及其同谋居然昂起了头，振振有词地说道：“证据呢？证据在哪儿？”


文革的血腥味儿越来越淡了，以至于人们想举出“十几二十个”文字狱的冤案也感到困难。文革的天空变得阳光灿烂，数亿人所受的苦难都变成了美好的回忆，一切龌龊卑鄙的阴谋，被有些人当做“个案”轻轻抹去，说是要透过这些肮脏的现象看到其美好的本质。
文革的文字狱，果真是“个案”吗？俺为人们的健忘或故意遗忘感到悲哀。为了让年轻的朋友们多了解一点文革，以免被“阳光灿烂”所迷惑，俺不得不再谈谈文革的文字狱。
人们不该忘记，文革在它最初策划于密室的时候，就是从构筑文字狱开始的。历史学家吴晗的一部《海瑞罢官》，就是点燃文革罪恶之火的导火线。一部历史剧，居然需要由最高领导人与其夫人策划于密室，偷偷摸摸地找到姚文元这个笔杆子，数易其稿，并经最高领导人审阅多次，而这一切，都是瞒着中央政治局其他所有成员做的。吴晗，是文革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品。而中国最大的文字狱的制造者，就是那个使文革“阳光灿烂”的红太阳。
导火索已经点燃，文字狱一发而不可收，因为一部小说、一部戏、一部电影而获罪的作家、演员，简直数不胜数，而如今的人们居然都忘记了！
一部描写陕北红军革命斗争的小说《红河激浪》，被认为是歌颂了高岗，与此相关的作者、干部、甚至革命老区的普通群众，数千人陷入冤狱。
一部描写解放战争的小说《保卫延安》，因为该战役的指挥者是彭德怀，该小说也就成了“反党小说”。
陶铸写的杂文《太阳的光辉》，是用太阳的黑子影射伟大领袖也有缺点。
邓拓等人的《三家村夜话》，导致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小三家村”被批斗，其间有多少人被迫害致死，无以计数。
《早春二月》、《北国江南》、《七天七夜》、《逆风千里》、《红日》、《龙须沟》、《党的女儿》、《红旗谱》、……


一句话，文革初期的文坛，只剩下一部小说四部电影八个戏，此前的成千上万的文艺作品，都成了大毒草。请问，这种规模的文字狱，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可曾有过吗？最可悲又可笑的是，样板戏《红灯记》的原创者，因为有一句台词说李玉和爱喝酒，也被认为是丑化工人阶级形象而被打入冤狱，而《红灯记》本身倒成了江青等人表功的本钱。
俺这里只是举了一些众所周知的文字狱。至于小的文字狱，普通百姓的文字狱，那也仍然是数不胜数，俺自己亲眼所见的，也能随手举出一二十起。不过，这种举证太沉重，太压抑，只要没有人赞颂文革的“阳光灿烂”，俺自己也是不愿再提起的。当然，“灿烂”们即使面对这些事实，也仍然会狡辩说这些只是个案，比起八亿人民来，这些人还是少数。
俺就来说说八亿人民在文革文字狱中扮演的角色。
文革是一场灾难，这不仅是指它迫害了很多人，更重要的是这场运动激活了绝大多数国人心中的魔鬼，残忍、卑鄙的一面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人们可以冠冕堂皇地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为理由，任意地给别人罗织罪名、告密、殴打、污辱，这些都成了显示自己更革命的常用手段。文革的文字狱的受害者，不仅包括那些直接受害的人们，更包括那些学会害人的人们。每当俺看到论坛里有人义正辞严地把别人划为“反动派”“汉奸”的时候，俺就不禁想起文革。
中国人，学会反省吧，永远不要忘了文革，那是中国人历史上最丑恶的一页，那一页，是八亿人民在xxx的直接领导下共同书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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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词语：点水

动词。文革以前的社会史里也曾有使用，其释义为“指认着人告密”。多与黑帮、秘密社会的倾轧、复仇有关。含贬义。
  文革中指向某派群众组织告密，指认对立一派群众组织的头目、骨干或一般成员。主要发生在武斗的高峰期。点水人与被点水人之间多有私人嫌隙；但也有个别被派性观点冲昏头脑的普通知情人无私揭发，或至亲者大义灭亲的。
  与揭发的含义有近似处，但揭发的受理方一般指是单位行政领导，点水的受理方则特定是群众组织。前者的处理方式大致规范而可以预期，后者的处理方式则因不合常理、无法预期，具有更浓的恐怖色彩。点水还有一点与揭发不同：揭发的内容是被揭发者的言行，对被揭发者的处理往往要视受理者的判断、需要、安排而定。点水提供的仅仅是被点水人的行踪，点水者知道被点水者与受理者处于战时的敌对关系，因此他能够估计后续事件发生的大致方向，其预期是恶性故意的。揭发者的利益在于赢得政治积极的评语而占据有利地位，点水者不可能获得实际利益，其动机除了被派性蒙蔽的狂热外（提供情报真实），就是泄愤、借刀杀人（提供情报可能虚假）。
  点水的直接后果，可能导致被点水人遭到抓捕、羁押、殴打，极少数人甚至就因此致残、致死。羁押地点为群众组织的武斗据点。是一种法外施法的非法行为。抓捕、羁押的目的有：对对立一派群众组织的对等报复措施，用作交换己方人员的人质；或，被点水人是对立一派群众组织的重要知情人员，通过羁押和非法审讯获取情报，并从心理上打击对方。因此，它带有某种军事谋略色彩，希望借此取得力量对比上有利于己方的变化，是武斗的准战争性质的一种反映、折射。而武斗的准战争性质本身，决定了对抗的极端性——非常规、非理性，甚至轻视生命、虐杀生命，成为战争铁血理性的组成部分。
  所以，事情的结局往往又是点水人最初无法完全预见的。
  据重庆红卫兵墓园101号墓鲍积贞之女1992年4月5日回忆，她父亲抗战内迁厂的八级技工，并未参加派性组织（是否有观点？回忆中未提及），却被点水抓走并毒打致死（是否不承认参加派性组织，被认作不老实而加倍拷打？）。家人当即投诉到派出所，点水主谋者被逮捕、判刑。[注]

  [注]死者居住地为一派群众组织的占领区，公检法还能勉强维持运转，红卫兵也配合执法。所以点水者（可能涉及诬告情节）受到了惩罚。反映了非常时期司法状况的一个侧影。埋在红卫兵墓地，是否红卫兵组织的一种赔偿措施？不得而知。

  （参考资料：陈晓文《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老y_73947《写给天国里的父亲》，“原文化城” 2005-03-29 http://www.yuanct.com/article/re ... =35687&typeid=4）


http://zhongkao.zxxk.com/Article/0512/11881.shtml

muntzer

这位名叫henry2000888　的，最近一直在茶社涮屏，看来心理有问题了。

建议管理员对其劝告，以免扰乱论坛。

hsq2516941

引用第27楼水中央于2012-09-26 14:12发表的 :

心态扭曲成这个样子，还在这嘶哑嘶哑地！

  文革期间，毛的很多决定都是在书房里，穿着睡衣，把死党招呼过来决定的。

.......

这样说太偏激了。。。。。
如果毛不当权，如何能实现自己的主张？
倒过来，要是别人当权，中国社会又将如何？毛的命运又将如何，其它人的命运又将如何？
中国的命运又将如何？

水中央

楼上，有话直说。
只不过是揭开那层所谓伟大崇高的伪装罢了。
你的回复无非是适者生存的政治达尔文主义罢了。和我殊途同归——破除迷信。

hsq2516941

引用第34楼水中央于2012-09-26 19:23发表的 :
楼上，有话直说。
只不过是揭开那层所谓伟大崇高的伪装罢了。
你的回复无非是适者生存的政治达尔文主义罢了。和我殊途同归——破除迷信。

在我的认识中，迷信是早就破除了！但是不能为了破除迷信，而只见一叶，不见森林！对问题更应该全面的来看，这样才利于更好的破除迷信！也能防止破除了一个迷信，而进入另一个迷信而迷途。。。。

水中央

远未破除，楼上兄弟！
差远了！这个我想你明白。

hsq2516941

引用第36楼水中央于2012-09-26 20:02发表的 :
远未破除，楼上兄弟！
差远了！这个我想你明白。

正的，反的都看过！包括那本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但是看过之后，他的有些想法，我并不赞同，我有了自己的想法。。。。不再迷信任何××。。。。。。。（不再迷信任何××，这是不是又是另一种迷信的开始。。。切，懒得管了。。）

风云007

最近都咋了，大过节的，烽烟四起啊

xcaogu

引用第22楼henry2000888于2012-09-26 12:57发表的 :


是你的眼睛有问题，别自作多情给你的所谓美化文革做传销了！


.......

建议你转发的这个文章的作者先把左派和民族主义分清楚吧。有些基本概念都不清楚的东西，实在懒得看懒得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