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看园地腐败

oliven

园地也是小社会，

既然是小社会，也或明或暗的存在各种腐败，

徇私情滥用职权评分评威望，有的帖子很用心很不错却不评分评威，有的帖子没啥内容却毫不吝啬大把的评分评威，

滥用职权处罚违规会员------熟人朋友违规视而不见，生人违规“一丝不苟”，

名人（知名ID）犯法，不敢处罚得罪，草民犯规大棒伺候、严惩不贷、毫不留情面，

俗话说得好柿子还是捡软的捏，自我反省下有没有？有没有啊？？

henry2000888

文革中腐败也很严重：权钱交易普遍存在

http://history.huanqiu.com/china/2012-09/3098890.html

环球网重磅文章！

“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这是国内国外许多人都感叹的事情。“文革”在中国，这不用解释。“文革学”在国外，则是说，对“文革”的资料收集、整理，对“文革”从各个方面进行的研究，海外不少相关机构，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在海外，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关于“文革”的书籍问世。而在祖国大陆，对“文革”的研究可谓还未真正开始。我们自己不产生研究“文革”的书，海外研究“文革”的书，一般人也看不到。对于“文革”，人们是越来越无知了。

　　在对“文革”越来越无知的同时，是对“文革”的越来越美化。这些年，美化“文革”的言论时有所见，几乎成为一股潮流。在电子网络上，这种潮流表现得最明显，甚至愈来愈呈汹汹之势。说“文革”时期有着真正的“民主”，是时常听到的一种言论。“文革”开始时，我也开始记事。我的中小学教育基本上是在“文革”期间完成的。对“文革”，我总算还有些切身了解。而对“民主”，我也不妨说有些基本的理论知识。说“文革”期间有真正的“民主”，对我来说，就等于说冰雪池中有荷花灿烂，火焰山上有玫瑰飘香；就等于说一条泥鳅在放声高歌，一只盐水鸭在展翅飞翔。这种说法因过于荒谬，迷惑性还不算太大。而另一种美化“文革”的言论，迷惑性就要大得多。

　　“文革”期间是没有腐败的，“文革”时期的官员都是很清廉的，“文革”是“最本质的反腐”:这就是那种更具有迷惑性的言论。腐败源于权力的不受监督和约束。如果说，在“文革”前，权力没有有效的监督和约束，那在“文革”时期，造反派夺得了权力后，这权力就更不被监督和约束了。判断腐败严重的程度，主要不是看官员受贿的绝对数额有多大，或者说，主要不是看权钱交易的绝对“交易额”如何，而要看社会普遍的物质生活状况与受贿金额、与权钱交易的“交易额”是一种怎样的比例。数百万元的腐败案，今天已司空见惯；数千万元的受贿，也不能让人有丝毫惊讶。超过亿元的权钱交易，这几年也数度见闻。这种规模的腐败，在“文革”时期当然不可能普遍。这首先是因为“文革”时期整个社会在物质上都是极其匮乏的。一群强盗闯入一贫困之家，将室内最后一枚铁钉都拔走，但全部所得也不过几百元；另一群强盗闯入一富豪之宅，只拣黄金美玉等值钱的拿，一般东西则看不上眼，但全部所得也有数十万元:你决不能在这两群强盗之间分出道德上的优劣；你决不能说闯入贫困之家的强盗因只抢得数百元，便在道德上比闯入富豪之宅的强盗高尚千万倍。而在一定意义上，“文革”期间的腐败官员，就像闯入那贫困之家的强盗，而今日的腐败官员，闯入的则是富豪之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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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期间，我生活在最底层的乡村。我的记忆告诉我，“权钱交易”在“文革”期间是普遍存在的。我至今仍然忘不了的，是“文革”后期一位公社副书记对我父亲说过的一番话。他说:“要办事情，就要学会送东西。送他东西，难道是在疼他？还不是在疼自己！”这番话令我父亲有醍醐灌顶之感。办事情要“送”，这一点我父亲当然早已懂得。但“还不是疼自己！”这道理，父亲此前似乎一直没悟透。“还不是疼自己！”———那时在公社中学教书的父亲，以为这真是至理名言。一般人，在行贿时，多少都有一点心理障碍，尤其刚开始干这种勾当，事前事后，心里都会很别扭。但“还不是疼自己！”这句话，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除行贿的心理障碍、消解行贿的心中别扭。有位小说家前几年写了一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名为《启蒙时代》。如果把让人对任何一种道理的懂得，都视作是“启蒙”，那么，在“文革”期间懂得了“还不是疼自己！”的父亲，也可谓是被这位公社副书记进行了“行贿启蒙”。被“启蒙”的父亲，此后多次以赞赏的口气对我讲解着“还不是疼自己！”的道理。所以，我也是在“文革”期间就接受了“行贿教育”的。在此后的几十年中，父亲对“还不是疼自己！”这句话的鹦鹉学舌，在某些人生关头，总在我耳边响起。但因为心中的障碍和别扭过于坚固和强烈，“还不是疼自己！”这道理，都被我以“我可以不疼自己！”所抵挡。如果说对他人的“送”，是因为要“疼自己”，那么，我不“疼自己”不就完了吗！然而，前些年父亲重病，从这家医院转到那家医院，我也就给这个医生送完红包，又给那个送。这时候，耳边响起的是这样的声音:“你可以不疼自己，但你却不能不疼自己的父亲！”我想，我可以拿自己的名利赌气，却不能拿父亲的生命撒野。———这样想后，便硬起头皮，怀揣信封去找医生。每一次，都不像是去“送”，倒像是去“偷”。从“还不是疼自己！”到“我不能不疼父亲！”，说到底，还是“文革”期间接受的“行贿教育”在起作用。

　　“文革”期间城市的情形，我没有切身感受。但城市一定有城市的腐败方式。在农村，那时候，县以下是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政权”。农民们每天面对的是生产队的队长。队长，在那时候的农村，是有着极大权威的。生产队的一切事情，都由他说了算。一个本来还算老实本分的人，当起了队长、掌握了统御全队的绝对权力，就会变得骄横起来。而再刚烈的人，在队长的威权面前，也不得不俯首帖耳。因为队长“官”虽不大，却有整个国家的“专政机器”在为他撑腰。敢与队长较劲，敢违队长之命，就意味着是在对整个国家政权挑战，最终，肯定成为“阶级敌人”。我所非常熟悉的那个生产队，就形成了这样的“规矩”:任何一家来了客人，都要请队长陪客；甚至家里有了匠人，也要请队长作陪。来了客人，家里有了匠人，桌上的菜当然要好一些。所谓请队长来“陪”，当然是请他来享用这自己也舍不得动筷的好菜。这队长还不是“队长”时，是滴酒不沾的。当了队长后，硬是让家家户户“请”成了一个酒瘾极大者。酒瘾极大的队长，每喝必醉。醉了则大发酒疯。那时上海产的“飞马牌”香烟，是仅次于“大前门”的好烟。队长在醉后，往往嘴里叼着“飞马”，将一个汉子按倒，跨上去，屁股上下颠动着，叼着烟的嘴，连声喊着:“飞马、飞马……”有时候，伏在地上的，就是请他来吃喝的人。每当这时，最兴奋的是孩子们。对于他们来说，这是难得的娱乐。

　　最初，是有人为巴结队长而请其“陪客”。有人开了头，别的人家就得跟上。当绝大部分人家都有客必请队长陪时，那最不情愿的人家，也不得不遵从已然形成的“规矩”。得罪了队长，那就等于穿着湿衣服过日子，没片刻舒服。队长要找你的茬，那太容易了。一次，一群孩子，手里拿着种棉花的小铁铲，走在田埂上。他们玩的是捉黄鳝的游戏，这是一种古老的游戏，一代代孩子都玩过。他们还没有动手，队长远远望见后跑了过来，将其中一个孩子手中的铁铲夺下，扔进不远处的池塘；又屈起两指，在这孩子头上敲了两个凿栗，然后扬长而去。走了几步，回过头说:“田坝都让你搞坏了！”不理会其他孩子，只对这个孩子下手，令所有的孩子都一脸惶惑。这孩子回家后将此事告诉父亲，父亲默然不语。父亲知道，一定是在某件事上得罪队长了。

　　父亲想的当然不是找队长讨说法。他想的是以怎样的方式赔罪。只在孩子身上撒气，说明得罪得并不严重，要赔罪该不难。下次请队长陪客时，多敬几杯酒也就可以了吧。可怜的农民们，请队长吃饭，当然也是一种贿赂。这是一种“权吃关系”。这种“权吃关系”，确实与今日惯见的腐败大为不同。从“请吃”的农民角度说，以这种方式向队长行贿，并不是为了从队长那里得到什么，而是为了不得到什么:不得到骚扰、刁难、迫害。从“吃请”的队长角度说，以这种方式受贿，作为回报，不是要为对方做什么，而只需不对对方做什么:不在集体干活时对对方家的人鸡蛋里找骨头，不在派工时刻意为难折磨对方家的人，不在对方的孩子和女人身上动粗……行贿而仅仅是为了避祸，这可以称之为防御性行贿。这种防御性行贿，在今天也仍然存在，但在“文革”期间却普遍得多。


　其实有许多文学作品，不同程度地揭示过“文革”期间的腐败。1979年问世的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揭露的“文革”期间的腐败现象，不也堪称触目惊心吗？王守信，一个县燃料公司的经理兼支部书记，从1971年11月到1978年6月，贪污了五十余万元。那时候，月薪五十几元，就是高工资了。五十余万元，也相当于今日的数千万元吧？贪污来的钱，王守信并没有都落入自家腰包，相当一部分用于向上级部门行贿。王守信利用权和钱，编织了一张腐败之网。这也说明，腐败，在那个时候，也是极其普遍的现象。同样是1979年问世的高晓声的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也让人看到“文革”期间的官员是怎样对百姓巧取豪夺的。今天的一些人，他们之所以认为“文革”期间没有腐败，是以为那时的“群众造反”是有效的反腐方式。这真是天大的误会。“造反派”在夺得权力后，在敛财渔色上往往更肆无忌惮，更穷凶极恶。“文革”期间的“群众造反”，本质上也是一种阿Q式的“革命”。阿Q如果以“造反”的方式成了未庄的主宰，他将怎样夺取财物和女人，已由他自己做了预告。而“文革”期间以“造反”的方式夺得了大大小小的权力者，正是大大小小的“革命”成功了的阿Q。报告文学《人妖之间》中的王守信，就是靠“造反”起家的。小说《李顺大造屋》中的那个公社砖瓦厂的“文革主任”，也是靠“造反”夺得权力的。如果说王守信到1971年才开始他的“贪腐事业”，那《李顺大造屋》中的这个“文革主任”，则是一朝权在手，便把利来谋了。为了让那些美化“文革”的人明白那时候的“造反派”是什么货色，我还是照抄小说中的几段:

　　李顺大想得太落后了，在文明的时代里，文明的人是无需使用那野蛮手段的。有一个造反派的头头，在光天化日之下，腰里插着手枪，肩上挂着红宝书（引按:“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今天一些歌颂“文革”的后生，恐怕未必知道。）由生产队长陪同，到李顺大家做客来了。原来他是公社砖瓦厂的文革主任，很讲义气，知道李顺大要造房子买不到砖，特地跑来帮助解决困难。他大骂了一通走资派刘清不替贫下中农谋利益，现在则轮到他来当救世主了，只要李顺大拿出二百一十七元钱来，他负责代买一万块砖头，下个月就可以提货。这话说得过分漂亮，原是值得怀疑的。但李顺大却认为，彼此都住同一大队，虽然没有交情，也三天两头见面，从前也不曾听说过这人有什么劣迹，现在出来革命，总也想做点好事，不见得马上就骗人。况且又是生产队长同来的，还有枪有红宝书，真是讲交情有交情，讲信仰有信仰，讲威势有威势，李顺大虽然当过三次逃兵，还没有经过这种软硬兼施的场面，心一吓，面一软，双手颤颤数出了二百一十七。

　　到了下个月，大概本来是可以提货的，想不到李顺大交了厄运，被公社专政机关请去了，要他交代几件事:一、你当过三次反动兵，快把枪交出来；二、交代反动言行（例如他说过“楼房不及平房适用，电话坏了修不起”的话，就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

　　后来的事情就不用说了，那是人人皆知的。他自己出来后也没有多言。不过有两点颇有性格，第一是他吃不消喊救命的时候，是砖瓦厂的文革主任解了他的围。作为报答，事后私下商议从此不再提起那二百一十七。第二是关押他的那间房子造得相当牢固，他平生第一次详细地在那里研究了建筑学，对自己将来要造的屋，有了非常清楚的轮廓。

　　从“土改”时始，李顺大的全部生活目标，就是造几间属于自己的屋。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节俭，到“大跃进”开始时，备齐了可造几间房子的材料，却都被充了公:砖头被拿去造炼铁炉，木料被拿去制推土车。“大跃进”过后，李顺大开始了新一轮的节俭。有了上次的教训，这次李顺大不再积攒实物，只是存蓄现金，等到钱备齐了一下子把材料买来，马上造屋。一分、二分地存；一角、二角地蓄。到“文革”开始时，李顺大又备齐了可造几间屋的钱，却什么也买不到了；却买什么都要“走后门”了。用小说中的话说，那时，许多生活必需品，都是“大官送上门，小官开后门，老百姓求别人”。正是看到了李顺大急于造屋却买不到材料，那个砖瓦厂的“文革主任”才用亦骗亦抢的流氓手段，从李顺大手中弄去了那笔买砖的钱。“文革主任”钱到手后，便串通公社“专政机关”，对李顺大关押拷打；待到李顺大“吃不消”时，他再来“解围”。这样做，就是让李顺大从此不提钱和砖的事。

　　在生活必需品紧缺的年代，送上一定分量的这类物品，往往就是有效的贿赂。粮食、鸡蛋、食油、老母鸡这几样，是我们那里农民“文革”期间用于贿赂的主要东西。送人母鸡的情形比较少。母鸡被称为“小银行”。在那年代，农民的日常开销，都指望着母鸡生蛋。尤其是每日都必不可省的吃盐和点灯，要完全靠卖鸡蛋维持。每个大队的小卖部，代国家收购鸡蛋。那时候，国家收购农民的生猪和鸡蛋，多多益善，据说是拿去换外汇。农民自家养的猪，是不能随意宰杀的。杀自家的猪，像后来多生孩子一样，要有“指标”，要先期获得批准。在获得“指标”的同时，要向国家交税，所以农民都把这叫做“裁税”。要杀猪须先“裁税”。不“裁税”而杀猪，公安局就会来抓人。其实，农民杀猪，是并不卖肉的。总是家中要办婚事，才申请杀猪指标。婚事都定在腊月里，逼近年根时办。农民家里，通常都只养一头猪，多了没东西喂。正月里把小猪买回，腊月里卖出。年底要办婚事的人家，则老早就开始争取年底杀猪的指标。我所非常熟悉的那个生产队，几十户人家，每年腊月也就一家人家杀猪。


　自家养的猪，必须卖给国家，价格由国家定；自家养的猪，经批准后，杀了，要给亲戚们送点肉，余下的，就留着办喜事和过年，并不卖出一两，却仍然必须向国家交税———于此也可看出那时国家是怎样剥夺农民的。杀猪没办法瞒人，所以国家可以控制。我相信，如果吃鸡蛋国家也能控制，那时也会控制的。但实在无法制定一项禁止农民吃自家鸡蛋的法令。所以农民如果把自家的鸡蛋都留着自家吃，并不卖给国家，国家也无可奈何。但实际上，农民是很少吃鸡蛋的。来了客人时，会蒸个鸡蛋羹，那也是一个鸡蛋加上一碗水。我一直纳闷的是，国家那时在我们那里收购鸡蛋，是不论斤而论个的:无论大小，一律六分钱一个。那时，火柴二分钱一盒；食盐一角五分一斤；煤油三角五分一斤；猪肉七角三分一斤；最便宜的香烟，八分钱一盒。六分钱，并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吃一个鸡蛋，就等于吃下六分钱啊，人们怎么舍得？鸡蛋是母鸡所产，所以农民也不会轻易用母鸡送礼。但在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求人时，也会送上两只母鸡。接受母鸡的人家，也并不吃，而是养着，让鸡下蛋。送母鸡虽不是送现金，但也相当于现金了。在一般情况下，农民求人办事，是送上一篮子鸡蛋、一担稻子、数斤菜油。在食物紧缺、营养普遍不良的年代，其价值，也不亚于今日厚厚的一个信封了。

　　1982年问世的路遥的小说《人生》，其中的主人公高加林，本来是大队小学的民办教师，后来被大队支书的儿子所取代。高加林因此痛不欲生。小学是大队的小学；大队是支书的大队；民办教师的报酬由大队支付，也就是由支书支付。大队书记的儿子要当民办教师，普通农民的儿子高加林当然就只能让位。那时候，城市知青被称为下放知青，农村的孩子读完初中或高中后被称为回乡知青。下放知青日思夜想的是“上调”，即到城里工作。对于回乡知青来说，能在大队小学当个民办教师，就是很幸运的事了。如果能在公社中学当个民办教师，那就是天大的幸运了。要能有如此好运，就要向有权决定此事者“送”。往往是要送许多次，才有可能如愿以偿。如愿以偿后，并不能就不再“送”。有权给你这职位的人，也能够随时请你卷铺盖走人。为了保住这职位，就得持之以恒地“送”。回乡知青多而民办教师的职位少，那就看谁家“送”得多“送”得勤了。参军，也是那时农村青年的一条出路。要能穿上军装，当然也得“送”。虽然那时是普遍穷困的，但也有比较宽裕和更为寒窘之别。只有那种比较宽裕一点的人家，才有可能“送”。因此，当民办教师、参军一类事，是与那种寒窘之家无缘的。寒窘之家可以没有非分之想，但却免不了会有人生病。一有人生病，也就得破些额外之财。那时农村有所谓“赤脚医生”，一个大队一个。现在有些人对“文革”时期农村的“赤脚医生”大唱赞歌，是十分可笑的。“赤脚医生”本身是农民，只懂得一点非常皮毛的医学知识。他们往往是从泥田里上来，背起药箱就去给人看病治病。如果能够做严格的统计，“文革”期间“赤脚医生”治坏了的人，肯定比治好了的人多；治死了的人，肯定比治活了的人多。我以为，“赤脚医生”完全是反智主义的产物，体现的是对科学的极端蔑视。“赤脚医生”上门诊治，理论上是毋须付诊费的。这也是现在有些人歌颂“赤脚医生”的一个理由。但实际上，却并没有这么清白。我所很熟悉的那个“赤脚医生”，因为懂得了一点卫生知识，知道有些病会传染，所以从来不碰人家的茶碗。他到人家家里来，也就是送个药、打个针，几分钟的事，却必定要吃人家一些东西。通常的情形是，在他来时，一碗面条已经煮好，上面再加一两个鸡蛋。待他拿完药或打完针，就把面条端上。他也毫不推辞。坐下、吃完、走人。如果不这样招待，下次要请他，就难了。我每看见他并非吃饭时间在人家家里慢条斯理地吃饭，都有一种怪异的感觉。令这个大队所有人不解的是:他嫌人家茶脏，怎么就不怕人家饭脏呢？

　　“文革”期间，大队开始有了手扶拖拉机。当手扶拖拉机买回时，颇引起些兴奋和议论。这是那时农村拥有的最现代化的东西了。“文革”期间，每个大队都办起了所谓“林场”。

　　我们那里并非林区，充其量有些丘陵。办林场的目的，我以为其实是为了把分散在生产队的下乡知青集中起来，由大队统一管理。下乡知青分散在各生产队，问题太多。而要把全大队的下乡知青集中起来，就得有个依托。林场，就是这样一个依托。全大队的下乡知青都集中到林场，大队派一个人当场长。这实际上是把下乡知青与贫下中农相分离。林场里的知青，在场长带领下，除了种树，也种些瓜果之类。当大队有了手扶拖拉机时，大队书记便派拖拉机，把林场出产的东西，一车一车地往公社书记家拉。那时，大队也没有什么集体经济，弄台拖拉机，其实是没什么用场的。用它来送礼，就是最大的用场了。

　　1984年问世的阿城小说《棋王》，其中的上海知青倪斌，为了能“上调”到地区文教部门，把祖传的一副明代乌木棋送给了地区文教书记。这还不够，倪斌还写信回家，叫寄些字画来。说“文革”时期没有腐败的人，其实只要去问问那时的下乡知青，就会知道自己有多么荒谬。下乡知青日间思、夜里想的，是“上调”。“上调”的名额非常紧张，竞争是很激烈的。要得到这宝贵的名额，就得“送”，就得比别人多“送”。至于女知青，有时还得把自己的身体向那手里有名额者“送”。女知青被糟蹋的事，其实也有许多文学作品写到了。即便不是为了“上调”，即便仅仅是为了平时所派的活轻一点、所受的待遇好一点，也得“送”。家庭条件好一些的知青，可以常常请假不出工，就因为“送”得多。尤其是可以三天两头回家。如果每次从家里回来，都能“送”上可观的孝敬，当然是回得越多越好。我见过“下乡”几年却几乎都住在城里的知青。每年来一两次，住几天又回，却比别人更快地“上调”了。那原因，是尽人皆知的。

　　1972年，福建莆田的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知青在农村的生活状况。这是“文革”期间的著名事件。李庆霖信中说:“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xxx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说“文革”期间没有腐败的人，为“文革”大唱赞歌的人，动辄说别人把“文革”妖魔化。难道他们不知道李庆霖“告御状”的事？难道他们没有读过这封信？李庆霖就是吃了再多的豹子胆，也不敢对毛泽东说谎吧？

　　对“文革”的美化之所以几乎成为一种潮流，原因是多样的。这里难以细细分析。只说一点，那就是“文革”的真相被揭露得太少。歌颂“文革”的言论享有无穷的空间，想怎么歌颂就怎么歌颂；揭露“文革”、批判“文革”，总是受到限制、压制。———那些对现实不满的“文革”歌颂者，至少应该感谢“现实”给了他们尽情歌颂“文革”的自由吧？


http://history.huanqiu.com/china/2012-09/3098890.html

sirkem

净土是不存在的。。。

henry2000888

贪污腐败与文革教育

http://q.ifeng.com/group/article/175632.html


自言自语发表于 2011-02-15 17:19:37  凤凰锐评
贪污腐败是“文革”教育的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般般好，就是贪污腐败现象令人诟病，让老百姓恨之入骨。但很少有人想到，这种种腐败现象的社会基础，正是此前的十年文革所奠定；这种腐败的幼苗，正是生长在那个吹牛皮说大话、只教育别人不教育自己、自己无知却轻贱知识分子、多大的错误也绝不承认、一定要将自己身上丑陋转帖到别人身上，时时处处不忘表现自己英明伟大的畸形年代。
腐败的前提是权力的绝对化。靠《国际歌》来鼓动群众，以“大救星”的身份君临天下。一个人变成神开始，他的腐败也就开始了——这种腐败可能是金钱，也可能是特权，本质上是一样的，都将危害到民主、文明的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而由于这种绝对权力所导致的文革，则充满了虚伪、自私和野蛮。其整个过程，就是一个道德沦丧的过程——一方面是教导全民斗私批毫不利己，另一方面则是大张旗鼓地鼓动造反派不择手段造反夺权；人人想当官，个个想夺权，为了巩固地位而不惜同室操戈亲友相残。对这种现象耳濡目染甚至身体力行几十年，在没有长期有效制约的社会体制下，一朝权在手，腐败的后果是迟早的事情。
翻云覆雨、让人无所适从的世事风云，和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思想改造，当年学毛选、唱红歌、思想红、觉悟高的革命小将，正是当今的国家栋梁；也唯有他们，才最有资格腐败。我注意搜集了网上可以找到的大小贪官东窗事发时候的年龄特征（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信息的透明度所限，各年度的统计无法统一，有些只好略过）。
看看2006年2月网上的一份统计：
2004年贪官的平均年龄是49.5岁，2005年他们的平均年龄则是51.7岁——当年的49.5岁和51.7岁，用加减法就能算出，是出生在1953-1954年，全都是文革开始时候的十二三岁的孩子，并一路伴随文革成长起来的！他们的脑子里，按道理，本应该是装满了大公无私的革命理想的一代。
又据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间，共有35名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年均7人。其年龄特征，政府公务员，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如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出逃时年龄为59岁，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出逃时为58岁，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出逃时为57岁等；非政府公务员，大多处于30～50岁年龄段之间。
2003中纪委查处的十个腐败高官中，程维高，1933年生人；李嘉廷，不详；丛福奎，942年9月出生；潘广田，时年58岁；丛福奎，1942年出生；刘方仁，1936年1月生；王怀忠，时年56岁；刘克田，1951年出生。
再看2004、2005贪官涉案年龄数字统计：
涉案年龄 2004年 2005年
30岁以下 0% 1%
30-39岁 16% 4%
40-49岁 28% 27%
50-59岁 43% 44%
60-69岁 13% 23%
70岁以上 0% 1%
平均年龄 49.5岁 51.7岁
——50岁以上即经受过文革教育的占到了68%！
2006——2008年贪官涉案年龄，据法制晚报的粗略数字：2007年落马官员进行的数据统计中，共涉及案例51起，与2006年相比较，2007年落马贪官平均年龄下降1.7岁，为53.3岁。其中在51-55岁之间的人数14人，占总样本数的42.4%（56岁以上人数没有统计）。在2007年的统计数据中，贪官年龄仍然是51—55岁最为集中。2008年贪官平均年龄为50.8岁，六成集中在46到60岁，平均年龄比上年小两岁半。其中46-50岁、51-55岁、56-60岁的三个年龄段呈比较均衡的分布状态，均超过20%（51-55岁、56-60岁相加超过40%）。
而按照2009年07月19日人民网-人民论坛的统计，外逃贪官出逃时的年龄呈现行业特征，即：政府公务员，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如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出逃时年龄为59岁，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出逃时为58岁，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出逃时为57岁等。　
2010年，国家反腐败风暴中受到法律制裁的11名省部级高官（7名被判死缓，4名被判无期徒刑），年龄都在花甲之际，最小年龄的郑少东也已经53岁，米凤君年龄69岁。
这里还有一份2010年12月份的“23年来省部级高官腐败样本”（作者: 陈晓舒 徐 凯），汇集了1987年~2010年23年120名省部级高官的腐败样本。他们因违法违纪被查时，年龄最高者83岁，早已退休；年龄低者则不过48岁，于正得意时陨落。在同一样本中，对年龄有据可查者共116人，其中60岁~69岁区间为集中区域，比例占到近一半；小于54岁的占25.86％，大于70岁的占3.45％。
人民网反腐风云2010年中国官场回眸所列出的十大贪官：
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刘卓志，1953年12月生。
浙江省人大副主任张家盟，1956年7月生。
江西政协副主席、省统战部长宋晨光， 1952年12月出生。
江西省交通厅连出腐败案 原厅长蒲日新，1947年7月出生。
福建省林业厅厅长吴志明， 1956年11月出生。
衡水市委书记陈贵， 1956年10月生。
中山市市长李启红，女，汉族，1954年4月生。
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延河，1954年10月出生。
济南市政协原副主席刘子栋(正厅级)，1962年4月出生。
江苏省财政厅副厅长张美芳，女，1958年4月出生。
——只有济南市政协原副主席刘子栋是1962年4月出生，为文革期间的1969年前后入学。其余均为文革（1966年5月）前入学，属于伴随文革成长起来的一代或者更早。
最新的反腐数字则是：
2011年01月0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在北京召开新闻通气会，会上通报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工作情况：2010年1至12月，119527人受到党纪处分，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5098人。其中所点名的康日新、黄瑶、宋勇、李堂堂、许宗衡、张春江、宇仁录等大案要案，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正在立案检查的还有张家盟、宋晨光、刘卓志等违纪违法案件。
康日新，1953年8月出生。
黄瑶， 1948年4月生。
宋勇，1955年1月。
李堂堂，1954年12月生。
许宗衡，1955年7月生。
张春江，1958年7月出生。
宇仁录，1962年5月出生。
——仅宇仁录1962年5月出生，1969年（文革前期）前后入学。
2011年最新“入网”的：
原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董事长罗金保，现年55岁；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1955年6月出生；河南省交通厅长董永安，956年6月生（其先后落马的三位前任：曾锦城，1945年生于湖南；张昆桐，1942年生于北京；石发亮，1958年生于河南省）。全部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战斗洗礼”。
综合而言，地位越高，年龄越大，受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思想教育越深。而他们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曾是列于高位、夸夸其谈教育别人的人！本应该是满脑子大公无私的革命后代，却成了为害国家为害社会的大丑大恶。这一方面让人们产生了我们几十年来“思想教育”这味药能否治病的怀疑，另一个方面，也再次证明了“当今社会一切丑恶现象，都能在文革当年找到历史根源”的判断——正是当年无法无天却在高喊“毫不利己”、“斗私批修”，看似激进实为开历史倒车，听党的话却台上台下不知道党是谁，和以“人民”名义进行的种种“教育”，以及建国以来就存在的官员特权、行业特权等，埋下了当今社会腐败的种子；也正是由于这样一些人的示范作用，才有了此后不断低龄化的新的腐败现象的发生。

引用第1楼henry2000888于2012-09-26 12:07发表的 :
文革中腐败也很严重：权钱交易普遍存在

http://history.huanqiu.com/china/2012-09/3098890.html

环球网重磅文章！
.......

文革腐败还是现在腐败？文革权钱交易普遍存在还是现在权钱交易普遍存在？
henry去死吧。

henry2000888

文革批判之四

文革能反腐败吗？



http://bbs.ifeng.com/viewthread.php?tid=4245686



在怀念文革的人群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出于对当前现实的不满，尤其是对腐败现象的痛恨。在他们看来，文革时代非常清廉，要想根治腐败，就得用毛时代的方法，特别是文革群众运动的方法来反对腐败。事实果真如此吗？
有位朋友说得好：“如果毛时代真是那么清廉，那他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来反腐呢？！”事实上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在毛时代就很盛行，在文革刚爆发时为了打倒“当权派”而爆出了很多的猛料，官员们为自己的子女安排好的出路，享受各种各样的特供，为上级和自己修建大量行宫，等等事例让全国人民都开了回眼，原来腐败一直就存在！
那么用文革式的群众造反是否就解决了腐败呢？恰恰相反，腐败不是被减轻了，而是更为惊人，整个文革就是一场大腐败运动，从各个方面来看腐败情况都很普遍。
先讲政治上的腐败，无视国法党纪人事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公然违反宪法践踏公民的人权甚至连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导致国家无法可依、有法不依这不是腐败是什么？单凭领导人的一句话，象江青、王洪文之流就可以窃居高位，换到古代这都是不可想像的，汉武帝为了封妻弟李文利为侯还得让他去打仗，因为他要守“无功者不得封侯”的规矩！而文革则无需这样，一个人的上下全由他一人说了算，想提拔就把副科长王洪文放到国家副主席的位置上，想打击就可无视国法无视人民的志愿把一大批人才打入地狱！这种风气由上而下层层相传，多少只会打砸抢的文革干将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多少仁人志士治国良才进牛棚入大牢？只要看一看文革中大批知识分子就可知道，这对国家造成的损失有多大？绝不比今天任用一个贪官小嘛！
再讲经济上的腐败，的确因为商品经济不发达国家又闭关锁国，文革中的腐败分子没有象如今一样贪污大量现金，但在其他方面他们的作为一样恶心！文革干将康生就贪污了大量的文物归于己有，有的是用抄家的方式从人家家里抢来的，有的则是从国家仓库中直接夺过来的，他贪污的方式比如今受贿者有过之无不及。革命极左派不收礼，只用抢就行了，整个一强盗作为。王洪文“坐直升机”得意无比，最喜欢打猎的他到处打猎，仅进口猎枪就有好几十把，甚至因其打猎而误了向毛汇报工作。至于江青攻击人家是“买办和洋奴”，自己却进口大量洋玩意使用，在庐山开会时为了给她消暑省里只好临时从香港进口空调。至于地方上的各级革委会主任、大队干部，有多少是利用职权为亲人安排工作，收取烟酒礼品，霸占知青妇女的？各位自己去看看相关书籍，数量小不了！
整个国家人们的传统美德、美好信仰、道德诚信在文革中遭到了巨大的损坏！“拉关系、走后门”这类词语可不是在改革后才发明的，而是在文革中就流传甚广了。当年就连去商店卖点糖，去肉点卖点肉，都要和营业员拉点关系，不然当年卖肉的地位何至于高于专家教授呢？！
这些全都发生在文革之中，改革之后不过是延续了其中一部分腐败罢了，只是因为商品经济导致腐败数额变大，变得更让人民一目了然，才让人产生腐败比文革中多得多的感觉。
事实告诉人们，文革并不能治腐败，靠造反并不能杀尽贪官，无非是一帮别有用心者借此上台罢了，等他们上了台一样的贪污！反腐要靠法治，要用合理的制度去约束当权者，而不能以“打倒一批－提拔一批－再打倒一批”这种恶性循环来治腐败！
文革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企图以不停的造反来反官僚、反修，而事实上破坏法制、破坏道德的结果是腐败更为猖狂了！所以不得不提出文革每隔几年就要再来一次的说法。
现在有的人是不清楚情况，误以为文革形式可以反腐，这一类人只需多了解一下历史就可走出误区。而另一类人则是别有用心的欺骗人民，打着反腐的牌子企图在下一次造反中得利。假如这些人真的掌权了，真的就不会腐败吗？！谁又能约束他们？！

henry2000888

反思文革(19)：毛泽东时代的特权与腐败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241442.html

柯云路

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新星》《芙蓉国》；最新出版作品：《中国孩子成功法》《婚恋潜规则》《破译疾病密码》 《柯云路文集》柯云路信箱：keyunlu@vip.sina.com

“血统论”和“出身等级制”是当代中国最腐朽、最落后的观念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大的糟粕之一。它是长达两千年的封建主义社会中等级制度、世袭制度哺育出来的巨大传统观念。这一观念渗透整个中华民族，也渗透着共产党。作为一种积淀，作为一种心理模式，这样的传统文化深深储存在民族的潜意识中。文化大革命只不过给了它表现的机会。回顾文化大革命的这一页历史，我们要说：那曾经是每一个中国人都难以逃脱的重大社会事实。那个时代愚昧的耀武扬威和愚昧的怯懦恭顺更是今天的中国人需要对自己进行的灵魂的洗刷。

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极端十年》
—精华选载(19)—

四　“血统论”与“联动”的社会、文化背景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简称北航附中）出身干部家庭的红卫兵，贴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着重要“历史地位”的对联。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这副对联一出现，立刻引起了支持和反对两种不同意见的激烈辩论，写对联的一方则耀武扬威地把这副对联称为“鬼见愁”。
8月1日晚，北航附中的学生将对联贴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航空学院、人民大学、地质学院等北京主要的高等院校，当天晚上就在所有张贴该对联的大学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些院校围绕着这副对联的辩论一直持续到午夜。
对于这个政治性极为敏感的爆炸性动态，中央文革迅速作出了反应。8月2日凌晨，陈伯达便接见了辩论双方的代表，指出对联“不全面”，并建议把它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然而，中央文革的权威与思想说服工作并不能平息和改变被这副“鬼见愁”对联唤发出的强烈的“血统论”情绪。就在8月2日下午，北航附中组织了近千名出身革命干部、革命军人以及工人、贫下中农的学生到清华大学游行，高呼“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口号，与清华校园的造反派学生发生激烈冲突，并引发了清华大学关于对联问题的两派不同意见的大辩论。
这副对联所发动的“血统论”思潮，疾风暴雨般扩展到北京所有的高等院校及中等学校，很多学校开始成立“干部子弟协会”，“贫下中农子弟协会”，“工人子弟协会”乃至“工农革干子弟协会”，有的干脆就成立了“贫协”。
对联的出现无疑冲击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在“传统”的既得利益中产生出的“阶级路线”，已经成为毛泽东、中央文革推动政治大革命的障碍。于是，就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和干涉的措施，当然，声音显得犹豫和温和。
8月6日，在对联思潮的席卷下，部分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对联大会，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领导成员出席了大会。在这个所谓的辩论会上，“血统论”的观点极为嚣张，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需要借助红卫兵革命造反行动的江青，只能继续扮演一个爱护学生运动的领导形象，并一再重申陈伯达提出的对对联的修改方案，那就是“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在这里，显示了毛泽东、中央文革与红卫兵运动双边关系中对立的一面。
“血统论”思潮在这副纲领性对联的带领下，冲向社会，冲向全国。一时间，革命干部子弟都穿上了父辈的绿军装，佩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以无比自豪与骄傲的姿态明确地标榜出自己血统的高贵。这种装束成了蔓延全国的出身革命干部的红卫兵时尚。
1966年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学生谭力夫等人贴出了题目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将对联中含有的政治内容理论化了。他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副对联当做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
谭力夫的讲话以其富有鼓动性的雄辩口才及鲜明强烈的“阶级感情”而成为一个迅速辐射全国的文本，不仅各地持有相同观点的红卫兵以传单、大字报的方式广泛传抄、张贴，甚至一些省市的负责人也认为这是一个水平很高的讲话，数万、数十万地印刷和发放。“血统论”迅速在全国“政策化”。很多地方住旅店、上火车、进商店，首先要自报家庭出身。
特别是在刚刚开始的大串连运动中，红五类的家庭出身是真正有效的通行证。在上海、长沙、天津等城市，一切火车站的出口都有红卫兵把守，对前来串连的学生，第一件事就是查出身。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子弟热烈欢迎。黑七类，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的子弟，坚决不让出站，甚至予以扣压，强行遣返。在“血统论”最猖獗的一些学校，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特别是所谓“黑五类”、“黑七类”或者“黑九类”出身的学生，完全在红五类学生的管辖之下。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成了运动的对象。
这种明显干扰文化大革命政治进程的思潮，势必遭到文革派力量的反对。在9月、10月、11月、12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反动”的“血统论”遭到了大规模的批判。实际上，“血统论”在这一时期的泛滥已确实属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之一了，它已成为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支青年进卫军。
在中央文革的策划下，大、中学校举行了全市性的大规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批判大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批判“鬼见愁”对联及其所代表的“血统论”。
正是在这种批判中，文化大革命将矛头越来越深入地触及到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高中层一大批领导干部。
“血统论”的反文革政治倾向终于显示出来了。红卫兵已经不再把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首长请到辩论会上，期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了，有的只是明显对立的政治意识。
1966年11月27日，一批以“血统论”为主要思想基础的革命干部子弟在北京大学附中秘密策划成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随之在老红卫兵的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秘密串连，并于12月5日发布了成立宣言。这个宣言的文字如下：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
本委员会誓死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为了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备施行必要的行动。
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得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夺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
它，威胁着我们！
只有一条道路，拉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先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革命的权力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的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一切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从这一天起，在文化大革命中名噪一时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正式成立了。
这个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红卫兵组织，立刻显示出他们“联合行动”的政治能量。他们对抗当时正在进行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及传单等对抗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行动。他们的大标语“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刽子手三司”等布满京城。当他们受到公安部的镇压时，又于12月多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捕的“联动”成员。
1967年元旦，部分“联动”成员策划了一个更为极端的政治行为。他们以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市委革干子弟，国务院、大人常委会革干子弟，中国人民解放军帅、将、校革干子弟，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干子弟，十六省省市委革干部分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中央秘字003，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该《通告》宣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的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种反动造反组织。
3，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4，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勇敢的领导干部。”
《通告》全面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纲领，也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典型的反文革纲领。它所发出的政治声音，把矛头直指毛泽东和中央文革。
在这个《通告》中，还宣告了一个典型的高干子弟性质的组织路线。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
（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
（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这个极端的、毫不讲任何“策略”的纲领，不过在更典型的意义上注释了“联动”的政治性质。它的组织路线也以极端的方式注释了“鬼见愁”对联揭开的“血统论”思潮的实质。
在这里，让我们伸出历史的笔触，写下必要的分析文字：
一，我们在上一章分析红卫兵运动时，曾指出红色特权是早期红卫兵的社会思潮基础之一。早期的红卫兵（跟随清华附中红卫兵最先成立起来的一些中学红卫兵组织）与后来广义的红卫兵概念不同。这些被称为“老红卫兵”的红卫兵是以革命干部子弟为核心的红五类子弟的特权组织。红色特权不仅是其思潮基础之一，而且可以说是其最主要的基础。无论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无论是对所谓共产主义思想的忠诚，无论是要当毛泽东路线的小卫兵的青春热诚，都是外在的。最终，切身的利益决定一切。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清醒地看出，在早期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掩盖着多少不同的现实利益。对此，毛泽东大概没有足够的预料。
二，“联动”同“全红总”一样，是我们分析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个案。它和“全红总”同样说明，决定不同社会势力政治态度的最主要因素，是切身的利益。就学生运动而言，因为他们并没有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所以，他们通常不是以直接的个人经济利益（工资、待遇、福利等）内容表现出来，因此，往往显得更政治化，更意识形态化，这是一切学生运动的共有特征。
在社会大动乱中，很多阶级都会提出与他们的阶级地位和经济利益直接相关的裸露的要求，惟有学生运动常常表现为纯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
然而，对学生运动更要分析。
一方面，他们容易感应大的历史潮流，例如，在民族受到压迫时，他们率先感应民族抗争的情绪，当一个时代的腐朽政治压迫社会进步时，他们率先感染社会要求进步的潮流，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运动往往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而且全社会化，常常很难看出他们各自的社会阶级地位与切身利益要求；另一方面，他们同样有着非常切身的、现实的利益驱动，只不过这需要一个过程才能更充分地显露，通过分析才能够有分别地揭示。
三，如同“联动”一样，像蒯大富这样一些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学生，一方面他们是在为一种所谓革命政治奋斗，这不过是卷入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潮流；另一方面，他们各自都有着非常具体的切身利益。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表演，本质上被切身利益所驱动。离开了切身利益这个基础，他们一天都坚持不下来。
四，在批判“联动”、“血统论”的过程中，有着特别强大的政治力量。
1967年1月31日，《红旗》杂志在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曾明确指出：“联动”是反革命组织，“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当时，不仅对“联动”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批判，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律围剿，抓捕了一批“联动”成员。直到1967年4月22日，毛泽东出于策略的考虑，亲自下令释放“联动”分子。
之所以对“联动”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政治围剿：
第一，是整个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的需要，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央文革集团的政治需要。不打倒联动，任其扩张，就可能形成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
第二，这也是社会上各种造反派势力的需要。这个需要和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既是一件事，又是两件事。
所谓是一件事，就是一切造反派势力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炮打司令部”的时候，面前都有一个直接的障碍，就是“联动”势力。不冲破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难以进行。
所谓又是两件事，就是这和造反派队伍中有很多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相关。出于他们的家庭出身，出于他们的政治地位、个人前途等一些根本性的切身利益，他们无疑有着批判“血统论”的强大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对“血统论”的批判要比对刘少奇的批判有着大得多的战斗冲动，甚至有一种直接反对“阶级压迫”的阶级性含于其中。此外，在造反派队伍中还有一些出身工人、农民的红五类学生，他们对“联动”高干子弟的特权优越感同样有某种程度的对立情绪，这种情绪有时甚至比那些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更为强烈。这些都汇入了批判“血统论”、“联动”的斗争之中。
五，被对联激发起来、又被“联动”所注释了的“血统论”，确实有着极为现实的利益基础，而且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既得利益性质的政治思潮。这不仅高度政治化地显示为“联动”要打倒中央文革的政治纲领，还特别社会化、阶级化地表现为早期红卫兵的社会行动。
当早期的红卫兵席卷学校，冲向社会，“破四旧”、“立四新”时，我们看到了两个特别具体的进攻方向：一个，就是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等一系列早已被共产党打倒的敌人；另一个，就是指向教育、老师、知识和文化。在学校中，毒打教师的主要是他们，在社会上，毒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又主要是他们。至于摧毁各种文化，“破四旧”的核心力量还是他们。这里暴露出了以农民出身为多数的共产党在掌握了政权之后内部相当一些人的一种政治倾向，就是对知识、对文化的恐惧和敌视。这种倾向曾经是毛泽东得以领导全党进行1957年反右斗争的政治基础，也是毛泽东得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同盟军。
正是由于毛泽东不断号召的对“资产阶级”文化、艺术、教育、学术权威的反对与批判，才使得党内一大批从农民出身的、对现代文明有恐惧感和敌视感的干部队伍对文化大革命保持某种理解和接受。特别是当文化大革命初期只批判学校内的“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时，他们尤其能够理解和接受。
这也是早期红卫兵与毛泽东的共识；当他们以“联动”的方式站到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时，不过说明毛泽东的政治斗争又向纵深推进了。回顾红卫兵从“破四旧”到“联动”的发展过程，这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联系。
六，“血统论”是当代中国最腐朽、最落后的观念之一，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大的糟粕之一。它是长达两千年的封建主义社会中等级制度、世袭制度哺育出来的巨大传统观念。这一观念渗透整个中华民族，也渗透着共产党。作为一种积淀，作为一种心理模式，这样的传统文化深深储存在民族的潜意识中，文化大革命只不过给了它表现的机会。
现在，文化大革命早已过去，中国的历史也翻过了“血统论”这一页。中国的历史似乎也翻过了恐惧和敌视知识、文化的一页。当社会的政治领域在逐渐知识化，而生活又给人们超越家庭出身提供了比较均等的机会时，回顾文化大革命，不过使我们更加感到历史进步的可贵。

五　遇罗克的《出身论》与当代中国“出身等级制”的灭亡

在考察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血统论”时，还必须考察与之相对立出现的遇罗克的《出身论》。
在文化大革命的青年运动中，遇罗克是最值得纪念的人物之一。1966年12月，正当“血统论”猖狂蔓延时，二十四岁的北京青年遇罗克写出了针锋相对的文章《出身论》，以署名“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传单方式张贴在北京一些公共场所。
针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出身论》针锋相对地指出：“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他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的影响。”从这种直接的论述出发，他还更加深入围绕着“血统论”和《出身论》的斗争，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对文化大革命中涉及到的各种重大问题提出了尖锐的、与众不同的论述。他在表述观点时的勇敢与彻底，也给人一种极端的印象。
《出身论》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全文刊登《出身论》的学生小报《中学文革报》更把遇罗克这个名字连同《出身论》这篇文章广泛地传播到社会上。因为它触动了“血统论”强大的势力，也附合了受“血统论”压迫的广大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的利益和情绪，一时间其影响大有奇峰凸起之势。
由于《出身论》在论及文化大革命涉及到的重大社会问题时所做的大胆的、带有极端意味的论述，它被中央文革认为是与“血统论”相对立的另一个异端。如果说“血统论”在右的方向上干扰了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认定，《出身论》是从极“左”的方向干扰了文化大革命。听任《出身论》的思潮泛滥，也是对文化大革命及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威胁。因此，对遇罗克及《出身论》实行了及时的镇压。好在他只是一个人，远没有“血统论”那样广大的政治背景，所以，对他的打击是十分迅速的。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在公开场合指出：《《出身论》》是“反动文章”，从政治上对《出身论》做出了宣判。1968年，公安部门以“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集团”为罪名，将遇罗克逮捕，并对他多次批斗、公审，于1970年3月5日对其执行死刑。
十多年后的1980年，《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被平反昭雪。
今天，我们在思索中翻回这一页。不能不看到，出身问题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最重大的社会事实之一，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刻的透视。
一，可以说，出身问题在当时就是一个“等级”问题，就是一个社会地位高下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阶级问题。当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谭力夫说要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变为“自觉的阶级路线”时，其实它已经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初成为了阶级路线，只不过是做了而没有明确说出而已。
阶级原本的含义是非常明确的。由于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由于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就有了阶级的划分。因为阶级的不同，就有立场的不同，这无疑是真理。当地主、富农、资本家在原来的地位中进行经济剥削时，他们是剥削阶级是毫无疑问的。
当他们被剥夺了，成为普通劳动者时，他们在新的社会经济关系中无疑已是新的阶级了。至于他们怀念旧的社会，某些人在政治上的反动，是另外一回事。只要他们在新的生产关系中以新的面貌劳动生存，就应该取得新的阶级成分。是农民就是农民，是工人就是工人。
如果由于对历史的阶级判定，在新的社会劳动中加以歧视，使得他们支付同样的劳动，却不能得到与其他农民、工人同样的报酬，这种歧视的经济含义，倒使他们具备了新的阶级意义，那时，他们就可能不是剥削者，而是被剥削者了。
出身于地、富或者还包括反、坏、右家庭的子女，长期受到社会的歧视，这种歧视不仅表现为社会政治地位的低下，还表现为在同样的劳动支出下不能得到与出身好的人同样的报酬，其社会地位的低下也已经带有新的阶级意味了。
在中国一些年的不正常社会生活中，出身问题是一个带有阶级性质的问题，是一个给相当一些人带来特权、又给相当一些人带来卑贱与不平等的重大社会存在。这是曾经对每一个中国人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问题，在一些年内甚至是对一个人影响最大的问题。需要用阶级分析的眼光透视这个中国当代生活中的重大现象，并且对其做出新的论述。
在对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分析中，我们看到，出身几乎是文化大革命中影响一个人政治态度的重大因素之一。只要对出身问题稍做探究，就能够看清文化大革命中各种各样的红卫兵组织、工人农民组织中某些政治差异的根源。
二，让我们看看出身问题如何成为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的一种“等级制度”。它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民主、民族革命时期，共产党内、军队内讲出身，是不言而喻的，那时的政治态度和出身确实有比较直接的关系。讲成分而又不惟成分，大概多少可以代表那时比较完整的“阶级路线”。我们要考察的是，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发生的事情。
作为对民主、民族革命的直接延续，出身问题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依然是直接的政治问题。被剥夺的地主、富农及其他敌对分子，注定会有政治上的反对立场与情绪，他们的子女也肯定会受到影响，因此，讲究出身，在当时无疑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出身问题之所以被长期固定下来，又有其历史原因。
它首先被共产党面临的长期的阶级斗争固定了下来。
因为有抗美援朝等战争，有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可能性，因为1957年反右中暴露出来的阶级斗争，因为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阶级斗争”形势，这一切无论是由国际原因造成的，还是由共产党的政策错误（例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造成的，总之，共产党始终处在不安全的感觉之中，因此，便持续地进行阶级斗争。它始终需要将地、富、反、坏还有后来的右派固定在阶级斗争对象的范围内。由此必然产生推衍和株连：出身的划分永远地将这些敌人的后代打入另册。
其次，当出身的划分造成了社会地位的卑贱之分，由此也造成了各种各样的不平等之后，它又被在这种不平等中获得利益的人巩固下来。
出身使一些人失去了完整的、平等的权力，而使另一些人得到了超过平等权力的特殊权力，或者使某些已经获得特权的人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特权。那些在出身问题上的特权利益集团，必然会巩固“出身等级制”。
再往下分析，我们看到，“出身等级制”还被特权利益集团中对文化和知识的恐惧巩固下来。
当知识更多地掌握在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旧知识分子手中时，或者当那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旧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在学习上表现出某种优势时，那么，在出身上有优势而在文化知识上处劣势的特权利益倾向就尤其会强化“出身等级制”。在文化大革命中，某些出身红五类但学习不太好的学生，对那些出身不好而学习比较好的学生表现出强烈的蔑视和欺压。知识上的劣势，强化了特权上的优越感。这种心理平衡机制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十分充分。
再往下，出身等级制还被1957年形成的阶级斗争“传统”巩固下来。阶级斗争不仅作为一个具体的情势在巩固和强化“出身等级制”，而且还变成一种当代的传统观念在固定“出身等级制”。
接下来，我们看到，中国封建等级制度、世袭制度的文化传统，在固定中国当代生活中的出身等级制。传统文化的力量是潜在的，又是巨大的。
三，“出身等级制”是如何逐渐破解的呢？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
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政治的需要，对出身等级制度给予了最初的冲击。当“血统论”成为阻挡文革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巨大障碍时，毛泽东领导的文革派势力便首先展开了对“血统论”的批判。
在对“血统论”的批判中，出身等级制坚固的堤坝开始动摇。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很多出身非红五类的学生以及广大群众获得了加入造反派组织的平等政治权力。在随后一段时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身非红五类家庭的学生及群众无疑在继续运用自己获得的这个权力。因为这个权力得之不易，他们往往倍加珍惜。因为这个权力有可能得而复失，所以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常常表现得更勇敢。
当然，随着文化大革命发展，掌握了全部政权的毛泽东、林彪和江青已经不再需要造反派，如同他们在运动初期很快就不需要“血统论”基础上诞生的红卫兵一样。
但是，历史也很快抛弃了这些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林彪垮台了。毛泽东逝世了。江青被捕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中国当代逐步形成、又被固定了相当一些年的出身等级制也迅速地解体了。
因为阶级斗争理论的被否定，使得出身等级制的政治大前提消失了。因为现代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知识的优越性，任何出身等级制的歧视已经不能抹杀知识的地位了。因为改革开放政策，有海外关系的人纷纷从出身等级制的底层浮上来。因为与国际现代文明的接轨，各种社会的、文化的沟通使得家庭出身等级制丧失了意识形态条件。因为经济改革造成了经济成分的多样化，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了新的机会，带有强烈政治色彩、国家色彩的出身等级制，自然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当时间在改革中又走过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直到今天，这个社会的社会关系、阶级关系、政治关系早已发生了各种变化，出身等级制在新的社会潮流中不仅显得面目全非，甚至有些滑稽了，所以它消亡了。
然而，回顾文化大革命的这一页历史，我们却要说：那曾经是每一个中国人都难以逃脱的重大社会事实。它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留下的污垢或伤痕至今还深藏在记忆之中。那个时代愚昧的耀武扬威和愚昧的怯懦恭顺更是今天的中国人需要对自己进行的灵魂的洗刷。

引用第3楼henry2000888于2012-09-26 12:08发表的 :
贪污腐败与文革教育

http://q.ifeng.com/group/article/175632.html


.......

腐败是胡不作为和邓自己腐败造成的，腐败是中国千年的老问题，与文革有个毛关系。

oliven

引用第7楼shao2006于2012-09-26 12:23发表的 :

腐败是胡不作为和邓自己腐败造成的，腐败是中国千年的老问题，与文革有个毛关系。

不作为有时很可怕的，特别是当拥有大权的人不作为或选择性作为时，无异于助纣为虐！

引用第5楼henry2000888于2012-09-26 12:11发表的 :
文革批判之四

文革能反腐败吗？


.......

如真心反腐，以现在的全官皆腐，只有群众路线，国家主度是腐败的也要反腐有不对的吗？
文革的打抢和血统论是刘邓先搞的，不要搞混了。

henry2000888

引用第7楼shao2006于2012-09-26 12:23发表的 :

腐败是胡不作为和邓自己腐败造成的，腐败是中国千年的老问题，与文革有个毛关系。

揭秘(36)：文化大革命让中国“倒退”多少年

柯云路

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新星》《芙蓉国》；最新出版作品：《中国孩子成功法》《婚恋潜规则》《破译疾病密码》 《柯云路文集》柯云路信箱：keyunlu@vip.sina.com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0051176.html

同样经历了二战的创伤，在亚洲经济四小龙腾飞之时，中国却在搞“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使中国经济发展最起码落后了西方国家十几年。任何革命反对的都是现状。只有当反对现状的力量来自于明天新社会的萌动时，这个革命才会成为真正进步意义上的革命。如果在一场反对现状的“革命”中，只有一两面悬空的旗帜在呼喊明天，而其汇入的主要力量甚至全部力量都来自昨天的历史，那么，这个“革命”虽然同样摧毁了现状，但它不过造成历史的倒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代表明天与今天斗争，而只代表昨天与今天斗争。它所借助的革命力量，是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自给自足，自我封闭倾向，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绝对的领袖崇拜，和突破各种禁忌毁坏一切秩序的野蛮狂欢。

极端十年(33)：文化大革命让中国倒退多少年？

毛泽东需要在保证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前提下，务实地稳定和发展形势，因此，他必然是一手放开让邓小平去整顿；另一手放开让江青等人去宣传文化大革命。
1974年12月26日，正值毛泽东诞辰日，他在长沙接见周恩来的讲话中（周恩来与王洪文同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于12月23日－27日四次接见周恩来与王洪文。而12月26日这一天，他安排王洪文去韶山参观，单独接见了周恩来），还特别谈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毛泽东有关理论问题的谈话，后来便成为逐渐传达向全国的重要声音。他说：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在此之前，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曾讲过与此相关的话：“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毛泽东对周恩来谈话时所做的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加上了他会见丹麦首相时的讲话内容，很快成为一个在政治局和党中央传达的文本。
接着，这个声音又逐渐扩展开，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在《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精神。197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则发出了《关于学习毛泽东对理论问题指示的通知》，同时印发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全部指示。
这个发到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群众的中央通知中指出：“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紧接着，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汇编。在“编者按”中，向全国公布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这个谈话包括上面引用的毛泽东对周恩来及对丹麦首相的谈话。“编者按”最后说：“综上所述，集中一句话，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
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汇编中，共选取了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这其中，马克思的两段语录特别有代表性，能够为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供最有力的理论依据。马克思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52年3月5日）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1848年－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月－11月1日）
这两段语录（还有几条语录）讲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和它的历史任务，这是这个语录汇编的第一部分内容。
第二部分内容，则讲到按劳分配、商品制度、货币交换中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因此必须对其予以限制。
第三部分内容，讲到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不断地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无产阶级专政要与之斗争，并铲除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
三十三条语录中有一条列宁的论述，从他的名著《国家与革命》中摘录出来，使当时稍有理论修养的人都感到十分警醒。这是理论界过去不曾十分注意过的一段论述：“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
总之，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以“编者按”的形式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结合在一起，在1975年春的中国形成了十分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
中国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革命了几十年的国家，它的社会主义一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现在，当这个社会主义进行到文化大革命阶段时，毛泽东又追根寻源地公布了自己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确实有着十分强大的逻辑力量，当毛泽东将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实践结合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理论根源上时，他的文化大革命就表现出了似乎更加严整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在全党造成了巨大的理论统一力量。它使党的上层和整个知识界在理论上被笼罩，也给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以更加坚定不移的思想依据。
毛泽东一贯善于从政治思想的高度掌握全党、全军和全国。当他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同自己的论述一起拿出来时，他对文化大革命伟大意义的论证，无疑达到了最高水平。
邓小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整顿，也要以毛泽东有关理论问题的指示作为“三项指示为纲”的第一项，这表明一切务实的党内力量，也都不能对这样强大的理论思想表示异议。
毛泽东在生命临近倒数第二个年头时，还能做出如此清醒而有力的行动，来支持他的似乎难以维系的文化大革命，显示了他确实是一个天才。只不过，这个天才人物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陷入的巨大误区。
在往下的进程中，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以他们控制的意识形态阵地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的指示发挥开来，更有力地覆盖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975年3月1日，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了他的长篇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人民日报》全文刊载。这篇文章曾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并由毛泽东审阅批发。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理论任务，发挥了毛泽东指示的精神，他论述道：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列宁和毛主席的分析都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以便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缩小等级差别，逐步创造消灭这种差别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如果不是这样，相反地，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工人同志说得好：‘你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就要限制社会主义的发展，助长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这就是今天在苏联已经发生的复辟过程。”
当然，为了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造成资本主义既不能生存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姚文元文章的必然结论。
1975年4月1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及《人民日报》几乎同时发表了张春桥的长篇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的文章同姚文元的文章自然是一个理论思路，只不过似乎更“经典”一些。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像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着。”
“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可想而知的：“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姚文元、张春桥的文章以其“马列主义的理论色彩”，充分展开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讲话，并且更将它推向极端，对现实的中国发出了“全面专政”的强有力声音。
这个声音为在思想理论上摇摇欲坠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支撑，也为张春桥、姚文元本人增加了新的政治资本。两个人俨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在稍有理论修养的干部队伍及知识分子队伍中，加强了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
毛泽东发动的这一轮理论宣传大势，是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九个年头时，他做出的两大决定之一。这个决定如同太阳一般当空照耀，纲举目张，笼罩全国。在这个决定之下，另一个决定就是放邓小平出山，任其在铁路、钢铁等国民经济的大地上实行整顿。
这期间，邓小平的整顿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政治上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活动时有冲突。毛泽东对此都没有太在意。他也许相信，自己已经安排好了一个大局。当他把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的合理性给予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最有力的论证之后，一切务实主义的操作只能使天下更为太平。
八十二岁高龄的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所做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共产主义理论的论证，为我们透视这个带有巨大悲剧性的伟大革命家提供了最后一份有力素材：
一，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共产主义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新阶段在比较遥远的前方存在。它虽然是被私有观念占满大脑的绝大多数现代人无法想像的事情，然而，我们却要超出这个局限看到长远的未来。
正像在私有制中生活的人很难理解原始社会时期的“共产主义”一样，他们可能更加难以理解历史经过否定之否定，还有一个更高级状态的共产主义在前方等待我们。
二，然而，共产主义绝不产生于任何空想，绝不产生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邪恶与不合理的憎恶，绝不产生于各种性质浅薄的伦理道德理想；它产生于人类历史自身发展的机制。
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当生产关系这个框架不能容纳生产力这个奔突不已的怪物时，共产主义才真正具备出现的条件。
在那个时候，人类社会的全部经济行为包括与之相适应的全部政治行为、全部思想、文化及精神活动都不能容忍现状，又能找到取代现状的新方式时，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才有现实的可能性。新的生产关系及社会结构已经在动摇的旧的生产关系及社会结构中隐隐欲现时，向共产主义的变革才会成为现实。
三，倘若社会主义不是发生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超限度成熟的国家里，那么，这个社会主义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最高目标。特别是当它处在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优越于它的资本主义外部环境中，这个社会主义的全部现实生存需要和向未来发展的需要都尤其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自己的根本保证。
历史并没有给这样的社会主义开据保险单。社会主义能不能证明自己的生存能力和取得向未来发展的前途，惟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显示自己的优势。除此以外，任何理想主义色彩的所谓革命，都只有短期的意义，这种“革命”最终甚至会演化为畸形的保守力量。
四，这样，我们便在人类大的历史发展背景中看清了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真正地位。
当他将共产主义的理论与一个刚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度里夺取政权的革命嫁接在一起时，他忽略了历史自身发展的阶段性。他企图超越经济本身发展的阶段，在一个尚且“一穷二白”的国度里直接实施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
虽然他似乎也经常意识到这还需经过一个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然而，他把这个过渡阶段想得太简短了。当他于1957年及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已经表现出一次超越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共产主义空想。
他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则更是他的空想共产主义的大暴露。当他企图在这个历史阶段限制和取消商品经济、价值规律时，当他把这个历史阶段必须借助的经济政策当做革命的对象时，他完全违背了这个社会自身发展的规律。
这个社会并没有超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也并没有提供明天共产主义的现实性。因此，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代表明天与今天斗争，而恰恰是代表昨天与今天斗争。它所借助的革命力量，正是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自给自足、自我封闭倾向，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以及与此相关的绝对的领袖崇拜，和突破各种禁忌而实行毁坏一切秩序的野蛮狂欢。
任何革命反对的都是现状。只有当反对现状的力量来自于明天新社会的萌动时，这个革命才会成为真正进步意义上的革命。如果在一场反对现状的“革命”中，只有一两面悬空的旗帜似乎在呼喊明天，而其汇入的主要力量甚至全部力量都来自昨天的历史，那么，这个“革命”虽然同样摧毁了现状，但它不过造成历史的倒退。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无疑给了我们一个解剖的典型。
五，毛泽东本身的革命理想主义，常常蒙蔽了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实质的透视。要认识文化大革命，就要认识毛泽东。而认识毛泽东，就要认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都依靠了什么样的力量。
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了林彪、叶群集团，接着又看到了江青、张春桥集团。我们只要考察这两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部思想及行为，就能清清楚楚地看明白这些“革命力量”的性质。
他们是真正的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与国家不过是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为招牌。他们实际上是企图以一种更残酷的方式将全体劳动者的剩余价值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剥削阶级。
在他们的统治下，工人、农民及知识分子不仅将受到一般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还将在很大程度上丧失思想自由、政治自由乃至人身自由。他们将不仅离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越来越远，而且还要远离按劳分配，陷入超强政治全面专政下的奴隶地位。
1975年，当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九个年头时，毛泽东对它的解释发展到了极致，我们对它的透视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水中央

引用第7楼shao2006于2012-09-26 12:23发表的 :

腐败是胡不作为和邓自己腐败造成的，腐败是中国千年的老问题，与文革有个毛关系。

个人独裁和集体专权的决策机制完全不同，这点都搞不明白，就不要在这瞎扯淡了。

水中央

引用第9楼shao2006于2012-09-26 12:29发表的 :

如真心反腐，以现在的全官皆腐，只有群众路线，国家主度是腐败的也要反腐有不对的吗？
文革的打抢和血统论是刘邓先搞的，不要搞混了。

反正毛是你家祖宗，啥坏事、错事都没干过！

水中央

高度的政治恐怖、彻底地剥夺人权比腐败还粪！！！
几亿人就围着一个独裁者转，比经济腐败还让人恶心！

引用第11楼水中央于2012-09-26 12:31发表的 :

个人独裁和集体专权的决策机制完全不同，这点都搞不明白，就不要在这瞎扯淡了。

共党的最高决策都是政治局常委，毛的所有决定都是在常委上作出的，就是朝战这样大家都不大同意的事也是最后也是在常委上通过的，都是说服大家通过的，至少是大家同意的。

还有邓是不大开会的，邓属于独裁还有些理，邓的决定常是在打桥牌时作出的。

了解一些实际再说吧

引用第13楼水中央于2012-09-26 12:35发表的 :
高度的政治恐怖、彻底地剥夺人权比腐败还粪！！！
几亿人就围着一个独裁者转，比经济腐败还让人恶心！

这就是发动群众，当官的权就小了，财产公开了（没人权了），官员当然是怕的

henry2000888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8月16日版，作者：杨时旸，原题：《寻找革命之下的血与肉》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9/8529016_0.shtml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金大陆在文革最癫狂的时期是以旁观者的身分度过的。一方面那时他只是初中生，另一方面他是“黑五类”的子女，这让他没有资格更深地卷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我当时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非常信奉的。”他认真地对记者说，“到了后来我的思想就全反过来了。”

那是林彪案公开之后，金大陆至今还记得，他在一个冷风嗖嗖的夜晚，在复旦大学的门口听到了林彪案发的消息。“像天崩塌了一片，我浑身哆嗦着走回家。”他这样回忆。从那之后，他对高层政治产生了严重的恐慌，对文革开始质疑。天安门广场的“四五事件”发生时，金大陆虽然人在上海，但是一直挂念着北京的情景。“那个时候，文革还没完全结束，我就决心要把那段历史记录下来。”金大陆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时隔35年，如今已是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的金大陆，写出了这套《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

这套67万字的书分为上下两册，详细描述了十年文革期间，上海普通市民生活的细枝末节。其中有对市民的衣食住行、粮油蔬菜供应以及猪肉是否凭票购买的记录；也有一片革命化纯洁化呼声下结婚率离婚率的分析；书中详细的史料和数字更揭开了文革“赤胆忠心”口号掩盖下潜藏的腐败和交易。如有些人利用大家对毛泽东狂热的崇拜，私自开发地下生产线加工毛主席像章并大肆贩卖，另一些人买来各类报纸，经过剪贴再送往外地隐蔽的地下印刷点造出地下文革报刊，雇佣上百报童出售以牟取私利……“文革时期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地下性交易这些都存在。绝不是像有些人怀念文革说的那样，文革不存在贪官。”金大陆挥挥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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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社会生活史的方向陆续出版两部后续作品。涉及文革期间的住房问题：房屋如何被强占和置换，文革中被扭曲的两性关系，文革中的自杀数字等等……

“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一听到文革就想到‘造反有理’！”金大陆一边比划一边唱了一句，“但是实际上不仅仅是那样的，人们还在生活。革命之下有很多涌动的生活暗流还在继续。我就是想把那些血肉的东西写出来。”


中国新闻周刊：先说衣食住行，你很细致地列出了粮油、蔬菜、猪肉、水产品的供应情况。这些内容在之前的文革研究中是被忽略的，就好像文革中生活是不存在的。而最后你得出的结论是，文革中粮食蔬菜生产基本是丰收的，这个结论出来之后有什么不同反应吗？

金大陆：要写生活就必须要有衣食住行，虽然经济史的一些数字比较枯燥，但是很有用。当时的粮食蔬菜基本丰收并不是指向“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结论，而是说，恰巧十年间除个别地区外，都风调雨顺，没有极端天气，这恰巧保证了文革能一直进行。第二，武斗乱了两三年，实际上广大农民还是要生产的。第三，到文革后期也提出说，要把生产搞好才体现我们是革命的。所以，应该说，文革十年总体供应是短缺的，但是上海的生活是在低工资、低消费、低物价的情况下维系的温饱水平。

我写了这些以后，有些人确实批评我，说我是说“文化大革命好”，说我对文革的描述太温馨了。其实绝不是那样，我只是从史料出发，不想掺杂那么多意识形态。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出上海十年文革中买猪肉是不凭票的？这和大多数人的记忆完全相反。

金大陆：和我的记忆也相反，我也很吃惊。但是事实，史实的偏差需要纠正。在文革期间的上海，猪肉是不凭票的，有时还打折出售。这和全国保上海有关，也和毛泽东说“粮多、猪多、肥多”鼓励养猪有关。在文革之前发过肉票，文革后也发过。应该说，猪肉供应充分，是那个时期国家管理和计划经济极端强力运作的结果。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探讨北京红卫兵到上海大串联的时候对比了两地的不同，而且上海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发生军械性武斗的城市，这是什么原因？

金大陆：上海开埠最早，工商业比较发达，还有租界地等等。上海人比较精明、理性，上海讲“动口不动手”，动手就没理了。这是潜意识里的，文革时期也没有被冲破。这和其他城市非常不一样，北京整个城市都被革命热情燃烧了，上海还是有年轻男女手挽手在苏州河畔谈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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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关于军械性武斗的问题，指的是使用枪炮。除了刚才说的上海人文化历史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在文革一开始，上海警备区有一个命令，所有的单位民兵的枪支全部封存全部收缴；再有一点，上海在文革期间也有派别冲突，但是上海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一统天下，他们主宰着局面，没有势均力敌的两派，相对来说稳定。虽然也有武斗打死人，但是用棍棒长矛，而不是动枪动炮。

而北京不一样，1966年9月30日的统计，当天，北京发生的红卫兵殴打致死的人1772人，上海被打致死的11个人，其中三个人还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这反映两个城市的区别。

中国新闻周刊：北京红卫兵到上海之后对于那些谈恋爱的年轻人也很看不惯，也经常进行揪斗？而且，按照你的统计，上海文革十年间的结婚率仍然是一条正常曲线？

金大陆：北京红卫兵就看不惯上海小青年谈恋爱那种资产阶级的香风邪气。晚上开车到黄浦江边、到和平电影院等晚场电影散场，抓到那些拉着手的小青年就打。虽然这样，十年文革期间，上海的结婚率统计大致还是一条正常的曲线，这说明在文革严酷的环境中，人们还是努力营造生活，这算是不正常中的正常。

但是离婚率又是一组非常残酷的数字，十年间上海只有6489对离婚，平均每天不到两对。这绝不是说文革期间有冰清玉洁的革命情感，而是当时宣传离婚意味着生活腐朽，人们也担心离婚连累儿女。而那些离婚的很多都是因为社会政治原因而非感情原因。

中国新闻周刊：当时革命的状况造成了强烈的情感压抑，这些压力会寻找出口，革命的口号对这些也是震慑不住的吧？

金大陆：文革中很多人往纯洁方面去靠拢。反过来，压强多大，反弹也就多大。这个反弹是非常扭曲的反弹。1966年，红卫兵动不动就剪掉一些人的头发、衣服，当时都认为是纯洁、赤诚的行为。可是半年不到，流氓阿飞就上街了。各种服装、发型都出来了。还有北京叫拍婆子，上海叫搓拉三，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泛滥了。这个是一种反弹，对性压抑的强烈的放大。这种人也被打击的，但是会顽强地表现。1974到1976年团市委在上海太阳下山后在外滩、人民广场、淮海路都设点观测的，看裙子长短、穿泡泡纱的有多少。

虽然当时没有公开的卖淫场所，但是上海的女青年跟海员，发生性买卖关系的也不少。电影院门口有一阵查女孩裙子里穿不穿内裤，就是因为有地下卖淫。到后来压抑到极点就总爆发了。有两个标志事件是：1972年的国庆节期间1号和3号发生的事，一个在外滩，一个新华电影院门口。流氓围着漂亮女孩子嬉笑、调戏，最后一人一把把女孩的衣服全剥光，几百人围观。之后很快查清楚首犯枪毙了。但是从1973年到1976年，这样的事年年发生。

研究文革，应该从史料出发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有些人开始怀念文革，因为他们觉得文革期间没有腐败，贪官都被批斗没有人敢贪污。但是你的统计却表明文革中处处仍有腐败。

金大陆：当时想拥有毛主席像章的人都赤胆忠心的，他们交换或拿钱去买。他们怎么知道会有那么多倒卖、地下生产像章的。有的人赚钱把自己家的房子都造起来了，有的是坐飞机倒卖。有人做铝锭、有人做冲床、有抛光的、有买卖的，这是个地下生产链。当时集邮票集糖纸全部全封掉了，收藏的理念全部集中到像章了。当时的像章有多少就卖多少，这里面就有很多漏洞可寻。

上海还有地下报刊。利用革命需要和自己单位的方便，印地下报纸。永安公司到美术馆，500米路，每天街道两旁都是叫卖声。各种报纸2分一张或3分一张。有人就去买十张报纸，回家剪贴，拼成四版变成新的一张报纸。上海的印刷管理很严，他们就买了白报纸，到江苏宜兴和无锡的乡镇印刷点，印几千上万份。杭州、南京的当时就批发，再到上海来，2分3分再卖掉，雇佣一百多个小学生做报童。这样弄一份报纸可以赚三四百块钱。

那些在菜市场工作的人也利用职权贪污，虹口区中山北路菜场揭发的一个贪污盗窃集团，贪污达到好几万元。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学术界对于文革研究的分歧也逐渐开始明朗，在这样的环境中，你如何确定你的研究角度？

金大陆：中国现在搞经济建设。我觉得在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都逐步解决了之后，中国共产党面对它的历史问题，该承担的会承担、该解释的会解释，孙辈为爷爷背这么大的历史包袱没有必要。现在文革研究出现种种倾向，有文革浩劫论、文革灾难论……海外的研究有人提出人民文革论、两个文革论等等。种种论述是要往两个极端拉。一个是“集体犯罪说”，还有一个是随着现实的变化，有人对文革有很多怀念——一些老干部和下岗的工人，他们认为现在贪污腐败的贪官，要是有文革老早被揪出来斗死了，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西方的理论界呢，也有人认为文革是人类反腐一个很终极的探讨。

我一直非常强调的是史料为本，学术至上。今天的文革研究者，有的为自己辩护，有的倾注自己的情感。我肯定也有感情，但我不是派性派别的。我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我是作为一个学者，做这个事情，就应该从史料出发。

oliven

引用第14楼shao2006于2012-09-26 12:38发表的 :

共党的最高决策都是政治局常委，毛的所有决定都是在常委上作出的，就是朝战这样大家都不大同意的事也是最后也是在常委上通过的，都是说服大家通过的，至少是大家同意的。

你这个论调能站得住脚吗？我看未必！

难道毛一生就没有在蹲厕所时决定的事情？

引用第17楼oliven于2012-09-26 12:45发表的 :


你这个论调能站得住脚吗？我看未必！

难道毛一生就没有在蹲厕所时决定的事情？

应该是重要决定，吃饭菜蹲厕所的事除外，可以了吧

引用第16楼henry2000888于2012-09-26 12:43发表的 :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8月16日版，作者：杨时旸，原题：《寻找革命之下的血与肉》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9/8529016_0.shtml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金大陆在文革最癫狂的时期是以旁观者的身分度过的。一方面那时他只是初中生，另一方面他是“黑五类”的子女，这让他没有资格更深地卷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我当时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非常信奉的。”他认真地对记者说，“到了后来我的思想就全反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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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心态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