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须证实的爱·我的回忆

潇湘妃子

无须证实的爱 潇湘百读不厌

梅芷

  
  每当影视里出现植物人或失忆者的“事迹”时，我都会想到自己，想到自己那一次从昏迷之中醒过来的情景。

  醒过来时，我发现自己侧身躺着，定睛一看，这是哪？这不是绍兴祖母家堂前吗？

  我躺在堂前的竹榻上！

  怎么回事？

  我转身过来，仰起身子，突然感觉一阵头痛。摸了摸后脑勺，有个凸起的包包，很痛。

  我怎么了？我更疑惑了。

  我看到介昀与堂妹小瑜在天井里玩，这才想起来，我是到绍兴来接介昀的。

  宝姨东叔远走新疆后，介昀就来了绍兴。一年过去，介昀已满8岁，到了上学年龄，理应回诸暨读书。爸妈要我过来接他，顺便，我也可以在绍兴玩玩。

  一年半前的春节，爸妈带着我回过绍兴。看来我的记性不赖，居然还认得路，很快找到了家。

  祖母在，小瑜也在，惟独没有介昀。

  祖母要小瑜带着我去找介昀。

  小瑜是二伯的女儿，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她。小瑜却是自来熟，很亲热地与我说笑着。这便是血浓于水吧。

  一直找到体育场，也没看到介昀的踪影。只好无功而返。

  正与祖母说话，面前突然出现一个精瘦的人，是介昀。

  介昀低着头，左手剥着右手的手指。跟以前在袁家时一个样，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介昀先开口了：“介介……”

  晕，一年过去，他居然还这么叫我。我不能不服了他的记性。

  为了这个“介介”，我没少跟介昀急，屡次三番坚决叫他改口，总是没有效果。后来，小瑜的姐姐，与我同岁的小胖也来绍兴，听到介昀叫我“介介”，奇怪死了。上海话“介介”跟“姐姐”同音。这下我更是恼火之极。总算他还孺子可教，终于改了过来。

  接下去的日子里，我常带着介昀与小瑜一起玩。但介昀喜欢闹独立性，一不小心就没了踪影。而且，等他不见了，就跟在袁家时一样，你根本不可能再找到他，除非他自己回来。

  我那时候就奇怪，这么小的一个人，绍兴到处是小弄小巷，他是怎么样做到四处转悠而从不迷路丢失的？

  那天，过了午饭时间，介昀还不回来。这可急坏祖母她老人家了。她打发我与小瑜出去寻找，可找来找去，还是没有着落。

  有位邻居，我们叫二爹的，吃过饭正要上班去时，见我们忙兜兜的样子，忙问是出了什么事。他知道原委后，这才告诉我们，他曾在大善桥附近看到介昀挤在人群中上了公共汽车。

  这还了得？我们吓坏了。介昀会不会走失，甚至被人拐走？

  小瑜和我，也急得要命，可又没有办法。

  正无可奈何之际，这家伙回来了，当然还是浑身脏兮兮的。

  大家一拥而上，七嘴八舌地问他去了哪里。

  介昀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就是不作声。

  祖母很有些生气，但她老人家又不习惯骂人，只是说：“不说出来，不许吃饭！”

  介昀的脑袋又耷拉下来了。

  “乘公共汽车……”声音跟蚊子飞差不多。

  祖母耳背：“什么？你说什么？”

  我连忙替介昀说了：“他说他去乘公共汽车了。”

  “啊？”祖母刚才没有听到二爹说的话，不相信地问，“怎么会去乘公共汽车？他哪来的钱？”

  我也觉得奇怪，我们根本没有零花钱。他哪来钱乘车？

  “早、早饭……”

  怪不得去小吃店吃早餐时，一转眼工夫，就找不到他了。

  介昀说他省下了2分钱，也不知道他吃了什么。

  可是不对啊，大善桥停靠站的下一站，是著名的轩亭口秋瑾烈士纪念碑。2分钱只能乘一站的公共汽车，介昀到了哪边怎么办？他会不会不懂行情，一路乘下去，然后……

  我想一定是这样，一定是没完没了地坐下去，或者被人家逮住了，要不，他怎么到这时候才回来？

  介昀没那么笨，他只乘了一站，到秋瑾烈士纪念碑，准时下了车，然后，步行回家。

  那时诸暨还没公共汽车，绍兴也是刚刚有的。介昀觉得乘公共汽车是很惬意很好玩的事。

  想起来觉得很有意思，我以为我不会像介昀那么傻。然而，也许正是因为没这么傻，到现在我还从来没有乘过公共汽车。

  这以后，我与小瑜受祖母的嘱托，重点关注介昀吃早餐。

  当时正值著名的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回忆起来，那时并不像如今某些人宣传的那么可怕。无非，那时候每个人的口粮是限定的，又因为油水长年不足，人特别容易饥饿。

  一般人家都不在家里做饭，吃的是居委会办的食堂。不过，早餐都得自己解决。我们三个孩子，每天都到小吃点排队。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像现在的孩子这样赖床睡懒觉。

  所谓排队，其实是候在人家正在就餐的桌子旁，不停地对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你吃了我吃，噢？”要是放在现在，我们这样的行为不被人骂死才怪，可那时大家都一样，没人不理解我们的行为，说不定那个人刚才也跟别人用同样的口气说过同样的话呢。

  等到有人吃完了，刚一起身，他的位置马上会被别人占据。这时，绝对要求我们手脚利索，“眼明臀快”。只要在凳子上一坐下，就早餐有着了。否则，你就有可能吃“鹅肚皮”（饿肚皮）。

  介昀在抢占座位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每次都是他捷足先登。

  我们常去的小吃店，在利济桥的西北侧，这里的早点，经常花样翻新。这对饥饿岁月中的人们，有着非同一般的强大吸引力。

  那一天，有人告诉我们，小吃店早餐将供应豆浆面包。这着实让我们大大兴奋了一回。豆浆并不十分稀罕，令我们馋涎欲滴的是面包啊。我都忘了有多久没有吃过那玩意儿了。

  清晨，天还没亮，我们三个人就悄悄地起了床。到得小吃店门口，哈，真的来早了，店门都还没开呢。

  我们坐在人行道边上，说说笑笑，好是兴奋。

  天开始慢慢变亮，人也多了起来。我们好紧张，昨天就听人说，这次的豆浆面包是限量供应的。

  嘿，用“人山人海”来形容，肯定是夸张，但当时“慕名”而来的，确实是里三层外三层中间还有好几层。

  ……

  我之所以用了这个省略号，是因为我的记忆到此结束。

  前面这些事也是看到竹榻边上那两只面包之后才记起来的。

  那两只面包，与我以前吃过的手切面包不是同一个相貌。它们扁扁的，长椭圆形，深褐色。后来我才知道，这叫烤面包。

  我努力回忆着，这两个褐色的东西是怎么回事。可我就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我站起身，感觉头有点晕，连忙又坐下，想叫介昀他们过来，却不知道说什么好。还是小瑜眼尖，“呀”的一声，忙跑过来，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打量我。

  “怎么了？”我问她，又上上下下地看看自己，“你看什么？”

  “你好了？”

  “好了？”我不知道什么叫“好了”，傻不拉叽地问，：“我怎么了？”

  “你把我们都吓死了……”

  从小瑜和介昀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才明白怎么一回事。

  我们三个过了好一会儿才找到位置。早点上来后，我们只喝了豆浆，谁也舍不得吃掉面包。我们要把面包带回家去，慢慢地细细地品尝。

  出了店门，向左拐就是利济桥。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把自己的面包往小瑜手里一塞，二话没说就往桥上跑。

  刚刚跑上几级台阶，只见我向后一仰，跌倒在地。

  我穿的是木拖鞋（木屐），桥是石板砌成的。

  现场有不少目击者，但他们各执己见。有的说是我的木拖鞋在石板缝上“扳”了一下，有的说是我把木拖鞋滑脱了……不过，有一点是公认的——我是仰面倒下后脑着地，哦不，是后脑勺砸在了桥面石板上。

  大家拥着朝我奔了过去，发现我一动不动。

  “他死了！”有人惊呼。

  我一动不动，无声无息地躺在桥面上。

  介昀扑在我身上，嚎啕大哭。

  小瑜悄没声息地跑回家去叫祖母。

  有位工人模样的年轻人蹲下身，伸手试了试我的鼻息，然后，一声不吭地到桥下，解下脖子上的毛巾，放在水里浸湿了，回头敷在我的额头上。

  没多一会儿，有人看见我睁开了眼睛。

  顿时，喊声大作：“他醒了，活过来了！”

  那工人模样的青年悄然离去。没有任何人对他说一句感谢的话……只是，后来有人认出，说他是绍钢工人。

  几位老太太念开了阿弥陀佛。

  “他在哭了呢？”

  据说，是我看见介昀在哭，我也跟着流了泪。

  然而，我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回事。等祖母在邻居们陪伴下急匆匆赶到时，已经“活”过来的我，也还没有真正恢复意识。

  这一段“经历”，就这样，在我的记忆长链中永远缺失了。

  后来有医生说，我的病，很大程度上是那一次事后没作任何处理的跌伤引起的。

  天知道呢——不过我不信。

潇湘妃子

太好听了 明日继续发

梅芷

  
  雪耻路，后来叫光明路。而今，由于旧城改造，无论雪耻路还是光明路，都已经在我们这个小城里消失了。

  雪耻路1号，在雪耻路的最北端。

  我家就住在雪耻路1号。

  从1957年起，我们在那里住了将近10年。

  这之前，在城关，我们可以说是居无定所。

  妈妈和我，住在袁家学校里；两个弟弟，都寄养在农家；爸爸则在银行里住集体宿舍。

  平时，星期天，爸爸会到袁家学校来与我们团聚。

  寒暑假，我们就在城关托熟人介绍，过上个把月的租房日子。

  记忆中，我们在江东的上辕门里住过好几回，别的地方也住过，起码有四五个地方。

  爸爸从小喜爱小动物。我们在袁家租农家屋子住，就是因为他说想喂养长毛兔。还别说，后来真出了成果——不仅出售过兔子、兔毛，妈妈还用自家的兔毛为我织过一件毛背心。

  爸爸对自己的劳动很满意，免不了向同事说起他的成果。

  一位姓郦的叔叔对此大感兴趣，一定要爸爸也帮他养长毛兔。郦叔叔家有好几间房子空着，干脆邀爸爸住到他们那里去。

  从此，我们与打游击般的生活正式告别。

  一开始，我并没有马上也跟着去住，直到妈妈去了孙家，我才入住雪耻路1号。

  那也是一个台门屋，但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四合院。我始终没搞明白，怎么会有这样的房屋结构？它是半边的，准确的说，是一个反L形。看架式，朝南的是正房，西侧是厢房，而东面与南面，除了围墙，什么也没有。

  刚住到那里时，我们是从大门进出的。次年大炼钢铁，到处建小高炉，需要大量的砖头，就有人把围墙给拆了。

  这样也好，从此以后，进进出出的，我们不用再走大门了。

  雪耻路北端的房子大多都是仿日式的。日伪时期，那一带的民宅让鬼子强占了不说，还全都改造成了那种不伦不类的日本式。

  我家住在楼上，屋子当然也是这样的怪模怪样。

  房间很小，也许不会到10个平方。两张床，L形地摆着，L的空档里，是一张抽屉桌，长凳、方凳各一。这些硬头木器，全都是借单位的，上面有银行的漆印。

  两个窗子，一东一西，确切的说，应该是一个偏东一个偏西。冬天，太阳很吝啬；夏天，却慷慨得要命。朝东是玻璃窗，太阳进来，直接晒在床上。西面是木窗，没玻璃，年岁久了，木窗板早已风干缩水，一不小心就住下掉，尤其是风雨天气，吃足苦头。

  这还不算，顶上的瓦片单薄，晚上躺在床上，留意的话，能从瓦片的缝隙之间看到天上的星星。至于下雨天，可想而知，外面大雨，里面小雨，外面不下雨了，里面的雨还滴个不歇。

  冬天很冷。别的记忆有些淡了，有一点记得很清楚——早上起来，一只小小的五斗缸里的水永远结着冰，细铁丝上晾着的毛巾，无一例外全冰得像木片那样硬邦邦。

  夏天是另一番气象了。家里有个干湿温度计，一到盛夏午后，坚决是40度以上。最热的那几天，当然是暑假。妈妈整天呆在家里，为全家准备秋冬衣穿。现在老师的假期都很长，但那时候，集中学习、劳动锻练的时间占了大头，真正能回家歇着的日子，满打满算也就十几天。就是在那几天的时间里，妈妈得拥着厚厚的棉絮劳作。那样的热状，可想而知。

  不过，最难的还不是这个，让人着急上火是严重的缺水。

  一到夏天，我们那里就闹开了水荒。那时没自来水，平时洗洗涮涮，都得去附近的河里，有人为了图洁净，干脆路远迢迢去浦阳江。至于饮用水，附近几百口人，全靠一口水井活命。

  水井并不远，就在我们那个院子近旁。围墙已经拆去，只须几步路就可以到达。平时井水充盈，井台上人流不断，丝毫不用担心水被打干。然而，在最需要用水滋养之际，井却干了。

  白天是根本不可能用水桶打上水来的，井已见底，探头看时，能见到井底的石头已经高出可怜的水面。

  有聪明人用空罐头制成小水桶，让自家孩子玩儿似的在那里不知疲倦地打水。这也是一种愚公移山精神吧？小水桶的水，半罐半罐拎上来，倒进旁边的大水桶里，积少成多，等两个大水桶满了，孩子飞奔着回去叫家人。常常有好几个孩子一起吊水，也常常会引发比赛，看谁打得快，但从来没有见谁为水吵过架。

  我特别羡慕那些孩子，非常非常向往自己也有一个空罐头。

  其实，即使有空罐头，妈妈也不会允许我这样去打水的。她怕我热着，更怕我累着。她宁可自己后半夜起来，去井台上打水。

  一般是凌晨两三点钟，水井经过“休养生息”，已经又生产出了一些水，这个时候往往可以打上大半桶。

  井水很凉，绝对是消暑佳品。

  夏天，祖母住在我家。老人家似乎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么热的天，到了晚上，她常常热得睡不了，整夜坐在床上，不停地扇扇。妈妈后半夜打水回来，祖母最高兴了。她关照妈妈为她打一盆水，放在床上，然后把水撩在前胸后背，嘴里不停地说着：“真当热得说都说不出——凉啊，真当舒服！”

  等我稍大一点，能挑担子了，我就去老鹰山脚的“老井”里挑水。这样，起码妈妈不用再在后半夜起来为水辛劳了。

  老井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井，它的样子更像是一个小水坑。记得有一年，天非常非常的旱，连老井也干涸了。我跟着邻居小伙伴去那里玩，看到好几个人正在那里舀水。我们走到跟近察看，那是个破石臼，水正从石臼底部的缝隙中汩汩渗出……

  老井的直线距离并不远，但要去取水，必须翻过浙赣铁路，曲曲弯弯地走上至少两里路。不过，我对这个兴趣很大，每天都来回三趟。完事后，很有成就感。

  在雪耻路1号的日子里，现在想来，仿佛从没在我的脑海里留下过任何阴影，相反，有的全是快活的记忆。

  秋天是繁忙的。那时有农忙假，一个星期时间里，我们都会去参加集体劳动，不能自由支配。尽管如此，我们在收获劳累的同时，也收获着喜悦与满足。

  冬日很单调，我们照样玩得热火朝天。我们在雪地里打雪仗、塑雪人，或者举着的一根竹竿，到屋檐下打“葱管糖”（冰凌）。

  春天到了，我常常和附近的小伙伴一起去爬七家岭。

  记不得自己爬过多少次七家岭，只知道每回拾级而上时，我都会不自觉地去数石阶数目，可我始终没搞清到底是多少级。

  无论是上山还是下地，对我来说，纯粹是出于好玩。小伙伴们却不同了，他们得拔猪草、鹅草，或者挖荠菜马兰头……我非常乐意奉陪，他们也都喜欢与我一起上山下地，满畈满陇的疯。

  梅雨季节，心情也绝不会是湿漉漉的。一俟天朗了，铁路边上的小溪边，挤满了小孩。溪水从山上下来，很是湍急，溪里有鱼，大大小小的都有。不少半大的孩子，甚至成年人，跳进溪水里用畚箕或徒手捉鱼。每当有人捉到一条，岸上的我们就大呼小叫，那喜悦之情，就好像是自己捉到了鱼。

  羡慕过空罐头的我，又羡慕起畚箕来了……

  常常有人把夏天说成苦夏。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季节，却永远是夏天。暑假期间，上午，很老实地做作业。吃过午饭，玩得最多的是捉迷藏。等钻来钻去钻得浑身上下没一块洁净的皮肤时，我们一伙人，名正言顺地，浩浩荡荡地，向北湖进军。

  北湖啊，我们的天堂。

  北湖岸边，长有丰美的水草，每天都有人在水草丛中摸虾。夏日湖水很烫，虾们熬不住酷热，就钻进草间纳凉，很容易被捉住。据说半个小时摸上一二斤虾是小菜一碟。可惜我手艺不精，最高纪录仅为7只灰色小虾，捉到虾后学别人的样剥壳生啖。小孩子的干活极不可思议。

  摸虾不是我的强项，我擅长抓鲫鱼。

  北湖中央有个人工垒成的平地，我们称它为“湖心岛”。岛上杂树成荫，荒草没膝，像没人到过似的。我常常游水过去，攀援上岛，却不敢进入纵深地带。有一回，看见一条有小孩胳膊粗的灰蛇在草间蜿蜒，吓得我浑身鸡皮疙瘩，掉头纵身跳入水中。

  湖心岛四周有大石块围砌，石块间的缝隙构成一个个大小不等的洞穴。对鱼儿来说，水中的洞穴显然是避暑胜地了。小心翼翼伸手进到洞里，十有八九可以触到躲在里面打盹的鲫鱼。只可惜它们反应极为灵敏，往往是一触即溜。侥幸被抓住了，也很难捉拿出来。石缝狭窄，手进去时尚嫌勉强，一鱼在握，手的规模大了许多，常常是折腾半天，最终也只能无可奈何撒手放生。此时抽手出来，但见臂上早已是血痕条条，实在是得不偿失。不过，话虽这么说，耐下性子来，捉上五六条鱼却也不成问题。

  北湖里最多的是河蚌，天天都有人摸上三五只去喂鸡喂鸭，也有当菜吃的。有一天去阿德家，说起北湖的河蚌，引起了阿德妈浓厚的兴趣。阿德家住得较远，但在他妈妈的怂恿下，阿德当天就跟我一起下了北湖。那个暑假，我们几乎每天下午都泡在湖水里潜水捉蚌。战利品天天都有好几水桶，反正我家吃食堂，留着也没用，就统统给了阿德。当然，我依然乐此不疲。

  北湖里的河蚌，就是如今山下湖育珠的那种鸡冠蚌，我们叫它三角蚌，不仅多，个体也大，有的甚至大过脸盆。只是，我们从来没有从那些河蚌里挖到过珍珠。

  有人说，北湖的河蚌就是在我们及效仿者的掠捕下绝迹的。

  想起来，真是罪过。

  儿时的北湖，感觉特别辽阔。我们把北湖分为浅水、深潭两部分。其实深潭也是徒有虚名，最深处不足1.5米，浅水更不必说。在1米左右深的浅水里玩的净是些小不点儿，为我们所不屑。

  有一天傍晚，我刚从深潭游回，见浅水处几个毛小子在打水仗，有个七、八岁的小姑娘为躲避迎面袭来的水花不停后退，眼看就接近深潭……

  我大吃一惊，高喊几声没人理，只得赶紧加速向前游去。然而来不及了，还有丈把远，女孩就闷声不响地沉入水中，只见她那梳着羊角辫的小脑袋在水中上下沉浮，双手胡乱挥舞。好在我很快赶到。当脸色煞白的小姑娘被我轻而易举地拉到浅水处，哇的一下哭出声时，周围的大人小孩才被惊动。

  我，因之成了“英雄”。

  上世纪70年代，北湖被填平盖了房子。最早造的是汽车站，后来，汽车站又被拆除，盖了不少的商住楼。

  有一天，我出去时路过那里，特意停留了一下。默默注视着落成不久的东湖菜场，心里疑惑不已。这里原来是北湖啊，怎么造了个菜场名叫“东湖”？

  当时旁边还有两个人，仿佛也像我一样在“凭吊”什么。

  那位中年女子对身边的少女说：“……这地方原本是一个湖。妈妈小时候差点在这里淹死，幸亏被一个大哥哥救了。”

  “那大哥哥现在呢？”少女好奇地问。

  女子摇摇头：“不知道，30多年了……”

  我惊讶莫名，这女子莫非就是梳羊角辫的小女孩？

  我简直要开口动问了，但岁月的沧桑阻止了我的冲动，只静静地一直守到母女俩缓缓远去。

  远去的何止是一个北湖？

  年岁越久，越是容易勾起沉淀于心底的一切。

  我甚至想起了牛郎织女……

  夏夜，邻居在空场上用门板搭起了凉床，旁边是几个小椅子小凳子，再燃上一个艾草把。

  望着星空，讲着故事，说着童真的梦话——盼着长大。

  慢慢的，我真的长大了。

  然而，长大是苦涩的。

  我就是在这样的苦涩中，离开了雪耻路1号。

梅芷

  
  头一回在运河边上放羊，感觉好得一塌糊涂。

  这里说的运河，并非京杭大运河，而是从原来的火车站脚通往浣江的一截人工开凿的河道。运河的作用，顾名思义是为了运，事实上，运河的作用就是把从江中捞起来的黄沙从水道运到火车站，再由火车转运去别的地方。

  随着交通的发展，加上挖黄沙影响水利、破坏浣江水质，黄沙公司终于消亡，运河也便跟着失去了她的存在价值。运河被填平了，在上面建起了楼群。

  运河东西走向，与浣江正好垂直。运河还是运河时，两岸的堤坝很高。运河南堤下便是我的又一所母校，城关镇中心小学。

  我们那时候，小学分两个阶段：初小与高小。升高小，得参加像模像样的考试，不合格者，不能正常升学。

  1961年9月，我顺利地升入了高小。原先在城北小学的同班同学，到了镇小，大多依旧是同班同学。

  刚进校时，真的可以说是眼前为之一亮，精神为之一振。

  那一年，镇小还只有两个年段——五年级与六年级，拢共十几个班级。

  镇小的校舍，据说是一个大地主的宅院。

  应该说是一座走马楼吧？楼的东西南北，其实应该是东北、东南、西北和西南四角，都有比较宽敞的楼梯，这使得我们上下楼极为方便。我们班，五（3）班，就在西北侧的楼梯口边上。

  走马楼像一个“日”字型的轴对称图，不过，中间一横中央，是个双层的大厅。楼下大厅，是学校大礼堂，碰上下雨天不能出操，我们就在大礼堂上体育课。楼上平时闲置着，学校里搞展览什么的，这里是最好的展区。还有，高小升学考试，就是在楼上大厅里进行的。

  楼下大厅两侧，有两个大大的天井。入校不久，就是仲秋，天井里两棵硕大的桂花树，开满了金黄的小花。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美好景象。还有就是那花香，沁人心脾，满园弥漫，无论走到校园的哪一个角落，都躲避不开。如此馥郁的花香，差不多会氲氤上个把月。几乎每次下课，都有学生跑到树下捡拾桂花。有的孩子干脆在上课之前，往地上平摊一张报纸，等到下课后，飞快地奔跑出来，收拾满纸的馨香。

  我们的教室在楼上，不能每回下课都赶去树下，只好伏在楼上的走廊栏杆边，徒劳地伸手向外，企图撩到那缀满金朵的绿技。

  老师办公室前，天井北侧边上，还种着几棵芭蕉。芭蕉长得很高大，也很丰茂。我们进镇小的第二年，芭蕉开了花，后来还结了手指粗细的果实。据我们老师说，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现象。遗憾的是，那芭蕉果终于没能长到成熟，就蔫了。

  镇小最让我惊奇的是有两个操场。一个叫上操场，之所以称其为“上”，大约是因为那里地势较高吧。学校的一般活动，比方做广播体操、集中开会等等，都在上操场进行。下操场比较大，我们上体育课都在这里。

  上操场有一对篮球架，有时候会举行篮球比赛。但我不喜欢篮球。事实上，我什么球都不喜欢。然而，当我们的体育教师何以校老师创建小足球队时，我却鬼使神差地去报了名。

  足球场地自然在下操场。现在想来，小时候印象中那个很大很大的下操场，其实离标准面积还差得很远。怪不得，我们何老师总把它叫做小足球场。或许是为了配套相应吧，小足球队的用球是小“足球”——一个大皮球。

  说真的，我到现在都还没搞明白足球赛的规则，虽然是球队一员，居然什么也不懂，什么都不会，只知道跟着球满场奔跑满场转悠。每次踢完球，都累得不行。当然，足球好处也是巨大的，最直接最明显的，就是从那一年起，我的脚没有再生过冻疮。要知道，以前一到冬天，我的两个脚背，哪一年不是溃烂得连袜子都脱不下呀？用我妈的话说，我的脚，砍下来喂狗狗都不要吃。

  在家里，爸爸喜欢小动物，喜欢养兔、养鸡，曾经还有过养猪的打算。说来也怪，我却一向不喜欢这些东西。然而，父命难违，比方家里养着鸡，平时喂鸡的任务就是我的，不喜欢也不行。

  到了学校，情况就不一样。

  小学四年级之前，城北小学太小，没有条件饲养什么，只有几块极小的菜地供我们玩儿似的伺弄。升入高小后，偏偏摊上了一个也喜欢饲养小动物的老师。

  五年级的班主任叫袁沛均。不知怎么的，报名注册那天，袁老师就注意上了我。他把我与另外三个同学叫在一起，要我们先把学校的羊圈负责起来。

  袁老师领我们来到羊圈，有两位女生正在那里打扫卫生。

  袁老师连忙给我们介绍，说那两位女生是他上学年的学生，以前学校里的羊儿，就是由他们班负责饲养的。从今天起，这些羊，包括羊圈，正式移交给我们班。

  我们感到很新鲜，连忙接过工具，认认真真地打扫起来。

  我们几个还只在电影《鸡毛信》里看到过羊。一下子看到活的真羊，自然喜欢得不得了。等袁老师交代完毕离开后，我们就争着与羊儿亲近起来。

  羊儿大约不认识我们，躲来闪去碰都不让我们碰一下，只咩咩的叫着。

  有些扫兴。

  “这羊儿也太脏了。”我说，“他们为什么不给羊儿洗洗澡？”

  马上有人响应：“对对对，我们就给它们都洗洗吧？”

  “怎么洗？”

  “去江里洗啊，很好玩的。”

  “那怎么行？”有人提出异议，“要是跑了，或者被江水冲走了，怎么办？”

  那倒也是。

  最后决定，我们就在羊圈门口为羊们洗澡。

  很快找来了水桶脸盆，有位同学居然还搞来了一把刷子。

  一切安排停当，袁老师来了。

  “你们要做什么？”袁老师看到一地的家什，奇怪地问。

  我很得意地回答：“我们要给羊儿洗洗澡，它们太脏了。”

  “胡闹，简直胡闹！”袁老师很生气，“感冒了怎么办？”

  看我们一个个低下了头，袁老师的口气缓了下来：“我们的任务是把羊养好，你们现在要做的，只是先把羊圈打扫一下。”

  “好吧……”我们瘪萎萎的，但还是异口同声地回答。

  “还有，你们考虑考虑，下午安排两个人，把羊儿赶到运河堤边去放一下。”

  这可又是一桩最新鲜不过的好玩活儿了，谁都不愿意放弃。下午，我们四个人准时到校，赶着羊儿，往运河边的斜坡上走去。

  开始真的有些紧张，惟恐这些家伙撒欢跑了，可羊儿们似乎很懂事，不用我们赶，不用我们拦，一路咩咩叫着，熟门熟路的到了草地上，优哉游哉、又似心不在焉地啃啮起嫩草来。

  这是第一天，用现在的说法，算是给我们一个热身的机会。

  次日的课外活动，袁老师才正式说起了有关羊的管理事宜。

  同学们都很兴奋，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最后还是袁教师一锤定音——以少先队小队为单位，每周一轮。任务：放牧、拔草、打扫羊圈。

  原以为我们四员大将会是当之无愧的羊倌呢。

  唉，想想都伤心。

  好不容易挨到我们小队，分派给我的任务却又是打扫羊圈。

  头一天的新鲜劲儿，早已消散。此刻我只觉得，打扫羊圈根本就是一桩最吃力不讨好的差使。袁老师说过，羊有洁癖，被踩过的，哪怕是它自己踩过的草，它都是坚决不吃了的。因此，羊圈里常常会积下一大堆一大堆草。我常常有一种感觉，我们放进去多少羊草，搬出来还是多少羊草。浪费啊，简直是莫大的浪费！而且，号称有洁癖的羊们，无论是居所还是身躯，又脏又臭。满地羊粪不说，连它们本该洁白漂亮的卷毛上也挂满了黑豆豆。不过我知道，这不是羊的错，怪就怪我们这些小牧民工作太不负责。

  没精打采地打扫着，心里却想，什么时候再让我当羊倌呢？

  过了好几个星期，终于又轮到我们小队当羊倌的日子了！这时，别的同学对牧羊活儿已经厌倦，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

  只要天晴，羊是每天都得去放牧的。运河堤坡上长满了各色野草，都是羊们最乐意啃啮的美食。第一次出牧，我是又喜又忧。喜，自不待说了，忧，依然是怕它们逃走。上次我们毕竟有四个人，可这一回，单枪匹马的，万一羊们胜利大逃亡，我怎么办？

  幸亏羊儿们真的非常合作，它们似乎对自由全无兴趣，只管慢条斯里地寻觅各自喜好的草儿，最多也不过间或仰头对着天空作几声意义含混的咩咩咩。有时候，它们也会作一些小规模的撒欢奔跑，但那对我构不成威胁。

  不知是哪位同学推荐了我，还是老师自己看出了某些端倪，我渐渐就成了专业小羊倌。几乎每天的课外活动，都是我伴着那三只羊在运河边上度过。有同学好心地问过我，你腻不腻啊？我笑而不答，不是故作深沉，我实在是怕他笑我。我真的是太喜欢牧羊的那种感觉了。

  羊很乖的，根本不会乱跑，牧羊人的存在完全只是象征性的。我的任务只是陪着它们玩。草坡上有许多的小花，星星点点的，我采来插在羊儿的卷绒毛上，老是掉，于是我就把花儿串起来，戴在羊角尖，套在羊脖上。我还可以跪在地上，挖泥玩，做一个又一个小玩意儿，当然做最多的是羊，可惜我的雕塑技艺不行，最终自己都不知道捏成了个什么。最惬意的是躺在草坡上，一边满嘴乱嚼酸不啦叽的野草，一边仰望云朵幻化出奇形怪状的物件；或者，干脆闭上双眼作假寐状，由着思绪四处游荡。

  有一回学校里开会，我的牧场正好对着操场，看着同学一个个正襟危坐着，得意极了！我不时冲他们挤眉弄眼，还故意在草地上打滚翻跟斗，只恨自己不会竖蜻蜓，要不然，该有多神气！

  离开学校多少年了，但我还是常常梦见自己在当羊倌，躺在软软地草地上，轻轻地唱着：“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哦不，羊儿跑……”

梅芷

  
  1993年，我的一篇应制之作，居然得了个有史以来的头一个一等奖。奖品是一支英雄金笔。

  我读的书不多，满打满算，只上过8年2个月的学。在这不长不短的日子里，我用的几乎全是几毛钱的廉价笔。

  班上不少同学都有金笔，最高级的自然是英雄牌的那种。

  好货勿廉，廉货不好。几毛钱的笔，要么出水不利，写几个字，要使劲甩几下；要么太易出水，一不小心，手上纸上，到处是墨水，搞得我非常没有面子。

  我从来不向爸爸妈妈提额外要求，一般是他们给我安排什么，我就接受什么。但这不等于说我没有向往，不懂羡慕。

  爸爸有一支老牌金星。粗粗的笔杆，金黄的笔尖，现在看来有些笨拙，但我喜欢，放学之后，常常去爸爸的办公桌前把玩。

  真希望爸爸可以看出我的心思，然后对我说：“你喜欢，就给你吧。”

  可是，始终没有。

  于是我想，是不是可以退而求其次，恳求爸爸让我用上一天，半天也行。

  我挖空心思地找开了理由。

  还真别说，我找到借口了。

  期中考试那天，我的钢笔坏了，怎么整，它都不出墨水。

  我有点沮丧，真的是好巧不巧！

  突然，脑子里灵光一现：此时不“借”，更待何时？

  正是午休时间，爸爸没在单位里。我大大方方地来到了他的办公桌前，找到了那支英雄金笔。我想了想，应该给爸爸留个话。对，刚学过写留言条，正好派上用场。

爸爸：你好！

  我的钢笔坏了，出不了墨水了。今天在考试，下午还要考，为了不影响考试，我把你的钢笔拿走用用，我保证不会弄丢的。

     你的儿子：介眉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说谎，我把破笔留在了爸爸的办公桌上。

  我当然不会放过炫耀的机会了。我不习惯明目张胆地张扬，只是在上课之前，不停地把玩那支在我眼里无比美妙的金笔。

  好像并没人注意我。有点失落。

  卷子特别容易，很快完成了全部题目。剩下的时间，当然是摆弄我的最爱了。

  放学的路上，心中不免忐忑。爸爸等一会儿不会责怪我吧？

  爸爸见我回来，看了我一眼，又埋头于他的算盘与帐册里。

  我看到爸爸夹在手指里是一支木杆的蘸水钢笔，新的。

  我连忙往书包里找笔。表现好一点，自觉一点，说不定爸爸就不怪我了。

  怎么回事？摸索半天，也没找到那支钢笔。

  我简直晕过去了。

  我把书包里的书本簿册全倒在地上，这本翻翻，哪本掀掀，折腾了半天，没有。我又把空书包角角落落捏了个遍，还是没有。

  “怎么了？”爸爸站起身来问我。

  我不知道怎么说。可我赖得过去了吗？

  “笔，笔……”

  “你的笔？”爸爸疑惑地问我，“是不是这支？”

  我心头一喜，难道……

  可是，爸爸手里拿着的分明是我的那只出不了水的破笔。

  这回轮到我疑惑了。难道爸爸没有看到我的留言条？

  无意间，隐约看到办公桌下有一张纸，莫非留言条掉在地上了，爸爸没看到？

  也就是说，爸爸还不知道我拿了他的老牌金星？

  也就是说，只要我悄悄地把这张纸条够着了，然后毁了它，就万事大吉了？

  我的心在发颤。

  我看看爸爸，从他手里接过破笔。

  一边收拾地上的书本，一边偷眼打量爸爸的动静。趁他没注意，我悄没声息地把桌子下的那张纸勾了出来，捏在手里。

  神不知鬼不觉。

  我站起身。爸爸又在算他那算不完的帐了，手指间还夹着那支蘸水钢笔。

  我想，爸爸一定以为是自己把钢笔弄丢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难受。

  狠了狠心，咬了咬牙，我把那张被我揉皱了的纸条放在桌上，摊平，然后又指指桌子下，轻轻地对爸爸说：“掉在地上了，中午时我写给你的……”

  爸爸转过脸看着纸条，无可无不可的唔了一声。

  我心里嘀咕，怎么没反应啊？我等待着爸爸骂我，我早有了思想准备，说不定会是一顿暴打。可爸爸的反应怎么这样平淡啊？

  我硬着头皮进一步坦白：“爸爸，金星钢笔……弄丢了……”

  爸爸滴滴嗒嗒地拨打着算盘，像是根本没有听见我的话。

  我不敢再作声了，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半晌，爸爸才说了三个字：“知道了。”

  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我不知道接下去会怎么样，唉，不管了吧。

  整个晚上，提心吊胆，可什么事也没发生。

  翌日一早，爸爸给了我一支钢笔，自然是崭新的。

  爸爸没有多说，只关照我：“别再弄丢了。”

  我连连点头称是。

  中午上学去时，路过文心斋，这是当时诸暨最有名的文具商店，我特意进去看了一下，这支笔，要一元多呢。

  我暗暗下了决心，这支笔，决不能再弄丢了。

  中水门前围着五六个人，我好奇地过去看个究竟。

  一个中年汉子，手里握着一支钢笔，正在往笔杆上刻字。在我看来，他的刻功真是了得，不到两分钟，完事了。他取出一块金光闪闪的什么东西，往笔杆上抹了抹，再用破布擦了一下，哇，笔杆上出现了三个金字，是笔主人的大名。

  我很羡慕，摸了摸口袋，里面有两毛钱，妈妈给我买书的。

  那人说，一个字5分钱。也就是说，口袋里的钱，足够。

  犹豫再三，终于没能禁得住诱惑。

  我把名字告诉他：“周总理的周，介绍的介，眉毛的眉。”

  万万没想到，这么明白的三个字，还是被搞错了。

  我的笔杆上刻的是“周介美”。

  他说：“你不是说‘美貌的美’吗？”

  晕不晕？

  旁边的人起着哄，鼓动我叫他赔，至少不能给他钱。可我还是默默地给了钱。

  这么漂亮的字，只能自我欣赏了。扫兴！

  没几天，金黄色的字迹全掉光了，“周介美”三个字，还明明白白地刻在笔杆上。

  我心里想，这样也好，没有人再敢偷我的笔了。

  我固执地认为。爸爸的那支英雄金笔，一定是被人偷走的。

  可没过多久，钢笔又不翼而飞。

  这回我不敢再对爸爸说了，偷偷地买了一支1毛钱的蘸水笔，凑合着用。

  两天后，有同学叫我去一下袁老师的办公室。我吓了一跳，平时我很少被叫去办公室的，我一向是乖学生。

  师命难违。

  见袁老师笑咪咪的样子，我才放下心来。

  袁老师说：“你是不是丢了钢笔？城东小学的郦婉萝老师来电话，她的学生拾到了一支钢笔，上面刻着的名字，好像是你的。你去一趟看看。”

  我奇怪了，我的钢笔，怎么会让城东小学的人拾去呢？

  下午放了学，急匆匆地赶去城东小学。

  郦婉老师是介昀的班主任，由于介昀的缘故，她与我很熟悉。

  那支钢笔当然是我的。但我免不了要在“美”与“眉”之间的“关系”费上一番口舌。

  郦老师告诉我，拾到钢笔的是位小姑娘，介昀的同班同学。

  我只是很奇怪，我的钢笔怎么会让那小姑娘捡到呢？

  这时，我才知道，她是在浣江边捡到的。

  每天上学放学，我一般喜欢走在江畔，有时，还会在堤岸上坐上一会儿。钢笔一定是在那时候掉的。

  郦老师把拾到我钢笔的女生叫了来。

  小姑娘很腼腆，只是红着脸笑笑。我也是，不知道说什么话表示感谢。好在郦老师没有为难我。

  其实，那个女生我是很熟悉的，她爸爸是卖烤番薯的。

  那一年，三年自然灾害已经过去，但生活上，还不能与后几年相比。每天早上，父亲都给我1毛早餐钱。我喜欢吃番薯，所以，天天都会在三思桥头的番薯摊里买1斤番薯当早餐。

  番薯摊有好几个，但现在最喜欢的是那个操纯正绍兴口音的中年汉子。他是番薯最起胶，也最甜。尤其让我感兴趣的是他的吆喝腔调：

    热番薯哎，

    新鲜辣辣的热番薯。

    先吃味道后会钞，

    烂掉番薯覅钞票……

  这个中年汉子，便是那女孩的爸爸。

  此后，我更喜欢吃番薯了。不过，我后来再没看到过这位小姑娘。

潇湘妃子

你现在还用钢笔吗？

梅芷

  
  阿成是我同学，也是很要好的朋友。

  我们的父辈是同事，也是很要好的朋友。

  我常常去阿成家去玩。每次都会受到他们全家的欢迎。

  我叫阿成的爸爸为汪伯伯，叫阿成的妈妈为大汪姆妈。

  之所以在“汪姆妈”前面加一个“大”字，是因为他们家还有一位“小汪姆妈”。

  大汪姆妈与小汪姆妈是亲姊妹，她们俩都嫁给了汪伯伯。

  汪伯伯有三儿三女，阿成是大汪姆妈的儿子。阿成有两个同母姐姐，还有三个同父异母的姐弟。

  我不知道阿成怎么称呼他的姨妈，从来没有听见过他叫小汪姆妈什么；然而，我却常常听他那几位异母手足叫他的妈妈为“姐姐姆妈”——这样的称呼是不是很有意思？

  汪姆妈还有一位妹妹是华侨，当时在美国，后来又去了加拿大。这位姨妈结婚比较晚，大约没有生养。于是，她就在两位姐姐的儿女中各选了一女一子，过继给她。

  汪伯伯在银行里是什么会计股长，工资要比我爸高一点。可他的负担重，一个人的工资要养那么大一家子。天无绝人之路，这话一点不错。事实上，有华侨姨妈这层关系，他们一家子的生活，即使是三年困难时期，也比一般人家要滋润得多。

  有华侨就有外汇，有外汇就可以领取相应的“侨汇票”。商店里有高档商品的华侨专柜，捏着侨汇票的人，才有资格光顾。

  汪伯伯有时会送几张侨汇票给我们。因此，我们也有机会买到一些以前见都没见过的东西，比方黑木耳、金针菜什么的。

  现在我非常不喜欢吃金针木耳，可那个时候的嘴巴就是贱，把这些东西当美味。

  有一天吃午饭时，爸爸朝四下里看了看，突然悄悄对我说：“吃完饭之后，你去一下阿成家。”

  我有些纳闷，又不好多问。爸爸一向不苟言笑，多问无益。

  到阿成家时，爸爸已经在了。他正在与一个很胖的人在说话。

  “这是二伯。”爸爸给我介绍，又指着我对二伯父说，“介眉。”

  二伯父见到我，满脸堆笑，马上站起身，一把抓住我的手，使劲摇晃。

  二伯父对我说的话里面，印象最深的一句就是：“二伯现在勿来事，等以后……”

  二伯父那时候确实“勿来事”。而且，他的“勿来事”，让我们也一起跟着“勿来事”。

  解放前夕，二伯父在上海做投机生意，一夜之间发了横财，这样，他于1948年秋回绍兴买了40多亩地。二伯父怕几个兄弟姐妹觊觎田产，专门为此事在报纸上登过声明。却不料，仅仅过了半年工夫，绍兴解放了，土地成了罪恶的象征。祖母怕爱子受罪，自己出面顶缸，成了地主，而她老人家的儿孙，也都因之成了地主的后代。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买来那些罪恶土地的二伯父，他的户口本子上，填的居然是“城市平民”。

  后来二伯父告诉我们，他研究过《土改法》。只有在临土改前过满三年剥削生活的人，才是货真价实的地主。

  二伯父说，只能怪你们太寿头。

  很可笑吧？

  岂止可笑，可悲啊！

  二伯父那时一定很得意，他的聪明他躲过一劫。正因为如此，那些年，他说话办事，绝对不可能像他的两位兄弟（大伯父与我爸）那样谨慎。祸从口出，1957年，二伯父终于没有能逃过命运的作弄，因“攻击苏联”被打成了右派。没过多久，曾经是光荣的人民教师的二伯父，去了江西白茅农场劳动改造。

  不过，二伯父还算幸运。他去了劳改农场，抛下四个儿女，生活的艰辛重担完全落到了二伯母一个弱女子的身上。当时，有多少右派的妻子作出了划清界线的明智选择啊？可二伯母没有，她始终等着二伯父，直到他“改正平反”。那个时候，他的四个儿女都已然长大成人。

  我很奇怪，爸爸为什么不请二伯父上我们自己家里去呢？后来才明白，爸爸是担心让单位里的人知道。我家的房东郦叔叔也是父亲的同事，但他与汪伯伯相比，感觉上要疏得多了。况且，郦叔叔的家庭出身是富农，一向谨小慎微，很怕惹上祸祟，他也不同意二伯父这个右派分子出现在他的房客家里。

  那个时候，“家庭出身”四个字，就像是压在孙悟空身上的五行山，让多少与它有关的人动弹不得。

  记不清我是什么时候对“家庭出身”有概念的。

  有一点很明白，在小学阶段，我没有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背上过任何思想包袱。我相信自己也像妈妈或老师说的那样，同样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

  我的同学中间，家庭出身不好的大有人在。一般来说，他们都比较“安稳”，这与家庭熏陶与家庭氛围有着直接的关系。

  出身不好的同学，往往很少朋友。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出身好的人不愿意，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常常会产生抵触情绪。

  我的性格并不外向，但我比较随和，人缘也好，班上的同学一般都喜欢与我交朋友。我几乎不与别人吵架，最起码我不会主动挑起事端。受了委屈，极大多数情况下，默默忍一下就过去了。

  五年级，政治老师赵章木不知道怎么回事，上课时突然说到了白脚梗、黑脚梗。他断言，劳动人民都是黑脚梗，只有剥削阶级才是白脚梗。赵老师自己确实长得墨黑铁塔的，据说，旧社会他曾经要过饭，是共产党救他出了苦海。班上男女同学50几个，就数我最白。他此话一出，我一下子成了同学们注目的焦点。当然也有同学为我大抱不平。有人提供了一个可靠情报，说赵老师刚娶的老婆是地主的女儿，问题是她老婆跟他一样，也是“烧炭佬”一个。那同学断言，他是想白白不了，气不过才说那种话的。

  六年级时，赵老师被调走了，据说原因正是他丧失阶级立场，娶了地主女儿为妻。在那个什么都讲家庭出身的时代，这样事是最寻常不过了。

  说来也怪，班上成绩好、表现好的同学，大多出身都不怎么样。于是，出身好，成绩不错的几位，就理所当然地会被选为班、队干部。同学们对班队干部一般都是比较拥护支持的。比方小俞，五年级以前，她一直是我们班的大队委员。她的成绩不一定是全班最好的，但无论是班队工作，还是对待同学等方面，她都非常能得大家好评。可到了六年级，也不知什么原因，小俞的大队委员职务被撤了。

  新上任的大队委员姓徐，我们感觉，她与小惠根本没法比。无论对老师还是同学，徐永远拉长着脸，说话恶声恶气的，仿佛谁欠她多还她少似的。至于学习，虽然不差，但也并非特别拔尖。

  我们想不明白了，凭什么呢？

  徐的座位与我隔了一条“走廊”，平日里，对她的作为看得一清二楚。也许是她看不起家庭出身不怎么样的人吧，平日里常常会莫名其妙地白我一眼，或者干脆无缘无故地骂我一声。

  一次自修课，徐又对我无故挑衅，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找出一张16开铅画纸，在背面（正面是图画作业，美术老师批阅过没用了）最上方处写下了三个大字——“大字报”。

  大字报的内容很简单：根据《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少先队的大队委员应该是我们少先队员自己选举产生，而不是学校任命。以前小俞就是我们自己选择出来的，可徐不是，我们要求民主选举。或者继续让小惠担任。

  写好之后，我让座位后面的两位同学看了。他们表示坚决支持，二话没说便在我后面签上了他们的大名。

  旁边有几位同学注意到了我们的动静，自发地传阅起来。很快的，超过半数的同学在纸上签了名。

  我感觉到自己很有些了不起了。

  我把这张不伦不类的大字报（其实只能算是小字报）交给了我们的班主任沈天雄老师，因为他是我们的中队辅导员。

  沈老师居然也支持我们，他说会立即把大字报交给大队部。

  可是，过了好几天，石沉大海。

  我又先后写了好几张，内容大同小异。所不同的，签名支持的同学一次比一次多，到最后一次，只是四五个同学没有表态。

  我，应该说是我们很得意，心里想，我们一定会胜利。

  然而，我错了，完全彻底地错了。

  桂花开始飘香了，我正伏在走廊栏杆边上，有同学跑过来，说大队辅导员陈昌恒老师叫我去一下他的寝室。

  我有些疑惑，陈老师没有在我们班上任过课，平时几乎没有任何交往，他叫我去干什么？而且，为什么不去办公室？

  我满腹狐疑地走进了陈老师的寝室。

  陈老师沉市面上脸，瞪了我一会儿问道：“你写大字报了？”

  这时我才明白，原来是为这个。

  我点点头，没吱声。

  陈轻轻拍了一下桌子，口气冷冷的，但又尽量压低着嗓音：“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简直是……”

  这下我更明白了。我想说：“学校不是号召我们要敢同坏人坏事作斗争，可以用大字报的形式揭露那些不良现象与作风吗？”可是，见陈老师的那种样子，我没敢说出口。

  陈老师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来说：“你看看，罗贤灿校长为这件事都作了批示，要严肃、严厉地处理！”

  我瞟了一眼那张纸，密密麻麻的毛笔字，看不清写了些什么。

  我以为陈老师会把批示的内容告诉我，或者狠狠地骂我一通。没想到他只盯着我看了片刻，之后，挥挥手：“你，你去吧！”

  走到门外，我深深松了口气。

  我有些沮丧，但又无可奈何。心里想，那队章上说的话，原来是哄我们的。

  徐还是那么神气活现。斗不过她，我只好采取“不理睬政策”。

  陈昌恒老师却与我“相识”了，有时他甚至会叫我去他寝室坐坐聊聊天。陈老师喜欢画画，寝室的墙上到处挂着他的作品。有一天他见我在看那些画，问我：“喜欢吗？喜欢的话，我送你。”

  我受宠若惊，连连点头。

  陈老师送我的是一幅画马粪纸上的画，画面上有一只鸭子，昂着脖子叫唤着，天穹有闪电划过。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着。转眼间，半年一晃而过。

  小学毕业考试过后没几天，郑重其事的升学考试接踵而至。

  我对自己是很有信心的。

  每次教师会议，妈妈都会向我的老师打听我的学习情况。记得有位老师曾经对妈妈说过，我这个人很怪，别人一般是平时成绩好，考试常出错，而我却恰恰相反。平时做作业，常常会在最易的题目上出错，到了考试时，却几乎都是满分。

  说实在话，我还是有点儿心虚的。别的不怕，最担心一道数学题——往一个水池里灌水，已知进水的管子直径多少，出水的管子直径多少，水池的长、宽、高又是多少，问：经过多少时间，池水被灌满。

  算术考试时，卷子发下来，我第一时间查看有没有这道题。老天保佑，居然没有，真的没有！

  我神清气爽地答完了题，装模作样地检查了一下，缴卷出场。

  我不怕语文，可偏偏作文上出了问题。

  作文题目是《记一次深刻的教育》，我稀里糊涂看成了《记一次深刻的教训》。

  恨死自己了！

  好在爸爸妈妈知道后，没有说我。

  本来，那个暑假是最轻松的，但我却终日焦躁不安。

  消息终于来了。

  这个消息。简直就是灭顶之灾。

  一位浣东初中的老师（她是银行家属）告诉我爸，我的数学成绩是满分，语文也在80分以上，可有人在我的试卷上写了八个字：品德极差，不能录取。

  这怎么回事啊？

  小学六年，我从来没受过任何处分，《学生手册》里也压根儿没有过一丁点儿的不良记录，“品德极差”依据的是什么？

  爸爸妈妈都不相信他们的儿子会是品德极差的人。

  大约因了这种“不相信”，他们自始至终没有骂过我一句，相反，时不时地安慰我……

  很快的，真相大白。

  问题就出在那“大字报”上。

  暑假期间，全县教师集中学习时，上面点名批评了沈天雄老师，罪名是纵容剥削阶级子弟猖狂攻击贫下中农后代……

  沈老师因之调离城关镇小，去了乡下。

  沈老师没有怨言，相反，他始终坚持说我是好孩子，上面背着他对我搞那样的小动作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可谁会理他？

  有一回，沈老师见到我妈时说：“介眉这孩子太单纯了，他不像别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一样，总觉得自己与别人没有两样，总觉得自己与别人有同样的权利与自由……”

  沈老师还说他恨自己，要是当初他骂我一通，或者不那么天真地把那些大字报交上去，不就没事了？

  其实，是我对不起沈老师啊！

  我的心目中，沈老师就像我的兄长一样——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我们班上的同学，大多都这样认为。

  直到今天，我一直在想念着沈老师，可惜始终没有他的消息。

  14岁，应该说是虚年14岁的我，就这样面临失学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的只是迷惘。

  爸爸妈妈很着急，而且，他们比我更着急。他们暗下决心，那些人不让我们读书，我们偏要读！

  于是，四处托人。

  绍兴的三姑夫来了消息，他有位朋友是一所民办中学的校长，后者答应了，只要我成绩合格，他们一定收我。

  这应该是天大的好消息啊。

  可是，我高兴不起来。

  我得到消息，那两位最先在“大字报”上跟着我签名的同学也都没有被录取。周若萍去了萧山，像我一样开后门上了民办中学；祝水灿干脆没有再上学，去给泥水匠做了学徒。

  这是我的罪孽，还是所谓的家庭出身的罪孽？

潇湘妃子

太好听了，我好爱听

梅芷

  
  那几年，我依然经常去袁家村玩。

  介昀在1959年就离开了袁家，但介浩还留在那里。

  介浩是我最小的弟弟，比我小5岁。

  介浩出生后不久，因为妈妈工作忙，只好找了个奶妈，寄养在乡下。虽然那家人自己有儿女，对介浩却很好，除了路远一点，爸妈没什么不放心。偏偏这时出了事，奶妈的公公被查出是“太平军”成员，让公安局抓走了。这“太平军”可不是李自成的太平天国，据说一个反革命集团组织。有好心人马上提醒爸妈，沾上这样的“亲戚”，往后会有扯都扯不清的麻烦。爸妈一向谨慎，觉得此话不无道理。可一时上哪去找寄养的人家啊？

  几位热心的老师正与妈妈说着这事时，袁家村的党支部书记袁寿松来了。弄明白事情原委后，他对我妈说：“胡老师，你要是信得过我，就把你儿子放在我家吧。”

  众老师一致称好，说袁是非常实在的人。

  爸妈商量了一下，以最快的速度把介浩从三都接到了袁家。

  介浩在袁家果然过得很好。

  就这样，我们在袁家有了两户“亲戚”。

  我常常去看介浩，开头是跟着妈妈一起去，渐渐长大了些，就独自去了。

  依袁寿松的妻子要求，介浩叫他们夫妻为爸爸妈妈。

  我当然不可能这样叫了，只肯叫他们寿松阿叔和美琴阿姨。

  寿松阿叔、美琴阿姨对介浩不错，对我也好，平时，我非常喜欢去袁家看介浩。

  三年困难初期，农村生活很苦。寿松阿叔虽是村支书，却从不以权谋私。一家人吃草籽（紫云英）干、吃狼萁根是家常便饭。

  介浩当然也只能跟着同甘苦共患难了，吃那些东西吃得拉不出屎，难受得直哭，最后只能抠出来。

  但那毕竟是暂时的，农村很快就缓过劲来。倒是城里人，一时还陷在整天只想吃点什么的窘迫之中。

  当时有一句俗谚就很能说明问题。那便是“一棵大白菜换一把热水瓶”。

  于是乎，不少的城里人开始向往起农村来了。

  愿意留在城里的当然还是大多数。最佳的选择，是能攀上几门农村亲戚。

  阿成家条件不错，可侨汇票毕竟不能替代一切。有一天，他听我说到袁家，说到每次去袁家都能吃到的“小点心”，很有些羡慕。但他的这种羡慕，是以“不信”与“不屑”来表达的。

  我明明知道他的用意不是想“验证”什么，真正的目的是想顺便解解馋。

  偏偏我的虚荣心膨胀了：“我们打赌怎么样？”

  “打赌？打什么赌？”

  我看看他手里捏着的一把竹做的“指挥刀”说：“怎么样？”

  阿成明白我的意思，很爽快地与我一击掌：“好，那我跟你去。要是真有小点心吃，这把指挥刀归你！”

  看来阿成是真的馋了，居然没问我，万一我输了怎么办。哈！

  不过，我却有些犹豫了。要知道，寿松阿叔成天不着家，美琴阿姨也要去生产队干活，家里常常只有介浩与一个比他大2岁的女孩招玲在。要是我们去了，家里没人，岂不牛皮吹破？

  阿成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乜视着我说：“怎么，不敢了？”

  “谁说的？”我强作镇静地找了个理由，“我是怕汪伯伯汪姆妈会骂你。”

  “今天星期天，他们不会管我的。”

  “那，那好吧，我们走。”我硬着头皮说。心里想，船到桥洞自会直，说不定……

  小孩子脚头勤，八里路转眼工夫就到了。

  谢天谢地，美琴阿姨居然真的在家。她见了我们，喜欢得不行，连忙炒出过年剩下的花生瓜子来。

  我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朝阿成挤眉弄眼。让我更自豪的是，美琴阿姨果真又端来了两大碗用青艾、糯米粉做的清明果。

  美琴阿姨笑眯眯地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你们口福好，前几天是清明节——来，吃清明果。”

  阿成傻眼了，我则乐不可支。

  告辞时，美琴阿姨又让我带上不少清明果，还有花生瓜子。

  一路上，我又说又笑，可阿成却闷声不响。我好生奇怪，停下来问他怎么回事。他低下头嗫嚅道：“那指挥刀不是我的，人家只借我玩三天。打赌的事……”

  “咳，打什么赌，我开玩笑的。”我很大度地拍拍他肩膀，然后从篮子里取出两只清明果，“来，吃！”

  哈，这下我的面子可真撑足了。

  后来，阿成又跟我说过几回，想要再去袁家，但每次都被我支吾搪塞过去了。偶一为之可以，老那样的话，让爸妈知道了，还不骂死我？再说，美琴阿姨家也并非十分富裕嘛。

  美琴阿姨非常喜欢孩子，可惜她自己没有生养。比介浩大2岁的招玲，也不过是领来的“女儿”。

  夫妻两个是多么的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儿女啊！

  终于有好消息了！

  寿松阿叔匆匆忙忙地跑到爸爸那里来报喜讯：“美琴生了，生了个女儿！”

  这还了得？这么大的事情，如何可以怠慢？趁星期日休息，爸妈匆匆忙忙地跑到袁家道喜。

  妈妈工作忙，很长时间没有去袁家了。村里的乡亲们见了，自然格外亲热。当知道爸妈的来意，不少人都笑了。

  在农村，没有生养是很没面子的一桩事。美琴阿姨为了这个，苦恼得无以复加。幸亏有个亲戚出于对她的同情，与一位多子女且没条件再养的孕妇商量妥当，待孩子出世，将其送给美玲阿姨。

  就这样，这之前的半年多，美琴阿姨在家装起了“大肚皮”。

  孩子出世了，是个女儿。美琴阿姨倒不重男轻女，女儿也照样喜欢。

  于是，美琴阿姨又像模像样地坐起月子来……

  没有不透风的墙，村里人很快都知道了这个秘密——那女孩的生母，就住在袁家旁边的那个村子里。

  惟有寿松阿叔一个人，始终被蒙在鼓里。他实在是太老实了，村里人也不忍心让他知道真相。

  细想起来，这样的事，本也碍不着别人什么的。毕竟，无论是领来的女儿，还是“自己生”的那一个，夫妻俩全都视为己出，一视同仁。

  介浩在他们家里，也照常疼爱有加。

  只有一点，在教育孩子方面，他们是非常欠缺的。

  寿松阿叔是个孤儿，解放前曾经要过饭，是共产党救了他，还培养他当了干部。他像那时候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那样，纯正朴素、踏实肯干，但文化知识极其有限。至于美琴阿姨，干脆就是“一字不识横横”的文盲。他们，尤其是美琴阿姨，理所当然地不会把上学读书当一回事。

  介浩到了上学年龄，爸妈曾想把他接到城关来读书，但经不住美琴阿姨的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只好依她的意思继续留在袁家。

  有一次，妈妈去袁家参加教研活动，顺便上介浩的班级看他，结果没见着。听老师说，介浩身体不好，肚子痛，请假了。妈妈听说介浩经常要闹肚子痛，便火急火燎赶去看望，还没到家，却见介浩跟几个孩子一起跑来跑去疯玩，根本看不出生病的迹象。

  美琴阿姨见了妈妈，若无其事地说：“介浩不喜欢读书，就随他去吧。”

  妈妈非常气恼，又无可奈何。

  这一年暑假开始前，我与介昀又去了袁家。正好那天袁家小学发学生成绩单，我们便和介浩一起去了学校。

  看着介浩的成绩单，我简直当场晕倒了。介浩成绩不济，早在我意料之中，让我吃惊的，是他的名字居然成了“袁蒋号”（诸暨口音，“介”与“蒋”的发音有点接近）！

  真是的，不仅名字换了，连姓都改了。

  问老师，老师一脸无辜：“当初报名时，他们就这样说的啊！”

  再问介浩，他却一问三不知。

  我想了想，让介浩做了几道最最简单的算术题，结果发现，他连数数都不会。

  我更吃惊了，让他写字给我看。可是，他居然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即使是那个“袁蒋号”。

  回到家里，我向爸妈作了详细汇报。

  爸妈也非常吃惊，可又想不出一个好办法。

  公正地说，美琴阿姨对介浩确实很好，要是突然把介浩领了回来，他们会怎么想？会不会受不了？

  我忍不住了：“介浩本来就是我们的，要是再让他在那里住下去，肯定会变成文盲的。”

  我恨不能马上就把介浩接回来。可我也想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好法子。

  终于有办法了。

  三姑夫找到肯接受我的学校了，过几天，我要去绍兴读书。

  我和介昀又去了袁家。

  我对美琴阿姨说：“我要去绍兴了，想和介浩一起拍个照片留个影，带到绍兴去……”

  美琴阿姨不知是计，连声说：“这是好事，要紧的，要紧的！”

  我怕打草惊蛇，没有带走介浩的任何东西，包括日常衣物。

  就这样，我们把介浩拐回了家。

  爸爸很快为介浩在江东小学办好了入学手续。

  然后，我真的去了绍兴。

  开学了，美琴阿姨见介浩还不曾回袁家去，自然起了疑心。她赶到银行里去找我爸，可我爸不在，送我去绍兴了。

  当时正是中午，美琴阿姨在食堂里找到了介浩，二话不说，拉着介浩就走。介昀见状，急坏了，可他又抢不过美琴阿姨，只好赶紧去找爸爸的同事小寿叔叔。

  爸爸临走时，曾托咐过小寿叔叔。

  小寿叔叔大吼一声：“这还了得？！”跨上自行车直奔袁家。

  到得茅渚埠桥，小寿叔叔见一女人正牵着介浩的手往前走，便不声不响地挨近前去，一把拉住介浩，手脚麻利地拽上了自行车，丢下一句：“你这女人怎么回事？这是别人的孩子……”

  话没说完，小寿叔叔掉转车头就跑。

  美琴阿姨一怔，随即放声大哭……

潇湘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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