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须证实的爱·我的回忆

梅芷

引用第16楼stanleysan于2009-04-12 17:35发表的 :
写的非常好，俨然一幅画卷在面前徐徐展开，娓娓道来。
作者成功的通过个人家族起起伏伏的故事反映了那个时代，

其实那个时代离我也已经十分遥远，我记下来的，只是从长辈那里听来的一些点滴小事。

谢谢！

梅芷

1949年5月7日，绍兴解放。那个什么“青年军”连长的威胁已不复存在。于是，父母在5月底完婚。

  母亲嫁到周家后，与祖母他们住在一起。开头还好，时间长了，却出现了许多的不融洽。我的大姑与二姑，一直闲居娘家，无所事事，常常无端端生出许多是非来。

  父母结婚之前，大伯夫妇也与祖母、姑姑们住在一起。有一天，大伯买了几个黄金瓜，与大妈一起在自己房间里吃，不料，让三姑、小姑从门缝里看到了，不依不饶地嚷将起来，说大伯他们偷吃私食。老实的大伯大伯母连忙把瓜送了出来，可两位姑奶奶不领情，依旧大吵大闹。祖母的观念似乎与外祖母正好相反，她是位极端“重女轻男”的家长。她闻讯赶到，不问是非对错，不分青红皂白，伸手就给了大伯母几个耳光。大妈如何忍受得了，立马出走回了东关娘家。事后祖母有些后悔，命大伯去把大伯母叫回。大伯不干，说又不是我气跑的，凭什么要我去叫？祖母无奈，只好让我父亲去请了回来。可没过多久，大伯母还是离开了，大伯在郑州找到了工作，她受不了周家环境，再一次返回娘家。等大伯在郑州稳定了下来，大伯母北上与大伯团聚。

  二伯原先在哈尔滨时，娶了一位当地姑娘李秀娥为妻。二伯在旧社会是很风流的一个人，在上海滩闯荡时，又与一位舞女同居。后者其实也是良家女子，只因家境贫寒才堕入风尘。1957年后，在二伯经历逆境的20年中，正是二伯母守活寡似地拼着命把四个子女拉扯成人。为区别起见，我们习惯把两位二伯母分别称为“哈尔滨二妈”与“上海二妈”。

  我这里要说的就是哈尔滨二妈。她为周家生了两个女儿，周梅玲、周国玲。前面说过，周家，起码是我祖母一向重女轻男。奇怪的是，哈尔滨二妈生了两个女儿后，祖母却很不高兴。与此同时，我的几位姑姑也常常要在这个问题上对哈尔滨二妈冷嘲热讽、甚至恶语相加。哈尔滨二妈终于带着一双女儿回了哈尔滨，从此她再也没与周家人、包括二伯见过面。据说，哈尔滨二妈后来再嫁了，丈夫还是一位领导干部，文革初期被打成“走资派”，她一时想不开，卧轨自杀，虽没丧命，双腿却让火车压断了……

  哈尔滨二妈临走前曾找到母亲，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同时还把她房间里的家俱全送给了母亲。母亲那时还没嫁到周家，可她说这些硬头木器反正无法带走，而她又不甘心给周家的其他人。母亲不肯接受，但二妈执意相赠，最后只好收下。当然，母亲是打定主意了的，她坚决不会去用这些家俱，更不会把它们占为己有，这不光光是因为不敢“无功受禄”，母亲的性格如此。没过多久，由于家里经济日益拮据，债台高筑，这些家俱全让祖母给卖掉了。不过，祖母事先象征性地征求过母亲的意见。

  母亲就是在两位妯娌离开之后进入周家的。当时，裕记粮行已经倒闭，家里很快陷入入不敷出的狼狈境地，万般无奈，祖母只得兜兜凑凑弄了点本钱，开了个小米店。说是米店，其实只是个小摊，几个盛米的笸箩而已。平时由父亲管着，有时也叫我的几个姑姑去看。母亲是规定不许进去的，大约是怕偷拿店里的钱。

  母亲只能在家里做“马大嫂”。那时家里有八个人，除曾祖父、祖母、父亲、母亲而外，还有四位姑姑。父亲忙着照看店面，平时不着家；两位老人“明文规定”是不干活的，而姑姑们个个横草不拿竖草不拾，家里的活事，无论是买菜做饭，还是缝补洗刷，自然由母亲一个人承包。，母亲一天到晚忙得头头转，很快便累病了。曾祖父是医生，诊断出是“小产”，祖母不信，硬说是一般的崩漏，仍要母亲起来干活。这件事惹怒了父亲，他飞起一脚，把锅灶都踢飞了。外祖母知道此事后，出面与祖母商议，最后，总算雇了个保姆了事。

  事情并没有完。母亲怀上了我，为避免再度小产，母亲只能卧床静养。那天，大姑二姑在房间外说三道四，说什么二伯之所以在上海讨小老婆，就因为哈尔滨二妈生了两个女儿，以后要是我母亲也连着生女，保不定也会与二妈一样。那些话说得很响，像是故意让母亲听见。母亲听了，自然要憋一肚子气了。

  母亲出嫁时，外祖母的经济条件已经相当困难。出于无奈，老人家给自己女儿的陪嫁自然非常简陋。一般来说，绍兴人嫁女必得有一整套的嫁妆。可母亲却只有一个马桶——这是必不可少的，绍兴人称之为“子孙桶”。除此之外，连一只“脚桶”都没有。依照风俗，绍兴人给女儿陪嫁的“脚桶”大大小小的有许多只，包括大尺寸的大“脚桶”，其实是澡盆。为此，母亲也受足了气。几位姑奶奶当着母亲的面，说夏天就到了，看她如何洗澡……

  外祖母知道了后，为求安慰，提出把母亲接回娘家。然而，绍兴人历来封建，嫁出的女儿不可以在娘家久住。为此，母亲住在外祖母家那段时间里，母亲按月付房租，虽然是象征性的。

  我在母腹里正在一天一天地长大。母亲眼看就要临盆了。外祖母又提出另一种说法，那便是出嫁的女儿不能在娘家分娩，俗谚叫做“热血落地，拆屋掘地”，这是对娘家人很有威胁的事。父母只好四出寻找住处。皇天不负苦心人，父亲终于找到了一位堂婶，后者答应把他们家正住着的“堂中屋”（周家的公产）让出一间来。说起来，那根本不能算房间，无非是一个楼梯口，放下一张床后连转身都难。可父母足够满足了，毕竟有了个栖身之处了。

  1950年6月24日，农历五月初十，一个雷阵雨的凌晨，我出世了。遗憾的是，父母都记不得那个确切的时辰。这也难怪，我的出世给父母，尤其是母亲带来了空前的痛苦。

  听母亲说，由于胎位不正，即所谓的臀位，直折腾了一天一夜还没能分娩。母亲被不懂事的我折磨得死去活来，最后，又出现了胎儿窘迫。幸好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我终于出来了！

  为我接生的助产士叫钮震玲。母亲告诉我，当时，这位引我来到人世的医生还是个二十出头的黄花闺女。真是难为她了。等我出世时，母亲筋疲力尽自不必说，钮医师也累得大汗淋漓，全身上下，连白帽子上都是血污。

  然而，刚来到人世的我却是“死”的。这可吓坏了父母，钮医师却不着急，把既不动弹也不吭声的我拍击摔打了几下，我“活”了！我妈说，当时最有意思的是，我“活”过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大大地撒了一泡尿，仿佛刚才真的是让尿憋死了似的。

  我的出世，让耄耋之年的曾祖父高兴得不得了。他是把我当作他的嫡传长曾孙看待的。当时大伯母虽然还不曾生养，可上海二妈已经有了一个叫良洪的孩子。封建意识浓厚的曾祖父却因良洪是所谓的“庶出”而拒不承认。老人家已是风烛残年，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便关照父母，待他百年之后，一定得让我为他老人家戴孝送上山。后来，我才刚双满月，曾祖父溘然仙逝。尽管“照规矩”，未满百日的婴儿不该为先人守孝，但父母还是按照曾祖父遗训，让我披麻戴孝，直把曾祖父送到墓地。

  我的名字自然是曾祖父取的。我还没出世之前，老人家已经为我取了三个“名字”。我家五服内的“大排行”是“忠、孝、裕、良、贤”，我是“良字辈”，曾祖父为我取名“周良颐”，另外一个名字便是“周介眉”。根据字面意思推断，前者是正式的大名，后者或许就是表字了。我至今不能找到“良颐”的出处，但知道“介眉”二字来自《诗经•七月》“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一句。显然，这是他老人家企求自己能够长寿的意思了。我后来用的一直是“周介眉”这个名字，大号“良颐”反倒从没用过。第三个名字有点荒诞。据说有一回曾祖父梦见一个老妪，自称姓陈，并说我们住的房屋原先是她家产业，她生前无有子嗣，要求曾祖父将自己的子孙过继与她。就凭这个没头没脑的梦，曾祖父又替我取名叫“陈俊”，就算过继给了那个不知何方神圣的老妪了。

  其实，我还有一个名字，也是曾祖父取的。绍兴人有个习惯，孩子出生后，称一下体重，然后就以斤两命名。这种风俗在鲁迅的小说《风波》里就可以看到。我出生时很大很重，有九斤，于是，理所当然地成了“九斤”。只是，这名字根本没人理会。

  我出生后，是我们家最艰难的时期。父母双双失业，只能靠父亲做纤夫、卖腐乳，母亲替人裁剪缝纫织毛衣，以赚些许小钱勉强度日。那时节，偏偏是我最需要营养的当口，可父母供得起我的最好补品只是豆浆。每天晚上，父亲或者母亲都会抱着我到街上吃豆浆。如今，我自然是记不得那时的豆浆是什么样的一种味道了，但那种感人的情景，却分明就在我的眼前。

  也正应了“天无绝人之路”的古话，就在我们几乎是山穷水尽的时候，一天晚上，母亲又抱着我出去吃豆浆。走在街上，母亲忽然看到一张“失业教师登记”的布告。她高兴极了，几乎一夜没睡好，翌日一早，就匆匆跑去登记。为保险起见，母亲不仅登记了“绍兴县”的，在“绍兴市”也挂了号。不几天，1951年秋季开学前，绍兴县的通知来了，让她去鉴湖乡的行宫庙小学从教。十来天后，绍兴市的通知也来了，可母亲已在行宫庙定了位，也便不再理会市里更好的工作，尝够了失业苦楚的母亲已经十分满足。当时学校还缺少教师，父亲也同时在那里代课。

  行宫庙小学很小，虽然是完全小学，却全是复式班。母亲教一、二复式，父亲是三、四复式，五、六年级则由那位叫董荣萌的女校长亲自执教。

  父母有了工作，没人领刚满周岁的我了。于是，外祖母的邻居，一位叫宝秀的小媳妇，做了我的保姆。我叫她宝秀阿姨。

潇湘妃子

小懿希望早点收到《无须证实的爱》让小懿的最最美丽的梦成真

梅芷

父母有了工作后，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天天绕膝相伴了。

  学校里没有我待的地方，父母只好把我寄养在外祖母那里，由邻居宝秀阿姨带我。那段时间基本上是我的记忆空白。原因很简单，懂事之后，我一直没有机会与外祖母好好聊起过我在她老人家身边的桩桩件件；而那位领我的宝秀阿姨，后来也没有再联系上；我幼年的一些能记起来的事儿，大多是母亲在以后的岁月里慢慢复述给我听的，而那一段时间，母亲根本不在我的身边。

  父亲在行宫庙小学任教，只是代课，父亲必须再另行寻找工作。当时国家的大规模建设已经逐步走上正规，各行各业需要大批的知识人才，一直留意招干信息的父亲终于找到了自己喜爱并熟悉的工作，考进了绍兴市人民银行。经过短期培训，父亲被分配到了绍兴地区所辖的诸暨工作。

  就这样，一家三口，分住三地。

  母亲住在鉴湖的学校里，离城有好几里地，但毕竟还可以抽空去看我。父亲就远了，诸暨离绍兴有百多里路。父亲刚为人父，一下子远离宝贝儿子，自然很是惦念。那时候，父亲与我们的唯一联系方式只有写信。母亲知道他念儿心切，而她自己又没工夫，只好托姨妈带我去拍照片寄给父亲。

  现在已经记不清拍这张照片的具体时日了，只能推算到“大约在冬季”，因为照片上的我穿着厚厚的冬衣。据母亲估计，应该是在1951年的初冬，那时候我还没满一岁半。

  照片的背后，写着这样几个字：

  “爸爸，这是你的儿子。你看我长得多么天真活泼！爸爸，你想我吗？”

  这当然不会出于我的手笔，那是姨妈的杰作。在我自己看来，照片上的我是多么的不“天真活泼”啊，要多傻有多傻。大约是应着了那句俗语：“黄鼠狼的儿子是香的，刺猬的儿子是光的。”父亲眼里的儿子，肯定是“天真活泼”的。

  我的照片一直被父亲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直到文革开初期父亲离开那张桌子时才将其取出。如今，它就由我自己收藏了。

  母亲刚到行宫庙小学时，校长是女的，叫董荣萌。没过多久，此人被查出是历史反革命分子，清除出了教师队伍。次年春季开学时，来了位新的校长，也是女的，叫章句莲。此时，学校已经改名为“鉴湖中心小学”，不过，学校规模依然很小，连校长在内拢共才3位教师，有位男老师叫张雨雯，与章校长同时到行宫庙。

  章校长知道母亲牵挂儿子，便提议把我接到学校里同住。母亲当然是求之不得了。于是，我真的很快到了鉴湖水乡，宝秀阿姨自然也陪我住进了学校。

  那一年，新生的共和国百业待兴，各方面都还很困难。许多教师一时都不能按时领到工资，能享受到的只是“白吃饭”。一般情况下，大家还是很能体谅国家难处的，毫无怨言地为他们所热爱的事业尽职尽力。时间长了，有些人也难免会怨天尤人。那个张雨雯老师就是其中一位。说起来，他也可以算是振振有词的。虽然，当时在伙食上是努力保证的，但实际情况却并不乐观。鱼腥什么的自不必说，菜蔬也少得可怜。饭呢，干饭根本就是奢望，能顿顿喝上稀粥已属不易。教师的工资是国家发的，但那时不是还没能发工资吗？于是，他们的粮食供应只能暂时由地方上解决。当时正值春荒青黄不接之际，刚刚获得土地的农民自己都吃不上饱饭，哪还有可能保障供给？有一天，村里实在拿不出粮食，只送来了一大筐荸荠——他们自己也是拿这个充饥……此时，张雨雯老师就受不了了。他那天犯了烟瘾，可身无分文，便将所有不满全发泄到了我的身上。他说如果没有我，他们也许还能过得好一点，至少不必拿荸荠当饭吃，说不定还可以分点烟钱什么的。客观地说，他的话也有道理。学校里拢共才3名教师，大家都只是一个人一张口，唯独母亲一人带了三张口。张雨雯是当着面骂母亲、骂我的。虽然我还不明事理，母亲听了不能不难受啊，她心里也明白，是她和她的儿子拖累了张老师。没奈何，母亲只好打点着要把我再送到外祖母那里去。然而，校长章句莲却坚决不依，义正词严地对张雨雯说：“你别打周介眉的主意！周介眉不是胡老师一个人的，他是我们共和国未来的主人！”

  ……

  由于章校长的保护，幼小的我才得以在行宫庙继续留下去。

  当时的生活实在也太苦了。有粥喝的日子里，却也没什么菜可以下饭，最多只能是霉干菜，又咸又老。有一天吃饭，宝秀阿姨喂我。见又是霉干菜，我先是好歹吃了几口，实在咽不下去了，便哀哀地喊母亲：“妈，菜菜，硬……盐盐，拌！”那天刚好祖母去行宫庙看我们，见到如此场景，心酸不已，忍不住掩面而泣……

  好在这样日子没有延续太久，国家很快发工资了。由于是把以前拖欠的一并补齐，捧着那一叠钱，母亲一时不知怎么办好。要知道，母亲还从来没有碰过那么多钱啊！

  半岁左右时，我曾获得过绍兴市健康婴儿评比的第二名。可见那时的我是多么的健康！小时候，我长得很“富态”，胖嘟嘟的，浑身上下都是肉。加上皮肤一向特白，很逗人喜欢。学校里，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非常喜欢我，这自不必说。宝秀阿姨抱我去校外时，也常常会有人把我抢走。那些人，一个个都把我当作玩具或宠物看待。宝秀阿姨怕他们伤着我，千方百计地护着我，可她哪里能护得了。每次回到学校里，宝秀阿姨都只能心疼而又无奈地向母亲告状：“姐姐，你看，那些人把介眉……”总之，我的身上，尤其是胳膊与大腿上，天天都是乌青累累。

  后来我问母亲，就不能不把我带到外面去吗？母亲说，首先是我自己不愿意整天待在学校里，况且宝秀阿姨也不甘寂寞。再说，即使我们不出去，校外的那些喜欢逗我玩的人，也会主动找到学校里把我“拐”出去的。

  想来我从小就是中看不中用的“银样蜡枪头”。在行宫庙的那段时间里，我就常常生病，一发病，就危重得要命。现在已经很难追溯出当初得的是什么病了，只听母亲说过，有一天她去离行宫庙有六七里路的“星期学校”（老师培训班），我却突然高烧、抽搐不止。这可吓坏了宝秀阿姨。那时没有电话，连像样的路都没有，宝秀阿姨跌跌冲冲地跑到母亲那里，拉着母亲就往回跑。母亲赶回学校，却也无计可施。最后，还是学校里的老师请来乡民，用乌蓬船连夜送到城里抢救。一路上，我依旧危象百出，浑身颤抖，牙关铁紧。母亲怕我窒息，在同行人七手八脚的帮助下，用蘸水笔杆撬开我紧闭的牙关。结果，笔杆倒叫我咬断了五六支。

  好在我的病，来得迅猛，去得也快捷。很快的，我又成了人见人爱、活泼天真的一个了。

  行宫庙的那段日子里，虽然是与母亲在一起，形影不离的却是宝秀阿姨。宝秀阿姨是个“活跃分子”，一不小心就会弄出故事来。有一在晚上，我睡着了，宝秀阿姨把我安顿好之后，连房门都没关就出去了。为了扫除文盲，学校里办了夜校，除了识字以外，也教一些群众歌曲。母亲与章校长都对唱歌没有什么特长，但宝秀阿姨却说自己唱歌最拿手，主动请缨教村民唱歌。章校长见她热情可嘉，又不会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便同意了她的请求。这一天，宝秀阿姨在大礼堂里教村民唱《解放区啊好地方》：

  解放区啊好地方，

  男男女女都一样。

  你要吃饭当做工，

  没人为你当牛羊。

  ……

  正唱得起劲，突然有人发现情况不妙——是我，一路哭喊一路爬行地出现在礼堂边上！

  村民们一下子乱了。

  宝秀阿姨也因为我的突然出现，吓得魂飞魄散。

  正在夜办公的母亲与章校长也闻讯赶了出来。

  据推测，是宝秀阿姨的热情过分高涨，或者村民的歌声太响彻云霄，居然把睡性特好的我给吵醒了。我醒来之后，见房间里黑洞洞的，哭喊半天没人理，就从床上滚了下来。那时候，我已经学会蹒跚行走，但四周黑压压的，哪还能……只好手脚并用了。

  我是从床上摔下来的，大家都怕我跌伤了什么，上上下下查看了个遍，一切正常。宝秀阿姨这才放下心来。

  宝秀阿姨毕生性好动，每天都带着我满世界地转，天天都要等天黑了才打道回府。听母亲说，每次还都是我提醒宝秀阿姨回家的，等到暮色四合之际，我总会冲着那冷冷清清的村道说上一通千篇一律的话：“糖糖回去哉，饼饼回去哉，太阳回去哉，麻子哥哥回去哉！囝囝也回去哉！”

  解释一下，哉者，并非文言虚词，而是绍兴方言特有语气助词。至于麻子哥哥，是行宫庙的一位开小店的小男孩，才十六、七岁上下。麻子哥哥特别喜欢我，每天都会给我很多的小东西吃。

  不过，我只在行宫庙住了一个学期。1952年下半年，原先的行宫庙小学，又由鉴湖乡中心小学升格为城郊区中心小学，不仅校舍是新建的，很洋气，教师也一下子增加了许多。校长换了，章句莲只做了教导主任。学校走上了正规，一切都得按规矩办，于是，我只能再次回到外祖母那里，当然还是由宝秀阿姨带我……

梅芷

引用第24楼umpire于2009-04-14 11:31发表的 :
绍兴水乡的故事讲很精彩。

谢谢！

请多多指教啊！

潇湘妃子

我的梅老师写的是 无须证实的爱，最最真实的情

梅芷

父亲到诸暨工作后的第三年，母亲也调了过来。

  当时是1953年3月，学校早已开学，一时无法适当落实，母亲就被临时安排到了离县城近20里地的盛兆坞。

  听母亲说，当时的状况完全可以用“两眼一抹黑”来形容。这以前，她从来没有出过绍兴，更没到过这人生地不熟的诸暨乡村。好在母亲的适应能力强，很快也就安定了下来。

  当时诸暨农村，通汽车的地方极少，盛兆坞也不例外，最宽广的道路也只能供独轮车“行驶”。有一个周末，母亲想回城里，却不认得路，只好一路跟着电线杆走。母亲的想法很简单，但也很科学，电线杆总是通往县城的，只要跟着它走，总会到达目的地。结果倒也确实如此——那时的电力线路很单一，不像今天这样纵横交错。

  不过，母亲并没有在盛兆坞呆多久。这一年的6月份，她的第二个儿子——我的弟弟要出世了，她提前请了产假。

  产假结束后，母亲被调到了袁家。当时的袁家，属浣纱区大侣乡，离城只有8里路。母亲有袁家的“大侣完全小学”任教。

  母亲刚离开绍兴时，我被留在了外祖母家，任由宝秀阿姨照看，等母亲安顿下来后不久，我也随宝秀阿姨来到了诸暨。

  当时袁家学校真的是一个“小”学。记得最初时，学校只是一个不大的四合院。宝秀阿姨带着我到袁家后，自然不可能在学校里住。于是，母亲就在一家农户租了间东厢房。那地方离学校很近，只有百来步的路程。

  宝秀阿姨没有待多久，她丈夫就要她回家了。随后，曾经另有一位保姆来带我，可后者也没有久留，因与村里的什么人关系暧昧，影响不好，学校领导便劝说母亲将其辞退了。

  当时，我还不满五岁，母亲要上班，无法照顾我。正巧当时我小姑初中毕业没能考上高中，心情郁郁的。祖母怕她闷出病来，便要她上诸暨来陪我，这样也可以散散心。

  这以前的一切，说是回忆，其实全出于母亲等人之口。以后的记述，应该全是我的亲历实感了。

  翻遍记忆库，头一个明晰而完整的“情节”，竟也是一个病字。这是不是就预示着，我的人生终将与其有着不解之缘？

  也不知为什么，小时候我老是发冷热病——疟疾。曾经在一本国外的医学期刊上读到，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因是受了疟原虫的感染。那位研究者称，只要服一种叫“克霉唑”的药，即有可能沉疴顿起。我千方百计弄来了此药，结果却半点起色也没有。当然，这又是后话。

  现在大约很少有人得疟疾了，所以不会知道那滋味是多么的难受。几十年过去了，想起这病，我还不寒而栗。平日里，没什么明显症状，一发作，却老是昏迷不醒，胡话连天。特别是从昏迷中“醒”来时，无一例外地会感觉自己的身体突然变庞大了，这还不算，手摸到哪里，哪里的都是有棱有角，方笃笃的。疟疾发多了，也便有了经验，虽然难受，倒也不再觉得可怕。

  就是这记忆中的头一回疟疾，却是无与伦比的恐怖。

  应该是秋雨绵绵的季节吧，我又发烧了。

  听妈说，我一发烧就说胡话，可我却觉得自己非常清醒。

  妈要去学校夜办公，临走前关照小姑，别忘了给我服药。

  妈走后，天很快就黑了下来。

  小姑安排我睡下，自己就着煤油灯看书。没过多久，灯暗了下来，小姑知道快没油了，就赶紧吹灭了油灯，打算睡觉。

  就在那一刹那间，我大声尖叫：“不要！”

  我看到了两个小鬼，明晃晃地贴在对面墙壁朝我挤眉弄眼。

  两个小鬼长得一模一样：头顶中间裂开着，两边突出，形成两只肉角；耳朵尖尖，耳廓边上长着毛；嘴巴大，眼睛小；裸身赤脚。小鬼们戴着用人头骨做成的项链，手执鱼叉样的兵器……

  我不是有意想吓着小姑，她自己也还只是个17岁的小女孩。可我盯着那两个活灵活现的小鬼，实在是害怕啊。

  我实在忍不住了，又高声大喊：“鬼，鬼来了！我怕……”

  小姑本就胆小，哪受得了我这般尖叫，连忙抖抖瑟瑟地起来划火柴点灯。灯一闪一闪亮了，两个丑陋的小鬼顿时没了踪影。

  小姑惊恐地看看我，又看看四周：“哪……哪有……”

  她显然不敢提那个“鬼”字。

  “没了，”我看了看灯影下小姑苍白的脸，“没了，鬼逃了。”

  小姑摇摇头，叹了口气，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又在自己头上印了一下说：“发热了吧？那就闭上眼睛，睡。”

  我很乖巧地合上眼睛。小姑又把灯吹灭了。

  没曾想，尽管我紧闭双目，两个小鬼还是一飘一飘地又近到了我们床前。我一把抓住小姑，拼足全力喊叫：“小姑，鬼，鬼来了，鬼又来了！”

  小姑一骨碌起来，颤声说：“你……别吓我，哪……哪有鬼……”

  “真的真的，两个鬼，两个，喏，这个，这个。”我一边喊着，一边胡乱指点。

  小姑挣脱了我，划断了好几根火柴，才把油灯点上。

  “鬼又没了。”我喘气似地说。

  “你……”小姑无可奈何地看着我，不知道做什么好。

  灯光在闪烁，灯芯上结出了一个小小的灯花。

  小姑着急地说：“油……灯油没了！”

  我那时还不明白灯油没了意味着什么，傻傻地望着小姑举起小油灯察看。

  “宝贝，别吓我了好不好，我们睡吧，把眼睛闭上。好不好？”

  “好！”我心里想，我又没有吓你，是鬼啊。

  正说着，油真的耗尽了。灯慢慢暗了下去，终于灭了。

  鬼又出来了！

  我又尖声大叫。

  夜光的映衬下，我看到小姑用棉被裹着全身，瑟瑟发着抖。任凭我叫着喊着哭着嚎着，她就是不从棉被里钻出来。

  我没咒念了。

  我翻身下床，奋力向那两个小鬼撞去。

  鬼们躲开了，可很快又从另一个角落里隐现出来。

  ……

  我跌跌冲冲地跑到大门口，拉开双扇门，然后，猛然跪倒在地，惨烈地喊出：“老天菩萨，天快点亮啊！！！”

  就在这时，妈回来了。

  妈又惊又急，一把抱起我……

  妈回来了，鬼，没有再出现。我感觉有点奇怪。

  第二天，小姑毅然决然地逃回了绍兴。

梅芷

  天色灰暗下来了。我感觉有点饿，就回到了学校。

  校园很静。我冲着办公室大声叫喊：“妈，我回来了！”

  没有回应。

  我加大了声音，继续叫。

  办公室旁边的小屋子里走出一个人来，是袁老师爷爷。

  袁老师爷爷笑咪咪地对我说：“你妈去区里开会了，要晚一点回来，去我家，好不好？”说着，他过来拉我的手。

  我连忙逃开，转身冲到门口，却听到袁老师爷爷还在说：“你妈找了你半天，找不着你，你去哪玩了，也不知道回来？”

  我去哪了？

  还能去哪。吃过午饭，我就到合作社（农村里把供销合作社简称为合作社）门口看人家滑滑梯了。

  所谓的“滑梯”，其实是高台阶两旁窄窄的斜坡。每天，村里几个与我差不多大小的孩子，都聚在这里争着滑滑梯。台阶不多，才十来级，但阶面比较宽，所以斜坡也比较缓。坐在斜面上往下滑，速度不会很快，有时候滑到半路上，甚至会滞留在那里，实在是很不够瘾。有人比我聪明，往斜面上撒一些砂子，双脚蹲着小小心心地往下滑动，速度就快多了。我想东施效颦，可依样画葫芦也画不像。别人是蹲着下滑，可我呢，一屁股坐在砂子上……结果，新上身的一条芝麻呢裤子，很快磨出了两个大洞。

  妈当然气得要命，责令我不许再去滑滑梯。

  我倒也算乖的，不能滑就看人家滑。看了半天，光看不练，太没味道了。想想还是去玩水吧。

  村后的小溪，水很浅，那个季节，最深处，水至多也只没到我小腿肚。水浅不假，但好玩的东西多。小鱼小虾小螃蟹，有时还能在水底淤泥里挖出小泥鳅来，滑滑的，腻腻的。最让我开心的，后来我捉到了一只比罗汉豆瓣稍大一点的小甲鱼！

  小甲鱼就在我的小口袋里。我颠颠地跑回学校时，一路上始终就按住口袋，唯恐小甲鱼钻出丢了。

  我要叫妈与我一起玩这个可爱的小东西。

  可妈妈居然不在。

  “哇……”我跑到操场上，抱着篮球架子大哭起来，“妈，妈，回来啊！”

  袁老师爷爷慌忙跟了出来，弯下腰来拉我，嘴里说：“介眉，乖，跟袁老师爷爷回家去，你妈一会儿就来接你的。”

  我那里肯依，不依不饶地坚决嚎，想弄出点气壮山河的气势。

  袁老师爷爷束手无策了，围着我不停转圈，嘴里嘀咕着：“这孩子，这孩子……”

  我哪会理他，照样哭闹着，眼泪鼻涕糊得满脸都是。

  附近的村民不知出了什么事，三三两两地过来询问。

  妈在村子里的口碑非常好。不知是沾了妈的光，还是我真的招人喜爱，平时我在村子里乱窜，不管走到哪里，男女老少，总会亲亲热热地拉我或者干脆抱我去家里，吃的玩的，一古脑儿地塞在我的手里口袋里。

  当大家弄清楚了原委，都乐了。这下倒好，七手八脚地都来拉我去他们家。见到这种架势，我连哭都忘了，不知所措地由着他们争我。

  正不可开交之际，我被人背后抱住了。回头一看，是惠姐。

  惠姐笑着对边上的人说：“我妈要我领介眉去我家呢。”

  大家似乎觉得惠姐的确比他们更权威些，不约而同撒了手。

  “袁老师，”惠姐圾袁老师爷爷点点头，“我带介眉去了噢？”

  “去吧去吧？”袁老师爷爷笑咪咪答应着。

  我不情愿地被惠姐拉着，一步三回头，指望着妈突然出现在我的后面。

  想想真是委屈。越想越委屈。“哇——妈……”我又哭开了。

  惠姐像是被我吓了一跳，但很快回过神来，小大人似的劝我：“别哭了，乖，到家里，姐姐给你吃好吃的。噢？”

  我哪不肯听她的：“不要，不要，我要妈！妈呀……”

  惠姐到底还太小，一时没了主意，急得几乎也要哭出来了。

  “不要这样，乖，不要这样，介眉乖！”

  我见她软弱可欺，猛地一抽手，挣脱了她的牵引，吼一声：“不要你管！”

  紧接着，我转身撒腿就跑。任凭惠姐哭喊着：“介眉回来，介眉回来……”

  我钻进了一条小路。心里有些得意，看你们谁还能找到我？

  四周阒无人声，只有秋虫在唱。

  月色很好，照在身上，有些凉意。

  我有点怕了。

  妈，你在哪里？

  袁老师爷爷说妈是去区里开会了，但我不知道区里是哪里。

  我只知道去城里的一条路。

  我只认识去城里的一条路。

  我的心目中，区里与城里应该是差不太多的。

  所以，我决定，找妈妈去，沿着那条路。

  决心很大的，但走着走着，我骇怕起来了。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

  无来由的，突然又想到了头上长着两只肉角，耳朵上长着黄毛的鬼……

  顿时，毛骨悚然。

  此时不哭，更待何时？

  于是，我又放声大哭！

  但路还是要赶的，我一边哭一边加紧步伐。

  “妈！妈！妈，你在哪里啊……”

  我累了，我真的累了。肚子咕咕叫着，和着我的哭喊。

  我早已出了村子，大路两边都是田畈，几乎没有人家。我觉得有些支撑不住了……

  那时，我还不知道到城里有8里路，更不知道这8里路对一个7岁的孩子意味着什么。我没有可能多想细想，心心念念的，只是“妈快回来！”

  我站住了，一屁股坐在地上，闭起眼睛哭嚎，糊里糊涂的，自己都不知道嘴里在说什么。

  “怎么了，怎么了？”突然感觉有人扯住了我。

  我正满脑子都是鬼，以为……

  我“呀”的一声尖叫，惊恐地睁开眼睛。

  天哪，还好，是一个人，是一个大姐姐。

  “你怎么了？”月光下，大姐姐也是一脸的惊讶，“——是你啊，介眉！”说着，大姐姐回过头冲着后面叫喊道：“妈，是胡老师的儿子介眉。”

  这时我才发现，路右边有一个小竹园。

  从竹园的篱笆门里，又走出来一个人，是一位大妈，大姐姐的妈妈。

  大妈抱起来了我。

  我们进了屋。

  油灯下，我看到桌子上摊着书本簿子，是大姐姐在做作业吧。

  我已经不哭了，很听话地回答着他们的问题。

  她们一边问，一边替我洗脸，然后安排我吃饭。大姐姐见我不肯吃，就要喂我。我也乐得让她喂。

  实在太乏了，喂着喂着，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时，我已经在学校里了。妈已经起床，正在改作业。我大声地叫了一声：“妈！”

  突然想到口袋里的小甲鱼，连忙要掏出来给妈看……

  可是，口袋里空空如也。

潇湘妃子

明后天又发什么

梅芷

  半夜，不知几点钟，我被吵醒了。

  小时候睡性特好，爸妈说，就是在我耳朵边放鞭炮，也炸不醒我。可以想见，这一回吵醒我的是怎么巨大的声音。

  我迷迷瞪瞪地坐在床上，老半天才反应过来。不少人在不足10平方的屋子里翻腾。一位叔叔甚至立在我床上，踮着脚尖往屋梁上挖着；另一位叔叔在撬地板，原本只有香蕉那么大的洞，已经比大萝卜还大了。两只仿皮纸箱倒在地板上，到处是衣服杂物。

  我转眼看看爸爸。爸爸沉着脸，嘴紧扪着，漠然看着那些人。

  心里很奇怪，他们什么人，干吗要把我家翻得乱七八糟的？

  可我实在太困了，在这样的杂乱环境里，居然又昏昏睡去。

  次日再次醒来，爸爸正在收拾东西。我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看到爸爸的神情，吓得不敢作声。我默默坐在床上，呆望爸爸。

  爸爸终于发现我已经起来，直起身子，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三个字：“抄家了。”

  这是我平生头一回听说“抄家”，我不明白“抄家”的确切含义，但我知道，昨晚那几个叔叔是在“抄家”——抄我们的家。

  我还是没问。我不知道问什么好。

  “你妈妈被他们抓起来了。”父亲哑着嗓子说。

  我吓了一跳！什么叫被抓起来了？！

  不可能啊，怎么可能？

  被抓起来的都是坏人。可妈是好人。大家都这样说的。袁家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没有一个不说妈是好人的。

  为什么？为什么？

  我只是在心里问，用眼睛问，朝着爸爸。

  爸爸自然明白我的意思，又说了一句：“他们说你妈偷东西。”

  “不会的，妈不会偷东西的。”我忍不住叫出声来，“妈妈教我不能拿别人的东西，不能偷别人的东西，她怎么会去偷啊？”

  爸爸没正面回答，只是问我：“你看到过朱老师的挂表吗？”

  我摇摇头。什么“假表”（方言“假”、“挂”发音相近）？是假的手表吗？假的手表有什么用？是不是给小孩子玩的？

  “唉，跟你说不清楚。”爸爸叹了口气，又埋头整理了。

  跟我当然说不清楚了。当时我才刚过八岁啊。有许多事，一直到后来才真正闹明白的。

  那是1958年暑假。全县教师集中在诸暨中学学习。

  不知道怎么一来，学习期间，朱老师说到了自己失窃的事。

  朱老师是妈的同事，与我们母子住同一个宿舍。平时，她与妈关系不错，对我也很好。那时我刚上学，她是我的班主任。

  几个月前，朱老师突然发现，她放在箱子里的怀表（俗称挂表）和公债券不翼而飞了。多方寻找，毫无着落。

  朱老师旧事重提，开头像是闲聊，七扯八扯了一通，渐渐就指向明确了。有人为了撇清自己，想找个顶缸的出来，很快贴出了大字报，指名道姓地把矛头指向了我妈。一时间，出来了许多跟风起哄的人。至此，大家似乎觉得，我妈真的已是证据确凿了。

  更可气的是，我妈自己还蒙在鼓里，毫不知情，那些人始终是背着她搞的。等到公安人员把她带去问话，她才反应过来。

  我妈当然要愤怒了。

  不过，公安人员倒很是心平气和。

  “……只要你老实交代，我们一定会从宽处理。”一位公安干警循循善诱地说，“前不久，有个单位的人贪污了很多钱，但他坦白交待得好，后来连工职也没被开除嘛。”

  妈却不吃他这一套：“可我没有偷过，你要我说什么？你去打听一下，我以前有没有做过这种事？！”

  “嗬嗬，这怎么说呢？万事总有头一遭嘛。”

  这话把我妈给惹火了，她冲动地一拍桌子，愤怒地吼道：“照你这么说，一定是我偷了？——你要认定是我，逮捕我好了！”

  “你以为我们不敢啊？”那一位显然也火了。

  “你敢？敢就把逮捕证拿出来！”

  “拿就拿，”那人也不含糊，把那张纸亮在了我妈面前，“你敢签字吗？”

  妈显然是豁出去了，一把夺过，拿起笔唰唰唰地签上了名。

  就这样，锃亮的手铐套上了手腕。妈正式被关进了看守所。

  经过几次审讯，他们毫无所获。

  妈一口咬定，自己坚决没做过那事。

  当天晚上，妈被带到了一个屋子里。那里有不少衣冠不整的人，显然都是些真正的犯罪分子。妈很快明白了，他们要奉命斗她。看着这伙满脸流气、口出秽言的家伙，妈心里不免有些紧张。

  好汉不吃眼前亏。妈定了定神，镇静地对干警说：“我交代。”

  “好，那你说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妈愣了愣，随即说：“不，我不在这里说，我要去办公室。”

  干警无奈，只好带着妈离开了那个令人发怵的屋子。

  进了办公室，妈还是那句话：“我没有偷过……”

  案情就此陷入了僵局。毕竟，说我妈作案，没有任何证据啊。那几个人的口头指控，能说明什么问题？

  公安人员犯了难。死硬分子见过不少，但像我妈这样凛然正气，经验告诉他们，是那些坏种学不来装不像。

  以后的几天，再没有提审过我妈，一直到第七天。

  妈又被带到了办公室。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和蔼可亲地对我妈说：“老师，你是位经得起考验的好同志！”

  这一句话，如雷贯耳！

  当下，妈惊呆了。

  半晌，憋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泪水，汹涌而下。

  其实，案情并不复杂。

  公安人员感觉事有蹊跷，便又去找了朱老师，请她好好回忆一下，平时还有谁出入过我们共住的寝室。

  我们那个寝室，其实只占了半个屋子。后半间，是贮藏室，放着一些体育器具。

  朱教师回忆说，因学校办篮球比赛，有个六年级的学生干部曾去贮藏室取过石灰划场地。房门钥匙就是那学生向她要的。

  不过，朱老师又说，那学生品学兼优，绝对不可能作案。

  公安人员当然不会理会朱老师的判断了。他们立即去村里了解情况，却不料，那学生去了上海亲戚家。他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上海，一打听，那亲戚家附近果真有人要卖怀表。很快查明，卖表人正是那个“品学兼优”的学生。

  ……

  不白之冤洗清了，可妈说什么也不愿回学校去，她宁可呆在看守所里。那公安干部怎么劝也没用，只好打电话向县领导请示。

  县委宣传部范秘书当即请我妈听电话。

  “胡老师你好！”范秘书朗声说，“你受委屈了。”

  妈只好应道：“你好！谢谢！”

  寒暄几句后，范秘书单刀直入：“听说胡老师有点情绪，这不好嘛——你说说，是谁替你洗清冤情的？”

  妈想都没想就回答：“是党！”

  “呵呵！”范秘书笑了，“现在党需要你回到教育战线呢？”

  妈没词了，只好爽快地说：“我听党的！”

  末了，范秘书又加上一句：“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嘛……”

  母亲只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朱老师必须作出正式的书面道歉；

  二、学校领导必须在全县教师会议上公开为她平反；

  三，坚决要求调离袁家，去什么地方都行。

  妈只有一个愿望，远离那些恶毒攻击过她的人，远离那个让她齿寒的地方。

  新学期开始前，妈接到通知，去孙家村大侣社校报到。

  听起来很不错，从完小调到了社校，离城却比袁家远了整整10里路。妈却说，心里舒坦就好。

  公安局在袁家村开宣判大会时，有人要妈去台上斗那个学生，出口恶气。可她拒绝了。虽然她没有直接教过那个学生，但他怎么说也是自己供职过的学校出来的。学生出这样的事，作为教师，光彩吗？

  再后来，那学生偶遇我妈，很惭愧地对她说对不起。妈对他说，你也不是有意想害我，只要你以后好好做人，我就欣慰了……

梅芷

  “我有书了，我有书了！”我兴奋地跑着，见人就说，“我有书了——王老师寄给我的……”

  一个多星期没有书，哦，应该说是没有课本，可真苦了我了。

  杨老师让同桌帮助我，与我合用他的课本。他倒也乐意，只是遇上朗诵或写作业时，实在太不方便，时间一长，他还与我吵了架，最后，不让我碰他的书了。

  为了这事，妈特地去城里的新华书店问过，可人书店里没有多余的课本。那年代什么都讲计划，学生课本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我的“萝卜”和“萝卜坑”在城北小学。

  妈调离完小去孙家村的社校后，离城的路一下子远了许多。每次进城，我这个才刚满八岁的孩子来来回回得走近40里路，怎么吃得消？没办法，我只好脱开了妈妈视线，跟爸爸生活在一起。爸妈说过，我长大一些之后，本来就迟早要进城读书的。

  就这样，1958年秋季开学，我进了城北小学。

  万万没有想到，次年春节刚过，县里突然决定派机关干部下乡帮助农村工作。银行那时属于县级机关，爸爸正好被光荣选中。

  爸爸得在农村呆上三个月，与当地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那个时代的人，党叫干啥就干啥。爸爸二话没说，把我们母子两个送到了孙家，自己去了另一个地方。

  偏偏在几天前，我已经在城北小学报过名，缴了书学费。

  事情就这么简单，我的课本得去城北小学领发。

  妈妈随即去了城北小学，见到一位值班的。可那老师说他不了解情况，要妈星期一再去。可她哪有时间啊。

  妈妈说，只好写封信给城北小学的校长了，可偏偏在那几天，学校工作特别繁忙，她抽不出时间。

  就在这时，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包书，是王老师寄给我的课本。

  我的兴奋无法形容，连吃饭时都把书捧在手里，舍不得丢开。

  我担心会把书弄脏弄破，求妈找来两张画报纸，我要让课本穿上漂亮的衣裳。

  妈一边替我裁纸，一边问我：“王老师好不好？”

  “好啊，”我不假思索地说，“王老师最好了！”

  “王老师会不会知道我们已经收到了呢？”

  我想了想，摇摇头。

  “那怎么办？”妈妈问我，“要不要告诉王老师，我们……”

  没等妈妈说完，我抢先说了：“要要要，我们给王老师写信！”

  “嗯？谁给王老师写信？”

  “我，我给王老师写信！”

  妈妈笑了，我也笑了。

  话说得很雄壮，心里却有点底气不足。我从来没写过信啊，准确地说，那时的我，几乎还连信长什么样都没看见过，当然，信封是看到过的。

  又不好意思说。

  妈妈看出了我的心思。她取出一封爸爸写来的信，照着上面的格式，跟我讲了一遍。最后妈妈说：“你怎么想就怎么写，不用怕，先打个草稿，妈帮你改。”

  想想容易做做难，折腾了足足有个把钟头，我好歹完成了。

  许多年过去了，想不起来我当时具体写了些什么。但有一点记得特别清楚，我在信里一共用了七个“高兴”。

  可这到底是我的“开山之作”啊。

  王老师很快给我了回信。与我相比，王老师的“高兴”，显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老师在信中说，他还是头一回收到学生的信。他告诉我，收到我的信后，他立即跑进教室，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大大的人头像。他对同学们说，这是你们同学——周介眉。最后，王老师当堂宣读了我的那封信，大大夸赞了我一通，说我的信是写得是如何如何的好。

  后来，我在城北小学的同学还告诉我，王老师那天还叫他们每人写过一篇《写给周介眉同学的信》。

  这是王老师头一回布置他们写作文。

  那时候的二上年级学生，哪会写什么文章啊！王老师却不管这个：周介眉能写，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写？

  据说有几个同学写不出，担心受罚，急得哭了……

  这么说，是我害苦了他们。唉，真不好意思。

潇湘妃子

怎么不继续发？

梅芷

引用第32楼潇湘妃子于2009-04-20 13:24发表的 :
怎么不继续发？

好，接着发。

梅芷

  那几天中午，我吃了饭就到校门口等邮递员，指望王老师会再给我写信。

  “介眉，怎么又在等信了？”黄侃校长手里拿着一封信，微笑着问我。

  我撇撇嘴，没有回答。写信的事，不知怎么一来，人人皆知了，每天都有人拿这个同我开玩笑。我不喜欢这样。

  黄校长把信送到邮筒口，信封已放进去了一半，又抽了回来。

  “上回，你给王老师寄信时，有没有贴邮票？”黄校长问我。

  妈说过，寄信一定要贴邮票，邮票是要花钱买的。给王老师的信，是我亲手贴的邮票。我当时还在粘着浆糊的邮票上用手揿了好几下。妈说，邮票掉了，信是寄不出去的。

  我怎么可能不贴邮票呢？

  我觉得黄校长在审问我，好像我做了什么坏事。

  “当然贴了！”我理直气壮地大声说。

  黄校长见我一脸严肃的神气，哈哈大笑。

  “小家伙，好样的！”他拍我的脑袋，“你看看，我这封信有没有贴邮票？”

  我接过信，正面看看，没邮票，反过来看看，还是没邮票。

  哦，怪不得他刚才从邮筒里抽了出来，原来是忘了贴邮票。

  可黄校长把信从我的手里接过后，又要往邮筒里塞。

  “嗨，你没贴邮票啊！”我一边喊一边伸手去拉他。

  来不及了，黄校长手一松，信已经进了邮筒的大嘴。

  黄校长故作惊讶：“啊呀不好，刚刚我不是要你看看有没有贴，你为什么不说啊？”

  我撅了嘴，心里嘀咕道：“自己不贴，倒怪我！”

  黄校长哈哈大笑，一把拖住正欲跑开的我：“怎么，生气了？”

  见我不吭声，黄校长突然说：“我们学校也要成立一个邮局——小小邮局，你说好不好？”

  我立马来了精神，眉开眼笑地说：“好啊好啊！”

  前些天，就听妈说过学校要搞一个小小邮局的事。当时她只说是可能，没想到还真有这么回事啊——校长不会说假话的。

  不过也难说，刚才他还跟我开玩笑呢。

  就这样，我没有再理黄校长，直接去找妈了。

  妈在教室里，不少哥哥姐姐围着她。我知道不应该打扰她。

  小孩子多忘事。一直到吃晚饭时，黄校长从旁边走过，摸了一下我的头，我才又想起了那档子事。

  我把嘴凑到妈的耳边，悄悄地告诉她，校长寄信没有贴邮票。

  妈一边收拾碗筷，一边漫不经心地说：“不会吧？”

  “怎么不会？”我有点着急，但还是压低着嗓子，“他自己让我看的，没贴邮票，真的没贴。”

  妈朝黄校长的方向看了一下，笑了：“他逗你的，他寄的是稿子，不用贴邮票。”

  黄校长肯定早听见我们说话了，他拿着一张报纸走了过来，对我说：“告诉你吧，小家伙，我那是去投稿。投稿知道吧？就是写文章，寄到报社去，然后，那文章会在报上登出来。你看看，就像这个报纸，上面的文章都是这样寄过去的。”

  我懵懵懂懂地听着他说着，不吭声。

  妈又说了：“向报社投稿，不用贴邮票，邮局会向报社要寄信的钱，这叫邮资总付。”

  “对，邮资总付。”黄校长说，“介眉长大了，也写文章，也不用贴邮票，也邮资总付。”

  还别说，我刚学写作投稿时，寄稿就真的不贴邮票——“邮资总付”。不过这是后话。

  我突然又想到了黄校长说的那个小小邮局的事。我很想再问问妈，可黄校长还没走开，又觉不好意思。

  正想着，黄校长拍拍手里的报纸说：“老师们都在，现在跟大家说一件事，就是前些天请各位考虑过的，关于搞小小银行、小小图书馆、小小邮局的事……”

  我听到“小小邮局”这几个字，非常兴奋，正要喊出一个“好”时，妈却推了我一下：“你快出去玩，我们要开会了。”

  我很无奈，只好悻悻然地向外走出。到了门口，回头看看黄校长，他正冲着我会心地笑。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邮局是怎么一回事，我的脑子里，关于邮局的印象无非就是那只挂在校门口的邮筒。学校里要办一个邮局，对我的吸引太大了。

  没过几天，那些“小小”果然很快建立了起来。大约由于我爸在银行工作的缘故，小小银行归我妈管。可我对小银行不感兴趣，真正的银行我都直进直出多少回了，小小的，眼都不开。

  我喜欢的只有小小邮局。不过，那么多年过去，我还真记不起负责管小邮局的是那位老师了。

  大部分学生都跟我一样，最感兴趣的是这小小邮局。

  起初我以为，往小邮局寄信，也跟上回给王老师写信那样，首先得花钱买邮票，我还指望着再给王老师写信呢。

  结果却太出我的意料。

  小小邮局的邮票也很漂亮，起码那时候的我觉得她们很漂亮——那是包括妈在内的几位美术老师的木刻作品。只是，这种美丽的邮票花用钱是买不到的。

  小小邮局规定，学生需要邮票，得用自己书写的“字”去换，字体笔划必须工整，100个字换一张邮票。

  不好意思地说，小时候我什么都好，唯一不好的就是不愿意写字。这下好了，为了“买”到邮票，我突然变得勤快起来了。

  经过勤奋努力，我终于换来了好几张邮票，那高兴劲，真是甭提了！

  我对妈说，我要再给王老师写信。

  妈噗嗤一笑：“傻瓜，你以为是真的啊？小小邮局只能在学校里送信，邮票也是。办小小邮局、小小银行，目的只在于寓教于乐、寓教于玩……”

  我不懂什么叫“寓教于……”，但有一点我已经明白，闹了半天，是玩玩的。

  晕啊！

  晚上躺在床上，还在生闷气。

  那时，为了加强住校生管理，教师都睡在学生宿舍里。我当然跟着我妈，换句话说，我睡在女生宿舍里。

  看我这天闷声不响的样子，有个大姐姐走到我床前，推推我问：“嗳，今天怎么了，干吗不开心？”

  宿舍里的学生都是五、六年级甚至初中（农校）的女孩，平时她们特别喜欢逗我玩，拿我开心。她们常常“攻击”我，说我是男的，怎么可以住在女寝室；有的女孩更是“无法无天”，常常扬言要给我作什么检查，说要看看我到底是男是女。

  我到底还小，不明白她们全是因为喜欢我才逗我开心。所以，几乎每个晚上，我都要“舌战群女”。我被她们气得哇哇直叫，她们倒好，一个个乐不可支，哈哈大笑。

  “是啊，”有人开头，女生们都起开了哄，“小男子汉，怎么今天成哑巴了？”

  她们你一言我一语地逗我，我呢，直冲她们翻白眼。

  一位大姐姐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我跟前：“真的，你怎么了？”她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说：“是不是病了？要不要叫胡老师来？”

  大姐姐梳着我妈那样的两条长辫，长得很好看。她平时对我就好，从不像别的女生那样喜欢与我斗嘴。

  我看着她笑眯眯的眉眼，禁不住也绽开了笑颜。

  我仰起身子，俯在她的耳边轻轻地对她说：“姐姐，我给你写信好不好？——我有好几张邮票呢？”

  大姐姐一愣，但她很快反应过来了。

  “好啊好啊！”她侧侧身坐在床沿上，“太好了，介眉！我也给你写信。”

  大姐姐回头看看那些女生，又大声说：“你给我写，就给我一个人写，气死她们。好不好？”

  “好！”我伸出一拇指，与大姐姐拉勾。

  次日，我还真的给这位大姐姐写了信。她当然也给我写。

  那还是我头一回给女生写信呢，应该是很纪念意义的。

  可惜，我都不记得自己写了些什么……

潇湘妃子

把无须证实的爱全发上来

梅芷

  
  为期三个月的下放锻炼结束后，爸爸又回到了银行上班。

  孙家实在太远，到城关连公路都没有，更不用说汽车了。我刚满9岁，不方便。1959年下半年，我又回到了城关。

  原以为回城北小学是很方便的事，因为我的户口在那边。万万没想到，爸爸带我去报名，却碰了一鼻子的灰。

  城北小学并非一所独立的学校，是“城关镇中心小学”的一个部分。一般把现在浣纱中学所在地的中心小学称作“本部”，江东小学为一分部，城东小学（现在已经没了）二分部，万寿街小学三分部，而城北小学就是四分部了。分部的负责人一般不被叫校长，只称“部主任”。

  四分部的部主任姓汪。学生的加入，汪主任似乎说了不算，决定权在本部。

  忘了那个时候本部的校长是谁了。我只记得，不许我报名注册的是本部的教导主任，似乎叫姚法妙。

  姚主任的说法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学校不是旅馆菜市场，想出就出，想进就进。

  爸爸当然是说明情况了，甚至还出具了单位证明。

  然而，无济于事。姚主任一言九鼎。

  死马不活马医，只好去找王老师。

  王老师一见我，高兴得不得了。他问了一下情况，就拍拍胸脯表示，别管他，我说行就行。不过，他还是去找汪主任说了一通。毫无疑问，由于那封信，我成了王老师的得意门生。

  同学们见了我，也都很高兴。孩提时的情份是单纯而明净的。

  王老师叫王昌，是萧山人。过了一年，他调走了。日后才知道，他是回了萧山老家。20年后，听一位去了萧山的同学说，她的女儿读小学时，班主任就是王昌老师。说来还真是有缘啊。

  头一回上王老师的课，很不习惯。王老师有胃病，胃里的食物时不时的会反回口腔里。因此，他总是一边上课，一边反胃，又一边咀嚼吞咽。孩子的适应性很强，时间长了，习惯了，也便见怪不怪。而且，从来没有谁因为这个嘲笑过王老师,最多也只敢在背地里唱一首不知谁发明的“儿歌”：“横闯（当地方言，“横闯”与“王昌”发音相近）直闯，萝卜放汤。”

  王老师对学生非常严格，对顽皮的孩子，有时甚至还会动粗。不用紧张，他不会太过，顶多用他穿着皮鞋的脚踢你的脚边，要你站好——站要有个站相。

  同学对王老师一般都比较尊敬，或者说是有点怕惧吧。然而，对别的任课老师，大多数同学就不会那么听话了。

  就有那么一次，忘了是什么课，反正是让那起吵包吵了个天翻地覆。任课老师没办法再继续下去，只好哭着跑出教室，然后向王老师告状。

  王老师气势汹汹地冲进教室，可大多数同学一时间并没注意到什么，照样嘻嘻哈哈拍桌打凳地嬉闹着。

  王老师用教鞭猛烈地在讲台桌上重击了几下，大家从这才极度兴奋中清醒过来。

  顿时，全场肃静。

  王老师铁青着脸，犀利的眼睛在玻璃镜片后面透着令人胆颤的冷光。他扫视着大家，足足有好几分钟。

  最后，王老师叹了一口气。他说：“你们这班东西，你们读书是为我吗？怎么换一个老师就乱成那个样子？有本事，你们现在再给我乱乱看！吵啊！怎么不吵了？！”

  我们面面相觑，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哪里还敢吵还敢闹？

  “看你们也就这么点出息！”王老师从讲台上走了下来，在课桌间穿行着，手里的教鞭一会儿拍拍这一个的肩膀，一会儿点点那一个的脑袋，“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你们还真不知道我王昌的王字怎么写……”

  骂够了，王老师回到讲台上，又睃视了我们几遍，清清嗓子说：“每人拿张纸出来，统统给我写上，你们到底是为谁读书的，为谁？”

  接着，是一阵窸窸窣窣的翻书包声，没人敢讲话。

  纸条很快缴上去了。

  王老师在细细查看，一边看，一边像是在归类。我们则密切地注意着他的神色变化。可是，我们看到的，只是一脸的凝重。

  终于，王老师抬起头来了。

  王老师扬扬手里的纸，欲语突止。

  他又低头去看纸条，报出了一串名字。被叫到的，一个个自觉地站了起来，拢共有二十多个。

  “你们是为爸爸妈妈读书的？”王老师带着揶揄的口吻问。

  没有人回应他。

  课堂里有了点嗡嗡声，显然是有人在笑。

  我强忍着笑，心里想，这下他们要吃苦头了。

  出我意料的是，王老师竟然朝他们挥挥手。“去吧去吧！”

  我明白了，王老师一定觉得这些人是“孺子不可教也”了，还是省点唾沫的好。

  那个时候，已经响过放学铃，那几位同学胡乱背起书包，逃也似地跑出教室。可以想像，他们到了外面，会如何欢呼雀跃。

  王老师又叫起十几个人，哈，几乎全是清一色的吵包大王。

  王老师问其中一位：“你，你说说看，你是为什么读书的？”

  “为祖国，为人民，为毛主席，为共产党！”响亮而又干脆。

  我被吓了一大跳。

  这家伙真不要命了，怎么可以说是为了毛主席读书啊？！

  唉，看那时候的我笨不笨！

  王老师定定地看着他，不禁又叹了口气，喘气似地说：“你，你们走吧。”

  我写的是“我自己读书！”

  我想得最简单不过了，爸爸妈妈花钱送我上学，为的是叫我有出息，多学知识，将来找一份好的工作，过好一点的生活。事实上，爸爸妈妈和亲友们都是这样说的，即使是王老师，平时也总是说：“不好好读书，我看你们将来怎么办？！”

  然而，从王老师的脸色上看，我是搞错了，不，应该是我们搞错了。

  留在教室里的，这时还有十几个人。他们同我一样，写的都是“我为自己读书”。

  这十几个人，都是平时学习认真、成绩优秀的好学生，其中包括我们的班长。

  王老师显然有点失望，但他也不忍责怪我们。

  最后，他只对我们说了半句话：“你们，你们应该明白啊……”

  至于明白什么，王老师没有说明。

  过了几天，王老师利用班会课，给我大张旗鼓地进行了一通“学习目的性教育”。

  只是，恕我愚钝，我还是没能立即转过弯来，或者说，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

梅芷

  赵老师和陆老师都是我小学四年级时的班主任。

  陆老师叫陆春娣，刚师范毕业，胖乎乎的，很不老成的样子。给我们的印象，就是那种软弱可欺的主儿。

  赵老师叫赵月英，是汪部主任的爱人。同学对赵老师都很亲，不过，决不是因为她是主任夫人，我们应该不会那么势利。

  赵老师从四年级开始就教我们了。当时，王昌老师已经调离。

  赵老师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当老师的天经地义必须是女的。

  我们喜欢赵老师，而且，男男女女，无一例外。

  赵老师不像慈母，我们心目中，她无疑是大姐姐。

  好景不长，没有任何预兆，那天早上，赵老师突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就是陆老师。

  这还了得啊？

  早操课时，当新来的部主任蒋章清宣布以后我们的班主任就是陆春娣老师时，全班哗然。

  等到没精打采的早操完了后，没人带头，没人串连，完全是不约而同，全班同学一致联合行动，向校外跑去。

  我们肯定不会知道什么叫罢课，我们只知道，我们不要陆春娣，我们要的是我们的赵老师！

  一路逛奔，一路高声叫骂：“绿（方言发音，“绿”“陆”同音）豆芽，蒋**！”

  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汪主任之所以不在了，完全是因为蒋的上台。而赵老师之所以走了，是因为汪主任不当主任了。姓蒋的迫害我们敬爱的赵老师，“绿豆芽”显然是同谋帮凶。

  是可忍，孰不可忍？！

  幸亏当时路上几乎没有任何机动车辆，由着一大帮人由雪耻路（光明路）经和平路（人民中路）再到环城马路（大桥路）浩浩荡荡进发。

  赵老师家就在环城马路南侧。她家旁边有一个很大的道地，我们到了那里，没有人指挥，同学都自觉地排好了队。

  有人忍不住，敲开了赵老师家的门。

  见我们这样的阵势，赵老师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不等赵老师开口问原因，我们七嘴八舌叽叽喳喳地说了起来，有的女同学开始抽泣。

  赵老师好半天才闹明白，连声说：“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

  看着我们这一班人，赵老师无声地流出了眼泪。

  “同学们，听我的话，大家回去吧，好不好？”赵老师把身边一个女同学搂在怀里，面对着大家，恳切地说，声音是颤抖的。

  “我们不回去。”

  “我们不读书了。”

  “我们要赵老师一起回去，我们不要绿豆芽！”

  ……

  赵老师不知所措了。我们不明白她心里想的是什么。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当然是懂了的，赵老师的内心有多矛盾。

  我们爱她，她何尝不爱我们？

  我们不知道，赵老师只是一名代课教师。事实上，正是因为她的丈夫是部主任，她才会有可能当那几个月老师，并与我们结下那段情缘。

  正不可开交着，蒋主任带着陆老师等人匆匆赶到。

  我们一下子安静下来，却又不约而同地背过了身子。

  蒋主任他们跟赵老师走到一旁说话去了，我们远远地看着，很想知道他们在讲些什么，但又不敢靠近。

  大家相信，蒋主任一定会狠狠地收拾我们，只是，谁都没显出害怕的神色，个个高昂着头，一股死猪不怕滚水烫的架式。

  谁知道，他们突然一起走了过来。蒋主任和颜悦色地对我们说：“同学们，我们回去吧。”

  真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这批刚才还死硬得不行的家伙，竟然全乖乖地跟着走了。

  当然，一步三回头，眼泪汪汪，心里好是委曲。

  赵老师一直跟着我们，把我们送到路口才停住脚步。她朝我们挥挥手，突然，回身往家里跑去。我们看到的，只有赵老师掩面而泣的背影。

  回到学校里，若无其事地坐在各自的位置上，心里却着实忐忑不安。担心的结果却并没有发生，无论是蒋主任还是陆老师，都没有再提及此事。这很让人怀疑，我们是不是真的“叛逃”过？

  其实，陆老师也是很好的老师。起码我们大家很快就适应了，并慢慢喜欢上了她。只不过，我们也不可能忘了赵老师。星期天或假日里，我们总会结伴去赵老师家玩。常常的，我们都会在那里碰上别的同学。

  城北小学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学校，只有四个教室。我们上三年级之前，是一个年级一个教室，刚刚好。然而，到了四年级，不知怎么一来，班级突然不止四个了。比方四年级吧，一个四甲班，一个四乙班。两个四年级班级要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怎么办呢？很简单，那就一半对一半。这个星期，上午由我们四甲班在教室里上课，下个星期则换在下午。

  另外半天怎么办？没别的办法，打游击呗。

  所谓打游击，其实是组织学习小组。一个小组内的同学，轮流到各人的家里去学习，老师则巡回指导。

  不过，也有的小组是固定在一个同学家里学习的。比方我们小组，就一直在一位姓蔡的女同学家，因为她家屋子比较大。

  四年级的孩子，说大不大，说小也真的不小。男女同学之间，已经开始了一种朦胧的特定意识，表现方式主要是“性别疏远”。陆老师在编组小组成员时，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把男女同学尽量分开，实在没办法时，就设法搞平衡。

  偏偏就我，分在了十来个女孩子中间。

  名单一公布，课堂里一片哄笑。我知道是因为我，可陆老师却是一脸的莫名其妙，很无辜的样子。

  我真的很想抗议，只是，我从小就乖，除了顺从，还能怎的？

  姓蔡的女同学住在老鹰山南侧的山坡上。虽然离我家不远，但也得翻越铁路。

  吃过午饭，我磨磨蹭蹭来到铁道上。举目望去，蔡同学家门口有好几个花花绿绿的身影在晃动，看上去像是在跳皮筋。

  我很有些不自在，心里在担心，不知道这些叽叽喳喳的女孩子呆会儿会用什么方式捉弄我。我是吃过她们苦头的。

  我实在不想过去，就在铁轨上坐了下来。

  进退两难。

  终于有位女同学发现了我。很快的，我注意到，她们全聚在了一起，向我招手，朝我喊话。我听不清她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却还是明了的。

  我还是在那里犹豫着。

  她们喊了一通，见我没反应，一伙儿蹦蹦跳跳地朝我奔来。

  这下完了。

  逃吧？

  不行，非男子汉所为。

  咬咬牙，我站了起来，一步一步沿着铁路边的斜坡拾级而下。

  她们见我下去了，也没停住脚步，嘻嘻哈哈地迎着我过来。

  我想，我的脸肯定红得像猴子屁股，我感觉到了热得不行。

  她们并没有如我想像的那样捉弄我。

  等我们会师后，她们只是各自相视笑笑，然后，不知是谁说了声：“走吧，就等你了。”

  那之后的日子里，说真心话，我是很开心的。也许因为我是绝对的“少数民族”，大家都特别照顾我，谁有好东西吃，都不会少了我的一份。尤其是蔡妈妈，对我的喜爱，有时直让我觉得不好意思。

  我们组里的女生，成绩都不错，平时也比较自觉认真，在学习上，不用担心任何人会放任自流。

  只有一样不好，那就是我加入不了她们玩的游戏。

  无论是跳皮筋、踢毽子，还是背子（一种女孩子玩的游戏，玩具是五只棋子大小的小沙包）什么的，我都不会。有时候，即使是她们打扑克什么的，我也不好意思与她们一起玩。

  幸好蔡同学有个六七岁的弟弟，可以与我玩作一堆。

  那天，陆老师巡回来到我们小组，与大家说笑时，她不停地瞅着我看。我正奇怪着，她却问了：“你叫什么名字？”

  “周介眉。”我小声地说，脸好像又红了。

  “啊？”陆老师似乎吃了一惊，“你怎么是男的？”

  我彻底晕倒！

  那班女孩儿，那个乐啊，真可谓是笑了个花技乱颤。

潇湘妃子

我的梅老师继续发

梅芷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
  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
  黑暗势力已从全中国扫荡，
  红旗招展前途无限量。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勇敢前进，前进，跟着共产党！

  我们要拥护共青团，
  准备着参加共青团。
  我们全体要努力学习和锻炼，
  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战斗在民主阵营最前线！

  这首歌，直到今天，唱起来还觉得有一种不可言状的神圣感。

  只是，久违了。

  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

  我们那个时候，唱这首歌是很严肃的事。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非队员，也就是没有加入过少先队的人是不允许唱的。

  我只能在家里偷偷地唱。

  在家里，我还偷偷地干过另外一件不能被允许的事，那就是挂红领巾。

  妈妈是老师，是少先队辅导员，她当然有红领巾，而且有好几条，就放在家里。我偷偷挂的红领巾，就是妈妈的。

  把红领巾系在脖子上，然后对着镜子上下照，左右照，是非常美气的事。但这毕竟不光彩，要让别人知道，那就闯大祸了。

  殷畅就因为这个，犯过大错。

  殷畅是我家邻居，又是同班同学。平常我们常在一起玩。

  这天，我正在殷畅家跟他下军棋，阿江来了。

  阿江一把将我推开，占了我的位置和殷畅对着干。可他下不过殷畅，没多久就输了三盘。他懊恼地把棋子胡乱一抹，嚷嚷着：“没意思没意思，去，还是去我家玩好。”

  我不太乐意跟阿江混在一起，正想溜开，殷畅却拉住了我：“一块儿去吧，啊？”

  阿江向我翻翻白眼，但没说什么。

  阿江住在诸暨中学北侧（如今小商品市场附近那位置）的小山坡边上。那里有不少好玩的东西，我们在山旮旯钻来钻去，玩累了，就回到他家喝水吃炒豆六谷胖。

  阿江家墙上，挂着好几个镜框。殷畅指着一个姑娘的照片问：“这是谁？这么大了，怎么还挂红领巾？”

  “我姐姐，我姐姐漂亮不漂亮？”阿江颇为得意地说，“她是老师，是学校里的大队辅导员。”

  “哦。”殷畅恍然大悟了。

  “哎，想不想挂红领巾？”阿江突然问正认真看照片的殷畅。

  殷畅回过头，疑惑地看着阿江，不知道怎么回答好。

  阿江挤眉弄眼地笑着：“你等等。”说完，他跑进了左边的一个房间里。

  殷畅轻轻地对我说：“不可以吧？不能挂吧？”

  我不知道怎么说，心里却想，要是阿江也要我挂，我怎么办？

  正踌躇着，阿江系着红领巾出来了，手里还拿着一条。

  阿江走到殷畅跟前，不由分说地把红领巾为殷畅系上。然后，他退后一步，煞有介事地冲着殷畅敬了个标准的队礼。

  殷畅不知所措地愣在那里。

  阿江一脸严肃地说：“你还礼啊，还礼！”

  殷畅犹豫了一下，终于举起了右手，也是一个很标准的队礼。

  很显然，殷畅和我一样，不知已练过多少次这样的敬礼了。

  此刻，我非常自然地想到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里的话：“右手五指并拢，高举头上。它表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还别说，我心里很有些激动，同时，很不好意思，心里也有些酸溜溜的味道。

  殷畅显然兴奋之极，脸红红的。阿江更神气了，感觉他真像是我们的领导。

  阿江比我们大两岁，刚上学时，他的成绩总是全班第一。因此，他是班上最早的少先队员之一。这两年，由于贪玩，他的学习直线下降，三天两头吃批评。有一回因欺负别班小同学，把人家的头都打破了，险些被学校开除。但阿江毕竟是个孩子，有自尊心，也有荣誉感，从那一本正经的模样看，还真的很像一回事。

  正胡思乱想着，忽而听阿江说：“走，我们拍照片去！”

  我的心咯噔了一下，会不会出什么事？

  出门之前，殷畅慌忙把红领巾从脖子上扯了下来，交给阿江。阿江朝他看看，没说什么，把红领巾塞进了口袋。

  走到半道上，我想临阵脱逃，可殷畅不许。他说：“今天反正是星期天，又没什么事，一起去嘛。”

  我只好跟在他们后面，懒洋洋的。

  进了照相馆，不出我所料，阿江掏出了红领巾，让殷畅挂上。殷畅不肯了，挣了好几回，最后还是让阿江说服了。

  阿江保证，一定不让任何人看照片。说这话时，阿江也没忘旁边还有个我，回头对我说：“你，也不许说出去，要不然……”他扬扬拳头，眼睛里露着狠狠的光。

  我不理会阿江，只看着殷畅紧张的脸表态：“我不会的。”

  这事好像就这么过去了，一连数天，没有可怕的事情发生。我不由得也放下心来。

  可偏偏就是那个阿江，或许是忍不住要让别人分享他那种优越感吧，十多天后的一个午后，他取出了一张照相底片让邻座辨认，挂着红领巾的是谁。

  我心里暗暗叫苦，这家伙怎么如此言而无信啊？

  幸好一时间没人辨认出来。于是，底片在教室里传来传去。我偷眼看看不远处装作埋头作业的殷畅，他的脸都白了。

  阿江很得意的样子：“怎么样，没人能认得出来吧？”

  “这不是我们班的吧？”有人问。

  “当然是啦，就在我们班里。”

  要命，这家伙一边说，一边还有意无意地朝殷畅瞟了一眼。

  那个同学显然是受到了启发，拿着底片飞快地冲到殷畅面前：“我看出来了，是殷畅！”

  众人哗然。

  阿江见事不妙，赶紧跑过去抢过底片：“谁说是殷畅了？”

  此地无银三百两，更让人坚信是殷畅无疑。

  很快的，有好事者飞报王老师。

  很快的，阿江与殷畅先后被请进办公室。

  ……

  因为这个，只因为这个，殷畅一直到六年级才进入少先队的行列。这个年纪，已经是快退队的时候了。

  不夸张地说，我们孩提时，入少先队真的不是件很容易的事。

  就拿我来说吧……

  一年级时，我在我妈身边上学，学校的老师看在妈的面子上，对我宠爱有加，本来，那时候入队，应该不是一件难事。然而，偏偏那时的队章规定，入队的最小年龄必须是8周岁。

  到了二年级，换了两回学校，两个学校都没有足够时间对我进行全面考察，入队的事又耽搁下了。

  三年级总行了吧？三年级的班主任王老师把我视作得意门生，理应优先发展。却不料，又是那个阿江无缘无故地来撩扳我，我走过他座位旁时，他故意伸出脚把我勾到在地。他自己因坐得不稳，一不小心，摔了个仰巴叉。这下他火了，从地上爬起来后，一把揪住我，举起拳头就砸。我见势不妙，一侧身一抬腿，膝盖正好顶着他的胯下，疼得他直嚷嚷。这一嚷不打紧，让耳朵特亮的王老师听见了……

  结果，可想而知。

  王老师找我谈话时说：“你怎么这么不争气？过几天发展新队员本来有你，这下倒好……”

  我很委曲，正想申辩，王老师却打断了我：“好好好，你不用说了，我全明白。”说到这里，他叹息似地说：“等下一批吧。”

  这下一批，等了差不多整整一年。

  那是1961年4月17日，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然而，对于我来说，这一天，却是永世难忘。

  别怪我没出息，把入少先队的事看得那么重要那么神圣。

  除了作协什么的，我这一辈子，还从没参加过别的组织。然而，我之所以如此看重这一天，几十年过去了，还那么念念不忘，原因却并不在此。至于究竟为了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我要入队了的消息，妈妈比我知道得更早。

  4月16号下午，妈妈返校之前，给了我一个包封得严严实实的东西，郑重其事地关照我，必须也只能在明天放学后拆开它。

  我摸摸纸包，感觉是一本书。我想不出妈妈为什么要这样做，神秘兮兮的。我想问原因，可我知道，即使问了，妈妈也不会说，只好乖巧地点了点头。

  妈妈走时，又回头再一次关照我，不到时候不许偷拆。

  我说：“知道了，我不会的。”

  然而，我真的忍不住好奇心了，真的真的忍不住了。

  怕妈妈突然杀回马枪，等了足足有半个小时，我才小小心心地拆开一只角。当时的感觉，就像要偷吃令我垂诞已久的糖果。

  果真是书。

  从小，书就是我的最爱。

  妈妈经常给我买书，没理由把一本书搞得这么神秘啊。

  一不做二不休，我把书抽出了一半。

  封面上有四个字——“微山湖上”。

  想到了电影《铁道游击队》，当时，我还没有读过同名小说。

  我轻声唱起那首曾红极一时的歌：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

  我把书打开了。

  扉页上是妈妈的字：

  眉儿：

    望你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少先队员！

        你的妈妈

            1961.4.17,

  我明白了！我怎么可能还会不明白？

  后来，妈妈告诉我，她去菜场买菜时碰到了陆春娣老师。她们是修建石壁水库时认识的，也是在那时相互知道了彼此之间与我的关系。妈妈问及我在学校的表现，陆老师很自然地说到了我即将入队的事。她关照妈妈暂时对我保密，免得又节外生枝。

  其实，哪能呢？

  这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了，梦里都是入队的事。

  翌日，早早起床，早早来到学校。表面上我很镇静，心里那个紧张啊，真怕出什么意外，甚至担心自己错误理解了妈的意思。

  好不容易捱到下午的班队活动。谢天谢地，果真全校活动。

  “有门！”我险些喊叫出来。

  我听到了自己的大名，高兴得简直要晕了过去。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旋律又一次响起。这回，我大大方方地合着大家唱了起来：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
  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
  黑暗势力已从全中国扫荡，
  红旗招展前途无限量。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勇敢前进，前进，跟着共产党！

  我们要拥护共青团，
  准备着参加共青团。
  我们全体要努力学习和锻炼，
  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战斗在民主阵营最前线！

  我相信，我的嗓门是最大、最响亮的。

梅芷

  
  星期六下午是不读书的。在银行食堂里吃过午饭，我就可以自由自在的玩了。

  半道上，碰到了同班同学李隆。他说想到北湖去钓鱼，要我陪他。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就跟着他在湖边坐了两个钟头，结果，一无所获。

  “肚子饿了，你家有什么能吃的？”李隆按按肚子问我。

  我想了想：“没有啊，我们在食堂吃饭。”

  “真扫兴！”

  我有点内疚。我家就在北湖附近，要是有什么东西吃，我肯定会邀李隆去的。

  “啊呀，不好，我得回去了！”我突然想到，跟着李隆来钓鱼，却忘了回家去喂鸡！

  李隆看看我，收起钓竿说：“我跟你一起去。”

  喂罢鸡，李隆居然对米糠感起了兴趣。

  “你吃过糠吗？你家的糠还真细，吃起来味道一定不错。”

  我吓了一跳。

  虽然我知道，旧社会贫下中农没饭吃，吃的是就是这个。

  但真的吃这玩意儿，行吗？

  李隆看看我，笑了，安慰我似地说：“没事，真的很好吃的。”

  随后，他几乎没有征求我意见，自己动手，找到了炭炉子和一只歪歪扭扭的钢精锅子，像模像样地搞起他的烹饪来了……

  李隆让我吃，我尝了尝，马上吐掉了。李隆却吃得有滋有味。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生出了莫名的惭愧。

  这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最平常的一幕。

  三年自然灾难是从1959年开始的，那时我还在孙家读二年级。回城后，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只因为我们是所谓的“国家户口”，事实上并没有吃多少苦。让我想不明白的是，李隆的父亲在汽车站工作，理应与我差不多，怎么会对米糠这么有好感？

  话又说回来，那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确实是非常艰苦的。食品商店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买，店里陈列的，要么是样品，要么得凭票供应。凭票供应的种类多得不计其数，除了粮油，其他生活必需品大多都不可能无票买到。也有一些不凭票的，但价很高。食糖也是凭票的，但有一种进口的古巴糖，老太太们叫“古怪糖”的，得4元钱一斤。当时一般人工资只有三、四十元，谁买得起这种“古怪糖”？曾经有家“高级饭店”，据说吃一餐得十元钱。普通人会去品尝这个吗？

  粮食匮乏，加之肚内没点滴油水，形形式式的代食品便应运而生、层出不穷。许多饲料，例如番薯藤、南瓜叶什么的，全都成了美味。最著名的恐怕就是狼箕（一种蕨类植物）根了。据说狼箕根富含淀粉，榨出来的“狼箕粉”像蕃薯粉一样，很好吃。然而，那时候当粮食吃的并不是纯粹的“粉”，而是把狼箕根磨碎，直接做成饼状，蒸熟后食用。我也曾经吃过一个，感觉并不能吃，但我只是真正的浅尝辄止啊。

  可有许多人是餐餐吃这个的，以至后来连大便解不出……

  后来有人告诉我，李隆的户口在农村，他只是跟父亲到城关读书，类似如今的择校生。唉，这也实在怪不得他了。

  与李隆相类似的同学并不少见。我的同学中，有一半以上是城郊的暨一、暨二大队的农家子弟。每天放学后，他们都得上山或去野地里搜寻可以代食的植物，比方狼箕根、橡实什么的。

  按理说，我们家应该不会出现太大的粮食危机。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祸事摊上了，避也避不了。

  这事又得从宝姨家说起……

  东叔是极正直的人。无意之中发现村长有生活问题，出于义愤，便揭发了出来。村长伺机报复，结果，搞得东叔宝姨无法再在村里安身，把惠姐与介昀“疏散”后，夫妻二人远走新疆避祸。

  当时，介昀刚满六岁，爸妈没时间与精力带他，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寄养处，只得送他去绍兴祖母那里。那时候户口很关键，因此，介昀的粮户关系也转到了绍兴。

  一年后，介昀得上学了，由我把他接回诸暨。

  介昀回诸暨后不久，一向体弱多病的大姑去世。

  几个月后，收到了祖母的来信。信中说，介昀的粮票不能寄过来了，原因是大姑去世后，虽然及时注销了她的户口，但居委会的人说，祖母领取的一个季度粮票中，仍包含有大姑的一份。为此，居委会必须在以后发票证时，把多发的粮票扣回去。

  祖母不识字，自己都搞不清领过多少粮票，可她又坚决不承认领过大姑的那一份。居委会的人当然不听她的分辨了，老太太万般无奈，只是跟我们说，让我们艰苦一下。

  想想也是，老人家也难，要是她没有了粮票，还活得下去吗？我们一家，毕竟有几个人的口粮，大家可以“匀”一些的。

  可那只是说说容易啊。一下子少了70多斤粮食，还了得？我们兄弟两个又处于“儿子上腰，吃饭讨饶”阶段。哪一顿能够少吃一口？更要命的，当时妈因过度劳累（参加石壁水库劳动）而早产，最需要营养之际，怎么可以连饭也吃不饱啊？

  那时买粮食要搭买一定数量的蕃薯，别人不乐意，唯有我家特别受欢迎，就因为1斤粮票可买7斤蕃薯。

  眼看就要过年了，我很想问问妈妈，过年我们会吃什么。蕃薯好吃，但年夜饭也吃蕃薯，总不太好吧？

  大年三十在我们的期盼中大驾光临了。

  一早起来，妈妈就问我：“晚上分岁，我们吃馒头好不好？”

  我一愣，怎么可能？

  母亲笑笑，摸了摸我的头又问：“好不好？”

  我高兴极了，连声说：“好好好，好极了！”

  所谓馒头，其实不过是没有馅的蒸面包。以前，哪天一听说食堂里吃馒头，我们一帮孩子都会开心得如过节一般。对我们而言，馒头是当时最奢侈最好吃的“饭”了。可惜，自然灾害的岁月里，食堂里几乎就没有再出现过这样的美事。

  年夜饭端上来了。介昀与我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

  我挑了一只最小的，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

  唔，味道不对？

  我看看爸爸，又看看妈妈，没敢说话。

  介昀却禁不住大叫起来：“这馒头什么味啊……”

  不过，他也还算懂事，立马噤声，只盯着咬开了的面包看。

  “是有点不一样，”爸爸说，“但这也是馒头啊，你们吃吃看，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我有些明白了，张开嘴巴不无夸张地大咬一口，啧啧有声地咀嚼着。介昀看看我，也学我的样吃了起来。

  也许真的饥肠辘辘了，我觉得这馒头也是蛮好吃的，虽然味道有点异样。

  后来才知道，那还是父亲的一大发明呢。

  爸爸去豆制品店找人，无意之间发现了豆腐渣，就找熟人“开后门”买了几斤回来。开头他并没想好怎么吃，后来灵机一动，把豆腐渣和进了发好的面团里。

  一锅馒头犹如风卷残云，很快被我们消灭得一干二净。

  我感觉自己好久没吃这么饱了。

  妈妈一边洗锅涮碗，一边又问我们：“好不好吃？”

  “好吃好吃。”介昀和我同声回答。

  母亲却叹着气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不过，与我小时候比，也是是天壤之别了……”

  我们最喜欢听妈妈讲过去的事，便争着要她给我们讲讲。

  “我跟你们差不多大的时候，日本佬来了。城里不安全，外婆只好带着我，还有舅舅姨妈，一起躲到乡下去。出城门时，日本佬要搜查，幸亏外婆早有预见，把100元钱藏在被絮里，这才蒙混过去。就这点钱，一家四口用了整整两年！”

  妈妈说到这里，喘了口气，又接着道：“乡下也不安定，日本佬去扫荡了，我们就得四出逃难。有时候，藏在野地里几天都不敢出来，只得挖野菜拔野草果腹。即使平时不逃难，吃的也不过顿顿都是稀薄得可以照见人影的玉米粥。我是家里的长女，还得干活，天天磨玉米，日子长了，闻到生玉米的气味就恶心。当然，相比较而言，当地农家的生活还要穷得多，苦得多，他们是连玉米粥也吃不上啊，完全靠吃糠咽菜过日子。那时我就想，什么时候能吃上一碗白米粥，哪怕是极稀薄极稀薄的米汤也行，可是，那两年，我连白米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妈妈见我们听得入神，突然感叹道：“你们现在，多幸福啊！”

  转眼之间，这话又成了几十年前的旧事。我在想，不用说解放前，即便是我们小时候的“甜”吧，说来让现在的孩子听，恐怕也是苦得如天方夜谭了。

  于是，我想到了一个成语：“甘之若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