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矛盾律到善意原则

指舞如歌

从矛盾律到善意原则

一、矛盾与一致

矛盾律是最基本的规律，我们用不着学习逻辑学就可以理解它。考虑下例：

丈夫在衣柜里发现一条红领带，对妻子说：“终于让我找到证据了！这是你情人的领带！”
妻子正色作答：“第一，我根本没有情人；第二，我情人根本没有领带；第三，我情人的领带没有一条是红色的。”

如果这个段子令你发笑，就证明你是懂矛盾律的。
在逻辑学的范围内，矛盾律要求语言或思想内部的一致。二十世纪以后，许多哲学家认为，“思想”过于玄妙莫测，最好悬而不论，因此把注意力集中于“语言”。总之，从逻辑学的角度说，矛盾律要求“言—言”之间的一致，而与“行”无涉。也就是说，“言行一致”和“行行一致”不在逻辑学的考察范围之内。但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说，“言—行”之间和“行—行”之间的矛盾关系才是真正值得注意的，“言—言”之间的矛盾反而是简单而无聊的。
根据一条聪明人心照不宣的原理，人们制订一条规则就是为了在适当的时候违反它。毫不奇怪，在一切文明的行为规范中都有“言行如一”这一条，而之所以有这一条，就是因为“言—行”之间的一致性要求经常遭到破坏。“言行如一”中的“一”不是“同一”，而是“一致”。考虑下例：

一群人在会议室开会，领导宣布：“任何人不得在办公室吸烟！”言毕，掏出一支雪茄点燃。

这是典型的不一致。需要注意的是，通过修改或限定“言”，可以“挽救”言行不一致的状况，而这种挽救方法多少有点儿“作弊”的意思。例如，领导可以补充规定，会议室不属于办公室，或者雪茄不属于香烟，甚至直截了当地规定，副处级以上干部不受此禁令约束。中国人对这种伎俩早已烂熟于心。
上例是一个“言”与一个“行”发生冲突，即两个东西发生冲突，而不是一个东西自身冲突。前一类情况司空见惯，而后一类情况玄妙复杂。考虑下例：

“不要执行此命令！”

这句话本身是一个命令，而你是否会执行这个命令呢？
这是“一个东西自身冲突”的一个典型例证。这个命令本身既是“言”，又是“行”（下命令是一个行为），而且这个“言”和这个“行”是冲突的。
“行”与“行”也能发生冲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种冲突比比皆是，但是我们经常视而不见。如果我告诉你，你的行为经常是自相矛盾的，你可能不好接受。但是请这样考虑：人总是要犯错误，如果人不犯错误，那么人就不是人，而是神。正因为人经常犯错误，所以人的行为经常自相矛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所以我坚持每天跑步；今天跑步归来，我顺手点上一支烟，虽然我明知吸烟对健康的危害。据历史学家考证，二战期间，希特勒与斯大林殊死拼搏，两个军事领袖都下达了大量愚蠢至极的命令，在二人各自的行为中，存在者大量的自相矛盾。最终斯大林击败希特勒，是因为希特勒在犯最愚蠢的错误方面比斯大林更有才华。斯大林没有打败希特勒，实际上，是希特勒自己打败了希特勒。“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这是完全相同的道理。
如果我们把人的行为理解为单纯的事件，例如理解为肢体的物理运动，那么“行”与“行”之间的冲突根本无从谈起。事件本身无所谓一致，也无所谓冲突，但是行为可以相互一致或相互冲突，这是因为，行为之上附加了一些进一步的规定性，而这些规定性是事件本身不具备的。我们把一个事件附加上意向、信念、效用等因素，这个事件就成为行为，于是就可以与另一个行为相互一致或相互冲突。例如，在吸烟之后跑步的例子中，相互冲突的不是肢体的物理运动，而是在肢体的远动背后隐藏的意向。
在两个“行”之间存在矛盾的情况很容易判明，问题是，在一个“行”的内部，是否会出现不一致？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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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的矛盾律

在一个“行”的内部出现自相矛盾是罕见的。设想我正在用力拉开一扇沉重的门。我用两只手握住把手，向右侧用力推，同时我的双腿和腰也在配合双手的动作。在这个例子中，我的许多肢体部分参加了行动，而各个部分的职能是相互协调的。但是有一种人大脑受过损伤，肢体协调运动的能力受到严重削弱。当这样一个人在做开门的动作时，会出现这种局面：他的左手向“左”用力推，同时右手却向“右”用力顶。这时就出现了一个“行”内部的自相矛盾。
不要以为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在正常人身上。

若干年前，Y女士爆料著名电视人Z先生的糗事，一时成为名人，接受电视访问。一位现场观众X显然非常反感Y女士，利用向Y女士提问的机会质问：“你是不是神经病？”Y女士无言以对，流下两行清泪。

如果我们把观众X的提问理解为一个行为，并分析他的提问，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假定Y女士是神经病，那么Y女士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是神经病，所以X不能得到有效的信息，而X希望通过向一个神经病提问而获得资讯，岂不滑稽？相反，假定Y女士不是神经病，那么Y女士更不会承认自己是神经病，X的提问岂不荒唐？总之，X的提问或者是滑稽的，或者是荒唐的。（请注意，这是一个二难推理模式。）
让我们回到Y女士接受访问的现场。其实，Y女士面对X的攻击时，完全没有必要流泪；她大可以做出以上分析，然后补充一句：“只有神经病才会提出这种问题。”
这个例子的精妙之处在于，X的行为意向内容包含自相矛盾。当X试图通过提问与Y交流时，已然预设了Y是有交流能力的；但是X指责Y是神经病，这就预设了Y是没有交流能力的。因此，X违反了一条最基本的交流原则，这个原则我们可以称之为“行”的矛盾律。
下面这个例子更加复杂。除了技术层面的复杂度以外，我们的感情倾向也会妨碍我们的思路。

北京奥运会前夕，留美中国学生在杜克大学校园集会，抗议某些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报道。集会期间，青岛女孩W发表相反观点，主张西藏问题应当以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引起轩然大波。

让我们暂且放下民族情绪，研究一下W的主张。W试图以和平对话的方式把自己的主张传达给交流对象，这个行为已然预设了对方有能力进行和平对话；然而，W所要表达的内容就是对和平对话的方式的主张，既然对方已经具备了进行和平对话的能力，那么，W所要表达的内容是对方已经知道的，W为什么要把对方已经知道的东西再次传达给对方呢？这里存在自相矛盾。如果以上分析还没有把这个矛盾说透，我们可以说得更清楚：W想要告诉对方一件事，这就假定了对方是不知道这件事的，否则，何须你告诉对方；然而，如果对方不知道这件事，那么，对方就丧失了与你交流的能力，也就是说，你根本不可能告诉他这件事。
如果你接受对以上两个例子的分析，你就距离戴维森所谓的“善意原则”不远了。
其实，以上分析不无破绽。当X质问Y女士时，他的意向不在于获得Y女士的反馈信息，而在于攻击Y女士；当W表达自己的主张时，她的意向不在于与对方沟通交流，而在于宣示自己的立场、表达自己的反对。这涉及意向的复杂结构，以后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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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说话就是做事

以上讨论了三种矛盾，分别出现在“言—言”之间、“言—行”之间和“行—行”之间。之所以有三种，正是因为“言”与“行”相互割裂。如果“言”与“行”实现统一，则三种矛盾归结为一种，可以用一条统一的矛盾律描述。从科学美的角度说，这当然是一个值得憧憬的局面。问题是，这种统一是否可能？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我们最好把问题扯远一点儿。
目光褊狭是人类的天性。严格说来，每个人都是井底之蛙，区别只在于井口的尺寸。当我们研究一个事物时，通常我们只能见到这个事物的一个局部；然而，出于人类的褊狭天性，我们却把这个局部当作这个事物的主要部分，甚至全部。例如，我们的祖先曾认为自己的家乡是宇宙的中心——最蒙昧的井底之见；后来井口拓展了一些，人们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又经历千余年，井口再度拓展，人们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最后，人们终于发现，宇宙根本没有中心，而我们的家乡不过是沧海一粟。但是人们最初为什么认定自己的家乡如此了不起呢？原因只在于，人们对自己的家乡最熟悉——人类倾向于把最熟悉的东西等同于最核心的东西。
类似的局面发生在哲学家对语言的分析中。亚里士多德对主谓句有深刻研究——这是因为主谓句是最简单的语言现象，亚里士多德对它最熟悉。亚里士多德虽然是不世出的伟大天才，也无法摆脱井底之蛙的天性，他很自然地做出结论：主谓句即最本质的语言现象。简单地说，在这个时期，语言等偷偷地等同于主谓句，哲学家研究了主谓句，却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研究了语言。时隔两千年，康德在区分综合判断和分析判断是依然以主谓句为划分对象，这说明亚里士多德的视野依然笼罩着康德。
经过弗雷格、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努力，这种局面有了改观，蛙类的天空大大扩展。在这个阶段，哲学家对语言的研究集中于陈述句（严格说来是陈述句的一个子类，即可以用一阶逻辑刻画的命题）。哲学家坚守着一个秘而不宣的预设——语言等于命题；他们自欺欺人地以为，研究命题就是研究语言。
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以后，对自己的早期哲学进行了大规模的拆迁改造，实现了伟大的破坏性贡献。我们把这种“破坏”称为贡献，甚至称为“伟大贡献”，是因为他破坏了青蛙家乡的井口。后人把维特根斯坦的晚期思想称为“语言游戏说”，这也许是一种误解。要点在于，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建设性的构造一种学说或理论，他是一个拆迁专家，而非一个建筑专家。从哲学理论家的立场说，维特根斯坦的所作所为更接近于恐怖分子。在我看来，他的晚期哲学所造成的最重要的后果是，语言与行为的界限被模糊化了。以此为基础，奥斯丁提出一个著名口号：“说话就是做事。”
我们沿着历史线索追溯了先哲对语言的理解，看到了一串相互嵌套的井口。最内层的井口属于亚里士多德，最外层的井口属于奥斯丁。若干年后奥斯丁的井口是否会扩建，我们不得而知；依据历史的经验，扩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说话就是做事，也就是说，“言”其实就是“行”。这个道理一经点明，我们发现它是如此地自然合理。归根结底，说话是通过一系列的身体器官的物理运动实现的，表现为一个事件，而这个事件附加了意向、信念、效用等等因素，因此这个事件同时又是行为。从此，哲学家面对语言时，把研究对象界定为“言语行为”
以语言行为理论为背景，“言—言”之间、“言—行”之间和“行—行”之间的矛盾可以统一为一种矛盾，即行为所附加的意向之间的矛盾。
传统形式逻辑中的矛盾律可以理解为这样一条禁令：不得同时做出两个相反的断言，而断言本身可以视为一种意向。如此说来，矛盾律实际上是一条更普遍的禁令的一个特例，这条禁令规范一切言语行为，当应用于一种特定的语言行为——陈述——时，就表现为矛盾律。
下面的问题是，这条禁令是什么？
顺便说一句，当一个人行为中的意向出现自相矛盾时，我们很容易辨别，这种行为通常被我们称为——“折腾”。因此，不折腾其实是一条基本规律，其地位与传统形式逻辑中的矛盾律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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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善意原则

人与人能够通过语言交流，这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实。交流是需要前提的，但是，我们如何能够确保这些前提已经得到满足？一个正常的思路是：我们需要证明这些前提得到了满足；鉴于这些前提是根本性的，所以相应地，这个证明必须是先验的。有些哲学家确实是这样考虑的，不过这种证明一旦做出，你就会发现其荒谬。试想：这个证明——即使是先验证明——必须依赖于前提，而它所要证明的却正是这个前提！这已经不可能是一个有效证明。
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确保这些前提已经得到满足？结论非常简单：我们无法证明，但是，我们必须假定（预设）这些前提已经得到满足，否则，交流就无法进行。据此，戴维森得出两个结论：其一，每个人的信念中包含着大量的真理，我们的知识在大体上是正确的（虽然不是全部正确）；其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与我们对它的认知相去不远（虽然不是完全一样）。熟悉哲学史的人很容易发现，这两个结论是先前许多哲学家渴望证明，却寤寐思服、不得其法的。一个厌弃怀疑论的哲学家一定会需要这样的证明，但是在两千年的哲学史上没有人给出满意的证明。既然这个问题如此困难，戴维森怎么就如此轻易地建立了结论？
这个戏法说穿了多少有点儿无聊。如果这两个结论是不正确的，那么，人类就没有交流的能力；事实上人类可以进行交流，这就证明了这两个结论实际上是正确的。多么简单的道理！
这个道理的基础就是所谓的“善意原则”——“要了解他人的话语和行为的意义，就要求我们在这些话语和行为中发现大量理由和真理”。当你与某人对话时，你并不知道此人的脑袋里装的是什么：有可能是黄灿灿的金子，也有可能是同样黄黄的但价值完全相反的东东。其实，在对话开始以前，你没有任何理由认定他脑子里装的是前者，而非后者；但是，在对话的起点处，你必须假定是前者。善意原则的精髓就在于此。最关键的道理在于，你在开始对话之前，必须预设这个对话是可以进行的；除非你预设对方的脑子里“有料”，否则，与之进行对话就是你的一个不智的决定。这个预设没有任何依据，但是你必须做出这个预设，否则，你本人的“意向”已发生矛盾。基于这种分析，“善意原则”其实是矛盾律的变种。
让我们回到前文的例子：X质问Y女士“你是不是神经病。”X显然违反了善意原则：他发起了与Y的对话，同时预设了Y没有对话能力。但是巧妙之处在于，X的真实意向并不在于与Y对话。类似地，小布什与奥巴马进行辩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明知自己不可能驳倒对方，他们各自的信念不会因这场辩论而改变，然而，他们依然全力以赴地把辩论进行到底。这就是意向的复杂性。在辩论中，表面上，一个辩手的意向在于说服或驳倒对方；实际上，他的目的是通过辩论树立自己的积极形象，同时戳对方的痛脚，以期在竞选中得利——醉翁之意总是含蓄地等待挖掘。
“辩”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言语行为（或称语言游戏）。在辩的起点处，必须假定“同”和“异”。所谓“同”，是说你必须假定对方足够聪明，与你共享足够丰富的信息，否则，与之辩论无异于对牛弹琴；所谓“异”，是说你必须假定在对方与你之间存在值得争辩的分歧，否则，辩就是无的放矢。在这两个假定之间，需要适当的均衡。考虑下例。

A和B就算术问题发生争执：A认为“四七二十八”，而B咬定“四七二十七”。二人相持不下，到县衙请县官明断。县官喝到：“把A拖下去，重打二十八大板！”
A领罚之后问大老爷为什么打他，县官说：“对方连‘四七二十八’都不知道，与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说的清？你竟然和这样的人争辩，你说你该不该打？”

实际上，当A发现B主张“四七二十七”时，应当立刻判定：依据善意原则做出的预设是不成立的，对话不可以进行。

我们讨论了言语行为的若干实例。表面上它们各不相干，但是它们可以统摄在共同的理论解释之下。通过对矛盾律进行适当的引申，可以推广到言语行为的领域中，并把善意原则作为一个特例囊括在内。
以上是对言语行为理论的抽象考察。事实上，言语行为理论经塞尔影响哈贝马斯，成为对话伦理学底层的技术支撑。这个问题已超出我们的讨论范围。

2009-2-23
(全文完)

littlekid

前排占座等开课，指舞老师是不是要讲康德，或是黄金规则？

指舞如歌

引用第4楼littlekid于2009-02-21 03:28发表的 :
前排占座等开课，指舞老师是不是要讲康德，或是黄金规则？

多谢littlekid兄捧场。
这篇文章是对言语行为理论的扩展，不会涉及伦理学。
今天更新了1楼。

yu_xin51

最近看了指舞兄的几个帖子，收获非常大，甚至产生了拜师的想法，呵呵。今天先向指舞老师请教个问题：

引用第0楼指舞如歌于2009-02-20 12:55发表的 从矛盾律到善意原则 :
[假定Y女士是神经病，那么Y女士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是神经病.......

我的疑问是：神经病是否一定不会承认自己是神经病？这在医学上是否有定论？
我曾经考虑，是否可以将上面一句话改为：“假定Y女士是神经病，那么Y女士就没有能力正确判断自己是否是神经病”更稳妥一点？
但仔细一想，“神经病没有能力正确判断自己是否是神经病”的表述依然缺乏依据，指舞老师看看能不能帮我解解惑，呵呵。

顺便提醒一下，指舞老师要留点神，编辑帖子是有时间限制的，大约为一周，如果超出这个限制你预留的楼层就不能编辑了。

醉乡常客

楼上兔兄说了神经病的问题，其实喝醉酒也有这种矛盾。

“喝醉了没有？”

“醉了。”

“喝那么多干嘛？”

另一版本：

“醉了？”

“没有？”

“喝醉的从来不觉得自己醉了。”

aπολλωv

W事件我是全程跟踪过的，对此，在本论坛我要保持一贯的沉默。

“神经病没有能力正确判断自己是否是神经病”的表述依然缺乏依据”

是的，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但论及到另一面，比如论证一个人是否是神经病，需要的是科学与心理学，只不过鉴于科学这东西从未降临本朝，这种论证判断的水平也就可想而知。

同样的，如果一些人的历史水平只留恋于教科书水平，道德水准只停留在连自我认知都无法达到的水准，却由于有意无意地屈从于某种社会心理病症的驱使，也就见多不怪。

指舞如歌

引用第6楼yu_xin51于2009-02-21 12:00发表的 :
我的疑问是：神经病是否一定不会承认自己是神经病？这在医学上是否有定论？
.......

yu_xin51兄谬赞了。
“神经病是否一定不会承认自己是神经病？”这事儿还真不好说。
老百姓总是这么说；要是讲课的时候也这么说，学生也不会挑毛病。当然，严格地说，这个例子不够严谨。
要是在论坛上与别人“掐”，这么说就会让对手抓住把柄。哈哈~

yu_xin51

引用第9楼指舞如歌于2009-02-21 13:11发表的 :


yu_xin51兄谬赞了。
“神经病是否一定不会承认自己是神经病？”这事儿还真不好说。
老百姓总是这么说；要是讲课的时候也这么说，学生也不会挑毛病。当然，严格地说，这个例子不够严谨。
.......

我可不敢有“掐”你的想法，呵呵。
最近论坛流行“掐文化”，好在还只停留在“文化掐”的阶段，如果演变为“暴力掐”，那我可就要躲得远远的了，免得被误伤，呵呵。
还有，大家都叫我“兔子”或者“财迷兔”，指舞老师不妨也这样叫。

woi55

[quote]引用第9楼指舞如歌于2009-02-21 13:11发表的

指舞如歌

引用第11楼woi55于2009-02-21 14:23发表的 :

关键是“神经病”的定义不够确定。或许可以改成提问：“你是不是永远不说真话？”这可能算是一个指舞兄原意所谓内部矛盾的“行”。

当然，这样就失去了主持人那两行清泪的视觉想像了，或许不利于课堂教学。

woi55兄，我举的这个例子是真人真事。若干年前，央视大主持老赵被前情人掐得鸡飞狗跳，就是这事儿。当时确实有个小子在全国观众面前问RAOYING女士是不是神经病。

woi55

引用第12楼指舞如歌于2009-02-21 14:39发表的 :


woi55兄，我举的这个例子是真人真事。若干年前，央视大主持老赵被前情人掐得鸡飞狗跳，就是这事儿。当时确实有个小子在全国观众面前问RAOYING女士是不是神经病。

俺明白俺明白，所以尽管可能不是那么太精确，但还是应该用这个例子。源于生活的东西总是更有说服力！

俺是妄自揣测您的意思，举个类比。回答一下兔兄的疑问。

欧阳静茹

实在是好贴，呵呵，聆听了～～～

指舞如歌

今天更新了二楼。争取明天写完。

指舞如歌

全文完。
有些口语化，论证和例子有不够严谨、严密的地方。
欢迎批评。

chaque

David兄又有妙论呀。把善意原则视为矛盾律的引申，很有意思！或许也可以从思维的经济性上讲，把善意原则视为最大收益原则的引申？


矛盾律是最基本的规律，我们用不着学习逻辑学就可以理解它。考虑下例：

丈夫在衣柜里发现一条红领带，对妻子说：“终于让我找到证据了！这是你情人的领带！”
妻子正色作答：“第一，我根本没有情人；第二，我情人根本没有领带；第三，我情人的领带没有一条是红色的。


David兄这个例子举得好，正好和弗洛伊德（在《机智与无意识的关系》和《释梦》里）爱讲的一个笑话不谋而合：为什么邻居发现我还给他的水罐是破的？第一，我还他的时候，水罐还好好的；第二，他借给我的时候水罐就破了；第三，我根本就没借过他的水罐。齐泽克还引过这个笑话来跟美军攻打伊拉克的借口做对比。

David兄举出违反了善意原则的“你是神经病”指控，恰好对应于弗洛伊德大夫的职业。换言之，不遵循善意原则的阐释者，未必是自己违反了矛盾律，而有可能正是在坚持以下原则：被阐释者的表达中包含着内在的、作为其本质症结的矛盾与错乱。因此这类阐释者的工作，也更类似于治疗而不是对话。比如说针对上面的那个借水罐的人，我们就没法停留在对话层面上，逐条反驳他的论据，而是要考察，为什么他不愿面对自己弄破水罐的事实？
这个源自精神分析传统的阐释进路，似乎是被Paul Ricoeur称作“怀疑的阐释学”（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现在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文本分析、文化研究及意识形态批判中。它的主张是：话语无时无刻不受到某种固有（心理的/政治-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因素的影响，因此总处在自我扭曲、自相矛盾、自身斗争之中。阐释者的任务是打破被阐释者意图层面的外壳，揭示出这个总在阻碍、扭曲他的话语，但又同时给话语赋型、被话语设为前提的内在动力学。

如果单纯从观察句（observation sentences）的理解出发，我以为强调“善意原则”的重要性无可厚非。但如果涉及到言语行为及语用学的层面了，那也许“善意原则”就不太够用了。
胡说几句，博大行家David兄一笑！

指舞如歌

chaque兄之渊博令人赞叹钦服。
我对心理学的了解非常有限，不过感觉chaque兄的评论很有道理。
交往是极其复杂的，而善意原则是非常粗糙的、缺乏依据的预设。这条原则确实可以有效地解释大量的交往现象，但是也有很多局面令它无能为力。
简单地说，交往是“复数”的，构成了一个没有固定边界的家族，其内部包含复杂的子类和层级关系。善意原则可以应用于某些最基本、最简单的交往现象中。而chaque兄所提到的“怀疑的阐释学”，恐怕涉及到善意原则无法覆盖的场合。就本质而言，善意原则假定“说者”和“听者”都是理性的，而怀疑的阐释试图揭示理性之外的维度。

至于把善意原则归结于最大收益原则（或者思维经济原则），抽象地看，很可能是可行的。令人遗憾的是，思维经济原则不大容易以严格的形式刻画，虽然这条原则极富感染力。相比之下，矛盾律的表述是非常清晰的，善意原则的表述也比较明确。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不自觉地应用善意原则。设想我们读一篇没有标点的古文，我们需要利用自己的知识背景和经验为文本断句。一篇100字的短文，从理论上说，可能的断句方式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通常我们只认可其中一种（偶尔会出现多种）断句方法。为什么我们能确定一种最优的断句方法？这是因为，我们预先假定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有料”的。如果某一种断句方法显示出作者是个白痴，我们首先会认为自己的断句方法有问题。

chaque

受教！

不过对
就本质而言，善意原则假定“说者”和“听者”都是理性的，而怀疑的阐释试图揭示理性之外的维度。
仍有疑虑。

也许这句话的预设是：“一个理性的行为者/说话者（agent/speaker）的行为或发言是无矛盾的。”换言之，也就是认为“理性”至少是蕴涵了“无矛盾”。
不过当代精神分析学与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论断就是，疯狂（无意义/自相矛盾）恰恰存在于理性的核心处，甚至可以说理性本身乃是一种疯狂。这个思想资源至少被Adorno/Horkheimer（他们写过“启蒙辩证法”）、Lacan（他写过“康德与萨德是一伙Kant avec Sade”）等人分享了。这儿当然不是详述这些歪理邪说的地方，不过我有时候看到比如民间科学家们那种炽热的、好较真的工作态度，就深深觉得上述理论家说的也不无道理：没准儿就像波洛涅斯说哈姆雷特“疯得很有条理”一样，不少人是“太有条理，简直像疯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