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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汶川地震以后，网上盛传“地震专家事先精确地预言地震发”。当时我写下这篇文章，但是由于文中内容敏感，一直不敢发表。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冷静理智地分析这个问题，我这才把这篇文章拿出来见人。
谨以此文纪念汶川地震中的遇难者
科学预言与非科学预言
——汶川地震预测释疑
汶川“5•12”地震，举世震惊。大灾过后，一种传说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征服了众多信众。其内容包括：地震专家事先精确地预言地震发生，但是没有得到官方和主流学者的认同和采信，方始酿成大祸；主流专家尸位素餐，愚蠢无能，自己无力进取，反而百般刁难、打压乃至迫害有真才实学的民间研究者；中国民间地震研究据世界领先水平，三十年间成功预言多次大地震，然而，由于主流学者的压制，不但不被接受，反而被冠以“伪科学”的名目；这些民间地震专家实为国宝，应当让他们发挥才华，挽救生灵；汶川地震实为重大责任事故，应予严厉追究。
这些地震预言很难称做真正严肃的科学预言；然而，鉴于汶川地震是一个极端严肃的事件，我们有必要以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些不严肃的预言。
一、地震预言出处
广泛流传的地震预言有以下三种。
预言一：2006年，陕西师范大学人文地理专业硕士研究生龙小霞女士在核心期刊《灾害学》上发表论文，声称利用“可公度方法”破解了川滇地区地震规律，预言2008年左右该地区将发生6.7级以上地震。1
预言二：2006年，被称为“地震科学家”的耿庆国依据旱震关系提出中期地震预报；2008年4月26日和27日，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下属的“天灾预测委员会”经集体讨论，做出“在一年内（2008.5至2009.4）仍应注意兰州以南，川、甘、青交界附近可能发生6至7级地震”的预报。据说文字报告已报中国地震局等部门，4月30日密件发出（一说以特快专递发出）。2
预言三：耿庆国根据强磁暴组合，明确提出“阿坝地区7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5月8日（前后10天以内）”。
就预言出处而言，预言一有确实的证据。《灾害学》是公开出版发行的学术刊物，中国知网收录，所以可以肯定，龙小霞确实在事先做出了预言。然而，她所预言的时间跨度（2008年左右）和空间范围（整个川滇地区）过于笼统，无法作为有效预言。要知道，川滇地区是地震多发带。仅依据龙小霞的论文所采信的数据，在1913年至1996年之间川滇地区发生6.7级以上地震37次，平均每年发生0.45次；在20世纪的100个年份中，共25个年份发生地震。因此，如果我们随机地选择一个年份并预言当年将发生大地震，则正确的概率高达25%。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龙小霞预言的时间是“2008年左右”，而非2008年。因此，她预言的时间跨度长达三年。如果我们随机地选择一个年份并预言当年“左右”将发生大地震，则正确的概率高达58%。如果把“大地震”中的“大”字的模糊性考虑在内，正确的概率还可以大大提升。做出这样一种地震预言是不是太“方便”了？
相比之下，预言二的出处不够明确，能作为证据的恐怕只用那份“报中国地震局等部门”的密件（或特快专递）和会议记录。与公开发表的论文相比，这种证据的力度差了很多，不过我们不准备就此提出质疑——我们且相信“天灾预测委员会”在4月30日发出了地震预警。然而，这个预报的精度太差了。其预报的时间跨度长达一年，而“川、甘、青交界附近”是一个很模糊的广阔范围，即使我们容忍这些因素，汶川与“川、甘、青交界附近”之间的辽远距离也令预言家尴尬——相信发出预警的耿庆国等人自己也不好意思把这个预言称做“成功预言”。
预言三的影响最大，也最令人震惊。如果确实有人（无论是不是耿庆国先生）在地震发生以前（哪怕仅仅提前五分钟）预言“阿坝地区7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5月8日(前后10天以内)”，我们一定会将其奉为天人。这样一位英才，哪怕授予十次诺贝尔奖也不足以表彰其卓越功勋。然而，确实有人做出这种预言了吗？
预言三的出处令人费解，也许我们永远无法发现其真实出处。虽然这种说法广泛流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第一，这种说法并非出自耿庆国本人，在网络上转来转去的只是一位匿名网友的帖子；第二，耿庆国本人迄今尚未站出来公开声称自己曾做出这个预言；第三，耿庆国在何时间、以何方式、向何人或何部门做出这个预言，我们迄今没见到任何说法。
根据现有信息，有理由认为预言三是事后炮制的。当然，我们没有任何确实的证据指控民间地震研究者（或其支持者）炮制了这条假预言。事实上，在地震发生前阿坝地区曾出现假预警，起因是一位基层干部把“地质灾害”误传为“地震灾害”。3也许是有人把预言二和这个假预警糅合在一起，生产出预言三。
二、地震预言家的研究方法
为公允起见，我们暂且假定这些地震预言家依据严谨求实的方法做出了地震预言，谦虚地学习和了解他们的理论。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可以搜到这些预言家的许多论文。这些预言家以“民间科学家”自居，却在正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这是一个有趣而值得警惕的现象。
1、龙小霞的方法
龙小霞的论文发表于《灾害学》第21卷第3期（2006.9），其方法说穿了就是“凑数”。把20世纪川滇地区发生6.7级以上地震的年份列举出来，构成四个等差数列，如下图。4
四个等差数列以19为公差，既然上一次大地震发生于1989年，所以下一次大地震应发生于2008年（1989+19=2008）。这篇论文发表以后一直默默无闻，汶川地震以后突然称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很多人惊为天人。其实明眼人很容易发现以下问题：
其一，川滇地区是地震多发带，如前文所述，如果我们随机地选择一个年份并预言当年左右将发生大地震，则正确的概率高达58%。
其二，她对数据的处理有严重问题。为了使数据符合等差数列，她对三个数据做了修正。一个严肃的地震研究恐怕不会采用这种方法；在证明等差数列存在时，她把1913、1923和1950分别修正为1914、1922和1951，但是在应用所谓“可公度方法”时，反而放弃了修正之后的数值；最难以原谅的是，数据计算有明显错误，三元可公度表中的第二个公式表示“1923+1960?1933=1913”，这个等式是不成立的。
其三，她的预测中有明显的自相矛盾。根据她的方法，至少有三个年份——1990、1993和1998——应当发生大地震。她为什么不提这三个年份呢？是什么原因使得她不愿预言1998年川滇地区会发生大地震呢？惟一的原因恐怕是，在写这篇论文时1998年已经过去，而事实上地震没有发生。另外，她在论文中也预言了2007年发生地震。
其四，所谓的“可公度方法”无非是四则算术运算（严格地说只用到加法和减法）。她煞费苦心地把这些数据分成三元组或四元组加加减减，其实根据只有一条：在这些年份中可以凑出四个等差数列（前提是对原始数据进行修正）。试举原文中的一例：“1936+1952?1955=1933”。根据初等算术的常识，既然这四个数据是从等差数列中抽取出来的，这个等式不成立才怪！
这种方法在西方称为“数字命理学”，鼻祖是毕达哥拉斯，现在仍然广泛应用于占星术。几千年以前埃及人就用这种方法预测日食。根据欧洲哲学史教科书广泛采用的一种说法，泰勒斯曾成功地预言日食，就是依据传自埃及的方法。中国古人也精通这种技术，先秦时期的日者尤其热衷。孔子吸纳了这种技术，所以在《易经》中很容易发现这种技术的影子。近代数学家解决三体问题以后，开始用微积分理论计算地球、月球和太阳的相对位置，于是数字命理学退出天文学领域，仅在各种巫术中苟延。说她是“伪科学”恐怕不大恰当——应当叫做“前科学”。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命理学在科学史上有过积极贡献。功勋卓越的开普勒就是毕达哥拉斯的狂热信徒。他相信在行星轨道中蕴藏着简单、美妙而神秘的规律，并试图把已知的六大行星的运行轨道与已知的五种正多面体精确地联系起来。龙小霞的方法与开普勒的方法确有共通之处，虽然在技术水平方面相去万里。开普勒穷毕生之力研究海量数据，在缺乏数学工具、数学用表和计算仪器的情况下完成如此浩繁的工作，令人叹服。没有人敢否认开普勒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大师。如果中国的地震预言家也如开普勒一般严谨地对待原始数据，我们相信主流学者也会包容他们的工作。遗憾的是，这些预言家对待数据太过随意，或者修正数据，或者修改样本范围，这就很难令人接纳了。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在数据内部寻找规律的方法依然停留在“前科学”阶段。开普勒的三大定律经过牛顿的处理以后才进入理论阶段。以这种观点考察中国预言家的工作，我们不能说他们的工作毫无意义，最好也不轻易地将其定性为“反科学”或“伪科学”，但是他们应当清楚一点：这种工作是前科学的，自命为“科学研究”是不恰当的。
2、耿庆国的方法
耿庆国先生的核心理论是“旱震关系”学说。耿先生曾经出版专著论述“旱震关系”（《中国旱震关系研究》，海洋出版社，北京，1985）。遗憾的是，这本书现在不容易找到，笔者在几个图书馆没有查到，所以无缘拜读。所幸在CNKI上可以找到耿先生公开发表的论文，笔者仔细研读了可以搜到的全部论文，相信对他的理论有了整体性的了解。
2004年耿先生曾著文论述金星的运行与黄河中下游大洪水的关系。5这个研究与地震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可以非常清晰地显示耿先生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特色，所以值得细致剖析。
耿先生的理论预设是，地球表层巨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受太阳辐射和金星运行的扰动，因此金星凌日引起地球表层系统的涨落，从而导致大洪水。6很难设想，在21世纪一位严谨的科学工作者会认真地在天体运行和自然灾害之间寻找规律性联系。这种工作是古代占卜师所热衷的，太容易让人产生“封建迷信”之类的联想。不过我们不想用“伪科学”的大帽子替代细致的剖析，从技术角度说，耿先生的研究有两个致命缺陷：
其一，根据其理论预设，金星凌日现象与洪灾有内在联系，因此，在所有河流流域的洪灾现象中都应当发现与金星凌日现象的关联。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耿先生仅仅在“黄河中下游”发现了联系？惟一可信的解释是，只有以“黄河中下游”为样本，才能印证其理论。因此，耿先生果断地抛弃了对自己不利的样本，而仅仅选取对自己有利的样本。当然 ，应用这种方法不难印证任何一种理论假说。
其二，如果金星凌日现象与洪灾有内在联系，那么这种联系应当在全部数据中得到支持。同样令人费解的是，耿先生仅仅选取了公元前184年至公元60年以及公元1761年至公元2004年两个时段的数据，在这个时间跨度中，80%的数据被耿先生果断地抛弃了。我们可以设想的解释依然是，其他时段的数据与他的结论不符，因此不予考虑。
以上分析说明，耿先生对待数据的态度是相当“宽容”的。在他论述“旱震关系”的论文中，这种倾向同样明显。1984年，耿先生发表《旱震关系与大地震中期预报》一文，断言“6级以上大地震的震中区，震前一至三年半时间内往往是旱区”7。这里有三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其一，既然耿先生讨论的是旱震关系，那么就不应仅仅列举在大地震地区震前是否发生旱灾的数据，也应当考虑在旱灾发生地区在干旱之后是否发生大地震的数据。而且，既然耿先生的研究目标在于通过干旱预测地震，那么后一类数据的重要性更在前一类数据之上。遗憾的是，耿先生热衷于论证“震”前通常有“旱”，而对“旱”后是否有“震”避而不谈。用一个简单的类比可以说明这个论证的缺陷：某人通过统计发现，所有癌症患者中超过99.99%的人曾经使用过电话，那么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在癌症和使用电话之间有内在联系？显然不对，因为没有考虑在所有过电话的人之中有多少人是癌症患者。
其二，“一至三年半”这个时间跨度是如何得出的？根据常识，我们所感兴趣的绝大多数地区均有发生旱灾的可能，如果不限定时间跨度，这个概率几乎是100%。大地震的震中区也不例外。如果放宽时间跨度，则预言的正确性提高，但是作为代价的是预言的精确性下降，无法令人信服；反之，如果收缩时间跨度，则预言的精确性上升，在预言成功的情况下更令人信服，但是作为代价的是预言的正确性下降。因此，一位精明的预言家必须在正确性和精确性之间选择最有利的均衡。还是用一个简单的类比来说明玄机：任意选择一个人，让一个预言家预测其死亡时间。如果预言家预测死亡时间是1分钟之内，这是一个非常精确的预言，但是遭到反驳的概率很高；反之，如果预言家预测死亡时间在100年之内，这个预言很难被反驳，但是精确性就太差了。熟悉波普尔证伪理论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真正令人信服的科学预言是小概率预言。仔细研究耿先生论文中的数据和图表不难发现，“一至三年半”这个时间跨度是通过权衡正确性和精确性之间的均衡得出的。
其三，耿先生的理论预设是，“在大地震孕育过程中，由于地热增高，使近地面出现干热特征，导致空气中水汽含量大大降低，平均绝对湿度变小，不但改变了云的状况，而且由于根本缺乏水汽条件，因而不易产生降水，出现了地表面的干旱局面。”这说明旱震关系是一个普遍性的关系，不应仅限于“华北及渤海地区”。然而，论文中仅统计了“华北及渤海地区”的旱震关系，对其他地区的数据不予统计说明；在论文的结论部分也特别强调此区域。耿先生为什么对这个地区的数据情有独钟？联系上文对金星凌日与洪灾关系的分析，根源恐怕在于这个区域的数据对耿先生的理论最有利，所以被拿出来做样本。当然，耿先生的论文中也提到对西南、西北等地区的地震预测，但是仅仅作为预测成功的例证，并未证明统计数据相关性。
当然，本文不以评定耿先生的旱震关系说的科学性为目标——这个任务应当交给职业的地震学家。但是通过耿先生的理论特色足以判定，网上广泛流传的预言三（“阿坝地区7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5月8日<前后10天以内>”）不可能是耿先生做出的。耿先生的理论只能做出大时间跨度和大地域范围的笼统预言。事实上，我们不相信任何人曾在事先做出如此精确的预言。以当前的科学水平，能做出这种精确预言的人不会是科学家。
3、数据与规律
值得一提的是，龙小霞的方法与耿庆国的方法之间有深刻的相似。受知识背景和数据处理能力的限制，龙小霞的方法非常粗糙，仅仅在一组数据内部变戏法。熟悉初等代数理论的人很容易明白一个道理：随便给出一组数据，利用简单的方法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多项式函数，使这组数据与此函数吻合；对于任意一个多项式函数，一定可以用差分法还原为等差数列。即使不修改数据都可以实现，更何况修改数据的情况。耿庆国的方法复杂得多，他选择的数据在广度和复杂程度上远胜于龙小霞。然而，我们不能认为耿庆国的研究纲领比龙小霞先进。虽然耿庆国的论文声称以耗散结构等“高端”工具为基础，但是他的理论其实没用到这些工具。二者的差别恐怕只是复杂程度的差别，龙小霞处理单一数据，耿庆国处理复合数据，但是根据都在于在数据内部。以下两个例子有助于理解他们的研究方法。
例1，托勒密的本轮模型为什么可以精确地预测行星运行？要点在于，托勒密可以在尊重原始数据的同时自由地调整参数，只要明智地选择参数，就可以实现任意精度的预言。要点在于，行星的运行轨道可以用傅立叶级数展开，托勒密对本轮模型参数的选择等价于对傅立叶级数中各个系数的设定，因此托勒密一定可以成功。依据此例解读龙小霞和耿庆国，前者可以自由选择数据的分组和数列的公差，后者可以自由选择样本范围，所以他们的理论一定可以成立。
例2，数据挖掘领域的一个脍炙人口的例证：沃尔玛超市利用NCR的数据挖掘技术分析原始销售数据，发现尿布的销售与啤酒的销售明显相关。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吻合，分析师为这种吻合找到了合理解释。然而是否存在这种可能性：这种数据吻合仅仅是巧合，其中并无内在联系？熟悉数据挖掘技术的人都明白，对于任意的数据，即使其中本无规律性的联系，利用某些算法也可以在其中建立“规律性”的联系。耿庆国的研究方法与沃尔玛的分析师并无差别，严格地说，他的工作属于数据挖掘，只不过处理的数据规模小多了。
根据新语丝网站上的一些批判地震预言家的文章8，在中国有一个民间地震研究者的圈子。从这些地震预言家公开发表的论文判断，这个圈子确实存在，孙威先生是其中比较活跃的一员。笔者曾拜读孙威先生的论文，发现孙威的技术比耿庆国更复杂。耿庆国满足于处理现成的宏观数据，而孙威自制了一系列“土仪器”自己测量数据。孙威设计了一个ζ函数，讨论在各种模型下此函数与时间的关系。9在孙威的论文中，ζ的值代表所谓的“微应变”，遗憾的是，论文中并未说明数据的测量方法和测量环境，也没有提供其他研究者进行重复实验的印证结果。根据陈一文先生的说法10，孙威曾多次准确地预报地震发生，但是由于权威机关的“多次无理压制”，其成就不被承认，甚至某些证明其准确预言的关键材料也莫名其妙地不翼而飞。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笔者不敢评判孙威的理论和成就，但是陈一文的说法确有难以服人之处。孙威的地震预言每每针对一个很广的范围，动辄“200至500公里”，这个范围未免太大了。据说孙威曾经准确预言唐山大地震，不过他实际预测的范围是“包头市东部偏南地区”。“包头市东部偏南地区”与唐山差距，和“川、甘、青交界附近”（预言二）与汶川的差距堪有一比。
三、科学预言与地震预言
下面就科学预言与地震预言的差异做一比较，这种工作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地震预言家受到主流学者的排斥。
其一，科学预言的根本目标是检验理论（假说），而非检验预言本身。理论本身不可观察，无法与现象界进行比照，因此科学家从理论推演出预言，以预言为中介鉴别理论（假说）。如果预言与观测（或实验）结果相符，则理论得到证实；如不相符，则理论受到证伪。可见，要点在于衍生出预言的理论（假说），而非预言本身。根据上文对地震预言的分析，地震预言家们根本没有值得推敲的理论（假说），他们的全部依据仅仅是根据不完全归纳建立的外推法。如果说他们的预言背后有什么理论（假说），那无非是这样一个猜想——在这些数据之中是存在规律的。
其二，科学预言对待数据是认真的。一个科学家如果“宽容”地对待数据，一经发现，将被视为舞弊行为，其学术声誉将蒙受重大损失，其学术生涯可能戛然而止。然而，地震预言是不受这种限制的。如果一位民间地震研究者自觉地把自己的工作定位为民间研究，他的工作当然是其自由，旁人不好指摘其违背学术规范；但是如果他声称自己的研究成果是严谨的科学发现，遵循学术规范就是一个必要的义务。
其三，科学预言是对证伪的可能性敞开的。科学家所追求的预言是小概率的预言。一个小概率的预言一经证实，会构成对理论（假说）的强烈支持；而一个高概率的预言即使得到证实，其支持力度也是有限的。广义相对论预言太阳的质量使恒星的光线弯曲是科学史上最著名的案例之一。这个预言是小概率预言，承受巨大的证伪风险；而一旦得到观测证实，则构成雄辩的证据。相比之下，地震预言追求大概率。预言家的常用手段是放宽时间跨度、放大预测范围、放松条件限制，根本目的在于寻求更高的正确率。
四、民间科学家
由于工作关系，笔者经常收到民间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他们提交研究成果，目的不是请业内人士检验正确性（在他们看来正确性是绝无问题的），而是主张自己应得的尊崇。他们通常是很聪明的人，有强烈的创造动机，甚至有些人确实有些创造能力，但是他们对自己才华的评价远远超过了自己的实际水平。民间科学家每每自比欧拉、牛顿，看得上眼的都是“世界性难题”，对于不够分量的科学问题，他们是不屑于研究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民间地震预言家每每视其成果为重大理论突破，称其成就为全人类的福音。他们缺乏足够的基础训练和研究资源，实现如此程度的突破虽非决不可能，但概率是非常低的——也许不超过一个人连中10次xxxx的概率。民间科学家中确实有过出类拔萃的大师，但是像费马和卡文迪许这样的业余大师是几百年一遇的。因此，当一个民间预言家声称解决了世界性难题时，我们应当保持健康的怀疑态度。
这些民间科学家之所以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并且渐行渐远，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尊崇科学，尊崇科学工作和科学家，但是无缘从事科学工作。民间科学竟然以尊重科学以基础，初看起来矛盾，但事实如此。中国是一个科学小国，同时是一个民间科学大国，究其根源，与我们崇尚科学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无关联。
近十年来，“伪科学”逐渐成为一个流行词汇，一些反“伪科学”的斗士用这个词汇批判论敌，而民间科学家经常被斥为“伪科学”。其实，“伪科学”这个词言重了。一个民间科学家关起门搞费马定理，并不干涉别人的生活，是“真”是“伪”都是自己的事儿——用密尔的话说，这叫“自相关行为”，别人无权干涉。至于公开宣扬（或者支持）研究成果，则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受宪法保护。更重要的是，“伪科学”这个术语的背后其实是唯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滋养了民间科学家的研究激情。所以，我们最好遗忘“伪科学”这个攻击性过强的称谓，代之以中性的“非科学”或“前科学”。
然而，研究地震毕竟与研究费马定理不同。费马定理搞不出什么社会危害，但是地震预言却关涉重大的公共利益，不得不慎之又慎。以民间科学家潇洒飘逸的工作风格，确实让人不放心。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如果一个地震预言家断言某地发生地震，而其允许的误差范围是500公里，这就意味着占中国国土8.2%以上的区域要进入预警状态；如果预言家允许的时间跨度是1年，则超过1亿人需要在1年之内枕戈待旦。采信这样一种预言需要付出多大代价，难以估量。民间科学家做出的地震预言即使未经官方采信，仍然会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在互联网时代尤其如此。其实我们现在正在经历这种局面：相信民间科学家的地震预言者人数甚重，他们对官方机构的说法持有深刻的怀疑甚至怨怼。
民间地震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于，预言家一直在努力跨越主流科学与民间科学之间的分界。毛泽东时代防震抗灾的指导原则是群测群防、大打人民战争，民间地震研究的蓬勃发展以此为背景。因此，地震预测家一开始就居于比其他领域的民间科学家更有利的位置。一个研究费马定理的民间科学家很难说服某个数学期刊发表其成果，可是预测地震的民间科学家不难找到发表渠道。有理由相信，中国民间地震研究的兴盛与中国学术期刊的审稿环节缺乏规范密切相关。根据宪法原则，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禁止民间科学家从事地震研究，但是至少我们有理由要求学术期刊做好最基本的把关工作。学术期刊是科学刊物，不是非科学刊物，不应把非科学的论文放进来。当然，禁入标准不是论文的作者是否任职于大学或研究所，而是论文是否符合学术规范。前文涉及到多篇在学术期刊公开发表的论文，其中某些期刊的编辑是否应当反省一下，自己的把关工作是否可以改善？
如果一位籍籍无名的业余棋手公开叫板李昌镐，声称可以让石佛9子并杀得他片甲不留，我们作何感想？当一位民间预言家声称破解了世界性难题时，我们是否应当保持同样的怀疑精神？
2008-5-18
1 龙小霞. 基于可公度方法的川滇地区地震趋势研究[J].灾害学.2006, (9): 81-84.
2 这种说法流传甚广，出处难以考证，相信不是出自耿庆国本人。
3 四川新闻网.阿坝州防震减灾局成功平息地震误传事件.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 ... content_8179693.htm, 2008-05-15.
4 同1。数据和图表来自龙小霞原文。其中1913、1923、1950三个数据需要修正。
5 耿庆国.金星凌日与黄河中下游大洪水相关性研究[J].科技导报.2004, (6): 48-50.
6 以上概述忠实地摘录耿庆国原文。原文称理论依据为“耗散结构”，但是整个论文通篇没有真正涉及耗散结构理论.
7 耿庆国.旱震关系与大地震中期预报[J].中国科学•B辑.1984, (7): 666.
8 见新语丝网站“天地生人”栏目.
9 孙威.破坏性地震是可以预测的[J].中国工程科学.2007, (7): 7.
10 朱健国.中国地震预报监督机制严重缺失亟待建立健全. http://news.21cn.com/today/2006/10/16/3001973.shtml, 2006-1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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