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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方面說﹐一切學術思想﹐都是人的思想﹐一切文化﹐都是人創造的。因而一切文化之精神﹐都是人文精神。討論任何種之學術思想﹐都是討論人文中之思想。但是﹐這樣說﹐則人文思想﹑人文精神一名之涵義﹐無所對照﹐而彰顯不出。我們當說﹐在人的人文思想人文精神以外﹐尚有人的非人文﹐超人文﹐或次人文﹑反人文思想或精神。
唐君毅先生的《 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 》，首先以人文思想为尺度，衡量古今思想文化。判出人文﹑非人文﹑次人文﹑超人文及反人文之思想，并辨析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然后运用这些概念从历史的辩证演变中看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流变及未来的趋势。以人文统贯诸子百家，历史文化。概念明确，分析透辟，视野开阔，理圆辞畅。对他的观点，俺真的是没有异词，只有佩服。希望关注这个主题的书友，都能认真看一看这篇文章。 Time0先生贴出过许多牟宗三、唐君毅的著作原文，读了真是让人大受启迪。感兴趣的朋友可去北大中文论坛搜索一下。 以下是该文关于中国思想文化基础的文摘： (二) 中國人文精神之起源 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的第一階段﹐乃孔子以前之一時期。此時期我們可稱之為中國人文精神表現於具體文化之時期。在此時期中﹐嚴格說並沒有多少人文思想。但是中國文化之根源形態﹐即在此時期中確定。此形態即為人文中心的。中國後來之人文思想﹐亦多孕育於此時期之中國人之心靈中。此所謂人文中心﹐不是說此時的宗教性信仰不濃﹐亦不是說此時期的人對於自然不重視。重要都在對宗教性的天帝與對自然物之態度。這只要與當時印度﹑希臘文化情形一比﹐便完全明白。 人對自然物﹐簡單說有三種態度。一種是利用厚生的態度。一種是加以欣賞或以之表現感德性之審美的藝術態度。一種是視之為客觀所對﹐而對之驚奇﹐求加以了解的態度。只有第三種態度﹐可產生純綷的客觀的自然思想。而此則是希臘之科學與自然哲學所自始。這個態度所生之思想是直傾向自然﹐而初是趨於忘掉人自己的。……因為真正的自然思想或純科學精神﹐是應為了解自然而了解自然﹐為求真而求真的﹐此即希臘哲人之所以看不起技術工作﹐亞基米物之羞於記述其所發明之器物。反之﹐中國古代之重文物或利用厚生之工具之發明﹐卻可證其缺乏純綷的自然思想﹑客觀的科學精神。中國古人發明文物或利用厚生之工具﹐當然亦要對自然用思想。但對其所成之器物﹐則只視為供人之求生存於自然之用﹐與成就禮樂與生活之用者。則此思想﹐根本是人文中心的﹐而隸屬於人文思想之下。 其次﹐中國古代人對上帝﹑天﹑鬼神之信仰亦非不篤。｢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即人死後可與上帝同在之思想。但是如印度宗教家之思及人死後之有無盡的輪迴﹐而產生種種如何解脫之思想﹐明是中國古人所未有。如希伯來人由視上帝有其不可測之獨立意志﹐而生之寅畏﹐如西方中古神學家﹐對上帝本身屬性﹑內向動作﹑外向動作等之討論﹐中國古人亦是不了解的。總而言之﹐即純視一死後之世界為一獨立自存之對象﹐而對之加以思索之超人文思想﹐是中國古人所缺。由此而專為神人之媒的僧侶巫覡之地位﹐亦較不重要。中國古代帝王之直接祀天﹐而上承天命以施政﹐以及｢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意｣見於｢民意｣之思想﹐天之降命於人﹐視人所修德而定之思想﹐即使｢天｣﹑｢君｣﹑｢民｣與｢人之德性｣﹐四觀念相融攝而難分。亦即使中國古人之宗教意識﹑政治意識﹑道德意識﹐相容攝而難分。中國古代之宗教思想﹐亦即隸屬於一整體之人文思想中﹐不能自成一超人文之思想領域。 我們了解中國古代之缺乏對非人文之純自然的思想﹐對超人文之死後世界及神界之思想﹐便知中國文化是一在本源上即是人文中心的文化。此文化之具體形成﹐應當在周。古人說｢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因至周而後有禮樂之盛。古代聖人之創制器物﹐大禹之平水土﹐表示中國人之先求生存於地上﹐能制御萬物。此中器物之價值﹐多在實用的方面。在周代有禮樂之盛後﹐實用器物乃益化為禮器樂器﹐物之音聲顏色﹐亦益成表現人之情意﹑德性之具﹐而後器物之世界﹐乃益有其審美的藝術的人文意義。夏殷之較重祀鬼神﹐表示中國人之先求與神靈協調。此時之禮樂﹐當主要是和神人之禮樂。至周而後禮樂之意義﹐更重在通倫理﹐成就人與人間之秩序與和諧。故文之觀念之自覺﹐亦當始於周。文王之謚為文王﹐與後來公羊家之說｢人統之正﹐託始文王｣。禮記之說｢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也｣﹑易傳之說｢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都當是指周代禮樂之盛所表現之人文中心的精神。 …… (三) 孔子孟子之人文思想與墨子之次人文﹑莊子之超人文﹑及法家之反人文思想 真正對於中國傳統之人文中心的文化精神﹐加以自覺了解﹐而抒發其意義與價值者﹐乃孔子所開啟之先秦儒家思想。而由孔子至秦之一時期﹐即可稱為中國人文思想之自覺的形成時期。孔子一生之使命﹐不外要重建中國傳統之人文中心的文化。當時的時代問題﹐是周哀而夷狄之力量興起﹐是貴族階級之墮落與無禮﹐是士庶人之逐漸要求提高社會地位。總而言之﹐是傳統的禮之壞﹐樂之崩。即中國人文世界之內部敗壞﹐與反中國人的夷狄勢力﹐對中國人文的威脅。孔子一方佩服周公﹐佩服倡尊王攘夷﹐使他不致被髮左襟的管仲﹐一方即要當時居貴族與平民間的士人﹐負起保護與重建中國人文的責任。 士本是武士﹐武士本是執干戈以衛社稷的。而孔子則教士人｢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以衛｢文王既沒｣後之｢斯文｣。這正是解決當時的時代問題唯一的呼召。…… 簡言之﹐即孔子之教﹐於人文二字中﹐重｢人｣過於重其所表現於外之禮樂之儀｢文｣﹐而要人先自覺人之所以成為人之內心之德﹐使人自身先堪為禮樂之儀文所依之質地。這才是孔子一生講學之精神所在。亦是孔子之人文思想之核心所在。這樣一來﹐孔子遂在周代傳下的禮樂儀文之世界的底層﹐再發現一人之純｢內心的德性世界｣。而由孔子與弟子之以德性相勉﹐孔門師弟遂自成一｢人格世界｣。孔門師弟與後儒關於德性與人格之如何形成的智慧思想﹐亦自成一人文思想之新天地。其意義與價值﹐亦可比孔子之尚論古代之人物與文化﹐及作春秋以寓對當時人褒眨﹐尤為廣遠。 土人摘抄暂歇, 有时间继续 孔子以後﹐把孔子之人文思想﹐再推進一步者是孟子﹐而激發孟子之人文思想者﹐則是墨子之次人文的思想。 我們說墨子之思想﹐是次人文的。這是因為墨子承認人民的經濟生活之重要﹐尚賢尚同的政治社會組織之重要﹐亦承認兼愛的道德﹐無攻伐的國際和平之重要。但是他忽略禮樂之重要﹐儒家所重之孝弟之重要。他主張節葬非樂以非儒﹐他不能對全面人文之價值﹐皆加以肯定。這即使他之思想﹐只成次人文的。而他之重天志與明鬼﹐則又似為一超人文的思想。不過其動機仍為實用的﹐故不能真發展為宗教。他之以利害為是非善惡之準繩﹐則尚可使他之思想成反人文的。不過此點﹐可姑不多論。 孟子之人文思想﹐所以能答復墨子對儒家之攻擊﹐而重新說明儒家所重禮樂及家庭倫理之價值﹐則在孟子之能肯定心性之善﹐而由人之心性要求﹐以言禮樂之表現為人情之所不容已。他由人性之仁愛之流行之次序﹐必由近及遠﹐以論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並由人生之為天所與我者﹐以言盡心知性知天﹐把人道與天道通貫起來。中國儒家之人文思想發展至孟子﹐而後孔子所言之人文價值﹐與人內心之德性﹐乃有一先天的純內在的人性基礎。而｢人之心性的世界｣之存在﹐亦可謂首由孟子自覺的以樹立。 中國先秦之人文思想﹐再進一步之發展﹐則為荀子之思想。荀子之思想之重點在言禮制﹐即言文化之統類﹐或人文世界之結構。孔子重言禮樂之意﹐孟子重言禮樂之原。荀之言禮制﹐而復重禮樂制度之實效。此實效即樹立人文世界﹐以條理化自然之天地與自然之人性。｢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而後｢自然之世界為人文之世界所主宰｣。此乃莊子之｢以天為宗｣﹐尚自然而薄人文的超人文思想之一倒轉。至於中庸﹑易傳﹑樂記之言誠為天之道﹐言盡其性即盡人性以及物性﹐言天地具元亨利貞之德﹐言禮樂中之和序即天地萬物之和序﹐則皆為以人文世界中之概念﹐去說明｢超人文之天地｣之價值意義。這是先秦儒家人文思想之由人道以通天道之發展。 我們說墨子思想是｢次人文的｣。莊子思想是｢超人文的｣。至於如騶衍之言大九州﹐言天地開闢之歷史﹐則我們可稱之為｢非人文的｣。這都不必是反人文的。先秦思想中之｢反人文的思想｣﹐乃法家由商鞅至韓非之思想。這種思想與墨子莊子等思想之所由起﹐都是由於周之文敝。墨子鑑於禮樂之為王公大人奢侈品﹐而非禮樂。莊子鑑於禮法之束縛人性命之情﹐鑑於人之立功立名之心﹐使人失去自己﹐而要與造物者遊﹐以成天人。商鞅﹑韓非﹑李斯﹑則由要富國強兵﹐而反封建反宗法﹐以及一切維繫封建宗法制度之禮樂﹑仁義﹑孝悌等由周傳下之文化﹔亦反對當時一切馳騁談辯以取富貴之游士﹐而連帶反對儒墨道之學術思想。但是他們之富國強兵之人文目標何在﹐他們卻說不出﹐亦未說是為人民百姓之福利。他們視富國﹐只是｢摶力｣﹐強兵而向外攻戰﹐只是｢殺力｣。要殺力必須摶力﹐已｢摶力｣又必須｢殺力｣（商君書所說）。故必須兼重耕戰或富國強兵﹐求富強而又以｢權為君之所獨制｣﹐｢其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韓非一些文章中所說）﹐這即成一純綷之反人文的思想。而此反人文的思想﹐經李斯秦始皇之手﹐即形成之他們之焚書坑儒﹐而統制思想﹐統制言論﹐戕賊民力的極權政治。此政治暫時結束了先秦之人文思想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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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hanmingde
发表于 2007-1-2 18: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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