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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6楼golden21c于2009-06-03 16:13发表的 :
转帖一文，我看过感觉人口变动对高考的影响要比我原来预测的快多了，国家只生一个，个别人群可以生两个的计划生育政策确实需要大的改革了，应当将原来政策中“两个正好”堂堂正正地重新提出来了！联系到最近几天的国际形势，美日韩等国因为朝鲜核爆问题派兵遣将，我国计划生育的人口恰好是今年开始大规模地减少地第一年，根据我估计我国这波人口减少最少要连续减少7（小学入学年龄）+5（小学学段）+3（初中学段）+3（高中学段）=18年（因为现在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大的调整），恐怖啊，如果国际风云变幻在四年+三年后又大的变化，比如在那段时间发生大的战争，后果不堪想象，时间比较敏感！计生委系统作为国家负责人口管理的机构，千万别犯官僚主义的错误啊！千万别看得上那点小权就忘记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后代啊，否则将是不见血的种族屠杀，最大千古罪人！这些部门的政治性一定要强！千万别出现原商务部的有些买办汉奸啊！
教育部否认高考人数减少缘自就业压力
2009年06月03日 07:06:18 来源：新京报
教育部学生司副司长姜钢说，今年高考报名人数约为1020万名，比去年约减少30万。不过姜钢否认高考报名人数减少主要是因就业难造成的说法。他说，这主要跟适龄人口减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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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有点怀疑国家计生委是否被国外势力控制了？呵呵～～（我是苦笑），好像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感觉！问下国家计生委权力和吃拿卡要的味道是不是和瘾君子上了瘾一样呢？欲罢不能？
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
1、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在目前发达国家的寿命和死亡情况下，妇女平均得生育2.1个孩子。而由于非正常死亡率和出生人口性别比都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该在2.3以上。考虑到不孕不育症、单身、丁克等人群，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孩子。要是一个国家的主流家庭不愿意生或者养不起三个孩子，标志着这个国家已经失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2、人口有其内在调控机制。在古代通过“左手”（瘟疫、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等）调控人口。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美洲新大陆高产作物的引入旧大陆，以及现代农业技术的进步，粮食数倍增加；加上牛痘接种和青霉素等的推广使得全球平均预期寿命从过去20多岁延长到现在的60多岁，导致人口激增。但是工业化通过“右手”压迫人口，降低生育意愿、养育能力和生育能力。这种“两手”调控机制使得人口呈S形变化，数千年的低水平平稳期，三百年左右的急剧上升期，然后是人口高水平平稳期或者下降期。计划生育使得中国放弃了数千年一遇的人口发展机遇。中国要是1970年代就不实行计划生育的话，随着人类发展指数（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的提高，生育率也会自发直线下滑，人口不会无限增加，中国2005年底人口也只有15亿左右；即使1980年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那么2005年人口也只有14亿左右人口，但是人口结构就更为合理，更有利于国家的持续发展。
3、中国人口增加不是因为毛泽东鼓励生育，主要是寿命延长，是“死的少”，而不是“生的太多”。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延长到1980年的68岁，同期人口从5.5亿增加到10亿。毛泽东时期的人口政策遏止了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下降的趋势（从19世纪初的占世界40%下降到1949年的22%），1949年中国人口占世界22%，1980年仍然是22%。要是依照马寅初人口论，从1959年1979年少生3亿（实际上4.57亿），意味着1959年以后出生的人口的近2/3是不能出生的，现在中国可能已经因为老年化而崩溃，已经沦落为一个毫无生气、丧失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国家。中国1950年代到1970年代繁衍的人口成为现在的劳动力，才是目前真正的“人口红利”。现在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是“吃祖宗的饭”，但现在的计划生育却是“断子孙的根”。
4、人类几千年人口数量波动在低水平，生活质量也没有大的变化。近300年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是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人口增加，对现有的资源消耗只是“加法”地增加；但更重要的却是使目前的“非资源”（如氮气、太阳光）变为新的资源（氮肥、太阳能），这种新资源的增加却是“乘法”地增加的，这也是为什么近代人口不断增加，而生活水平反而不断提高的原因。说明科技的进步、经济的成长远远比人口增长快。何况现在人口增长已经减缓（停止计划生育都难以防止中国人口锐减），科技的进步却还在加速，谁能断言中国人口上限？中国人口减少对全世界来说都是悲剧。
5、中国的人口过多只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谎言。中国所有资源总量在全球都位居前列：农用地面积全球第一，国土面积、矿产资源全球第三，森林面积全球第五，淡水资源全球第六。由于资源分布很不均匀，“世界平均”意义不大，低于“世界平均”并不意味资源不够。前苏联、大洋洲、美国、加拿大、蒙古国这五个地区人口不到全球10%，但是陆地面积超过全球39%。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大洋洲、南美洲人口占全球13.7%，但却拥有全球36%的耕地。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南美洲、大洋洲、刚果这六个地区占全球人口14.5%，但却拥有全球65.7%的森林面积。南美洲、俄罗斯、加拿大、印度尼西亚、美国、大洋洲、缅甸、刚果这8个地区人口占全球18.8%，但却拥有全球64%的水资源。大洋洲、南美洲、美国、前苏联、蒙古人口不到全球14%，但却占有全球草原面积的48%。前苏联、美国、南非、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加拿大、德国、英国8个地区人口占全球13%，但却拥有全球62.3%的矿产资源。除了资源丰富的少数几个国家外，中国人均资源并不处劣势，比如，除中国以外，全球40.9%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多，59.1%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少；全球16%的人口人均矿产资源是中国的8倍，但中国人均矿产资源却是另外84%的人口的1.56倍。中国人口密度是印度的37%，人均农用地面积是印度的2.55倍，人均耕地面积是印度的73.5%，人均长期作物用地是印度的1.13倍，人均草原面积是印度的30.14倍，人均森林面积是印度的2.08倍，人均淡水资源是印度的1.24倍，人均矿产资源是印度的3.55倍。中国绝对算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均资源也不错”，中国“资源短缺”的原因主要是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人口过多”。影响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是农业政策和人口结构而不是耕地。比较资源丰富和资源贫乏的国家，发现经济水平并不完全由人均自然资源决定的，因为人口资源才是第一资源，是中国最大的优势资源。人是“本”（能够将“非资源”变为“资源”），自然资源是“末”，想通过减少人口来提高“人均资源”是舍本逐末。
6、由于人口的负面影响是直接的，抱怨人口过多、建议控制人口的“有识之士”历代不乏其人。现在不少人口学家声称要将中国人口降低到7亿、5亿或者3亿。2005年中国人口中1970年以后出生的7亿，1978年以后出生的5亿，1988年以后出生的3亿。现在一个孩子都不生，今后平均寿命为76岁的话，中国人口也要到2046年、2054年、2064年才能分别降低到7亿、5亿、3亿，但那个时候最年轻的妇女也已经有41岁、49岁、59岁了，基本都丧失生育能力了，然后在2085年左右中华民族基本灭绝。以急剧压缩人口规模、催生畸形人口结构为代价提高生活水平，和过把瘾就死没什么区别。一票否决制否决的是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并且不用说中国人口减少到7亿，即使3亿甚至几千万，要想保证现有的生活质量，现有不可再生资源(如石油)不过是多维持几十年、上百年罢了。要从全球化角度看待资源，即使中国一个孩子都不生，民族自杀，留着资源给其他国家，也不过多用几十年。因此人类要存在和发展只有一条路可走：依赖于科技进步开发新资源（包括可再生资源），节流不如开源，而科技进步依赖于足够数量、合理结构的高素质人口。
7、从全球看，环境污染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中国总体生态环境自1990年代起也不断改善。但是中国城市环境确实在恶化，一方面是因为粗放式发展模式，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现在二、三亿青壮年农民工只是序曲，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工地，这个过程必然伴随城市环境的恶化（如果走精细化道路，现代科技可以确保中国将环境恶化降低到可接受程度，不会发生欧洲工业革命时期“伦敦烟雾”事件）。即使现在一个孩子都不生，光将目前人口城市化，环境问题同样严重。并且中国现在的环境污染很大程度是国际社会转嫁来的。计划生育无助于改善自然环境，但是却严重污染人文环境。
8、计划生育政策出台是非常草率的，并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当年的所有预测全部落空。中国在人口学家的恐吓中莫名其妙减少了数亿人口。比较中国和印度的HDI，发现计划生育并没有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任何贡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martya Sen通过比较中印两国的人均GDP，也得出相同的结论。计划生育无功于当代，却有害于千秋：诱使中国走“以物为本”的畸形粗放型发展模式，削弱物资再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抬高养育成本，降低生育意愿，使得中国提前进入养不起孩子的时代，削弱人口再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加速人口老化，导致“未富先老”，使得中国难以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中国目前是9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只有城市的4000万老人享受社会养老金；今后是2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三四亿老年人口都得指望退休金），并使得城市化滞后，降低创新能力和劳动生产率；腰斩依托于健全家庭结构的传统文化；彻底改变世界和中国民族结构（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从1980年的22%下降到2005年的19％，不久将降低到15%，然后继续快速下降，李小平等人口学家认为应该继续降低到占世界3%；2000年到2005年这五年期间中国新增人口中少数民族占42%）；增加出生性别比；降低人口素质；增高家庭风险；降低国防潜力，威胁中国边界安全；激化了干群矛盾；破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并将威胁社会稳定。恶梦醒来是早晨，但是中国人口恶梦醒来却将是漫长的黑夜。
9、人口决定消费，消费决定需求，需求决定就业。减少人口之后减少消费，哪里还有就业？计划生育导致家庭结构畸形，家庭缩小，只需要比较少的收入就可以维持家庭基本消费，导致工资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使得行政成本（从1978年到2004年增加100倍）、垄断企业与资本三者拿走了GDP的绝大部分，中国工资收入占GDP比例不断下降，现在只占GDP的12%（其他国家占54%－65%），居民收入只占GDP的22%。在这种“寄生经济”的模式下，必然压制正常消费，增加腐败的空间，贫富差别增加,也给房地产、教育、医疗产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导致消费萎缩，产品廉价外销、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经济受制于人（全球都在享受中国的“人口红利”，中国老百姓却享受不到），国内需求不足引起就业不振，老百姓生活压力加大。要是1980年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家庭需求底线提高，工资占GDP的比例被迫成倍提高，虽然孩子增多，妇女劳动参与率降低（也能缓解就业压力；而目前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居全球第17位），但是家庭生活水平反而比现在高，消费和生产的关系趋于合理，大大增加就业容量；多出生的人口中只有1980年代初出生的大约三千多万（不可能超过五千万）进入劳动市场的，相对于目前9亿多的劳动人口来说比例不高，对现在的就业影响不大，而且现在缺的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就是说20岁的人口基本并不与50岁的人口抢工作。现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主要是由于大学扩招，高校招生人数从1998年到2006年增加5倍，如此大跃进，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就业压力的。不顾人口结构的扩招并且将使得今后很多高校因为生源短缺而破产。
10、因为涉及利益和权力，计划生育就像是穿上着了魔法的红舞鞋，停不下来了，计生委靠编造数据来维持其存在的理由，将每年出生人口多计算50%左右，从而将客观调查的1.2-1.3的生育率修正成1.8。中国人口迷雾是“人工迷雾”。中国2005年底实际人口只有12.5亿左右，而没有国家统计局宣称的13.07亿。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建议下，中国人口政策还纹丝不动，《报告》预测在现有政策下中国人口将于2033年达到15亿，根据这种预测，2006年人口需要增加1300万以上，但是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只增加692万（实际上可能只增加两三百万），可见《报告》一两年的预测就与实际相差甚远，遑论今后了。目前每年出生1200万左右，死亡1000万左右，随着老年人口的堆积，死亡人口将急剧增加，中国人口已经接近负增长，继续现行人口政策，中国人口高峰连13亿都难以达到，不可能达到14亿，更不会达到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所宣称的16亿。
11、各民族的博弈归根到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中国成为第一人口大国得益于传统生育文化（家文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大有大的道理。现在国家提出的“可持续发展”不就是国家和民族意义的传香火吗？家族的香火传不下去，难道国家和民族的香火传得下去？依照现在“科学”的标准，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有很多缺陷，但却成功延续了我们的民族的文明和人口（而其他很多文明却相继消亡）；在古代那种生产力条件下，人类繁衍相当于紧急避险，要是采纳现在“完善而公平”的文化和制度，连人口都不可能延续下来，更别说其它的了。但是工业化改变了传统的家庭模式，动摇了中华生育文化的两个支柱（祖宗文化和礼教文化），从而使得中华文化圈的地区（台湾、韩国、日本、新加坡、香港、澳门）的生育率为全球最低。比较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生育率随着社会发展而下降的趋势，中国大陆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也只能在1.8左右（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中华文化圈的其他地区没有刻意破坏生育文化，生育文化是遭到被动破坏的；而中国大陆的传统生育文化遭到三重破坏：A、现在的物质生产至上的经济制度和家庭模式对中华文化圈的打击；B、与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曾经主动打击传统的生育文化；C、几十年计划生育的片面宣传刻意破坏生育文化，人口上限和超低政策生育率形成生育心理的“爬蚤效应”。因此中国即使停止计划生育也将达不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中国目前发展水平时的生育率，多次生育意愿调查也证实这一点。人口问题已经是火烧眉毛，容不得继续延误时机，中国人口政策需要方向性的改变，而不是“二孩晚育”这样的微调。重建生育文化、鼓励生育的任务将非常艰巨。
12、健全的人口结构是经济起飞、国家崛起、合理养老金制度的建立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而畸形的人口结构却是经济衰退的充分条件。近年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已经下降到1200万左右（数量还远不如1940年代），其中女孩不到600万；印度每年出生人口2400多万，其中女孩1200万左右。意味着今后印度的物质再生产能力（劳动力）和人口再生产能力（育龄妇女）都是中国的两倍。现在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香港每个妇女只生育0.95个，台湾、韩国1.1个孩子（这些地区发展水平比中国大陆早20多年）。要是光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中国现在每年出生的这500多万女孩（扣除不生育人群后，生育妇女不到500万）到时候每人平均只生育1.2个孩子的话，那么每年出生人口只有600多万，而其时每年死亡人口近2000万，而2040年左右每年死亡人口2500多万（1960年代中期每年出生人口2500万以上），每年人口减少1000多万！
如果考虑国外对我国人口控制政策的影响，那问题就更复杂了。我们的上层人士究竟是不是在拍脑袋出政策，关键是要看清楚我国政府在人口问题上的认识是否符合我国国情，究竟是不是在一个全面而详细调查的基础上展开了合理入微的分析，是否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这个问题同我国的金融问题实际上是一样的。我国的金融理论全部来自于国外，至于是否依据我国实际国情对理论进行合理地变通就不得而知了。假如我们没有依据自己的基础、情况而对其进行消化吸收的话，而是采取一种偏听偏信的态度研究我们自己的问题，那麻烦可就大了。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我们没有自己的金融理论，所以我们在思想上处于最底层，外国理论家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隐瞒了他们更深层次的认识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我们自己看得不够远，算得没有人家快、好，因此对弈起来，输多赢少。同样，在人口问题上我们的理论如果都是来自国外的专家，而不考虑实际情况，那么我们仍然会在人口问题的博弈上处于被动局面，只是这种被动造成的危害会更大。所以我们制定这种人口政策，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1. 我们的思想、研究太落后，并且在某些领域开放得太快，那出去以后挨打就是必然的。2. 我们没有可靠的制度保障国家最高利益。现阶段都是部门利益最大化，部门利益高于国家利益。计划生育的政策执行这么多年，而且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它喂养了一大批人，要想扳倒他们，还不会这么容易！还是要靠各个利益集团在上面博弈，我们最终只能在这大潮中随波逐流罢了
嗯，顺便提一下，我们某些职业的人力素质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我们一些基层领导已经感到绝望了。到底是谁造成了现在的局面？无论是保质，还是保量，问题同样紧迫。危机已离我们不远了。
引用第20楼golden21c于2009-06-12 16:52发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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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认为讲究人力资本必须有足够的人才能谈，否则是空谈！”
嗯，道理确实是这样，但运用时需要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以前我们是由于我们人口结构特殊，人多力量大，因而重视质的程度不够。但现在不同了，人多还是实情，只是干活的少了，吃饭的多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重视质的问题，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从目前情况看，我们已经步入老龄社会的初级阶段，个人认为，在短时间内靠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方法是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的，是不可行的，那样只会使得人口结构问题更加突出，我们的抚养比会更高。因此，只能靠提高劳动人口的质，也就是人力资本的价值来缓解这种矛盾，以求经济最大化发展。这是当前实际问题的唯一出路。只有社会有充足的生产资源的时候，我们才能进一步调整人口政策。否则社会矛盾有可能会激化，影响国家稳定发展。
不管我国的人口政策是否受国外的影响，我们现阶段以及今后几十年的人口局面已经形成，突出问题和矛盾已经明朗，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这一艰难的情势下大力发展我们的经济，并以此为契机，调整我们的经济结构和运作模式，争取跃上一个台阶。话又说回来，这谈何容易？假如国外的人口控制策略是我们今天这种局面的外因，那么真正的主因-内因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如果找不到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通道，并加以改善，我们就无法彻底摆脱敌人的控制，相信这是一条漫长的探索之路，但愿我们能度过难关，否则我们就等着国家、社会和民族的危机来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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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齐第四部分
经过检索，该书解禁！转帖作者的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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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
我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的研究人员易富贤，旅美科协会员。由于专业与生育相关，近年研究中国人口问题，发现计划生育威胁中国持续发展，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战略决策失误，其后果远远超过任何一场战争。在海内外中文网络媒体率先掀起了一股反思计划生育的思潮，最开始是一面倒反对我的观点，现在网络民意已经逆转，目前我的文章有数千万人次读者。旅美科学的会刊《海外学人》2006年曾分两期发表了我质疑国家计生委的数据的分析文章：http://www.castusa.org/mag/。2005年王飞跃会长在芝加哥曾听过我的演说。
这次给您们写信的目的是化缘，看旅美科协能否助我一臂之力。
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凤凰周刊、南方报业集团旗下的刊物都曾发表过我的文章。《中国税务》（国家税务总局）、《社会科学论坛》（河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会刊）、《有色金属再生与利用》（中国有色金属协会再生金属分会会刊）、《社会观察》（上海社科院）等专业期刊也发表我的文章。国家发改委的《改革内参》、国家税务总局的《香港传真》、北京大学的《研究报告》、中国区域战略发展决策委员会的《决策内参通讯》等内参发表或连载了我的文章。
我本来因为时间紧，忙于生机，只在网络宣传，没有准备整理成书。但是王小强老师认为我即便在医学研究再成功（事实上我很不成功），也对历史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我的人口研究可以影响民族命运。在王小强老师的建议、支持下，我将这几年反思计划生育的文章系统化整理成《大国空巢》一书，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社会观察家仲大军作序，已经由南怀瑾支持、王小强主持的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http://www.strongwind.com.hk/product/978-988-99725-3-0.aspx）。中国官方的人民网和光明网刊发了摘要导读和序言。一些内参在发表全文或部分章节。我在《大国空巢》作者介绍中注明是旅美科协会员，在后记中提到旅美科协的支持。
王小强老师是1980年代就参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老资格改革家、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博士，曾任职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副组长、中国体改所常务副所长（1980年代的中国决策核心，中共总书记的助手）、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研究员、中国经济学奖专家委员会（中宏百人团）成员、粤海集团顾问。现任中信泰富政治及经济研究部总经理，英国剑桥大学Associate Senior Research Fellow，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后面受王岐山的委托参与处理广东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
茅于轼老先生（1929年出生）为中国当前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伯父茅以升是著名桥梁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工作组中方专家、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能源组国际顾问组成员、LEAD国际培训项目中国国家理事会成员、China Economic Review顾问编辑、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
仲大军先生是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中国著名思想库）主任。国内目前知名的经济观察家、社会评论家、批评家、专栏作家、政府和企业顾问。曾任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时报》编委。
据中央电视台的朋友说，2008年初，中央电视台曾经专门开会，要求各位编导和主持人不要"碰"《大国空巢》（央视一些编导却反而委托凤凰卫视的主持人从香港购入，或者直接向我要书），其气氛比去年禁止《伶人往事》、《风云侧记》等八本书还要紧张。因此有人将《大国空巢》称之为2008年第一禁书。但是后面悄然解禁，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哈佛大学等上百所图书馆已经馆藏《大国空巢》。乌有之乡的书店还销售《大国空巢》。
北美各地（如芝加哥）唐人街的世界书店有《大国空巢》http://laiba.tianya.cn/laiba/images/640225/12216190560009965453/A/1/m.jpg
新华社、人民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北京晨报、东方早报、凤凰周刊、第一财经日报、新青年、国家地理杂志等国内媒体在关注《大国空巢》。美国华尔街日报、英国金融时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国国际新闻电视频道France 24、香港有线电视台等媒体也就《大国空巢》对我进行了采访。
我得到中国法学界（包括一些著名法学家）几乎一面倒的支持。中国法院网电子杂志2007年第10期为《大国空巢》出了特稿：http://zz.chinacourt.org/detail.php?id=2272，
http://www.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0706/15/251825.shtml。并得到一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的支持。
清华大学秦晖教授2008年初曾经问过国家计生委的一位副主任，对方告诉他国家计生委司局长现已人手一册《大国空巢》（大多数人认为写的好）。国家统计局的官员也向我要了2批（22本），交给各位领导。我后面给全国数百位人口学相关的官员和学者送了《大国空巢》。
香港中文大学人口学教授涂肇庆高度评价《大国空巢》。美国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社会学系主任、人口学家教授王丰也高度评价《大国空巢》和我掀起大众思潮的宣传模式。他说："I have long followed and admired your courageous work and advocacy for a responsible population policy in China". "Your public appeal and advocacy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pushing for a positive policy change in China. I respect and admire your work highly".
据我所知，中国人口学界越来越多的人现在也开始认同我的观点的（只是他们敢怒不敢言），好些人口学家说已经跟踪了我的文章好几年了。有人说我的研究给中国人口学带来一股春风。北京大学郭志刚教授（王丰教授认为郭志刚教授是中国最优秀的人口统计学家）认同我的观点：客观调查的1.3左右的生育率是可信的，而计生委"修正"的1.8的生育率是不可信的（意味着中国每年出生人口有1/3是虚报的，今后有上亿年轻人口对不上数）。北京大学人口学穆光宗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建新教授、南京大学人口学陈友华教授等已经在学术文章中多次引用我的观点。国家计生委系统的一些官员和学者也私下里表示对我的观点认同，并要我送书。
华东师大人口所的几位研究生给我来信要幻灯片，并告诉我："我们这学期有门课程，专门来学习您的《大国空巢》，还要写书评！"
人口学家梁中堂教授认为《大国空巢》"是一本具有革命意义的书籍，是开一代先河和冲破万马齐喑局面的书籍，像康有为、陈独秀和胡适之的书都曾起过的作用一样"。梁中堂教授是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1979年开始人口研究，最开始就反对独生子女政策，多次上书中央，中央根据梁中堂的建议于1985年开始在山西翼城县试点二孩方案。1983 年以来梁中堂先后任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教授、省计划生育委员会顾问、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省社科院副院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会员、中国国情研究会理事、中国人口学会理事、山西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山西人口学会副会长等。
中国社科院李茂生教授认为《大国空巢》"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是功德无量"。李茂生教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税研究中心副理事长。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中国社会出版社总编辑、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副盟长。主要社会兼职：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中国财政学会理事，中国投资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十多所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市等地方政府的经济顾问。
曹思源教授（http://www.dajun.com.cn/caosiyuan.htm）对我说："您做的工作很有意义。"
上海学者王炼利对我说："您是在为中华民族作功德无量的好事！"
自由派学者陈子明为《大国空巢》写了书评。左派学者张宏良、韩德强等人也认同我的主要观点。孔庆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名嘴）、旷新年（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童大焕（中国青年报编辑）等人也通过不同途径帮忙宣传了我的观点。
但是由于计生委仍然牢牢操纵人口学会（中国人口学会的名誉会长是原计生委主任彭佩云，会长张维庆是国家计生委主任，常务副会长王培安是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副会长王国强是原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原常务副会长田雪原是独生子女政策副总设计师），几十年来主流人口学家的利益已经与计划生育绑在一起（不愿意承认计划生育是错误的），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已经形成了一个势力非常庞大的利益集团。
在出版之前，我曾经将手稿给胡总书记并党中央、温总理并国务院、吴邦国委员长并全国人大、贾庆林并全国政协、中国驻美领馆、国家发改委、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统计局等。出版之后曾经邮寄给习近平、李克强等领导。另外一些有影响力的社会贤达也将我的文章送最高层，但是由于计生委集团（包括好几位国务委员、政协副主席级别的人物）的阻拦，中央对我的观点目前似乎还是将信将疑。我们是以个人的力量对抗如此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在专职造谣，并且掌握影响决策的渠道），但国家统计局数据证实近年我的预测一次次不幸言中，而国家计生委的预测与客观数据相距甚远。
两会期间我给400个左右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发了邮件（包括《大国空巢》幻灯片和万言书），游说他们提交提案停止计划生育，部分代表、委员表示愿意关注此事，将送交提案。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大的一项政治游说活动。
人口政策是千年战略，政治制度是百年战略，经济政策是五年战略。安史之乱之后，唐朝人口只有1700万；吐蕃（西藏）人口有800万，西藏军队曾一度攻占唐朝都城长安。然而由于人口政策的失误（喇嘛教），现在藏族人口只占中国人口的1/233。元朝的时候蒙古族人口占中国1/10，也是因为人口政策的失误，现在只占中国人口的1/218。500年前人口仅为400万的英国，现在英裔人口超过2亿，主导世界格局超过两个世纪；而人口两千多万、欧洲政治格局的长期主导者法国，由于采纳马尔萨斯理论控制人口，现在法裔人口仅仅为6000万（还是因为寿命从二、三十岁延长到七十多岁），逐渐失去了欧洲的霸主地位。由于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22%下降到现在的19%，每年出生人口从1980年代的2500万下降到现在的1300万左右（只占全球1.3亿出生人口的10%），意味着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急剧下降。
主流家庭需要生三个孩子才能防止人口减少，但是中国目前平均生育意愿只有1.7了（台湾、韩国、日本等地的生育意愿都超过2个，但是由于有不孕不育等人群存在，实际生育率只有1.1到1.3）。目前中国每年只出生600万女孩，扣除生育前死亡以及不孕妇女，今后生育妇女将不到500万，如果仅仅是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今后中国的生育率（每个妇女生孩子数）将比现在的台湾和韩国的1.1还要低（台湾和韩国的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大陆要先进20多年），意味着每年最多生育600万孩子，不到全球的1/20，而那个时候中国人口每年死亡2000-2700万（1950-1990年中国每年出生的2000多万人口将死亡），每年减少一千多万--雪崩，大国空巢！一个传统上占全球人口1/3以上的伟大民族将迅速萎缩成无足轻重的民族！
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有1.43亿，其中只有城市的4000多万享受社会养老，即便如此养老金缺口已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的1/4；2030年后，60岁以上老人达到4亿，劳动人口又大为减少。中国目前是9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今后将是2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将是一个极端老化的国家。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1996年到2005年出生的性别比高达127，加上一些单身女性，意味着今后将有30%的男人打光棍，四千万光棍将被判无妻徒刑！
计划生育虽然口头提倡优生优育，但是由于提倡晚婚晚育等原因，中国出生缺陷儿畸形比例不断增加。现在是世界上出生缺陷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每年出生1300多万人口，占全世界每年出生1.3亿人口的10%左右；但是中国每年的出生缺陷儿数量却约占全世界的20%。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国与世界打交道主要依靠得是什么？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不是资源，实际上是人口，充沛的劳动力资源。就是仗着如此大量的劳动大军，中国成了世界工厂，成了世界生产基地。全球经济都得益于中国的人口红利。但是现在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开始消失，中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且全球经济也将受到影响。
当年谭嗣同、陈天华、孙中山时期面临的是制度问题，现在面临的是民族生存问题，现在所面临的民族危机远远超过当年，但是由于目前似乎仍然"人满为患"，很多知识精英没有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当年计划生育出台，虽然遭到农民普遍的反对，但得到了知识精英一面倒的拥护。无论是老一代知识精英陶行知、马寅初、劭力子、夏衍，1980年代的政治精英，决策智囊胡鞍钢，自由主义学者何清涟、余杰，还是新左派学者何新，都认为人口过多是中国很多问题的根源，控制人口是中国的当然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计划生育是几代精英的耻辱，反映出知识精英的短视、胆怯和伪善）。
计划生育的后果远远超过任何一场战争，需要站在民族救亡高度看待这场空前的人口危机。人口问题是大是大非的大事情，请您们关注人口危机，挽救中华民族！我和我的朋友、支持者已经募集到了一些资金，给一些官员、社会贤达、图书馆、学者、媒体送了上千本《大国空巢》。本来准备给尽可能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官员（省部级）、媒体邮寄资料（我的支持者正在帮我准备上万个名单），但是经费非常有限。不知旅美科协能否帮忙从企业界和商界联系一些捐助？这种捐赠对民族长远发展来说是功德无量的，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公益性捐赠。我们有管理团体（也可以通过旅美科协，旅美科协参与管理），资金不经过我个人（我本人还亏了一大笔，王飞跃教授知道我的经济非常拮据，这几年我将人生的黄金时间放在人口研究，周末通宵达旦，对我个人专业造成很大的损失，对家庭利益也造成很大的损失，我太太无法学习和工作，并且我有三个孩子）。如果觉得不方便公布名单，我们可以暂时不公布捐献者的名单（等到几年之后局势改变之后再公布）。如果能够募集到足够基金，我准备给这上万个名单邮寄《大国空巢》全书（出版社给作者是半价优惠，原价140港币，半价是70港币）；如果能募集部分资金，我准备给这些名单邮寄《大国空巢》幻灯片打印稿；如果基金不够，只能邮寄普通信件，要他们自己上网下载相关资料。从过去的经验看，还是邮寄书效果最好（很多人忙，不常上网）。
附件是我的文章目录（可通过里面的链接下载《大国空巢》幻灯片），最近发表在《社会科学论坛》的文章《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口政策调整》和一篇尚没有发表的文章（如果《海外学人》感兴趣，欢迎发表，我博客和在光明网的个人文集里有一些文章在网络反映很好，被数千、上万网站转载，也欢迎《海外学人》刊发）。
祝好！
易富贤敬上
2008年9月24日
计划生育真的一无是处吗？--《大国空巢》读后感
摘要：
《大国空巢》一书以全新的视角反思了在中国实行了三十年的强制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作者通过阅读易富贤先生的《大国空巢》及其他与人口控制相关的书籍，阐述了计划生育政策存在的必要性及其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大国空巢》中，否定计划生育政策的观点提出了疑问，主要以自然规律在调节人口问题的作用方面、环境问题与人口问题的关系以及计划生育是否直接导致我国人口老龄化等方面对易先生的观点表示了质疑，并在文章最后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应同可持续发展政策有机结合，适应时代的发展，重视人口数量的同时着重提高人口质量，最大限度地将“人口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源”。
关键词：大国空巢 计划生育 自然规律 环境问题 人口老龄化 可持续发展
前言：
《大国空巢》涉及到数学、生物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遗传学、统计学、法学等十几门学科，以详尽的叙述和严谨的论证向在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制度提出了挑战。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已经深入人心，初读本书，我的思想意识还很难于接受这种有悖计划生育政策的观点，但细读之下，发现本书中的许多观点是很有道理的，例如作者提倡开发新能源以解决资源短缺、看到了人才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但是，易富贤先生完全否定计划生育政策的观点我却始终不能赞同，以下从三个方面阐述我对本书及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解。
一、完全按照自然选择的规律可行吗？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是自然界的最高法则，人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与万物一样遵循着这个“优胜劣汰”的规律，易富贤先生也在书中指出“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着人口的数量，来推动社会阶层的流动与文明的兴衰更替” ①。当然，我们承认易先生所说的大自然不会让人口无限制地增长，但是人口的增长真的不需要人为的控制而完全依赖自然的调控吗？
易先生认为人口增长有神秘的 “两手”自控规律，由刚性的左手（自然灾害、疾病、气候危机等）以及柔性的右手（避孕措施、养老逐步社会化、养孩子成本高等）自然调节，而中国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是多出来的“ 第三只手”，如果这三只手同时出击，中华民族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灾难。对于这一点，我不能完全赞同，中国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人口的自然发展来说确实是一种背离，但是人类不同于其他生物，人类是具有高智商和语言、劳动能力的高等动物，人类的很多行为都是在挑战自然，人口的增长也不例外。自人类产生以来，各项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的自然增长率迅速的提升，人类社会高度发达的医疗技术和服务体系使人类能够在面对疾病时表现出了其他动物不可比拟的力量，人类不断地挑战自然规律，从而使人类这一物种具有了比其他生物更好的生存质量和生存环境，也就是说，虽然人类不可能完全摆脱自然的控制，但是人口的增长已经不能单纯依靠自然的力量来调节了。正像疾病一样，像是普通的感冒、发烧一类的疾病，不通过治疗就可以自愈，同时能够提升机体的免疫力，但是许多严重的疾病叠加起来可能对于人类来说就是致命的，非但不能提高免疫力，还会直接导致死亡，人口的控制也正是如此，大自然有一定的自我调节功能，当自然中的某些现象违背自然规律时，大自然就会削减其能量，但是当这种能量过大并超出自然的自我调节功能时，那么很可能会造成自然体系的紊乱甚至是解体。这时计划生育政策也许就是拯救人类的“救世主”了。
二、环境问题真的与人口问题无关吗？
环境问题是当前全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环境问题十分严峻。从某些自然资源的绝对量来看，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资源大国之一。如我国淡水资源总量有28124.4亿立方米，居世界第6位；土地资源总面积居世界第3位，其中耕地总面积12330万公顷，总量居世界第4位；草地资源总面积40000万公顷，居世界第2位等等。但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十分有限，甚至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②
易富贤先生在这一问题上又提出了质疑，在土地资源方面，易先生通过蒙古国与内蒙古、海南与台湾、朝鲜与韩国做出的比较得出结论：人口密度高的后者反而比人口密度低的前者更加发达③，并将中国环境问题的原因归结为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人口过多，因为发展模式的错误而损失上亿的人口，在易先生看来是不值得的。易先生详尽的数据应该具有相当大的可靠度，同时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也正是中国出现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但是环境问题的产生真的能够完全与人口问题摆脱关系吗？
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使我国在GDP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消耗了比其他国家高很多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同时资源的利用率也处于世界的较低水平，我国人民缺乏节水意识等等这些原因造成了我国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的现状。易先生将计划生育制度下的环保方式称为懒人环保、傻子环保、屠夫环保，他更加提倡智能环保，主张改善发展模式、提高环保的科技含量、为适度增长的人口提供优良的环境，但是以中国的国情来看，人口增长的速度大大快于科技进步的速度，科技无法保障使更多的人享受优良的环境。同时我们应看到这种粗放式发展模式与人口问题是密切相关的，我国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导致社会其他机制发展速度低于人口的发展速度，有限的教育资源满足不了过多人口的需要，从而导致人口素质偏低。因此，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人口问题可以说是直接影响到环境问题。但是易先生在提到解决资源匮乏问题时，所指出的“开发新能源以替代石油、煤炭等资源”的理念是十分正确的，毕竟像石油、煤炭这些不可再生资源有一天会永远地从地球上消失，找到可以替代它们的新能源将是维持人类生存的最佳办法。
三、废除计划生育制度是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唯一方法吗？
易先生在《大国空巢》中反复强调了一个问题：强制计划生育的结果导致了中国老龄人口抚养困难，中国将面临“老无所养”的尴尬境地。我们承认，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进化到可以完全由社会承担抚养老龄人口的程度，很大一部分的养老问题还需人们自己承担，但是我个人认为即使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干预，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实还是不会彻底消失，人口老龄化不能完全归咎于一个政策的实施，人口老龄化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现实，这是世界各个国家都存在的问题。
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使中国老人“老有所养”还应依靠其他手段：
首先，研究制定适中的人口政策。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前提，是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目前我们既要控制人口增长，又要防止人口老龄化速度过快和老年人口比重过高。因此，要制定一个二者兼顾的中长期人口发展规划，在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控制人口总量发展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针对城乡区域性老龄化程度不平衡、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户等情况，应分别采取不同的对策，适当调整人口生育率，通过合理的生育政策，逐步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向稳定方向发展。
其次，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步伐，为老龄化提供根本的经济保证。只有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加速经济发展，才是解决人口老龄化的根本保证。老年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归根到底，有赖于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发展、经济繁荣，才能满足老龄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只要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国民收入的增长大大超过因老年人增加而加重的负担，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压力就会减轻。
第三，加强法制建设，提高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完善养老保障制度。加大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的宣传和执法力度，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加强尊老、爱老、养老、敬老的传统道德教育和宣传，在全社会形成尊敬老年人的良好道德风气。从老年保障的方式上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要以家庭供养为主、社会供养为辅。与此同时，要加大社会供养的比重，逐渐过渡到以社会供养为主、家庭供养为辅。但无论是哪个阶段，家庭始终是养老的主要载体。因此，要及早研究和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扎实地推进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尤其是加快建立和健全老年经济供养体系、老年医疗保障体系和老年社区照料服务网络体系。同时，还要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并根据城乡老年人口的不同特点和需求，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适合城乡老年人口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城镇应加大力度推行以社区服务为依托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事业，而农村重点则要进一步完善社会救济以及以保吃、保住、保穿、保医、保葬为内容的“五保”供养制度。
第四，加强老年产业化建设。老年产业是以年龄以及由年龄决定的消费特征为标志而划分的产业，即为满足老年人的特殊消费需求而为他们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产业，目前我国老年产业化水平还很低，敬老院数量有限，且功能、设施水准较低，因此，政府应出台相应的优惠扶持政策，鼓励社会资金进入老年产业领域，一方面可以化解老龄化压力；另一方面，作为一项新型产业，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第五，发挥老年人余热作用。老年人是社会的共同财富，也是智力库，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劳动技能，相当一部分人身体健康，乐意且能够为社会作贡献，加之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推迟了人类的衰老过程，人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社会经济活动，劳动年限延长。因此，我们要积极挖掘这一资源，以智力开发为重点，采取各种形式，开拓老年人的就业市场，为老年人的再就业创造条件，给老年人发挥余热创造一个适宜的平台，使之既可以减轻由于老年人口增多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压力，又可以使老年人进一步实现其自身价值。
只有多种方法共同起作用才能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废除计划生育政策并不能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四、计划生育要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
我认为现今的计划生育政策应在重视数量的同时，更要重视质量，提高人口的综合素质，努力将“人口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源”。
计划生育的宗旨决不仅限于少生多少人上，更重要的在于要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尽可能好的人口条件、人口状态和人口环境。换言之，我们追求的不仅是生育的现代化，也是人口的现代化④。近年来的计划生育工作中，表现出一种腔调“计划”和“法制”而忽视“教育”和“服务”的不良倾向。一味地重视减少人口的数量来确保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人口数量不断减少，人口素质却不见提高，这样下去的后果将是事倍功半的，社会应致力于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大力发展教育、服务事业，努力提高全民素质，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保证人口的正常健康发展。鉴于中国的国情和“人口发展”范畴本身的多义性，跨世纪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恐怕至少应包括如下五个方面：1、控制人口数量；2、提高人口素质；3、调整人口结构（性别、年龄）；4、合理人口分布；5、开发人口资源。在控制总量的基础上提高素质、调整结构、合理分布，充分、有效、合理地开发现有的人口资源（主体是人力资源，核心是人才资源），从而为我国的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⑤
同时，计划生育政策要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有机结合，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是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五大基本要素。其中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起点和条件，人口是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终点和目标，经济和社会发展则是宏观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和调节器。人口问题是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全球问题的核心问题，就中国具体国情而言，解决好人口问题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计划生育政策的正常开展，同我国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休戚相关。
结语：
综上所述，易富贤先生的《大国空巢》给予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在中国实行了三十年的计划生育制度，这项制度可能违反了自然选择的规律，并部分地造成了我国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人口老龄化等诸多社会问题，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我们不能因为任何假设而否定一种事物的存在，对于计划生育政策我们不应报以全盘否定的态度，应该采取比较温和的方法对计划生育政策加以改进，将计划生育制度同可持续发展战略有机结合，以期改善我国由于人口数量过多、人口增长过快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研究、解决强制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将成为社会学学者今后研究的方向。
注释及参考文献：
书籍类：
《大国空巢》 易富贤 2007年9月 香港大风出版社 ①P20
《人口原理》 马尔萨斯 1996年 商务印书馆
《新人口论》 马寅初 2002年6月 中国人口出版社
《人口社会学》 佟新 2000年12月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生育制度》 费孝通 1998年5月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 曲海波 1990年 吉林大学出版社
期刊类：
《中国的生育率预测》 易富贤 社会观察
《用“以人为本”的思路调整人口政策》 易富贤 摘之摘
《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 杨发祥 2003年12月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②P190~P195
《中国：人口过多？人均资源不足？》 易富贤 2006年10月 社会科学论坛 ③P54
《老有所养，谁来养？》 易富贤 2004年第42期 中国经济周刊
《对我国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讨论的几点看法》 侯东民 1993年第二期 社会学研究
《人口控制与人口素质“逆淘汰”》 侯东民 1992年10月 科技导报
《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 顾宝昌 穆光宗 1994年9月第五期 人口研究 ④P4 ⑤P8
《人口控制方式演变与选择的社会学思考》 王芳 2001年9月 南通师范学院学报
《人口控制轮的“滑铁卢”》 穆光宗 理论探讨
《我国人口控制综合效果核算》 肖立见 1993年第3期 统计研究
http://www.9zxw.com.cn/index.php?mod=group_thread&code=view&id=10683
看了这篇文章感觉看问题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考虑，看来要多学点哲学了！呵呵，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 Hidden Message *****
据统计，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约为1020万，比上年减少约40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年报，中国在现阶段的适龄升学人口正在不断下降。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分别是849万、834万、803万。适龄人口总量的减少是高考报名人数减少的直接原因。
2007年与1996年相比，全国小学数量从64.6万所减少到32.01万所，减少一半还多！招生人数，从2524.66万人，下降到1736.07万人，减少了788.59万人；在校生从1996年的13615万人，下降到2007年的10564万人，减少3051万人。
小学生数量及小学学校的快速减少，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必然结果，这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在巨大变化。小学生数量在减，在今年及以后几年表现出来的就是高考人数在减少。
因为不是搞这个的，图中有些地方看不懂，劳烦金版讲解一下：
1.18岁指的是2019年的还是今年的？
2. 最大629是假设招生率不变的情况下计算的吗？
引用第31楼dspcan于2009-06-13 21:11发表的 :
因为不是搞这个的，图中有些地方看不懂，劳烦金版讲解一下：
1.18岁指的是2019年的还是今年的？
2. 最大629是假设招生率不变的情况下计算的吗？
1.今年18岁参加高考
后边每年的小孩都是18岁参加高考
2.今年全国的招生计划是629万，而今年是连续几年应届高中生参加高考学生开始下降的一年，因此全国高校每年招629万人应该是个极值，没有考虑招生率，在这种以后变化波动大的情况下考虑招生率没意义，只考虑每年的最大招生容量
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年龄结构图，从中可以看到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生源变化是不太一样的，
教育的主体是人，人口的变动将直接影响教育规模的发展，因人口方面的原因我国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数在这1988-2007的20年中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考虑到人口变动对高等教育有影响，因此有必要现对这20年中人口的变动情况作以了解（这里说的人口变动主要是指新生婴儿数的变动），而每年小学的招生人数间接的反应了这20年中每年新生婴儿数的变化情况，如图1。 从图1中可以看出从1988-2007年这20年间全国各地小学生的招生人数出现了很大的波动，并且各不相同，各省份的招生曲线都表现出自己的特征，按照招生人数的不同用分层聚类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六大类，如图2所示，从上到下依次为：
第一类也是最上面的一类包括1、2、9、21、26、29、30，这些数字代表着各个省份，依次为：北京、天津、上海、海南省、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和宁夏自治区。这些地方的招生曲线处在图1的最下层，与别的地方相比，同年内这一类地区的招生人数最少，且20年内的招生曲线起伏不大，即招生人数没有多大变动。对于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来说是因为地域面积较小，对人口的承载能力相对有限，加上国家一些政策严格控制这些地区的人口流动，新增人口数也相对较稳定。另外一些地方的情况则相反
。
第二类是占省份最多的一类，包括山西省、浙江省、陕西省、重庆市、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和新疆自治区等地。在图1中这些地区的招生曲线仅在第一类之上，每年小学的招生人数为几十万，招生人数也随着全国总人数的变化而变化，经历了几次明显的变化。
第三类包括河北、江苏、湖北、湖南和安徽省。1988年这一类地区的招生人数都是刚过一百万，与前两类相比这一类的招生人数在这20年内发生了很大的波动。在前三年内，各个省份的招生数的变化情况也是各不相同，有起有落；但各地的招生人数都在1992-1998年间形成了一个峰值，达到了近20年来的一个最大值，在一百五十万左右，安徽省除外，其后，每年的招生人口开始下降且下降的速度很快，2004年开始各省的招生人数都降到了一百万以下。
第四类：这一类包括江西、贵州、云南、广西，1988年这一类地区的招生人数刚低于一百万，除江西省外，其余三省的招生曲线表现出很大的相似性，1990年招生人数开始降低，1993年又有所回升，在1994-1996年间达到这20年来的最大值，然后开始缓慢的下降，到1999年这四个省份的招生人数达到了一致，招生人数开始稳定，并且同年内各省的招生人数相差不多。
第五类包括山东省和四川省。1988年这两省的招生人数在一百五十万以上，这些省份的招生人数在1993-1996年达到了这20年来的的峰值，山东省超过了二百万，四川省仅在其下，稍低于二百万，随后招生人数开始下降，且下降速度很快，山东省的招生数在2001年仅有多于101万，比1994年和1995年少了九十多万，虽然后来也略有回升，但是回升后的人口总数也没有达到1988年的水平，再后来小学生的招生人数仍是在不断减少，一直在一百万左右。
第六类，这一类主要是河南和广州两地，和前几类相比，这一类的招生人数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在图1中河南省的招生曲线最为明显，在这20年间的招生人数一直处在首位，是部分地区同年招生人数的四五倍。从1988年开始，每年的招生人数都略有下降，在1991年，这一数值达到这20年的最低值比1988年减少了196，300人；此后这一数据又开始大幅增长，在短短五年内，就增长了780，490人，也达到了这20年内的最大值。虽然到后来人口又开始下降，但是这一趋势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而是在升降之间交替进行。近年来河南省家庭规模也有以前的五六个人甚至更多转变为四个或三个，但是由于人口基数比较大，育龄妇女比较多且年龄较为集中，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偏高，每年出生人数就会增加，它不仅加剧近期总人口增大的绝对值，而且会通过人口惯性的作用，周期性的影响20年后每年的出生人数和总人数，到时候小学的招生人数可能会形成另外的峰值。广东省在这20年的小学生招生人数的变动表现出很大的不同。1988-1990年这一地区的招生人数是在平稳中略有上升， 1991年这一招生人数却是急剧下降，再后来的两年，这一变动朝相反的方向回升，在2003年和2004年间这一地区的招生人数竟然超过居于全国第一的河南省在同年的招生人数，然后开始下滑，但是广东省的招生总数仍居于全国第二，且远高于居第三的山东省。广东省在近几年小学招生人数的迅速增加应该和人口流动有很大的关系。
从图1中可以发现，虽然各省份在这20年内的小学招生曲线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是这些曲线的回升或下降的年份都比较集中。如第一次明显下降大部分都是在1991年左右，也就是如果把这些曲线看成各种波长，这些波的波峰和波谷的时间段都差不多。
这些就是近20年来全国各地小学的招生人数的变动情况，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在近20年来的新生人口的变化情况。
建议golden21c版主能否做一个对比
第一：全国关键工业集中区域的土地减少趋势+工业产值上升幅度+人口出生率+婴儿畸形比例的变化的图谱
第二：全国农村母婴保障情况和城市母婴保障情况
第三：全国主要地区养老方式的变化
这些情况可能对您的这些数据分析有点帮助，近20年变化可能和互联网传播还有养老方式变化都作用到了新生人口的变化
转帖一文，是关于我国人口分析的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907/0707_17_1238558.shtml
美报：老龄化威胁着中国财富2009年07月07日 18:11环球时报【大 中 小】 【打印】 0位网友发表评论美国《洛杉矶时报》7月6日文章，原题:中国的老人将淹没这个国家30年来，中国的“只生一个孩子”政策推动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崛起。随之需要喂养的嘴少了，家庭储蓄增加了，贫穷下降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在一些方面取得良好效果的这个社会试验如今正威胁着该国好不容易获得的财富。中国的工作年龄段人口———经济快速增长背后的发动机———将在几年内开始减少。
与此同时，老年人队伍却快速壮大。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人口中将有1/3达到60岁或者更大，与之相比，美国是26%。预计那时中国的4.38亿老年公民将超过美国的人口总数。
由更少的工作者来支持一个需要关怀的老龄化社会，中国面临着与西方国家相同的人口统计学上的挤压问题，不同之处在于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这一转变过程，而中国还没准备好如何应对并为此筹措资金。“问题是老龄化浪潮来袭时中国仍然相对贫穷”，华盛顿智库战略及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理查德?杰克逊说，“中国可能是第一个在变富前就先变老的大国。”挑战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
上海为观察中国未来的人口统计提供了一个窗口。上海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同时也是“头发最白”的城市。上海市人口中有超过1/5已至少60岁了。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达40%。
早晨，老人们挤在公园里打太极拳，下午玩跳棋，他们在城市公交车上聊天。由于有那么多居民到了退休年龄，以至于上海市官员敦促当地公司劝说老年职工在岗位上干更长时间。过去两年来，政府已向公共养老金系统注入6.18亿美元以缓解问题。
45岁的工厂技术员卢宜雯(音)还有好多年才到退休年龄，但她已在为老年生活担忧了，“我们有一个儿子，希望他能照顾我们。他会有自己的事业，一个孩子承担的压力太大了。”
尽管经济取得了令人目眩的增长，中国仍是一个低收入国家。2008年，其人均GDP才刚刚超过5000美元(原文如此)，仅是美国的1/9。很多家庭拼命存钱，但这几乎还不足以支持他们的老年生活。自从1949年中国建国以来，(中国人)平均寿命达到73岁，令人吃惊地提高了32岁。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社会安全仍意味着要依靠一个大家庭。但这种纽带由于低出生率和成千上万年轻人远离家乡寻找工作而变得脆弱。为防止发生社会灾难，中国政府已承诺引进全国养老金制度。其挑战性在于制订出的计划足以防止老年人变穷，但不能大幅减轻年轻人的负担。根据战略及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报告，今天的中国，平均每5.4个工作年龄段的成年人在养一名老年人，这一比率在2030年时会下降为2.5，到2050年降低为1.6。
当国家变得更加富裕时，出生率下降是正常现象。中国的出生率几十年来一直在下降。毫无疑问，计划生育政策使下降速度变得更快。但专家说，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或许不会带来人口的井喷。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小家庭和享受更多的可支配收入。
从2030年开始，中国不断下降的工作年龄段人口预计会使每年的GDP下降0.7个百分点，而病人和老年人对资源份额的需要会变得越来越大。▲(作者大卫?皮尔森，陈一译)
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其对策【分 类 名】社会保障制度
【复印期号】200105
【 标 题 】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其对策
【 作 者 】岳颂东
【作者简介】岳颂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
【内容提要】本文概括地阐述了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与基本特征，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影响，提出了针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所应当采取的宏观对策。
【关 键 词】人口/老龄化/对策
【 正 文 】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与基本特征
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上升，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和7%，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这种变化既可以是由年龄金字塔底部少儿人口增长减慢所造成，也可以是顶部的老年人口增长加速所导致，人口学中称之为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发达国家经历了由底部老龄化到顶部老龄化的漫长演变过程。而我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同时“夹击”，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发展很快，形势越发严峻。
1999年是国际老年人年，十分巧合，据《中国人口》杂志的专家们测算，我国60岁及60岁以上人口在1999年2月20日悄然越过占总人口10%的标准线，使我国跨入了人口老龄化国家的行列。预计2000年底，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1.32亿，2005年将达到2.8亿，届时将占总人口的18.46%。
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
一是人口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过渡期，即从1982年至1999年。这一时期60岁以上老年人口由7663万增加到1.26亿，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7.64%上升到10.1%，我国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即完成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过渡期。
二是人口老龄化加速期，即从2000年到2010年，这一时期老年人口将由1.32亿增长到1.73亿，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从10.31%上升到12.54%。这一阶段，虽然我国已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但是由于少儿的绝对数仍然很高，因此老龄化的速度并不是特别快，这期间老年人口比重平均每年上升0.1个百分点。我国计划生育工作所造成的家庭“少子化”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在这一时期进入老年人行列的城市老人，平均有3.5个子女，农村老人平均有4.5个子女，这一阶段人口老龄化速度呈上升趋势。
三是人口老龄化高速增长期，即从2010年到2040年。这一时期老年人口比重每年平均上升0.4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总数从1.73亿上升到4.09亿，老年人口比重从12.54%上升到26.53%，人口老龄化趋势达到顶峰。这是因为从70年代末加大计划生育工作力度显现明显效应，生育率连续30年下降，独生子女的父母逐渐进入老年。
四是人口老龄化发展的减速期，即从2040年到2060年。这期间老年人口比重每年上升的速度回落为0.1个百分点。尽管此时65岁以上的老人比重已达21%，但预计最高也不会超过25%。
五是人口老龄化发展稳定期，即从2060年以后。下个世纪60年代老年人口比重将停止上升，全国人口基本上趋于稳定，人口总量逐步回落。
综观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呈现以下五个特征。
1.我国老龄人口绝对值为世界之冠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加上20多年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目前已接近1.32亿，我国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总数的1/5，占亚洲老年人口的1/2。解决好我国老年人口问题，对亚洲和世界来说举足轻重。
2.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
如上所述，由于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同时作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速度十分惊人。法国完成这一过程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美国用了60年，英国用了45年，最短的日本也用
了25年。由于我国人口政策的作用，改变了世界老龄人口的发展格局，即人口老龄化不仅成为发达国家的问题，而且也已经开始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3.我国人口未富先老，对经济压力很大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呈渐进的步伐。当它们的65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7%时，人均GNP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而我国进入老龄化国家时，人均GNP仅为800美元，发达国家的人口是先富后老，我国是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压力很大。
4.老年人口在区域分布上不均衡
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如上海市老年人口2000年已达238万，占总人口的18.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6%，到2025年将会猛增到416万，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现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低于东部。
另外，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就静态而言，由于农村婴儿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龄化程度城市高于农村；但就动态而言，由于农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携带子女流入城镇，因此城乡老龄化的程度正在接近，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愈益突出。
5.老龄人口高龄化趋势十分明显
人口学中认定，60-69岁为低龄老年人口，70-79岁为中龄老年人口，80岁以上为高龄老年人口。过去说“人活70古来稀”，现在说“活到70不稀奇”。我国高龄老年人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长，高龄人口已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1100万，到2020年将达到2780万。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的机率高，高龄女性多于男性，高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因此他们不仅需要经济上的供养，而且需要生活上的照料。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人口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它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美好的愿望，标志着经济、文化、卫生和社会安定的水平。当然，我们也应当以辩证的观点全面看待这个问题，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都带来了重大影响，这些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对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认真对待。
1.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对老人赡养比上升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表明，199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对老人赡养比为13.7%，2000年上升为15.6%，预计到2025年上升为29.46%，2050年上升为48.49%。如果再加上对幼年子女的抚养，劳动年龄人口的总抚养比上升得更为迅速，2025年达到59.5%，2050年达到76.8%。人口老龄化将使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日益沉重。
2.人口老龄化对投资、消费、储蓄和税收都带来相关影响
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最终形成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二者此消彼长。一般来说，未成年人口无力储蓄，老年人口减少投资并开始动用储蓄，人口老龄化会使人口从劳动状态转移到退休状态，使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都成为单纯消费人口，成为劳动力人口提供税收的享受者，这样无疑形成税基缩小，税收减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比例降低，单纯消费增加。当然从近期看，消费增长可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但从长期看，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为使经济发展产生强大的后劲，必须继续扩大积累，持续增加投资。
3.人口老龄化使政府用于老人的财政支出增加，政府负担加重
国家的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建设至关重要。由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发展，财政中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据统计，从1985年至1997年12年间，我国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从327亿元增加到3043亿元，增长近10倍，其中用于支付离退休职工的各种费用从149亿元增加到2068亿元，增长了12倍以上，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近几年来，由于完成“两个确保”的任务，全国各地区普遍调整了财政预算结构，为确保“两金”发放，实行财政兜底，使各地的财政负担十分沉重。
4.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影响家庭结构和赡养功能
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老人日益增多，三世健在的家庭比例很大，加上我国厉行计划生育政策，家庭的代际人口结构呈“四二一”和“四二二”型。家庭“少子化”使家庭赡养老人的功能弱化，急需社会养老功能极大发挥，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
5.人口老龄化使完成脱贫任务更加艰巨
我国老年人在人口各年龄组中是“穷人”居多的群体。据统计，50%以上的城镇老年人口和80%左右的农村老人在银行中基本上没有存款，只能依靠子女或社会供养。老年人口的储蓄水平低于全国人均储蓄水平。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生活方式的演变，核心家庭比例上升，世代同堂比例下降。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至今我国尚有500万贫困老年人口，他们有的处于老少边穷地区，有的身为孤寡，有的染病在身，有的身患残疾。在人生的晚年仍忍受着生活的艰辛和病痛的折磨，他们成为社会最需要帮扶的贫困对象和脆弱群体。
6.人口老龄化带来老年人口的心理变化，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尊重
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不仅影响老人的生理健康，而且影响老人的心理健康。老人离开了工作岗位，与同事见面减少，家庭的子女忙于工作，“空巢家庭”增多。因此高龄老人大多存在苦闷、孤独、抑郁、烦躁、多疑、健忘、甚至幻觉和厌世，高龄人口的心理变化和心理障碍日益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的认同和理解。对老人不仅需要经济上的赡养，而且需要精神的慰藉，对他们要格外给予安慰、体贴、照料和尊重。
三、针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应采取的对策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产物。发达国家大部分早在50年前就已进入了老年型国家的行列，因此我们也不必“谈虎色变”。正因为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波及许多领域的重要趋势，因此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也必须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内综合考虑，协调运筹，把它作为一个战略性的大问题全面策划，及早部署。
1.长期稳定低生育水平，减少未来老年人口人口政策是一项缓慢发生效应的政策，但是人口政策一旦失误，也将产生巨大的惯性，长时期难以挽回。由于我国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近30年没有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致使我国人口从1949年的5.4亿猛增到1990年11.6亿，翻了一倍以上。经过从70年代末至今颁布2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自然增长率终于降到了10‰以下，少生了2亿多人口，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由于既往政策失误造成人口基数十分巨大，即使这样低的人口生育水平，仍使我国人口增长的曲线依然上扬。现在在学术界冒出一种说法，认为应该调整“独生子女政策”了，否则会影响未来的人力资源等等。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短视的观点，我国人口数量巨大，必须长期稳定低生育水平，人口才可能在未来实现零增长，而后逐步回落。如果现在刚刚实现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就急着开口子，人口出生率必然反弹，多年辛辛苦苦取得的成就就会付之东流，给未来老年人口的增长加下基础，人口老龄化趋势不仅得不到抑制，而且甚至难以出现人口回落势头，人口稳定期迟迟不会到来。到那时，由于人口老龄化具有庞大的人口数量基础，解决起来就会更加棘手。
关于人力资源问题，我国即使保持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到2050年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将有8.3亿，仍高于2000年的8.21亿，我国劳动人口会长期供过于求。另外，若从科技进步的角度考虑，今后经济竞争越来越依靠智力而不是体能，劳力密集型产业必定难以抵挡智力密集型产业的挑战，劳动力的数量必将被劳动者的素质所击败。因此我们一定要长期恪守低生育水平的人口政策，决不能有丝毫动摇。
2.继续完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制改为“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目的就是为了迎接下世纪人口老龄化高峰时养老金支付的危机。但是由于当前国企处于战略重组阶段，经济效益不佳，养老金替代率又不断提高，因此现在的“个人帐户”实际上起不到积累的作用，存入的基金甚至不能满足当期的支付，“个人帐户”只起到了支付退休金的计算方法作用。
为了实现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模式顺利转变，为制度转换成本寻找积极有效的支付手段已经迫在眉睫。1997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企图通过社会统筹的方法从内部消化转制成本是不现实的。因为现在的征缴率已达到极限，很难通过增加征缴率或开拓覆盖面来奏效。据统计，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实际工资每年只递增0.38%，到1978年职工的货币工资平均才615元，1978年居民人均储蓄额仅有21.88元。而国民收入的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其中有的年份高达43.8%，工资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仅为18.9%。所以国有资产的存量是政府过去长期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条件下实现的。因此，从理论上说，通过国有资产的存量和增量支付社会保障的转制成本，将“老人”和“中人”的空帐填实是可行的，也是合理的。
关于这笔转制成本的估算，国内外专家的测算不尽相同。据世行1994年测算，大约有19170亿元，只占当年GDP的40%多一点。据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1997年的测算，大约在27628亿元—108260亿元之间。笔者认为，如果剔除1997年提前退休者集中以及投资回报率不高等因素，这个成本大约相当于当年GDP的水平。另外，这个转制过程将经历30年，因此分摊到每一年大约只占GDP的3%左右。尤其是在2000年至2020年之间，是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而总抚养率相对较低的时期。如果紧紧抓住这20年宝贵的时间，增加积累，我国养老保险从现收现付制转变为部分积累制是完全有把握的。
运用国有资产支付转制成本，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可以结合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出售、租赁、拍卖一部分国有资产，或通过减持国有股份，补偿转制成本。还可以在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过程中规定一定比例的附加费，或者适时适当地开辟新税种，或者由政府发行一定额度的国家认可债券。现在正是经济回升之际，应当早下决心，政策看准了就尽早出台。应当说，从2000年到2020年是劳动人口总负担比相对较低的时期，应当抓住这个黄金时段，增加积累，将空账填空，顺利完成转制的历史性任务。
3.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解决好农村养老问题
未来的我国养老问题，难点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广大农村，由于家庭规模逐步萎缩，子女数量持续下降，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动态速度也在加快。由于农村老人数量极大，农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从主体来说，农村养老应以家庭为主，社会为辅，提倡老人自养，树立自我养老意识。
对于农村“三无”老人（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子女依靠），继续实行“五保”制度。对于遵守国家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独子（女）户、双女户，继续推行计划生育养老保险。据不完全统计，这项保险在辽宁、福建等地试点以来，全国累计向商业保险公司投保超过4500万户，投保金额在40亿元以上，受到这些家庭的欢迎，他们由养儿防老走向投保养老，观念得到很大转变，今后还应继续加大推广商业养老保险的力度。另外，还可以大力推广“绿色养老保险”的做法。在乡村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划出一块土地、山坡、草场或池塘，由地方财政拨一点，乡镇集体筹一点，群众自己投一点的办法，兴办种植业和养殖业。由村里青年义务投工，派低龄老人轮流看护，产业的收益补助老人养老，这种养老田、养老山、养老林、养老塘由村民委员会负责管理。在经济发达地区，也可以自愿实行农民退休金制度，资金来源于村办工副业的自留资金，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老年农民或按年度或按月份领取一定数额的退休金。
从80年代兴办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整顿金融机构的过程中，已经停办了2年，现积累基金184亿元。对于这项制度下一步向何处去？移交现有商业保险公司，其不愿意受理；维持现状，则现有的管理人员继续消耗着管理成本，长此以住拖下去使基金的安全受到影响，因此应当抓紧决断。笔者建议，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即制定政策起引导、宣传和监督的作用，不直接管理基金。同时建立中国农村保险公司，性质定为政策性保险机构，国家给予优惠政策，实行商业化经营，接管当前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将社会养老保险转化为商业养老保险，继续承保。另外，该公司还可以开展全国农作物财产保险业务，填补我国在这一业务中的空白。在组建完毕正常运营之后，现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养老保险司的功能转移到保监会去。
4.充分发挥社区优势，推进社会化养老步伐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城乡家庭“少子化”已成趋势。在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中，年轻一代在工作和赡养老人之间分身乏术，难以承担起赡养两辈老人的责任和义务。因此通过调动社区力量参与并发挥养老功能是必要和必然的选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退休人员的养老功能基本上由单位和家庭承担。随着我国“入世”之后，企业不仅面对国内竞争，而且面对国际竞争，企业中的“小社会”功能一定要向社区转移。随着老人离开工作岗位回到社区，不仅养老金由社会发放，老人的养老也基本上由社区与家庭共同承担。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十分重视社区养老功能的发挥，社区组织和社团组织具体组织实施。他们在社区住宅设计中早就提出所谓“太阳系”的建筑格局。以老人住宅为中心，在周边建设为老人服务的医疗、娱乐、学习、健身的设施。有的国家还建立了“日托中心”(Day Center)，白天把老人送到中心，晚上接回家与子女团聚。既解决了子女在白天工作无暇照料老人的困难，又满足了老人与子女经常在一起的精神需求。社区养老的独特优势，既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又补充了家庭结构变化后单纯由家庭养老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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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社区还可以建立各种老年社团组织，代表和维护老人的利益。老年人的需求和意见可以通过老年组织来沟通、化解和传递，使老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社区还可以在建立医疗保险制度中发挥作用，大力普及卫生保健站。使老人在社区内就近接受医疗服务，举办“家庭病床”和“社区病床”，一方面方便老人就诊，另一方面降低医疗费用。组织医院实行定点定人巡诊制度，使熟悉社区老人的医生不仅可以从病理角度行医，而且可以深入了解老人致病的心理因素，真正实现“老有所医”。在农村，可以以乡村为单位，建立老人活动中心或托老所，继续办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社区还可以结合精神文明建设，广泛开展适合老人特点的文娱、体育、教育、科普活动，开展由低龄老人照料高龄老人的活动，对于学有专长的知识老人和能工巧匠，应继续发挥他们的“余热”，真正使老人实现“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防止如“fl”一类邪教或迷信活动在老人中泛滥，有助于社会的安定。
为了解决老年护理人员短缺的问题，还可以在社区大力推行“劳动储蓄”和“时间储蓄”的“自助助老”制度。在德国早就实施了这种制度。凡年满18岁的公民，利用工休日义务看护老人，可把助老的时间通过“义务网络管理系统”存入劳务档案中，到本人需要护理时，再把这些“时间”提取出来，免费享受照顾。德国的这种做法深得公民的拥护。在日本目前拥有这类团体达300多个，发展较早而且开展情况较好。在我国上海，1984年晋阳区居委会首创“劳务银行”。长宁区飞虹街道虹储小区居委会1998年也开设了“时间银行”，1002户的小区中储户达757户，占75.5%，现在只有存时间而没有取时间的，体现了一种可持续的发展势头。
5.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机制，大力发展老龄产业
如何面对老龄化高峰的挑战，仅靠政府采取扩大社会福利、社会保险手段是不够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应充分运用市场的机制，把市场机制与政府的行政手段结合起来，这样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当前，应大力发展老年产业。通过老年需求推动老年产业，通过发展老龄产业，进一步培育和引导老年需求。
老年人口消费带有一定的稳固性，其商品和服务带有一定的稳固性和不可替代性。老人的消费方式大多为温饱型和舒适型，商品价格为节俭型和中低档型，购买商品为理智型和实惠型。随着老人数量的不断增加，老年消费市场将成为潜力极大的市场。由于市场日益成熟，市场逐步细分，老年人特定的需求必将形成愈来愈鲜明的老年特定市场，并以此促进老龄产业的发展和成熟。
老龄产业可分为以下8个领域：一是卫生保健服务业，如生产特定药品、医疗器具、延缓衰老保健品等；二是家政服务业，如必要的家庭护理、居室的修缮、临终关怀等；三是日常用品制造业，如老人服装、防滑器具、老人交通工具等；四是人寿保险业，如人身保险、健康保险、养老投资连接保险、特定保险等；五是旅游娱乐业，如旅游服务与陪同、老年棋牌、运动、曲艺等；六是房地产业，如老年公寓、托老所、专科护理机构等；七是老年教育产业，如老年学校、老年职业培训、老年职业介绍等；八是咨询服务业，如心理咨询、婚姻介绍等。
为扶持老龄产业的发展，要发动全社会兴办，应简化项目立项和审批手续，实行优惠的税费减免政策。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筹集老龄产业发展资金。发展多元投资主体，鼓励社会捐助，鼓励社区自办经济实体，多种形式创办老年服务机构。另外，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启用闲置的社会设施进行再利用，招募社会志愿者扩充老龄产业的人力资源。在老龄产业的一些领域，带有一定的社会福利性，不应把获取利润最大化作为兴办产业的唯一目的，收费要合理，要适应老人及供养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坚持服务第一，坚持薄利多销，坚持长期办下去，使老龄产业健康发展。
6.大力提倡我国传统的“孝文化”，依法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安定是社会安定的基础。代际之间的关系是家庭关系的重要内容。在社会转轨时期，由于外来文化的传播和扩散，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受到很大影响，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优秀文化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念大量涌现，社会所倡导的价值标准与实际生活中人们所奉行的行为准则在许多方面产生背离。使得人们在处理集体与个人、公与私、义与利等重大问题时愈来愈向后者偏移，这种倾向值得注意。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受到了市场经济中驱利动机的冲击，涉及尊老、爱老、养老的“孝文化”就是其中之一。
家庭尊老和孝道在我国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古代先哲一再教诲“事父母，能竭其力”（孔子《学而篇》），“今之孝者，是谓
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为政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礼记·礼运篇》）。但是在文革中，这一切都被当作“封资修”中的“封”被扫掉了，而后“孝文化”也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恢复、提倡和宣传。在今天，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子女不孝敬父母，甚至虐待、遗弃老人的现象多有披露。据调查，湖南1000名农村老人认定与子女关系不和睦的占到21.4%，几乎比和睦的12.1%高出1倍。在苏南一带农村，晚辈盖洋楼，长辈住老屋或在楼房边搭一小屋的现象相当普遍，在山东甚至出现了村里老人因不堪忍受子女的不孝行为另建“躲儿庄”的事件。因此，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今后应当关注对我国传统“孝文化”的宣传和光大，树立优秀的伦理道德观。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落到实处。对违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典型案件要公开披露，造成强大的舆论氛围，以利于给老人营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生活环境和温馨祥和的精神乐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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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研究编辑部，《1999年2月20日：中国跨入老年型社会》，见《人口研究》1999年9月号。
原新，《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展望》，见《人口学刊》1999年6月号。
计划生育政策需要适当调整
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国策”，在80年代后这30年里，确实对控制人口过度增长起了决定作用。但是现在到了检讨一下这项政策得失，并作出适当调整的时候了。
一、强制的独生子女政策，是对建国后几十年鼓励生育造成的人口过度膨胀所采取的“强制性纠偏”。但到了今天，我们的人口控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生育观念得到了根本扭转，特别在当前因为强制性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人口快速老龄化后果开始显现的历史时期。我们是时候考虑将此项政策调整为“鼓励独生子女，适度放宽二孩条件”（注：任何一项社会政策，对社会的影响都是有正反两方面的。如果说前面30年我国强制控制人口是在人口膨胀压力下的“历史必然”的话，现阶段的人口政策就必须统筹考虑人口控制、养老压力和家庭乃至民族的繁衍的问题。如果继续实行强制性独生子女政策，再过30年，无数的“倒金字塔”结构家庭将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不可承受之重！！）
二、当前计划生育政策对城市人口紧、对农村人口宽；对人口素质高有稳定收入的人群紧、对人口素质低的无业游民宽。人为地造成了我国人口发展的“逆淘汰”趋势，不利于我国人口素质的全面提高。应当考虑参考新加坡政策，放宽对大学以上高素质人群生育二孩的控制。
三、应当采取措施转变地方政府“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不计一切后果”的“政绩观”，减少暴力执法事件的发生，降低民间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抵触情绪。逐步使计划生育、少生优生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
尽管全国招生生源在年年递减，但是我们不能不忽视，在我国广大偏远地区，仍有很多黑户，很多孩子出生没有户口，所以对他们统计也不得而知了。此外他们没有钱去上学。所以先不谈80后的孩子是否能够成为未来的中流砥柱，成为我国计划生育的生力军，是否满足所有孩子的教育，才是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