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法律体系与思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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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体系对政治制度的影响，主贴里已经提到过一些了。按宋代的眼光，把经典作出重新排列和解读，抽出《四书》来放在传统六经之上，这相当于一次重大的宪法修正案。

体现在制度上的表现就是宋代开始经筵制度的确立。这个姜鹏的《北宋经筵与宋学的兴起》，姜鹏就是以前在百家讲坛讲《汉武帝的三张面目》的，“最后的经学家”朱维铮的学生，在本地图书馆听过他一堂讲座。

《北宋经筵与宋学的兴起》里说，虽然在东汉以降的前宋时代，学者为帝王讲说经典的形式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但经筵制度的确立要到宋朝。......即使在宋代内部，也需指出，经筵完成制度化，“经筵”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名称，是在仁宗时期。

制度化确立过程中书里提到了杨徽。不过第一个重要人物则是程颐，《宋明理学》里有一段介绍程颐：程颐在为皇帝讲书的时候，板着面孔，一副十分庄严的态度。有一年春天，他看到小皇帝依着栏杆折柳枝玩，他就训教皇帝：“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使得皇帝很不高兴。类似的事情，不一而足。程颐当时以皇帝的老师自居，一切无所顾避，这在旁人看来未免狂妄，所以前边所说的他的那些要求，都没有被理睬（指上一段举的关于经筵的种种要求）。

《北宋经筵与宋学的兴起》第六章是《经筵讲学与“师道”意识》，其中有《经筵对宋人君臣观的影响》、《坐讲之争与“师道”意识》两小节，提到“太宗——真宗——仁宗之间的个人权威逐次下降，儒者作为”师“的身份逐渐得到肯定和提高”、“经筵制度的预期在，于君主必须对经典范式和历史经验的学习，来具备崇高的道德修养，并且从中获取正确处理国家事务的能力，那么儒家士大夫利用在经筵中的经典诠释优先权来获取道德制高点，便也成为必然的结果”。

“儒家士大夫利用经典解释优先权，开始了规范最高权力的尝试与努力。驯化权力的工具，是儒家经典所承载的”道“，达”道“的途径，正是经筵中的经史讲习。与此同时，师道首次提出平视君道的要求，也正是在经筵中。

接下来开始制度化要求提出是王安石争取经筵坐讲，因为有反对意见没有成功，不过书中说”王安石坐讲的提议虽不了了之，但他在辅佐神宗变法的同时，在经筵中安排能替自己传播学说的人安排讲读官，使经筵成为变法理论基础的研讨中心，讲读内容不再是“儒旧章之学"，故坐讲虽不成，王安石身兼师、相的期待却未完全落空“，无佑更化时，司马光为了减少王安石学说的影响，安排对王安石学说持异见的范祖禹和程颐。

不过经筵制度化和作用提高的毕竟是王安石运作形成的，下面姜鹏引用了他老师朱维铮的一段话：

朱维铮师在《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敏锐地指出：“他（指王安石——引者）”的变法失败了，他本人也成为政治上反对变法的理学家攻击的对象。然而除了司马光反对他的经学主张，极力否定他的政治实践的早期理学家们，自程颐到朱熹，在更新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传统的活动中间，成为变法的遗嘱执行人。这看来奇怪，却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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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主贴里就提到，杨兆龙的《法治的评价》一文里从法学角度进行分析，古代说的”礼“包括宪法、行政法和私法的内容，而绝不只是道德规范。那经学就相当于宪法学，宋代理学建构完成是重大的宪法修正案，经筵掌握的经典诠释权力，实际上就是宪法解释权。

前面引用的彭述之文中说，中国缺乏市民阶层领导的运动，这不准确，是这个阶层在经筵制度化，理学体系建构完成时，直接获得了意识形态的解释权，相当于第一等级教士的地位（说相当于第一等级教士只是因为都有意识形态解释权这个共同特点，实际上从社会阶段来说，欧洲中世纪是封建社会，而中国早就已经摆脱封建社会，宋代已经到了前资本主义海外国际市场阶段，开启了工业文明的通道）。

理学体系建构完成是在南宋的朱熹，成为南宋官方意识形态是真德秀的努力，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就是在经筵工作中编写的给皇帝上课的教材。前面提到了明代丘浚，也是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一样编写的经筵教材，谦称为《大学衍义补》，虽然都是教材，结果也和《大学衍义》相似，引用古代各种典籍，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军事等多方面内容，实际上,《大学衍义补》的内容比真德秀的《大学衍义》要丰富得多，绝不只是真德秀原书的补充。

《北宋经筵与宋学的兴起》提到在经延制度化的仁宗时期就在70多人任经筵官，明代数量和次数更是频繁，丘浚在刚中科举不久，在就北京任过经筵官，后来其他从事教育工作，当过多次科举的主考官和出题者，平时也是在詹事府从事皇储的教育工作。

百度上介绍理学有一段评价”一种观点认为，宋明理学是压制君权的学说，朱子提出理高于势，要求皇帝正心诚意，正是建构了一个高于皇权的理的概念，并以此建立了一整套思想体系，使强权丧失了合理合法性。“这个可以得到印证，天涯上有个贴子介绍《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道统和治统完美统一的王朝》，指出，从康熙开始，才是”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不仅是”万万岁“，而且”句句真理“，在之前，君主都只是”万万岁“，绝不是”句句真理“，不是兼任”教主“的教皇。

下面有一段回帖更说明了这一点，复制一下：


作者：羽陵 时间：2005-12-15 22:39:39

　　万历年间的理学名臣吕坤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故天地间唯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也。”（《呻吟语》卷一之四）在吕坤看来，“理”是尊之尊也，皇帝也不能以势相夺。
　　清朝的理学家，另一番光景了。焦循的“理说”：“明人吕坤有《语录》一书，论理云：‘天地间惟理与势最尊，理又尊之尊者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此真邪说也。孔子自言事君尽理，未闻持理以要君者。吕氏此言，乱臣贼子之萌也”（《雕菰楼集》卷十）
　　清朝的意识形态教育，相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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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贴中就有人说作者有隐喻，确实，严格说起来，绝不只是满清时期是一个，还有一个政权，就是现在也是这样，毛邓三科，都是政治领袖的名字和名义命名意识形态，而且还是有意维持这种状态，出自王沪宁的三块表理论还是以江的名义公布。

这种模式从国际传承上有斯大林有些关系，列宁在世的时候，向来只是”领袖“而不是“导师”，“领袖”也不等于是皇帝，沙皇，列宁自己填写的职务，只是中央委员，和其他中央委员一样只有一票的权力。《四月提纲》被否决，签《布列斯特和约》时列宁的提议更是被否决过两次，更著名的一例是政治遗嘱中对斯大林调职的建议也一样无效，列宁同样不能例外于“个人服从组织”的帮规。在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有出于和托洛茨基争权的需要，正式提出“列宁主义”列入共运经学，甚至不顾其他政治局委员反对，坚持按东正教的宗教仪式处理列宁遗体，开始了“领袖和导师”的“教皇”式统治方式，不过斯大林毕竟也只是“列宁主义”的“教皇”，还没有达到“上帝”式的地位，所以现在的这种政治领袖和意识形态领袖合一的模式，从渊源主主要还是传承自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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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学体系与自然科学方面的电子书，我已经搜集了一些了。

以前的消息来源是从这个贴子开始的：http://bbs.tianya.cn/post-no05-112279-1.shtml 《程朱理学的产生与科学精神的建立》

贴中引用了几段对宋代科学技术成就的评价后，从思想史角度介绍了一下演进情况，到唐代，还是天人感应和天道自然的争论为主，到宋代理学体系建构完成，认为是科学精神建立的标志，复制其中一段话：

　而宋代理学的建立则使以往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理学思想家在承认事物发展变化乃是大自然固有本性所决定的，并非受鬼神的支配，更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同时，还特别强调提出，任何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并非无章可循，只是偶然性的结果，而是遵循着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必然性。人们完全能够而且也有必要去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找出他们共通的特征，并以此来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甚至把揭示事物（包括自然界的事物和人类社会的事物）的道理上升到一种使命感责任感的高度。这样的一种认识和精神显然比起天道自然论是大大前进了一步，所以我们可以说理学的建立就意味着科学精神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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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的思想史三层次递进的分析思路，天人感应、天道自然，到宋明理学，我觉得和欧洲社会学大师孔德的分析思想史分迷信阶段、玄学阶段、科学阶段三阶段演化的思路一致。如果对应一下欧洲的思想史，自然神论相当于天人感应，新自由主义相当于天道自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相当于宋明理学了。（我曾认为基督教对应天人感应，可以从社会阶段上，基督教在欧洲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意识形态，中国春秋时就已经摆脱了封建社会，又有些疑问，后来在别人见到指天人感应是自然神论，天不是宗教的人格化的神，又在《董仲舒评传》，还有去年新出的《研究汉代大儒的新视角:董仲舒自然观》里得到印证。

贴中主要还是从思想史角度的分析，在技术上，前面引用了韩毅《略论宋代学术史的时代特征》里一段总体上的评价：在科学史领域，宋代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中医药学、农学等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技术史领域，宋代矿业与金属加工、陶瓷业、食品加工、纺织与印染、造纸、雕版与印刷、建筑、水利、交通、军事技术与兵等方面，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创造了许多世界第一的记录，远远地领先于同一时期欧洲、阿拉伯和印度的研究水平。尤其是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完成于宋代，它们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宋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宋代还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和传世的科学著作。宋代科技的在自然观、方法论、价值观以及科学发展规律方面的探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拓宽了人们认知世界的视野，这些为宋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这里提到的技术，不少都相当关键，天文学、指南针，极大促进航海技术，开拓海外贸易市场，印刷术的推广普及了知识，矿业和金属加工使宋代煤铁产量达到法国十八世纪的程度。还有一些技术这里没有细致介绍，比如宋代开始出现的金属切割的机床，旋作，还有突火枪。

朱谦之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第一章《文艺复兴与中国文明》第一节《文艺复兴的物质文明》下面就列举四大发明，其中三项完成和普及自宋代，朱谦之大段引用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和《反杜林论》里的评论指这些技术影响的重要性。

贴中引用的宋代理学家科学思维的论述，大都出自李申的《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一书，这本书我已经入手了，而且是纸本和电子书都收了，电子书还有两个版本。其中对朱熹天文学思想和科学思想的论述，主要引自乐爱国的论文。

这也样就可以按图索骥找到了一批书，其中就有乐爱国的《宋代的儒学与科学》、《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道教生态学》等书，就是乐爱国的《朱子格物致知论研究》也专门开辟一章，第五章讲《朱子的格致论与科学研究》

去年出了套《自然国学研究》丛书，其中也有乐爱国的《走进大自然的宋代大儒(朱熹的自然研究》，这一套丛书里还有上面提过的《研究汉代大儒的新视角(董仲舒自然观)》、和《为天地立心(张载自然观)》，类似题材的还有韩国金永植的《朱熹的自然哲学》。另外，下载的陈久金《中国古代天文学家》里，张载和朱熹两个人就各占一章，宋代还有像沈括和苏颂这样的科学全才（浙江出的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对沈括的传记书名就是“科学全才”。

只是这些书大都是出自哲学史研究学者之手（除了陈久金是专业天文学和天文学史家），我入手另外一部这个题材的重要著作，席宗泽院士的《中国科学思想史》，从一个专业科学家视角的分析，有不一样的角度，这个下面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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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泽宗院士的《中国科学思想史》出过两版，一版是09年直接以这个书名出版的，另外一版是2001年以卢嘉锡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科学思想卷》作出一部丛书里的一卷出版的，起初我不知道内容一样，就两部都下载和咨询了。

书中第六章是《宋明时期的科学思想》，把宋代和明代合起来论述，确实从社会阶段上，都是前资本主义到海外国际市场这个阶段，不只科学思想，其他很多方面，明代都是宋代的进一步发展，很多方面，宋代是开端，明代就已经是成型了。

《宋明时期的科学思想》第一节《第一节 气论与科学》里，理论部分是依次列举张载、沈括、王廷相、方以智、黄宗羲进行论述

，分析张载的观点“作为物质的气，不一定是凝聚有形，肉眼可以看见的，只要是刚健柔顺，有动有静，有广度有深度，可以用名词表示的现象，都可以称为气。现象就是气。” 分析沈括的观点“世界的万物运动变化皆统于气。既然万物的运动变化皆统属于气，那么，气就是万物的根本。这就无异肯定了世界的物质性”。“王廷相既讲气本体论，也讲元气本原论，最后把元气叫作太虚即气，使元气本原论归结为气体本元论。” 分析方以智的观点，“物指客观存在的事物，天地也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世界的多样被概括于物，统一于物，这就肯定了世界的物质性。”“气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下面对黄宗羲观点的分析更像是哲学观点，而且在明代早就有前人已经提出过同样的观点，就不引了。

这些论述，其他的书里也可以得到一些印证，比如陈来的《宋明理学》序言里《宋明理学的主要问题概念范畴》一小节就概括“一般地、笼统地说，我们可以说理指法则，气指物质材料，心指意识，性指本质；若细致地分析起来，就比较复杂了”。

李存山的《明代的两大儒与五四时期的德赛二先生》就把王廷相的思想视作”赛先生“的代表，指”在王廷相的思想中包含了较为丰富的天文、地理、生物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纠正已往的成见，大多是以“观物”，“见其实迹”，“亲自验其然”，即以实证方法而得出的。......王廷相的思想包含了科学实证精神的因素，这些因素所具有的文化转型意义突出表现在他开始突破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思维模式。......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大多是以气论为哲学基础的，而王廷相的思想也正是站在气论的哲学立场上而生发出实证科学的因素。“

张学智的《明代哲学史》，也是电子书和纸质书都入手了，一本2001版，一个2012年的修订版。其中王廷相一节也是《王廷相的气论及其实证倾向》。


《宋明时期的科学思想》的第三节是《 格物致知说的兴起》，其中第二小节点明”格物致知即研究科技的理解“，对”格物穷理“”格物致知“一种理解是扞格，就是消除物欲的影响，这种思维偏向于哲学伦理方面，另外一种理解这是这小节说的，就是研究科技，这一节开头就引用《隋书 天文志》的原文，分析”格“就是观测意思的运用。接着论述天文、医学、炼丹术、博物学、自然科学、生物学、光学方面的例子。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许苏民《顾炎武评传》中作为社会各种变化背景介绍也引用过的王士祯评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性理 之精微,格物之通典“，论证格物的对象指自然科学了（不过许苏民对理学的批评很严重，把当时才作为格物有自然科学内涵的转折，这个不准确）。

《本草纲目》恐怕不仅是医药学，在生物学上也有极高的地位，萧汉明的《传统哲学的魅力》中《欧洲近代的科技之路不是唯一的发展向度——与杨振宁先生商榷》就引用《本草纲目》在生物学上的成就，指《本草纲目》将1892种药物按无机界的水、火、金、土、金石、植物界的草、谷、菜、果、木、服器，动物界的虫、鳞、介、禽、兽，最后到人，共十六部六十类，先后次序包含着由低向高的进化程序。引达尔文的评价”李时珍达到了与伽利略——维萨里的科学活动所隔绝的任何科学家所不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与伽利略——维萨里的科学活动所隔绝的任何科学家所不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在当时的代表还有不少，席泽宗论文中引用陈美东《明季科技复兴与实学思想》引举《本草纲目》《律学新说》《河防一览》《算法统宗》《闽中海错书》《农政全书》《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瘟疫论》九本书，都属于这类，以我现在知到的信息，还可以加上王文素的《算学宝鉴》。其中《河防一览》的作者潘季驯，江浙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专门有他的一本传记，书名是《大河安澜》，已经入手了。这套丛书我已经入手的有几十本。百度百科有关于他的一条资料”在潘季驯治河三百年之后，一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方水利专家兴致勃勃地向当时的清政府提出了“采用双重堤制，沿河堤筑减速水堤，引黄河泥沙淤高堤防”的方案，并颇为自得地撰写成论文发表，引起了国际水利界的 一片关注。不久以后，他们便惊讶地发现这不过是一位中国古人理论与实践的翻版。世界水利泰斗、德国人恩格斯教授叹服道： “潘氏分清遥堤之用为防溃，而缕堤之用为束水，为治导河流的一种方法，此点非常合理。”高傲的西方人这才开始对中国古代的水利科技产生了深深的敬意“，《瘟疫论》的作者吴有性，在几年前电影《大明劫》里是两位主角第一，网上见过拍这部电影时的新闻介绍，指他的《瘟疫论》中的”达源饮“汤药是当年中国抗击非典时起作重要作用。

引起那场萧汉明等学者争论的是杨振宁称《周易》阻碍古代科学的观点，萧汉明先生文中指到《周易》确实不是《几何原本》的思维路向，不过在数学上，中国也有独特清晰的思路，这个，吴文俊先生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了。吴文俊起先是研究拓扑的数学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文革中，钻研了几年中国古代数学史，起初是为了躲避政治风险，后来下放到北京一个制造计算机的工厂劳动，接触了一些计算机的资料，马上敏锐地察觉计算机在将来数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发现，中国古代数学思维极适合数学的机械化，计算机化。不仅发表这方面论文，主编中国数学史，还自学编程创立古代数学思维为基础的“吴方法”与袁隆平同一批获得中国科技最高奖。我得知了一些这方面资料也注意搜集了这方面的书，他的传记就是《让数学回归中国 吴文俊传》，《大师讲科普》里也专门有一篇他讲的古代数学史与数学机械化之间的科普演讲，网上也有篇《吴文俊谈中古代数学》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gVde7YUY3CUKU0mwKEm 复制其中几段：

在研究中吴文俊发现，中国古代数学独立于古希腊数学和作为其延续的西方数学，有着其自身发展的清晰主线，其发展过程、思考方法和表达风格亦与西方数学迥然不同。他说，通常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几何学，事实上却不是这样，中国古代在几何学上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人们的误解可能是因为中国古代几何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欧几里得几何迥然不同的缘故：中国古代几何没有采用定义--公理--定理--证明这种欧式演绎系统，取公理而代之的是几条简洁明了的原理。
吴文俊在回顾中国古代数学的伟大成就时感慨地说，中国古代的劳动人民在广泛实践的基础上，建立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学方法，直到16世纪，我国数学在最主要的领域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
吴文俊指出，数学发展中有两种思想：一是公理化思想，另一是机械化思想。前者源于希腊，后者则贯穿整个中国古代数学。这两种思想对数学发展都曾起过巨大作用。
......
公理化思想在现代数学，尤其是纯粹数学中占据着统治地位。然而，检查数学史可以发现数学多次重大跃进无不与机械化思想有关。数学启蒙中的四则运算由于代数学的出现而实现了机械化。线性方程组求解中的消元法是机械化思想的杰作。对近代数学起决定作用的微积分也是得益于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的中国数学的机械化思想而产生的。即便在现代纯粹数学研究中，机械化思想也一直发挥着重大作用。他特别指出，机械化思想是我国古代数学的精髓。

见过一些介绍他的观点的评论指，吴文俊认为微积分体系的创立就是机械化思维战胜了公理化思维，代数思维战胜了几何思维的表现，甚至指利玛窦故意误导徐光启。

下面指数学机械化的思路是“把质的困难转化为量的复杂”，由可以由计算机代劳，无论多复杂的量的对计算机都是轻而易举，下面举了他用机械化轻易解决了以前的很多数学难题，网上也见过不少他类似的事迹介绍。这个涉及一些比较专业的知识，不是外行能明白的。不过从外行的角度猜测，几年前的新闻，俄罗斯天才数学家佩雷尔曼闭门钻研整整七年，解决了数学史大难题庞加莱猜想。其他的数学难题，即使难度没有这么恐怖，也够一流数学家忙活好几年的了，如果能转化成计算机能计算的问题，就轻松很多。吴文俊就指，数学的机械化就是脑力劳动的机械化。

明中晚期更有荷兰、葡萄牙人通过海战接触佛朗机枪炮，和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希腊、罗马科技典籍，在这种冲击影响下，出了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徽、王阐锡等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大科学家，前阵子炒严复时，见百度上有人指严复为”引进西方正典的第一位大师“，我就在茶舍发贴指，有真正的大师玄奘和这一批人在前面，严复怎么当得起这种称呼？

第六章 《宋明时期的科学思想》的第八节，专门介绍了《科技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一体堂宅仁医会创立于1568年，有完整的宣言和章程。书中指”一体堂宅仁医会“与西方最早的自然科学团体同时产生于十六世纪中叶。

第七章《明清之际的科学思想》里专门有一小节题为《康熙的功过》，指康熙虽然个人对科学知识有兴趣，与一些传教士接触，但是从历史上看，这与之前的皇帝接触方士的现象没有不同。还指”康熙更严重的过失其实前贤已经指出过了，那就是：康熙本人虽然对西方科技感兴趣，但他丝毫不打算将这种兴趣向官员和民众推广，下面引用邵力子1944年《纪念王徽逝世三百周年》的评价：对于西洋传来的学问，他似乎只想利用，只知欣赏，而从来没有注意造就人才，更没有注意改变风气；梁任公曾批评康熙帝，“就算他不是有心窒塞民智，也不能不算他失策。据我看，这“窒塞民智“的罪名，康熙帝是无从逃避的”。

以前也看过一本书里介绍，清初晚明官方天文机构的大批研究者死的死走的走，剩下几个传教士，好像是汤若望，编了一本历法，计算到两百多年，就被人揭发，上纲到认为满清统治只有两百多年，被抓了起来，差点丢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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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一个问题我曾经不明白原因，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猜测。

就是任继愈为什么在八十年代还提出“儒教”这个诽谤性质的称呼？？

看了他的一本文集，一肚子气，认为宋明理学体系是一种宗教体系，什么《朱熹与宗教》，什么“他的格物说虽然包含未知于外物的因素，但重点不在于认识自然界，并发现其规律，而是一种封建道德修养方法”，“五四时代，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实际上孔子是代人受过。”五四“时代要打倒旧的习惯势力，与其说的针对孔子，不如说是针对朱熹。因为五四时代人们声讨的孔家店的罪状，几乎都是朱熹和儒教的，和孔夫子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中国科技落后，有多种原因，而宋代儒教思想对人民的禁锢的作用，绝不能低估“ ”朱熹的格物说，绝产生不了科学家，它只能为封建宗法制度服务；朱熹的仁说，训练不出改革家，更不会有革命家。他的格物穷理，身心性命之学，是为了保卫封建伦理秩序“。’

这一连窜诽谤性质的屁话让我看后悔浪费钱买了这本书。网上甚至搜到过他更离谱的一些混帐话，比如什么朱熹以后，皇帝和教皇就是同一个人。甚至什么连文革都是因为“儒教”的幽灵等等。

可惜的是，这种屁话思想至今还在一些人那里比较有影响力，尤其是一些受官方思维流毒的外行。甚至现在一些所谓的“新儒家”里，比如陈明，也是这老东西的徒子徒子。我曾上过佛学的地藏论坛搜过贴子，在他和季羡林去世那天，那就有一个贴子，指对这两个人一边纪念，一边批判，说他们对佛学的胡扯扭曲是很严重的。这么看来，现在佛学对理论的认真态度远胜于一些所谓的“新儒家”，不会因为资历地位碍于什么情面。

《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的作者李申，名义上也是任继愈的学生，从上面那个贴子大量引用的论述看来，李申已经彻底推翻很多任继愈对理学的诽谤。这本书是李申的博士论文，第一次出版时离任继愈那篇《朱熹与宗教》写的时间1982年还过去没有几年，这本书里任继愈居然还是挂名指导老师，不知道他是怎么把名字挂上去的。

不过毕竟李申是任继愈的挂名学生，虽然已经实际上推翻了很多任继愈对理学的诽谤，可还是坚持沿用了”儒教“这个词，我入手的好几本李申的书都称”儒教“，比如《儒学与儒教》、《中国儒教论》、百度他的著作，还有《上帝——儒教的至上神》，《中国儒教史》，这当然也引起别人的攻击和不满，其中我在读秀搜到过一本书，题为《中国儒教史批判》，激烈地称之为”国家级学术豆腐渣工程“。

任继愈在80年代初还提出”儒教“这个离奇的称呼，我有相当一段时间不解，看他前面的这些论述，关键的错误也就是因为郭沫若毛泽东等人严重扭曲中国社会阶段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而起，可是这并不足以产生这个”儒教“说。后来，我大概猜到了原因，这大概和官方的哲学公式有关系。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也算是官方哲学的重要版本了，这可能得益于李达和毛泽东长期的亲密关系，从水平来说，讲哲学史课不用稿子，课堂笔记可以直接作为系统教材的彭述之的水平只在李达之上。这本书78年出过一版，13年重版，电子书我都下载了，78年版有纸本。其中有一个对唯心唯物、可知论不可知论、形而上学辩证法的公式，虽然都加了一般两个字，与这一点关系不大。关键就是其中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分析定位的一段话：

客观唯心论认为，在世界存在之先就存在着所谓“绝对观念”或“宇宙精神”，这是一种不依赖于自然界，也不依赖于任何人的“客观‘精神。而物质世界——自然界只不过是这种“客观”精神的产物。例如古希腊的柏拉图主义，十九世界德国古典哲学中的黑格尔主义，以及我国宋代程朱理学所谓“理先气后”、“理在气先”的说法，都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代表。客观唯心论的所谓“理念”、“绝对观念”、“理”等等，实际上不过是用哲学语言装饰起来了的“上帝”或“神”；客观唯心主义不过是被哲学家们精制过的，采用理论形式的宗教教义。、

这一段论述，大概就是理学思想被当成宗教思维的理论根源，用‘客观唯心主义’是哲学装饰的宗教这种公式的套用了。欧洲封建社会一瓦解马上获得了内陆市场和海外国际市场，所以社会演化速度较快，在几百年时间时，失去统治地位的宗教思想、自然神论，自由主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想都一齐涌现。欧洲的自然神论，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确实没有完全摆脱宗教影响。而在中国，宗教思想纯正只有殷商，西周开始就开了口子了，《中国科学思想史》就指，天人感应和天道自然都源自先秦，汉代和魏晋只是复兴，很早就已经摆脱了宗教思想。程朱理学的“理在气先”绝不可能再是宗教思想，何况，在宋明理学体系里，还有张载开始，到明代王廷相、罗钦顺的气学一脉，并不同意理先气后，罗钦顺就认为理在气中，王廷相批评理先气后是道家道生天地观点的翻版，上面引用省略的明代黄宗羲的气学思想，也与他们一致。

李申一是碍于师生情面，二是因为套用客观唯心主义评价欧洲哲学史是哲学装饰的宗教的公式，沿用“儒教”一词，这与许苏民严重批评理学的原因大概也差不多，一是有他的支持理论，二也是与萧箑父的师生渊源，坚持启蒙和社会转型在晚明的较保守观点。不过这一点，我打算在论及明代社会思想时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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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朝廷、国家层面的这些，宋代地方变化，就是出现了民间的突破宗族范围的乡约地方自治结社组织。

这方面的信息，首先来自网上见过的两个贴子：http://dajia.qq.com/blog/160637025596994 《宋人的社会自治秩序构建》

历史上第一个乡约由北宋理学家张载的弟子吕大钧设立于家乡——陕西蓝田，所以又称为“吕氏乡约”或“蓝田乡约”。吕大钧开创的乡约制度后经南宋理学家朱熹整理，更趋完善，又由朱熹的弟子在一些地方付之实践，

宋儒推行乡约之初衷，是为了“成吾里仁之美”，即建设家乡、建设和谐社会，通过将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乡党们组织起来，大家“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从而形成美好的自治秩序。吕大钧创立了一套堪称优良的乡约制度：地方士绅牵头组织乡约，乡人自愿加入或退出，由众人推举一位德高望众、正直公道之人担任“约正”，为乡约最高领袖，执掌约中赏罚、决断之权；乡约的日常管理则由“直月”负责，“直月”是轮值的，按照年龄进行排序，一人一月，一月一换。乡约每月一小聚，每季一大聚，这是对“乡饮”古礼的恢复，“乡饮”是一种议事机制、一个自治平台，“乡饮”之时，约正会将约众近期的善行或恶行记录在册，并据此进行赏罚，约中众人有事，也可以在“乡饮”上提出，大家协商，找出解决方案[1]。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吕氏乡约就是一个建立在自愿联合基础上，有着教化、救济与公共治理功能的村社自治共同体。乡约既是自由的（自愿出入），又是民主的（公选领袖），也是平等（约众不分地位高下，以年齿为序充任“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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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乡约是古代社会最具自治精神的基层治理建制，代表了自治传统在儒家引导下演化出来的新高度。

宋儒创设的社仓则类似于今日社会贤达主持的农村小额扶贫贷款，所不同者社仓借贷的米，农村小额扶贫贷款借贷的是钱。

南宋初，士绅魏掞之率先在福建招贤里创建社仓，稍后，魏掞之的好友朱熹也在福建的五夫里设立社仓，并订立了一套完备的社仓结保制度：社仓由士绅组织并管理，官方不得插手其中，不过社仓的贷本先由地方官府垫付，富家如果愿意出米支持社仓，当然也非常欢迎；每年的五月份，社仓放贷，每石米收取息米二斗，借米的人户则在收成后的冬季纳还本息；等收到的息米达到本米的十倍之数时，社仓则将贷本还给地方官府或出本的富户，这么做当然是为了保持社仓完全独立自主的地位；此后社仓只用息米维持借贷敛散，不再收息，只是每石米收取三升耗米，以弥补仓米的损耗，这样，既可以维持社仓的长久运作，也显示了社仓的公益性质；人户是否参加结保也采取自愿原则，“如人户不愿请贷，亦不得妄有抑勒”[2]。抑勒，就是强制、摊派的意思。

宋儒之所以创设社仓，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官方的救济系统（如常平仓）不尽可靠，因此，民间社会应该建立自我救济体系，使乡人在遇到凶岁饥荒时，不必全然依赖不尽可靠的官方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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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约、社仓只是宋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结社之一。宋代的社会发育程度远超之前的任何朝代，以书院为代表的私学、以义约为代表的民间慈善、以义役为代表的经济合作组织、以弓箭社为代表的民间自卫武装，等等，均发端或兴盛于两宋。

另外一个是《中国公民社会－－-乡约共同体》http://bbs.tianya.cn/post-no01-427966-1.shtml，与上面不同，他把历代历史理了一遍， 引几段：

乡约共同体是跨宗族的，是宗族共同体之间和小地域之间依据成文契约和不成文契约形成的地方区域性自治组织。是乡村公民社会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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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乡约共同体的民主，既是间接民主，还有全民民主的影子。
　　　　首先，乡约负责人必须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这个民意不一定要靠选票，而是通过德高望重，能服众来体现。如果大家不服你，就不会被推举，即便通过舞弊勉强当上了也没用，因为大家抵触你不，不配合你，乡约共同体没有强权，不能象官府那样强制服从。也就是说，乡约负责人既然是民众推举上来的，就随时都可以再被民众赶下去。
　　　　我们先来看看历代乡约负责人有没有民意基础，即是否基于民主法理。
　　　　早在汉代，就有“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这里的“举“，肯定不是今天一人一票的选举，而是推举，谁来推举呢？显然是乡民自己，而不是官吏和有钱人。乡约负责人受到推举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五十岁以上的年长者，这样办事有经验，不草率；二是有修行，就是品德高尚，能够不负众望，让大家心服口服；三是能帅众为善，即具备办事能力，精明能干，为大家信赖。没有这三个条件，哪怕你财富堆积如山也不行。今天你从中国大陆那些大大小小的“代表”和带“长”的人中，还真没有几个同时能具备这三项的。元朝的《立社令》：“诸县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为一社，不以是何诸色人等并行入社，令社众推举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为社长。”这里的“社长”，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自然村村长一级，也是推举出来的，前提也是“年高”，并且必须“通晓农事家有兼丁者”，其实就是地地道道的老年农民。
　　　　到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农民皇帝朱元璋这里，他明令：“里设老人，选年高为众所服者，导民善，平乡里争诉”。不仅如此，他还在《大诰》初编里授权这些农村长老闯进官府查帐，在地方官贪污腐化和不胜任职务时可直接向皇帝申诉，后来更授权他们率领农民们将查有其据的贪官捆绑送京治罪。如遇被冤枉者，乡民可举这些老人进京为官员辩护。这些“年高”和“为众所服者”，就是民众拥戴之人，能代表民意的。民主的过程，就是民众心甘情愿地通过被委托人来体现自己的意志，“为众服者”，必让众人信赖能把自己委托的事办好。同在朱洪武开创的明代，王守仁实行十家牌法：“于各乡村推举才行为众信服者一人为保长”。保长有多大？从“十户为牌，立牌长，十牌为甲，立甲长，十甲为保，立保长”看来，也就是1000户人家，有好几千到上万人，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乡。这里还是层层推举出来的，首决条件依然是“为众信服者”。即必须争取到民众的认可，即让乡民深信能代表他们的共的利益和道德标准。何乔远《闽书》记：“老人之役：凡在坊在乡，每里各推年高有德一人，坐申明亭，为小民平户婚、田土、斗殴、赌盗一切小事，此正役也。”明代福建惠安知县叶春及《惠安政书》记：“国家之法，十户为甲，甲有首。一百一十户为里，里有长。…又于里中，选高年有德、众所推服者充耆老，或三人，或五人，或十人，居申明亭，与里甲听一里之讼，不但果决是非，而以劝民为善。”《大明律》：“合设耆老，须于本乡年高有德、众所推服内选充。”
　　　　还是年高有德，德必服众。这里的里老或耆老绝非乡官或乡吏，而是民选的代表和受委托者，与我们今天的乡长和村长都有天壤之别，他们不是官府任命的，而是民众推选的；他们也没有党委书记之类的政治监管，他们只对推举自己的乡民负责。
　　　　 关于乡约负责人的叫法，上面分别有“里正”，“保长”，“里老”，有“约长”和“董事”之称，后来有叫“村长”与“乡长”的，还有干脆叫“乡约”和“社长”的。在台湾，乡约负责人被称为“总理”，这些各种各样的称呼，都不是政府官吏，而是民间自治组织通过推选产生履行一定公共职责的义务人员，包括这里提到的“里正”和“保长”，与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只执行朝廷行政命令的“保甲长”完全是两个概念，其区别就是一个只执行当地民众委托的公共事务，一个代替官方做事办差，一个代表乡民自己社区的需求，一个代表外来的强权。在乡村地区，代表王权和朝廷催逼钱粮徭役的里正们通常没有什么地位，因为大家讨厌他们（你天天跑来别人大家催要钱粮和人工，谁欢迎？），而他们自己推举出来的乡约们，却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是自己的代言人，否则就不能“德高服众”了。既然乡约负责人必须德高服众，依照成文契约和不成文契约的习惯，真要靠选票来体现这些民意，让每个乡民投票，估计大多也能被选上。
　　　　尤其要注意的是，从上面可以看出，对乡约负责人的要求只是年长和德高能服众，并没有任何财产的和学识的要求。也就是说，乡约负责人是对所有阶层开放的。这是因为：一是由于一个乡约单位往往只有几百人，或者上千人，比如一个“里”和“社”的单位，这些人群里产生财主的几率很小，因为中国古代一直是自耕农占主体；二是古代大多时候教育并不普及，通常一个乡保范围内都很难出一两个有功名的士绅，即便出有，大多也是断代的，而这些村落乡里又必须持续地产生乡约负责人；三是从现在的农村都可以看出，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往往不是有权势和文化程度高的人，而是平时会做人，处事公正的人。所以乡约负责人总的来说，应该以来自普通农民为多。从很多古代的文学作品里，也可以印证出来。
　　　　既然是间接民主，不管乡约负责人代表了多宽的地域，和代表了多少人口的共同事务，产生形式无非多为逐级推举，比如10个户长推出牌长，10个牌长再推出甲长，10个甲长推出保长，还有比保长更大的，就由几个或十多个保长联合推举出负责人，统一负责大家的共同事务，比如针对官府的荷捐杂税和匪盗威胁时候，组织大家协调一致采取联合行动共同进行抵御，关于这样的文史记载和文学作品，简直数不胜数。上面的文献里，我们可以分别看到“推”，“举”和“选”，这三个词的含义各不一样，可见其民主形式的多样化。
　　　　根据大量文献，我们很少看到宗族共同体在乡约负责人的产生上拥有决定性影响，而是以人口单位的多少和地域的大小来决定的。在我国历史上，大多数乡村地区都是多宗族杂居区，即便有些地方的村落和乡里可能是单一宗族聚居，但宗族之间也一向都和平相处，相互仇视和排斥的记载也极少。即便某个村或某个乡都是单一姓氏的宗族，但在跨村跨乡的乡约共同体那里，大家依然自觉遵守着各自认可的共同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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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担心强势宗族会在同村或同乡中的乡约共同体内以强恃弱，但乡约对此有严格限制，比如《明会典》记载，每年春天，各地乡村要以一百户人家为准，按时举行乡饮酒礼之会，由里中德高望重的老人率众乡民宣读誓词：“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毋恃力凌弱，违者先共治之，然后经官；或贫无所赡，周给其家，三年不立，不使与会。其婚姻丧葬有乏，随力相助。如不从众，及犯奸盗诈伪一切非为之人，不许入会。”
　　　　也就是说，强势一方的宗族，在乡约里也是平等的。如偏倚自己宗族，则被视为失职，也就不再“德高而服众”，乡民有权更换，委托另外一个人来替代。一般的强势宗族更看中自己的名誉和德望，所以即便成为乡约负责人，也会尽量处事公平公正，按照约定俗成的契约办事。
　　　　乡约负责人不是乡村共同体事务的独裁者，他们除了要接受全体乡民的直接监督外，还设有其他人相互制约与监督。如明代王守仁在龙岩颁行的《乡约教谕》规定：“同约中推年高有德、为众所敬服一人为约长，二人为约副，又推公直果敢者四人为约正，通达明察者四人为约史，精健廉干者四人为知约，礼仪习熟者二人为约赞。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备写同约姓名及日逐出入所为，知约司之；其二扇一书彰善，一书纠过，约长司之。”明初朱元璋令户部编民百户为“里”，每“里”为一“约”，设约正、约副、约讲、约史各一人。这些约正、约副、约讲和约史不能全由同一村落或同一宗族的人担任，而是经过精心挑选相互制约的。
　　　　明代各乡都有乡规民约，对规约认为有不妥的，可以“共议更改”。所谓“共议”，其实就是村民大会，不是代表大会，而是全体会议，即直接民主。一“里”，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村，也就几百人，充其量不过千把号人，聚集在一起开个会太简单了。中国古代几千几万人的民间聚会完全是常态，何况制定和修改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乡规民约呢。另有著名的“吕氏乡约”里也规定“若约有不便之事”则“共议更易”，就是大家一起进行民主讨论决定乡约条款的废存及修改。很多乡约还可以自行退出。同是这个“蓝田乡约”还规定：“其争辩不服与终不能改者，皆听其出约”。
　　　　所有这些传统的公民社会，到了清代，就逐步走向下坡路。乡约共同体不同程度地被满清皇权侵入，并且遭受过几次野蛮的打击。但通过各族人民的不断抗争，一直都有不同程度的保存。到清末和民国，曾有过短期复兴，尤其是国民政府时期，乡村民主自治甚至首次突破了县级限制，实现了县长和县议员的直选。但1949年后，除台湾地区外，大陆全境被马列主义当作封建反动的东西彻底毁灭。文革结束后，刚有一丝复萌的机会，又遭到当局政令的取缔，以及马列托派和极端自由派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的全面否定，至今都没得到基本恢复和承认，在那些一元化史观论者眼里，古代中国通体都是中世纪般的一片黑暗。虽然现在被迫运行了十多年的村级直选有了一丝影子，但村和村之间依然不能依据农民们独立的契约自由地结成乡约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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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贴子算是一些线索，找这方面的著作。不过不多，目前只找到两本，一本是《中国历代乡约》，另外一本是《明清乡约 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前一本也基本可以忽视，只是一些乡约文本文献资料，而且按《明清乡约 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的评介，这本书“内容太过简单，而且把一些明显不属于乡约的制度也纳入其中”，不过指这本书所选资料，已经是突破时间限制。评论以前的论著“学者们大多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明清乡约上，只有极少数人关注明代以前的乡约，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在明代以前，乡约只有零星的发展，相关的记载也很少，而明代以后，乡约的发展非常迅速，相关的记载也随之增多，便于深入开展研究。 ”

    从这些论述也能看出，在宋代，乡约只是形成范本，并且由张载、朱熹的门人试点性推广。

    书中对宋代的介绍，除了和上面这个贴子一样理论依据引用周礼以外，也是介绍《吕氏乡约》是最早的乡约，介绍了吕氏兄弟的生平游学经历。对于朱熹对《吕氏乡约》的修改，则专门用一节详细介绍，指朱熹修改时距乡约诞生已经有百年，朱熹尊重原文基础上，把《乡约》和〈乡仪〉合并，作了些结构调整。“德业相劝、礼俗相交、过失相规、患难相恤”就是朱熹总结的，并作为乡约的结构。还提到几处内容修改，一是把原“罚式”附在“过失相规”里，改变原来罚款的做法，“改为要求“同约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规戒。小则密规之，大则众戒之”。如果不听规诫，则由直月于集会之日告之约正，再由约正"以理诲谕之”，在当时人谢过，并表示愿意悔改之后，再书于簿册。如果争辩不服或终不能悔改，则“听其出约”，朱熹之所以取消原来的罚款规定，而仅保留书籍的做法，大概也是觉得“罚钱的办法过失轻重既不易定，钱文多少也难取决，并且这种金钱的处罚，物质的处罚，根本上违反精神感化原则”。而书籍虽不是直接的奖惩，但它在客观上起到了对乡民的社会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的作用。另外一点就是“将原来的聚会一项，扩展为月旦聚会读书之礼“，指这是改动最多的一项，规定最具体时间、地点，与会人员，聚餐方式和详细礼节。

    上文提到的社仓，书中下面介绍明代乡约实践中还有把社仓库、乡约、保甲合体的，只是分工和结构不同。也和上面另外一文中最后说的一样“　所有这些传统的公民社会，到了清代，就逐步走向下坡路。乡约共同体不同程度地被满清皇权侵入，并且遭受过几次野蛮的打击。但通过各族人民的不断抗争，一直都有不同程度的保存。”  书中的第五章就是《清代乡约的泛滥》，用的一个贬义的词，下面各小节标题，也是“一、宣讲圣谕，乡约趋于形式化” 、“二、远离民众，乡约日渐官役化”、“三、泛滥推行，乡约概念扩大化”，在满清，乡约“维持会化”。

    前几天看到新闻，拨款二十亿重启农业合作。但是头脑要清醒，当年的“人民公社”纯属脑子进水不自量力想和苏联别苗头的产物，苏联五十年代后的集体农庄、以色列的基布兹、莫沙夫这些经验，包括宋明乡约的运作都可以吸收。前几天还有一个新闻，四川试点民间办酒席要政府批准，还规定各村也要订立村规民约，天涯就看贴子评论管得太宽了。我觉得这就类似于官办推动乡约，管得是太宽了些，看是《明清乡约 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里介绍，明代前期也是官办乡约和民间乡约并举，明代乡约能像上引书里所说有巨大推广，和前期的这种官方提倡推动也是有不少关系的。

暴风影音

古代法律思想体系的话题，本来无关军事。还是想涉及一下这方面，抄一些相关的资料。

前面已经提到，中国宋代开始兴起海外贸易，有了更大的利益来源，这就是不太重视在陆地上扩张的原因之一。就像欧洲中世纪末十字军东征后，获得了一些阿拉伯人保存和翻译的科技成果和资料，包括航海技术，可以向海外扩张了，收益远远大于陆地内向统一，各国就都优先选择向海外扩张，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实，世界市场饱和才开始针夺别人手里控制的市场。

对于宋代军事弱和所谓重文轻武的怀疑，网上早就贴子指，宋代对外战争胜率在七成以上，唐代则被败多胜少，每次搞不定都是借兵摆平，这也是走运，否则只要遇到一个后金这样的，也就和吴三桂没有区别了。见过一个对此有怀疑的贴子，统计后的结果，也只是指宋代的高胜率是以高挨打率为基础的，评价类似点数得分优势，但是最后被人KO。不过按这种评价，宋代的对手不是一个，是辽、西夏、金、蒙古四个以骑兵为为的对手。

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有贴子已经分析过了，就是宋朝从开国时就失去了大片战马产地，缺少骑兵。步兵取胜，很难扩大战果，骑兵可以逃散。

http://bbs.tianya.cn/post-no05-178226-1.shtml 《北宋军力“重文轻武”的谎言》最后也是得出同样的结论，但是没有细致分析。

这方面资料下载过主要两本书，王曾瑜的《宋朝军制初探》，和《浴血年代 宋朝战争故事探秘》，前者是相关制度的介绍也最后一篇总体评价，后者则是对重要战役作的比较详细的介绍。

上面这个贴子提到的一些内容，不少都可以在王曾瑜的《宋朝军制初探》里得到印证，比如战马问题《宋朝军制初探》里《第十章 军事装备和通信》第二节《骑兵的落后》里指：
自中唐以降，由于丧失西北产马地，唐军遂转变为以步兵为主，而又被迫花费大量金银、绢吊等类，向西北各民族买马。这种状况延续到宋代，欧阳修说"唐世牧地，皆与马性相宜，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则岐、幽、泾、宁，东接银、夏，又东至于楼烦，皆唐养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没夷狄，或已为民田，皆不可复得。"
北宋时，宋军的马源来自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贸易，需要耗费大量铜钱、银、绢南、茶等物资。宋朝还设置牧监养马，牧监占用大量土地，又需很多官兵负责饲养，因管理腐败，马匹死亡率高，马种低劣，很多马不能充当战骑。
......
唐朝极盛时，牧监养马达七十万匹以上。宋太宗太平兴国时，"和市在京及诸州民间私鸟，于是得十七万三兰千五百七十丸匹吻。宋真宗"咸平已后"，"诸坊、诸军积至二十馀万"，"祥符、天圣间，牧马至十馀万'吻。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天下应有马十五万三千六百三十四"。这些数字当然与唐朝相距甚远。北宋买马数额，-般每年在一万匹以上，大致在宋哲宗时，"国家买马岁二万匹，而青唐十居七、八'吻。虞允文说"国家盛时，陕西买马岁以四万匹为额与宋相比，辽朝道宗时，"牧马蕃息多至百万"。辽朝亡国时，"御马数十万匹，牧于愤外，女直以绝远未之取，皆为大实(耶律大石〉所得"，成为西辽建国的重要资本。。金海陵王攻宋，"调诸路马，以户口为率，富室有至六十匹者，凡调马五十六万匹'吻。金世宗“蕃息已久，马至四十七万”匹。

北宋禁兵以步兵为主，尽管殿前司马军和侍卫马军司军的兵力只占禁兵的少部分，却仍然经常出现兵多马少，部分骑兵无马的情况。宋仁宗时，宋祁说"今天下马军，大率十人无一二人有马。"②作为边防精锐的弓箭手，也因"多阙马，缓急不足用"。宋神宗时，"马军多不精，一营或止有数十匹马。因"河北马军阙马，其令射弓-石者先给马，不及一石令改习弩或枪刃"。"初，河东骑军有马万一千馀匹"，而到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时，"河东正军有马丸千五百馀匹"，"马军多而马不足，妨废教阅'吻。宋
哲宗初，曾下诏规定"马军所阙马应给者，在京、府界、京东、京西、河东、陕西路无过七分，河北路无过六分。"⑦后来在"陕西路添置蕃落马军十指挥，每指挥各以五百人为额，并支马七分"③。宋祁说骑兵竟有十分之八九以上无马，只怕是夸张失实;但从宋哲宗诏看来，骑兵有十分之三四无马，也足见
宋军缺马到了何等地步。北宋末，"诸军阙马者大半"，宋军救太原，"马军三千人，内二千七十馀人阙马"。

南宋时，因陕西的丧失，只能增加与西南少数民族的马匹贸易，故马的数量和质量，又在北宋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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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些资料，就知道骑兵的差距了。

上面那个贴子说http://bbs.tianya.cn/post-no05-178226-1.shtml：先来看军费。宋朝的军费开支长期占去岁出一半以上，战争时期高达十分之七八甚至更多。关於这一点，宋朝君臣时有议论。曾在英宗治平初年任三司使的蔡襄，提到当时的财政状况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孝宗传位给光宗时，叮咛儿子说∶「当今天下财赋以十分为率，八分以上养兵，不可不知。」以绝对数字而论，唐朝天宝末年，公认穷兵黩武的时代，军费只有一千四五百万贯，还不到北宋庆历中的养兵费的三分之一。


王曾瑜的《宋朝军制初探》第十一章《后勤和军费 》里《浩大的军费》一节的记载，恐怕还超过上面的数字：

纵观宋朝三百年间财政亏盈的历史，可知因战事而增加军费，是出现财政赤字的主要因素。在战争期间，除了正常的军费外，如额外的精设，后勤的花费，兵器的损耗，因军功升迁官资而增加的律禄等，都须大量增加开支。

下面列举了不同时期人物的对军费的统计评论：

宋仁宗宝元时，富弼曾说"自来天下财货所人，十中八、九赡军。咱这大体可概括北宋建国八十年间的养兵开支状况。

蔡襄的统计说，当时钱币收入三千六百八十二万馀贯，支出三千三百十七万馀贯，其中军费为九百九十四万馀贯;绵、绢等纺织品收入八百七十四万馀匹，支出七百二十三万馀匹，而军费却达七百四十二
万馀匹;粮食收入二千六百九十四万馀石，支出三千零四十七万馀石，其中军费为二千三百十七万馀石;草收入二千九百三十丸万馀束，支出二千九百五十二万馀束，其中军费为二千四百丸十八万馀束。"


宋神宗时，陈襄上奏说"臣观治平二年天下所人财用大数，都约缗钱六千馀万，养兵之费约五千万，乃是六分之财，兵占其五“，书中评价说陈襄这种约略的估计自然也不可能精确，然而他的结论却与蔡襄的一个奏章，王侄的《枢延备检》相同，养兵费约占财政支出的十分之八。

宋高宗绍兴末，吴芾说:大农每岁养兵之费几十之九。

宋孝宗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臣僚上言"方今国家所管财用，供军之费十居七、八。自兵兴以来，所费益甚，今据户部所供一岁内外收支数目，钱之阙者六百馀万缗，米之阙者丸十馀万石。"

宋光宗时，陆九渊的《石湾祷雨文》说"况今日舆图未归，东南事力有

限，而朝延百官有司、城郭、宫室、郊社、宗庙诸费，事大体重，未易捐削。东西被边殆几万里，养兵之费乃十八、九。"
宋宁宗庆元时，姚愈上奏说"大略官傣居十之一，吏禄居十之二，兵廪居十之七。"

在嘉定年间，余蝶说:"建炎南攘，权宜创置增赋，凡四千三百外万，而供亿于三衙，与科截于四总所(总领所)者，无虑三千六十馀万，其耗于养兵者几十之六、七，竭天下之力，困于转输。"

按这些记载，最小的比例都是军费占财政收入的十分之六七，多的达到八九。而且书中下面还介绍，宋朝军费的概念的，光指养兵的花费，其他如各种武器的研发、制造的花费，不计入军费，还有军队为了补贴军费，从事”回易“贸易，不计入财政收支。这些加在一起，军费更多。

就是现在世界上军力最强的几个国家，也绝达不到宋朝这种军费在财政中的份额。

暴风影音

http://bbs.tianya.cn/post-no05-178226-1.shtml 这个贴子说：
中国第一部官修兵书兼世界第一部热兵器制作工艺书——《武经总要》，出现於宋代。

中国第一间真正意义上的军校——武学，也出现於宋代。

这也在《宋朝军制初探》里有相关记载和介绍：

北宋先后设立武举和武学，其中武学之设尚是中华古史上的首次。
......
《武经总要》:此书是宋朝传世最重要的军事著作，在今存几个刊本中，《四库全书》本仍有校勘价值①。由曾公亮和丁度集合一批文士，自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开始奉敷修寨，历时五年完成。此书汇总了古代的兵法和本朝的谋略，作为将帅的军事参考书，也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配有许多插图的军事著作。大量兵械、甲胃的插图可以弥补文字的不足，使后人对于宋代的兵器、城防等有直观的了解.其中如猛火油柜(卿筒)和火炮等火药兵器图样，尤足珍贵。《武经总要》前集中的《制度》十五卷，既是全书的精华，也在相当程度上可算是军制著作。其中包括将领的素养和选拔，军训，阵法，军法，兵器，后勤，军营屯扎制度，武将的转宫和转阶级，军赏，伤亡的抚恤，通信和传令制度等，对了解唐宋的军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史料。此书记载了黑火药的三种配方，是研究火药的宝贵史料。

《宋朝军制的初探》第十章里，紧接着“骑兵的落后”一节就是“火药兵器的发展”。明确指“ 宋朝无疑是中国火药兵器发展的重要阶段”。分别从“宋朝已经组织了火药兵器的成批生产”、“宋朝的火药兵器，大致可分为燃烧性、爆炸性和管形火器三类”和“宋军己装备了各种火器，特别在南宋中期和后期，火器已在兵器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三方面介绍，摘录一些记载：

北宋时，东京开封府设有广备攻城作，后隶属军器监，制作攻城军械。"其作凡一十〔一〕目"，火药作是其中之一。各作的手工生产"皆有制度作用之法，傅各诵其文，而禁其传。火药等制作，都有一定的工艺规范，工匠等须进行背诵，却禁止外传。宋仁宗时的《武经总要》前集卷-一和卷二，就记载了毒药烟球、火炮和获黎火球三种火药配方。黑火药的主要成分，是硫黄(S)、焰硝(KN03 )和炭(C)。北宋为了生产火药，从日本大量进口硫黄。如宋神宗时，"募商人于日本国市硫黄五十万斤"，"每十万斤为一纲"，自明州押送开封府。宋人称"硫黄颇为国计之助"③，将它作为重要的军事物资。北宋虽然严禁火药制作技术的外传，但辽人还是得到了此项技术，在"燕京日阅火炮"，于是北宋政府不得不下令禁止"榷场私买硫黄、焰硝"。南宋时，看来一些军事重镇都设有火药制造工场。如宋理宗时，江陵府"一月制造一、二千只"铁火炮。建康府在两年三个月的时间内，"创造、添修火攻器具共六万三千七百五十四件"，其中"创造三万八千三百五十九件"......可见建康府月产铁火炮的水平，大致与江陵府差不多。由于建康府火药生产的发达，宋度宗时，还"改筑炮药库".。除上述两个府外，其他军事重镇也应有较大规模的火药兵器生产".

燃烧性的火器出现最早，许洞说"飞火者，谓火炮、火箭之类也。"宋时所谓"火炮"，当然不是现代的管形火炮，而是用人力抛石机抛射各种引火物。据《武经总要》前集卷一一至卷一三记载，当时火炮的火药中还有黄蜡、松脂等物，将这类物质"同熬成膏"，再用"药末旋旋和匀，以纸伍重裹衣，以麻缚定，更别熔松脂傅之"，整个火球可"重及十二斤"，而用火炮抛射。其他如铁嘴火鹊、竹火鹊等类，"皆以炮放之，孀贼积聚及惊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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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火药的爆炸威力不大，故爆炸性火器的发展有一个过程。据《武经总要》前集卷一一和卷一二记载，烟球"用火药三斤，外傅黄蒿一重，约重一斤"，毒药烟球"重五斤"，"其气熏人，则口鼻血出"，这两种火器"并以炮放之，害攻城者"。霹雳火球用火药三、四宋斤，专用于地道中施放，"用火锥烙
球，开声如霹筋'，以竹扇簸其烟焰，以熏灼敌人"。南宋前期的采石水战时，宋军施放霹雳炮，"盖以纸为之，而实之以石灰、硫黄"，爆炸后，"其声如雷，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雾，眯其人马之目"。总的说来，这类兵器虽然也利用黑火药的爆炸力，但爆炸本身不具有杀伤作用，而是用爆炸力扩散烟雾、石灰或有毒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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蒺藜火球也用火药，"以三枝六首铁刃"，"又施铁蒺藜八枚"，用炮抛射，"放时烧铁锥烙透，令焰出"，藉爆炸力迸发铁蒺藜等杀敌，可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爆炸性兵器。南宋后期大量生产的铁火炮，是标准的爆炸性火器，铁火炮的铁壳内装填火药，爆炸时进发铁片，杀伤敌人，已接近于后世的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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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形火器的问世，是一大进步，后世的枪炮即由管形火器逐渐演变发展而成的。南宋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陈规守德安府，"以火炮药造下长竹竿火枪二十馀条"，"皆用两人共持一条"，"以六十人持火枪自西门出"，焚烧攻城的李横军的天桥。这种火枪看来应是火药喷火器，但具体形制不详。宋时有一兵书，叫《行军须知》，其中谈到守城战术，"用火筒、火炮，长枪、檑木、手炮伤上城人"。南宋晚期，建康府生产的火器中有火药弃挎枪头和突火筒。李曾伯向宋廷报告静江府贮存的火器，"火枪则止有一百五筒"。张顺和张贵率死士三千人，战船百艘增援襄阳府，"各船置火枪、火炮、炽炭、巨斧、劲弩"。"火炮、药箭射死北兵及坠水者，不计其数"，后"总管张顺所带火炮，并已发尽"。宋末扬州之战，宋方"骑士二人挟火枪刺(史)粥，粥挥刀御之，左右皆仆'吻。看来当时所谓火筒或突火筒，其实即是类似陈规所用的火药喷火器，而火枪或火药弃挎枪，即是在枪头上装置，了喷火筒，使之兼可烧人。这些管形兵器与后世的枪炮尚有差别。

宋理宗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寿春府"又造突火枪，以钜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子窠发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馀步吻。这种突火枪已接近后来的枪炮，是一大进步。有人对此记载提出怀疑，认为如果是在竹筒中燃烧黑火药，竹筒必定爆裂。依笔者推测，当时只怕是用某种加固的办法，使竹筒免于爆裂。

总结以上的介绍，宋朝三百馀年间，火药兵器有相当的进步。尽管出现了铁火炮，却仍用抛石机抛射，出现了发射子寞的突火枪，却尚未用金属做发射管。这是宋代火药兵器进步的极限，却也决定了后世火药兵器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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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军己装备了各种火器，特别在南宋中期和后期，火器已在兵器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北宋神宗时，在熙州、河州等地部署防守，由开封府运送一批兵器前往，其中包括黄桦弓、神臂弓和黄桦乌梢金线弓各三千张，斩马刀和劈阵刀各一万柄，新样齐头刀一万五千口，黑潦独辘弩二千枝，黑漆床子弩座一千副，锥枪一万条，射甲弓长箭二十万只，神臂弓箭三万只，独辗弓箭二十万只，马黄弩箭五十万只，神臂弓火箭十万只，火药弓箭二万只，火药火炮箭二千只，火弹二千枚①。现在已不知火弹为何物，但火弹与神臂弓火箭、火药弓箭、火药火炮箭等无疑都是火器，并已在兵器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自北宋末期至南宋前期，如开封府、怀州、洛州等地的守卫战中，不仅宋军使用火箭、火炮，金军在攻城时，也使用火炮。韩世忠镇压建州范汝为，攻城时也使用火炮。在俄藏黑水城军政文书中，伪齐军中也设"炮手"和 "火药匠"（但当时火器的应用，似尚局限于城市的攻守，而如富平、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颍昌等著名战役，直至宋军的符离之溃，尚不见有使用火器的记录。绍兴末到隆兴初，魏胜造"炮车在阵中，施火、石炮，亦二百步"⑤。宋孝宗阅兵时，"进呈车炮、火炮、烟枪"。

到南宋中期和后期，火药兵器在兵器中的比重元疑是增大了。宋军抗击金军和元军，已离不开火药兵器。宋宁宗开禧时，金军攻击襄阳府，赵淳"用火药箭射烧番贼"，又派军士出击，以火药箭、霹雳火炮等射人金营，可知当时火器也应用于野战。嘉定末年，金军围攻跻州，当时该州贮备的兵器计"弓箭有七十万，弩箭有三十五万有奇"，划车弩箭"约五万只"。战斗开始时，宋方部署守城的有"弩火药箭七千只，弓火药箭一万只，羡黎火炮共三千只，皮大炮二万只"，这些数字看来尚非是革开州贮备火药兵器的全部。跻州不是南宋头等的边防军事重镇，但从该州贮备火器在兵器中的比例，以及与前述北宋后期调拨熙州、河州等地的军器数量相比较，不难看出当时使用火器的广泛程度。镇江府的防江军有一次调拨武器给都统司，其中也包括"火药弓箭五百只"、"火药弩箭五百只"、"蒺藜火炮二百个'。

宋理宗时，李曾伯调查静江府的贮备火器，说"见在铁火炮大小止有八十五只而已，如火箭则止有九十五只，火枪则止有一百五筒，据此不足为千百人一番出军之用"，而"荆、淮之铁火炮动十数万只"。在战争中如此大量地施用火药兵器，确是前所未有的。在宋元战争中，宋军曾在濠州用火枪、火炮、火箭、火羡黎击败元军。嘉熙二年(公元1238年）庐州之战时，蒙古军"为火炮击死一大将"。由于火药兵器的大量贮备，有时还发生"炮祸"，翠相赵葵"蒙四虎于火药库之侧，一日蜡药，火作，众炮偏发，声如震霆，地动屋倾，四虎悉毙"。南宋亡国时，樊城守将牛富"投炮火中自焚死'吻。静江府委姓钤辖与部兵二百五十人，"拥一火炮然之"而自杀，火炮爆炸后，"声如雷霆，震城土皆崩，烟气涨天"，元军亦"多惊死者"，安钤辖及其部兵更是"灰烬无遗"。这显然是一具有相当爆炸力的火器。

南宋初，在水军中已配备了火箭、火炮等兵器。宋理宗时，包恢也说，水军中"自有火炮之法"，还有"火箭环射"战术，可"不一时间，延烧数百者'。《古今小说》卷一五《史弘肇龙虎君臣会》中提到"刘两府作《水底火炮》诗"。参对《碾玉观音》所引《鹏鸪天》词，"是关西秦州雄武军刘两府所作。
从顺昌入(大）战之后，闲在家中"。可知刘两府即是抗金名将刘锜。 刘锜官至太尉，人称刘两府。刘锜此诗如下:

一激轰然如霹雳，万波鼓动鱼龙息。穿云裂石响无踪，却虏驱邪归正直。

宋时所谓"火炮"类似于今的炸药包，而用人力抛石机(炮）抛射。但水底火炮却是在水下爆炸，显然不可能使用抛石机。以往的研究将古代水雷判断为明代创制，刘锜诗证明，至少在南宋初已有此类兵器，无疑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水雷。

水底火炮实现在水下爆炸，至少要有两项技术。一是如何密封，防止火药被水渗湿，二是如何引爆。如前所述，北宋仁宗时的霹雳火球施放时，"用火锥烙球"，蒺藜火球"放时烧铁锥烙透，令焰出"。看来当时尚无药线引爆。火锥引爆当然有危险性，只能适用于爆炸力不大的情况。《说郛》七六王铚《杂篡续》载"又爱叉'阳"的事目，就有"小儿放纸炮"。这当然就类似于今之爆仗无疑，时值北宋与南宋之交。记载南宋晚期临安的周密《武林旧事》卷三《岁除》说，"至于爆仗，有为果子、人物等类不一"，"而内藏药线，一爇连百馀不绝"。从"小儿放纸炮"和"水底火炮"的记载推测，晚至北、南宋之交，应已有了药线的引爆技术。

宋绍兴三十一年，即金正隆六年(公元1161年)，金帝海陵王决定大举攻宋。他集中大部分兵力，分海、陆两路进攻南宋行都临安。一是由他本人亲统的淮南远征军，约有兵力十七万，二是组建了浙东道水军，约有水手和军士七万人。金朝的大舰队已经入海南下，因遇风浪，而停泊在胶西县附近的庸岛。宋将李宝抓紧战机，主动发起攻击。宋军"以火箭乱射"，"以火炮掷之"。强劲的南风将金朝舰队挤壁在一起，烟焰蔽天，金朝浙东道水军被全歼。这无疑是世界上首次使用火药兵器的大海战。

百馀年后的元朝灭宋厓山之役，是又一次使用火药兵器的大海战。双方的兵器主要是"弧弩、火、石"，但并不成功。元军夺取宋舰时，双方还进行白刃战。除弓弩外，所谓"火、石"即是石炮与火炮。文天样诗描述此战，就有"炮火雷飞箭星落"之句。由于双方或将战舰涂泥，或预铺湿毡，"不能灼寸尺。故火药兵器在此战中没有发挥多大的威力。火药兵器在厓山海战中的失效，至少是催发了后世金属管形火器的诞生。

以上从生产、质量、数量、品种等方面，介绍宋朝火药兵器的发展状况。一方面，宋朝的火器固然没有在兵器中占主要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无疑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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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在军事上绝不弱，对外援助只是财政收入的九牛一毛，而且基本上一年贸易顺差就能回来。比起中国这几十年的凯子外交根本算不上什么。只是按《笑傲江湖》林震南的“福字在上，威字在下”的思路运作，这本来也是应该的。就是现在世界国际关系也应该是这种理念。

蒙古最后灭宋，已经是吞下了中亚阿拉伯（当时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地区）和北方金国的实力以后的事情，也是正面攻击了近四十年，之前向四川、两淮方向的进攻都被宋军击败，后来叛将刘整策划改变进攻方向从中路突破，而且刘整使宋军丧失水军优势。这些军事指挥战略方面的事，就下面说吧。

暴风影音

北宋和辽国的战争基本平手，签订和约后也是外交上名义也是平等的。

对于西夏，《宋朝军制初探》里评价：“西夏国土小，人口少，财力不足，本来完全不足以与北宋抗衡，正如王安石所说"今陕西一路，即户口可敌一夏国，以四夏国之众，当一夏国，又以天下财力助之，其势欲扫除，亦宜甚易，然终不能使夏国畏服”，书中说这里消极防御的结果，北宋与西夏没有什么大的过节，不主动出击也是应该的，书中最后有一段话总结：宋辽自擅渊之盟后，保持了一百二十年休兵的状态，而宋夏之间却时战时和，停停打打。对西夏的战争，宋仁宗时是屡战屡败，宋神宗时是败多胜少，失败的基本原因都在于分兵。宋哲宗和宋徽宗时，由于摸熟了西夏军的脾性，在战略和战术上稍有改进，即使宋军的素质并无什么变化，也存在种种弱点，却能居于胜势，使西夏败而求。

看《浴血年代 宋朝战争故事探秘》里，专有一章《第十二章 西陲的杨花——章楶征战西北》就专门介绍章楶击败西夏，最后在辽国的参与的外交调停下结束战事的介绍。

北宋与辽、西夏都是经过多次交手，真正打出毕其功于一役的效果的是对吐蕃的一仗，《浴血年代 宋朝战争故事探秘》书里《十万胡尘一战空——曹玮和三都谷之战》，那一次击溃吐蕃李立遵部，“宋军追击了二十余里，斩首千级，活捉七人。次日巡视战场发现树林里的受伤和掉落悬崖而死的敌人将近万人，吐蕃军死伤惨重;而宋方损失微乎其微，仅阵亡六十七人，负伤一百六十人，同时宋军缴获马牛、杂畜、衣服、器仗三万三千计。三都浴谷之战以宋朝取得大胜而告终”，战争影响这一章里有评价“三都谷战役是宋代军事史上一个重要的战役，这场战役也是促使宋朝和吐蕃部落关系转折的一战。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唃厮罗对宋朝极为恭顺，宋朝恩威并施，有效地笼络了河涅的吐蕃部落，使其成为抑制西夏党项势力的一个棋子”，曹玮也因此名列宋朝一流名将，“在南宋昭勋阁北宋二十四名臣中，曹讳和潘美、曹彬、李继隆位列其中。而北宋大将葛怀敏出任西北军事长宫之前，宋仁宗则把曹玮穿过的铠甲作为赏赐，足可见曹玮之荣耀和地位”。

北宋与金国的交战，其实也是大有机会的。《浴血年代 宋朝战争故事探秘》第十三章《帝国的末路——夕阳下的种家军》一章有详细介绍，种家军，种氏亲兄弟种师道和种师中就是《水汻》里的老种经略相公和小种经略相公，也是前面提到最后对西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章楶提拔起来的将领，也是与西夏作战时成长起来的。种师道本来已经退休回家，金兵南下时没有其他人手才重新启用他的，起初他是不同意趁辽国被新起的金国击败时趁火打劫的，童贯去趁火打劫的二十万军队就因为轻敌大败，引起了金国认为宋弱南侵，这一点《宋辽关系史研究》里有评价，也是北宋外交上失误，收留辽国流亡皇帝和大臣，通信被金国截获作为南侵的理由，《宋辽关系史研究》里指北宋与辽国一百多年外交过程里，从来没有收留过类似的叛逃和流亡者，在与金国这一点上轻率违背盟约是不理智的。

可是即使金兵南侵，按实力也是大有机会的，种师道到汴京时还认为没有想到汴京的城市防御体系这么坚固，早知道根本不会主张议和，还指有百万市民可以作为动员力，指责没有把城外居民和资源事先转移入城中坚壁清野，让金军获得了资源，现在知道了有这种防御体系，议和也可以，但是不必接受其他割地等条件。多次提出作战方案，却都被一一否决。这大概是因为内地和平太久，从皇帝到官员都不仅不会打仗也怕打仗了。最后种师中战死，种师道病逝，北宋灭亡。

如果被种氏兄弟军事指挥权，是完全可以抵御金兵的。从李纲的死守，事后宗泽能马上收复。吴玠吴璘能在和尚原，刘锜在顺昌都能击败金军，岳飞北伐中还在野战中击败金军都足以说明实力，即使张浚在富平，也是指挥失误才失败的。按当时的实力，措施得当守住开封继续之前与辽国对峙的状态是不成问题了。

即使是跑，如果宋徽宗、钦宗能像后来赵构一样一跑到底，不惜在海上漂几个月，也是能跑得了，唐代首都长安前后丢过六次，皇帝都腿长跑了。只是他们只避了一时风头就回去了，被金军一个回马枪逮住，就便宜赵构了。

赵构说起来，像陈霸先一样保住东南的作用还是有的。当时军事实力虽然和金国可以一战，但是毕竟统帅分散，北伐收复开封的机会不大，最多也就是能打出一个澶渊之盟这样的后果，收复北方一些地区，也就是面子上议和的条件好一些。网上见过一个说法，南明分歧甚至内讧太多，就是因为弘光、隆武、永历、鲁监国政出多门，如果只像北宋末只逃出一个赵构，或许要好很多。毕竟明末东南沿海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地区，在内讧连连的情况下，都支持了四十年，超过了南宋正面抗击蒙古压力的纪录，如果有统一的指挥，真像钱谦益热望过的“长干女唱平辽曲”也是有机会的。

而和蒙古兵，之前蒙古以四川、江淮为突破方向多次进攻，都被南宋击败，蒙古可汗都击杀了一个，四川钓鱼城始终没有攻破，最后南宋灭亡时才被劝降的。朝江淮方向攻击时还造就了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在对攻中多次击败蒙军的孟珙，百度上资料，苏联军史家德·安·沃尔科戈诺夫（就是《斯大林传，胜利与悲剧》的作者）把孟珙和曼斯坦因并称机动防御大师。

南宋与蒙古最后一次相当，南宋还略占上风的战役是鄂州之战，双方都排出了顶级阵容，蒙古方面由忽必烈统帅的十万军队，南宋方面也是最高军事统帅，相当于军委主席的贾似道也亲临前线。双方激战三个月，最后因蒙哥死于钓鱼城下，忽必烈妻子传来消息要他回去和阿里不哥争夺汗位，贾似道又正好派人和谈，忽必烈也就顺台阶下了。

对于这次和谈，网上有文章分析http://tieba.baidu.com/p/2200330317，贴几段：在宋蒙鄂州之战中，是否签订“鄂州和议”，是评价贾似道焦点之一。在元初人刘一清的《钱塘遗事》、元初佚名的《宋季三朝政要》、《宋史全文》等史籍里，皆有贾似道在鄂州之战中向蒙古请和及阴许岁币等的记载，其中尤以《宋史全文》所载最具代表性，其谓:“己未庚申，北军过江，东南之危如一发引千钧矣。似道在鄂为城下之盟，又食前言。”后人根据这些记载，大都相信贾似道在当时曾向蒙古签订了城下之盟，并认为在“和议条款”中还有“称臣”、“割江为界”等内容。如《中国史纲要》说:“南宋的权臣贾似道统率诸路重兵去救援鄂州，却暗中向蒙古求和，愿意向蒙古称臣纳币，双方割江为界。”直到前些年，才有屈超立先生提出质疑，他列举种种事实，指出:“鄂州之役时宋蒙之间曾就议和进行过使节接触，这是没有疑问的，但蒙方称贾似道提出‘请称臣’和‘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二十万’的条件退军，却是颇值得怀疑的。”并进一步否定有所谓“鄂州之和”存在，他说:“这是忽必烈的策略。一是以此为攻宋找口实、造舆论；二是可以看成是蒙元的离间之计，以此制造宋廷内部的混乱；三是鄂州之役时，蒙军以十万之众不能下一城，无功而返，这毕竟不是一件光彩之事，如果将退兵之原因说成是南宋妥协投降，而后蒙军乃退，这样就可以为失利的蒙军开脱。”

下面说和议还是存在的，只是没有传闻中的条件。

最后蒙古攻灭南宋，选择了从襄樊作为集中兵力打击的突破口，是叛将刘整的作用。鄂州之战后，贾似道开始“打算法”清查军队帐目顺便清除异己，刘整担心查到自己头上，投靠了蒙古，使南宋丧失了四川大部，起初蒙古人还不太敢相信这事。后来攻宋的决心和策略，都是刘整策划。《宋朝军制初探》里说“南宋所以能长期对抗蒙古，一是善于守城，二是长于水战。刘整说，蒙古的"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在野战中，宋军完全不足以与蒙古的"精兵突骑"较量，而在守城战和水战中，却完全可以较量，甚至获胜。元灭南宋的关键决策人物不是伯颜，而正是降将刘整，刘整使元朝完成了重大的战略转变。第一，将主攻方向由四川|转移到襄阳和樊城，并且避免强攻，施行长围久困;第二，编练了强大的水军。这两项转变产生了成效。元灭南宋的五次重大战役，即破襄樊之战，破夏贵大军的阳逻堡之战，破贾似道大军的丁家洲之战，破张世偞海军的焦山之战，最后亡宋的厓山之战，或是水陆协同作战，或是单纯的水战可见元朝不是采取相应的对策，制服宋军的战术特长，是无法取胜的;而偏安东南，支撑一百五十年的南宋，也终因元朝转变战略而亡国“、”由于元宪宗大举猛攻的失败，使元朝一度丧失了吞灭南宋的信心。宋将刘整降元，提出灭宋计划时，"廷议沮之"，经他再三
劝说，元世祖才对他说"朕意决矣”。

《浴血年代 宋朝战争故事探秘》里也说，西夏王族李祯和郭侃都曾提出以襄樊为突破口的战略，可是都没有引起重视，刘整投蒙后再次提出这个建议才被采纳。

前几天报纸上炒作令完成可能成为“中国史上最具破坏力的叛逃者”，令完成的破坏力无论如何绝不可能比得上刘整。以刘整的破坏力和作用，在古今汉奸里绝对排得进三甲。不过刘整虽然是主动投靠侵略者成为灭宋的关键决策者，毕竟还是觉得自己有危险时作出的叛逃举动。从诛心的角度上讲，似乎还不如没有身陷可能的险境的曾国藩和李光地。

不只是刘整，《浴血年代 宋朝战争故事探秘》的第二十章《上帝折鞭之地——钓鱼城之战》里就记载，在那次攻防战中，除了击杀蒙哥和出身文人、除最后被蒙军数倍兵力包围加上雨天锦袍宋军行动不便战死，以前与蒙古骑兵野战交手记录九胜一平，书中评价“即使孟琪、余所、杜果也没有达到这种指挥野战的水平”的曹友闻等胜利与悲壮以外，也出现投敌者而有四处城市被攻破：

蒙哥的主力军团十月抵达剑门苦竹隘，蒙军先架起一座天桥攻击关口，宋将张实和杨立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将蒙古人打退。接着蒙古名将都元帅汪德臣带领军士鱼贯而登，再次发动了猛烈的攻势，就在两军激战胶着之时，一名叫赵仲武的宋将偷偷打开了城门，蒙古军蜂拥而入夺取了苦竹隘，张实和杨立以身殉国。十月底蒙军进攻长宁山城，也是在激战之际知县王仲由鹅顶堡偷偷出降，蒙军人城后宋将王佐、徐昕宁死不屈而战死。蒙军紧接着以汪德臣为先锋沿嘉陵江而下，宋朝阑州大获山城守将杨
大渊起初还准备坚守，杀死了蒙古的劝降使者降臣王仲，但数战不利，水寨门被夺后就派遣儿子赴敌营请降，蒙哥以李忽兰吉单骑前往大获山城内纳降。十一月青居山守将被叛徒副将刘渊杀害，青居山也失守了，这样云顶、大获、苦竹、青居四城失守后，宋军四川的防守中竖八柱已经有四柱沧陷，四川的宋军实际控制区只剩下川东了。

后来晚明也一样样孔有德、洪承畴、吴三桂、李光地等一大批起关键作用的投敌者。

宋末崖山海战，流传出现在一句网络的讹传有必要澄清一下，就是所谓的“崖山之后无中华”，甚至不知道有讹传讹还有故意混淆视听指这句话出自日本人。实际上出处很容易找，网上已经有贴子作为考证了：http://bbs.tianya.cn/post-no05-189281-1.shtml文中明确指， “崖山之后无中华”出自钱谦益的《后秋兴》组诗，其实也是以宋代明，和吕留良的《题如此江山图》一样，是《长恨歌》的“汉皇重色思倾国”是同样的指代笔法。

不过这个贴子引钱谦益的那首诗错了一个字，原诗最后一句主“独倚银轮哭桂花”，文中误写作“独倚银轮哭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