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外解

henry2000888

[转贴]告密体系及其社会创伤—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与线人


冷战时期，东德最有名的特务头子是绰号“隐形人”马尔库斯-沃尔夫（Markus Wolf），德国犹太人，他任前东德安全部（Stasi）副部长达34年，其领导的驻外情报机构与前苏联的克格勃齐名，对内恐吓、监控、迫害本国居民，监 禁记者、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德国统一后，他畏罪逃亡苏联，在苏联解体前夕，他回到德国，提出通过帮助德国政府解开冷战中的一些谜团以换取赦免，但未能如愿。最终他两次站在审判台上接受正义的审判，被判有罪。
  [b]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八天后，东德国家安全部(MfS)更名为国家安全办公室(AfNS)，但这没能使它活得更久。12月8日，莫德罗总理下令解散了AfNS，自此，世界上最著名的秘密警察组织之一终于走到了尽头。
   　　MfS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斯塔西(Stasi，德语“国安”一词的缩写)。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构建起了一张由几十万线人 组成的大网，将几乎所有的东德公民罩在网中。身边有形或无形的监视者、监听者和告密者——— 无论他们是出于有据可查的事实，抑或只是来自传言、怀疑或想象，皆成为东德人日日夜夜置身其中的现实。斯塔西及其似乎无处不在的秘密线人，就这样定义着东 德人的日常生活，成为每个人言行起居中朝夕相处，必不可少，有机而且动态的组成部分。

  　　经由思想控制、经济控制和行政控制，以及庞大的秘密警察组织及其掌握的密织的线人网络，民主德国打造出了一个严密布控的社会，在长达几 十年的时间里，对内(对外也往往如此)造成了一种颇为安全与稳定的社会幻象。这种稳定的程度不仅大大强于其东部大家庭的兄弟们，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 波兰，甚至超过了在1960-70年代经历了巨烈动荡的资本主义同胞、西邻的近敌联邦德国。然而，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幻象，是因为这种稳定并无坚实的内在基 础。稳定之得以保持，端在内部的高压和外部两大强力集团难分伯仲的对抗所造成的平衡。一旦对抗失衡，内压立刻决口，整个体系顷刻间瓦解，国家瞬间不复存 在。
   二十年过去了，斯塔西对东德人造成的社会创伤、心理阴影和情感痛苦仍旧难以平复。
  
  　　最强大最有效
  　　东德似乎并不公开鼓励检举揭发，亦不大力宣扬告密文化，而是通过广泛、细密、有效的组织工作，渗透到社会的每一肌体，从上至下，层层布 控，有效预防，对公民一切可能危及政权稳定的言行实行全面监督。德国人为共同目标而不惜冷对个体的哲学渊源，做事务求条理分明、执行程序严谨高效，甚至刻 板至教条主义的行事作风，均为斯塔西发展成世界上最强大、最有效的秘密警察组织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自1950年创设以来，斯塔西的雇员始终在稳定增长。 1974年，该组织已有全职员工55718人，1980年有75106人，到1989年，则达到91000人。这些人的亲友往往知道其身份。真正的“地下 工作者”是数以十万计的、散布于社会各个行业、各个角落的非正式雇员，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告密者”(本文将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线人”，来代替感情色彩强 烈的“告密者”一词)。
  1995年，根据已不完整的官方记录(斯塔西在解散前已开始档案销毁行动)，1989年时的斯塔西有非正式雇员17.4万名，约占当时 东德18-60周岁公民的2.5%。约翰•科勒(JohnO.Koehler)在所著《斯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2000)一书中认为，其总人数可能 接近50万(另据一位前斯塔西上校的估计，若将临时线人也计算在内，则线人总数可能高达200万人)，平均每166位东德公民，便有一位斯塔西警探“照看”，东德因此成为世界上秘密警察密度最高的国家。苏联克格勃有4.8万雇员，监控全国2.8亿人，平均每人负责5830位国民。若计入非正式雇员，则斯 塔西每人监控66人。如果连临时雇员也包括在内，那么每6.5个东德公民中，便有一人为秘密警察工作。
  　　东德所有的大企业中，均派驻有全职斯塔西警官。每座居民楼亦指派一人，充任监视者，直接向管片民警报告。每有住户的亲戚朋友在此过夜， 斯塔西都会得到报告。宾馆房间的墙壁通常开有秘密孔洞，以便斯塔西用特殊的针孔照相机或摄影机进行秘密拍摄。若有敌对嫌疑人进入监控名单，斯塔西便会在其 家中布设设备，秘密监听。大学和医院亦被广泛渗透。
  　　斯塔西的座右铭是“党的盾与剑”(Schild und Schwert der Partei)，这句话在电影《窃听风暴》中曾两次被提及。线人的工作亦围绕着这一目标展开，但因工作性质的不同，又有细分。据芭芭拉•米勒 (Barbara Miller)的《统一后德国之罪疚与顺从的叙述：斯塔西线人及其社会影响》(Narratives of Guilt and Compliancein Unified Germany_Stasi Inform ersandtheir Im pact onSociety，Routledge，2000)一书所述，人数最众，分布最广的是非正式雇员(IMS)，即民间线人。1979年的一份斯塔西纲领指 出，IMS“在全面确保国内安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其工作是预防性的，为“应对新的安全需求而进行早期的辅助侦察与落实”，特别是要弄清“谁是谁”的 问题。
  　　斯塔西极为看重IMS，其各个时期的正式文件亦不断强调这一点。“非正式雇员是与阶级敌人秘密活动作战的最重要因素”(1958)； “非正式雇员是国家安全部所开展之全部政治工作的绝对核心”(1968)；“我们的政治工作所期望达成的政治与社会影响，有赖与非正式雇员进行高质量与有 效的配合，他们是同敌人作战时的主要武器”(1979)。
  　　芭芭拉•米勒(BarbaraM iller)：《统一后德国之罪疚与顺从的叙述:斯塔西线人及其社会会影响》(Narratives of Guilt and Com pliancein UnifiedG erm any：StasiInform ersand theirIm pact on Society，Routledge，2000)
  没有英雄
  两德统一最初的欢欣之后，原来的东德人很快发现，曾经憧憬的美好生活并未到来，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生活和职业保障却一去不返。失业率猛 增，东部人不得不接受再教育，学习谋生技能，尝试适应曾经向往如今突然而至的自由，学会自己做决定。相对于国家替你决定一切的旧体制，统一后的自由反而令 许多人不知所措。傲慢的西部人施于他们的歧视和怠慢，相较于旧体制的压制，似乎更加不堪。现在，他们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个人或集体的理想与自尊，过往的人 生变得一钱不值。在东部，自怜和恋旧的情绪高涨，已经不复存在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竟然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了已逝的天堂。今年春天，BBC播出了一套系列纪 录片，讲述东欧人对社会主义大家庭时代的回忆，好坏兼有。一位女士说，较之现在，东德时代的妇女更为独立，在婚姻和工作中有更多的选择，“我们感到安全及被照料。”她面对镜头说。
  　　然而，国家不仅照料其公民，亦监控他们，而这种监控的深度和广度，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政府可能都难望其项背。统一后斯塔西秘密档案的逐渐 公开，对许多东部德国人的心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逼使某些人重新审视那个失乐园。“这些文件不仅有助于前东德人得知并了解自己的历史，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迫 使他们对过去重新定义。”芭芭拉•米勒女士写道。
  　　档案的某些部分足以令人震惊，例如，1987年的记录显示，当时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竟有多达12人是斯塔西的线人。也正是由 于这一点，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深受秘密警察之苦、1987年从罗马尼亚移民西德的赫塔•米勒，坚决反对在没有甄别清算前东德作家历史污点的情况 下，实行两德作家组织的合并，并为此于1997年宣布退出德国笔会中心。
  　　在德国东部地区，赫塔•米勒并不是很受欢迎的人。1999年，柏林墙倒塌十周年的时候，她告诉RFE电台罗马尼亚语-摩尔多瓦语部的米 尔恰•约尔古莱斯库，尽管已经统一多年，但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上，两个德国之间的鸿沟仍然存在，德国东部更近于东欧而非本国西部。“在东部德国，有些人不请 我去朗读作品，”她说，因为他们不想以直接了当的批判回望过去。但也有人请她。“可以说，在德国西部，大多数人只是对我的书抱有理论上或文献上的兴趣，而东部人会通过我的书面对自己的过去和人生。有些人为此觉得不快。许多次在德国东部，我朗读完，首先就会听到听众提问：‘可罗马尼亚的情况当然比我们这儿恶 劣。我告诉他们：‘这要看你怎么看待那些事。’”她说，许多东部人不愿意相信的是，从整体上讲，罗马尼亚和东德之间的不同没有他们愿意相信的那么大，可 听众不喜欢这种看法。
  　　[b]随着秘密档案的公开，线人们不断曝光并受到谴责的同时，公众也发现，自己每次都会落入相同的、极为复杂的道德困境。“斯塔西的线人们始 终是(东德)国家机构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如果没有大多数东德人的沉默作为配合，这一体系断然不会如此有效运转。”芭芭拉•米勒就此写道，“作为 机会主义的盲从者，个人之所以与集体保持一致，是因为他们在这种物质安全、社会安定的平庸图景中安于浑浑噩噩，其中之个人，则坚定不疑地服从于那种对简单 及相对和谐之生活的欲望。”
  　　我认为，当集体耻辱感逐渐增强到一个临界点，这个集体就将面临极大的风险——— 完全的自我否认。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承认自己的一生是背德的、有罪的、附从的、心甘情愿被愚弄的，因而也是毫无意义的。出于本能，集体会避免让自身落入这种 深渊。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找到救赎者。两个月前，翁贝托•艾柯援引一例指出，1931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勒令全国1200位大学教授宣誓效忠，仅有 12人拒绝，并为此失去工作。其余皆为保住教职而屈从。“也许这1188人是对的，”艾柯说，“但那12个人挽救了其大学、乃至我们国家的荣誉。这就是为 什么你必须说不，即便这样做毫无益处。因为有朝一日，你可以说，你说过不。”
  　　十二君子仅仅是大学教授集体的百分之一，在全体意大利人中的比例更微不足道，但他们事后足以为集体耻感提供一个排遣的通道，虽不至完全 脱罪，亦可让失序的心理找回某种平衡。如果一个集体找不到可引为代表的英雄，帮他们卸去颈上的重轭，让他们有理由说出：“我们也曾反抗过，”那么这个集体 终将不能自如地面对过去。
  　　东德却没有英雄。
   羞耻与失忆
  1993年初，前东德最著名的女作家克里丝塔•沃尔夫(Christa Wolf)被指认曾在1959至1961年间为斯塔西充任非正式雇员，代号“玛格丽特”。沃尔夫女士的反应具有典型性：她最初完全否认，半年多之后，档案 将不可辩驳的证据呈现于前，她又改口，说已将这段往事完全忘却，并辩称从未对同胞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在身份曝光之前，前线人大多保持沉默，直至白纸黑字的证据出现。然而对那段不光彩的往事，他们真的有可能失忆吗？芭芭拉•米勒在前述专著中，对上述情况做了分析：
  　　传统的记忆复制理论认为，人的记忆是对过往事件的精确复制，但心理学家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自我记忆的机理往往与此相反。加拿大滑铁卢大 学的社会心理学教授迈克尔•罗斯发现，个体会使用“绝对自信的理论来构建其个人历史”。也就是说，人们趋向于用当前对自我的理解来“推断”他们过去的行 为。除非有明确的信息让我们相信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已经发生了变化，不然我们便很可能有意夸大过去与现在的相似性，并以此重构记忆。
  　　“谢天谢地，我好像很早以前就忘记了。”沃尔夫女士写道，“如果我还记得那件事，我怎么能活过那么多年，怎么还能继续写作，我还能相信谁？”
  　　事发时，她立刻遭到了潮水般的猛烈攻击。然而舆论最初的歇斯底里过后，不断出现的档案逐渐还原出更为客观的历史：沃尔夫与斯塔西的合作只是“最低限度的”，并且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不仅如此，自从年轻时的政治幼稚之后，她日益转向政权的对立面(她被称为“忠诚的异见者”，在批评政府 的同时仍然保持社会主义信念)，并为此与丈夫一起，遭受了斯塔西长达20年的不间断监视，写于1979年、但直到1990年才得以出版的半自传体小说《余留之物》(Was bleibt)，记述了那段监控之下的生活。
  　　该书甫一面世，即遭指责。评论界指其伪善，以东德时期的既得利益者之身，又图谋于新时代。三年后斯塔西秘档曝光，舆论众口一辞，大有将她打入地狱之势。这正是面对历史时的乱局与困境，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皆难以脱逃，亦难以承担。
  　　斯塔西死去二十年了，时间似乎漫长，却又像弹指一挥间。它的幽灵仍然纠缠着许多人，也许每夜都来，徘徊于枕边，让他们至死不能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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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钱学森揭发张爱萍：他说蒙古曾是中国领土 要划清界限

2011年12月02日


核心提示：作为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在这场运动中表明自己旗帜鲜明地同张爱萍划清界限，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张爱萍的“大国沙文主义”，具体写的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陪同张爱萍到发射场时发生的事情，张曾指着地图跟他说：“这里是蒙古，从前都是中国的领土。”

本文节选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01期 作者：李鹿 原题为：说话伤人吹捧大跃进不一样的钱学森

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年初刚出任国防科委主任的张爱萍将军被人们称为是追随邓小平搞右倾复辟的“四大金刚”之一，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被宣布为右倾翻案风的重灾区，号召科技战线上的广大职工“打一场批判张爱萍的人民战争”。

作为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在这场运动中表明自己旗帜鲜明地同张爱萍划清界限，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张爱萍的“大国沙文主义”，具体写的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陪同张爱萍到发射场时发生的事情，张曾指着地图跟他说：“这里是蒙古，从前都是中国的领土。”

这张大字报张并没有在意，但是据张的后代讲述，钱学森在批斗会上的发言对张伤害很深。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在2007年出版的《张爱萍传记：从战争中走来》一书中写到：其实，父亲并不在意别人对他的批判，他经历的太多了。他说：“要我听就去听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有一个大科学家（指钱学森）的发言，使他困惑和难受。这位科技界的泰斗说：“张爱萍是个什么人？我看是个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结果张爱萍心脏病突发住院。

延伸阅读：伯乐张爱萍


1974年底，经历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失败后，中央决定让曾经身陷囹圄的张爱萍重新领导国防科研工作。

兴业之要，人才为先。张爱萍马不停蹄地开始重新组建国防科研尖端领导队伍。1975年元旦前的一个晚上，张爱萍敲开了陈彬的房门。

惊喜之余，陈彬却羞愧难当。原来，文革中他曾违心地写过一张批判张爱萍的大字报。一直深感内疚的他一见面就说：“首长，我对不起您！那年我贴了一张您的大字报。”

“算了算了，我知道你那样做也是不情愿的。”张爱萍打断了话头，向陈彬说了叶帅让他“出山”的事情，请陈彬立即参与到卫星发射工作中来，并让他推荐可以马上投入工作的人才。陈彬推荐了后来担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马捷。

其实当时起用陈琳还真是有些阻力，有人对陈琳颇有微词，但张爱萍却说：“你们哪里晓得，他的长项是组织计划，工作勤勉，思路清晰，以前就是我的得力帮手。没有他做具体工作，导弹是打不出去的。”陈彬去世后，他的骨灰埋在了戈壁滩上。

在张爱萍与陈彬的交谈中，他还问及原国防科委秘书长张震寰的情况，陈彬为之吃惊。因为张震寰曾贴了三张攻击张爱萍的大字报，而当年张震寰从地方转入部队是张爱萍推荐并给予重用的。

张爱萍却明确表示：“那是形势所迫，不少同志都是违心所为。”“后来张爱萍出任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张震寰是试验场一线总指挥。

http://forum.home.news.cn/detail/9135130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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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小孩子都会的把戏：告密和栽赃陷害


我上小学的时候，因为家里成分不好，老是受同学的欺负。甚至有时和我平时最要好的同学也会欺负我。有一次老师登记家庭情况时，我嚅嗫着说出“中农”两个字，（我家在老家成分是富农，到东北后父亲花了一百多块钱改了户口，后来有外调查出，但户口始终未改）即有两位平时要好的同学义正填膺地站了出来，主动地揭发我隐瞒的事实。
这种事情在当时发生得真是太多了。当时我家附近有一邻居，其家男主人因不满时局，在家说了一句牢骚话，岂料某一天因家庭琐事打了女儿一巴掌，女儿一气之下，竟然向“有关部门”举报了父亲，结果是父亲被单位批斗个半死，回来之后，两者断绝了关系。后来是女儿成了家，有了孩子之后才恢复。但这已是文革结束之后的事情了。
那时告密真的是无处不在。有时告密的人可能就是平时和你关系不错的人。粮库有一个老职工和我聊天时说，文革时大家都喊某某某万岁，有一个职工开玩笑说：万碎？万碎不就剁成饺子馅了吗？结果被人告发，判了三年。
小孩子也会这一套，他也不为着什么，可有的学生，甚至是小学生，小小年纪，竟然心特别坏，惯于玩这一手。小学有一个同学姓刁，同学们送其外号：刁德一。此人可真是姓如其人。他学习成绩特别地差，老师看他不起，同学们也对他施以白眼。但正如俗语所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大约是自卑太久的缘故，此人动不动就上老师那里告同学的状，看到后来老师对他不搭理，他又学会了造反和反潮流，竟然要挟老师，骂老师是所谓的黑干将，并威胁要反映到领导那里。岂料我们老师虽是女性，但也不是吃素的，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他怒斥了一顿，而且越说越来气，接连打了他几个耳光。我们都很开心，他也着实地老实了一阵子。
毛##去世的时候，一连数天都是天天哀悼，有一天我们去电影院哀悼，出来的时候，不知是真心的还是装的，某些学生嚎啕大哭，我当时没有任何表情。我回头瞧了一下刁##，那时是忠不忠心看眼泪，他竟然也没有哭，不但如此，他看了我一眼，还对别的同学大声地说：###没有哭，我还看见他乐呢！当时气得我恨不得和他拼命。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我竟然异常地冷静，什么也没有说（当然也不敢说），同学们心时气愤，但大家谁也没有说什么。只有我们的老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才使他不敢再发狂。
几十年过去了，回想起那个年代，有些事情，真是怪。但当时的人竟然觉得很正常，也许这正是可叹之处。而某些人却要重拾极左旧货，正不知为何故。也许他们自己心里明白吧。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7577973&boardid=1

一丁

呃，这个帖子没想到引起这么多回复。

不过我得声明，我的帖子没有任何具体指向，只是为了总结和描述一种现象而已。

henry2000888

引用第22楼一丁于2012-09-24 11:27发表的 :
呃，这个帖子没想到引起这么多回复。

不过我得声明，我的帖子没有任何具体指向，只是为了总结和描述一种现象而已。

贪污腐败与文革教育

自言自语发表于 2011-02-15 17:19:37  凤凰锐评
贪污腐败是“文革”教育的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般般好，就是贪污腐败现象令人诟病，让老百姓恨之入骨。但很少有人想到，这种种腐败现象的社会基础，正是此前的十年文革所奠定；这种腐败的幼苗，正是生长在那个吹牛皮说大话、只教育别人不教育自己、自己无知却轻贱知识分子、多大的错误也绝不承认、一定要将自己身上丑陋转帖到别人身上，时时处处不忘表现自己英明伟大的畸形年代。
腐败的前提是权力的绝对化。靠《国际歌》来鼓动群众，以“大救星”的身份君临天下。一个人变成神开始，他的腐败也就开始了——这种腐败可能是金钱，也可能是特权，本质上是一样的，都将危害到民主、文明的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而由于这种绝对权力所导致的文革，则充满了虚伪、自私和野蛮。其整个过程，就是一个道德沦丧的过程——一方面是教导全民斗私批毫不利己，另一方面则是大张旗鼓地鼓动造反派不择手段造反夺权；人人想当官，个个想夺权，为了巩固地位而不惜同室操戈亲友相残。对这种现象耳濡目染甚至身体力行几十年，在没有长期有效制约的社会体制下，一朝权在手，腐败的后果是迟早的事情。
翻云覆雨、让人无所适从的世事风云，和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思想改造，当年学毛选、唱红歌、思想红、觉悟高的革命小将，正是当今的国家栋梁；也唯有他们，才最有资格腐败。我注意搜集了网上可以找到的大小贪官东窗事发时候的年龄特征（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信息的透明度所限，各年度的统计无法统一，有些只好略过）。
看看2006年2月网上的一份统计：
2004年贪官的平均年龄是49.5岁，2005年他们的平均年龄则是51.7岁——当年的49.5岁和51.7岁，用加减法就能算出，是出生在1953-1954年，全都是文革开始时候的十二三岁的孩子，并一路伴随文革成长起来的！他们的脑子里，按道理，本应该是装满了大公无私的革命理想的一代。
又据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间，共有35名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年均7人。其年龄特征，政府公务员，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如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出逃时年龄为59岁，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出逃时为58岁，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出逃时为57岁等；非政府公务员，大多处于30～50岁年龄段之间。
2003中纪委查处的十个腐败高官中，程维高，1933年生人；李嘉廷，不详；丛福奎，942年9月出生；潘广田，时年58岁；丛福奎，1942年出生；刘方仁，1936年1月生；王怀忠，时年56岁；刘克田，1951年出生。
再看2004、2005贪官涉案年龄数字统计：
涉案年龄 2004年 2005年
30岁以下 0% 1%
30-39岁 16% 4%
40-49岁 28% 27%
50-59岁 43% 44%
60-69岁 13% 23%
70岁以上 0% 1%
平均年龄 49.5岁 51.7岁
——50岁以上即经受过文革教育的占到了68%！
2006——2008年贪官涉案年龄，据法制晚报的粗略数字：2007年落马官员进行的数据统计中，共涉及案例51起，与2006年相比较，2007年落马贪官平均年龄下降1.7岁，为53.3岁。其中在51-55岁之间的人数14人，占总样本数的42.4%（56岁以上人数没有统计）。在2007年的统计数据中，贪官年龄仍然是51—55岁最为集中。2008年贪官平均年龄为50.8岁，六成集中在46到60岁，平均年龄比上年小两岁半。其中46-50岁、51-55岁、56-60岁的三个年龄段呈比较均衡的分布状态，均超过20%（51-55岁、56-60岁相加超过40%）。
而按照2009年07月19日人民网-人民论坛的统计，外逃贪官出逃时的年龄呈现行业特征，即：政府公务员，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如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出逃时年龄为59岁，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出逃时为58岁，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出逃时为57岁等。　
2010年，国家反腐败风暴中受到法律制裁的11名省部级高官（7名被判死缓，4名被判无期徒刑），年龄都在花甲之际，最小年龄的郑少东也已经53岁，米凤君年龄69岁。
这里还有一份2010年12月份的“23年来省部级高官腐败样本”（作者: 陈晓舒 徐 凯），汇集了1987年~2010年23年120名省部级高官的腐败样本。他们因违法违纪被查时，年龄最高者83岁，早已退休；年龄低者则不过48岁，于正得意时陨落。在同一样本中，对年龄有据可查者共116人，其中60岁~69岁区间为集中区域，比例占到近一半；小于54岁的占25.86％，大于70岁的占3.45％。
人民网反腐风云2010年中国官场回眸所列出的十大贪官：
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刘卓志，1953年12月生。
浙江省人大副主任张家盟，1956年7月生。
江西政协副主席、省统战部长宋晨光， 1952年12月出生。
江西省交通厅连出腐败案 原厅长蒲日新，1947年7月出生。
福建省林业厅厅长吴志明， 1956年11月出生。
衡水市委书记陈贵， 1956年10月生。
中山市市长李启红，女，汉族，1954年4月生。
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延河，1954年10月出生。
济南市政协原副主席刘子栋(正厅级)，1962年4月出生。
江苏省财政厅副厅长张美芳，女，1958年4月出生。
——只有济南市政协原副主席刘子栋是1962年4月出生，为文革期间的1969年前后入学。其余均为文革（1966年5月）前入学，属于伴随文革成长起来的一代或者更早。
最新的反腐数字则是：
2011年01月0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在北京召开新闻通气会，会上通报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工作情况：2010年1至12月，119527人受到党纪处分，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5098人。其中所点名的康日新、黄瑶、宋勇、李堂堂、许宗衡、张春江、宇仁录等大案要案，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正在立案检查的还有张家盟、宋晨光、刘卓志等违纪违法案件。
康日新，1953年8月出生。
黄瑶， 1948年4月生。
宋勇，1955年1月。
李堂堂，1954年12月生。
许宗衡，1955年7月生。
张春江，1958年7月出生。
宇仁录，1962年5月出生。
——仅宇仁录1962年5月出生，1969年（文革前期）前后入学。
2011年最新“入网”的：
原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董事长罗金保，现年55岁；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1955年6月出生；河南省交通厅长董永安，956年6月生（其先后落马的三位前任：曾锦城，1945年生于湖南；张昆桐，1942年生于北京；石发亮，1958年生于河南省）。全部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战斗洗礼”。
综合而言，地位越高，年龄越大，受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思想教育越深。而他们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曾是列于高位、夸夸其谈教育别人的人！本应该是满脑子大公无私的革命后代，却成了为害国家为害社会的大丑大恶。这一方面让人们产生了我们几十年来“思想教育”这味药能否治病的怀疑，另一个方面，也再次证明了“当今社会一切丑恶现象，都能在文革当年找到历史根源”的判断——正是当年无法无天却在高喊“毫不利己”、“斗私批修”，看似激进实为开历史倒车，听党的话却台上台下不知道党是谁，和以“人民”名义进行的种种“教育”，以及建国以来就存在的官员特权、行业特权等，埋下了当今社会腐败的种子；也正是由于这样一些人的示范作用，才有了此后不断低龄化的新的腐败现象的发生。
http://q.ifeng.com/group/article/175632.html

whywhy

引用第10楼peacewyj@126于2012-09-23 10:50发表的 :


上层只当看不见，P民不危及他们的权力。

如果你要搞点政治，只要是“异见”（这个词语也被滥用了）人士，你可以想象得到，其反应速度和强度会如何！
.......

这位是明白人！

引用第22楼一丁于2012-09-24 11:27发表的 :
呃，这个帖子没想到引起这么多回复。
不过我得声明，我的帖子没有任何具体指向，只是为了总结和描述一种现象而已。

哈哈，楼主多虑了啊！我等P民只是茶余饭后看下热闹而已

xcaogu

引用第22楼一丁于2012-09-24 11:27发表的 :
呃，这个帖子没想到引起这么多回复。

不过我得声明，我的帖子没有任何具体指向，只是为了总结和描述一种现象而已。

说实话，这帖子指向什么，谁都能看出来，但这种附会技术含量不高。
今天看到个类似的，“日本首相经常换，因为日本国旗像卫生巾。”

xcaogu

引用第23楼henry2000888于2012-09-24 14:37发表的 :



贪污腐败与文革教育

.......

年纪不大能当大官吗？不当大官能有大权吗？没用大权能大贪吗？把一切错误都记到文革头上，问题就解决了吗？

按这文章的说法，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但腐败比中国严重的国家，是不是应该文革一下啊？据说，中国腐败指数全球排名75位，后面还有100多个国家呢。

henry2000888

引用第26楼xcaogu于2012-09-24 16:02发表的 :


年纪不大能当大官吗？不当大官能有大权吗？没用大权能大贪吗？把一切错误都记到文革头上，问题就解决了吗？

按这文章的说法，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但腐败比中国严重的国家，是不是应该文革一下啊？据说，中国腐败指数全球排名75位，后面还有100多个国家呢。

对应该文革一下，不过你的愿望目前是落空的，正常点的领导人都不会玩这样高难度折腾自己人的运动，你这种文革三种人的后代念念不忘的一个失败的运动，一个历史垃圾，呵呵

你应该自动去朝鲜，那边比较适合你这些文革三种人的利益相关方，独裁，个人崇拜，秘密警察，这几个要素都有，赶紧去北朝鲜吧，不要在中国受苦了！

henry2000888

引用第25楼xcaogu于2012-09-24 15:58发表的 :


说实话，这帖子指向什么，谁都能看出来，但这种附会技术含量不高。
今天看到个类似的，“日本首相经常换，因为日本国旗像卫生巾。”

你一个行业白痴兼嘴炮，有啥资格来这里装大尾巴狼，脑缺了吧！

你就是一个文革月经棉，已经被淘汰这么多年了，还妄想翻天，做梦吧，哈哈！

henry2000888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的是什么?


　　在我一生中常常有两个噩梦经常跟随着我，一是梦到考大学，我在中学时数学学得不好，因此就常做噩梦，梦中又被一道数学题难住了，想啊，想啊，就是做不出来，最后急醒了，这个梦常重复出现，以致有时候在梦中，还对自己说这大概又是在做梦吧，最后急醒了。二是梦到文化大革命，我又被关到牛棚，又被批斗，又被劳改，又被挨揍游行，这个噩梦也经常重复，一直到今天还挥之不去。

　　今年暑期在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度假，应朋友之邀到一个叫“农家傲”的饭店吃饭，并说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特别有意思，请我去看看。我们进了“农家傲”大厅，这里的气氛与其他酒店就是不一样，大厅墙上悬挂着当年文化大革命的宣传画，有马、恩、列、斯、毛的画像，有文化大革命的标语。七时整，一队身着军装，戴着红袖章的男女红卫兵高喊着毛主席语录，扛着红旗，手拿毛主席语录小红本上场了，报幕的女红卫兵向观众说：“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各位无产阶级战友们，现在农家傲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开始，你们听到了我们的歌，观看了我们的演出，你们可以回忆起那激情的岁月。”他们演出的内容，从打倒牛鬼蛇神、学大寨、跳忠字舞、歌颂人民公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歌，歌颂毛泽东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我忽然觉得时光倒流，又返回三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中，再看看那男女红卫兵，他们演出那么认真执著，与当年的红卫兵一模一样，当他们杀气腾腾地列队绕场一周，走过各个饭桌时，我把他们当成真的造反派又来了。

　　我看了看，顾客大多是三十多岁到四十岁出头的人，他们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那些扮演红卫兵的二十多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更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他们哪有切肤之痛。我的儿子与我的爱人看电影《天云山传奇》时，我爱人伤心得流泪，我儿子却说，难道有这种事？年轻人不了解过去，这些扮演红卫兵的演员，演出得如此执著，惟妙惟肖，我不得不佩服这场演出的编导，是他编导了这场“文革”戏，“文革”后的29年，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文革”重现的演出。这种演出，给“农家傲”饭店带来效益，据说来这里吃饭要预定，在我看来，来客并非要看文革演出，而是为了猎奇，当红卫兵在舞台上声嘶力竭地叫喊时，当“红卫兵”下台绕桌子旁列队行进，嘴里喊一人下乡，全家光荣，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时，观众会鼓掌哄笑，饭店老板也不会叫客人白看戏，每位客人在付钱时，要多加5块钱，这个钱说是给“红卫兵”小将的，如果你对“红卫兵”小将的某个节目感兴趣，还可以献花、献花环，不过每束花需付费50元，花环100元，舞台上还写着演节目时，禁止照相、录像

　　看完后，我又沉浸在那段不堪回首的年月之中，真如那位“女红卫兵”所讲的，看完和听完演出后，会回忆起那“激动人心”的岁月，它又揭开了我的伤疤。这场戏的编导、饭店老板为了利益，在饭店搞一些演出，应该说是一种娱乐，但不能在娱乐的掩护下，搞一些与时代相悖的东西。(王幼辉)

来源: 燕赵都市报


http://news.21cn.com/luntan/wangyou/2005/09/23/229928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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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丽水县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1968年下半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最新指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并发表了社论。不久，毛主席把非洲某国元首来华访问时所赠的芒果转赠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新闻媒体广泛宣传。接着首都工宣队又把芒果转赠给其他城市的工宣队。因芒果数量有限，各地工宣队又用塑料仿制成芒果，辗转相赠。从此工宣队威信大振，各市县也纷纷成立工宣队，进驻各单位领导“斗、批、改”工作。

　　丽水县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于1969年1月6日成立。队长是国营丽水农业机械厂八级技工虞信章。队员有：王炳生(农械厂)、吴作坤(农械厂)、林土根(丽水农械厂)、陈秀凤(丽水火柴厂)、张碧莲(丽水火柴厂)、尤菊云(丽水火柴厂)、陈荣(丽水运输段)、方镇东(丽水运输段)、何云通(丽水养路段)。

　　工宣队向县革命委员会提出要求派一名熟悉党的方针政策、原则性强，而且“笔头流水”的县机关干部到工宣队协助工作。经县革委会研究决定派我去。我是从1969年2月27日开始到县工宣队工作的。

　　县工宣队先后进驻的单位有：1969年2月下旬县革委会政工组在丽水中学举办全县中学教师参加的清理阶级队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县工宣队配合领导学习。虞信章同志担任该学习班领导小组成员。1969年5月上旬县工宣队进驻城关合作商业和丽水电影院、丽水剧院，工作重点是清理阶级队伍。1969年6月下旬县工宣队进驻碧湖区供销社，工作重点是清理阶级队伍。1969年10月县革委会抽调部分县机关干部，加上县工宣队、县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成县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碧湖镇，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这时县工宣队员增加了担负支左任务的6480部队的张其庭(连指导员)、俞俊兴、徐锡园、赵文余、余明光、蔡仕洪、宋人杰、董星堂、卢永福、吴路其十位同志。1970年2月县革宣队又增加了从省级机关干部下放丽水县农村劳动锻炼的“五七连”抽调的32名干部。

　　县工宣队进驻这些单位的主要工作任务是根据上级指示和县革委会工作部署，开展清理阶级队伍，清查历史反革命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当时各进驻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在极“左”路线指导下，采取许多过激行为，出现清阶扩大化现象。县工宣队面对如此复杂情况，首先加强自身建设，认真学习党的有关方针政策，牢记党的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反复强调秉公办事。工作中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不意气用事，在纷繁复杂局面下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并且严格执行请示汇报制度，对重大问题个人不轻易表态。虞队长经常对队员们说：“我们都是工人兄弟，头上没有乌纱帽，不用怕这怕那，就是牢记照党的政策办事，硬碰硬，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在全县中学教师清阶学习班上，曳岭区的一位年轻教师，心直口快，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提过意见，作过评论，被造反派指控为反对共产党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在批斗会上，他还是嘴硬不认错，造反派准备要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工宣队员通过调查，了解到这位教师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靠共产党培养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兢兢业业，勇于探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于是对这位教师多次进行个别谈心，启发他忆苦思甜，让他逐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言论和造成的不良影响，然后在小组会上和大会上作深刻检讨，并表了改正的决心。终于取得了群众对这位教师的谅解。工宣队员对造反派也做工作，指出要从本质上看问题，允许年轻人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能一棍子打死。

　　在碧湖镇搞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过程中，省革委会清阶办公室来了几位年轻人，带来一叠从敌伪档案中摘抄下来的敌情资料，在革宣队组长会议上说碧湖镇在解放前有几十个反动组织，(把收田租修渡船、凉亭的和管庙宇的也列为反动组织)敌情十分严重，把碧湖镇说得是漆黑一团，草木皆兵，提出要克服右倾思想，在这次清阶运动中要揪出一大批暗藏的阶级敌人。工宣队员在讨论时悄悄地说：“我们不管他那一套，还是记住一句老话，‘实事求是，照政策办事’。”

　　碧湖区供销社的一位负责同志曾配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加强对碧湖镇市场管理，对小商小贩管得比较严，对几个违法违章的小商贩作过处理。在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开始后，这几个小商贩认为报复的时机来到了，跳出来自命是革命造反派，诬告这位负责同志在解放初期曾通匪资匪，是暗藏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拉拢许多不明真相的小商小贩，开会揪斗这位同志，会场上公然呼喊口号：“打倒×××!”在大街小巷张贴大字报、标语。有的群众怕被说成“包庇反革命”，人云亦云，一时闹得全镇沸沸扬扬。工宣队配合碧湖镇清阶领导小组，进行深入细微的调查研究，弄清事实真相，向县革宣队领导同志和坐镇碧湖的县革委会负责同志汇报后，确定这是一件诬告案。虞队长站出来向各方面干部群众说明调查结果，澄清事实。对那些自命的“革命造反派”进行说服教育，理直气壮地说“我是扛鎯头的工人，也不是丽水人，在这里无亲无戚。如果真是坏人，我为什么要包庇?是好人就不能冤枉人家!”一场闹剧就这样平息了。事后碧湖镇的群众说：“还是工人老大哥做事情硬，真刀真枪，敢讲敢做。”

　　在党的“九大”闭幕后，县工宣队员和中学教师一起组成九个宣传小分队，分头下农村向农民群众宣传党的“九大”精神。虞队长、吴作坤和我一个组，会同城关镇中学的部分教师，到枫树湾公社、双黄公社的枫树湾、大岭、后弄、油散、蒲岸等村，一路敲锣打鼓，扛着宣传标语横幅。每到一村，采取口头宣讲和文艺小节目表演加“三句半”的形式，宣传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特别强调要听共产党的话，加强团结，克服派性，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方针，齐心协力搞好农业生产。共产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宣传活动受到山区农民的热烈欢迎，也使参加宣传小分队的同志亲身感受到农村真实情况和农民对教育的迫切要求，增强了搞好教学工作的责任感。

　　在成立县工宣队之前，虞信章、吴作坤等几位工人同志先参加了丽水县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虞信章同志任队长。遵照县革委会的指示，于1968年8月28日进驻两派斗争闹得最凶的太平公社，宣传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做促进大联合大团结的工作。

　　该公社的大畈大队农民前段时间在外界派性的干扰下，分成了“大派”、“小派”两个派，各自标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责对方是“保皇派”。“大派”依仗人多势众，聚集上百人包围了“小派”所在的十八窟(自然村名)，抛掷土制的炸药包，形势十分紧张。虞队长闻讯带上几名队员，立即亲自前往，分头做两派头头的工作，宣讲中央指示精神，教育他们停止武斗，消除对立情绪，搞好团结。虞队长召开各种小型会议，反复讲：“你们农民是扛锄头的，我们工人是扛鎯头的，大家都是阶级兄弟，靠了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才翻身得解放，都要听毛主席的话。你们农民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矛盾，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经过几天几夜的艰苦工作，终于化解了两派矛盾，双方握手言和。全公社在做好大团结的同时，解放了公社革命领导干部，于9月25日成立了公社革命委员会。

　　接着虞信章同志和县人武部的同志带领县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先后进驻大港头和庞山，宣传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精神，促进两公社革命群众的大联合，解放了公社革命领导干部，筹建公社革命委员会。1968年10月6日峰源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宣告全县实现“一片红”，即全县35个公社(镇)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1970年9月10日根据县革委会指示，县革宣队撤离碧湖镇。县革委会负责同志宣布，县工宣队、贫宣队已完成历史使命，工人队员各自回原单位，农民队员回原生产队，部队同志回原部队。我也回到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被临时抽到县第四次党代会筹备办公室秘书组工作。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丽水县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出中共丽水县第四届委员会。结束了因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导致中共丽水县委领导工作中断四年之久的局面。

　　我与工人同志一道工作期间，学习他们无限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严守纪律、秉公办事、勤奋好学的高尚品质，养成了艰苦朴素、求真务实、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并一直把它贯穿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参加县工宣队的确是一次终身难忘的学习经历。


http://xt.inlishui.com/html/2010/sj_0325/404.html

henry2000888

红卫兵

卫兵——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人群，大部分由年轻的学生组成。红卫兵并不是真正的国家军队，而是一种特殊的群团组织，是文化大革命中冲击原政权、巩固社会主义成果的重要力量，对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但在民主平等、资本腐败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在苏联出现修正主义以后，毛泽东同志认为：要严格的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以及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复辟，捍卫初生的新中国的文化，于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在第一次国共内战之前，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曾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革命事业的犯罪”，“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红卫兵”在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后，奔赴全国各地，都以各样的方式开始了破除和批判他们所认为的“封资修”，他们忠心不二，某些红卫兵对毛泽东的崇拜狂热情绪过激，导致了盲目和极端，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本来是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却演变成了一场全民运动，在这种革命激情冲击之下，红卫兵成为一股力量，“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卫兵无比狂热的革命热情却变成是破坏的主力。这些昨日课堂的学生，家长膝下孩子，转眼间就变成了暴徒，对国家行政体系、社会秩序、文化价值观念以及千千万万人的无辜生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这也是文革冲击原政权架构的重要力量，对文革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极权政治幕后操控者使用的杀人机器，无数知识精英，社会名流死于它们的屠刀之下，举凡中华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夕扫地荡尽。给中华千年文明带来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全国性的以大、中青年学生为主的群众性组织，于1966年5月下旬最早在北京出现，并首先在首都的青少年中发起了红卫兵运动。毛泽东认为青年学生是推动“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的突击力量，并于同年8月1日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表示支持他们起来“造反”。从此红卫兵运动迅速向全国发展。
8月18日 ，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并且再次表示支持红卫兵运动。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上，是一望无际的人群，在南到前门和东西两侧的长安街上，都是人山人海。人们的口号声惊天动地。林彪在大会的讲话中
，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革命精神”，鼓动红卫兵“打倒一切”。“八·一八”（8月18日）之后，毛泽东又分别于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11月25日8次接见红卫兵，共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1300多万。 　　
9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或学生代表、教职工免费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使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的大串连走向高潮。这是造成社会大动乱的一个严重步骤。在中央文革小组煽起的所谓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狂热下，各地大批红卫兵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和社会，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资、修”的事物进行大破坏；许多人被当作“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抄家侮辱、殴打和迫害。红卫兵组织也由于观点不同和利益的争夺，发生分化和改组。他们打出各种派别旗号，展开剧烈的派系斗争。这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主和法制的行为，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一条“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则在会议的讲话中，对红卫兵的破坏行动竭力加以吹捧。会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种种越轨不法行为不再受到约束，对不法行为的干预则被扣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社会因而不断陷于动乱之中。
　　1967年为稳定局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一系列通知、批示，要求学校师生停止大串连，复课闹革命。此后，红卫兵的活动逐渐停息。在毛泽东“推翻”以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目的达到以后，以“从大乱达到大治”夺回红卫兵过度膨胀的权力为目的，红卫兵运动终於被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取代，1968年底，红卫兵运动寿终正寝。红卫兵运动第一个高潮是破“四旧”，即所谓的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四旧”从改路名、店名、校名、厂名、影剧院名、公园名开始，一切被认为与封、资、修等“四旧”沾边的名店、老店招牌被砸，高档商品禁止出售。 　　

红卫兵还对被他们视为奇装异服的行人采取粗暴行动，如剃时髦发型、剪小裤脚管、剁尖头皮鞋等。甚至违反党的宗教政策、文物保管法规，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破“四旧”过程中，由北京刮起的打人抄家风也迅速在全国盛行开来。抄家的对象起初只是所谓“牛鬼蛇神”，以后逐步遍及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且生活用品及私人财宝也被抄走，许多图书、唱片被销毁。一些知名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名演员，更是红卫兵抄家的集中目标。 　　

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党委，并造成群众之间派别纠葛和纷争。在北京红卫兵冲击政府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情况越来越频繁，这一切都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当红卫兵象流星般划过中国的政治天空之后，留下的，是对中国文化遗产前所未有的破坏和对几代中国人（也包括他们自己）从精神到肉体的摧残。但红卫兵作为一种群众性组织，则一直延续到1976年。

http://baike.baidu.com/view/121254.htm

henry2000888

纳粹党卫队（Schutzstaffel）及冲锋队（Sturmabteilung）

纳粹党卫队（Schutzstaffel，简称SS）

党卫队（Schutzstaffel，简称SS）是德国纳粹党的一个庞大的半军事组织。因队员穿黑色制服，又称黑衫队。德国纳粹党的特务组织和军事组织。纳粹把党卫队看作自己的精英，纳粹党的禁卫军。理论上所有党卫队的成员都是按照血统（必须是纯种日耳曼人）和意识形态的标准严格挑选出来的。1925年成立。初为希特勒的卫队和对付政敌的工具，规模很小（约二百人），隶属于冲锋队。1929年1月希特勒任命希姆莱为其首领，大肆发展。1931年设情报安全局，进行特务活动。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时，发展到五万二千人。1934年6月，希特勒依靠它清洗并取代了冲锋队。它统辖秘密警察（即盖世太保）、“骷髅”部队（用于看守集中营，因以骷髅徽为标志得名）、武装党卫军（用于作战，后来扩展到三十五个师，五十多万人）。除直接参加法西斯侵略战争外，以残酷手段迫害和屠杀共产党人、民主进步人士、犹太人、占领区居民和战俘。1946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宣判为犯罪组织。

党卫队从级别、标志到装束等都区别于德国正规军、纳粹党和德国政府机构。党卫队以两道闪电作为SS象征，在北欧神话中一道闪电（其实它的意义代表太阳）代表胜利。其闪电标志由瓦尔特·赫克（Walter Heck）在1932年设计。

党卫队创立于1925年11月9日，其成立之初的任务是保卫纳粹党及其领袖，隶属于冲锋队。后于1936年7月正式从冲锋队中独立。党卫队员被要求必须将"纯正的军人血统，德意志贵族的高尚思想、风度和教养，以及以种族精华作为基础的工业家的创造性活力，连同时代的社会要求"于一身，是德国新秩序的骑士！党卫队的标志为SS的变形的黑底上有两条银白"闪电"，来自于古代北欧的文字，一道闪电象征着胜利。同时也将充满了神秘的北欧"黄昏的世界"有力的引入了日耳曼人的心中。1939年4月，武装党卫队（Waffen-SS）正式宣告诞生，他是党卫队的野战部队，至战争结束共有38个师级部队，几乎参加了除北非地区的所有战役。

党卫队的历史

创立

党卫队的前身是成立于1923年的冲锋队。冲锋队的任务是在集会、演讲等公共活动中保护纳粹党的高级干部。由Emil Maurice担任队长的冲锋队，最初由8个人组成。他们成为了后来狂热分子的模范。党卫队原来属于冲锋队。1924年，希特勒决定建立一支私人卫队，这支卫队的人数更少，但要绝对可靠。

最初的党卫队首领是海登。海登曾经是希特勒的六大贴身警卫之一，但因涉嫌受贿，所以不受希特勒的绝对信任。1925年，希特勒任命希姆莱为党卫队的副首领。希姆莱在此之前还从没见到过希特勒，但他在任党卫队副首领之后，凭着狡诈和谨慎，在党卫队中步步升高。党卫队也在他的努力下逐渐崛起，终于取代了冲锋队，成为第三帝国实行法西斯统治的最残忍、最令人恐怖的组织。

当1923年纳粹党的暴动失败之后，冲锋队和警卫旗队被废除了，直到1925年才重新建立。重新建立之后，警卫旗队作为希特勒的个人卫队，在纳粹党的各种集会和会议之上保护希特勒的人身安全。同年，冲锋队扩充成为一个全国性组织，党卫队成为冲锋队的下属组织，直至长刀之夜之后脱离冲锋队而独立，称为Allgemeine-SS(又名一般SS)，开始时仅有280人。新建立的党卫队的任务是在全德国范围内保护纳粹党的各位高级干部。

发展

在1925年至1929年期间，党卫队通常被认为仅仅是一小伙冲锋队而已，人员数量也不过280人。1929年1月6日，希特勒任命海因里希·希姆莱为党卫队的领袖。从1929年起，佩戴骷髅标志，名义上隶属于冲锋队的党卫军，实际上早已独立于冲锋队之外。尤其是冲锋队的头领罗姆不那么服从命令时，党卫队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地位便日趋重要。1934年，在希姆莱、戈林等人的怂恿下，希特勒以“罗姆暴动”为借口，血洗了冲锋队。冲锋队从此一蹶不振，党卫队却名声远播，它的势力开始渗透到党、政、军、文、财等各个部门。至1932年底，党卫队拥有成员52,000人，到1933年底该数字上升至209,000人，到1944年底上升至818,000人，到1945年中期上升至950,000人。希姆莱在扩编党卫队时，参考了其他的类似组织，例如圣殿骑士团、耶稣会士、以及意大利黑色旅。

1932年之前，党卫队的制服和冲锋队的制服相同，除了一条黑领带和带有骷髅头的黑帽子。后来他们采用了黑色的制服，在战争前夕，又改成了鸠灰色。武装党卫队部队和德国国防军的军装样式相同。在战争期间，武装党卫队也会因战场需要而穿上迷彩伪装服。在1945年，他们中的部分人又换了装。

党卫队队员的座右铭是“我的荣誉是忠诚”。党卫队的军衔体系是独特的，他们没有照搬德国国防军的军衔体系，而是沿用了当年冲锋队的那一套。

希姆莱和他的得力干将，莱茵哈特·海德里希，一起加强了这个组织的战斗力。在1932年，希姆莱给了莱茵哈特·海德里希一个任务，要求在党卫队内建立一个高水平的机构，即党卫队保安部，主要执行情报与反情报的任务。当二战爆发时，党卫队的成员数量达到250,000人。在1940年11月，武装党卫队（Die Waffen-SS)也成立了，他们和德国国防军一起在野外战场并肩战斗。

1934年，在希特勒的调停下，希姆莱的党卫队接管了原属于戈林势力范围内的盖世太保。同年，希特勒赋予了党卫队管理所有集中营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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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语：Sturmabteilung 缩写：SA)  1931年德国冲锋队接受希特勒检阅
　　德国纳粹党的武装组织。因队员穿褐色制服，又称褐衫队。简称SA。冲锋队于1921年8月3日成立。在成立的宣言中，冲锋队发誓愿作“钢铁的组织”为纳粹党效力和“心甘情愿地追随领袖”。慕尼黑陆军第七军区参谋恩斯特·罗姆上尉任参谋长。 　　
冲锋队最初主要从事破坏革命运动、冲击其他党派群众集会及进行街头殴斗等活动。后参加1923年11月8日的啤酒馆暴动。1924年12月20日希特勒出狱后，委托罗姆重建冲锋队，但两人在冲锋队的性质及与纳粹党的关系上发生争吵，1925年罗姆与希特勒闹翻，后参加玻利维亚军队。1930年底罗姆重被委任为冲锋队头目，H.希姆莱的党卫军隶属于冲锋队。希特勒执政后，H.戈林宣布冲锋队为辅助警察，冲锋队员人数不断膨胀。1934年已达250余万人。由于冲锋队与德国国防军矛盾的加剧，1934年2月28日希特勒召集国防军和冲锋队首脑会谈，议定国防军是第三帝国唯一的武器持有者，冲锋队则负责入伍前的青年和退伍军人的军事训练。但以罗姆为代表的冲锋队上层企图取代国防军，主张实行“第二次革命”，全面实施《二十五点纲领》。柏林、汉堡、埃森、弗赖堡等地的冲锋队员发生骚动。1934年6月，希特勒在戈林和希姆莱协助下，将罗姆开除出德国军官联合会。6月30日夜，戈林的特别警察和希姆莱的党卫军对冲锋队大肆镇压，枪决了罗姆和150多名冲锋队头目，后冲锋队为党卫军所取代。

冲锋队的崛起　　

[1]大城市里的政治对手在讲到这个名字时尤其怒气冲冲。这里笼罩着赤裸裸的恐怖。像1923年前一样，冲锋队冲击对手的集会，他们殴打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员，为国家社会党开道 纳粹冲锋队的自行车队
。同时还发誓要追求崇高的目标：“冲锋队前进……为了歌德，为了席勒，为了康德，为了巴赫，为了科隆大教堂和班贝格骑士……我们现在必须用啤酒罐和椅子腿为歌德效劳。当我们获胜之后，到那时我们又会重新伸出双臂，将我们的精神财富抱在我们的心窝。”这些话是“运动”的一位诗人维尔弗里德·巴德让他的“主人公”霍斯特·韦瑟尔讲的。 　　
有关冲锋队员们的不法行为的警方报告在增加。比如1929年纽伦堡的全国党代表大会，冲锋队员克吕茨至今还吹嘘说：“在那里我们睡在干草上，我们连一杯啤酒都买不起。但这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情绪高涨。”事实上发生了殴打和骚乱。一队冲锋队员列队走向党代表大会会址的方向，封锁了轻轨。当司机要求队伍让出轨道时，冲锋队员们冲进车厢，殴打司机和很多乘客。纽伦堡冲锋队在会场周围制造了一系列暴力行为：一家饭店被砸，因为它升起了他们所痛恨的共和国的黑-红-金三色旗帜；另一家遭到了啤酒瓶的轰炸袭击，因为它收留了工会成员。有位警察想保护一名受冲锋队员迫害的人，但一群人中有一位夺下他的警刀，在他的背部连刺三刀。希特勒用一句话挡回了对过于野蛮的指责：“冲锋队不是一个教育上流社会儿女们的道德学校，
而是一个粗暴的战士的组织。” 　　
特别是在柏林，左派和右派之间的野蛮斗殴很快就成了街头的常景。那些褐衫的乌合之众故意挤进共产党的地区进行挑衅。在红色的夏绿蒂堡，他们在共产党的家庭防卫梯队、交通饭店和租户小组的密集网络之间组织了一次“冲锋”。另一个焦点是舍嫩贝格区的“红色岛屿”。冲突像剧本里编好了似的，越来 冲锋队军旗
越司空见惯，不断发生。冲锋队开着卡车穿行在街头，高呼口号，向红色一方的设施扔石头。共产党员保尔·托尔曼描写他这一方人员的反抗说：“我们采用一种特殊的战术。先放纳粹分子进来，再封锁街道。然后尽可能不放他们出去。假如我们仅仅是回骂他们，他们还会再来。”在“纳粹上台”之后，托尔曼属于受冲锋队迫害的第一批受害者。 　　
尤其是在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新的城市无产者蜂拥进了冲锋队。很多人是为了逃避生存困境和家庭危机才穿上褐衫制服的。冲锋队酒馆里出现了“褐衫营”神话，它首先给了那些无家可归者一个家。一位21岁的冲锋队员从狱中写信给一位战友道：“我请求你，别老让我母亲来这儿。她会哭个不停，那样我的情绪也就被破坏掉了。如果她问你，你就告诉她，我现在4个星期才能有一次探监时间或别的什么。我最想念你们这些战友。”“冲锋队之家”和“冲锋队酒馆”是大都市里一种真正的褐衫营文化的中心。在像柏林市中心的“博恩霍默小屋”这样的酒馆里，阴暗的柜台里都悬挂着一面饰旗。骑自行车的巡逻者保护着该地带；不久酒馆本身内部就被用隔板隔开了。一份同时代的报告里这么写道：陌生人很快就被视为敌人，常在隔壁房间或保龄球球道上布置起隐藏处，“当警察突然出现时”，可以将手枪藏在里面。 　　
男人之间的哥儿们义气主要是靠酒精建立的。这是柏林的饭店老板罗伯特·赖泽格的赔偿要求给人的印象：当普鲁士内政部1932年禁止冲锋队时，他为3个月里无法销售的152.5吨啤酒提出索赔。面对这种态度，党卫军的同志们用手掩着嘴鄙视地讲他们是纳粹党的“流氓无产者”，1931年加入党卫军的汉堡人奥托·库姆今天认为：“那里没有纪律。”
尤其是在柏林，底层社会和冲锋队之间的界限如今消失了，无数小刑事犯罪分子得到了成员证。在韦定，“强盗冲锋队”在同共产党和法律进行斗争。“柏林冲锋分队的正式历史”是和诺伊屈尔讷的狗腿子的恶名同时诞生的：“3000多名红色活动分子，反对不足70人的第25冲锋队。但这支冲锋队80%由工人、无赖组成，冷酷无情，老奸巨滑。柏林人称它‘流氓冲锋队’。”控制夏绿蒂堡地区的是臭名昭著的第33冲锋分队，在1930年～1931年年底的短时间内，该分队的成员将很多人杀害或打成了重伤，民间称它“杀人犯冲锋队”。1930年11月22日，共产党的“鹰隼”漫游者协会的成员正在艾登宫跳舞，20名冲锋队员冲进这家饭店。他们高喊着“打死狗”，将饭店的客人打倒在地，不加选择地冲着人群射击。3名工人被子弹击中，倒在了血泊里。 　　
这回那些褐衫打手被送上了法庭。控告他们企图打死人，破坏国家治安和身体伤害。年轻的律师汉斯·李滕博士代理对4名冲锋队员的附带诉讼。1931年5月8日他将阿道夫·希特勒叫到柏林莫亚比特刑事法庭的证人席上。经过调查，李滕想撕下国家社会党的面具，揭露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恐怖主义核心。他想证明，国家社会党不仅容忍暴力行为，而且恐怖是党的政策的重要部分。这次审讯持续了两个小时。一开始希特勒还表现得很平静。他像转经筒似的不断重复：“严禁冲锋队攻击持不同政见者。”李滕拿柏林党区头目戈培尔的无数言论反驳希特勒，言论中讲必须将“对手辗成齑粉”。讯问的时间越长，希特勒越不安。最后他发火了。他跳起来，满脸通红地咆哮道：“律师先生，您怎么能说这是要求从事非法活动？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李滕终于让被告被判刑了。此时他还没有意识到，他在法庭上的亮相是在宣判他自己的死亡。李滕是1933年最早被“保护性拘留”的人之一。在多年的残酷虐待和各集中营之间的辗转之后，这位勇敢的律师于1938年2月5日在达豪集中营自尽了。

http://baike.baidu.com/view/131383.htm

peacewyj@126

歪楼了歪楼了，变成了文革，充满了文革气息，看贴都看得累。

一丁

再次声明，本主贴并没有任何具体指向性。欢迎各位回贴，但也敬请发言遵守版规，相互尊重。虽然在网络世界“没有知道你是一条狗”，但是正所谓“思想有自由，言论有边界”。再此敬请各位理性发言。

正如楼上所言，楼有点歪了，我们大家把家扶正。

一丁

有这么多的回贴，还有这么多的争论，是我发贴时完全没有想到的。

henry2000888

引用第33楼一丁于2012-09-25 01:58发表的 :
再次声明，本主贴并没有任何具体指向性。欢迎各位回贴，但也敬请发言遵守版规，相互尊重。虽然在网络世界“没有知道你是一条狗”，但是正所谓“思想有自由，言论有边界”。再此敬请各位理性发言。

正如楼上所言，楼有点歪了，我们大家把家扶正。

楼主这番话有点意思：

所谓领袖话题，涉及历史必定涉及20世纪的几个反例：

第一就是纳粹运动
第二就是文革运动
第三就是斯大林时代

所以领袖话题边界可以说很大，也可以说很巧，多半绕不开这20世纪三个历史案例


纳粹运动在先
文革在后
对比纳粹和文革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一丁

引用第35楼henry2000888于2012-09-26 00:15发表的 :



楼主这番话有点意思：

.......

谢谢您的回复。您的总结非常好。

henry2000888

引用第36楼一丁于2012-09-26 03:26发表的 :


谢谢您的回复。您的总结非常好。

请看法国杜兰对文革的一个谈话，这点非常有意思：


文革是一场反社会运动

⊙ 杜 兰（Alain Touraine）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9607006g.htm

　　杜兰教授是法国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在社会学理论上，他创立了「行动社会学」，并将之运用于南美、法国、东欧社会运动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他大力推动「社会学介入法」之运用，80年代中期其研究重点集中于社会运动「主体」，尤有建树。

　　作为一个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上都颇有建树的学者，杜兰教授怎样看待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呢？这无疑是本刊及读者都很感兴趣的问题。为此，我们委托旅居法国的陈彦博士代表本杂志采访杜兰教授，在此谨表谢意。以下为本刊编辑室提问（▲）和杜兰的回答（□）。

▲　杜兰先生，您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能否用您提出的社会运动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能不能将之看作是一场社会运动？

□　我先对这个问题作一个较为直接但尚欠明确的回答。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将其界定为「反社会运动」，即它与社会运动背道而驰。

　　社会运动是由社会角色、社会群体为争夺利用各种社会资源的主导权，而参与并引发的冲突，是一个社会集团同另一社会集团、一个阶级同另一个阶级的冲突，但冲突的参与者对同一件事会作出自己独特的阐释。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革命这一名称本身就既非运动也非社会，而是文化和革命，这完全是另外一极的现实。某类运动自身可能包含一种战争因素而不是冲突：如淘汰异己，寻找一种绝对的匀质，反对外国人、反新教徒、反叛徒、反资产阶级、反犹太人等等。如果一个运动以追求绝对的匀质、追求整合──即使是以人民之名进行的整合──等为名，企图排除少数，无论这个少数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这个运动便同社会运动相反。

　　所谓社会运动，它首先至少有两个参与角色，这是一种社会关系。举例来说，工人运动中有工人与老板，资本主义社会里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工薪阶层和雇主阶层，他们之间在为利用社会的资源文化而争斗。如果一个运动不是一个集团反对另一个社会集团，只是发动所有的人起来，如向所有好的中国人、所有好的法国人发出某种号召；另一方面，如果这个运动是同政府而不是同民间社会相连的（这一点十分重要），那么这个运动就不能叫做社会运动。这就是说：第一，文化革命不是从基层发起的运动，它主要是由毛发动的；第二，文革模式不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所谓「炮打司令部」，即是说号召全体人民起来铲除那些需要被铲除的人，那么这就只是战争模式、矛盾对抗模式，而不是社会冲突的模式；第三，文革运动已经没有共同的认同，因为它是文化价值层面的运动。我再重复一句，社会运动预设一个共同的价值命题，如对进步、对技术等这些十八、十九世纪的信仰。所以我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十分完美的「反社会运动」的样板。有意思的是，这种「反社会运动」完全可以甚至特别经常地激发起热情。让我们拿远离共产主义世界的纳粹运动为例，它在德国曾激起巨大的热情。纽伦堡的反犹法，青年们就曾经热情响应。1933年，希特勒通过民主选举取得了领导地位；然后在1935、1936、1937年，我相信如果当时举行自由公民投票，希特勒仍会获得多数支持；又如斯大林去世时，苏联人在大街上痛哭，等等，都说明了这种有人民支持、激情的「反社会运动」或者摧毁社会角色的运动，可以很容易地在各社会群体中引起一种要求纯洁、要求匀质的冲动，就像今天大多数的塞尔维亚人大概都同意将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穆斯林人杀掉。对匀质的追求、对少数派的斗争、对叛逆的检举、寻找替罪羊等等，都是这种运动的特点。另一方面，这类运动还有民粹主义倾向──反知识份子、反精英阶层，文革的红卫兵就有着十分明显的反智、反精英的民粹特点。

▲　您曾经写过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的著作，你怎样看它与文革的异同呢？

□　有意思的是法国确实有过毛主义份子，他们在1968年的「战争」里起了很大、甚至是最重要的作用。在政治上使用暴力，搞暗杀等行动主要是毛份子干的，相对来说托洛斯基份子要温和一些。我在我的那本有关1968年五月风暴的书中强调，法国五月运动的特点是那些有组织的少数派的行动同当时运动的意义完全相反（《五月运动或乌托邦共产主义》，1968）。如果以历史家的眼光去研究五月学生运动的意义，我会称之为「文化解放」，即是说它将由社会、经济问题引起的政治动员领域移向文化问题、种族问题、性问题、妇女问题、地区问题等等。但如果你从意识层面看这一运动的表达、它的话语和意识形态、它的领袖人物，你就会看到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面貌。毛主义份子、托洛斯基份子等对运动有完全不同的认识。换句话说，这一运动的实践是创新的，但其运动的话语则是工团主义的、威权主义的、甚至是准军事的。法国毛主义份子等以毛的名义发动了一场同毛主义运动、同文化革命完全相反的运动，当然他们对文革运动也是一无所知的。他们在文革中看到了某种无政府主义的东西，以为是人民起来反抗寡头政权，这种情况在法国和中国都是不存在的。

　　法国1968年五月运动就是这样的运动：它以旧的词汇表达出新的东西，正如圣经所说的旧瓶装新酒。当时，学生说将革命旗帜从弱小的学生手中移交到强大的无产阶级手中去，他们去工厂，然而五月运动的意义并非是工人罢工。当时的工人罢工时间很长，规模也很大，但并没有甚么意义。二十五年后，当人们谈到1968年5月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学生运动，谁也不会想到工人罢工。实际上，学生运动才是有创造力的。五月运动中存在着一个误区，这个字太轻，用社会学术语说，是一种意识形态滞后的现象。其实这一现象是常有的。我以为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论述就十分精彩。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和1848年六月革命的新意，是工人运动的诞生（1877年工人国际在伦敦诞生）。但巴黎公社的话语完全不是工人运动的，相反却是法国大革命的话语。马克思对此嘲讽道：历史事件往往重复两次，第一次以悲剧形式出现，第二次以喜剧形式出现。巴黎公社里的激进革命小资产阶级讲的是法国大革命的话语，而他们首先做的事就是开除巴黎公社中的工人代表。

　　我很想说相同的话，1968年五月运动中的那些毛主义份子、托洛斯基份子、知识份子、革命者或不革命者等等，其实他们对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呼吁」如性自由等十分鄙视，他们是那种军事的、工人的、清教徒式的、先行者等模式的人。所以说，五月运动的误区不仅仅是由于对文化革命的无知，还由于该运动的实践与意识形态的分离。

　　另一个有趣但并不十分重要的现象是，一些法国知识份子去过中国回来后，就对毛大唱赞歌，有的因而成名。如在法国就有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索勒尔斯（Philippe Sollers）及马基雅基（Macciocchi），这种现象同法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分不开。法国知识份子是理性主义的，他们比较不相信社会运动，更多地相信革命的矛盾、革命的辩证法，即是说相信历史规律，相信历史有客观逻辑可循，而只有知识份子掌握这些历史的规律。革命之所以对法国知识份子有吸引力，是因为革命可以用理性的权力来替换金钱的权力，从而可能创造出一个哲学家国王。从某种意义上讲，列宁就是一个哲学家国王，他也用历史规律的名义排除东正教和镇压异己。当然，毛也是一个知识份子、一个哲学家国王，但他是最坏的（笑），宁愿要一个腐败的国王，而不要一个哲学家国王。

　　从这个角度可以解释法国当时所出的关于中国的书，现在看起来简直是对知识的玩弄。他们提供错误的东西，原因是他们所知的就是别人告诉他们的，作为知识份子他们起码应该寻求事情的真相，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这种情况可以用知识份子被意识形态「贿赂」来解释，但重要的还在于怎样理解法国五月运动中的实践与理论的差别。

▲　这种社会运动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是否有更为深层的社会与历史的原因？

□　我刚才已经部分地解释了这种现象，这就是法国知识份子对启蒙思想传递下来的思想或意识形态模式的依恋。那么多人从信仰理性、启蒙哲学而后成为斯大林主义者并非偶然。一个十分著名的例子是本达（Julien Benda），他曾经高呼《文人的背叛》（The Treason of the Intellectuals），要求知识份子起来捍卫真理，他后来却成为斯大林份子。另一个例子是罗曼罗兰，现在有材料表明他访问苏联时，曾看到过文件，目睹过事实，但他却为了斯大林主义而撒谎。这些例子说明，知识份子本能地不相信社会运动，知识份子相信政权，他反对某个政权但拥护另一个政权，他想抓住政府。社会运动是民间社会的运动，是底层的运动，知识份子在底层没有力量、没有实践、没有经验、没有影响，他们总是将自己定位于上层，反对政权或者拥护政权。他们很少同下层民众在一起，因为他们自认为是真理的持有者，应该靠近政权。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历史地看，法国一直是一个比较相信政府而不相信社会角色的国家，今天仍然如此。法国的政治力量一直很强大，而社会力量则是弱小的。政治上的右翼如拿破仑、波拿巴党人是强大的，但老板公会则一直是弱小的；左翼的共产党或共和党等等一直是强大的，但工会都是弱小的。这就是说，社会角色一直十分弱小。现在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密特朗（Fran鏾is Mitterand）。尽管密特朗有半生具有右翼倾向，但他仍然是典型的左派政治家。他对社会问题毫无兴趣，他感兴趣的是权力、是法学、是文学、是国际政治，似乎社会是骯脏的。只有那些糟糕的社会民主党人才会对经济、社会有兴趣，而社会民主党人在法国总被视为社会的叛徒。由于历史的原因，法国人特别热衷于法国革命的模式，即是说夺取政权。所以当人们告诉他们「炮打司令部」时，对他们来说就是「占领巴士底狱」的意思，他们很喜欢。

▲　您刚才提到纳粹主义，您是否想将它与文革相比？

□　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问题，我无意将文革同纳粹相比。不过实际上都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极权主义（Totalitarisme）这个概念到底有无意义？我的朋友傅瑞（F. Furet）最近在他的书中很多地谈到这个问题（《幻象的历程》（Le passe-d'une illusion ），1995）。有意思的是，如果说法国思想界拒斥极权主义概念，这绝非偶然。为甚么？第一，法国革命知识份子的传统不愿人们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第二，犹太人一直坚决强调纳粹对犹太人的毁灭是独一无二的，是没有可望其项背的，所以大多数的犹太裔思想家认为不能将纳粹主义同其他的甚至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因为在墨索里尼那里就完全没有这种绝灭惨剧和绝灭人的思想。同样，即使在俄国和中国有很多人死亡，我们也不能说里面有纳粹屠杀的影子。

　　我本人当然绝不否认，在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共产主义、米罗舍维奇的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霍梅尼或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救世阵线的原教旨主义等等之间有着极大差别，但我坚信运用极权主义这一概念有着重大和基本的意义。极权主义不是专制主义，不是中央集权，也不是专政，极权主义是国家权力吞噬社会，是政府以社会的名义发话。我们可以在1932到1934年纳粹创立时期的文件中找到很好的解释。同在毛主义体制中一样，重要的甚至不是政府而是政党，政党本身就是运动，就是人民。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统帅（Ein Volk, ein Reich, ein Führer）（希特勒语）。极权主义是国家权力与社会的聚合，不是聚合于政府，而是聚合于党、领袖、统帅的手中，这就是说既无社会又无国家。有关纳粹主义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莱曼（Franz Neumann）于1942年出版的《巨兽》（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5-1944, 1963）。作者在该书中曾提出一个被后来的研究都证实的观点，即在纳粹时代的德国，国家机器完全解体，集团纷争，社会混乱到了极点。戈林（Hermann Goering）做一件事，戈贝尔（Joseph Goebbels）干另一件事，人们无所适从。十分明显，文革时的中国国家机器也完全瘫痪。摧毁国家权力，摧毁社会，摧毁文化、科学，摧毁舆论以成就一种纯意志论的东西，至使这种唯意志论无所不包。

▲　时至今日，中国和法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法国知识界对中国文化革命的看法也应该发生了变化，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　当时写过有关文革的书籍的人一部分已经消失了，因为他们所写的东西从专业角度说实在是可耻；另一些人则完全变了立场，如索勒尔斯等人，他们现在进入文学、新闻、商界，其观点的改变并未遇到大的困难。应该指出的是，当时的毛主义者对毛的思想一无所知，他们仅仅是借用毛的旗帜去同当时既存的秩序决裂，他们达到了目的，也就可以放下这面旗帜了。整体说来，对当时这些毛主义者的评价应该是否定的，他们犯了分析的错误。作为知识份子犯分析的错误是严重的，他们没有弄懂社会上发生了甚么事。法国的毛派尽管出现分裂，但仍然决定不采取恐怖行动，判断还是温和的，结果也不致造成大灾难。有些知识份子如在意大利及德国一样，鼓动暴力行为，较为突出的是萨特（Jean Paul Sartre）。另外一些人在政治上成熟一些，如吉斯玛（A. Geismar），1968年五月运动时，他是教师领袖，后来成为社会党中的社会民主派领导人。这些人接受了托洛茨基式的思路，一种不断革命的思路。正是因为这种思路才有了后来共同纲领的签署，才有了社会党与共产党的结盟，才避免了法国滑入恐怖主义的泥坑。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这次「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功臣，而没有再发动任何「革命」。

▲　按照您的解释，1968年五月运动中的人对中国文化革命并没有具体的了解。但能否说，由于他们借用中国的语言，从而引发了他们对中国的兴趣？

□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怎么会没有兴趣？但真正激起人们对中国的关心，还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这一事件激起了法国左翼知识界对中国的普遍关注，而不局限于革命的知识份子了。六四映射出的形象是十分西方式的，那位只身堵坦克的形象对于西方来说是西方个体意象的象征、是自由的象征、是个体用生命争取自由的象征。六四告诉人们，中国知识份子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感到中国知识份子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

　　现在还想说一点纯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以为，现在确实存在着相当相当大的危险，即中国成为一个权威性的民族主义国家，可能在二十一世纪占据主导而对整个世界构成危险。我认为，中国知识份子应该成为抗击这种可能趋势的主要力量。

　　近年来，中国由于经济开放、政权失控、农村解体、社会贫富不均等因素而有分裂的危险，这一演变的趋势就可能导向极权主义的方向发展。同一般看法不一样，我以为新型工业国家有重走本世纪初德、日权威政治老路的趋势，当然这种趋势并非不可避免。世界的前途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内部的反威权民族主义的力量，这个力量既包括知识份子又包括现代工业中的职员。未来二三十年中，中国知识份子的历史责任是非常重大的。中国如此庞大，非外力所能左右，天安门运动之所以在西方难以被人们忘却，原因是中国的变化只能依靠中国人自己，而非美国人、日本人、欧洲人。



杜　兰 （Alain Touraine）　1925年8月生于法国埃芒维勒市（Hermanville-sur-mer），1945年就读于国立高等师范学院，并在50年代初先后在美国哈佛、哥伦比亚、芝加哥等大学深造。60年代之前任职于法国科学研究中心（C.N.R.S.）等研 究机构。1965年获国家博士学位。1966-1969年执教于巴黎第十大学（Paris-Nanterre）；1958年创办工业社会学研究室，1970年扩大为社会运动研究中心；1981年创办社会学介入与分析中心并任该中心负责人至1993年。他目前同时兼任整合委员会、世界银行持久发展委员会、拉美学会、国立高等师范学院理事会成员。他亦是美国艺术学院及波兰科学院外籍荣誉院士和欧洲科学院院士，并拥有日内瓦、蒙特利尔等多所欧美大学的荣誉博士头衔。

　　杜兰教授的主要著作有：Le mouvement de mai ou le communisme utopique （1968）; La société post-industrielle（1969） ; Pour la sociologie（1974）; Un désir d'histoire（1977）; La voix et le regard（1978）; Le retour de l'acteur（1984）; Critique de la modernité (1992）; Qu'est-ce que la democratie?（1994） ; Penser le sujet. Autour d'Alain Touraine（1995）; Le grand refus（1996）。由于他在学术上的贡献，曾获国家颁授法国高级荣誉勋位勋章、法国高级国家功勋骑士团勋章等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