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外解

一丁

  “领袖”的本意是衣服上的领口和袖口，即“collar and sleeves”，后来演化成了领导人，即 “leader “。领袖一词，从衣服上的某些部分演化成对某类人物的称呼，显示了这二者之间，即衣服意义上的“领袖”与人物意义上的“领袖”，存在着某些相似性。但人们都通常关注到了其中的一个相似之处，即衣服上的领、袖与人群中的领袖都很惹眼，而忽视了另外一个相似点，即二者都很容易变脏变烂。所以民主的社会经常会对“领袖”加以清洗和更换，以保持这个社会的清洁，而独裁社会中领袖长期不换不洗，只能连带着让这个社会本身看起来也越来越脏，越来越烂。

xcaogu

日本清洗更换的最勤快了，所以现在日本社会最清洁？

henry2000888

引用第1楼xcaogu于2012-09-23 09:06发表的 :
日本清洗更换的最勤快了，所以现在日本社会最清洁？

[转贴]建议追究文革期间“三种人”的“漏罪”

国人忘性大，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三种人”了；国人心太软，当年竟然不再追究“三种人”；国人太无知，没人想到“三种人”的“漏罪”还可以追究。

众所周知，所谓“三种人”是指那些“文革”期间靠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邓小平曾经指出：“最危险的是‘三种人’。”“说他们最危险，是因为：一、他们坚持原来的帮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颠覆性的政治主张；二、他们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时会伪装自己，骗取信任，时机到来，又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三、他们转移、散布和隐蔽在全国许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联系还没有完全消灭；四、他们比较年轻，也比较有文化。他们当中有些人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总之，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页）

许多官员的简历显示（有些“简历”来自传言，没有证人的不算数），他们当年是靠造反起家的，曾经有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红卫兵头头或骨干、民兵队长、革委会主任之类的职务，打砸抢冲锋在前。这些“三种人”纯属“文革”造反派的残渣余孽，时不时会兴风作浪。如今红卫兵运动在某些地方抬头，大肆宣扬极左思潮，事实上已搞乱了人心，打乱了当地正常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秩序，严重阻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步伐。

研究表明，这些搞“当代红卫兵运动”的地方领导大多有红卫兵背景，拥有“工农兵学员”学历（改革开放后各地高校均采取了驱逐“工农兵学员”的行动）和党校学历（教育部门不予承认）。这些不学无术的人竟然占据了一些地方的领导岗位。这些人不懂经济，不懂法律，甚至也不懂真正的政治，只会往死里整人那一套阶级斗争做法。他们上台后，不是高举“邓小平思想”、“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伟大旗帜，一心一意搞经济；而是热衷于政治挂帅、愚民政策，企图重新恢复阶级斗争那一套。

文革后，中央和地方一度大规模清查“三种人”，各地都逮捕法办了许多造反派头头和打砸抢分子。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这种清查工作悄然无声地停止了，导致众多“三种人”逍遥法外，如今其中的一些人竟然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这种放任“三种人”的做法是一种典型的革命不彻底的结果，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危害极大，值得人们三思。目前“文革”的做法在某些地区残渣泛起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严酷的事实表明，如果不追究这些“三种人”的“漏罪”，任他们继续混迹于革命队伍之中，甚至占据领导职务，大搞阶级斗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必将扰乱人心，严重干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进方向，严重破坏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成果，断送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再次将中国置于动乱、内战和经济崩溃的边缘。

中央和各级领导层如果看不到这一严酷现实，不立即采取有效行动制止“三种人”大搞阶级斗争、个人崇拜，企图复辟封建专制，等局势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文革”病毒再度传染蔓延，中国全面爆发第二次“文革”，社会发生大动乱，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各级领导人，将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到了那个时候再后悔也迟了。

最近中央一再强调党建的重要性。要想确保共产党长期执政，避免周期律，绝对不能允许这些危险分子继续存在下去。本人建议从中央到地方彻底清查和清理“三种人”，彻底揭露他们在文革中的罪行和丑恶嘴脸，该抓的抓，该判的判。一定要让这些人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永无翻身之日。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7273636





[转载] 警惕最危险的文革“三种人”沉渣泛起兴风作浪

“三种人”指“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对”三种人“有如下定性：
　　1，造反起家的人，指紧跟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造反夺权，升了官，干了坏事，情节严重的人。
　　2，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指竭力宣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思想，拉帮结派干坏事，粉碎“四人帮”以后，明里暗里进行帮派活动的人。
　　3，打砸抢分子，指诬陷迫害干部、群众，刑讯逼供，摧残人身，情节严重的人，砸机关、抢档案、破坏公私财物和文物的主要分子和幕后策划者，策划、组织、指挥武斗造成严重后果的分子。

　　邓小平说：“最危险的是‘三种人’。”“说他们最危险，是因为：一、他们坚持原来的帮派思想，有一套蛊惑性和颠覆性的政治主张；二、他们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时会伪装自己，骗取信任，时机到来，又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三、他们转移、散布和隐蔽在全国许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联系还没有完全消灭；四、他们比较年轻，也比较有文化。他们当中有些人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总之，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页参考资料：网络）

　　文革已经过去30多年了。如果是一具尸体，早已腐烂。但令人费解的是近年，一股文革的阴霾之风又悄悄在中国大地生发。个中玄机不能不使正直的中国人陷入沉思。“文革”是什么？太过复杂。应该说，从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着务实派与空头革命家的权力斗争。文革只是这个隐性脓包的破裂。现在的年轻人很难在缺少一种畸形的政治氛围中理解文革。那么就再看看"三种人“的本质，能帮助理解当下的”文革翻案之风“。
　　1979年开始的拨乱反正工作，牵涉到5000多万被含冤迫害以及受牵连被长期压制的人，要平反，就要澄清责任，追究冤案的制造者。1982年12月30日和1984年7月31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
　　由于当时社会极度混乱，可以说各地上访人员成群结队。划分三种人工作并不规范。据说被划三种人的200多万，被严重处理的50多万。被处理的多数身背命案。民愤极大。邓小平曾警告说：三种人是最危险的。他们有一套煽动性和颠覆性的政治主张。时机到来，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他们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
　　 邓的这个预言，成了三种人痛恨的根源。但是，被他言中的是30年后，三种人果然开始了反扑。这些如今55岁以上的人，开始盘踞各大论坛网络，发动他们的后代，竭尽全力的发泄着心里的愤恨。颠倒黑白，造谣生事。有的地区，三种人又重新联合起来，要求平反。
  


　　许多年轻人并不明白，以为文革是毛派造资派的反。其实不然。所有的运动派都是拥毛派。他们之间相互残杀，或迫害百姓，只是个人权利欲作怪，什么阶级，什么思想全是幌子。如今在网络里很容易辨别三种人的计俩。
　　1，三种人知道四人帮不得人心。必须抬毛。抓住了当权者的软肋，毛旗不能倒。只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会以“听毛话”为借口，开脱罪行。
　　2，三种人要抬头，必须倒邓。邓的成绩在于经济。只有无限夸大前30年的所谓经济成就，才能达到贬低邓的目的。
　　3，三种人会利用当今的种种社会弊端，攻击改革开放换取同情。但是他们从不分析社会弊端的深层次原因。目的还是回到文革的老路。
　　4，三种人永远改不了文革思维。任何时候都代表无产阶级。他们的逻辑就是-----我既人民-----即无产阶级------反我即反人民。
　　5，三种人一边鼓吹独裁，反民主，去迎合一些当权者的集权思想，获得保护。又一边煽动群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时刻”起来造反。
　　6，三种人贩卖冷战思维，鼓吹极端封闭主义，民族主义。妄图使民众回到愚昧时代，争得对他们的理解。但是骨子里就像“乌有之乡‘网，不给任何人批评反驳，论证的权力。

　　他们是中国社会稳定发展的最危险敌人。如邓所言：搞不好就是定时炸弹。

http://bbs.huanqi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29371

henry2000888

“洗脑”天才戈培尔（转载）

http://www.xici.net/d101980659.htm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而在宣传征服群众前，得先征服宣传者。1933年9月 22日，成立德国文化协会，总部设在柏林，戈培尔任协会主席。该协会下设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德国电影协会。凡是在相关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协会，并且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听话者不得食。对于“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协会可以拒绝接受他们为会员，已经取得会员资格的，可以开除他们。这样，通过德国文化协会对整个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纯洁”出一支效命于纳粹政权的文化队伍。这支队伍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宣传的主力军，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有组织的忽悠事业的马前卒。

　　文化艺术成了权力的婢女。几千万德国人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美术作品，可以欣赏到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观赏到什么样的戏剧电影，能够收听到什么样的广播，看到什么样的新闻等等，这一切都取决于纳粹党的好恶。马克．吐温可以在美国经济腾飞之际出版《镀金时代》，可托马斯．曼这些人在纳粹德国没有容身之地。现实题材中，满是荆棘和陷阱，那就写点历史吧，第三帝国的历史题材作品一枝独秀。俗话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题材的作品照样会触犯纳粹的禁区。1933年柏林焚书，为什么要把艾米尔．路德维格和沃纳．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的旗号就是：“反对伪造我们的历史，玷污历史伟人，捍卫我们往昔的尊严!” 一旦文艺成为政权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不过，希特勒、戈培尔们并不是笨蛋，他们也不想德国的文化艺术“退化”得无人问津。相反，他们希望艺术性和纳粹化能完美结合，不仅德国人喜闻乐见，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亲自邀请德国著名女导演里芬施塔尔出马，就是例子。里芬施塔尔拍摄的《意志的胜利》，成功地将纳粹政治艺术化。戈培尔称赞它“成功地摆脱了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将伟大时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各家报纸都受到指示”

　　纳粹德国常常被人贬为极权国家。何谓极权?最通俗的诠释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换言之，权利无所不管，一切事务都要以权力意志为转移。不过，就媒体而言，纳粹政权的无所不管，并不意味着第三帝国的文化事业都是国营或党有。恰恰相反，报刊电影等等，都可以私人经营。私有不见得就等于自由。纳粹政权可以利用私人的钱为自己的事业服务。

　　比如对于私营电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资都是民间的，可是是否可以公映，审查权却牢牢地攥在戈培尔的教化与宣传部手里，不是有钱而是有权才是大爷，这样一来，不仅国库的钱可以直接供纳粹政权使用，就是民间资本，也间接地为纳粹当局所用。至于是否叫座，用不着纳粹党操什么心，因为它没有自个掏钱赔本赚吆喝的风险。自然，因为这种管制，难免会有纳粹电影上映观众未必买账的情况发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德国的电影业一片萧条。毕竟，投资者在商言商。为了利润，他们会竭力在纳粹当局容许的框框内发挥自己的才干，尽可能地迎合观众的欣赏口味，换言之，会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荣，畸形创造。

　　控制报业，也并不需要所有的报刊都是纳粹党办。即使是报刊为私人创办和所有，但是，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达到操控的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纳粹党或党内个人拥有或控制的报纸，只占全部报纸销量2500万份中的三分之二。

　　《伏斯日报》是德国最主要的报纸，地位有如《泰晤士报》之于英国，《纽约时报》之于美国，它创刊于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这家发行了 230年的自由主义报纸，被迫停刊。另一份世界驰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虽然不像《伏斯日报》那样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板在1933年春被迫出让自己在这家报纸的股份。《法兰克福日报》是德国第三大自由主义报纸，它在清除了犹太老板和编辑后继续出版。躯壳尚在，魂魄已散。

　　那些在纳粹淫威中幸存下来的报纸，知道小命捏在纳粹当局手里，它们为纳粹党服务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纳粹党有的报纸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来，纳粹党不用大包大揽就把所有的报刊都一手统到自己的名下，无须为所有的报纸的亏盈付费，就能够让所有的编辑记者都得先当纳粹党的文奴，所有的报刊都得跟纳粹党保持一致，否则编辑记者就没法在新闻出版这个行当干下去，报刊就没法存活。

　　戈培尔对新闻的管制，细致入微。当过驻德记者的夏伊勒这样写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纳粹当局自己也心知肚明，这种指令见不得人。于是，堂堂第三帝国的教化和宣传部就如黑帮一样偷偷行事，把每天规定的这也不能报导那也不能评论的指令，当成纳粹党国的秘密。按照纳粹德国刑法典的规定，“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刑”：“以泄露为目的，而着手取得国家机密者，处死刑或无期重惩役”。纳粹当局的这两项规定，可不是个虚张声势的稻草人。1936年，夏伊勒在日记里就提到，因为偶尔把戈培尔每天向新闻界下达的一些密令副本给过外国记者，德国《波森日报》的一位先生被判处死刑，后来又被减为无期徒刑。

　　在这样严厉的新闻管制下，一份份报纸势必变得索然寡味。戈培尔和德国新闻协会主席阿曼曾要求，编辑们不要把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可那是谁之过呢?《格鲁恩邮报》的编辑埃姆．韦尔克指责说，报刊之所以变得干巴巴，是因为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韦尔克这下可摸了老虎屁股。这份周刊受到停刊三个月的处罚，而韦尔克自己不仅被戈培尔撤了职，还被送进了集中营。

　　“灌输纳粹党学说比生产重要”

  　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不高，一时间也没法让家家户户都很快拥有一台收音机。于是当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大伙在一起收听广播，谁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来。因此，国民们连耳根清净的自由都没了。而且，许多广播节目被安排在上班时间播出，在播出的时候，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收听广播。

　　即使广播的时候你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那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而对于行人来说，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纳粹党的声音传送到你的耳朵里。从这个角度而言，纳粹政权确实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当时，没有哪个国家有德国那么密集的无线电覆盖度。要命的是，这种广播往往不是一两分钟就能够完事，希特勒这些人的演说，动不动就长达两三个小时。如果把全国的人因此花费的时间累计起来，那会相当于浪费多少个工时!可纳粹当局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在戈培尔看来，“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否则，即使德国财富再多，人民再怎么幸福，可要是政治跟纳粹党毫不相干，这对戈培尔这些纳粹领袖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无线电波跟报刊不同，一份外国报纸或杂志禁止在德国发行，一般人是无法看到的，而电台就不一样了，如果不能进行有效地技术干扰，一家英国电台的广播，柏林人也可以收听到。为此，第三帝国就把收听外国电台视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记里提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军飞行员的母亲接到通知，说她的儿子已经失踪并被认定死亡。可是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德国战俘名单里却有她的儿子。次日，有八个朋友和熟人来信告诉她这个消息。可是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这位母亲向警察告发了这些人收听敌台，于是他们全都被捕了。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还有几个人敢轻易接受和传播戈培尔们不喜欢的信息?在恐惧中自我收敛，就会自然地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如此一来，戈培尔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随意操纵舆论了，而他的西洋镜永远不用担心被人公开戳破。国外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人家是怎么看待希特勒德国的，这类的信息是否可以传播，以怎样的形式传播等等，都是纳粹当局说了算。

　　想必戈培尔部长心里也清楚，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会成为真理，但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因为谎言的陷阱到处都是，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就会掉进那个陷阱。极权政治之下，只存在掉进陷阱的次数多少和深浅问题，而不存在百毒不侵之人。不过，第三帝国宣传部炮制的那些政治谎言，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国人的内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为在政府欺骗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会用欺骗政府来保全自己。在极权政治里，有时候很难分清到底是谁在骗谁。

　　1943年2月8日，戈培尔在玻璃体育馆的演讲，赢得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可是在第三帝国，大人物对党徒或百姓讲什么不会赢得热烈的掌声呢?领导人放个屁都是重要讲话。

　　当戈培尔对听众说：“你们愿意打一场总体战吗?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们愿意打一场比我们今天所能想像得到的更为全民化更为极端化的总体战吗?”听众报以狂热的回应：“愿意!”在这种场合，不想进集中营就不会说“不愿意”。可在离开讲台时，戈培尔却对心腹说：这些听众真是一群白痴，“加入我对这帮家伙发问，是否愿意从哥伦布大厦的楼顶上往下跳的话，他们也同样会吼'愿意’的。”

　　其实，对戈培尔的演说，何尝就不可能也有听众在心里讥笑他：真是个白痴!我们一鼓掌他就以为我们真的支持他!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必须欢呼雀跃，一副十足的脑残模样。为了更好地蒙人，纳粹德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比如，对于隐瞒和掩盖真相的一个理由就是，如果如实地公开披露，会损害国家的威望，为英法等西方国家提供了攻击德国的口实。这种是非颠倒的逻辑，却为一些对“德国”情意绵绵的忠诚国民所接受。他们认为，对纳粹的抨击就是对德国的抨击，作为一个德国人，他们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何批评德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伤害他们的感情。结果，被当局当猴耍了还觉得自己是爱国呢。

　　这样的国家，不疯，那才怪呢。（文/黄钟《中国改革》）

henry2000888

文革中的“三种人”到底是什么人

1966年夏季到1968年夏季，两年时间，造反派经历了促生、被利用、遭淘汰三个过程。促生是毛泽东一再号召、鼓励、煽动，当时你不造反根本不行，于是大家就汇集到他的旗帜下一起折腾。被利用是大家由“无限忠于”开始，然后被毛泽东诱导着去斗人、抓人，乃至整死人，组织、参加武斗。遭淘汰的过程最严酷，很多人因为整人、武斗当中弄死了人，直接背了人命债而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抓捕，被判处死刑，最后喋血刑场。

  这之间，另有一些人积极响应“文革”，积极“造反”整人，但是没有直接杀人，因此而被当做“文革成果”受到厚待。“革命委员会”成立，这些人被吸收进去。小则在地方上、企业单位里混个“委员”、“副主任”，大则混个中央的“委员”、“副主任”。上海的小瘪三王洪文大家知道，居然混到中央副主席，名次一度排到周恩来之前。

  1976年毛死，江青及其三个最大的“五毛”被抓。过了几年，1982年和1984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开始彻底清理、清除王洪文式的人物。

  邓小平给这样的人物划了一个圈：

  一、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靠造反夺权升了官，干了坏事，情节严重的人。

  二、帮派思想严重的人，竭力宣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思想，拉帮结派，粉碎“四人帮”以后，明里暗里进行帮派活动的人。

  三、打砸抢分子，诬陷迫害干部、群众，刑讯逼供，摧残人身，情节严重的人，砸机关、抢档案、破坏公私财物的主要分子和幕后策划者，策划、组织、指挥武斗造成严重后果的分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77ad27601012qx3.html

henry2000888

忠字舞

忠字舞是“文革”时一种狂热地表示对毛泽东忠心、忠诚的一种集体舞蹈。较为典型的是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满怀豪情迎九大》、毛泽东语录歌等歌曲为伴唱、伴奏。流行于文革高潮期，时间约在1966—1968年间；九大以后渐趋衰微。

　其舞蹈语汇是从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里衍生出来的，也有人认为舞蹈源自内蒙古一带的“安代舞”，为了通俗易用又给予简化。舞蹈动作粗放、简单、夸张，大多采取象形表意、图解化的表现手法。主要动作设计有：双手高举表示对红太阳的信仰；斜出弓步表示永远追随伟大导师毛主席； 手指怒指地面表示彻底砸烂资产阶级；紧握双拳表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跳舞时手里通常以《毛主席语录》（红宝书）或红绸巾作为道具。 　　
它的动作近似于广播体操，较为简单易学，也具有美感。每天早晨，随处可见跳“忠字舞”的人群。忠字舞因此也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 舞者双手按着自己胸部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舞者两手放到腮帮，仰头望，手指呈放射状地一闪一闪 　　“千万颗一颗红心”两手的拇指和食指合并，画成一个心的形状比在胸前 　　
“要献给您”舞者单腿的脚尖跳跃着，另一条腿不断后踢，双手把那一个心形向右上方一下、一下地送上去。 　　
跳舞时手里还要挥动语录本（红宝书）或红绸巾作为道具。它的动作有点像广播体操，多僵直的、生硬的、对机械的物理位移的模拟。舞蹈者全身心充溢着朝圣的庄严感，情绪激荡，但由于舞蹈粗糙、僵硬、稚拙，却又让人产生滑稽的感觉。专业人士和一般民众多批评说没有美感，但也有人说舞蹈姿势优美者可与后来劲舞媲美。无意间给革命时代的娱乐匮乏提供了某种补偿。 　　
游行时的忠字舞方阵动辄成百上千人，前后相连可达上万人、队伍逶迤数里，同时载歌载舞前进，有时竟持续十多里路、好几个小时。跳一会儿，步行休息一会儿，交替行进。其场面、规模之庞大，气势之磅礴，为史无前例地恢宏无比、狂热亢奋。举行“早请示、晚汇报”仪式和庆祝性的游行时，都要表演这样的舞蹈，有点类似1980年代、1990年代的中老年健身舞。无需特别舞蹈基本功和专门训练，易学易会，男女老少都可以完成，而且必须参加（牛鬼蛇神、黑五类除外）。因为是政治任务。据说在沈阳火车站，曾发生过不会跳“忠字舞”者被阻拦上火车的事。 　　
湖南诗人胡遐之曾以古风为之写照：“忠字舞，手应锣，脚应鼓；一声号令为军伍。忠字舞，心应鼓，口应锣；舞时更唱语录歌。忠字舞，狂且野，飙轮火被金光射；忠字舞，野且狂，舞兴浓处昼夜忘。左旋右转无已时，男女老少俱难辞。爹娘仆地儿孙赞，忠于领袖有何碍。曲终舞罢祝无疆，更有林总永健康！”（《文革杂咏》四十五首，载《荒唐居集》岳麓书社出版2002年版）1976年、1980年代后被批评为林彪搞偶像崇拜、造神运动的形式主义，荒诞愚昧。甚至与吃了xxx疯狂摇头联系在一起。有人把它称作“当代民俗”，遭到漠视文化专制戕害人们身心的批评。

http://baike.baidu.com/view/218878.htm

henry2000888

红宝书

红宝书是文革中对毛泽东著作的称呼。但在特定情况下，红宝书特指《毛主席语录》及“三合一”等袖珍、简易的毛泽东著作选编本。2000年以来，一些出版商也会将所出版的书籍冠以“红宝书”的名称以示权威性。

《心爱的“红宝书”一本毛泽东语录影响中国几代人》 　　
作为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书籍，毛泽东语录以其精辟的警句，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发展和思想变迁。尽管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再背诵毛泽东语录，但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却并未改变。 　　被誉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即是把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思想中的警句和主要观点汇集起来的书册，收集了许多如“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警句。重庆市的陈佑安老人一家三代就对毛泽东语录有着不同的理解，语录对他们而言都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而这又影响着他们的成长和思想，甚至他们的一生。出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的陈佑安老人退休前是一家军工企业的干部，他说，经历了旧社会和新中国的他们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们愿意毫不犹豫地为新中国献出自己的一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苦时期，他们这代人正是靠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样警句的激励来建设国家的。
发行量最大
　　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人对毛泽东语录和他本人的追崇达到顶峰。毛泽东语录成为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发行量最大、读者最多的书，累计发行50亿册，覆盖了全国流向了世界。其中，国内外各种版本多达500余种，仅外文版本就40多种。
时代烙印
　　在当时社会的各个角落，小到杯子等日用品，大到学校教室和工厂车间里的字幅，处处可见语录里的警句，就连结婚送礼也必少不了一本语录。毛泽东还在天安门城楼上八次接见了百万手挥“红宝书”的红卫兵，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深入到祖国各地。时代在人身上留下的烙印总是很难抹去。直至今天，陈佑安50岁的儿子陈继志都能不假思索地说出“为人民服务”出自《毛泽东选集》的第三卷。他说，“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从青年时代幼稚地认为做做好事就是为人民服务，到现在仍旧初衷不改。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他当年的同事和部下都选择了下海经商并且赚了不少钱，也有少数人经不起考验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坠入法网。但他却一直没有离开国营企业，因为对他而言，实现人生的价值要大于对金钱的追求，而且总觉得自己只有在这个岗位上才能为国家和人民更多地贡献自己的力量。他说他从来没后悔这样的选择。

http://baike.baidu.com/view/3906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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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我的奋斗》这本书，无论是它的理论水平，还是它的逻辑性，都不很高明。但是，它却是世界上闻名的一本书，这本书影响着二战前所有的德国年青人，这是因为它是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的著作，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的最集中的体现，是研究希特勒反动思想的必读之物。

　《我的奋斗》系统地阐述了希特勒的“理想”，“创建第三帝国和征服欧洲”。全书充满了民族主义狂热和对马克思主义、民主制度及犹太人的仇恨。他认为日耳曼人是上帝选定的“主宰民族”，宣称“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夺取新的“生存空间”。《我的奋斗》一书，后来成为德国法西斯内外政策的思想基础和纲领，是德国法西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思想和行动的纲领，给世界人民带来一场空前的灾难。世界上一切善良的人们无不诅咒它，但是，一些法西斯残余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战争狂人，仍将其奉为至宝。　　

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我的奋斗》上册于1925年7月出版，下册于1926年12月出版，最初每册各印刷了1000册[7]。这种分开发行的版本直到1930年才消失。此书的出版获得了纳粹党的大量资助，自1928年后，出现了所谓的“大众版”，将上下册合并在一起，以12×18.9厘米的版式出版，与当时常见的《圣经》大小相同。自1930年起，“大众版”每册售价下调到8帝国马克[8]。在1933年，盲文版出版。到1933年1月为止，“大众版”已经发行了近30万册。

1933年1月，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此书的发行量立即剧增。光是1933年3月至当年年底，就发行了超过150万册。1936年起，政府开始向每对新婚夫妇赠送《我的奋斗》，而不是原先的《圣经》。除了向党员分发以外，此书还成为每个“爱国家庭”的必备读物，甚至作为学校教材。为了不对利润丰厚的书籍发行产生影响，此书被命令禁止作为二手书出售。仅根据1943年的一张账单就显示向希特勒支付了550万帝国马克的酬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发行量已达1000万册[9]。

http://zh.wikipedia.org/wiki/我的奮鬥

http://www.yunshow.com/htmlys/in ... ods_book_96425.html

stanleysan

9月21日，辽宁盘锦一农场为征地强拆，开挖掘机欲铲平农民王树杰的水稻，因补偿价格未谈妥遭阻拦。随后赶到的警察张研开枪将王父王再元击伤，又将王树杰一枪打死。当地检方认定张研开枪行为是“正常履行公务”。

kalong

引用第7楼stanleysan于2012-09-23 10:05发表的 :
9月21日，辽宁盘锦一农场为征地强拆，开挖掘机欲铲平农民王树杰的水稻，因补偿价格未谈妥遭阻拦。随后赶到的警察张研开枪将王父王再元击伤，又将王树杰一枪打死。当地检方认定张研开枪行为是“正常履行公务”。

这种事情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也不知道上面的人，知道这些事情，都是咋想的？

peacewyj@126

网络有问题，乱了。

peacewyj@126

引用第8楼kalong于2012-09-23 10:37发表的 :



这种事情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也不知道上面的人，知道这些事情，都是咋想的？

上层只当看不见，P民不危及他们的权力。

如果你要搞点政治，只要是“异见”（这个词语也被滥用了）人士，你可以想象得到，其反应速度和强度会如何！

再说，内部分裂到了什么程度只怕小百姓永远不知道。有些上层估计巴不得多出点负面新闻，有人说“多难兴邦”，他们也许认为“浑水好摸鱼“啊。

henry2000888

引用第10楼peacewyj@126于2012-09-23 10:50发表的 :


上层只当看不见，P民不危及他们的权力。

如果你要搞点政治，只要是“异见”（这个词语也被滥用了）人士，你可以想象得到，其反应速度和强度会如何！
.......

这要感谢现在媒体发达和互联网了：

看过某论坛一位有传奇经历的国企退休高管忙总的介绍，他说这样事情在过去根本算不上什么事情，媒体根本不会报道，最多就是上内参，现在因为各种渠道和媒体报道口子放开了，所以不要庸人自扰！(大意如此，他说见过文革期间的内参报道，那里面事情才真是算个事情，比现在这点小事就上版面，呵呵）

我觉得还是要感谢时代的进步和媒体记者的积极报道吧

henry2000888

早请示晚汇报　　

早请示、晚汇报是一种对毛泽东“表忠心”的祝颂礼仪、例行程序。要贯彻、体现毛泽东思想照耀、指导着人们的生活,就要有一定的形式来表达。因此发明了这样一套程序:每天早晨向毛泽东请示一天该怎么生活、怎么做事,晚上汇报一天做了什么、做得怎样、有什么问题。 这样的崇拜礼仪虽然不是官方正式文件明文规定的,但全社会都如此流行,成为风俗、习惯化的。一种对毛泽东“表忠心”的祝颂礼仪、例行程序。在当时人们看来，要贯彻、体现毛泽东思想照耀、指导着人们的生活，就要有一定的形式来表达。因此发明了这样一套程序：每天早晨向毛泽东请示一天该怎么生活、怎么做事，晚上汇报一天做了什么、做得怎样、有什么问题。 这样的崇拜礼仪虽然不是官方正式文件明文规定的，但全社会都如此流行，成为风俗、习惯化的软制度。 　　

在政治一定要侵入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的“文革”中，“早请示，晚汇报”是有段时间内每天都要实行的一种政治活动、仪式，即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或工作、学习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示”这一天的工作、学习，一天工作结束后或上床睡觉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情况。“晚汇报”最开始称为“晚请罪”，因为一天下来，工作、学习中肯定会有错误，耽误了革命工作，对不起伟大领袖，所以要“请罪”。但后来“上面”说“晚请罪”一词不太合适，带有宗教色彩，于是改称为“晚汇报”。


http://baike.baidu.com/view/1379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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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请示、晚汇报是一种对毛泽东“表忠心”的祝颂礼仪、例行程序。要贯彻、体现毛泽东思想照耀、指导着人们的生活，就要有一定的形式来表达。因此发明了这样一套程序：每天早晨向毛泽东请示一天该怎么生活、怎么做事，晚上汇报一天做了什么、做得怎样、有什么问题。

这样的崇拜礼仪虽然不是官方正式文件明文规定的，但全社会都如此流行，成为风俗、习惯化的软制度。大致流行于1966年至1971年间；比较明确的下限，以“九一三事件”和随后的批林批孔运动为界。

早请示是在机关上班、学校上课、商店开门、生产队出工以前，全体参与者都站在毛主席像前，站成一个方阵，鞠躬行礼，手握红宝书举过头顶三呼：“敬祝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唱《东方红》，朗读毛主席语录。“晚汇报”则是机关下班、学校放学、商店关门后、生产队收工前，检讨自己一天有无缺点错误，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忏悔。歌曲改为《大海航行靠舵手》。

家庭裡也有这样的礼仪制度（据李南央报道），早饭、晚饭前都要这样做，类似基督教的饭前祷告。虽然机械无趣、一成不变的例行公事让人疲倦、厌烦，但也没有人敢于提出废弃的建议。连精神病院也不能例外。牛鬼蛇神一类“坏人”、犯罪分子没有“早请示，晚汇报”的资格，就“早请罪，晚请罪”：在毛泽东像前低头弯着腰站着，保持着请罪的姿势。用别人给自己定的罪行、罪名大声诅咒自己[1]。

有学者认为，这一仪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殷商先人的祭日仪式[2]。

除简单的情感表达方式外，其功能，承担着建立统一的文化制度、语言模式、思维定势等等更基本、更广泛的社会功能。它以仪式的不变的、统一的、单调的表演消蚀人们的全部活动力、判断力和批判的识别力，并攫走人的情感和个人责任感。通过这样的仪式，崇拜和臣服不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政治组织形式，而且被内化为一种惰性生活方式、一种奴化精神类型。

2000年代，喜欢标新立异的新一代修辞家把它作为家书情信的代称；也以此戏称事无巨细、雷打不动地汇报情况，比如员工对老板、丈夫对妻子、子女对父母（表示无可奈何、只能服从的厌恶）。

^ 林昭对这种宗教仪式非常厌恶。每次“请罪”她就去厕所。并说：“我觉得这个地方比那个地方（指请罪的礼堂）还干净一点。”被认定“恶毒诬蔑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她的被“从重、从快”处决，与此有关。
http://zh.wikipedia.org/zh/早请示晚汇报

henry2000888

从“德国式问候”到纳粹帝国语言

刊于《书屋》2009年5期



赵刚






几乎没有什么发现比那些揭示了观念根源的发现更令人恼怒了。



—— 阿克顿勋爵



Hi,希特勒！






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曾经流传一则笑话：



一天，滕内斯和赛尔在田间散步。滕内斯一不留神踩着一堆猪粪，险些摔倒。未等站稳，他马上高伸右手，大吼一声：“Hi,希特勒！”赛尔关心地问：“你没事吧？这里根本没有其他人。”滕内斯一本正经地回答道：“我可是照规定办事！规定不是说：如果进入一个店铺，必须喊希特勒万岁吗？”（注：德文单词gesch鋐t（商店）在口语中与动词erledigen等配合，表示解手的意思。
谁都不会忘记，在纳粹极权统治时代，“希特勒万岁”成了德国人精神生活的全部。从1933年起，第三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最亲密的私人交往空间；无论是机关大楼内，还是军营、学校中；都会看到德国人最富夸张的表演形式：两腿并拢，立正直立，手掌向下，右臂倾斜，高举至眉梢的动作；都会听到伴随着这个颇有些滑稽的动作，整齐划一的“Hi,希特勒”的呼喊。甚至在人们相互来往的信件中，以及领取工资的名单上，也会将“向您致以希特勒问候，希特勒万岁”作为问候语，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



人们或许还记得，1936年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当英、法两国体育代表团的官员和运动员们走进体育场时，竟然也伸直右臂，向主席台上的希特勒行纳粹礼致敬。而在1935年出版的《图解杜登德语大辞典》中，希特勒问候语竟赫然列在“问候方式”的图例中，并且位居第一。



在纳粹统治时期，希特勒问候语主宰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当购物者走进商店，所听到的服务问候语是：“Hi,希特勒！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回答也必须满脸严肃，一丝不苟，“Hi,希特勒！我要购买衬衫。”在当时,“烘烤面包的模子被做成纳粹标志的形状；上门做客时，客人会选择印有‘希特勒万岁’字样的花瓶作为礼物；连孩子们收到的弹力橡胶玩具人也伸开手臂向希特勒敬礼；家家户户的客厅里，到处悬挂着摄影师霍夫曼拍摄的希特勒肖像照。”没有任何一个领域能够逃脱这种领袖崇拜的疯狂，写着“德国人问候希特勒万岁”字样的瓷釉标牌充斥德国各大城市的广场、街道、电线杆以及路灯柱；甚至就连幼儿园和学校也成为演练希特勒问候礼的培训中心。“南巴登地区的一个幼儿园竟然让孩子们将装有早餐的袋子挂在女教师伸出的手臂上，以此来训练孩子们掌握希特勒问候的姿势。在上课和下课必须说‘希特勒万岁’的规定下，一年级的新生在他们的初级阅读课本的最初几页就沉浸在一种深入持久的、通向新问候语的社会化过程中。”（提尔曼.阿勒特：《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江苏人民出版社 42、43页）学者赵毅衡在《握过元首的手的手的手》这篇文章中描述，希特勒的崇拜者认真地说：“恭喜你，你刚握了一只手，此手曾经握过一只手，该手曾经握过元首的手。”在今天看来这种矫揉造作式的表白，在当时的的确确是发自普通德国人的心底，这种自豪与荣耀的感受也真实地来自民众意识形态的强制和精心构建的“群众感召力”。“在我们这个世纪里，我们已经看到修辞学是如何支持像斯大林和希特勒这样的暴君的。因此，说服力是一个中性的工具。暴君和领袖两者都使用它。”（赵毅衡：《有个半岛叫欧洲》 出版社 120页）



对于领袖的个人崇拜，纳粹机关报《人民观察者》曾有过这样一段评价:“我们的任务是把崇高的希特勒问候……变成德国民众充满信仰的一种问候…当我们对那些心志不坚定的人使用德意志问候语，并企图以此来维护他们的良好品性时，我们一定要严格地监督他们，以免他们在使用德意志问候语时弄虚作假或当面撒谎。德意志问候语绝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它时时提醒着我们阿道夫.希特勒赋予我们的目标和任务。它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种实践形式，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践行之。”有了这样的衡量标准，并将是否行纳粹敬礼提高到“忠于元首”的高度，在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如狼似虎般的监视下，没有人可以预料怠慢行礼或者根本不行礼会遭致怎样的下场。这种对于前途未卜的恐惧感足以使人们对“德意志问候”产生一种觳觫恐惶的臣服。“英格伯格.施奈德.鲁乔夫曾回忆道:那大概是1934年或1935年的事情了。我父亲去夏洛腾堡办事，走到了柏林大街即今天的奥托.苏尔大道时，他同其他人站在人行道边上准备过马路。这时有一队希特勒青年团的人列队走了过来。那是一群也就十五岁到十七岁的小孩，为首的一个举着一面旗子。我父亲还没有反应过来，脸上就挨了重重一掌。打他的那个十七岁的小伙子也扇了周围男女路人几个耳光，恶狠狠地说：‘一群猪’，看见旗帜竟然不及时行礼。” （提尔曼.阿勒特：《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江苏人民出版社 84页）



当然，这种“德意志问候”在恐怖下也会产生叫人啼笑皆非的荒诞。当时德国有一个来自帕德博恩的杂耍艺人特劳伯特.帕特，他驯养了一只大猩猩。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他训练大猩猩也行纳粹礼。大猩猩接受训练之后，立竿见影，不仅把“Ｈｉ，希特勒”的行礼模仿得惟妙惟肖，而且对这个动作乐此不疲。只要有人登门，大猩猩便立刻笨拙地伸出右臂，向来人有模有样地行纳粹礼，特别是看见穿制服的人，它更是抑制不住兴奋，一面立正行敬礼，一面发出“吽吽”的吼叫。没多久，有人就将此向当局通风报信，禁令随之而来:绝不允许让猩猩向元首致以“德意志问候”，否则格杀勿论。兹事体大，凡涉及对“元首”的崇拜，举足轻重，非同儿戏，绝对不允许开这类国际玩笑。于是，这位带猩猩走街串巷，用洪亮的大嗓门在集市上吆喝，招揽顾客的杂耍艺人，被当局以大不敬的罪名征召入伍，并发配到天寒地冻的俄国前线作战。最终，这个荒诞的故事以悲剧的结局落下帷幕。



德国社会学家提尔曼.阿勒特的《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一书说，在纳粹统治时期，行希特勒问候礼是一种示忠的表示，它的贯彻与推广，最清晰地说明了德国人的集体退化。的确如此，“有什么样的群众就配有什么样的领袖。”通过希特勒问候语这一带来无穷灾难的身体姿势，不难看出专制绝非仅仅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种群体性行为。可以说，希特勒问候礼是在集体意志的名义下纳粹所伪造出来的一种恶行。是“在组织的意识形态中，准备做这样一种极端的自我牺牲被表述为一种德行；准确地说，是被表述为注定要取缔其他所有道德需求的德行。”([英]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当人们自愿或是被迫向帝国元首做出无条件服从的时候，就意味对纳粹体制的认同，就意味着把口头上的承诺演变成对希特勒政权效忠的义务，而这种对法西斯主义的认同和效忠，迫使人们最终放弃了自我道德的考量，不仅将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完全抛弃，而且也将个人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拱手相送。可以说，纳粹统治是在群众狂热的欢呼声中推行的，当大多数德国人学会了无条件地服从，将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全部抛弃时，不可理喻的群众意志就将自己的民族和整个世界拽入了灾难的深渊。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人们不断反思在20世纪30—40年代，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能够横行一时无所不为，希特勒与纳粹能够暴戾恣睢主宰欧洲时，就不能不关注这个带来无穷灾难、主宰着人与人交往的细微之处、并通过严厉的制裁措施扩散着沉重威胁的希特勒问候语，它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传播的?当人们面对强制性的问候命令时，又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在它的背后有孕育着什么样的文化根源？正像英国作家马克.尼古拉斯在《法西斯主义》这本书中所述：“法西斯主义远非欧洲历史上的一段插曲，而是欧洲思想、文化与政治历史中哲学与政治斗争的产物。我还要论证的是它反过来创设了历史。其次，我将指出下述事实:法西斯主义远非因操控‘文明’的资本主义生活之核心的那些少数而活跃的群体变得无能从而出现的某种政治失常，在事实上法西斯主义是我们生活关系的‘正常’组织的问题。”（马克.尼古拉斯：《法西斯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 第2页）



法西斯主义运动在德国和欧洲地区横行一时的重要因素，就是夺取政权之前利用来自社会下层民众的恐怖主义乱中取胜，掌权后实行来自上层的恐怖主义控制社会。在法西斯主义的哲学中，暴力一直起着核心的作用。如果不使用暴力，法西斯主义就无法得到权力，即使夺取了权力，也不能保持住它。墨索里尼有句名言“社会党人问我们的纲领是什么？我们的纲领就是砸碎社会党人的脑壳。”我们不妨顺着这样的思路来分析一下，德国纳粹是如何利暴力和恐怖手段来推行“党文化”，并以此奴役人民的思想的。






纳粹帝国的语言






语言是人们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用语言学家的话来说，“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存在方式之一。人们总是通过一定的语言环境来表述、解释和交流自己的所思所想。上了年纪的人都不会忘记，在那个非常的年代，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习惯用一种官方语言模式来解释周围的一切，包括中国的过去与现在。例如，讲到中国的历史，就会以固定的同一尺度，将中国的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讲到人与人的关系，就会用一种近乎于血腥的敌对标准，将社会划分为：红五类、狗崽子；革命同志、阶级敌人；无产阶级战友、地富反坏右；如果想攻击某人思想陈旧，就会说他很“封建”，如果对异性之间的来往看不顺眼，就会说“有生活作风问题”。至于像“右派”、“黑帮”、“走资派”、“臭老九”、“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等等这类只有生活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中国人才能明白的语言词汇，早已渗入到每个人日常意识之中，成为人们的意识加予客观世界的一组标签，彷佛只有靠着这类标签，才能使人们将众象纷纭的外在世界整理出大致轮廓，换而言之，正是靠着它们，在人的意识中才能将“现实生活”架构起来。



语言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文化，通常包括了两个部分：内在的价值观；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与思维模式。因此，第三帝国的语言，从本质上说就是纳粹的“党文化”，是由法西斯主义的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它既包含了纳粹所强行建构和灌输的法西斯文化，也包含了在希特勒政权暴力与谎言统治下广大人民群众为了生存和自保而不得不接受和使用的变异文化。德国语文学家维克多?克勒姆佩雷尔指出：“纳粹主义通过一些个别的、经由千百万次重复而强加的，并被机械地和无意识地接受的词、短语、语言形式进入人们的血肉之中。”



当纳粹夺取政权之后，希特勒正确地分析了以前德国官方宣传失败的原因：权力当局低估了舆论宣传的重要性，并且未能意识到有效的宣传不仅仅是群众对执政者权力合法性的认知，而且还是执政当局控制政局，引导民众，消灭敌对势力的手段。正如希特勒所设想的，纳粹的宣传就是只在于对群众提出一些要点，并且无休止地重复它们。希特勒和他的助手戈培尔认为：人民大众是迟缓的和懒散的，他们的记忆是脆弱的，只是对上千次重复的最简单的观念才会有反应。民众在活动和思维上是“女性气的”，是靠情感而不是靠理性来驱动的。琐碎或烦琐的解释没有地盘，宣传必须是肯定的或否定的，非此即彼，非白即黑，非敌即友，非对即错。所以，辨证地看问题的能力是宣传的对立面。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一个人在自己的宣传中承认敌对者有正确的影子．也就为怀疑自己本身的正确提供了根据。群众不能够区别敌对者的正确终止在什么地方和自己的正确开始于什么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糊涂，就会误信。想赢得群众的人必须知道打开他们心灵大门的钥匙是什么。它不是客观性——客观性是一个弱点，而是意志和权力。人们在不停地无情攻击敌对者过程中寻找自己正确的证据。我们说法西斯主义宣传的恐怖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专制，就是因为它在不断地制造和攻击敌对分子的过程中树立自己的舆论权威，凡是不与之同流合污者，都会被作为敌对势力铲除。同时，它还有着大规模的宏观控制和无孔不入的细微渗透，并且它把这种控制和渗透与暴力恐怖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魏玛宪法是一部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宪法。其中规定了某些公民权利，包括新闻自由的权利。宪法规定：“人民在法律范围内，有以语言、文字、印刷和图画自由表示意见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妨害，并不得实行检查。”这就为资产阶级报业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当时的德国报业空前繁荣，1914年全国报纸2200家，1932年便上升到4703家，总销数2500万份，为德国报业史上的高峰。德国成为了欧洲出版自由最早的国家。



正因为有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些最重要的公民权利，才奠定了欧洲繁荣强盛的基础，客观上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重要条件。正因为德国曾经是欧洲出版自由最早的国家，因此像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批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号召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著作，才能在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下出版、发行、传播，假若没有出版自由，又怎么能诞生伟大的马克思主义。



回顾第三帝国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纳粹专制政权就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手段对社会各个领域，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到其他所有社会生活领域，甚至包括个人生活的诸方面，实行严厉的控制。在夺取权力之前，纳粹分子的斗争策略是竭尽全力地制造喧嚣，以便唤起公众的注意，吸引选票。一旦掌握权力，他们就建立起对宣传的垄断，对舆论的控制，消灭所有潜在的对手。对戈培尔来说，只要纳粹党掌了权，就应该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监视和指导新闻舆论上。他自己虽然也写一些文章发表，但这些文章本质上是指导性的，主要是陈述或重复党的路线，以及对敌斗争的主要论点。



就文化方面而言，纳粹政权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宣传，但对文化事业本身却异常轻视。希特勒上台后，立即任命戈培尔为纳粹党宣传头目，并设立了由其掌管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可却没有设立负责文化事业的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戏剧协会主席汉约斯特曾借其作品中的主角表达了纳粹当局对待文化的心声:“当我一听见，‘文化’这个词，我就想立刻掏出手枪。”



纳粹当权者还未坐稳他们的宝座，就已经开始推进意识形态的“一体化”进程。首先，纳粹分子借助于暴力，通过经济、行政剥夺对手的发言权或者实施暗杀，以达到清除对手的目的。报刊可以说是纳粹宣传工作中最为看重的一个舆论工具，纳粹政府上台不久，便加强了对报刊的控制。1933年10月4日，纳粹当局颁布了《报刊法》，规定只有纯日耳曼血统的德国人和法西斯分子才可以取得编辑和记者的任职资格，而且配偶也不得是犹太人。对那些不是纳粹党的或不愿意愿成为纳粹党的报刊、编辑、记者，纳粹当局把他们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大肆诛锄异己。戈培尔首先对德国最主要的报纸《伏斯日报》下手。《伏斯日报》是德国自由派的报纸，创办于1704年，腓特烈大帝、诗人莱辛都曾是它的撰稿人。在当时，《伏斯日报》的声望与影响堪与英国的《泰晤士报》和美国的《纽约时报》相媲美。纳粹当局借口报社投资方——乌尔施坦因出版公司的老板是犹太人，于是将这家连续发行了230年的报纸，在1934年4月1日停刊。另一家驰名世界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也在1936年底也被迫歇业。德国的第三家自由主义大报《法兰克福日报》尽管在纳粹当局的威逼下委曲求全，被迫清除了犹太老板、编辑和记者，得以继续出版，但也只是苟延残喘地勉强维持到1943年。



按照纳粹当局的《报刊法》规定，各类报纸的编辑们必须遵守“要使报纸上不得有任何误导群众、假公济私、可能削弱德国的外在或内在力量、德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德国的国防及其文化和经济……或者有损德国的荣誉和尊严的东西”的要求。（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第348页）因此应该写什么样新闻与评论，不应该发表什么样的报道，各家报刊都必须接受纳粹当局的耳提面命，由此全德国的报刊不可避免地会显出舆论一律、万马齐喑的现象。尽管德意志传统文化中有迷信权威，盲目服从的特点，德意志民族又是一个受到严密管制和生性习惯于服从权威的民族，但对这样单调划一，枯燥乏味的报刊宣传，久而久之也感到了厌倦，报纸销售量一落千丈。由于失去了读者，很多报刊杂志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在第三帝国的头四年中，报纸的种类便下降到2671家，减少了将近一半。



其次，希特勒与戈培尔通过纳粹美学、纳粹语言学、纳粹教育学将纳粹党文化的语言进行创造性的组合，从而形成话语情境，再由这样的话语情境，引导、改变和暗示人们的思维，从而让民众潜移默化地接受法西斯主义。纳粹党文化的最大创造，就是按照种族主义的原则，把文化分为“德意志文化”和“非德意志文化”，他们极力推崇和提倡所谓“德意志文化”，极力排斥和诋毁所谓“非德意志文化”。希特勒纳粹政权所提倡的“德意志文化”，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也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根据希特勒、戈培尔以及纳粹理论家罗森伯格的言论和解释，所谓“德意志文化”主要是指德意志人创造的文化成果，歌颂雅利安或日耳曼血统优越的理论和作品。因此，在纳粹语言中提到人的时候,用的总是使用抽去个人面孔的集体称呼,如“人民”、“敌人”、“德国人”、“犹太人”、“犹太杂种”、“人民群众”、“日耳曼民族”。仅就希特勒和戈培尔经常挂在嘴边的“人民”而言，仔细琢磨，不难看出这个词汇的用意，它并非仅在于其数量的不可胜数，而且更在于其道义和价值色彩。因为在统治者口中，“人民”具有巨大的道义力量和价值观念，谁拥有了人民，谁就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就可以“挟人民以令天下”。因此这个“人民”到底是谁？似乎人人都心里明白，但又谁也说不清楚。每一个“自我”都可以认为自己是“人民”，但每一个人又都随时可以被人称为“人民的敌人”。正因为“人民”具有道德的制高点和道义的正当性，因而在纳粹政权下，每一个人都不得不认同它；又由于“人民”词汇的整体性和群体性，每一个人都认为或希望自己应该身属其中。因此“人民”一词便在纳粹的语言中有了新的含义，即“人民”不仅不包括“自我”，而且要消灭“自我”，在纳粹党文化中，人体的存在——人本身就随着第三帝国语言的灌输和强化，失去了生存的正当性。借用戈培尔自己的话说：“在第三帝国，没有哪一个德国人感到自己是属于自己的公民。”正是在纳粹政府的哄骗、迷惑和威胁下，无论那女老少，几乎所有的德国人的生活都受到了纳粹党文化的改造，产生出一种“完美的团体意识”，而这恰恰是极权主义国家所追求的理想状态。



纳粹语言总是将它排斥的人群非人化,对于犹太民族和斯拉夫民族，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中，总是鄙夷地称之为“犹太害虫”、“劣等民族”、“德意志的敌人”。正是这样的文化传播，在许多德国的青少年的心目中，只有血统高贵的雅利安种族才是最勇敢、最发达的人种，才是人类文化的创造者、“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其他民族都是邪恶的，堕落的，都是寄生虫，是不应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即使这些民族苟且偷生，那也只能按照雅利安人的意志行事。雅利安民族要生存，就必须奋斗，做世界的征服者，因为整个世界就如同被希特勒所称之为“纳粹运动最深刻的头脑”，“纳粹教父”罗斯伯格所说：“历史和人类未来的命运，都不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而是血统对血统，种族对种族……的斗争。”（刘国柱：《希特勒与知识分子》时事出版社第68页）



同时，纳粹语言总是用一种根深蒂固的狂热,总是使用最高的极端语式，采取“口号+形容词”的特别语法，来吹捧领袖，宣扬纳粹的成就，鼓吹狂热的爱国主义，叫嚣侵略战争。希特勒纳粹主义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极权主义与建立在独裁基础之上的领袖原则。一方面,希特勒将德意志和雅利安种族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希特勒又将金发碧眼的雅利安种族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即是那种最优秀的有各种美德的上层入物；第二等级是既无英雄主义又无卑鄙行为的广大中间阶层；第三等级则是自私自利，骄奢淫逸的最下流分子。希特勒认为世界历史就是由少数天才创造的，即第一等级的雅利安人创造的。正像他在《我的奋斗》中所言:“我们所不应该忽视的，就是世间一切的丰功伟绩，必须靠自己个人的胜利，决不是靠群力和结合所能产生的。”而这个“个人”就是超人，是高于一切人群之上的领袖，是民族和国家的中流砥柱。作为群众对领袖人物必须顶礼膜拜奉若神明，对领袖不仅要忠诚，而且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怀疑。领袖统帅一切，号令一切，指挥一切，领袖的任何言论都是指导国家和民族的最高指示，是时代的最强音。纳粹党为了贯彻领袖至上的原则，开展了对希特勒狂热的歌功颂德的运动，几乎所有的纳粹高官，纷纷向希特勒表忠心，纳粹理论家恩斯特.休伯说:“元首不是必须按其要求办事的某个特殊集团的代表，不是纯粹行政机构意义上的国家器官。他本人就是人民集体意志的传播者，人民的意志就实现在他的意志之中，他把人民单纯的意志转化为自觉的意志”。（徐大同：《20世纪西方政治思潮》 天津人民出版社 第260页）纳粹政府的司法部长弗兰克也吹捧说:“我们必须经常问自己，领袖是如何指示的?这种对待领袖的态度是绝对必要的，要知道，希特勒的权威来自上帝，他是上帝特殊的选民。”（叶立煊：《当代西方政治思想评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32页）戈培尔在1933年在希特勒44岁生日时发表的讲话，更是肉麻地吹捧“希特勒是一个创造了历史性成就并将继续接受挑战的伟人。他(也)是德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家。在他的一生中，他不但幸运地被全德国人民所感激和热爱，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所理解。”“他的人格魅力像魔术一样抓住了每一个曾和他有所接触之人的心……那就让我对他说，对全德国说：我的元首！百万最优秀的德国人向您送去他们最诚挚的祝福，向您奉上他们的心。以及我们，您最亲密的战友和兄弟，在您的荣耀和爱周围团结起来。”



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往往是那些崇高而伟大的字眼：“爱国主义”、“德意志民族振兴”、“国家高于一切”、“德国人民事业的伟大胜利”……这些被纳粹党文化重新诠释，带有法西斯主义烙印的语言词汇，通过各种各样的包装宣传，麻痹和毒害了德国人民的意识，被深深地印刻在他们的头脑中，成为了自己的日常用语。第三帝国的纳粹语言对德国人思想的毒害远不止存在于一些官方文章、口号、演说和海报的词语之中,而重要的是渗透并潜伏在所有接触过这种语言的人们的头脑中,包括那些反对纳粹意识形态的人们。因为语言的纳粹化，实质上就是思维的法西斯化，当个人的话语系统被纳粹党文化的话语系统所替代，就意味着自己已经丧失了独立的判断力和自由的想象力。






“必须清除我们曾经信仰过的东西”






著名俄罗斯诗人纳松德曾经感叹道：“世界上没有比语言的痛苦更强烈的痛苦了。”这种痛苦不仅是指没有恰当的语言符号将思维外化，而且是指那种将人类最活跃的思维，用僵化的、官方化的、带有强制暴力性的语言固定化和程式化。当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用一种腔调，一种模式，甚至同一种语气和口吻来表达各自不同的思想时，绝对会让人感到一种不寒而栗的恐惧，就好像人们不是生活在绚丽多彩的人间社会，而是置身于受人操纵的冷冰冰的玩偶世界。



人的思想总要靠语言来表达，因此对语言的探究，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对人本身的探索。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在《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书中指出，“群众对极权主义的支持既非出于无知，亦非洗脑的魔力。” 在任何社会状态下，民众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利益的多样化和对现实生活的考虑是他们的特点。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来说，他们更加关注的并非是遥不可及的“人类大同世界”，而是在现实生活中能否有一种最低限度的维护基本人权和稳定生活的生存环境与社会制度，以保障“免于恐惧的自由”和“不虞匮乏的自由”。因此，“在历史上许多黑暗的时代，在其中公共领域被遮蔽，而世界变得如此不确定以至于人们不再过问政治，而只关心对他们的生命利益和私人自由来说值得考虑的问题。”（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凤凰传媒出版集团 第9页）对于第三帝国而言，要想把民众引入纳粹党文化的轨道，控制和统治民众的思想，在舆论宣传方面必须要有打动他们的地方。阿伦特分析说，纳粹的宣传不同于教会的宣传，希特勒的弥天大谎往往有某种可信的力量，就在于它具有谎言加恐怖的特点。当谎言在编织前就预设了谎言逻辑时，听起来就会比真理更有魅力。阿伦特还指出，这种邪恶性的宣传是由极权主义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在立宪政府和自由言论的条件下，公众有其他的信息来源，只有暴民和精英才会被这种谎言所吸引。人的本质在于自由，在于对未来生活的创新，在于投身公共领域去感受充满无限可能性以及不可预测性。而极权主义敌视生活和个性，它用单一性、一致性和封闭性消灭了生活的多样性、开放性、丰富性，它用所谓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消灭了人的行动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制性，一句话，消灭了自由。



希特勒上台之后，就将其宣传逐渐变成“权力宣传(power propaganda)”并用灌输(indoctrination)来代替宣传。“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第43页)任何公民若不服从纳粹的宣传准则，轻则丢饭碗，重则进监狱。阿伦特揭示了这种宣传的实质：它不仅是“‘心理战’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要“统治一群完全沉默的居民。”（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第344页）它的“真正目的不是说服，而是组织”。她发现组织性的恐怖会使普通民众“参加纳粹组织比做一个忠诚的共和主义者更安全。纳粹在制造政治罪行时具体地利用了这一点”。按照马斯洛(A．H．Maslow 1908～1970)的理论，在生存和理性之间，生存是第一的。第三帝国将谎言与组织的结合完美无缺，因此十分奏效!这就使得纳粹党文化的宣传既恐怖，又厚颜无耻，而且理直气壮。



二战之后，欧洲的一些哲学家转而开始研究对德国纳粹语言学的研究，他们就是要通过分析政治语言的语法和词条，探究那些曾经蛊惑过成千上万民众的空洞语言，是如何造成思想的贫乏和歇斯底里的狂热的。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对于曾经流行过的第三帝国语言，确有必要进行深入解剖，因为只要还存在奴役人的自由，还存在极权专制制度，就必然还会发生用洗脑的语言来控制人的思想的危险，还存在用谎言和恐怖将人们引入自我欺骗和自我愚昧的可能。

http://www.yhcqw.com/bbs/dispbbs.asp?boardid=7&id=10641

henry2000888

斗私批修

　“斗私批修”是自“兴无灭资”中延伸出来的，按《汉语大词典》的解释，“兴无灭资”是“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简称。而“斗私”，自然是要斗掉私心；“批修”，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这两个口号有个共同点，就是否定私人利益，否定私营经济，而且十分坚决，容不得一丝马虎。 　　“兴无灭资”口号出现较早，1950年代后期，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和“大跃进”运动兴起之际，“兴无灭资”流行到社会上。“斗私批修”则是文革产物。1967年9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说，毛主席最近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沿途发表谈话。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他提出“要斗私，批修。”这是“斗私批修”口号首次与广大干部群众见面。10天之后，10月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社论说：“斗私批修” 　　六天后，12日的《人民日报》再度就“斗私批修”发表社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求以“斗私批修”为纲，普遍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全国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经过毛泽东仔细修改的重头文章，根据“文革”实践，概括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主要论点共六点。第六个论点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经过如此大规模、高规格的宣传，“斗私批修”在口号丛林中拔地而起，超越群伦，成为思想领域的纲领性口号。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9424.htm



自己斗私批修斗出来的罪行


他叫裴和阳，是河南省许昌县椹涧公社的青年农民——准确点，应该说他是个“返乡知青”。他是“文革”中的高中毕业生，这是那时他所能获得的最高学历，因为当时所有大学都停止招生了。那种在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大串联中的造反经历，不也是一种特殊的学习和训练吗？他可以说是那场“大革命”的“科班毕业生”和直接产物。

  裴和阳回村后，以他在村中的最高学历，和他对“文革”话语的熟练掌握，受到村中掌权者的青睐。他没有去当个“普通劳动者”，而是当上了村广播站的编辑兼播音员。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这可是个美差，既不受风吹日晒，又风头十足，天天让自己的声音覆盖整个村庄，这是何等的荣耀和享受？大约相当于现在电视台的主持人吧。他每天的主要任务，是转播“两报一刊”的社论和当天的重要新闻。其余的时间，放放“样板戏”的唱片和“红歌”的录音，偶尔也会广播几条村里的通知或村干部的讲话，倒也不费他什么劲。最让他得意和热衷的是，他还可以自己动笔写点“大批判文章”，写完了在大喇叭上一念，好歹也算是一种发表啊。

  “裴大眼”（这是他的外号）的幸福生活让村里好多年轻人艳羡不已。

  但是，好景不长……

  1975年的秋天。一天上午，我所住的监号门突然被打开了，一个头发蓬乱、脸色苍白、身材消瘦，但服装还算整洁的年轻人抱着被褥走了进来。引人注意的是他那双眼睛，大大的，稍微有点凸出，眼神充满了迷乱和困惑。他站在门口，半天一动不动，似乎搞不清这是梦境还是现实。送他进来的看守对我说：“给他讲讲看守所的规矩。”说完就锁上门走了。

  这就是裴和阳。

  问他犯了什么罪，他半天不吭气，最后低声说了句：“他们说是流氓罪。”然后两颗大泪珠从脸上垂落。

  “让人家抓住了，还是被别人检举了？”同号的几个犯人兴奋起来，连连追问。这些人对强奸、通奸、流氓之类的“黄案”特别感兴趣，进来个这样的犯人，非问个底朝天不可。

  但裴和阳的回答让人意外：“没人抓，也没人检举，是我自己交代的。”

  经过几天的反复盘问，我才慢慢弄明白他进来的原因。“文革”一开始，经常举行“斗私批修”会，像宗教的“告解”仪式一样，人人过关。这一套仪程，连裴和阳所在的农村也不能例外。上级的要求是每人都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公开坦白和批判自己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做到“亮私不怕丑，揭私不怕疼，斗私不留情”。而能否做到这一点，则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对领袖“献忠心”了的检验尺度。

  但这一套说辞太高深了，农民们哪里听得懂？结果一连几个晚上，会议开得冷冷清清，没几个人发言，发言的也是东扯葫芦西扯瓢，说得不上纲也不上线。

  驻队干部到公社一汇报，村革委会主任就挨了批评。主任找到裴和阳：“你是高中生，在外面见过大世面。这私怎么斗，修怎么批，你带个头，给大家做个样板，好吗？”许诺这个头带得好，可以考虑介绍他入党，并推荐他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去参加全县的“讲用会”……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根本无法明白，这在当时是多大的荣誉，也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

  如此的器重，如此的荣宠，如此的诱惑，怎能不让年轻的裴和阳血热心动？他一口就答应下来了。用了几天的时间，他精心地准备了个发言稿。讲了自己如何向往城市生活，不安心在农村劳动；如何公私不分，把广播室的灯泡拿回自己家；如何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穿衣打扮都和农村青年不同……但看来看去，总不满意，觉得挖得不深，批得无力，无法起到震撼作用。

  那时广为宣传的斗私批修典型——门合同志——的一句话给了他启发：“别人知道的要挖，别人不知道的更要挖出来！”也就是说，要把“灵魂深处”不为人知的、最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挖出来，才算是达到了“三忠于、四无限”的高度！他最见不得人的、最肮脏的隐秘是什么呢？——是想女人。他当时刚刚20岁，正在青春萌动期。一见漂亮的女孩就脸红心跳，可有机会还是喜欢往女孩们身边凑，夜里还常常做些无法言说的梦……真是肮脏极了！这不是万恶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是什么？

  于是，他站到讲台前，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地把这些隐秘一一道来：在打麦场上，借教某某女孩学骑自行车的机会，伸手摸过她的屁股……在菜园小屋躲雨的时候，借帮某某女孩拧湿衣服的机会触过她的乳房……在村边的池塘边上，曾偷窥过女孩们洗澡……没人的时候，他偷吻过晾衣绳上的女人内衣……夜里做梦时，曾梦见和某某拥抱在一起……一桩桩，一件件，他以“脱裤断尾”的决心，沉痛地坦白了这些当时没人知道，但又绝不可原谅的丑行和思想，痛骂自己猪狗不如，还深挖思想根源，说这都是放松思想改造，偷偷地看了外国资产阶级的坏书所致。他还痛下决心，今后要努力地读毛主席的书，争取早日按毛主席的教导重新做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轰动！效果十分轰动！

  但不是主任和他所预想的那种轰动。

  他的发言还没结束，会场上就骚动起来，有的女孩哭叫着冲出了会场，有的家长跳起来怒骂，还有人举起拳头要打他……他目瞪口呆。主持人狼狈地宣布散会。

  几天后，一纸“逮捕令”展示在他面前。上面“犯罪缘由”栏上写着“流氓罪”三个大字。手铐一戴，他就来到了看守所。

  听完了他的犯罪故事后，同号的犯人都很失望，说没彩头。老犯人韩栓紧鄙夷地怒骂道：“傻×！”然后转过头去，哼起了小曲：“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裴和阳木木地僵坐了几天，失神的眼睛一直望着小窗外的天空，半天不说一句话，也不动一动。

  我发现，过了几天以后，他的脸上渐渐有了点生气。特别是街头的大喇叭声隔着高墙飘进铁窗时，他的眼睛闪出了亮光，像是重逢了久别的老友。当时许昌县看守所坐落在市中心，是个明清时代留下来的古老监所，与有名的“关云长夜读春秋”的“春秋楼”只有一墙之隔。

  裴和阳来到时，喇叭里整天播送的都是“评水浒、批宋江”的内容。看得出，这些声音使他兴奋起来了。他走到门前，把头伸出小窗，向看守要笔和纸张。看守问他做什么用，他说要写检查和交代材料。拿到纸笔后，他就急不可待地伏在地上，匆匆地写起来，一会就写满了十几张纸。

  听说我上过大学，他把写的东西拿给我看，说请我提点意见。我一看，这哪是什么检查交代呀，而是一篇篇的“大批判文章”。记得第一篇的开头写道：“邓小平的杏黄旗一举，牛鬼蛇神们纷纷云集……”我苦笑着说：“你还有心思干这个？你忘了自己如今是什么人了，也不知道这是在哪里了。再说，你写的这些，不都是抄报纸上的吗？有什么意思？”他正色回答我：“无论到了哪里，无论我成了什么样，我都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啊！批邓这一大仗，我怎么能不参加呢！”我无言以对。

  第二天“放风”时，他把那些“大批判文章”交给了看守，并且还要求再给些纸张，说他要继续写。看守所的王海法所长翻了翻他写的东西，黑着脸把他训了一顿：“给你纸笔是让你写检查交代的，谁让你写这些了？这些东西用得着你写吗？”最后断然地说：“不给了，不给了！”裴和阳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又呆若木鸡了，终日再无一言。

  过了两天，是犯人家属来送生活用品的日子。韩栓紧家人给他送来了冬衣和厚厚的一叠卫生纸，不是城里人用的那种细白的卷纸，而是农村土造的粗糙黄色的“草纸”。

  裴和阳的眼睛又发亮了。他凑到韩栓紧身边，讪笑着说：“老韩，这纸给我几张，好吗？”“干嘛？”韩没有好声气地问。“我看这纸也能写字，我还想写大批判文章，求求你。”韩栓紧眼珠一转，阴笑一声，说：“行啊。可没有白给你的道理。想要，拿馍来换，一个馍换一张！”他可真不愧是个“投机倒把”的老手。

  看守所里开饭时，每人每顿是一碗汤，一个馍。汤是萝卜青菜汤，有几根粉丝，上面飘着几个油星；馍大都是黑色的薯干面做的，过年过节才是白面和薯干面的花卷。裴和阳如果拿馍换了纸，就只能用那碗清汤充饥了。但是，他居然爽快地答应了。从此，他一连多日，顿顿只喝菜汤，把馍省下来，找韩栓紧去换草纸。每拿到一张，他就匆匆地趴到地上，用细密的小字在纸上写起来，写得纸上几乎没有一点空白处……他枕边的“大批判文章”一张张积累起来，居然成了厚厚的一叠；同时，他眼见得一天天更加消瘦了，脸上黄里透青，两只眼睛显得越来越大，放射着疯狂的亮光，身上的肋骨一根根突出，走起路来不断地打晃……

  直到有一天早晨，岗楼上突然架起了机枪，看守点着名叫出一批犯人，把他们五花大绑带出了大门。大家都知道，这是要开公审宣判大会了。

  中午时分，门外汽车吼叫，一些犯人又被押回来了。回来的是判了徒刑，没回来的是已经执行死刑了。幸好，裴和阳回来了。

  “判了多少年？”留在号里的人急忙问道。

  裴和阳面如死灰，毫无表情，轻声回答：“12年。”

  第二天，他被押走了，不知送到哪个监狱或劳改场去了。我注意到，在收拾东西的时候，他对着那叠“大批判文章”愣了半天，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拿了起来，装到包袱里，带走了。从此，我再也没听到他的音讯。

  （马云龙）

http://qnsl.cyol.com/html/2012-0 ... b_20120316_1-18.htm

henry2000888

纳粹战犯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　对人民精神控制


戈培尔全称保罗·约瑟夫·戈培尔（1897―1945），其父是一家纺织厂的工头，母亲是一位铁匠的女儿。戈培尔7岁时因患上骨脊髓炎，致使左腿比右腿短一截，走起路来有点瘸。

　　而且，与一般德国青年男子不同，戈培尔长得十分瘦小。因此，他不可能像当时的许多德国青年那样；通过从军来实现人生的梦想。于是，他转而刻苦学习文化。凭借天主教的资助，他先后读完小学、中学，并开始漫长的大学生涯。戈培尔读的大学之多，可谓世所罕见。他先后就读于波恩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柏林大学和海德尔堡大学等八所大学。这都是德国的著名高等学府。戈培尔在这些名校中广泛涉猎了各种知识，专修了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在他仅仅24岁那一年，他获得了海德尔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走出大学校门的戈培尔知识渊博，才华横溢，思想敏捷，文笔锋利，在1922年6月，在慕尼黑王冠马戏场，听到了希特勒的讲演，令其惊叹不已：“现在我找到了应该走的道路―这是一个命令！”从此，戈培尔开始信奉纳粹主义，并于当年加入了纳粹党。　　

　　戈培尔纳粹思想狂热，为宣传其信奉的“理想”，他经常在各种场所向公众发表演说，而且慷慨激昂，很有感染力和煸动力。渐渐的，他得到纳粹上层和希特勒的赏识。1926年10月，希特勒任命他为柏林的纳粹党区领袖。1929年，又任命他掌管纳粹党的宣传机构，使其爬上纳粹的高级领导层。　　

　　此后几年，戈培尔为使希特勒竞选上台执政，可谓费尽心机，不遗余力。他调动了纳粹党宣传机构的全部人马，进行了德国历史上空前的宣传运动，散发宣传小册子，贴大字招贴，举行无数次的大会，等等，使尽了所有手段。戈培尔的狂热宣传，对希特勒的最终上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后，立即任命他为国民教育部长和宣传部长。　　

　　希特勒建立的独裁专制的法西斯统治，与历史上的所有独裁统治一样，他必然要使纳粹党一党专政合法化，使德国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只能有一个政党，并强制人民的意识与纳粹的思想保持一致，为纳粹国家服务。这样，他必须将思想文化阵地完全控制在纳粹党手中，以此对德国人民实行精神控制。而这一切的完成，都是由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来操纵的。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些起源于欧洲的文明，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基本准则之一，也是最重要的公民权利。正是这些自由奠定了欧洲繁荣强盛的基础，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重要条件。试想，如果没有出版自由，像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批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号召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著作，何以能在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下出版、发行、传播，又怎么能诞生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而德国，曾经是欧洲出版自由最早的国家。

　　纳粹党要使这一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德国消失。他们开始了对这一伟大文明的清算。　　

　　戈培尔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焚书运动。1933年5月10日晚上，成千上万的学生高举火炬，在柏林的各条大街上游行，并最终汇集到柏林大学对面的广场周围。

　　那里已经堆积了无数记载着人类文明的成果的书籍。然后，学生们纷纷将火炬抛向书推。顿时，书籍燃料起来，烈焰腾空，照亮夜晚。人们一边欢呼，一边继续往火里扔书。学生们称这些书籍“对我们的前途起着破坏作用”。以此开端，德国其他城市也纷纷效仿，开始焚书。

　　戈培尔热情地赞许学生们的举动，在纸灰飘洒中发表演说。他鼓动说：“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　　

　　同时，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对出版、报刊、广播和电影也实行了严格的管制，建立起纳粹党领导下的统一的艺术家组织―德国文化协会，其目的是消灭所有跟纳粹党的思想相对立的传播媒介。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从事活动，作品的出版或上演必须经过纳粹宣传部的审查和许可。而由纳粹党制定的法律规定，第三帝国的编辑们必须在政治上和纳粹党保持一致，种族上必须是“清白”的雅利安人。于是，许多不愿为纳粹服务的编辑记者遭到消除，许多不能与纳粹保持一种声音的报刊被停办。余下的报纸和编辑们，要由戈培尔和他领导的宣传部发指令：什么新闻可发，什么新闻不能发，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对首都以外的报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宣传指令，告诉他们应该发何种新闻，否则，或撤总编辑或立即停刊。　　

　　戈培尔尤其重视广播，认为广播是当时社会最主要的宣传工具，它传递信息迅速，辐射范围广，影响大。因此，必须牢牢掌控德国的广播事业。戈培尔通过宣传部的宣传司和纳粹创立的国家广播协会，控制、垄断了德国的广播公司。从此，这家广播公司充斥着法西斯的一家声音和侵略战争的鼓噪。属于私人的电影公司，也必须在纳粹的宣传部和德国电影协会控制下，每部影片都要严格审查，符合纳粹的思想了，才会被允许上映。　　

　　在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的精心操纵下，整个德国的舆论处于疯狂的法西斯文化思想氛围中。本来应该向公众传播事实，宣传真理和正义的新闻媒介，竟成为散布谎言、欺骗公众、制造谬论、蛊惑战争的工具。其导向就是对德国人民进行精神控制，使他们都成为法西斯战争的狂热支持者、拥护者，直接参与者。

　　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不仅牢牢控制着全国的舆论工具，而且他们自己还在各种场合亲自出马，大造舆论，以愚弄德国人民。尤其是戈培尔的演说，更是煽动性极强的恶风毒雨，散发在德国社会空气中。应该承认，戈培尔还是很有才华的，他似乎具有将一切事情都能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天赋，而这正是纳粹德国所需要的。1943年2月18日，戈培尔在柏林体育馆发表《论“总体战”》演说，是他试图以纳粹思想俘获本国人民和欺骗世界公众、用纳粹政治来补充军事侵略的狂热尝试的一个典型版本。

　　戈培尔的所谓“总体战”，无非是戈培尔通过他个人狂热的说教、鼓噪、煽动，全面宣传纳粹的政治思想和希特勒的领袖旨意。他要求人民停止高级娱乐活动、一切服从纳粹的军事胜利等；针对国外的反纳粹势力，他特别警告西方，宣称整个欧洲的危险来自“东方”，企图分裂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戈培尔不仅演说“总体战”时唱高调，演说后，也立即身体力行，付诸行动。他通过宣传部下令关闭了柏林的豪华饭店和高级娱乐场所。他自己不再使用宽敞、阔气的大客厅接待客人，而是使用小房间。这一切，加上会后在全国各处反复放映讲演的纪录片，宣传媒介的大肆报道等，使戈培尔的“总体战”演说成为纳粹德国最成功的群众大会，也是在公众中影响最大、反应最强烈的一场活动。这是戈培尔最典型的表演，是他和他的宣传部的典型策划。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不管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门如何欺骗、鼓噪地宣传，但他们逆历史进步潮流而动的行为，终究是要破产的。伴随着世界人民反法西斯力量的不断壮大，势不可挡，德国人民也在觉醒，纷纷开始怀疑、反抗纳粹的独裁专制思想和统治。这一切，彻底敲响了希特勒及其纳粹德国的丧钟，也使戈培尔走上穷途末路。然而，这个纳粹运动的宣传家，顽固的法西斯狂热分子，却不思悔罪，决定与希特勒一样自杀身亡，以逃脱正义的审判，他在残忍地毒死了他的六个孩子后，让勤务兵朝他和他的美丽妻子的后脑开了两枪，然后，他的副官等人遵照其遗嘱，把四桶汽油浇在他们的尸体上点燃。

　　伴随着希特勒、戈培尔的尸体在熊熊烈火中灰飞烟灭，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灭亡了。戈培尔的纳粹宣传部也寿终正寝了。在一片片被战火烧焦的土地上，德国人民从法西斯的精神控制中走出来，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宪章》等法律文件，逐步建立起一个政治民主国家。马丁?路德倡导的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的价值观重新得到普遍尊重和认可。自由的德国在思想文化方面和物质文明建设方面，都繁荣起来，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强国。当然，近些年来，在德国、在欧洲，极右势力、光头党等具有法西斯主义思想倾向的组织，又有所抬头。排外、仇恨犹太人和外籍人的事件时有发生。然而，德国以及欧洲各国的传播媒介、政治团体和广大普通人民，保持了对这股势力的高度警惕与强烈批评、抵制、打击。

　　的确，无论我们这个世界多么丰富多彩。我们的文化多么的多样化，也没有理由让专制、独裁、限制人民的自由和基本人权的反人类行为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存在下去。

　　（2005年第1期《随笔》魏杰恒）　　

http://news.163.com/05/0816/20/1RA9M9CM00011248.html

henry2000888

破四旧

“破四旧”，指的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后来文革《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但如何破 “四旧”，中央没有说明。



　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首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他们把基于中共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思想文化上的破旧立新，简单化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一系列物化形态的破坏行动。一时间，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成“反修路”、“东风商店”、 “红卫战校”等革命名称，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揪斗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暴力行为成风。行动的狂热，使许多原本置身事外的学生参加到红卫兵的行列。 　　
新华社对此进行了连续的肯定性、歌颂性报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1966年8月23日）：“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却对此给予充分肯定。 　　
因此这股潮流迅涌速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包括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海瑞墓、龙门石窟佛头、善本图书），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斗、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甚至打擂台似的相互竞赛，看谁的花样翻新出彩。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没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私生活领域，没有受保护的人身自由（连老人的胡子都当成四旧来革除），破四旧成了践踏法律、肆意妄为的绝对律令、通行证件、神符魔咒。 　　这些活动在一些地方引起了反弹，工人、农民、军人与红卫兵发生冲突。中共中央8月22日批准、转发公安部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1967年10月16日 佛山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了“破四旧”办公室《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搜查财物的处理报告》。它规定：凡枪械、凶器“四旧”物资等一律没收，其他物品酌情予以清退。但是被查抄的文物，多数被当时的外贸部门作为工艺品“收购”，用于出口换取外汇。以后香港、日本、东南亚等地收藏家，其不少藏品都来自于当时的大陆外贸出口。还有不少珍贵的文物，或被毁坏，或在混乱中丢失。 　　
值得注意的是，破四旧给中国文化带来的这场浩劫，破坏的大多是地面上存有的文化文物，一些国宝级的文物由于其价值重大却被保存了下来，比如作为最高皇权象征的故宫，由于周恩来派北京卫戍区一营进驻进行军事保护，以及其作为反面教材的作用，并未遭到直接破坏。 　　
北京市有11.4万多户被抄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一千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以农村人民公社为单位计，江苏江宁县仅一个禄口公社就有308户被抄，抄走金银器皿、饰物及日用品7500件，毁坏书籍无数。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只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红卫兵焚书，无远弗届。远在天边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和老挝为邻，离北京足有三千公里，可革命不落人后：“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外，其他书籍都被列为‘四旧’，大量焚烧。”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中学生冲进县文化馆，将戏装、图书搬到街上，全都烧成了灰。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特别多，破四旧的成果也就特别大。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游人行至山顶，每见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没头没脑的佛像，无不痛惜万分。但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前去“破四旧”时，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凡是在战火中幸存未毁而他们又够得着的佛像，无一幸免。 　　
用油漆或者黄泥浆涂抹壁画，是“破四旧”一大特色。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红卫兵们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从而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商店字号不是“封”，就是“资”：“王府井”百货大楼，“东来顺”涮羊肉，“全聚德”烤鸭，“瑞蚨祥” 绸布，店名都属“封”。还有前门外小饭馆“都一处”，那门匾是前清乾隆皇帝微服光顾后，题制遣人送去的，当然也是“四旧”。 　　卸下门匾，送进柴火堆，革命便告成功。“亨得利”眼镜店是“资”，上海迁京的“波纬服装店”也是“资”。红卫兵不知道除不穿西服的毛泽东以外的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在那里裁制过西服，仅周恩来一人就做过七套。他们砸烂商店的招牌，将店名改成“红都”，抄了服装大师余元芳的家，将他押送回了浙江老家。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时，有幸给毛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代表是——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穿着旧军衣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宋彬彬把枚红卫兵袖章给毛泽东戴在了左胳膊上。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宋彬彬回答后，毛泽东说：“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泽东说：“要武嘛。”从此，她改名为宋要武。此后，一些人纷纷效仿，把所谓带有“封、资、修”色彩，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名字，例如什么“梅、兰、竹、云”、“春、夏、秋、冬”的，或者带有孔孟之道特征的“仁、义、理、智、信”等等，都改为“革命化”的名字，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则以“报则速批”为原则，表示了对这种“革命行动”的支持。上海某工厂有个人，早先是资本家，名字叫“养民”。说资本家养活了人民，反动透顶。全厂日批夜斗他，并勒令他将名字改成了“民养”。有位中学教师名“念修”，“想念修正主义！”全校大会批斗后，学生把他押到派出所，改成了“仰东”。本意是“敬仰毛泽东”，但其实念起来是“养东”，“养活毛泽东”。幸亏无人追究，否则死路一条。 　　街道名字中的四旧更是多得数不清。“仁、义、礼、智、信”是国民党的信条，所以哈尔滨市的五条街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改成了光明、光辉、光芒、光耀、光华。 　
　中性的、不属封资修却不够革命的，也在铲除之列。北京苏州胡同小学的“革命师生”张贴《紧急通知》： “我们学校过去的校名苏州胡同小学没有革命的含义，我们坚决要求……改名为”长征小学“……”四川宣汉县第一中学被改成了“天兵战校”。校长庞伟烈被天兵们打成重伤后，自戕而死。 　　除了改人名外，地名、店铺、公交车站、单位名称，都掀起了改名风潮。在北京，公共汽车站的站牌全被红卫兵涂上了“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旧站名，建立新站名”的标语。同仁医院被改成工农兵医院，协和医院被改成了反帝医院，东安市场改成东风市场，长安街被改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 　　
在破“四旧”运动中，位于前门大街享有盛名的全聚德烤鸭店，也受到红卫兵的“革命”。 　　
8月19日晚，上千名红卫兵闯进了全聚德烤鸭店，将挂在店门口已经70余年的“全聚德”的招牌砸烂，换上了由红卫兵事先写好的“北京烤鸭店”的牌子。红卫兵把原来挂在店铺里的山水画全部撕毁，换上了毛主席画像，又推举出10名红卫兵当烤鸭店的“治安员”、“服务员”、“毛泽东思想宣传员”，长驻店铺。8月20日，经过红卫兵小将“革命”的新型烤鸭店诞生了。前门贴着一张醒目的标语：“欢迎工农兵进餐”。 　　
改名浪潮也迅速波及到全国其他城市。造反的学生和工人称之为：“横扫千军如卷席。”

　1966年10月间，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谭厚兰率领两百余名红卫兵来到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发动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声讨孔夫子，要砸烂孔坟。他们先请示了戚本禹又了陈伯达，陈伯达批示“孔坟可以挖掉 ”，于是这里的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被扒墓被掘，三孔书籍化纸为灰，无数石碑被砸被拔。 　　
1966年11月28、29日连续两天，数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我们摘了下来。……孔老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被偶像被我们捣毁了……”对于这个“致敬电”，毛泽东未予置词。

　破四旧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瑰宝造成的极大的冲击，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很多的文物散落民间，而很多祖传的器物常常是皇家旧藏，极富历史价值，甚至可能是国家的顶级文物，但在破四旧的时候，人们为了防止抄家时被查出而受牵连，亲手毁掉了根多有价值的文物，这些文物永远地消失了，对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让人为之痛心。 　
　破四旧不仅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混乱，财产、文物的损失，更可怕的是让红卫兵从学生循规蹈矩的行为规范、习惯里挣脱出来，打破了种种文明禁忌，把虚妄的阶级斗争从理念转化为实行践履的狂热。行动赋予了他们青春的自信、权威，使他们崇尚非理性暴力，崇尚可以恣意妄为的权力，唤醒了他们心中的魔障。为红卫兵日后政治性的造反、夺权做了热身演习。而人们也被从日常生活秩序的规行矩步中拽了出来，受了催眠似的，在暴力残害面前变得懵懂麻木，束手就擒，逆来顺受。 　　
文革中后期仍有破四旧的提法，观念上的意识形态批判还延续、伸展。但已经没有1966年那样简单、激烈的行动了。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激烈的破四旧运动对于当时以农村为主导的中国社会影响最大。 　　
破四旧给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和面貌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其毁灭性的打击，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节日，庆典和流传千年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遭受了空前的质疑和破坏，至今无法恢复，对国人精神面貌和民族信仰的摧残更是延续的几代人的时间，至今都无法估量其破坏程度和波及后果。 　　
中国维持了几千年的家谱体系几近完全摧毁，至今无法恢复。端午，春节，重阳等本应耳熟能详的传统节日被批判，文化艺术遭受空前浩劫，甚至今天有些习俗已成为实际上的“博物”。更严重的是对民族文化的摧残和误读，时至今日，在某些“文化精英”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孔子，理学等）时，都是完全继承，发展的破四旧，及批林批孔时的论调和观点，而且大有市场，至今很多人都对“文革论调”深信不疑，甚至疯狂崇拜！足以见得此运动对中国文化摧残至深。中共中央在文化大革命后曾对历史问题给与定性，明确指出了文革是错误，对中国文化历史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而目前，中国各地一些文物得不到相关部门重视，甚至依然遭到以开发为名义的破坏，这是当年破四旧以及文化大革命对当代部分人思维严重错误影响的延续後果。 　　要知道，破坏很容易，但是要恢复起来，却很难很难，破四旧应该让今天的我们好好反思。

http://baike.baidu.com/view/50076.htm

「四旧」意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合称、统称，含贬义。源于林彪的五·一八讲话，由《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966年6月1日）第一次明确提出，为《十六条》所肯定，又是林彪八·一八讲话中提出的号召。

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以前的漫长历史阶段裡，所有先人创造、社会形态遗留下来的文化财富，在文革意识形态看来，都是旧的、腐朽的、反动的，必须与之彻底决裂，清除干净。这种观念早已深入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人人以之为耻，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极其广泛。

旧思想

在这样一套思想观念的观照下，旧思想，是历史上从孔子、老庄等先秦诸子，经董仲舒、韩愈、朱熹，到王阳明、曾国藩、胡适、刘少奇等所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思想，既指他们的著作，也指在他们影响下的其他作品。

旧文化

旧文化，指旧时代的礼仪制度、文学艺术、教育思想和实践等精神现象，既有成文的，也有不成文的遗存。它包含的内容比旧思想的范围更广。

旧风俗

旧风俗，指历史上人们日常生活中代代传承、相延成俗、层叠积累的时尚（包括衣食住行、年节、婚丧、娱乐）、礼节、习惯，即旧文化的世俗表现。属于一种亚文化。

旧习惯

旧习惯，历史上、现实中长期生活形成的行为模式、倾向、风气，也包括从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派生出来的心理定式。与前三者相比，更加处在表象外层。

这些东西，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看来不少是应该属于人类创造的共同财富，应该纳入汉民族的文化遗产。由于中国近代危机促成的不断激进，它们被五四新文化批判以后，又被1949年以来中共舆论机器加以政治宣判、漫画化──妖魔化处理后，反复传播，已经形成了共识（无意识），是假、醜、恶的化身。没有人再去思考、探究所谓四旧是什么。因此当林彪号召“我们要打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异样的感觉。

文革对四旧的抨击、破除，看似有打死老虎的嫌疑，声势浩大，言不及义。其实是言在此而义在彼，有从摧毁观念形态的传统权威入手，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势，模糊法与非法的界限，达到摧毁现实政治权威（大小走资派）的功利目的、实用功能的。同时也让普通人陷入对四旧（传统是对它的中性称呼──人无往而不在传统裡）的自我检讨、恐惧中，从而形成类似原罪、必须永无休止地忏悔赎罪的自我想象，在惶惶然的颤栗中听命、顺从于当下的政治权威。

历史

肇始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后来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

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了大字报《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首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他们把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思想文化上的破旧立新，简单化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一系列物化形态的破坏行动。一时间，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名，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揪鬥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暴力行为成风。

当时的新华社对此进行了连续、正面的歌颂性报道。例如，人民日报的社论《好得很》（1966年8月23日）指出：“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

破壞升級

这股潮流迅速涌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包括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海瑞墓、龙门石窟佛头、善本图书），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鬥、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甚至打擂台似的相互竞赛，看谁的花样翻新出彩。一时间，基本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1]，基本没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和私生活领域，基本没有受保护的人身自由（连老人的胡子都当成四旧来革除），破四旧成了践踏法律、恣意妄为的绝对律令、通行证件、神符魔咒。

反抗

这些活动在一些地方引起了自发的反抗，工人、农民、军人与红卫兵发生冲突。中共中央8月22日批准、转发公安部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結束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后，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红卫兵运动逐渐停止，破四旧的种种行为也逐之渐渐消失。

文革中后期仍有“破四旧”的提法，观念上的意识形态批判还延续、伸展着，但已经没有1966年那样简单、激烈的行动了。

影响
文物破壞破四旧成为文物古迹的一次浩劫，至今受损古迹和文物都无法确切统计。仅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时记载保存下来的古迹6843处，“破四旧”中毁坏了4922处。全国范围的破坏更数不胜数。在这场运动的笼罩下，中国没有法律、民众失却自由，俨然一片乱世，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没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私生活领域，没有受保护的人身自由——荒诞的是，有些老人留了一辈子的胡子也被当成“四旧”的对象。

据统计，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谭厚兰率领红卫兵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声浩劫是 “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心智層面
破四旧不仅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混乱，财产、文物的损失，更让红卫兵从学生循规蹈矩的行为规范、习惯裡挣脱出来，打破了种种文明和传统的禁忌，把阶级斗争从理念转化为实行践履的狂热。行动赋予了他们青春的自信、权威，使他们崇尚非理性暴力，崇尚可以恣意妄为的权力，为红卫兵在1967年的政治性的造反、“夺权”做了热身演习。人们也被从日常生活秩序的规行矩步中拽了出来，一部分人开始加入到这场看似“疯狂”的运动中，另一些人则像受了催眠似的听之任之、逆来顺受。

其他影响
破四旧运动虽造成了惨重的文化损失，但同时，破四旧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其积极性及可取性。破四旧运动消灭了中国古代妇女缠足，或向别人下跪(改跪玻璃渣?)的种种陋习，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清除了封建统治下的等级观念，简化了种种繁琐乏味的仪式。

http://zh.wikipedia.org/wiki/破四旧

henry2000888

关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看到第二章，一阵熟悉的气味扑面而来，“在维也纳的城中，贫富的悬殊，真有天壤之别”！这简直就是朗咸平教授每次演讲的开场白，一针见血，直截了当，立即让我们感受到他坦荡荡对“社会不平等”的愤恨，而这正是我们平时心中不断积攒却又苦苦压抑的情感。他人真好、他洞察现实、他很有良知，我们眼望着讲台不禁发出了赞叹。然后，熟悉朗咸平的人应该知道，该是谈“信托责任”的时候了。果然，希特勒说，“我觉得这种事情只有两种方法可以改进：一是对于社会责任应有深挚的情感，这样才能为我们的发展路径确立一个良好的原则；二是必须痛下决心，除去一切腐败的赘疣。”不过接下来，希特勒就和朗咸平分道扬镳了。因为通常说来，朗咸平会不停重复“信托责任”这个答案，直到所有听众的情绪由激昂转为冷静。但希特勒头脑太混乱了，焦点不集中，东拉西扯，给人的印象是“愤恨太多、责任太少”，似乎他的良心总欠缺了一点深度。这也反过来证明朗咸平不是希特勒，他文化水平高多了，立场坚定多了。

希特勒挥挥手，告别了良心经济学，继续上路。很快地，他往左拐了一个弯，进了工人运动的机关大院。这里，曾经有一位工团主义的理论家索列尔，是普鲁东、马克思和列宁的大粉丝，他有一位著名门徒叫墨索里尼，是意大利左派的实践家。希特勒大声疾呼道：

“倘若工会目的是改善国家基层里某一阶级的生活状况而且能取得成效，则其行动绝非和祖国为敌，倒是名正言顺的民族运动。”
“假如资方蒙昧无知，误解了正义和公理，那我们民众中的一部分劳工，就可以起而反抗个人的贪婪无理，以捍卫集体的福利，这不仅是权利，更是义务。”
“如果争取待遇和反抗不平等，司法当局未能有适合的解决之道，那么斗争的胜负只能取决于实力强的一方。如果劳工们和大资本家发生了冲突，一开始就没有获胜的希望，劳工们就更应团结一致不畏强权，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过，对于墨索里尼这种社会主义者，希特勒内心是轻蔑的，因为他们沾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希特勒家境贫寒，但他发愤图强，勤思考、爱艺术，很早就成了理想主义青年。他也很早就能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分开，像牛博网网友一样反对前者，又像强国论坛网友般支持后者。他说，“十五岁那年，我便能把效忠君王的‘爱国主义’和人民立场的‘民族主义’分析得很明白。我始终爱好民族主义的观念。”本来他情感上不憎恨犹太人，后来是理智说服了他。欧洲最流行的说法是犹太资本家控制了经济命脉，他一直将信将疑，但随后他却发现犹太人操纵了新闻、艺术、文学和戏剧，这对于怀才不遇的这个文艺青年来说，才是真正的震惊和刺痛。接着他在政治活动中，又不可思议地发现犹太人在操纵思想和舆论，霸占了平民和劳工运动的领导权。于是，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念头涌现了：犹太人有惊天大阴谋，商业霸权、货币战争、文化侵略。怎么办？我们要狼图腾！日耳曼人要说不！抵制抵制抵制！希特勒痛恨马克思主义，原因是它由犹太人创立，是彻头彻尾的“犹太学说”，却成了左翼战线上的主流。他认为，一定要揭穿这个犹太阴谋，让人们明白“马克思主义滥用了社会主义的美妙文字以欺世”。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破坏日尔曼民族的团结，以“全球化”（当时叫“国际主义”）的口号劫掠德国的利益，实质是为犹太人的全球霸权服务。希特勒满脑子左翼思想，他坚信未来的世界必是社会主义，所以他思索的不是姓资姓社的问题，而是那个美妙的大同世界将由谁来统治。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犹太人的社会主义，那么要与这个劲敌对抗，就必须建立强大的日耳曼人的社会主义。希特勒为此发出严正警告：“要是犹太人靠了马克思教义的力量，战胜了世界各民族，那么这皇冠便成为人类送葬的花圈了，地球又将空无人类而运行于太空之中，和数百万年前一样。”

互相憎恨的人总是相似的。希特勒将马克思主义者树为头等大敌，紧紧尾随他们身后，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并从他们身上学习各种先进经验。“据我看来马克思社会主义党他们最擅长而又能充分运用的工具，就是宣传，我立刻觉悟到如果把宣传运用得法，那确也是一种正当的技术，这种技术，实在是那班中产阶级各党所不知道的，只有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曾把这种工具当作教育的艺术来运用，而且他们大部分的成功，实在是得力于此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对群众有惊人的蛊惑力，并不是得力于犹太知识分子的著作，而是得力于历来许多滔滔不绝的支配群众的口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纸，执笔的人大都是煽动家。”“过去马克思主义获得成功是因为他们运用政治和暴力的决心”。对于对手发动群众的才能，希特勒更是毫不吝啬地给予赞美：““在大战以后，我曾参加过柏林皇宫前的马克斯主义的民众示威运动。一幅幅的红旗，一条条的红领巾，以及一朵朵的红花，在空气中自由飘荡，显示了十二万参加大会的群众的声势。我深切地知道这种伟大而庄严的气象，确有感动局外人的一种魔力。”希特勒处处模仿对手，以对方为自己的标尺。“我雇了两辆货车涂满红色，上面插了党旗；每一辆车上载着党员十五至二十人，满街驰骋散发传单，作为晚上举行群众大会的宣传。这是创举，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外，再没别的党曾经在汽车上插旗游街宣传。”“当时的慕尼黑，除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外，不再有其他的党能够像我党举行大规模示威运动。”在招募党员方面，希特勒也是专挖对手的墙角，他认准了大家的支持人都是同一类人。希特勒自豪地记录了自己这一计谋的成功：


我们集会里常有反对派(共产党)来参加，他们常常结队而至，偶然还有少数的煽动家混入其中，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呈现出与我们决一雌雄的表情。
共产党员来我们这里捣乱，这是有原因的。我们经过周密考虑，决定散发大量传单和标语，故意来激怒他们，使他们愤不可遏地参加我们的集会一我们的用意，就是为了离间他们，趁此机会来向他们宣传。

我们的敌人，让“有阶级意识的”工人成群结队参加我党的大会，想用无产阶级的力量，摧毁我们“专制又反动的计划”。开会前的45分钟内，会场上已经充满了工人。他们好像是火药桶，大有一触着导火线立刻爆发的趋势，可是往往事与愿违，他们到会时是敌人，到了散会，他们虽然未必和我们握手，但至少他们也能反躬自省，要去反思自己主张的主义是否正确。

后来，他们的党这样地说：“无产阶级们呀!你们千万不要去参加民族主义煽动家的集会!”同时，共产党的报纸也这样呼吁。
民众们见到了共产党的报纸对我们注意了，因此对我党也就加以注意了。

希特勒坚持自己才是真左派，真社会主义者，真为弱势群体代言。所以他要把马克思主义的话筒抢过来，用自己的嘴说出社会主义的真理，喊出代表人民心声的口号，这样才能踢走“伪社会主义”，赢得劳工阶层的支持。他像左大培般痛斥官僚阶层的卖国和自私：“为了要顾及他们的愿望，就不妨去牺牲了劳动阶级的利益，来充实那强盗的钱袋；我们如果不要德国灭亡，那就不能坐视着他们的为所欲为。”他像韩德强般强调资本国有化有利于劳工：“资本纯粹是劳动的产物，它和劳动一起成为了左右人类活动的基础因素。这就是资本对于民族的意义”，“国家对于资本的责任是十分简单明了的。国家只要注意资本供国家使用，这样便就可以定下两个目标：一方面维持着有效率的独立的国民经济，另一方面是维持工人的社会权利。”他像甘阳般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我对德意志发展的途径认识得十分清楚，所以我觉得他们最坚苦的战斗，不在对付敌国而在对付国际资本主义”“我们不要再被我国资产阶级的狡黠政客所嘲弄了......他们的目的，是要准备一切，使金融业和交易所的真正国际资本能够来统制德国。”他像韩少功般忧患商业腐蚀：“现在已经使贫富悬殊更明显了。富者和贫者比邻而居，势必酿成悲惨的后果。人民既开始受着贫穷和大量失业的痛苦，所以接踵而至者，便是不平和怨恨。民族经济破坏而所生的不良现象，还有比这更坏的。因为商业宰制了全国，所以金钱也就变成了万能了，举国上下，个个人都成了拜金主义的奴隶，风气败坏到了这等地步。”他还像孔庆东般揭露资产阶级的无能和虚伪：“如果这一时代的人，他明知自已有着某种缺陷，而竟伪称没有补救的方法而苟且图安，那么，这种社会，断无幸存之可能。我国的小资产阶级，现在便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再被他们欺骗了。我国的资产阶级人士的腐败现象已经达于极点，他们决不能担任任何文化事业的。我以为他们的腐败，并不是由于他们的道德堕落，而是由于他们的懒惰习性，积重难返。”深揭狠批所有恶势力后，他又像一名“乌有之乡”的忠实信徒开始谈希望，谈理想，谈国家干预分配，谈共建和谐社会：


“我党的任务之一在于揭示一个新时代，期望到了那个时候，人人能各取所需；并能坚持一个原则，反对人生唯一的目的是物质享受。
要实现这件事，国家对于工作的报酬，必须有精细的规定并建立起分配的标准，使得诚实的工人能享受有秩序和光明正大的公民生活。
希望大家不要以为这是空虚的幻想，不要以为现在世界上还不容许且不可能能实现这种理想。我们虽然愚蠢，还不致于去妄想乌托邦马上降临这个世界。但我们也决不可因此自暴自弃，不去努力根治缺陷，铲除弱点，追求最后的理想。

这种理想要实现，途中必有种种障碍，这是势所难免的。所以我们更要尽自己的心力，共赴最后的目的。”

相似的人连憎恨的方式都是相似的。毛主席清洗不同路线左派的方式是：把他们打成右派，归为走资派。布尔什维克对付纳粹如出一辙，斯大林咒骂它代表大资本家利益，托洛茨基贬低它为小资产阶级政党。反过来，希特勒对付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如此，他把他们定义为“左奸”，名左实右的走资派。而完成这一论证，他借助的是一种阴谋论，“犹太人”成了马克思主义通往资本家势力的地下通道。希特勒说，马克思主义只是在利用社会主义：“在剪除社会罪恶的斗争上，重要的在于世界观，于是犹太人创立了马克思的学说。他把社会上一切公正合理的要求和他的学说相混合而成一片，以求他的学说获得流行。”但其终极目的是为犹太富人服务：“马克思主义固然有着他的目的，而且还抱有一种建设的雄心，虽然他们所建设的不过是犹太人对世界金融的垄断。”马克思主义的工运鼓吹国际主义，和大资本家全球化的战略一致的：“工会制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阶级斗争，可是马克思主义硬要叫它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马克思主义首先创设这种经济的武器。而国际主义的犹太人，就来用破坏自由独立的国的经济基础，毁灭这种民族的工商业，而经营他们自己的工商业。他们的目的，是要使民族去做那不分国界的犹太人所操纵的金融界的奴隶。”

希特勒的这一手法是不是很眼熟？后来存在主义流行时，雷蒙·阿隆在萨特身上发现了同样的东西：“美国人在萨特的魔鬼学中的地位，如同犹太人在希特勒的魔鬼学中的地位一样。”实际上，今天的知识分子圈里，这种魔鬼学还在流行，只不过他们对资本家的仇视不是通过“犹太人”，而是通过“美国人”、“白种人”或“西方人”。但回头再看，作为一代左派宗师，希特勒确实建树良多，为各种先进代表思想开了风气之先。他像司马平邦般嘲笑“普世价值”的自相矛盾：“如果我们并不准备去探讨马克思理论的实施结果，那么，既希望以种族去估量个人价值，又去攻击马克思派的‘人人都是一样，没种族的分别’的理论，那真是傻子。”他像司马南般指出“普世价值”只是牟取一方利益的幌子：“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称之为一种普遍的世界观，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政治上的信条......马克思之所以如此，那是为了谋犹太种族的利益而已。”他像梅宁华般抨击“造谣的言论自由”：“我们不必去提起那惯于造谣的马克思派的报纸，因为他们把造谣认为是一件事，好像猫不能不去捕鼠一样。他们唯一的目的，便是摧毁国家和人民的抵抗力，使他们成为国际资本及其主人——就是犹太人——的奴隶。这种毒害民族的行为，国家对它用过严刑峻法吗?绝对没有：只有几次温和的警告，以及实在说不上重的罚令而已。”他像黄万盛般歌颂不是原罪的革命：“法国革命，因为能够产生出一种伟大的新观念，因此他们就发现了成功的秘决；俄国的革命也是这样的，法西斯主义是完全由理想去引发力量，他们的理想是整个民族的复兴，结果是为他们的民族造福不浅。”


这时的希特勒三十多岁，还在为自己的理想付出代价，他是在狱中艰难地完成了这本著作。人们经常谴责他当上元首后的霸道蛮横，而总是忘记了他曾是一介贫寒的老百姓，一个钻研过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一个为工人抱打不平的政论家，一个为民族利益牵肠挂肚的思想家。实际上，他在上台之后，依然怀抱理想，尽力兑现自己对低下层人民的诺言。他主张“国家监督和领导国民经济”，他没收私人工厂将其国有化，打击以宋鸿兵所痛恨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财阀，大幅提高劳工阶层的薪酬和福利，孜孜追求“让德国每一户人家的餐桌上有牛排与面包”的小康社会。希特勒被人诟病的是他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这在欧洲的政治光谱里，划归“右派”。但去看看那些鼓吹国际主义的共产党人，哪一个在掌权之后不是坚持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呢？如果“国际主义”属于左派，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又何尝不是一种“国际主义”的实践。其实，早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就已经承认自己和共产党人有非常雷同的梦想：“民族主义世界的理论，应该锻造成一副工具，以作武力的防御——恰好是像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趋于国际主义一样。”

当然，还是必须看到，希特勒与最成功的左派仍有一个巨大的区别，那就是他“种族仇恨”以及相关的“种族屠杀”。虽然纳粹党杀人集中而残暴，但在受害者数量上，远远比不上那些红色政权基于“阶级仇恨”带来的“阶级屠杀”。而且，希特勒死于非命，不像斯大林及其一众弟子们能够安享晚年。从这个角度看，希特勒固然斗志可嘉，却是不够纯粹、不够彻底的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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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ps1

[quote]引用第1楼xcaogu于2012-09-23 09:06发表的

henry2000888

他们为什么告密？

——关于纳粹统治下的民众告密文化现象研究

文/孙传钊

1990年代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罗伯特·盖拉特莱（Robert Gellately）关于纳粹的研究取得多项重大成果。最初的成果是1990年代问世的《德国社会中的盖世太保：种族灭绝政策，1933-1945》（The Gestapo and German Society: Enforcing Racial Policy 1933-1945）。这部著作中，盖拉特莱虽然也一般介绍了纳粹政权如何运用秘密警察（即盖世太保、Gestapo，也称Staatspolizei） 体制和宣传手法来构成其暴力恐怖的政治体制，但是他已经触及到这样一个主要的议题：普通的德国人经常向秘密警察检举犹太人、吉卜塞人和其他他们不喜欢的外国人。秘密警察需要什么情报，他们都会主动提供，因此，秘密警察并不需要有一个人手众多、膨大的特工网络，所以盖拉特莱认为，纳粹因为能得到普通德国人的 广泛主动配合，创造了一个秘密警察布下天罗地网的“神话”。

2001年，作为盖拉特莱的纳粹研究系列中对学术界影响最大的成果——《支持希特勒：主动还是被胁迫？》（Backing Hitler: Consent and Coercion in Nazi Germany）出版了。盖拉特莱在《盖世太保于德国社会》基础上，对战败时盖世太保没有来得及销毁的档案和当年秘密警察、刑事警察的布告及调查报告、审判记录、报刊、笔记本、学生作文和先行研究等多种材料的搜集、分析后，以三个不同地域670份秘密警察关于案件档案作为统计样本，进行实证的历史研究。这一研究得出的最主要结论是：盖世太保当年的恐怖活动得到德国市民的广泛、主动的配合和支持，特别得到妇女、青少年的狂热支持。不少告密“举报者”明知被告 密者会被不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遭受酷刑、送往集中营、甚至被处决，他们还是积极主动地检举纳粹要消灭的所谓危害社会“危险分子”——德国的或外国的犹太 人、吉卜塞人、不顺从的基督徒、同性恋者、共产党员和收听敌台、传播“谣言”、动摇民心的内部敌人。而且，他发现，检举的内容都是在家庭成员之间、邻里、同事或亲友之间私下的言行。其中不少还是肆意夸大，甚至是无中生有的诬告——按照倒错的纳粹政治、道德标准。粗读盖世太保的档案记录，检举者、告密者表面上都是积极支持纳粹主义，但是，仔细阅读档案的话，很明显这些告密者大多带有各种不同琐屑的私人动机：物质利益、性爱的嫉妒或报复等等，很少是出于纳粹所 谓“公共社会政治义务”、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信仰。档案中所见的案例，大多是平庸的动机，无非就是出于贪婪和嫉妒。比如，为了独占一个本来公用的浴室、获得一套被害者居住着的公寓、垄断某种商品经营权、为了性爱陷害情敌等等。

罗伯特·盖拉特莱在第三章专门讨论了有关集中营的媒体宣传问题。他通过全国性的、地方性的各种报刊的调查，运用实证研究来证实纳粹如何通过公开宣传，使得连民众潜在的反对声音完全消失，最后彻底解体民主体制的。从一开始，强调集中营是专为威胁社会治安共产党员建设的，通过劳动改造，使他们新生。有 关强制性的集中营的建立的宣传报道及其照片就都是公开的，在这些宣传中，即使新政权采用暴力恐怖的手段，也是公开、不回避的，都作详细报道。纳粹的这种不断宣传有双重目的和功能，既能遏制“犯罪”，又使得集中营及其暴力恐怖体制合法化、正当化。而很多民众都希望为集中营建设做贡献，到这样机构里工作。纳粹在宣传中，把集中营作为对政治犯、刑事案件惯犯、犹太人进行所谓品德纠正、维护社会稳定的教养机构，许多人认为在这样机构中积累工作经验是有益的。（3） 即使有少数报道提及被收容者惨遭杀害，被人们认为那也只是偶然的，是集中营管教人员自我防卫的结果，或者是为了防止收容人员再度逃回社会给社会造成威胁，暴力是必要举措。这种暴力恐怖都被涂上正当的光环。人们认为，魏玛时代的自由放纵得到了矫正，这些强制措施都是为了防止更大的犯罪。（4）纳粹奴役体制是 建立在高度科学、经济学知识的基础上的，1939年，战争爆发后集中营规模又重新迅速“繁荣”、扩大起来。第一，因为防止和镇压对纳粹不利的关于战争的 “谣言”和反战意识的流传，政治犯又开始增加。第二，战争时期维持经济生产的劳动力的紧缺，集中营担负起这方面的功能。然而，种族灭绝最大的屠杀毕竟是在 “东方”波兰境内集中营里发生，所以避开了广大德国国民直接的视野。但是，盖拉特莱指出，即使普通德国人亲眼目击了德国境内身边的暴力、杀戮的事实之后，还是表现出迎合纳粹迫害犹太人暴行。为了获得运转战争机器资源，集中营之外，犹太人和其他外国（主要是波兰人）劳工、战俘被强迫在许多工厂、企业、农场从 事奴役性的劳动。不少工厂、农场就在集中营附近。被奴役的男性经常无辜被处以死刑。和这些犹太人、外国被奴役的劳工同处一地的德国人、民间社会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种事态带来可怕的后果。（5）

在第九章《市民社区内出现的“集中营”》中，盖拉特莱以许多具体事例指出，1942年后，因为严重缺乏劳动力，农民与民间企业可以向集中营租借囚犯作为劳动力使用，雇主可以随意借助盖世太保，以整肃劳动纪律为名，任意迫害这些“劳动力”。整个社会成了一个“私设集中营”。人们每天可以从报纸上获得这样的公开、明确的信息，因此，如果有德国人告诉你他在大屠杀时期不知道集中营，那是天大的谎言。（6）

这一时期，盖拉特莱还作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即把已故美国精神科专家戈尔登松（Leon Goldensohn ）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期间，对19名被告、12名证人（包括戈林、汉斯·弗兰克、里宾特洛夫、邓尼茨等纳粹战犯）进行旨在对他们心理分析访谈的纪录稿的整理、编辑、出版了《纽伦堡访谈》，（The Nuremberg Interviews: An American Psychiatrists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efendants and Witnesses ，此书被翻译成14种语言，在欧美影响很大）。我们读这《访谈》，能真正体会到汉娜·阿伦特“平庸的恶”论点的确实性，即使这些罪大恶极的纳粹头目，他们 的大多数在接受纽伦堡审判时内心的自我辩解，与以后在耶鲁撒冷法庭上的艾希曼是雷同的：自己只是服从元首命令和法律、不知道集中营屠杀的存在。盖拉特莱收集的证据，揭穿、驳斥这种蔓延于整个国民推卸伦理责任的自慰心理。他指出，希特勒、戈培尔在演说中屡屡公开谈到“最终解决”政策，把犹太人送往奥斯维辛灭 绝作为传闻只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比如，抵抗组织“白玫瑰”散发的传单中，也提到犹太人在奥斯维辛被大量屠杀信息。（7）

该书的第六章《非法与犹太人》、第七章《针对外国劳动力的特殊法律》和第八章《内部的敌人》三章，都是完全围绕“告密”这一主线，通过对秘密警察档案，以众多具体的案例展开详尽叙述和绵密分析。

和其他研究者一样。盖拉特莱也利用维克多·克伦佩雷尔的日记研究纳粹的反犹宣传和种族灭绝政策。无论是认为德国人当时是普遍支持纳粹，还是对此持否定观点的学者几乎都利用维克多·克伦佩雷尔的日记（8）来分析当时德国国民对反犹暴举的反应的变迁。克伦佩雷尔因为妻子是雅利安人，自己又在一战期间服过兵役，所以，1933年以后他的处境是虽然日益恶化，但是有个过程，1941年9月后才被规定要佩六角星的戴黄色袖章。即使如此，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他这样 的雅利安人的配偶还可以在社会公开露面。因此，盖拉特莱认为至少在有一段时期内，德国民众还不是“种族灭绝”的信仰者和支持者。但是，即使在纽伦堡种族法 还没有出台之前，民间就已经存在广泛、经常性的法律外的检举、告密犹太人行为。档案告密的理由绝大多数是犹太人于雅利安人保持性关系——“种族污染”。温 特佛兰肯（Unterfranken）地区秘密警察未销毁的1933年至1945年期间关于犹太人种族污染的210个案件中，出自居民检举、揭发的占了 59%。档案统计揭示，除去24个原由不明的案件，由各种国家组织、团体根据掌握的的案件，只有59个。而且，这些案件中私人告密的动机绝大多数不是出自对希特勒种族理论意识形态上的信仰，而出于某种个人利益。比如，有个案例很简单，一男子为了与犹太人妻子离婚，与妹妹一起向盖世太保告发妻子是犹太 人。（9）盖拉特莱还援引了两个先行研究的结果。其一，历史学家曼（Reinhard mann）的统计、分析秘密警察815个案件档案表明，其中26%是告密导致立案的，这中间只有50件可以称得上是出自对体制忠诚动机的告密。（10）其 二，根据迪尔纳（Bernward Dorner）研究的481个告密案例，其中只有不到3分之1是具有比较浓的政治色彩。（11）盖拉特莱的结论是令人回味的：秘密警察神通广大掌握一切只是人们见到的一种假象，秘密警察的高效率工作的根源来自大众频繁的告密。（12）极权主义国家市民失去了其他解决私人利益纠纷手段后，利用国家暴力强制性制度来实现私人目的。所以，20世纪的欧洲史，弥漫着出自私利目的的告密。（13）包括希特勒在内的纳粹当局也曾为这种纯粹出于个人私利的告密、不时还出现诬告的社会倾向感到头疼，也作出对无事实根据的检举者处罚规定，但是，民众与警察相互推波助澜“群众专政”，有助于强化暴力恐怖体制，纳粹还是容忍、鼓 励这种并非真正效忠的告密，诬告者就此不要为自己行为付出任何代价。我们可以说，如果光有IBM这样企业为纳粹政府提供统计种族统计（甄别、统计犹太人） 的现代统计仪器，（14）仅仅凭借毒气杀人高科技，没有普通德国人普遍告密，纳粹政权的种族灭绝政策恐怕就没有这么顺利。在第七章《对外国人的特殊法律》中，盖拉特莱利用的三种档案，即温特佛兰肯地区1933年至1943年、莱茵-鲁尔地区1933年至1943年和布法尔兹（Pfalz）地区1933年至 1945年的关于波兰人社会隔离的档案，都表明当地居民的告密一般占这类案件的一半左右。众多具体案情告诉我们，波兰人或德国人只是因为相互发生性关系就被作为“种族污染”处以极刑占被告发者的极大多数，然而这样严重后果并没有使得告密者有所踌躇，告密没有减少趋势。直到1945年春，纳粹战败前夕，告密 依然盛行。（15）

罗伯特·盖拉特莱利用杜斯多夫（Dusssldorf）等三个地区盖世太保档案，专门在第八章《内部的敌人》中，分析秘密警察挖掘“民族共同体”内部敌人最多的一种案例——收听敌台案（敌台，指BBS等反法西斯电台）。关于犹太人、波兰人“种族污染”等案子一样，收听敌台案大部分也都是出自普通德国 人主动、积极写信给警察，对身边的亲友、邻里或同事的告密。75%的这类案件告密者动机不是出于告密者政治信仰。由刑事警察和盖世太保自身掌握线索、侦破 的这类案子，不到10%，即使这些案子也只是已经在押的“犯人”提供的线索。（16）滑稽的是：1930年代收音机在德国普及的最重要的原因，却是纳粹政府要求全民都能听到元首的声音。秘密警察曾对1944年7月暗杀希特勒案积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侦察，但是那只是一个例外。平时秘密警察仅有能独自主动掌握的各种案件线索大多数是对邮件检查的结果。秘密警察把这些密告他人偷听敌台的动机分成两类：出于一时情感冲动和为了纯粹利己目的，但是大多数人的动 机是这两种动机的混合物。告密只是工具、手段，真正目的是为了获得某种利益。盖拉特莱指出虽然关于“收听敌台”告密与涉及种族政治历史（曾是共产党员、社 会民主党员）问题的告密有所不同，告密本身表明了纳粹政权国民对纳粹政权支持，但是这种普遍的国民相互间的告密也呈现出“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理论上的破 绽，而且这种告密也并非出于阶级或阶层对立、冲突，加害者与受害者都生活在相近的社会环境中。（17）这种所谓针对在后方散布敌台播放“谣言”，影响士气 的检举、告密在军队内也蔓延、盛行，有3、4万国防军官兵因被战友或亲友的告密，因此被处以极刑。（18）纳粹禁止公开谈论、批评战局的恶化，公开谈论或批评时局的人都要付出沉重代价，不少因被人告密“偷听敌台”，被判处死刑。与其他案由一样，即使人们都知道告密会给对方这样严厉处罚的后果，还是不断有人向盖世太保检举、告密其他同胞的反战言论,虽然最初告密者不是出于“政治动机”，但是，这种告密和检举与纳粹公开的政策宣传一样，起到了增强第三帝国的道 德标准的功能。盖拉特莱在书的《结语》中援引海尔贝尔特（Ulrich Herbert）的话：纳粹时代导致了“德国人道德的深刻残忍化”。（19）这个结论与阿伦特感叹20世纪极权主义体制彻底颠覆了人类2500年道德传统 结论是一致的。

该书提出了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问题，而且在书的一开头就提到这个问题：即纳粹如何通过选举投票，得到民众广泛支持后，实现他们控制整个社会的目的和计划的。作者的观点是：希特勒之所以选举中获得成功，是因为他利用了魏玛政府一系列的困境和失败，并对解决这些难题做出了承诺。希特勒除了利用了外交上的 屈辱、国内经济萧条带来社会的贫困和道德危机（如犯罪率上升）等要素外，还有各种分裂的政治力量的内耗，也是给纳粹体制补充营养的强壮剂。时运给希特勒解决失业问题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准一个机会，纳粹在这样好时机中巧妙地把一系列强制性的手段参杂在其中，人们都只看到了“成果”，赞同强制性暴力政策，所谓只 有清除这样的敌人，才能捍卫德意志民族共同体的健康和纯洁。以为纳粹把犹太人、共产党作为最主要的敌人与己无害，私利驱使人们忽视了这样强制性本质危害最终会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

罗伯特·盖拉特莱在著作中，还使用了不少生存下来的当事者的证言。这些当事人并不是纳粹党徒，但当年他们支持了纳粹体制。当然，到纳粹上台为止，至少还有100万的选民，始终坚持支持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中央党。即使这些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也使得他们最终倾向支持希特勒。概括地说，所谓希特勒的支持者，也就是1932年呈现出来的强有力的反民主思潮的群体，只因大恐慌侵袭了他们私人生活各种利益。可是，平心而论，希特勒上台之前，魏玛时代创建的民主主义价值观还是对他们有一定吸引力的。这些软弱的民主主义信仰者，最后也都成了希特勒体制的支持或者容忍者。第三帝国用宣传的社会生活的稳定、安全， 换取了他们的自由。盖拉特莱指出，还有一个意识形态要素，也可以看成第三帝国中含有魏玛时代延续下来的一个要因，这就是爱国主义。魏玛时代的民族主义爱国者很容易转化为纳粹主义的爱国者。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中的参数往往有助于汇集民意。强有力的纳粹体制做出了某些物质上的承诺，因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物质 安全联系在一起，这些具体的承诺体现出时代民众的道德要求（就业权利和社会保障等），同时衍生出人们对纳粹体制中的秘密警察镇压的赞同和支持。因此，德国未曾有过真正有组织的抵抗，而广大民众对纳粹政权支持从来没有动摇过。（20）

该书的着眼点不在于纳粹体制怎样腐蚀、控制国民的思想和行为，在于德国国民为何、如何服从和配合纳粹体制的。它是从各种具体微观事例实证分析入手，与戈德哈根的《希特勒的自愿刽子手》（Daniel Goldhagen,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单一以101警察部队在东部战场的样板剖析不一样。但盖拉特莱与戈德哈根也有相同的地方，他也认为德国国民对纳粹的顺从、拥护并不都是制度强制、胁迫的结果，往往是为了个人私利主动、自发的顺应和配合。然而，他的结论又是否定戈德哈根的结论，——戈德哈根把普通的德国人描绘成因为具有先天的、或者文化传统导致他们的反犹心理和行为倾向，所以会迎合纳粹的各种政策和暴行；而盖拉特莱是描绘出德国国民如何从各种“非政治”缘由主动去迎合纳粹体制的。《支持希特勒》与布朗宁（Christopher R. Browning）的《普通人：后备警察101营和波兰的最终解决》（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也不一样，布朗宁着力分析影响101警察积极参与屠杀的各种“环境因素”；而盖拉特莱从档案中发掘告密者的个人动机。

当然，也存在对该书的批评，有的学者，如约翰逊（Eric A. Johnson) 认为盖拉特莱只注意那些普通德国人主动检举、告密的案例，因而提出质疑：纳粹秘密警察处理的案件中，案发出自告密的案件到底占多少百分比呢？遭到家族、亲友告密的恐怕是诸多案件中很小一部分，而作者把它们普遍化，作为一种典型来处理。批评者认为作者的叙述、分析有片面和夸大，比如，“告密泛滥”、“全国弥 漫着高密的空气”、“与秘密警察工作相比，倒是受监视的人（告密）活跃”等等。虽然盖拉特莱在第一章《支持希特勒》中，提到15万共产党员受到迫害，但只 是在注释中出现，未曾做出进一步分析，也没有提及其他宗教信仰者神职人员的抵抗。而对这些人遭受的镇压，未必是源自普通德国人的检举或告密。如果作者对秘密警察的档案能投以更宽的视野，那么一定会看到许多做出抵抗和牺牲的德国人。约翰逊认为盖拉特莱的叙述没有对“德国人”作出区分，没有提及甚至否认抵抗纳 粹体制的人们，把德国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他未把力点放在犯罪者、受害者等具体个案的采访和研究上，只是提供了宏观的描述，没有看到那些默默地被迫胁从的德国人在强制下的痛苦。（21）

但是，笔者认为，我们强调制度决定论的时候，在吸取历史教训和追究伦理责任的时候，也不能否认人的主观选择对体制形成和维持的功能。首先，假如不是主动、积极支持纳粹体制的国民占了大多数、绝大多数，那么纳粹不可能通过选举上台，不可能维持长达12年的残酷统治，而导致他最后毁灭的还是外部的全球的反法西斯力量。

其次，盖拉特莱在书中也涉及历史学界普遍的共识，即纳粹上台得到国民拥护的原因包括经济萧条、通货膨胀、政治动荡，对苏联的恐惧、民族主义传统和自由意识的软弱等要素，他只是在这些要素之外，更强调和凸现了对个人私欲动机的分析。从其他的一些历史记叙来看再考察纳粹政权的建立和经营的历史同时，在考 察制度之恶的同时，我们不能把制度决定论抽象化、绝对化，多视角的考察也是必要的。其中，个人私欲动机考察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具有其独自意义。比如，1933年，洛维特（Karl L?with）在回忆录（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und nach，）中生动地记录了1933年前后，他熟识的德国知识阶层、众多的大学人对纳粹“革命”的广泛共鸣和支持，只有个别人进行微弱的、却是难能可贵的 抵制。洛维特不仅揭露了迎合纳粹“革命”知识分子的丑态，其中不少还是犹太人。书中，洛维特以斯普兰格为例，分析少数开始尚微弱反抗知识分子逐渐顺应的原 因： “没有人愿意放弃一份已经习惯又做的很好的工作”。（22）“没有人愿意放弃一份已经习惯又做的很好的工作”，怕失去纳粹体制下大学里的一分教授职务—— 个人的境况、利益往往是最终选择妥协、顺从，放弃抵抗的直接和根本原因。再如，科什那依据母亲当年的手记，在《莎拉的礼物》（新星出版社，2009年）以 鄙视的口气详细描述犹太人社区领袖的梅林的各种讨好纳粹，配合纳粹残害自己同胞的卑鄙无耻劣迹，而梅林以及手下的犹太人警察的各种劣迹，无不出自他们自我保存的私心、私利、私欲。（23）我们往往强调一些私人领域道德准则是私德，依靠个人自律，反对谴责者的“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殊不知纳粹的国家社会主 义把所有的私人领域吞蚀了，个人私德许多场合联系着“民族的公共领域”。不少人为了个人蝇头小利出卖、葬送了公众的自由。

在极端险恶的环境里，人们表现出道德选择、道德行为也会有所不同。《莎拉的礼物》中，还有兹维坦·托多罗夫的《面临极限》（Face a l'extreme）.一书中，表现出最勇敢、刚毅英雄行为的，却是出自那些表面看来的弱者，甚至是最温柔、软弱的女性。维洛特在回忆、记叙那个年代各种人物和事例的同时，“甚至能觉察存在于‘具有德国民族意识’与‘怀有强烈国家社会主义心态’的犹太人知识分子之间的细微差异”；能够把因单纯和幼稚而“忠于党卫队的学生，与虽然没有入党，却懂得如何顺应时局发达、高升的”知识分子区分开来。（24）尽管人在死亡威胁面前多会做出妥协、服从的选择，但认为陷入邪恶的深浅还会因人而异。所以，即使人面临极限，面临死亡的威胁，还是有一个主体选择的问题，这也是反抗强权牺牲的英雄具有强大道德号召力的原因。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有不少篇幅论述极权主义制度可以剥夺个人的法权、摧毁具有2500年历史道德传统，使人成为单具有动物性的行尸走肉， ——强调了制度之恶前所未有的威力和恐怖。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提出的受害者对极权主义体制顺从、甚至主动合作的伦理问题，虽然当年引来不少争议和指责。可是这样的事例以后还是不断在大量历史见证文本中出现，至少证实了她的问题意识并非捕风捉影。受害者同时是加害者，即体制的受害者都参与了构建压迫自己的环境。这是经历过那种体制的人们往往要回避的，而又难以回避的伦理难题。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遭到广泛批评后，阿伦特继续探索深 入探讨现代社会中政治伦理问题。在《责任与判断》（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所收的《独裁体制下个人责任》一文中，她强调指出，这种丧失道德自律的人们，不仅是感觉到暴力的威胁才屈服、追随纳粹运动，不少人实际是怕赶不上新时代起点“历史的步伐”主动地参与。所以，诱惑与威胁一样，同样能使人丧失道德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在法庭上，因为自己受到威胁或利诱才行恶借口只能作为威胁、利诱者犯罪的证言，但是这不能成为自己屈服的道德上正当性的理由。（25）最近扬——维尔纳·米勒在接受徐贲的访谈中，谈到纳粹体制研究 的前辈弗朗茨·诺依曼（Franz Neumann）的观点：“真正的民主制度需要具有内部的同质性，宪法的作用是在民主的朋友们之间，为全社会的政治游戏和政治目标规定一套充分一贯的游戏 规则。”（26）米勒所谓“同质性”就是指共同体成员绝大部分都有这种自律的前提，其成员失去这样道德自律的社会，决不是民主社会。个人法律上的权利得不 到保障，因为法律是建立在这种道德自律的前提上。在这样的社会中按照良心行事——自律的人们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他们因此对其他国民有极大的道德号召力。绍 尔兄妹、史道芬贝格上校等人物在电影《白玫瑰在行动》、电影《暗杀希特勒》中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主要来自这些历史人物崇高的道德、人生的选择。

在最新的著作《列宁·斯大林和希特勒》（Lenin, Stalin and Hitler: The Age of Social Catastrophe）中，盖拉特莱还是坚持他的前两部著作的观点，即纳粹政权是广大德国国民主动选择、拥护的产物。他认为，希特勒与斯大林不同之处，他没有对追随者进行大规模清洗，只是说明了人们对他已经取得的成功和将会取得的成功的深信不疑。盖拉特莱之所以注视个人动机，是因为在他看来，战后德国国民对纳粹体制下的个人伦理责任的认识，还是不充分的。德国政府政治教育局为了鼓励国民从各个角度认真反思历史而承担起个人的伦理责任，向国民推荐这本书，出版价廉、普及的德文版（27）

盖拉特莱的《支持希特勒》，还有三个特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盖拉特莱指出了纳粹作者体制暴力镇压力度之缓缓变化过程。而这个过程是根据民众的反应渐渐毫无顾忌强化起来的。到1930年代末，原先的政治犯、“不适应社会者”或者被处理，或者转向民族社会主义，所以，与前几年相比，他们在集中营中所占 比例相对降低，集中营收容人数也有下降。观察历史不能只看假象。对犹太人的迫害，也有一个逐渐恶化的过程。1930年代后半那几年，虽然对犹太人的迫害依 然在继续，发生一些零星的暴力事件，可似乎给人们的印象，政府正在寻找“移民”等解决办法。但是，战争爆发后，事情进一步恶化，政府的强制和民众的迎合一起，越来越使得现实走向黑暗。 第二，盖拉特莱注意到因为民众的支持、配合和告密，纳粹政权对司法制度动了大手术，出现了不少法制史上“新生事物”：公、检、法合一的“警察司法制度”、 人民法庭制度、现场军事法庭制度等等。这也是值得研究极权主义法学学者值得继续深入、细致研究的一个课题。第三，与其他欧美研究者（28）一样，盖拉特莱 也指出纳粹的意识形态渗入社会生活每个角落，私人领域完全丧失，国民甚至不能自由选择结婚、丧葬仪式。极权主义体制下日常生活也是值得研究者开拓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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