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夜读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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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氏家训》

南北朝人的有些著作我颇喜欢。这所说的不是一篇篇的文章，原来只是史或子书，例如《世说新语》，《华阳国志》，《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以及《颜氏家训》。其中特别又是《颜氏家训》最为我所珍重，因为这在文章以外还有作者的思想与态度都很可佩服。

积其一身数十年患难之经验，成此二十篇书以为子孙后车，其要旨不外慎言检迹，正是当然。易言之即苟全性命于乱世之意也。但是这也何足为病呢，别人的书所说无非也只是怎样苟全性命于治世而已，近来有识者高唱学问易主赶快投降，似乎也是这一路的意思罢。不过颜君是古时人，说的没有那么直截，还要蕴藉一点，也就消极得多了，这却是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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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行日注》

最喜欢的还是这部日记，因为到了甲申他已是五十六岁，从前经过了好些恩爱的苦难，现在却又遇着真是天翻地覆的大变动，他受了这番煅炼，除去不少的杂质与火气，所表现出来的情意自然更为纯粹了。虽然情形稍有不同，我觉得黄山谷的《宜州家乘》在这里似乎可以相比。《甲行日注》里所记的是明遗民的生活，所以第一显著的当然是黍离麦秀的感慨，而这里又特别加上种族问题，更觉得痛切了。

　　日记中纪录当时乱离情状亦多可取。苏州不战而降，没有多大杀戮，但即其零星纷扰也含有重大意义，盖在这里可以看出民族的老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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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化女》

  这些事在中国也是古已有之，大抵与彗星出现等同收入《五行志》里，当作某事的一种征兆。《本草纲目》卷五十二人部在人傀项下谈到这类现象曰：
  “男生而覆，女生而仰，溺水亦然，阴阳秉赋，一定不移，常理也，而有男化女女化男者何也？岂乖气致妖，而变乱反常耶？《京房易占》云，男化为女，宫刑滥也，女化为男，妇政行也。《春秋潜潭巴》云，男化女，贤人去位，女化男，贱人为王。此虽以人事言，而其脏腑经络变易之微，不可测也。”李时珍到底是医师，虽然引了些道士派的怪话，却仍归结到生理方面，觉得其变易不可测，便因为相信秉赋是一定不移的。蔼理斯在《性的心理》第二卷“性的颠倒”中引希普（W.Heape）的话云：“世间并无纯粹雄的或雌的生物，一切都具一个主要的和退缩的性，其两性同样具备的二形（Herm-aphrodite）在外。”依此可知两性区分原非绝对，其退缩的性有时复长，则性的现象亦遂转变，在现代知识看去虽亦是希有却并非妖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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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与小僧》

柳田国男著《退读书历》，其中批评集的第二篇系讲《和尚与小僧》者，始托旧书店找得一册。柳田原文云：

  “第三，我们生涯中最是个人的部分，即是为祖母所抱而睡于一隅的时代的梦幻，乃是如此的与万民共同的一重大事件，此真非互相讲谈不能了知者也。假如没有中田君，那么我们的童年所仅得而保存的那宝贵的昔时，将为了无谓的怕羞的缘故而永久埋没了亦未可知。时世诚是一个山寺里的和尚也，将因了那明敏的小僧而看破——启发的事情在此后亦自必很多耳。
  “第四，我们所特别有所感动者，这民族所有的千古一贯的或可称为笑之继承是也。例如三百年前安乐寺的策传大德（案即古笑话书《醒睡笑》的著者）当作某和尚的弱点某小僧的机智记下的故事，把他译作现代语讲给人听，那么昭和时代的少年也将大笑。而其故事的型式，则原只经历小小的变更，直从悠远的大过去继续而来，使天真烂漫元气旺盛的少年们悦耳怡情以至于今也。
  “故事的根本乃是的确的老话，决不是中古的文艺的出产，这只须考察以何物为滑稽之牺牲即可明白了。在人有衰老，亦有世世的代谢。曾获得优越地位的大和尚也会遇见携金枝而来挑战者，不得不去迎敌。师弟长幼的伦理法则当然很为他援助，可是在单纯的客观者的眼里这也同飞花落叶的自然的推移一般，只是很愉快喜欢地看着罢。如《断舌雀开花翁》的童话里愚者简单地灭亡，《两个笨汉的故事》里智者无条件地得胜那样，其时还没有可怜这句话，从那个时代起小僧便在那里且与和尚战斗，且为大家所哄笑，为我们的儿童所围绕着，在等待中田千亩氏写这本书的时代之到来了。”



中国笑话中虽也多以和尚为材料，但这只是让他一个人在社会上出乖露丑，并没有徒弟做陪衬，更不必说有这许多故事可以成一部书，其原因大约是和尚在中国早已堕落成为游民之一，笑话作家取他作材料，第一因为光头异服，其次破戒犯法，兼有秃子与好夫之德，大有事半功倍之概，至于与其僧伽制度殆无甚关系也。日本国民思想虽然根本的是神道即萨满教，佛教的影响却亦极大，中古以来寺院差不多与基督教会相像，兼办户籍与学校事务，其地位自较庄严，与民间的关系亦自密切，一直维系到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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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饭小品》

王思任是明末的名人，有气节有文章，而他的文章又据说是游记最好，

他与徐渭、倪元璐、谭元春、刘侗，均不是一派，虽然也总是同一路，却很不相同，他所独有的特点大约可以说是谑罢。以诙谐手法写文章，到谑庵的境界，的确是大成就，值得我辈的赞叹，不过这是降龙伏虎的手段，我们也万万弄不来。古人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谑庵的文集上也该当题上这两句话去。

陶元藻《全浙诗话》卷三十五云：
　　“遂东有钱癖，见钱即喜形于色，是日为文特佳，然其所入者强半皆谀墓金，又好施而不吝，或散给姻族，或宴会朋友，可顷刻立尽，与晋人持筹烛下溺于阿堵者不同，故世无鄙之者。”陶篁村生于乾隆时，去谑庵已远矣，其所记如此，盖或本于故老流传，可与宗子所说互相印证。叶廷琯《鸥波渔话》云：
　　“字画索润，古人所有。板桥笔榜小卷，盖自书书画润笔例也，见之友人处，其文云：‘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乾隆己卯，拙公和上属书谢客，板桥郑燮。’此老风趣可掬，视彼卖技假名士偶逢旧友，貌为口不言钱，而实故靳以要厚酬者，其雅俗真伪何如乎。”板桥的话与篁村所说恰合，叶调生的评语正亦大可引用，为谑庵张目也。


犹初学读文章之宁先《古文析义》而后《六朝文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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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州笔谈》

栖清山人论小儿读书很有意思，《笔谈》卷上云：
　　“读书理会笺注，既已明其意义，得鱼忘筌可也，责以诵习，岂今日明了明日复忘之耶。余不令儿辈读章句集注，盖欲其多读他书，且恐头巾语汩没其性灵也，而见者皆以为怪事，是希夷所谓学《易》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毋于周孔注脚下盘旋者非也。”卷下又云：
　　“教小儿，不欲通晓其言而唯责以背诵，虽能上口，其究何用。况开悟自能记忆，一言一事多年不忘，传语于人莫不了了，是岂再三诵习而后能者耶。”《衡言》卷一亦有一则可以参考，文云：
　　“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寻绎其义，不过数语可了，有似故为艰深者。不知当时之民何以能解，岂一时文体所尚如是乎，抑果出于下吏之手乎？授小儿强读之，徒形其苦，未见其益。”山人又痛恶八股文字，《笔谈》卷上云：
　　“唐宋金石文字间用左行，字大小斜正疏密不拘，署衔名长短参差有致，虽寥寥数语，出自巷曲细民，文理亦行古雅。今之碑板文既陋劣，语言名称尤甚不伦，良由独习进取之文，不暇寻古人门径。独惜土木之工壮丽称于一时，而文不足传后，千载下得不笑今世无人耶。”又云：
　　“诗以言情，感于所遇，吐露襟怀，景物取诸当前，何假思索。若本无诗情而勉强为诗，东抹西涂，将无作有，即得警句亦不自胸中流出，况字句多疵，言语不伦耶。至以八股之法论诗，谓此联写题某处，此句写题某处。岂知古人诗成而后标出作诗之由，非拟定此题然后执笔为诗。梦梦如是，无怪人以作诗为难；亦犹人皆可为圣贤，自道学书连篇累牍，言心言性，使人视为苦事，不敢有志圣贤也。”

又云：
　　“农谈丰歉，工谈巧拙，商谈赢绌，宜也。士之为士，只宜谈八股乎？求进取不得不习八股，既已仕矣，犹不可废之乎？秦燔百家言以愚黔首，今尚八股以愚黔首，愚则诚愚矣，其如人才不竞，不能以八股灭贼何？”

但我更喜欢他别的几条，意思通达而明净，如《笔谈》卷上论薄葬云：
　　“周主郭威遗命纸衣瓦棺以葬，至今要与厚葬者同归于尽。回人好洁，葬法有衾无衣，有椁无棺，血肉时化入土。余生无益于人，死亦不欲有害于人，安得负土而出之石，掘土数尺，凿空足容吾身，即石面大书刻曰栖清山人王侃之藏，死时襚以布衣，纳入其中，筑土种豆麦如故，但取古人藏其体魄勿使人畏恶之意，虽于礼俗未合，亦非无所师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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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杂组》

其中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乃是《物部》，物类繁多，易引人注意，随处随事可见格物工夫，博识新知固可贵重，即只平常纪叙，而观察清楚，文章简洁，亦复可诵。写自然事物的小文向来不多，其佳者更难得。英国怀德（Gilbert White）之《自然史》可谓至矣，举世无匹。在中国昔日尝有段柯古的《酉阳杂俎》，其次则此《五杂组》。此二者与怀德书不能比较，但在无鸟之乡此亦蝙蝠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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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廿虫吟》

著者自序云：
　　“盈天地间皆物也，而其至纷赜至纤细者莫如昆虫。有有其名而罕觏其物者，有有其物而未得其名者，有古之名不合于今者，有今之名不符于古者，有同物而异名者，有同名而异物者，分门别类，考究为难。暇日无事，偶拈小题，得诗百馀首，补《尔雅笺疏》之未备，志《齐民要术》所难周，蠕动蜎飞，搜罗殆略尽矣。明识雕虫末技，无当体裁，或亦格物致知之一助云尔。”他的意见我觉得很不错，格物致知也说得恰好，不比普通道学家的浮词浪语。

　　我这所谓格物可以有好几种意思，其一是生物的生态之记录，于学术不无小补，其次是从这些记录里看出生物生活的原本，可以做人生问题的参考。平常大家骂人总说禽兽，其实禽兽的行为无是非善恶之可言，乃是生物本然的生活，人因为有了理智，根本固然不能违反生物的原则，却想多少加以节制，这便成了所谓文明。但是一方面也可以更加放纵，利用理智来无理的掩饰，此乃是禽兽所不为的勾当，例如烧死异端说是救他的灵魂，占去满洲说是行王道之类是也。我们观察生物的生活，拿来与人生比勘，有几分与生物相同，是必要而健全的，有几分能够超出一点，有几分却是堕落到禽兽以下去了：这样的时常想想，实在是比讲道学还要切实的修身工夫，是有新的道德的意义的事。

不知道有多少年来中国读书人的聪明才力都分用在圣道与制艺这两件物事上面，玩物丧志垂为重戒，虽然经部的《诗》与《尔雅》，医家的《本草》，勉强保留一点动植物的考察，却不能渐成为专门，其平常人染指于此者自然更是寥寥了。

古人评萨坡遗诗云，花朵虽少，俱是蔷薇。比拟或少有不伦，正无妨暂且借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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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甸

　　说到厂甸，当然要想起旧历新年来。旧历新年之为世诟病也久矣，维新志士大有灭此朝食之概，鄙见以为可不必也。问这有多少害处？大抵答语是废时失业，花钱。其实最享乐旧新年的农工商，他们在中国是最勤勉的人，平日不像官吏教员学生有七日一休沐，真是所谓终岁作苦，这时候闲散几天也不为过，还有那些小贩趁这热闹要大做一批生意，那么正是他们工作最力之时了。过年的消费据人家统计也有多少万，其中除神马炮仗等在我看了也觉得有点无谓外，大都是吃的穿的看的玩的东西，一方面需要者愿意花这些钱换去快乐，一方面供给者出卖货物得点利润，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不见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假如说这钱花得冤了，那么一年里人要吃一千多顿饭，算是每顿一毛共计大洋百元，结果只做了几大缸粪，岂不也是冤枉透了么？饭是活命的，所以大家以为应该吃，但是生命之外还该有点生趣，这才觉得生活有意义，小姑娘穿了布衫还要朵花戴戴，老婆子吃了中饭还想买块大花糕，就是为此。旧新年除与正朔不合外别无什么害处，为保存万民一点生趣起见，还是应当存留，不妨如从前那样称为春节，民间一切自由，公署与学校都该放假三天以至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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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吃茶

因此可见六朝时南方吃茶的嗜好很是普遍，而且所吃的分量也很多。到了唐朝统一南北，这个风气遂大发达，有陆羽卢仝等人可以作证，不过那时的茶大约有点近于西人所吃的红茶或咖啡，与后世的清茶相去颇远。

待客以结婚时宴“亲送”舅爷为最隆重，用三道茶，即杏酪莲子及叶茶，平常亲戚往来则叶茶之外亦设一果子茶，十九皆用莲子。范寅《越谚》卷中饮食门下，有茶料一条，注曰，“母以莲栗枣糖遗出嫁女，名此。”又酾茶一条注曰，“新妇煮莲栗枣，遍奉夫家戚族尊长卑幼，名此，又谓之喜茶。”此风至今犹存，即平日往来馈送用提合，亦多以莲子白糖充数。

　　茶本是树的叶子，摘来瀹汁喝喝，似乎是颇简单的事，事实却并不然。自吴至南宋将一千年，始由团片而用叶茶，至明大抵不入姜盐矣，然而点茶下花果，至今不尽改，若又变而为果羹，则几乎将与酪竞爽了。岂酾茶致敬，以叶茶为太清淡，改用果饵，茶终非吃不可，抑或留恋于古昔之膏香盐味，故仍于其中杂投华实，尝取浓厚的味道乎？均未可知也。南方虽另有果茶，但在茶店凭栏所饮的一碗碗的清茶却是道地的苦茗，即俗所谓龙井，自农工以至老相公盖无不如此，而北方民众多嗜香片，以双窨为贵，此则犹有古风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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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的生长

　　我不信鬼，而喜欢知道鬼的事情，此是一大矛盾也。虽然，我不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我不懂什么是二气之良能，但鬼为生人喜惧愿望之投影则当不谬也。

人更执着于生存，对于自己及所亲之翳然而灭，不能信亦不愿信其灭也，故种种设想，以为必继续存在，其存在之状况则因人民地方以至各自的好恶而稍稍殊异，无所作为而自然流露，我们听人说鬼实即等于听其谈心矣。盖有鬼论者忧患的人生之雅片烟，人对于最大的悲哀与恐怖之无可奈何的慰藉，

自己不信有鬼，却喜谈鬼，对于旧生活里的迷信且大有同情焉，此可见不佞之老矣，盖老朽者有些渐益苛刻，有的亦渐益宽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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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

  中国文化的遗产里有四种特别的东西，很值得注意，照着他们历史的长短排列起来，其次序为太监，小脚，八股文，雅片烟。

据说在舜的时代已有五刑，那么这一类刑余之人也该有了罢，不过我于史学很是荒疏，有点不大明白，总之到周朝此辈奄人的存在与活动才很确实了。

巴比伦盛于唐虞之际，亚叙利亚则在殷初，皆在周以前，中国民族的此种方法究竟是自己发明，还是从西亚学来，现在无从决定，只好存疑，但是在东亚则中国无疑的是首创者与维持者，盖太监在中国差不多已有三千年的光荣的历史了也。

  太监是一个很有兴趣的题目，却有很深长的意义。说国家会亡于太监，在现今觉得这未必确实，但用太监的国家民族难得兴盛，这总是可以说的了。西欧各国无用太监者，就是远东的日本也向来没有太监，他们不肯残毁人家的支体以维男女之大防，这一点也即是他们有人情有生意的地方。中国太监制度现在总算废除了，可是有那么长的历史存在，想起来不禁惊然，探恐正如八股虽废而流泽孔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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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恶诗话

   陆游《夜闻姑恶诗》，虽非禽言而意特悲凉，其词曰：
  “湖桥东西斜月明，高城漏鼓传三更，
  钓船夜过掠沙际，蒲苇萧萧姑恶声。
  湖桥南北烟雨昏，两岸人家早闭门，
  不知姑恶何所恨，时时一声能断魂。
  大地大矣汝至微，沧波本自无危机。
  秋菰有米亦可饱，哀哀如此将安归。”
  提到放翁，总容易叫人想起沈园的事情来。毛晋题所刻《放翁题跋》后云：
  “余于渭南县伯诸书，已七跋矣，又复何言，但其咏《钗头风》一事，孝义兼挚，更有—种啼笑不敢之情，溢于笔墨之外，故并记之。案放翁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伉俪相得，弗得于姑，出之，未忍绝，为别馆往焉，姑知而掩之，遂绝。后改适同耶宗子士程，尝于春日出游，相遇禹迹寺南之沈氏园，放翁怅然赋一调云：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令人不能读竟。”
  据《齐东野浯》卷一所记，这是在绍兴乙亥（一一五五），放翁三十二岁，到了庆元己未（—一九九），那时放翁已经七十六岁了。又有题沈园的两绝句。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这两首诗收在曾国藩的《十八家诗钞》里，虽然五十六个字没有得到一个圈，我却以为这可以见放翁的真性情，很使人感动。清道光时周晋[钅荣]著《越中怀古自咏》，其《沈园》一律末联云，“寺桥春水流如故，我亦踟蹰立晚风。”沈园不知早到那里去了，现在只剩了一片菜园，禹迹寺还留下一块大匾，题曰古禹迹寺。里边只有瓦砾草莱，两株大树。但是桥还存在，虽是四十年前新修的圆洞石桥，大约还是旧址，题口春波桥，即用放翁诗句的典故。民间通称罗汉桥，是时常上下的船步，船“头脑”汤小毛氏即住在桥侧北岸，正与沈园相对。越城东南隅原也不少古迹，怪山，唐玉潜墓，季彭山故里，王玄趾投水的柳桥，但最令人惆怅者莫过于沈园遗址。因为有些事情或是悲苦或是壮烈，还不十分难过，唯独这种啼笑不敢之情，深微幽郁，好像有虫在心里蛀似的，最难为怀，数百年后，登石桥，坐石阑上，倚天灯柱，望沈园墙北临河的芦荻萧萧，犹为怅然，——是的，这里怅然二字用得正好，我们平常大约有点滥用，多没有那样的切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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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蛇闲话

  《癸巳存稿》卷十二云：“秦观词云，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王铚《默记》以为其言如此，必不能至西方净土，其论甚可憎也。宋阳谷周文璞有《浪淘沙》云，鹅黄雪白一醒然，一事最奇君听取，明日新年。张雨《贞居词》和之云，自家大地一陶然，醉写桃符都不记，明日新年。张又有《早春怨》云，半剔银釭，片时春梦，过了元宵。其闲适之意，真净土也。《侯鲭录》，东坡举一鬼诗云，湘中老人读黄老，手援紫藠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言此必于建太白鬼。亦秦词流亚。张辑《谒金门》云，楼外垂杨如此碧，问春来几日。吴琚《浪淘沙》云，几日不来春便老，开尽桃花。又云，时有入帘双燕子，明日清明。朱敦儒《好事近》云，经过子陵滩畔，得梅花消息。又云，长醉是良策，昨夜一江风雨，都不曾听得。盖流连光景，人情所不能无，其托言不知，意本深曲耳。”俞理初的确可以说是嘉道时豪杰之士，其《癸巳存稿》《类稿》都值得阅读，关于宗教的好些研究固可佩服，见识思想之宽博尤可礼赞，这一节里略见一斑，甚可憎也一语说得极妙

大抵古文学者多喜载道主义，又不能虚心体察，以至物理人情都不了解，只会闭目诵经，张目骂贼，以为卫道，亦复可笑也。欲言文学须知人生，而人生亦原以动物生活为基本，故如不于生物学文化史的常识上建筑起人生观，则其意见易流于一偏，而与载道说必相近矣。此事即在科学教育发达的现在犹未易言，然则对于六七百年前的宋人亦可不必过于责备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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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泄气

  中国的修道的人很像是极吝啬的守财奴，什么—点东西都不肯拿出去，至于可以拿进来的自然更是无所不要了。

  中国人许多缺点的原因都是病。如懒惰，浮嚣，狡猾，虚伪，投机，喜刺激麻醉，不负责任，都是因为虚弱之故，没有力气，神经衰弱，为善为恶均力不从心：故至于此，原不止放屁一事为然也。世有医国手不知对于此事有何高见与良方，若敝人则对于医方别无心得，亦并无何种弟子可以负责介绍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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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伊川说诗

载道派的意见根本是唯心的，他们以为治国平天下全在正心诚意，平常静坐深思，或拱手讲学，或执笔为文，所想所说所写应该无一不是圣道，其效能使国家自治天下自平，盖神秘不亚于金刚法会焉。此种教徒的热忱自可佩服，但除此以外殊无用处，以此弄政治则误国，以此谈文学亦未免贻讥。有兔爰爰，雉罹于罗云云，感伤身世，可谓至矣，现今的人读了更有同情，在载道派则恐要一则指摘其不能积极地引导革命，次则非难其消极地鼓吹厌世，终则或又申斥其在乱世而顾视雉兔加以歌咏也，此在伊川之徒或亦自成一家言，但讲道学可而说诗则不可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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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茶庵小文

×××君言论不甚入时，取憎于青年新人，亦是当然，窃意以为在不投机不唱虚伪高调之点或不无可取，故鄙人觉得不必过于责备，况即×君之低调鄙人也唱不出耶？

父祖贤慈，人生最大幸福，建功能得之，此大可贺也。为父或祖者尽瘁以教养子孙而不责其返报，但冀其历代益以聪强耳，此自然之道，亦人道之至也。然而在祖宗崇拜之民族间盖戛戛乎具难之矣。

这些文章从表面看来或者与十年前的略有不同，但实在我的态度还与写《自己的园地》时差不多是一样。我仍旧不觉得文字与人心世道有什么相关。“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纪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llegie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这是民国八年我在《每周评论》上说过的话，至今我还是这样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