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苦竹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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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趣味

学外国语时注意一点语原学上的意义，这有如中国识字去参考《说文解字》以至钟鼎甲骨文字，事情略有点儿繁琐，不过往往可以看到很妙的故实，而且对于这语文也特别易于了解记得

  近代中国书好奇地纪录过日本语的，恐怕要算黄公度的《日本杂事诗》最早了吧。此诗成于光绪已卯（一八七九），八年后又作《日本国志》，亦有所记述。今举一二例，如《杂事诗》卷二《琵琶偷抱近黄昏》一首注云：
  “不由官许为私卖淫，夜去明来，人谓之地狱女，又艺妓曰猫，妓家奴曰牛，西人妾曰罗纱牝，妻曰山神，小儿曰饿鬼，女曰阿魔，野店露肆垂足攫食者曰矢大臣，皆里巷鄙俚之称。”
  艺妓称猫云云今且不谈，只就别的几个字略加解说。饿鬼读如gakki，系汉语音读，源出佛经，只是指小儿的卑语，与女曰阿魔同。阿魔（ama）即尼之音读也。矢大臣 （yadaijin）者即门神之一，与左大臣相对立，此言列坐酒店柜台边喝碗头酒的人。山神（yama no kami）亦卑语，《日本国志》卷三十四《礼俗志》一婚娶条下云：
  “平民妻曰女房，曰山神。”注云：“琼琼杵尊娶木花笑耶，姬为富士山神，以美称，故妻曰山神。”此说盖亦有所本，但似未当，山神以丑称，非美也。《狂言》中有《花子》（《狂官十番》译本作《花姑娘》）一篇，爵爷道白有云：
  “她说，我想看一看尊夫人的容貌。我就把罗刹的尊容做了一首小调回答她。”又云：
  “还有这件衫子是花姑媳给我的纪念品，给罗刹看见了不会有什么好事的。”这里的罗刹原文都是山神。《东北之土俗》讲演集中有金田一京助的一篇《言语与土俗》，中云：
  “盛冈地方有所谓打春田的仪式。这在初春比万岁舞来得要略迟一点，从春初的秧田起，以至插秧，拔草，割稻，收获种种举动都舞出来，总之是一种年中行事，预祝下午的农作有好收成也。
  “盛冈俗语里有好象打春田的娘子这一句话，所以演这舞的土地之神是年青美貌的一位处女神。可是在一年的收获完了的时候，说是土地神上到山上去，变为山神了，舞了后那美丽的假面拍地吊了下来，换了一个漆黑的丑恶可怕的女人脸，退回后台。据说那就是山神的形相。
  “据本地的人说，土地之神是美丽而温和，山神乃是丑而妒，易怒可怕的女神。”后又云：
  “中世称人家的妻曰kamisama（上样）。这意思是说上头，是很大的敬语。后来渐渐普遍化了，现在改换了奥样奥方这些称呼，在东京上样这句话只用以叫那市街或商家的妻子，但是在内地也还有用作称人妻的最上敬语的。戏将上样与音读相同的神样相混，加以嘲弄之意称曰山神，此实为其起源，盖在对于山神的古代重要的观念之外，中世又有前述的易怒而妒且丑的女神这一观念也。这事在盛冈的打春田的土俗中明白地遗留着，但很有意义的，我的山神考便是以这土俗为唯一的线索而做出来的也。”
  《杂事诗》卷二《末知散步趁农闲》一首注中有云：
  “栗曰九里，和兰薯曰八里半。”《日本国志》卷三十五《礼俗志》二饮食条下云：
  “蕃薯，本吕宋国所产，元禄中由琉球得之；关西曰琉球薯，关东曰萨摩薯，江户妇人皆称曰阿萨，店家榜曰八里半。（粟字国音同九里，此谓其味与栗相似而品较下也。）煨而熟之，江户八百八街，角街必有薯户，自卯晨至亥夜，灶烟蓬勃不少息，贵贱均食之。然灶下养婢，打包行僧，无告穷苦，尤贪其利，盖所费不过数钱，便足果腹也。”八里半乃是烤白薯（yakiimo）的异名，若是生的仍称萨摩芋，阿萨亦是指烤熟的，此乃女人用语，即加接头敬语“御”字于萨摩芋而又略去其末二字耳。黄君描写烤自薯一节文字固佳，其注意八里半尤妙，即此可见其对于文字的兴趣也。江户作家式亭三马著滑稽小说《浮世床》（此处床字作理发馆解）初编中已说及七里半，民间又或称曰十三里，其解说则云烤白芋之味比栗子更好吃，kuri（栗又可读作九里）yori （比较又云四里）umai（美味），九加四即是十三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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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趣味二

  日本语中特别有一种所谓敬语，这是在外国语里所很少见的。中国话中本来也有尊姓台甫那一套，不过那是很公式的东西，若是平常谈话里多使用，便觉得有点可笑了。日本的敬语稍有不同，他于真正表现恭敬之外，还用以显示口气郑重的程度，在学话的人不免略有困难，但如谷崎润一郎在《文章读本》所说，这却有很大的好处，因为读者能够从这上面感到人物与事情的状态，可以省去好些无谓的说明。还有日本女人说话的口气也有一种特殊的地方，与男子不一样，在文章的对话中特别有便利，也是别国的言语里所没有的，虽然这与敬语别无多大的关系。
  日本敬语中最普通的是一个御字。《日本杂事诗》卷二《末知散步趁农闲》一首注云：
  “茶曰御茶。御为日本通用之字，义若尊字。”日本语有训读音读之异，御字亦然，通例是加于音读字上用音读曰 go，加于训读字上用训读曰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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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

我想对于自己的言与行我们应当同样地负责任，假如明白这个道理而自己不能实行时便不该随便说，从前有人住在华贵的温泉旅馆而嚷着叫大众冲上前去革命，为世人所嗤笑，至于自己尚未知道清楚而乱说，实在也是一样地不应当。
  现在社会上忽然有读经的空气继续金刚时轮法会而诵起，这现象的好坏我暂且不谈，只说读九经或十三经，我的赞成的成分倒也可以有百分之十，因为现在至少有一经应该读，这里边至少也有一节应该熟读。这就是《论语》的《为政第二》中的一节。
  “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这一节话为政者固然应该熟读，我们教书捏笔杆的也非熟读不可，否则不免误人子弟。我在小时候念过一点经史，后来又看过一点子集，深感到这种重知的态度是中国最好的思想，也与苏格拉底可以相比，是科学精神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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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

  老实说，我觉得我们现在话已说得太多，文章也写得太多了。我坐在北平家里天天看报章杂志，所看的并不很多，却只看见天天都是话，话，话。回过头来再看实际，又是一塌糊涂，无从说起。一个人在此刻如不是闭了眼睛塞住耳朵，以至昧了良心，再也不能张开口说出话来，我们高叫了多少年的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实际上有若何成绩，连三十四年前的辛丑条约还条条存在。不知道那些专叫口号贴标语的先生那里去了，对于过去的事可以不必再多说，但是我想以后总该注重实行，不要再想以笔舌成事，因这与画符念咒相去不远，究竟不能有什么效用也。
  古人云，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这原是很对的，但在有些以说话为职业的人，例如新闻记者，那怎么办呢？

  我想，在言论不大自由的时代，不妨有几种报纸以评论政治报告消息为副课，去与平民为友，供给读者以常识。

我们如依据了这种知识，实心实意地做切切实实的文章，给读者去消遣也好，捧读也好，这样弄下去三年五年十年，必有一点成绩可言。说这未必能救国，或者也是的，但是这比较用了三年五年的光阴再去背诵许多新鲜古怪的抽象名词总当好一点。至少我想也不至于会更坏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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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日知录》所说匹夫保天下的责任在于守礼法重气节，

这里没有多少繁琐的道理，一句话道，大家的责任就是大家要负责任。

中国不患思想界之缺权威，而患权威之行不顾言，高卧温泉旅馆者指挥农工与陪姨太太者引导青年，同一可笑也。无此雅兴与野心的人应该更朴实的做，自己所说的话当能实践，自己所不能做的事可以不说，这样地办自然会使文章的虚华减少，看客掉头而去，但同时亦使实质增多，不误青年主顾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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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文

我们看唐宋以至明清八大家的讲义法的古文，历代文人讲考据或义理的笔记等，随处可以证明。那时候叫青年人读书，便是强迫他们磨灭了纯真的本性，慢慢人为地造成—种近似老年的心境，便能接受那些文学的遗产。这种办法有的也很成功的，不过他需要相当的代价，有时往往还是得不偿失。少年老成的人是把老年提先了，少年未必就此取消，大抵到后来再补出来，发生冬行春令的景象。我们常见智识界的权威平日超人似地发表高尚的教训，或是提倡新的或是拥护旧的道德，听了着实叫人惊服，可是不久就有些浪漫的事实出现，证明言行不一致，于是信用扫地，一塌胡涂，我们见了破口大骂，本可不必，而且也颇冤枉，这实是违反人性的教育习惯之罪，这些都只是牺牲耳。《大学》有云“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现今正是读经的时代，经训不可不三思也。
  少年壮年中年老午，各有他的时代，各有他的内容，不可互相侵犯，也不可颠倒错乱。最好的办法还是顺其自然，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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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文

我写文章，一半为的是自己高兴，一半也想给读者一点好处，不问是在文章或思想上。我常想普通在杂志新闻上写文章不外三种态度。甲曰老生常谈，是启蒙的态度。乙曰市场说书，是营业的。丙曰差役传话，是宣传的。我自己大约是甲加一点乙，本是老翁道家常，却又希望看官们也还肯听，至少也不要一句不听地都走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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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小学

前日又看尤西堂的《艮斋杂说》，卷五讲到前辈俞君宜的逸事，有云：
  “俞临没时语所亲曰，吾死无所苦，所苦此去重抱书包上学堂耳。”俞君宜大约是滑稽之雄，所以说的很是好玩，但是我觉得在这诙谐之中很含有悲哀的分子，

各科先生都认定自己的功课最重要，也不管小孩是几岁，身体如何，晚上要睡几个钟头，睡前有若干刻钟可以做多少事。我常听见人诉说他家小孩的苦和忙于中小学功课与训练，眼看着他们吃受不下去。我想这种教育似乎是从便宜坊的填鸭学来的，不过鸭是填好了就预备烤了吃的，不必管他填了之后对于鸭的将来生活影响如何，人当然有点不同吧，填似可不必，也恐怕禁不起填。现行中小学制度的利弊会有也已有教育专家出来指正，外行人本可免开尊口，我只见了功课的繁重与训练的紧急觉得害怕，想起古人的话来，替人家惆怅，也深自庆幸，因为我已如斯替文生之不必再也去上学，而且又不信轮回的，所以也不必象俞君宣之怕须重抱书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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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学校纪念日的旧话

  我常想中国的历史多是循环的，思想也难逃此例。这不晓得是老病发作呢，还是时式流行，总之事实还是一样。有一时谈文化，有一时崇武力，有时鼓吹民主与科学，有时便恭维国粹与专制，三十年来已不知转了几个圈子。政客文人口头笔下乱嚷胡写，很是容易，反正说转去是那一套，翻过来又是这一篇，别无实际变化，落得永久时髦。苦只苦了实在办事的，特别是教育家。受教育者是人，人到底不是物件，不好象耍猴似的朝三暮四地训练，而且人才也不是朝三暮四地训练所能成功的，这需要十年以至百年的确定的教育才行，而在中国不幸这是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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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支路

  　　我平常觉得中国的学人对于几方面的文化应该相当地注意，自然更应该有人去特别地研究。这是希腊，印度，亚剌伯与日本。近年来大家喜欢谈什么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我不知两者是不是根本上有这么些差异，也不知道西方文化是不是用简单的三两句恬就包括得下的，但我总以为只根据英美一两国现状而立论的未免有点笼统，普通称为文明之源的希腊我想似乎不能不予以一瞥，况且他的文学哲学自有独特的价值，据臆见说来他的思想更有与中国很相接近的地方，总是值得萤雪十载去钻研他的，我可以担保。印度因佛教的缘故与中国关系密切，不待烦言，亚剌伯的文艺学术自有成就，古来即和中国接触，又因国民内有一部分回族的关系，他的文化已经不能算是外国的东西，更不容把他闲却了。日本有小希腊之称，他的特色确有些与希腊相似，其与中国文化上之关系更仿佛罗马，很能把先进国的文化拿去保存或同化而光大之，所以中国治“国学”的人可以去从日本得到不少的资料与参考。从文学史上来看，日本从奈良到德川时代这千二百馀年受的是中国影响，处处可以看出痕迹，明治维新以后，与中国近来的新文学相同，受了西洋的影响，比较起来步骤几乎一致，不过日本这回成为先进，中国老是追着，有时还有意无意地模拟贩卖，这都给予我们很好的对照与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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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恰好在留存的信稿里有几篇是谈到写文章的，可以抄来当作材料。其一，本年六月廿六日答南京阳君书云：
  “手示诵悉。不佞非不忙，乃仍喜弄文字，读者则大怒或怨不佞不从俗呐喊口号，转喉触讳，本所预期，但我总不知何以有非给人家去戴红黑帽喝道不可之义务也。不佞文章思想拙且浅，不足当大雅一笑，这是自明的事实，唯凡奉行文艺政策以文学作政治的手段，无论新派旧派，都是一类，则于我为隔教，其所说无论是扬是抑，不佞皆不介意焉。不佞不幸为少信的人，对于信教者只是敬而远之，况吃教者耶。国家衰亡，自当负一分责任，若云现在呐喊几声准我免罪，自愧不曾学会画符念咒，不敢奉命也。纸先先生《震庚日记》极愿一读，如拟刊行，或当勉识数行。草草不尽。”红黑帽编竹作梅花眼为帽胎，长圆而顶尖，糊黑纸，顶挂鸡毛，皂隶所戴，在知县轿前喝道曰乌荷。此帽今已不见，但如买杂货铺小灯笼改作，便顷刻可就，或只嫌稍矮耳。其二是十月十七日晚与北平虞君书云：
  “手书诵悉。近来作文别无进步，唯颇想为自己而写，亦殊不易办到，而能减少为人（无论是为启蒙或投时好起见）的习气总是好事，不过所减亦才分毫之末耳。因此希望能得一点作文之乐趣，此却正合于不佞所谓识字读书唯一用处在于消遣之说，可笑从前不知实用，反以此自苦，及今当思收之桑榆也。”其三是十一月六日答上海有君书云：
  “来书证文，无以应命。足下需要创作，而不佞只能写杂文，又大半抄书，则是文抄公也，二者相去岂不已远哉。但是不佞之抄却亦不易，夫天下之书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则自然只能选取其一二，又从而录取其一二而已，此乃甚难事也。明谢在杭著笔记曰《文海披沙》，讲学问不佞不敢比小草堂主人，若披沙拣金则工作未始不相似，亦正不敢不勉。我自己知道有特别缺点，盖先天的没有宗教的情绪，又后天的受了科学的影响，所以如不准称唯物也总是神灭论者之徒，对于载道卫道奉教吃教的朋友都有点隔膜，虽然能体谅他们而终少同情，能宽容而心里还是疏远。因此我看书时遇见正学的思想正宗的文章都望望然去之，真真连一眼都不瞟，如此便不知道翻过了多少页多少册，没有看到一点好处，徒然花费了好些光阴。我的标准是那样的宽而且窄，窄时网不进去，宽时又漏出去了，结果很难抓住看了中意，也就是可以抄的书。不问古今中外，我只喜欢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之思想，混和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之文章，理想固难达到，少少具体者也就不肯轻易放过。然而其事甚难。孤陋寡闻，一也。沙多金少，二也。若百中得一，又于其百中抄一，则已大喜悦，抄之不容易亦已可以不说矣。故不佞抄书并不比自己作文为不苦，然其甘苦则又非他人所能知耳。语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辄唠叨写此，以明写小文抄书之难似易，如以一篇奉投，应请特予青眼，但是足下既决定需要创作，则此自可应无庸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