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苦竹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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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南馀话》

白香的著作除《词谱》外平常却不很多见。从前我只有他的一部《游山日记》，记在庐山天池避暑时事，共十二卷，文章写得很有风趣，思想也颇明达，是游记中难得之作。

《古南馀话》卷四云：
  　　“仲实问诗馀小词自唐宋以迄元明可谓灿备，鲜有不借径儿女相思之情者，冬烘往往腹诽之，谓恐有妨于道学，其说然欤？余曰：天有风月，地有花柳，与人之歌舞其理相近，假使风月下旗鼓角逐，花柳中呵导排衙，不杀风景乎？天下不过两种人，非男即女，今必欲删却一种，以一种自说自扮，不成戏也。故虽学如文正公，亦复有儿女相思之句，正所谓曲尽人情，真道学也。道学之理不知何时竟讲成尘羹涂饭，致南宋奸党直诋为无用之尤，肆意轻侮，亦岂非冬烘妄测之过哉。夫道学所以正人心平天下也，苟好恶不近人情，则心术伪矣，亦恶能得人之情平人之心？《诗》之教，化行南国始自闺房，《书》之教，协帝重华基于妫汭，理必然也，而况歌词乃导扬和气调燮阴阳之理，而顾讳言儿女乎。故自《十九首》以及苏李赠答魏晋乐章，其寓托如出一口，良由发乎性情耳。姑专就小词而论，才如苏公犹不免铁板之诮，谓其逞才气著议论也。词家风趣宁痴勿达，宁纤勿壮，宁小巧勿粗豪，故不忌儿女相思，反不贵英雄豁达，其声哀以思，其义幽以怨，盖变风之流也。其流在有韵之文最为卑近，再降而至于填词止矣，原可不学，学之则不可不求合拍。李后主，姜鄱阳，易安居士，一君一民一妇人，终始北宋，声态绝妩。秦七黄九皆深于情者，语多入破。柳七虽雅擅骚名，未免俗艳。玉田尚矣，近今惟竹垞老人远绍此脉，善手虽众，鲜能度越诸贤者。各就所得名之篇，注意之旨，揣声而学之，有馀师矣。”这可以算是白香的词论，读《词谱》的人当有可参考之处。

又卷五录其少作《闲情集序》，其上半云：
  　　“情之正者日用于伦常之中，惟恐不足，恶得闲？然窃谓饥与谷相需，而先生之馔乃尚羞脯，所居不过容榻，而文王之囿半于国中，是闲复倍于正者何也。吾立于是，四旁皆闲地耳，使握其四旁若堑，则立者以惧。当暑而裸，冠服皆闲物耳，苟并其裘而毁弃，则裸者以忧。盖惧无馀地，而忧或过时，亦闲情耳。尧舜以箕颍为闲情，巢由亦以揖逊为闲情。夷齐以征伐为闲情，武周亦以饿死为闲情。将谓饿死为闲情，彼饿死何汲汲也。谓箕颍为闲情，彼遁世何无闷也。由是观之，无正非闲，无闲非正。身世之所遭，智力之所及，惨淡经营，都求美善，逮夫事往情移，梦回神往，即一身之中，旬日之内，所言所行，不啻秦人视越人之肥瘠也，又何况于局外闲观者哉。”辩说闲情，可谓语妙天下。下文又云：
  　　“吾故常默然也。不言人过失，人本无过失也。不言时务，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也，道听途说又恐传闻失实也。”引用《水浒传序》语，显然很受唱经堂的影响，虽然不曾明白说起。《湘舟漫录》中又有几节话说得很好，卷一说风流云：
  　　“黄龙寺晦堂长老尝问山谷以吾无隐乎尔之义，山谷诠释再三，晦堂不答。时暑退凉生，秋香满院，晦堂因问曰，闻木犀香乎？山谷曰，闻。晦堂曰，吾无隐乎尔。山谷乃服。昨秋寓都昌南山，一夕与五黄散步溪桥间，仲实问风流二字究作何解。予曰，此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之象也，被有文无行人影射坏了，柳下惠曾皙庄子诸葛孔明陶靖节及宋之周邵苏黄，乃所谓真风流耳。吉人以为然。晦堂以禅趣释经，吾以经义训疑训，故牵连书之。”又卷三亦有类似的一则云：
  　　“雅达亦何与康济之学而儒术重之？盖雅则贱货贵德，达则慕义轻生，故可重也。若只如世俗以诗酒书画为雅，以不拘行检为达，至于出处趣向义利生死之关，仍录录茫无择执，亦俗物耳，何雅达之有。”这种说法实在是很平实而亦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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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的回忆

  我最初还是在日本书中见到描画儿童生活的诗文。我喜欢俳谐寺—茶的文集《俺的春天》，曾经抄译过几节。维新以后有坂本文泉子的《如梦》一卷，用了子规派的写生文纪述儿时情景，共九章，明治四十二年（一九○九）印成单行本，现在却早绝板了。二十多年前在三田小店买来的红布面小本至今常放在案头，读了总觉得喜欢，可是还不敢动笔译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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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天悯人

  天就是“自然”。生物的自然之道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河里活着鱼虾虫豸，忽然水干了，多少万的生物立即枯死。自然是毫无感情的。《老子》称之曰天地不仁。人这生物本来也受着这种支配，可是他要不安分地去想，想出不自然的仁义来。仁义有什么不好，这是很合于理想的，只是苦于不能与事实相合。不相信仁义的有福了，他可以老实地去做一只健全的生物。相信的以为仁义即天道，也可以圣徒似地闭了眼祷告着过一生，这种人虽然未必多有。许多的人看清楚了事实却又不能抛弃理想，于是唯有烦闷。这有两条不同的路，但觉得同样地可怜。一是没有法。正如巴斯加耳说过，他受了自然的残害，一点都不能抵抗，可是他知道如此，而“自然”无知，只此他是胜过自然了。二是有法，即信自然是有知的。他也看见事实打坏了理想，却幻想这是自然用了别一方式去把理想实现了。说来虽似可笑，然而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我们随便翻书，便可随时找出例子来。

  从报应思想反映出几件事情来。一是人生的矛盾。理想是仁义，而事实乃是弱肉强食。强者口说仁义，却仍吃着肉。皇帝的事情是不敢说的了，武人官吏土豪流贼的无法无天怎么解说呢？这只能归诸报应，无论是这班杀人者将来去受报也好，或者被杀的本来都是来受报的也好，总之这矛盾就搪塞过去了。二是社会的缺陷。有许多恶事，在政治清明法律完备的国家大抵随即查办，用不着费阴司判官的心的，但是在乱世便不可能，大家只好等候侠客义贼或是阎罗老子来替他们出气，所以我颇疑《水浒传》《果报录》的盛行即是中国社会混乱的一种证据。可是也有在法律上不成大问题的，文人看了很觉得可恶，大有欲得而甘心之意，也就在他笔下去办他一下，那自然更是无聊，这里所反映出来的乃只是道学家的脾气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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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厕读书

  　　谷崎润一郎著《摄阳随笔》中有一篇《阴翳礼赞》，第二节说到日本建筑的厕所的好处。在京都奈良的寺院里，厕所都是旧式的，阴暗而扫除清洁，设在闻得到绿叶的气味青苔的气味的草木丛中，与住房隔离，有板廊相通。蹲在这阴暗光线之中，受着微明的纸障的反射，耽于瞑想，或望着窗外院中的景色，这种感觉真是说不出地好。他又说：
  　　“我重复地说，这里须得有某种程度的阴暗，彻底的清洁，连蚊子的呻吟声也听得清楚地寂静，都是必须的条件。我很喜欢在这样的厕所里听萧萧地下着的雨声。特别在关东的厕所，靠着地板装有细长的扫出尘土的小窗，所以那从屋檐或树叶上滴下来的雨点，洗了石灯笼的脚，润了砧脚石上的苔，幽幽地沁到土里去的雨声，更能够近身地听到。实在这厕所是宜于虫声，宜于鸟声，亦复宜于月夜，要赏识四季随时的物情之最相适的地方，恐怕古来的俳人曾从此处得到过无数的题材吧。这样看来，那么说日本建筑之中最是造得风流的是厕所，也没有什么不可。”谷崎压根儿是个诗人，所以说得那么好，或者也就有点华饰，不过这也只是在文字上，意思却是不错的。日本在近古的战国时代前后，文化的保存与创造差不多全在五山的寺院里，这使得风气一变，如由工笔的院画转为水墨的枯木竹石，建筑自然也是如此，而茶室为之代表，厕之风流化正其馀波也。

  　　佛教徒似乎对于厕所向来很是讲究。

    出家人那么拆烂污，难怪白衣矣。

　　【白衣】《佛学大词典》梵语avada^ta-vasana，巴利语oda^ta-vasana。 　　原意白色之衣，转称著白衣者，即指在家人。 　　印度人一般皆以鲜白之衣为贵，故僧侣以外者皆着用白衣，从而指在家人为白衣，佛典中亦多以‘白衣’为在家人之代用语；相对于此，沙门则称为缁衣、染衣。又西域一般在家人亦着白衣，故亦以白衣称之。然于我国及日本之服制，则又不同。据佛像标帜义图说记载，白衣于我国为身分较低贱者所穿着，如仆役等。而于日本，则非高贵之人不得着白衣；平民仅于祭礼、丧仪之时，始着白衣，以表斋仪之洁净。盖此为日本之国风，故沙门虽着染衣，于礼佛式、入众法之时，亦必于法衣之下衬以白服。［涅盘经会疏卷十四、大唐西域记卷二］
　　【白衣】《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杂名）俗人之别称。以天竺之波罗门及俗人，多服鲜白之衣故也。以是称沙门，谓之缁衣，或染衣。西域记二曰：‘衣裳服玩无所裁制，贵鲜白，轻杂彩。’道宣律师感通录曰：‘白衣俗服，佛严制断。’涅盘经疏十四曰：‘西域俗尚穿白，故曰白衣。’遗教经曰：‘白衣受欲，非行道人。’维摩经方便品曰：‘虽为白衣，奉持沙门清净律行。’智度论十三曰：‘白衣虽有五戒，不如沙门。’
　　【白衣】《陈义孝佛学常见辞汇》指在家人。
　　【白衣（梵avada^ta-vasana，巴oda^ta-vasana，藏gos-dkar）】《中华佛教百科全书》在家人的别称。原意为白色之衣，后转指着白衣者，即指在家众。由于印度之在家人皆着白色衣服。因此称在家众为‘白衣’。相对于此，出家众则用染色衣，故称之为缁衣或染衣。因此，佛典中多以白衣为在家众之代用语。如《中本起经》卷上〈还至父国品〉云（大正4·154b）︰‘佛教比丘，莫亲白衣恋于家居，道俗异故。’《显扬圣教论》卷三（大正31·494c）︰‘在俗者，谓处家白衣，受用五欲，营构俗业，以自活命。’另据《大唐西域记》卷二所载，知印度人贵鲜白而轻杂彩。
　　又，《涅盘经会疏》卷十四有载，西域俗尚穿白衣，故亦称之为白衣。然而，中国及日本之服制与此有异，根据《佛像标帜义图说》卷上的记载，中国以白衣为贱者之服。然在日本，则非高贵之人不能穿着白衣。平民仅于祭礼、丧仪之时始着白衣，以表洁齐。此为日本之国风，因此日本僧人虽穿染衣，但于‘礼佛式’、‘入众法’之时，则以白衣衬于法服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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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语》

  　　我很喜欢讲风物的书。小时候在丛书里见到《南方草木状》、《岭表录异》、《北户录》等小册子，觉得很有兴味，唐以后书似乎没有什么了，《尔雅》统系的自然在外。明朝的有谢在杭的《五杂组》十六卷，虽然并不是讲一地方的，物部四卷里却有不少的好材料，而且文章也写得简洁有致。志地方风物的我在先有周栎园的《闽小记》四卷，今又加上这《广东新语》二十八卷，同样是我所爱读的。

《新语》的文章不像《景物略》或《梦忆》那样波峭，但清疏之中自有幽致。全书中佳文甚多，不胜誊录，其特别有意思者则卷十二《诗语》中有《粤歌》一则，凡二千三百馀言，纪录民间歌谣，今抄取数节：
  　　“粤俗好歌，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欢乐，以不露题中一字，语多双关而中有挂折者为善。挂折者，挂一人名于中，字相连而意不相连者也。其歌也，辞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衬贴之，唱一句或延半刻，曼声长节，自回自复，不肯一往而尽。辞必极其艳，情必极其至，使人喜悦悲酸而不能自己，此其为善之大端也。……其歌之长调者如唐人《连昌宫词》、《琵琶行》等，至数百言千言，以三弦合之，每空中弦以起止，盖太簇调也，名曰摸鱼歌。或妇女岁时聚会，则使瞽师唱之，如元人弹词曰某记某记者，皆小说也，其事或有或无，大抵孝义贞烈之事为多，竟日始毕一记，可劝可戒，令人感泣沾襟。其短调踢歌者不用弦索，往往引物连类，委曲譬喻，多如子夜竹枝。如曰：中间日出四边雨，记得有情人在心。曰：一树石榴全着雨，谁怜粒粒泪珠红。曰：灯心点着两头火，为娘操尽几多心。曰：妹相思，不作风流到几时，只见风吹花落地，那见风吹花上枝。《蜘蛛曲》曰：天旱蜘蛛结夜网，想晴只在暗中丝。又曰，蜘蛛结网三江口，水推不断是真丝。又曰：妹相思，蜘蛛结网恨无丝，花不年年在树上，娘不年年作女儿。《竹叶歌》曰：竹叶落，竹叶飞，无望翻头再上枝，打伞出门人叫嫂，无望翻头做女时。《素馨曲》曰：素馨栅下梳横髻，只为贪花不上头，十月大禾未入米，问娘花浪几时收。……有曰：一更鸡啼鸡拍翼，二更鸡啼鸡拍胸，三更鸡啼郎去广，鸡冠沾得泪花红。有曰：岁晚天寒郎不回，厨中烟冷雪成堆，竹篙烧火长长炭，炭到天明半作灰。有曰：柚子批皮瓤有心，小时则剧到如今，头发条条梳到尾，鸳鸯怎得不相寻。有曰：大头竹笋作三桠，敢好后生无置家，敢好早禾无入米，敢好攀枝无晾花。敢好者，言如此好也。”

清末郭柏苍著《竹间十日话》六卷，卷五中有一则云：
  　　“月光光，照池塘，骑竹马，过洪塘，洪塘水深不得渡，娘子撑船来接郎。此福州儿辈曲也，明韩晋之先生载入文集中，谓此古三言诗也，闽无风，此却可当闽风。村农插秧歌云：等郎等到月上时，月今上了郎未来（叶音黎。《诗》：羊牛下来。《王母白云谣》：尚复能来。）莫是奴屋山低月出早，莫是郎屋山高月出迟？不是出早与出迟，大半是郎没意来。记得当初未娶嫂，三十无月暗也来。词虽鄙亵，往复再三，亦文人才士托兴彤管也。”墨憨斋整十卷的编刊《山歌》只好算是例外，像这样能够赏识一点歌谣之美者在后世实在也是不可多得了。
  　　屈翁山在明遗民中似乎是很特别的一个，其才情似钱吴，其行径似顾黄，或者还要倔强点，所以身后著作终于成了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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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杂事诗抄》

  　　屈翁山是明朝的遗民，《广东新语》成了清朝的禁书，这于书也是一个光荣吧。但就事论事，我觉得这是一部很好的书，内容很丰富，文章也写得极好，随便取一则读了都有趣味，后来讲广东事情的更忍不住要抄他。

  　　《南越笔记》出来的时候《广东新语》恐怕已经禁止了，但如我上边所说，李雨村确也忍不住要抄他，而且差不多全部都选抄。原来说是辑，所以这并不妨，只可惜节改得多未能恰好。

这令我想起永井荷风的话来。荷风在所著《东京散策记》第二篇《淫祠》中曾说过：
  　　“我喜欢淫祠。给小胡同的风景添点情趣，淫祠要远胜铜像，更有审美的价值。”他后来列举对那欢喜天要供油炸的馒头，对大黑天用双叉的萝卜，对稻荷神献奉油豆腐等等荒唐无稽的风俗之后，结论说道：
  　　“天真烂漫的而又那么鄙陋的此等愚民的习惯，正如看那社庙的滑稽戏和丑男子舞，以及猜谜似的那还愿的扁额上的拙稚的绘画，常常无限地使我的心感到慰安。这并不单是说好玩。在那道理上议论上都无可说的荒唐可笑的地方，细细地想时却正感着一种悲哀似的莫名其妙的心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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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隅田川两岸一览》

  我看了日本的浮世绘的复印本，总不免发生一种感慨，这回所见的是比较近于原本的木刻，所以更不禁有此感。为什么中国没有这种画的呢？去年我在东京文求堂主人田中君的家里见到原刻《十竹斋笺谱》，这是十分珍重的书，刻印确是精工，是木刻史上的好资料，但事实上总只是士大夫的玩意儿罢了。我不想说玩物丧志，只觉得这是少数人玩的。黑田源次编的《支那古板画图录》里的好些“姑苏板”的图画那确是民间的了，其位置与日本的浮世绘正相等，我们看这些雍正乾隆时代的作品觉得比近来的自然要好一点，可是内容还是不高明。这大都是吉语的画，如五子登科之类，或是戏文，其描画风俗景色的绝少。这一点与浮世绘很不相同。我们可以说姑苏板是十竹斋的通俗化，但压根儿同是士大夫思想，穷则画五子登科，达则画岁寒三友，其雅俗之分只是楼上与楼下耳。还有一件事，日本画家受了红毛的影响，北斋与广重便能那么应用，画出自己的画来，姑苏板画中也不少油画的痕迹，可是后来却并没有好结果，至今画台阶的大半还是往下歪斜的。此外关于古文拳法汤药大刀等事的兴废变迁，日本与中国都有很大的差异，说起来话长，所以现在暂且不来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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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者之声》

  柳田国男的著述，我平时留心搜求，差不多都已得到

  柳田的作品里有学问，有思想，有文章，合文人学者之长，虽然有时稍觉有艰深处，但这大抵由于简练，所以异于尘土地似干燥。


  “小孩看了大小种种的水泡回转动着，有时两个挨在一起，便这样唱着赏玩。凝了神看着的时候，一个水泡忽然拍地消灭了，心里觉得非常惋惜，这种记忆在我还是幽微地存在。这是连笑的人也没有的小小的故事，可是这恐怕是始于遥远的古昔之传统的诗趣吧。今日的都市生活成立以后这就窣地断掉了，于是下一代的国民就接受不着而完了，这不独是那檐溜做新娘的历史而已。”这文章里很含着惆怅，不只是学问上的民俗学者的关心，怕资料要消没了，实在是充满着人情，读了令人也同样地觉得惘然。《黄昏小记》也是很有意思的小文，如头几节云：
  “这是雨停止了的傍晚。同了小孩走下院子里去，折了一朵山茶花给他，叶上的雨点哗啦哗啦落在脸上了。小孩觉得很是好玩，叫我给他再摇旁边的一株枫树，自己去特地站在底下，给雨淋湿了却高声大笑。此后还四面搜寻，看有没有叶上留着雨水的树。小儿真是对于无意味的事会很感兴趣的。
  “我看着这个样子便独自这样的想，现在的人无端地忙碌，眼前有许多非做不可的和非想不可的事。在故乡的山麓寂寞地睡着的祖父的祖父的祖父的事情，因为没有什么关系了，也并不再想到。只简单地一句话称之曰祖宗，就是要去想，连名字也都不知道了。史书虽然尽有，平民的事迹却不曾写着。偶然有点馀留下来的纪录，去当作多忙的人的读物也未免有点太烦厌吧。

  “想要想象古昔普通人的心情，引起同情来，除了读小说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就是我们一生里的事件，假如做成小说，那么或者有点希望使得后世的人知道。可是向来的小说都非奇拔不可，非有勇敢的努力的事迹不可。人爱他的妻子这种现象是平凡至极的，同别的道德不一样，也不要良心的指导，也不用什么修养或勉强。不，这简直便不是道德什么那样了不得的东西。的确，这感情是真诚的，是强的，但是因为太平常了，一点都不被人家所珍重。说这样的话，就是亲友也会要笑。所以虽然是男子也要哭出来的大事件，几亿的故人都不曾在社会上留下一片纪录。虽说言语文章是人类的一大武器，却意外地有苛酷的用法的限制。若是同时代的邻人的关系，互相看着脸色，会得引起同情。这样使得交际更为亲密，但如隔了五百年或一千年，那就没有这希望了，只在名称上算是同国人，并不承认是有同样普通的人情的同样的人，就是这样用过情爱的小孩的再是小孩，也简直地把我们忘却了，或是把我们当作神佛看待，总之是不见得肯给我们同等待遇就是了。
  “假如有不朽这么一回事，我愿望将人的生活里最真率的东西做成不朽。我站在傍晚的院子里想着这样的事情。与人的寿命共从世间消灭的东西之中，有像这黄昏的花似地美的感情。自己也因为生活太忙，已经几乎把这也要忘怀了。”这里所说的虽是别一件事，即是古今千百年没有变更的父母爱子之情，但是惆怅还同上边一样，这是我所觉得最有意思的。柳田说古昔的传统的诗趣在今日都市生活里忽而断绝，下一代的国民就接受不着了事。又说平常人心情不被珍重纪录，言语文章的用法有苛酷的限制。这都包孕着深厚的意义，我对于这些话也都有同感。也有人看了可以说是旧话，但是我知道柳田对于儿童与农民的感情比得上任何人，他的同情与忧虑都是实在的。因此不时髦，却并不因此而失其真实与重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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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潇《游艺录》

  　　“余初入京师，于陈石士先生座上得识上元管同异之，二君皆姚姬传门下都讲也，因闻古文绪论，谓古文以方望溪为大宗，方氏一传而为刘海峰，再传而为姚姬传，乃八家之正法也。余时于方姚二家之集已得读之，唯刘氏之文未见，虽心不然其说而口不能不唯唯。及购得海峰文集详绎之，其才气健于方姚而根柢之浅与二家同，盖皆未闻道也。夫文以载道，而道不可见，于日用饮食见之，就人情物理之变幻处阅历揣摩，而准之以圣经之权衡，自不为迂腐无用之言。今三家之文误以理学家语录中之言为道，于人情物理无一可推得去，是所谈者乃高头讲章中之道也，其所谓道者非也。八家者唐宋人之文，彼时无今代功令文之式样，故各成一家之法，自明代以八股文为取士之功令，其熟于八家古文者，即以八家之法就功令文之范，于是功令文中钩提伸缩顿宕诸法往往具八家遗意，传习既久，千面一孔，有今文无古文矣。豪杰之士欲为古文，自必力研古书，争胜负于韩柳欧苏之外，别辟一径而后可以成家，如乾隆中汪容甫、嘉庆中陈恭甫，皆所谓开径自行者也。今三家之文仍是千面一孔之功令文，特少对仗耳。以不对仗之功令文为古文，是其所谓法者非也。余持此论三十年，唯石屏朱丹木所见相同。”八家以后的古文无非是不对仗的八股，这意见似新奇而十分确实，曾见谢章铤在《赌棋山庄随笔》亦曾说及，同意的人盖亦不少。我却更佩服他关于道的说法，道不可见，只就日用饮食人情物理上看出来，这就是很平常的人的生活法，一点儿没有什么玄妙。正如我在《杂拌儿之二》序上所说，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理智，调合成功一种人生观，“以此为志，言志固佳，以此为道，载道亦复何碍。”假如蒋君先是那样说明，再来主张文以载道，那么我就不会表示反对，盖我原是反对高头讲章之道，若是当然的人生之路，谁都是走着，所谓何莫由此道也。至于豪杰之士那种做古文法我们可以不论，大抵反抗功令时文只有两条路走，倒走是古文，顺走是白话，蒋君则取了前者耳。又有《袁诗》一则云：
  　　“乾隆中诗风最盛，几于户曹刘而人李杜，袁简斋独倡性灵之说，江南北靡然从之，自荐绅先生下逮野叟方外，得其一字荣过登龙，坛坫之局生面别开。及其既卒而嘲毁遍天下，前之以推袁自矜者皆变而以骂袁自重，毁誉之不足凭，今古一辙矣。平心论之，袁之才气固是万人敌也，胸次超旷，故多破空之论，性海洋溢，故有绝世之情。所惜根柢浅薄，不求甚解处多，所读经史但以供诗文之料而不肯求通，是为袁之所短。若删其浮艳纤俗之作，全集只存十分之四，则袁之真本领自出，二百年来足以八面受敌者袁固不肯让人也。寿长名高，天下已多忌之，晚年又放诞无检，本有招谤之理，世人无其才学，不能知其真本领之所在，因其集中恶诗遂并其工者而一概摈之，此岂公论哉。王述庵《湖海诗传》所选袁诗皆非其佳者，此盖有意抑之，文人相轻之陋习也。”这里对于随园的批评可谓公平深切，褒贬皆中肯，我们平常只见捧袁或骂袁的文章，这样的公论未曾见到过。我颇悔近来不读袁集，也因为手头没有，只凭了好些年前的回忆对于随园随便批评，未免失于轻率，我想还得研究一下再说。我并不骂他的讲性灵，大抵我不满随园的地方是在这里所说的根柢浅薄，其晚年无检实在也只是这毛病的一种征候罢。骂袁者不曾知其真本领，这话很是的确，王述庵实在也是如此，所以未能选取好诗，未必由于文人相轻。近年来袁中郎渐为人所注意，袁简斋也连带地提起，而骂声亦已大作，蒋君此文或可稍供参考，至于难得大众的赞同亦自在意中，古今一辙，作者与抄者均见惯不为怪也。

  　　据我看来，蒋君的最可佩服的地方还是在他思想的清楚通达，刘元培所谓大而入细，奇不乖纯，是也。如中国人喜言一切学术古已有之，《文抄》卷四中则有《西法非中土所传论》，又《游艺录》末卷《释藏总论》中云：
  　　“余尝问龚定庵曰，宋人谓佛经皆华人之谲诞者假庄老之书为之。然欤？定庵曰，此儒者夜郎自大之说也。余又尝问俞理初曰，儒者言佛经以初至中华之《四十二章》为真，其馀皆华人所为，信欤？理初曰，华人有泛海者，携《三国演义》一部，海外人见而惊之，以为此中国之书也，其聪明智慧者嗤笑之，谓中华之书仅如此乎？及有以《五经》《论语》至者，则傲然不信曰，中华之书只《三国演义》耳，安得有此！世之论佛经者亦犹是也。余因二君之说以流览释藏全书，窃以佛经入中华二千馀年，而西来本旨仍在明若昧之间，则半晦于翻译，则半晦于禅学也。”此与《道藏总论》一篇所说皆甚有意趣，此等文字非普通文人所能作，正如百六十斤的青龙偃月刀要有实力才提得起，使用不着花拳样棒也。蒋君的眼光胆力与好谈象纬术数宗教等的倾向都与龚定庵俞理初有相似处，岂一时运会使然耶？至宋平子夏穗卿诸先生殁后此风遂凌替，此刻现在则恍是反动时期，满天下唯有理学与时文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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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

清朝乾嘉经师中，郝兰皋是我所喜欢的一个人，因为他有好几种书都为我所爱读，而其文章亦颇有风致，想见其为人，与傅青主颜习斋别是一路，却各有其可爱处。

模糊与精明相对，却又与糊涂各别，大抵糊涂是不能精明，模糊是不为精明，一是不能挟泰山以超北海，一则不为长者折枝之类耳。模糊亦有两种可不可，为己大可模糊，为人便极不该了，盖一者模糊可以说是恕，二者不模糊是义也。

  “先生家训云，世事精细杀，只成得好俗人，我家不要也。则信乎贤父兄之药，小傅有焉。”可见这位酒肉道人在家里乡里也是很模糊的，可是二十多年前他替山西督学袁继咸奔走鸣冤，多么热烈，不象别位秀才们的躲躲闪闪，那么他还是大事不模糊的了。普通的人大抵只能在人间细事上精明，上者注心力于生计，还可以成为一个好俗人，下者就很难说。目前文人多专和小同行计较，真正一点都不模糊，此辈雅人想傅公更是不要了吧？
  《晒书堂文集》卷五有《亡书失砚》一篇云：
  “昔年余有《颜氏家训》，系坊间俗本，不足爱惜，乃其上方空白纸头余每检阅随加笺注，积百数十条，后为谁何携去，至今思之不忘也。又有仿宋本《说文》，是旗人织造额公勒布捐资摹刊，极为精致，旧时以余《山海经笺疏》易得之者；甚可喜也，近日寻检不获，度亦为他人携去矣。司空图诗，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忆良朋，岂不信哉。居尝每恨还书一痴，余所交游竟绝少痴人，何耶。又有蕉叶白端砚一方，系仿宋式，不为空洞，多鸲鹆眼，雕为悬柱，高下相生，如钟乳垂，颇可爱玩，是十年前胶西刘大木椽不远千馀里携来见赠，作匣盛之，置厅事案间，不知为谁攫去，后以移居启视，唯匣存而己。不忘良友之遗，聊复记之。又余名字图章二，系青田石，大木所镌，或鬻于市，为牟若洲惇儒见告，遂取以还，而叶仲寅志诜曾于小市鬻得“郝氏顿首”铜印，作玉箸文，篆法清劲，色泽古雅，叶精金石，云此盖元时旧物，持以赠余，供书翰之用，亦可喜也。因念前所失物，意此铜印数十年后亦当有持以赠人而复为谁所喜者矣。”这里也可以见他模糊之一斑，而文章亦复可喜，措辞质朴，善能达意，随便说来仿佛满不在乎，却很深切地显出爱惜惆怅之情，此等文字正是不佞所想望而写不出者也。在表面上虽似不同，我觉得这是《颜氏家训》的一路笔调，何时能找得好些材料辑录为一部，自娱亦以娱人耶。郝君著述为我所喜读者尚多，须单独详说，兹不赘。

忽然想到张中行对周作人的评价：小事不糊涂，大事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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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鬼

所说虽不尽相同，也是很有意思的话，可以互相发明，我这里说有意思，实在就是有趣味，因为鬼确实是极有趣味也极有意义的东西。我们喜欢知道鬼的情状与生活，从文献从风俗上各方面去搜求，为的可以了解一点平常不易知道的人情，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鬼里边的人。反过来说，则人间的鬼怪伎俩也值得注意，为的可以认识人里边的鬼吧。我的打油诗云，“街头终日听谈鬼，”大为志士所诃，我却总是不管，觉得那鬼是怪有趣的物事，舍不得不谈，不过诗中所谈的是那一种，现在且不必说。至于上边所讲的显然是老牌的鬼，其研究属于民俗学的范围，不是讲玩笑的事，我想假如有人决心去作“死后的生活”之研究，实是学术界上破天荒的工作，很值得称赞的。英国茀来则博士有一部书专述各民族对于死者之恐怖，现在如只以中国为限，却将鬼的生活详细地写出，虽然是极浩繁困难的工作，值得当博士学位的论文，但亦极有趣味与实益，盖此等处反可以见中国民族的真心实意，比空口叫喊固有道德如何的好还要可信凭也。刘青园在《常谈》中有云：
  “信祭祀祖先为报本追远，不信冥中必待人间财物为用。”这是明达的常识，是个人言行的极好指针，唯对于世间却可以再客观一点，为进一解曰，不信冥中必待人间财物为用，但于此可以见人情，所谓慈亲孝子之用心也。自然也有恐怖，特别是对于孤魂厉鬼，此又是“分别予以安置，俾免闲散生事”之意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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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氏说《诗》

《诗说》卷上云：
  　　“瑞玉问：女心伤悲应作何解？余曰，恐是怀春之意，《管子》亦云，春女悲。瑞玉曰，非也，所以伤悲，乃为女子有行，远父母故耳。盖瑞玉性孝，故所言如此。余曰，此匡鼎说诗也。”《诗问》卷二，《七月》“遵彼微行”注云：
  　　“余问，微行，传云墙下径？瑞玉曰，野中亦有小径。余问，遵小径以女步迟取近耶？曰，女子避人尔。”虽不必确，亦殊有意趣，此种说经中有脉搏也。又卷一，《氓》“三岁食贫”注云：
  　　“余问，既贿迁何忧食贫？瑞玉曰，男狭邪不务生业，女饶资财何益也。”又“总角之宴”注云：
  　　“瑞玉问：束发已私相宴安言笑，何待贸丝时？余曰，总角相狎，比长男女别嫌，不复通问，乃贸丝相诱，始成信誓。”解说全章诗意亦多胜解，如《丘中有麻》云：
  　　“《丘中有麻》，序云，思贤也，留氏周之贤人，遁于丘园，国人望其里居而叹焉。瑞玉曰。人情好贤，经时辄思，每见新物则一忆之。有麻秋时，有麦夏时，无时不思也。麻麦，谷也，李，果也，无物不思也。”《风雨》首章注云：
  　　“寒雨荒鸡，无聊甚矣，此时得见君子，云何而忧不平？故人未必冒雨来，设辞尔。”解云：
  　　“《风雨》，瑞玉曰，思故人也。风雨荒寒，鸡声嘈杂，怀人此时尤切，或亦夫妇之辞。”《溱洧》解云：
  　　“《溱洧》，序云，刺乱也。瑞玉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已修禊溱洧之滨，士女游观，折华相赠，自择昏姻，诗人述其谣俗尔。”《诗说》卷上载瑞玉说，“自我不见，于今三年”二句可疑。郝君引《竹书纪年》解之曰：
  　　“周公自二年秋东征，至四年春便还，前后不过年馀，举成数故云三年耳。又以见周公之悯归士，未久而似久也。且详味诗意，前三章都是秋景，至末一章独言春日，盖军士以秋归，以冬至家，比及周公作诗之时则又来年春矣，故末章遂及嫁娶之事，言婚姻及时也。此事诗书缺载，据《竹书》所记年月始终恐得其实，未知是否。瑞玉日，恐是如此。又曰，读此诗可知越王勾践之生聚其民不过欺卖之耳，那有真意。”此语殊有见识，即士大夫亦少有人能及。训诂名物亦多新意，而又多本于常识，故似新奇而实平实。如《七月》“七月亨葵及菽”注云：
  　　“瑞玉曰：菜可烹，豆不可烹，盖如今俗作豆粥尔。其法，菜半之，豆半之，煮为粥，古名半菽，《夏小正》谓短闵也。”又“采荼薪樗”注云：
  　　“瑞玉曰，荼苦，得霜可食。樗非为薪也，九月非樵薪之时，且下句遂言食我农夫，则二物皆供食也。樗，椿类，叶有香者，腌为菹，九月叶可食，薪者枝落之，采其叶也。”此二条亦见《诗说》中，但较详。把《诗经》当作文学看，大抵在明末已有之，如《读风偶评》可见，不过普通总以外道相待，不认为正当的说法，若以经师而亦如此说，则更希有可贵矣。《诗说》卷上云：
  　　“瑞玉因言，《东山》诗何故四章俱云零雨其濛，盖行者思家惟雨雪之际尤难为怀，所以《东山》劳归士则言雨，《采薇》之遣戍则言雪，《出车》之劳还率亦言雪。
  　　“《七月》诗中有画，《东山》亦然。
  　　“古人文字不可及处在一真字，如《东山》诗言情写景，亦止是真处不可及耳。”
  　　“有敦瓜苦，蒸在栗薪。触物惊心，易胜今昔之感，所谓尽是刘郎去后栽者也。二句描写村居篱落间小景如画，诗中正复何所不有。”又云：
  　　“晋人论诗，亟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及訏谟定命，远犹辰告，以为佳句。余谓固然，佳句不止此也。如鸡栖于树，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写乡村晚景，睹物怀人如画，又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渺然有天际真人想。其室则迩，其人则远，渺渺予怀，悠然言外。东门之栗，有践家室，止有践二字便带画景。至如汉之广兮，不可泳思，江之永兮，不可方思，尤所谓别情雲属，文外独绝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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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土拨鼠

  兄命我写小序，而不佞大谈其土拨鼠，此正是文不对题也。既然不能做切题的文章，则不切题亦复佳。孔子论《诗》云可以兴观群怨，末曰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我不知道《杨柳风》可以兴观群怨否，即有之亦非我思存，若其草木鸟兽则我所甚欢喜者也。有人想引导儿童到杨柳中之风里去找教训，或者是正路也未可知，我总不赞一辞，但不佞之意却希望他们于军训会考之暇去稍与癞虾蟆水老鼠游耳，故不辞词费而略谈土拨鼠，若然，吾此文虽不合义法，亦尚在自己的题目范围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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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活埋

  　　想不到在现代中华民国河北省的治下找着了那样难得的活埋的实例。上边中外东西地乱找一阵，乱说一番，现在都可以不算，无论什么希奇事在百年以前千里之外，也就罢了，若是本月在唐山出现的事，意义略有不同，如不是可怕也总觉得值得加以注意思索吧。

世界大同无论来否，战争刑罚一时似未必能废，斗殴谋杀之事亦殆难免，但野蛮的事纵或仍有，而野蛮之意或可减少。船火儿待客只预备馄饨与板刀面，殆可谓古者盗亦有道钦。人情恶活埋尤其是倒埋而中国有人喜为之，此盖不得谓中国民族的好事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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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衣食住

我那时又是民族革命的一信徒，凡民族主义必含有复古思想在里边，我们反对清朝，觉得清以前或元以前的差不多都好，何况更早的东西。听说夏穗卿钱念劬两位先生在东京街上走路，看见店铺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体，常指点赞叹，谓犹存唐代遗风，非现今中国所有。冈千仞著《观光纪游》中亦纪杨惺吾回国后事云：
  　　“惺吾杂陈在东所获古写经，把玩不置曰，此犹晋时笔法，宋元以下无此真致。”这种意思在那时大抵是很普通的。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地空假，而亦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也。
  　　日本生活中多保存中国古俗，中国人好自大者反讪笑之，可谓不察之甚。

以我浅陋所知，中国人纪述日本风俗最有理解的要算黄公度，《日本杂事诗》二卷成于光绪五年己卯，已是五十六年前了，诗也只是寻常，注很详细，更难得的是意见明达。卷下关于房屋的注云：
  　　“室皆离地尺许，以木为板，藉以莞席，入室则脱屦户外，袜而登席。无门户窗牖，以纸为屏，下承以槽，随意开阖，四面皆然，宜夏而不宜冬也。室中必有阁以庋物，有床笫以列器皿陈书画。（室中留席地，以半掩以纸屏，架为小阁，以半悬挂玩器，则缘古人床笫之制而亦仍其名。）楹柱皆以木而不雕漆，昼常掩门而夜不扃钥。寝处无定所，展屏风，张帐幕，则就寝矣。每日必洒扫拂拭，洁无纤尘。”又一则云：
  　　“坐起皆席地，两膝据地，伸腰危坐，而以足承尻后，若跌坐，若蹲踞，若箕踞，皆为不恭。坐必设褥，敬客之礼有敷数重席者。有君命则设几，使者宣诏毕，亦就地坐矣。皆古礼也。因考《汉书》贾谊传，文帝不觉膝之前于席。《三国志》管宁传，坐不箕股，当膝处皆穿。《后汉书》，向栩坐板，坐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朱子又云，今成都学所存文翁礼殿刻石诸像，皆膝地危坐，两蹠隐然见于坐后帷裳之下。今观之东人，知古人常坐皆如此。”（《日本国志》成于八年后丁亥，所记稍详略有不同，今不重引。）


  　　关于衣服《杂事诗》注只讲到女子的一部分，卷二云：
  　　“宫装皆披发垂肩，民家多古装束，六八岁时丫髻双垂，尤为可人。长，耳不环，手不钏，髻不花，足不弓鞋，皆以红珊瑚为管。出则携蝙蝠伞。带宽咫尺，围腰二三匝，复倒卷而直垂之，若襁负者。衣袖尺许，襟广微露胸，肩脊亦不尽掩，傅粉如面然，殆《三国志》所谓丹朱坋身者耶。”又云：
  　　“女子亦不着裤，里有围裙，《礼》所谓中单，《汉书》所谓中裙，深藏不见足，舞者回旋偶一露耳。五部洲惟日本不着裤，闻者惊怪。今按《说文》，袴，腔衣也。《逸雅》，袴，两股各跨别也。袴即今制，三代前固无。张萱《疑曜》曰，袴即裤，古人皆无裆，有裆起自汉昭帝时上宫宫人。考《汉书》上官后传，宫人使令皆为穷袴。服虔曰，穷袴前后有裆，不得交通。是为有裆之袴所缘起。惟《史记》叙屠岸贾有置其袴中语，《战国策》亦称韩昭侯有敝袴，则似春秋战国既有之，然或者尚无裆耶。”这个问题其实本很简单。日本上古有袴，与中国西洋相同，后受唐代文化衣冠改革，由简管袴而转为灯笼袴，终乃袴脚益大，袴裆渐低，今礼服之“袴”已几乎是裙了。平常着袴，故里衣中不复有袴类的东西，男子但用犊鼻袴裈，女子用围裙，就已行了，迨后民间平时可以衣而不裳，遂不复着，但用作乙种礼服，学生如上学或访老师则和服之上必须着袴也。现今所谓和服实即古时之所谓“小袖”，袖本小而底圆，今则甚深广，有如口袋，可以容手中笺纸等，与中国和尚所穿的相似，西人称之曰Kimono，原语云“着物”，实只是衣服总称耳。日本衣裳之制大抵根据中国而逐渐有所变革，乃成今状，盖与其房屋起居最适合，若以现今和服住洋房中，或以华服住日本房，亦不甚适也。《杂事诗》注又有一则关于鞋袜的云：
  　　“袜前分歧为二靫，一靫容拇趾，一靫容众趾。屐有如兀字者，两齿甚高，又有作反凹者。织蒲为苴，皆无墙有梁，梁作人字，以布绠或纫蒲系于头，必两指间夹持用力乃能行，故袜分作两歧。考《南史》虞玩之传，一屐着三十年，蒵断以芒接之。古乐府，黄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丝两头系。知古制正如此也，附注于此。”

　　《杂事诗》注关于食物说的最少，其一云：
  　　“多食生冷，喜食鱼，聂而切之，便下箸矣，火熟之物亦喜寒食。寻常茶饭，萝卜竹笋而外，无长物也。近仿欧罗巴食法，或用牛羊。”又云：
  　　“自天武四年因浮屠教禁食兽肉，非饵病不许食。卖兽肉者隐其名曰药食，复曰山鲸。所悬望子，画牡丹者豕肉也，画丹枫落叶者鹿肉也。”讲到日本的食物，第一感到惊奇的事的确是兽肉的稀少。

有些东西可以与故乡的什么相比，有些又即是中国某处的什么，这样一想就很有意思。如味噌汁与干菜汤，金山寺味噌与豆板酱，福神渍与酱咯哒，牛蒡独活与芦笋，盐鲑与勒鲞，皆相似的食物也。又如大德寺纳豆即咸豆豉，泽庵渍即福建的黄土萝卜，药藕即四川的黑豆腐，刺身即广东的鱼生，寿司（《杂事诗》作寿志）即古昔的鱼鲊，其制法见于《齐民要术》，此其间又含有文化交通的历史，不但可吃，也更可思索。

中日同是黄色的蒙古人种，日本文化古来又取资中土，然而其结果乃或同或异，唐时不取太监，宋时不取缠足，明时不取八股，清时不取雅片，又何以嗜好迥殊那。我这样说似更有阴沉的宿命观，但我固深钦日本之善于别择，一面却亦仍梦想中国能于将来荡涤此诸染污，盖此不比衣食住是基本的生活，或者其改变尚不至于绝难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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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语

  “中国在他独殊的地位上特别有了解日本的必要与可能，但事实上却并不然，大家都轻蔑日本文化，以为古代是模仿中国，现代是模仿西洋的，不值得一看。日本古今的文化诚然是取材予中国与西洋。却经过一番调剂，成为他自己的东西，正如罗马文明之出于希腊而自成一家，所以我们尽可以说日本自有他的文明，在艺术与生活方面为显著，虽然没有什么哲学思想。我们中国除了把他当作一种民族文明去公平地研究之外，还当特别注意，因为有许多地方足以供我们研究本国古今文化之参考。从实利这一点说来，日本文化也是中国人现今所不可忽略的一种研究。”

  民国十九年北京大学三十二周年纪念刊上我写了一篇小文，名曰《北大的支路》，希望学校提倡希腊印度亚剌伯日本的研究，关于日本的一节云：
  “日本有小希腊之称，他的特色确有些与希腊相似，其与中国文化上之关系更仿佛罗马，很能把先进国的文化拿去保存或同化而光大之，所以中国治国学的人可以去从日本得到不少的资料与参考。从文学史上来看，日本从奈良到德川时代这千二百馀年受的是中国影响，处处可以看出痕迹，明治维新以后，与中国近来的新文学相同，受了西洋的影响，比较起迹步骤几乎一致，不过日本这回成为先进，中国老是追着，有时还有意无意地模拟贩卖，这都给予我们很好的对照与反省。”


  讲到底我是主张学日本语的。我主张在中国学习，如有资力可再往日本一走。学日本语最好有国立的外国语学校或大学专系，否则从私人亦可。学日本语的目的不可太怯，预备做生意，看书报，读社会科学，帮助研究国学，都是正当的目的，读日本文学作品，研究日本文化，那自然是更进一步了。语言文字本来是工具，初学或速成者只要能够使用就好了，若是想要研究下去的，却须知道这语言也有他的生命，多少要对于他感到一种爱好与理解。这样，须得根本地从口语入手，还得多读名家所写的文章，才能真正了解，不是单靠记忆几十条规则或翻看几本社会科学书所能达到的。因此我们的第二个的意见是，学日本语须稍稍心宽，可能的要多花费点时日，除不得已外万不宜求速成，盖天下无可速成之事，古人曰，欲速则不达，普通所谓速成实在只是浅尝，即只学了一部分耳。鄙人读日本文至今才二十八年，其间从先生学习者不过两年，却来胡乱说话，末免可笑，因答应张君已久，不能再拖欠了，只好赶写，请原谅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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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河先生

《烬录》避难纪事一部分，今节录于下：
  “大正十二年九月一日，朝来小雨才霁，暑甚。将午，时予倚坐椅，待饭至，地忽大动。予徐起离褥启窗，先望库屋，意谓库去岁大加修缮，可以据焉。踌躇间震益大，见电灯摇动非常，乃仓卒旋踵至庭中。……时近闻爆音，忽又闻消防车之声，盖失火也。须臾消防车去，以为火熄，岂意乃水道坏，消火无术可施也。内子以铁叶桶盛水来，乃投盐于中连饮之，曰，桔槔倒，似手引绳而汲，故迟迟耳。予曰，荒野氏如何？曰，幸免，但对面之顷屋瓦皆坠，某头伤来乞水。予曰，何处失火？曰，齿科医学校也。予时立而四顾。……黑烟益低，火星之降者渐多，遂决意作逃计。内子曰，不携君物乎？予此时贪念全绝，忽忆及一书箧适在库外，皆曾祖父集类，乃曰，然则携此乎。内子遂挈之出，弃箧，以儿带缚之，此他虽几边一小物举不及顾。盖当时馀震至剧，予若命内子入内，万一有事，恐有不堪设想者，且事急，率迫之际得脱此一函，亦足多矣。逃计既定，虑门前路隘有堕瓦之危，乃破庭前之篱以出。吾庭与邻园接，邻园为岩而多树，故吾庭平日眺望旷敞，知友皆羡焉。今予等缒枝排莽而下，下至半途右顾，忽见火焰，盖在吾庭之右有人家楼屋，故庭中不见火也。……至晓星小学校前，满街狼狈，有跣足者，有袜而巾者，有于板上舁笃疾者，偶有妇人盛装而趋者，红裳翩飘，素足露膝不知也。予病中不喜着裈，此时一衣一带一眼镜耳，以故徐步之间尚颇恐露丑，心中独苦笑。”想象市河先生那时的情景，我亦不禁苦笑，其时盖已在给我们教书十五年之后，据荷风说先生于昭和二午病故，则为地震后四年，即民国十六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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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猫》

  “不过夏目的文章是我素所喜欢的，我的读日本文书也可以说是从夏目起手。我初到东京时夏目在杂志《保登登岐须》（此言子规）上发表的小说《我是猫》正很有名，其单行本上卷也就出板，接着他在大学的讲义也陆续给书店去要了来付印，即这本《文学论》和讲英国十八世纪文学的一册《文学评论》。……夏目的小说，自《我是猫》，《漾虚集》，《鹑笼》以至《三四郎》和《门》，从前在赤羽桥边的小楼上偷懒不去上课的时候，差不多都读而且爱读过，虽然我所最爱的还是《猫》，但别的也都颇可喜，可喜的却并不一定是意思，有时便只为文章觉得令人流连不忍放手。夏目而外这样的似乎很少，后辈中只是志贺直哉有此风味，其次或者是佐藤春夫罢。”

盖夏目的文章特别是早期的很有他独自的特色，这或者可以说是英国绅士的幽默与江户子的洒脱之和合吧。他专攻英文学，又通和汉古典，同了正冈子规做俳句与写生文，把这个结果全用在小说上边，这就成了他一派作品的特种风味。《我是猫》与《鹑笼》中的一篇《哥儿》，我自己很喜欢读，也常劝学日文的朋友读，因为这是夏目漱石的早期代表作，而且描写日本学生生活及社会都很可以增加我们的见识了解，比别的书要更为有益。

学日文的人如目的只想看普通讲学的文章那也算了，若是从口语入手想看看文学作品的，不读夏目的小说觉得很是可惜，所以略为介绍。《哥儿》与《草枕》都已有汉译本，可以参照。虽然译文不无可以商酌之处。《我是猫》前曾为学生讲读过两遍，全译不易，似可以注释抽印，不过一时还没有工夫动手，如有人肯来做这工作，早点成功，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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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汉读法》

和文的特点，即文中假名部分之重要，以及其了解之困难是也。本来日本语与中国语在系统上毫无关系，只因日本采用中国文化，也就借了汉字过去，至今沿用，或训读或音读，作为实字，至于拼音及表示虚字则早已改用假名，汉字与假名的多少又因文章而异。正如黄君所说，今上自官府下至商贾通行之文大抵两者相杂各半，亦有“专用假名以成文者，今市井细民闾巷妇女通用之文是也”。日本普通文中所谓虚字，即天尔乎波等助词与表示能所等助动词，固然全用了假名，就是动词形容词的语尾也无不以假名写之，这差不多已包含了文法上重要部分，汉字的本领便只在表明各个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的意义而已。其实也还只有当作名词用的汉字可以说是自己完全的，若动词形容词必须将语根语尾合了起来才成一个完整的意思，所以这里汉字的地位并不很重要，好像裸体的小孩连上下身是个整个，这只是一件小汗衫而已。我们中国人习惯于用本国的汉字，多少又还留下认方块字的影响，以为每一个字就是整个，便容易误会日本好讲废话，语尾原是不必要的废物，可以干脆割掉丢开了事。在我们的立场去想，原来也是莫怪，不过若想用了这种方法去了解日本文字，那未免很有点困难了。

从前戴季陶院长还没有做院长时曾答人家的问，说要学日文二年就可以小成，要好须得五年，这话我觉得答得很好。《和文汉读法》早已买不到了，现在也少有人知道，可是他们的影响至今还是存在，希望记住几十条条例，在若干星期里学会日文的人恐怕还是很多。我想说明一声，这事是办不到的。日文到底是一种外国语，中间虽然夹杂着好些汉字，实际上于我们没有多大好处，还是要我们一天天的读，积下日子去才会见出功效来。我不怕嘴快折了希望速成的诸君的锐气，只想老实说话，将实情报告各位，据我想还是慢慢地往前进为佳，盖时光实在是“快似慢”，一年半载便是空闲着也就倏忽地过去也。
  黄公度既知和文的特色，对于汉字亦颇有高明的意见，如云：
  “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在那时候，日本文坛上的言文一致运动尚未发生，黄君乃能有此名言，预示中国白话文的途径，真可谓先觉之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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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话本》

这里来恭维《日本话本》不是我们的本意，但觉得那种死心塌地一字一句照音学话法倒是学外国文的正路，很足供我们的参考，我想如有人要学日本话，会话用书须得全部用假名，词类连书，按照口音写下去。所有汉字都放在注解里，读本也可以照这样的做，庶可救正重文之弊。但是，只为读书而学日本文也是可以的，学话自然非其所急了。然而现在的日本书还是以话为基本，所以学文也仍须从学话入手，不过不单以说话为目的罢了。若多记文法少习口语，则大意虽懂而口气仍不明，还不免有囫囵吞枣之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