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此存照：徐迟、陈敬容、邵燕祥1957年的言论

wuxinhai0912

奇文共欣赏　毒草成肥料
王实味、丁玲、萧军、罗烽、艾青等文章的再批判
介绍改版后的“文艺报”
本报讯　刚出版的“文艺报”1958年的第二期有一个“再批判”的特辑，刊登了十五年前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和文艺杂志“谷雨”上发表过的一批反革命的文章：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在医院中”，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
这些作者的名字对于读者来说，是相当熟悉的。其中有几个，不久以前还拥有名作家的头衔，只是在反右派斗争中，才暴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不了解这些反党分子底细的人，也许会奇怪，这些自称有国际影响的“大作家”、“大诗人”，向来以革命者自居，却为什么会有右派分子的肮脏灵魂呢？不，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每一个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的历史，都是他们自己的一面镜子，只可惜他们一贯地顽固地坚持反党反人民的立场，看不见他们在自己的镜子里的丑态，屡教不改而已。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当了“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罗烽、艾青在敌人的监狱里也有过自首行为。可是他们不但毫不知罪，反而在此后的若干年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
1942年，这是革命处于最艰苦的年月。在国际上，希特勒匪帮正在猖狂地进犯苏联，苏联红军还没有转入攻势；在国内，日寇和蒋介石也对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两面夹攻。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就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封锁下，粮饷断绝，革命队伍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困难。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了响亮的号召——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整个边区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忠诚的革命者，这时都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奋发有为地在艰苦中锻炼自己，克服困难。而在这样的历史环境里，文艺界的反党分子却利用党和革命人民的困难，配合国内外反动派对革命的“围剿”，对党、对人民展开了反革命的思想攻势。王实味和丁玲用他们的阴暗的眼睛和阴暗的笔，运用杂文和小说等文艺形式，把革命圣地延安描写成漆黑一团，阴森可怖，简直是一个黑暗的封建王国；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更从革命的同志关系，革命文艺工作的领导关系上，进行了肆无忌惮的诽谤；而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则起着号召反党的作用，他号召反党分子们起来，用“使人战栗，同时也使人喜悦的短剑”——杂文，来暴露所谓革命的“阴暗面”。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反党联盟，这个联盟是以文章“讨伐”革命作为他们共同的基调。
反动派看到了这些反革命文章，真是如获至宝。国民党特务机关在白区把他们的文章当作反共宣传的绝妙材料，给以“义务”出版，大量印发。而对于延安的革命者，这些文章的反应又是怎样呢？正像“文艺报”本期所载“编者按语”中所说的：“上述文章在延安发表以后，立即引起普遍的义愤。延安的文化界和文艺界，针对这些反党言论展开了严正的批判。”可是，这些反党分子，并没有从这次严肃的思想斗争中吸取教训，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正当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利用党的整风，对党、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展开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以为有机可乘，就又结成反党集团卷土重来了。可怜的是，蜉蝣撼大树，他们的进攻只是使他们自己遭到了失败，一直掉进了右派分子的泥坑。但是，人们也不是一下子就能了解这群反党分子的来龙去脉和他们的真面目的。因而，再发表和再批判，对于深入开展文艺思想上的斗争，就有了重大的意义。“编者按语”特别着重地阐明了这种意义：
一九五七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在这一期上，和发表这些毒草的同时，还发表了批判它们的文章：林默涵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王子野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批判“三八节有感”），张光年的“莎菲女士在延安”（批判“在医院中”），马铁丁的“斥‘论同志之“爱”与“耐”’”，严文井的“罗烽的‘短剑’指向哪里”，冯至的“驳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这些文章分析了当时的环境，有力地驳斥了这些反党分子对于党、对于革命根据地的无耻诽谤，具体地解剖了这些反党分子的灵魂，都有助于读者认清他们的反动面目，值得大家阅读。
这个“再批判”，是文艺界1958年深入思想斗争的信号之一。“编者按语”中还说：“我们希望文艺界利用这个材料，在各地的文艺刊物上发表深刻的批评文章，给读者以更多的帮助”。这个“再批判”，一定能推动文艺思想大辩论的进一步开展。
在这一期上，还有一篇陈冰夷的“关于杜金采夫的‘不只单靠面包’”，文章详细地评述了这部小说歪曲苏联伟大社会主义现实的内容，和苏联文学界围绕着这部小说展开的反对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这也是一篇有助于我们进行思想大辩论的文章。
从1958年1月起，“文艺报”改成了半月刊，在第一期“致读者”里，编者总结了去年“文艺报”周刊时期的工作，并提出了1958年的工作任务。它将以文学评论为主要内容，今年的中心任务，则是开展文艺思想大辩论，批判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想。
从改版后的第一期起，已经看到了这一特色。第一期“文艺报”，有三篇进行文艺思想大辩论的重要文章：茅盾的“夜读偶记”，荃麟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一例”，王瑶的“关于现代文学史上几个重要问题的理解”。
茅盾的“夜读偶记”，到第二期为止，还没有连载完。虽然作者很谦虚地说：这篇文章“还是‘偶记’和‘漫谈’的性质”，但是，就我们现在已经读过的两部分来看，可以说，这是一篇以渊博的文学知识为基础的系统地论述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论文。这篇论文广泛地涉及了从前年就已经开始的世界观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关系，中国现实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问题的争论。为了阐明这些问题的根本特征，作者使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了解到一个概貌，论述了它们的成就和特色。
荃麟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一例”，虽然批判的主要对象是黄秋耘的文艺思想，而它所接触到的问题的性质，却并不局限于黄秋耘个人的社会思想和文艺思想。黄秋耘所标榜的“艺术良心”，“童心”，或者是“正直良心和清明理智”，以及什么“己饥己溺，民胞物与”的人道主义精神，“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的大勇主义精神，不久以前还在我们文坛上流行，它们是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攻击我们的社会制度和文艺创作的“锐利的精神武器”。现在盖子揭开了，原来这些虚伪的眼泪，都是挂羊头卖狗肉，从渗透着个人主义灵魂的躯壳里排泄出来的。这篇文章从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历史地分析了这些混淆是非的概念，剥掉了这些思想的糖衣，结合着批判黄秋耘的文艺思想，解剖了它们的个人主义世界观的本质。
王瑶的“关于现代文学史上几个重要问题的理解”，这是一篇批判雪峰文艺思想的文章，重心是批判他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大家都知道，雪峰的文艺思想在文艺界和读者中间是曾经有过一定的市场的。他的影响在现代文学运动的见解上更为突出。一些流行的新文学史或多或少地都受过雪峰歪曲现代文学运动见解的影响，这个反党分子，由于和鲁迅有过密切的来往，他多年来挂着鲁迅研究者的招牌，进行了反对党的文艺路线的活动，因此，肃清他的思想影响，将是今年文艺思想大辩论的一个中心。这篇文章仅仅是一个开始。
在第一期，还有“座谈老舍的‘茶馆’”的一个纪录，对于新的创作的评论，座谈是一种值得采用的活泼的形式，它能够迅速地搜集专家和读者的意见。我们希望刊物上经常能有这样的座谈记录，这会有助于创作和评论的活跃。
（李骥）
奇文共欣赏　毒草成肥料 王实味、丁玲、萧军、罗烽、艾青等文章的再批判 介绍改版后的“文艺报” 1958-01-27

wuxinhai0912

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
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
本报讯　文艺界正在进行一场反对丁玲、陈企霞等人的反党活动、维护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和维护文艺界的团结的斗争。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从6月6日到8月6日陆续举行了十二次扩大会议。从7月25日起，会议范围进一步扩大，参加会议的有党和非党的作家及文艺工作者二百多人。会上揭发了以丁玲为首的反党小集团的活动。
在第一、二、三次会议上，丁玲、陈企霞利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和政府猖狂进攻的时机，对党发动了新的进攻。他们企图推翻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在1954年对“文艺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的检查，以及作协党组在1955年对丁玲、陈企霞反党活动所作的结论。他们否定作协肃反成绩，并煽动翻案。他们通过事前的布置和在会议上的煽动，影响了一部分会议的出席人，向党猖狂进攻，并公然叫嚣要追究1955年开会斗争他们的“责任”。
在第三次会议以后，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在反右派斗争中，批判了与陈企霞有密切关系的柳溪的反党言行，柳溪向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坦白交代了丁、陈反党集团的一些罪行，使这一个反党阴谋得以进一步暴露。
从第四次会议起，大家揭露了他们的阴谋，许多发言者都从丁玲、陈企霞错误的性质，阐明1955年反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斗争的必要性，并联系柳溪的交代，进一步揭发了他们最近一连串更猖狂的反党活动。1955年作协党组织为什么批评丁玲陈企霞
1955年的斗争，是从三封匿名信开始的。在1955年4月，陈企霞写了三封匿名信给党中央负责同志，污蔑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作协党组织，要求推翻对“文艺报”的检查结论。在此以前，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文联曾在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开展以后，对“文艺报”进行检查，批评了“文艺报”的向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投降和对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采取贵族老爷式态度的错误。作协党的组织并针对陈企霞顽强抗拒批评的态度给他以党纪处分。陈企霞在匿名信里捏造了事实，说检查“文艺报”是“打击压制”，“假公济私”。他诬蔑作协的党组织“摧残民主”、“无中生有”。尽管许多人指出匿名信有很大可能是陈企霞写的，但他仍矢口否认，还污蔑党冤枉好人。直到今年8月3日第十次会议上，在事隔两年之后，陈企霞才坦白交代出三封匿名信都是他自己写的。
1955年的党组会从追查匿名信进而揭露了丁玲、陈企霞的反党小集团活动。会上揭露了丁玲长期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反党情绪。这种思想情绪有它的历史根源。1933年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以后，曾经在南京变节，这件事她曾长期对党隐瞒。1942年丁玲在延安担任“解放日报”文艺版主编，曾经发表了她自己写的“三八节有感”，和托派分子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对党、对革命进行了恶毒的诽谤。这些文章旋即被国民党用来作为反共的宣传材料。全国解放以后，丁玲身负文艺界的重责，但却滋长了更加严重的骄傲自满和个人权力欲望，她与陈企霞勾结在一起，并以他们两人为中心，结成了一股反党势力。胡风反革命集团曾经认为丁玲是可以争取“合作”的“实力派”。
丁玲、陈企霞集团在文艺界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他们长期以来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在他们把持下的“文艺报”成了独立王国。丁玲并在她主持文学讲习所期间极力扩大个人影响，培植私人势力。在中央检查“文艺报”后，陈企霞诬蔑党中央说这是“吴三桂借兵”（意即借胡风的手来批评“文艺报”，吴三桂就是指党）。丁玲认为检查“文艺报”是“文艺报”“倒霉”，是“整”丁玲和陈企霞；陈企霞则充满仇恨地说：“我有一支手枪，有七粒子弹，留最后一粒打死自己。”在党的会议上许多人批评陈企霞的时候，丁玲竭力替陈辩解、开脱，激起了大家的不满。长期以来他们违反党的原则，背着党的组织，进行小集团活动。他们总是拉拢那些落后的，或对党不满的人，扩大他们的势力。他们经常散布流言蜚语，制造不和，破坏团结。他们还提倡个人崇拜，在文艺界和青年中散播资产阶级腐朽的个人主义思想。丁玲对党内外一些有成就的作家采取宗派主义的排斥的态度，认为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她还在青年作者中散布“一本书主义”的思想，她说：“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陈企霞则在“文艺报”编辑部人员中提倡“士为知己者死”的反党思想。
1955年的党组扩大会对丁、陈的反党言行，作了严肃的批判和斗争，指出丁、陈的反党活动，主要表现在：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提倡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但是两年来他们不仅没有从此吸取教训，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继续进行反党活动。利用国际反共浪潮变本加厉卷土重来
去年10月，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反共浪潮，国内一部分人也受到影响。丁玲、陈企霞等认为向党反扑的时机已到，便积极准备卷土重来。陈企霞说：“现在的空气对我们有利！”
他们首先诬蔑肃反运动，到处散布耸人听闻的谰言。陈企霞说作协肃反的收获是“烧了房子剩下的木炭。”当别人反驳他的时候，他更狂妄地说：“我要更正：剩下的还不是大木炭，而是小木炭。”他们说党对丁、陈的斗争，是“宗派主义”，是“政治陷害”，是“瞒上欺下”，是“违法乱纪”。丁玲甚至在会上提出要追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的记录，并质问部长办公会议是什么性质，能否代表中央。
根据会上的揭露：丁玲曾四处活动，打听情况，寻找可以利用的错误和缺点，进行煽动，制造对他们有利的空气。丁玲到处对人说，她自己是“贫雇农”，意思是：在党内她是被压迫者，借以骗取人们对她的同情，和煽起人们对党的反感，以便逼使党向他们屈服，企图达到完全翻案的目的。陈企霞也去鼓动一些肃反中被审查的人，向组织要求翻案。陈企霞首先用感情关系和卑鄙手段迫使电影剧本创作所的编剧柳溪（女，党员），共谋制造假信，向党进行欺骗，以推翻柳溪在肃反中交代的有关陈企霞的材料，作为陈企霞翻案的张本。
在这期间，文艺界有人竟把陈企霞说成是反对肃反运动的“英雄”。配合右派的猖狂进攻勾结文汇报狼狈为奸
今年春天，整风开始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丁、陈集团也利用了这一形势，里应外合向党实行攻击。
当时柳溪已决定调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工作，陈企霞对柳溪说：“不要走，现在局面正好，你现在不要写小说啦，写写杂文，配合运动。”于是“北京文艺”六月号上便出现了柳溪的两篇杂文：一篇是“摇身一变”，攻击文艺界党的领导，把党说成是一群反复无常的人；一篇是“要有这样一条法律”，把整个文艺界描写得阴风惨惨。据柳溪交代：这两篇杂文事先事后都和陈企霞商议过，连主要的语言都是陈企霞的。陈企霞还叫柳溪到电影局和“文艺报”编辑部去放火。
反击右派开始后，6月10日，柳溪到作协天津分会去“躲风”。这时，天津作协的同志们对柳溪的两篇杂文进行批评。6月24日，柳溪又到北京来，在北京文联的右派分子孙毓椿家中和陈企霞见面。当时孙毓椿说：“文联要把我当右派了。”陈企霞听后哈哈大笑，说：“右派就右派！”又说：“你又不是党员，可以不参加会嘛！”
大鸣大放期间，陈企霞要柳溪去“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请该报派记者去访问丁玲，并对柳溪说：“丁玲一定不会讲话，表示要请示党组，看他们怎么答复。”又说：“他们不让讲，那就好办了。”柳溪去找“文汇报”的记者姚芳藻，不但要他们去访问丁、陈，并把丁、陈问题的所谓“内幕”泄露给姚芳藻，叫姚不要讲出去，并问“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是否有党员，姚芳藻说：“有一个，是工友，不要紧，他不懂。你放心好了，我决不出卖朋友。”
5月底，在作协一次整风的会议上，陈企霞恶毒地攻击了肃反运动以后，便兴冲冲地饭也顾不得吃，到天坛去和柳溪见面。见面第一句话便说：“这一下可好了，局面打开了！”向柳溪泄露了会上的情形，并告诉柳溪：“会开得很紧张，为什么‘文汇报’不来记者？”要他们派人来！”柳溪便去“文汇报”办事处找了姚芳藻，姚芳藻立即打电话给作协党组副书记郭小川，要求参加讨论丁、陈问题的党组会议。郭小川拒绝后，姚芳藻说：“你拒绝，我们要给你们登报！这是关门整风！”又马上威胁地说：“我们要发表一篇‘丁玲、冯雪峰为什么这几年沉默了？’的文章。”
在打电话的整个时间内，柳溪坐在姚芳藻的对面，帮她提词。
6月6日，姚芳藻写成了一篇挑拨性的文章“作家们的窃窃私语”，准备在“文汇报”发表。她在这篇文章中，把文艺界描绘成阴森惨淡。她想趁机将1955年作协党组批判丁、陈的问题公开报道出来。
6月7日，浦熙修和姚芳藻按照计划去访问丁玲。浦熙修对丁玲说：“文艺界的墙很难闯。”问丁玲文艺界有什么谜？对她自己的问题怎么看法？丁玲果然对这些问题避而不答，丁玲说：“你们去问邵荃麟，他们党组知道。”丁玲的丈夫陈明并在一旁说：“你们发动贫雇农来了。”浦熙修和姚芳藻果然立刻找了邵荃麟，要求在报上公布丁、陈问题。邵荃麟拒绝了这种挑衅性的要求。
会上揭露：在“文汇报”到处点火期间，李又然也参加了丁、陈向党的进攻，李又然甚至嚣张到提出要审查党组副书记刘白羽的党籍，并公开在党的会议上号召别人向他们“起义”。艾青也为丁玲等传播了一些反党言论和活动消息。艾青曾告诉“文汇报”记者所谓“文艺界的两个底”，诬蔑党批评丁、陈和江丰的错误是“党内的宗派主义”，他说：“文艺界是非不清，一批是专整人的，一批是专挨整的。”以此去挑动“文汇报”向文艺界进攻。
与此同时，“文艺报”编辑部的唐因、唐达成等也提出要重新公开讨论丁、陈问题。丁、陈曾准备退出作协企图公开分裂文艺界
会上揭露的丁、陈反党集团的另一毒辣阴谋，就是他们企图公开分裂文艺界。据柳溪揭发和陈企霞交代：丁玲和陈企霞曾经共同密谋在今年10月准备举行的第三次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上向党大举进攻，如果失败，就公开制造分裂。据葛文揭发，丁玲曾对她说过，要登报声明，公开退出中国作家协会。陈企霞也交代说，他要在报上发表“告别文艺界”的文章，也退出作协。
丁玲、陈企霞所以预备要这样做，是企图造成一种局面，来威胁党，要党向他们屈服。也正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陈企霞在大鸣大放的时候，还想办一个刊物，目的在顶垮“文艺报”。在“文艺报”内部，陈企霞以前的亲信唐因、唐达成等不但利用职权，想把“文艺报”变成资产阶级的“自由论坛”，走“文汇报”的道路，而且还在“文艺报”内部配合丁、陈，攻击党的领导，攻击党的文艺方针，企图推翻前年对“文艺报”所犯错误的检查结论。唐因、唐达成等并背着党图谋出版一个以文学评论为主要内容的“同人刊物”。这个组织同人刊物的秘密计划也得到了冯雪峰的支持。陈涌也是这个刊物的密谋者之一，他准备辞去“文艺报”编委的职务，他认为“大变动”的前夜到了。他们还准备要丁玲、刘宾雁等参加。他们把这个秘密计划告诉了“文汇报”的梅朵，却相约向党隐瞒。唐因、唐达成等还准备同人刊物如办不成，就退出“文艺报”。
他们这一切见不得人的阴谋活动，是采取隐蔽的方式背着党的组织进行的。他们之间还曾多次订立攻守同盟，企图向党狡赖到底。
在7月25日的第四次党组扩大会议上，有人开始对丁、陈等在前三次会上的进攻进行反击时，丁、陈等就惊慌起来了。他们秘密商量采取什么态度来对付这个反击。丁、陈之间的密商，大多经过陈明（党员）。陈明告诉陈企霞：丁玲准备“逆来顺受”。陈企霞说：“我不赞成，准备全面进攻。”他们这次见面中，订立了攻守同盟。陈明说：“如果质问你和丁玲的关系，你可以把前次和丁玲见面的日子往后推迟一天，就说我们是从邵荃麟那里出来偶然碰着的，你一定要进我家，进去只谈了戏，谈了作品，别的没谈。”陈明并要陈企霞告诉郑重（陈企霞的妻子），不要把他们前次会面的事讲出去。陈明与陈企霞之间的来往经常采取秘密方式，如打电话不讲真姓名，在街头约会，约陈企霞到丁玲家谈话要选择在丁玲家的一个公务员（共青团员）去上夜校的时候。陈企霞与柳溪之间也采用化名通信或用寄“小册子”，在杂志夹缝里写上几个字的诡秘方式传递消息。
7月30日召开的第七次党组扩大会前，陈企霞给陈明打电话，问：“怎么办？”陈明很慌张，说：“可以检讨，但我们说的事（指攻守同盟）还是照样。”在这次党组会上，丁玲、陈企霞果然抵赖、狡辩。直到8月3日的第十次会议上，陈企霞才开始转变，交代了一些他和丁玲的密谋事实。陈企霞说：“我和丁玲在一起反党很久了，我们最近见面虽然不算多，但我们是心照不宣的。在任何场合，一个手势，一个眼色，一句话，彼此都能懂得是什么意思。”反党小集团开始崩溃丁玲、陈明继续顽抗
党组扩大会议由作协副主席、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他们指出这是文艺界一场极重要的具有高度原则意义的斗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和著名社会活动家、鲁迅夫人许广平也在会上讲了话。他们认为这个会议有很大教育意义，并指出丁玲的严重个人主义思想的错误，希望她改悔。茅盾说丁玲身上至今还有“莎菲女士”的影子。（按：丁玲的处女作叫做“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于1927年，“莎菲女士”是这部作品的主角，是一个专门玩弄男性以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的女人。）许广平说丁玲现在的行为很像三十多年前鲁迅所反对过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在会上先后发言的有刘白羽、林默涵、张天翼、沙汀、艾芜、方纪、曹禺、田间、郭小川、魏巍（代表出席会议的十七位部队作家）、康濯、邢野、严辰、逯斐等四十七人。刘白羽对丁玲等的反党活动作了系统的揭露和分析，同时对1955年作协肃反和对丁、陈斗争的某些错误缺点也作了检查。其他发言者也都热烈拥护和支持这场维护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和党的原则的斗争。
会议采取了实事求是、严肃说理的方针，使反党分子陈企霞从狡赖转变为开始坦白交代。在党组和到会同志的帮助下，在柳溪的控诉和揭露下，陈企霞不得不对自己的严重罪行作了初步交代，并表示要下决心悔改，重新做人。陈企霞并用事实说明了丁玲企图篡夺文艺界领导权的野心，同时揭发了冯雪峰对他的反党活动表示支持的言论，和另外一些反党的言论。丁玲前后作了四次发言，先是向党猖狂进攻，要求翻案，在进攻失败后，她就假作检讨，一方面避重就轻，百般抵赖，一方面把自己装成十分受委屈的样子，把她的反党行为说成只是对文艺界某些党的领导同志的意见，这样来企图取得一部分人的同情。陈明则始终百般为丁玲开脱狡辩，自己不作任何交代。
冯雪峰作了初步检讨，承认自己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和反党情绪，承认自己的文艺思想同党与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是有抵触的。
艾青也初步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揭发了丁玲的一些反党言行。
出席会议的人一致认为，会议有很大教育意义，这是文艺界社会主义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党的路线和反党路线的斗争：丁、陈集团如果从1942年算起，已经存在了十五年之久，对这个反党集团的斗争，现在仅仅取得了初步胜利。大家对柳溪的交代和她对陈企霞的控诉表示同情和支持，对陈企霞的开始认罪，也表示欢迎，希望他们以及其他与这个集团有关的人继续向党坦白。会议对丁玲、陈明等的继续顽抗一致表示愤慨，责成他们必须全部、彻底、干净地交代他们的罪恶活动事实。
党组扩大会仍在继续举行中。
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 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 1957-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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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老舍批驳吴祖光
钱俊瑞指出：吴祖光是企图篡夺党对文艺事业领导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典型
据新华社9日讯　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在今天和昨天继续召开座谈会，进一步揭露了吴祖光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貌。
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京剧院院长梅兰芳在发言时说，现在由于右派分子的造谣惑众，在文艺界流行着一种“今不如昔”、“新不如旧”的滥调。事实上，现在的戏曲艺术，无论京剧或者其他兄弟剧种，比过去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大大地发展了。以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我的艺术有新的发展，这难道不是党的领导所给予的吗？这难道不是表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吗？
梅兰芳说，右派分子吴祖光叫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所谓“本行领导本行”的论调，也是想取消党的领导，是一直企图排斥新文艺工作者参加戏曲工作的毒箭。我认为目前文艺界一些领导同志，绝大多数都是内行，因为我们要创造的是社会主义的文学和艺术，所以所谓“外行”就不一定是外行，所谓“内行”也未必一定是内行，在艺术上是有内行、外行之分的，但是我们反对那种狭隘的庸俗化的理解。如果唱花脸的必须唱花脸的来领导，唱旦角的必须唱旦角的来领导，这不是很可笑的事吗？我们必须戳穿右派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阴谋诡计，在党的领导下亲密团结起来。
作家老舍在会上批驳吴祖光反动言行时说，解放后我不是不忙，不管写的东西好坏，我写出了东西，就是因为我爱新社会，他不爱新社会，区别就在这里。吴祖光把自己写不出东西的原因归罪于领导上的错误，这才是胡说。
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发言中指出，吴祖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他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立场态度上。他不满和反对五大运动、三大改造，把新社会描写成“漆黑一团”、“怨气冲天”，他的右派政治面目就完全显露出来了。
吴祖光组织的小集团的成员之一、北影的编辑田庄揭露了吴祖光不可告人的勾当。他说，吴祖光采取煽动我们个人主义的自大狂的手法，拉拢我和汪明、罗坚、蔡亮、杜高等人组织起“小家族”。他知道我们几个人都没有家，自称“流浪儿童”，逢年过节常常请我们在他家吃饭，所以我们几个常常散布一些流言蜚语，吴祖光是我们“小家族”中名符其实的“家长”。我们这几个人散处在电影、戏剧、美术、文学各个方面，他可以通过我们了解各方面的消息，并且把各种谎言散播出去，吴祖光家是一个流言蜚语的聚散地。
新凤霞在会上感谢党和同志的帮助，给了她力量能站起来揭发吴祖光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罪行。她揭发吴祖光小集团的成员龚之方、王少燕、杜高、汪明等经常到吴祖光家中散布流言蜚语。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时，这些人更活跃起来。龚之方造谣说：“学校里的党都转入地下”，有的说：“中国要发生匈牙利事件了”。这个小集团又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叫冤”。当时，吴祖光和汪明等人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葛佩琦、储安平的反动言论。新凤霞说，艾青也经常到吴祖光家中拨弄是非，表示对党不满。艾青说“江丰是老实人，就是党对他不信任”。他还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叫冤”，整风开始时，又叫喊“丁玲、陈企霞该翻案了”。
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在今天的会上最后发言说，根据近些天大家揭发的材料，证明吴祖光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纲领的，有组织活动的，他的反动言行渗透到文化艺术的各方面。吴祖光是企图篡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典型。
钱俊瑞最后谈到从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取得的教训说，我们要善于识别右派分子两面派手法，也要十分警惕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对吴祖光和一切右派分子一定要坚持原则，决不可以迁就。只有彻底揭发和批判，才能促使右派分子重新做人。
梅兰芳老舍批驳吴祖光 钱俊瑞指出：吴祖光是企图篡夺党对文艺事业领导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典型 1957-08-10

wuxinhai0912

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捷报频传
江丰反党集团败露
美术界绝大多数人在斗争中站到党的方面
本报讯　美术界绝大多数的人已经站在党这一边，江丰反党集团已开始被击破。
在大会和小会上陆续揭露的材料说明，江丰在长期的反党活动中，纠集党内党外的一批右派分子，形成了一个反党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有政治上蜕化了或正在蜕化的共产党员，有严重对党不满的分子，有美术界的政治野心家，有抗拒改造的资产阶级画家，有长期受着江丰反党思想影响的青年画家和学生。江丰同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成员，也有密切的联系。
这个反党集团在北京、杭州、沈阳、上海、重庆等地的许多美术机构里扎下了据点。各个据点都有江丰自己的“干部”。江丰反党集团利用他们掌握的学校、刊物、展览工作委员会、画室、训练班等组织，对抗党的政策，破坏美术界的团结。他们还利用这些组织，作为纠集反党分子的场所。
中央美术学院变成了“独立王国”
中央美术学院久已成了江丰统治下的“独立王国”。党的许多重要政策方针，长时期不能同群众见面。有一次文化部派人到学校去，美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王曼硕竟拒不接纳。美院的党组织，在反党分子江丰等的操纵下，也实际上变了质，成为江丰的反党工具。整风初期，党组织被利用来向文化部发动猖狂进攻；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党组织领导人江丰、王曼硕、洪波等又妄图阻挠运动的开展。他们再三宣称：“院内没有右派分子。”中央美术学院十多个教授联名揭发：民盟支部也成了江丰的反党工具。民盟支部主任委员王逊和组织委员李宗津，就是江丰反党集团里的“军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右派分子庞熏琴制订的赶走党员的人事方案，得到江丰的有力支持。当庞熏琴的反党面目暴露以后，江丰反党集团的人惊慌失措，他们叫喊着“拚着丢掉党票”也要“保护”庞熏琴，要挟北京市委不要在报上公布庞的罪行。
把美术月刊变成反党的同人刊物
江丰还企图扩大个人的政治资本，组织一些“画会”来同美协唱“对台戏”。江丰曾与王逊商量，要篡改“美术”月刊的政治方向，把它办成一个同人刊物，宣传他们的反党思想。江丰反党集团的人还背着党打算组织同人出版社来同国家出版社抗争。事实已经证明，这个反党集团所把持的刊物“美术研究”，就曾经向国画进行围剿。
支持丁、陈反党集团向党进攻
会上揭露，匈牙利事件对于这个反党集团是一个很大的鼓励。陈企霞当时向江丰估计形势说：“今后各国党的工作都要改变。”江丰集团的人支持丁玲、陈企霞在今年5月企图为他们的反党活动事件翻案的阴谋。陈企霞写给中宣部党委书记的“翻案报告”，曾经江丰看过。今年5月，江丰和陈企霞在艾青家中谈到，要动员萧军出来“争一争”，他们还批评萧军的反党活动是“老百姓式”的，不讲策略。有一次，江丰、丁玲、艾青等人在北京饭店聚会，当时在座的江丰反党集团的有一个人，竟得意忘形地自称他们是“裴多菲俱乐部”。江丰曾多次向人宣传大民主的“好处”。他曾宣传“马列主义不是永恒的真理”。沃渣揭发，江丰曾向他说过：“现在城乡生活悬殊太大，只要一号召，就有几万人会起来！”
半月以来，文化部连续召开了七次美术工作者座谈会。要求参加和发言的人越来越多，揭发的材料也越来越广泛。最近两次座谈会，移到了被江丰当作独立王国的中央美术学院举行，全院师生都参加了座谈会。中央美术学院在这期间还举行了数以百计的大小辩论会。美术界绝大多数人在斗争中辨明了大是大非。许多曾经受过江丰蒙蔽和欺骗的教授和学生，也已认清了江丰反党的真相，积极投入了战斗。美院墙上到处贴满了追击江丰反党集团的大字报和漫画。
现在，江丰开始承认自己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凶恶的反党分子”，但是他并未彻底向党交代自己的反党言行。首都的美术家们、中央美术学院全体师生以及陆续来到北京的各地美术界人士，结成了一条联合战线，正在为彻底攻破这个反党集团而斗争。
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捷报频传 江丰反党集团败露 美术界绝大多数人在斗争中站到党的方面 1957-08-15

wuxinhai0912

丁玲的伙伴、李又然的老友、江丰的手足、吴祖光的知心
艾青长期奔走于反动集团之间
会上揭露：在大鸣大放期间，艾青不但勾结“文汇报”的记者、右派分子梅朵、姚芳藻，告诉他们所谓“文艺界的两个底”，诬蔑党批评丁、陈和江丰是“党内宗派主义”，挑动“文汇报”向党进攻；而且，长期以来奔走在丁、陈、江丰、吴祖光反党集团和右派集团之间，散布反党言论，并为他们传播消息。
艾青到处为丁玲“喊冤”，替丁玲“诉苦”。丁玲常常通过艾青，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决定对策。整风运动开始时，丁玲对艾青说： “我先沉默，不发言，叫他们（指党）摸不到我的底。”并说：“艾青呵，你发言时可以告诉他们，怕，不敢提意见，怕报复。”并说她自己就这样说。丁玲还把党要审查江丰的消息告诉艾青，嘱咐艾青去转告江丰：“现在不能乱说”。艾青都一一按丁玲的嘱咐行事。
丁玲和陈企霞为了掩盖他们的反党活动，有时不直接来往，曾由艾青通风报信，传递消息。艾青也十分同情陈企霞，为陈企霞受党的批评抱不平。
艾青和李又然是反党“老朋友”，他们常在一起谩骂党的领导。艾青和江丰更是亲如手足。江丰受到党的批评后，艾青到处说，这是党“要在政治上一棍子打死江丰”。今年5月，江丰煽动了一批画家，抬着他们的油画到文化部去示威。示威的头一天，江丰集团的一部分人聚会密谋此事，这个聚会就是在艾青家里进行的。
艾青和吴祖光在一起是“无话不说”的。在吴祖光面前，他诬蔑党内阴森恐怖，说“党内没有民主”，“党内没有温暖”，并说：“你不是党员还好点”，“党是无情的，专整人。”他向吴祖光表示：后悔入党，入了党不自由。还说：“入党有啥好处，入了党还不是被人家指着鼻子骂。”他甚至不顾党纪，把许多党的秘密泄露给吴祖光，连吴祖光都说：“如果我把艾青对我说过的话报告给组织，艾青准会被开除党籍。”艾青甚至在党的会议上，也散布“党内做人难”，“一批人整人，一批人挨整”等荒谬言论。
会上指出：艾青的反党思想的根，是扎在他那极端腐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泥坑里。艾青入党十多年来，一直把个人摆在党的上面。他常常说，他入党前已经是一位“名作家”“大诗人”了。因此，他认为自己是“有资本”的，他的入党是给党带来了“荣誉”，他可以向党讨价还价，以特殊党员自居。党给他重要的工作岗位，他不满足，说他“在文艺界是受排挤的”，“在党内吃不开，是个跑龙套的角色。”他和丁玲唱一个调调，认为他写了诗，出了集子，他就一切都不怕。当他犯了错误的时候，党也不能碰他。他曾对吴祖光说：“我犯了错误，党也不能怎样我，我在国际上有地位，党也得考虑影响。”党当然不能无原则地迁就他，他就对党心怀不满，诬蔑党打击他，说他是“生活在逆境中”。
艾青在道德品质方面，也是极端恶劣的。他一贯玩弄女性、道德败坏。党一再严厉地批评他，教育他，他不但不感谢党对他的挽救，反而对党不满。
会上指出，艾青近年来的创作越来越缺少革命和生活的气息；他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曾经写过一些好诗，但由于他严重的个人主义长期没有得到改造，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他就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了。他只有革面洗心，痛改前非，才能在政治上和创作上有前途。
丁玲的伙伴、李又然的老友、江丰的手足、吴祖光的知心 艾青长期奔走于反动集团之间 1957-09-04

wuxinhai0912

有这样的诗人
白桦
有这样的诗人，
长期脱离火热的斗争，
长期脱离党与人民的监督，
长期闹着罪恶的淫秽的纠纷。
有这样的诗人，
不断出入于人民法庭，
但他不是庄严的原告，
而是站在被告席上听审。
有这样的诗人，
身上背着缓期执行的徒刑，
但他并不想悔改，
而且继续进行反党的行径。
有这样的诗人，
一个留党察看的党员，
他没有向党赎罪，
而是向反党分子更靠近。
有这样的诗人，
因为自己是党员而认为不幸；
羡慕“吴祖光式的自由”，
“自由地”与党抗衡。
有这样的诗人，
对写诗并不热心，
热心奔走于各个反党集团之间，
传递着各式各样的反党言论。
有这样的诗人，
在私寓里欢迎各种反党的来宾，
招待文汇报的记者，
发布窃窃私语的新闻。
有这样的诗人，
反党时非常机智和毒狠，
在众目睽睽的大会上，
他装扮得可怜而又愚蠢。
有这样的诗人，
读者已经听不见他的声音；
因为他只在死胡同里喊叫，
暗地里把毒箭射向党和人民。
有这样的诗人，
离开了党和革命，
也背叛了诗歌，
他就是艾青！
有这种诗人，
但人民可以不要这种诗人！
有这样的诗人 1957-09-06

wuxinhai0912

脸谱种种续集

　　沙鸥诗 方成画

　　冯雪峰
　　反党的罪证
　　像是青铜铸成
　　一切推脱都是徒然
　　他隐蔽自己
　　用“单干户”
　　挖了一道壕堑
　　急忙忙以“检查思想”
　　当飘浮的白色烟幕
　　来封锁我们的视线
　　历史却在发言
　　二十多年前
　　他提刀向党宣战……
　　而今天
　　那像狼窟似的丁陈集团
　　有他坐的交椅
　　听他的指点
　　哪里是“单干”
　　老老实实吧
　　不要躲在壕堑里
　　装着轻轻拍灰尘
　　在这最后的时刻
　　在党的面前
　　艾青
　　不论对谁
　　不管什么地点
　　他都用委屈和愤慨
　　装饰他的语言
　　“党内，分工明确
　　一批人整人
　　一批人挨整……”
　　接着是一声长叹
　　难道我们的党
　　是拼凑的宗派集团
　　生活的黑白被如此颠倒
　　党的爱护
　　他说是残酷打击
　　党的温暖
　　他当成雪地冰天
　　没有共同语言
　　竟要求党高高捧着他
　　像一尊菩萨不能侵犯
　　他迷恋“国际声誉”
　　不管灵魂多么龌龊
　　却想戴永恒的桂冠
　　伟大的党在他眼中
　　不过是皮鞋一双
　　或古玩一件
　　而他，对野心家
　　却眉开眼笑
　　那么亲、那么甜
　　他奔跑在
　　几个反党集团之间
　　像一架电话总机
　　把这根线接上那根线
　　李又然
　　当右派进攻我们
　　当阴云密布的夜晚
　　他眼里也充满快乐
　　以为就要变天
　　党，他早就讨厌
　　虽然他还是一个党员
　　他用挑选的字句
　　盖着那颗恶瘤一样的心
　　幻想成为“大人物”
　　效忠丁陈反党集团
　　他喊着：我要杀人
　　毫不掩饰凶横的嘴脸
　　这位资本的奴仆
　　竟含情默默地回忆
　　在法国、在上海
　　托派的头子们
　　给他带来的春天
　　估计过于乐观了
　　反右派的大浪把他席卷
　　你看他对着麦克风
　　面红耳赤，抖抖颤颤
　　在我们激怒的风暴中
　　几十年反动的老底
　　全被揭穿……
　　陈明
　　你为她收集情报
　　你为她的反党阴谋
　　苦心地献策，起草
　　你为她联络人
　　打电话装小姑娘的声音
　　不知羞耻地叫“叔叔”
　　你为她订攻守同盟
　　蹲在街头的矮树下
　　鬼鬼祟祟像个小特务
　　你为她的退却
　　像一个卖假药的商人
　　在党组会上说谎
　　你为她——
　　你的女皇和妻子
　　背叛党，出卖党
　　（附图片）
脸谱种种续集 1957-09-14

wuxinhai0912

努力把自己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文化工人
（1957年9月17日在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郭沫若
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是整个反右派斗争中的一个重要战线，文艺界斗争的胜利不仅可以纯洁文艺队伍、巩固党对文艺的领导，并可以鼓舞全国各界的战斗，使社会主义教育能够更普及、更深入。我们一定要坚持继续斗争，争取彻底的胜利，使我们文艺界的每一个同志都能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大关。
我早就读过9月1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我是完全拥护的。在人民日报上我也不断地看到关于攻破丁陈反党集团和揭露文艺界其他右派分子的报道，认真说我每看到一次就要吃惊一次。那些右派先生们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有好些在我是完全出乎意外的。
陈企霞和李又然等人我不熟悉，我所比较熟悉的是丁玲、冯雪峰和艾青。丁玲、冯雪峰是有二三十年党龄的老党员，雪峰还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我总以为他们的思想立场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即使在私生活和个人历史上有可非议的地方，但总应该是白璧微瑕、不失其为有成就、可尊敬的同志的。那晓得他们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竟那样见不得天日，但也终于见了天日。
丁玲的作品，严格地说来，我恐怕就只读过“我在霞村的时候”那么一篇。那是在解放前1946年8月我在上海第一次读到解放区作品的时候。那时是陆定一同志给了我两本书，一本是赵树理同志的“李有才板话”，另一本是“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第一辑”。我如饥似渴地费了几小时工夫，一口气把它们读完了。我写过一篇读后感，叫“板话及其他”（见“天地玄黄”四二○页）。我说“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朴素的内容与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觉着兴趣的。”这表现了我当时对于解放区作品的向往，对于解放区的向往。这不单是我一个人的感情，而是一般拥护党、拥护革命的人士的共同感情。我们在蒋管区是把延安当成革命圣地，延安来的作品当然就是革命的精神食粮了。但独于对丁玲的那篇“我在霞村的时候”，我却没有表示足够的赞美。我的读后感里面有这样一节：
“创作选集里面一共收了十二个短篇，所写的都是实人实事，但比任何传奇的作品实在还要传奇。第一篇是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是国内国外所熟悉的我国有数的名作家，但她的这篇作品和其他的十一篇比较起来，在手法上无宁是有逊色的。这正好是一个标准尺度，由此可以知道其他的十一位作家是已经达到了怎样高的水准”。
这话是说得相当客气的，其实倒不仅是“手法”上的问题。“我在霞村的时候”所写的是同情对敌寇失了节、仍然抱着虚荣心的一个女子，而同时又暴露了解放区的人民好像缺乏同情。我觉得这作品是没有教育意义的，丁玲为什么要同情那样的人，而采取轻蔑人民的态度去写她。我的不满意倒是在这里，但我那时是在蒋管区，不好坦率地写出来。在今天我倒能够了解丁玲了。她之所以同情那个贞贞，事实上是在同情丁玲。画家或雕塑家的人物像往往是有点像自己的，向敌人失了节而依然抱着虚荣心，这是谁的自画像呢？
我那篇读后感，丁玲一定是看见过的。她给陈企霞的信上说“让郭沫若去领导读者”吧，也许就是她回敬我的一枝箭。我就领受她的这一枝箭吧，不管是冷箭，还是令箭。她既然让我“领导读者”，我觉得我的“领导”在对于丁玲的评价上一点也并没有错。少读丁玲和其他右派先生们的作品，少受些毒素的感染，那倒并不是什么损失。
冯雪峰有时候找我帮忙的事，我是帮过忙的。例如他所主持的“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他把注释好的稿本都给我看过，我也尽我的力量提了些意见，作了些修改和补充。去年暑间我在北戴河，他也在北戴河。有一天我正把鲁迅的原作和注释认真校阅，他来看我。他劝告我：“你何必那么认真，把注释部分看一下就好了”。我当时倒有些诧异：“怎么这位自命为继承鲁迅的人会说这样马虎的话”？我现在也才明白了，事实上注释工作是别人在搞，而他是坐享其成，他自己是并不那么重视的。大言不惭的冯雪峰经常爱把鲁迅对革命事业的贡献，说成是由于他的启发。然而二十年前在上海分裂文艺战线，闹出两个文艺口号之争，完全是冯雪峰在作怪，今天被揭发了，而他却把责任全推在鲁迅身上去了。我完全同意许广平同志斥责他的话：“鲁迅死了还要吃鲁迅”。
现在我要更坦白地说，我们已经知道丁玲、冯雪峰等人在党的内部进行反党的勾当，这样的人比起党外的右派分子来，是更值得憎恨的。他们欺骗了党，也欺骗了人民。他们污蔑了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不配做灵魂的工程师。丁玲曾经说她是“合法反党”，她的这个自我表白我倒是可以理解的。任何右派分子在今天要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都披着一件“合法”的外衣，而丁玲、冯雪峰等人更戴上了一顶“党员同志”的帽子。这样的人不是值得加倍地憎恨的吗？
右派分子一般都很阴暗，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他们有不可告人的心事和历史。他们不论在党内或党外，不论在中央或地方，不论在文艺界或其它各界，大抵有共同的思想行动纲领。他们一致地团结右派、争取中间、打击左派；一致地否定成绩、夸大缺点、挑拨矛盾。他们不要党的领导，要夺取党的领导。他们不要思想改造，反对马克思主义，要使资本主义复辟。他们不要集中，要更多的民主。他们不要纪律，要更多的自由。他们不要统一意志，要更多的个人名利。名利思想在右派分子中发展到了惊人的地步，文艺界竟有人竟喊出了“为争取人民币而奋斗”的口号。他们都自高自大，不可一世。他们都是一些个人野心家，有的是疯狂的报复主义者，疯狂地公开喊叫要杀人，要放火。他们总有那么大大小小的一些集团，即使是单干户，也并不是孤立的。这些人可以说是一种阶级类型。他们的疯狂进攻并企图疯狂报复正是死亡阶级的疯狂挣扎。这些疯狂的报复主义者假使真的一旦执掌了政权，你怕他们不会成为蒋介石、徐恩曾、戴笠第二吗？
请看，丁陈反党集团的走卒李又然他还说过这样的话：“我现在才体会到打渔杀家中的一句台词‘要杀他的全家，方消我心头之恨’的情绪”，这是多么的疯狂！萧恩所恨的是地主，所要杀的是地主的全家，而李又然和其他右派分子所恨的是党，所要杀的是全体党员和全部左派。我们听到了右派分子的这些叫嚣，才更容易体会到反右派斗争是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是两条路线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听到了右派分子的这些叫号，也才更容易体会到反击右派分子是丝毫也不能容许温情主义的。你温情，他不温情。容许了温情主义让右派分子发展下去，我们不仅要亡头，而且要亡国，而使我们的国家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态，为帝国主义所统治。
尽管右派分子要杀我们，我们反击右派倒并不要杀他们，而是要救活他们。我们倒希望他们能够幡然悔悟，进行社会主义的自我改造，重新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我们反击右派，倒是要借这个机会来辨明大是大非、展开全民大辩论，广泛地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教育我们自己，教育我们后代，教育国内国外一切愿意接受真理的人。
右派分子毫无疑问是毒草，但可以做肥料，也可以做我们的“教员”。他们的发展途径实在是很值得我们引以为教训的。9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里有这样的一节话：
“为什么这些文艺界的‘老作家’、‘老党员’敢于这样无法无天，长期进行反党活动呢？除了因为他们有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根源之外，文艺界的党组织对他们监督不严，在批判和处理他们的错误思想行动的时候，往往采取了姑息和温情主义的态度，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这是严重的教训。”
党严厉地批判了党内右派分子，而同时更进行了自我批判，这使我发生了猛省，提高了警惕。我在这样想：我们今天在批判丁玲冯雪峰，如果我们不经常鞭策自己，不经常接受党的监督，我们明天难道不会成为丁玲冯雪峰吗？
凡是五十岁左右，未经过彻底改造、从旧社会渡过来的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恐怕谁也是根深蒂固的。我们的灵魂深处不仅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且还会有大量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残余。旧社会虽然基本上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但这些人还活着，旧时代的风俗习惯还存在，即使更年青的人也不能保证不受影响。我们一般是轻视劳动，重视读书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贵族老爷式的想法在老一辈人是根深蒂固，在年青一辈人在不知不觉之间也在茁发萌芽。如果党内作家的错误思想行动，有时有被“姑息”的可能，那么党外作家的错误思想行动，便更有被“姑息”的可能了。更何况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一般地说来，总是惯会自己姑息自己的。看到党内作家的蜕变，难道党外作家还不应该加紧进行自我教育的思想改造吗？
文艺创作本来是一种辛勤的脑力劳动，但在它的性质上没有体力劳动那样艰苦，又由于大体上是个体劳动，容易与群众脱离。大约是由于习惯上重视精神食粮的原故吧，文艺作家也容易出名，只要有得一两篇像样的作品便容易受到称赞，就好像旧时代中状元名扬天下一样，“一举成名天下知”。我记得英国的诗人拜伦也说过这样的话：“一觉醒来，名声已传遍了世界”。这样就很容易使一些作家骄傲自满、不可一世。丁玲要把自己和老托尔斯泰并列，是良有以也的。她的“一本书主义”，说什么“只要写出一本书，便谁也把你打不倒”。这种思想，倒也是一种阶级类型。这种想法不限于丁玲有，不限于右派分子有，凡是容易骄傲自满的人应该说都有。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一位伟大的灵魂工程师高尔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不要把你自己所做成的东西，靴子、椅子、书本子，当成偶像”。这不仅在教训丁玲那样的人，同时也在教训我们一切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高尔基是把做书的工作和做靴子、做椅子等工作等量齐观、一视同仁的。他没有把做书的工作看得特别高贵，而且还是把它放在做靴子、做椅子的下边的。高尔基真是有点“侮辱斯文”，但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正确表现。体力劳动是脑力劳动的母亲。没有农民耕田种地，没有工人做靴子、椅子，我们的衣食住行就成问题，那里还说得上脑力劳动、做书立说、写小说、写剧本、写诗呢？当然，高尔基所做的书是不止一本了，他决不曾把自己的书当成偶像，更不曾把自己当成偶像。他的有名的剧本“夜店”是描写流浪人的情绪的，尽管受到广泛的称赞，而他自己却说那剧本含有毒素。大凡伟大的作家都有高尔基这样谦虚克己的精神，他们是勤勤恳恳，一直不断地创作，决不轻易自我满足的。
高尔基常常称赞德国的诗人歌德和他的“浮士德”。“浮士德”悲剧是资本主义上行阶段的杰作，悲剧中那位浮士德博士就是不知道自我满足的那种精神的象征。浮士德博士在中世纪的书斋中和恶魔订下契约：在他没有表示自我满足之前，恶魔做他的奴才；待他一旦表示了自我满足之后，他便成为恶魔的奴才。于是恶魔奉侍着他走出了中世纪的书斋，返老还童，经历了种种的生活，不知厌倦。最后浮士德因忧愁而盲了目，在盲目中想像到他所从事着的移山填海的工作和在那新土地上人民安居乐业的乌托邦景象，他不禁自我满足地赞叹了一声：“美呀，停留一会！”于是他便成为恶魔的奴才而死去了。高尔基之所以欣赏“浮士德”，列宁流放在西伯利亚时在他少数爱读书中之所以也有一部“浮士德”，我相信这种主题的教育意义，应该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毛主席告诫我们：“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座右铭。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一本书主义”者的丁玲和其他骄傲自满的右派先生们也都成为了“恶魔的奴才”，而堕落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泥沼里去了。是值得我们引以为殷鉴的。
在今天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的时候。文艺工作者是灵魂工程师，特别负有重大的使命。我们要建设新的上层建筑，就必须毁弃旧的或对旧的加以改造。我们要铸造别人的灵魂，尤必须预先铸造好自己的灵魂。因此，我们必须努力进行自我改造，要把自己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要不断地改造，不断地进步，然后我们才能够免于堕落，才能够不辜负
“灵魂工程师”的荣誉称号，才能够不断创造出政治价值与艺术价值都相当高度的作品，而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所贡献。
要怎样才能够做到这样呢？我想，我们首先就应该不断地克服我们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其他落后思想，要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实事求是地以脑力劳动为人民服务，为建设事业服务。
永远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忠实地接受党的领导，坚决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绝对必要的。永远紧密地与劳动人民保持联系，体现工人农民的劳动精神，养成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要让工人农民把自己当成自己人，这是绝对必要的。毛主席要我们“下马观花”，党的整风指示中有从事适当的体力劳动的指示，毫无疑问，是使我们和劳动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具体方法。这样也才能使创作的源泉不会枯涸。请让我们每一个都鞭策自己，并相互鞭策吧。
然而个人的努力是容易懈怠的，最必要的是要有党的领导、党的监督、党的教育。我们自己决不要姑息自己，同时也恳求党决不要姑息我们。就像当前的大会一样，不论党内党外都一律加以锻炼。
今天新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就是社会主义。我们恳求党对于整个文艺战线、整个知识分子大军加强领导、严格监督，不姑息党内作家，也不姑息党外作家，要使大家都养成高度的纪律性并具有坚强的统一意志，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化工人。
同志们，我要再说一遍，请让我们共同努力，相互鞭策，在党的领导、监督、锻炼之下，作为一个文化工人，和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任何困难和阻碍，永恒不懈地战斗下去，争取全面的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努力把自己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文化工人（1957年9月17日在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57-09-28

wuxinhai0912

谈所谓“树大招风”
刘丰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遭到党和广大人民的批驳和反击之后，有些人为他们抱屈，说是“树大招风”，好像有人忌妒他们的名誉地位太高，故意要“拔尖儿”似的。这种说法挺毒辣，也的确能起一些迷惑人和争取同情的作用。
陈明就口口声声对丁玲说：“你是大作家，人家不整你整谁！”好像丁玲之被批判，仅仅为了她是一个大作家而已。这就把一场保卫党的利益的斗争，化为无原则纠纷。一身都是反动的“傲骨”的李蕤也是运用这种手法来拉拢人联络人的。一个党员青年作者的某些骄傲自满情绪，在党内遭到批评。李蕤就进行挑拨：“你这个人树大招风呀！”借此煽动这位同志对党不满，从而达到自己卑鄙的拉拢群众的目的。“你看党多么忌才啊，它反对你成功成名！你在我这里才会得到重视，才有温暖，来吧，来吧！”这就是李蕤心里的话。
可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我们党是一向尊重有知识有学问的人，我们国家也需要大批的越多越好的专家、学者、作家……，在学术上能达到国际水平，如能超过国际水平自然更好。我们国家能多出一些有国际威望的专家、学者、作家，这难道不是祖国和党的光荣？现在这样的知名人物，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这样的人物的多多益善，是谁也不会反对的。然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专家、学者、作家，我们连一个也认为是多余的。
所以，问题显然不在这里。
溯本穷源，这些头面人物还是中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毒害。这些头面人物没有一个不是自我中心论者，在他们心目中只有我而无其他。群众、领导者和党都不在他们的眼中。他们认为一切成就都是他个人单干的结果，他们认为只要自己单枪匹马就可以干出一个名堂来，而不承认今天社会上许许多多对他有利的条件，是他能有成就所不可或缺的。
年老的以为自己资本大，历史久而飞扬跋扈，横行不法，自认为碍于地位和所谓成就，谁也奈何他不得，谁也打他不倒。年轻的则以为没有谁敢冒犯压制新生力量的大不韪，也就目空一切，不管天高地厚，横冲乱闯。在文艺界中前者有如丁玲、冯雪峰和艾青，后者则有刘宾雁、刘绍棠。在其他行业中自诩为参加革命若干年，自认为是进步人士或竟自封为党外布尔什维克的人以此为挡箭牌者，也不在少数。
只要是天下知名了，就不管老少都不可碰。老资格则上得下不得，升得降不得，只可以他领导别人，他却不接受任何人的领导。要求一升再升，掌握一切大权，直到爬到党的人民的头上而后已。这种要求当然难于满足，就干脆自居党之外或者在党内进行反党活动。至于年轻的新生力量在现在的社会里得到党的培植，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一帆风顺地脱颖而出，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可是由于名位得来太易，就不免自视过高，而贪天之功。一遇批评和困难就认为此生没有希望了。或则名位利禄要求越来越高，满足不了，于是就心灰意懒，了无生意，滋长了对党的不满情绪，终至堕落成反党的右派分子。
这些由党一手培养起来的“知名之士”，自以为老有老的碰不得的道理，少有少的碰不得的理由。他们不知道只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管他是老资格也好，是新生力量也好，不管他是党员也罢，“进步人士”也罢，不管他过去功绩如何，现在能力怎样，都是一视同仁，在反击和批判之列，没有什么特殊照顾。党和人民给他的荣誉，党和人民也是随时可以从他那儿取回来的。
“树大招风”说，既不能用来骗人，也不能用来自慰。只要是愿意真心诚意拥护党和社会主义，对党的各项政策措施不抗拒，只要诚诚恳恳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改造，只要是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不管自己是大树也罢小树也罢，都不必怕任何大风。如果你是毒草，不管你是多么小的一株，这一次的风，也非将你连根拔起不可，躲也躲不掉。
谈所谓“树大招风” 1957-10-08

wuxinhai0912

此文出自《前哨》，1958年第3期。

wuxinhai0912

今天费了很大气力，又找到这些资料。保存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