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此存照：徐迟、陈敬容、邵燕祥1957年的言论

wuxinhai0912

最近查阅了一些资料，看到徐迟在1957年对艾青的批判、陈敬容对李白凤的批判以及邵燕祥对刘宾雁的批判。因为材料比较珍贵，以前没有看到过，特地保存在此处，希望对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朋友有用。
艾青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

徐迟

1956年3月，在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艾青作了发言，其中说：“现在在我的面前已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
说这句话到今天已经有一年半。现在我们看看他是怎样来答复这问题的。
这里，我们不能不接触到他的为人。这些年来，艾青的情绪是非常阴暗的。由于犯过错误而受到党的处分，他认为自己是处在逆境之中了。但是，和丁玲一样，他也经常讲他是靠国际影响吃饭的。他经常把外国出版的他的翻译诗集和关于他的诗的论文集捧来捧去给人看，并以之作为处于逆境中的安慰以及对党骄傲的资本。
艾青是非常骄傲的。别人的作品从来都不在他眼里（可以参看他的“诗论”）。他对同时代的诗人都诽谤过，讽刺过，甚至对同时代的外国大诗人也在口头上散播过许多刻薄话。其实别人的诗他很少看。这两年几乎根本不看。他对整个文艺界抱着虚无主义的态度。他一直是抗拒着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他刻薄地说：“现在有一些人，创作不出来了，就搞理论，理论也不行了，就干行政。结果呢，行政管理论，理论又管创作。一层管一层，创作就给管得枯萎了”。
别人的一切在他看来都不行，只有他自己是好的。艾青生活在可怕的自我陶醉之中，自高自大到了可笑的程度。和这骄傲同时，他对青年非常冷淡。这些年有无数的信和诗稿寄给他，他却根本不看。一次，两个青年来找他。刚到门口，他就用肚子把他们顶出门去。“艾青不在家”，艾青说，“你们把介绍信留下吧。我是艾青的哥哥，等他回来我告诉他”。
这些年，他根本不深入生活。算算他的生活的细账吧，解放以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只有宣传和平运动的旅行一次，出国两次，土改一次，回家乡一次，去年到内蒙古不到半月，今春到上海、杭州一个月。在上海时，为了收集写作资料，他和一个汇丰银行的买办（此人自称是中国最后的一个资产阶级）在上海最高级的餐馆如锦江、老正兴、华懋饭店等大宴了几次。
他不仅生活豪华，而且实在是腐化透顶的，不然不会两次受到党的处分。
因此，在理事会上的发言中，艾青自己也这样承认：
“我远远地离开了日新月异的生活。
“不是作协不让我下去，而是我自己没有信心。现在已到了非改变这种情况不可的时候了”。
可是，这一年半，他并没有改变了什么。
我们可以看看他写了些什么？
1956年7月，他写了一篇“养花人的梦”，8月他写了一篇“蝉之歌”（都发表于今年2月号的文艺月报）。前者是对于百花齐放的政策的诽谤，后者是对于当代诗歌的极度恶意的讽刺。8月底他发表了一首讽刺寓言诗“黄鸟”。11月发表“大西洋”，12月发表“海边诗抄”，都是南美洲的旅行诗。内蒙古回来的大批风景诗也在这时开始在许多报刊上陆续发表。今年1月“在智利的海岬上”发表在诗刊。“柏树”等写几棵树的诗发表在长江文艺。“景山古槐”发表在北京文艺。等等作品，今天来看，几乎大多数是不能满意的。有几首则简直令人愤慨。
大体说来，这些作品分为两类。
一类是暴露了他的不满情绪的。一类是偷运资产阶级的颓废派、现代派诗风的。
前者，如“黄鸟”一诗是作于1953年，发表于去年8月26日“北京日报”，内容是：
黄鸟站在树上歌唱……歌声使喜鹊恼怒了，向黄鸟挑战似的冲去……黄鸟飞走了……喜鹊占领了树枝……小麻雀跳到他身边，流露謟媚的神气。喜鹊就对小麻雀说，“她长得妖模怪样，歌声里有妖气，我们虽然吱吱喳喳，说起话来却有条有理”。小麻雀说，“对，对，对”……很久很久没有声音……微风……黄鸟又在歌唱了。
这是首讽刺寓言诗。无论如何总是在讽刺什么人的。艾青显然自比为黄鸟，那末喜鹊和小麻雀呢，倒要问问他指的是谁？
“养花人的梦”讲一个人只养月季花，养了几百种。夜里他梦见牡丹、睡莲、牵牛、石榴、白兰等花来诉苦，石榴花说：“冷淡里面就含有轻蔑”，仙人掌说：“只爱温顺的人，本身是软弱的；而我们却具有倔强的灵魂。”最后所有的花都说：“能被理解就是幸福。”
月季花说：其实她们也很寂寞。
养花的人从梦中醒来了，感慨起来，不满于自己的偏爱，说“我自己也越来越觉得世界太狭窄了”。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说，诗人觉得他很不自由。这是艾青的“草木篇”，其恶毒不亚于流沙河的。
“蝉的歌”写一只八哥，听蝉早晨就“知了知了”的唱早晨的歌，中午还“知了知了”的唱热的赞美诗；傍晚唱夕阳，夜晚唱月亮也是同一的“知了知了”的歌，八哥说：“我一听你的歌，就厌烦极了，原因就是它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再好的歌也会叫人厌烦的。你的不肯休息，已使我害怕，明天我要搬家了。”
这篇寓言里，艾青对我们的诗歌的估价，和右派分子李白凤的“狭窄的领域”等说法岂不一样？而“明天要搬家”则又和流沙河相似，不知艾青要搬到什么资本主义的自由世界去！艾青忽然也爱上了寓言这形式。这和冯雪峰的寓言，和臭名远扬的流沙河的草木篇等，是形式内容上，思想感情上都十分一致的。
艾青的“海边诗抄”三首，发表于去年12月22日“光明日报”。其中一首写随波逐流却终于被抛撇在沙滩上枯干的“海带”，是讽刺“赶浪头”的人们的。另一首“凝思花露的形状，喜爱水晶的素质”是诗人自况的“珠贝”。而“礁石”一首，写的是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每一个浪都在它——礁石——脚下被打成粉碎了，散开了。这首诗，据说使礁石的形象体现了一种崇高的、顽强不屈的观念。
这首诗里有这样四句：
它的脸上和身上
像刀砍过的一样
但它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看这顽强不屈的观念是何等的高傲，超乎战斗之上。这首诗的初稿曾经来到过诗刊编辑部，因此我还看到了后来被艾青自己删去了的四行诗：
他已听惯不停的咒骂
和巨大的喧吵
等他们疲倦了
自己会消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艾青是如何对待这几年来党对他的处分和同志们对他的批评的。
诗人的情绪已不正常到题反诗的程度了。
在他的内蒙古风景诗中，一首“启明星”（载1956年12月19日“文汇报”）是写置身于光明与黑暗之间的一颗光亮的星的。这首诗好像是在歌唱一种美好的思想：
群星已经退隐
你依然站在那儿
期待着太阳上升
被最初的晨光照射
投身在光明的行列
直到谁也不再看见你可是，这首诗在发表时注明了是作于1956年的。
曾有人指出，这首诗如果是作于1946年，才合乎时代的背景和生活的逻辑，我们也才能够理解。确实有一位很懂得诗的青年告诉我，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诗人在1956年还会看见启明星而发生联想，好像到了今天我们还要诗人给我们一个“黎明的通知”似的。时代已经向前迈进了，诗人好像还停留在解放前，等待解放呢。
而那些“小河”、“小蓝花”（载1956年12月9日“北京日报”）等等就更显得神秘、无思想性和不能理解了。如“小河”：
小小的河流
青青的草地
河的这边
是白的羊群
河的那边
是黑的、褐的牛群
天是蓝的
河是蓝的这也许是一幅景色肃穆的水彩画，可是在这里已经有了现代派的痕迹。在一个大诗人的笔下出现这样的诗令人难过。
他的“柏树”、“梨树”，和群众的思想情绪有很大的距离。“景山古槐”以极大的同情来描绘明末崇祯皇帝的自杀。这些诗读起来都很不愉快，这不能不使我们问，用艾青自己的诗句：
你是迷失了方向？
还是遇见了暗礁？
这两句诗见于诗刊创刊号发表的“在智利的海岬上”。这首诗真真是现代派诗风的走私了。这种诗风，我们并不是不熟悉的。可是明知道它是什么货色，最初我也说过它好，说过它好我是有内疚的。
这首诗非但没有热情明朗地描绘一个政治斗争，却反而写得晦涩难懂，引起每一个读者的许多猜测，大家像打灯谜一样。但灯谜还是有底的，这些诗句却连谜底也没有。我们要反对这种诗风。它的底细，其实我们也摸的很清楚：这种晦涩和朦胧正是资产阶级的颓废派诗歌的特点，它们和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有着血缘的亲族关系。二十年前，艾青曾经从欧洲带回一枝阿波里奈尔的芦笛，用它来吹过革命的歌曲。时代大踏步的前进了，他应该抛弃这样的音乐了。
这样看来，艾青这两年有何改变？他何曾为社会主义歌唱？他写的“官厅水库”显得很平庸。事实是艾青这两年生活得很不正常，很腐化，很堕落，骄傲已极，和一些反党分子来往到了亲密无间的程度。原来问题还不在于他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而首先在于他今天能不能过这个社会主义的大关？
时代确实大踏步地前进了。我们已来到了社会主义关的面前。我们这一代人的考验和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学。
两个月前，艾青在文学讲习所作过一个讲话，题目叫“谈诗”。他说：“诗是为政治服务的。”接着又说：“我们的政治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主张和平，反对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只是这样吗？
这里鲜明地显示了艾青的局限。他没有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他在四个小时中，谈到诗歌的各方面的问题，只在两处顺便地提到社会主义的字样。然而在我们面前的地平线上，社会主义的大厦早已在建设着，高高矗立着了。
在艾青面前，这个严重的问题正在等待着他答复：
艾青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
这两天我读了“艾青诗选”，读了“春天”，读了许多他的最近发表的诗。二十年来，艾青只是歌唱了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固然他歌唱得很好，但其中也有一些不真诚的东西。他的近作中，“大西洋”比较好，但细看时，其中也夹杂着泥沙，不够洗练。艾青不应该满足于过去的那一点点成就。
艾青歌唱过社会主义，却只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旅行中，可是旅行究竟是旅行。
我还读了艾青的“诗论”。那本书里面，有好的东西，可是也有胡说八道。例如：
“诗，永远是生活的牧歌。”（“生活”第八条）
如果是这样，哪里能吹响战斗的号角呢？又如：
“问题不在你写什么，而是在你怎样写，在你怎样看世界，在你从怎样的角度上看世界，在你以怎样的姿态去拥抱世界……”（“主题与题材”第十一条）
这使我想起“诗论”的较早的版本中，有着胡风的理论的引语。引语在后来的版本中删掉了，可是仅仅删掉引语，够吗？又如，
“由于不同的颜色与光泽，大小与形体，我们指唤着：米、麦、柿子、栗子、柚子、苹果。由于不同的声音的高低、快慢、扬抑，我们分别着：百灵鸟的歌，夜莺的歌，杜鹃的歌，鸫的歌……和人类的歌。”（“形式”第二条）
这不就是巴克莱大主教的语言吗？总之，这里面，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唯心主义、个人主义的东西以及似是而非的东西可多了。到了今天，如果他自己不加批判，如果读者又不能批判地接受它们，那是危险的，尤其对于青年读者将会发生怎样不良的影响！
在我们面前是这个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在我们面前，现在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学的课题。经过反右派斗争，经过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战线上的大论战，我们确信我们一定能够为社会主义歌唱！可是，我们要猛喝一声：艾青！你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能不能随着社会主义高歌猛进？这要看你能不能彻底批判你自己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能不能彻底改造自己，重新回到党的立场上来！
（1957-09-24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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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李白凤

　陈敬容

“人民文学”7月号有一篇李白凤的“写给诗人们底公开信”。这信登在“作家论坛”栏第一篇的地位，引起了我的注意。但是，我读了之后，不得不愤怒地告诉所有的读者：这是一株毒草，很恶毒的毒草。
李白凤像狼装外婆的样子，伪装十分关怀我们的诗歌，还首先来一番客套，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放出他的毒液来：“诗人们，敬爱的同志们！”你们太可怜了，因为“诗歌的创作被限制在如此狭窄的领域里，诗人们替自己划定了写作范围，就在这样的小天地里回旋着”！——领域是谁“限制”的呢，李白凤没有明说。不过“写作范围”是诗人们“自己划定”的，可见诗人们对
“限制”不但毫无反抗，而且已经养成奴性了。但在李白凤笔下，诗人又不仅是这副可怜相，还有怕硬欺软的凶恶的一面：“你们，……选定了不那末太多的诗歌的写作方法，把它看成衡量一切诗歌的尺度……像希腊神话故事里的柏鲁克拉士那样，把一切诗歌都放到自己的床上，加以‘拉长’或‘截短’。”不用说，经过“你们”这番加工，“一切”诗歌就都被毁灭、被扼杀了。
读者也许会觉得奇怪，也算个“诗人”的李白凤，用“敬爱的诗人同志们”这样甜蜜的称呼，给我们（他所谓“你们”）写信，既说了“我被你们感动、鼓舞”，又说了“我对你们有无限的钦佩”，怎么可能接下去就这样赤裸裸地污蔑广大的诗歌作者呢？是不是我断章取义，或者是夸大其辞？或者是不识好歹，误友为敌，冤枉好人？请看下去吧。李白凤引用马克思：“我有权利露出我的精神面貌……你们赞美自然界那种悦人的千变万化，那种无穷无尽的宝藏。你们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香气，但是，一切中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却只准生存在一个形式里？我是幽默家，但是法律却命令我要写得严肃。我是大胆的，但是法律却命令我的风格要谨慎谦卑。灰色、灰色，更多的灰色，这是唯一钦定的色彩。太阳照映着的每一滴露珠，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可以照彻这样多不同的人与物，而它只准许产生一种色彩，官方色彩。”
李白凤说：“自然，马克思是针对当时德国‘最新审查条例，说的，但在我们今天，不是也可以参考参考吗？”这里，读者不免要发生疑问：既然明知马克思的话是针对黑暗的阶级敌人而发，为什么要在我们今天诗歌界内部提出来参考而又参考呢？当然，李白凤是必须充分利用马克思的，所以他又引用了一段：“十七、八世纪的无个性的大学里的著作家，连带他们底僵硬的假发及出人头地的迂腐，同他们细密得显微镜下才看得出的论文，就是这群人，排列在人民和精神、生活和科学、自由和人之间，正是这群没有才干的作家创造了我们的文学。”紧接着，李白凤就说：“——正是这些人和他们所写的这种诗，使得我们感觉到我们诗歌界虽然有成绩却并不那么合乎时代要求的生气勃勃”。这里，就不再是什么扭扭捏捏的“参考”问题了，他已经直率地指着鼻子说：“正是”“你们”作了诗歌的罪人，“正是”“你们”在阻碍着文艺的发展，“正是”“你们”在散布着唯一的、钦定的“官方色彩”。这也就不难看出，他和“你们”是站在怎样对立的立场上了。
李白凤觉得，借马克思的嘴来骂马克思主义者，太不过瘾了。于是他更进一步，指出“汉文帝崇儒术而罢黜百家的后果就是使得创作雕敝”，叫我们研究汉赋所以千篇一律的“时代与社会的原因”，引为前车之鉴！
李白凤说：“敬爱的同志们，请原谅我不善于‘深文周纳’，也许说了一些使人不很愉快的话……”应该承认，“深文周纳”也还不能算的，只是“欲盖弥彰”罢了。
他说：“我们没有资产阶级（这个装饰的作用，大家都能理解的——容按）那一套检查制度，也没有他们那样面目狰狞而且近乎野蛮的出版法，可是我们却有……”有什么东西呢？——“我们却有着一些成见甚深的编辑”。“我们虽然没有‘拉普’和‘瓦普’，可是我们却有……”什么呢？——“我们却有编辑们的一份‘自己所熟悉或自己所喜欢的名单’”。如此而已。
李白凤当然要对编辑们抱着深仇大恨，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认定他们是“把关者”；不用说，也都是些“教条主义者”。他们不仅有一份“名单”，而且“掌握着太多了的生杀予夺的大权”，他们“扼杀”“有问题的、要负责任的东西”。“因此我们的报章杂志上的诗人是不多的（用他另一句诗意的说法：“类乎孤独的晨星”），而实际我们从旧社会‘接收’下来的诗人却远比这多得多……。”至于新生力量呢，那遭遇就更痛苦了。李白凤用鲁迅描写国民党反动统治下革命文艺的困难处境的著名比喻说：“至于要想从下面冲到上面来的年轻诗人，似乎并不比从石头的重压下冲出来的幼苗更省力”。李白凤对今天文艺界的根本观点，已经再明白也没有了。当然而然的结论也是很清楚的：应该让李白凤们来革这些“汉文帝”及其所尊崇的“儒们”的命，革那“官方色彩”的命，革那“无个性的”学阀们、文阀们的命，革那残酷的“大石头”的命。
使我不解的倒是这一点：李白凤为什么还要那样地害怕他的文章不能发表呢？请看他的可怜的低诉：
“我知道这封信很少有发表的可能，正如西北一位教授说的：‘春风不度玉门关’呵！当北京的朋友们正在大谈其‘春寒’‘春暖’的时候，我希望我们都能听从毛主席的教导，允许充分地‘放’一下；然而：‘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也许可以代表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情吧？”
应该让李白凤的“朋友们”替他说一说他的真正的心情才好。
但是我要说，李白凤你不要装蒜了！
（1957-08-15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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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不应该“一棍子打死”？

　　星环

当右派分子伪装老实，作出“检讨”，甚至痛哭流涕以示“忏悔”的时候，有些“好心肠”的人就被这种检讨和眼泪蒙蔽住了，他们说：算了，不要再斗争了，不要“一棍子打死”。
这些同志太天真了。右派分子并不是偶然犯了某些错误的人，他们是从骨子里仇视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不达目的，死不甘心。他们的立场异常坚定，毫不模糊。章罗联盟在太原的“大将”王文光，不是就毫不隐讳地叫出他“甘心死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吗？
右派分子采取假检讨的战术，目的就是想混过这一“关”，等到反右派的斗争过去了，再窥伺时机卷土重来，东山再起。如若不信，有事实为证。
河南省的右派分子李白凤，五年以前在他的所谓“苏联文学研究”一书受到批判后，曾满怀仇恨地写信给他的朋友说：“我是狼，不怕流血，将来索代价”。“要算有些人的账，三、五年后再说。”果然，今年春天，当天空一度黑云翻滚的时候，李白凤认为“索代价”的时机到了，就张牙舞爪地向人民反扑过来。他在开封师范学院鼓动学生闹“大民主”，要挟院长快“斩马?”，在学校外面的许多报纸刊物上到处放毒，还亲自到河南省文联去点火。
今年春天，四川省的右派分子流沙河的毒草“草木篇”受到了批判。当时，这个以石天河为首的反动小集团，就密谋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向党进行反扑。反扑失败以后，流沙河疯狂地叫嚣：“老子二天（即以后的意思）还要干。”在群众正义的反击下，这伙右派分子的反动气焰表面上是降下去了，但是，正如这个反党小集团的另一右派分子徐航所说的：“缄默并非消沉，缄默是弹药正在装进炮膛和枪膛。”果然到今年5月，这伙右派分子在“装满了弹药”之后向党进行了又一次攻击，放出了他们的所谓“原子弹”。这次反扑，又被粉碎了。人们也许会想：这次流沙河等人该要向人民投降了吧？且慢乐观。这个反党小集团的头子石天河，又在作新的部署了。他指示流沙河：“斗争是必须继续的……希望你保持乐观……不要完全采取退出的态度。”
党外的右派分子“狼”心不死，党内的右派分子又何尝不是如此。以“电影的锣鼓”首先向党敲起战鼓的锺惦棐，虽然右派面目早已暴露，反党锣鼓也已敲破，但仍然拒不投降，指示他的党羽周文博，要他在由上海回北京之前，必须在电影方面撒下一个大网，以便大举向党进攻。
好了，好了，事情已经够清楚了。右派分子是千方百计、甚至可说是“百折不挠”地想把社会主义、把共产党“一棍子打死”的。当他们的第一棍没有打成功之后，他们还要打第二棍、第三棍、第四棍……总之，要把社会主义、把共产党、把人民的天下“打死”为止。对于这样一些反动彻骨的人，难道我们还能够对他们温情脉脉而“不一棍子打死”吗？他们已经公开告诉我们：“我是狼”，而且已经露出了吃人的牙齿，我们难道还要做“好心肠”的东郭先生吗？如果不想被狼吃掉，就得一棍子打死它。这是东郭先生最后对付狼的办法，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办法。
不过，话要说清楚，我们所说的“一棍子打死”，和右派分子所说的“杀共产党人”不同。我们只不过是要彻底、全部、干净地揭露、批判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和行动，让他们在人民面前原形毕露，不能再迷惑人、祸害人。也就是说，要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一棍子打死”，打得他们再也不能兴妖作怪。

（1957-08-21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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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的文章，发表于1957年《文艺学习》第9期。

whiteman

那种时代，人都处于非理性状态。不足为奇。

文人互斗，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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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4楼whiteman于2009-10-21 13:14发表的 :
那种时代，人都处于非理性状态。不足为奇。

文人互斗，很多。

确实如此。邵后来出版了一本书，据说把以前写的文章都收罗进去，即便是当年不合适的，也照收不误，因为没有看过此书，不知道里面有没有这篇文章。最近几年，邵属于反思作家了。

qisee

在某些情况下，人有时是非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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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坚决地斗争，一面彻底地改造
谢冰心的发言
从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和“早春前后”两篇文章中，我们感到了彻骨春寒的阴郁寂寥的空气！他说是在谈知识分子，他“所熟悉的一些在高等学校里的老朋友的心情”。他戴上了浓黑的眼镜，把“一时之感，一隅之见”概括扩大到解放后的八年光阴，到新中国的四极！这样就模糊是非，混淆视听，使得立场不稳、观点模糊的人，不加思索地起了共鸣，推波助澜地作了右派野心家的应声虫，结果走上了反党反人民的错误的路子！
像费孝通文章中所提到的那种知识分子，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间到底占多大的比例？从事实上看，我们可以坚决地说是极少数的，可以说是万分之几，而右派野心家却自欺欺人，想靠他们来篡夺安如泰山的人民政权！右派野心家的利令智昏的愚蠢程度，是高得惊人的。
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的计划是彻底失败了的，他们遭到了人民的迎头痛击。六亿的工农兵和进步知识分子以及爱国人士都很清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人民政权不但推不倒，而且是摇不动。“蜻蜓撼石柱”，折翼伤颈的是蜻蜓，石柱还在巍然地屹立着！
我们再看看费孝通文章里所说到的那些极少数的知识分子，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这些人，是些大学教授，在抗战以前过的脱离群众、纸上谈兵的校园一角养尊处优的生活，抗战以后到解放以前过的颠沛流离欠薪卖书的生活，在贫病相煎饥寒交迫的环境中，他们愿意跟着共产党走向民主革命的道路，因为他们切身的利益和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国解放以后，党和人民对他们是尊重爱惜的，在千头万绪的忙碌建设之中，还念念不忘于他们的生活、学习和改造，因为党肯定能接受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有很大贡献的。在这些知识分子一方面，喘息甫定，也有一时期的欣悦宁静的心情，但是他们是在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雪地上滚大了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民主观念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一切都根深蒂固地盘踞充塞于脑海之中。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大转变中，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起了一定的矛盾的时候，他就改变了。他们虽然置身于人民的队伍之中，而他们的思想意识却始终恋恋不舍地停留在资本主义的路上。他们戴上了深厚的资产阶级的大黑眼镜，来看周围活跃前进的一切，尽管眼前是一片艳阳天气，鸟语花香，他们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地自囿于“一隅”牢骚、怨望、消极的心情里面。
这些人不肯在自己已有的浅薄基础上继续前进，像毛主席所指示的：“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他们却不去熟悉劳动人民，熟悉工农兵，以求和他们同呼吸同命运，使自己和他们情投意合，逐步改变自己的立场观点。他们是
“腼腆”地不敢去靠拢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却自己关在屋里啃书本，理论始终没有联系实际，永远弄不清什么是唯心的，什么是唯物的那一套。而自己头脑中很完整的资产阶级一套理论体系，往往突围而出，当他们苦恼彷徨寻求出路的时候，右派野心家如罗隆基、章伯钧之流，就伸下魔爪攫取他们作自己的政治资本。于是这些把自己拘囚在“早春天气”小圈中苍白无力的知识分子，一呼即出地出来“批评领导”了！
在这触目惊心的事实中，我们更痛切地感到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一脑子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挖尽，没有扫清，在乌云乱翻之中，就会迷失了方向，作了右派野心家向党向人民进攻的牺牲品。我们必须一面坚决地向右派分子作无情的斗争，一面深刻地在火热的斗争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我们必须抓紧这学习、改造的机会，在反右派的胜利歌声中，跟着党，跟着六亿劳动人民，一同走上社会主义的大道。
我们也希望那些右派分子，能像周总理所指示的：“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共产党是光明磊落的，人民是不咎既往的，他们应当痛改前非，向人民赤裸地承认自己严重错误，“败子回头金不换”，天清气朗，花木葱笼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还是向着他们敞开的！
一面坚决地斗争，一面彻底地改造 谢冰心的发言 1957-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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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反动活动的面面观
中央民族学院 刘荣焌 余胜椿
早已和章罗搭档图谋复辟
解放初期，费孝通写了一篇文章“我这一年”，“表面上承认我国的民主，但在感情上并没有改变过来”，“心里对资产阶级民主是留恋的”。由于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还很紧张，他的反抗企图只好“封闭”在“心里”，但一有机会可乘，便立即起来反抗。例如他曾经有过这样的“豪语”：“我先肯定人民代表大会，然后来‘改造’它”。他想把人民代表大会“改造”成一个“巴力门”。（即资产阶级议会）。又如1951年，政府将要实施院系调整工作，他便和美国特务张东荪和潘光旦、吴景超等右派分子密谋反对，使院系调整工作推迟了一年。
1953年总路线公布后，章伯钧到处鼓吹：“今后社会上只剩下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必须成为知识分子的政党”。素与章伯钧在盟内争权夺利的罗隆基立即附和章的主张，费孝通也从这时起和罗隆基更进一步的勾结起来。因为章、罗的方向正是费孝通的方向，章、罗的手法也正是费孝通的先“肯定它”然后“改造它”（通过把民主党派“改造”成为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政党，然后“改造”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手法。费孝通在1955年10月间向民盟中央建议采用串连方法，了解知识分子问题。他根据在北京进行的五、六次串连的情况，写成了两篇综合汇报，歪曲地反映了党与非党关系、肃反的后果等等。他把自己的腐臭的思想和意图偷偷地渗入其中，构成一幅黯淡的图画，用个别好像是很客观实际的“例子”来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
1956年上半年，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生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措施，费孝通认为可以“开放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了”，于是“过去压制在心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情绪进一步冒了出来”，积极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
章罗联盟的反动政治路线是费孝通搞的
1956年8月，费孝通以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民盟中央文教部部长的身份到西南去搞“知识分子工作”和“视察盟务”。他这次西南之行，为章罗联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从视察中发现了民盟这个组织“有作用”、“有力量”、“有人才”，可以为知识分子“仗义执言”，对党实行“监督”。也就是说，真正可以着手组织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了；第二，他从串连活动中，进一步摸到了一套为章罗联盟在知识分子中扩大影响和势力所需要的更完善的组织路线、行动纲领和工作方针。西南归来以后，费孝通向民盟中央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方针，展开了猛烈的恶毒的进攻；并通过已被章、罗所把持的民盟1957年2月工作会议，终于制成了他们的新的路线，即“团结落后，争取中间，打击进步”的积极准备向党进攻的路线。在这条反动路线指导和影响之下，各地民盟组织领导层中的右派分子和盟员中的右派分子
（即章罗联盟的反动分子）毫无例外地利用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脱离或力图脱离当地党组织的领导，片面强调盟组织的自由、独立与平等，以与党平起平坐，分庭抗礼为光荣，接受党的领导为耻辱。
费孝通本人还在南京、苏州、无锡等地具体执行这条反动路线。这条路线的内容是：先找些思想落后，立场不稳，或者历史有问题，在运动中受过批评，情绪一贯消极的人，举行座谈会，叫他们尽量发牢骚，然后用滚雪球的方式找更多的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举行座谈，给少数落后的人组织听众，替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做宣传，使原来没有牢骚或牢骚不多的人发生感染作用，争取他们向右靠拢。并把这些含有不满情绪的材料，加以罗列综合，丝毫不加批判地重新发到他们指定的地区，叫他们的“同志们”如法泡制，搜集更多的不满材料，及时上报。这样，不满的材料愈滚愈多，不满的群众愈滚愈众，然后跑到中央来，一手拿着不满的材料作根据，一手抓住落后群众作后盾，向党要挟说：看，问题这样“严重”，情况这样“黑暗”，你们搞糟了，下台吧，让我们来搞“巴力门”。
放出反共的信号弹“早春天气”之后
到今年3月，费孝通认为他们的组织串连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于是一面给民盟中央，实际是给章、罗联盟上报告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要民盟出来“领导”他们所组织起来的一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面在全国知识界放出了第一颗反共的信号弹，发表了那篇臭名远扬的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暗示各路“英雄”，八方“豪杰”说：你们“是人才”，“有本领”，
“共产党不懂科学技术”，“只知道搞运动”，在学术上、政治上，一向委曲了你们，你们现在应当准备起来“揭盖子”了，也即是说要他们准备起来“战斗”了。到了5月下旬，又发出了第二颗信号弹——“早春前后”，进一步教唆“天下英雄豪杰们”说：共产党对于“互相监督”的“盖子”，有点欲揭还罢的“神气”，“盖子总是要揭的，迟揭不如早揭，小揭不如大揭”，他们既然迟迟不揭，大家就把它“冲开”吧，也就是说，赶快向党进攻。这时候，费孝通并在东南各大城市
“点火”，大力号召盟员和落后群众起来“吐苦水”“发牢骚”，并煽动中小学界一致起来参加闹事。他在苏州民盟的座谈会上对中学教师这样说：“大知识分子的问题所以得到解决，是因为他们会叫，你们中小学也要叫”，“我这两年一直是主张要开展中小学工作的”。并鼓励他们写文章交给他指定的光明日报、文汇报、新观察发表，还指示他们说，这样“影响就会大一些”。此外，在苏州、无锡一带，他还一再为“没有给不法地主阶级分子选举权”，而向统战部说话；为在肃反中被斗的反革命分子抱不平，“把他的材料记下，回北京交给专家局”；为某资产阶级分子的蚕种场合并问题，以“强硬的口气”给江苏省管文蔚副省长写信，表示抗议。这使得反动分子称誉他为“包公再世”。
费孝通于5月31日由江苏回到北京，下车之后，就匆匆跑到“新观察”社他的学生黄沙那里去听取各大学“鸣”“放”情况的汇报。听到了
“林希翎的事”，他“觉得林希翎敢于说话是好的，所说的话中间也有一些道理，大家公开辩论，那是民主”。到了6月6日，他以为一切布置妥当了，时机也完全成熟了，便在章伯钧亲自主持的六教授座谈会上露出狰狞的面目，大叫情况“太黑暗了”，民盟“大有可为”，我费孝通要出来“竞选”，并坚决表明“不参加共产党”，不吃共产党的饭。接着就匆匆忙忙地跑到中央统战部递“哀的美敦书”。这是他们的反动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们只有希望通过这条路线，才能成立他们所梦想的反对党、进而夺取政权的卑鄙目的。
企图把罪恶之手插入学校和国家的领导中
6月上旬，费孝通在章、罗反党集团向党进攻的两个大题目——“科学体制”和“学校党委制”——上，也以策划者和督战者的姿态，进行了阴谋活动。章、罗联盟企图利用一部分科学家的错误思想，对党进攻，以便夺取科学工作的领导权，引导科学家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根据费孝通搜集的或通过费孝通的串连方法所搜集的歪曲科学界现实的材料，草拟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提出了同党和政府的方针完全对立的主张，并恶意地叫出“保护科学家”的口号，暗示我国科学家已处于“受威胁”或者“受迫害”的地位。这份意见书的最后修正、定稿，是由费孝通一手包办的，而费孝通并不是所谓“科学规划临时小组”（民盟四大非法组织之一）的召集人。特别恶毒的是费孝通企图以资产阶级虚伪的“平等”观，在青年中进行挑拨和煽动，坚持要在原稿上写出：“过去在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留学生时，有片面强调政治条件的偏向”，同时，亲手加上了“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的字样。其中“一视同仁”数字还是另一右派野心家曾昭抡修改过来的，费孝通原来的写法比这更加露骨而恶毒。
费孝通是民盟另一非法组织“学校党委制小组”的负责人之一。据他自己检查说：“我认为在整风中应当‘提高讨论的质量’……所谓‘讨论要提高质量’，就是想改变整风的方针，矛头指向国家的制度。”又说：“我在6月6日的会上谈到民族学院的情况时曾说，大字报揭露的都是些干部的作风问题，表示没有重大意义，应当提出比较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制度的问题”。并说：“党不能只靠一千万党员来体现党的领导，而应当把党的政策变成大家的认识，靠大家来插手”。因此，他竟敢于否认宪法的规定，说“高等学校党委制没有法律根据”，而主张取消学校党委制，“实行校务委员会负责制”。6月4日，费孝通和吴景超、陶大镛等开会讨论学校党委制问题，他对吴景超的发言大加赞赏，说“吴景超的发言可以用图表画出来”，这就是说，他们已经拟订了一套非常具体细密的方案，即他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这套方案大略可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把学校的共产党员描绘成“独断专行”，不懂科学技术的人物，对党进行了恶毒的诽谤。第二部分，规定党在高等学校的活动范围，狂妄地干涉党的内政。第三、第四、第五部分，规定在学校设置各种“委员会”，企图通过这些“委员会”的活动，使党的领导化整为零，变为乌有。费孝通认为这是“督促党员非与群众结合不可的”好办法。并且说：“不但是在学校应如此，总的说，国家这担子也要让大家来挑”。在群众愤怒质问之下，费孝通现在已初步供出他的这些论调，“也就是储安平‘党天下’的论调，所谓‘让大家来挑国家这个担子’，也就是要插手领导，也就是要篡夺领导权。”
“连偷带抢”的“学术本领”
费孝通原是个不学无术、专门钻空子的政治野心家。解放前，他以杂文风格写了一些为地主阶级寻觅出路的有关中国社会问题的文章，即使在资产阶级社会学者看来，这也是些杂拼的“小说”，丝毫没有“学术价值”。解放后，他更加不读书，不学习，甚至连报纸也不看，把马列主义视为教条，根本不看在眼上。因而，吃饱了饭，不做正经事，专门找落后分子发牢骚，言不及义。在批判胡风反革命事件中，他还写有解放后由不满而发牢骚而有抗拒情绪的文章，为胡风撑腰（当时该文被旁人指出是反动的，因而烧去）。然而，他是以知识分子的代表者自居，专干政治活动，并以此得到地位和保全地位的人物，自然不甘心丢掉“学者”的幌子。
为了搞点所谓学术性的著作，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费孝通下流到窃占他人的劳动成果。解放以来，他发表了五、六篇学术论文，都是盗窃旁人的成稿略加编改而成的。例如“佧佤社会概况”一文，取用稿本四种、未公开的资料两种编写的。这些稿件是青年学者们为请专家指导而寄给中央民族学院的，却被这位“专家”据为己有。又如“当前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几个任务”一文，从起草、修正、讨论到定稿，都是民院研究部有关人员的集体创作，费孝通没有花费过任何劳力，但最后却由他随意修改几下，用他本人的名义发表。又如“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和与少数民族历史有关地区的考古工作”（载“考古通讯”1956年第三期）一文，是由王静如教授口述，宋蜀华讲师记录，再经其他数人提供意见，最后由费连缀成篇的。今年在“考古通讯”第三期发表“云南大理历史文物的初步察访”，也是偷窃李家瑞先生的关于大理历史文物稿件改写的。甚至连“早春天气”也是由冰心帮助写成的。他在学术问题甚至在普通常识上一贯是强不知以为知，买空卖空，招摇撞骗的。例如，他家里根本没有“廿四史”，也从来没有读过“廿四史”，但他却在那篇臭名远扬的“早春天气”里说什么“连我自己都把廿四史搬上了书架，最近还买了一部‘资治通鉴’”来大吹大擂，炫耀自己。
图谋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
但费孝通在学术上却抱有很大的野心。他想恢复资产阶级的社会学，首先在学术界占领一个阵地，然后进一步消灭学术思想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整风前夕，社会学界那班旧人马已在费孝通、潘光旦、吴景超、吴文藻等人四出串连之下，在北京碰了头，开了会。6月9日，费孝通、吴景超、吴文藻等人又开了一次关于恢复“社会学”的会议，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个地方的大学恢复社会学系，先从北京、上海两地做起。北京方面，在北京大学设系，由吴文藻担任系主任，另在人民大学设社会学研究室，由吴景超主持。此外，决定在北京、上海两地设立社会学会，先进行社会学人员的登记。他们就这样划定了地盘，安排了位置，只等被篡改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公布”以后，便要袍笏登场。费孝通本人在这个战场上也是一个主帅，他想使反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和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密切结合起来，为他的阴险卑鄙的目的服务。
为了在政治上、学术上扩大影响，费孝通不遗余力地在新闻界、出版界攫取据点。“新观察”这个群众性的刊物，长期以来成为费孝通任意散布毒素、放射毒箭的工具，“文汇报”和“光明日报”也是费孝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之一。
一贯勾结美蒋的政治掮客
费孝通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并不是偶然的，据有关同志揭发，费孝通一生的历史，是一个典型的极端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历史，他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和目的，不惜牺牲一切人的利益。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这就是他坚信不移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解放前，费孝通一贯结纳反动官僚、政客、学阀和帝国主义外交人员、文化特务、学术骗子，借他们的力量往上爬。1930年，费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即与张君劢、张东荪相勾结。1933年，他到清华大学研究院读书时，又和潘光旦、吴景超等人结识。清华大学毕业后，他通过张君劢在李宗仁那里得到一笔钱，进行农村调查，以反动的社会学观点，搜集农村资料，写成著作，并利用徐光烺译成英文，带往英国，进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读书，得到帝国主义学者功能学派头子马凌诺斯基的夸奖，博得“中国青年社会学家”的虚名。在此期间，他接受了一鳞半爪的费边社的荒谬理论，回国以后，大唱中间路线，反对人民革命。1941年后，费孝通为了投靠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博得他们的欢心，以便在美国进行出卖祖国的活动，他就在去美国之前，参加了国民党，并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学习了反动的本事。
在美国，费孝通和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夫妇（美国特务）来往很密。他从美国回来后，提出要冶英美的政治民主与苏联的经济民主为一炉，蒙蔽英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实质，诬蔑苏联没有政治民主。同时，他还借勾结一些英美帝国主义分子以自重。“一二·一”运动时，费孝通在昆明，表面上装作“进步”的样子，骨子里是反对阶级斗争，反对人民革命，反对进步教授到他所主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开课。他并且随时和美国领事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到斗争尖锐时，即和潘光旦等人躲进了美国领事馆里，不敢出头露面了。有人去请他在抗议蒋介石迫害李公朴、闻一多的宣言上签名，吵了一天，他终于拒绝。接着他就利用国民党的关系，抢搭国民党特派的专机飞离昆明；并公开向国民党表明：“我们（潘光旦、费孝通）要到苏州去做学问了”，意思是说我们不反对你们了。旋又（1946年）通过当时国民党大官吴文藻的关系，再度去英国活动，回国后，极力颂扬英国的工党政治，唱出了一连串修正主义的理论，企图反对当时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运动。到了1947年，国内政治局势急转直下，人民革命的胜利基础业已奠定，中间路线遭到破产以后，他在政治上更加摇摆，接受反动派的拉拢，应卫立煌之请去东北“讲学”，并在“新路”杂志上发表反动文章，毒害青年。直到解放，他的中间路线思想根本没有改变，只是潜伏心底，暂时不“放”，一到他认为“天气”对他有利的时机，例如，在这次整风期间，便出来大放厥词，要和人民争夺天下了。
费孝通反动活动的面面观 1957-08-19

wuxinhai0912

作协连日举行大会深入揭发
　　萧乾是帝国主义的忠顺奴才
据新华社19日讯　经过中国作家协会连日来举行的大会的深入揭露，萧乾的洋奴政客的丑恶原形更清楚地暴露在人们面前了。
萧乾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个时期中，化名塔塔木林所写的“红毛长谈”以及用他本名所写的“人生采访”等书和文章，放出了无数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和歌颂帝国主义的毒箭。如萧乾在“人道与人权”一文中，竟说中国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不是一个国家；他在“政党、和平、填土工作”一文中又说，“我们对西人（注：指美英帝国主义）骂我们不够‘现代国家条件’也有同感”。萧乾不仅后悔庚子年帝国主义共管中国的计划未能实现，而且在“红毛长谈”中还具体地策划了一个在“国际共管”形式下由美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前途”。与此同时，萧乾在文章中则恶毒地咒骂中国人是“最接近下级生物的”，他在“红毛长谈”的附录（实际上是萧乾冒名某读者写给自己的一封信）中写道：“敝人（注：即萧乾）有一个奇怪的幻想，在敝国（注：即中国）凡年满三十五岁以上者，应该完全处以极刑。因为上了年纪的人思想不是顽固，或者就是半封建（头脑清楚的可以免死重用），他们这一群才真正是敝国的坏蛋。”大家指出，萧乾这是说，除去像他这种“头脑清楚”的“奴才”可以“免死重用”以外，很多中国人都要被斩尽杀绝。
上边列举的这些文章以及萧乾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言论是萧乾在1946年到1948年发表的，当时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还统治着大半个中国，萧乾就成了为帝国主义进行反共、反人民宣传的急先锋。但是1948年前后国内形势急转直下，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和蒋介石小朝廷已经面临总崩溃的前夕，萧乾这个善于见风使舵的洋奴政客，就打出了所谓“自由主义”、“中间路线”的旗帜，企图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辟“新路”。萧乾当时在国民党支持之下，同钱昌照等在北平组织了“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会”，并出版了机关刊物“新路”，贩运他从美英抄来的改良主义的大杂拌。在“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会”的“三十二条纲领”以及萧乾这个时期为“大公报”所写的一些社评中，他都大谈“自由”、“民主”、“和平”、“进步”，企图以此来代替国民党围剿人民的炮弹，缓和人民革命的锋芒，阻挠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萧乾在文章中写道：“对于国内的叛变（注：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弹压不过是消极办法，必须有积极的修正补救”，他要求蒋介石集团“与其像慈禧摧残新政般的逆流硬撞”，不如学英国人的“政治智慧”，以便在中国避免一次“十月革命”。
大家揭露，萧乾不仅在政治上是帝国主义的忠顺奴才，在道德和品格上也是极其寡廉鲜耻的。
萧乾在全国解放前夕披上了作家、记者的外衣，伪装向人民“忏悔”而混入了革命队伍。解放以来，共产党对萧乾不究既往，分配他担任“人民中国”副总编辑、“文艺报”副总编辑等要职，并给他以充分进行自我改造的机会，但是萧乾除了穿上了朴素的人民服装以外，思想立场并没有真正改变。他一贯伺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仍然藐视中国人民和仇视社会主义制度。据揭露，1955年第一期“新法兰西文学报”的一则消息说，许多访问中国的外宾不理解解放了的中国人为什么总是笑容满面，但是萧乾却对此提供了一个“重要”答案，据萧乾认为，中国人的眼睛是朝两边向上吊起来的，为了配合眼睛，中国人的嘴角也就经常向上吊起来，这就成了所谓“微笑”。大家认为，这是萧乾恶毒诬蔑中国人民的新例证。大家还指出，解放以来萧乾虽然不能同他的帝国主义主子们同桌共餐，但是他却同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头子密切交往。大家说，萧乾在大鸣大放中对共产党的进攻，绝不是像萧乾所说的那样由于什么“个人恩怨”，萧乾究竟为章罗联盟出过什么坏主意，他从章罗联盟那里接受过什么指示，还是萧乾自己交代为好。据揭露，从萧乾开始进入文坛的时候起，他就一面拉拢进步作家装点门面，一方面同胡适系统的新月派右翼文人混在一起。他十分鄙视当时革命的左翼文艺事业，曾经谩骂郭沫若当时写以劳资斗争为主题的小说“一只手”是“疯子乱叫”。此后在上海，萧乾一方面在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时，刊登进步作品、出鲁迅特辑，一方面又诬蔑上海左翼作家对群众的教育工作是“争名夺利”，骂左翼作家扶鲁迅的灵柩下葬是“抢死人”。萧乾就是这样在当时的“海派”（上海的左翼文艺）和“京派”（新月派的右翼文艺）之间混水摸鱼，从中使自己迅速地扬名获利，以至得到一个恰如其分的绰号“海京伯”（是一个外国马戏团的名称）。
关于批判萧乾的大会最近继续举行了三次，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副主席老舍、邵荃麟都在会上发了言。发言的还有方蒙、叶君健、方土人、方巨成、张彦、刘北汜、张光年、冰心、卞之琳、康濯、邹荻帆、杨刚、高集、沈从文、黄永玉等多人。与会的人们指出，直到现在为止，萧乾在大会小会上“交代”问题的态度很不老实。对此，大家极为不满。大会还将继续举行。
作协连日举行大会深入揭发 萧乾是帝国主义的忠顺奴才 1957-09-20

wuxinhai0912

　上海和广州文化界人士声讨胡风反党集团 　 建议撤销胡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资格
本报上海二十日电　上海市文化界在五月二十日举行大会，讨论对胡风反党集团进一步展开斗争的问题。参加大会的有上海市文化、学术工作者一千四百多人。
大会由巴金主持。先后在会上发言的有张春桥、陈望道、金仲华、沈志远、熊佛西、卢于道、周谷城、林风眠、丁善德、姚文元、孙峻青、章靳以、吴强。他们在发言中表示，从舒芜所揭发的材料中，认清了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错误，不仅是思想方面的，而且是政治方面的。对胡风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发言者一致表示无限愤慨。他们号召上海广大文化学术工作者及各界人民，响应“人民日报”号召坚决向胡风反党集团斗争到底。同时，也指出上海的胡风分子，必须彻底向人民交代，提供揭露胡风的材料，从此做个真正的人。
最后，许杰代表华东师范大学二十多位教师发言：由于胡风一贯敌视党和人民，他已经成为人民的敌人，必须把他从革命阵营中清洗出去。因此，他们建议大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转向原选举单位建议撤销胡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同时向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建议撤销胡风的全国委员职务，向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建议，撤销胡风的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人民文学”编委职务，并开除他的会籍。这个建议，得到大会的一致同意。
新华社广州二十日电　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的会员们看到舒芜写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和胡风的假检讨“我的自我批判”以后，对胡风的一贯的反党活动和伪善的检讨表示万分愤慨，特在十七日晚举行了座谈会。作家陈残云、周钢鸣、韩北屏、秦牧等二十多人在会上发言，他们一致认为，胡风一向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文艺界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勾当，是一个十分恶毒的敌人。他们一致表示，要继续深入一步地对胡风的思想行为进行批判和斗争。发言者提议，请各有关部门考虑撤销胡风在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编委会和他在人民政治生活中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因事实已明白地表明，反党、反人民的胡风不能够担负这些重要的工作。
上海和广州文化界人士声讨胡风反党集团　建议撤销胡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资格 1955-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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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
　　巴金
认识胡风而不是胡风集团的人都有这样一种印象：这个人是很难接近的。跟他谈起来，总觉得话不是从他心里说出来的。他喜欢讽刺人，见着面总要挖苦你两句，有时也露出不自然的微笑。他平日喜欢讲“真诚”、“仁爱的胸怀”、“人道主义”这
一类名词，可是谁都觉得这些名词是跟他本人连不起来的。
胡风最初发表的文章也并不是太难懂的。然而近十几年来他越写越晦涩，简直叫人没法读下去，即使有人耐心读完，也弄不明白他究竟在讲些什么。叶圣陶先生提到他那篇“论现实主义的路”时就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为什么要把文章写得叫人看不懂！”据胡风自己说，他在当时蒋介石反动政权下面发表文章不得不使用“奴隶的语言”。我们都猜想：他喜欢从日文理论书上抄引论据，所以写出了那种不大像中文的文章。
在文艺界中也有不少人知道胡风有一个宗派、
一个集团，而且也可以说出来这个集团的一部分成员的名字。好些年来就有人在谈谁是胡风派，而且大家还疑心胡风集团一直在暗中活动。可是他们究竟在干些什么事情，我们就不清楚了。去年十月胡风在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言，替他的集团成员阿垅、路翎、冀汸讲话。他不但说出一些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内部的事情，而且连写信批评冀汸小说的一个读者的名字他也知道。胡风在解放前许多年就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站在党底周围的文学工作的组织者”（用他自己的说法），当然没有人说他不是进步的文艺批评家。但是我们很怀疑：
一个进步的文艺批评家为什么要搞小集团，而且为什么在解放以后还要扩大他的集团的活动呢？他们用这个集团究竟来对付谁？
胡风的“意见书”发表以前，文艺界中间就在传播这件大事。听说胡风派认为这是他们的一个大的胜利。而且在上海的胡风派还为它聚餐庆祝，为胡风的健康干杯。可是胡风自己知道他的“意见书”要印出来交给群众讨论的时候，他马上动手写出了他的“自我批判”。好些人都奇怪：像胡风那样顽固的人，知道中国作家协会要把他在“慎重地做过检查”以后写成的“意见书”公开，怎么就会马上低下头来呢？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是不是一向喜欢躲在阴暗角落里的人见到阳光就会低头呢？
关于这一切，我在本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舒芜揭露的“材料”里面找到了解答。胡风有两个面目：一真，一假。不是胡风派的人就只能看见胡风的假的外表。他把我们当作“豪绅”、“蛆虫”、“市侩”、“投机”。他用来对付我们的全是些“战略”“疑阵”，连他的微笑里面也“包着侮蔑”，无怪乎他的微笑总是不自然的了。他在表面上跟你“握手言欢”，心里却在盘算怎样用“包着钢丝”的橡皮鞭子抽你，甚至怎样拿你去“养活自己”。他决不会用“真诚”和“仁爱的胸怀”来对付你。除非你愿意做他那个集团的成员，接受他的指示，他决不会对你讲一句真话。
胡风把他的真话叫做“私房话”。他讲“私房话”的时候，便取下了他的带笑的假面具，露出他那个大阴谋家的阴狠、丑恶的面目。那个时候他可以畅所欲言了。他可以发泄他那“太多的愤恨”了。他可以用最恶毒的话来谩骂那些帮助过他、引导过他、愿意跟他交朋友的党内和党外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了。（连鲁迅先生和闻一多先生也得不到他一点点尊敬。我还记得他在几次的鲁迅先生纪念会上哀痛地激昂地讲过话，可是他对自己人却说那是照例的“灾难”，而且“无聊之至”。）他可以“跳它一个魔鬼之舞”了。所以他的密信全写得明明白白，句句清楚，没有半句“奴隶的语言”，他只有在讲假话的时候才使用“奴隶的语言”，那就是把“虚伪”说成“真诚”，把“狠毒”说成“仁爱”，把“打囚徒的鞭子”说成“人道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伪装他那“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战斗精神”和“自我扩张”。他纵然有如簧的巧舌也难把白说成黑，所以他只好支支吾吾，吞吞吐吐，说些不像中国语言的话，写些不像中文的文章。居然有些年青人把它们当作经典，以为作者学问如何渊博，理论如何高深，这大半靠他的集团成员的吹嘘、捧场。他的集团成员对他们的主子是很忠心的。他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动摇二十年的机械论的统治势力”。为了这个目标，他们甚至不惜跟“坏得很”或“立场不好”的报纸合作，而且“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决心打一年冲锋”，“且战且走，且打滚且作战”。胡风所谓“非常强大的”“敌人”就是党内和党外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他们那个集团就是为了对付这些“敌人”而战斗的。所以在解放以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还调兵遣将，“开辟工作”，建立据点，发展他们的文运。
从这些“私房话”中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大阴谋家的个人野心和权力欲望发展到了什么样的高度，也可以看出胡风的集团已经不是“小集团”，而是反党、反人民的反动集团了。他们一直带着藏刀的面具干那些打人不见伤的阴谋勾当。他们拿这些杀气腾腾、阴狠恶毒、口蜜腹剑的“私房话”当作“人的养料”来“互养”，一直养到了今天，想起来多可怕。胡风在“自我批判”中说：“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读过了这句话之后再想起上面那些事情，更使人感到可怕了。
写到这里，我又读到人民日报二十四日发表的
“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这全是胡风在解放以后写给他的集团分子的密信，自然也还只是密信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它们却把胡风的狰狞面目描画得更鲜明、更生动、更完全了。它们也给我们说明了更多的事情：胡风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不过是“为了事业，为了更远大的未来！”这是他自己的话。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暂时退却，保存实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所以他重写“自我批判”的时候还一再嘱咐他那些集团分子要“冷静”、“沉着”，“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他是不甘心向党、向人民投降的。因为他在五年前就断定他们“会胜利”，而且还预定“以五年为期”。就在进攻失败以后，他也不会放下武器，因为他还有那末多的战术：譬如“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挖心战”，“神经战”，“点滴斗争”；他还有那末多的“战斗者”：那些名字真叫人吃惊！其中有些人谁也不曾疑心过他们是胡风集团分子（有些人甚至混入党内，充当胡风的坐探）；而且他还有那末些地盘：连党领导的新文艺出版社也成了他的集团的主要阵地；而且他还有那末严密的组织，有联络员，有“组织原则”，有计划；而且有一些机关里还有他的坐探，替他偷窃党内文件，探听情况。倘使这些情况不改变，倘使胡风还掌握了这许多有利的条件，他怎么不能卷土重来呢？
事实上胡风已经卷土重来过一次了。他在一九五零年三月还说：“上海文坛被几个猛人驰骋着，我们出书出刊物都不可能”。可是在四年以后（一九五四年三月）他就写信命令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把“你们社成立以来，出了哪些坏书，为什么出了，出了哪些好书，出之前后，受了什么波折和打击。得开列一简单的表告诉我。”这时候不再是他们“出书不可能”（胡风、阿垅、路翎、冀汸、朱声、芦甸、罗洛……的书都先后由新文艺出版社刊行了），而是反对他们的人出书不能了，而是党所领导的出版社的编辑们为胡风服务，“帮”他“做工作”、收集材料、配合作战了。这时候胡风不再“装死”，他在“驰骋”新文艺出版社，指挥集团分子向人民的文艺事业猖狂进攻了。他这次的“冒进”虽然失败了，但也已经给人民的文艺事业带来了不小的损失。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惨痛的教训。我们应该想到：就是在竖起假投降的白旗的时候，胡风也一定会记得他在四年前写过的句子：“我在磨我的剑，窥测方向，到我看准了的时候，我愿意割下我的头颅抛掷出去，把那个脏臭的铁壁击碎的。”我们能让胡风继续磨他的剑吗？全国人民能让胡风继续磨他的剑吗？当然不能！
整个“第二批材料”中充满了阴谋家的恶毒的用心，他周密地布置工作，安排人事，扩大组织，争取地盘，甚至策动自己人化名投稿、写信布成“疑阵”威胁文艺报刊，为他摇旗呐喊，并指点集团分子，虚构事实，作虚伪检讨，蒙混过关。他们全部手段不外乎欺骗、虚假、利用、造谣，他的整个精神是“自我扩张”吹捧自己，咒骂别人。他吹自己的诗“惊住了一切人”。骂别人为“苍蝇蚊子”，“无耻”，“畜生”。除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污蔑为“被当作了‘图腾’的小册子”，或者吹两三句他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发言外，很少见他谈理论谈学术，连他谈理论引用材料，也要新文艺出版社编辑给他帮忙。可见他除了散布仇恨、欺诈、虚伪的毒气（毒害别人也毒害自己）外，并没有什么渊博的学问和高深的理论。然而他那些集团分子却和他狼狈为奸，把他捧上领袖的地位，用他顶上的假的圆光来欺骗青年，扩大影响，加强实力，企图建立他们的“独立王国”。
现在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企图完全暴露了。他们的阴谋活动已经引起了全国文艺界、文化界，甚至全国人民的普遍的愤慨。大家一致要求对胡风和他的反党反人民的集团彻底地进行斗争。以后自然还会有更多的“材料”揭露，然而单是这两批“材料”已经可以说明这个反动集团的罪行。斗争早已开始，我们必须彻底地打垮他整个集团，不让他们有卷土重来的机会。我们要完全揭穿他们的假面目，剥去他们的伪装，使这个集团的每一分子都从阴暗的角落里站出来，放下“橡皮包着钢丝的”鞭子和其他秘密武器，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向党和人民投降，从此改过自新，重新作人。这是他们唯一的向人民赎罪的路。
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 1955-05-26

wuxinhai0912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
编者按：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第二两批材料的公布，激起了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对反革命分子的极大的愤怒。人们要求追究胡风集团的政治背景。他们问：胡风的主子究竟是谁？关于这个问题，人民政府已经获得大批材料。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把它放在这个“第三批材料”中发表出来。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
在下面的材料中，人们可以看出那被胡风捧为“追求革命十多年的革命作家”的阿垅和自称追随革命二十年的胡风本人的真实面目。阿垅在一封给胡风的信里，对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充满了乐观”；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三个月可以击破”，“一年肃清”；并对蒋贼的“训话”，加以无耻的吹嘘，说什么“他底自信”“使大家更为鼓舞”。阿垅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脓”，认为“总要排出”，并认为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一不做，二不休”！
他们为什么这样坚决呢？原来胡风，阿垅等人都是别有来历的人物。
阿垅，即陈亦门、陈守梅，浙江人。原是国民党的军官，抗日初期混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读了几个月，不上前线，却到胡宗南的“战干四团”做少校军事教官去了。这里发表的一封信是他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从重庆山洞陆军大学写的，他已从胡宗南那里转到这里受训，毕业后任战术教官。“山洞”这个地方，是蒋介石的陆军大学所在，也是蒋介石本人在重庆期间的住地。
胡风，即张光人、又名谷非，湖北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曾经加入过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他在北京，当时段祺瑞统治下的白色恐怖把他吓昏了头脑，坚决要求党允许他退出了团。后在江西“剿共”军中做过反共的政治工作，又去日本混了一个时候，干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回国以后，他在上海混进了左翼文化团体，从内部进行了种种分裂破坏活动。在武汉和重庆时期，他和国民党的许多特务头子有联系。从这里发表的胡风给阿垅的一封信里，也可看出胡风和国民党特务头子之一的陈焯的关系。胡风的这篇简单的历史是最近才查明的。因为他隐瞒得很巧妙，大家被他骗过了。
胡风集团在全国解放以前狂热地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反人民内战的胜利和人民革命力量的失败上；而当蒋匪溃败，全国解放以后，他们就潜伏在大陆上以更加阴险的两面派手法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他们对解放后的新社会、对人民革命政权，表现了刻骨的仇恨，他们说“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他们诅咒人民革命政权的“灭亡”“完蛋”！
当本报公布了第一、二批揭露材料之后，还有一些人在说：胡风集团不过是文化界少数野心分子的一个小集团，他们不一定有什么反动政治背景。说这样话的人们，或者是因为在阶级本能上衷心地同情他们；或者是因为政治上嗅觉不灵，把事情想得太天真了；还有一部分则是暗藏的反动分子，或者就是胡风集团里面的人，例如北京的吕荧。
现在，已到了彻底弄清胡风这一批反革命黑帮的面目的时候了，中国人民再也不容许他们继续玩弄欺骗手段！全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揭露！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必须受到应有的惩处！
一、胡风和胡风集团分子同国民党特务机关早就有密切联系，胡风阿垅等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衷心拥护或者积极参与了蒋匪发动的反人民的内战，他们妄想“肃清”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表现了强烈的仇恨和恐惧
一、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六日胡风给阿垅信（自上海）
就是陈卓，他去年做过北平警局长的。望马上找他恳托，至祷。直兄消息全无。但我担保他毫无此种姻缘，此点可向陈报告。我疑为寄居他家之小女人（近来彼此闹翻）所为，一则以上信所说学生事，一则以直为文人，如此而已。请陈马上进行（疑在中字处），让他们回来，万一困难，也得先让太太回来，一家庭妇女，留之不放，可笑之至。
〔陈卓〕即陈焯，国民党特务头子之一。胡风分子贾植芳在一九四七年因误会被国民党逮捕。误捕的原因，据胡风在给阿垅的另一信中说，是因为贾植芳“住的地方他住进之前有几个学生住过，他沿用过他们定的信箱”。胡风写信给阿垅，要阿垅去找陈焯，向陈“报告”，胡风“担保”贾植芳同革命“毫无姻缘”。从这些信里可以看出胡风及其集团分子同国民党特务们的亲密关系。〔直兄〕即贾植芳。〔中字处〕指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信内“陈”均指陈焯。“中统”为“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的简称。
二、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八日胡风给阿垅信（自上海）
直兄太太昨天回来了，有电话来。只是他们房子住过学生的事情，陈来电证明就可以回来云。她当然要直接找人求陈，你们那面如果关系好，也可催促，我以为愈快愈好，免得梦多。
〔陈〕指陈焯。（信中旁点原有，下同。）
三、一九四七年十月一日胡风给阿垅信（自上海）
信收到。昨天去看了任敏。情形当然毫无严重之处（就是学生的事情），（他们对他很客气），不知能否马上回来。那是中字方面的，她在这里找同方面的人。
〔任敏〕贾植芳之妻。〔中字方面〕指国民党“中统”，即“国
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同方面的人〕即同是“中统”
方面的人。
四、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阿垅给胡风信（自重庆山洞陆军大学）
至于大局，这里一切充满了乐观。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三个月可以击破主力，一年肃清。曾经召集了一个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他底自信也使大家更为鼓舞。同时，这里的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车部队空运归绥。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
〔他〕指蒋贼。
按：从这一类信里可以看出，胡风集团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艺”集团，而是一个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团。他们仇恨一切人民革命力量。胡风分子张中晓说，他“几乎恨一切人”。许多人认为“胡风不过是一个文化人，胡风事件不过是文化界的事件，和其他各界没有关系”，看了这类材料，应当觉悟过来了罢！
五、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三日绿原给胡风信（自重庆）
我已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工作，地点在磁器口，十五号到差；航委会不去了。
……这边美国人极多，生活或者有点改变。
我仿佛真的开始做人了，处世确是不易，正如您说的：赤膊上阵不是我们底战术。以后，我觉得应该学习一点“阴暗的聪明”（？），我所畏惧的只是我自己。
六、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绿原给阿垅、刘德馨信（自武汉）
柏寒兄来信，谓万恶的共匪搅动他的故乡，恐怕又要跑反了。
〔刘德馨〕即化铁，胡风集团分子。　〔柏寒〕即方然。　〔他的故乡〕指安庆。
按：从以上两封信里可以看到胡风骨干分子绿原的真面目，胡风集团就是由这 样一批人组成的。绿原在一九四四年五月“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去“工作”。“中美合作所”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
所”的简称，这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合办的由美国人替美国自己也替蒋介石训练和派遣特务并直接进行恐怖活动的阴森黑暗的特务机关，以残酷拷打和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而著名的。谁能够把绿原“调至”这个特务机关去呢？特务机关能够“调”谁去“工作”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了。在后一封信里，在一九四七年九月，绿原还在骂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力量是“万恶的共匪”，可是，一九四八年初他就由另一胡风骨干分子曾卓介绍为共产党党员，打入了地下党的组织。后来绿原突然潜逃。武汉解放时又突然回到武汉，与曾卓一起自称是“共产党”，接收“大刚报”。一九五○年再度钻进党来（参看本材料第二十八条）。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分子就是这样来“追随革命”和钻进共产党里面来的。
七、一九四×年×月二十一日庄涌给胡风信（自重庆）
……听说你办的杂志要在正中书局出。其实也好吧！
〔庄涌〕地主反革命分子。当一九四六年解放军一度撤出他的本乡
江苏省邳县时，他私设公堂拷打农民，实行倒算，逼死农民多人。
　〔正中书局〕国民党CC分子所办的书店。
八、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五日路翎给胡风信（自南京）
桐城陷落，不知管兄如何？但大约没有能够出来，这真是颇狼狈的事情。
〔桐城陷落〕指人民解放军一度解放安徽省的桐城县，胡风分子
对此感到恐慌。同年十月十一日路翎给胡风信，探问“桐城究竟
收复了没有”。　〔管兄〕即舒芜，当时是胡风集团分子。
九、一九四七年九月十日方然给胡风信（自安庆）
这两天，这个小城纷乱至极，匪军行将迫近。我们是束手于混乱之中的，听天由命。
〔匪军〕见后信注。
十、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方然给胡风信（自安庆）
近日此间，因国军频频收复，人心已定。……管兄那里已成拉锯，不知其下落如何？先生处有讯否？念甚。
〔匪军〕〔国军〕胡风分子在密信中诬蔑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匪
军”，称呼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为“国军”，把解放了的地方暂
时被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侵占叫作“收复”，并且说“人心已定”
，在这里完全暴露出来了他们的本来面目。
十一、一九四九年元月三十一日路翎给绿原信（自南京）
寄来大江副刊均见到。一般的都是模糊的情形，夹缠不清的议论。但新的风暴起来，人们的心情已不暇顾及这些了。我们当希望能迎接苦难，而做到坚实的，更好的工作。
〔大江副刊〕汉口“大刚报”副刊。　〔新的风暴〕指南京即将
解放；当时全国人民兴奋鼓舞，而胡风分子却准备“迎接苦难”
。　〔坚实的更好的工作〕即荫蔽和伪装得更好的反革命工作。
二、胡风集团在全国解放后不断地秘密商议、制定反革命的策略和计划，向党和人民猖狂进攻
十二、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芦甸给胡风信（自天津）
第二篇批评文章出来后，当时我简直给弄呆了：亦门犯了一个冤枉的错误，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由于这样，就使得很多人对你们过去的理论也发生怀疑了，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所以我主张他去找周扬一趟，说明发生这个错误的原因，说明事情是他个人的，我认为这不是理论上投降，这倒是一个气节问题。因为无论如何不能牵连到你，和别的朋友们……。
〔第二篇批评文章〕指一九五○年三月“人民日报”上史笃同志
对于阿垅的“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一文的批评。阿垅在他那
篇文章里，歪曲和伪造马克思的著作，把特务文学作为“范例”
和“方向”来向读者推荐。史笃同志指出了阿垅的这一罪恶勾当，
使阿垅和胡风集团的人们大为狼狈。〔这不是理论上投降，这倒是
一个气节问题〕这两句话是打进党内的胡风集团分子芦甸反党的铁
证。他在这里直率地说出，在他看来，向党检讨自己的错误是“投
降”，而矢忠于胡风是“气节”。因为阿垅和胡风是胡风集团中以
“文艺理论家”的面目出现的，所以，芦甸痛心地说：“很多人对你
们过去的理论也发生怀疑了，这是非常糟糕的事！”
十三、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吕荧给胡风信自青岛）
关于守梅兄的文字，都看到了，我觉得守梅兄该写一篇“歪曲和伪造不是批评”来答复的。（自然，引文是错了）
〔守梅兄的文字〕守梅即阿垅，“文字”指阿垅写给“人民日报
”的一封信。一九五○年三月“人民日报”发表陈涌，史笃同志
批评他的文章后，阿垅写一封信承认他歪曲地引用马克思著作的
译文的错误。胡风集团分子吕荧在这封信里向胡风献策，认为“
歪曲和伪造”的不是阿垅而是党报。吕荧鼓动阿垅向党报反攻，
并且连文章的题目都代拟好了。在最近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
家协会主席团召开的有七百多人到 会的联席扩大会议讨论开
除胡风的会籍和撤销他的一切职务的时候，站起来替胡风辩护的
就是这个吕荧。
十四、一九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张中晓给梅志（胡风妻）信（自绍兴）
问你：这位雪苇是代表官方的呢？还是接近官方呢？还是熟悉官方的呢？
梅林说希望我和方典、耿庸两位通讯，不知你可否给我介绍他们底一点什么否？譬如说：他们在干什么事。记得“希望”一卷三期有一篇“你们以为那熏鱼的味道怎样”，不知道是不是这位耿庸？
〔官方〕指党的领导。　〔方典〕即王元化。张中晓在这封信里
询问几个人的情形，目的是在建立他们集团分子之间的联系。　
〔雪苇、梅林、耿庸〕均胡风集团分子。
十五、一九五×年七月三十一日阿垅给罗洛信（自天津）
你，如果能够到雪苇那里，极好。这个人，虽然我接触得不多，在延安曾经接近过，是一个强有力的、严肃的人物，到他那里，工作和别的，都有更大的益处的。看样子，飞兄，元化，调到那里，大概是要做一些事情，而且还是决心和魄力的表现的。
〔飞兄、元化〕即罗飞、王元化。阿垅在这封信里竭力赞美刘雪
苇，说明他和刘雪苇早在一九三八年在延安的时候就有了关系。
阿垅认为罗洛、罗飞、王元化等能调到刘雪苇所主持的上海新
文艺出版社去工作，是大有可为的。事实果真是这样，胡风集团
霸占了这个出版社后，就以此为据点进行了许多反革命的活动。
十六、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六日阿垅给胡风信（自天津）
现在是得帮助雪苇，把上海打一个基础，埋头工作，在群众中做好工作，这样开始；所以，不能轻易地，似乎有了发表机会，就随感地写，在阵地未强固前就放起枪来。特别不能使雪因之受到不能工作之苦，这个结果是不好的。
〔雪〕即刘雪苇。
十七、一九五×年八月三十日阿垅给罗洛信（自天津）
所以，要帮助雪苇。主要是：准备条件，多一些条件，再多一些条件！……是这样才能真正帮助雪苇，是这样才有利益于新时代底胚芽。
十八、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四日阿垅给梅志信（自天津）
我只是想到，最好埋头工作，把群众基础弄好。如果要批评，那就找大的对象，而且得把论点组织和考虑得更严密些；小东西和小事情最好不理。我想，上海朋友多，商量了做，总好些。
我想雪苇在，搞好基础，有了条件的。先做这个。
〔朋友〕指胡风集团的党羽。
按：由阿垅这些信里可以看出，胡风分子是很懂得一些反革命的地下工作的策略的。他说：不要“在阵地未强固前就放起枪来”。而“主要是准备条件，多一些条件，再多一些条件！”要“埋头工作，在群众中做好工作”，把“群众基础弄好”，然后“就找大的对象”，即对准革命的要害加以攻击。在进攻时，要多同“朋友”“商量了做”，把“论点组织和考虑得更严密些，小东西和小事情最好不理。”反革命分子不是那样笨拙的，他们的这些策略，是很狡滑很毒辣的。一切革命党人决不能轻视他们，必须大大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才能对付和肃清他们。
十九、一九五二年二月三日绿原给胡风信（自武汉）
斗争是要精力的，要讲究策略的。在原则以外的一些枝节都应该放在策略范围以内来考虑。我们所处的环境要求我们更严肃、更冷静。
你知道，由于长久的“敬神”，多少年青可为的力量逐渐从惶惶然而沦于麻痹，也就是你所说的
“发霉”。但，这个现象不正能增加我们的责任感么？同时也不正提高了我们的斗争的警惕么？
〔敬神〕这是胡风分子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党、拥护党的领导
的污蔑的说法。
二十、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一日路翎给胡风信（自北京）
柏山接那摊子，实在是很难的。甸兄说：现在不接这些玩意最好！不过我以为，他也可以和那里面的那些现象打一仗，揭露出更多的蝗虫来的。积极的建设，现在是不可能的，那么，就希望他不致于被那黑压压的一大片拖得不能动弹。
〔柏山〕即在上海的胡风分子彭柏山。　〔接那摊子〕指彭柏山
获得了前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的位置，北京胡风分子们
把这看成是胡风反动集团的一件大事，对此十分注意。　〔甸兄
〕指天津胡风分子芦甸。　〔那些现象〕〔蝗虫〕〔黑压压的一
大片〕这些都是胡风分子咒骂革命的文化工作和文化工作者的说法。
　〔积极的建设〕指胡风集团的反革命事业。
二十一、一九五×年五月三日阿垅给胡风信（自天津）
鲁兄今日谈，要怎样才能扫清市侩们。而且想写一诗，暗含刺何老爷之意，那么，他会积极起来的。
我今天又到师范学院去。据反映，激起来了对文学的兴趣。今天，除文史系的人，门口都摆了小凳子，坐了四五个人。芦兄也到南开中学讲了两次，效果极好。……打算继续和扩大。
〔鲁兄〕指胡风分子鲁藜。　〔市侩们〕对党和非党的文艺工作
者们的污蔑的说法。　〔何老爷〕指何其芳同志。　〔师范学院
〕即天津师范学院。　〔芦兄〕指芦甸。阿垅和芦甸在天津大肆
活动，到处演讲，以散布和扩大他们的影响。
二十二、一九五二年五月七日芦甸给胡风信（自天津）
和宁、徐、严诸兄在一块谈了一下，希望你早点写信给周，表示要来北京，要工作；他迟不回信，又写信催；他再不回信，就来京找他。……其次要采取进攻的战略方针，即不等他们提出你的问题，你先到上面提出你对目前的文艺运动的意见，给他们来一个闷棍吃吃。
〔宁、徐、严诸兄〕指胡风分子路翎、徐放、严望。当时胡风还
在上海，在北京的一些胡风分子们集议，让胡风到北京来，以便
统率他的党羽们向党进攻，并为他谋划向党进攻的战略和策略。
　 〔周〕指周恩来同志。　〔不等他们提出你的问题……〕“他们
”指党的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　〔上面〕指中共中央。
按：芦甸这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后来胡风果然实行了，这就是胡风到北京来请求派工作，请求讨论他的问题，三十万字的上书言事，最后是抓住“文艺报”问题放大炮。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情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打开一个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将他们战而胜之。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二十三、一九五二年五月十八日绿原给胡风信 （自武汉）
梅兄前不久路过武汉，回天津去了。他的须发都已斑白，心情也很不开朗。回去，恰又遇上整风。以他的诚恳，我想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但，和这些老爷们纠缠，也得深入到他们的肝脏里面去，不然会碰上一些意想不到的打击的。我因此担心他会以对我们自己的忠诚来处理这些无聊的关系，结果招致一些麻烦。这自然是我的过虑，但斗争的确不容丝毫疏忽啊。
宁兄近况如何？我想他是懂得怎样斗争的，但也很怀念。
〔梅兄〕即阿垅。　〔整风〕指文艺整风。〔宁兄〕即路翎。在
这封信里，绿原认为阿垅对付文艺界整风要有策略，要耍两面派
态度，以便“深入到他们的肝脏里面去”。
按：由于我们革命党人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这决不只是胡风分子，还有更多的其他特务分子或坏分子钻进来了。
二十四、一九五四年五月五日方然给胡风信 （自杭州）
望加一把劲，早日搞完。但我以为，同样重要的，是此时的态度问题。总之，一定要是积极的、无“距离”的态度：?送上理论，同时送上入党申请书；?应参加的文艺活动与社会活动都是积极的参加，例如，奉邀出席什么座谈会之类，不推托，不沉默；?不对任何人发什么牢骚，等等。此中道理，毋庸多言。
〔送上理论〕“理论”指胡风向中共中央写的那个三十万字的向
党大举进攻的“意见书”。方然在这封信里向胡风献计如何在向
党进攻的时候采取巧妙的两面派的态度欺骗党，甚至要他向党递
“入党申请书”。
按：胡风集团分子和其他许多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大都采取方然在这封信里所讲的两面派策略，特别是他的?、?两条策略，很可以欺骗许多人。但他们总有漏洞可以给人们找到，胡风集团的被揭露，就是一个证据。特别是在大多数人的觉悟程度和警惕性提高了以后，他们的两面派策略就更易被揭露了。
二十五、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欧阳庄给胡风信（自南京）
有一个想法，建议你再写几篇新人物，以明心迹坦荡……
〔新人物〕欧阳庄向胡风献计，再写几篇记述英雄人物的特写
，作为拥护新社会的幌子。从这里充分可以看出，胡风和胡风
分子把他们对新社会的虚伪的歌颂当作掩蔽他们的反革命活动
的手段。
二十六、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五日阿垅给胡风信（自天津）
运动是长期的，将有一年到两年。各方面地清算以胡适为首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在文艺方面也如此开始。
因此我感到，关于“日程”，首先得求得一个理解，然后进行才行。两个要点：既不能和总的步骤矛盾；也不能被烟雾蒙蔽而耽误问题的提出。这里存在着矛盾和困难。
如果和总的步骤有矛盾，将给以仅仅的个人问题的印象。人们当然不能说不对。不过会使事业受到别的阻碍的。
如果被蒙蔽于烟幕，而耽误问题及时的提出，也会有同一结果，使事业受到阻碍。
要了解研究情况。
要善于符合总的步骤而定我们的步骤。
刘兄来或许有帮助。
〔“日程”〕指胡风集团在文化界批判胡适期间的活动计划。在
这个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面前，胡风集团的反革命
活动遇到了困难。他们憎恨这个斗争，把这个斗争说成是“烟雾
”、“烟幕”，但是，他们又不敢公开地反对这个斗争。因此，
阿垅为胡风献计：“要了解研究情况”、“要善于符合总的步骤
而定我们的步骤”，意思是，要在表面上顺着这个斗争形势乘机
向党进攻。〔刘兄〕指芦甸。这时芦甸来到北京，帮助胡风策划
他们的反革命活动。
按：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我们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一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些人口称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却不重视批判唯心论这一斗争，或者说自己没有唯心论，或者说自己和胡适无关系，因而最好避开不谈。但胡风集团却是重视的，他们在研究如何对付的方法。“这里存在着矛盾和困难”。批判唯心论果然给了胡风集团以“矛盾和困难”，这就可见批判的对了。革命队伍里的人，难道也有“矛盾和困难”吗？
二十七、一九五五年二月十四日张中晓给冀汸信（自上海）
大概已进入摊牌阶段了。
现在必须这样做的：第一，朋友们各人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一切要从自己的劳动去看；不能和古公的问题混为一谈，这是前提。第二，在这个前提下，被迫讲话时可对古公批判；第三，在这个前提下，可以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
一切不能离开这个前提。
便时希告朱兄，来不及同他写信了。
〔摊牌阶段〕指对胡风思想的批判已经展开、胡风在一九五五年
一月二十日给张中晓的信中，指示了应付这次批判的方针，即“
至于和我有友谊的同志们，那和我是两回事，应该是就各人底劳
动去看的”，就是说，要他们各自设法蒙混过关。张中晓在这封
信里向胡风分子们传达胡风的指示。　〔朋友们〕指胡风集团的党
羽们。　〔古公〕指胡风。　〔朱兄〕指方然，即朱声。三、胡风
分子千方百计打入共产党内，取得党员称号，以便窃取党内文件，
探听党内情况，报告胡风，向胡风表示无限忠诚，对党采取欺骗手
段 ，里应外合地从事各种反革命活动
二十八、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三日绿原给胡风信（自汉口）
今年三月，我的候补期就满了，但迟到今天仍未彻底解决。我曾用最大诚恳写过三次报告，一次比一次详尽而老实。除了检讨“文艺思想”很难令人满意外，其余大体合格。这个过程对于我们实在是一场斗争。
〔候补期〕指共产党新党员的候补期。
按：一大批胡风分子打入党内取得党员称号这一件事，应当引起一切党组织注意。绿原解放前曾经一度钻进我们的地下党组织，后因潜逃失去党籍。在一九五○年，这个反革命分子又对我们的党组织“用最大诚恳写过三次报告，一次比一次详尽而老实”，除了文艺思想而外，“其余大体合格”，果然后来又被接受为“党员”了。这样的事，难道还不应当引起一切党组织的注意吗？这些反革命分子是在用尽心思欺骗了我们之后爬进党内来的，他们把这当作“一场斗争”看待，他们斗胜了我们，他们进来了！
二十九、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欧阳庄给胡风信（自南京）
苏州有一个同志可谈（在市委工作，党员），此人在解放初期受了打击（“自由主义”），可能斗志较差，但可一试。
〔苏州一个同志〕欧阳庄向胡风报告他发现了在苏州有一个可以
“联络”的人。他们发现犯了错误的共产党员，就认为是“可谈
”的，也就是可“争取”的对象。
按：共产党员的自由主义倾向受到了批判，胡风分子就叫做“ 受了打击”。如果这人“斗志较差”，即并不坚持自由主义立场，而愿意接受党的批判转到正确立场上来的话，对于胡风集团来说，那就无望了，他们就拉不走这个人。如果这人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斗志”不是“较差”而是“较好”的话，那末，这人就有被拉走的危险。胡风分子是要来“试”一下的，他们已经称这人为“同志”了。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应当引为教训吗？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
三十、一九五二年一月三十日路翎给胡风信（自北京）
关于芦兄的那消息，只是一般的简讯之类吧。我未见到，大约是，某些同志例如谁谁等袒护了错误的思想。芦兄回天津过年去了，待他回来当找他谈谈。他的讨论会，结果还不太恶劣，领导者转了点弯，他也含蓄了些，滑过去了，看来不致于再有什么。
〔关于芦兄的那消息〕“芦兄”指芦甸，打入党内的胡风分子。
一月二十日路翎致胡风的另一信中，曾提到党刊“建设”中“
有关于他（芦甸）‘袒护’梅兄（阿垅）的那一套说法发表出
来了，想是内部汇报中传上去的”云云。这里所说的“消息”
、“简讯”，指此。打入党内的胡风分子曾把党刊“建设”
偷给胡风、路翎看。〔他的讨论会〕指党内讨论芦甸文艺思想
的会议。一月二十日路翎致胡风信报告“芦甸重新遭‘整’”，
亦指此。　〔含蓄了些〕〔滑过去了〕均指芦甸的欺骗手段。
按：从这一类的信里，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不要让他们“滑过去了”。
三十一、一九五二年四月四日芦甸给胡风信（自天津）
铅印的东西我在北京就听说，苦无法看到。有机会回京时，到晦君处看看是否有。
〔铅印的东西〕指某一党内材料。胡风在同年三月二十七日给路
翎的信中，曾要路翎转令严望、徐放、芦甸偷窃这一个材料。从
这一封和以下一些信里，可以看到芦甸怎样遵从胡风的命令，千
方百计地来偷窃这个材料。　〔晦君〕指阿英同志。
三十二、一九五二年四月七日芦甸给胡风信（自天津）
从鲁兄处见到陈对艾等言论所作的报告，从这，可以看出，在一般理论工作上的教条主义，领导上已充份地感觉到了，所批评的人物，都是现时所谓突出的人物的。……陈的报告打一份给你看，去京时，另给一份翎兄，……。
〔鲁兄〕指鲁藜，混进了共产党的胡风分子。〔陈对艾等言论所作的
报告〕指一件党内材料。胡风曾指使打进党内的胡风分子芦甸将这个
材料偷给胡风集团。〔翎兄〕指路翎。
三十三、一九五二年四月十八日芦甸给胡风信 （自天津）
前信及附寄的陈文不知收到否？……梅兄从湖南来信，他要到六月底才可回津，也好，天津五月一日即开始进行文艺整风，梅兄即可避免一些无谓的纠缠。近来未接宁兄来信，不知他的近况怎样？……我已把陈文用信寄给宁兄了。
〔陈文〕即前信所指一件党内材料。芦甸把这个材料偷给胡风和路
翎。　〔梅兄〕指阿垅。　〔宁兄〕指路翎。
按：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很怕整风，可见整风是有益的。怕整风的人不都是反革命分子，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是思想上或政治上犯有某些错误的人，对他们的方针是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但反革命分子很怕整风，对他们的方针则是进一步挖出他们的反革命根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面目，是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几次整风，即过去的几次思想斗争中逐步地暴露出来的。由于那几次整风，才产生了胡风集团内部的分化，才迫使胡风集团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三十万字的上书言事，才有最后的大揭露。
三十四、一九五二年五月七日芦甸给胡风信（自天津）
从晦君处见到了铅印的东西，我已拿给宁兄看过，详情他会写信告诉你。
〔铅印的东西〕即第三十一信所指一件党内材料。
〔宁兄〕指路翎。
三十五、一九五二年六月九日芦甸给胡风信（自天津）
不必为那个卑劣的灵魂伤脑筋，考虑今后的做法要紧。“按”是一个暗杀政策，因为无力打阵地战。这是他们的得意杰作。我以为，应当再向上面表示态度，要求公开讨论，要求面谈，如果上面也肯定那个判决词，那，就是“历史”问题了。过去吃亏在不摸底，对于一切情况的估计不够，做法还是太善良了。……说老实话，我因为太气愤，说得语无伦次，望你慎重考虑一下。
〔那个卑劣的灵魂〕指检讨后的舒芜。芦甸的这封信是在“人民
日报”上发表了舒芜的检讨文章的第二天写出的。　〔“按”〕
指一九五二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在登载舒芜检讨文章时加的
编者按语。芦甸竟咒骂党中央机关报的按语是“暗杀政策”等等。 　〔上面〕指中共中央。
按：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在强大的人民革命力量即人民民主专政面前，只要这个专政提高了群众的觉悟，采取了正确的政策，那就不管有多少暗藏的反革命集团，也不管每个反革命集团的内部纪律如何森严，攻守同盟如何坚固，总有一些人可以分化出来的，而这种分化是于人民有利的。舒芜从胡风集团分化出来一事使得胡风集团大伤脑筋，就是一证。近日各地许多胡风分子们纷纷坦白，自动地或被迫地交出密件，揭露内情，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发展。
三十六、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芦甸给胡风信（自天津）
六月二十六日来信收到了。很高兴，居然有了敢于“挺身而出”的人们！但在做法上，我建议不要联名，因为这样容易被加上罪名，即组织“小集团”的罪名，……因此，最好是各人写各人的，各人对自己所提的问题负责，这样就不会互相牵扯，陷于被动。
〔建议不要联名〕为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胡风曾指示他的
党羽组织一批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控告文艺工作方面党的负
责人。芦甸在这里向胡风“建议不要联名”，以免暴露胡风集团
的面目。
三十七、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日绿原给胡风信（自武汉）
早晨发一信，接着收到你的信。是鞭子，叫我痛，更叫我清醒。
至今为止，没有写什么。已写一篇，只谈了自己，不合要求，放下了。
首先，怪我无知，没有经验以及意志薄弱。但没有什么，而且正在和自己作斗争。请相信我的一点忠贞，没有吴止的动机；但看法和做法都几乎坏事，也感到羞耻。
吴止第一次文发表后，这里就开始了对我的关怀。从三反批判起，原说只在内部检讨；但到信和日报号召发表后，就说要写文参加了。一直拖，拖不下去，写了一篇，没有通过。大意是：过去就是那样的过去，有限制，有弱点（自己的）；要紧是现在，而现在是有领导的。全文是从自己谈到自己为止。现在是僵住，说等负责同志自京回后再说。大体过程如此。
〔收到你的信……〕舒芜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后，曾写信问
绿原的意见。绿原在给舒芜的回信中对胡风的反动“文艺理论”
辩护得不够坚决。路翎看到了这封信，告诉胡风，胡风写信严厉
地责备绿原，并且要求他“即回信说得清楚一些”。绿原立即写
这信向胡风表示“忠贞”，并且说明他是怎样欺骗党，怎样掩护
胡风集团的。　〔已写一篇〕指绿原写的假检讨。　〔吴止〕有
时写作“无耻”，均指检讨错误以后的舒芜。　〔吴止第一次文
〕指舒芜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
〔信和日报号召〕“信”指舒芜的“致路翎的公开信”；“日报
号召”指人民日报转载舒芜检讨错误的文章时的编者按语。
三十八、一九五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方然给胡风信（自杭州）
我写个东西问题，洛兄也未带来意见商量。如专写草全事，那很简单；如多写，则怎样写方可避免雷同与“一齐攻上去”的看法？提那些意见？尚要商量一下才动手。洛兄意不多写，专写草全；我意应多写，而抓住两个重点。待考虑成熟后，九月份内努力写成，寄先生先阅。
〔写个东西问题〕胡风指使他的党羽们分别写信给党中央“控告
”文艺界党的负责同志。方然、罗洛（信内称“洛兄”）当时都
是候补党员（后因品质恶劣先后被取消候补党员资格），在胡风
指使下从党内进行这一阴谋活动。〔草全〕指邵荃麟同志。方然
打算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攻击邵荃麟同志。
三十九、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一日方然给胡风信（自杭州）
给陆的信已写好，同忠兄研究了一番，有些踌躇：①信的内容专谈一个问题，即“完全是为胡某辩解”，且火气太大；②突然，形似串通。忠兄之意，缓发，……但我意，不管这些了，日内即抄发。
〔陆〕指陆定一同志。方然所写的“控告”信后来果然寄给陆定
一同志。　〔忠兄〕胡风分子冀汸。
〔为胡某辩解〕即为胡风辩解。　〔形似串通〕这句话和前信中
说的“怎样写方可避免雷同与‘一齐攻上去’的看法”，是他们
怕被党发现他们的进攻是有组织、有计划的。
四十、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欧阳庄给胡风信（自南京）
寄去笔记一份，请参考。此系默涵在高教部党组的传达。
〔笔记〕指一党内指示，由林默涵同志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向高等教育部党组作传达。欧阳庄窃得这一传达的笔记后，寄给胡
风。在这封信里附有稿笺九纸，是复写的传达笔记全份。
按：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机关、部队、企业或团体里是有人偷窃机密的。这种人就是混入这些机关、部队、企业或团体内的反革命分子，有些自由主义分子则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应该引起全体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的严重注意吗？
四、胡风集团从他们的反革命立场和反动“理论”出发，诋毁党的文艺方针、文化政策，仇视党所发动的对于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和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
四十一、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张中晓给胡风信（自绍兴）
为了想写一写，看了一遍毛著“论文艺问题”，但，看了之后，就不想写了，现在告诉你一些我对这本书的意见：
作家与对象在创作过程进行搏斗，在我觉得这是真假现实主义的分歧点，但，他只说：“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多冷静！
“功利主义”云云。这个标准压杀了真正的批评，压杀了新的东西。对于“暴露”，“歌颂”的三小段，是不对的，这完全是形式的理解和机械的看法。我讨厌“暴露”，“歌颂”（这含义应该与“暴露”相对）这类说法，我觉得，应该换写为痛苦，欢乐，追求和梦想，我觉得，现实主义应该驱逐这些庸俗的恶劣的说法。
关于鲁迅杂文的一段，是完全不对的。杂文，是从现实人生要求中随处发掘出一切新思想的锋利的锄头，假如仅仅把他看作“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之下，没有言论自由，故以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才“正确”，那就根本没有懂得鲁迅。
其他当然还有好几点。以上的一些，我觉得特别重要，而且深刻的感觉得它是不对的。总观全书，其本质是非现实主义！……
这书，也许在延安时有用，但，现在，我觉得是不行了。照现在的行情，它能屠杀生灵，怪不得帮闲们奉之若图腾！
譬如“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乔木就引用过。
当然，里面有一些是对的，譬如“不是在作品中写哲学讲义”，以及你在“论现实主义的路”第十页所引的一些。但，我觉得这些都该是马列主义的常识。
我真不敢想那些以为这本书是“最完整”的文艺方针而且谆谆教训别人的指导家们心中作何想头！
〔毛著“论文艺问题”〕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胡风分子张中晓在这封信里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个伟大著作中的许多内容一一加以诋毁，并污蔑这本书为“非现实主义”的和“屠杀生灵”的。　〔帮闲们〕这是胡风分子对革命干部和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污蔑的说法。　〔图腾〕原始社会的人把一种动物或其他自然物当作神圣来崇拜，这种被崇拜的东西叫作“图腾”。〔乔木〕指乔冠华同志，他在一九四八年用“乔木”这一笔名写了一篇题名为
“文艺创作与主观”的文章，批评了胡风的文艺思想。
按：从这封信里可以看见，胡风集团坚决反对共产党所确定的文艺方向，极端仇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为党和毛泽东同志号召文艺工作者要歌颂工农兵，要暴露工农兵的敌人，而胡风集团恰是工农兵的死敌，他们觉得暴露工农兵的敌人就会使他们混不下去，就会“屠杀”他们这伙反革命的所谓“生灵”，就会“压杀了”他们这伙反革命的所谓“新的东西”。但是他们不敢公开地反对这个讲话，而且胡风还教唆他的党羽在表面上要“顺着它”，有时并引用其中的一些字句。这些，都是胡风分子伪装自己的假面具。而在这封密信里，就完全暴露了胡风分子仇恨这个讲话和反党的真面目。张中晓说：“这书（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许在延安时有用，但，现在，我觉得是不行了”。“现在不行了”，在文艺界里面不是还有一些人也这样说过么？说过这种话的人，请注意读读张中晓这封信吧！当然，有些说这样话的人，他们还只是抱着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所以不能认识这个讲话的重要性。但是，张中晓这个胡风分子，凭着他的反革命的敏感，却深深地了解这个讲话在全国解放以后会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掌握群众，并对各种反动的文艺思想起摧毁性的作用，所以他们就急于想阻止和破坏这个讲话的影响的扩大。他们所谓“现在……不行了”，道理就在这里。
四十二、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四日张中晓给胡风信（自绍兴）
对于目前情形，我个人发现了一个极严重的现象，就是现在的舆论都有着“复古”的倾向。至少，有意无意和旧东西妥协，变相的鼓吹着“东方精神文明”，教授们都竭力在“表扬我国历史的文化和文明”，但他们却忘记了要变成木乃伊。
当然，这些将像泡沫一样的消失在人民底大流里的罢。但在目前，却是一个严重的事实，在抽象的工农兵和庸俗的爱国主义的包庇下，多少的有生力量受到了摧残？……
至于表现在宣传上，那当然更其恶劣，……把屠户的凶残化为一笑！
〔“复古”的倾向〕胡风分子仇视祖国文化遗产，仇视人民群众
的爱国主义，所以污蔑我们的舆论有“‘复古’的倾向”，“变
相的鼓吹着‘东方精神文明’”。　〔木乃伊〕古代埃及人用香
料殓死人尸体，使它久不腐烂，这种尸体叫“木乃伊”。胡风分
子在这里咒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人们要变成死尸。
四十三、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七日张中晓给梅志信（自绍兴）
“文学界”看到了，有一位叫做萧岱的，仿佛要我“从实际出发”。
我忘记了不知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位姓萧的本来原和梅林、元化等参与“青年文学”的编辑的，是友是敌，还不能确定。不过对你，我就随便的谈谈：我觉得“武训传”问题，假如想有所得，决不能高谈什么改良、投降主义之类，而应该集中对孙瑜。但这位姓萧的说我底这一主张会削弱论争，好像必须从“理论”（？？）上去批判武训，才算丰富或开展论争。但其实，武训能起什么作用呢？我们现在的一些什么们，不是比武训更奴性十足么？姓萧的所谓“展开”（？）只不过双眼向天，两脚悬空的壮言大语而已，假如我们真的依照他所主张的
“实际”去出发，恐怕除了糟塌些纸墨之外，其他是一无用处的。
这种不顾战略要求的文章，我想一定是敌人。
王元化是不是可以信任的？可不可以纵情的谈些什么？读他底来信是热情的，但似乎有点做作，当然，一封信是并不能判定一个人的，不过，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当然应该小心。
〔“文学界”〕上海“文汇报”的副刊。　〔萧岱〕一位上海的
文艺工作者。胡风分子张中晓在这封信里诋毁党所发动的具有重
大意义的“武训传”批判运动，并向胡风请示谁是他们的“友人
”，谁是他们的“敌人”。　〔元化〕即王元化，当时在上海新
文艺出版社工作。
四十四、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六日阿垅给梅志信（自天津）
近来比较忙。多了一些事务，参加了一些座谈会，例如武训座谈会。有时有些好笑，那些老爷，一个钟头以前唱赞美诗，一个钟头才过去又翻脸六亲不认，以至连自己底澡都得用旁人以无辜的忏悔来为他们洗。所以又笑不出来，太恶劣。洛兄寄了些材料来，看起来似乎上海是个混乱的中心。
〔那些老爷〕这是胡风集团谩骂党和非党的革命干部的话。阿垅
在这封信里利用曾有部分的革命干部错误地称赞过“武训传”这
一情况来污蔑和反对党所发动的对于“武训传”的批判。　〔洛
兄〕指罗洛，胡风集团分子。
四十五、一九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张中晓给胡风信（自上海）
……但报纸上，期刊上，都是机械论，譬如“学习”。我也曾想到过，上月二十一日我去信“学习”，提出了问题……
照我底想法，总该在整个思想领域上发动……不然，假如借机械论独占下去，即是有伟大的作品出世，人们也是没有力量感受的，现在似乎是旧趣味加机械论最吃香的时候！无论任一领域！
〔“学习”〕即“学习”杂志。　〔在整个思想领域上发动〕即
发动对整个革命思想领域的攻击。
五、胡风集团分子异口同声地用种种恶毒的和下流的词句咒骂革命文艺界的党的领导，咒骂革命文艺工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咒骂党和革命文艺界对于他们的批评
四十六、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芦甸给绿原信（自天津）
今天，在文艺这一领域，几乎没有一块干净的土地，执掌大旗或正在抢夺大旗的就很少不是市侩，由于这，也就规定了战斗的坚苦性和长期性。
按：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反革命分子的攻击少数人不过是他们的借口，他们的一种策略。他们的本意是“几乎没有一块干净的土地”。由于这种情况，他们“就规定了战斗的坚苦性和长期性”。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鼂错（汉景帝的主要谋画人物）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胡风集团也继承了这个衣钵。他们在三十万字上书中只攻击林默涵、何其芳、周扬同志等几个人，说这几个人弄坏了一切事。有些在阶级本能上同情胡风的人，也照着这样替胡风瞎吹，说什么“这不过是周扬和胡风争领导权的个人之间的斗争”。我们在肃清胡风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这一点也是应当注意的。
四十七、一九五○年四月五日绿原给胡风信（自武汉）
前天看到梅兄的“启事”，非常痛苦。我原以为可以不必做声的，但看来其中或有若干劝戒和考虑的。梅兄太真诚，太坦白，不能承担这种威吓性的诬蔑；不过我觉得总该对那些原形们反刺一下才好。看了史某的“檄文”，我曾写了一篇短文，想寄去；但为了在此减少麻烦，同时也看到梅兄的
“信”，就放下来了。形势变化了，斗争方法也应该变化；对象底本质虽然依旧，但衣装换季了。我们首先必先站稳，努力做到减少天真无“邪”的误解，不使扩大这个可能。……对于一些无知于过去的天真的“螳螂们”，是无所谓的；可鄙的是一些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向上爬的蛆虫们！
〔梅兄的启事〕〔梅兄的信〕“梅兄”即阿垅。“启事”和“信
”均指一九五○年三月他被批评后，写给“人民日报”承认错误
的信。　〔原形们〕指党员作家和非党的进步作家。　〔史某的
“檄文”〕指史笃同志一九五○年三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批
评阿垅的文章。　〔螳螂们〕指革命的青年文艺工作者。
〔向上爬的蛆虫们〕指接受党的文艺方向，愿意改造自己的文
艺工作者。
四十八、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绿原给胡风信（自武汉）
……主要恐怕自己快变成“鲍鱼”了。一天到黑，考虑这，研究那，无非是那些“发展规律”。……
我吃惊的是我仍然生活在沉重的亚细亚的麻木里，真是“取木乃伊的，变成了木乃伊”。麻木本身尚不足惧，足惧者乃是麻木传染了清醒的东西。本来是“大喝一声”的时代，但“大喝”只有“一声”，余下者只是嗡嗡不休，令人欲睡的回响。这些回响者们偏又以为自己也是“大喝”，必须无条件倾听。结果，麻木者麻木得更加心安理得，以致有了保障。这一点，你是完全了解的。
〔“鲍鱼”〕我国过去有一句成语：“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
其臭”。鲍鱼，就是腐臭的鱼。绿原在这里骂我们整个革命队伍
是“鲍鱼”。
四十九、一九五二年四月一日绿原给胡风信（自武汉）
事件本身和我毫无牵连，但居然想这样扯上去。这种阴阳怪气只是前奏，当然干脆不理。一定要拉开，我也毫不畏惧的。虽然只学了几天马列主义，也足以应付这些老爷们了。
〔事件本身……〕这时全国文艺界进行整风运动，绿原在“长江
日报”社工作，报社要他检查思想，他在这封信里表现出来了他
的反革命的敌对态度。　〔学了几天马列主义……〕这句话暴露
出来了胡风集团分子有时胡乱地引用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
其目的正在反对党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五十、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路翎给胡风信（自南京）
你看见那老头子的樱桃树之类的王八蛋文章吧。汸兄直接给他写了一封信去，轰了一顿。但沉默也是同样“愉快”的。
〔那老头子的樱桃树之类〕“老头子”指郭沫若同志。郭沫若同
志这时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批评胡风分子耿庸和曰木的文
章，题目为“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先是耿庸写了一篇“略
说不安”，曰木写了一篇“从文艺界恶劣风气想起”，其中攻击
巴金、唐韬等同志，郭沫若同志文中引用十八世纪美国总统华盛
顿幼年乱斫樱桃树的故事作比喻，批评胡风分子对进步作家乱加
攻击。这种善意的批评竟遭到胡风分子路翎和冀汸的下流不堪的
谩骂（冀汸信见后）。〔汸兄〕即冀汸。
五十一、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冀汸给胡风信（自南京）
今天在“文汇报”上读了郭沫若底“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真把人气哑了，他简直像文坛皇帝，在那里下诏令。……普天之下，古往今来，从没见像这样的律师和讼棍的！……真是混蛋，王八旦！我想直接寄一封信给他，把皇帝底尊严“冒犯”一下。实在使人愤怒。这些家伙们底面孔和心肠都照在哈哈镜里，古怪极了！
〔“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这是郭沫若同志批评耿庸和曰木
的文章的题目，发表在“文汇报”上，详见前第五十封信注文。
五十二、一九××年×月×日逯登泰给胡风信
植芳兄离近，我时常接近他，从他我也被提高了，他的生活内容真复杂，有些地方我不相信他会做出那样的事情来，我们详细的分析过郭沫若先生，结论是“近百年中国文化的罪恶的产儿”。
我看过李有才的板话，那是从教条中产生出来的宣传品，人物在实际的生活里也是依照教条来动的，……
〔逯登泰〕胡风集团分子、特务，已判刑。　〔植芳兄〕即贾植
芳。　〔李有才的板话〕指赵树理同志的小说“李有才板话”。
五十三、一九四七年五月七日路翎给胡风信（自南京）
剧本下星期一开始排……果然不错，万家宝君听说了，要约我本星期日“玩玩”。预备去“玩玩”，但对这样的伪君子，是不能说什么话的罢。我也总不会使他们“愉快”的。
〔剧本〕路翎的反动剧本“云雀”，当时由胡风分子
黄若海领导的剧团在南京上演，胡风曾著文吹捧，并
亲到南京去“打气”。　〔万家宝〕即剧作家曹禺同
志。路翎在另一封给胡风的信里辱骂曹禺同志，说：
“万才子会见了，无聊透顶！”云云。
五十四、一九五○年六月十五日路翎给胡风信（自北京）
老舍的剧本昨天念了。很坏。我想这也是他底头痛问题之一。但当然，演是会演的。昨天听了这剧本的朗诵，我就颇有点幸灾乐祸地高兴，我想，可以给喜剧之说打一棍子了。
〔老舍的剧本〕指“方珍珠”，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曾
上演。胡风分子路翎为该剧的部分缺点而幸灾乐祸。
〔他〕指当时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廖承志同志。
按：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胡风集团在他们的三十万字上书和其他一切的公开言论中，好像他们主要只是反对共产党的作家而不反对其他的人。他们当然从来不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其他人物，（只在有时小骂几句以作幌子，即所谓“小骂大帮忙”），但不反对其他的人则是假的。原来他们对鲁迅、闻一多、郭沫若、茅盾、巴金、黄药眠、曹禺、老舍这许多革命者和民主人士都是一概加以轻蔑、谩骂和反对的。这种不要自己集团以外的一切人的作风，不正是蒋介石法西斯国民党的作风吗？
五十五、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八日冀汸给胡风信（自南京）
最近，我想弄一个诗刊出来。要作战，总得有阵地。东游西击，总是不会有战果的。而“陀式”诗和“方言诗”又这样狂妄，一如剧坛上只有妖魔鬼怪一样，乐坛上只有“古怪歌”和“牛头不对马嘴”一样。
〔“陀式”诗和“方言诗”〕冀汸对解放前暴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
诗歌、戏剧和群众歌曲肆意辱骂，从这里看得出胡风集团对解放前
的反对国民党的文艺作品是充满敌意的。这里提到的“陀式”诗、
“方言诗”，指当时马凡陀同志等所作的反对国民党的诗歌。“古
怪歌”和“牛头不对马嘴”两首歌曲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很流行、
内容暴露国民党的腐朽反动统治，痛斥国民党特务横行，迫害人民，
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当时群众在举行集会游行的时候常常唱这些歌。
五十六、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朱谷怀给胡风信
昨天从朋友处借来了“人民与文艺”，略看了几篇，觉得那批混虫愈来愈疯狂了。
〔“人民与文艺”〕这是一九四八年在党的领导下在香港出版的
“大众文艺丛刊”之一，其中有批评胡风集团的文章。
五十七、一九五三年九月一日方然给倪子明、汪静波信（自杭州）
……有些东西，就其内容，就其倾向，就其影响，实令人难以容忍的，如“三千里江山”……等等，作为读者，是不能不讲话的。不能让僵尸与鬼影就这末安然无事，就这末得意扬扬地统治着人底血肉情绪！
〔三千里江山〕杨朔同志写的反映抗美援朝的小说。
五十八、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一日李正廉给胡风信（自上海）
你可以想像这些日子所听到的噪音，是怎样使唯一能欣赏音乐的耳朵也失灵了。这里、那里的不协和音，和无基调性，简直令人诅咒。……
〔噪音〕指对于胡风的批判。
五十九、一九五五年二月十六日华田给耿庸信（自南京）
我这里，正在要做出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在教学上的表现的形势来。已有人指手划脚的在“要求”我。可怕的牛二买刀式的风气漫开了。真无聊。您说是吃饱饭无事做，却也不是，说是凑热闹的性格，倒是有的，但也不全是；奇形怪状。
我虽浅薄，良心还有。活一天就他妈的“拖”一天。韧性还需要！
〔我这里〕指南京工业会计统计学校。华田在这个学校教语文。
　〔牛二买刀〕指“水浒传”中杨志卖刀、流氓牛二向他无理取闹，
杨志怒杀牛二的故事。这里，胡风集团分子华田把我们对资产阶
级思想的批判，比做流氓的无理取闹。
六、胡风集团疯狂地仇恨人民民主专政和新社会的一切，梦想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政权的灭亡
六十、一九五×年五月二十三日阿垅给罗洛信（自天津）
好的，让人们疯狂，从疯狂里灭亡。
六十一、一九五×年七月三十一日阿垅给罗洛信（自天津）
这也好。坟是愈挖愈深的，台是愈搭愈高的；那么，如果一面是深坟而另一面是高台，跌下来时就呜呼完蛋了。
六十二、一九五×年六月二十日芦甸给胡风信（自天津）
目前，那些枯黄的叶子正纷纷下落，落在芽子身上，想把芽子压死。可是它们没有想到，它们自己正在腐朽；它们没有想到，芽子正冲开它们腐朽的尸体茁壮地生长起来。自然，也有些脆弱的芽子会被压死的。
〔枯黄的叶子〕〔它们自己正在腐朽〕〔腐朽的尸体〕这些都是
胡风分子污蔑我们革命队伍的说法。
〔芽子〕这是胡风分子指他们自己。
按：如同我们经常在估计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力量对比的形势一样，敌人也在经常估计这种形势。但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他们的阶级本能引导他们老是在想：他们自己怎样了不起，而革命势力总是不行的。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我们的力量。我们亲眼看到了许多的反革命：清朝政府，北洋军阀，日本军国主义，莫索里尼，希特勒，蒋介石，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了，他们犯了并且不可能不犯思想和行动的错误。现在的一切帝国主义也是一定要犯这种错误的。难道这不好笑吗？照胡风分子说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是要“呜呼完蛋”的，这种力量不过是“枯黄的叶子”和“腐朽的尸体”。而胡风分子所代表的反革命力量呢？虽然“有些脆弱的芽子会被压死的”，但是大批的芽子却“正冲开”什么东西而要“茁壮地生长起来”。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的话，那末，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我们看，胡风分子为什么狂妄得那么可笑呢？原来他们是按着他们阶级本能的曲调走路的。
六十三、一九五二年二月三日牛汉给胡风信（自沈阳）
也许再过几十年以后我想在中国才可以办到人与人没有矛盾；人的庄严与真实，才不受到损伤。今天，却正因为一个人庄严，真实，才受到损伤。……今天中国，人还是不尊敬人的，人还是污损人的。人还是不尊敬一个劳动者，人还是不尊敬创造自己劳动。这是中国的耻辱。我气愤得很。
按：这个胡风分子是比较悲观的。他说“也许”要“再过几十年”才“可以办到人与人没有矛盾”，即是说，要有几十年时间，蒋介石王朝才有复辟的希望。几十年之后，蒋介石王朝回来了，一切人民革命力量都被压倒了，那就是“人与人没有矛盾”了。“人的庄严与真实，才不受到损伤”了，这个“人”指的是一切反革命的人，包括胡风分子在内，但是一个也不包括革命的人。“今天中国，人还是不尊敬人的……”上人指革命的人，下人指反革命的人。胡风分子写文章，即使是在写密信，也会有些文理不通的。这也是被他们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他们无法像我们替他们作注解的时候这样，把文理弄得很清楚。
六十四、一九五○年四月十六日谢韬给胡风信（自北京）
两周来，真成了教书匠了，整天上课下课。新教学法把人弄得精疲力竭。教书本来是用头脑的工作，现在变成几乎完全可以不用脑袋了。
〔新教学法〕胡风分子谢韬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这里他公然反
对新的教育方法，并污蔑今天的教育工作“可以不用脑袋”。
六十五、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张中晓给胡风信
本来我对于所谓“组织生活”是非常疑惑的事。在那里所要求的是“思想的平均分数”；其训练方法，恐怕是和希相去无几的。受训之后，精神弄得瘟头瘟脑是不必说的了。
我想，A·纪德在那本书中说过的有些话，用在现在是相当恰当的。
〔和希相去无几〕“希”即希特勒。张中晓污蔑我们训练干部的
方法和希特勒差不多。〔A·纪德在那本书中……〕法国没落资
产阶级作家A·纪德曾写过一本“从苏联归来”，无耻地污蔑和
反对苏联，胡风分子张中晓认为可以借用A·纪德污蔑苏联的话
来污蔑新中国，这里完全暴露了胡风集团对新中国的仇恨。
六十六、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张中晓给胡风信（自绍兴）
你没有写文章。但我也感到，某种环境下的沉默，足以灭亡的。
当然，我知道你的不写文章，是对于敌情的估计和战略、战术上的问题。
我知道，整个中国起了彻底的搅动；而那些封建潜力正在疯狂的杀人。范围底广大，固然史无前例，而发生的事件也是史无前例的。斗争必然地深化了。
按：这封信里所谓“那些封建潜力正在疯狂的杀人”乃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对于我国人民革命力量镇压反革命力量的伟大斗争感觉恐怖的表现，这种感觉代表了一切反革命的阶级、集团和个人。他们感觉恐怖的事，正是革命的人民大众感觉高兴的事。“史无前例”也是对的。从来的革命，除了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那一次是以剥削制度代替非剥削制度以外，其余的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为其结果的，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作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只有我们，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是以最后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为目标的革命，被消灭的阶级无论如何是要经由它们的反革命政党、集团或某些个人出来反抗的，而人民大众则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尽、全部地将这些反抗势力镇压下去。只有这时，才有这种必要，也才有这种可能。“斗争必然地深化了”，这也说得一点不错。只是“封建潜力”几个字说错了，这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一语的反话，如同他们所说的“机械论”是“辩证唯物论”的反话一样。
六十七、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张中晓给胡风信（自绍兴）
我过去曾写过一些杂文和诗，现在待身体较再好一点，我准备再写。二年来，我脾气变了许多，几乎恨一切人……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
按：还是这个张中晓，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较之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好些人，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内，阶级觉悟的高低，政治嗅觉的灵钝，是大相悬殊的。在这个对比上，我们的好些人，比起胡风集团里的人来，是大大不如的。我们的人必须学习，必须提高阶级警觉性，政治嗅觉必须放灵些。如果说胡风集团能给我们一些什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借着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 1955-06-10

wuxinhai0912

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对“文艺月报”的进攻
“文艺月报”编辑部
一九五二年冬天，“文艺月报”要筹备出版了，这就是胡风在给路翎的信里所指的“开辟岗位”之一的那“一个刊物”。站在这个“岗位”上的是胡风集团分子刘雪苇。那时他以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的身份，兼“新文艺出版社”社长和“文艺月报”编辑委员，企图将华东唯一的文艺刊物同“新文艺出版社”一样放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控制下面，作为他们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工具。
虽然雪苇在“文艺月报”的时间并不长，但却是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采取多种多样的手段，来实现他们的不可告人的计划。现在回想起来，他们有这么一些卑鄙、恶劣的做法：
首先，雪苇尽量使“文艺月报”成为胡风反党集团公开传播反动思想的阵地，在组织稿件、选用稿件上偷偷地要着花样。他紧紧地抓住了理论批评这一方面。在编委会上，他提出了胡风集团分子彭柏山、满涛、王元化等人作为约稿的主要对象；书刊评介呢，他主张约“新文艺出版社”的人来写，当然也就是耿庸、罗洛之流，说他们是很能写稿的；至于创作，他说就向“新文艺出版社”去拿点来好了。依照他的主意，果然从那里来了一大批各种各样的稿子，而且马上都用上了。
这个胡风的忠实追随者——雪苇自己，就在创刊号所发表的“关于写作思想中的一个问题”一文中，以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观点来看待生活和技巧的关系，把生活和技巧等同起来，否认技巧的相当独立性，宣传着同胡风一样的错误观点。这种错误的思想，也在日常工作中向编辑部同志传播。当编辑部内部讨论月报的方针对象时，有些同志提出从刊物规定的方针上没有体现毛主席提出的文艺方针；雪苇就很不以为然，将他的“写什么并不重要”的“理论”大加发挥，认为要求作品要写工农兵，那是
“机械论”。谈到刊物的对象，他指斥一定要把工人放在学生教师前面的主张为“形式主义”。有
一次，编辑部一个同志在他面前提到胡风集团分子所写的文章不好，雪苇立即放下脸来，大加责怪，说：“你怎么这样说！文艺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各有各的看法，这不能要求一样！”雪苇不但自己十分“推崇”胡风，极力宣传胡风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而且制止别人对胡风集团分子提出批评意见。
刘雪苇一面把胡风集团分子大批派进新文艺出版社，掌握了编辑出版的大权。另一面，也同样派遣了他们的集团分子进入“文艺月报”。这个被派进来的胡风分子斯民为雪苇所特别看重。在雪苇离开“文艺月报”以后，他便给他们的罪恶集团起着通风报信的作用。他平时严重的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跟党对立，破坏团结，公开地污蔑党在“文艺月报”的负责人，挑拨编委会同编辑室之间的关系等等，给工作带来严重的损失。
但是胡风集团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打成，他们并不能长期利用和控制。这是因为在编委会和编辑室里还有着其他拥护和执行党的文艺方针的同志；而且创刊不久，雪苇就调任华东文化局副局长，不再兼管“文艺月报”的工作，因而也不能再直接控制“文艺月报”了。
即使如此，他仍然以编委的身份，庇护胡风集团分子。自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出版后，我们收到读者批评的来信，编委石灵同志写了一篇对该书的批评，在送审的过程中，夏衍同志认为可以发表，再送给彭柏山、刘雪苇两人看时，他们的意见都说“写得不好”，不要发表。因此，这一次批评就没有能展开。后来还是夏衍同志在来稿中选定了两篇发表。
以后，“文艺月报”逐渐地深入到群众中去，得到更多的关心和支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于宣扬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胡风集团分子的“理论”和作品，特别是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纷纷提出了批评。南到广东、北到北京的作者都寄来了稿件。我们虽然还没有能有系统地对胡风集团进行批评，但胡风分子的这些“理论”和作品是显然有着严重错误的。无论从刊物的任务讲，或从群众的要求讲，我们有责任对这些进行严肃的批评。从一九五三年七月起，到一九五四年九月止我们先后发表了七篇批评胡风集团分子作品的文章。这样，一向被胡风反党集团看做是“官方”的“文艺月报”就更成为他们的“死对头”，非要破坏不可了。
猛烈的进攻是从一九五三年七月号发表了批评耿庸“‘阿Q正传’研究”的文章开始的。他们手段是多种多样，而且卑劣无赖，无所不用其极的。批评文章刚一发表，胡风集团分子就在外面散布谣言，说这是谁的化名、那又是谁的化名，把他们自己用惯的那套“遍山旗帜”“布得成疑阵”的手段，血口喷人的伎俩加在“文艺月报”身上，想用这来蒙混群众，污蔑这场严肃的思想斗争为“私人意气”和 “宗派成见”。胡风集团分子王戎、顾征南拿来夹着谩骂口吻的为耿庸错误辩护的文章。顾征南还来信对巴金、黄源、唐弢同志进行恶毒的讽刺，他的信上写着：“老实说，我们都是吃鲁迅的乳汁长大的，我们不能一旦因为老‘牛’死了，就可以回过去剥‘它’的皮来制革履，吃‘它’的肉来增加自己的营养。……”；而且还抬出雪苇来作战，说：“就是您们编委之一的雪苇同志，他的‘鲁迅散论’中，又有那一点是与以上两篇文章中论点相同呢？”后来的来信则骂编辑部为“惯走江湖卖假药的郎中”。胡风分子“泥土社”老板许史华用老婆的姓名写信谩骂编辑部，他们还恶毒地起绰号，来对“文艺月报”负责人进行人身攻击，一切无赖的流氓手段都用全了。
大规模的全面的进攻，是在去年十月批评“文艺报”在处理“红楼梦研究”上所发生的错误以后，胡风在北京发动了对党的进攻，胡风集团在上海也遥相呼应，首先是王戎写信来责问编辑部，接着耿庸因为要写文章反攻，还先到编辑部来摸底；而亦门（阿垅）也从天津发来近四万字的“炮弹”。上海的胡风集团分子经过事先的周密的布置、分工，在华东作家协会理事扩大会上，王戎、耿庸等就出马攻击文艺领导并向“文艺月报”“开火”。
胡风反革命集团还千方百计地在出版、推广方面来进攻“文艺月报”。因为“文艺月报”是在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而新文艺出版社的出版推广方面的大权，也落在杭行（即罗飞）、冯秉序这些胡风分子手里。所以凡是遇到出版推广方面的工作同他们进行交涉时，他们总是多方拖延推托，并采取一切卑鄙无耻的手段，阻碍和破坏我们的发行工作。
突出的例子是：他们曾胆大妄为地扣压上级的指示。一九五四年九月，新文艺出版社收到出版总署有关“文艺月报”扩大发行的指示，杭行就压住了一直不通知我们，直到今年一月底，在一次会议上，冯秉序才无意中透露出这个指示的精神。我们立刻追问为何不早通知，他先撒谎说：“早通知你们了。”以后又说：“原来早就口头通知某某同志了，没把公文转你们。”等到对证根本没有通知，他们就又竭力掩饰这个处心积虑的阴谋，托辞说：
“大约是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忘记了。”
正当“文艺月报”集中批判胡风的时候，胡风分子为了减少这一批判在群众中的影响，他们对
“文艺月报”的进攻也更恶毒猖狂了。今年二月号上刊登了好几篇批判胡风的文章，为了扩大斗争影响，我们和上海邮局、新文艺出版社社长会同商量的结果，决定加印五千份，但当付印时，新文艺出版社的胡风分子竟又擅自减少印数，比原先决定的少印了二千份。等我们发现后去交涉时，冯秉序仍百般狡赖，并且还强硬地反过来要我们出书面证明材料。当我们有了邮局书面材料作证明时，他又说邮局通知所要的数字弄错了，同时并向邮局毁谤“文艺月报”，说内容如何不好等等。这时胡风分子杭行则在推广工作方面和冯秉序协同动作，对印发海报，
一直借故拖延，先是推说没有设计海报图案的人，后来又推说要放到下一季度来搞。虽经我们坚持，他又借设计颜色等问题再三拖延，最后才拿来一个极难看的图案。这样就恰恰符合了他们的计划，不能配合集中批判胡风的斗争；直至四月下旬，才拿来了印成的两个手掌大小的招贴敷衍塞责。
这样大大小小的事，真是俯拾即是，过去我们还以为这只是他们资本主义思想、市侩作风，现在知道原来是他们有计划的反革命的阴谋活动。
总括起来，可以看出胡风集团破坏“文艺月报”的阴谋，先是想由刘雪苇主持，并勾结其他胡风分子、利用和占领“文艺月报”的，后来看看行不通了，就进行疯狂的进攻和打击；而掌握了出版推广大权的胡风分子，则是要偷偷地从背后来扼杀“文艺月报”。现在阴谋终于揭穿了。我们相信在广大读者的热情的关心和支持下，胡风分子的任何阴谋都是不能得逞的。
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对“文艺月报”的进攻 1955-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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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胡风集团在新文艺出版社的反革命活动
本报记者　季音
新文艺出版社是一九五一年开始筹备、一九五二年六月在上海组成的一个公私合营的文艺专业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在组成之后，就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所长期把持，胡风集团分子刘雪苇担任了社长兼主编，胡风集团分子、前私营海燕书店的资方代理人俞鸿模担任了副社长。另外还有梅林、罗洛、耿庸、张中晓、杭行等人分别占据了编辑部的实际职务。在出版社内的其他部门，如出版部门、财务部门等等，他们也依照“联络人”、“争取人”的策略，安插了一些人。这样，新文艺出版社就在事实上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一个出版机构。这种严重情况，一直到一九五三年底雪苇调离了新文艺出版社，党开始加强了领导力量，才开始有了改变。
现在已有许多材料证明，这个潜伏在新文艺出版社内部的反革命集团，是胡风的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胡风的直接指挥、调遣之下，按照着“用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有计划地派遣进来的。这些钻进新文艺出版社内的分子，又同社外的胡风集团分子路翎、亦门（即阿垅）、方然、鲁藜、芦甸、冀汸、绿原、贾植芳等人建立了广泛的密切的联系。
在三年多的时间中，这些胡风分子，以新文艺出版社为据点，密切配合着胡风的反革命活动，向华东地区的文艺事业进行了一系列的“挖心战”，这些活动包括打击和阻挠进步作品的出版；出版各种反动的书籍，传播各种反革命的言论；挑拨破坏文艺界的内部团结，对党的和进步的作家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等等。到去年十月间，胡风利用对“文艺报”错误的批评向党发起了疯狂进攻的时候，新文艺出版社内的胡风分子的活动也达到了最高潮。
仇视进步作家，砍杀进步作品
胡风分子在新文艺出版社的反革命活动，是严格按照着胡风的反社会主义纲领行事的。他们攻击的目标，首先是那些按照着党的文艺方针进行创作的一些进步作家，特别是一些共产党员的作家。他们以各种卑劣的手段，阻挠这些作家的作品在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胡风污蔑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棍子”统治，但事实却是这些流氓们才在新文艺出版社里实行着真正的棍子统治。
在上海解放后不久，当时华东文艺界领导上执行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针，提倡作家同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并且出版了一套“文艺创作丛书”，由冯雪峰、巴金、黄源、魏金枝等十多人组成了编辑委员会，主持其事。这套丛书曾先后出版了数十部作品，这些作品的作者大多数是在解放区、解放军里受过一定锻炼的青年，有些作品在艺术表现上虽然不够成熟，但是所反映的却都是工农兵生活。这些作品的出现，对于当时的华东文艺界应当说是极可喜的现象，其中不少作品得到了群众的欢迎。新文艺出版社成立后，华东人民出版社遵照上级关于出版分工的指示，把这批丛书移交给了新文艺出版社。但是胡风分子对这套书却大肆砍杀。华东人民出版社当时曾移交文艺作品一百三十三种（包括丛书及其他作品），胡风分子只接受六十五种，以后经再三责问，隔了数月才勉强又收了六部。而这些书被迫接过来后大部分就没有再版，事实上被判处了死刑。但混在其中的胡风分子的二、三本作品（如冀汸的“喜日”），却迅速得到再版。
胡风分子对于进步作家，特别是共产党员作家以及反映人民革命事业的作品最为切齿仇恨，他们先是竭力阻挠这些作品出版，阻挠不成，便加以恶毒的谩骂和讥嘲，力图削弱这些作品在群众中的影响。对进步作品的讽刺、讥笑，是他们日常言谈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知侠著的“铁道游击队”，他们最先是阻挠出版，阻挠未遂，便转而恶毒地加以污蔑诽谤：艺术上太拙劣啦，没有创造出成功的人物啦，
“新七侠五义”啦。他们甚至不准别人公开推荐。有一个同志写了一篇介绍“铁道游击队”的文章，胡风分子张中晓就跑去找他，非常恶毒地问他：
“你为什么不去向刘知侠借点钱来用？”
“我不认识刘知侠，为什么要向他借钱？”那位同志被问得莫名其妙。
“你不向他借钱，难道是为写介绍文章而写介绍文章的吗？”张中晓恶狠狠地说，活现出了一副卑劣的流氓面孔。
胡风分子对待一些来自工农兵、反映工农兵的新作家的作品，总是用概念化、公式化的帽子，一棍将其打死。许多稿子只大略翻一下，就草草退掉了。这里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有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寄来了十二首诗，大都在报上发表过，胡风分子罗洛刻薄地批道：“这些清脆的、银铃般的诗，好则好矣，只是较浮泛，较贫乏，较概念些，总之质量太低，不用。”部队里的一位作者毕革非写了一部反映部队生活的快板诗，寄来要求出版，胡风分子梅林拿到稿后就一丢：“这是什么诗！”随便写个意见就退掉。
反对思想改造也是胡风分子所时刻不忘的。作家柯岗在他的“风雪高原红花开”的小说后记中，谈到自己的创作体会说：“如果作者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成为建筑人们灵魂的力量，那就首先要在深入生活的实践中，以英雄和群众的高贵灵魂，来改造或提高自己的灵魂，否则生活将成浪费，……深入生活原本是自我改造的另一面。而提高创作，又必须建筑在自我改造的基础上。”
按理说，这段话并无错处，但胡风分子罗洛、耿庸看后竟大发脾气，去信斥责作者：“这不仅是缺乏一个文艺工作者应有的谦虚和诚恳，而且对柯岗同志自己、对读者都没有什么好处。”坚决主张把这段话删去。后来这部小说因为未能为胡风分子所把持的第一编辑室通过，最后只好由新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室发排付印。
这些反革命分子也考虑到，上述这些破坏活动太露骨了，得要一些障眼法来遮盖一番，于是他们演出了一幕所谓“培养新生力量”的滑稽剧。有一位作者叫陈萍的写了一篇题为“生产待命”的小说，写一个复员军人回乡生产的故事。胡风分子罗洛为了表示自己“重视新生力量”，便反复加以改写。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部队的一个班长，共产党员，又是战斗模范，但罗洛却把他改写成了一个思想感情很不健康的人。这部作品出版后，读者在“解放军文艺”上给予严厉批评，认为它完全歪曲了解放军老战士的形象。另外，新文艺出版社的胡风分子还“培养”了一个叫郭永雁（笔名郭凌青）的作者，把它寄来的小说“永生”给予出版。从此胡风分子就经常拿这两件事来吹嘘炫耀，大作其总结报告，言下似乎只有胡风分子才是“重视培养新生力量”的。但后来事实查明，那个为胡风分子所“培养”赏识的郭永雁，竟是一个被部队开除军籍的、品质很不好的人，而他的那部“创作”，也是从中南区已出版的一部小说上抄袭来的。“培养新生力量”的把戏至此全部拆穿。
大量出版胡风集团的反动作品，向党作“挖心战”
在大刀阔斧地砍杀进步作品的同时，胡风分子们积极地把他们的同伙组织起来，大量出版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各种反动书籍，同党的思想领导展开激烈的争夺战。
胡风分子为着争取书籍的出版，用尽了各种手法，如事先把题目都约定好，先占领“选题计划”，常常一个人就占了四、五个题。别人送来书题了，就可以“选题已满”为借口挡回去。为了怕占题太多惹人注意，又换上各种不同的笔名。有时稿还未送来，就放出空气：“一部伟大的作品不久就要问世了！”稿子送来后，更是编发迅速，排得漂亮，校得仔细，而且纸质特别好，装璜精致大方。反革命集团头目胡风的书一律要印二十八开，据说是“便于将来出全集”。刘雪苇的书第一版印后感到排得不好看，就把纸型报废，马上重排。这些书印得也最多，尽管仓库里积压很多，还是一再重印。而书的稿费更比任何书籍优厚，胡风和雪苇的书拿的是最高的稿费。一切待遇同其他作者截然不同。
为了扩大这些书籍的反动影响，这些刽子手一下都变成了歌手，唱尽了一切肉麻的赞歌。一本显然有着错误的鲁藜的诗集“星的歌”，张中晓却赞道：“这些是朴素的花朵，每一朵都有它的香气和色彩，它是在作者战斗中产生的，有着时代最庄严的颂歌。……是优秀的诗。”罗洛也附和着说：“这些诗是异常纯洁而真诚的，作者真诚赞美着生命、战斗、人生，……在这些诗里饱满着情感，而这些情感又异常自然地流出，像透明的泉水在阳光下流着……”。同一作者的另一本诗“时间的歌”，罗洛赞道：“朴实的风格，气象万千，写的都是平凡的事物和话语，然而其中又包括着最高的真理。”这个所谓“最高的真理”，就是因为这些诗都贯穿了胡风关于抒情诗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反动观点，其中有两首题为“献给风”、“献给F”的肉麻的“赞歌”，是献给反革命集团的头目胡风的。
胡风分子路翎的短篇小说集“求爱”出版了。罗洛赞道：“作者善于从多方面表现出人民底强大和有力，无论生活是多么痛苦，多么污秽，而人，生活着，满怀着力量，满怀着爱。是优秀的小说集，可再版。”但是实际上这本书却是充满着对劳动人民的侮辱和挖苦，和对美帝国主义的歌颂。
胡风分子冀汸的小说“这里没有冬天”，他的同伙们誉为“在写农村的许多小说中，这部作品是比较优秀的，生动地写出了新区农村错综复杂的生活斗争，新型农民的进步，成长，以及他们的性格、品质、理想……”，把这部书捧上了天。但实际上这部书严重地歪曲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实际状况。这部书的主角是一个解放前受尽地主剥削，解放后翻了身（分到了地，当了村长）的雇农，但作者却硬把它变成了一个忠心耿耿地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反革命分子，同党和政府势不两立，最后则以自杀而告终。
但是尽管胡风分子怎样故弄玄虚，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些书籍出版后立即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对“这里没有冬天”一书，读者寄来了一百二十几封指责信。路翎的小说“求爱”一摆到书店，读者就向书店提出抗议，部队同志尖锐地指出“求爱”已不是单纯的文艺思想问题，而是散播反动言论的政治性质的问题，要求出版社严肃考虑。但读者这些正确意见，被胡风分子断然拒绝了，路翎甚至拒绝那怕是一个字的修改。盘踞在出版社的胡风分子并立即通报远在北京的胡风，胡风就向文艺界领导同志提出“抗议”，把读者正当的义愤，说成是对路翎“政治上的陷害”，真是气势汹汹。
以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掩护向党射击
胡风集团分子懂得，明目张胆地宣扬他们那套反革命言论的作品，在读者中的市场毕竟是很有限的，而且很容易为人们所识破。他们需要采取更隐蔽更阴险的方法来向党攻击。于是在新文艺出版社成立后不久，胡风、刘雪苇、王元化等发起出版一套“文艺理论学习小译丛”，由胡风分子罗洛、张中晓担任编辑，冠冕堂皇地宣布出版目的是介绍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眼中钉的胡风集团分子为什么突然对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热心起来了呢？后来人们才发现，原来胡风分子在这里演了一个偷天换日的把戏，他们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枪靶，从另一个方向来向党的文艺事业射击。
胡风分子在这里采取了两个卑鄙的方法来攻击党的文艺事业，一个方法是在译文的后边加上一个“附记”，恶毒地歪曲原作的思想，贩卖胡风的私货。例如在“为了戏剧”一文中，胡风分子罗洛在附记中断章取义地摘下原文的一些字句，宣传什么“富于人性、能感动心灵”等论调，主张不要害怕写主角的缺点，从而为胡风派作品中侮辱劳动人民的描写制造理论根据。在另一篇“一切是为了人”的译文中，罗洛在附记中又宣扬所谓作品要描写什么“普通的、人的东西”，要表现什么“整个世界和全体人类”，要表现什么“无穷尽的情感”，否定作品应当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并攻击今天的进步作家是“医院里的刽子手”，文艺批评是所谓“棍子”统治。在又一篇“高尔基与社会主义美学”的译文中，原文曾提到一部主题有意义，但写得不好的坏作品，应予批评，但罗洛却断章取义、牛头不对马嘴地攻击道：“这对我们某些一看到‘这部作品的主题很重要’就立刻得出结论‘因而这部作品是不错的’的批评家们，也应该是当头的一声棒喝吧。”这种恶意的歪曲，目的就是为了反对作家要写有意义的、重要的题材的正确主张，宣扬胡风的关于文学创作不必为政治任务服务的反动论点。
胡风分子在小译丛中的另一个方法就是窜改原文，一篇加里宁“艺术工作者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译文，有几段谈到契诃夫，同胡风分子过去的曲解截然不同，他们就把它删去了。有些译文正是击中了他们反动理论的要害的，他们干脆就拒绝出版。译者高叔眉曾寄去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的“苏维埃文学的迫切任务”一文，胡风分子罗洛一看不合意，就批道：“我们觉得这篇文章内容比较贫弱，所谈的问题虽多，但却只是一般地提到，并无什么独特的见解，共产党人的社论或专论，常常写成这样四平八稳的，如不加选择地介绍过来，则意义不大，”就退给了译者。而另一篇辛清（即胡风分子方然）译的“论文学与人民的血缘关系”，胡风分子罗洛认为可以加以歪曲，就批道：“原文很好，……针对目前的庸俗社会学的阶级公式对待作家与作品的粗暴态度，以及对待文学遗产的反人民性的观点，此文对我们是有益的。”
这就是胡风分子出版这套文艺理论小译丛的真正目的的说明。
造谣污蔑和挑拨离间
新文艺出版社内胡风分子的活动，不仅在文艺方面，他们还采取了为胡风集团所惯用的种种资产阶级的政治手段，在社内外展开了一系列政治性的破坏。
胡风分子攻击的目标首先是新文艺出版社内的共产党支部。新文艺出版社的党支部过去同他们的斗争是不够的，但对他们来说共产党组织毕竟是一个“心腹之患”。胡风分子张中晓、梅林、耿庸等在办公室经常公开辱骂支部的工作人员、冷嘲热讽，什么“领导低能”、“一本马列主义也没读过”，等等，并且用各种卑鄙的手段挑拨工作人员的团结，制造党内的不和。有一个同志因为犯了许多错误在党内会议上受到了批评，罗洛就来宽言安慰他，气愤地为他抱不平：“党内生活没有一点温暖，对待一个同志好像对待敌人一样，要是我，那真受不了。”
“联络人”、“争取人”、“从事开辟工作”的活动，新文艺出版社的胡风分子真是不遗余力地在进行，只要发现“此人对现状不满”，对领导不满，他们决不放过。有一个同志写了一篇小说，编辑室内其他同志提了意见，要他修改，耿庸就对他说：“我看你这篇小说比我们所出版的小说，水平只会高，不会低，本来就可以马上发排，为什么还要故意留难呢？”他们的这些活动不是没有效果的，有些工作人员，甚至党员，就这样被他们“争取”过去了。胡风分子就嗾使这些人，公开同党对抗，直到这次胡风反革命阴谋揭露后，这些同志才悔恨地觉悟过来，知道被敌人利用了。
党注意到了新文艺出版社被胡风分子把持的严重事实之后，在一九五三年冬天将刘雪苇调离新文艺出版社，另派了一个党员去担任社长。胡风分子立即就把攻击目标转向这个同志，在群众中诽谤新来的社长“不懂文艺”，“土包子”等等，并在工作中百般刁难，抗拒，企图逼使他就范。
已有许多材料证明：新文艺出版社内的胡风分子也是一个制造谣言的公司。他们经常散播各种不堪入耳的谣言，污蔑华东地区以至中央的文艺工作和其他部门的领导人。只要党有一项重要的措施，这里很快就会出现另一种相反的论调。譬如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决定开除堕落分子孔厥的会籍，这本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但这里却有另一种说法：“孔厥被开除是因为得罪的人太多，又是小人物。”中央机关领导人员的工作有了调动，这里也立即有了反应：这是因为某人和某人争权夺位之类。只要谁批评了他们或他们的作品，一连串最刻薄下流的咒骂和诽谤就会降落在谁的头上。“文艺报”在批评了胡风疯狂攻击党的诗“时间开始了”以后，新文艺出版社的胡风分子张中晓、耿庸、罗洛等就化了几十个名字，写信到“文艺报”谩骂批评胡风的人为“蛆虫”，“低能的蚊子”，“泼妇”，“谁要再说昏话，我就要×他祖宗十八代”。他们还假造了一个几十个人的座谈会记录写给“文艺报”。
从猖狂进攻到“退却”
新文艺出版社内胡风分子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反革命集团的首脑胡风的指挥下进行的，都是和胡风集团整个反革命活动相呼应的。
党在加强了对新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并对其破坏行为展开斗争以后，胡风分子在表面上“退却”了，隐蔽了，但实际上活动却更加紧张。胡风在一九五四年春天开始起草三十万言的反党报告后，这里也忙碌起来。胡风不断指示张中晓、罗洛、耿庸等人搜集材料，报告新文艺出版社内部情况。当时出版社领导上邀请一些作家开了一次座谈会，作家们对胡风集团的一些错误作品展开批评（如“求爱”、“诗是什么”、“这里没有冬天”等），张中晓把这个情况报告了胡风。胡风认为这个情报“很重要”，要张伪装久未通信的口气，写一详细报告给他，以便给他作为向党攻击的资本。信写出后，胡风觉得信还写得“太善良”，就在国庆节时把张召到北京，当面详细汇报座谈会的情况，并重新按照胡风的指示伪造一封信，填上假日子。又把同样的一封信抄寄给毛主席。张中晓回沪时，胡风又布置了任务，并要他隐瞒去北京的活动。
去年十月底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检查“文艺报”的错误，胡风趁机向党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并通知新文艺出版社的喽罗们“问题要全面展开”。于是新文艺出版社的胡风分子便纷纷上阵，张中晓布置耿庸、冀汸等制造大批假信上书毛主席，“布成疑阵”。耿庸并以“‘阿Q正传’研究”为题攻击“文艺月报”对这本书的批评。此时华东作家协会理事会也召开了扩大会议，胡风分子便每天在耿庸家里秘密聚会，向“文艺月报”和文艺工作的领导上进行攻击，和胡风遥相呼应。
胡风及其党羽的攻击没有成功，他们的阴谋被戳穿了。新文艺出版社的胡风分子在胡风的指使下迅速实行退却。胡风指示张中晓等“不要痛苦，千万冷静。还有许多事情我们得忍受，并且只有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一切都是为了事业，为了更远大的未来！”“不得已时，也可以就一般问题写一短文，……千万不要被动。”于是，胡风分子们就如法泡制地“检讨”起来。罗洛首先动手写批评胡风的文章，写了一次，再写一次，但却是连篇假话，他们是忠实地按照胡风的指示执行的。
现在，胡风反革命集团在新文艺出版社的反革命活动已被揭穿了。新文艺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现在正作进一步的检查和揭露。他们决心要把这个占据出版社三年之久的反革命集团彻底摧毁，把胡风分子留下的毒氛清除干净，把这个斗争胜利进行到底。
坚决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胡风集团在新文艺出版社的反革命活动 1955-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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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彻底粉碎胡风集团
刘文辉
胡风和胡风集团长期以来一直暗藏在革命阵营内进行反革命活动，解放前是这样，解放后更加猖狂。这说明胡风和胡风集团是一贯的，顽强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战略的，彻头彻尾的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组织。我们从第三批材料里，更清楚地看出他们丑恶的本来面目，认清了胡风集团的本质。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原来是蒋匪帮的忠实走狗，他们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都有密切联系。他们敌视中国共产党，敌视中国人民，仇恨新中国，仇恨人民民主政权。他们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就是企图推翻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文艺战线上反对党的领导，这只是胡风和胡风集团整个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批材料的发表，更明显地证明胡风和胡风集团的问题，不是思想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不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而是革命同反革命斗争的问题。
胡风和胡风集团知道堡垒是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因此，他们施展孙悟空的战术，长期隐身在革命队伍里面，伪装革命，实际干着反革命勾当。妄想篡夺党的领导权，妄想破坏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从而破坏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这样来效忠于他们的主子——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这是全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的。中国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在革命斗争中受过长期的锻炼，不是披着革命外衣的胡风和胡风集团所能欺骗的；而且中国人民具有足够的力量，给予任何敌人以致命的打击。现在全国展开反胡风和胡风集团的群众性斗争，正好说明这点。这是我们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的又一个伟大胜利。
社会主义革命是比新民主主义革命更广泛、更深刻的革命，因此，阶级斗争必然会更尖锐、更复杂。已被消灭和将被消灭的阶级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绝不会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地，敌人越接近死亡，越会带有垂死挣扎的疯狂性质。我们要彻底粉碎胡风集团，对胡风和胡风集团中死不改悔的分子，要求依法给予严厉惩处。同时，还要提高警惕，把混入革命阵营的一切反革命分子揭发出来，认真处理。
毛主席教导我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学习，更深入地有系统地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改造思想，划清敌我界限，提高政治嗅觉，在过渡时期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战胜一切国内外敌人，以保障人民革命的成果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地进行。
胡风分子在“文汇报”“文学界”周刊的罪恶活动
“文汇报”编辑部
最近我们检查了胡风集团分子历年在文汇报文艺周刊上所发表的反动文章。我们发现在每个革命斗争的紧要关头，胡风分子必写文章，同蒋介石匪帮里应外合，污蔑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战线。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本报复刊不久，胡风分子耿庸和曰木在上海反蒋斗争的紧要关头，钻到当时本报的“新文艺”周刊上发表文章，污蔑进步作家，进行别有用心的挑拨活动。胡风分子耿庸在“略说不安”和曰木的“从文艺界恶劣风气想起”两篇文章中（载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本报“新文艺”周刊），挑拨文艺界的团结，攻击进步作家巴金和唐弢同志。恶毒地称他们为“编辑家和论客”，“奴性和摆擂台作风”，同“过河卒子”差不多等等。当时上海的情况是：白色恐怖严重，劝工大楼惨案发生还不久。胡风分子这时候就在报上写文章污蔑进步作家，制造混乱，进行别有用心的挑拨，在文艺界引起了很大的风波。郭沫若同志为此在
“新文艺”周刊写了一篇文章“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批评了胡风分子耿庸和曰木对进步作家乱加攻击的文章。不料这种善意的批评竟遭到胡风分子更疯狂的攻击，并且用极恶毒极下流的词句辱骂郭沫若同志。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当时上海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污蔑进步作家，制造混乱，同国民党特务里应外合，进行卑鄙的挑拨活动，这说明他们完全是一伙变色的蜥蜴，是一伙别有用心别有来历的人。
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期间，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方面叫张禹接连向“文艺报”投稿，一再要求上海党的文艺工作领导同志作检讨，以便达到他们打击文艺工作的领导同志的目的；另一方面其他胡风分子通过梅林，在“文学界”发表文章反对学习。胡风反革命集团阴谋利用这个“缺口”，借批判“武训传”为名，进行人身攻击，扩大打击面，转移思想斗争的目标，企图把矛头指向党、指向党的文艺领导和党的文艺政策，达到他们破坏人民革命事业的目的。胡风集团分子耿庸、张禹、罗石、罗洛等纷纷在“文学界”写文章反对批判“武训传”，一口否认有批判武训、武训传和武训精神的必要，说武训这个人是“早就在历史的尘埃中埋葬了的”，鲁迅先生十多年前已经批判过，“武训传”的错误完全是孙瑜和党的文艺领导同志的责任。因此胡风分子提出只对作者“展开彻底的批评”，说“武训和孙瑜先生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相同又相通的东西”，企图把斗争转为人身攻击，混乱思想斗争的阵线。同时又叫嚣谁要是提倡批判“武训传”，并从这一思想运动中吸取教训，那就是一种“倒楣思想”和“对于人民鉴别能力的轻蔑”（以上均见一九五一年六月四日第七十一期“文学界”）。胡风集团分子利用“武训传”的批判，极其狠毒地集中力量对党的文艺领导同志展开了疯狂的攻击。当时“文学界”的编委们对胡风分子的猖狂很不满意，但是梅林并不接受批评，还打算将罗石的反批评文章继续发表，后来因为“文学界”停刊，终未刊出。从以上的材料可以看出，胡风反革命集团完全是有计划有目的地把斗争的锋芒转向党和党的文艺领导同志，阴谋破坏党所号召的思想批判运动。由于胡风集团的疯狂破坏，确实曾经影响了当时上海对“武训传”批判运动的深入开展。
胡风集团分子不但公开地向党进攻，污蔑党的文艺领导同志和进步作家，并且极其隐秘地在许多文章中对革命进行“点滴”的进攻，污蔑革命，污蔑劳动人民。有的文章在介绍工厂文艺创作经验的幌子下，夸大工人的落后，提倡到工厂的“茅坑里”去体验工人生活，甚至将工人阶级同混入工人阶级队伍的异己分子混为一谈，散布所谓“工人落后，应该予以批判……而不能为工人阶级笼统的观念模糊”等反动谬论。反革命头子胡风本人在第六十三期“文学界”（刊于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的“‘文艺笔谈’后记”一文中，更大肆攻击所谓罩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头上的“庸俗的气氛”，污蔑革命文艺是“机械唯物论”。胡风分子张禹在同期“论‘赶任务’”一文中，攻击“文艺报”关于“赶任务”问题的讨论，并利用作家为政治运动所写的一些作品中的缺点，恶毒地谩骂当时许多积极参加政治斗争的作家，说这是“一种毫无责任感的、堕落的、为人民文学所不能容忍的行为”。当时本报编辑部曾撤换过“文学界”周刊有显著错误的稿件，梅林为此竟向当时本报总编辑柯灵抗议，以辞职要挟；并写信给冯雪峰同志，大骂当时本报主笔唐弢为“市侩”。从以上的材料可以看出，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是多么仇视工人阶级，多么仇视中国共产党，多么仇视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事业。
胡风反革命集团利用“文学界”周刊，作为他们进行反党、反人民、反革命活动的据点之一，大批贩卖反革命的私货。仅仅反对讨论“武训传”问题的文章即有十三篇之多。这些事实，真使我们不寒而栗！在这一事件中，深刻暴露了我们对反革命分子是丧失警惕的，对于敌人用两面派的手法欺骗我们是认识不足的，对于反革命分子用“避免太尖锐”、“也不必说空话”、“通过他（即胡风分子梅林）漏一点东西出去”的种种战术是不敏感的。因此，我们竟被反革命分子利用了两年。我们一定要从胡风事件中吸取教训，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性，提高自己对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杜绝一切漏洞，决不上反革命分子的当；并且，要发挥人民报纸的作用，不断教育读者，提高警惕，加强战斗，为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思想影响而斗争！为彻底清除一切反革命分子而斗争！
（原载上海“文汇报”，本报略加删改）
（附图片）
同是反革命的封锁线 周路石作
坚决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1955-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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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党领导文艺问题驳右派
　　何其芳
资产阶级右派从各个方面反对党的领导。在政治、教育、文化、科学等方面，他们都曾猖狂进攻、妄图否定和取消党的领导。文艺界的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的锋芒特别集中在党领导文艺的问题上。
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公式，那就是：我们现在的文艺状况糟得很，原因就是党领导坏了。于是他们就达到了这样的结论：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或者比较曲折一点，党必须按照他们的观点领导文艺。按照资产阶级右派的观点领导文艺，不用说实际上也就是取消党的领导。
吴祖光说：“我活到四十岁了，从没有看到像这几年这样乱过。”他认为解放后“组织力量庞大”妨碍了艺术家们的“个人奋斗”。他诬蔑地说，已成的艺术家们“由于长期地‘依靠组织’的结果，长期地被粗暴压制和干涉的结果，小心翼翼，顾虑重重，金人缄口，寸步难行，不要说难以比拟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比保育院的婴儿还要难以自处，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他又完全不顾事实地说解放后在文学艺术方面没有培养出什么新人，并企图以此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的结论是：“组织制度是愚蠢的。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他就是这样直接了当：党的领导本身就和文艺工作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解决矛盾的办法是干脆不要领导。
刘绍棠的攻击同样是从我们现在的文艺状况开始。他说我们的文学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生活内容贫乏，艺术感染力淡薄，离开了现实主义。他认为苏联和我国的文学都退化了。他说，苏联后二十年的文学比前二十年差；我国从1942到1957的十五年也不如1919到1934的十五年，因为没有产生鲁迅、茅盾、巴金、曹禺那样的作家。他认为原因就在教条主义。他说：“不能不承认，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的理论指导思想是守旧的；而且与之同时又深深地受了外来的教条主义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妨碍和束缚了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他所说的“理论指导思想是守旧的”，是指党坚持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提出的、已经为历史所证明的正确的文艺方向；他所说的“外来的教条主义”，是指苏联的文艺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所以他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肆意污蔑。他要求作家有权利大胆自由地写所谓“落后面”和“阴暗面”，写女同志的“曲线”和“性的刺激”?。他就是这样用资产阶级右派的观点来反对党的正确的文艺思想，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反对对文艺的错误倾向不良倾向加以限制，即使仅仅是理论上的限制。
夸大我们现在的文艺的缺点，否定成绩，认为教条主义是全部问题的症结，并且把党的正确的文艺思想诋毁为教条主义，这不只是刘绍棠一人的论调，而是文艺界不少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所共同的。冯雪峰认为“今天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与高中、初中的作文差不了好多”，诬蔑我们对作家有“思想上的管制”，并且诋毁苏联文学缺少“人类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伟大精神”、“根本问题是教条主义”?。陈涌认为“党对文艺的领导存在着一些文艺思想上的问题”、“即教条主义的问题”?。黄秋耘说教条主义“仿佛已经浸润在我们人民群众的精神中，深入人心，牢不可破”，“这几乎有点像中世纪的宗教一样，谁要是不跟着神甫祈祷和作礼拜，就势必被目为异端邪说”?。以何直的笔名发表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秦兆阳，也是以反教条主义为幌子来攻击新中国的文艺，攻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说：“教条主义对于文学艺术的束缚，这不光是中国的情况，而且是带世界性的情况。”他认为中国的“种种教条主义”的形成是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的缺点”和“对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庸俗化的理解和解释”?。他的许多论点都和刘绍棠相近似，只是刘绍棠说得很露骨，他说得比较曲折一些。这些人和吴祖光一样，也是说现在的文艺状况很不妙，原因在党的领导有问题。他们和吴祖光不同之处不过是他们没有直接了当地叫出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而是把党的正确的文艺思想诋毁为教条主义，然后在反教条主义的掩盖之下来妄图取消党的领导而已。
右派分子的这个共同的公式是一点也经不起反驳的。
我们现在的文艺状况到底应该如何估计呢？我们的文艺工作并不是完全没有缺点和问题，但总的说来，和右派分子的攻击相反，我们的状况不是糟得很，不是退化了，不是不如1919到1934年，不是不如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而是和我们国家的其他事业一样，成绩和进步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而且是前进中的缺点。
谁能否认这样一些事实呢？党的正确的文艺思想已经为广大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所接受。这使许多已成的和未来的作家和艺术家免于走入歧途，减少一些曲折。我们应该充分估计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凡是在文学艺术的道路上经历过一些曲折和摸索的人，都会深刻地理解到它的意义的巨大。在党的正确的文艺思想的指导之下，已经产生了许多具有新的性质的作品。尽管由于时间的短暂，还没有找到最集中的表现，它们的新的性质却是很明显的。在我国的文学史上，过去什么时代曾经出现过这样众多的作品，它们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而且是以明确的革命观点来反映呢？对我们的文艺事业的成就，单从提高的角度去估计还是很不够的。还必须看到，十五年来，文学艺术的普及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实现了。文学艺术和人民群众的结合，对于人民群众所起的教育作用，是空前未有的。正是由于这种普及的实现，文学艺术的队伍大为扩大了，出现了许多新的作家和艺术家，并且给文学艺术准备了新的读者和观众。这都是文学艺术发展和繁荣的条件。
当然，这也是事实，十五年来并没有产生鲁迅那样的作家。但鲁迅那样的作家，已经属于我国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伟大作家之列，并不是每十五年，甚至并不是每五十年，每一百年，就一定会出现的。
我们还可以说，这也是事实，现在一般作品的水平还不高。但这不高是一种比较的说法。比起我们的要求来，比起文学史上成功的作品来，我们说不高。如果和五四以后十五年的一般作品的水平相比，那就应该说已经有了进步。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是鲁迅以外的当时最有成就的作家。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十五年的最有成就的作家和他们相比，即使在某些方面还赶不上他们，从作品的新的性质说来，也应该说已经有了进步。
我们现在还没有伟大的作家，一般作品的水平还不高，这又是由于什么原因呢？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应该从新文学的传统和作家本身的情况去寻求解释。我们整个的文学传统，那是很悠久很丰富很光辉灿烂的，那是二千多年累积起来的。但我们的新文学却是从五四才开始。一般作家继承的主要是这个传统。五四以来虽然也曾产生了鲁迅那样特别杰出的作家和其他少数成就较大的作家，总的说来，这个传统还是比较薄弱的，一般作品的水平还是不高的。1924年，鲁迅作过一个讲演，叫做“未有天才之前”。对于当时要求天才的呼声，他是这样回答的：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有可以培养天才的泥土。他自己的一生就作了很多翻译介绍和其他准备泥土的工作。我们从俄国文学史可以看到，在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这些大作家出现之前，已经有许多人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其他欧洲国家，也常有类似的情况。五四以来，我们的这种为了天才的产生而准备泥土的工作，是不断地有人在作的。但直到现在，还是做得不够。我们的社会的文化水平和文学艺术水平还不高。一般作品的水平不高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之下，在个别人物的身上，如果特别集中了许多优越的条件，他的成就也可以远远超出于当时一般水平之上。鲁迅就是这样。但要同时产生或者相继产生伟大的作家，那就比较困难了。我们的作家，除了和这种社会情况直接有关联的一般存在着准备不足修养不足的缺点而外，还有其他问题。不少年纪较大的已成的作家对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不够熟悉；不少年纪较轻的新作家生活和写作的经验都还不丰富；有些作家又做别的事情去了；有些作家努力不够，或者创作态度不严肃，形成停滞或退步的状态；还有少数作家蜕化变质了。尽管也有条件和准备都较好的作家，而且他们是努力的，但这样的人还不多。这些情况不能不影响到目前的整个的成就。总起来说，我们今天有许多根本有利于创作的条件，那就是我们的时代、社会、生活和方向；但也有一些还不够好的条件，那就是我们的新文学的传统还比较薄弱，我们的社会的文化水平和文学艺术水平还不高，我们的许多作家本身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文学艺术在某个时期特别繁荣，在某个时期又不那么繁荣，在某个时期出现了伟大的作家，在某个时期又不出现，这是一种很复杂的社会现象，很不容易加以精确的说明。我们今天的文艺状况还不能很令人满意，我试为作了一些解释。我认为这是一些我们首先应该想到的原因。如果同意这种看法，我们就会相信，今天的文艺状况还不能很令人满意不过是一时的现象；总的趋势是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之后，文化的高潮必然要到来，我们的文学艺术必然要日趋繁荣，必然要出现新的伟大的作品，只是这些作品的出现的早或迟，我们难于预料而已。
党是注意到这些情况的。党一直在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创造条件。从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向的提出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的规定、从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文学艺术的腐蚀到动员作家和艺术家到人民群众中去，从重视遗产到鼓励创作，都是为了改变文学艺术的现状。
我们的革命的文艺运动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发展起来的。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革命的文艺运动。吴祖光好像颇为雄辩地问道：“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太、贝多芬和莫理哀的？”?这其实不过是胡扯。古代的大作家大艺术家生活在共产党还没有产生的时代，当然不可能有党的领导。他们对于当时的不合理的事物常常要进行揭露和批评，因此他们对于当时的统治集团也并不是怎样顺从的。但他们和当时的先进思想，或者和当时的人民，都常常有着联系。近代的某些大作家，他们活着的年代共产党已经产生了，然而革命还未取得胜利，他们囿于旧时代的偏见，还不能接受共产主义，这种情况也是有的。这自然也谈不上党对他们的领导。托尔斯太就是这样。但也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接受了党的领导的。那就是鲁迅。那就是吴祖光用来作为没有领导的例子之一的鲁迅。党的领导并没有束缚他的天才，而是更加发展了它。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作家和艺术家接受党的领导，正是标志着他走向革命，走向人民。至于在革命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只要是愿意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作家和艺术家，那就更无法想像他们为什么不接受党的领导了。就整个文艺运动来说，取消党的领导，就是要把文学艺术引向资产阶级的方向，就是要毁灭革命的文学艺术。右派分子和我们之间的争论的实质就在这里。
吴祖光有一个“理论”，他说，“组织和个人是对立的，组织力量庞大，个人力量就减少。”?我们说，那要看是什么样的个人。如果是和革命的组织对抗的个人，他和组织的关系的确是对立的。他的个人力量不止要减少，而且要被粉碎。如果是集体主义者，能够以个人的利益服从集体的利益，那他和革命的组织的关系就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的，组织的力量越大，个人的力量也就越能得到发挥。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和个人的矛盾是完全可以统一的。就作家和艺术家来说，党给他们的事业以方向和条件，他们以个人的努力来完成。我们一点也不抹杀或降低个人的努力的重要。但如果是迷失了方向的努力，那就不可能有成就；如果缺乏某些必要的条件，个人的努力也将遭到很大的困难。
当然，我们所说的党的领导是指党的整个的领导，也即是正确的领导。在我们的局部工作中，完全是可能有缺点和错误的。这些缺点和错误自然是不利于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的，不利于作家和艺术家的个人的努力的。党曾经提出反对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反对行政命令方式的领导和简单粗暴的批评，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这都是针对文艺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们不能说我们的方向正确，党的总的领导正确，文艺工作就没有必须改进之处。我们也不能说在文艺工作中就没有教条主义存在。理论和实际脱离就是教条主义。在某些理论批评中，在某些干部的头脑中，教条主义是存在的。但我们和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的争论在这里：党的指导思想是不是教条主义？刘绍棠等人说是；我们说绝不是。党一直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党在文艺方面的指导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提出的文学艺术要为劳动人民服务、作家和艺术家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要到人民群众中去取得原料，改造思想感情，以及解放后提出的发展和繁荣文学艺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这里面有什么教条主义？
刘绍棠荒谬地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一个“策略性理论”部分，这个部分是根据抗日战争中的情况提出来的，全国解放后就过时了，不适用了，然而党仍然坚持这个“策略性理论”，这就是教条主义，这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他所说的“策略性理论”有两个内容：一是“当时文艺为政治服务，就必然表现在为政策条文服务上”；二是“当时在提高和普及的问题上，是以普及为主”?。凡是读过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的人都会知道，在它里面根本找不到文艺必须为政策条文服务的话，这不过是刘绍棠的?造而已。毛泽东同志只说过，“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这和为政策条文服务有什么相同之处？也许有人会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里虽然找不到刘绍棠?造的那样的话，但我们的文艺工作中却有过这样的事实：有些做宣传工作的同志常常要求文学艺术及时地宣传各种各样的政策，而且不分作家和艺术家也的确这样作过。如果为了战斗的需要，有时候作家和艺术家甚至要拿起枪来，他们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用文学艺术的形式来宣传党的政策，宣传那些和革命运动和人民生活的关系特别密切的重大政策，又有什么可非难呢？对他们的创作活动又有什么害处呢？只要做宣传工作的人和作家艺术家自己都不要有这种错误的看法，以为文学艺术的作用就止于此，以为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就是这样狭隘，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再进一步说，即使曾经有过某些不了解文艺理论和创作规律的人，他们抱有这种错误的狭隘的见解，那也不过是局部的现象，一时的现象。他们的这种见解是并不能代表而且不符合党的指导思想的。至于普及和提高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批评过有些同志对于普及的轻视和忽视，指出在当时的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并且对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作了统一的辩证的说明。如果我们不把普及的含义理解得很狭隘，以为仅仅是指写通俗读物一类的事情，而把它理解为文艺应该适应广大的人民群众的需要和欣赏水平，文艺应该面向群众，应该普及到群众中去，那么普及的任务更迫切，这是长远适用的。这又有什么教条主义？这对作家和艺术家又有什么束缚和妨碍？
刘绍棠还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也叫作教条主义。现在已经十分明白了，刘绍棠、冯雪峰、秦兆阳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于今天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学苏联文学的攻击，他们对于今天世界上最先进的文艺思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对，都不过是欧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修正主义者的可怜的应声虫而已。这倒的确不只是中国的情况，而是带世界性的情况。“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这正是他们的写照。刘绍棠在这里面扮演的是特别可笑的角色。他连“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这样一句文字和含义本来十分明确的话都不能理解，毫无道理地说这就“不是首先要求作家以当前的生活真实为依据，不是忠实最现实的生活真实”。?好像不是把现实视为和描写为发展的变化的更真实，反而是把现实视为和描写为静止的不变的才更真实似的。刘绍棠毫不隐蔽地坚决反对文学艺术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去教育人民。他说：“如果不把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抽开，就必然会产生概念化公式化，而忽视生活的复杂现象，必定会产生教条主义”?。原来在右派分子的眼睛里，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教条主义！
在反教条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和右派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我们反对的是真正的教条主义；他们反对的是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理论。他们把这些必要的正确的事物都一概诬蔑为教条主义，是为了便于进攻。我们说，在某些理论批评中，在某些干部的头脑中，是存在着教条主义的。这种教条主义对文艺工作会不会发生消极的影响呢？是会发生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但反对文艺上的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文艺上的教条主义。不过应该说明，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教条主义不过是原因之一。公式化概念化可以来源于教条主义，也可以来源于作家艺术家缺乏生活，思想水平艺术水平不高，粗制滥造以及其他原因。以为教条主义的问题解决了，文学艺术的一切问题也就解决了，那也是不切实际的。
对右派分子反对党领导文艺的共同公式，我们的驳斥就是如此。
文艺界的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在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文艺思想的同时，还提出来了一些他们自己的主张。我们不妨也略为考察一下。考察一下那些主张，可以更加明确地看出，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争论正是文艺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即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还是资产阶级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吴祖光主张用什么来代替党的领导呢？他只能提出一个“个人奋斗”，再加一个“著书都为稻粱谋”?。这倒是一个简单明了的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纲领。完全靠个人；而个人的奋斗又不过是为了金钱。刘绍棠的纲领表面上稍微复杂一点。他会讲一些“现实主义”、“生活的复杂现象”、“忠实于生活真实”之类的词句。但他用这些词句来提倡的实际的写作倾向也不过如我们已经说明过的，一个是要“揭示生活中的落后面”，“对阴暗面的描写”不能“保留着分寸”；一个是要写“曲线”，要写“性的刺激”，要写“黑狗钻裤裆”之类?。后者正是现在欧美资产阶级的堕落的文学的特色之一，用不着对它作什么评论。前者也不过是王实味、萧军、丁玲、罗烽这些人在延安提倡并实行过的所谓“暴露黑暗”的翻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对这种反动的主张作了严正的驳斥，已经从理论上透彻地解决了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早已破产的反动的主张现在又被不少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提出来了，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并不只是刘绍棠一人。在解放以前一贯轻视人民、一贯强调人民的落后的冯雪峰，到了全国解放，而且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却大讲“人民的痛苦”，提倡“歌颂批判两个轮子共同前进”?。黄秋耘也提倡写“生活中的阴暗面”，写“人民的疾苦”。他说，“今天在我们的土地上，还有灾荒，还有失业，还有传染病在流行，还有官僚主义在肆虐，还有各种各样不愉快的事情和不合理的现象。”他把右派分子刘宾雁的刻划“阴暗面”的作品捧到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一样高?。秦兆阳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中反对“差不多”，提倡“新鲜的试探”，“大胆的独创性”，单就这些抽象的话还看不出他的真正的意图。等到我们知道他对于刘宾雁的作品和黄秋耘一样肉麻地捧场，在给刘宾雁的信上说什么“你在开辟一条自己的现实主义的新路，同时也在给别人作出榜样来”，并且向人夸耀他在编辑“人民文学”的时候敢于发表刘宾雁的以及其他类似的作品，我们就明白他的“新鲜的试探”和“大胆的独创性”到底是什么了。我们的文学艺术并不是不能描写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并不是不应该批评我们生活中的消极和落后的事物。如果是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如果是以正确的态度来描写，完全是必要的。但这些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却非常奇怪，他们把今天的社会、今天的人民生活看成和过去的社会、过去的人民生活一样，看不见它们之间的根本的差异和已经发生了的根本的变化。我们的国家在各个方面的跃进和无数令人振奋的新气象在他们的心目中都好像不存在。他们提到“灾荒”、“失业”、“传染病”、“官僚主义”的时候，居然完全抹杀了我们对于这些现象所采取的种种积极有效的革命的措施，好像自然的灾害、流行的疾病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问题都成了新社会的罪状。如果说延安当时的所谓“暴露黑暗”是反革命分子和反党分子在革命遭到困难的时候的联合进攻，那么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在，这些新的“暴露黑暗”论者的反社会主义的意图也就昭然若揭了。
在右派分子当中，还有在政治和艺术的关系问题上用强调艺术的手法来否定政治的重要，否定政治对于艺术家的重要，宣扬胡风集团的创作实践就可以改造思想的谬论，并醉心于资产阶级的艺术家的生活方式及其培养艺术家的方法的。陈涌就是这样。这显然同样是妄图把我们的文学艺术引向资产阶级的方向和道路。政治和艺术的关系也是一个我们和资产阶级分子长期争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另外写文章来对右派加以驳斥。　　　　　　　　1958年1月29日
?以上见“戏剧报”1957年十一期“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和十四期“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
?以上见“北京文艺”1957年四月号“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文艺学习”1957年五月号“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和刘绍棠在北京文联组织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讨论会、王蒙小说讨论会、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文学小组等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以上见冯雪峰1953年6月19日在全国文协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学习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和1956年12月20日出版的“作家通讯”第八期上刊载的“在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见1957年鸣放期间陈涌在“文艺报”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
?“文艺学习”1957年6月号“刺在哪里？”和“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
?“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
?“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
?“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
?“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
?“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
?见1957年3月14日刘绍棠在北京文联组织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讨论会上的发言记录。
?同注?。和“打开窗户说亮话”。
?“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在北京文联组织的王蒙小说讨论会上的发言和在市委宣传工作会议文学小组上的发言。
?“在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和“苔花集”中的“锈损了灵魂的悲剧”。
就党领导文艺问题驳右派 1958-02-07

wuxinhai0912

变化万千的今天
巴金
在这些日子，我翻读每天的报纸，或者听人们讲话，或者到各处去看看，我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活在童话的世界里面一样，好像在做梦一样。我跟一些熟人谈起，他们也说有同感。我们平日常说“变化万千”，从前不过是一句空话，现在我才充分了解这四个字的意义。我们的周围的确天天在变，时时在变，人在变，事在变，物也在变。人与人的关系也在变。这样的变化何止万千，你要数也数不清，而且也无法数，因为连你自己也在变。
从大的讲起，像万座高炉平地起，一亩田收小麦五千多斤，在好些方面不要十五年，只要短短的几年功夫就赶上英国；像把水引上山，把山削平，把海填满……这样的事，过去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编童话的人也不敢想得太多。在童话里一个聚宝盆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今天有的聚宝盆岂止千千万万！“我们吹口气，滚滚江河沸翻；我们一举手，巍峨大山胆寒！”劳动人民的这种气魄岂是编童话的人所能想像的！至于几年以后，我们的祖国将以什么样的面貌在世界上出现，也不是编童话的人想像得到的。童话里的世界没有这样美，也没有这样富。在童话里，一个奇迹甚至十个奇迹就到了止境了，在今天的中国，每天都有上千上万的奇迹出现。所谓“奇迹”就是从前认为人力所办不到的。今天再没有中国人办不到的事情了。今天就有这样的人，他们偏偏要办到从前人们认为办不到的事。他们的确办到了，而且一个超过一个，比来比去，没有止境。集体的人的力量才开始在发挥，就已经产生了这么多的惊人的奇迹。要是古人能够活起来看一看今天的世界，他们一定会吓得逃跑，他们会以为遇到了神仙了。在他们脑子里今天的许多事情只有神仙才做得出来。
很多外国的绅士读到关于新中国建设上辉煌成就的报道不肯相信，他们还把今天的中国人当作从前的“东亚病夫”。他们一方面上了他们的“古人”的当，另一方面他们自己还在做着剥削的好梦，妄想年光倒流，过去的“好日子”重来。他们用他们的陈规来衡量新中国的飞跃的进步，闭上眼睛不肯承认摆在面前的事实，有时甚至痴心妄想，以为一阵叫嚣就可以抹煞六亿人民大国家的存在。其实并不要等多久的时间，他们就会发见自己远远地落在中国人的后面。他们做不到的事中国人做到了。他们费了大力才做到的事，中国人做得更多，更好。他们那些骗人的符咒不但吓不倒中国人民，也改变不了他们自己的命运。外国绅士们不认识站起来的中国劳动人民的力量，这是无足怪的；可怪的倒是有少数中国人到现在还迷信外国的陈规，不愿意承认自己同胞用两只手做出来的一切。他们给自己起了一个封号：“专家”。这些“专家”最大的本领就是不相信奇迹，也不愿意看见别人创造奇迹。他们始终认为过去不曾有过的事情现在和将来也不会有。他们用过去的陈规造成了四面墙，把自己关在里面。他们看不见破除了迷信打破了陈规的劳动人民天天在创造奇迹。
最近上海广慈医院治疗了一个烫伤面积达84.5％的病人。按照外国的陈规，这个病人最多只能活三天。在会诊时候，第一流的外科专家根据外国的医学文献，断定他很快地就要死亡。但是经过医院的细心治疗，病人已经活了一个月，而且一天一天地好起来。这种医学上的奇迹在上海几个医院里就有好几件。这就说明只要破除了迷信打破了常规，外国人没有做到的事今天的中国人都能做到。
再从小的方面说，你踏上电车就会有人招呼你，替你抱小孩，拿书报给你看，你丢了东西，人民警察会挑着担子送上门来招领；你到医院看病，医生会把你当作朋友或亲人看待；你已经忘记了自己什么时候修理过钟表，店里却来信殷勤地询问钟表是否走得很好。……任何大大小小的事都使你感觉到新社会中人们彼此的关心，感觉到和睦家庭中的温暖，感觉到人与人的关系一天一天地密切。
人们天天见到这些大的、小的变化，而且越来越深地感觉到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新的关系。这些大小的变化，这种新的关系不用说鼓舞了人们前进的勇气。一个人四周的一切都改变了，当然会促成他的改变。有些人变得慢，变得少，他们还习惯用旧脑筋看新事物，他们会觉得这一切都不可以理解。他们死抱着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去衡量一切，当然会处处碰壁。新社会里有一个最普遍的现象，就是：不为自己为大家。离开了众人的利益，哪里还有个人的利益呢？在一个一日千变万变的大时代中，一个人究竟能够做出什么事情？个人随时都会消灭，但是六亿人民这个伟大的集体却要永远存在，而且兴盛繁荣。也有人迷信自己的那一点点“知识”，认为在今天还是了不起的东西。我在前面讲过广慈医院的事情，在那次会诊的时候就有一位大专家表示过这样的意思：我来了比用什么药都好。我断定病人要死，谁也就没有责任了。但是出乎专家意外的是病人偏偏不死。这就说明个人的知识跟群众的智慧比起来，实在算不得什么。
今天已经不是少数人独占知识的时代了。也不是知识分子摆资格拿架子的时代了。那一点点所谓“知识”已经成了知识分子的包袱。资格越老、架子越大的人背的包袱也越重。包袱背得越重，走起路来也就越慢。今天六亿人民都在跟时间赛跑。要参加这个长距离赛跑，就不能够背着重的包袱。所以我们知识分子在学习总路线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感觉，时代变化太大，自己跟不上；时代跑得太快，自己追不上。变又变不大，跑又跑不快，只好远远地落在后面。落了后还想用“甘居中游”的招牌来安慰自己。其实在这个时代里，并没有可以让你“安居”的“中游”。因为时代不能因为你而停止前进，而且群众的力量还要推动时代跑得更快。今天的“中游”可能就是明天的“下游”，一旦落到“下游”就难免要被时代抛弃。不能怨时代无情，只能怪自己不求上进。知识分子跑不快的原因当然不止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背的包袱太重。只有把背上的包袱打开，将一件一件的肮脏东西完全丢光，才有可能跟着时代跑，永不掉队！
变化万千的今天 1958-07-03

wuxinhai0912

反党反人民的个人野心家的路是绝对走不通的
巴金
最近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揭露使我大吃一惊。丁玲竟然一错再错执迷不悟地坚持走她的毁灭的老路了！关于这个集团过去的活动文艺界中有一部分人也多少知道一点。一年半前，我听说，丁玲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低头伏罪，决心到“群众中去落户”，要写出对人民有益的作品。我一方面感到党对她的宽大，一方面也认为她从此走上了光明大道。今年3月，我在作协召开的创作规划会议上见到她，会后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我和靳以、罗荪去访问她，并约她给“收获”写稿。在谈话中她忽然提起林希翎这个名字，夸奖这个女孩子如何了不起。我们三个客人中间只有我收到过一份林希翎的油印的“控诉书”（草稿），匆匆翻阅了一遍。我自然不知道林希翎以后会是一个右派分子，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女孩子有点招摇撞骗的作风。我当时没有反驳丁玲的意见，不过我从她这些话里感到一种受委屈的不满情绪。我仿佛瞥见了她的灵魂的阴暗面。我因此暗想知识分子的改造的确不是容易的事，她好像并非甘心认罪似的。但是我也不曾想到其他。靳以和罗荪也有这同样的感觉。不过我们还认为她一直在埋头创作，我们还等着读她的作品。一直到最近读到那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才知道她关着门不是在写小说，却是在干那不可告人的反党的阴谋活动。原来她并没有走上光明大道，却走进了阴暗的死胡同。她欣赏、称赞林希翎的时候，她已经推翻了自己过去的检讨，在进行“翻案”的活动了。她始终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她不过用花言巧语，蒙混过关，等待时机，卷土重来。而且她还保存了她这个小集团，作为她重来的资本。她认为现在机会来了。她这次重来，不仅“翻案”，而且要篡夺文艺领导权。谁知她得意忘形的时候也正是她现出原形的时候。她也许以为这是过分乐观、盲目冒进的后果，其实即使她处心积虑、挖空心思也只有死路一条。反党、反人民的个人野心家的路是绝对走不通的。
揭露丁、陈反党集团的消息在上海报纸上发表后，不仅文艺界，各阶层的人都在激动地谈论这件大事。不少的人为丁玲惋惜，很奇怪一个有国际声誉的作家会堕落到甘愿躺在反党、反人民的泥坑里面。还有人问我：像丁玲这样受重视、有地位的作家，还有什么不满足？她为什么不安心创作，还要去搞那种丑恶的勾当？其实跟丁玲有过较多接触的人，就会知道她并不是偶然失脚掉进泥坑里去的。她的灵魂里有一个非常阴暗的东西，那就是老舍同志所说的“朕即文坛”的野心和“唯我独尊”的恶霸作风。她不承认文学是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她不了解任何一部好的文学作品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她把文学作品看成个人私有的财富。所以她提倡“一本书主义”，以为一个人有了一本书就有了一切，自然也包括了名和利。她把写作看作个人追求名利的工具，所以对于“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光荣称号她并不满意，对于党的重视和人民的尊敬她也并不感激。她还要权！而且要更大的权！她还要更多更大的名利。她以为她写了一本“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她就应该有一切，得不到的她就争，争不到的她就“偷”①，就搞阴谋来篡夺。做一个大作家还不能满足她的欲望。她要领导别人，她不能受人领导。她要在文坛上“称孤道寡”，不能够平等地跟作家们坐在一起，她要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偷盗”勾当，所以就搞反党小集团来实现她的阴谋计划。奇怪的是居然还有一些“作家”甘心听她指挥，替她出主意，为她奔走，最后把她抬到泥坑里去。今天在全国人民的眼睛里，丁玲不再是一个“灵魂的工程师”了。她满脸污泥，躺在臭水里面打滚，不管她真哭假哭也好，作“抒情的独白”也好，她掩饰不了她那令人厌恶的丑态。老是躺着打滚，只有使她越陷越深。她并没有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从泥坑里走出来，向人民低头认罪，老老实实地彻底交代。忍着痛去挖自己灵魂里的阴暗、丑恶的东西，越用力挖，越挖得深，越好！要把所有阴暗的、丑恶的东西全挖出来，挖干净了，才好重新作人，作一个名副其实的“灵魂的工程师”，做一个并不为名为利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家。
不管丁玲肯不肯彻底交代，丁、陈的反党集团是一定会打垮的。在新中国的文艺界中不能允许有任何小集团存在。作为一个作家必须把个人的事业跟集体的事业、个人的命运跟集体的命运连在一起，离开了党和人民另找出路，不管是有着多大声誉的作家，哪怕是丁玲罢，也会为人民唾弃，因为她已经自绝于人民了。
　　　　　　　　　　　　　　　　　 8月17日
①陈企霞交代说：“反党就像偷东西，偷了一点点，就想偷得更多。”
反党反人民的个人野心家的路是绝对走不通的 1957-08-31

wuxinhai0912

虚心些，再虚心些！
车鉴之
我的交游虽不广，朋友倒还有几个。这些朋友有的在报社做编辑，有的是机关干部，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喜爱文艺，有的还想将来当作家。最近有机会去拜访了他们，谁知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向我发了一阵牢骚，而且都是关于投稿问题的。
那个做编辑的朋友感慨万分的说：“现在有的青年投稿者派头可不小呀，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接着他举了几个例子。
一个青年读者向报纸副刊投稿，在附信中说：“我是一个文学水平极差的人……前些时候我向一个刊物投了一篇稿子，竟被附上‘不能刊用’的油印信退回来了。他们的刊物不需要新生力量。这些可耻的蠢物！这些骄傲的家伙！”
一个发表过几行诗作的青年写信质问编辑，说报上登的一首诗是抄袭他的，因为他的诗里写有“美国钢盔”，而这首诗里也有。并附来他那首诗的照片，说这首诗曾被这个刊物那个刊物转载过，发表时间已很久，这个“抄袭者”和编辑同志不可能没见到云云。编辑查对了一下，两首诗的内容、句子完全不同，相同的只有“美国钢盔”四个字。
至于在机关工作的几个朋友也有牢骚。一个朋友说：“我的志愿是想当一个业余作家，因此经常用业余时间写稿寄给报社，但都被退回来了。我要他们解答：业余作者是否要参加像‘作家协会’这样的组织才能发表作品呢？”
另一个朋友说：“我搜索枯肠写成稿子，但编辑部总是退回，退回！”
朋友们的议论倒引起了我的一点感想，使我想起了毛主席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指示。
上面举的一些例子说明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对于有些青年人很难说他们是虚心的。有的开始虽“自谦”为“文学水平极差的人”，但当他的稿子未被采用时，就骂编辑为“可耻的蠢物”、“骄傲的家伙”；有的发表过几行诗就不可一世，到处炫耀，还把他的“作品”拍了照，有的硬要编辑发表他不像样子的习作，有的竟说他的作品没有发表是因为不是作家协会的会员！这些能算是虚心的表现么？
要立志当作家，在业余时间练习写作，我想没有人反对。但是刚开始练习写作，把“搜索枯肠”写成的东西，就要急于发表，发表不成，就骂编辑“不重视新生力量”，这就未免太过份了！
俗话说，“满壶全不响，半壶响叮噹”。这些青年朋友现在还是“壶”内空空的时候，就已经狂妄自大，发出叮噹之声，当他们成了“半壶”或者超过“半壶”时又将如何呢？
由于有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而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报纸上已经揭发了许多，应当当做镜子照照。上述几位青年朋友中，有的是立志当作家的，我们就以作家为例吧，所谓“国际著名”的“作家”丁玲和艾青，所谓“神童”作家刘绍棠，不正都是因为极端狂妄自大而堕落成为右派分子的么？尤其是刘绍棠堕落的事实，更值得这些青年朋友们深思细想。我衷心地希望这些立志做作家而现在还不是作家的朋友们，要从这里吸取教训，特别重要的是要虚心些，再虚心些！
虚心些，再虚心些！ 1957-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