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通史第二卷  唐宋元卷【宋元部分】（李剑国 孟昭连 占骁勇 崔际银

诗言志

中国小说通史第二卷 唐宋元卷【宋元部分】


李剑国 陈洪 主编




目 录

第二编 宋辽金元文言小说  
第一章 唐人小说笼罩下的宋人小说
    第一节 唐人之后的尴尬地位
第二节 宋人风格：平实化、道学化及通俗化
第三节 宋代文言小说的分期及概况
第二章 北宋小说集
    第一节 宋初作家的小说集
    第二节 张君房《丽情集》与王山《笔奁录》
    第三节 刘斧《青琐高议》   
第四节 《云斋广录》及其他
  第三章 北宋单篇传奇文
第一节 乐史的历史传奇
    第二节 钱易的传奇作品及其他
    第三节 秦醇的传奇作品
    第四节 无名氏传奇文及其他
  第四章 《夷坚志》及其支流
    第一节 洪迈生平与《夷坚志》的创作过程及其版本流传
    第二节 洪迈小说观与《夷坚志》的特点及影响
    第三节 《夷坚志》所抄录的宋人小说
    第四节 《夷坚志》身影里的南宋小说集
第五章 南宋其他传奇文与小说集
第一节  南宋单篇传奇文的衰落
第二节  廉布与王氏父子的小说及其他  
第三节  《绿窗新话》与《醉翁谈录》
第四节  从《摭青杂说》到《异闻》
  第六章 辽金元文言小说
    第一节 王鼎《焚椒录》与孙九鼎小说
    第二节 元好问《续夷坚志》及“夷坚志”系列志怪集
    第三节 传奇文的长篇化：从《娇红记》到《龙会兰池录》、《春梦录》
    第四节 元代其他文言小说
第三编 宋元话本小说
第一章 说话溯源
第二章 两宋说话的繁荣
    第一节 说话场所与说话人
    第二节 说话及话本的分类
第三章 话本及其体制
    第一节 从说话到话本
    第二节 话本的基本叙事体制
第四章 讲史话本与小说话本
    第一节 讲史话本
    第二节 小说话本
    第三节 话本集
第五章 话本小说的艺术特征   
撰写说明

诗言志

第三编　　宋辽金元文言小说
第一章　唐人小说笼罩下的宋人小说
第一节  唐人之后的尴尬地位


宋人文言小说是不幸的，它生不逢时地夹在唐传奇和元明长篇两座颠峰中间，显得那么晦气倒楣，远不如它身边的话本小说风光，由于开创了通俗小说的新世纪而倍受小说史家的青睐。这有点类似宋诗之于唐诗之于宋词。无论宋诗怎样努力都逃不开唐诗巨大光环的笼罩，批评家总爱把它放在唐诗背景能够中评头论足，倒是发源于民间的词在宋人手里大放异彩，以致于唐诗宋词并称而没有宋诗的份。这也有点类似宋人之于唐人。虽说两宋长达三百一十九年，比唐朝整整多出三十年，以后的元明清也没有一个赶上它的，但一直是积弱积弊地挨时光，日子过得窝窝囊囊，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的长期严重威胁，似乎消磨尽了宋人的豪气：“全国士民，多不像样”（鲁迅《坟•我之节烈观》），自卑、狭窄、怯懦，一幅小家子气和败落气，全没了唐人气象。
总之宋人宋诗都是“衰于前古”的了，这样宋人小说的挨骂也几乎是命中注定的。如果说杨升庵说“宋人小说不及唐人”（《升庵全集》卷七一《小说》），冯镇峦说“小说宋不如唐”（《读聊斋杂说》），还只是一种历史退化论的崇古心理在作怪的话，因为他们紧接着又说“唐人小说不及汉人”，“唐不如汉”，那么胡应麟的批评——“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采艳殊乏。盖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后率俚儒野老之谈故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和鲁迅的批评——“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才，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二篇）——则是直攻其弊了，虽尖刻但离事实不远。
平心而论，如果从数量上说，宋人志怪传奇不算少，现存和可考的多达二百馀种，与唐人旗鼓相当（不包括五代的二十多种），一点也不落后；而且因有四百二十卷的超级小说集《夷坚志》的存在——全书故事多达五六千个，现存仍有二千八百多个，因而从篇（条）数上说更是超过唐人。这是因为，宋人具备三个唐人比不上的条件，即唐人小说巨大惯性力量的纵向冲击作用和宋代说话的横向影响作用，以及刻书业的发达给小说提供了极便利的传播条件，因此而造成宋人喜著书的风气。
但宋人小说挨批评并不在于它萧条冷落，败落了祖宗的基业，当注目于艺术水平的时候，就不能不感到胡、鲁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观唐人小说，如同身在宝山，琳琅满目；观宋人小说却总有沙中拣金之感，寻寻觅觅的，即便有所收获，也总觉成色不足，留下遗憾。就最有名的《青琐高议》和《夷坚志》来说，其总体成就确实难得和唐人小说相提并论。《青琐高议》收有不少宋人传奇，许多作品在题材笔意上模仿唐传奇，而又常常形神皆失，或平实而欠幻丽之趣，或拘束而乏飞动之致，不时透出一股子腐气和呆气。拿秦醇《温泉记》来说，同样写书生艳遇——一个唐人屡写不绝而又屡出佳制的热门题材，但看作者写张俞与太真对浴对眠，羞羞答答，藏头藏尾，真是给“发乎情而止乎礼”的古训做了注脚。他另一篇《骊山记》，老翁对张俞谈明皇贵妃旧事，袭用的是唐人郑嵎《津阳门诗》和陈鸿祖《东城老父传》的手法，而堆垛故实，徒猎奇艳，难得再有《东城老父传》的深邃严峻。洪迈曾以一部《夷坚志》卷帙抵得上半个唐朝沾沾自喜，对于《唐史》所标百馀家小说只举出《玄怪录》等九种以为“整齐可玩”，其馀“多不足读”（《夷坚支癸序》），眼光挑剔得很，其实他的《夷坚志》佳什很少，不仅像《玄怪录》中许多妙丽警绝的作品根本见不到，即与被他讥为“大谬极陋，污人耳目”的柳祥《潇湘录》相比，人家那种幻设诡远、文情具足的长处也足以使《夷坚志》为之黯然。严格地说《夷坚志》只是一部故事汇编，说得再严格点，它好比是一大堆砖瓦木料，甚至是优质材料，却总不是结构精致的一座座亭台楼阁。福斯特说的好，故事只是最低级最简单的“文学有机体”，它只有在获得其他复杂的文学因素后才能成为小说。
许多宋人走着两个极端，要不规抚唐人传奇，要不追步六朝旧式，前者是模仿，后者是拟古，要之都缺乏独创。独创需要大眼光大手段，宋人实在欠缺；甚至模仿也需要具备足以乱真的气魄才力，宋人也未免欠缺。宋人总结唐传奇说是“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赵彦卫《云麓漫抄》卷八），这话极对，可惜宋代传奇作家往往注重这种表面形式，至于那史才诗笔如何如何就不大考究了。即以志怪体而论，这不需花多少笔墨去惨淡经营，一个小故事一个片段而已，奇怪的是诡丽隽永的故事也并不很常见！花妖狐媚难道都被唐人说尽了？好文章难道都被唐人做尽了？钱钟书先生论宋诗，说是“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摹仿和依赖的惰性”（《宋诗选注序》）。宋人在小说方面比诗歌方面惰性还要大得多，连在技巧语言方面的精益求精也懒得去弄。
从小说史的角度来看，宋人小说的幸运是处于唐人小说之后，有一条已经开辟的大路可走；宋人小说的不幸也是处于唐人小说之后，他们虽然一再努力寻找自己的风格，却总被人说成画虎不成反类狗。从幸运的方面讲，宋人一开始就编纂了大型小说类书《太平广记》，他们有条件吸收唐人小说的长处，他们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但文学艺术毕竟不同于科学技术，后者从来不一定胜过前者。宋人并不想步唐人后尘，他们从一开始便与唐人有许多不同，但他们超越唐人的地方不在诗歌，而在词令，不在小说，而在一般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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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宋人风格：平实化、道学化及通俗化

宋人小说有两个显眼的艺术缺陷：一个是平实化——前人已经指出来了；另一个是道学化。所谓平实化说的是构思方面的想象窘促，趋向实在而缺乏玄虚空灵，语言表现方面的平直呆板而缺乏笔墨的鲜活伶俐、含蓄蕴藉。所谓道学化说的是在创作动机和主题表现上对于封建伦理道德的过分执着，常又表现为概念化和教条化。妙得很！宋诗大抵也有这两个毛病。清人邵长蘅说“唐人尚蕴藉，宋人喜直露”（《研堂诗稿序》），钱钟书说宋诗“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宋诗选注序》）。真是一母双胎，难兄难弟，一样的遗传基因。
这与宋人的思想观念和小说观念密切相关。宋人谈小说功能常拾取古人话头，要不“补史阙”，要不“助名教”。唐人也说这些话，但唐人还说过“不爵不觥，非炰非炙，能悦诸心，聊甘众口”（温庭筠《乾□子序》，更着重小说的审美功能。宋人谈创作方法常以“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古则为法。唐人也说过，但唐人还说过“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沈既济《任氏传》），更看重对“文采和意想”的表达。唐人可以将传奇当作文章甚至诗歌来作，宋人则将小说当作历史和道德讲义去写。功利的和审美的，历史的和艺术的，传信的和传奇的，实录的和虚构的，差别就在这里！
于是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些情况：宋人小说中大量出现以记朝野遗闻、名人轶事为主的所谓小说——其实已非小说；即在志怪传奇小说集中也往往搀杂许多实在而无小说意味的纪实文字。南宋张邦基在《墨庄漫录序》中以“所书者必劝善惩恶之事，亦不为无补于世”和足备“史官采摭”为标准，公然排斥“神怪茫昧，肆为诡诞”如《玄怪录》一类作品，以为“盖才士寓言以逞辞，皆亡是公乌有先生之比，无足取焉”，而罗列“近世诸公所记可观可传者”如《杨文公谈苑》等四十六种，无一为志怪传奇。张世南在《游宦纪闻》卷四也斥责“神仙方技秘怪之事……诡诞不经，无补世教”。他们压根儿就不懂得小说艺术，不明白小说创作的虚构规律，体会不出幻想想象的审美效能。如果说这些都是历史学家对小说的偏见，那么小说家本身也接受这种态度就说明问题了。对小说艺术特征的麻木无知，同样也表现在许多小说家身上。最典型的是洪迈，他对于虚幻和传闻之事总是以务实求信的态度去对待。明明一个关于林灵素降仙的故事纯属虚诞，偏要追究是不是这位道士在玩魔术蒙人（《夷坚志补》卷二○《神霄宫醮》）；明明听到一个估客航海被巨鱼所吞的故事事属乌有只管记下来就是，偏要死心眼地追问“一舟尽没，何人谈此事于世乎”（《夷坚戊志序》）；明明秦少游和长沙妓女恋爱的一段故事出于传闻，偏要考证有无，为自己轻率记入《夷坚志》而追悔莫及（《容斋四笔》卷九）。这种求实心理和史家传信意识的活跃，不能不造成灵感的枯窒和想象力的钝化萎缩。而当把故事素材正式写成作品的时候，于是便又常常依循历史家的实录原则，“每闻客语，登辄纪录”（《夷坚支庚序》），人物事件时间地点不敢有所更动，“得岁月者纪岁月，得其所者纪其所，得其人者记其人，三者并书之备矣，阙一二亦书，皆阙则弗书”（王质《夷坚别志序》）。并常常注出闻见来由，以求取信，使人相信“皆表表有据依者”（《夷坚乙志序》）。记录代替了创作，作家进行创作加工的自由性作茧自缚地被取消了，自由的作家成为材料的奴隶！总之宋人小说作者的小说观念和创作方法趋于保守落后，使得他们创作意识淡漠，缺乏唐人那种“作意好奇”的“幻设”意识，灵气不足，想象力迟钝，笔头过分老实。清人吴乔批评宋诗“唯赋而少比兴，其词径以直，如人而赤体”（《围炉诗话》），小说更是这样。
一方面是唐人小说的自觉起码在不少宋人那里又回到不自觉或半自觉，一方面则是执着于道德教化的彻底自觉——而在唐代倒常常不是十分自觉的。这是因为在“唐之有天下数百年，自是无纲纪”（《河南程氏外书》卷一○）的背景中唐人思想较少束缚，而宋人却多了理学或曰道学——一种肇端于“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正式创立了北宋周（敦颐）、邵（雍）、张（载）、程（程灏、程颐），集大成于南宋朱熹，再由宋理宗大力提倡的，以“三纲五常”为“天理”的极端化儒学——的严重思想统治。“学士搢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宋史•艺文志序》），宋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被规范在理学藩篱中了。影响所及，便是小说创作中追求惩劝目的的刻板偏重，主题的伦理化，作品的道学气。于是我们会看到，在大量爱情小说中价值天平由情向理倾斜，义娼贞妇之作比比皆是，人情人欲人性受到蔑视，稍一涉情涉欲便被“存天理去人欲”的教条打退。许多作者煞是痛苦，欲说还休地写情，装模作样地谈理，扭曲的人格，扭曲的文章——前边所提《温泉记》就是；要不作者倒是真诚的，正人君子，道貌岸然，大义凛然，但又扭曲了人物，扭曲了真实——《李师师外传》就是。“惩劝”中常又裹挟着宗教，宗教和道德结伴而行，便有连篇累牍的劝善报应之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味同嚼蜡。如果说宗教题材的世俗化是唐小说的一大进步，那么宋人多又由世俗回归宗教。于是人鬼人妖恋爱的优美大受破坏，总有法师出来制鬼伏妖，即便某些较重情致的作品也不能免此，也用一番亦儒亦道亦佛的大道理来遏制“淫欲”之情——钱易《越娘记》就是。
但如果不是用唐传奇的高标准要求宋人，如果不是从总体上看而是从局部从个体上看，宋人小说尤其是宋传奇也尽有较顺眼的东西；即从总体上看它也有些足以区别于唐小说的特色。正因为这样，所以当胡元瑞对宋人小说大发脾气的时候也竟有说好话的，这就是明编《五朝小说》中《宋人百家小说》桃源居士的序：

（小说）尤莫盛于唐，盖当时长安逆旅，落魄失意之人，往往寓讽而为之。然子虚乌有，美而不信，唯宋则出士大夫手，非公馀纂录，即林下闲谭，所述皆生平父兄师友相与谈说，或履历见闻、疑误考证，故一语一笑，想见先辈风流。其事可补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阙。较之段成式、沈既济等，虽奇丽不足而朴雅有馀。彼如丰年玉，此如凶年谷；彼如柏叶菖蒲，虚人智灵，此如嘉珍法酒，饫人肠胃：并足为贵，不可偏废耳。

进哪家庙烧哪家香，议论自然要产生感情偏向，批评标准也不尽合理，比如“美而不信”到底好不好就含糊其辞，不过他指出宋人小说“虽奇丽不足而朴雅有馀”，用“朴雅”概括它的特点却是有眼光的判断――虽说恐怕主要指的是宋人的杂事小说。
由“朴雅”再回到“平实”。其实朴雅和平实所概括的对象往往是同一个，不过是从两个极端去着眼。实实在在的而趋于平庸浅薄，是谓平实；实实在在的而趋于平淡有味，是谓朴雅。这就像一队淡装女子，有的淡扫蛾眉而自见妩媚，有的青衣素衫而形容枯槁。所以伴随着宋人小说的平实化，确也有朴素化的特色，即用普普通通的平易语言去表现普普通通的朴实情感，不事藻饰，不求工丽，没有奇兀，没有腾挪，没有轰轰烈烈。淡茶之于浓酿也是一种美学风格，看惯了哀感顽艳的唐人传奇读读这类作品至少可以换换口味，这是宋人小说在美学风格上的一点创造。
这种朴素风格其实联系着通俗化，它由宋人小说的通俗化生出。通俗化，或曰市井化，具体说就是市井细民题材向文人小说大量涌入，并伴随着情感趣味上市井气息的弥漫和通俗语言的运用，或者题材虽非市井却经过了市井化的审美处理。这种现象在唐代少见，至少没有形成气候，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却成为突出醒目的现象。所以冯梦龙说“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古今小说序》）。这里可以举出北宋无名氏的《鸳鸯灯传》。且不说它语言浅俗，“解元”、“官人”、“大夫”之类的民间称呼，单看那掷绢觅偶、二女争夫、包公断案，即知这个才子佳人型故事的躯壳里包纳的却是典型的市民意识和情趣。断案必赖包公而全不顾包公是何时人在何地居官。类似的还有《北窗记异》中的《黄损》，所及唐代制度史实都不大实在。市民有市民的趣味，他们不像文人那样谙熟历史，一涉史实便凿凿有据，哪怕写的是妖魔鬼怪；市民心目中的历史人物事件都是假定的、想当然的，说着顺嘴听着顺耳就行。市民甚至也不过分讲究生活逻辑，但在不合情理的描写中却吻合着他们的情感逻辑和思维逻辑。这里还可举出南宋沈某人的《鬼董》。它大量描写市井村野之事，诸凡僧尼、术士、胥吏、客旅、屠夫、村民、妓女都成为重要角色。如果再加上也出自南宋的《清尊录》、《投辖录》、《摭青杂说》、《夷坚志》等，你简直会看到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宋代社会画卷！
应当再提到洪迈，从他总体趋于保守的小说思想中竟也可以挖掘出闪光的东西，即对市民题材的重视。他在《夷坚丁志序》中设立“假想敌”攻击自己，说他的故事“非必出当世贤卿大夫，盖寒人野僧、山客道士、瞽巫俚妇、下逮走卒，凡以异闻至，亦欣欣然受之，不致诘”。依照传统，文言小说基本上写士大夫圈子，唐人小说就是这样，可洪迈不管这些，不问雅俗文野，一律来者不拒。这自然主要和他“贪多务得”急于成书有关，但起码也表明他对“贤卿大夫”以外的题材并无偏见。这种宽容态度尽管和自觉的审美取向有一定的距离，但却为市民题材大量进入文人小说打通了渠道。就这样宋代许多小说家在不很自觉的状态中偷偷开始了小说题材领域的一场革新，随带的是他们审美视野的扩展和审美趣味的一定转移。
宋人小说的通俗化开始造成这样一种趋势——文人文言小说和市民话本小说一定程度的合流趋势，这在小说史上是意义重大的。如果说唐人一般还以士大夫的矜持傲慢眼光看待“民间小说”的话，那么在城市经济繁荣背景中崛起的宋代市民说话却不能不叫文人们刮目相看——单看出自文人手的《东坡志林》、《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等为数不少的著作，对于包括说话在内的民间表现出那么大的关注就清楚了。士大夫文人屈尊纡贵地接近了“下里巴人”，把说话中的某些有趣故事——如《鸳鸯灯传》，《鬼董》中的《樊生》大约也是——拿过来，顺便也拿过说话人捏合提破的手段，并照着说话人的情趣所在，把摄材角度扩展到市民社会。尽管尚嫌迟钝，不像说话人在向文人小说学习方面表现出极大的敏捷和热情，但这有意义的一步终于是迈出来了。有了这个靠拢，才会有元明盛行的以通俗性为一大特征的文人长篇文言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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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宋代文言小说的分期及概况

对于二百多种宋人小说——只限于真正小说意义上的单篇传奇文和志怪传奇小说集——进行分期和规律描写是麻烦的。不大好把握它的节奏和段落，不像唐人小说那么较为明显。这里勉强遵照这么几个原则——题材和取材的趋向，文体的趋向，代表作品的分布，作品数量的多寡等，并以完整的帝王统治年代为时间坐标而不硬行切割——把宋人小说的的发展划为六朝：北宋时期（960——1022），即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凡六十三年；北宋中期（1023——1067），即仁、英二朝，凡四十五年；北宋后期（1068——1126），即神、哲、徽、钦四朝，凡五十九年，南宋前朝（1127——1162），即高宗朝，凡三十六年；南宋中期（1163——1224），即孝、光、宁三朝，凡六十二年；南宋后期（1225——1279），即理、度、恭、端、赵昺五朝，凡五十五年。
北宋前期约有单篇传奇文七篇，小说集二十三种。五代小说创作只西蜀、南唐较不寂寞，因而由后蜀入宋的耿焕（作《野人闲话》《牧竖闲谈》）、黄休复（作《茅亭客话》），由南唐入宋的吴淑（作《江淮异人录》《秘客闲谈》）、乐史，以及由吴越入宋的陈纂（作《葆光录》）、由马楚入宋的曹衍（作《湖湘神仙显异》《湖湘灵怪实录》，并只字无存），这些南方人便成为宋初小说创作一支主力。他们的作品大都是摭拾故国旧闻，或也记宋初事。又有北方秦再思《洛中纪异》、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张君房《乘异记》等。作者们处于改朝换代之际，因而作品中多有用天命观探究兴亡的内容，特别地颂美宋朝上应天命。这些作品许多是志怪人事搀杂——本来就是闲谈漫话，遇啥记啥，沿着唐末五代许多小说的路子，幻设意识较差；而像《洛中纪异》，又多抄袭前书，更乏创新精神，至于全书皆亡的《通籍录异》、《搜神总记》、《穷神记》，从书名及书目著录分类来看更纯为古书的摘编。质量较好的是《江淮异人录》《洛阳搢绅旧闻记》。前书专叙江淮一带道流异人侠客术士，题材独特，尤其所写侠客，继承了唐人的豪侠小说而引人注目，给明人编《剑侠传》提供了几篇故事，但它叙事大都粗简，不及唐人同类作品能尽鱼龙曼衍之趣。要论艺术成就当推《洛阳搢绅旧闻记》为首选，这是此期唯一的一本传奇创作集，作者自己则称为“别传外传比也”。所写帝王将相、剑客布衣各色人等和鬼灵怪异之事，虽然也得于“旧闻”或“亲所闻见”，但可贵的是作者都进行了艺术加工。可以说唐末以来这是第一部优秀小说集，传奇创作终于从长期衰败中露出再度复兴的转机。而就单篇传奇文创作来看则极不景气。史官乐史专攻历史人物的传奇文创作，今存《绿珠传》、《杨太真外传》二篇，都是以“窒祸源”、“惩祸阶”为创作动机。要不是因为它们多集传闻并非正传实在难得称作传奇作品，因为都是“荟萃稗史成文”（《中国小说史略》），堆垛拼凑，全无融会贯通、文气奔畅之感。
前期出过一件文言小说史上的大事，即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编成了大型小说笔记类书《太平广记》。小说家徐铉、吴淑翁婿都是主要编纂成员，徐铉还借光把自己作于南唐时的《稽神录》几乎全部采录了进去。这部太平兴国六年雕版但当时没有印行，大约到南宋初才有刻本流传——张嵲（1096——1148），《紫微集》卷九曾有《读太平广记》三首，而北宋末蔡蕃（1064——1111）曾把它节成《鹿革事类》、《鹿革文类》各三十卷（《郡斋读书志》）的“小说家之渊海”，对宋代文人小说创作以及话本小说的影响都是极为巨大的。吴淑之成为小说家和它有关是没说的了，北宋很快出现了一个小说创作热潮并一直持续到南宋势头有增无减，和它的影响也显然有关。比如洪迈就读过《太平广记》，《夷坚支癸序》可以为证，他的《夷坚志》预定规模是写完四志后正好五百卷，也恰是《太平广记》的卷数。《太平广记》以后还编成了《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这三大类书造成了宋人的类书热，类书常采稗官小说，无疑有保存资料扩大影响之功，而一些专题性小说类书——例如宋初《通籍录异》、《穷神记》，南宋的《分门古今类事》——竟也可视为小说集了。再就是有带出一些不是分类而是分书摘录小说杂书的丛编，如《续谈助》、《绀珠集》、《类说》等，对小说创作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类书汇编之类自然不能代替小说创作，但有了它们的榜样许多宋人喜欢从书本中抄现成材料，终宋之世一直不断。这便是《太平广记》的负效应了——虽说并不能怪它。
北宋中期也有作品大约三十馀种。十七种传奇文——大都被刘斧《青琐高议》和《青琐摭遗》收入——再加上大约产生于英宗朝的王山《笔奁录》这一传奇创作集，传奇文的集中出现，构成此期一大特点。一批当时颇有名气的文人如钱易、苏舜钦、夏噩、丘濬、杜默等，以词翰之士的文学自觉进行传奇文创作，再不是史官乐史矻矻于缀合史料的浑沌麻木。而学士钱易独写三篇，王山更汇以成书，都表现出高昂热情，从而终于使传奇文创作形成比较繁盛的局面。这些作品纯为写幻和纯为写实的都不多，尤其是后者更少，多数虚实结合，人物事件既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以求信实，又拓开想象空间以见曼衍。风格或文或质，但许多作品更讲求朴素清畅。在题材和主题方面，写男女情爱的居多。钱易的《乌衣传》、《桑维翰》、《越娘记》，以及张硕《流红记》、无名氏《书仙传》、苏舜钦《爱爱歌序》、夏噩《王魁传》、丘濬的《孙氏记》、杜默《用城记》等都是有特色的作品。《笔奁录》留下两篇传奇，《长安李妹》的道学气很重，《盈盈传》则颇见书生风流和深情幽意，大有唐传奇遗韵。
小说集的成就除《笔奁录》外都赶不上传奇文。上官融《友会谈丛》兼记杂事，大抵事简文质。詹玠《唐宋遗史》和无名氏《蜀异志》多摭拾唐人故事。在真宗朝已开始了小说创作，作有志怪集《乘异记》的著名小说家张君房，此时又相继编撰出《搢绅脞说》、《儆戒会最》、《科名定分录》、《丽情集》四书，大抵也是杂采唐宋书而成，只有《脞说》亦载亲所闻见。《丽情集》以丽情为主题，萃集唐宋——主要是唐——传奇歌序而成，诗文并茂，择佳集锦，虽不是创作，但对宋人传奇创作肯定起着良好的作用，并引出南宋专门摘编丽情女性故事的《绿窗新话》。较好的创作集是钱易《洞微志》和聂田《祖异志》两部志怪，不事因袭，很有些新奇可喜的故事。
从神宗开始的北宋后期是北宋小说最繁盛的时期，可见可考的作品约有传奇文二十八九种、小说集二十四种，总共五十多种（另有年代失考的北宋传奇文四种、小说集十四种不计在内），数量大大超过以往。传奇文的题材仍集中在爱情题材和女性题材上，有柳师尹《王幼玉记》、清虚子《甘棠遗事》、沈辽《任社娘传》、秦醇《谭意歌》、无名氏《苏小卿》、《张浩》、《鸳鸯灯传》等。女主人公大都是妓女。其中《苏小卿》写妓女之情，风格典丽婉约，三篇中最好，不仅语言描写见出藻思文才，而且在内容上虽说也不能免俗地结以团圆，但野合私奔全与礼法作对，见出作者的思想勇气。《张浩》、《鸳鸯灯传》是最能反映宋人面貌的两篇好作品，显出朴素通俗的特点，把一桩曲曲折折的爱情变成婚姻官司，平添出喜剧性的公案色彩，这是典型的市民趣味。涉及历史人物的，有秦醇的《骊山》、《温泉》二记和《赵飞燕外传》，题材和风格显然是规抚晚唐《大业拾遗记》“隋炀三记”一流。这类“多托往事”的“拟古”作品不大成功，只有无名氏的《玄宗遗录》，虽也写玄宗、杨妃，却在布局描写上、主题思想上都见出新意，远胜乐史同题材的散漫、呆板和迂腐。再就是写神仙的陆元光《回仙录》、苏辙《梦仙记》、舒亶《天宫院记》、黄裳《燕华仙传》、无名氏《玉华记》等，写因果报应的黄庭坚《李氏女》、《尼法悟》、崔公度《陈明远再生传》、廖子孟《黄靖国再生传》、穆度《异梦记》、吴可《张文规传》、无名氏《屠牛阴报录》等，数量都不算少。它们都是佛道观念的产物，后一类除描述或有详细委曲的好处外多无可取，而前者，《玉华记》的愤世入道，《梦仙记》的出世入世矛盾，倒是包含着人生体味和哲学思考。
传奇作品大量编在小说集中，最丰富的是刘斧《青琐高议》和李献民《云斋广录》。《青琐高议》约有四五十篇传奇作品，多为宋人作品，不少系刘斧自撰，它无疑是给北宋传奇做了一个总结，成为北宋传奇创作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除开已经提到的作品，其馀众多作品题材更为丰富多彩。诸如写人狐恋爱的《西池春游》、《小莲记》，写人鬼恋爱的《远烟记》、《范敏》，写人仙恋爱的《长桥怨》，写龙神报恩的《朱蛇记》、《攀龙传》，写异域奇历的《高言》，写梦入巨瓮的《慈云记》，写狗屠义士的《王实传》，写青巾刺客的《任愿》等等，虽说时见因袭模仿之迹，倒也新奇可观，其总体风格称的上是“朴雅”，而且也有浪漫气息。《云斋广录》载十三篇才子佳人、狐鬼神怪传奇，除《盈盈传》都是李献民自作，风格统一，极讲究藻思文采，学习唐传奇较为成功，只是语言显出做作，也有模拟因袭的痕迹。再就是刘斧《青琐摭遗》和《翰府名谈》，也有些好作品。
以上诸书不是纯粹的传奇集，其中杂有不少志怪体故事和人物轶事。专以志怪者则有吕南公《测幽记》、张师正《括异志》、章炳文《搜神秘览》、宋汴《采异记》等，也有志怪而兼记人事的如沈括《清夜录》。它们大都“不文不饰”，不讲究文笔，再加上所叙异事多不新奇，因而水平不高。又有一批以命定或报应为主题的志怪书，如岑象求《吉凶影响录》、周明寂《劝善录》、朱定国《幽明杂警》、李象先《禁杂录》、王古《劝善录》、邵德升《唐宋科名分定录》等，不但宣扬迷信，且又杂采古书，质量更差。
北宋灭亡，“泥马渡江”，宋人恓恓惶惶地把北方撂给了金人，有金一代除由宋入金的孙九鼎状元写过一部书名失考的志怪小说集，金遗民大诗人元好问写过一部《续夷坚志》外，再没见过有别的作品。偏安江左的宋人倒是不忘传统，小说创作照旧热闹。不过就像欧王苏黄风流已去一样，南宋传奇创作相对冷落，难得“中兴”起来，靠着志怪创作的加强——尤其是《夷坚志》的出现才和北宋勉强打个平局。
前期的高宗朝作品有二十六种。传奇文质量大跌，题材十分狭窄，十五篇传奇文分为两类，写道士写入冥约略各半，谈道说佛旗鼓相当。其中较好作品不多。传奇作品较好的主要在小说集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廉布《清尊录》中写实的四篇传奇故事：《兴元民》《狄氏》《王生》《大桶张氏》，对市民社会的生活现象作了真实生动的反映。王明清继其父王銍《续清夜录》后作《投辖录》，以志怪为主也用传奇体。只剩下一篇故事——写一个关于女剑仙的别致故事——的《花月新闻》和全书皆佚的《苕川子所记三事》，大概也都是传奇创作集。其馀马纯《陶朱新录》、孔倜《宣靖妖化录》、王日休《劝戒录》、委心子《灵应集》等或兼有杂事的志怪集多不足称，只有《陶朱新录》有少许较好的故事。这里还有一部对于小说创作毫无建树而对于保存小说资料、扩大小说影响颇有勋绩的《绿窗新话》，它从七十多种小说及其他类型的作品中摘编出一百五十多个主要是以女性和艳情为内容的故事，构建成一个五彩纷呈的艳情画廊。南宋说话人曾把它当成重要参考书。
南宋中期的小说创作离不开洪迈的名字。当绍兴中廉布、马纯、王明清等人在各自撰写小说时，少年洪迈在绍兴十三年（1143）也开始了《夷坚志》的写作，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即位后数月间完成了《甲志》，大约隆兴初（1163）出版面世，以后一直写到死去——时为嘉泰二年（1202）。用整整六十年写出四百二十卷的小说“巨编”，空前的规模空前的热情遂构成一种耐人寻味的包含有小说史意义的“洪迈现象”，它反映着小说地位、小说影响、小说自身丰富化的提高和扩大。尽管可以严格的说整部《夷坚志》基本是提供故事而不是真正意义的作品，但如果从者一角度来考虑，就是洪迈凭借他的声望影响，组织起一支谈异说怪的至少有五六百人参与、包括了上流社会和下层民众各色人等的庞大队伍，共同创建起一座小说宝库，从而掀起一股持久不衰的《夷坚》热，并深深影响着民间说话——说话人极为崇敬的把洪迈称为“有一代之史才”，把《夷坚志》列为重要参考书，自然也就不能小觑“洪迈现象”的特别意义。
这时期《夷坚志》之外的小说集有十六种，至少王质《夷坚别志》、郭彖《睽车志》、吴良史《时轩居士笔记》、李泳《兰泽野语》、刘名世《梦兆录》、欧阳邦基《劝戒别录》等好几种有迹象表明是在洪迈影响下产生的。可惜大部分小说集流于一般化，只有《夷坚志》式的《睽车志》和《时轩居士笔记》较好。前书题材较丰富，多有生动有味的故事；后书多从市井乡野取材，浅俗亲切。以上都属于志怪体小说，鲜有传奇笔法。一方面是把热情倾注于小说创作，一方面大家似乎又变懒惰了，只满足于记故事而不想把故事写成文章，走的都是表面看来不懒惰其实也很懒惰的洪迈的路。独树一帜的是无名氏的传奇集《摭青杂说》，描写的都是普通人，关心他们的命运，赞美小人物的品格，这表明市民题材的开拓又具有了主题深化的意义。八篇传奇文可观者不多，此中钟将之《义娼传》、岳珂《义騟传》等较有特色。
南宋最后五十多年间小说数量锐减，不到十种（另有九种年代不明）。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蒙古灭金，南宋小朝廷失去屏障，从此“偏安”不成，不断受到蒙古骑兵的进攻。大宋气数将尽，传奇文《李师师外传》大概作于这个时候，这篇翻案文字把北宋末年红极一时的风流妓女李师师拉出来，打扮成一个淑女、侠士、烈妇三位一体的忠君爱国人物，可说是煞费苦心。小说集约有八种，只有沈氏《鬼董》、罗烨《新编醉翁谈录》、何光《异闻》值得一提。《鬼董》受到《夷坚志》影响，三十多篇宋代故事市井味极浓，主要描写下层各色人众的奇情怪事，是一部特色鲜明的优秀作品集。《醉翁谈录》是部大约由“书会才人”编给说话人看的小说选编，专载风月故事。书中收编有二十多种唐宋传奇，宋代的十几种大都不见于他书，作者也大都失考。这些宋人传奇很多也取材市民社会，又常以妓女为主角或和妓女有关，语言情调题材都富有通俗性。。《异闻》则是模拟唐小说的，讲究文心词采，风味大异。这三种书同时出在宋末颇有意味，代表了宋人小说中通俗、词藻两个流派。通俗派始于北宋后期而胜于南宋，最后由《鬼董》做了精彩表演并由《醉翁谈录》作了总结。词藻派还在北宋尚有较大市场，到南宋已不大吃得开，《异闻》算是作了最后一番努力。前者带着宋人面目而后者大抵拟唐，前者逐渐成为主流而后者终成陪衬。到元明这两个流派呈合流之势，许多元明长篇文言既有通俗性又有词采美，既有市民味又有文人气——这是后话。
总的来说，宋人小说有所成就，成就不算太高，三百多年间有所变化，变化也不算太大。大抵是北宋传奇创作较突出——可以《青琐高议》、《云斋广录》为代表，南宋志怪创作比较突出——可以《夷坚志》为代表；北宋文人气较重，南宋市井味加重。相对唐人小说尤其是唐传奇来说它有退步也有进展，它的历史命运既有悲剧性也有喜剧性，它对宋代及后世的小说影响赶不上唐小说但也不能小觑。

诗言志

第二章　北宋小说集
第一节 宋初作家的小说集

五代小说创作只西蜀、南唐较不寂寞，因而由后蜀入宋的耿焕、黄休复，由南唐入宋的吴淑、乐史，以及由吴越入宋的陈纂，由马楚入宋的曹衍──这批南方人便成为宋初小说创作的主力。他们的作品大都摭拾故国旧闻，间亦涉及宋初事。相对而言，北方作者只有秦再思、张齐贤等，创作要少一些。不论南方北方，这些作者都处于改朝换代的大时代，所以小说中多有用天命探究兴亡的内容，颂扬宋朝上应天命的谀词特多。
由于耿焕的《野人闲话》、《牧竖闲谈》，黄休复的《茅亭客话》，吴淑的《秘客闲谈》，陈纂的《葆光录》 ，大都是志怪杂事掺杂，幻设意识较差，沿着唐末五代一些志怪杂事混杂的小说如王仁裕《玉堂闲话》、刘崇远《耳目记》的路子，杂史因素较强；秦再思的《洛中纪异》，纯以抄袭为事，谈不上创作；张君房的《乘异记》虽作于此期，但其主要作品出现在北宋中期，所以留待下节论述；至于曹衍的《湖湘神仙显异》、《湖湘灵怪实录》只字无存，刘振的《通籍录异》、无名氏的《搜神总记》和《穷神记》三种全书皆亡，从书名及书目著录分类来看，当纯为古书的摘编。如此种种，我们这里不予论述 。于是，北宋初期只剩下吴淑的《江淮异人录》与张齐贤的《洛阳缙绅旧闻记》两部作品，一南一北，都较出色，倒也可见当时小说之面貌。

吴淑（947－1002），字正仪，南唐润州丹阳（今属江苏）人。幼有俊才，属文敏速，深为韩熙载、潘祐器重。应进士举，徐铉主文，擢在高第，补丹阳尉，徐铉妻之以女。久之以校书郎直内史。南唐平归宋，试学士院，授大理评事，充史馆，参与编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历太府寺丞、著作佐郎。端拱元年（988）始置秘阁，以本官充校理。作《事类赋注》三十卷以献，迁水部员外郎。至道二年（996）兼掌起居舍人事，预修《太宗实录》。至道末迁都官员外郎。咸平中迁职方员外郎。著有文集十卷（一作二十卷），又著《说文五义》等。传见《宋史》卷四四一《文苑传》及《隆平集》卷一四、《东都事略》卷一一五、《京口耆旧传》卷三，又见《嘉定镇江志》卷一八、《至顺镇江志》卷一九等。
《宋史》本传及《隆平集》、《京口耆旧传》、《至顺镇江志》皆称吴淑著《江淮异人录》三卷，《崇文总目》传记类、《通志•艺文略》道家类、《宋史•艺文志》小说类亦著录作三卷，清人钱曾《述古堂书目》神仙传类曾著录有三卷抄本，然未见传世。《直斋书录解题》伪史类则著录作二卷：“所纪道流侠客术士之类，凡二十五人。”《文献通考•经籍考》同。《遂初堂书目》杂传类作《江淮异人传》，无撰人卷数。
今传各本大都为一卷本，如《道藏》、《广四十家小说》、《知不足斋丛书》、《龙威秘书》、《艺苑捃华》等本，所记亦二十五人。独《四库全书》本为二卷，《提要》云：“此本从《永乐大典》中掇拾编次，适得二十五人之数，首尾全备，仍为完书。谨依《宋志》，仍分上下二卷，以复其旧焉。” 据提要可知此本乃辑佚所得，并非原本，卷数乃据《宋志》（应是据《直斋书录解题》，原误）加以分析。李调元据《四库》本刻入《函海》，并为作序。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六六著录《函海》本，称《知不足斋丛书》本“终不及是本之尚属原书也”。其实《知不足斋丛书》本与《道藏》本同出一源，十分接近原书，而《四库》辑本并不是原书，缺《虔州少年》、《瞿童》二传，而首多《唐宁王》、《花姑》二传，馆臣按云：“是书所载皆南唐人事，独此二条为唐明皇时。考之宋元以后诸书所引用皆同，今仍其旧，列于卷首。”这二传实是误辑 ，可见库本并非善本。
此书所载，除瞿童是中唐人外，其馀二十四人大都是杨吴南唐的道流异人、侠客术士，全为江淮一带人氏，故名《江淮异人录》。吴淑岳父徐铉在南唐作《稽神录》，成于太平兴国三年（978）的《太平广记》屡加采撷，而《广记》未采及此书，则此书之成，还在《广记》成书之后。但从书中《钱处士》、《耿先生》等篇来看，当作于南唐灭亡之后，已经入宋。《四库提要》云吴淑受其岳父“耳濡目染，挹其流波，故亦喜语怪”，诚为事实。然《稽神录》杂述神鬼异怪，内容广泛，此书则题材独特。书中所载诸异人大抵是真实人物，事虽夸诞，但非全无根据。故《四库提要》说：“铉（徐铉）书说鬼，率诞漫不经。淑书所记，则《周礼》所谓怪民、《史记》所谓方士，前史往往见之，尚为事之所有。”尤其所写侠客，继承了唐人豪侠小说而引人注目，影响及于明人所编《剑侠传》 。直到今天，武侠小说家金庸还重写其中的故事，可见其在武侠文学史上影响深远。
另外，其中《瞿童》一篇非自撰，全录唐朗州刺史温造长庆二年（822）所作《瞿童述》。馀则自录闻见，《耿先生》、《江处士》等篇说明了来源。其中一些人物事迹宋代流传较广，他书亦有记载。如聂师道先已载沈汾《续仙传》卷下，《诗话总龟》后集卷三九及《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八引山谷语及《新安志》卷八亦皆有载，事有不同。聂师道侄聂绍元事亦见《新安志》卷八。李梦符事又见宋初潘若冲《郡阁雅言》（《诗话总龟》前集卷四六引），事异。耿先生又见郑文宝《南唐近事》卷下、马令《南唐书》卷二四、陆游《南唐书》卷一四，事迹略异。
但作为唐传奇之后的文言小说，《江淮异人录》叙事大都粗简，鲜有铺张（这一点类似《稽神录》），不及唐人同类作品能尽鱼龙曼衍之趣。
  吴淑还撰有小说《秘阁闲谈》五卷、《异僧记》一卷。前书见《宋史》本传及《隆平集》卷一四、《京口耆旧传》卷三以及《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小说类。《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作一卷，《通志•艺文略》作四卷。原书今不见传，《类说》、《分门古今类事》等引佚文共二十五条 。
据《读书志》云，本书“记秘阁同僚燕谈”，故名《秘阁闲谈》，又据《书录解题》，作者作此书时为起居舍人,本书当成于至道二年 。二十多条遗文，所记全是南唐宋初异事，诸如梦征、命相、占卜、神仙、变怪、奇器、异物等等。作者自述闻见，不事因袭，这是优点。由于所存遗文都不是原文，记事之详略文野已难细考，唯观其名曰“闲谈”，大约也是琐记漫笔之体。
《异僧记》一卷，著录于《崇文总目》小说类、《通志•艺文略》传记类冥异属，不著撰人。《宋史•艺文志》小说类云吴淑撰。《江淮异人录》专记道流异人，此则专记异僧事，可能也是丛集。佚文不存。
                    
张齐贤（943－1014），字师亮。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西南）人，徙居洛阳。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擢进士，以大理评事通判衡州。四年（979）迁秘书丞、知忻州。明年改著作郎、直史馆，又改左拾遗。六年为江南西路转运使，多革弊政。八年召拜枢密直学士，擢右谏议大夫、签书枢密院事。雍熙三年（986）北伐，授给事中、知代州，御辽颇有战功。端拱元年（988）拜工部侍郎，复败辽兵。二年置屯田，入拜刑部侍郎、枢密副使。淳化二年（991）迁参知政事，数月拜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四年罢相，为尚书左丞，寻转礼部尚书、知河南府，徙永兴军、襄州、荆南、安州。真宗咸平元年（998）召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再度居相位，三年罢。四年为泾原等州军安抚经略使，防御西夏。后坐事谪太常卿、分司西京。景德初（1004）为兵部尚书、知青州，兼青淄潍州安抚使。大中祥符三年（1010）出判河阳，五年以司空致仕，归洛阳。卒赠司徒，谥文定。著有文集五卷、、《太平雅编》二卷、、《同归小说》十卷（一作三卷）等。传见《宋史》卷二六五本传及《隆平集》卷四、《东都事略》卷三二、《名臣碑传琬琰集》下集卷二《张文定公齐贤传》。
本书著录于《崇文总目》小说类、《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宋史•艺文志》传记类，均作《洛阳搢绅旧闻记》五卷。《文献通考•经籍考》小说家类则作十卷，误。《遂初堂书目》小说类书名省作《洛阳旧闻》，无卷数及撰人。今存版本有《四库全书》、《知不足斋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笔记小说大观》等本。各本皆五卷，题《洛阳搢绅旧闻记》，篇目相同，前有乙巳岁（真宗景德二年，1005）自序。知不足斋本最佳，据吴氏池北草堂校本刻印，前题“兵部尚书知青州张齐贤集”，末有南宋无名氏宝庆三年丁亥岁（1127）跋，知此本原出南宋本。
本书自序云：

余未应举前，十数年中，多与洛城搢绅旧老善，为余说及唐梁已还五代间事。往往褒贬陈迹，理甚明白，使人终日听之忘倦。退而记之，旋失其本。数十年来无暇著述，今眼昏足重，率多忘失。迩来营邱（丘），事有条贯，足病累月，终朝宴坐，无所用心。追思曩昔搢绅所说及余亲所见闻，得二十馀事，因编次之，分为五卷。摭旧老之所说，必稽事实；约前史之类例，动求劝戒。乡曲小辨，略而不书；与正史差异者，并存而录之，则别传、外传比也。斯皆搢绅所谈，因命之曰《洛阳搢绅旧闻记》。庶可传信，览之无惑焉。宋朝乙巳岁夏六月营邱（丘）自序。

按乙巳乃景德二年，此书即作于景德二年在益都养病之时。书凡二十一篇，各有标目。文字大都较长，长者达二千馀字，所写为昔时搢绅所谈五代宋初间事，但和一般琐闻杂记不同，以人物传记为主。创作目的乃是“冀有补于太史氏”（卷三《向中令徙义》），因此所叙人物以帝王公卿为主，兼及剑客布衣工人之流，都是真实人物。写法用史笔，“必稽事实”。为求“传信”，篇末多交待闻见缘由，而且“动求劝戒”又常缀议论于篇末。但作者自己毕竟定位为“别传外传”，所谓别传外传非同正史列传，传闻性较强。由于传闻性较强，所写帝王将相、剑客布衣各色人等，虽然得于“旧闻”或“亲所闻见”，重视真实性，但可贵的是作者都进行了艺术加工，情节描写颇受唐人小说的影响。如《向中令徙义》所叙向拱杀所私潞民妻之事，颇似沈亚之《冯燕传》；《白万州遇剑客》中的黄鬚剑客，颇似裴铏笔下的虬鬚客，情节也类似《桂苑丛谈》中的《崔张自称侠》；《水中照见王者服冕》之布衣炼药点金行骗，与《桂苑丛谈•李将军为左道所误》也有显著的因袭痕迹。另外还有六篇叙鬼灵怪异之事。
作品叙事用笔精细，绘声绘色，如《襄阳事》写安重进、郭金海对阵厮杀，颇似后世通俗小说；《白万州遇剑客》描写剑客行止，良有《虬鬚客传》笔意。在描写人物时，常能通过人物语言行动刻划人物性格，形象生动鲜明，人物语言还经常使用口语，很可传神。这可以读读《梁文祖优待文士》中朱温与杜荀鹤的对。此都是传奇意绪，使本书许多篇章具备了传奇小说的资格。本书向中令、白万州二传，后被韦骧改写为《向拱传》、《白廷诲传》，载《钱唐韦先生文集》卷一七，向中令事又载于北宋上官融《友会谈丛》中，但都不及原传生动详赡。《水中照见王者冕》所写布衣炼药行骗，以及《白万州遇剑客》所写白廷诲兄弟被假剑客所骗，《田太尉候神仙夜降》所写道士冒充神仙等等讽刺性极强又富于幽默感的故事，也可视为《儒林外史》中假侠客张铁臂（第十二回）、假神仙洪憨仙（第十五回）的原型之一。这些都说明本书对于后世小说发生着一定的影响作用，在北宋小说中不失为一部有特色的优秀作品。可以说是唐末以来第一部优秀的小说集，传奇创作终于从长期衰败中露出再度复兴的转机。
另外书中有六篇七字标目，《梁太祖优待文士》、《陶副车求荐见忌》、《宋太师彦筠奉佛》皆为三二二式，开后世小说七字标目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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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太祖优待文士》参见http://www.readfree.net/bbs/read.php?tid=467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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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张君房《丽情集》与王山《笔奁录》


张君房（965？－1045？），字尹方。安州安陆（今属湖北）人。壮始从学，甚有时名。淳化三年（992）、咸平二年（999）省试不第，景德二年（1005）三举始中进士，时已四十馀。除将仕郎、试校书郎、知升州江宁县事。大中祥符三年（1010）为开封府功曹参军。四年为御史台主簿。五年秋，以鞠狱无状，谪台州宁海督邮。时真宗锐意道教，尽以秘阁道书出降于杭州，诏知杭州戚纶、漕运使陈尧佐选集道士修校《道藏》，又令王钦若总统其事。历年未成，王、戚荐君房可任。六年冬，就除著作佐郎，令专其事。八年知钱塘县事，曾充秘阁校理。天禧三年（1019）春《道藏》告竣进之，凡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分七部，题为《大宋天宫宝藏》。仁宗乾兴中（1022）为江陵通判，后知随、郢、信阳三郡，年六十三分司，归居安陆。尝取《道藏》精华纂为《云笈七签》百二十卷，天圣六年（1028）书成进之，时官朝奉郎、尚书度支员外郎、充集贤殿校理。后加祠部郎中。年六十九致仕，八十馀卒。君房喜著书，除《云笈七签》之外，尚有《潮说》、《野语》各三卷等。年七十六仍著诗赋杂文，其子百药纂为《庆历集》三十卷等《云笈七签》今存，其馀均散佚。事见王得臣《麈史》卷中及卷下、王铚《默记》卷下、《云笈七签序》、《分门古今类事》卷七卷八、《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四、《咸淳临安志》卷五一、《宋史•律历志三》、《宋史•艺文志》小说类等。
张君房所著小说五种：《乘异记》、《缙绅脞说》、《儆戒会最》、《科名定分录》、《丽情集》。
应该说，对于张君房而言，《乘异记》是他所作的最重要的小说，这不仅仅因为此书的创作，“历年二十”（洪迈《夷坚三志甲序》），二十岁左右开始创作，咸平六年癸卯（1003）不足四十岁就已经成书，还因为此书是他所作五种小说中唯一一种自撰而非编纂之作。但就小说史而言，此书则谈不上什幺影响，而选本《丽情集》则以丽情为主题，萃集唐宋（主要是唐）传奇歌序而成，诗文并茂，择佳集锦，虽不是创作，但对宋人传奇创作起着良好作用，并引出南宋专门摘编丽情女性故事的《绿窗新话》。下面分别论之。

《乘异记》三卷，著录于《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小说类或小说家类 。《麈史》卷中亦云张君房撰《乘异记》三编。《书录解题》叙云：“南阳张君房撰。咸平癸卯序，取‘晋之乘’之义也。”按“晋之乘”语出《孟子•离娄下》，晋国用为史书之名，以车舆载物喻载记历史，此则以言专载异事，故名。咸平癸卯乃咸平六年（1003），时君房犹未及第入仕。今只存节本，见《类说》卷八和《绀珠集》卷一一，另他书亦有引用，共十八个故事 。
从佚文看，本书所记乃五代至北宋咸平间仙道、幻术、征验、变化、报应、神鬼等异事，如《陶榖换眼》、《桐叶题诗》等都颇有情致，惜为删节之文，不见全貌。有意思的是，据《默记》所载，此书中白稹死化为鼋一事乃污蔑之词：

君房同年白稹者有俊声，亦以文名世，早卒，有文集行于世。常轻君房为人，君房心衔之。及作《乘异记》，载白稹死，其友行舟，梦稹曰：“我死罚为鼋，汝来日舟过，当见我矣。”如其言，行舟见人聚视，而乌鹊噪于岸，倚舟问之，乃渔人网得大鼋，其友买而放之于江中。

《乘异记》刻板行世后，白稹的儿子前来找张君房算帐，张不得不毁板了事。作小说以施污蔑，古已有之，此书之不行于世，与此或有关联。

《缙绅脞说》前后集二十卷，是张君房暮年之作，今亦只存节本，佚文散见诸书。其中故事多取材于宋前古书，也有一些是亲身见闻，虽以述异语怪为主，但记载很杂，与《乘异记》语怪，《丽情集》言情，《儆戒会最》专说科名，《科名定分录》只谈报应不同，所以以《脞说》为名。《儆戒会最》一卷、《科名定分录》七卷今已全佚，只从其名称知其内容，无须琐叙 。这里着重来谈《丽情集》。
《丽情集》二十卷，见《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 。到明代似乎原书还在，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著录张君房《丽情集》二十卷，与《读书志》合。但高儒《百川书志》小说家只著录一卷，“凡十八事”。高儒说“词旨鄙浅，或后人附会，及子类书抄出夸奇于人者”，可见不是原书。根据《类说》卷二九、《绀珠集》卷一一所摘《丽情集》和诸书所引佚文，共得遗文四十二篇 。
《郡斋读书志》云此书“编古今情感事”，可见此书是编纂他人作品而成。今见遗文中，绝大部分是唐人作品，唐传奇中涉及情爱的名篇几乎都网罗在内，有南卓《烟中怨解》、薛调《无双传》、李公佐《燕女坟记》、皇甫枚《非烟传》、蒋防《霍小玉传》、白行简《李娃传》、元稹《莺莺传》、沈亚之《湘中怨解》与《冯燕传》、沈既济《任氏传》、陈鸿《长恨歌传》、无名氏《余媚娘叙录》等十二篇。传奇之外，还采录了九篇唐人所作诗歌并序文，有元稹《崔徽歌并序》、崔珏《灼灼歌并序》、刘禹锡《泰娘歌并序》、杜牧《张好好诗并序》及《杜秋娘诗并序》、李商隐《柳枝诗并序》、顾况《宜城放琴客歌并序》及《?草春诗并序》、卢顾《真真歌并序》。诗序并录，有的唐传奇也配有诗歌，便一并录之，这就造成诗文并茂的特色，是本书一大特色。其他选自唐人小说、笔记的篇章，凡十一篇，也都是艳情之事，且都与诗歌有关，如《蜀妓薛涛》、《三乡题》、《周德华》取范摅《云溪友议》，《湖中髫髻女》取高彦休《阙史》卷上《杜紫微牧湖州》，《赠妓诗》取黄璞《闽川名士传》（《太平广记》卷二七四引），《崔护》取孟棨《本事诗•情感第一》，等等。
尽管原书应该都注明出处 ，但散佚之后，有部分如《莲花妓》等六篇出处不详，可以确考为宋人作品的有三篇：《爱爱》、《黄陵庙诗》、《任生娶天上书仙》。
《爱爱》即诗人苏舜钦的《爱爱歌并序》 ，是在唐代诗人元稹《崔徽歌序》影响下表现妓女的爱情悲剧，有着缠绵的情韵和深婉的叹息。因为其重情轻节，曾引起宋初理学先驱胡瑗弟子徐积的不满，批评“其辞淫漫”，另写出一首长歌来大唱“节烈” ，可惜其枉抛心力，今天只能作为反面材料才会提到。《黄陵庙诗》 作者失考，又见于元代小说《异闻总录》卷二。写开宝中贾知微遇曾城夫人杜兰香及舜二妃于巴陵，二妃诵李群玉《黄陵庙诗》，别时夫人赠贾秋云罗帕和定命丹。《异闻总录》所载文详，但亦有删节，不是原文。李群玉题诗黄陵庙，事见《云溪友议》卷中《云中梦》，谓李题诗后见娥皇女英二妃，相约二年后作云雨之游，二年后李逝于洪井。贾知微事不唯借其诗，实亦袭其事，而又援入女仙杜兰香——东晋曹毗作有《杜兰香传》。《任生娶天上书仙》即《书仙传》，作者亦失考，原文又载于《青琐高议》前集卷二，是一篇关于女书法家曹文姬的故事，反映对成功人物的神化。
《书仙传》作于庆历四年（1044），由此可知《丽情集》编于作者临终之前不久，是张君房最后一部小说集。君房在庆历间写作热情很高，“仍著诗赋杂文，其子百药尝纂为《庆历集》三十卷”（《麈史》卷中），其纂古今丽情事为本书，乃出娱情遣兴，而又多涉诗人词女，显然和他这一时期热心于诗赋有关。
此书所选多为著名作品，问世后影响颇大，当时诗人词客经常从中撷取材料，如北宋秦观《调笑令》曾咏崔徽、灼灼、盼盼、无双，毛滂《调笑》亦咏崔徽、灼灼、盼盼、泰娘、好好、苕子（即杜牧所遇湖州女）。《唐诗纪事》常采本书材料，有盼盼、湖州女、莲花妓、太原妓、赵嘏姬等事。宋人写小说也受到本书影响，如北宋庞觉《希夷先生传》（《青琐高议》前集卷七），中载陈抟谢宫女诗乃改写莲花妓赠陈陶诗，无名氏《北窗志异》中有《黄损》一篇，所叙薛琼琼即本本书,李献民《云斋广录》有《丽情新说》一类，显然是仿照本书书名。曾被作为说话人重要资料书的《绿窗新话》采录本书故事很多。而南宋话本中有取材于本书者，《醉翁谈录》著录话本名目，中有《燕子楼》、《爱爱词》。《燕子楼》在烟粉类中，显然写到盼盼鬼魂，事有增饰。《警世通言》卷一○《钱舍人题诗燕子楼》，前半据《丽情集》演关盼盼事，后半写北宋中书舍人钱易在燕子楼见关盼盼鬼魂，可能即本话本《燕子楼》。元明清戏曲亦多演盼盼和薛琼琼事。

北宋中期出现的小说集，总的成就不如同期传奇文。除张氏四书外，上官融《友会谈丛》兼记杂事，事简文质，詹玠《唐宋遗史》和无名氏《蜀异志》多摭拾唐人故事，属于自撰的有钱易《洞微志》和聂田《祖异志》两部志怪，虽不事因袭，有一些新奇可喜的故事，但仍属于丛残小语。 值得注意的似乎只有大约产生于英宗朝的王山《笔奁录》。
王山，大名（今河北大名东北）人，生平不详，唯据《盈盈传》知其曾于仁宗皇祐五年（1053）应省试不第。
《笔奁录》七卷，著录于《四库阙书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小说类，《四库阙书目》、《宋志》皆题王山，其馀不著撰名。原书早佚，今见洪迈《夷坚三志己》卷一引《吴女盈盈》、《长安李妹》两篇，都经删节。《吴女盈盈》原文载于《云斋广录》卷九，题《盈盈传》，但把王山《寄盈盈歌》从传文中单独抽出附于后（这当与其体例或当时通俗小说的形式有关）。原文用第一人称“予”，《夷坚志》改为第三人称。
这两篇小说都是典型的传奇作品，《盈盈传》原文长达二千四百馀字，《长安李妹》原传亦较长，但《夷坚志》经过缩写，不足五百字。所写均为妓女。前篇写自己的幕游艳遇，略云：皇祐中龙图阁学士田公节制东海，王山是岁下第来游。值吴女盈盈来，田公召使侍宴。王山与之欢处近一月，教其学词。山归魏，明年盈盈寄《伤春曲》，山答以长歌。又一年山游淄川，通判王公西归遇于郊舍，出盈盈简，邀王游东山，纸尾复有一词。会山病，不能赴约，秋中再如山东，盈盈已死。山访王公，王云山归一年后，盈盈梦玉女命其掌奏牍，不久卒。山作诗以吊。嘉祐五年春，山游奉符登泰山，至玉女池，追思盈盈所梦，题三诗于石。归梦游日观峰，石上有诗，笔迹类盈，读毕忽寤。是夕为女奴召至溪洞，见玉女及盈盈与另一女。命山赋诗，作二章，三女亦作五首。夜深，盈盈伴山宿。天明置酒而别。妓女成仙笔致婉转，辞藻丰艳，很像唐人传奇。后篇写李妹的节操，大略谓李妹是长安女娼，因家贫其母卖与宗室四王、同州节度为妾，宠嬖专房。忤旨暂寄戚里龙州刺史张侯别第，张欲辱之，妹自缢以报同州。死后诉于冥曹，张不食而卒。作品承唐人《杨娼传》之脉而又增宋人迂腐。
《笔奁录》的“奁”是女子之物，可以设想《笔奁录》七卷所记与《丽情集》相似，都与女子有关，不同的是自撰而非编辑。可惜除此两篇，都不见流传。

诗言志

第三节 刘斧《青琐高议》

《青琐高议》反映了宋代一种小说书的创作方式，这种方式以前是没有过的。我们先从它的作者说起。
刘斧，字里事迹不详。仅从《青琐高议》自述及序文可知，他于至和末（1056）从京城到杭州谒见孙沔，时为秀才（序）。嘉祐中（1056—1063）曾侍亲通州，其父时为狱吏（后集卷三《巨鱼记》）。熙宁二年（1069）有故至海上（后集卷九《鳄鱼新说》）。熙宁中自太原来汴京（前集卷四《王寂传》）。此外，经行之迹还曾过吴江（前集卷九《诗渊清格》），游湘衡（后集卷九《仁鹿记》）。所交多为才艺之士，如孙次翁（前集卷三《娇娘行》）、张退翁（前集卷九《诗谶》）等。
《青琐高议》最早著录于《郡斋读书志》小说类，十八卷，云：“不题撰人。载皇朝杂事及名士所撰记传，然其所书辞意颇鄙浅。” 《文献通考•经籍考》小说家类亦据此著录。《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小说类则著录为刘斧撰，亦十八卷。按《类说》兼收《青琐高议》和《续青琐高议》，《诗话总龟》前集兼引《青琐集》和《青琐后集》，而今本后集卷一《议医》明云“前集尝言之矣”，可见原书分为前后集，《读书志》等所著录十八卷，实应含后集在内。前后集各为多少卷，因原书已亡，难以确指。
本书在宋代的刊刻情况无记录可征，今可见者只有两种节本，即《类说》卷四六摘录《青琐高议》和《续青琐高议》（俱不著撰人），《绀珠集》卷一一摘录《青琐高议》（题刘斧）。今传本则为二十七卷，包括前后集各十卷，别集七卷。此本原出明抄，乃正德十二年（1517）抄本，清代董氏诵芬室刊行于世。1958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即以诵芬室刻本为底本。二十七卷本与宋人著录之十八卷颇不相合，《四库提要》认为前后集二十卷多出两卷，可能是坊贾传刻窜入，鲁迅《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又认为今本别集可能及刘斧的另一部小说集《青琐摭遗》。今人李剑国则否定此二说，认为今传本乃重编本，可能是南宋书坊所为。原书并无别集，乃是重编者另立名目，其内容则是杂凑前后集及《摭遗》而成。今本各篇题目下皆七字标目乃重编者所加。这种法说更为可信 。由于今本乃重编，颇有佚文，程毅中辑三十六条，附于上海古籍出版社版《青琐高议》之后，李剑国又续辑十四条，见《宋代志怪传奇叙录》该条叙录。
今本前有《青琐高议序》，末署“资政殿大学士孙副枢序”，未有纪时。孙序云：“刘斧秀才自京来杭谒予……复出异事数百篇，予爱其文，求予为序。……”按孙副枢即孙沔 ，皇祐五年（1053）除枢密副使，至和元年（1054）以资政殿学士知杭州，三年加大学士，徙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青州（《宋史》本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四、卷一七六、卷二○八）。刘斧谒孙当在至和三年，其时孙已加大资知青州但尚未离杭。当时《青琐高议》已积数百篇，但似未分卷成编，以后又不断增补，所以今本有四十馀篇事出至和之后。除开可疑的几篇，写作时间最晚的是后集卷二《司马温公》，司马光元祐元年（1086）卒，赠温国公。由此推断，本书最后定稿时间大约在哲宗元祐间，定稿仍用三十馀年前之孙序，但可能对孙序原署衔名及纪时有所删改。
本书作为小说集，既不同于一般的创作集，也不同于《异闻集》、《丽情集》之类的小说选集和宋代常见的抄撮前人故事的杂纂，而是集三者为一书的混合型小说集。作品类型以志怪传奇为主，也有许多一般性的逸闻杂事。全书共142篇，其中约五十篇为传奇，在这五十篇传奇中，有十四种注明原作者，另外《骊山记》为秦醇撰，《王榭》（原题《乌衣传》）可考为钱易撰。其馀无主名作品，《书仙传》已载于《丽情集》，《隋炀帝海山记》是唐人“隋炀三记”之一，也都是他人作品。这十八篇作品，绝大部分是传奇作品，且大都为宋人传奇。而可考知系刘斧自撰的传奇作品，则有《高言》、《王寂传》、《异鱼记》、《程说》、《陈叔文》、《群玉峰仙籍》、《仁鹿记》、《朱蛇记》、《楚王门客》等篇。书中数量最多的是文字较短的志怪杂事，以宋事居多，这些大都属作者自记，其中如《娇娘行》、《巨鱼记》等还都以“余”自称。但也有相当数量的故事取自前人书，而多为唐事，如《李诞女》全篇取自《搜神记》，《薛尚书记》全篇录自唐张荐《灵怪集》。作者对各篇故事都加了标题，对于原有标题的前人作品，有时也有改动，如清虚子《甘棠遗事》改为《温琬》。部分作品篇后加有议或评，书名“高议”，即缘此。
所收宋人传奇多有佳制（与所收唐人传奇少有闻名者形成鲜明对照，原因可能是著名唐传奇读者易得），如《流红记》、《王幼玉记》、《谭意歌》、《越娘记》等，皆另有论述。刘斧自撰和不易确定作者的作品也大都是颇有特色的篇什。如写人鬼爱情的《远烟记》、《范敏》都极缠绵之致。前者写戴敷与亡妻苦苦相思，烟波一节描写情味浓郁，用笔极佳；亡妻引戴入水，双双为鬼再会于冥中，更是颇富意味的构思。后者写原为唐庄宗内乐笛部首的女鬼李氏召范敏相聚，穿插李氏与其“良人”田权将军的冲突，欢乐与悲伤都通过戏剧的效果表现出来。《长桥怨》则写人仙恋爱，钱忠在吴江赋诗而得水仙为妻，充满诗情画意。《楚王门客》描写刘大方见项羽神，刘大方和项羽的形象豪气四溢，鲜明生动，假小说以论史，饶有兴味。《朱蛇记》和《梦龙记》皆写龙蛇报恩，异曲同工，各有千秋。《西湖春游》和《小莲记》写狐妖，显受唐人小说《任氏传》的影响。书中还记有许多神仙道人事迹，诸如吕洞宾、何仙姑、韩湘子等，其中《韩湘子》叙事委详，是一篇著名作品，其事虽本《酉阳杂俎》、《仙传拾遗》，但又有所演饰。以异僧高僧为描写对象的传奇也很多，诸如《慈云记》、《大眼师》等，前篇写袁道人入瓮悟道，机杼于唐传奇《枕中记》等。《程说》写入冥，《陈叔文》、《龚球记》写冤报，皆有特色。《高言》是一篇描写外邦异域“人物诡异”的奇作，极恢幻之趣。《王寂传》和《王实传》所写都是豪壮之士，现实色彩较浓。王寂由于落魄不售而愤世嫉俗，并怒杀贪秽害民的县尉，由此而走上与官府富人为敌的反抗道路。其结局是经黄冠道士点化，明因果而入道，带着明显的时代印记。王实朋友狗屠孙立的形象尤为动人，他为报友而手刃王实仇人，并自投公府，慨然就刑。这一下层民众中“义士”的形象在文人作品中并不多见，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任愿》所写则为刺客，青巾刺客的形象也比较鲜明。《琼奴记》描写宦女王琼奴的不幸遭遇，纯为写实，风格朴素，读之而使人动容。《卜起传》写卜起从兄杀兄夺嫂代兄赴任，情节类似唐小说《原化记•崔尉子》、《乾?子•陈义郎》、《闻奇录•李文敏》。此外还有不少较好的传奇作品，如《大拇记》、《仁鹿记》等都是有关地理的民间故事或历史传说。总之，这些作品都上承唐人传奇，而下启明初的《剪灯新话》，王士祯跋云：“此《剪灯新话》之前茅也。”虽然在艺术上不能趋于完美（这可能是倾向通俗的缘故），缺乏文人作者的个人特色，但还是让北宋传奇给人留下了一个不俗的印象。
关于此书，评价历来不一，如上引《郡斋读书志》的评价──“辞意鄙浅”──是一种主流意见，清人王士祯在跋中更是大加感慨：“如此鄙俚而能传后世，事固有不可解者。”更说明了正统文人的困惑。实际上，不论“辞意鄙浅”还是“鄙俚”，如果不带偏狭的价值取向的目光去看，那么《青琐高议》的文笔通俗易懂，这并不是什幺坏事。事实上，此书在下层群众中更受欢迎，如《夷坚三志己》卷二《程喜真非人》载：“新淦人王生，虽为阊阎庶人，而稍知书，最喜观《灵怪集》、《青琐高议》、《神异志》等书。”“稍知书”的“阊阎庶人”的喜爱能够使一部为正统文人贬斥的小说流传下来，不能不说小说史的选择虽残酷但仍公正。

除了《青琐高议》，刘斧还有《青琐摭遗》二十卷、《翰府名谈》二十五卷。
《青琐摭遗》，又名《摭遗集》、《摭遗新说》，二十卷。最早著录于《通志•艺文略》小说类，作《摭遗集》二十卷，未著撰人，《遂初堂书目》小说类则作《青琐摭遗》，无撰人卷数，《宋史•艺文志》小说类在刘斧《翰府名谈》之后著录“又《摭遗》二十卷”。按《诗话总龟》前集《集一百家诗话总目》有刘斧《摭遗》，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四引刘斧《摭遗集》，严有翼《艺苑雌黄》（《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一二引）引刘斧《摭遗》，可证确出刘斧。关于书名，其本名应为《青琐摭遗》，《艺苑雌黄》引称为《摭遗》和《青琐摭遗》，知《摭遗》实是省称。此书乃“摭”《青琐高议》之“遗”，故亦标以“青琐”。《宋志》著录在《翰府名谈》之后，盖误为《翰府名谈》之补遗。任渊《后山诗注》卷二《出清口》注引作《摭遗新说》，《永乐大典》所引亦多作此称，而《文渊阁书目》卷八也著录作《摭遗新说》，此盖南宋人改称，殆欲以“新说”与“高议”相对，殊失原意。
原书已不存，李剑国从《绀珠集》、《类说》等书辑得遗文六十条 。此书是《青琐高议》的续书，体例与《青琐高议》相同，既收他人作品，如《乌衣传》、《王魁传》等，又有自己所撰。遗文六十条述异者过半，神仙鬼怪妖异之事尽有，其馀为琐闻逸事。所叙多有唐宋名人文士，如王勃、李白、杜甫、贾岛、苏子美、欧阳修、苏轼等等。神仙道士者如吕洞宾、何仙姑，《青琐高议》已述其事，此则又出新说，不相雷同。较长的传奇类作品，除《乌衣传》、《王魁传》、《中元传》等较好作品外，原作者不详的《玉溪梦》也是一篇佳作，写金俞梦入秦始皇玉溪宫，对秦始皇指陈其过失，与《青琐高议》中的《楚王门客》言项羽之失，同样表现历史批判的主题。另外，《崔庆成》写驿舍女鬼出谜，《胡大婆》写山寺妖怪求文，也都是饶有趣味的作品。《红梅传》文字不长，描写蜀州女仙吟红梅，创造了一种迷离幽丽的意境，虽为志怪之体而颇见作意。本书卷帙超过《青琐高议》，佳什当不在少数。惜遗文所存不多，且大都经过删节，未能窥其全豹，无从构想矣。

《翰府名谈》二十五卷，著录于《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小说类。原书不存，今仅能于《类说》、《诗话总龟》、《新编分门古今类事》等书中窥见一斑，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辑五十二事，与原书二十五卷相去甚远。
本书大概是纂集名公巨卿、文士词臣所谈而成，故以《翰府名谈》为名。刘斧虽不闻有入仕之事，但交游多为士林公府中人，得以获得丰富材料。在遗文中，最晚的记事在元丰中 ，是知成书大约在哲宗朝，时属作者晚年。但不知与《青琐高议》孰为先后。今见遗文中，大都为北宋事，少数出唐五代，唐事多因袭唐人书，有《因话录》、《阴德传》、《本事诗》、《云溪友议》等，但往往事有增饰。就内容而言，绝大部分是君臣士子的逸事，有些也写到僧道侠士，还有少数市井闾里之谈，半数以上属于异闻。其中多有可观者，如《莱公蒨桃》写寇准妾蒨桃事，蒨桃所赋“一曲清歌一束绫”等二诗，传诵颇广，诗意表现出蒨桃对贵族奢侈生活的反感和对贫家织女的同情。与一般轶事记载不同的是，此处增添了怪异的情节，如说寇准因梦得蒨桃，蒨桃前世师事仙人为侠，因过受谴再入轮回，寇准为阎浮提王等等，都是荒诞之言，然亦见传奇与轶事之区别。又如《玄宗遗录》是一篇描写玄宗、杨妃悲剧的好作品，不过可能不是刘斧自撰，而采北宋他人之作。乐史有《杨太真外传》，《青琐高议》中亦有《骊山记》、《温泉记》，可以并读，而优劣自见。“侯复”写侯登乾陵（唐高宗、武则天合葬墓）赋诗而梦入武后宫，中载诗六首，是托神鬼以见诗才藻思之作，胡应麟称赞其中二绝“其工不在唐人下”（《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下》）。
本书卷帙较多，内容当极为丰富。话本结尾常有“虽为《翰府名谈》，编作今时佳话”（《陈巡检梅岭失妻记》），“虽为《翰府名谈》，编入《太平广记》”（《五戒禅师私红莲记》）等语，借其名以泛指名人逸事，足见其在说话艺人中影响巨大，并不逊于《青琐高议》。

诗言志

第四节 《云斋广录》及其他

与《青琐高议》同样“鄙陋”但影响深远的还有李献民的《云斋广录》。
李献民事迹不详，仅从此书政和辛卯（元年，1111）自序知其字彦文，宋徽宗时开封府酸枣县（今河南延津西）人 。
《郡斋读书志》（衢本）小说类著录《云斋广录》十卷：“分九门，记一时奇丽异事，鄙陋无所稽考之言为多。” 《宋史•艺文志》小说类则作《云斋新说》，此当是南宋人所改，盖因书中各门多以“新说”立名，故用为全书之称 。
今传本则为八卷附后集一卷 ，分六门：卷一为《士林清话》，卷二、三《诗话录》，卷四《灵怪新说》，卷五、六《丽情新说》，卷七《奇异新说》，卷八《神仙新说》。后集《盈盈传》及歌诗一首实王山所作，载其集《笔奁录》中，当是书坊混入，非原本所有。盖此书前八卷皆李献民自撰，不应转录他作。另外，据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考证，本书尚存四篇佚文。其中周密《志雅堂杂抄》卷下云：“癸巳（1293）十月，借君玉买到杂书……《云斋广录》十卷，此本小记灵怪内有《四和香》及《豪侠张义传》。”《四和香》载今本卷六《丽情新说下》，《豪侠张义传》今本不载，二篇原都在《灵怪新说》内，今本不相合。这些情况表明，今传本与旧帙有很大的不同。
据自序所云，作者效仿的对象不是欧阳修的《归田录》一类轶事，也不是《梦溪笔谈》一类杂记，而是唐人小说《甘泽谣》、《云溪友议》等书。但更近的模仿对象还是《青琐高议》。此书虽为自撰，与《青琐高议》不同，但书中既有传奇作品，又有轶事诗话，篇末间加评语，其体例与《青琐高议》非常相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四谓“其书大致与刘斧《青琐高议》相类” 。后人将《盈盈传》混入其中，亦不为无故。
书中故事全出北宋，以人间情事、精怪狐鬼为主，确实多“清新奇异”之事。其中卷四到卷八四种“新说”最有艺术价值。这五卷中，除卷六《王魁歌并引》是为夏噩的著名传奇《王魁歌》配歌外，其馀十二篇都是自撰传奇。在小说集中如此集中地出现传奇作品，宋人小说中并不多见。虽分四类，但都以与神仙鬼怪有关的爱情题材为主，并不局限于怪异，而能写得婉转缠绵。所写故事一般不是完全虚构，大都有传闻的依据，但可贵的是作者摒弃了记录闻见式的写法，不仅行文词采丰茂，又多缀诗词。如《丽情新说》四篇中，《丁生佳梦》、《双桃记》皆叙人间才子佳人之匹，《西蜀异遇》则写人狐之合，《四和香》的女主角则人邪鬼邪仙邪不得而知。其馀“灵怪”、“奇异”、“神仙”三门亦大抵如此。其中《西蜀异遇》叙李达道遇狐妖，汇诗词、祭文、书信于一篇，可谓“文备众体”。如果比较一下《邵氏闻见后录》卷一○对此事的记载，小说与杂记的区别便一目了然。
总之本书是在唐传奇影响下出现的一部比较优秀的小说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讥其“鄙陋无所稽考之言为多”，《四库提要》讥其“文既冗沓，语尤猥亵”，“纯乎诲淫而已”，或是有乖于事实，或是不明传奇家数和幻设之妙而妄加月旦，实是鄙陋偏颇之见。本书的缺点是语言过分雕琢，骈言偶句有伤天真；且间有模仿之迹，如《丁生佳梦》、《华阳仙姻》、《丰山庙》等就有模仿唐人李玫《纂异记》的明显痕迹。
本书一些作品，曾被后人改编为话本和戏曲。《辍耕录》所著录金院本及《醉翁谈录》著录话本均有《无鬼论》，盖演卷七《奇异新说》中的《无鬼论》。《醉翁谈录》又有《李达道》和《钱塘佳梦》二本，前者演《西蜀异遇》，后者演《钱塘异梦》，今存明刊本《钱塘梦》大约即《钱塘佳梦》。钱塘异梦之事又被编为戏曲，白朴杂剧《苏小小月夜钱塘梦》（《录鬼簿》著录），清沈沐传奇《芳情院》（《曲录》著录）皆是。

《青琐高议》和《云斋广录》都不是纯粹的传奇集，其中杂有不少志怪体故事和人物轶事。专以志怪者则有吕南公《测幽记》、张师正《括异志》、章炳文《搜神秘览》、宋汴《采异记》等，也有志怪而兼记人事的如沈括《清夜录》。这些小说大都“不文不饰”，所记异事又平实无味，因而总体水平不高。还有一批以命定或报应为主题的志怪书，如岑象求《吉凶影响录》、周明寂《劝善录》、朱定国《幽明杂著》、李象先《禁杀录》、王古《劝善录》、邵德升《唐宋科名分定录》等，不但宣扬迷信，且又常杂采古书，更是“自郐以下无讥焉” 。这里姑就其中至今犹存的两种小说《括异志》、《搜神秘览》略加论述，以见一斑。

张师正（1017—？），字不疑。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人。年轻时与进士试擢甲科，历官渭州推官、太常博士、西班诸司使。仁宗嘉祐四年（1059）官至知宜州，后由文官换武，为仪鸾使、英州刺史、大名府钤辖。英宗治平三年（1066）官至辰州帅，十年移帅鼎州。师正虽任武职而善文，游宦四十年不得志，致仕后著《括异志》、《倦游杂录》、《志怪集》三书。事见文莹《玉壶清话》卷五、王安石《临川集》卷五五、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及《东轩笔录》卷一一、王得臣《麈史》卷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八、《郡斋读书志》（衢本）卷一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及本书。
《括异志》始著录于《郡斋读书志》，十卷，衢本曰：“右皇朝张师正撰。师正擢甲科，得太常博士。后游宦四十年不得志，于是推变怪之理，参见闻之事，得二百五十篇。魏泰为之序。”《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著录为《括异志》十卷、《后志》十卷。按《读书志》云《括异志》二百五十篇，查今本只一百三十三篇，张元济怀疑“或其他一百十七篇列入《后志》而今已失之”（《四库丛刊续编》本《括异志跋》），说是。《读书志》只著录前志卷数，篇数则合前后志二十卷而计之，此其纰漏。魏泰序已佚，故而写作年代不能确指，只能考其大概，约在熙宁间开始写作，到元丰中积至数万言，元祐中整理成编，编为前后二志，其时作者已年逾七十 。
本书今存版本，常见者为上海涵芬楼影印之《四部丛刊续编》本，十卷。中华书局1996年出版点校本，即以此本为底本。此十卷本是前志部分，后志失传。《类说》卷二四删摘二十八条，其中《城隍庙求嗣》等三条不见于今存十卷本。《说郛》卷四四自原书录入七条，后三条不见于十卷本。题下注二十卷，可见《说郛》所采之本包括前后志，所多三条和《类说》多出的三条肯定是《后志》中的文字。
《括异志》所载大都是北宋君臣士吏的异闻，多神仙鬼怪征验报应之事，为示征信，多注事之所出。条末或有评语。卷三《王廷评》记状元王俊民事，是王魁故事的原型。卷七《芙蓉观主》记丁度死后为芙蓉观主，与北宋著名传奇《芙蓉城主》有关。卷十《钟离发运》记钟离瑾嫁婢事，又见魏泰《东轩笔录》卷一二，后被敷衍为话本《两县令竞婚孤女》（《醒世恒言》卷一）。不过上述故事本身并不佳，简略乏文。全书亦大抵如此，清奇可观者不多。
  张师正还作《志怪集》五卷，见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六 及《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佚文不存。他的另一本作品《倦游录》（又作《倦游杂录》）八卷，则是杂记见闻的笔记。亦已散佚，佚文存《绀珠集》、《类说》、《说郛》。

章炳文，字叔虎，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出生世家，叔祖章得象，仁宗宰相，封郇国公。父章衡，嘉祐二年（1057）状元，官至宝文阁待制。见本书卷上《杨文公》、卷中《郇公》、《预兆》，参见《宋史》卷三一一《章得象传》、卷三四七《章衡传》。
本书始著录于《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三卷，称“京兆章炳文叔虎撰”。《文献通考•经籍考》小说家类、《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同。原书今存，刊于《续古逸丛书》，影印宋刻本，自序题京兆章炳文叔虎，与《书录解题》相合。全书共七十六条，都有题目。
自序作于政和三年癸巳（1113）。从序文看，本书内容都得于闻见，“稽灵即冥，搜神纂异”，而多为命定、征应、梦兆、报应、灾异、神仙、异人、道术之类，这都是士大夫喜欢谈论的题目。书中写道人道术比较多，这当和徽宗崇道有关。鬼怪的故事则很少，因而缺乏恢幻奇丽的色彩。因为作者意在劝惩，又“遇事直笔，随而记之”，“不文不饰”（自序），故事可观者不多。只是作者自记见闻，不同于他书，丰富了一些流传较广的故事，如《回山人》、《燕华仙》、《紫姑神》、《黄鹤楼》等，其流传价值似亦仅此而已。

诗言志

第三章 北宋单篇传奇文
第一节 乐史的历史传奇

今见完整的宋人传奇文，最早当是乐史所作《绿珠传》，荆伯珍作《神告传》（《分门古今类事》卷四引）虽更早一些──作于太平兴国八年（983），但并非完帙 。所以我们论述宋人传奇文，以史官乐史为起点，这似乎刚好见出宋人以史为文的倾向。
乐史（930—1007），字子正。抚州宜黄（今属江西）人。早年仕南唐为秘书郎，入宋为平原主簿。太平兴国五年（980）以现任官举进士，太宗惜而未与，先授诸道掌书记，后赐进士及第。上书言事，擢为著作佐郎、知陵州。献《金明池赋》，召为三馆编修。雍熙三年（986）献《贡举事》二十卷、《登科记》三十卷又《题解》二十卷、《唐登科文选》五十卷、《孝弟录》二十卷、《续卓异记》三卷，太宗嘉之，迁著作郎、直史馆。转太常博士、知舒州，迁水部员外郎。淳化四年（993）使两浙巡抚，加都官、知黄州，又献《广孝传》五十卷、《总仙记》一百四十一卷。真宗咸平初（998）迁职方员外郎、直史馆，复献《广孝新书》五十卷、《上清文苑》四十卷。不久出知商州，俄分司西京。五年复旧职，与其子乐黄目同直史馆，时人荣之。出掌西京磨勘司，改判留司御史台。景德四年（1007）真宗幸洛，召对，未几卒。身处太平之世兼之学问渊博，乐史大半生浸淫于史学，著述甚多，大半乃史部传记类、地理类之书，卷帙浩繁。除上述诸书，又如撰《总记传》百三十卷、《太平寰宇记》二百卷、《广卓异记》二十卷、《洞仙传》一百卷等，《太平寰宇记》和《广卓异记》今存。事迹见《宋史》卷三○六、《东都事略》卷一一五、《隆平集》卷一四。
乐史留下两篇传奇文《绿珠传》和《杨太真外传》，大约原都在《总记传》中。宋初单篇传奇文创作极不景气，今天视为小说的传奇文当时都被视为传记，于是，作者为史官乐史也就不奇怪了。就《宋史•艺文志》传记类著录，除《绿珠传》、《杨太真外传》两篇外，乐史还有《唐滕王外传》、《李白外传》、《许迈传》各一卷，皆已亡佚，其中《李白外传》虽能检得佚文二则 ，但都简单无文，此不置论。
《绿珠传》，《郡斋读书志》传记类著录，一卷。今有《说郛》（卷三八）本，注“一卷全”，不著撰人。宋人晁伯宇《续谈助》卷五节录乐史《绿珠传》，两相对照，可知《说郛》本即乐史所撰。《续谈助》本虽删节过半，但文字与《说郛》本颇有异同，仍有校补之用。后来诸本，大都出《说郛》，或改题为《绿珠内传》，当为明人伎俩，甚无谓也 。
此传作于何年，已不易确指，唯知时直史馆，由晁伯宇《绿珠传跋》云“右抄直史馆乐史所撰《绿珠传》”可知。传文叙述绿珠事迹，由于作者只知堆垛史料，不善虚构，读来颇像石崇传，因为在历史上绿珠只是依附石崇而被记录下来的小人物，事迹渺茫，作者之意图虽在称颂绿珠的贞节，但更多的精力则用在考证绿珠出生州县的沿革和山水，叙述石崇与孙秀、赵王司马伦的关系。当然，传奇与传记仍是有区别的，我们将这篇传记视为传奇，不是因为作者旁征博引、稽古考往，而是因为作者所用的史料不仅仅局限于正统的史料，还引用了不少传说、异闻。如石崇以金钗玉佩装饰美人，采自王嘉《拾遗记》卷九，绿珠主要传闻采自刘恂《岭表录异》卷上。若说这些还近于野史的话，《周秦行纪》中叙及绿珠，纯属文人虚构之词，乐史也采入组织成篇。于是史官之作便富于小说的趣味。当然，史官之作究竟是史官之作，此篇文气不畅，拼凑痕迹明显，作为考证之作似乎更合适一些。昔人吟咏绿珠的词章很多，或是“落花犹似堕楼人”（杜牧《金谷园》）的叹惋，或是“一旦红颜为君尽”（乔知之《绿珠篇》）的颂扬。若说前者是感情的抒写，后者就是道德的升华，乐史此作的意义侧重于后者。作者称道绿珠是“有贞节者”：“一婢子不知书而能感主恩，愤不顾身，其志烈懔懔，诚足使后人仰慕歌咏也。”同时又根据“冶容诲淫”的古训批评石崇自招杀身之祸。征古戒今，明节义理身之道，这是作传的基本动机。结尾有南阳生语，南阳生即乐史，乐姓望出南阳。
顺便提一下，《宋史•艺文志》传记类还著录有曾致尧《绿珠传》一传，今已亡佚，曾之时代稍晚于乐史，二人同作一传，可见时代之兴趣相通。

《杨太真外传》，《郡斋读书志》传记类著录作《杨贵妃外传》二卷，《直斋书录解题》传记类作《杨妃外传》一卷，一卷本当系二卷之合。《遂初堂书目》杂传类作《杨太真外传》，无撰人、卷数。《宋史•艺文志》传记类同《书录解题》，但注云“不知作者”。此传载于《说郛》卷三八及《顾氏文房小说》，皆题《杨太真外传》。顾本卷分上下，题史官乐史撰。《说郛》本题下注“三卷全”，三字乃二字之讹，但合为一篇，未分上下，署名作唐乐史，注“即唐史官”，大谬。二本文字无甚不同，各有讹误，但《说郛》本删去十处注文，故不及顾本佳。据《绀珠集》卷一、《类说》卷一等书所引，今本有阙文。李剑国《宋代传奇集》作了校补。
此传亦缀合旧事而成，所采录之书除史传外，遍及小说、杂史、笔记、诗文，而尤以《明皇杂录》为多。唐人喜言明皇贵妃事，乐史此传可谓集其大成，不过也并非罗织无遗。如《梅妃传》叙杨贵妃与梅妃争宠，因长期湮没，作者可能没有看到。所述事迹，史实与传说并存，不避怪异，故名“外传”。鲁迅评论乐史二传说：“本荟萃稗史成文，则又参以舆地志语；篇末垂诫，亦如唐人，而增其严冷。”垂诫乃作传记之模式，乐史的特点在于“严冷”，所谓“严冷”，殆指其行文不带感情，以劝惩的旨意冷静地组织材料吧！《杨太真外传》篇末“史臣曰”说得很清楚：“今为外传，非徒拾杨妃之故事”，而是要让人知道是“唐明皇之一误，贻天下之羞”。作者以“惩祸阶”为旨，与《绿珠传》之“窒祸源”亦正为一意。此正是史官本色，也正是宋初传奇小说的特色。
乐史以史官的眼光创作小说，自然不出历史人物题材，其观点也不外史官褒贬劝惩之意。今见《绿珠传》、《杨太真外传》两篇，都是以“窒祸源”、“惩祸阶”为创作动机，与唐代传奇以“出世之才润色”“希代之事”（《文苑英华》本《长恨歌传》末引王质夫语）大不相同。小说“芸萃稗史成文”（《中国小说史略》），堆垛拼凑，全无融会贯通、文气奔畅之感。作者也没有在其中贯注自己的感情，似乎只是出于对历史的兴趣。要不是因为它们多集传闻并非正传，实在难得称为传奇作品。乐史作传在当时即遭更正统的史官批评，《宋史》本传讥其“好著述，然博而寡要，以五帝三王皆云仙去，论者嗤其诡诞。”直到清初朱彝尊还作《书杨太真外传后》一文（见《曝书亭集》卷五五）辨此传史实之谬。然而，正是乐史喜“诡诞”之事，搜采异闻，而不仅仅是编纂旧文以成篇，才使其传记赋予了历史人物新的意义。乐史之后，这两传经常被引用、敷衍，颇受重视，如元人杂剧、明人话本中皆曾演绿珠事 ，杨妃事演者更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应该提到，清人江藩《半毡斋题跋》卷上认为《杨太真外传》“作于太平兴国年间，是时南唐周后入朝，西蜀花蕊内侍，子正之著此书也，殆有深意存焉。”其实，此传只是作者对历史人物兴趣的产物，只是一般地总结经验教训，并没有讽喻宋太宗的意思，古代文人好深文求义，此又一例。再说，此传之具体作期虽不可确定，但并非作于太平兴国年间 。

诗言志

第二节 钱易的传奇作品及其他

北宋中期出现了十七种传奇文（大都存于刘斧的《青琐高议》和《青琐摭遗》），它们的作者是当时一批颇有名气的文人，如钱易、苏舜钦、夏噩、丘浚、杜默等。以词翰之士的文学自觉进行传奇文创作，再不是北宋初期史官乐史那种矻矻于缀合史料的浑沌麻木，这标志着传奇文即将走向成熟。
钱易（968—1026），字希白。杭州临安（今浙江临安北）人。父钱倧曾嗣为吴越王，被废，其弟俶继立。宋太平兴国三年（978）钱俶归宋，群侄皆补官，独易与其兄昆愿从科举。淳化三年（992）举进士，御试崇政殿，所试三题日未中皆就，但言者指其轻俊而黜之。苏易简荐其有李白才，太宗欲召置翰林，会盗起剑南事遂寝。咸平二年（999）以第二人中第，补濠州团练推官。召试中书，改光禄寺丞、通判蕲州。景德三年（1006）九月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入第四等，除秘书丞、通判信州。大中祥符元年（1008）真宗封泰山，献《殊祥录》，改太常博士、直集贤院。四年祀汾阴，修车驾所过图经，迁祠部员外郎。明年坐发国子监诸科非其人，降监颍州商税，岁中知开封县。七年真宗幸亳州，复修所过图经，迁鸿胪少卿。九年参与修《道藏》毕，赐绯。天禧元年（1017）判三司都磨勘司。擢知制诰、判登闻鼓院、纠察在京刑狱，累迁左司郎中。仁宗天圣三年（1025）十月拜翰林学士，而次年即卒。钱易才俊过人，又善行草书，著述甚多，有《金闺集》六十卷、《瀛州集》五十卷、《西垣集》三十卷、《内制集》二十卷、《南部新书》十卷、《洞微志》十卷、《杀生显戒》三卷等。除《南部新书》今存外，馀皆散佚。事见《宋史》卷三一七本传，《隆平集》卷一四，《东都事略》卷四八，《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卷六四、卷七七、卷九○，《攻媿集》卷七四，《学士年表》，《咸淳临安志》卷六五，《分门古今类事》卷七引《洞微志•钱公自述》。今存者，仅见《南部新书》十卷、
《洞微志》和《杀生显戒》都是志怪小说集。《洞微志》原十卷，今残存四十四条。主要记载梦兆、卜相、征应、前定之事，书名“洞微”即此意，间涉及神仙道术、鬼神妖精。所记皆简略，类似六朝体制，但记事中经常插入诗词，则又与丛残小语不同。《杀生显戒》一书，明显是弘扬佛教戒杀生教义之作，近于善书。佚文不存。
这两部志怪书相对于钱易的三篇传奇：《桑维翰》、《越娘记》、《乌衣传》（分别见《青琐高议》后集卷六、别集卷三、别集卷四），自然相形见绌。《桑维翰》是一篇简单的冤报故事，叙桑得志后借故谋害昔年戏谑自己的秀才羌岵，后桑见羌来责之，言已诉于天帝，不久桑死。桑维翰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因助石敬塘称帝，官至后晋枢密院使，权势极重，后为叛降契丹的将领张彦泽所杀 。作品将桑描写成一个倨傲、奸诈的形象，至于之所以这样描写，除了传说之外，恐怕还与宋人痛恨桑维翰助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有关。而且史载桑维翰“素以威严自持，晋之老将大臣，见者无不屈服”（《新五代史》本传），确也有事实依据。桑诱杀羌岵的过程，写得细致传神，其中三处“附耳言”的描写，诡秘之状可掬。语言朴素，间用口语。

《越娘记》是一个人鬼遇合故事，叙杨舜俞遇一女鬼越娘，女鬼自言本南人，随夫从军至北方，夫死，为武人所夺，武人又死，女欲回乡，为盗所执，自缢于林中，盗葬之于此。舜俞爱其敏慧，作诗挑之，女吟诗抒怀，望杨为之迁骨安葬。舜俞从之，后三日越娘来，与共宿欢好。越娘担心以阴损阳，欲去，舜俞不允，遂每夕必至。数月舜俞病，越娘侍疾，待稍好即去，悔累舜俞也。舜俞由思而恨，适道士过，遂作术擒越娘捶挞之。越娘痛责舜俞，舜俞悔，求道士释之。一夕梦见越娘，来道珍重，后遂绝。其墓人呼为越娘墓。
人鬼遇合是志怪传奇小说中最常见的题材，此篇描写虽不如唐人小说委婉，但将阴阳之隔表现得很充分。越娘担心在一起对情人有害，但将情人强烈要求时，理智输给了感情。直到情人病倒，才下定决心坚决离去，但并没有马上动身，而是等情人调养转好后才走。越娘走后，舜俞由思念转为怨恨，但一见到情人，怨恨又很快转化为怜爱，终于选择去忍受分离的苦痛。这些变化都非常符合生活真实。不过，所谓“人鬼殊途，相遇而不利”的宗教意味，压倒了对世俗情欲的肯定和宣泄，所以杨舜俞被“图淫欲”之恶名，受“不适于理”之讥，而越娘则以能明德自持受到肯定，但也终因以阴物而私生人受到薄谴。其实作品以阴阳之道遏其情，背后的真正思想动机是儒家伦理道德。但此作人物形象生动，个性鲜明，而且作品描述了兵荒马乱、生灵涂炭的情景，表现人们“宁作治世犬，莫作乱离人”的惨痛心情和对安定生活的向往，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因此仍不失为一篇优秀作品。
《醉翁谈录》烟粉类话本之《杨舜俞》，《武林旧事》宋官本杂剧之《越娘道人欢》、《南九宫谱•黄钟赚》集宋元戏文名之《凤凰坡越娘背灯》，《录鬼簿》卷上尚仲贤杂剧《越娘背灯》，皆演此事。《越娘背灯》题目是“龙虎榜杨生点额，凤凰坡越娘背灯”，看来多有增饰。凤凰坡无疑是凤楼坡之转；背灯也者乃由原作中“视妇人衣裾褴褛，灯青而不光，若无一意，妇人又面壁坐不语”化出，即自惭形秽，背灯而坐。尚剧不存，《太和正音谱》引其第四折《太清歌》一曲，玩其意是写越娘成正果升天成仙思念杨舜俞。说越娘升仙，这是元明戏曲改编小说的老套子，非常庸俗浅薄。           

《乌衣传》 叙述唐金陵人王谢 以航海为业，覆舟飘到一个岛上，被乌衣翁媪引到家里，并称作主人郎。后又被翁引到宫殿见其国王，颇受礼敬。翁有女甚美，嫁王谢，成亲后王谢询问妻子才知道这里是乌衣国。不久海上风和日暖，王遣人告谢当归。其妻悲泣，说从此不复北渡，恐王见其形容而生憎恶，赠灵丹而后别。王亦赠诗，然后乘飞云轩即一乌毡兜子，由翁媪扶持，闭目而去。开目即还家，见梁上燕子呢喃，方悟所至之国即燕子国。王谢有幼子死已半月，以灵丹活之。至秋二燕将去，王谢书一绝系其尾，来春燕还，尾亦有妻所书柬，备述离恨。其事流传人口，因目王谢所居处为乌衣巷。末引刘禹锡《金陵五咏•乌衣巷》，然后说：“即知王榭（谢）之事非虚矣。”
此篇由刘诗生发，把诗中“王谢”演为人名，由“乌衣巷”、“堂前燕”敷衍出“乌衣国”，堪称巧思。王谢在乌衣国所遇，皆暗伏机关，处处藏燕，读来兴味盎然。写人鸟结合，郭璞《玄中记》、干宝《搜神记》中豫章男子娶姑获鸟的故事已肇其端，此写人燕婚恋相思，别开生面，可与《聊斋志异•竹青》媲美。昔人不明其幻设之妙，常讥此作为怪诞荒谬，甚至不惜笔墨考证其事之有无 ，皆无谓之举，然亦可见小说被误读之严重。

钱易三篇传奇之外，此期比较重要的作品还有苏舜钦的《爱爱歌序》，夏噩的《王魁传》，丘浚的《孙氏记》，杜默的《用城记》，张硕的《流红记》，胡微之的《芙蓉城传》，无名氏的《书仙传》等。《爱爱歌序》和《书仙传》已经在《丽情集》中说过。
夏噩，字公酉。越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嘉祐二年（1057）八月，以明州观察推官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入第四等，当改著作佐郎，宰相富弼以亲嫌而授为光禄寺丞。后知长洲县，六年七月两浙路提点刑狱王道古恶其轻傲，奏其私贷民钱而停职。治平二年（1065）游衡阳，曾作诗赠名娼王幼玉。卒于熙宁九年（1076）之前。事见《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二《衡阳石鼓山题刻•薛俅等题名》，《苏轼诗集》卷二四《王中甫哀辞叙》，《宋会要辑稿•选举十一之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六、卷一九四，《青琐高议》前集卷一○《王幼玉记》。郭祥正《青山集》卷三○有《哭夏寺丞公酉》诗，中云：“有才曾未施，负冤终莫雪。”可知其被勒停后大约一直未能复职。
李献民《云斋广录》卷六《王魁歌引》云：“故太学生王魁，嘉祐中行艺显着，藉藉有声。先丞相文公爱其美才，奏赋宸廷，为天下第一。中间坎壈失志，情随物迁，遂欲反正自持，投迹功名之会，而卒致妖衅，以殒厥身，可胜惜哉！贤良夏噩尝传其事，余故作歌以伤悼之云尔。”周密《齐东野语》卷六《王魁传》引初虞世《养生必用方》则曰：“康侯（王俊民字）既死，有妄人托夏噩姓名作《王魁传》。”二书皆谓有夏噩《王魁传》，只是初虞世以为乃妄人托夏噩之名。按李献民亲睹此传，不言其伪，可信夏噩确作此传，而初虞世欲为王俊民辨诬，鉴于夏噩为当时名公，所以指为妄人伪托。据初虞世云，王俊民死于嘉祐八年（1063），然则此作殆撰于治平间，时夏噩已被勒停。
原传不存，李剑国《宋代传奇集》有辑本 。此传女主人公，《王魁歌》、《类说》、《侍儿小名录拾遗》本都只称桂英，《醉翁谈录》和《永乐大典》本则称王桂英。关于男主人公，《醉翁谈录》本云：“王魁者，魁非其名也，以其父兄皆名宦，故不书其名。”可见所谓“王魁”实是王状元之谓，夏噩有意隐其名字，而其真实姓名乃王俊民。王俊民是嘉祐六年（1061）状元，范镇《东斋纪事》卷一记有他中状元的奇巧过程（又载《梦溪笔谈》卷一、《齐东野语》卷六）。其状元及第后的情况，张师正《括异志》卷三《王廷评》有载，言王中状元后为廷尉评、签书徐州节度判官，明年充南京考试官。在试院失心以小刀自刺，梦一女子来索命，旬馀而卒。而传云王未第时在家曾杀害一婢，又云曾约娶一妓，登第后却就媾他族，妓自杀，“故为女厉所困，夭阏而终”。王俊民友初虞世在绍圣元年（1094）作记，力斥关于王俊民之死的诬言妄说，说是系服药中毒而死。初之所言当相当可靠，王“有志力学，守身如冰玉”，不可能有狎妓弃妓之事，所谓女鬼索命更是荒唐。不过王俊民确患狂疾，其症幻觉臆语，不能自持，而其家确也请得道士祛邪制鬼，道士亦妄言报应之事。王俊民的狂疾和速死自然要引起世人百端猜疑，初虞世也说“传闻可骇”。在这种情况下，便有女鬼索命的传闻产生。夏噩大约就是依据妓女自杀索命的传闻创作此传的，未必有意诽谤王俊民，不过是表达对妓女的同情。除王魁桂英之事出于虚构外，其馀大抵符合事实，只是说王“自刺死”与事实不符。
《王魁传》以谴责负心为主题，变温柔为冷峻，有一点《霍小玉传》的风味。它的道德批判倾向是明显的，但观点并不陈腐。由于妓女是历代文学关注的热点，而“痴心女子负心汉”更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话题，所以后代以王魁故事为题材的小说戏曲很多。《醉翁谈录》著录小说话本名目，传奇类中有《王魁负心》。万历末年刊《小说传奇》，中有《王魁》话本，可能与《王魁负心》有渊源关系。戏曲演王魁尤多。《武林旧事》宋官本杂剧中有《王魁三乡题》一本。南宋戏文亦有《王魁》，明初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下《杂俎篇》云：“俳优戏文始于《王魁》，永嘉人作之。”徐渭《南词叙录》亦云：“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南词叙录•宋元旧篇》著录《王魁负桂英》一本，注云：“王魁名俊民，以状元及第，亦里俗妄作也。”又著录《王俊民休书记》，此本又见《永乐大典目录》卷三七《戏文九》。在宋末戏文《宦门子弟错立身》中也有“负心王魁”的名目，又沈璟《南九宫词谱》卷四引古戏文名目，中有“王魁负倡女亡身”。别本《传奇彚考标目•元传奇》中有杨酷叫《王状元扯休书》和无名氏《追王魁》，亦皆宋元戏文。《南词叙录》又著录明戏文《桂英诬王魁》，乃翻案之作。杂剧者有元尚仲贤《海神庙王魁负桂英》，见曹本《录鬼簿》；明杨文奎《王魁不负心》，见《太和正音谱》，亦翻案文字；马惟厚《风月囊集》，见《百川书志》；无名氏《桂英记》，见《太霞新奏》。传奇者有明王玉峰《焚香记》，此王魁戏唯一存世之本，版本颇多。

丘浚，字道源，自号迂愚叟。歙州黟县（今属安徽省）人。十岁即能诗。仁宗天圣五年（1027）进士及第。景祐中以卫尉寺丞知句容县事。庆历四年（1044）因作诗讪谤朝政及有印书令州县强卖以图厚利等劣行，为人所劾，降饶州军事推官、监邵武军酒税。失意遍游山阳（楚州）、仪真（真州）、南海（广州）诸郡，所到之处作诗，于各地郡守颇事讥诮。后改监新淦县税，皇祐四年（1052），淮南安抚陈旭、湖北提点刑狱祖无择表荐，迁签书滁州判官。官至殿中丞。终于池州。事迹见《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九又卷一七三、《新安志》卷八又卷一○、《谐史》、《咸淳临安志》卷九七、《直斋书录解题》卷一○、《至正金陵新志》卷一三下之下、《乾隆句容县志》卷七等书。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通志•艺文略》、《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能改斋漫录》，丘浚著有《观时感事诗》一卷、《洛阳贵尚录》十卷、《牡丹荣辱志》一卷（今存）、《征蛮议》一卷、《天一遁甲赋》一卷等。相传他“通数知未来兴废”，尸解成仙，为泰山主宰（见《新安志》卷八）。建炎中广西昭州郡守于天绘亭旁得片石，乃丘浚所作记，预言改亭名之事颇验（见《夷坚甲志》卷一七《清辉亭》）。
《青琐高议》前集卷七载《孙氏记》题寺丞丘浚撰。从题署看，似丘浚作记时官卫尉寺丞（寄禄官），时约在景祐至庆历中。记谓都下周默通医术，比邻张复秀才妻孙氏病，周为诊治而疾愈。孙氏少美，周挑之不动。张年老，周投柬赠诗，讥孙甘伴老翁，孙答以“端节自持”，责其恃功非礼。周知不可乱乃止。周赴官常州宜兴簿，作柬别孙，誓终身不娶而待之。后三年周归，张复已死年馀，孙独居，乃娶之。周居官好贿，多蓄钱帛，孙闻而责其贪利害民，欲投井自尽。周急持之，发愿改过。乃归财于民，自守清慎。孙生二子亲教之，皆举进士。
这是一篇较好的传类传奇，塑造孙氏形象颇为成功。她虽被标榜为“节义”，但和一般浸透着封建伦理观念的烈妇贞女有所不同，表现很有分寸感，作者较好地处理了情与理的关系，使孙氏形象显示出比较深刻丰富的内蕴。作品的描写语言质朴无华，平淡中见出隽永。

杜默（1019－1087？），字师雄。濮州（今山东鄄城北）人。少有逸才，尤长于歌诗，诗风粗豪。师事兖州奉符徂徕先生石介。康定元年（1040）辞师赴京，石介作《三豪诗送杜默师雄》以赠，称“曼卿（石曼卿）豪于诗”，“永叔（欧阳修）豪于辞”，“师雄歌亦豪”。至京访欧阳修，时任馆阁校勘、太子中允，作诗赠之，称“杜默东土秀，能吟凤凰声”。默久举不第，落魄不调，屡以私干欧阳修，不得荐而怨愤，作《桃花诗》以讽，士大夫薄之。至熙宁末（1077）方以特奏名赐进士出身，授临江军新淦县尉，年近七十卒。事见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七、李献民《云斋广录》卷三、《青琐高议》前集卷九、《王直方诗话》、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五《杜默》等。
本篇载于《青琐高议》别集卷六，题汉川 杜默。所记为法师圆清事，含有异闻。谓圆清住提韦州用城村院，不诵经歌赞，村人多鄙之。一日别邻僧里人，端立欲化去，或以为异，师乃坐。三日后复生，言兄当来，少语则作终天之别，兄果入门。邻僧问法，师为说至妙之道，遂盘足奄然化去。其真身存院中，村民为建殿颇壮。传中圆清乃得道高僧，但因平生不诵经文、不事斋戒，故而为人所鄙、为僧所嘲，而鄙之者实不谙佛心，俗子庸僧耳。杜默作此记，盖以圆清自况。他自视极高而鲜为人知，或讥其“不护名节”、“作诗狂怪”、“文章尤狂鄙”（《渑水燕谈录》、苏轼《仇池笔记》卷上、《临汉隐居诗话》），一生落魄失意，心存愤慨，内心极自负又极痛苦，这篇《用城记》正是寄寓着杜默这位生性豪放但坎坷失意的一代名士对于人情世道的感喟。《夷坚三志辛》卷八《杜默谒项王》记杜累举不成名，过乌江醉谒项王庙，拊神像大恸曰：“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进取不得官，好亏哉！”可以了解他的这种心情。

张实，字子京。魏陵人。皇祐中官大理寺丞。见此传题署及《青琐高议》前集卷三《琼奴记》。
《流红记》载于刘斧《青琐高议》前集卷五，题魏陵张实子京撰。此记大意是：唐僖宗时儒士于祐于御沟得一禁内飘出红叶，上题一绝。祐喜句意新美，藏于书笥，以为必宫中美人所作。后亦在红叶上题诗二句，置御沟上流水中。祐累举不捷，依河中贵人韩泳。久之有韩夫人出自禁庭，来居韩舍，祐聘之。既而韩氏于书笥中见红叶，惊而询之，祐以实告，韩氏亦出红叶，正祐之所题。夫妻相对感泣，叹为前定。后僖宗幸蜀，祐为前导，韩以旧宫人亦见帝。帝还西都，以祐为神策军虞候。韩生五子三女，终身为命妇。宰相张浚作诗赞其事，末云：“兹事自古无，可以传千古。”
题叶故事唐人已载有五个，范摅《云溪友议》卷下《题红怨》载二事：一为为顾况事，《流红记》于祐所题红叶二句“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阿谁”，及好事者所赠诗二句“君恩不禁东流水，流出宫情是此沟”，即翻自顾诗。一为卢渥事。陆龟蒙《小名录》又载贾全虚事，《姬侍类偶》卷下《凤儿题叶》有引，贾全虚者观其名乃属虚构，其事则与顾、卢事相类，同出一源。孟棨《本事诗•情感》亦载顾况事，视《云溪友议》又有所增饰，诗句与范、陆所记互有异同，事本传闻，自多异辞。南宋严有翼《艺苑雌黄》曾引述《名贤诗话》所载顾、卢二事而云：“《青琐》乃互窜二事，合为一传曰《流红记》，仍托他人姓名。”（《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一六引）以为是记刘斧作而托之张实，说非，但以为本乎顾、卢事则确乎如此。从基本情节看，《流红记》乃据卢事敷演，红叶诗全同。顾况事因缺乏红叶为媒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传奇性情节，故为张实不取，只是袭用了顾诗。另外，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九引唐末刘山甫《金溪闲谈》载李茵事 ，故事前半明显是因袭卢渥事，结局则是悲剧。李茵事在僖宗时，且夫妻同行诣蜀，《流红记》亦然，因此恐又综合了《金溪闲谈》的内容。类似的故事还有一个，即后蜀金利用《玉溪编事》侯继图事（《广记》卷一六○引）.
在这些互相都有因袭痕迹的故事中，《流红记》是较好的一篇，它保留并突出了原故事的主题：表现幽闭深宫中宫女的幽思怨情以及渴望人间自由生活和爱情的美好情感，并给予热情肯定，“十载幽思满素怀”终于借助于“红叶良媒”而得以实现夙愿。作品文字流畅朴素，不假雕琢，间有笔墨清俊的景物描写，唯“儿女满眼前，青紫盈门户”的结局有落入俗套之嫌。作品还流露出前定思想，刘斧“天理可合”的议论就由此生出。
对于几种红叶题诗的不同记载，元明戏曲独演于祐事。《录鬼簿》卷上著录白朴杂剧《流红叶》，又曹本《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著录李文蔚杂剧《金水题红怨》。明王骥德作传奇《题红记》（《古本戏曲丛刊》二集），祝长生亦有《红叶记》传奇（《曲品》、《传奇品》、《今乐考证》）。

  胡微之，生世不详。《芙蓉城传》又题《王子高芙蓉城传》、《王子高传》。原传不存，李剑国《宋代传奇集》有辑本 。作品的男主人公是王迥，字子高（后改名蘧，字子开），故事写他艳遇仙女周瑶英，一起游芙蓉城的故事。所谓王子高遇仙，是他十八九岁时编造的一桩闹剧 ，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举世皆知之”（《玉照新志》卷一），连宋仁宗都听说了，民间把他和周瑶英的故事编成《六幺曲》演唱，而且终其一生乃至死后人们都在谈论。 他和苏轼有亲戚关系，苏轼元丰元年（1078）作《芙蓉城》诗，便是听了子高的信口胡言而写的，那时他大约已经五十多了。
  自述艳遇女仙，唐世风流才子如张文成者每喜言之。少年王迥忽发奇想，编出遇仙谎言，效唐人故伎以逞风流。宋人重道学，此等故事产生的根源，乃是道德压抑之下轻薄少年的性幻想。但宋人毕竟是宋人，我们看小说的描写，于男女情好笔墨相当收敛。其实究其本心，恐怕还有更为重要的目的，就是利用北宋诸帝对道教的迷信和惑溺，来沽名钓誉、欺世惑人，要知道王迥此人“为人尤为污下……素为士论所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一）。经胡微之、苏东坡的张皇，这一目的倒是达到了。

由以上数种文人作品一起构成了北宋中期传奇文创作比较繁盛的局面，这些作品很少纯为写幻或纯为写实，尤其是乐史式纯粹依傍历史的更少见，大多数虚实结合，人物时间既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以求信实，又拓开想象空间以见曼衍。风格或文或质，但许多作品更讲求朴素流畅。在题材和主题方面，写男女情爱的居多。这些传奇小说的构思或来自书本，或来自传闻，很少直接面对现实生活本身，这也是北宋文人小说的一个特色。

诗言志

第三节 秦醇的传奇作品

如果将乐史作为北宋前期传奇文的代表作者，将钱易作为北宋中期传奇文的代表作者，那么，北宋后期传奇文的代表作者就非秦醇莫属了。与乐史、钱易的闻名于世相比，秦醇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我们仅仅知道他字子复，是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县）人，事迹不详。但他留下的四篇传奇作品──《骊山记》、《温泉记》、《赵飞燕别传》、《谭意歌》，带有更多的宋人风格。
和乐史一样，秦醇的传奇依然以历史题材为主，四篇作品中前三篇都是把目光投向遥远的王朝，历史与现实生活相比，北宋文人似乎更熟悉也更愿意亲近书本中的历史。
《骊山记》载于《青琐高议》前集卷六，原未署撰人，应为秦醇作 。作品记张俞与友人游骊山，遇田翁，翁长寿，且熟悉唐时事，出《骊山宫殿图》，为俞细话明皇贵妃往事，以描述杨贵妃、安禄山私情为主，后来《绿窗新话》卷上全引这一段，改题《杨贵妃私安禄山》。与乐史《杨太真外传》相同的一点是，此记亦缀合史稗旧闻而成，所叙杨妃以安禄山为子、禄山手足心有黑子、禄山化猪龙、李猪儿杀安禄山、楼下人唱汾水秋雁之歌诸事，大抵依傍《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安禄山事迹》、《次柳氏旧闻》、《津阳门诗注》等书而敷衍。然秦醇不像乐史那样老实，在旧闻之中，增入安禄山伤杨妃乳、杨妃出浴时明皇禄山咏乳一节。此节轻薄香艳，后人多喜道之，但它不是出于唐人的记载，而是来自宋人的想象。
张俞实有其人，乃北宋名士，《宋史》卷四五八、《东都事略》卷一一八有其传，事迹又见《东坡志林》卷二、《云斋广录》卷一、《舆地纪胜》卷一五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三、《古今纪要》卷一八、《全蜀艺文志》卷五○《白云先生张少愚诔》等。张俞一作张愈，字少愚。益州郫人。尝举进士科、茂才异等科不中。仁宗宝元初（1038）上书言边事，颇得宰相吕夷简赏识。庆历元年（1041）除试秘书省校书郎，俞表请授其父而隐于家，许之。文彦博知益州，为置青城山白云溪杜光庭故居以处之，自号白云居士。前后大臣屡荐，六召不起。游观山水，闭门著书，六十五岁而卒。妻蒲芝亦隐居玉清馆，自号隐夫人，贤而有文，为作诔。张俞是北宋著名隐士和诗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誉为“奇士” ，《杨升庵全集》卷一一《青城五隐赞》以张俞夫妇为五隐之二。此记与《温泉记》假托张俞，即为借重张俞之名以广其传，而且张俞本人性喜游观山水，作诗则喜咏古。《宋诗纪事》卷一七所辑六诗中《楚中作》、《翠微寺》、《谒白帝陵》等皆为咏古诗。《郡斋读书志》著录《张少愚白云集》三十卷，叙录云“为文有西汉风，尝赋《洛阳怀古》，苏子美见而叹曰‘优游感讽，意不可尽’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九九录其《义帝新碑》，中有“观庙升冢，徘徊想象”语，见出其登山临水、怀古叹今之态。秦醇将登骊山而访古、过温泉而梦妃之事托于张俞，恰正符合张俞性情。而记中叙开元天宝宫中秘闻，非以轻薄之心赏其香艳，正也暗含“优游感讽”之思，与张俞诗文精神相通。至此作构思，假田翁而谈古，这和唐人郑嵎《津阳门诗》之托津阳酒家翁，陈鸿祖《东城老父传》之托东城老父，机杼全同，显见因依之迹。
《温泉记》内容紧接《骊山记》，写张俞过骊山题诗怀古，一夜被冥吏召去见太真仙妃，仙妃赐俞浴于温泉，妃亦自浴。浴罢共饮，饮罢对榻而寝，俞情思荡漾，妃以“宿契未合”而拒。天明分别，妃言后二纪待于渭水之阳，又赠百合香为念。张俞被冥吏引还而觉，只见香在人亡。后遇一牧童寄妃诗，云前日一妇人所托，俞闻之颇伤感。
若说《骊山记》还微寓讽刺之意，此篇则只是描写艳遇，前承《高唐赋》之馀绪。篇末曰“俞多与士君子说此事，乃笔成传”，文人故弄狡狯，不必认真。人神相遇题材古已有之，往往神异迷人，可感受而不可逼视，此则具有鲜明的人间性。凡人与仙妃在一起对浴对眠，虽说耽于色而畏乎礼，既猥琐又迂腐，全为宋人小家习气，典型反映出宋代作家在情爱问题上藏头露尾的矛盾心态，不过，作者用华美的文字将这段画饼充饥式的书生绮想表现得很好，似乎是真实的梦境，而不是神奇的传说。这种若即若离的境界，大抵也只有宋代才有。作品文字华美，描摹多见雕刻，与《骊山记》之通畅清浅，风格有所不同。《辍耕录》载金院本名目中有《张与孟梦杨妃》一本，疑演此事，而将张俞变为张与孟。

《赵飞燕别传》又从故纸堆里挖出西汉风流皇后，题材和风格近乎晚唐《大业拾遗记》、“隋炀三记”一流传奇。《别传》载于《青琐高议》前集卷七 。传前有序曰：“余里有李生，世业儒。一日，家事零替，余往见之。墙角破筐中有古文数册，其间有《赵后别传》，虽编次脱落，尚可观览。余就李生乞其文以归，补正编次以成传，传诸好事者。”作者谓本篇是在《赵后别传》的基础上，“补正编次”而成的。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中相信这篇自序中的话，以为本篇真的是所谓李生家藏古文《赵后别传》的整理本，而且断为原为六朝人作，“非宋所能”，殊不知这是小说家言，作者故弄狡狯而已。不过，作者的取材却是多有所本的，不尽为想象杜撰之词。赵飞燕姊妹事迹，见于《汉书》、《西京杂记》、《拾遗记》等，而托名西汉伶玄的《赵飞燕外传》（又称《赵后别传》），更是以小说家言加以淋漓尽致的描写。秦醇在序中之所以假托《赵后别传》，即在于使人联想到这本《赵后别传》。秦醇所编《别传》，其事多有袭自上述各书者。如云赵后腰骨纤细，善踽步行，昭仪尤善笑语，肌骨清滑，二人皆称天下第一，本《西京杂记》卷一，《外传》也有类似描写。赵后欲求子而通年少子，本《西京杂记》卷二；赵后与宿卫陈崇子私通，《西京杂记》作侍郎庆安世，《外传》作宫奴燕赤凤，事皆相类。成帝贿侍者窥昭仪浴，赵后贫时夜不成寐，使妹合德拥其背，昭仪进丹十粒而成帝精涌而死，这些情节皆本《外传》，甚至文句也有相似处。其馀情事或别有所本，或自作演饰。末谓昭仪化为巨鼋，首犹贯玉钗，据《续汉书•五行志》、《搜神记》卷一四，乃江夏黄氏母事，而移于赵合德。
伶玄《赵飞燕外传》，通过描写赵飞燕、赵合德姊妹淫欲之行，表现汉世的“盛衰奄忽之变”和作者的“荒田野草之悲”。浑朴古健，而描摹闺帏情事，笔触细腻，二赵形象相当生动鲜明，故而被胡应麟誉为“传奇之首”（《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秦醇此作继承了它的“祸水灭火”的思想倾向，添出昭仪化鼋尤见讽意，但在艺术上却逊于《外传》，文笔平弱，只“兰汤滟滟，昭仪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一二俊语而已。作者缺乏深邃的历史感和现实感，猎奇猎艳而思想浮泛，甚至不及晚唐《大业拾遗记》、“隋炀三记”之属。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批评秦醇作品说：“其文颇欲规抚唐人，然辞意皆芜劣。唯偶见一二好语，点缀其间；又大抵托之古事，不敢及近。则仍由士习拘谨之所致矣。” 秦醇这类“拟古”作品不大成功，但也算给传奇题材添了一点多样性。

秦醇唯一表现现实生活的传奇作品是《谭意歌》。《谭意歌》载于《青琐高议》别集卷二。讲述的是一个书生与妓女终成眷属的故事。谭意歌幼年流落长沙为娼，解音律，工诗笔，得人怜爱，潭州守帮她脱离娼籍。意歌与茶官张正宇相爱同居，二年后张调官辞去，意歌怀孕后闭门自守，屡寄书致意。但张迫于父母之命，另娶孙殿丞女。意歌知道后，作书抒恨，买田自给，独抚稚子。三年后孙氏死，有客自长沙归，将意歌的情况告诉张，责备他“木人石心”，张遂到长沙。意歌开始拒绝，后来则让张以礼迎娶。张如言，礼成同归京师。意歌治家有礼法，后又生一子，登进士，终生为命妇，夫妻偕老，子孙繁茂。
按传中称魏谏议镇长沙时与意歌对句，刘相镇长沙时意歌求其脱籍。魏谏议即谏议大夫魏瓘，刘相即宰相刘沆。据《北宋经抚年表》，庆历元年（1041）刘沆知潭州，旋为魏瓘所代，三年刘沆再知潭，五年罢，知意歌脱籍归张在庆历三年至五年。洎孙氏死而娶意歌，据传意推算，乃在皇祐三至五年间（1051－1053）。此后意歌又生一子，以进士登科，子孙繁茂，则至少是三十后的事情，时已到元丰中，此殆作传之时。
文士妓女恋爱结合，是小说中传统题材，“子本名家，我乃娼类，以贱偶贵，诚非佳婚。”本来在生活中极可能是悲剧结束的爱情，在这篇小说中被作者用礼法观念改造为一段情礼兼顾的“佳婚”，这实际上是《霍小玉传》和《李娃传》的混合，或者说是宋人对《霍小玉传》的改写。不过，这篇小说强调女性的自立，虽然其终极目标仍然是做“命妇”，但仍有一定的客观意义。事实上，宋代以后，寡妇抚养孤儿以成立的现象渐渐普遍，这篇小说也就不乏其现实因素，“团圆”结局固然庸俗，但也未始不是一种精神安慰。比较秦醇的历史题材传奇，此篇虽因故事动人常被选家钟爱，而其文笔时见雕琢痕迹，不如前三篇流畅，也许作者对此题材远没有对历史题材那么熟悉吧！
以上四篇传奇，一古（《赵飞燕别传》）一今（《谭意歌》），另两篇（《骊山记》、《温泉记》）则以今人切入古代，从艺术的角度看，《赵飞燕别传》、《谭意歌》都有不足之处，《骊山记》、《温泉记》则要完美一些，也许这两篇的题材更适合宋代士人的意趣和心态，而《谭意歌》虽占有题材的优势，但只是唐人传奇的改作而已，和真正的宋人现实风貌相比还有距离。

诗言志

第四节 无名氏传奇文及其他

北宋后期是北宋小说最繁荣的时期，可见可考的作品约有传奇文二十八九种、小说集二十四种，总共五十多种（另有年代失考的北宋传奇文四种、小说集十四种不计在内），数量之大超过以往。此期虽然出现了秦醇等优秀作者，但更多的作品是由无名氏（这些无名氏的时代一般不易判断，但都出于北宋则是肯定的）创作的，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如《玄宗遗录》、《苏小卿》、《张浩》、《鸳鸯灯传》等，这些作品同样应该重视。

《玄宗遗录》原载于刘斧《翰府名谈》，原文已佚，佚文见引于诸书，李剑国《宋代传奇集》辑录成篇 ，还相当完整。在作品中，玄宗罗袜铭中有“细细圆圆，地下得琼钩；窄窄弓弓，手中弄初月”语，分明说杨妃缠足，这绝非唐人语，自是宋人传闻，可见《玄宗遗录》的作者非唐末五代人，当为北宋人。《翰府名谈》约成于哲宗朝，次作则出其前。

作品叙述唐玄宗闻乐知变，渔阳兵叛，玄宗奔蜀，马嵬坡下缢死杨妃，后来思念杨妃，梦中相见一段故事。唐宋人皆喜言玄宗、杨妃故事，这篇小说叙事集中，不因历史头绪纷繁而散漫，注重对话和细节描写，很能传达人物情绪性格。杨贵妃之死充满悲剧气氛，十分动人，作者同情的态度清楚可见。若与乐史堆垛的《杨太真外传》、秦醇浮艳的《骊山记》相比，此篇在布局描写、主题思想上都见出新意，堪称佳作。

《苏小卿》原载于《醉翁谈录•烟花奇遇》 ，讲述的是苏小卿和双渐恋爱的故事。闾江知县苏寺丞有女字小卿，游园邂逅郡吏双渐。小卿使赋诗，双渐乃借诗挑之，小卿心加爱慕，合欢于花间。小卿叫他解职归家励学，待得功名后令媒求亲。双渐苦志二载，功业一成。归询小卿，公吏曰苏寺丞已死，县君挈家往扬州。双渐至扬州，闻小卿母已亡，落于娼门。双渐与友游娼家，忽遇小卿。时小卿已为司理院薛官人包占，将为妾，遂私留双渐于小室，俟时饮乐。二年后双渐从官临川而归京，夜泊豫章城下。忽然在一画舫中看到小卿，抱琵琶品弄，对坐一人，五十馀岁，乃其夫。双渐作歌以挑，小卿亦作歌答之，求渐援救，于是二人改换装束，一起驰往京师。双渐后显擢历任，得偕老焉。传文颇长，约二千字左右。
双渐确有其人。北宋曾巩《元丰类稿》卷六有《送双渐至汉阳》诗，卷四五有《双君夫人邢氏墓志铭》，邢氏乃双渐母。张耒《明道杂志》、周必大《二老堂杂志》卷五、无名氏《大酒清话》（《类说》卷五五）、《乾隆无为州志》卷一五、《续修庐州府志》卷三三引《隆庆志》、《重修安徽通志》卷一九四等都有双渐事迹。双渐，无为军巢县人。父双华，赠大理寺丞。母邢氏，封万年县太君。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曾为县令、孟州签判。嘉祐六年（1061）为尚书屯田员外郎、吉州通判。历知无为军、汉阳、同州，官至职方郎中。本篇所叙双渐事迹，称其为闾江县人，家贫为郡吏，后从官临川，“显擢历任”，与苏小卿“得偕老焉”。按宋无闾江县，疑为庐江县，宋音闾、庐同。庐江县亦属无为军，双渐虽为无为军人，但观其母归葬巢县，实是巢县人。双渐进士出身，不会因家贫为郡吏。其妻亦非苏小卿，据《邢氏墓志铭》，乃陈氏（封长寿县君）。可见，故事出于传闻，并非纪实。但传文所写之双渐，必是以无为双渐为原型。此人“博学能文，负奇气，不拘小节”，且“性滑稽”，有名于时，故而有与妓女苏小卿的风流韵事流传。苏小卿有无其人不可考，传中歌云“长自庐江佳丽地”，“妾家本住庐江曲”，则当为庐州人，与无为军相邻。双渐小卿故事发生在青年双渐“苦志二载，功业一成”前后数年间，当在庆历中。对于双渐事迹作者已不甚了了，只是根据传闻而述，多有不合事实处，因此作者去双渐青年时代当已较远。据考，无名氏所作《苏小卿》大约在神宗元丰、哲宗元祐间，其时双渐可能死去不久 。
小卿虽系妓女，但出身官宦人家，只因父母双亡才沦落烟花，因此实属于才子佳人型小说。它是优秀的宋人传奇。据研究，双渐小卿故事在两宋间就已编成诸宫调，在金元两代（即戏曲盛行之时）流传更为广泛，编成许多诸宫调、戏文、杂剧，散曲也经常描写，流风遗韵及于明清。 其影响之大，不仅其他宋人传奇无法与之相比，甚至超过了唐传奇《莺莺传》。一般来说，宋人小说较唐人小说拘谨，但此篇既有野合――“乱红深处，花为屏障，尤云殢雨，一霎欢情”，又有私奔，青年男女蔑视礼法，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却又是《莺莺传》所无法比拟的。作品语言工丽清雅，注重词彩，不肯作俗词俚调，常用偶句状物摹情而尚不嫌雕琢堆垛。风格典丽婉约，叙事中间插入诗词歌行，与叙述文字格调和谐，融为一体。

《张浩》，今见于《青琐高议》别集卷四，目录中此篇注“新增”二字，疑《青琐高议》原无此篇，南宋人重编《青琐高议》而增入。《绿窗新话》卷上题作《张浩私通李莺莺》 ，《绿窗新话》约作于南宋初期，故此文当出北宋。
《张浩》是一篇优秀之作。传文大意是：张浩字巨源，西洛人，荫补刊正，家富于财。一日轩东遇东邻女李氏，互相爱慕，浩赋牡丹诗为信，遂私订终身。以后李托尼传递消息，并于来年牡丹开时逾墙就浩幽会。不久李随父之官，遣尼告浩待归时成婚。去二载而杳然无耗，浩叔为聘大族孙氏，浩不敢拒。李随父归，知浩已约婚他人，遂告其父母已私许归浩，投井自尽，幸赖救活。李诣府陈情，府尹召浩问明原委，遂判娶李氏。夫妻偕老，二子皆登科。
小说的情节构思具有明显的通俗性，写得也朴素生动。李氏大胆追求爱情、勇于抗争、努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形象颇具新意，这种女性形象是是以前所没有过的。
  这个故事在后代很有影响。《醉翁谈录》著录话本名目，传奇类中有《牡丹记》，当演此事，张李订情私会皆关涉牡丹，故以为题。《警世通言》卷二九《宿香亭张浩遇莺莺》，据考为南宋后期作品 ，可能同《牡丹记》话本有一定关系，而《宝文堂书目》著录有《宿香亭记》，可能即《警世通言》本。此本有宿香亭、莺莺、尼惠寂等名，全同《绿窗新话》本（而廖山甫则同《青琐高议》本），可能是根据《绿窗新话》所据的未删本改编的。戏曲演此事者，有《九宫正始》引“元传奇”《张浩》，存残曲一支，《宋元戏文辑佚》辑入；《录鬼簿》、《太和正音谱》等著录有元雎舜臣杂剧《莺莺牡丹记》，简名作《牡丹记》，已佚；《传奇彚考标目》别本第一百三十四著录顾苓《宿香亭》，注“张浩事”，亦佚。
         
《鸳鸯灯传》也是一篇具有通俗化显明特色的传奇作品。《鸳鸯灯传》原文不传。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一二《约宠姬》，引《蕙亩拾英集》曰：“近世有《鸳鸯灯传》，事意可取，第缀辑繁冗，出于闾阎，读之使人绝倒。今一切略去，掇其大概而载之云。……” 《鸳鸯灯传》事在仁宗天圣中，《蕙亩拾英集》可能编于南宋初 ，而《蕙亩拾英集》称“近世有《鸳鸯灯传》”，因此《鸳鸯灯传》大约是北宋后期的作品。《醉翁谈录》壬集卷一“负心类”载有《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所叙正为此事 ，其叙事颇详，约三千馀字。李剑国《宋代传奇集》据此二书辑校成篇 。
作品大意是：天圣二年元夕，有一贵家美妇人乘车出游乾明寺，取红绡帕裹一香囊，掷之于地而去。“美丈夫贵公子” 张生拾得之，红帕上书诗三章，后书云：“有情者得此物，如不相忘，愿与妾面，请来年上元夜游相篮后门相待，车前有鸳鸯灯者是也。”生作诗继之。次年元宵张生寻得遗绡女，女约来日在此相候。明夜女扮尼乘车而来，共宿乾明寺。生询其族氏，女言乃节度使李公偏室，李公年老，以此为恨。二人听尼计，夜奔苏州。经三载，家财为张生挥霍一空，生父知秀州，欲归，盟誓而别。生到秀州，居行首梁越英店。偶遇旧苍头，言其父颇怒之，若归不许入门。生无计，越英愿充下妾，资以财富，生贪色利，遂负李氏。李氏寻夫到秀州，知生再婚，抵门痛责，越英亦责生负心。三人共争，遂告于包公待制。判娶李氏为正室，越英为偏室。按《蕙亩拾英集》所引，男子只称张生，女并姓亦无，《醉翁谈录》本结尾处却称作张资，于其女则称李氏，实是其原夫节度李公之姓。这一差别不似传本之异，可能是《醉翁谈录》在节录时根据话本戏曲作了改动。
这部作品不像出自正宗文人之手，原来的才子佳人小说带上了浓郁的市民气息。掷绡觅偶，二女争夫，见官听判，都反映着市民趣味。语言通俗浅近，与文人雅士风味迥异。其称张生为“张官人”、“张解元”，称张父为“张大夫”，也是市井习惯。作者于史实颇不谙熟，末写三人在秀州讼于包公待制，时约在天圣五六年，而包拯天圣五年（1027）方登进士第，皇祐二年（1050）才除天章阁待制，亦不闻官于秀州。此传凭空抬出包待制，一同宋代话本戏曲，正是俚俗手段。可见这一故事必是流传于民间，而由民间文人敷写成传。或者是本出文人手，又经过了说话人的改编。因此虽属文言传奇，实与话本精神相通。《蕙亩拾英集》讥讽它“缀辑繁冗，出于闾阎，读之使人绝倒”，是以正统观点看待具备民间通俗性、夸张性的作品产生的感受。然而，正是这种“缀辑繁冗，出于闾阎”的特点，给宋代传奇增添了崭新的内容。可以说，这篇小说和上一篇《张浩》最能反映宋人面貌，它们都具有朴素通俗的特点，把一桩曲曲折折的爱情变成婚姻官司，平添喜剧性的公案色彩，这是典型的市民趣味：不求诗意或深沉，但求新奇和热闹。
《醉翁谈录》甲集卷一《小说开辟》著录传奇类话本中有《鸳鸯灯》一本，说明此传在南宋已由说话人改编为话本。同时还改编为南戏，《宋元戏文辑佚》辑《张资鸳鸯灯》佚曲十八支，张生曰张资，殆是话本戏曲增饰，《醉翁谈录》本即据此而改。明熊龙峰刊小说四种之《张生彩鸾灯传》及《古今小说》卷二三《张舜美元宵得丽女》，其入话亦演此传。但未叙负心事，张生不作张资，然观其文，盖据《醉翁谈录》。

无名氏传奇文的题材大都集中在爱情和女性题材上，这类作品值得一提的此期还有柳师尹的《王幼玉记》、清虚子的《甘棠遗事》、沈辽的《任社娘传》等。《王幼玉记》写的是一个朴素的书生妓女爱情悲剧，模拟唐人，但语言风格还是宋人的。《甘棠遗事》写妓女之才，笔调庄重，语含敬慕，颇有新意。《任社娘传》写妓女之智，情节富于戏剧性，人物形象很有特点。
写神仙、因果的作品到市民化的宋代自然更加萎缩，这种萎缩，并不体现在数量上，而是在内容。因为市民同样相信神仙、因果，所以这类作品还存在，而且数量不少。写神仙的有陆元光的《回仙录》、苏辙的《梦仙记》、舒亶的《天宫院记》、黄裳的《燕华仙传》、无名氏的《玉华记》等，写因果的有黄庭坚的《李氏女》和《尼法悟》、崔公度的《陈明远再生传》、廖子孟的《黄靖国再生传》、穆度的《异梦记》、吴可的《张文规传》、无名氏的《屠牛阴报录》等 。由于市民更关注现实趣味，这类作品渐渐不受重视，往往只是文人一厢情愿的半实录式的记载。如果说写神仙的还可能包含着文人的人生体味和终极思考（当然大多数是照葫芦画瓢），写因果的则除了详细委曲之外，谈不上有什幺可取之处。

诗言志

第四章 《夷坚志》及其支流

第一节 洪迈生平与《夷坚志》的创作过程及其版本流传

虽然历史学家、小说家洪迈穷一生之力还没能完成《夷坚志》，没能从数量上和质量上超越《太平广记》，但《夷坚志》还是影响了整个南宋以及元代的小说史，讲到这一段就不能离开洪迈的名字。
洪迈（1123－1202），字景卢，号容斋、野处。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绍兴十五年（1145）中博学宏词科，赐同进士出身，授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寻除左承务郎、敕令所删定官。出为添差福州教授，未赴，侍父洪皓于里，复从父谪英州。十九年正月为福州教授，二十年罢。二十八年三月召除秘书省校书郎，明年二月兼驾部员外郎，四月兼国史院编修官，八月除吏部员外郎。三十年三月充省试参详官，旋改礼部员外郎，七月再兼国史院编修官，十一月兼枢密院检详文字。三十一年三月正除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十月知枢密院叶义问督视江淮军马，以为参议军事。三十二年正月金国遣使告嗣位，以左司员外郎试礼部侍郎充接伴使，三月除起居舍人、假翰林学士，充贺金登位国信使。七月使还，八月坐奉使辱命罢官。隆兴元年（1163）起知泉州，乾道二年（1166）六月改吉州，未及赴任，九月除起居舍人，十月兼权直学士院，十二月兼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三年五月除起居郎，六月权中书舍人、权直学士院兼实录院修撰，七月真除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四年六月除集英殿修撰，寻罢为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六年除知赣州，在赣凡五年。淳熙二年（1175）知建宁府，七年秋解官。十一年春起知婺州，迁敷文阁待制，十二年春除提举祐神观兼侍讲，六月兼同修国史。十三年四月除敷文阁直学士兼直学士院，九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十四年春知贡举，十五年四月出知镇江府，九月移知太平府。绍熙元年（1190）二月进焕章阁学士，知绍兴府，十二月罢为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归鄱阳，以著书为事。庆元四年（1198）上章告老，进龙图阁学士。嘉泰二年（1202）以端明殿学士致仕，未几卒，赠光禄大夫，谥文敏。事迹见《宋史》卷三七三，钱大昕撰、洪汝奎增订《洪文敏公年谱》。
洪迈为官大半生，刚好处于偏安的太平时期，一生顺遂（其间仅于绍兴三十二年出使金国，以辱命罢官），使其能够完成前人无法想象的浩繁著作。洪迈曾多次兼同修国史或兼实录院修撰，与修史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也决定了他著作中的史学品格。洪迈与其兄洪适、洪遵号称“三洪”，有名于当时，《宋史》称其“文满天下……而迈文学尤高”，又称洪迈“博极载籍，虽稗官虞初，释老傍行，靡不涉猎”。洪迈著述极丰，著书三十多种，惜今大半不存。其中历史著作很多，如《宋四朝国史》三百五十卷（与李焘合修）、《钦宗实录》四十卷、《太祖太宗本纪》三十五卷等，还有摘抄类的史书，如《节资治通鉴》一百五十卷、、《南朝史精语》十卷等。这至少反映，纂述历史、传播历史是洪迈的兴趣。他创作志怪小说集《夷坚志》，显然也和这种著作品格有关。关于洪迈的著作，不能不提到影响极大的《容斋随笔》，此书今存，七十四卷。应该注意到，一般作者很容易将《容斋随笔》和《夷坚志》（二书皆为笔记体）的内容混淆起来而成一书，如后面要说到的周密《齐东野语》、陶宗仪《辍耕录》等书。洪迈著此二书，选资各有所归，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小说文体的纯洁性，而这在宋代小说与杂记不分的时代很少有作家能够做到。
《夷坚志》最早著录于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小说类，无撰人、卷数。尤袤卒于绍熙四年（1193），时洪迈犹在世而《夷坚志》全书未竟。淳祐中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始著录全书：“《夷坚志》甲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四乙二十卷，大凡四百二十卷。”按何异嘉定壬申（五年，1212）作《容斋随笔序》已有全书卷帙纪录：“尽得《夷坚》十志与支志、三志及四志之二，共三（按：四字之讹）百二十卷。”全书三十二志，除《四志乙》乃绝笔之志不及写序外皆有自序，赵与时《宾退录》卷八撮述三十一序大意，又卷九引《三志癸》序，周辉《清波杂志》卷四亦尝引《戊志》序大略。今存十四志，除《甲志》缺序外，十三志自序皆存。
从各序和书中所述，可以考知诸志撰写时间：《甲志》之撰始于绍兴十三年（1143），其时洪迈父洪皓使金归，所以《甲志》卷一多为洪皓使金时闻见；完成当在绍兴三十二年，其年八月洪迈因奉使辱命罢官，成书在罢官后闲放之时。《乙志》成于乾道二年（1166）十二月；《丙志》成于七年五月；《丁志》约成于淳熙五年（1178）；《戊志》约成于淳熙十年；《己志》当成于淳熙十六年；《庚志》约成于绍熙元年（1190）初；《辛志》成于绍熙二年；《壬志》成于绍熙四年；《癸志》当在绍熙四五年；《支甲》成于绍熙五年（1194）六月；《支乙》成于庆元元年（1195）二月；《支景》（即《支丙》，避曾祖洪炳讳改）成成于同年十月；《支丁》、《支戊》、《支己》、《支庚》分别成于庆元二年三月、七月、十月、十二月；《支辛》、《支壬》、《支癸》、《三志甲》、《三志乙》、《三志丙》、《三志丁》成于庆元三年二三月至十二月；《三志戊》、《三志己》、《三志庚》、《三志辛》、《三志壬》成于四年二月至九月；《三志癸》约成于五年；《四志甲》约成于六年；《四志乙》约成于嘉泰二年。
洪迈绍兴中著书，初名为《容斋诺皋》而非《夷坚志》，盖欲仿段成式《酉阳杂俎•诺皋记》，后“恶其沿袭，且不堪读者辄问，乃更今名”（《宾退录》引《辛志序》）。夷坚语出《列子•汤问》“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本来《夷坚志》初亦无《甲志》之说，到洪迈决定续写时才拟定以十天干为序，把第二本称作《夷坚乙志》。十志以后以“支志”名之，分为“三支”、“四支”，乃仿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之《支诺皋》、《支动》、《支植》。
  《夷坚》四志历时六十年，其创作过程可划为四段。《甲志》为第一段，此间以写作为馀事，故历时长达二十年。《甲志》问世后，各地争相印行，到乾道二年曾“镂版于闽、于蜀、于婺、于临安，盖家有其书”，而且激起许多士大夫的参与热情，纷纷献说，竟有“千里寄声”者（《乙志序》）。另外据《贵耳集》卷上载，退位的高宗爱神怪幻诞之书，可能对《夷坚志》也曾寓目，这些无疑极大地激发了洪迈的写作热情，促使他“急于满卷帙成编”（《丙志序》）。因而“自乙至己，或七年，或五六年”（《庚志序》），速度加快，此为第二段。自庚至癸为第三段，五岁而完成四志。这是因为洪迈急于完成一部空前未有的“巨编”，故而大大加快速度。从《支甲》到绝笔为第四段，凡二十二集二百二十卷，历时只九年。此时闲居在家，时间充裕，而于“掇录怪奇”已到痴迷的地步。同时写作的《容斋随笔》，则相对受到冷落。
总而言之，整个《夷坚志》是以一种加速度的写作进行的，这种加速度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作者愈来愈草率，贪多务得；另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夷坚志》刊行后引起的巨大效应，这种效应使洪迈更容易获得写作的素材。从这方面说，《夷坚志》可以说是一种集体成果，因为只有极少数故事，因为除极少数故事是他亲身经历见闻外，绝大部分是他人提供的材料，或口述、或写示，由洪迈整理纪录下来。据对今存残本的不精确统计，故事提供者多达四百八十馀人，大抵是作者的亲朋好友、“群从姻党”（《支乙序》），当然也有远方读者。众多人士的积极参与，是《夷坚志》写作速度“捷疾”而终于成为“巨编”的重要原因。洪迈对故事提供人都不泯其功，分别注明故事来源。当然这还有另一层意义，即表明“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据依”（《乙志序》），非出杜撰。另外洪迈为更多更快地攫取材料，还大量抄录前人时人的现成作品，包括小说、笔记、传记、文集等，数量多达七十馀种，抄录时较长的文字一般作了节略。关于其所抄录的小说，第三节有专门论述，这里只举其抄录笔记文集之著者，如《三志辛》抄陈莘《松溪居士径行录》十三条，《三志壬》抄王灼《颐堂集》十一条等。
《夷坚志》卷帙浩繁，传抄版刻均有困难，故而南宋时虽屡曾付梓，但人已难见全帙。淳祐十年（1250）赵希弁编撰《昭德先生读书志附志》，其“拾遗”中著录《夷坚志》四十八卷，只是一小部分。《宋史•艺文志》小说类亦只著录甲至庚七志一百四十卷。逮乎元明，散佚愈多。元陈栎《勤有堂随录》谓“今坊中所刊仅四五卷”，陶宗仪《说郛》卷九七只节录《夷坚志阴德》六条，《夷坚志阴德》凡十卷，乃摘录之本。明《文渊阁书目》、《菉竹堂书目》类书类著录《夷坚志》十八册，前目注“残缺”，前目又著录十二册，注“阙”，其书已无。以胡应麟收藏之富，所获亦只武林雕本五十卷和支志十帙百卷（《少室山房类稿》卷一○四《读夷坚志》），而当时“浙中所刻《夷坚志》，乃吾箧中五分之一耳”（《甲乙剩言》）。焦竑《国史经籍志》及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乃著录四百二十卷，但焦志多采前代书目，并非亲见全帙，陈目亦有可疑。
今存版本甚多，或系原书之某部分，或系后人重编之本。原书四编传世的是正集甲至丁四志八十卷，支志甲至戊及庚癸七志共七十卷，三志己辛壬三十卷，凡一百八十卷，只及原书五分之二强。据元人沈天祐序，八十卷本原出建学所藏宋刻闽版，由于“遗缺甚多”，沈氏据洪迈所刊浙本（刊于杭州）补刻四十三版而印行。由于此本主要用宋版印行，故徐乾学称为“宋本元印”（《传是楼宋元板书目》），陆心源称为“宋刊元印本”，又称作“元修后印本”（《仪顾堂续跋》卷一一《宋椠夷坚志跋》）。但此本今传者并非沈氏原印本，因为其中羼入支志、三志之文，当是原版片已有残缺，元书贾重印时遂事补版，而妄取他志以冒。此本原藏文征明，历经清人季振宜、徐乾学，严元照、阮元、黄丕烈、汪士钟、胡珽、陆心源手。阮元影写进呈，并撰提要（《研经室外集》卷三），又编入《宛委别藏》，以补《四库全书》之阙。陆氏刻入《十万卷楼丛书》，是为陆刻本。支志三志一百卷，曾为嘉庆间黄丕烈收藏，系旧抄本。其馀传世版本，大抵为重编本。今国家图书馆藏有三本，均列为善本：《新编分类夷坚志》甲至癸十集五十卷，叶祖荣辑，嘉靖二十五年（1546）洪楩清平山堂刻本；《新订增补夷坚志》五十卷，明李玄晖、邓嗣德刻本；《新刻夷坚志》十卷（存七卷），明书林唐晟刻本。民国间涵芬楼张元济据诸本编印《新校辑补夷坚志》，前四志据严元照影宋手写本，支志三志据黄丕烈校定旧写本，参用诸本校订。叶本出于今存百八十卷外尚有二百七十七则，辑为《志补》二十五卷。又自《宾退录》等十书辑出三十四事，编为《再补》一卷。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新校本，以涵芬楼本为底本重加校定。并从《永乐大典》等书辑出佚文二十六则（误标为二十八则），作为《三补》。然《再补》、《三补》颇有滥误，不少条目实出元无名氏编《湖海新闻夷坚续志》，未可尽从。
此后为《夷坚志》辑佚者尚有康保成《〈夷坚志〉辑佚九则》（《文献》1986年第3期），李裕民《〈夷坚志〉补遗三十则》（《文献》1990年第4期），法国巴黎第七大学王秀惠《夷坚志佚文辑补》（《汉学研究》7卷1期） ，李剑国《〈夷坚志〉佚文考》（《天津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谢创志《〈夷坚志〉佚文拾遗》（《书品》2000年第1期）等。除去其中重辑、误辑者，共得佚文一百四十则左右。

诗言志

第二节 洪迈小说观与《夷坚志》的特点及影响

洪迈虽然创作了数量巨大的志怪小说，但其对志怪小说的认识依然停留在补史传信的水平上。和“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的唐传奇相比，他的小说观念相当落后保守，本质上不是小说家而是历史家。他并非不知道志怪不是纪实，他曾说过：“稗官小说家言不必信，固也！”（《支丁序》）可是在历史与文学之间，他选择了更钟情的历史。他十分看重故事本身的可信程度，绝对排斥作者的再创造，排斥虚构。在《乙志序》中，他批评《庄子》和前代志怪书（主要是唐人作品）“虚无幻茫，不可致诘”，“皆不能无寓言于其间”，自诩《夷坚志》所载都是近事，“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据依”。书中所记不少故事，都曾经过反复订正，务求信实，甚至还在《容斋四笔》卷九中辨析钟将之《义娼传》所写秦少游与长沙娼女恋爱故事的不真实，并说“当时失于审订，然悔之不及矣！”在《支丁序》中他还摭出书中不合事实者七事，以为都有“可议”处，批评自己有“爱奇之过”。基于此，洪迈恪守魏晋旧式，而屏弃唐人传奇刻意幻设、注重文采的写法，仍以一种史家“传信”意识来看待小说写作，所谓“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支丁序》），采用“一话一首，入耳辄录”（《三志己序》）的史家记注之法，去做时代的书记官。尽管不可能没有加工，但一般只限于字句章法之内，对于故事本身的详略曲直则一仍其旧。甚至要和说者订正事实，“亟示其人，必使始末无差戾乃止”（《支庚序》）。作者自身进行艺术创造的自由全不存在，每个故事基本以其原始面貌出现，高下优劣全取决于说者的态度和水平。在这种观念和方法的作用下，作品不可能像唐传奇那样，在“文采和意想”上创造出超于现实的杰作来。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以四百二十卷之巨，五六千故事之多，文意皆佳的篇幅少见，平庸无奇之作居多。就整体艺术水平看，不仅与唐传奇相较难以望其项背，即与宋人小说如《青琐高议》、《云斋广录》等相比亦瞠乎其后。就在当时即有人批评，如陈振孙说洪迈“急于成书”而失于辨择，“亦不复删润，径以入录”（《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连“删润”都没有，又遑言创作构思。严格地说，近五百卷的《夷坚志》只是一部小说资料库，事文皆美的作品――而不只是故事――是很少见的。
《夷坚志》这种记事的模式，形成也就是后来者纷纷采用的“夷坚志模式”。首先是重视纪实，排斥虚构；其次是广泛搜罗，注重近代（一般不载旧事）；第三是题材上不避世俗，文字上不事雕琢。在志怪小说史上，这种模式的影响至为深远。可以说取代了《搜神记》和《博物志》两大模式，也压倒了唐代流行的看重文采意想的志怪模式。这种志怪模式显然更符合当时的社会趋向和读者心理，一出即受到欢迎，续书仿作层出不穷，直到“聊斋模式”的出现才被取代。
洪迈绍兴中著此书，欲仿段成式《诺皋记》，名《容斋诺皋》，后来才改今名。他于段成式《酉阳杂俎》独独看中《诺皋记》，可见他并不想搞成《酉阳杂俎》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而是像他本人所说，“颛以鸠异崇怪，本无意于纂述人事”（《丙志序》）。这一原则大体坚持下来，虽然也常常用“纂述人事”来凑篇幅。
《夷坚志》题材极为广泛，作者自称“天下之怪怪奇奇，尽萃于是”（《乙志序》），并非夸言。而且卷帙浩繁，空前绝后，诚为“小说之渊海”（陆心源《夷坚志序》）。就《分类夷坚志》所分门类看，多达三十六门，包括忠臣、孝子、节义、阴德、报应、贪诈、奸骗、妖怪、禽兽、神仙、释教、鬼怪、医术、杂艺、妖巫、卜相、梦幻、坟墓、设醮、入冥等等，可谓应有尽有。虽然就作品的角度来衡量佳作不多，但新鲜有味的好故事数量并不少；而且数千故事中，有相当多的是取材于平民百姓的市井委巷之说，这本是宋人小说在取材方面比较普遍的倾向，而于洪迈来说尤见突出。洪迈取材虽然仍以士大夫阶层为主，但对来自下层的传闻同样予以关注，以致有人讥讽他取材“非必出于当世贤卿大夫，盖寒人野僧、山客道士、瞽巫俚妇、下隶走卒，凡以异闻至，亦欣欣然受之，不致诘”（《丁志序》）。这种取材角度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洪迈的审美趣味、价值取向的变化，反映着排斥了审美偏见的包容精神。市井传闻往往带有质朴通俗、新鲜活泼的特征，这就为《夷坚志》增添了许多光彩和生气。在今人常予选注、选译的篇章中，许多就是这类传闻，如《吴小员外》（《甲志》卷四）、《海王三》（《支甲》卷一○）、《鄂州南市女》（《支庚》卷一）、《郭伦观灯》（《志补》卷一四）、《卖鱼吴翁》（《志补》卷一六）等等。另外，作者的笔墨简洁，文辞朗畅，不事雕琢而不乏隽永之致，人物语言常借用口语俚调，使故事更加生动自然。
《夷坚志》在洪迈生前即引其轰动效应，赢得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不断刊印的畅销书。这虽与作者名位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此书的形式内容满足了两类人的需求。一类如陆游等知名文士，欣赏此书的“史笔”和补史的功能。陆游在读了《夷坚志》后作诗写道：“笔近《反离骚》，书非《支诺皋》。岂惟堪补史，端足擅文豪。驰骋空凡马，从容立断鳌。陋儒那得议，汝辈亦徒劳。”（《剑南诗稿》卷三七《题夷坚志后》）赵汝淳也有诗云：“于古丘明法度书，豕啼蛇斗未为诬。后来更有无穷事，付与兰台鬼董狐。”“补史”也好，“鬼董狐”也好，都是把《夷坚志》看作史家之馀。一类如普通读者，欣赏其中层出不穷的奇闻异事。此书在宋代的多此刊行说明它拥有巨大的读者群，这个读者群应该包括上面所说的两类人。
由于《夷坚志》的丰富和通俗，它被说唱艺人用为重要资料书――《夷坚志》的读者群中，这也是重要的一类。他们对洪迈及其《夷坚志》极为推重，所谓“《夷坚志》无有不览”（《醉翁谈录》甲集卷一）。他对后代戏曲小说更是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元明许多文言小说汇编大量选材于《夷坚志》，如元《异闻总录》、明李濂《汴京勼异记》、梅鼎祚《青泥莲花记》、《艳异编》、《剪灯丛话》、《五朝小说》、《重编说郛》、《情史》等等；二是续书较多，如宋王质《夷坚别志》，金元好问《续夷坚志》，元无名氏《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吴元复《续夷坚志》二十卷等；三是书中大量素材被编为话本和戏曲。总之《夷坚志》堪称小说资料宝库，而且它的种种构思新颖的情节模式、故事原型也给后世小说家以创作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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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夷坚志》所抄录的宋人小说

《夷坚志》之所以能形成四百二十卷的空前规模，除了因为作者洪迈的勤奋，也和《夷坚志》的创作形式有关。在《夷坚志》里，洪迈不仅有闻必录，还大量地引用、抄录、缩写同时人的小说。由于那些小说今天多没能流传下来，于是，它们本身就在《夷坚志》中形成了一个可观的“寄生”集团。虽然，宋人著书，喜欢引用抄录他人的作品，如《投辖录》载黄庭坚所作传奇《李氏女》、《尼法悟》二篇，《墨庄漫录》载崔公度《金华神记》、《陈明远再生传》二篇等等，不遑列举。但《夷坚志》之抄录则因其规模巨大，不仅抄录单篇传奇，还摘录整本志怪，所以别具一种意义。
《夷坚志》所引大都是南宋小说，北宋作品较少。由于它引用过的北宋作品，较好的我们已经论述过，如王山《笔奁录》，所以我们这里要谈的也只限于南宋作品。
因为《夷坚志》是志怪之书，证明怪异之存在是其第一义，所以其引用小说，有很大一部分是引用作者的自述材料以取信，此类作品大多为单篇，以自身之经历证明幽冥之存在，报应之不虚，大都无甚艺术价值，不必多谈。如南宋前期的何悫《何悫入冥记》（《夷坚志补》卷二四）、刘望之《毛烈传》（《夷坚甲志》卷一九）、《李氏还魂录》（《夷坚志补》卷七）、晁公遡《高俊入冥记》（《夷坚甲志》卷一）、关耆孙《解三娘记》（《夷坚甲志》卷一七）、秦绛《黄十翁入冥记》（《夷坚丙志》卷八），南宋中期的郭端友《感梦记》（《夷坚丙志》卷一三）、薛季宣《志过》（《夷坚丙志》卷一）、郑超《郑超入冥记》（《夷坚支戊》卷七）等，皆此类。另有蒋宝《冥司报应》（《夷坚丙志》卷一三）、《闻善录》（《夷坚支甲》卷二）、刘名世《梦兆录》（《夷坚支乙》卷二）三书虽是丛集，但大意上与所引单篇相同，亦不置论。
至于郑总《罗浮仙人传》（《夷坚甲志》卷一五）、陈世材《乱汉道人记》（《夷坚丁志》卷八）、余嗣《出神记》（《夷坚乙志》卷五）、魏良臣《黄法师醮记》（《夷坚丙志》卷一○）等篇，多以仙道变化为题，乃北宋末年道教兴盛的馀波，艺术上可取之处一般也不多。以上诸篇，我们在《南宋单篇传奇文的衰落》一节中还会讲到。
《夷坚志》所引用的较有特点的南宋小说，单篇有南宋前期赵彦成《飞猴传》（《夷坚志补》卷二二），南宋中期钟将之《义娼传》（《夷坚志补》卷二），丛集则有无名氏《花月新闻》、李泳《兰泽野语》、吴良史《时轩居士笔记》等。下边分别论述。
  赵彦成《飞猴传》。赵彦成，台州天台（今属浙江）人。魏王赵廷美（太祖匡胤、太宗光义异母弟）八世孙，见《宋史•宗室世系表》。
《夷坚志补》卷二二《侯将军》载：天台吴医有女择婿，女忽见故嫂，嫂为择侯将军。女自是精神迷惘，夜即盛装，若有所之，殆一年许，其家延巫师禳解无效。一日女忽语将军明日将至，至期果率众而来，父母强为接待。吴医求宁先生，宁至吴家建坛设狱，敕神将擒扑侯将军，乃一飞猴，并尽擒馀妖，皆狐狸蛇虺木石鸟兽之怪。焚猴扬灰江上，女遂如初。末云：“赤城赵彦成亲见其事，作《飞猴传》记之。”事在绍兴二十一年（1151），传当作于此时或稍后。
这是一篇伏妖故事，古来此类题材甚多，但此作似有寓意。吴女苏醒后对父母说：“向者明知为妖类，方肆虐时，正欲上诉于天，亦不可得。盖其徒千百成羣，往来太空间，纵有章奏，必为所邀夺，虽城隍里域之神，尚不能制，况于人乎！”绍兴二十一年，秦桧犹在相位，至二十五年方病终。秦桧弄权祸国，奸党满天下，飞猴者乃妖党之首，正是影射秦桧，作者以小说家言揭露秦桧罪恶，并表达正直人士对于扫除“妖党”、安定国家的愿望。《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载：绍兴二十年六月，秦桧子秦熺加太保，福建安抚司机宜吴元美作《夏二子传》，以蚊蝇比拟秦氏父子，《飞猴传》也正是这类攻击权奸的寓言性作品。此作笔力老健，长于描写，想象亦较丰富，颇见幻设之趣。

  钟将之《义娼传》。钟将之（1131－1196），字仲山。镇江府丹阳县（今属江苏）人。绍兴十八年（1148）登进士第，授楚州淮阴尉，改盱贻军教授，秩满调泰州教授，丁外艰服阕，再调常州教授，居七年，除知和州历阳县，通判滁州。积官至朝散大夫，累赠宣奉大夫。事见刘宰《漫塘文集》卷三○《故通判滁州朝散锺大夫墓志铭》、《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京口耆旧录》卷五、《至顺镇江志》卷一八。
《夷坚志补》卷二《义娼传》载长沙娼为秦少游情死事，末曰：“京口人钟将之常州校官，以闻于郡守李次山结，既为作传，又系赞曰……”下录钟氏所作长句，共四十六句，末二句曰：“我今试作《义娼传》，尚使风期后来见。”知《夷坚志》标目乃其原题。《夷坚志》引述此传原在《夷坚己志》，《容斋四笔》卷九《辨秦少游义娼》曰：“《夷坚己志》载潭州义娼事，谓秦少游南迁过潭，与之往来，后娼竟为秦死。常州教授钟将之得其说于李结次山，为作传。”锺将之在赞中云：“余闻李使君结言，其先大夫往持节湖湘间，至长沙，闻娼之事而叹异之，惜其姓氏不传云。”义娼事原系李结父闻于长沙，李结知常州时，钟将之为教授，李结遂又传于钟将之，钟遂作传。据《咸淳毗陵志》卷八郡守题名，李结淳熙六年（1179）二月以承议郎任，转朝奉郎，五月罢，知常才三四个月。又据卷九州学教授题名，钟将之“再调常州教授”，从前后任推算，当在乾道九年（1173）至淳熙六年九十月间，正及李结守常。然则此传当作于淳熙六年，洪迈《夷坚己志》约作于淳熙十六年，其时传已行世，故得采录。《夷坚志》所引述的不是原文，只存大较而已。
传文大意是：义娼长沙人，喜秦少游乐府。少游南迁，道长沙，闻而访焉。坐语间见几上置《秦学士词》，娼云素所习歌，能得见秦学士，虽为妾御，死复何恨。少游道出自己身分，娼大惊，冠帔以拜，日夕颇为礼敬，少游感其意，为留数日。一别数年，少游死于藤州。娼则自秦去后闭门谢客，誓不负秦。一日昼寝梦少游来别，寤而惊泣，数日死讯至。娼行数百里前往吊唁，临丧拊棺，一恸而绝。秦观死于元符三年（1100），义娼死秦即在此时。这件事流传甚为久远，直到七十多年后钟将之作传时，“湖南人至今传之，以为奇事”。但洪迈后来不信其为实事，在《容斋四笔》中力辨其诬。
潭娼死秦是一个十分凄艳感人的故事，它生动表现了娼女对秦少游的深切爱慕和忠贞。作者囿于封建伦理观念，照例以“义”许之，遂给这个爱情故事涂上了过多的道德色彩，这和《李娃传》、《杨娼传》、《李妹传》等唐宋传奇的观念一脉相承。作品的体式是传文系赞再配以长歌，以见史才、议论、诗笔，亦为唐传奇的典型结构模式，见出作者师法唐传奇的创作意图。此事后由元人鲍天祐改编成杂剧《王妙妙死哭秦少游》（《录鬼簿》曹寅刊本著录）。

《花月新闻》。《夷坚支庚》卷四《花月新闻》曰：“《己志》书姜秀才剑仙事，以为舒人。今得淄川姜子简廉夫手抄《花月新闻》一编，纪此段甚的，故复书之。贵于志异审实，不嫌复重，然大概本末略同也。”下为《花月新闻》所载事，略谓：姜廉夫祖寺丞未第时，肄业乡校，偕同舍生出游神祠，睹捧印女子塑容端丽，戏解手帕系其臂为定物。后女来姜家为妇，与姜原妻欢如姊妹，而事姑甚谨，家人呼为仙妇。居无何女避厄他适。旋有道士来，言姜有奇祸，以剑术救之，获一髑髅，以药化为水。道士言与女子皆剑仙，女先有所好，怀忿欲杀姜与女，道士与姜亦有宿契，故来相救。道士去而女归，遂同室如初。姜母及妻相继亡故，女抚育其子如己出。靖康之变，不知所终。末曰：“廉夫后寓鄱阳而卒，厥孙曰好古，至今为饶人。”按此事末及“靖康之变”，事在北宋末。而《夷坚支庚》作于庆元二年（1196），其时姜廉夫已卒，唯其孙居于饶州（鄱阳），可见姜廉夫所抄《花月新闻》所出较早，殆在南宋初。《夷坚己志》也载有此事，《己志》已佚，不得其详。据叶祖荣《新编分类夷坚志》本，《支庚》之《花月新闻》，在“以为舒人”下多二十二字：“少孤，奉母寓河北。尝与同辈谒龙女庙，睹侍女捧镜奁者。”可见《己志》所书与《花月新闻》情事有异。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一也载有此事，稍异，但亦得之于姜氏后人姜安礼。
《花月新闻》当系传奇小说集，观其书名，大约内容都和男女恋情有关。所存只此一篇节文，乃剑仙事，上承唐人剑侠小说，于小说中颇开生面。所写刀剑相击，药化髑髅，后世剑侠小说屡见之，见出其影响之迹。明人编《剑侠传》卷四据《夷坚志》录入。

李泳《兰泽野语》。李泳（？－1189），字子永，号兰泽。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绍兴二十七八年（1157－1158）除比部郎官。尝为溧水令。淳熙六年（1179）为坑冶司干官，分局信州。与兄洪、漳、弟淛、洤合著《李氏华萼集》。事见周麟之《海陵集》卷一三、郭彖《睽车志》卷二、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五、周密《绝妙好词集》卷二、《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异闻总录》卷四。
洪迈《夷坚三志己》卷八跋曰：“亡友李子永所作《兰泽野语》，己未用之其前志矣。子永下世十年，予念之不释，故复掇其可书者十七事，稍加润饰，以为此卷。”又卷九《婆律山美女》条注曰：“右六事亦得之李子永。”按《夷坚三志己》撰于庆元四年（1198），前推十年，子永下世之时在淳熙十六年（1189）。跋云“己未” 当为 “己酉”之讹，己酉即淳熙十六年。洪迈在淳熙十六年已在《夷坚己志》中采用过《兰泽野语》，这次为纪念李子永逝世十年，又采录书中故事，所以说“复掇其可书者”。《己志》已佚,《异闻总录》多采《夷坚志》，颇可考其佚文，卷四写李泳淳熙七年于驿舍夜见女鬼事，大概就是取自《己志》，可能也是《兰泽野语》的佚文，因为《兰泽野语》多有李泳自述闻见。本书所记大都是有关神鬼诡异、征验报应的异闻，少数是文人逸事，文字比较简短。作者晚年退居乡里，撰成此书，故以“野语”相号。

吴良史《时轩居士笔记》。吴良史，饶州德兴（今属江西）人，号时轩居士。
洪迈《夷坚支庚序》云：“乡士吴潦（按潦应作溱）伯秦，出其乃公时轩居士昔年所著笔记，剽取三之一为三卷，以足此篇。”《夷坚支庚》卷七至卷九皆取吴书。吴氏笔记原名不知，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据拟名为《时轩居士笔记》。原卷数亦不详，洪迈引用其三之一（四十五事）编为三卷，则原书当在十卷左右。
四十五事为北宋末年以来的各地异闻，其中时间以发生在绍兴年中，地点以发生在饶州鄱阳、乐平、馀干、德兴、安仁诸县之事为多，大概是作者宦游各地及归居德兴后的所闻所见。卷九《朱少卿家奴》曰：“张忠定公，邑（德兴）人也，素识之。”张忠定公即张焘，《宋史》卷三八二传载：张焘饶州德兴人，隆兴元年（1163）迁参知政事，以老病辞归，后二年卒，谥忠定。据周必大《文忠集》卷六一《张忠定公神道碑》，张焘之卒乃在乾道二年（1166），可见本书撰于乾道二年之后。庆元二年（1196）洪迈撰《夷坚支庚》时，吴良史当已下世，所以由其子出其书。既称“昔年所著笔记”，大约时间已较长，可能成书于淳熙间。
此书所记，大都为流传于市井乡野的委巷之谈，而且多记鬼魅妖物。作品大多简短，文字浅俗流畅，人物对话喜用口语，间有比较细致的描写。如《村民杀胡骑》写建炎四年（1130）江西村民杀金兵事，主要描写妇女的机智勇敢，叙说间粗中有细。《江渭逢二仙》写建康士人江渭与友人为六朝丽人张丽华、孔贵嫔二女鬼所惑，描写生动，曾为《艳异编》（卷三八）、《情史》（卷二○）采入。相类的故事还有《王上舍》，《情史》卷二一采入。《扬州茅舍女子》写扬州士人偶入蟾宫，见仙女织《登科记》。这是科名前定故事，幻设极为奇妙，文字描写颇为俊丽，和唐代李复言《续玄怪录•定婚店》之讲婚姻前定，堪称比肩。《金山妇人》写一士大夫之妻被金山寺下水府判官所掳，事亦新异，《情史》卷九采之。

由于《夷坚志》对所抄录作品改动较少，多能见原作风格。李泳《兰泽野语》和吴良史《时轩居士笔记》都属于志怪体小说（间包含杂事），鲜有传奇笔法，这和《夷坚志》差不多。一方面是把热情倾注于小说创作，一方面大家似乎又变懒惰了，只满足于记故事抄故事而不想把故事写成与众不同的文章，走的都是表面看来不懒惰，其实也很懒惰的史家记注的老路。
这些作品（尤其是未流传的小说集）艺术水准一般较低，只具有地域性、现代性、资料性而缺乏文学性。而《夷坚志》对这些作品的抄录、引用，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当时小说创作原生态的样本，这种原生态一般是很难保留下来的。由这种原生态，我们可以窥见当时民众的真实信仰而不是被士大夫矫正之后的信仰，可以窥见当时民众真实的生活状况而不是史书上整合之后的表象。也许，从小说史的角度来研究，我们更应关注平庸之作和经典之作的关系，关注经典之作的生长氛围。如果这样，我们为这些艺术水准相对低一些、已经被淘汰的作品单列一节便不是没有意义。
顺便说，当时抄录引用小说并不止于《夷坚志》，如李昌龄的《乐善录》就曾引用过不少小说，有的还和《夷坚志》重合，如《解三娘记》、《出神记》等，除此之外，也引用有小说集如《劝戒录》、《屠牛阴报录》等。李昌龄，字伯崇。眉州眉山县（今属四川）人。淳熙间进士。曾为《太上感应篇》作注，盛行于世，又纂集佛书地狱受苦事为《七趋受生录》（已佚）。《乐善录》，十卷，以劝善戒恶为旨，纂集古今故事，搜罗较广。隆兴二年（1164）由李昌龄初刻于蜀中，此后作者又作了增补，大约在淳熙二年（1175）后将增补本再刻于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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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夷坚志》身影里的南宋小说集

南宋中期除《夷坚志》之外，今所知还有小说集十六种。数量不算少，可惜大部分小说集流于一般化，如言报应影响的李昌龄《乐善录》、蒋宝《冥司报应》和欧阳邦基《劝戒别录》，言前定的委心子《分门古今类事》和刘名世《梦兆录》，专记一方风物异闻的王辅《峡山神异记》，专记一时闻见的曹勋《宣政杂录》，模拟《博物志》的李石《续博物志》等 ，都不重视故事性，在以文学艺术性为衡量标准的小说史上只能属于配角，在《夷坚志》风行的时期则只能算是于小说的支流。其中其中至少王质《夷坚别志》、郭彖《睽车志》、吴良史《时轩居士笔记》、李泳《兰泽野语》、刘名世《梦兆录》、欧阳邦基《劝戒别录》等数种有迹象表明是在洪迈影响下产生的。
《时轩居士笔记》、《兰泽野语》上节已论及，《梦兆录》、《劝戒别录》不是好作品，已如上言，这里只谈一谈《夷坚别志》和《睽车志》。
王质（1135—1188），字景文，赣州兴国（今属江西）人。博通经史，善属文，二十三岁入太学，与九江王阮齐名。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明年官德安府学教授。御史中丞汪澈宣谕荆襄、枢密使张浚都督江淮、兵部尚书虞允文宣抚川陕，皆辟为幕职。入为太学正，因好议论，为忌者所谗罢去。又入为敕令所删等官，迁枢密院编修官。乾道中奉祠山居，绝意禄仕。著有《雪山集》十六卷、《绍陶录》二卷、、《林泉结契》五卷、《诗总闻》二十卷等，俱存。见《宋史》卷三九五及王阮《雪山集序》、《雪山集》卷五《退文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一、《直斋书录解题》卷二○等。
《夷坚别志》早已失传，《文献通考•经籍考》卷四四小说家类著录《夷坚别志》二十四卷，题王质景文撰，并录其自序大略。由于其自序颇见作者之意及《夷坚志》之影响，故《通考》备录之如此。序云：

    志怪之书甚伙，至鄱阳《夷坚志》出，则尽超之。余平生所嗜，略类洪公。始读《左传》、《史记》、《汉书》，稍得其记事之法，而无所施，因志怪发之。久之习熟，调利滋耽，玩不能释。闲自观览，要不为无补于世，而古今文章之关键，亦间有相通者。不以是为无益而中画，愈裒所见闻，益之事五百七十，卷二十四，今书之目也。余心尚未艾，书当如之，则将浸及于《夷坚》矣。凡《夷坚》所有而洊见者删之，“更生佛”之类是也；凡《夷坚》所有而未备者补之，“黄元道”之类是也。其名仍为《夷坚》，而别志之，辨于鄱阳也。得岁月者纪岁月，得其所者纪其所，得其人者记其人。三者并书之备矣，阙一二亦书，皆阙则弗书。丑而不欲著姓名者婉见之，如《夷坚》“碓梦”之类是也；丑而姓名不可不著者显揭之，如《夷坚》“人牛”之类是也。其称某人云，又某人得诸某人云，若己所见，各识其所自来，皆循《夷坚》之规弗易。所书甲子之一为期，过是弗书，耳目相接也。所书鬼神之事为主，非是弗书，名实相称也。于《夷坚》之规皆仍之，其异也者，笔力瞠乎其后矣。

从自序可知作者撰写此书是出于对洪迈《夷坚志》的钦慕，其书体例亦全袭洪书规矩，他所归纳出来的《夷坚》原则显然是历史的而非小说的。不过，洪迈曾取此序为《夷坚壬志》序 ，可以其对此序的认同和欣赏。
序中提到的《更生佛》见于《夷坚乙志》卷一，黄元道见于《乙志》卷一二《王晌恶谶》、《秦昌诗》、卷一五《鱼肉道人》、《丁志》卷六《茅山道人》，《碓梦》见于《丙志》卷一六，人牛见于《甲志》卷一七《人死为牛》，而洪迈在《夷坚壬志序》中录入《夷坚别志序》。可见《夷坚别志》作于《丁志》（淳熙五年）问世后、《壬志》（绍熙四年）成书前，是作者奉祠山居后所作。
此书早已失传，较为完整的佚文亦不存，只是从自序中知道记有道士黄元道事。另外据《夷坚三志壬》卷七《张翼德庙》，还记有张飞神事。黄元道、张飞神都见载于《夷坚志》，此书亦载其传闻，此之所谓“《夷坚》所有而未备者补之”。洪迈写《夷坚志》恪守“耳目相接”，“登辄纪录”之法，但求条贯事实，文从字顺，鲜事再创造。王质则标榜借志怪锻炼史传记事之法，以见“古今文字之关键”，观其《雪山集》卷一○《丞元居士传》、《平舒侯传》等，皆仿韩愈《毛颖传》，笔近传奇，确实是有意为文的。但其撰本书，既处处规抚《夷坚》，恐怕也鲜有作意，很难在艺术上有突出成就。这可说是《夷坚志》的一个不良影响。
  
郭彖，字次象，和州历阳（今安徽和县）人。绍兴十七年（1147）可能以荫补为浙东路某县主簿，曾参与漕试为考官。二十四年中进士。淳熙中知兴国军。曾与《野客丛书》作者王楙有交，王曾赞其“多闻”。事见《野客丛书》卷三《汉唐酒价》、本书卷六、《直斋书录解题》、《万历和州志》卷四、《安徽通志》卷一五四。本书始著录于《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五卷，解题曰：“知兴国军历阳郭彖次象撰。取《睽》上六（按：当作上九）‘载鬼一车’之语。”《文献通考•经籍考》同。《宋史•艺文志》小说类则作一卷。今传者乃六卷本，始刊于《稗海》，后又收入《四库全书》等，题宋历阳郭彖，无序跋。此六卷本，实际乃是郭彖在五卷基础上“续添”一卷而成 。
南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上曰：“宪圣在南内，爱神怪幻诞等书。郭彖《睽车志》始出，洪景卢《夷坚志》继之。” 《睽车志》虽无序跋，但其所记载有至淳熙八年（1181）者，成书当在此后。从《贵耳集》所说来看，似乎宪圣高宗在南内读过《睽车志》。高宗赵构于绍兴三十二年让位于皇太子（孝宗），直到淳熙十四年才故去，谥曰圣神武文宪孝皇帝。所以本书之成应在淳熙八年以后十四年以前。据《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当时作者正知兴国军。本书问世后，《夷坚志》至少已写出甲乙丙丁四志，所以不得谓《睽车志》始出，《夷坚志》继之。但《夷坚》以后各志出于本书之后，《支丁》卷八《赵三翁》、《三志辛》卷八《书廿七》及佚文“李知己”都提到过《睽车志》，张端义始出继之之说大约即缘此而误断。
本书载事共一百四十四条，每卷十馀条至三十馀条不等，基本上是北宋末至南宋淳熙间事，个别则甚早，卷三“漳州地震”即为北宋英宗治平四年事。大部分故事都在末尾以某某说的小字注形式注明来源，以示徵信，这是南宋小说十分常见的的格式，《夷坚志》尤其如此。注明的故事提供者近六十人，承务范懋即提供九事（卷二）。这批人员中有资政殿大学士郑亿年，地位很高，作者特将其所说三事载于最前，其馀大都是一般官员，当是作者平日交游之人。《夷坚志》常采录他人作品，本书除卷六“赵三翁”取张寿昌所记外，并不抄录现成故事。但其中一些故事又见于《夷坚志》，如卷一“湖妓杨韵”事同《夷坚支庚》卷一○《杨可人》，“刘观”事同《夷坚丁志》卷一七《刘尧举》，“李知己”事又载《异闻总录》卷四，末小字注：“智仲说，郭彖《睽车志》亦载此，误以陈氏为石氏。”此乃《夷坚志》佚文。卷二“陈子永”亦见《异闻总录》卷四，作李子永，也是《夷坚志》佚文。“闽中士人”事同《夷坚三志辛》卷八《书廿七》，末注：“陈子荣说，《睽车志》亦载之。”卷五“孙思文”，事同《夷坚丙志》卷四《孙鬼脑》。事有详略异同，来源非一，各自据闻而已。
相对于《夷坚志》，此书志怪气息更纯粹，全书所记都是怪异故事，诸凡异人、道术、神鬼、怪魅、妖异、梦徵、入冥、再生、转世、报应等等，题材颇广。大部分故事只为猎奇，只有少数寓有劝戒。如卷三“常州村媪”乃孝感之事，作者“录以为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大旨亦主于阐明因果，以资劝戒”，并不准确。由于作者有闻必录，且鲜事润饰，因此大部分事简文直，故事本身也多缺乏吸引力，这又是与《夷坚志》相同的。只是由于此书多从市井乡野取材，浅俗亲切，有时亦显得鲜活有生趣。如卷二“闽中士人”写士人见通判亡妻，较有情韵，《夷坚三志辛》所记事同文异，乃淳熙初事，士人名王克己。卷五“李通判女”写陈察亡妻附魂于李通判女再嫁陈察，抚二女毕其姻嫁，想象新奇，描摹较细。“靳瑶”文字亦长，靳妻为五通神祟死，靳求茅君，茅君借尸复生之，情节类似唐牛僧孺《玄怪录》卷三《齐饶州》，借尸则系所增，尤见奇诡。而最好的作品当推卷四“马绚娘”，写三衢郡卒亡女马绚娘与士人相恋而复生，事本陶渊明《搜神后记》卷四“徐玄方女”、“李仲文女”，而周密《齐东野语》卷一八《宜兴梅冢》也是同类故事。汤显祖《牡丹亭》传奇即机杼于此 ，更张扬而成名著。以上都写男女情爱，另外卷四“长人岛”则写远国异民，中云长人耳垂至腹，卷耳为枕卧于石上，与唐李伉《独异志》卷上所写大耳国相似，匪夷所思，饶有趣味。《夷坚乙志》卷八《长人国》、《丙志》卷六《长人岛》也是当时流传的长人故事，各有不同。本书可说是在《夷坚志》影响下出现的一部重要作品，在书名、体式、内容、写法诸方面都近似《夷坚志》。

南宋后期小说集创作锐减，今所见完整保存下来的仅有《鬼董》一书，此书很明显也受到《夷坚志》的影响，是宋末出现的优秀小说集。
  《鬼董》，又题《鬼董狐》，五卷，沈氏撰。此书宋代曾有刻本 ，只是流传不广。明清大抵以抄本流传，今国家图书馆尚藏有清抄本《鬼董狐》五卷。乾隆五十一年（1786）鲍廷博始刊于《知不足斋丛书》，后又收入《龙威秘书》、《说库》，书名作《鬼董》，五卷，末有元临安钱孚泰定丙寅（1326）跋。《戒庵老人漫笔》所云宋刻本的论十王、荐亡两条，见于今本卷四、卷三，盖犹为全帙。钱孚跋曰：“《鬼董》五卷，……此只抄本，后有小序，零落不能详。其可考者，云太学生沈，又云孝、光时人，而关解元之所传也。喜其叙事整比，虽涉怪而有据，故录置巾笥中，以贻同好。”参稽书内自述，稍可知其经历。沈氏约在孝宗淳熙、光宗绍熙间为太学生。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春在京都临安，与友人林享之岳父、承务郎丘君曾有来往（卷四）。十六年秋客次湖州（卷二）。曾往盐官看姊（卷二）。理宗绍定元年（1228），姻家提点刑狱公事鲁文之卒于嘉兴，沈氏往吊之（卷二）。
《鬼董》最晚的记事在绍定二年（卷二“善应尼”、卷三“道士青阳”），然则作者撰成此书殆在绍定二年后的绍定年间（1228－1233）。历代志怪家常以典故名书，隐喻语怪述异之意，此称《鬼董》，乃本《搜神记》作者干宝被称为“鬼之董狐”（见《晋书•干宝传》）。自然所记并非全为鬼事，还记有夜叉、精魅、神灵、梦游、报应、僧尼等，内容比较广泛，而且还有些故事不涉怪异，不过也都是一时奇闻。作者可能崇奉佛教，所以对佛徒佛法颇事誉扬，而书中不载神仙之事，却言道士成佛，又力斥道教之妄（卷三），对道教显然持贬抑态度。
五卷共四十八篇，其中竟有十三篇取自《太平广记》的鬼门和夜叉门，虽照录原文，但凡涉时代年月之词全部删去，又常改人名地名，以泯抄袭之迹，显为有意作伪。这也是效法洪迈抄书的惯技，只不过不如洪迈老实。其馀三十五篇则皆为宋事，不见抄袭之迹。书中曾提到《夷坚丁志》（卷一“张师厚”）、《夷坚癸志》（卷三“富民妾”），可见洪迈的影响。
这三十五个故事，大都发生在南宋，出于里巷传闻占大半，所写为胥吏、僧尼、术士、旅客、屠夫、娼优、市民、农夫等下层各色民众的奇情怪事，对上流社会则罕有描写，体现了市井细民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趣味。如“周浩”（卷一）之水魅惑人，“张师厚”（卷一）之人鬼交恶，“陈嘉庆”（卷二）之女伶梦游，“樊生”（卷四）之奇遇群鬼，类似说话中的烟粉灵怪故事，都有幻忽新奇、引人入胜的特点。其中“樊生”与南宋话本《西山一窟鬼》在情节、情调上如出一辙，“张师厚”则与洪迈《夷坚丁志》卷九《太原意娘》乃一事之二传，只是韩师厚作张师厚，王意娘作崔懿娘，情事亦有异，宋人话本《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正演此事。“金烛”、“陈监仓女”、“杨二官人”（以上卷二）、“周宝”（卷五）等所写为现实的民间细事，它们同说话中的公案、私情、朴刀、捍棒故事也颇为相似，有的反映了统治阶级的腐败和人民的反抗，包含着下层人民的情绪。作者十分重视故事情节的曲折性和传奇性，“叙事飘忽不常，殊足发人意兴”（清张宗泰《鲁岩所学集》卷一一《跋鬼董》），描述比较细微具体，多有生动笔墨。语言通俗晓畅，不假雕饰，这些也都是近于话本的特色。
沈氏在“张师厚”这篇故事末尾说道：“《夷坚丁志》载《太原意娘》，止此一事，但以意娘为王氏，师厚为从善，又不及刘氏事。按此新奇而怪，全在再娶一节，而洪公不详知，故复载之，以补《夷坚》之阙。”看来，洪迈虽死，未能完成以一人之力超越唐人的夙愿，却有着许多作家在继承其遗志，虽不以《夷坚》为名，其实则仍为《夷坚》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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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南宋其他传奇文与小说集
第一节　南宋单篇传奇文的衰落

南宋前期的传奇文较之北宋后期题材明显转窄，质量也大幅度下降。据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和《宋代传奇集》，共有十五篇传奇文。可分为两类，写道士写入冥约略各半，谈道说佛旗鼓相当。北宋诸帝中，太宗、真宗、徽宗最信道教，其中又尤以所谓的道君皇帝徽宗最出名。当时，徽宗身边集合了一大批“天师”、“真人”，“眷待隆渥，出入禁掖，无敢谁何，号金门羽客”（朱弁《曲洧纪闻》卷七），“皆假古神仙为言，公卿从而和之，信而不疑”（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道士们上者被说成是神仙，下者亦能挟奇术，是一件上好的挣钱“职业”。尽管金人的铁蹄打破了道士们的许多鬼话，但“泥马渡江”之后，仍有不少新“神仙”出来招摇撞骗。于是无名氏《于仙姑传》、耿延禧《林灵素传》、赵鼎《林灵蘁传》、郑总《罗浮仙人传》、王禹锡《海陵三仙传》、陈世材《乱汉道人记》纷纷问世，一派道教的迷狂。同时的一些小说集如王明清《投辖录》、马纯《陶朱新录》中也很有些这类故事。可惜的是想象力被求实心理大大限制，林灵素之流已无法再和唐明皇身边的叶法善、罗公远、张果辈相比，他们身上的“人气”多而“仙气”少，总觉得象那些装神弄鬼的骗子，小说自然也显得干瘪无趣。七篇入冥小说──何悫《何悫入冥记》、刘望之《毛烈传》、无名氏《李氏还魂录》、晁公遡《高俊入冥记》、余嗣《出神记》、魏良臣《黄法师醮记》、秦绛《黄十翁入冥记》，大都和佛教连在一起，主题很明确，用阴森恐怖的地狱，用六道轮回的因果来吓唬和说服善男信女，只是有的已变得不很纯正，意象和观念上佛道杂糅，如《出神记》和《黄法师醮记》。这些作品虽说宣扬迷信，但如《毛烈传》等线索清晰，内容充实，行文逶迤曲折，其本意无非是用历历可睹的描写来增加可信性，倒也符合了艺术规律。相比之下，道士小说则拙劣得多，一般用若干并无有机联系的断片缀合传主一生事迹，散漫乏味。谈道说佛之外，还有我们已经重点讨论过的赵彦成《飞猴传》，作品写法师伏妖，另外关耆孙《解三娘记》写女鬼诉冤，虽都是传统题材，笔法不恶。
中期存世的传奇文更少，仅八篇，谈道说佛之作明显变少，其中较有特色的有钟将之《义娼传》、岳珂的《义騟传》和薛季宣《志过》。《义娼传》写秦少游的爱情生活，已经谈过；岳珂的《义騟传》写战马的忠诚，和义娼一样，都以“义”相标榜而自有深情，没有道学家的迂腐，岳珂这位岳飞后代更是托马来大鸣不平。薛季宣的《志过》自述被妖魅蒙骗差点惹祸，用寓言手法笔墨淋漓地抨击那些托正行邪的现象，类似前期的《飞猴传》。
南宋后期传世的传奇文更少，只有都是无名氏作的《李师师外传》和《柳胜传》。后者写冥报，在道德主题上加上宗教迷信，文字呆板，没有多少小说趣味；前者则足以让整个衰落的南宋传奇文涂上一层亮色。
《李师师外传》，一卷 。最早刊本为清咸丰间的《琳琅秘室丛书》（第四集），乃据大藏书家黄廷鉴抄本刊行，后《香艳丛书》（第二集）、《旧小说》（丁集）均收之，鲁迅则其选入《唐宋传奇集》（卷八）。胡刊本后有琴六居士黄廷鉴跋云：“《读书敏求记》云吴郡钱功甫秘册藏有《李师师小传》，牧翁曾言悬百金购之而不获见者。偶闻邑中萧氏有此书，急假录一册，文殊雅洁，不类小说家言。” 钱功甫所藏书死后皆散去，今所存者只黄氏道光十年（1830）抄本，原抄藏于国家图书馆，胡氏所刊即此本。
李师师乃北宋末年名妓，宋人颇传其事。据张端义《贵耳集》卷下，南宋曾有《李师师小传》行世。虽没有介绍其内容，但《贵耳集》所记李师师与宋徽宗、周邦彦三人纠葛事，当即出于这本《李师师小传》。《青泥莲花记》卷一三引《蕙圃拾英录》载师师事与此同，大约亦据《小传》。《小传》可能是两宋间人作，出自谁手不可考。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也提到一本《李师师传》:“汴都角妓……李师师……著名宣和间，入掖庭。顷见郑左司子敬云：汪端明家有《李师师传》，欲借抄未果。刘屏山诗云：‘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缕衣檀板无颜色，一曲当年动帝王。’亦前人感慨杜秋娘、梨园子弟之类。” 细绎其意，知此《李师师传》重在写今昔（指北宋、南宋）之变，不仅与今本《李师师外传》重在写师师气节不同，恐与《李师师小传》重在写风流韵事亦有异。《外传》当产生于南宋，观其题旨，很可能是宋末人所为。南宋有数种《李师师传》，此为其一，因为收藏者皆珍秘不传，所以世所罕知。但也有说其为元人、明人所作者，然证据远非充足，徒申异说而已 。
关于李师师的传说，已与其实际情况相去越来越远，如果说张端义《贵耳集》提到的《李师师小传》反映了文人风流自赏并略含讽喻之意，刘克庄提到的《李师师传》反映了南宋士人由李师师引起的故国江山之慨，这些都还符合真实情况的话，《大宋宣和遗事》塑造的李师师形象则明显带有说书人的虚构，例如对于宋徽宗与师师原婿贾奕争风吃醋的琐细描写。这种虚构远未结束，一直延续到元杂剧《宋上皇三恨李师师》（屈子敬撰，曹本《录鬼簿》著录）和明代章回小说《水浒传》中的李师师形象。李师师不仅与宋徽宗绑在一起，也与北宋的社稷江山绑在一起了。但最彻底的将李师师符号化，则是这篇《李师师外传》，此传将李师师理想化、道德化，这种文人旨趣与《大宋宣和遗事》和《水浒传》中塑造的李师师形象是完全不同的。
与一般人记载李师师必然联系三角关系（一角或周或贾）的艳情俗味不同，无名氏此传只写李师师和徽宗的关系，而且绝不涉及肌肤之亲、床笫之欢，有意回避渲染风情。从篇末议论来看，作者赞美师师虽是“娼妓下流”，但“晚节烈烈有侠士风，不可谓非庸中佼佼者”，同时批评徽宗“奢侈无度”。作者摆脱开“祸水亡国”的老调子，先以徽宗的“奢侈无度”反衬师师好静尚俭的“佛弟子”天性，再以帝王的期待惊叹烘托师师“色容之外”的“幽姿逸韵”。当然，作者之意更明显地表现在虚构的爱国行为，李师师不仅捐资助饷，还不事敌寇以致于壮烈自尽。作者为这个红极一时的御用妓女翻案，将其塑造成一个集淑女、侠士、烈妇三位于一体的典型形象，用以教育不忠君不爱国的鬚眉丈夫，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但他确实塑造出了一个性格较为复杂而又比较生动的全新妓女形象──李师师，在宋代众多的妓女形象中可谓鹤立鸡群。师师出场一节描写，颇有“千呼万唤”之致，末尾金簪刺喉吞簪自尽一节也写得慷慨悲壮，诚如黄廷鉴所说“饶有烈丈夫之慨”（《李师师外传》跋）。但师师形象过于理想化、道德化，又削弱了形象的真实感，而意想多见束缚，史传味和书卷气均嫌过重，一如老儒笔墨，故黄廷鉴说它“不类小说家言”。不过，这也正是宋人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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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廉布与王氏父子的小说及其他

南宋前期完整保存下来的小说创作集仅王明清《投辖录》一种，不过，与之相关的数种小说也值得一提。首先是廉布的《清尊录》。
廉布，字宣仲，号射泽老人，楚州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宣和三年（1121）上舍登第，张邦昌妻以女，明年征为博士。建炎初（1127）携家避乱南下，寓居临安吴山下，一度往霅川投奔王明清外祖曾纡。绍兴中曾出仕，曾监某州县酒税，官至左从事郎，但终因其为叛臣张邦昌之婿而不得不退出仕途，晚年闲居绍兴，专心绘事。有《画松诗》云：“独倚寒岩生意绝，任他桃李自成蹊。”其意可见。工山水林石，师法东坡而青出于蓝。病废累年，约卒于乾道中。其子廉孚，亦有父风。
《清尊录》不见于宋代书目著录，原本亦不传，今仅见《说郛》（卷一一）本载《清尊录》十条，注一卷，题宋廉布。末有元人王东、华石山人二跋，其中华石山人跋云“凡七十三则”，由此知《说郛》乃节本。有意思的是，《说郛》本元人二跋意见完全相左，华石山人云此书为廉布作，王东则云为陆游作，但二人都知道关于作者有廉、陆之歧异则相同。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据《清尊录》中内证断定为廉布所作。此书除《说郛》本所载十条外，据《宋代志怪传奇叙录》考证，还有三条佚文，分别见《挥麈后录》、《玉照新志》卷一、《嘉泰会稽志》卷一。《挥麈后录》、《玉照新志》均为王明清所作，而明清书中有对廉布事迹的记录，廉布与王明清关系之密切可以想见。
本书今本记事十则，最晚的故事在绍兴中（《雷申锡》），到绍兴二十九年（1159），王明清撰小说《投辖录》，本书已行于世，《投辖录》中《玉条脱》一篇即是取本书的《大桶张氏》。《清尊录》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四篇写实的传奇故事：《兴元民》、《狄氏》、《王生》、《大桶张氏》。它们和后来《投辖录》、《摭青杂说》中许多故事相仿，取材于宋代新兴的市民社会，有着浓郁的市井气息，对市民生活作了真实生动的反映，故事虽流于荒谬但都新异奇特，明显带有猎奇的特点。《兴元民》写兴元民得勾栏遗小儿养为女子，待其长大嫁贵人以骗钱财；《狄氏》写贵家少妇狄氏堕入奸尼圈套，失身他人而不能自拔；《王生》写贵家子王生与一女子的奇特结合过程；《大桶张氏》写大桶张氏子与孙氏女的曲折婚姻纠葛。其中尤其是又载入《投辖录》题为《玉条脱》的《大桶张氏》情节性最强，行文逶迤细致，不涉怪异而希奇古怪，孙氏女幼稚而又执着的性格写得鲜明突出，是颇能代表宋人传奇风格的佳作。《夷坚支庚》卷一《鄂州南市女》情事与此相近，洪迈在篇末说：“《清尊录》所书大桶张家女微相类云。”《醒世恒言》卷一四作载宋人话本《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的故事情节亦相仿佛，后来《龙图公案》卷六《红牙球》也是这个故事的翻版。另外三篇后世亦见影响踪迹，《王生》演为《初刻拍案惊奇》卷一二《陶家翁大雨留宾，蒋震卿片言得妇》的入话，《狄氏》演为同书卷六《酒下酒赵尼媪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报冤》的入话。《兴元民》所写以男充女婚夜事败，和明陆粲《庚巳编》卷九《人妖公案》、《醒世恒言》卷一○《刘小官雌雄兄弟》入话所写桑冲或桑茂男扮女装奸骗妇女事也有相似处。
  

对王明清影响更大的恐怕还是其父王铚。王銍（1088？－1146），字性之。先世本开封酸枣（今河南延津西）人，后徙居颍州汝阴（今安徽阜阳），遂为汝阴人。曾祖王昭素，宋初著名学者，开宝中拜国子博士致仕。父王莘，尝从欧阳修学，元符末（1100）坐元祐党籍谪官湖外，居于安陆。岳父曾纡，徽宗右仆射曾布子。建炎四年（1130）王銍官迪功郎、权枢密院编修官，被旨纂集《祖宗兵制》，书成高宗称善，诏改京官，赐书名《枢庭备检》，会秦桧为参知政事，以议论不合而被斥去国。绍兴四年（1134）官右承事郎、守太府寺丞。八年御史中丞常同荐之，诏奉祠中，视史官秩，给札奏御，会秦桧再相而止。九年为主管台州崇道观，上《高宗皇帝元祐八年补录》及《七朝国史》，擢右宣义郎。十三年为湖南安抚司参议官，献《太玄经解义》，明年又献《祖宗八朝圣学通纪论》，诏迁一官。不久避地浙中剡溪，筑雪溪亭，人称雪溪先生。卒时年不足六十。王銍是南宋初著名学者，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誉之云：“记闻该洽，尤长于国朝故事，莫不能记。对客指画诵说，动辄千百言，退而质之，无一语谬。予自老至少，唯见一人。”著有《补侍儿小名录》一卷、《续清夜录》一卷、《默记》三卷、《四六话》一卷、《雪溪集》五卷等。二子廉清（字仲信）、明清（字仲言），亦有名于世。
《续清夜录》是志怪小说集，《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今已佚，仅见佚文《来岁状元赋》一条（《说郛》卷三○《隽永录》引），乃写科名前定事。文字有五百馀字，写祥符中西蜀二人赴举过张恶子庙祷神祈梦，见众岳渎神来，共作来岁状元赋而诵之。二子默记，及应试果为此题，但都懵然不记一字，遂落榜。状元者乃徐奭，所作赋与神所诵者一字不差。二子叹息得失有命，遂罢笔入山。王氏《默记》虽为杂家之书，但亦“涉于语怪，颇近小说家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一小说家类二），此书既是续沈括《清夜录》 之作，可能专主志怪。王明清著志怪书《投辖录》，不会不受到乃父影响。

王明清（1127－1202以后），字仲言，颍州汝阴（今安徽阜阳）人。王銍子。少游外祖曾纡家，年十八九从舅父曾宏父守台州，绍兴十七年（1147）复又从守京口。三十岁时娶方滋（字务德）次女，绍兴三十二年从方滋帅淮西。乾道元年（1165）为宫观官，奉亲会稽，明年成《挥麈录》。后在高邮军为官。九年为安丰军判官。淳熙中曾为滁州来安令，十二年（1185）官朝请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此后曾客居京城，生活贫困，靠向亲朋乞贷为生。绍熙三年（1192）任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年末复为临安杂买务杂卖场提辖官。四年作《挥麈后录》，五年年初书成，五月添差通判泰州。作《挥麈三录》，庆元元年（1195）仲春书成，实录院两次移牒泰州借抄《挥麈前后录》。后寓居嘉兴，四年撰《玉照新志》，此前又成《挥麈馀话》。嘉泰二年（1202）任浙西参议官，时已七十六。王明清一生困顿而以著述为务，除《挥麈录》、《玉照新志》，尚有《投辖录》、《清林诗话》等。
王明清可谓说部名家。《挥麈录》和《玉照新志》皆笔记，然亦有不少小说成分，昔人亦曾以小说视之。《投辖录》则是典型的志怪小说集，而且是优秀之作。
《投辖录》始著录于《遂初堂书目》小说类，无卷数，《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作一卷。此书旧刻罕见，上海涵芬楼于民国九年（1920）据丁丙原藏璜川吴氏抄本校排，汇入《宋人小说》，书前有汝阴王明清仲言自序，共四十九事，各有标目。《四库全书》亦收有此书，无序，中缺四事，《尼法悟》前亦有缺，故《提要》云“所列凡四十四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点校本，与《玉照新志》合为一册。
《直斋书录解题》云：“所记奇闻异事，客所乐听，不待投辖而留也。”这是根据自序而言。自序作于绍兴己卯（二十九年，1159），时作者仅三十三岁，尚未入仕，由是知此书之成较《挥麈录》、《玉照新志》为早，乃明清闲居时所作，“记忆曩岁之所剽聆，遗忘之馀，仅存数十事”。“投辖”典出《汉书》卷二九《陈遵传》，陈遵投辖留客会饮，此则反其意而用之，谓亲友夜话神鬼，坐客忘倦，“不待投辖，自然肯留”。四十九事大都闻自他人，其中陆游、许彦周、廉布等都是作者的朋友，有名于世。作者一一注出故事所出，乃承《清尊录》等书之例，以求征信。不过作者并不满足于粗陈梗概，常常对故事进行艺术加工，所以文辞清丽，如《贾生》、《猪嘴道人》等都写得曲折有味。《猪嘴道人》写猪嘴道人种麦和饼、荷中开桃、画壁入室、叱石中开之术，颇富奇趣，事又载于《夷坚志补》卷一九，此篇后来还曾混入《聊斋志异》（乾隆间黄炎熙抄本）。《百宝念珠》是一篇侠女故事，它与《剧谈录•潘将军失珠》情事相仿，《拍案惊奇》卷四《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谭侠》入话采入。《章丞相》写贵家庞姬钩致少年以求嗣，这类传闻宋世很多，《谈薮》蔡太师花园事、赵溍《养疴漫笔》及无名氏《苇航纪谈》嘉泰间漆匠事皆是。贵族妇女出于淫慾或排释苦闷常设法诱致外界男子，《晋书•惠贾皇后传》载老妪引小吏入密室与贾后共寝，据唐人传奇《达奚盈盈传》，虢国夫人亦有此技，看来这些故事有其事实依据，《聊斋志异》卷九《天宫》即机杼于这类故事。《玉条脱》也是不涉怪异的委巷之谈，是全书最好的一篇传奇小说，与廉布《清尊录•大桶张氏》文字大致同，唯廉书出吴拭而此出许彦周，疑廉布实亦得于许。又此书载黄庭坚所作传奇二篇：《李氏女》、《尼法悟》，虽为宣扬果报之文，并不足道，但亦可增加对大诗人的了解。总的说来，《投辖录》虽为志怪之书，但记鬼怪精魅之事不多，所记僧道异人也多平实，缺乏浪漫诙诡的笔墨，但在普遍平实的宋人小说中来看，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小说集。

高宗朝小说集除了上述三书，还有马纯的《陶朱新录》、孔倜的《宣靖妖化录》、王日休的《劝戒录》、委心子的《灵应集》 等，这些或残或佚的志怪集大都兼有杂事，艺术上不足称道，只有《陶朱新录》有少许较好的故事，如“槟榔女”写交州界峒中槟榔木生瘿，剖开中有婴儿，长大成美妇人，幻想奇特，当是少数民族传说。

诗言志

第三节　《绿窗新话》与《醉翁谈录》

南宋初期还有一部小说值得注意，那就是对于小说创作无所建树，但对于保存小说资料、扩大小说影响颇有勋绩的《绿窗新话》。
《绿窗新话》今存二卷 ，皇都风月主人编。风月主人姓名无考，既云皇都，当是临安（今杭州）人；既云风月主人，则当非官宦之流，可能是文化素质较高的书会才人或沦于市井的落魄文士。由于此书所引宋人书多出北宋，仅杨湜《古今词话》出自南宋初，而所引书不及南宋初期流行的《夷坚志》、《投辖录》等，可以大致断定此书出现于南宋高宗朝后期。
此书是纂录前人小说杂著而成，篇末大都注明出处，少数缺出处，但亦多能考见。引书多达七十多种，大部分是志怪传奇小说及与小说近亲的笔记，也有少量正史、杂传、地志、别集总集等。其中尤以唐宋小说为多，如唐人小说《幽（玄）怪录》、《逸史》、《传奇》、《异闻集》、《甘泽谣》、《云溪友议》、《杜阳杂编》等，其中《传奇》、《异闻集》、《云溪友议》引录较多；还引有单篇传奇文如南卓《解题叙》（即《烟中怨解》）等。所采宋人小说，《丽情集》和《青琐高议》采录最多，各有十几篇，此外有单篇小说《杨妃外传》、《芙蓉城传》及小说笔记书《南部新书》、《唐宋遗史》、《玉壶清话》、《冷斋夜话》、《纪异录》、《闻见录》、《翰府名谈》等。所注引书，或引书名，或举篇名，不很一致。一些出处明显有误。作者引用时一般对原书作了或多或少的删节，特别是对描写详尽的传奇删节尤甚，反映编者只重视故事是怎样的，而不重视是怎样讲的。作者在许多故事的篇末加有评语，共二十七篇，还有十馀篇附载有关资料。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各篇皆以七字标目，无一例外。七字标目，而且经常是前后两两相对，如《灼灼染泪寄裴质》、《盼盼陈词媚涪翁》，《曹大家高才著史》、《蔡文姬博学知音》等。七字标目虽又见于今本《青琐高议》，但前面说过，今本《青琐高议》是南宋人重编，其七字标目很可能是南宋书坊重编者仿照《绿窗新话》所加。《绿窗新话》首创的这种前后对偶的七字标目的形式，对于明清话本及章回小说篇名回目的设置产生极大影响，如“三言”、《西湖二集》等书都是前后两篇篇名相对，而“二拍”、《醉醒石》等话本及许多长篇章回小说，则发育为更成熟的对偶回目，至今尤未衰歇。甚至元杂剧的题目正名七字或六字八字相对，实际上也是源于此。
《绿窗新话》所载故事绝大部分（一百五十多个）是有关女性和男女艳情的，只有卷下《陈沆嘲道士啖肉》（出《南唐近事》）等九篇例外，故而作者以“风月主人”自号。虽未列门类，但其故事排列隐有章法。头二十篇为仙凡遇合，除《永娘配翠云洞仙》（缺出处）为女子遇合男仙外，其馀都是男子遇合仙子神女之事。以下大都是人间男女之事，包括私情、婚恋、奸通以及贞女、烈妇、才女、妒妇之类，男方多为文士，女方多为妓妾；少数事涉及冥合、再生、离魂等异情。最后则是有关乐器歌舞、女性装饰容貌之类的记载和故事，类似附录。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便构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艳情画廊，反映了市井细民与文人学士对此的共同爱好。南宋说话人曾把它当成重要参考书，《醉翁谈录》甲集卷一《小说开辟》云：“《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动哨、中哨，莫非《东山笑林》，引倬、底倬，须还《绿窗新话》。”这段话说明了此书在说书人心目中的地位，因而它成了文人小说通向民间说话的一座桥梁。
事实确也如此。《醉翁谈录》所著录的宋人话本和后来的话本以及各种戏曲，许多作品的本事可从本书觅见。当然所采故事的原文大部分仍存世，或亦见载于他书，不得认为这些话本戏曲都径取自本书。但若《邢凤遇西湖水仙》、《金彦游春遇会娘》、《郭华买脂慕粉郎》等优美故事却只见于本书，从而为话本戏曲的本事探源提供了珍贵资料。据《醉翁谈录》，宋代灵怪类话本有《水月仙》、烟粉类话本有《锦庄春游》，即饰演邢凤、金彦事，前事又有《邢凤此君堂遇仙传》（《宝文堂书目》）及《西湖二集》卷一○《邢君瑞五载幽期》二本。金彦事与《夷坚甲志》卷四《吴小员外》极似，可能是一事之二。郭华事脱化自《幽明录》之《买粉儿》（《太平广记》卷二七四引），不见编为话本，但在戏曲中却久演不衰。金院本《憨郭郎》（《辍耕录》）可能即郭华事，宋元以降“王月英”系列的戏曲皆据此敷演，王月英即卖胭脂粉女子。另外本书《王尹判道士犯姦》也不见载于他书，而《初刻拍案惊奇》卷一七《西山观设篆度亡魂，开封府备棺追活命》据此改编。

南宋末期又有一部与《绿窗新话》相似的小说──《新编醉翁谈录》，编者虽不名“风月”，但亦云“编成风月三千卷”，可见与《绿窗新话》旨趣相同。可以推断，这类通俗性的作品在当时定非少数，只是居于末流，不见著录于书目，更不为收藏者所重，所以流传下来的不多而已。
《新编醉翁谈录》 ，署为庐陵罗烨编，分为由甲至癸十集，集二卷，都二十卷。罗烨，生世不详，只知道他号醉翁，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关于成书年代，许多研究者认为此书记有元人元事，所以本书应作于宋末元初，或是今本出于元刊，内容经过元人增益，或者认为成书于元。根据李剑国的考证，这些说法均不能成立，书编成于宋代是可以肯定的 。李剑国根据书中内证，将其编纂时间定在南宋末理宗朝（1224—1264） 。
各卷大都以四字命篇，如《私情公案》、《烟粉欢合》、《遇仙奇会》等,共二十一类。《烟粉欢合》、《重圆故事》割为二处，颇疑今本已被后人窜乱；而《永乐大典》卷二四○五引本书《烟花奇遇》的《苏小卿》不见于今本，也无《烟花奇遇》一类，足见今本已非原书。四字命篇完全是仿效北宋李献民《云斋广录》和金本《醉翁谈录》，前书有《士林清话》、《灵怪新说》等，后书有《名公佳制》、《琐闼异闻》等，本书与之全似。但本书主要是模仿金书，纂辑旧文旧事而成，连书名亦袭之，只以“新编”为别。不过金书所载全为杂事，此则除亦有一部分杂事外主要是唐宋传奇，且都是丽情故事，因此它实际上又受到《绿窗新话》的很大影响，《小说开辟》中就提到过《绿窗新话》。观其各节标目大量用七字句，篇末间有评语，显亦源自《新话》。所不同的是《新话》引录原作删削特甚，而本书则较少删节，有时基本上全文照录，更全面地反映了南宋小说的面貌。
甲集卷一《舌耕叙引》（分为《小说引子》、《小说开辟》）是全书的前言，它记录了南宋说话（主要是小说）的内容、名目、成就及说话人的技巧、文化修养等，是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素为治说话史者所重。从《小说引子》八句开场诗看，作者罗烨“世上是非难入耳，人间名利不关心”，大概是位“书会先生”，或是与说话人关系密切的“才人”之流，他说“编成风月三千卷，散与知音论古今”，可见所编话本和参考资料极多，而本书即是编给说话人用作参考的资料书，专采“风月”故事。书中收录有二十多种唐宋传奇，其中唐传奇十篇，编在《遇仙奇会》、《神仙嘉会类》、《重圆故事》、《不负心类》，如李娃、无双、柳氏等，都是人所熟知的著名作品。李娃事题作《李亚仙不负郑元和》，李亚仙、郑元和之称不见《李娃传》，而是宋人的说法，可见在编入时作了改动，或者所据乃是宋人的修改本。其中宋人传奇（这些作品的作者大都失考）只有少数几篇见于其他宋人书，但都不及此详尽，如《王魁负心桂英死报》是夏噩《王魁传》一个较详的节本，《负心类》的《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是北宋无名氏《鸳鸯灯传》的一个节本，可能有所增饰改动。而大部分（十几种）仅见于此，因而弥足珍贵。如《张氏夜奔吕星哥》（《私情公案》）是戏文《吕星哥》（见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的本事，作品在叙事中插入张吕两篇状词和一篇判词，这是宋代私情公案小说常见的形式，表现出宋人的趣味，突出了故事的公案性。《崔木因妓得家室》（《夤缘奇遇类》）写崔木佳婚赖角妓牵线促成，情词并茂，宋元戏文《吴舜英》即演此事，而改黄舜英为吴舜英（见《宋元戏文辑佚》）。《烟粉欢合》三篇，《林叔茂私挈楚娘》写书生及第后践约娶妓为妾，语含调侃；《静女私通陈彦臣》写“佳人才子两相宜”的美满结合，事本《绿窗新话》所引《闻见录》的《杨生私通孙玉娘》，情节大为丰富，人物姓名都作了改动。《梁意娘》也是才子佳人由私通而结合的故事，所录不是原文，先叙基本情节而后抄录意娘诗文五件。《题诗得耦类》的《华春娘题诗遇君亮成亲》，事已见《绿窗新话》卷上（题《华春娘通徐君亮》，未著出处），文字比《新话》详尽，但今本阙文甚多。《柳屯田耆卿》（《花衢实录》）大约原系一篇而被割成四节，写词人柳永与妓女们的风流韵事，《绿窗新话》引《古今词话》亦有二事，但与此不同。宋人小说好言文士妓女来往，风气较唐犹盛，因此“曲中状元”柳永倍受关注，经常成为小说戏曲表现的对象，除宋人小说杂书外，金院本、南戏、杂剧、传奇、话本均有柳永故事。《古今小说•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写陈师师、赵香香、徐冬冬三妓争奉柳七官人，与本篇所叙张师师、刘香香、钱安安三妓事显有因袭关系。在话本戏曲之，柳永似乎成为一个象征，象征雅俗文化的交融，就此处而言，则是联系着文人小说与市井说话的都认可的趣味。《柳屯田耆卿》还写到关于何仙姑、曹国舅、吕洞宾、锺离、蓝采和的一段故事，是研究八仙传说渊流的有用材料。《张时与福娘再会》(《重圆故事》)，《钱穆离妻而后再合》(《离妻复合》)也是两篇叙事较为详细的传奇，皆为男女离合故事，后者含有异闻。本书佚文《苏小卿》是书中最好的一篇宋人传奇，文长近二千字，词藻华美，描摹精细，风格近于李献民《云斋广录》，显是墨客手笔。
以上宋人传奇都是才子佳人型故事，佳人亦是才女，因而文中多缀诗词，富于情味。传奇以外是有关艳情、嘲戏及才女贤妇妓女的琐闻杂事。《宝窗妙语》四事皆为艳情，其中《因兄姊得成夫妇》描写了一个颇有戏剧性的奇巧姻缘，《醒世恒言•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脱化于此；《致妾不可不察》本《绿窗新话》卷上引《闻见录》的《伴喜私犯张禅娘》，事有演化。《花判公案》中《子瞻判和尚游娼》一节也见于《绿窗新话》卷上，题《苏守判和尚犯奸》（缺出处），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卷一四《一霄缘约赴两情人》演此。
总的来看，本书所载宋人传奇和其他故事，大都取材于市民社会，而且往往以妓女为主角或与妓女有关，作品的娱乐性很强，语言情调题材都有通俗化的特点，这反映出宋代城市经济繁荣情况下人们的审美兴趣。作品的娱乐性很强，语言也普遍有通俗化的特点。编者常对原文语言进行俚俗化的处理，并对原文的诗词采用了“诗曰”、“词曰”这种纯粹话本式的引用方式，这就使这本书的文本具备了一种近似话本的面貌。
上述二书的作者都默默无闻（从文献记录上看，与当时现实当然不一致），较之已经开始通俗化的刘斧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正是这些接近市井的文人的记录，充分反映了宋代文言小说的通俗化和市井说话的兴盛，这二者又密切相关，一起影响了后来勃兴的话本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