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话集成》老宣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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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宣还写过一本乱语。和疯话风格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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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政的人，勤于变法，不如勤于正心。对于自己的一颗心，若不能将它放在腔子里，而欲使人民的行为，不出轨道，焉得能够。正心二字虽然是化的名词。但是无论那一国的要人，若不能先由这二字做起，纵然天天变法，日日改制，也是只能扰民，不能利国。
　　 革命，不只是革除专制者所受的天命，而是革除专制者所行的弊政。假若旧弊虽除，又生新弊，就是反革命。如若旧弊未清，又增新弊，那么，连反革命三字，还不配担承。
　　罗洪先说“圣人居危临变，莫不省躬改过”。现今我中国全国，已到危急变乱的境地。我国的要人，纵无希圣之心，也当为惜名着想。凡是一个要人，就有历史里的位置。若肯为千秋万世的令名预计，目下的当务之急，须先省躬改过。这样，才能息止人民的愤怨，才能感发同僚的天良。如此，才能精诚团结，才能上下一心。
　　我国当前的急务，不在追着学科的尾巴赛跑，而在设法挽回已失的人心。若仅知在物质上讨论，而不知在精神上考究，纵然将欧美的物质文明，完全搬运过来，也不过如同穷儿学富，自取速亡。并且要知，现今欧美各国因为专在物质上用心，已成骑虎之势了。我以为，凡是现今颂扬欧美物质文明的人，全是眼光太短。
　　 救国先救党也罢，救党先救国也罢，无论施行那一种方法，也必得先由救心入手不可。心若沉沦下去，自己先失了做人的资格。人若失去做人的资格，就成了行尸走肉。行尸走肉自身尚且不能保全，何况身外的国事党事。
　　 “精城团结”一句话，说着容易做着难。这个难字，不在外人而在己心。当权的要人，若能先除己开诚布公，难事也成了易事。因为所谓精诚团结者，是须由自已首先去向人求团结，并非端起架子，坐在家里等候别人前来向你尽精诚。
　　 “斯人不出，如天下苍生何”是从古以来，朝野上下对于真有救国的本领的要人想望之辞。若自问真有救国的能力，并且在全国苍生的渴望之下，就当俯顺民情，不顾己私，立刻出山，负起救国的责任。万不可躲在一边大唱高调，而辜负四万万苍生之心。否则，莫如支领一笔巨款，出洋去作寓公，以免惑乱人心。
　　 国内的政敌，毫不足畏。身边的小人，实在可怕。从来我国的要人，所以不能成功，多不是因为受了政敌的攻击，而多是受了小人的蒙蔽。要人若把消除全国政敌之心，用于肃清身边的小人。我以为，决不致走下失败的路途。
　　有人问我：“在专制的时代，一些圣帝贤王名臣良将多是起自田间，深知人民痛苦，所以能得到民富国强的成绩。我民国的要人，也多是由贫贱出身，为什么竟得到相反的结果。莫非他们全是些毫无知识的坏人么?”我说：“其中颇有几个有知识的好人。不过略一得志，就被身边几个小人，用‘米汤’给灌糊涂了。”
　　小人善能窥察长官的心意。掌权的人，若以公正的心办理国事。小人决不敢以偏私的言语，欺瞒诱惑。小人固然可杀可诛。而以偏私办理国事的要人，更是可耻可恨。就以民国的“皇帝总统”袁某而论，他若不想背叛民国，他那身边的几个小人，决不敢假造《顺天时报》，助长他的私愿。
　　 小人全是眼光太短，只愿一时的富贵。君子全是目光远大，肯虑千载的荣辱。小人惟恐他的主上，不为莽曹。君子惟恐他的主上，不为尧舜。在俗人的眼光看来，小人未尝不是通达时务的俊杰。君子未尝不是顽梗不化的匹夫。
　　 历史中所载的小人，在当日全是自以为聪明之辈。历史中所载的君子，在当时全是被小人所讥为不达时务的人。小人，在当日权威愈大，到后来挨骂愈多。君子，在当日遭讥辱愈多，到后来受颂赞愈甚。
　　 什么叫随和。自重的人，决不随和。什么叫顽梗。自重的人，必要顽梗。水性杨花最随和。盘石砥柱最顽梗。结果，随和的，乱流乱飞，不知达到什么所在。顽梗的，不摇不动，永远不失固定的根基。
　　 后汉仲长统说：“天下士，有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不敢正是非于富贵，二可贱。向盛背衰，三可贱。”这三可贱中，若犯了一样，纵然高居显职，也是一个贱人。
　　 怕死怕穷的人，永远立不成高超的人格，永远创不出伟大的勋业。看一看古今中外那些流芳万代的伟人，有一个怕死怕穷的没有。
　　 有一时之死，有万古之死；有一时之生，有万古之生。英雄豪杰，因不怕一时之死，所以得到万古之生。匹夫匹妇，因恋一时之生，所以得到万古之死。
　　 魏禧说：“古人教人做好人，只十四字，简妙直切，曰‘君子落得为君子，小人枉费做小人’”在太平之日，这是至理名言。处危亡之时，这更是金科玉律。现今我中国人，若将这十四个字，视为稀松平常，我国的前途，更不堪问了。
　　 死后的荣誉。是由生前的困厄所培起来的。死后的骂名，是由生前的快意所养起来的。
　　 《下学堂札记》上说：“千虚不能敌一实，千邪不能敌一正。”你只要实只要正，纵然全国的小人对你下攻击令，我管保，你也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若是一国的要人，抱定“许我们任意唱高调，不准你们凭心说实话”，就如讳病忌医的人，永远也不能有身强体健的希望。病人讳病忌医，所害者，不过一身一家。要人饰非拒谏，所害者，普及全民全国。
　　 薛喧说：“进将有为，退必自修，君子出处，唯此二事。”近二十余年以来，我国的要人多是进而不思为国家谋福利，退而专想为自己泄私怨。可为之时，不知所应为。可修之时，不知所当修。否则，决不致内乱不止，决不致外患层出。
　　 刘向说：“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有治国之责的人，若能将这话记在心里，我以为，国事并不难办。只怕是“愚而用私”反将别人认作了愚人。
　　 人有老少，物有新旧。老少互助，新旧并存，才是人生最好的办法。人既不能长少，物既不能长新，就不当专视少的新的，而独对老的旧的，加以排斥轻视。
　　我中国向来主张敬老，怀幼。这正是最好的美德。人之一生，谁也不能免这两个时期，在老年需要人的扶助，正如在幼年需要人的照管。老迈时，无人加以诚恳的扶助，必不能得到安闲。幼小时，无人加以慈爱的照管，必容易趋于堕落，若讲人道主义，须先对于老幼这两项人，施行亲切的爱护。
　　 牛犊是老牛生的，马驹是老马产的。若无老牛，牛犊从何处而来?若无老马，马驹从何处而至?人既不能因牛犊马驹活泼可爱，而打倒老牛老马。那么，稍有思想的人，也不能因为青年人强健多力，而责骂老年人无能。
　　 古谚说：“若要好，问三老”，俗语说：“家有老，是个宝”。所以应向老人求教，应对老人尊重，是因为老年人，阅世日久，富有经验。服从他们的指导，才能走入人生的正轨。
　　古老的，何尝未经过新奇的阶段。新奇的，将来也必有达到古老的时期。老太婆也曾是个大姑娘，老头儿也曾是个小伙子。假若专知尊重大姑娘与小伙子。那么，当将老太婆与老头子置之何地?我中国因为敬老遵古，所以才能老少相安，新旧并存。假若反其道而行，改为轻老蔑古，不但人类活着没有希望，就是器物留存也失了价值。
　　欲养自己的势力，必须吸引信徒。势力的大小，全以信徒的多寡为决断。世上是老年人少，青年人多。老年人多有阅历，不易诱惑。青年人少有经验，易受麻醉。老年人判断力强，自信力坚决不肯空空为人牺牲。青年人判断力弱，尝试欲深，最容易白白替人卖命。野心的学者看出这种特点，所以专对青年人大灌米汤，大送秋渡，大献狐媚，大拍马屁。青年人经此捧，遂进入了他们的圈套，甘为傀儡，而不觉悟；甘做徒孙，而不自知。
　　青年人全是喜新厌故的。野心的学者遂利用这种心理，对古的、旧的、老的、陈的大施攻击。青年人以为是得到了知己。于是乎，一唱百合，专以新的、奇的是求。这种习性日长日增，以至不但对大国的古书古物，认作万不可留的东西。甚至将生身父母，也视为“理应改造”的废物。
　　 古为今之基，旧为新之本。老是新之趋向，陈是新之归宿。古有成规，新无准则。古，朴实而少改革。新，奇巧而多变化。守古朴，身安意闲。尚新奇，心劳力拙。
　　 有人问我什么是“摩登”二字最好的解释，我说最好的解释，就是俗语所说的“老赶”二字。因为摩登与新奇相等。你若专意追求新奇，你永远也追赶不上。你今天所认为新奇的，明天就许不摩登了。你若以为非求新奇不可，我管保你终生也没有宁静安闲的时候。
　　在我小的日子，我的先母还可以穿她出嫁的衣裳。从先母出嫁时，到我能记事，已经有二十余年的光景。足见那时妇女，衣饰的改革，是很缓慢的。所以，经济可以不感觉怎样的缺乏，现今，因为文明进化之故，妇女的衣裳，恐不能应用到十个星期之久。如此，焉能不使摩登妇女感受经济的压迫。
　　 现今，以妇女的衣服而言，足可使中产阶级的人，趋于破产的途径。据衣商所谈，十元所置的旗袍，每件至多值钱两角。并非衣商故意与摩登衣服作对，只是因为尺寸窄小，无法拆改。材料虽是好的，只是这种“不留后步”的做法，惟有一槽烂而已。
　　不但现今摩登妇女的衣服是一槽烂是没后程，甚至外国洋圣人与我国新圣人所著的文明书和所写的进化文，也是短命鬼话。所以，他们去年的作品，今年就没有人过问。今年的大作，明年就没人肯读。这样的左变右变，改去改来，究竟于国利民福有什么益处，凭我的陋眼，实在看不出来。仅将民国初年的小学国文教科书与现今的做一个比较，已足可以使我欲哭无泪。
　　《韩诗外传》记载，有一次，孔子出游，遇见一个妇人在野地里大声哭。孔子使门徒去问她所以悲痛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割蓍草，将一根用蓍草做的簪子丢失了。门徒问道：“为这一根草簪，又何必痛哭呢?”那妇人回答说：“我并非为失了一根簪子而哭。是因为那根簪子，经我戴了多年，不忍割舍啊。”孔子听了，对那妇人，很表同情，大加夸奖。这本是一件极小的事。然而，所以能感动圣人，所以能载入古书流传后世，只是因为那妇人能不忘故。
　　 不忘故就是俗语所说的念旧。念旧，是我中国民族的一种天性，念旧，最易养成敦厚的美德。若不念旧就必喜新。喜新，是西方民族的一种心理。喜新，必致养成浮薄的恶习。
　　 人对小事，若肯念旧，对大事更不必说。这种美德，若发展起来，就是全人类的福星。人对小事，若专喜新，对于大事，更不必言。这即是全人类的祸害。
　　富于念旧心理的民族，容易安于故常不喜变动。因不喜变动之故，所以被人呼为保守性的民族，或被人讥为不易进化的劣等民族。然而这样的民族，是和平的，是安善的，是肯为别人想的，是与人群有益无害的。富于喜新心理的民族，容易见异思迁最喜更改。因专奸更改之故，所以被人称为进取性的民族，是竞争的，是凶险的，是有己无人的，是与人群有害无益的。
　　我中国以先，对古时的文化，肯加保爱。对祖遗的成法，不肯变更。对年老的男女，肯加敬重。对原配的夫妻，不忍分离。对老迈的仆婢，不忍逐遣。对旧亲故友，不忍弃绝，对邻邦旧属，不忍侵略。我以为，这全是因为依从念旧的美德而起的。近几年我中国，对于古时的文化则主张打倒。对祖遗的成法，则任意推翻。对年老的男女，则妄加蔑视。对原配的夫妇，则任意仳离。对老迈的仆婢，则随便斥遣。对旧亲故友，则视同路人。对邻邦旧属，则不是不忍侵略，只是因为还未能养成此种能力而已。我以为。这全是因为染了不念旧的恶习所生的。人说这是中国的进步，我说这正是中国的退化。
　　 一个人若忽然改了脾气，必是到了要死的先兆，一个国若忽然变了特性，必是到了将亡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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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旧，是守常。喜新，是好奇。守常则久安。好奇则多扰。以前我国的人民，所以多能得到安居乐业的幸福，就是因为受了在上者守常的好处。现今所以得到不能安生的痛苦，就是多受了在上者好奇的牵累。
　　有人对我说：“现今欧美列强，应在演变之中，所以入了进化的途径而达到盛强的地步。我中国欲求生存，只有急起猛追，岂可甘落人后。”我说：“进化这个名词，并不一定是愈化愈好。进化也不是一件可以骤然达到的改变，进化，有时是劣点的发达，是美点的缩减。现今，你所说欧美的进化，依我看，正是人类的劣点的发达，这种的进化只能将人间造成地狱，决没有幸福的实现。我中国，为谋人生真正的幸福起见，正当牢守我国原有的美点。万不可误认欧美的现象是进化的典范。”
　　 进化，是一种极缓慢的程序，并不是可以急切追学的东西。我中国的新圣人所谈论的进化，只是一种突变，并不合进化的原理。进化，是顺应自然的，并不是一时人力可为了。专以人类而言，进化是不知不觉的，是不感痛苦的。
　　 我国因为误解进化，竟致厌故，喜新，轻老，重幼。这种偏见，若普遍起来，新的幼的，固然得以独霸称尊，但是也不过是只有一时的幸运，不久，时过境迁，又必被别的新的、幼的取而代之。这样推演下去，谁也得不到安乐的归宿。
　　我中国以先，只讲劝孝而不讲劝慈，全是极有研究的良法。因为，人对老年的人，容易厌恶，所以不得不主张敬老。人多是厌故喜新，所以不得不提倡遵古。人对子女，全知宝爱，所以不得不竭力劝孝。人既不能永远不老，物既不能永远长新，子女既有为父母的日子，可见古人所以敬老，遵古，劝孝全是出于前后照顾的苦心。现今的人，以为古人敬老是轻视青年的人，遵古是不知进化的理，劝孝是不顾子女的人格，全是只知一面的混蛋思想。
　　 长流的水，必是有源。繁茂的树，必是有根。水流，得泉源的接济才不干涸。树木，受根本的滋养才能发芽。老年人之对少年人，正如水的泉源树的根本。泉源若不经人毁坏，水流纵然被人浪用，终必有新水涌出。根本若不被人掘挖，树木纵然经人砍伐，终必有新枝发现。
　　无论什么成群的动物，全是由年老的领率，才能防避危险，维持生存。人类欲求平安稳妥，也不能违反这个定例。当初，罗马盛强之日，国中的大权，全是操在老年人的手里，古时，虽尊为太子，也必专以年老的学者为师傅。甚至现今各国掌大权的，也是一些老年的人。苏俄虽是最趋新的邦国，也不能打破定例，将大权全交付一班新青年掌管。因为世间的定例是“老制少，则治，少制老，则乱”。正如“文辖武，则治。武辖文，则乱”。这种定例，无论如何进化，也是不能变易的。
　　 有人问我，对儿童节，有什么感想。我说：“我国自三代以来，就有‘敬老，怀幼’之说，历朝所以只有敬老的盛典，而无怀幼的成例，是因为古今中外的人，知道对老人施敬重的少，能够对儿童行爱护的多。前者，非提倡不能引人注意。后者，不待鼓吹人也能够尽心。”
　　儿童节，不过是在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才由“国际儿童幸福促进会”提议而起，民国二十年才经我国努力奉行。足见洋人也不是从古以来就文明。不过，我以为，我国最好是于每年某日再举行一回隆重的“老人节”，才不致使老年人叹气流泪。近几年，我国虽有“敬老会”，然而并不像儿童节那样热烈普遍。
　　儿童节的成因，是由于以前为父母的，对儿童的教养，多不合宜，对儿童的权利，多不维护，对儿童与国家的关系，多半轻忽。所以，儿童节的标语，有一条说“儿童是未来的主人”。不过，这一条须由家长，或师长详加解释。否则，若被儿童误解，必至养成他们的骄气。儿童若有了骄满的毛病，将来决没有伟大的前途。
　　 “儿童是未来的主人”一句标语，是由威德卫斯Wordsworth所说“稚子者，人类之父”与底斯拉里Disraeli所说“一国之青年，是后代之主人” 两句话，拼凑而成的。所谓“未来的主人”者，是说儿童担负将来国家兴亡的责任。是提醒儿童们，必须预先追求学问，蓄养道德。现今若能为一个好儿童，将来才能为一个好公民。并不是因为有了“主人”二字的头衔，就变成了“儿童神圣”，一切言行就可以不受干涉。所谓“儿童权利”者，是说为父母或为师长的，对儿童不可任意虐待欺凌，并不是儿童有了“权利”就可以不服管教。
　　自从“劳工神圣”一句话传人我国，有些农工，就发生了误会，以为自已就成了神圣。岂知所滑“神圣”者，是指行业而言，表明劳工并不比人卑贱。自从我国有了 “恋爱神圣”一句话，也被摩登男女误解了，所谓“恋爱神圣”者，是说恋爱那件事实，若在法律范围之内，不应受人干预强迫。并非男女两人一发生了恋爱，就变成了神圣。
　　鸟兽虫鱼，可以度独立的生活。人类是以互助而生存。当初，鲁滨逊所以能在一个孤岛上，独处几十年，也是因为先得了许多器具食物。否则，决不能支持长久。我们吃一餐饭，穿一件衣，读一本书，阅一张报，全是经过几百或几千士农工商的心思才力而得的成绩。家庭社会邦国，一时一日也离不开这“四民”的合作。这四民正如一个身体的各部，全是彼此相关，互相牵连。部位虽有内外上下左右单双之别，但是并无贵贱尊卑之分。去了任何一部，身体立刻就必受了影响，不能健全。那么，一国就不当专重农工而轻士商，或专重士商而轻农工。
　　我常说：士农工商，各尽职责，就是救国的唯一之法。俗语“隔行如隔山”，你是某一行的人，只可专心一志办理某一行的职务。除某一行的事务之外，全不是你所当分心干预的范围。孔子说：“君子思不出其位。”你若是读书的，你就好好地埋头读书。你若是务农的，你就好好地努力耕田。你若是做工的，你就好好地低头工作。你若是为商的，你就好好地谨慎经商。行业就是轨道，火车若不遵守轨道，决无安稳的前途。士农工商若存出位之思，也决没有得意的结果。
　　 勤苦能助长人的安乐。奢侈必毁坏人的品格。我的先父说“乡里有一个肉铺，如同有一个贼窝”。这话含着许多的深意。
　　 治国的正道，只是清静无扰。亡国的愿因，多因胡改乱革。改革之见，若出于大公之记，尚须详加考虑。假若发于偏私之念，当知一动不如一静。要知，百姓若不得安生，你们也不能独享幸福。
　　 世界上，人类虽然众多，以性别言，只有男女。以前后言，只有老少。以职业言，只有士农工商。男女不过是生理上的区分，老少不过是年龄上的不同，士农工商不过是谋生方法上的差异。既然同是人类，其间就没有尊卑的疆界。
　　男子不专是男子养的，女子也不专是女子生的，老年人不是生来就老，青年人也不是永久长青。士商的祖先，未必全是士商，他们的子孙也未必不改业而为农工。农工的祖先，未必全是农工，他们的子孙也未必不改业而为士商。男女老少土农工商，全是维持人类社会的一分子，谁离开谁也不能度圆满的生活。既然说是“循环互助，更相为命”，何必强分阶级，又怎可彼此排挤?可见中国古时老学究“重男轻女”的习俗是不合理，现今新圣人重幼轻老与重农工轻士商的理论是不应当。
　　我国古时虽有重男轻女的习俗，并非专是对女子有意摧残，是因为女子生来就有一种制服男子的魔力。古人由种种经验阅历上考究，惟恐养成女权高于一切，才创出重男的言论，消灭女子权势，以求两性平等。在言论上虽是轻女，在事实上，男子多是甘受女子的驱策而心悦诚服。并且，愈是熟读古书、口唱重男轻女的男子，心里愈是对女子甘拜下风。虽有不重视女子的男子，然而也不过如同凤毛麟角，少见得很。
　　无论想用什么方法推祟男子，也不过是名义的高调，男子纵然翻十万八千个筋斗，也翻不出这“女神”的手掌。你纵然能翻出去，你的“心”还是要留在她的掌握之中。这就是天造地设一物降一物的定例。正如，你无论如何提倡“重鼠轻猫”，结果，鼠还是猫的口中之食。现今，欧美虽名为提高女权，也不过是将女子推入凶险淫狠的社会，使她度那不合天性的生恬。名义上虽然是提高，实际上反给她们添了无穷的苦恼，将男子爱护女子的天性，渐渐地要变成排挤与一时利用的行为。
　　我国自古以来，虽有敬老与养老的成例，并非对幼年人，独不关心。以前各州县多有育婴堂与义学的设备，可证我国对于儿童的性命与教育并不忽视。现今的孤儿院与国民学校也就是育婴堂与义学的大同小异的别名。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老幼谈在一齐，并且认为是人所应当常久遵行的道理。这岂不比偶尔举行一回的“敬老会”与一年一次的“儿童节”格外的深切。不过，儿童节是由洋人发起的，所以才能被中国认为是“进化”的表现。
　　进化，常是一部分的发展。一部分的收缩；或一部分的盛强，一部分的衰弱。所发展的部分，未必就是好的；所收缩的部分，未必就是坏的。专以人类的身体而言，将来进化的结果，因为惯用脑筋，头部必格外的发达；因为少用腿脚，下体必日渐收缩，仅仅变成一个硕大的头颅，化成两只细弱的腿脚。身体既失了均衡，必将站不稳立不牢，既不能走，更不能跑，这岂是人类之福?
　　再以人类行为中的政治而言，据说是日益进化。岂知若照现代的政治，加以预测，将来的政治必致专利于奸脸诡诈的恶人。老实安全的好人，反要受了淘汰而无法生存。并且，政治是以人伦道德为基础。若以打破人伦道德，为施政的方针而断，将来的政治，必然日近于兽道。兽道一兴，即无所谓政治，只蛮力的支配，与蛮性的发挥。这样，恶人因适应环境，也必进化而更恶。最恶的人，就居于优胜。次恶之人，就处于劣败。结果，最恶的人，也必互相竞争，彼此吞食，以至同归于尽，人类灭绝。这岂不是人类之祸。
　　 人类所以有文明进步，是因为有欲望。人所以有欲望。是因为身体的各部健全。假若因进化之故，身体某一部分失了作用，全体必然发生影响。人既全成了病夫，欲望也必因之减少。欲望既日渐减少，焉有文明的进化可能。所以，我认定进化之极，就是退化之始。
　　据洋圣人说，人类是由“细胞”cell进化而成的。那么，人类进化不停，身体必日渐收缩衰弱，终将反本还源，化成细胞为止。慢慢再由细胞，进化而变成人类。看起来，进化也不过就是循环的别名，我以为，天下只有循环并无所谓进化。可惜人类的寿命太短，一般高喊进化的人，不能看见未来的结果。
　　新名词，多是由外国文字翻译而来的。文字一经翻译往往不能与原字的意义切合。若欲引用一个新名词，须先知道它的来源。由那一国传来的，最好是查—查那一国的字典，若专以译文的字面为根据，必致发生误解。譬如进化这个名词是由Evolution一个字译得的。若仅按“进”字“化”字解释，以为“愈进愈好，愈化愈良”，那就错了。
　　《何氏公羊解诂》里说“去恶就善曰进，舍善就恶曰退。”现今一班新人物，所祟奉的“进化”之说，据我看，全是惟恐人类不向恶里猛学，惟恐人类不向兽中仿摹。假若人类以为“强存弱亡，适者生存”是人生的大道，人类只有日学日恶，以至背逆天良，离弃大道，而化为禽兽。我以为，这种的学说，与其名之曰“进化”，不如痛痛快快地改为退化才是名副其实。膏子说“人化而为善，兽化而为恶。人而不善者，谓之兽”。人类若不肯向善里走，而偏向恶里学，不是退化是什么?
　　英国达尔文说“人与猿，同出于一个祖先。人就是兽”。我国某新圣人说“人与猴子是表兄弟”，这种自卑自贬的说词，虽然出于实验，虽是合乎科学。可是足以引人趋向下流。我国古书与犹太古史所载“人类是神所刨造”，这种自尊自重的说词，虽然发于猜测，虽是近于迷信，可是足以引人立志向上。
　　 下流就是学恶，向上就是为善。我以为，凡是能引人为善的学说，纵然近于迷信，也当设法保存。凡是能勉人为恶的学说，纵然合乎科学，也当努力消灭。
　　鸟兽虫鱼的身体是横的，人类的身体是竖的。鸟兽虫鱼的头，没有定向。人类的头总是向天。猿猴的头，虽然有时向天，可是，不能支持长久。以人的身体而言，决与鸟兽虫鱼不同。岂可与他们列为一类，我中国将恶人比为禽兽，只是由存心上分别。人类，头向天脚踏地身居乎中，就当发“天地生物之心”为心，努力为善，以自别于禽兽，以免辜负这个异于禽兽的身体。
　　 徐守揆说：“人生而为人，则宜为人。”那么，就不必考究“人是由什么东西变的”。纵然是神造的，现在既不是神而是人，就当尽人道。纵然是兽化的，现在既不是兽而是人，就不应当学兽行。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他既说人皆有之，而未说兽皆有之，可见，人若没有“仁义礼智”就不是人类。
　　 竞争固然是鸟兽虫鱼维持生存之法，但是人类维持生存之法，决不是竞争，而是仁让。仁让是屈己。竞争是屈人。人人屈己，才能彼此相安。人人屈人，必致互相仇恨。彼此相安，才是人生真正的幸福。互相忿恨，埋伏下无穷的杀机。
　　学者著书立说，总当面面照顾，前后设想。万不可只逞一时的偏见，而惑乱人心，遗毒后世。人，为恶易，为善难。纵欲易，屈己难。导人为恶，引人纵欲的奇论，固然容易受人欢迎，但是也当为天下后世预计，纵不为别人打算，也当为子孙顾虑。所以，著书立说，总要使它无弊，万勿使它成了祸根。
　　仁让，不只是利己，并且是益人。竞争不仅是害人，而且是祸已。就“戏园或工厂以及一切聚会的场所做一个比方。每次发生危险，必致损伤许多的人命，所以有这种结果，只是起于不能逃出。所以不能逃出，只足因为人人向门口竞争，各不相让，以至将门路挤往，准也不能转动。假若从容忍让，挨次而出，决不致同归于尽。再以在车站买票而言。若顺序前进，并不耽误时间。假若堆挤一齐，彼此争先，反致耗时费力。我以为，世上一切的事，全是如此。人己兼利的幸福，决不是用竞争之法所可得到的。
　　现今竞争与奋斗。在我国已然成了最流行的名词。几乎三岁的孩子，也能将这个名词，挂在嘴上。这两个名词，所以容易受人的欢迎，只是因为误将竞争认为打破拘束的方法，妄将奋斗认做谋取权利的门径。拘束是人人所应遵守的轨道，权利是有功德者所应处的地位。假若人人有越轨之思，无功无德的人也怀非分之想，社会岂能不乱，国家怎得不亡?
　　据一些新人物说“有竞争才能有进化”。然而，我以为须先认清了对象，这个对象，不是别人，正是自已。所谓竞争者，是以自己的良心，同自己的私欲竞争。你若能将私欲打倒，你就是文明了。所谓奋斗者，是以自己的学问道德，同别人的学问道德奋斗。你的学问道德，若能高于别人之上，你就是进化了。
　　 我国古时的言论，多是劝人“克制人欲，学法圣贤”。人纵然不能进到圣贤的地步，也能变成一个“有所不为”的好人。我国近代的学说，多是诱人“放纵人欲，学法禽兽”。人虽不致化成禽兽的身形，也必变成一个“无所不为”的坏蛋。
　　竞争是为利己，斗争是为损人。利己损人的行为，仅可行于鸟兽鱼虫之间，因为它们少有复仇的思想，禽兽中，虽有能复仇的，只是能施行于当时，少有能存记永久的，人则不然，人的复仇之念，可以牢记终身，可以传之子孙。正所谓“杀人之父者，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者，人亦杀其兄”。循环果报的定理，纵然利用科学，也是不能免避的。
　　满清入关以后，恃强欺弱。在扬州杀人十日，对嘉定实行三屠。真可谓“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了。到民军起义的期间，已过了二百余年。可是长江一带的汉人，居然得了复仇的时机，大戳满人。祖宗种祸，后人遭殃。这样的前例，历史里记不胜记。可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那两句话，只是浅陋之徒的一时之见，万不可因为是洋人说的，就认为金科玉律。
　　 洋圣人所讲的竞争，只是偏于武力一方面。你若迷信这种竞争，你世世代代必须保存你的“优胜”，别人也必须世世代代不变他的“劣弱”。否则，不必徒逞一时之强，而贻日后之悔。
　　 鸷禽猛兽，生来是食肉的。它们为生存起见，不能不杀生害命，不能不恃强凌弱。并且它们的子系，也能不改她们的凶威。人虽是万物之灵，他是决无能力，使自己的后嗣“克绳祖武”。何必只顾一时的私欲，而不念别人的死活。
　　日本佐藤一齐的《言志录》上说；“凡事有真是非，有假是非，假是非，谓通俗之所可否。年少未学，而先习了假是非。迨后欲得真是非，亦不易人。所谓先入为主，不可如何耳。”依我看，竞争或斗争的学说，全然是假是非。若欲保存我国自古立国以来的美德，万不可以外人的邪说偏见，毁了我国青年人的心田。
　　 我国若能不变祖先所遗留的“仁让和平”的美德，决不致灭亡到底。要知现今几个强国，因为受了竞争的麻醉，已然疯狂了。他们若非改取“仁让和平”的途径，决不能支持久远。
　　战争原是不得已的举动，只可施之于敌对的兵卒，万不可牵累无辜的百姓。欧美在前些年，对待敌国，还分“战斗员”与“非战斗员”Noncombatant，对非战斗员，向不加以作害。最近几年，科学发达，机械进步，专以毁灭后方的老百姓，为取胜的门径。这种残忍的行为，尤甚于洪水猛兽千百万倍。人类的文明，若专以能杀人为断，那么，人类还不如倒退数千年，去度那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生活，反能免去许多的恐惧。
　　《尉缭子》说：“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此皆盗也。”严实说：“百姓未尝敌我，岂可与执兵刃者同戮。”吕祖谦说： “后世用兵者，以黄石公一书，无与比者。不知黄石公未出之前，三代之兵，一举而无敌于天下，兵书何在，黄石公有一秘法在人间，人自不识。三代之得天下，亦不过此道，惟‘仁’一字耳。”汪氏《兵学三书叙》里说：“兵者，逆得顺守，全军保民为上，无取禽猕草雉也。”我中国名将名臣，无不以不杀无辜为是，全是以仁存心。不嗜杀人正是文明时代的标准。欧洲列强自命为文明进化，竞肯发展毁灭敌国人民的狠心，岂不是退化野蛮的现象。
　　某要人解释人生的意义说：“在于吃饭，在于生小孩，在于招呼朋友。”他这话，虽是出于玩笑的口吻，未免是将人类比为禽兽。人类的生活，固然离不开饭食传种，可是除了办理这三件自私的大事之外，尚有许多对人类应尽的义务。马牛羊鸡犬兔的一生，陈了饮食传种之外，还能有益于人。人类的生活的意义，若仅以做到这三件私事为止，又怎配称为万物之灵?至于“招呼朋友”不过是社交之一道，禽兽之间也有这种行为，又岂是人类所独有的特点?
　　英谚说“人是宇宙间的灵魂”，又说“人是造物中的王”。这两种说法，与《书经》上所说“万物之灵”的意义相同。按字面讲，即说是魂灵，人就当对这个“灵” 字注意。即说是王，人就当对这个“王”字用心。但若不辨邪正，不明是非，就不配称“灵”。假若胸无主见，随人转移，就不配为王。既不能灵于万物，又不能超于万物，虽生成一个人形，不过是一个两足的动物，或能言的禽兽而已。
　　英文说“人是社交的动物Socialanimal”。又说“人是政治的动物Politicalanimal。”有人说：“人是有五性(仁义礼智信)的动物”，又有人说“人是知八德(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的动物”。前两种说法，决不能将人类的地位抬高。因为社交不过是友谊的往来，鸟兽鱼虫何尝没有这类行为。政治不过是维持秩序保护性命资产的团体组织，鸟兽鱼虫中，也颇有类似的举动。后二种的解释，也不能将人类尊为万物之灵。因为禽兽中，也颇有些能尽五性行八德的成例。
　　 我以为，最好是说“人是能辨别是非的动物”。人对于五性八德，是知道应当常久尽行的。能尽能行就是“是”，不尽不行就是“非”。禽兽只知尽行，并没有“为何当尽，为何当行”的理性。
　　自从邪说侵入我国以来．许多知识阶级，尤其是一些奴化的学者，已经不肯展布天赋的官能辨别是非。并且偏要背逆天良，违反人情，而颠倒是非，以至于阴阳易位，内外不分，亲疏莫辨，上下错乱，黑白混淆，香臭不知。他们全是民众的表率。全是领导百姓的指针。他们既然乱了方向，又何怪无知识的人民，为非作歹的日众，犯法乱纪的日多，我以为，现在欲救中国的危亡，不在乎添置飞机大炮，须先要使这些知识阶级，不能假借吸收文化之名，散毒种祸。
　　 人类所以与禽兽不同的地方，就是一个是非之心。人若失了是非之心，就是自入于禽兽之列。人的思想与行为，若与禽兽相同类似，就是退化。据我观察，禽兽对于阴阳内外亲疏上下黑白香臭也能辨别。人若故意混乱这种事实，不但是愧对禽兽，简直就是退化到了木石的地位。
　　

二月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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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u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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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wwyzhw

　　
　　 我并不反对文化。我所反对的是蒙着文化皮子的野化和蒙着进化皮子的兽化。并且，我以为，我中国在努力追求科学化或时代化的当儿，更不可不赶紧讲求“人化”。
　　《龙溪子》说：“学者，学所以学为人而已。此外更无余事。”你学会了科学也好，游遍了外国也好，得到十个博士的学位也好，但是万不可因为学了科学游了外国得了博士，而不肯学为人。古人说“为做官把人丢了，实在不值”。自古为做官，而丢了“人”的很多，万不可因求学，也将“人”丢。现今外国利用科学，灭人之国，毁人之家，害人之命，就是因为未学为“人”而失了人性。
　　 学为“人”，不是学八面玲珑的圆滑人，而是学天真不变的正直人；不是学有大学问的人，而是学未失“人”格的人。我所说的人格是人与兽不相同的地方。
　　 有人问我：“现今的新人物，几乎人人张口就说‘要为人类谋幸福’，为什么人类的幸福反因之日灭，人类的痛苦，反因之日增?”我说：“这全是因为他们只将自己当作‘人类’，不肯将别人当做‘人类’看待，并且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人类’是什么。”
　　外国某学者说“人类是能说话的动物”。这句话并不能提高人类在世界上的地位。我国俗语说“人有人言，兽有兽语”。这句话也不能表示人与禽兽的分别。因为言语不过是为传达思想交换意见的。禽兽的话，固然不如人类的话精细完备。可是，我以为，不能由言语的精细完备与否，判断品格的高低。正如乡间的愚民说话，虽然不如城市的绅士咬文嚼字，可是以人格而论，恐怕愚民还要高于绅士。由此可知，所谓人类者，并不是因为能说人话，乃是因为能办人事。
　　能说人话，并不足贵，能办人事，才是可尊。鹦鹉与猩猩，所以仍然脱不掉禽兽的名称，只是因为它们仅能说“人话”。现今，世界上所以七颠八倒，民不聊生，也就是因为肯办人事的人少。专能说好听的人话，而偏做损人利己的兽行，言行不顾，也就等于猩猩鹦鹉。猩猩鹦鹉，并不明白她们所说的人话是什么意思。所以，它们的言行相违，还觉情有可原。
　　人类的来源，按“神造说CreationTheory”，上帝造成万物之后，才造人类，据“进化论Evolutionism”，猿人Apeman进化而为 “人”，也是在万物进化之后。这两种说法，固然有“不合乎科学”与“合乎科学”的差别。但是“人类在世界上出现最晚”是不容否认的。万物如同士卒，人类如同将帅。士卒虽然先行，将帅虽然后到，可是统制之权，仍是操于将帅。将帅的知识，必须高于士卒，才能指挥士卒而不为士卒所制，人类的知识因为高于万物，所以才能为万物之灵而超出万物之上。
　　将帅所以能运用士卒，是用心灵，而不是用蛮力。人类所以能支配万物，也不是用蛮力而是用心灵。以奔驰杀砍的本领而言，将帅未必高于部下的士卒。以飞走抟噬的能力而论，人类实在不如万物中的禽兽。将帅仅用蛮力，决不能无敌天下。人类专施蛮力，也不能有进化与文明。可惜，人类现今偏不向心灵上追求，而只向蛮力上注意。尤可惜，人类更将心灵与蛮力合用于自残同类，反不如禽兽专以蛮力对异类竞争。
　　禽兽对异类竞争，只用天赋的爪牙。人类对同类竞争，专用人造的利器。爪牙杀伤之力有限，利器杀伤之力无穷。爪牙口角，同时不能杀伤二命。飞机大炮，同时可以杀伤万人。禽兽还能爱护同类。人类偏能与同类为敌。人类这种恶行，实在过于禽兽万倍。所谓“文明进化”者，是为人类谋安全，求幸福。现今既专在杀戮的能力上用心，反说是文明进化，岂不是有愧于禽兽。
　　孟子将当时流行的邪说，比作洪水猛兽。现今的邪说，较洪水猛兽，残酷到几千万倍。杨墨之道，纵然行到极端，也不过仅只无父无君。洪水还能使人有处可逃。猛兽也可使人有法可避。自从“竞争”的邪说，深入欧美的人心，杀人利器，逐日有发明。日益精巧，实在令人无术可避，无法可逃。炸弹可以炸到高山之颠，毒气可以毒到深海之底。现在的人命，已经不如虫蚁了，怎么还配妄谈“文明进化”?
　　现今，几乎是每个人都要谈“科学”。其实，科学正如金钱，用之得当，就能于已于人有益。用之不当，反要祸己害人。现今借科学之力而救援人类的人太少，用科学之力而杀害人类的人太多。正如浪荡公子，专以有用的金钱，去做损阴丧德的坏事。科学家若再不洗心革面而研究有益于人类的事务，即是杀人自杀，害人自害。不但是现今人类的公敌，简直是千秋万代人类的罪犯。
　　法国有一个人，名叫盖洛廷J－Guillotin，是一位医生兼政冶家。看用刀斧斩人，太不便利，且费光阴，乃独出心裁，创造了一架断头机。因为是他所发明的，所以人也称那机为盖洛廷Guillotine，与他的名字，只差一个字母。当时死于那机下的人，真是不可胜数。不久，盖氏因为犯了罪，竟被他所创造的凶器砍断了头颅。以后，又有一人，以为那架凶器还不灵便，特意费心费力，大加改良。可是，过了些时，他也因犯罪，而死于他所改良的断头机之下，可见这正是作法自毙，制刀自杀。“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这话固然是句老生常谈，然而科学，既不能种瓜得豆，也不能种豆得瓜，所以也脱不开因果循环的定例。
　　发明断头机的盖洛廷，在断头机上丧命，算到今年已经过了一百二十一年了，可是用那惨刑，处决重大犯罪的定例，至今还未经法国废除。在这一百二十一年里，又不知有多少人，因而身首异处，将来还不知有几多人。要变成断头机下之鬼。盖氏因为一时妄显聪明，不但自已种下恶因，收了恶果，并且他的名字，竞成了一个杀人利器的代名词，岂不可叹。盖氏假若鬼魂有知，也当痛自悔恨，不该多此一举。
　　当初创造捕熊铗Brar—trap的莫拉弗Morraf因此发了一笔小财，可是，他的小儿，竞因误踏熊铗，挟断了双脚。我所认识的某甲，专好玩鹰，每逢抓住野兔，他必砸断兔腿，以免她们脱逃，并且击破兔头，取脑喂鹰。他未到四十，两腿就不能动转，后来竟觉头中如同针刺，哀号而死。
　　 又有某乙，专好捕蛙养鸭，将蛙剁成碎块，做为鸭食。后来生了两子，手脚全是连皮，并且全是在新婚未久，就短命而死。这全是我眼见耳闻的事实。至于史书中的记载，和父老的传述，更是无法详说。
　　从来，当屠户的，当鸟贩的，打猎的，捕鱼的，以及一切杀生害命的人，据我所知，决无福寿安乐的结局。与人无害的禽兽，还不可残害，何况是圆颅方趾的人类。多人设法不能“生”一人，可是一人随便可以“杀”多人。由父母操心费力，经疼苦，耗钱财，养成了一人，是何等艰难。随随便便了结一人的性命，是何其容易。一秒钟之间，用科学的利器，可以杀几万人。可是要知道几万人，是经了多少光阴，才能养起来的。
　　 司马迁说“三世为将，道家所忌”。我们细察父子为将的人家，有几家能得到好的结果。为名将也不过因为多杀人。为国家，多杀人，还不可行。何况是仗强横，为私欲。
　　当日某甲为袁某的私欲指使，杀人无数，后来被某乙所捕杀。某甲临刑，对绑他的人说“你们何必如此之忙”?以后某乙被人捉住枪决的当儿，也是说“你们何必如此之忙”?这段事实，据新人物想，不过是“偶然凑巧”。其实，这正是“报应循环”。他所害的人，临死所说的话，他临死也照样重说一遍，更可见天理之公。
　　有人问我：“《山堂肆考》上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岂不是勉人为善的话么?为什么军界某要人，既已忏悔，皈依我佛，还不能得到善终呢?”我说：“放下屠刀，不过表示改过之举。人若改变恶从善，全有成佛之望。并不是说屠儿立刻放下屠刀，登时就可上升莲座。某要人纵然未曾亲手害民，焉知他的数十万部卒，不假借他的威势，作出无数伤天害理的事。正如你将枪刀给人，人若用去杀人，你能说‘不负责’么?”
　　《果斋日记》上说：“人为万物之灵，亦为万祸之本。”我以为，人的行为，若肯依从天理良心，就是万物之灵。人的举动，若反背天理良心，就是万祸之本。换一句话说，人的行为举动，若肯替别人设想就配称万物之灵。人的行为举动，若专求自己得意就变为万祸之本。现今，世界所以多乱，人心所以不安，只是因为有些人，受了邪说的诱惑，不信天理，不问良心，只知有己，不知有人。
　　 天理，是万古不变的理。良心，是人类应有的心。也可以说，天理是大公至正的理，良心是为善不为恶的心。
　　 顺着天理，本乎良心，才肯替别人设想。肯替别人设想，决不致侵人之国，毁人之家，害人之命。国不侵人之国，家不毁人之家，人不害人之命，人类中才能有相爱互助，其享和平安乐的希望。欲达到这种的希望，决不是用竞争或斗争所可成就的。
　　 我以为，顺应天理而行就是“道”，依着良心而为就是“德”。行为不违天理，不背良心，就是道德。
　　 据说，科学与革命，全是为群众谋幸福的。既是如此，讲科学也罢，谈革命也罢，全须先在“心”上用功夫，全须以道德为根基。科学的研究与施用，若不本乎道德，不但无益于人群，反要有害于人类。革命的行为与目的，若离开道德，不但不能利民福国，反要祸国殃民。
　　我常说：不必讲什么“科”学，“神”学，“佛”学，以及这个学，那个学，先要讲“人”学。纵然讲遍了各种学，而独忘了自己这个“人”学，实在是得不偿失。这样，不仅误己，而且误人。我的朋友某君有一句自勉之辞“用科学方法办事，本圣贤之道做人”。实在是补偏救弊之术。
　　据最近，外国的人类学者科学的推断“人类出现于世界上，至少有二万七千年之久”。世上有科学这个名目，至多才过二百年的光景，可见人类决不是经科学家用科学方法造的。人类孳生了二万六千多年，也不是依仗科学家的指导，才得以维持生存。人类所以能由小团体结成大团体，也全不是因为学了科学，而是因为人人有一个异于禽兽的人心。人类所以争杀险狠，是因为失了人心而坠于禽兽之列。所以欲谋人类长久的幸福，必须先由“救正人心”下手。
　　救正人心，不是去正别人之心，而是先正自己之心。以一国说，不是去正全国百姓之心，而是一国的要人与知识阶级，先由正己之心，为初步功夫。正心并不是翻山倒海的难事。只要先将自己认做一个人而不肯将禽兽的行为，施之于别人，那就够了。现今，人类中相杀之祸日众，国际间侵害之祸日多，全是因为不肯将自己当人看，也不肯将别人当做人。
　　最初，人类争斗有用拳脚，以后，人类争斗用棍棒。据历史家说“这是进化了”。在前，人类争斗用刀枪，以后，人类争斗用枪炮。历史家也说“这是进化了”。以前，人类争斗用潜艇飞机。现今，人类争斗用流火毒气。历史家更说“这是进化了”。由用拳脚起，直到用毒气止，愈进化，杀人的方法，愈速快愈普遍。我以为这种的“进化”是愈进化，愈失了“人”性，而化成较比鸷禽猛兽还残狠万万倍的怪物。
　　当初，我国发明火药，仅仅制造花炮，供人的玩乐。火药传入欧洲，就因此制成毁灭人命的枪炮。当初我国富家公子，有斗鸡的玩好，只用公鸡与公鸡相斗。这种玩好传入欧洲之后，竟有人在公鸡腿后绑上尖刀，增加鸡与鸡相残互杀的能力。我看，科学家假借爱国之名造出最新式的杀人的器物，付给军人，使他们互相争杀也就如同欧洲人，对待斗鸡的行为相似。我以为。人类若凭藉科学的器物自残同类，未免有愧于公鸡，因为公鸡是没有灵性的。
　　我中国，惯将伤天害理自私自利的人，比为禽兽。英美国，惯将这类的人，比做Beast(兽类)。这种比方，不但不正确，并且，我实在替禽兽叫屈。因为禽兽是无灵性的东西，禽兽之为禽兽，并不可恨。若因恨怨恶人而累及无罪无辜的禽兽，未免是将清白无辜的禽兽，当作罪大恶极的东西，我以为，骂恶人不如禽兽则可，将恶人比为禽兽则不可。
　　披毛戴羽的禽兽，纵然可恨，但是决不会假充圣贤。它们虽不会说“为人类谋幸福”的大话，可是它们颇能做人类衣食的来源，也可做出许多于人类有补助的事。惟独圆颅方趾的人类中，不如禽兽的人，偏能口是心非，大喊“为人类谋幸福”的高论。所以，他们为人类谋到如今，只见幸福日减，苦恼日多，自由日少，专制日甚。这种“人其形，而心不如禽兽”的人，或已成了圣人，或已变了富翁。然而依赖他们的人类，或已被试验而死，或已无法聊生。试问披毛戴羽的禽兽中，有这种欺骗同类的大骗子么?我们的远祖，生在洪荒时代，日与禽兽为伍，能有时时受骗的恐惧么?
　　科学家最好类推，所以达尔文因为鸟兽鱼虫之间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遂以为人类维持生活之术，也离不开这种定例。殊不知“取法乎上，仅是得乎中；取法乎中，不免为下”。人既高于万物，(自当以圣贤为法则，才能维持这个“人”。人既高于万物)，若自甘卑下而取法于鸟兽鱼虫，岂不要变成不如它们的动物。达氏虽未曾明言劝人学法鸟兽鱼虫，可是，人若成了他的信徒，就必日趋退化了。
　　 科学家的原则是“凡根据许多事实，所得到的科学观念，应该假定它是真的，等到发现新事实，不能适用的时候，再去修正它。这种寻求真理的热诚，若以草木鸟兽做研究的对象，未尝于人类没有利益。假若以国政民命供这种试验，实在有极大的危险。
　　自从我中国人，被外国的“手枪炸弹、飞机大炮、奇技淫巧、邪说诈辞”吓昏了脑筋，诱迷了心窍以来，几乎是个名人，就大唱“科学救国”。甚至不知科学为何物的野老利夫，也就随声附和。并且以为我国只要有了科学，就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在大庭广众之间，只要能说出科学二字，就可光宗耀祖。学生回到家乡故里，只要说学了科学，就能以神圣自居。这种对科学疯狂热烈的情形，几乎和当初三家村里的老学究，认定学会了“八股”就可以治国家，平天下，是一样的舍本逐末。所以，以前的中国愈揣摩八股愈糟。现今的欧美愈研究科学愈乱。所谓“本”者，就是自已的“心”。对于这个小东西。若不肯先加注意，任凭你八股做得天好，无论你科学讲得多精，也是庸人自扰，也是画蛇添足。
　　 “八股”不过是一种文章的体式。论实质，原是稀松平常。科学不过是有系统或有组织的知识。说实了，也不是神奇鬼妙。八股虽然误尽苍生，有时还能略收束缚人心的技用。科学虽然自称万能，有时反能增加放纵人欲的危险。当初我国只讲八股而忘了“正心”，所以未能得到国利民福。现今欧美，只讲科学而忽略“正心”，所以闹得杀气冲天。
　　 我国精神文明的好处，是能使人时时返照天良。种种的善念，可以由此而生。欧美物质文明的害处，是能引人日日扩大人欲。样样的恶行，必然因此而起。“科学发达，机械进步，人人必有幸福可享”的高调，只能欺骗一些醒着作梦的书呆子。
　　人类的苦恼中，最大的只有两样，一是天灾，一是人祸。天灾并不常有，人祸逐日增多。天灾中最大的不过水患，瘟疫，地震。人祸最大的就是战争。水患瘟疫地震，固觉可怕，然而以损伤生命财产的能力而论，决不如战争之大之甚。以历史中所载，天灾所损伤的数量与历次的人祸所损伤的数量相较，天灾实觉渺乎其小。现今欧美的科学家，一边努力研究防止天灾的方法，一边又大费苦心发明助长人祸的武器。这种救人而又杀人的行为，可谓只见其小，而忽略其大。结果，天灾减少了不过十之一二，人祸反倒增加了十之七八。这种倒行逆施，为善不足，为恶有余的趋向，实在是科学家自掘坟墓的愚行。
　　 科学是为寻求真理的。只要它不拿人命做试验品，人人不当稍加反对。革命是为人民减少痛苦的。只要它不被恶人利用了，人人应当竭诚欢迎。
　　科学家若想发达，革命者若想成功，须要存着仁慈的心念，保持谦和的态度，放大了眼光，去净了偏私。万不可有包办的行为，更不可自认自己是科学的，是革命的。凡是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就是不科学的，就是反革命的。假若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秩序与谐和，就永不能到达了。
　　科学这个名词，原是日本人由英文science一个字译出来的。在前清光绪年间，我国还译之为“格致”，是由“格物致知”而定的名称。比较起来还是“科学”一字最为贴切。因为我国的格物致知，是偏重“心灵”的。外国的科学是偏重“物质”的。也可以说，一个偏于“正心”，一个偏于“逐物”，一个是向“内寻”安乐，一个是向“外”求满足。向内寻，愈寻盘觉满足。向外求，愈求愈感失望。
　　 聪明人的乐处是由于“正心”，愚昧人的苦闷是起于“逐物”。由正心而生的乐，是天然的。因逐物而生的乐，是人造的artificial。天然的乐，无止无休。人造的乐，有穷有尽。所以，人人正心，人世就是天堂。人人逐物，天堂也能化为地狱。
　　 为善为恶，全是一颗心。劝人骂人，全是一个口。援人打人，全是一支手。“为善，劝人，援人”，既不比“为恶，骂人，打人”费力。为什么偏不作些与人有益的事?科学家研究杀人的奇物，并不较考究益人的方法少费心思，为什么偏要甘为军阀的走狗，发明流火，毒气，助长他们杀人的能力?要知，发明飞机、潜艇、毒药弹、坦克车的傻小子们，到如今并没有得到“铜像”的报酬。可是，那班利用这些武器，毁灭人类的大将们，早已成了各该国历史里的英雄了。自己损阴丧德，为别人争名增誉，岂不是糊涂已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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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以禽兽为可怕。我只知人类最可畏。人类可为善，可为恶。禽兽中，善的常善，恶的常恶。善的虽有时发露一点恶性，不过是出于一时的自卫。恶的虽有时发露一点善性，不过是极少的例外。所以对待禽兽，接近也容易，防避也不难。惟独对人类，接近中，有时还须加以提防。防避间，还须加以谨慎。人类所以有这样危险性，只是因为反逆天理良心，能以伪善掩真恶，能于媚笑里藏尖刀，能当面说好话，背后下狠手。
　　 鸱鸟决不肯因为惹人厌恶而变化自己的恶声，虎豹决不肯因为招人嫌恨而改自己的凶态。人类若肯以本来的声调与本来的面目对人，世界上总可减少许多的扰乱与苦恼。
　　 禽兽因不知进化，反能保住了一个诚字。人类口谈进化，反多生出来一个伪字。因此，种种损人利己的罪恶，就假借“为人类谋幸福”的好话，而行出去了。现在，就想将以上的好话，达于实现，只有两个方法。一是去伪存诚，一是不受欺骗。
　　 我恨我对去伪的功夫，还未能做到万一。可幸我对不受骗的决心，已然练到了十足。我以为，世上只要不受骗的人数多起来，人类才能有真的解放与真的幸福。
　　我所最不愿听的一句话，就是“为人类谋幸福”。我只要一听到耳里，一看到眼中，就仿佛要气炸了肺管。这句话，并非不好。只是唱这种高调的人，据我详查，足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全是些“口吐人言，而行为反不如禽兽”的人。现今，人类所以又受了新的专制，添了新的痛苦，全是因为上了这种“嘴甜心
　　苦”的怪物的大当，英国格言说“白的手套，可以遮掩污秽的手指”。人类若肯爱护天然的自由，若愿保住真正的幸福，第一不可仅在白的手套上注意。要知这二十世纪，正是“骗子世纪”。中外的骗子们，正在钩心斗角，施展骗人的法术呢。
　　有人问我：“自从前清末年，我中国几乎是每个有名的人，就会说‘救国救民’的话。为什么国愈救而愈危亡，民愈救而愈无生路?”我说：“国，是人立的。民，是人的别名。国与民，也必须用人救，才能转危为安，才能死而复生。那么若真想救国民，自己必得先是一个人。这初步功夫，若办不到，自己先不是‘人’，如何配谈救国救民的事。只会说‘人’话，若可做到这种的大事，鹦鹉与猩猩，早就可以造成强盛的邦国了。”
　　唐朝郑义宗的妻卢氏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仁义也。”《孟子札记》上说：“仁义之于天地，为人类生活之原理。无仁义，则禽兽食人而乾坤几乎息矣。”日本贝原笃敬说：“仁义者，人道之大本，犹天地之有阴阳。天无阴阳，则造化之道熄矣。人无仁义，则伦理灭，与禽兽何异乎?”这种“以仁义有无而定人类与禽兽的差别”的话，古人说了不知多少。其实，禽兽之间，也时常有“仁义”的表示，岂能说仁义是人类所独有的特点。古人知道人类不愿得禽兽之名，所以就以仁义之有无，儆教人类，以免人类将仁义二字，视为可有可无。这正是古人愿意提高人类的苦心，并非古人不知禽兽也有仁义的行为。
　　禽兽能行“仁义”的证据，在中外的书里，说了很多，一时不能详谈。甚至愚笨的鹅和横行的蟹，也颇能行出仁心义举的事。在德国曾有一位老妇人救了一支小鹅，以后那妇人，因为患病双目失明，以乞讨为生，给引路的就是那只鹅。它天天用嘴衔住那妇人裙角，经过几条崎岖的险路，永远不肯离开那老妇人的身边。我曾亲眼见着两只螃蟹，驮着一只无腿的螃蟹爬行。所以，若以为仁义的有无，是人类与禽兽的分别，我极不认为是确论。
　　 据我想，人类所以能行仁义，是因为知道“信天理，问良心”而生出来的。人所以高于万物的一点可贵之处，就是在这 一点上。人类若反逆天理，背叛良心，简直就是不如禽兽，甚至不如虫鱼。
　　近来，在报上，时常有人对“天理良心”发表驳斥的言论。有的说：“讲天理是有意提倡迷信，谈良心更是空洞无聊。”有的说“时至今日，拼命地追求科学，已觉着落入马后，若遭到懵然的妄论天理良心，未免是没有思想。”我以为，他们全是出于误解。因为谈论天理良心，并不妨碍科学发达。科学家若离弃天理良心，也决做不出真正有益于人类的事。并且，在太平的日子，注重天理良心，才能长治久安。在纷扰的时候，注重天理良心，才能拨乱反正。
　　天理良心并不是荒谬难解的妖术魔法。天，并不是神。天，是无知觉的高空，并不能降福降祸。惟独“天”字之下，若加上个“理”字，就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因为，天理是“至大至高，无所不包，永久如一”的真理。顺之则吉。违之则凶。世界有变，国政有变，学术有变，风俗有变。惟独天理，始终不变。至于如何才是不违天理，那就得先自问是否不背你的良心。并且，天理良心，是息息相通，无法分离的，简直就是一个。不讲天理，就是没有良心。不问良心，即是不顾天理。所以中外全将这两样，合称之为“天良”。
　　天良，译英文为Conscience，原是由拉丁文“我知”Con-scio二字，组织而成的。按字典上的定义，天良是“人心中最隐秘的思想”，是“辨别是非的感觉” The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鸟兽鱼虫，决没有隐秘的思想，更没有分辨是非的感觉。它们自己是“是”、是“非”、是“善”、是“恶”、是“正”、是“邪”，它们也决不能自知，可见，天良是人类所独有的美点，人若守住天良，才是一个人。背逆天良，偏要瞒心昧己，滥唱高调，假借救国，救民，为国，为民的名义，利己损人，不但不是人，简直连草木土石不如。不但替自己唱高调是如此，甚至背逆天良，向要人的脸上“贴金”，替他们伪造功德，也是这样。
　　 英国瓦尔顿Isaak Walton说：“人若失去天良，一身再无可存之物矣。”我以为，个人纵然威加海内，富有天下，若是不由天良而得，也是得不偿失。因为自己什么都有了，只是自己把自己这个人味丢了。
　　英文格言说：“好的天良，就是好的靠枕”。又说“有天良，就有尊严”。又说“天良不愧，闻雷不畏”。又说“一个天良，等于千个证人”。又说“天良时时开庭，罪犯就是自己”。人若不问天良，固然可以占一时的便宜，可是不能避免天良那长久的谴责。外来的指骂，以充耳不闻。内生的拷问，实在无法逃免。
　　 假若真有上帝神佛，我以为，天良就是上帝神佛所派常驻人心中的代表。它不但是你的顾问，也是你的卫兵。你若听它的忠告，它就能使你心安意定，无所畏惧。你若违逆它的指导，它就能使你心烦意乱，肉跳心惊。
　　 本着天良说话，言简而意明。背逆天良发言，话多而无序。
　　 顺合天良的话，如同蒙尘的明珠，终不能掩住光辉。背逆天良之言，仿佛金漆的马桶，到底要泄出臭气。
　　 一个人说话作文行事，只要合乎自己的天良，也必能激动别人的天良，因为天良是人类所共有的。并且天良具有一种奇妙的吸引力，你能发露你的天良，别人的天良也能随之感应。凡不起感应的人，他的天良必是因被私欲所蔽而失了作用。
　　依着自己天良所说的话，所做的文，不但在当时有感应，甚至千秋万世之后，仍必有同等的效力。诸葛亮死去已经一千七百年，他的尸骨早巳化为灰烬，可是他那《出师表》，仍能使现在的人读起来落泪。因为他那篇文章，是由他的天良发出来的。在民国这二十余年中，许多要人的演讲与通电，无不刻章琢句，典雅堂皇。然而老百姓听完读罢，毫无所动于衷。这全是因为他们那些好话，全不是本着天良而发。并且他们那损人利己的行为，早巳在老百姓的心里留下了底案。
　　专以要人而言，天良就是公、诚。公则正，诚则实。正，可以服人。人实，可以感人。若不能服人感人，必是不公不诚。不公不诚，就是私，就是伪。私必偏倚，伪必空虚，偏倚即不能自存，空虚则无所依据。并且私字伪字之音与死字危字之音相近。这虽是有些强拉硬扯，可是，我以为，私是死征，伪是危兆，私与伪决不能支持长久。民国以来许多的要人，所以不能成事，只是因为缺乏公诚。所以不能公不能诚，只是因为先将天良丧尽了。
　　 现今我国，因为外患紧近，“团结一致”的标语，又成了一时的口号。几乎是一个要人，就必拿这四个字作口头禅。其实，无论在那一国，团结全国的小民易，团结当权的几位要人难。要人若肯团结，小民自然一致。
　　要人所以不易且不能团结，只是因为他们不肯以公、诚相待。所以不肯开诚布公，只是因为误将别人全当作愚人。于是乎专以诈，伪相向，不肯吐露真实。用这种方法以求团结，岂不是南辕北辙。《说苑》上说“巧诈不如拙诚”。古语说“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要人若果有团结的志愿，不可不先将这两句陈腐话记在心里。自己若本不巧、不智，用诈，用私，更是自寻烦恼。
　　据《韩诗外传》里记载，当初楚国熊渠子，夜晚行路，见着一块石头，错认为虎，遂弯弓发箭射了去。及至临近一看，才知是一块大石，可是箭头已经射入石内，几乎没了箭杆。可见人的行为，若发于至诚，石头全可以他裂。据《列子》里说，在海边曾有一人，喜与海鸥相亲，每日有成百的海鸥同他游玩。有一天，他听了他父亲的吩咐，要捉住一只。及至他又到海边。海鸥全都远走高飞，不敢同他接近了。这并非海鸥有未到先知之能，乃是他先存下了机诈的心，纵有和善的面容，也不能遮掩他的欺诈。赵氏《孟子章句》上说：“至诚则动金石，不诚则鸟兽不可亲狎。”可见人若以巧诈之术团结人心，正是“心劳日拙”。
　　社会间，所以多有纷扰，国际间，所以不能和平，全是因为有些人，自作聪明，不守本分。所以不守本分，所以自作聪明，全是因为利欲熏心，错将别人与别国当作愚昧可欺，以为别人或别国。决不能看出自己的诈伪。岂知国人与别国，早已看透了你的肺肝。这种“掩耳盗铃”的行为，施之于社会，则失自己的人格。施之于国际，则失自已的国誉。人失了人格，虽生而如死。国失了国誉，虽强而无威。
　　《袁子政书》上说：“凡有国者，患在壅塞，故不可以不公。患在虚巧，故不可以不实。患在诈伪，故不可以不信。三者明，则国安。三者不明，则国乱。”这“有国者”三字，并非专指帝王而言，只要是执掌一国大权的人就是有国者。我国虽名为民国，我国的要人，虽自称“公仆”，可是，要人无论如何客气、自谦，我国的命脉，仍是操之于他们之手。自从我民国成立以来，所以一日不如一日，并非百姓不堪造就，乃是怨一些要人们，十之八九，不肯尚公，不肯崇实，不肯重信。
　　程颐说：“以诚感人者，人亦以诚而应。以术驭人者，人亦以术而待。”王艺说：“使诈，则能愚人。推诚，则能感人。感人者，可久。愚人者，不常。感人者，动以情。愚人者，用其术。然情之用不竭，而术之用有穷。”某总统因为小有才，目中无人，一生惯用权术。竟不知，权术还不可常常用之于粗鲁的大兵，何况屡屡施之于精明的人士。到底，他的私智用尽，露出马脚，不但未能满足自已的私欲，甚至气愤羞愧而死。他若肯以诚待人，秉公治国，何至身死名辱，留下千秋万代的笑话。
　　张拭说：“至诚可以回造化”。造化，在这里，就是“天”。古时以为大乱是有“天意”的，现今还有人说，我国人民所以因贫苦惊慌，不得安生，是因为遭了“劫数”，劫数，也有人认为是出于天意。这不但是迷信之词，井且是移过于天。大乱是人造的，劫数也是人造的。所谓人者，不是小民，乃是要人。虚空无知的天不能负祸同殃民的责任。现今要人所应办的要事，不是挽回天意，是要先挽回民心。所谓挽回民心者，是要先挽回自己的良心。若失去了良心，决不能有诚的表现。若无诚意，纵然学尽了科学，用尽了智力，大乱还是不能止息，民生还是无有指望。
　　刘行简说“天下之事，下合人心，上合天意，中合大道，惟有一言。公而已矣。”公则可免壅塞之患，公则可杜虚巧之谋。公则可消诈伪之机。一国之中，若没有这三种大害，帝国主义虽然狠毒，也必无隙可入。莠民盗匪虽然喜乱，也必化为善良。因为只要国中的要人能以公为心，国中的一切全能上了轨道。如此，外患也就可以防止了。《孟子》说：“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自伐的原因，也就是因为有一个私字在要人的心中作怪。
　　专制国的兴亡，帝王必须负责，民主国的兴亡，要人必须负责，譬如，你若管理一件事务，不论你出于自愿，或出于推举，你既担承起来，就是责无旁贷。纵然民国的要人，是被“人民”所选的，人民也不能负成败之责，因为无论那一个民国，人民也不能强用武力，将一位要人推到台上去。好比你若不肯唱戏，谁也不能拉你玩票。你既上了舞台，披上戏衣，开了尊口，唱得好坏，他人再不能担功担过。假若一个民国的要人，不是出于民选，那么，国若亡了，要人之罪，更必无可推卸。 (并且，稍有一点思想的人，决不信天下真有“民选”这么一件事)。
　　中国圣贤的学说，所以可作万世的典范，就是因为论齐家治国平天下，全是由修己入手，并将责任向上推。“三纲”虽然仿佛将为君的为父的为夫的地位抬高，可是这三项人，须负了“国亡、家败”的责任。地位好听，担承太重。空空戴上一顶硕大无朋的高帽子，然而，说真了，那挨压挨骂的滋味，并不好受。
　　 古时为帝王的须负“父、师”之责，不仅担亡国之罪。所以有些人，类如巢父、许由等等，虽遇着可以为君的机会，而亦不愿一尝滋味。前几年，中美洲某国，曾有五个总统争位，就是因为该国纵然因乱而亡了，自有人民作挡箭之牌，他们还可以败不担过。
　　我中国“三纲”之说，并不是只责下而不责上，甚至，多是责上而不责下。我只听说“正君心”，并来听说“正臣心”。我只读过“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君、父、夫”必先能“明、慈、义”，才能收得“臣、子、妻”的“忠、孝、顺”。并且，只以《论语》《孟子》两部书而言，孔孟二人，全是对在上的人指明了责任，使他们戒慎恐惧。据一班新圣人所说“中国的书籍，全是颂扬主子的东西”，这是因为他们被欧美的学说先入为主，而不肯对中国古书略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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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有没有电子书啊

cureman1996

还有一本《乱语全书》，我十年前就读过了。黄皮的哦

清蒸春虫虫

已经收藏了， 这个贴不就是电子书嘛。 。。。很久没心情读长贴了。

上个世纪的随便几个文人到本世纪都是超级作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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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的要人，虽没有“君相”之名，然而也是做君相的事。他们虽客气自谦而取“公仆”之名，可是既办理国中大事，公仆之名虽卑而且低，然而公仆之实则高而且尊。我以为，任何民国，若想国富民安，一班要人，万不可将兴亡之责，向百姓身上推卸，百姓虽不能辩诘诉说，可是千秋万世之后，功罪自有分明之日。我从来未见历史里有责骂百姓的记载。或者外国的新历史是专骂人民的，可惜，我因读书太少，还未看到。
　　 古时的专制国，因为是“家天下”，帝王责无旁贷。若遇着好的君主，往往因私而全了公。现在的共和国，因为是“公天下”，要人责有可推。若遇着坏的要人，往往因私而害了公。所以，共和国的要人，也必须责无旁贷，才能有好的希望。
　　 李世民说：“王者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在古时，王者本来被人民认为真龙天子，并且人民也将邦国认为他一人的私产。现今，民国的要人既被人民认做“一个凡人”，并且人民也将邦国认为人民所公有。王者若不大公，还不能安服天下之心。要人若尚偏私，岂不是不知“民国”的意义。
　　 《素书》上说：“败莫败于多私”。这句话的含意，就是“成莫成于尚公”。多私，则劳而难成。尚公，则轻而易举。我读中外的史书，见许多的小人，所以遗臭万年，全是因为上了私的当。许多的伟人，所以流芳千载，全是因为得了公的益，这个定例，不但已往的几千年中是如此，将来再过几百万年也出不了例外。
　　 私，必有己无人，公。则人己兼顾。有己无人，必将招人的妒恨，人己兼顾，才能得人的同情，妒恨心一生，你的私念愈大，人对你所施的破坏力愈坚。同情心一起，你的公心愈切，人对你所尽的辅助力愈多。
　　 古语说：“独力难成，众擎易举”。独就是私，众即是公。私，则势孤力单。公，则势强力厚。古语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所谓得道者，是因为得到了一个公。失道者，是因为失去了一个公。道，也不过是公罢了。
　　 《书经》里称纣王为独夫，就是说他失了公心，只知有已，不知有人。不但帝王独行己意是独夫，就是民国的要人，若不以公为心，也算独夫。某总统因为欲将全中国人的中国，变成他一人的私产，以致成了一个众叛亲离的独夫，遂闹得身败名裂。
　　 《冰言》上说：“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官职高一步，责任便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现今的人，十之八九，所以都竭力向官场里钻挤。只是因为将做官认为乐事，把官认作乐了。并且，以为官职高一步，势力便大一步，欢乐便增一步。这并非因为观察点错误。实在是因为，现在做官愈大，愈可以自由行动，愈可以不负责任。
　　 有人问我：“现今我国既然将民尊为‘主人’，将官贬为‘公仆’。为什么还是愿做官的人多，愿为民的人少?”我说：“人全是愿得实惠，不重虚名。做官若能真享幸福，纵然将‘官’改称‘孙子’，人也是愿当孙子。为民若真受活罪，纵然将‘民’唤作‘祖宗’，人也怕当祖宗。区区名称上的高低，毫无考究的必要。”
　　 在以前，做官做到一个大将军，还不敢为所欲为。到而今，升官到一个小旅长，大可以宣布独立。做官做大了，政府可以不遵。责任可以不负，并且有民意可以任意强奸。成了，是自己的功劳，可以据扰一方，独霸称尊。败了，是人民的主使，可以向外洋一跑，大开眼界。即有这种便宜的勾当，莫怪人人愿向官途里奔跑。
　　 某总统实行帝制的日子，说：“我只以民意为从违。人民愿我做皇帝，我就做皇帝。”我曾对朋友说：“哪一个口口蛋愿他做皇帝?”后来他在取消帝制的时候，又说：“我只知服从民意。人民愿意我做总统，我就做总统。”我对朋友说：“哪一个口口蛋愿他做总统?”大丈夫作事，只凭天理良心，为公只说公，为私只说为私，岂不光明磊落?
　　 朱熹说：“居官不可作受用想。天之生我异于众，予以治世之职，是造福于世之人，非享福之人也。”居官的人若肯将这句陈腐的话记在心里，较比熟读一切的欧美政治学，还能使国沾光，使民受惠。人人若果明白做官的原义，现在宦途之中，决不致被人堆挤得见不着天日了。
　　 《鹿门子》说：“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忧之。”己所以忧，是因为要尽职责。人所以忧，是因为怕受刮扰。以天下为己累，是因为尚公。以已为天下累，是因为行私。
　　 陈惕龙说“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大愚误国，不过好自用。”大智所以愿采纳多数人的意见，是因为怕自己的私见妨害了邦国的公务。大愚所以愿施行自己一人的计谋，是因为怕众人的公意阻碍了自己的私图。
　　 公是政治的灵魂。由君主专制直到无政府主义，一国无论采用哪一样，若离开一个公字，也不过如同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决不能支持长久。
　　 高大的山，是一粒一粒的沙土所堆积起来的。深广的海，是一滴滴的水所团结而成的。可见，合则虽弱可强，公则势难独存。顾炎武说：“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正是公私兼利的方法。黎元洪说“化小团为大团，除私党为公党”，也正是为小团为私党谋长久的利益。明末那些党派，若不彼此排斥，决不至给满清造了机会。以后马士英、阮大铖之辈，若不因私害公，明朝的国祚，未必就会一亡到底。
　　 越谚说；“家不和，防邻欺。国不和，防外欺。”家和是生于公心，不和是生于私见。国之和与不和也是如此，家不和，多是起于长舌的老婆。老婆一和，立刻意见全消。弟兄总有手足的关系，决不至自残骨肉。国不和，全是起于无知的要人。要人一和登时风平浪静。国民总有种族的情分，决不愿互相争杀。要家和，先不可听信老婆的枕边私语。欲国和，先不可听信要人的冠冕文章。
　　 前年五月三十日下午两点，我在米市大街，遇着一个披发赤足的道人，唱着悲惨的调儿，向北疾走。他的年岁不过四十，满口河南土音。我只听着两句“中华到了头，家家要发愁”。我当时并未追着听个究竟，因为我向来不迷信这种歌谣。可是到了今日，我见我国的情形，又听西南的谣言，我想起那个道人，真使我心惊胆跳。在太平的日子，内战还能促短国命。何况在这危急的时候，还有什么政见的不同。固然“安内才可以御外”，试问还有多少的时光，可容我中国再起革命?
　　 要知以往二十余年中，军阀们“爱国爱民”的成绩，不过使中国多添了无数的坟墓。时到今日，假若还是对内就摩拳擦掌，对外则大气不出，未免是太无羞耻。我敢“包办民意”而言，我们百姓们不管你们内争的理由，是“是”，是“非”，我们只求你们不可再在国内大造坟墓。
　　 有人问我：“何为君子?何为小人?”我答道：“简单地说，君子只是尚公，小人只是重私。小人只争一时的私见，不顾邦国的兴亡。君子只重千秋的令名，不顾自己的生死。结果，因私害公的小人，也不能长寿万年。废私存公的君子，则必能流芳百代。看一看，马士英阮大铖史可法黄道周四人的结局，究竟是谁得了永久的便宜!”
　　 吕坤说：“两君子无争，相让故也。一君子一小人无争，有容故也。争者两小人也。”又说：“两悔无不释之怨，两求无不合之交，两怒无不成之祸。”常人不明此理，还能家败人亡，要人不明此理，必将民奴国灭。
　　 在一个病人病到垂危的当儿，万不可轻动他的心脏。心脏一发生强烈的变化，病人准死无活，在一个弱国弱到将亡的时候，切不可擅改他的政府。政府一起了非常的动摇。非亡不可。
　　 愈是广土民众的邦国，愈当实行中央集权的制度。在我国这人心缺乏公德的日子，万不可滥唱地方公权的高调。前几年，滥唱这种高调的人，多是有割据自雄的思想。并非出于真正的民意。我国人民的公意全是盼望有一个巩固统一的政府。政府若愿迎合民意，得到号令全国的威权，必须先由组织政府的要人，化除私心，清廉自矢，树起一个大公至正的模范。
　　 政治，并没有绝对好坏之别，执政的人则有实在的好坏之分。孔子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荀子说：“有治人，无治法。”专制国在名称上听固然刺耳，可是，有了好的君主，也可以国富民安。民主国，在名称上听，仿佛悦耳，可是，没有好的要人，也能够民穷国乱。正如做中国饭或外国饭，合在乎厨子手艺高低。同是一样的鸡鸭鱼肉，手艺好的厨子做出来，就能使吃主适口充肠，手艺坏的厨于做出来，就能使吃主拉稀跑肚。
　　 专制国的“君臣”，也罢，民主国的要人也罢，全是如同厨子。百姓也罢，民众也罢，全是等于吃主。厨子做得了饭，只合厨子的口味，那还不是厨子的能力为。必须使吃主点头咂嘴，那才见出厨子的本领。吃主虽然不能做饭，可是舌头全能分得出苦辣香臭酸甜咸。厨子做得顺口，纵然脾气刚暴，吃主为吃饭起见，也能勉强对付。厨子做得太糟，纵然态度柔媚，吃主为生活打算，也必碍难将就。
　　 专制国，若君主懦弱无能，不理朝政，必要养成权臣。民主国，若人民懦弱无能，不问政事，必致惯成政匪。权臣挟天子之命以弄大权。政匪借人民之名而施大骗。不过，专制国若君主无能，是怨他自己“太阿倒持”，有权而不肯用。民主国若人民无能，是怨政匪霸占，人民徒拥虚权而无法可施。
　　 按我国军阀已往的成绩而言，虽然打了一个七出七入，张三并未铲除李四，李四也末打倒张三，所铲除的只是人民的生机。以他们将来的成绩预断，纵然再打一个七入七出，刘五也未必能推翻王六，王六也未必能消灭刘五，所推翻的只是邦国命脉。战来战去，张三与李四结为秦晋，刘五或与王六交了朋友，他们战也有理，和也应当，只是国民该死，国命该亡。
　　 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寻常的小百姓，若“言不愿行，行不愿言”，还要招社会的轻视。堂堂的大名将，若竟“食言而肥，说了不算”，岂不要引起各国的议论，百姓言行相违，不过关系一身一家的荣辱。名将言行相反岂不要牵涉全国全民的成败!
　　 美国方龙Hendrik VanLoon说：“委员会，任何事也作不出来。譬如，一会中有若干名委员，若想有一点成绩，必须其中有一名不到，有一名病假。”他这话与我同俗语所说“一个和尚提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无水吃”的意思相差不多。人数过了三人，假若没有一个主持的人，永远也不容易将事务办到好处。
　　 人权虽然不等，事权万不能相同。无论一个家族的私事或一个团体的公事或一个邦国的政事，必须有一个指挥的人，然后才能成得系统。若在事权上，互相争奇，意见庞杂，谁也不服谁，私事或公事或政事，必致闹成一团糟。在欧美，纵然是三四人组成的旅行团，权限也是分得很清，必公推一个，做为首脑，大家一致服从。决不容自由行动，免误了公共的事务。
　　 我国自从共和成立，所以闹得家不成家，国不成国，就是因为误解了自由平等，将事权当作了人权，于是乎子弟不服从父兄，官吏不服从政府，以家长的管教为压迫，以政府的治权为专制，譬如太阳系中的八个大星，必须向心力与离心力并存，才能有“私转”与“公转”的可能。假若失了向心力而独发展离心力，公转既转不了，私转也转不成，岂不是要将一个宇宙毁灭了?
　　 《左传》上说：“一国三公。吾谁适从?”仲长统说：“夫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荒乱之所起也。”我国近二十余年，民心所以终日惶惶不安，国势所以“危如垒卵”，全是因为我国政治紊乱，事权不专。有专责的人，不肯尽职，遇事互相推倚。无专责的人，偏要越俎代庖，甚至设法在暗中拆台。
　　 《札记》上说，“天无二日，士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说话的古人，并非生成奴隶骨头。这正是因为他们用长久的经验与普遍的阅历而得出来的定理。假若天上有两个太阳，热度必太强烈，人物全都不能生存。假若一国之中，两王并立，必定互不相容，国事永远不能太平。假若一家之中，有两个主人，必定时相吵闹，家务永远办不到好处。假若一尊之上，再出一尊，必定彼此争夺权限，永远不能秩然有序。当初，皇帝是一国的至尊，太上皇虽然高于皇帝，但是主事之大权还是归皇帝一人所有。《文子》说：“一渊无两蛟。有，必争。”也是这个道理。
　　 凡是成群的动物，必得尊奉一个首领。团体愈大，行动愈得服从一个首领的指挥。蜂群的分子最多，所以只有一个蜂王。古人“师蜂蚁，立君臣。师蜘蛛，立纲罟。师拱鼠，制礼。师战蚁，置兵”。可见古人能由微小的东西上，得到一些有用的教训。
　　 君也罢，王也罢，皇帝也罢，大总统也罢，政府主席也罢，人民政府委员长也罢，名称虽然不同。可是全是一国的元首。国体不同，元首的名称自然不能致。“元”是“第一”的意思，“首”作“头脑”讲解，只能有一，不能有二。一人不能有两个头颅，一个国也不能有两个元首。一个人，长得头颅愈多，愈不能生活。一个国，愿为元首的人愈多，灭亡得愈速快。我国以先扰乱，是因为屡屡有人要做皇帝。近二十余年的争夺，是因为常常有人要当总统。我常说：“在民主国，人人虽然有做总统的希望，可是，人人全不可存做总统的欲念。”
　　 “君”字是“群”的意思。一国的人民也不过是个大群。蜂群为谋全群的统一。所以必特意喂出一个蜂王。古人为谋全国的统一 ，所以特意公举一个君长。蜂群有了蜂王，才可以有了秩序。有了秩序，才可以合谋全群的利益。人群立君的原因，也是如此。在蜂群里，并非是一个蜂，就可以为王。在人群中，并非是一个人，就可以为君。在民国里也并非是一个人就可以为总统。
　　 以前，君主政体所以愈行愈糟，是因为君位常为一人所霸占，成了一家的私产。一家的子孙，既不能人人全好，所以治日常少，乱日常多。现今的民主政体，所以好于君主政体，是因为总统出于选举，正和古时公举君长的用意相同。足证，由根本上说，非才识道德出类拔萃的人物，不配为一国的元首。
　　 古时所以尊君，并不是古人生来下贱。因为尊君，才可以使国中少生篡夺的危脸，才能使人民有安居乐业的可能。所以尊君正是爱群，爱群也就是爱国。蜂群既不可屡屡更换蜂王，人群也不可常使君长的位置摇动。至于历史家，常将开国帝王，说得神乎其神，常说帝王降生的时候，有何等的祥瑞，并非是提倡迷信，也不是有意拍马，乃是为使人对君位不敢有侥幸尝试之心。假若人人以为一国的元首是人人可做的，国中必永远也投有安宁的日子，百姓必永远成了垫马脚的东西。可见这正是古人用意深远，想出种种的计划，如此才能避免扰乱的祸根。
　　 项羽看见秦始皇东游，他说“可取而代之”。他那句话固然是富革命性，但是那种自私的革命性，就成了破坏秩序祸国殃民的引子，以民国而言，假若人人想尝一尝做总统的滋味，有钱的人，就可以贿选，有兵的人，就可以强夺了。
　　 一个地方，如若有一只猛虎，总胜于一个地方有许多饥狼。一只猛虎虽然可怕，但是害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许多的饥狼害人的范围是普遍的。人防备一只猛虎或攻击一只猛虎，并不甚为难，人防备许多饥狼或攻击许多饥狼，则不易成功。一只猛虎势孤，许多饥狼势众。一只猛虎出没有常。许多饥狼踪迹无定。所以，一人专政，人民受害还小。多人专政，人民受害最大。在这二十五年之中，我国人民所以不得安生，只因为赛猛虎的皇帝，虽然被打倒了，可是赛饥狼的要人，竟产生了无数，虎患虽除，狼祸又起。欲求民命，必须将大权集于中央，不可再容地方官吏自由行动。
　　 一盘磨，更换一个轴心，就得停止工作一二小时，一个国，更换一个政府，决非一二月所能稳定，磨不应时常更换轴心，正如国不可时常改组政府。欲使磨不停顿，应在最初就拣选好了轴心，万不可用朽坏的材料，苟且对付。欲使国不受害，当在起首就组织好了政府，切不可任用不良的人员模糊敷衍。任何事物，若到中途胡改滥更，决不是正当的办法。何况改组政府，与国命民生大有关系呢。
　　 自从我国进步改良以来，“组织小家庭”的风气，已经普遍了全国。摩登男女，所以要分家另过独树一帜，多是因为不愿受父母的指导，不愿尽晨昏定省的天责。那么，分立政府的人，所以要另辟门户，也不过是避免中央的监督，以便独霸称尊，为所欲为。至于摩登的男女所说，组织小家庭是为维护天赋的人权，野心的要人所说，另设政府是为实行民主政治，全是掩耳盗铃，掩目捕雀，瞒不住人，骗不了鸟。
　　 在四川未统一的时候，该省的军阀到处皆是，个个被首领欲的思想所迷，互争尊长，人人欲为全省的第一人。甚至一个小小团长也敢割据一二县，独霸一方，招兵买马，要坐全省第一把交椅。于是乎，凡有一两营人的人，就可征收田赋，擅委县长。有些地方，田赋预征到民国同七十六年，人民典妻卖子之后还得敲骨吸髓，滴血不容存留。一省足可代表一国。一省不统一的害处，已可使人民家破人亡，全国不能统一的害处，更不必详说。
　　 英雄美人，正如猛兽毒蛇，实在是可少不可多的害物，所以天道限制他们的繁衍。春秋战国以及三国的时代，所以扰攘不休，全是因为那时英雄美人最多。单以现今我国而言，所以祸乱日多也就是因为一些英雄美人在里边作怪，尤其几乎是一个受过两天教育的男子，就以英雄自居。几乎是一个有鼻有眼的女子，就以美人自命。真英雄真美人，还能乱邦国毁人群，何况是假充的英雄，何况是冒牌的美人?我只求女同胞们，多养愚人，多生丑女，但愿她们所生的男子比我还愚，所养的女子比鬼还丑。
　　 曹操说“使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他这话，实在合乎当时的情形。本来，天下是一治一乱，由分而合，由合而分。当初，天下所以乱所以分，是因为小“私”发达，所以治所以合，是因为大“私”专政。小私发达，各据一方，百姓就不得安生。大私专政，混合一统，百姓才可以喘气。曹操是一个大私，吞灭了许多小私，正是“以毒攻毒，用赋捉贼”。我中国，在这二十几年中，若有曹操那么一个人材，一些假仁假义而谋小私的人，决不至毫无畏惧。在民国中，若再能以大“公”灭小“私”，更可手到功成。
　　 在云贵深山中的苗族，善于制造一种毒药，叫作“蛊”。若涂在箭头或枪尖之上，伤了人立刻发狂，或登时丧命。制蛊的方法，是将各种毒虫放在一器之中，使它们彼此吞食，所剩下的最后一个，就成了最毒的药品。我以为，一国之中若想达到统一，使内安外静，也必得使英雄们彼此存食。去一个英雄，少一个乱源。看各国历史，所以能得到国泰民安的原因，也全是因为一个大英雄吞尽了一切小英雄。
　　 以大公心行独裁制，也可以国富民强，以偏私心行委员制，也必能民穷国乱。不可只在名目的好听与不好听上注意。也当在事实的利民与不利民上考究。在这二十世纪，若被“人民的这个府、那个会”，迷住了心数，我敢断定你，只有上当，决无便宜。
　　 当初，君主国的制度是最好的，可惜多被暴君毁坏了。现今，民主国的制度，更是最好的，可叹多被政匪假借了。我不知，究竟实行什么政策，采用什么主义，老百姓才可以不受虐待，不被欺哄?
　　 自古，土豪劣绅最能揣摩风采，联络官吏，走动衙署，包办民意，假公济私。一乡一县之中，只要有一两个土豪劣绅，一乡一县的安善良民，就成了他们的俎上之肉。不过，以前因为有严刑峻法的限制，他们还有所畏惧，不敢明目张胆，为所欲为。自从“民治”时兴以来，人民虽然未能得到一点利益，可是给他们造了许多机会。
　　 自从民国成立以来，“救国”二字是最好听的名词，然而应当知道，只要你那救国的行为，是发于你的天良，你虽不说是民意，人民也自认是真正的民意。假若你利用时机，争权泄愤，那就是违反你的天良。你虽说是出于人民的要求，人民也知道，你所说的民意是出于伪造。要知人民并不是全瞎全聋，人民只能装糊涂，并不真糊涂。
　　 以先我国的人民仿佛糊涂，自从受了二十多年的欺骗，现在全都精明了。凡是一位要人，若有什么举动，最好坦坦白白，直出直入。你若要争权，你就痛痛快快地说“我要争权”。你若要谋利，你就干干脆脆地说“我要谋利”。这样，成功，也光明磊落，失败，也磊落光明。
　　 我敢决断，专以我中国而言，以后无论是谁，若愿意在中国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千万不可再用“国”字“民”字作招牌。你的心志，纵然是为国为民，只可存之于心，不可发之于口。否则，我管保你决没有成功的希望。
　　 俗语说：“弄混了池水，好摸鱼。”每逢我国将要有统一的指望，必有外人设法在我国挑拨是非，弄起风波，以便施行瓜分的计划。我不恨外国人设计吞灭我国，因为这是国际间的常情。我独恨我同的要人，偏要愿意上这种大当。
　　 非中正廉明的人员，不能组成强固有力的政府。非强固有力的政府，不能制止地方当局专横跋扈。非地方当局专横跋扈，一国决不能四分五裂。非四分五裂，决不能给外人造成瓜分零吞的机会。现今，我国已到千钧一发的时期。正是我国上自政府的要人，下至地方的当局，各自悔过的时期。百姓不向你们清算旧账，你们也当问心知愧。
　　 纪律为军队的灵魂，服从是军人的天职。拿破仑说：“军人以勇耐守法为本，胆力尚在其次。”日本伊藤芳松说：“军队之得以指挥运用者，惟赖纪律。军纪者，所以矫正群众心理之弱点，而务达其建设之目的者。”某某要人，虽可包办该省的政事，然而既不肯交卸兵权，根本还是军人。既为一省的军人首领，若先违抗政府，破坏军纪，叫部下如何服从，自己若先暴露弱点，如何能为一省军人的模范。军人无论有什么理由，若对政府不知尊重，无论在甚邦国，全是犯了叛逆的罪名。
　　 现今我国的军人，是中华民国的卫士。不是一人一系的户下家奴。军人的衣食，是出自全国人民的血汗，并不是出于一人一系的私财。服从全国全民的公意，是军人的光荣。听从一人一系的指使，是军人的羞耻。时至今日若还是“为军长而战，为司令而争”，就是轻视自己的人格，就是污辱军人的名目。若不知前思后想，不知世界大势，不顾国家现状，只听一二要人的一面之词，既认为天经地义，实在不配为二十世纪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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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说“一子走错满盘皆输”。所以自古作战，全是行动一致，勇者不能独进，怯者不能独退。周处说：“军无后继必敗，不徒身亡，为国取耻。”岳飞说：“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何承矩说：“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古时的战争，尚不可以鲁莽从事，何况今日?
  春秋战国的时代，一国的面积，不过等于现今一两省之地，所用的武器也不过是些拙笨的干戈。然而，管子还说：“计先定于内，而后兵出于境”。就以兵法之祖孙武而言，对于用兵，也认为“国之大事”。他的《于三篇》，且将“始计”列为第一，先谋之于朝廷的庙堂之上，而后用兵于四境之内。庙堂为朝廷最尊严之地，谋于朝堂。表示尊重戒备。一切计划定为庙堂，如水之发于一源，以免有溢流枯竭之患。
  自我民国成立以来，每次的内争，双方必全有理由。甲方说乙方是罪魁祸首，非打倒乙方，中国决不能好。乙方说甲方是祸首罪魁，非消灭甲方，中国决不能强。战了二十多年，争了二百多月。所谓罪魁祸首，已被打倒了许多，消灭了若干。可是我中国不但未能日盛日强。反倒大衰大弱。这个缘故，就是因为他们由甲到乙，以至于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各方，全是 一丘之貉。
  一群娼妇婊子，自夸贞节，自报贤良，互相指骂，彼此撕扯，固然令人难分谁是谁非。其实，他们的行为，正是八两等于半斤。她们若混不起来。在私下暗吃，还不敢明目张胆。一旦淫运享通，搭班树帜，更必无所顾忌。所以，娼妇甲打倒了婊子乙，或婊子乙打倒了娼妇甲。无论胜利归谁，也不过是权能吸取金钱，布散毒菌，只能与社会有害，决不能与人群有益。我以为我国军阀的争斗，也是如此。
   我国近二十余年所以内争最多，第一是因为权势多入了军阀的掌握。在专制的时代，大权若归了军阀，还要发生篡夺的祸乱，何况在这“自由平等”的民国。试看古时所谓的创业之王，有几个不是由军阀出身?第二是因为组织政府的分子不良，偏私狭隘，倒行逆施，不能表率群伦而做全国的模范。试问历来的政府所以不能稳固，有几个不是物必有腐，而后虫生?
  固然，照民国的成例“若愿得良好的官吏，人民须选举良好的人员”。但是，依我的一偏之见推断，在四五百年以内，我国未必真能发现真正的民选。英国大政治家西德尼Sidney说“政礼之最恶者，权归于少数人。而不知其所自出。”自我民国成立以来，就是这样。试问前前后后一班要人的权位，究竟是怎么得来的?从上到下，直到一个小小的县长，有一个是真正人民所选的没有?既然如此，我们不必谈既往，不必管将来，不必考究一切要人以及一切官吏的来由。我们只望他们这班有位的人，能够为自己的生前死后的声名设想，既在其位，必尽其责，做出一点好事来，平一平人民的怨气。
  新闻记者，是依赖民众为生的，不是依赖政府或任何党派团体的津贴支持而存的，民众就是主人。新闻记者，能本着民众的心理发言，才配称人民的喉舌，才能得民从的信仰，新闻事业才可以永远发达。要知政府以及党派团体是时常更变的，人民是长久如一的。报纸若有党派的色彩或政治的背景，决定站立不住。
  別的职业可以存偏私的念头，惟独新闻，日日与民众会晤，万不可违反了大公的原则。新闻记者，既不是深居简出的大员，当然对人民的真正情形并不隔阂。既如此就应说人民所要说的话。
    我国人民，在这二十余年之中，饱尝内争的滋味，所怕的就是这件事。现今新闻记者的任务，就是对一班军阀政匪，加以猛烈的攻击，使他们不敢畅所欲为。
  从来野心好乱、篡窃割据之辈，所以敢流毒造祸，倒行逆施，全是因为有人对他们摇旗呐喊，捧场帮忙。王莽若非因为有几十万人的歌颂，他决不敢进行他的奸谋。魏忠贤若非因为有人对他竭力恭维，他决不敢诛杀忠良正士。现今报纸有左右舆论的效能。若以公正为志，虽可利国。若以偏私存心，足可丧邦。在这国乱民危的时候，若为个人的关系，或左倾靠，偏为小私用心，不为大公打算，未免愧对人民喉舌四字。
  俗语说：“有向东的，有向西的”。私人的事业或可以如此。惟独新闻事业，虽是私人谋生之一途，然而所办的是公共事务，无所谓向东向西，只是一个向公。不能因私仇私怨而骂人，也不可因私恩私惠而捧人。
  有人说：“现今的报，就是现今的史”。我以为，现今的报不仅是现今的史，更是将来编史的人的资料。古时编史的人，若记载得不确实，今日我们读史，就要受了欺骗。现今作报的人，若编辑得不确实，不但现今的人受了欺骗，更要骗到将来的人。所以，作史贵乎据事直书。唯据事直书的史，方算信史。唯信史，才有阅读的价值。那么报既与史的性质相同，也当以据事直书为贵。编史，须要信今传后，作报也不可违反了这个原则。
  作史，是为传信于后。作报，于传信于今之外，更要传信于后。报社的记者，既负双重的责任，对于记载与言论，更当本乎事实，发乎天良，以免蒙了今人，骗了后人。
  史，这个字，依篆书写，是史。是用“中”与“又”合起来的，中是正的意义，又作持讲解，表明作史的人，记事发言，须本乎中正。欧美的历史的皮面上，时常书着一个手持天秤Scale的人。天秤是以中正公平为本。作史的人，对于所记载的。也必须本着天秤的样子来下笔。天秤若有偏左偏右的毛病，就成了无用的废物。作史的人，若有左倾右倾的恶习，就失了史的标准。我以为作报的人，在可能范围内，也应当将一个天秤的影子，放在心里。固然在纷乱的时代，有权有力者，是不依着天秤的。但是天秆这种东西，只要有世界，就不能铲除它的存在。所以，报社的记者，记事发言若以天秤为法则，纵然受屈于一时，终必伸张于永久。
  北齐的魏收，所作的《魏书》，在当时就大遭恶评。人称他所著的魏书，为“秽史”。因为他作史专以他的爱憎为主，他对他所喜爱的人，就捧得上天，对他所憎恨的人，就骂得入地。这实在是失了史家的身份。古人说“作史要三长”，三长就是识、才、学。识，必须超。才，必须深远。学，必须广博。最重要的更须先正自己的心。报纸，既与史的性质类似，作报的人，记事发言。也当本着中正而行，不可以爱憎的私情，颠倒是非。不可受任何人的利用，混淆黑白，以免走入魏收的覆辙。
  正史，固然不可不读。野史，更是不可不看。正史是官方所修或奉诏所纂。野史是私人所暗记的。正史，因为改朝换代，历经修订的缘故。其中难免有造谣或隐讳的缺点。野史，因为作者不为权势所支配，所以内容多是诚实可靠的记录。当初，秦桧所以禁野史，所以保存他妻兄王唤的儿子孙子，为国史修撰，就是恐怕野史或外人所撰的史，不能掩盖他那卖国的事实。我以为“机关报”就如同正史，往往因私害公，可信之处太少。私人所办的报，若无背景，就仿佛野史，往往据事直书，极少隐讳或造谣之处。
  周德恭说“史者，公天下后世之是非者也。岂以一人之私，而能灭众人之公论哉?”吕祖廉说：“史官，万世是非之权衡。公是公非，举天下莫之能移焉。”报，既与史的性质相同，也必须做到“公天下后世之是非”的标准，时时以众人之公论为依归。报社记者的任务，既与史官类似，也必须与万世是非之权衡。所是所非，不可搀入一毫党派或国人的私意。所是所非，只要不违背自己的天良就成了公是公非。因为天下虽有十七亿人之多。种族虽然差异，而天良并无不同。
  天良就是公理。本着公理所发的议沦，就是公论。公论中所认为是的，就是公是。所认为非的，就是公非。人类的常情，固然捧胜不捧败，轻弱而尊强，但是这也不过是一时的蒙昧。如同明镜之上，盖了一层灰尘，只要稍加拂拭，立刻就放光如故。就以意阿之战而言，世上多与惨败的阿国大表同情。而对于胜利的意国，反不肯稍加夸赞。这就是由天良中所表示的公是公非。公是公非，既合乎天下人的天良。所以具有广大无穷的威力。
  外国称新闻记者，为Nucrownedking(无冕之王)。王有生杀予夺之权，新闻记者的一字褒贬，也可关系一人的荣辱生死。王者发号施令，稍有偏私，既可祸及全国，新闻记者发言记事，稍存私见，也可祸及人群。李世民说：“王者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我以为，新闻记者无私，才能得人民之助。可惜在乱国里，无冕之王的笔，实在是斗不过有冕之王的权。
  “言论自由”四字，是最好听的一句话。其实，更是最不易实现的一句骗人之语，并且成了我国的要人预备谋权夺位的招牌。前者，某要人对政府提出的四个要求，第三条就是主张实行言论自由。可是，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地，新闻记者的言论，反大受了箝制。我敢决断，只要世界有人类，“言论自由”就没有实现的日子。究竟如何才是言论自由，我以为，只要发言的人，本着天良说话，当权的人，本着天良不加严禁，就是言论自由。只可惜，本着天良发言的平民还多，本着天良容纳的要人太少。
  人在崎岖的路上行走，滑脚的少。人在平坦的路上行走，失足的多。一个人处得意的日子，较处屈辱的时候，更容易发生危险。一国的要人，在政敌消灭以后，对于国事，更当加倍小心谨慎。要知，顺境未必不是祸，逆境未必不是福。
  《通鉴钢目》上说：“与国之君，乐闻其守。荒乱之王，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致。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日至。”民国之中，虽没有君，然而掌大权的要人，也就是处于君的地位，他们在言语上，虽然自轻自贱，可是在事实上，权威并不少于古时的君王。在掌大权的人的心里，最喜欢造成青一色的势力。其实，这种志愿若能达到十之五六，耳中就仅能闻到其誉，决不闻到其过。甚至外边的公论，全主张刨你的祖坟，而身边的群小，反要说人民正要给你建立铜像。
  范镇说：“集群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心腹，以养和平之福。”《身世金箴》里说：“用一已之聪明，虽圣人不能智。用六合之耳目，虽众人不能愚。”集群议为耳目与用六合为耳目，也不过就是依纵天下的公是公非。所谓老成者，就是中正刚直，谨慎持重，不甘随声附和，不肯轻举妄动之辈。也可以说，就是不肯向你拍马屁、灌米汤的人。
  曾国藩说:“位愈高，则誉言日增，箴言日少。位望愈重，则责之者多，怒之者少。”本来，人达到高位，就如同上了飞机，升得愈高，愈听不着下边的人言。只有那‘推进机’的嗡嗡之声，不断的送进耳鼓。人执掌了大权，就如同在戏台上做了主角，愈是重要，愈被台上台下所注意。简直是只许好，不许坏。观众对于配角，还肯模糊原谅。惟独对于主角，专好吹毛求疵。
  从来，民气之通与不通，民情之达与不达，最关系邦国的兴亡。民气不得上通，民情不能上达．就如同一个得了“下痿”的病。人，得了这个病，就仿佛半死人。国，得了这个病，就成了半亡国。所以，古时的明君贤臣，无不主张“开放言路”。现今的文明邦国，无不提倡“言论自由”。
  薛喧说：“为政，通下情为急。”又说：“天下大患。惟下情不通为可虑。昔人所谓，下为危亡之势，而上不知也。”现今，我国的民怨，所以不能消弭，只是因为在上的人与人民之间，起了许多隔膜。上下之气不能通达。以至在上者的设施，与人民的心愿毫不相干。这种毛病若在专制时代，还有可说。因为帝王日处深宫，不易知晓民间的疾苦。现今民国的要人。既是由人民出身，又有各报纸所登民间的情形可做参考。在上者的所做所为，岂不能与人民的心愿趋于一致。
  姜尚说；“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則无不知也。”陆贽说：“统天下之智，以助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政令。”现今，中正的报纸就是天下之目，天下之耳，天下之心。在上的人，若肯对这种报纸多加注意，足以统天下之智，而不被身边的群小所惑。所施的政令，足可顺合天下之心，而不致与人民作成两截。固然，报纸上的言论记载，不是治理国事的金科玉律。但是中正的报纸，较比亲信的人的报告，还觉妥实可靠。当初，某总统，若不是专听身边几个亲信人的话，决不致在史书里留下一个极大的污点。
  张居正说：“自古顺耳之言易从，逆耳之言难听，于逆耳之言，难听之言，能曲容之，乃为盛德．”唐尧本是完全无疵的人物，然而还怕听不着他的过错，所以特意安设“敢谏之鼓”，使人民声述他的过错；安设“诽謗之木”，使人民记载他的短处。可见他是专能领受逆耳难听之言，所以成了自古以来的帝王中的模范典型。商纣既不肯容纳逆耳难听之言，并且善能饰非拒谏，所以成了自古以来帝王的罪魁祸首。
  当初，舜尊为天子，富有四海，还能忘了自己的权位，而向小百姓探问民间的情形。他的设施，当然不能违反了民意。现今的官吏，差不多做到司长，就要自命不凡，决不肯向人民有所垂询，惟恐失了身份。他们的设施，当然不能与民间恰相吻合。
  《尤溪子》说：“乐闻过，而后直者亲。”寻常的人，若肯乐闻己过，就能交结正直的朋友。当了一个要人，若专好誉言，岂不要将属下养成一班小人。
  《淮南子》说“刺我行者，欲与我交。訾我货者，欲与我市。”从来劝人纳谏的言语，惟这两句最可使人猛醒。前一句，用后一句作陪衬，更觉贴切明了。俗语说“挑剔是买主，喝采是闲人。”你每逢遇着人指摘你的过错，你就是如同商人，遇着好挑剔的主顾。不过，商人对于货物，因为巧于辩护，或能将劣贷出手。你对于过错，若善于遮掩，必致将大过养成。
  《春秋繁露》上说“匿病者，不得良医。”我冒昧附加一句“讳过者，难交益友。”
  献誉辞，固然能受人的欢迎，但是，君子决不欺昧天良苟且求容。进忠言，固然易招人的厌恶，但是，君子必行心之所安一吐为快。
    当初西西里岛Sicly的王，本来役有学识，可是偏爱作诗，并且好得人的夸赞。所以每逢他作完一首，他的群臣，全都高呼万岁，认为是空前绝后的好诗。那时，在国里有一位极著名的学者，王以为若得到他的好评，定然更觉光荣。可是那学者。见了王的大作，连连摇头，大喊“不通”。王听了登时大怒，将那学者押在地牢之中。过了许久，王将他提出来，说道“你再细读一遍，究竟我的诗好不好。”那学者读完，对禁卒说“还是将我送回地牢去罢”。王问他是什么原故，他回答道“还是不通”。我认为，这种因说良心话而蹲监坐狱的人，较比因拍人马屁而升官发财的人，更觉光宗耀祖。
  我的老友某甲对我说：“现今的人，认假不认真，重言论，不重事实。若说良心话办合理事，反要得到傻瓜或废物的恶评，若说虚伪话办屈心事，且能得到志士或干员的美誉。生在这个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时代，简直是不容人学好，只催人学坏。”我回答道：“你还是胸无主见、只看见一时的现象，未想到将来的归结。譬如，你是一个女子，现今最摩登的女子，多以正式结婚为野蛮的遗俗，以胡滥姘居是进化的标准，那么，你也就不为将来打算，而赶紧随便与人宣布同居么?”
  现今虽然是以真为假，以假为真，以虚为实，以实为虚，但是，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实的总是实的，虚的总是虚的。真实与虚假相较，正如香与臭之比。世界上的人，既不能永远喜爱臭的，那么，香的到底还是受人欢迎。一个人，若能牢守真的实的，不被一时的好恶所牵动，至终也不能被人打倒。
  颜元说：“治世之民愚。愚，正其智也。乱世之民智，智，正其愚也。”国民不怀出位之思，不存非分之想，各守轨道，各尽本分。看起来，这仿佛是国民无知无觉，麻木不仁，不求进化。然而，惟独这种平静无争的生活状态，才可以达到真正国泰民安的途径。你以为他们真糊涂?其实他们是真明白。现今我国的人民。因为受了骗子们的诱惑，几乎人人全有出位之思，全有非分之想。甚至三岁的孩子，也要治国安邦，打爹骂娘奸盗邪淫之辈，也敢大言救民救国，士农工商，多以低头尽职为羞耻，以高谈阔论为光荣。看起来，这仿佛是民族进化，思想高超。然而事业由此而衰，争端因此而起。你以为他们真明白，其实他们是真糊涂。
  治世的人民，埋头办理自己所应办的事，不存出位之思，不怀非分之想，不但因私全了公，并且不至于给大骗子们做傀儡。乱世的人民，不甘埋头办理自己所应办的事，偏存出位之思，偏怀非分之想，不但废私害了公，并且白白地给大骗子们当了牺牲。
  前几年，北平举行选举，有人劝我登记。我回答说：“我是天生被治的人，决不想争选权，更不想得被选权。并且，我所要选的人，未必就有被选的资格，我既无财产，又无声望，也决没有半个人选我。既是如此，我何不低头教书，安分作稿。假若学校不容我误人，报馆不容我惑众。我空有选权，又当何用?至于宣誓，我更不愿做。因为大丈夫办理关于国政的事，决不在乎两片嘴皮的一开一翕。”
  自从我民国成立以来，宣誓就成了官吏就职和选民登记的例行公事。近七八年来，宣誓更是应时当令。它的重要性，几乎与敬拜某伟人的仪式相同。简直有此一举，就是奉公；无此一举，就算犯私。甚至反叛政府的英雄就职，也必须宣誓，总算是名正言顺。其实，一切贪官污吏以及叛逆之徒，全是曾经宣过“清廉尽职，服从政府”的大誓的人物，可见宣誓不能防止官吏的违法贪污。
  贪官污吏所以敢违背他们的誓词，只是因为他们宣誓，仅是给别人听，并未向自己心里去。只是将誓词认为一种虚伪的仪式，并未认为是一种最庄严的契约。我以为，若要避免官吏的贪赃枉法祸国殃民，最好是使他们在就职之日，依照古人，对天宣誓，并且学法村女乡妇的口吻，说：“我若违背誓词，叫我世世代代，养儿做贼，养女为娼。”固然，现今的贪官污吏，全都文明进化了，决不信天，可是，他们多是野蛮退化的人养的，他们多少总有一点遗传性。纵然他们不肯如此办理，我们小百姓，为求国利民福起见，也当在暗中替他们代宣。
  《皇极经世书》上说“天下将治，则人必尚行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言也，尚行，则笃实之风行焉。尚言，则诡谲之风行焉。”我中国前途的兴亡，在我国人的尚“行”或尚“言”。
  《果斋日记行》里说“盛世之民，不能言而能行。衰世之民，不能行而能言。”自近七八年来，我国事事退化，惟独“说话”，是天天进步，尤其是，许多要人和学者的嘴，简直成了铁唇铜舌。什么好听，他们就说什么。什么利己，他们就行什么。将字典里的好字，全用完了，将世间的坏事，全做尽了。我以为，我国的兵力散弱，还不足以亡国，可是我国的嘴力盛强，足可以覆邦。
  《琐语》上说：“为上者行过乎言，则民作实。言过乎行，则民作伪。”欲使人民忠实，为上者必须在事实上着力。欲免人民虚伪，为上者，不可在言语上骗人。李固说：“表曲者，影必斜。源清者，流必洁。”戴德说：“上者，民之表也。表正，何物不正?”若欲避免利口覆邦的危险，必须由政府中的要人起，先对人民、对同僚说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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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发言持论，永远尊重政府以及地方官吏，并且永远将治国治民或救国救民的责任，推到他们身上。有人说，我不懂现代的政治，不知民国的国事须由人民负责。我说：“我固然未读过现代的政治学，可是我敢断定，邦国的兴亡，全在乎少数的官吏。多数的人民，全是这少数人的傀儡。这种定例，再过一百万年，也不能改变。纵然有‘九民主义’出现，人民还是被治的东西。并且，政治上用得民字愈多．人民愈无法安生。我所说的是万古不变的政治学，你所说的是欺人骗众的政治学。”
  我对某朋友说：“你不必愁“出路”。现今，你只要会投机，再会说好听的话，会找正大的题目，我管保你必能名利双收。譬如，开发文化，救济农村，研究学术，发展教育，整理古物，抗敌救国等等，全是最好的题目。你抓住一个题目之后，若再认识几个要人。立刻就能手到钱来，而名声大振。因为这些题目，既正大而又好听，谁也不敢反对。”
  不但“学者”会抓题目，土匪也会抓题目。前者，福建西部出了一伙土匪，居然打起‘救国军’三字的题目，对人民大加掳掠烧杀，他们虽被剿灭。可是为首的几个人，已经成了富翁，跑到海外去享幸福，并且还可以对人说是“因救国而遭失败。”
  不但人会投机，兽也会投机。据某笔记上说，在前清咸丰末年，四川某外国教堂，势力最大，无人敢惹。某次，一家大闹狐仙，经术士作法，将狐仙收在一个瓶里，那狐仙在内大声喊叫说：“我是某教堂的教友，你们若不赶快放我，我就禀告外国口口，使你们吃官司。”那术士因为不敢得罪外国口口，立刻就撕开封条，将孤仙放了。我虽不信鬼狐，可是这段笔记，颇有深意。
  无论什么团体，全是被几千人所霸占，所包办，所操纵。对外，用团体的名义，对内，施专制的行为。你若是一个无名小辈，你只有是是权，决无否否权，换一句话说，你只有举手赞成权，决无发言反对权。这种恶例，不但已往是如此，现今是如此，再过五百万年也是如此。不但中国如此，外国也不能不如此。
  团体是什么?团体就是几个人施行专制手段的一个组织。也可以说，是多数的傻小子，为少数野心人谋权利的一种集合，你若是个老实人，又是个无名小辈，最好是任何团体也不加入。与其白做别人的傀儡，还要惹一肚子闷气，白给别人抬轿，还要闻一鼻子臭屁，莫如安常守分，低头认命。
  我天性刚愎孤僻，永远是我行我是，永不愿加入任何团体，尤其是对代表这个名词，深恶痛绝。并且，我认定，一百个代表之中，有九十九个半，是包办民意，假充字号。据我的经验，某种团体所举行的代表，全是某种团体的发起人。自从代表时兴以来，虽使骗子们走了旺运。于是乎，未曾出过国门一步的人物，也敢代表华侨。乍到北平几天的南方旅客，也敢代表北京市民，几个摩登妇女，也敢代表全国女界。
  既称代表，理当经过各该团体的公举，决不当由几个人，假借一种团体的名义自上尊号。然而，据我所知，许多的代表，全是私自内定。各该团体的分子，连一个影儿也不得知晓?这种包办、假借的行为，简直是将别人全认作混蛋。这种恶风，若不严加取缔，以后必致猫可以代表狗，鸡可以代表鸭，男可以代表女，人可以代表鬼。我早已发下大愿，永不参加选举运动，永不选代表，(永不做代表。)我所代表的只是我宣永光一人。我纵然当了扒手，我也是独往独来。
  一国的官吏，若无爱名之心，无论是什么政体的邦国，只有灭亡的归宿，决无盛强的希望。现今，就以我国而言，若想起死回生，我国政府先不必在最新的政治学理上寻方法，当前之务，是要在官吏的人格上谋解放。我国国民不要考究官吏的来由，不必管他们是否出于民选，最要紧的，是要求政府凭天良，除情面，严惩贪污。须知愈是不爱名的人，愈怕死。假若政府重姑息，讲情面，纵然将全球最新的政治学说，全都整个的搬了来，也是庸人自扰。纵然日日宣誓，天天谒陵，人人改名“孙文”，也不能挽救我中国的危亡。
  自古以来，有名的男子中，好人太少，有名的女子中，好人更少。因为循规蹈矩的男女，只是安分守己，所以不易使人知晓。奸盗邪淫的男女，专好滥出风头，所以最易惹人注意。
  我所以对现今的选举制，大抱悲观,就是因为我中国的好人，向来不肯出头，肯出头的人，又多不是好人。这并非因为我国的好人，全都是冷血动物。是因为好人纵然愿意出头，也必要大受小人的排挤。好人既然势孤力单，只有小人，可以声应乞求。选举之权，若落在他们手里，经他们包办垄断，那么，所选出来的人物的好坏，也就不问可知。
  单以我中国而言，若想使选举制有良好的效果，必须施行“连坐”的办法。假若所选的某甲，做出任何非法行为，凡是选举某甲的人，全要受某甲所应受的处罚。寻常保荐一个学徒或 一个仆役，若发生窃盗的行为，保人尚须担负赔偿之责。何况被选人的好坏，关系邦国的兴亡。要知，选举与保荐，不过是名称上的不同。保荐既须负责，选举更当负责。
  现今，有许多报纸里的言论，对于独善其身的人，大加攻击，说这种人没有功德。并且说，一个人纵然私德完备，若没有公德，也是于社会没有利益。说这句话的人，不但是忘了孟子所说那句“穷则独善其身”的“穷”字，也忘了下边的那一句“达则兼善天下”的“达”字，并且不明白私德与公德是什么东西。
  私德如同根本，公德如同枝叶，公德是由私德而生。若无私德，决不配讲公德。独善其身，就是讲求功德的第一步。独善其身，就是勉强做一个好人。一个人在不得志的日子若不能先做一个好人，到了得志的时候，决不能做一个好官。譬如一位姑娘，在娘家就七乱八糟，嫁到人家，也决不能循规蹈矩。
  一国不过是一个大群。无论实用什么政体，全是要为这一个大群的群体，谋利益求幸福。自己既是这一个大群里的一个分子，自已若先不好，而想为全群谋幸福求利益，正是舍本逐末，倒行逆施。现今，最使人气愤恼怒的，就是谈公德的人多，修私德的人少。换一句话说，高唱兼善天下的人多，实行独善其身的人少。
  天良是人类所独有的特点。天良的有无，也就是人类与禽兽所不同的差别。社会由天良而成，邦国由天良而存。天良不失，民族虽弱而可以不灭。天良一去，邦国虽强而不可以长久。对外，若不讲天良，已经是亡国的先兆。对内，若不讲天良，简直是到了灭种的尽头。
  我国在满清末年，多数人的天良已经是失了十之七八。自近十几年来，多数人的天良简直是枯树枝焖点滴不存。于是乎，上之对下，下之对上，彼此之间，相互之际，无不以虚伪为是，以真诚为非。只尚口，而不讲心。只趋外表，而不求内容。欧美皮毛的文明，仿学了一个十足。本国固有的精髓，早被摧残了一个罄尽。我以为一切高明的主义，以及一切的最新的科学，决不能救中国的危亡。当前的要务，是先寻找已经失去的天良。寻找天良，并不是耗财费力的事。只要肯扪心自问，天良立刻就反本还原。
  人欲是天良的大敌，这两样决不能相存并立。天良战胜了人欲,就能成为圣贤，就能成仁取义。人欲战胜了天良，就可以为盗为奸，就能祸国殃民。
  天良是人人所全有的，是与生俱来的，只要人类不死尽亡绝，天良必永不消灭。人欲是习染而成的，是一时侵入的，只要一加猛醒，人欲就立刻瓦解冰消。人若想得到万年不死的美名，就当爱护固有的天良。人若想满足几十年必死的肉身，就可以追求习染的人欲。
  天良是原有的，人欲是后起的。天良是主，人欲是宾。只要是一个人，决不能不起人欲，不过君子的人欲，随起随消，不容它喧宾夺主，生根长叶。小人的人欲，一经发现，就反客为主，继长增高。
  盗贼娟妓，也知道尊重忠臣孝子烈女节妇。在中外历史和笔记小说里，这种成例说了不知多少。这就是古今中外，人人都有天良的证据。人之为非卖淫，乃是因为一时受了人欲的蒙蔽，或受了人力的威逼。他们的天良，遇着时机终有发现的时候。因为天良如同日月，人欲如同云雾，云雾无论如何浓厚，决不能长久遮掩日月的光明。
  人欲，是有习惯性的。人只要一次被人欲战胜了，就渐渐地成了人欲的奴隶，譬如男子第一次为盗，女子第一次卖淫，必定感觉面皮发热。面皮所以发热，就是因心血上冲。心血所以上冲，就是因为天良在心里起了抗拒的作用。及至为盗日久，卖淫日多，就视为固然，并不起什么愧耻的感觉。这就是因为人欲在胸中加以消化，使天良不能发生冲动了。然而，盗贼决不愿终生为盗，娼妇决不愿永久为娼，这就是天良不能消灭的缘故。
  秦桧谋杀岳武穆，朱棣屠戮方孝孺，以秦桧与朱棣的行为而言，固然是狠毒已极，可是若问他们的天良，他们何尝不尊重他们所害的人的人格。秦朱二人，以后屡屡设法掩盖自己的恶行，也就是因为天良又在他们心里复活，向他们痛施攻击。
  假若人类是上帝造的，我们不能不钦佩他的手术精巧，因为他能给人类，装入天良这个奇妙的东西，不但能做人的良师益友，更可做人的侦探法制。天良能动人为善拒恶，天良也能发露人的罪过，人若听从它的忠告，就能勇气充足，无所畏惧。人若违反他的忠告，就必忐忑不安，疑鬼疑神。古今中外的罪犯，所以不能逃出法网，并不是因为官方侦探之术高明，而是因为他们的天良能替他们泄底。
  俄国皇后加特林第二CatherineⅡ谋害她的丈夫和太子伊万之后，屡屡见他们两人鬼魂向她苦笑，世间究竟有无鬼魂，还未经科学家的证明。我也未曾见过，不敢妄断。可是我敢断定加特林是受了天良的谴责，就以为冤魂向她索命。猫吃了老鼠，鹰害了野兔，决不起鼠鬼兔魂向它们要求抵偿的感想，因为禽兽是没有天良的东西。人若为恶害人，而不起天良的反应，也就是与禽兽同类。
  我中国自从受了外洋武力的压迫和文化的侵略，就如同 一个人被碾子压了一遭，不但将身体压得失了原形，并且将魂灵也压出去了。我所说的魂灵，就是指责天良而言。我中国自古以来，是最讲天良的国。一切道德纲常伦理，全是由天良而生。没有天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全然存立不住。我国所以能屡次跌倒复起的原因，也是因为未曾将天良丧尽了。可叹近三十年来，因为日日斫丧的缘故，除了乡野的农民之外，几乎不知天良是什么东西。否则，我国何致愈救愈糟?否则，何致愈革命小民愈无法生活，何至愈革命而革命的人愈升官发财?
  俗语说贼人胆虚，胆所以虚，是因为贼人先受了天良的打击。俗语说理直气壮，因为天良就是以真正为是的。人只要理直，天良就在心中助威。
  天良是善，人欲是恶。天良是公，人欲是私。天良是正大光明，人欲是偏狭邪暗。儒佛耶三教，所倡的仁义、慈悲、博爱，也不过是为劝人导守天良的指遵而生活。正如三条大路，人生无论顺着任何一条进行，归终全是达到天良这一个目标。古今中外的圣贤著书立说，也离不开天良这一个归结。各国发展教育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使人存天良，去人欲。因为不如此，决不能为人类谋真正的幸福，求永久的和平。
  有人说，欲救中国，必须发展科学。有人说，必须全盘洋化。有人说，必须施行读经。有人说，必须提倡道德。有人说，必须普及教育。有人说，必须施行三民主义。反正，依赖吃饭的人，必以什么为救国唯一无二的利器。但是，我以为，无论用什么方法救国，也必须先有天良。否则，全是等于画饼充饥。画得无论如何像饼，也是治不了真饿。
  讲天良，是由自己做起的，所以容易施行，并且决不费力，决不吃亏。只要自己以天良待人，人也必以天良相待。古语说至诚感人，至诚也就是天良。天良无不诚，不讲天良无不伪。至诚可以通天地之秘，至诚可以开金石之坚。用天良感化人，终能得到人的同情。甚至，本着天良责骂人，也不能招起人的怨恨。
  讲天良是顺应自然，不讲天良是庸人自扰。讲天良才能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能“爱已之国，以及人之国”。才能“不独为自己谋，也肯替别人想”。才能“护真理，拒邪说”。才能“说实话，办实事”。天良，是天赋予人类的无价之宝，人所以得称万物之灵的原因也是在这一点上。欲谋人类的安和，除了发展天良之外，再无旁的方法。
  人，一味的责人，无处不是荆天棘地。人，一味地责己，无处不是舜日尧天。人生的进步与成功，全是由责己而生。人生的退化与失败，全是因责人而起。
  人生种种烦恼，多是因善于恕己而不肯恕人。恕已，无时不觉受了愁云惨雾的笼罩。恕人，无时不受了光风霁月的吹拂。现今，要人的斗争，青年的烦闷，全是由恕己、责人而起。要人是因为受了小人恭维，青年是因为受了邪说的愚惑。大有作为的要人与大有后望的青年，全然被恕己责人四个字毁了。
  人，若想求快乐，只有责己，人，若想寻恼烦，只有责人，换一句话说，人若向自己吹毛求疵，人品必日高，学识必日进。人，若向别人吹毛求疵，人品必日低，学识必日退。你若愿判断一个人前途的命运，不必求笺问卜，不必推命看相，只留心他是惯于责已或是惯于责人。
  我在前几年，因为惯于责人，所以时时错误地将自己认为好人，时时妄将别人当作坏蛋。不但因此生了满肚子气病，并且得罪了许多至亲厚友。近几年，我忽然起了悔悟，知道我这种恶习，实在是等于操刀自杀。于是乎，反其道而行。行了不久，不但肝气日渐减轻，亲友对我，也日渐亲密，我才明白，我若先以横眉怒目待人，人也决不肯以和颜悦色对我。我若先以和颜悦色对人，人也不忍横眉怒目相待。愿生快乐，原是先由自己生。愿起烦恼，也是先由自己起。责己，天下无烦恼。责人，天下无快乐。
  我现今日以作稿为生，而作稿又日以“责人”为事。我每次作完稿，就觉得脸红耳赤。我以为这种职业，足可以引我进了以个“长于责人，而短于自修”的绝路。并且，我时时起了一个万目所视，万手所指的恐惧。只怕偶而行为失检，辱污了新闻记者神圣的命名。新闻记者，既以指导社会的人物自居，且以民众的喉舌自任。若言与行远。我岂不是等于捕盗的人做贼，岂不是如同劝节的人卖淫。我想到这里，只觉汗流浃背，心惊胆落。
  我以为，古今中外，只有“好人政治”。一切的主义，无论说得多么悦耳动听，若无好人实行，全是等于废纸。并且，政治里最坏的，是一班掌权的人，专在名目和形式上考究。我常说：一国的要人，果能每晚，在床上施行一次自问天良，较比每天在众人面前“静默”一千四百四十分钟，还能有利于国，有益于民。
  我在几年前，将我祖遗的房产卖出之后，并将我祖父母和父母的灵牌请到北平。逢年遇节，必上供烧香，叩头示敬。近几年，我已不再行这种仪式了。我并非不肯追念先人。我只是因为既不能为祖先争光露脸，又不能恢复我所卖去的祖业，还有什么睑皮装模作样，在我祖先之前显魂。我以为，在我这不肖之子叩头烧香的当儿，未必不是我的祖先在九泉之下，痛哭流涕的时候。所以，我立志，在不能赎回祖产之前，再不敢举行这种与祖先毫无实用的祭祀。
  人类无论如何高谈进化，也出不了这奉宗教，祭祀祖先，崇拜伟人的范围。所以，苏俄虽然打倒宗教，不敬祖先，可是对于列宁，还要竭力的尊重。于是乎，拜列宁就成了苏俄的宗教，列宁也就成了苏俄的祖先。反正，人类一生，不给宗教当信徒，就给祖先当信徒。不给祖先当信徒，就必给伟人当信徒。一生一世也去不净当信徒的心理。至于这三种信徒，何为文明进化，何为野蛮退步，实在是无法区别。
  或信奉宗教，或祭祀祖先，或崇拜伟人，全是崇德报本的表示，且是一种信仰。这三者之中，以我国自古传来的祭祀祖先最切合人情。以西北某国，近十余年所兴的崇拜伟人为最强制人性。
  祭祀祖先，所以合乎人情，是因为祖先是人的根本。无论何人，若非得着祖先的抚养教育，谁也不能存立生活。正如树大自根生，水由源发。不敬祖先，正是忘了身所从出。崇拜伟人，必须该人生前，有功于全国，有功于全民。更必须是全国民众，所公认的伟人。假若该人，只于少数的人有功，只是少数人所私认的伟人，而竟强令全国的民众一体崇拜，就是极大专制。
  在二十多年前，我正荒唐的时候，在花街柳巷，常遇着妓女们“烧包袱”。我问我所认识的某可怜虫说：“你是给谁磕头烧纸?”她回答是给她的爹娘。我对她道：“你只要赶紧从良，回复清白的身子，比烧纸磕头，还使你的父母欢喜。”她回答说：“我就是为求他们保佑我，早早脱离火坑。”我说：“死鬼对自己的尸体，还不能保护，焉能管活人的事?你若愿跳出火坑，你就当做从良的预备。你若想将这件事，托靠死鬼，我管保你一辈子，也不能由火坑里跳出去。”妓女们这种愚行，固然可笑，但是因为不是做出给人看，所以还有一点价值。
  信奉宗教，祭祀祖先，崇拜伟人，全是人生所不可少的。鱼虫鸟兽，出现于世界上，较比人类早几万年或几百万年。然而它们直到如今，并没有宗教的组织，对于它们的祖先以及祖宗中特出的鱼虫鸟兽，也毫无追念的感想。因为或信宗教，或拜祖先，或敬伟人，都是由天良而起的。鱼鸟虫兽既然没有天良，所以除了饮食、传种、防敌这三个问题之外，再无别的思想。人，若对于宗教、祖先、伟人毫无一点尊奉的念头，简直就与鱼虫鸟兽没有差别。
  人类既然有天良，所以才知道崇德报本，饮水思源。人类所以创宗教，祭祖先，拜伟人，也全是因为崇德报本饮水思源而生出来的。人类所以得称万物之灵，所以能够勉力上进，也未尝不是因为能信宗教、拜祖先，敬伟人。
  “信仰”如同“恋爱”，毫不能出于强迫。一双男女若从心里不能投缘，纵然勉强撮合为一，决不能和谐到老。一个人若从心里不敬重某伟人，纵然用权力迫他崇拜，决不能心服口服。
  宗教，若不以大公博爱为主，决不是良好的宗教，主义若不以大公博爱为主，也不是良好的主义。我说这话，是因为打倒迷信之后，主义就几乎要替代宗教了。
  人生总去不净拜偶像的心里。讲宗教是以神为偶像，讲主义是以人为偶像。神的言行，渺茫难以考究。并且，人的恒性，愈对渺茫难凭的，愈容易迷信。人的言行，无论如何玄妙，也不能永久瞒得住当时或后世的人。所以，以人为偶像，全是庸人自扰。由这里看起来，无论如何主张打倒宗教，宗教决不能永久灭绝。无论如何推崇主义，主义决不能永久存在。
  宗教是无时间性的。主义是有时间性的。无时间性的，万古不变。有时间性的。一过就完。若说，将来到了文明进化的时候，只有主义，并无宗教，我决不认为确论，至于蔡某所说：“将来，可以用美术代宗教”，更是想入非非。不过，因为他是一个有名的学者，他所说的话，就被人认为金科玉律。其实，学者若糊涂起来，比糊涂人还要湖涂万倍。学者若一念之差，足可祸己，害人，毁家，乱天下。
  我国在古时，虽然没有宗教的名目，可是我国自古所讲的祭天，祀祖，尊贤，也就能将以前所说的三种信仰，包括在内。因为，无论如何信奉宗教，无论如何崇拜伟人，也出不了敬天与尊贤的范围。敬天，要是学法天的大公。祀祖，是要追念先人的恩泽。尊贤，是要学法前贤的德行。这三样全是修身正己的实在功夫，不尚繁琐的仪式，并且我国对于任何宗教，决不加以排斥，所以决无宗教的战争。对于崇拜伟人，也决不用权威逼人勉强施行，所以决不能招起国人的愤怨。
  我国现今的宗教，因为道正人邪，因为专在仪式上讲求，因为多是做出来给人看，所以多遭了不白之冤。我国现在的崇拜伟人，也是因为信徒们，犯了以上的弊病，所以使已死的某伟人，蒙了不洁之名。各教主创教的原因，是为普救世人，并不贪图教徒的烧香礼拜。某伟人创主义的原因，也是为利国利民，并不贪图信徒的静默鞠躬。
  烧香礼拜，静默鞠躬，是虚礼。守道施德，确行遗教是实功。虚礼多一件，实功少一件。虚礼少行无碍。实功须求其多。假若内无诚心，外行虚礼，不但是欺神骗鬼，简直是将自己认作毫无思想的行尸走肉。
  六年前，我的一个穷朋友陈某，在某机关当 一名小职员。每周，他必陪同一班大人先生，鞠躬三次，静默三分。我问他：“你在静默的当儿，心里想什么?”他回答道：“我的内人，现今病在床上，无人做饭，我每天上衙门之前，就蒸上一锅窝窝头。每逢静默三分钟的时候，我就思念我那一锅治饿的宝贝。”我说：“你这人真肯说良心话。”去年我那苦明友，竟因失业忧伤而死，家属也不知去向了。现在，天不保佑说实话的人。假若他能专发违心之言，善装虚伪之貌，或者他可以老而不死，富贵荣华。
  英国俗语说“穿袈娑的人，未必就是真和尚”。又说“宗教重行，不重言”。拜伦Byron说：“只因歌颂天堂，竟将人间造成地狱。”培根Bacon说：“恶人假充圣人最可怕。”宗教是不重外而重内，不重言而重行。主义，现今既有代替宗教的趋势，若不重实功，而专重虚礼，恐怕更不能支持长久。宗教是以神道设教的，然而因为传布宗教的人言行相违，还能惹起人的轻视，何况是人创的主义。假若宣传主义的人言不顾行，岂不更要惹起人的攻击。反正，道虽是好道，人若不是好人，断然推行不开。
  俗语说：“卖什么吆唤什么，干什么说什么”。那么，要人办理国政，也只是办理邦国的要政，不必加杂一些与要政毫无关系的闲事琐务。
  子孙若不知要强，徒知日日拜祀祖先，并不能光宗耀祖。子孙若不能克绳祖武，纵能时时修理坟茔，也不能富贵荣华。子孙的命运，全是子孙自己造的，与死去的祖先毫不相干。只知日日拜祀祖先，反倒误了良好的光明。只知时时修理坟茔，且必耗去有用的钱财。祖先，并非不当祭。坟茔，并非不可修。只是当祭时必祭，当修时则修。仅仅祭祖修坟，并不算对祖先尽了当子孙的义务。只要立志行些好事，不给祖先丢丑招骂，就算对得起祖宗。假若子孙是秦桧那样的坏蛋，纵然天天祭祖，日日修坟，也不过是只能使祖先在九泉之下，捶胸跺脚。
  《论语》上说：“祭如在。祭神如神也。”因为祭祖祭神，是根本的行为，既不是搪塞差事，也不是虚应故事，所以必须发于天良，出于诚敬。孔子说：“吾不与祭，如不祭。”据古人解释，“吾不与祭”是“委人代行祭记”。甚至英译的四书，也将这全句译为I consider my not being present at the sacrifice as if I did not sacrifce。我的愚见“吾不与祭”，并非是“自己不亲行祭礼”，乃是说：我在祭祀祭神的时候，若不存诚意，正和不祭相等。并且，祭字是包括祭祖祭神。祭神，虽可请人代行，祭祖，焉有请人代行之理?俗语说“祭祀贵诚”，可见“吾不与祭”正是指着没有诚意说的。
  祭祖或祭种，必须觉着祖先或神佛，仿佛是就在自己的头上，如同是正在自己的身旁。这样，才能发生真诚的念头。身静意专，才合乎祭祀之礼。假若毫无诚意，纵然仪式隆重，也不过是等于对祖对神，大开玩笑。
  我在少年的时候，最好诙谐。我有一个朋友，以惧内出名，我每逢遇着他的太太，必大鞠三躬。她必大骂我一顿。她所以骂我，是因为我施礼虽然必恭且敬，可是毫不出于一点诚意。行礼城与不诚，还瞒不了人，何况是对祖对神。我们若以为祖先与神佛无灵，就不必祭。若认为有灵，祭祀的时候，就必须本乎诚意。
  自从民国以来，我国新兴了纪念死伟人的典礼。据说，纪念死伟人，较比祭祖祭神，格外文明，并且含义深远。我以为，文明也罢，深远也罢，也不过是由祭祀鬼神之礼脱胎，并没有什么文明野蛮深远浅薄的分别。既然也是一种祭祀，也就当以真诚之意实行。万不可将鞠躬静默的仪式做成公事化或戏剧化。否则，就是耗时伤财，多此一举。不但与死者无益，且与活人有害。公事化是搪差事，戏剧化是给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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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国摩西所传的“十诫”有一条说：“不可妄称你的主上帝的名。”那意思就是，祷告上帝，必须发于真诚。否则，口中虽然喊得“上帝，上帝”之声震耳，也不过是拿上帝开玩笑。不但对上帝及一切神佛，不可假装亲热，就是对于死去的伟人，也不当假充信徒。设若心中并无“总理”，纵然总理二字刻不离唇，也不过是以总理作招牌，徒使死者呼冤，徒使生者疑虑。宗教所以衰微，主义所以不振，全是因为一些教徒与信徒，仅知在口头上和仪式上用功夫。
  人，应当有节，如同树必须有皮。皮，保护树的生存。节，维持人的尊严。人失了节，正如树掉了皮。我以为，所谓失节者，不只是通敌卖国，不只是被人奸淫。凡行一种举动，若勉强追随别人，而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本心，也可以失节论。譬如，别人诵经礼拜静默鞠躬，你也就装模作样附和雷同，而并不审查是非，并不自问是否合乎你的天良，你也就是失节。人，对于小事，若有假装疯魔，对于大事，当然肯于倒行逆施。
  大丈夫的行动，只以自己的天良为法则，决不以众人的行动为标准。性命可以牺牲，天良决不肯于断送。勉强随和众人，就是出卖自己的天良。人若先肯出卖天良，身家妻女，无不可卖。至于出卖国土，出卖民族，不过是附带的条件。
  不与众人相同，不是自甘退缩。勉强随和众人，不是努力前趋。我常说：“大丈夫须敢在众人之中落伍，须敢在圣贤之后争前。怕追不上众人，是无耻。怕追不上圣贤，是无志。”
  众人的举动，是一时的变态。圣贤的举动，是千古的常规。众人的举动，只是反常。圣贤的举动，只是顺理。学众人，必须装模做样，扭扭捏捏。学圣贤，只是安常守分，坦坦然然。并且，学众人，是学人。学圣贤，是修已。学人，是不敢违逆别人的行动。修己，是不敢违逆自已的天良。
  所以圣贤者，并非得天独厚，也非三头六臂，也非能一餐斗米，也非能饮露吸风。圣贤所以与众不同之处，也不过是戒慎恐惧，事事务求顺合自己的天良。尧舜能不失天良而成圣贤。人只要对天良加意保守，尧舜并非不可学。
  国，是人立的。国，是人亡的。邦国兴盛是人的功勋，邦国败亡是人的罪过。邦国的危亡，决不是天意。人民的困苦，决不是劫数。说天意，是委过于天。说劫数，是推罪于命。大丈夫，凡是以人事为主，凡事只出于自己的天良，所有的一切，拜佛诵经褥告上帝，崇敬死的伟人，也是无济于事。反正，若不实行人力，若不改正人心，纵然释迦重生，耶稣复活，中山还阳，也是爱莫能助。现今，欧美的牧师教徒与我国的僧道居士，求祷和平，全是耗财误事，白费光阴。我并不反对神鬼，我只是反对靠神鬼而不尽人事。
  《中庸》上说“行远自迩，登高自卑”。人必须先将近小的做到了，然后才可以谈到远大的。舍人事而谈天命，舍事实而谈玄理，舍中国而谈外洋，舍现在而谈未来，全是舍本逐末，倒行逆施。
  喀来鲁Carlyle说：“人生最大的职务，不是应做远而不明白的，是当做近而清楚的。”可惜人的习性，多是对远而不明白的事，大耗精神，对近而清楚的事，偏不注意。这里舍近求远的毛病，耽误了许多应尽的本分，耽误了许多当前的要务。譬如有些人不敬活着的父母，而偏拜渺茫的佛神，不施行眼前的要政，而偏筹划未来的建设，这全是远近错乱，轻重颠倒的恶例。
  现今，使我最莫名其妙的就是一些善男善女，多是有钱修佛像，无钱济穷民。有钱买鸟放生，无钱恤孤怜寡。尤其是一班要人，多是有钱给死的伟人铸像，修坟，立纪念堂，办纪念会，无钱为活的小民保命，救灾，开生路，立工厂。将有用之钱，耗于不急之务。并且，神佛是以救人为心，你果能尽力救人，就是替神佛行道。
  专以崇拜死的伟人而言。他们生前若果真有功于全国，真有德于全民，国民自然而然的要崇拜他们。在这民贫国弱的日子，纵然将他们箔卷席埋了。千秋万世的人，也必能崇德报功，为它们修坟立庙。否则，纵然将坟修成了天宫、将像铸遍了全国，后世的人，也必要报怨泻愤，起而拆毁掘挖。岳武穆的墓，自从秦桧死后直到如今，年年有人接修；而那拉氏的陵．在她死后，不出二十年，就已被人炸毁，究竟是什么原因?现今，若有人拆毁了岳墓，全中国的人必对他群起而攻；假若有人发现秦桧的坟，将他的骷髅作成便壶，全中国的人反要对他同声感谢，这又是什么原由?
  一个要人死后，盖棺论定，他是伟人或是小人，天下自有定评，史家自有公断。他若没有实功实德，一时的少数人，虽然竭力地捧他，也是捧不起来。并且一时捧得愈高，将来跌得愈重。他若真有实功实德，一时的少数人，虽然竭力地贬他，也是贬不下去。并且一时贬得愈甚，将来起得愈高。正如，一女子若生得奇丑，少数的人强说她极美，是不行的。一个女子若生得极美，少数的人强说她奇丑，也是不行的。
  善男信女，对神佛烧香还愿，是用自己的钱财，别人毫无干涉之理。要人官吏，对已死伟人锦上添花，是用人民的血汗，人民实在难于屡次牺牲。我以为，神佛若果有灵，你们只要存佛心，行佛事，纵然不诵经叩头，神佛也必使你们增福增寿。死伟人若果有灵，你们只要真爱国，真爱民，纵然不铸像修坟，死伟人也必能认你们为志同道合。否则，我就不忍说了。
  现今是拜佛的人多，学神佛的人少。拜耶稣的人多，学耶稣的人少。拜死伟人的人多，学活伟人的人少。神佛也罢，耶稣也罢，死伟人也罢，全不是愿人跪拜的偶像，是愿得人仿学的标准。你只要按着他们的遗范做人，就是他们真正的信徒。如此，不但他们喜欢你，别人也是敬重你。
  心中若没有神佛，不必到庙里找神佛。心中若没有上帝，不必到礼拜堂去拜上帝。上帝与神佛是无处不在的。你只要将心打扫清洁了，你的心就是上帝或神佛的宝殿。我给某居士，写了四字“心即是佛”。我以为，他若时时刻刻将这句话，记在心里，不但与他自己有益，且能使别人沾光。
  见佛就下拜，遇庙则烧香，则愚夫愚妇的行为，也就是真正的迷信。所谓迷信者，是认不清而信。我常见许多村女乡妇，对佛像大叩其头，大烧其香。假若问她们所拜的是谁，是为什么烧香磕头，她们也回答不出。这种行为，不但是迷信，而且是盲从。不但可怜，而且可笑。
  在清满世代，某省有一个盐大使，一日出门拜客，忽然有一个妇人，向他拦舆告状。他接过状子一看，才知道那妇人是告她的丈夫宠妾灭妻。他对那妇人说：“本官只管民间吃盐，不管民间吃醋。”这不过是认不清官吏的笑话。我以为，认不清神佛，就加以信奉，正和那妇人相等。
  不但认不清而信是迷信。不必信而信，不当信而信，不可信而信，也是迷信。不但对神佛是如此对死的伟人，也是如此。
  放生是出于一时的不忍之心，也是我国自古就有的一种善举。善男信女，释放羁禁生物，正是仁慈的行为，然而仅可私自偶而施行，不可定期当众买放。我常见些善男信女，在庙中定期放生，僧道也在一旁诵经转咒。他们这种举动，不是行好，简直是造孽。
  《聊斋志异》上说：“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古语说：“善欲人知，便是假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我以为“定期买鸟放生”这一种举动，就含着“有心为善”与“善欲人知”的心意。前者，决不能得神佛的喜悦。后者，且必得神佛的惩罚。买鸟放生，并不是为恶。所可恨的，只在“定期”而放。
  定期买鸟放生，不但不是善举，而且是雀鸟的极大的劫数。鸟贩一听某善士定于某日放生，必预先用力搜捕鸟类，将数十以至数百小鸟，困于一笼之中，既不喂食，又不给水。等到某善士施德行仁之日，小鸟全已疲敝不堪，放出之后，既无力远飞，又无力速跑，不是便宜了顽童，就是便宜了鹰鹞。假若集中再有雏儿，则又不知饿死了几多。这种似行善而实为恶的行为，不但僧道不当提倡，官方也应竭力禁止。
  在外国并非没有鸟贩，然而只准售卖善鸣与美观的鸟类，供人蓄养玩好。此外则禁止贩卖，以免残害生灵。我中国，尤其是平津两地，常有人成大笼售卖麻雀一类的小鸟，供人放生或供人薰食，这实在是残忍的现象。麻雀一类的小鸟，虽有啄食谷麦的恶行，但是颇有除灭害虫的能力，有益之处多，有害之处少。善男信女，若有好生之心，最好请求官方，严禁售卖。
  我对最好买鸟放生的某大善士说：“你若真有为小鸟谋解放的心，莫如收买鹰鹞，将他们煮熟了或薰透了，散给饥民。因为鹰鹞是专能杀害小禽小兽的恶物，你若能除恶，也就是行善。”
  买鸟放生的善士愈多，捕鸟售卖的小贩愈众。这种举动，不是为善，正是奖恶。在前几十年，欧洲的慈善家，最喜欢周济残废的乞丐。于是就有许多乞丐，或懒惰之辈，故意打断了手脚，以谋不劳而得的生活。甚至有等恶人，专门诱拐人家的小儿女，用人工将他们做成残废，使他们眼瞎口哑折臂断足，以便更能引动慈善家的心。(这种惨无人道的恶行，以先我中国也有)。以后各国查觉这种秘密，就将残废的乞丐收养起来，不准他们沿街乞讨。于是这种骗人行善的恶丐，缘由根本铲除了。所以我认定买鸟放生也不是真正行善的方法。
  最好的善行，是不给恶人或骗子造机会。许多善士，只是以尽了当时的心愿为主，并不留心查考以后的结局。且不注意自已一时的善行，是否要发生不良的影响。因此就养成一些“慈善虫子”专门靠赖办慈善为生。甚至有人假借慈善发了大财。善士们若欲不白白地给“慈善虫子”进贡，最好是自己秘密地施行善举，否则，不可仅以尽了心愿为止，更当详查穷苦的人，是否得到实惠。
  俗语说“救得了急，救不了穷。”我们只可周济人的一时之急，不可周济人的永久之穷。济一时之急，如同从坑边救人，用一臂之力，可以将他拉上干岸。济永九之穷，正如《论语》中所说的“从井救人”。所以，欧美的人，多肯周济乍落难的穷人，而不肯施舍给职业的乞丐。所谓职业的乞丐，是身无残疾，专以乞讨为生的人。对这种人若一味施舍，不但养他的惰性，且恐误了他的前途。古今中外，有许多乞丐，因受人的激刺，努力要强，而成了名将伟人。
  我在山东、河南、湖南等省的名山之士，会见许多以乞讨为生的职业乞丐，他们各据一段地盘，甚至搭盖小房，终日跪在山路一旁，向香客狂呼乱喊。不但以乞讨为职业，且以乞讨为世袭。这种人中，实在埋没了无数的人才，而养成寡廉鲜耻依人为生的天性。不但香客不应施舍，官方也当向香客酌收香捐，设立工厂，使那些“寄生虫”习学一点正当的职业。
  东城有一个半瞎的乞丐，经过讨饭多年。去年，我忽然听不到他那“老爷太太”的哀号了。可是我又常听一个小贩的声音，和那乞丐的韵调如同出于一个琴谱。我出门探查，才知道他已收了行业，贩卖糖果花生。他的面色较以前光润，衣服也见整齐了。像这种乞丐，决不是自暴自弃的人。我以为好运就在他的前边。焉知他将来不能由一个小贩，而变成一个富商。
  自从民国九年，我由京北清河镇，迁入城内之后，屡屡有人到我门口，向我“化棺材钱”。据说，某某胡同，某某人死后，无钱装殓，全家挨饿。说得那种苦况，真使人闻之心酸，听之落泪。最初几次，我曾资助一点。以后我见向我化棺材钱的，总是一个人。不过他所带的孝子孝女或孝妇，随时更换罢了。我对他说：你真是一位大善家。不过，这样替人沿门告帮，也不容易凑棺材钱。我同你到丧家先查看一次。我再向施棺材的善士，为死者领一口棺木。我竭力要去，他竭力阻拦。我不过是假意试探，他竟信以为实。于是向我哀告道：无君子不养小人。您何必对我们认真。说完，抱头鼠窜而去。我对看热闹的人说：“有钱可以喂野狗，决不可以给骗子。”
  前年，我接到某青年一封告帮并求应事的信。内容详说他如何爱国，如何爱民，如何为国奋斗，如何受了环境的压迫，如何努力的上进，如何被困在故都。我照内开的住址将他找着。我见他全身西服，满睑绿气，手指焦黄，桌边烟头与痰沫甚多，及至接谈之下，他又向我大表功德。我本来痛恨中国人穿洋装，更恨他那怨天尤人的言语。于是对他说：我并无力济人，更无处为人谋事。我们素昧平生，纵然遇事，也不敢冒然推荐。我设或有钱，也不能帮助你吸抽毒品。我自从那次受骗之后，凡遇告帮求事的信，一概置之不理。不是我毫无仁心，我只是不鼓励骗子。
  前几天，一位美国朋友曾对我说：“现今的世界是个Crazyworld(狂妄的世界)。”我回答道：“我很以你这话为然，不过，各国的小民并不狂妄。犯狂妄的，只是各国的一些要人与学者。他们若不狂妄，他们对于政治与学术，决不能舍近求远，决不能倒行逆施，决不能牺牲眼前的民命，而求未来的幸福，决不能蔑弃前人万古不易的成规，而考究今人随时改变的空理。并且，若论他们的原心，也并不狂妄，只是要假借这种狂妄的行为，谋权攘利。小民因不肯狂妄而倒霉，他们因善于狂妄而得势。”
  人生最大的愚昧，是对于眼前所能看得见的本分不尽力。而对于将来未必靠得住的幸福苦用心。这种毛病，现今全球各国的人，尤其是我国的要人与青年、多已受了传染。于是乎，一些要人，眼见无数的小民饥馑而不肯立施救济。许多青年，对自己应习求的学业而肯于迁延敷衍。结果，不但当前的要务未办得好，未来的计划也谋不成。所以，我常向学生们说：“做你们眼前所当做的，将来才能得到你们所愿得的。”
  人与人不相同，国与国不一样，人与国全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各有所能，各有所不能，(这是因为有种种的原因，时无法详说)。无论如何，不能化为一律。一国的民性，南北还不能相同，东西也不能类似。山地的居民，决不能长于捕鱼。沿海的居民，决不能长于猎兽。各保原性，各守所长，才能与已有益，与人无害。中国不当弃其所长而强学外国，犹之乎外国也不当弃其长而强学中国。
  现今，我国有一派人，一听守旧二字，就视同蛇蝎。一见维新二字，就尊如神圣。这全是因为不知如何是守旧，如何才是维新。真正的守旧，是守己之长。真正的维新，是学人之长。无自信力决不配谈守旧，无鉴别力决不配谈维新。自信力，是由深知自己的长处而生出来的；鉴别力是由熟查别人的长处而生出来的。守旧与维新，全须在长处上守，在长处上学。
  无自信力的守旧，如同没有防御的城，决然守不牢。无鉴别力的维新，仿佛没有缰绳的马，决然走不好。换一句话说，不知己而守旧，如同讳疾忌医的病夫，决无康健的希望。不知人而维新，如同人尽可夫的流娼，决无正当的归宿。
  我中国，在道光以前是误于妄自尊大，自宣统末年，是坏于妄自菲薄。以先，是忘了世上还有外国，现今，是忘了世上还有中国。以前是强人从己，而今是强己从人。以前是不知自己有劣点，而一味地保守。现今是不知外国有劣点，而努力地仿学。闹到今日，旧病未除，新病又生。新旧之病，聚在一身，焉有不病入膏盲之理。我常说：“中国若因自尊自大而亡，亡了还有一点骨气。若因自轻自贱而亡，亡了实在太无骨头。”
  前清宣统三年，胡思敬奉请停止新政，并且说，若不速罢新政，必致有“三速”的结果。所谓三速者，就是使中国速贫，速乱，速亡。他见清廷不以他的见解为然，立时离宫回了原藉。胡某并非天性顽梗，他是看出那时朝野上下．对于维新如疯如狂的情形，惟恐我国人急不暇择，弃了自己的长处，而学了人家的短处。他因为预防弊病，而竟主张停止新政，固然是因咽废食。而满清那不能守旧，不会维新的行为，正是速贫，速乱，速亡的缘故。
  合理的维新是去旧弊，背理的维新是添新病。合理的维新是因病求药，背理的维新是用药找病。日本的维新，是吸收别国的文化，加以改造，使之适合本国而成一种新文化。我国的维新，是吸收别国的文化，生吞生拉，使之适合外国而成的一种洋文化。也可以说，日本维新是按脚买鞋，我国维新是削足适履。结果，日本得了新鞋的益，我国受了新鞋的害。一个是日行百里，而不觉其苦。一个是寸步难移，而把着脚哭。我常说：“对日本人，有一事可学，可学的就是他们那维新的方法。”
  日本自吸收西洋文化之后，对于由我们中国所吸收的文化，还是竭力地保存，对我国古圣前贤遗书，还是视同金科玉律。我中国自吸收西洋文化之后，对于固有的文化，反要竭力地铲除，将本国古圣前贤的遗书，竟主张投在茅房坑里。这种“忘本”的行为，不但可以亡国，而且可以灭种。
  没有旧的，决生不出新的。正如没有父母，决不能有儿女。自从我国几个新圣人，传布“忘本”的思想以来，旧的一切，已被人视同粪土。老的人物，已被人认作弃材。于是乎，只要加上“新”的美名，中国人可以甘为别国的顺民，而不知羞耻。只要加上“旧”的恶许，生身的父母，也无妨打倒而不念恩德。忘本，岂可配谈维新?忘恩，岂能妄言进步?所谓维新进步者，也不过是违心的程度增加而已。
  知道自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优点而竭力地保存，就能生出自信力。有了这种力，就能遇困难而不灰心，处纷扰而不乱步。
  英国伯威斯WeBoyce说：“不自信，是人生失败的总原因。”然而，须知自信与自大不同。自信是由于明察而生。自大是由于愚妄而起。人真能自信的少，流于自大的多，无自信力，必将归于失败。有自大心，也不能有所成功。能将自信与自大，分析清楚，才能特立独行而不孤，才能超乎凡众而不危。自古以来，因自信而成功的，指不胜屈，因自大而失败的，比比皆是。满清以前所以弱，是因为过于自大，以后所以亡，是因为太不自信。
  人处于众人之间，国立于众国之中，非有自信力，定难支持久远。人所以能特立独行，国所以能巍然独存，全是以自信力为争存的基本条件。以欧洲各国而言，立国数十，连疆接壤，犬牙相错，强弱悬殊。然而弱者所以能危而不亡，强者所以能败而复起，也就是因为甲国未失去自信力，遗弃自己的长处而强学乙国，乙国未失去自信力，遗弃自己的长处而强学甲国。
  我中国自晋朝以后，遭受异族的侵略蹂躏统制宰割十余次之多，统计共有千余年之久。所以屡屡能死而复苏、跌倒复起的原因，也就是因为我国的自信力，未曾由根本消失。
  据新圣人们说：“以前，我中国虽屡次亡于外族，还能亡而复兴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外族的文化，实在低于我国。现今欧美的文化，实在高于我国。我国若再亡于欧美，必将一亡到底，永世不能翻身”。欧美文化是否真高于中国的文化，我因未曾到过外洋，不敢妄下断语。可是，我敢决断，我汉族的文化，实在高于我国的苗族。苗族与汉族相持四五千年，所以能不灭不亡，只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未曾失去自信。若起了怀疑的心而竭力追求汉族的文化，恐怕在三千年前，苗族这一族，早就灭绝了。
  我国的文化与欧美的文化相较，无论如何低下，也决不至于像苗族的文化与汉族文化之比。苗族因有自信力，不肯沾染汉族的文化，还能由黄帝以来，支持直到今日。我中国对自己的文化，若不失自信力而竭力保存，焉知我中国不能与欧美列强，东西对峙，力争生存。
  有人说：“我中国苗族，所以能够存留至今，是因为汉族对待他们，因循放任而不干涉。假若汉族能实行欧美对待殖民地的办法，不但苗族不能存在，甚至蒙藏民族，也早就成了历史上的名词。假若中国受了欧美人的掌握，他们决不能容许中国人，模模糊糊地仍度那旧式的生活，守那传统的习俗。所以，中国若不对欧美现代的文化急起直追，决无侥幸存在之理。”我说：“外人以文化亡我，几百年未必能达到成功。我国人若对自己的文化起了怀疑，而对欧美的文化猛追急学，不出几十年，世上就无真正的中国人了。与其失了自信力而速灭，何如暂守故常而迟亡。”
  “文化低的民族，必亡于文化高的民族”，这句话，是不可凭信的。文化低的民族，若不羡幕文化高的民族，决不能亡。他们所以亡的原因，是因为自轻自贱，因为眼光太浅，因为没有骨头，因为沉不住气，因为水性杨花，因为东施效颦，因为邯郸学步。北美洲的红色人种与夏威夷的灰色人种，所以要归灭绝，不是白色人种不容他们繁衍，只是因为他们先失了自信力，习染白色人种的文化。
  西洋的文化，与我国的文化，颇有“方枘圆凿”之处。我中国若勉强效颦，也不过如同村女乡妇，走进城市，专学摩登。结果，染得一身新毛病，失了原有的旧美点。以至于手忙脚乱，失身丧节。久居城市，既因怯头怯脑，难得摩登男女的欢迎。回返乡间，又因妖形妖态，难得老亲旧友的容纳。以至进无所据，退无可守。若再想回复旧日的本色，就不能了。
  借来的衣服，不合身体。借来的文化，不适国情。衣服之合与不合，仅仅关系一身。文化之适与不适，且必牵涉全国。一个人在借用别人的衣服之前，还须打量自己与别人身体的肥瘦长短。一个国在借取别国的文化之前，对本国与外国的国势民情，岂可不细加考核。西洋的文化，并非全无可取。我国自吸收西洋文化以来，所以只得其害而未获其利，就是坏于徒知吸取而不知斟酌。
  维新，不可失了主见。投降式的维新或顺民式的维新，全是奴性的。这种的维新就是自求灭亡。
  英国俗语说：“乞丐不可当选主。因为乞丐生了两只穷眼，看见新奇的东西就以为全是好的，并不能辨别美恶精粗。我国自道光二十二年以后，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对于吸收外洋文化，简直是如同乞丐当了“选主”，胡滥选了一大堆，全不是实在能救饥寒的东西。
  《伊索寓言》里说：“一匹驴子，听着草虫鸣叫得悦耳爽心，就问草虫道：“你叫得这样好听，请问你是以吃什么东西为生?”草虫回答说：“也不过吃露水。”驴子因为要学草虫，于是不肯再吃草料，专吃露水。不久竟致饥渴而死。他在将要断气的当儿，叹道：“可惜露水太少，否则，我叫的声音，必能引动幽人雅士的心灵。”有一只乌鸦，见着天鹅的羽毛洁白可爱，大生羡慕之心，他以为天鹅所以洁白，是因为终日在水中游泳。于是他也日夜在水里翻腾，不肯下岸寻食。不久，因为受了饥寒，也就一命归阴，失望而终。我以为，一个国若羡慕别国的富强，不知考究所以富强的原因，就勉强仿学，也就是与那驴子和乌鸦相等。这种国，亡了也不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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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维新之元勋西乡隆盛说：“广采各国之制度，宜先定我国之本体，张风教，然后徐斟彼之所长。不然而欲偎效彼，则国体衰颓，风教萎靡，不可匡救。终受彼之制矣。”假若西乡隆盛同当初的一些维新志士，也将欧美看做天国，也将洋人尊为圣贤，对本国一切也主张推翻，对欧美的一切努力效颦，我想日本也早就受了维新之害了。
  真文化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与种种道德的实现，真野化是大炮潜艇毒气流火与种种邪说的发明。
  自古，东方的文化，是向人上追求，所以主张正心，现今，西方的文化，是向物上考究，因而趋于纵欲。正心，才能使安贫乐道，以增人类间的和平。纵欲，必至使人竞争排挤，而增人类中的纷扰。
  古圣前贤，目光远大，知道人欲有害于人类的生存，所以对人欲，竭力主张克制。今圣今贤，思想偏狭，错认人欲是人类所以能进化的原因，所以对人欲，竭力提倡解放。
  古圣前贤，并非与人类有仇。他所以主张克制人欲，正是出于大公之心，而为人类谋永久的平安。今圣今贤，并非有爱于人类。他们所以主张解放人欲，正是出于偏私之念，而为自已谋一时的权利。前者只是为公，反被浅见之徒视为仇敌。后者只是为私，竟被狂妄之辈尊为恩主。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以现今的人心，遭现今的劫数，正是咎由自取，理所当然。
  人，不可急于求富贵。国，不可急于求富强。人若急于求富贵，必至无所不为，因而丧失人格，国若急于求富强，必至颠倒错乱，因而摇动国本。
  人格，是一个人所以可称为人的凭照。国本，是一个国所以可称为国的根基。人失了人格，国动了国本，纵然仿佛有些进步，其实也小过如同回光返照，决不能支持长久。
  天下事，误于因循畏缩的人，固然不少。但是败于鲁莽浮躁的人，实在太多。只有谨慎沉稳的人，才能走进成功的路途。
  有些因循畏缩的人，反自以为是老成持重。有些鲁莽浮躁的人，反自以为是奋发有为。前一种人，为患尚少。后一种人，造祸无穷。从来误国殃民之罪，全是由这两种人所做出来的，我中国现今所以国乱民穷，尤其是受了这后一种人害。并且，持重须先能辩轻重，有为须先能考是非，持所当持，为所应为，才是合乎为人处世与救国教民之道。
  一时的现象，是“强存弱亡”。万古的定理，是“弱存强亡”。对浮躁的人，说这种话，就如同对夏天的飞虫，而谈冬天的冰雪。
  有人对我说：“人若要安贫乐道，人类就不能有进步的希望。”我说:“真正的进步，是使人类减少杀机。人若能安贫乐道，不但可以使他自己不存妄想，也可使他不肯破坏别人的安宁。人己相安，就是人类的极大幸福，也就是人类进步的真凭实据。你若以为欧美现今那种竞争的情形，是人类的真正进步，就如同见着一伙强盗互相撕杀，而生羡慕之心。”
  圣经贤传，化人最难。淫词浪语，惑人甚易。然而稍有天良的人，决不能因为淫浪词语受人的欢迎，而废弃圣经贤传。讲道德说仁义，必被人认为顽固迂腐。讲解放说自由，必被人捧为时代前锋。然而稍有天良的人，决不能因解放自由可以笼入人心，而蔑视仁义道德。
  真知自爱的人，对于一时的荣辱，可以不计，对于千载的是非，在所必争。若自甘随众摇旗呐喊，就是情愿与草木同朽。
  我的朋友某君说：“天下虽乱，我们胸中，不可再乱。天下虽然无定，我们胸中，必须有定”。
  因私怕得罪人，是好人。因私不怕得罪人，是恶人。因公怕得罪人，是懦夫。因公不怕得罪人，是豪杰。
  为公要胆大，为私要胆小。为公若胆小，必至无所能为。为私若胆大，必至无所不为。
  大丈夫不怕身死，只怕名辱。不怕掉头，只怕失节。不怕子断孙绝，只怕玷宗污祖。
  有人问我：“自从我国变法维新以来，对于外洋的新法新制，总算搬运了一个无一不备，并且又努力截趾适履，舍己从人。那么，为什么只见其乱，而未见其治?”我回答道：“薛喧曾说过：‘圣人论治，有本有末，正心修身，其本也。建制立法，其末也。’我国既然仅仅知道在法上制上追求，而忘了在人上心上注意，法制虽然日渐完备而人心己是东倒西歪。本末既已颠倒，焉能有好的成绩?”
  我所最忧伤的是，现今谈科学的人太多，讲人学的人太少。在我中国的新人物中，全是这种的趋向。我以为科学与人学并重，才能使人类减少痛苦而增加安乐。否则，不但与人类无益，而且有害。前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只是因为人心兽化而又妄用科学的缘故。假若再不讲求人学，而一味地研究科学，不久就要使人类尽亡而变为禽兽世界。
  以中国的坏的与外国的好的相比，中国自然是比不上。以中国的坏的与外国的坏的相比，外国未必不较中国坏。以中国的好与外国好的相比，中国未必准在外国之下。能明白这一点，然后才能谈得到守旧与维新。
  国名可改，国体可改，惟国“性”(也可以说国民性)万不可改。正如一个人的名号可变，职业可变，独个性万不可变。
   国的文化，如同人的灵魂。 一个人的灵魂只要不离躯壳，身体纵然被病魔所缠，必不至于死亡。一个国的文化只要不被毁灭，国土虽然被敌所吞，终有复兴之望，所以轻视祖国文化之罪，较比盗卖祖国领土之罪还大。然而，轻视祖国文化的人，则成了新圣人，而大出风头。盗卖祖国领土的人，则成了卖国贼，而藏头露尾。我以为，我中国人若稍有国民性，若稍有爱国心，对这两种人，必须一例相等。
  旧的未必就是野蛮，新的末必就是文明。现在所谓文明的，再过几年，未必不被讥为野蛮。古时所认为野蛮者，又何尝不被现在的人认做文明。并且，在甲国所认为文明的，到乙国何尝不认为野蛮，乙国所谓野蛮者，到甲国何尝不认做文明。文明与野蛮，因时因地，就有变易，何尝有一定的标准。
  纱罗绸缎羽毛绒呢狐貉羔獭，固然是美好的衣料，但是须分出季节，配合穿用，假若不辨春夏秋冬，将这种种，做成一件衣裳，穿在身上，不但穿的人，觉着冷热不均，而旁观的人，也以为是稀奇怪异。我中国讲求全盘西化之辈，纵然能吸取西洋各国的美点，假若不加考量，一齐施于我国，也不过如同将以上的衣料制成一件衣裳。所以我以为，维新的人物，欲将中国英国化也可，美国化也可，以及任何国化也可，若全盘西化则不可。譬如一个女子，生在这文明时代，自由任性。嫁姓张的也可，嫁姓李的也可，若同时与张王李赵……发生密切关系，则实在不可。
  追各强国的屁股赛跑而求与强国同化，固然仿佛是发奋图强的表示，但是须先睁开眼睛看一看现今几个强国是什么情形。他们正如一伙强盗，互相杀砍之后，直到今日，元气还未恢复过来，而又从事于下次交锋的预备。稍有脑筋的人，也能预断她们决无良好的结局。跟着入学也罢，与人同化也罢，学，就当以正人为标准，化，就不当以强盗为模范。要知，现今几个强国，如同全都骑上了老虎，正在心惊胆跳，不知如何是良好的当儿，我中国若求与他们同化，正是等于要寻虎骑。
  有人说：“现今几个强国之中，颇有与我国感情深厚，愿对我国加以援助的。我国若学法他们，正如蝇附骥尾，不用费力，就可得一日千里的进步。”我说：“他们这些强国，纵然对我国愿加援引，焉知不是别有用意?他们对于同种的人，还要钩心斗角，利用科学的武器，彼此残杀，又岂能对我中国人有所爱惜?至于蝇附骥尾一句话，不过是说一个苍蝇若落在快马的尾巴上，也能达到快马所到之处。然而苍蝇必须留心观察那快马是向什么地方进行。假若快马发了疯狂而向深海里奔驰，苍蝇若不猛醒，速逃活命，必要与快马同遭灭顶之祸。”
  现今，欧美各强国中的有心人，对于各国明竞暗斗的情形，以及奇技淫巧的状况，已经是疾首蹙额，无法挽回。可惜我国的傻小子，还要急起直追，惟恐落后。这正如有眼的人，偏要紧随瞎子们，向深坑的边上赛跑。西洋文化已经到了日暮穷途的绝地了。世界第二大战之后，就是欧美各国，自怨自恨迷途知返的日子。我中国人只要立定脚跟，明睁二目，就能见着他们那呼天喊地的时候。到那时，他们才能深信东方的文化，是他们的救星。这就是豢冠子所说的“物极则反”的公例。只有轻浮躁妄，眼皮太浅的人，才能被一时的现象吓坏了脑筋。
  维新如用药，用药是为去病，不是为添病。维新是为图强，不是为求亡。药，虽然对症，也必须随着人的年龄体质区域，谨慎加减。新，纵然相宜，也当按着国的程度资格环境，详细斟酌。该加的，不可减。应减的，不可加，该缓的不可急，应急的不当缓。藏红花虽是妇科常用之药，然而对八十岁的老太婆，则极不妥当。腽肭脐虽是健肾壮阳之品，可是对二十岁的小伙子，更不可妄用。以我中国的经济现状而言，若仍竭力吸收奢侈的洋化，就好比强使老太婆日服八钱藏红花。以我中国社会的现状而论，倘再尽量提倡新奇的思想，就如同劝诱小伙子日服十具腽肭脐。
  一个女子，愈追求男化，愈失去女子的天然美。一个邦国，愈追求洋化，愈失去邦国的独立性，阴，不阳化，才能与阳对立。华，不洋化，才能与洋并存。自保特异之点，与人对峙，是争存的条件。自弃特异之点，与人化合，是求亡的途径。
  猫不求化于狸，狗不求化于狼。所以世上猫不断种，狗不绝根。狸虽凶狠，不能阻碍猫的繁衍。狼虽贪暴，不能减少狗的孳生。因猫不与狸同化，而替猫悲伤，是不明弱存强亡的定理。因狗不能与狼同化，而为狗忧惧，是不明优败劣胜的准则。
  唯强者，才受“自然的淘汰”。唯弱者，才能保“永久的延续”。唯耳食之徒，才肯深信一时的现象。唯浅见之辈，才敢轻忽万古的定理。
  我中国，若想以夏变夷未免是骄气太深，若想用夷变夏实在是骨头太软。人的天性，不能不好新奇。在这海禁大开，交通便达的今日，虽远隔重洋，如同近在咫尺。若对于新奇，一毫不加沾染，未免是强人所难，不过，我以为若些微洋化尚可，若全盘洋化则万万不可。个人些微洋化，只是他个人的自由，外人无法阻拦。少数的人，若欲对祖国实行全盘洋化，则关涉民族的存亡，凡是国民，即当群起而攻。
  英国阿灵顿Arlington说：“中国衰弱之罪，不在其固有之文化，而在中国人不能遵循产生其文化之遗教之精神。”可见，我国求强之道，不必在我国的文化上寻瑕疵，而应在人心上找毛病。正如子孙若不知要强，而偏指摘祖宗的缺点，实在是舍本逐末，倒行逆施。况且，只要是一个稍有思想的外国人，还不敢轻蔑我国的文化，我中国人，又何必自轻自贱，自认是没有文化的国家。
  自从民国八年，我国的新人物中，出了一班自骂祖先的人。他们因为要竖起西洋文化的旗帜，造成新势力，以便包办中国的一切，于是乎狠命地对中国固有一切，加以猛烈的攻击，甚至胆敢污骂中国人是半开化的民族。他们祖先既未人过外国籍，并且纵然入过外国籍，而骨血还是中国的骨血。他们污蔑中国人，请问他们那文明的遗体是由何处而来。譬如，一个人自骂他的父亲作贼，他的母亲为娼，试问与他自己有什么光彩?这不但不能提高自己的声价，反要增添自己的羞辱。
  骂一个国或一个宗教中的某一部分或某一个人，原不是大罪。若骂一国或骂一宗教，就是罪不容诛。因为这是污辱了那全国的人民，污辱了那全教的信徒。一国的文化是一国国魂之所寄托，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若骂一国的文化，简直就是骂及全体全国的国民。只因我国衰弱，外国人虽对我国国民，加以种种的欺凌，可是直到今日，还不敢对我国的文化胡批乱评。我中国人，只要有廉耻有血性，对于污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必须以热血与他拼一个死活。假若我中国人中，再有自骂中国文化的人，我中国人，更当认他是外人之后，将他“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
  罗素PerandRussell说：“中国人，一伟大国民也，不能久受外人之压制。彼不欲采吾人之恶，以增进其兵力。但欲采吾人之善，以增进其智慧，予意世界国民，惟中国人能真信智慧较真实尤可贵。而西洋人，凡以中国人为野蛮。”罗素是英国人，他既是全球知名的人物，当然不是故意邀买中国人的好感。他若不是对中国有深切的研究，也不能发出这样确实的评论。外国人，只要对中国留心，还能看出中国特有的美点。假若中国人对本国古圣先贤的遗书稍加研究，我想他决不忍讥评中国人的文化。
  前年，我听一个朋友对我国人说：“我恨耻为中国人。”那外国人对他说：“你为什么耻为中国人，中国无论多么不好，你既是中国人，就不能耻为中国人。正如英国人不耻为英国人，美国人不耻为美国人。”我以为他这话是对的。只要我中国人不以当中国人为羞耻，我想我中国永远是中国人的中国。
  古谚说“狐向穴嗥，不详。”狐之大穴，如同人之有国。穴是狐的藏身之处，国是人的寄命之所。狐无穴，不能避危险。人无国，不能竞生存。狐若非疯狂，决不肯轻视自己的巢穴。人若不癫痫，决不忍污蔑自己的祖国。
  古诗上说“胡马嘶北风，越鸟巢南枝。”胡地在北，由北方来的马，遇到刮风时候，还要触动故土之思，而发悲恸。越国在南，由南方来的鸟，建筑窝巢，还要寻找向南的树枝，而示依恋，禽兽尚且如此，人若一味地羡慕外洋，而任意地轻视祖国，他的思想，岂不是在禽兽之下!
  威伯思德Dania Webstcr 说：“我既生为美国人，我生，要为一美国人；我死，要为一美国人。”我中国人，若能将他这话，改为“我既生为中国人，我生，要为一中国人；我死，要为一中国人”。耶么，活着就对得起全国的同胞，对得起所吃的粮米，对得起已死的祖先，对得起将来的子孙。假若我四万万五千万国民之中，有四分之一 ，有这种决心，纵然我全国地图的四分之三变了颜色，也不过是一时的现象。
  孟子所说的立国三宝“土地，人民，政事”，孟德斯鸠Montesquieu所说的立国三要素“土地，人民，主权”。全是东西相同、中外无异的名言。主权与政事，名称虽然不同，意义全是一样。不过，我以为人民，尤其是不改国民性的人民，最为重要，国不过是家的放大，土不过如同一家的产业，事或主权，不过如同一家对内的规则与对外的方法，人民不过如同一家的子孙。只要立志坚强，不背祖训，纵然产业被人侵占了去，终有物归原主的时候。并且好的子孙，还能在外添置产业。否则纵有极大的产业,也是保守不住。
  一国的文化，是一国立国的精神。它的重要性，较比国土还重要到千百万倍。我以为传扬本国的文化之功，大于开疆拓土。毁弃本国文化之罪，尤甚于割地称臣。
  我中国，向来被人称为文弱的国。我常想这个原因，只是因为我国素以“自守”为主，不愿扰害别国的和平。我国对于开疆拓土的汉武张骞之辈，并不怎样的恭维。这就是我国人不愿扰害别国的和平凭证。纵然因此得到文弱之名，我以为，我国正可以“文弱”二字自夸。因为这种何人怎样待你，你也怎样待人的思想，正是人种真正文明进化的表示。
  据新圣人某甲说：“中国素以‘儒’道立国，儒是‘懦弱无能，苟且图存”的意思。我中国所以危弱，只是受了懦道的毒……。”据我所知。‘儒’字的意义，决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卑鄙。仅以《韩诗外传》对儒字的解释，儒就是“不易之术”。所谓不易之术者，即是可行于古，可行于今，千古不变的准则。以儒道而言。当然以孔孟为代表。但是孔孟二人，决不是任人欺凌而自甘忍受的人。他们对于强者，未当有一点屈服的表示。
   世上的人，不能全善，也不能全恶。世上的国不能全强，也不能全弱。既有善恶强弱的不同，恶必欺善，强必凌弱。就以思想单纯的禽兽虫鱼而言，还有这种现象。人类的欲望复杂，这类恶行,当然格外的繁多。不过，我以为，人类既然比禽兽虫鱼，多有一个能辨别是非的天良，就当对得起万物之灵这个名称，竭力地不使禽兽虫鱼间的现象，表演于人类的世界。在几万年前“原人”的时代，人类的思想与行为。原与禽兽相差不多，人类彼此残杀，互相狠斗，还有可说。在这二十世纪的今日，若仍不能政变几万年前的老套，还配谈什么文明与进化。
  现今所谓“文明进化”者，据我观察，不过是杀人的利器日多，祸人的方法日毒，骇人的主义日巧，诱人的学说日精，人类的恐惧日加，人类的寿命日短，人类的烦恼日增，人类的凶狠日甚。照这样“文明”下去，必致将人类变为“紊”乱无序，“冥”顽不灵。照这样“进化”下去，必致将人类“尽化”为禽兽。
  真正益人之道，并不十分神秘。真正有用之学，并不异常新奇。真正养人之食，并不特别香甜。
  去伪存诚，实事求是，是修己、治人的八字箴言。
  现今，使我国不能富强的病根，只是虚伪二字。山在上的起。若将这个病根去不净，无论讲什么高明的主义，论什么惊人的科学，也是只能趋于乱亡。
  “生吞活咽”的新文化，是削足适履的文化，是舍己从人的文化，是用夷变夏的文化，是反客为主的文化。总而言之，是奴性的文化。
  中国古圣前贤的书，是主张克已。克己是难事，所以不受人的欢迎。外洋新兴的学说,是提倡责人。责人是易事。所以容易受人的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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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只能影响匹夫小人，不能更变英雄豪杰。有志之士，要使环境适应自己，不可使自己适应环境。
  现今流行的书报，多是教争，教乱，教残，教忍。这全是亡身，败家，祸国，乱天下的先锋。
  青年人喜欢听什么，就讨着他们的心意发言。这种杀人的不见皿的罪行。非有铁石心肠的人决不忍为。看见别人的孩子，想一想自己的儿女，也当知所警惕。
  光绪二十六年以前，老学究的教育，是给本国皇帝造顺民。民国八年以后，新圣人的教育，是替外国学者造奴隶。
  有人对我说“现今的人，知识开得太早了。六七岁的孩子，几乎比当初六七十岁的老人还明白。你以为是好是坏?”我说：“这是不祥之兆。人的知识，如同草木的籽粒果实，成熟须有一定的期限。熟得太早，决不是好的现象。繁荣得太快，凋谢得必速。”
  现今，说话作文若用上君、后等字，人必说是顽固腐化，受了封建的遗毒。但是，若提到电影皇帝、剧界大王、影后、舞后女王，人反以为是时髦摩登，合乎现代潮流。这是什么原因，真令我莫名其妙。
  人生最苦是有书无暇读，有钱不会用，有子不敢教。
  愈是人浮于事的时候，愈闲不住真有本领的人材。愈是货压街头的日子，愈剩不下品质精良的货物。
  果有真才，不愁没有识主。果有好货，不愁没有销路。旧学虽不时兴，旧学真有根底的，各处还是抢着任用，古玩虽不摩登，古玩真有特色的，各处还是抢着收存。人谋位置，货求买主，其实，位置何尝不寻找人材．买主何尝不寻找货物。
  北平的医生，据说有三千余名，可是其中有几个医生，终日车马临门，应接不暇，对求诊的人，推也推不出去。有二千多医生，终日门可罗雀，独坐无聊，对有病的人，请也请不进来。可见，愈是那一行的人多，真有高超本领的人，愈能大走旺运。
  平凡的人，只为人多事少发愁。有志之士，独为才能不足焦虑。
  庸医不多，不能显名医，凡材不多，不能显奇材。
  我常对学生们说：“怨天尤人，是无志。责骂环境，是无耻。自从新圣人们提倡‘责人’的学说以来，误尽我国无数大有后望的青年，使他们只知高谈‘这个不良，哪个恶劣’而忘了在自己的‘正心修身’上注意。”
  我看见一位青年所作的文，只要其中有“在这残酷无情的世界里”、“在这组织不健全的现实社会中”等等恨天怨地的话，我就可预断他将来必是个决无成就的废材。这种的人，只可给军阀去卖力，给银行家、大财主去当子孙，坐享幸福。因为真有志气的人，只知刻苦自励，努力自修，决无闲暇在“社会”或“环境”上找毛病，费心思。
  我常细想新圣人们，所以提倡“贵人”的邪说，正是因为他们看出人类，尤其是青年人的弱点。他们为迎合人心起见，所以故意将种种罪过,向环境或社会上推卸。这种“将自己认作无过”的邪说，入于人心之后，人就认他们为知已，拥他们为圣人,并且承认他为改良环境、改造社会的领袖。于是乎，他们名也成了，利也有了。其实，他们并非真有救世爱人之心，不过是利用傻小子们，做他们那“登墙、爬房”的梯子。
  不必骂环境不良，先要问你自己良不良。不必骂人不肯用，先要问你自己是否真有被人聘用的本领。不必骂“社会组织不良”，先要问你自己是不是社会中的一个良好分子。
  《果斋日记》上说“子弟无专长，便是家之累。亦是国之累。”我常对学生说：先不必高谈救国救民的大事，先要将自己养成一个真有实在本领的好儿子好国民。
  青年人好奇，是因为阅历少。老年人不好奇，是因为经验多。
  四十岁，是“开倒车”的时期。你若不信，你到了这个年龄，你就知道你的思想是要“向后转”。
  为恶如同欠款。你借钱之后纵然能忘了，可是借给你钱的人总能记得住。你为恶之后纵然能放在脑后，然而受你害的人必能存在心里。
  抓住了时代，不如保住天良。若失去了又良，纵然抓住了时代，也是时代中的败类。
  无知之辈，信假不信真，信虚不信实。信一时的浮说，不信永久的定理。
  人，立身不可有色彩，求学不可有臭味。人派人系，左倾右倾，是失了自立性。大丈夫当超然自处，中立不倚。大丈夫要做松柏，不做藤萝。
  人是能直立的动物，禽兽虫鱼决无这种天赋的特能。猿虽然像人，但是立起来也不能直，纵然能直一时，也决不能支持许久，所以猿猴终不能脱出兽的范围。人若将自己当人看，就当挺然直立，决不可左倾右倾。
  德国俗谚“捕野兔，用猎犬。捕愚人，用谀言，捕妇女，用金钱。”据我所知，猎犬未必准能捕住狡免，金钱决不能引动贞妇，惟独谀言，不但能迷惑愚人，甚至极聪明的人，一听人奉承一两句，也必骨软筋麻，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入了人的圈套。
  走运时，不可趾高气扬，以免惹人怨恨；穷困时，不必愁眉苦脸，以免招人嫌恶。
  现今多数的青年，对于自由平等，愿按新式的，对于依赖父兄，愿守旧式的。
  在无论施行什么政体的国里，全是官吏少，人民多。以少数的官吏要欺骗多数的人民，岂不是自找败露。败露之后，若还继续行骗，岂不是恬不知耻。俗语说是“好贼不偷二回”。官吏骗术；既经人民发觉之后，官吏若不痛自改革，他们的知识，岂不是在盗贼之下。
  治病须临时处方，不可预先拟下若干方案。治国也是如此，不必预先定下几年的计划。与其以后乱加改动，使人民增加许多的纷扰，遭受许多的损失，不如到一个时候，办一个时候的当务之急。
  离开应走的正道，当然入了不当入的歧途。现今，听许多青年所说的话，看他们所作的文，全有“仿徨十字街头”的言词，足见他们是迷失方向。他们所以陷入欲进不得，欲退不能的地步，并不全是他们的过错。过错的责任十分之九，是在一些野心的“作家”。你只要查一查现今许多青年所爱看的书报杂志，就可以查出使他们真诚入了歧路的罪魁祸首是谁。
  包办民意最易，附和民意最难。因为，前者是为利己，后者是为利民。利己的事，虽禽兽也能办得到。利民的事，非圣贤不能做得成。
  一种政治若失了人民的信仰，就如同行尸走肉，只能令人躲避，不能令人亲近。
  有好民，无好官，有好兵，无好将，如同有好的身体，没有好的脸面，也能使全身体受了挂累。
  真有学问的留学生，言行动作必像中国人。毫无知识的留学生，言行动作必像外国人。愈是洋气十足的留学生，愈是金漆的马桶。
  军人所以可贵，在能阻止外洋武力侵略。学者所以可敬，在能传布本国固有的文化。
  对活人，万不可捧他过甚，因为不知他将来还要变一个什么东西。对死人，还可以说几句好话，因为他已然失去了为恶的能力。
  行得通，是大道。分得清，是正理。
  人生是苦劳，不是安乐。不但人是如此，一切活物无不如此。现今许多的青年男女，因为受了邪说的欺骗，以为生成一个人，就当享幸福，以为受了几年教育，就当有位置，这全是极端的错误。苏俄的情形，据宣传固然仿佛是人世的天堂，其实，不劳力不劳心的人，还是没有生活的门路。
  现今，在街上挽着“爱人”出风头的青年，百分之九十全是将来在僻巷里抱着“瓦盆”哭嚎喊叫的乞丐。
  麦克欧MarkOyer说：“若将扯谎的人全都禁锢起来，世界登时就冷静了。”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世界上少有说实话的人，世界上所以热闹，只是因为互相用言语骇人”。我以为，古今各国的学者和伟人，尤其是善于说谎者，他们的名与利全是因为不说实话而得到的成绩。可幸上天生人，仅使每个人长了一个嘴，否则，世界还不知要热闹到什么景象。
  人的一生，真仿佛是一个梦境，自己对于梦中的情形与种种稀奇古怪的穿插，一毫也竟不能自主，只有顺着梦境做下去，做到哪里是哪里，着急是无用，欢喜也是白费，一醒全完。
人生，一切的遭遇与种种悲欢离合的事故，又何尝准能由着人的心意发生。只好顺着天良活下去，活到哪里是哪里，着急，急不上三万六千日，欢喜，也喜不了一千二百个月，一死全了。
  以“精神文明”而言，我中国在各国间，实在居于老祖的地位，以“物质文明”而论，我中国与欧美相较，尚在孩提的时代。图一时之强，我国可以求教于人。图万世之安，欧美还当求教于我。
  卖洋货的，当然不喜欢售古玩的。卖洋装书的，当然不喜欢卖木板书的。那么，依此类推，新圣人当然与旧文化势不两立。卖洋货的与卖洋装书的和售古玩的与卖木板书的，并无仇怨，不过因为夺生意起见，不能不立于敌对的地位。
  为求书法进步，虽花重价，购买好碑贴，并不算妄费钱财。然而在未能将字“写成个”之前，就用顶好的笔墨纸张，实在是暴殄天物。我每逢见着小学学生使用极品文具,我就以为他们的家长或他们的教员，故意使他们毁害东西。
  我的亲戚的小儿女，在某小学读书。所用的文具，务求精美。仅以记事簿一项；每册就用钱三角以上。我问是什么原因，据说奉教员之命买的。我对我的亲戚说：这种教员，足可养成小学生奢侈的恶习。这种教员只可到富贵族的宅里，去教公子小姐，指导他们如何“败家”。至于像我们这等小户人家，实在难以供应。
  现今，不但学生所用的美术化的文具，是妄费钱财，而所谓的教科书更是极大的消耗品。我国为求救国，救民，文明，进化起见，对于教科书，今天改，明天换；我们既不愿亡国灭种，对这种“朝改夕换”的良法，当然不敢表示反对。惟独教科书的昂贵，实在使当家长的真有一点担负不起。现在，普通的家长，每逢开学，对于学费已经咬牙，对于书费更是咧嘴。一家若有三个孩子，同时入小学中学大学，这笔买书的费用，简直足可使当家长的上吐下泻。
  平均，现今的小学教科书，每科每本就需大洋一角八分，中学的每科每本就需大洋七角之多，至于大学用书，每本至少超过二元以上。仅以上海某大书店的小学教科书而言，一印就是千万多本。有几种已经印到一百四十几版。我对印刷事业，并不外行，这种一角八分一本的教科书，连版税在内，每本成本用不了五分大洋。每本可获利一角大洋以上。若加计算，岂不是一本万利。做生意是为得利，自然无可反对。但是，要知消遣用的书，贵一点也不妨，因为是愿买则买。教科书的定价，必须特别低廉，因为不买不行。某大书店，只为自己得大利。可是全国有子女的人，就受了大害。教育当局，果肯为人民设想，就当对这种包办教科书的大商，痛加惩罚。
  近一二年来，市上出了许多“一扣打八扣”的书，其中颇有极有名的著作。虽然全有错字，大体并不误谬。这实在是为穷苦的读书人，增了无量的便利。我以为，印刷这种书的书店，实在有传布文化的效能。应当优加奖励。有人说：这种廉价的书上市，上海几家大书店全都受了极大的影响。我说:与其在出版界中，养成一两个包办文化的托拉斯(Trust)实在不如使穷小子多得一点买书的机会。假若我国的教育当局，能特编教科书，也按这种廉价的办法卖给学生,实在是功德无量。较比每年遣派无数的官费留学生，还能真正有益于国，有利于民。与其用中国钱，造就一些“外国式”的高等中国人，实在不如造就许多能认中国字的下等小百姓。
  天下决没有废物立足之地，决没有闲饭养闲人。我以为“等候某种主义成功之后，人人就有幸福可享”这样的话，全是欺人惑众之谈。纵然某种主义成功之后，人人就有幸福可享，而所谓人人者，也是指着有用的人人而言。你若一无所长，无论什么主义成功，也是与你毫无利益。有志之士，决不在任何主义上费精神，只有在学问与事业上尽心力。近几年来，有许多青年，高谈各种主义而不肯专心一志的求学习艺，实在是自寻苦恼的政策。
  你果有高人一等的本领，你就不必为久居人下着急。你做的工若比别人好，你占的位置必比别人长。你卖的货若比别人高，你的主顾必比别人多。不必怕别人打倒你，只怕你自己站不牢。
  现今，许多学生对于功课，全说不感兴趣，这是极大的错误。许多教育家因为要提高学生的兴趣，竭力迎合学生的心理，这更是极大的错误。因为使学生欢喜的教材，决不是将来真正与他们有益的东西。所以，我以为教育，必须“反心理学”，才能与学生有实用。那些主张“教育须合学生心理”的教育家，全是将教育看做哄少爷的手段了。
  现今有一句最摩登的话，就是“有竞争，才有进步”。这句话，也能益世，也能乱世。人若能在学识上不肯让人，就能于世有益。人若在权势利禄上不甘落后，就必与世有害。因为在学识道德上竞争，并不妨碍别人。在权势利禄上竞争，别人必将受了损害。你如何损害别人，别人也必设法对待。一报还一报，两败俱伤，岂能说是进步？依我看，现在所讲的竞争，全是向死途里猛进的竞争，不但不能进步,且必同归于尽。
  人生最大的光荣，是超然自主，人生最大的羞耻，是随声附和。在圣贤豪杰中，决寻不着半个随声附和之辈。在凡夫俗子里，决打不出半个超然自主的人。
  你生活一切，若不愿与草木同朽，你必须养成一个不受人牵动的坚心，练就一身不随人转移的硬骨。
  不敢与众人异，就必与众人同。与众人同，就是一个凡人。敢与众人异，就必不与众人同。不与众人同，就是一个超人。
  在群众抢先的时候，你须要退后。在群众竞争的时候，你须要冷静。在群众呐喊的时候，你须受沉默。因为群众是一个极无价值的名词，是没有脑筋的集团，是被大骗子所玩弄的傀儡。你若以群众的思想行动为标准，你就要化为群众中的一个，而失了独立性。你若将你自己看重了，你须敢跳出于群众的圈子之外。这样，你不但可以不受群众的连累，你还可以使群众受你的引动。
  曾国藩说：“除自强之外，无胜人术”。人若想不被别人所打倒，只是在自己的身上用精神，国若想不被别国所灭亡，只有在自己的国内用功夫。人，追着别人乱跑，决不是自强的方法。国，随着别国乱学，也不是自强的门径。所谓自强者，是竭力发展自己的特长，使之达到一个完美的地步。是要用这样特长，应付别人的所短。不是效法别人的特长，而遗弃自己的所长。要知，与人不同，才有胜人之望。与众强同，正是取败之道。
  人善使刀，他善使枪。你要想胜人，不可丢下你的枪而学使刀。他若想胜你，也不当抛弃他的刀而学使枪。你苦苦地练枪，才是最好的自保之法。他勤勤地练刀，才是最好地自卫之术。
  现今欧美的文明，只要稍有思想的人，就可以知道他们那种文明，是疯狂的文明，是酒醉的文明，是打“强心针”的文明，是服“春药”的文明，全是一时变态的恶现象，全不是自然的真精神。有心人，见着他们这种情形，只是为他们的前途担扰。唯独混小子，才能见他们这凶野的行为而生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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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下欧美各国的现状，正如目下平津的商店。欧美的各国，已经失去了治国的正道而讲究竞争，平津的商店，已然失去了营商的旧规而注重比赛。欧美各国忙于对外的设备，使人民的脂膏日枯。平津商店忙于外表的装设，使自家的血本日亏。欧美各国如此竞争下去，不待敌国动手，自己必先要民乱国亡。平律商店这样比赛不停，不等同业排挤，自己必先要关张倒闭。
  邦国若真知“竞争”之道，须先在人民上注意。商店若真知“比赛”之术，须先在货品上用心。人民富庶，国势自张。货品精良，利源自广。军备的扩张，不能防止真正敌国的野心。外表的装备，不能吸引真正买主的光顾。我见平津两处新近倒闭的商店，多是把门面修饰好了的，我预测，不久就要灭亡的邦国，也必是把军备筹设足了的。
  以武力谋国的富强，正如以赌博谋家的兴旺。俗语说久赌必输。所以好赌的人，到底必倾家荡产。赌得愈凶，败得愈猛，刘向说“好战必亡”。所以好战的国，至终必民乱国亡。战得愈狠，亡得愈快，好赌的人，若能有好的结局，我就信好战的国，能有好的归宿。
  好赌的人，若是到了自以为手术精巧，来者不拒的时候，就是到了他的末日。好战的国，若是到了自以为军备充足，天下无敌的日子，就是到了他的尽头。好赌的人与好战的国，若一现出骄气，决不是好的预兆，我在民国十八年，著了一本《治兵箴言》（分十五章）。第二章就以“戒慎”二字为题，对于骄字，痛不砭。不但赌与战不可骄满逞强，人生一世，谁不是因戒慎恐惧而成功，谁不是因骄满逞强而失败?
  赌博与战争，全是赔本的举动。好赌者，虽有时侥幸可以赢些钱财，然而所耗的精神，决不是钱财所买的回来的。好战者，虽有时侥幸得些土地，然而所耗的元气，决不是土地所挽的回来的。可见赌博不仅是输者吃亏，战争不只是败者受害。何况是输者还要捞本，败者还要复仇，因果相乘，循环不绝，任何方，也没有便宜可占。
  我每逢一进中央公园，我必对那座“公理战胜”牌坊，冷笑一次，因为它实在是座“武力战胜”的牌坊。假若它真是“公理”的成绩品，世界第二大战决不致又在酝酿之中。只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好战的国，全都力竭筋疲，民亡财尽，再不信武力万能而深信仁=义万能的日子，公理才能露出本来的面目。
  几年前我在日本人大岛隆吉所编的一册《英文译》里，读过一段关于战争的话,大概是说“延长的战争，是痛苦，是流备,是经济的消耗。其比例是继续增加的。十八个月的战争所生的损害，与六个月的战争所受的损害相较，不仅是三倍而且是十倍。”现今各强国之间危机，已到箭在弛上，引满待发的当儿了,我们替全球的人类设想，只盼这世界第二大战，早早爆发，速速完结。否则，如同@ i：疮，若非快快破头出脓，必将愈套愈大，愈不易医治。
  古语说“善保国者，戒用兵；善居家者，戒争讼。”我们远考历史，好战的国，有几个不遭惨败的？近查社会，好讼的人，有几个不归破瓣?因战争而获利的，只是军火商人。因诉讼而生财的，仅有律师讼棍。英谚说：“律师的房屋，全是建筑在愚人的头上。”我以为，军火商的宝库，全是创设在愚国的领域。然而，鼓动战争的军火商与挑讼架的大律师，又有谁能得到好的结果?反正，无论如何高谈文明进化，也不能除灭了循环果报之理。
  目下，我国对于为人民谋幸福的机关愈多，我国人民愈无幸福可享。现今当前要务，是主权的要人，先扪心自问，寻找自已已经失去的天良。只要自己的天良能够归还原处，人民的一切，全都有了办法。否则，多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机关，人民多一层剥削的痛苦。
  我国人民现在所怕的不是水旱，也不是害虫，所怕的只是贪官污吏。水旱与害虫，并不年年发生，贪官与污吏，时时能吸人民的膏血。设些机关用科学方法，固然能调解水旱，捕灭害虫。但是若不能用你们那科学方法，诛除贪污，纵然连人民拉屎撒尿，全设一个机关，也是仅能替人民增害，而不能与人民有益。
  朱元璋说：“治民犹治水也。治水者，顺其性。治民者，顺其情”。在上者的设施，岂可与民情相连。
  凡不宜于中国之现状、不合于中国人民之设施，不妨从缓举办。否则，就是多事。多事就是扰民。现今救国救民之道，不在机关的增添，而在官吏天良之发现。
  将中国治成“现代的国家”这一句话，是极易说出，可是极不易做到。因为不但我国十分之八的人民，还不够现代国民的资格，并且我国官吏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还不够现代官吏的程度。要知，徒有洋式的建设，只会洋式的享乐，并不能算现代的国家。
  有人说：“民意二字，最无凭证，最无把握。顺合民意而为，究竟由何处下手？”我说：“人人全有一个天良。天良就是民意。一国的官吏，虽然高居人民之上，但是他们还未曾出了人类的范围。只要是人，就有天良。本着天良办国家的事，就能合乎民意。并且，我国的官吏，多是由寒贱出身，他们在寒贱的时候，希望官吏如何尽职，如何为民想。他们高起来之后，对于所做所为，若还能照他们当日所想望的施行，就不至与民意做成两截。”
  官吏是由人民转变而成的。人民是本，官吏是末。人民是源，官吏是流。有世世代代为民的民，无世世代代为官的官。为官是一时的，为民是永久的。民有为官的日子。官也有为民的时候。官的祖先未必不是民，民的子孙也未必不为官。官与民既是一体，一旦做了官，若不念人民的痛苦，岂不是舍源忘本?水与源断绝，必日趋于涸。本与末隔闻，必日渐萎枯。官不与民一致，岂不是自入绝境？
  扬雄说：“政之本，身也。身立,则政立矣。”郑康成说:“政，正也。政，所以正不正也。”《盐铁论》上说：“善为人者，能自为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使我气破肚皮的，就是我国的为政者，多不能立身，不能自正,不能自治,而偏在法上考究而偏在民上注意。譬如，自己已经生了满身的杨梅大疮，仍不停止宿娼行为，而偏在药方子上讲求医治之法，岂不是南辕北辙。自己已经“杨梅升天”，臭气扑人，而偏在路人身上找毛病岂不是舍近求远？
  凡事，急则治标，缓则治本，不急不缓，才可标本兼治。日下我国，命在呼吸之间，还谈不到治本，也顾不及标本兼治。当前的问题，只有从治标下手。凡不是关切国民生死的当务之急，一钱不可妄费。譬如一家，已经无米为炊，无衣遮体，苟有一点钱，须当治饿御寒，万不可先买脂粉，先置陈设。可惜，专以我国近几年的建设而言，多是等于乞婆买脂粉，花子置陈设。涂上脂粉，不但冶不了肚子的真饿，反令人多起疑心。摆上陈设，不但掩不住自己的真穷，且叫人多加讥笑。
  朱熹说：“足国之道，在务本而节用。”又说“国家财用，皆出于民。如有不节而有用度有阙，横赋暴敛，必有及于民者。虽有爱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泽矣。是以将爱民者，必先节用。此不易之理也。”李邦献说：“用不节，财何以丰？民不苏，国何以安？”现今我国当前的急务，不是要聚合一些专家，研究如何增加国家的收入，而是在一些要人，用心计算，如何缩减国家的支出。假若不能在节字上考核，纵然将全球最新的经挤学家，统统的请了来，也是不能救国救民。
  张居正说：“治国之道，节用为先。耗财之源，工作为大……于不容已者而已之，谓之陋。于其可已而不己，谓之奢。二者皆非也。”他这话，正是用与节的分别。我国现今的要人，若能知道如何是陋，如何是奢，何者当缓，何者当急。我国就能免去国困民穷的危险。譬如，国防的设备，堤岸的修整，沟渠的疏掘，工厂的建立，只要切合现今的实用，就是“不容已者”。若不肯用款，就归于陋。譬如修饰死人的坟墓，国葬所谓的伟人，建设华丽的衙署，筹设高淡学理的机关，增设摩登的娱乐场所，纵然合乎时代化，正是“可已而不已”。若不惜用款，就流于奢。
  有人问我：“现今某省用三千万元培修黄帝陵。你有什么感想？”，我说：我中国人谁不是黄帝的子孙？黄帝既是中国人的共祖。为这大家的祖先修陵，凡是个中国人，当然表示同意。为一位“国父”的陵，还可用四百七十九万七千一百十六元五角（据民国二十二年，傅焕光所编“总理陵园小志”载入）若培修 一位“国祖”的陵，仅用区区三十万元，实在为数不多。并且为一位革命伟人谭某之陵，还费了二十余万，为一位我国自有史以来第一大伟人黄帝的陵，才多用十来万元，尤其是不觉其多。
  又问：“黄帝死去已经四千多年，连骨头渣滓也没有了。给他培修坟陵，与国计民生有什么益处？”我说：我国的国土日缩，我国的国民日困，只是因我们这伙遗子遗孙，实在不知给祖先争气，不能继武先人，并且也是因为大家将这位露脸的祖宗忘在脑后了。假若将他老人家的陵，培修起来，一些有钱到西北去逛的人，看见这座光荣的祖坟，因而发奋图强，不再自私自利。我中国的前途，岂不是大有后望焉。
  当初，太甲不曾做王，伊尹就想了一个方法，在太甲他爸爸坟茔那里，建了一座宫殿，请太甲去住了三年。太甲天天见着先人的埋骨之所，因而想起先人创业的艰难，果然改过自新，成了商朝的好王。这次将黄帝陵重修起来。我中国的要人，每逢到西北去，看见黄帝的陵，若追念他老人家的文治武功，因而励精图治，清廉自矢，未尝不可变成好官。并且，我中国现在，名虽民治，其实还是官治。假若这班治国的人，于谒中山陵之后，再谒黄帝陵。谒黄帝陵之后，复谒中山陵。每谒一次，就追怀先人的功德，就反躬自思一次，我中国的前途，岂不是更“大有后望焉”？不过，我以为，假若修了等于不修，谒完如同不谒，未免是多此一举。因为，两个月前，据报载兰州通信，兰州城里就饿死一千多人。与其费三十万元培修死伟人的坟墓，实在不如用三十万元救济活小民的性命。
  后人要强与不要强，发达与不发达，和先人并无关系，和先人的坟墓，更无关系。若因为先人有功有德，自己才肯要强，若因修饰了先人的坟墓，自已才肯学好，实在不是真有志之士。真正有志之士，决不管先人是个什么东西，决不管先人的坟墓修与不修，自己总要先努力争求上进，自己总要先在举动行为上耀祖光宗。
  纵然有孔孟那样的先人，自己若只能误国殃民，不但不能给自己遮罪，反要给先人丢尽了脸皮。纵然将先人的坟墓修饰得亚赛天官，自己的先人假若鬼魂有知，也是要在里头气得乱蹦乱跳。
  先人若果然有功有德，后人纵然不好，别人追德念功，还不致骂及他的先人，只有替他的先人悲叹。假若先人原来就无功无德，后人又是变本加历，别人必然连活的带死的一齐骂。这样，将先人的坟墓修饰得愈好，挨得骂愈多。费的钱愈多，将来的人，刨得越凶，我以为，后人若想不挨骂，若想使先人的尸骨得平安，只有自己在自己的品行上用功夫，不可专在先人的坟墓上费财力。
  曹操与秦桧，毕竟还能自知其恶。他们的子孙，也真有先见之明。因为曹秦两人的坟墓,隐隐秘秘的直到今日，还未确实被人发见。假若在当时就辉煌美备，恐怕早就和魏忠贤的生祠，走了同样的命运。我以为，人生一世，只要光明正大，死了纵然箔卷席埋，躲在九泉之下，也是坦坦然然。假若一生只是祸国映民，死了纵然金井玉葬，躺在九泉之下，也是心惊胆颤。
  现今，在我国这危机四伏、民穷财尽的日子，用一个钱，当得一个钱的实用。不但对于修陵、铸像、立纪念碑、修纪念堂一些不急之务可以停止，至于重修杨贵妃与与薛涛井一类的工作，更可以缓而又缓。固然有此工作之费，是出于要人的“捐廉”。然而有这笔款项，不如移作紧急国防或贫民教育的费用。修黄帝陵，还可以说是培植民族精神，修杨贵妃墓与薛涛井，不过只能供有钱的人去逛。杨薛两人，固然是最有名的美人，但是这种美人，只能祸国，只能迷人，有何功德值我们纪念？
   推崇前贤，不在乎形式上的敬拜与物质上的表扬，只在精神上的追随，天良上的效法。他们在史书里已占了万古流芳的位置，用不着我们一时的锦上添花。死人果有真功在国，实德在民，自有千秋万世的人，替我们花钱修坟、铸像、立纪念碑、修纪念堂，用不着我们现今费钱费力，我们何必急不能待？试问一些名贤名宦的纪念物，是当时修筑的么？
  俗语说“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才受穷。”歌德Goethe说：“生财之道，与其注意不利，不如注意小费。”一家用度费于柴米油盐者，并不甚多。只是不会打算，才能倾家败产。若以为任意支出一些小费，无关重要。其实，积少成多，足以家败人亡。家与国的情形相同。若以为这里用十万，那里费二十万是小事一段，不足计议。然而若用之不止。也足可使民乱国亡。只要稍读史书，就可以知道各朝乱亡的最大原因，就是取之于民，一毫一厘不放松。用之于官，成千成万随手去。
  吕坤说：“今之用人，每恨无去处。而不知其病根在来处。今之理财，每患无来处，而不知其病根在去处。”他这“来、去”二字，将明朝以及前朝后代，所以亡国的总原因，说了一个罄尽。
  古语说“量入为出”虽然是一句陈腐的话，但是足可行于万代而无弊。最新经济学纵然说了一个天花乱坠，著的书虽然数千万册，也出不了这四个字的范围。可惜，现今的人多是在外国的经济学上找方法，专靠一些经济学者寻门路。
  韩非子说：“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与亡国同事者，不可存”我读宋元明几朝将亡的时候的情形，再一反观我国的现状，我真怕亡国奴的衔名，不久要临到我国人的头上。时至今日，我国的要人，若不愿负亡国之责，我国的富人，若不愿尝乱亡之若，最要紧的就是将有用之钱，用于有用之地。
  国家的岁入，全是人民的脂膏，外债的抵借，全是人民的担负，天下各国，无不如此。然而既取之于民，就当用之于民。譬如用之于国防的设备，用之于生产的建设，一则可以使人民得保障，一则可以使人民增利益，人民当然表示同情。假若取之于民，而用之于不急之务，用之于消耗之品，人民当然大生反应。有冶国之责的人，对这种的支出，若不详加考虑，就是显然与民意为敌，不是要促短自己在政治上的寿命，也是要促成国家的灭亡。
  横征暴敛是亡国的根源，滥用轻支是亡国的引线。既然横征暴敛，而又滥用轻支，就是到了国命的尽头，《谷梁传》上说“财尽则怨，力尽则封。”人民一生怨怼之心，就必丧其乐生之念。人民若不以生为乐，国家决没有还可以存立的道理。
  不只家败出不了一个奢字，国亡也出不了一个奢字。
  家败，多因购买不急需的物品，多因讲求无益的应酬。国亡，多因滥施不急需的建设，多因耗于无谓虚文。
  李绘先生说；“家贫而结豪贵，无钱而喜多事，速败之道也。”不独居家如此，是速败的原因，立国如此，更是速亡的定理。
  贺琛说：“事省则民养，费息则财聚。”在上者若能静不多事，人民就不致多增烦扰。在上者若朝改夕革，不但钱财多所损耗,而人民也不得安居宁处。要知，加捐增税，人民还可忍疼贡献，惟独多烦多扰，百姓实在忍受不了。假若既向他们搜求，又催他们改良，他们实在支持不住。
  李恭说：“俭之自下，则涓滴。俭之自上，则邱山。”假若在上者“成大篓的撇油而向车辙里捡芝麻”，财政永远是要人不救出。
  李邦献说：“上节下俭则用足。”我国自维新改良，习染洋化以来，上不知节以为倡率，下不知俭以顾身家。这种现象，已是不祥之兆。
  官吏用自己的钱，如同抽筋剥皮。用国家的钱，等于扬沙洒土，一有这种现象，纵然没有敌国外患，也必民穷财尽，民乱国亡。
  我问一位朋友说；“一家若已经到了无米为炊，典当度日的时候，有修饰坟墓的没有？有修建花园的没有？”他答道：“天下决没有这种不会打算的愚人。”我国现今，对于恭维死人的消耗和对于摩登建设的支出，是不是就等于这不会打算的愚人?
  在我国现今这危急的日子，决无辨理“颂扬死人”的余力，若在这民不聊生的当儿，大耗财，表扬死人，非但不能振起民族的精神，反要惹动人民的怨愤。要知，人民的怨愤，较敌人的攻击更为可怕。并且，纵然将死伟人的铜像碑祠，立遍了全国，外人也不能因我国的伟人众多，肃然起敬，而奉表称臣。纵然将死伟人的坟墓遗迹，全都修整一新，外人也不会因我国的建筑辉煌，诚加保爱，而不忍摧毁。总之，国土若保持不住，连一切现代化的建设，也是徒为外人耗财费力。
  国是全国人的国，如同家是全家人的家。家长以血统之尊严，还不能任意妄用家资，要人不过为一国的“公仆”，岂可滥支国币。前者，某大学校长本来穷得无米下锅，他领到薪水之后，竟敢买了一个紫檀的书桌，闹得全家向他起了冲突。不但他低头认罪，邻居也派了他一身不是。他用自己的心血换来的钱，还不能购买不急的东西，何况国家的钱财，全是出于人民的血汗。要人又岂可背逆国民的心理，而随便开销，去办一些不急需的事务？若说我是强奸民意，阻扰建设，我决不惜粉身碎骨。因为我决不忍亲眼看见我中国的灭亡。
  钱，是国家平时的筋骨。钱，是国家战时的血脉。在平时滥用，决站立不住。处战时妄耗，是自求速亡。
  我所最不明白的是，自民国以来的要人用钱，就一掷几万或几十万万而不知爱惜。既然是由平民出身，为什么不了解民间的疾苦？对区区几万元，固然以为渺乎其少，岂知这几万元之中，有若干是人民卖儿卖女的代价！
  专制国所以不如民主国，是因为下情不能上，皇帝生长深宫，不知民间疾苦，浪费妄用，还有可说。民国要人，既然来自田间，为什么居然“好了疮，就忘了疼？”
  英谚说“用钱买你所不急需的物件，将来必要卖你所必需的东西。”我以为，国家若好办不急之物，不是奋勇图强，正是努力求亡。
  钱，如同火炭，聚合起来，就能用以做饭烧茶，假若抛在各处，立时就必化为灰烬。以我国的岁入而论，并不为少。所以屡觉不足，就是坏于随时随地胡乱抛掷。这些年来，只要有人能与要人接近，只要他能创出一种好听的名义，就能支领一笔款项。“研究学术”也罢，“整理文化”也罢，“复兴农村”也罢，经常费若干万元，至于成绩如何，只要你“朝中有人”，管保无人过问。反正是大家心照不宣，你不可揭穿我的黑幕，我也不必探查你的内容，所以只见领钱，不见出货。滥支妄费如此，国库焉得不空，民生怎能不困？
  所谓一国的圣贤，一国的伟人，必须是全国人民所公认的，而不是极少数的人所可以勉强捧起来的。极少数的人，在有势力的日子。固然可以硬将一个龟奴或一个婊子，捧得高与天齐，说他们如何有功于国，有德于民。但是在多数人的心里，还是要认定他们是龟奴是婊子，而决不肯认他们是圣贤是伟人。我以为，这种圣贤，这种伟人，只可称之为“蘑茹式”的圣贤，“蘑茹式”的伟人。因为他们是在昏黑的时候，突然钻出来的。只要阳光一射，立刻化为几滴臭水。本质既不实在，当然不能持久。
  要人全是“圣贤豪杰”，小民全是粪土毫毛。要人因试验政策，弄死几百万民命，也是为人民谋幸福。小民为维持生命，偷窃半升粗粮，也是有害于人群。要人善于假借国字民字，享尽荣华，受尽富贵，死了也是“为国为民”而死。小民不敢利用国字民字，受尽痛苦，遭尽颠连，死了也是为私为己而亡。所以，要人死了全是“殉国”，小民死了全是“殉私”。前者，就应大耗国币，举行国葬，铸像修坟。后者，就当箔卷席埋，弃在郊野，喂狐喂狗。
  报纸，固然可以称为民众的喉舌，固然可以称为代表民意的东西。但是任何报社也不能说，我这报是“民众喉舌”，我这报是“代表民意的东西。”因为民众这个名词，是指全国的人民而言，民意这个名词包含全国人民之意。苟有一毫偏私的念头，牵涉到私利、私图、私恩、私仇、私愤、私怨，就不可滥用民众或以民意做为题材。
  一个报社的编辑，学识无论如何高超，观察无论如何通透，也不配说他的言论就是民意，他的批评就能代表民众。一个编辑，既不能以私意为民意，以自己为民众，那么，也不可以少数人之意为民意，也不可以少数的人为民众，所以一个编辑，每逢要写到“民众”或“民意”的当儿，必须详加考虑，自问天良。否则，就是包办民众，包办民意。
  办报的人，若犯了包办民众或包办民意的罪恶，无论靠山如何高大，无论资本如何充足，也决不能支持长久。因为民众就是一个人公，民意就是一个天理，包办民众，就是违背大公，包办民意，即是拗逆天理。天理与大公，岂是可以任意假借的!若是可以随便假借，某某总统，何致贻议千载。某某军阀，何致身死名辱，以威风凛凛的总统，以杀气腾腾的军阀,还以包办民众，包办民意而遭失败，手无寸铁的办报的人，更不应擅违大公，妄逆天理。
  孔子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人，若想做一个真正的人，必不可模模糊糊的与众人同好恶。报，若想做一个公平的报，必不可模模糊糊的与众报同好恶。要知，众人或众报所排斥的人，未必不是一个光明磊落，心口如一的大好人。众人或众报推祟的人，未必不是一个媚世谐俗，欺人惑众的大骗子。
  有人说，这二十世纪是进化最速的时代。依我看这二十世纪，正是一个骗术最精的时代。以前的骗子，只能骗个人骗社会。现今的骗子，专能骗民族骗天下。
  以前的小骗子用诡计诈术，现今的大骗子用主义用学说。以前的小骗子，只能使人倾家荡产。现今的大骗子，专能使国亡民奴。以前的小骗子，骗了人之后，被骗的人，还能切齿咬牙，谋图报复，将骗子送至官衙，治以应得之罪。现今的大骗子，骗了人之后，被骗的人，还要心服口服，甘愿牺牲，将骗子尊为圣贤，敬以非常之礼。
  以前的小骗子死了，人全说是除了一害。现今的大骗子死了，人反说是典型犹存。世上既以受骗子的玩弄为文明进化，骗子就层出不穷，骗术乃日新月异。大骗子前引，小骗子踵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乎全人类全世界，就笼罩于骗术的迷雾之中，没有天光可见了。
  办报的人，或一党一派系的人，若捧某一个伟人、要人、名人、诗人、作家、或文学家，万不可专凭自己的或一党一系一派的私见，将他捧到三十四层天以上。万不可说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物。尤其是不可将全国的或全世界的等等形容词，任意强拉硬扯，加在所捧的人的身上。要知道这种包办民意的恶习，不但不能给所捧的人特别增光，简直是给所捧的人格外招骂。
  我中国在这二十几年里，所以国乱民贫，现今各国所以民不聊生，全是坏于极少数的人，背逆天良，欺人骗世，以私心私念，施行包办民意的政策。这包办民意的骗子们，若得了势力，小则骗社会，大则骗国家骗世界。这包办的流毒，若不能洗除世上决没有太平的日子。若想不用武力而去净包办的政策，最好是将他们一班骗子们所说的包办的话，认作鸡鸣犬吠，由着他们胡喊，我们小民，偏不听他们那一套。
  有权势的要人，可以不顾声名。掩耳盗铃，障目捕雀，包办民众，包办民意。办报的人，即操言论之责，万不可对“民众、民意”等字，强拉硬拉，模模糊糊。譬如，若说“某人和全体民众．欢迎某某要人”“某处的全体民众赞成某种团体”，办报的人，必须身临其境，亲见某处多数的人民，真有这种举动，才可用“民众”二字，必须人人参预，一个不剩，才可加添“全体”二字，以为形容。
  做买卖，为销货起见，或可以张大其辞。办报的，为报告消息，只可据事直书。譬如，说某要人或某学者之死，参加送殡者，若千万人。只可以按执绋者的人数计算，切不可将看热闹的人，也算在其内。这样固然给死者锦上添花，但是就犯了包办民众或包办民意的罪恶。
  前者，某人死了，某报竟敢说“口口先生之死，实在是全中国的不幸，也是全世界人类的不幸。中国失去了一个这样伟大的‘导师’，全中国的民众，当然也没有一个不掉泪的，也可以说，全世界的人类，没有一个不悲痛的。”这个报社，不仅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且是以极少数人的私心，揣度极多数人的公心。不仅包办中国的民众与民意，尤且扩大那包办的范围，连全世界也敢包揽无余。我以为，这种“包办专家”实在是胆子太大，脸皮太厚。因为，他如何能断定“全中国的民众没有一个不掉泪的”，他怎么能推测“全世界的人类没有一个不悲痛的”？
  一个不读书认字的寻常人，无论如何善于言谈，他的话在一时之间，仅能传入几个人耳里，受影响的范围太小。他的话或善或恶，也积不了大德，也作不了大孽。惟独一位学者或一家报社，一动笔墨，一发言论，不仅在一时之间，影响百千万人的心田，并且可以传遗到天下后世，受感应的范围太大。若持论公正，就能为人群生无穷的福利，若发言偏邪，即可给人群造无限的罪恶。正所谓，一言兴邦。 一言丧邦。学者与报社所负的责任，既然如此之大，发言立论，岂可只顾一时的私利而不详加考虑。
  现今，有名的学者与有名的报社，既被人称为群众的“导师”,学者与报社，就当顾名思义，尽“指导”的责任。所谓“导师”者，必须自己先能辨清了方向，将群众引导着走入光明正大的坦途，万不可学瞎子引瞎子，一齐行进斜曲不平的险路。所谓坦途，就是平平常常的真正安稳的大道。这个大道已经被我们的先人走了几千多年，显然万无一失。所谓险路，就是奇奇特特的右倾的捷径，这些捷径才由一二外国的学者发见，未必妥实可靠。有名的学者也罢，有名的报社也罢，既然处于“导师”地位，就不当自显聪明，以身试验而连累群众一同踏入不可挽救的绝境。
  群众的“导师”这个尊衔，岂是可以随便胡乱使用的。极少数的人，认定任何一个人，是他们少数人的导师，并不致招起反感。应为那是他们的自由。假若笼统地说某人是群众的导师，那就是任性包办民意，包办比意，就是极大的专制，以孔子而言，别说是中国多半数的人所尊崇的至圣，然而因为有人主张定孔教为“国教”，还有人提出抗议。何况是极少数的人，硬将他们所崇拜的称为“群众”的“导师”。
  皈依一种宗教是一种信仰，尊崇某一个人为导帅，也是一种信仰。既是一种信仰，信与不信，仰与不仰，万不可包办民意，强人从已。也不可心无定向，舍己从人。况且“信仰自由”四字，是世界国家所主张的，也是我国约法所载入的，你不能强令我信你所信仰的神，我也不能强令你尊崇我所尊崇的人。不但用强力，使人信仰使人尊崇，是侵犯别人的自由，就是不得着许可、承认而擅自将别人算入信徒以内，也是违犯了民主国家的条例。耶稣教徒既不能说人人全是耶稣的信徒，那么，极少数的人，更不应当随便乱说他们所尊崇的某人，就是“群众”的“导师”。
  王嫱那样美，还有人说她不美；黄巢那样恶，还有人说他不恶；岳武穆那样精忠报国，还有人对他斩草除根；魏忠贤那样险恶狠毒，还有人为他修建生祠。一时的颂扬，岂足为凭；一时的毁谤，保足为据。白玉上涂抹狗粪，不能污了玉的本质，至终仍必发见玉的光辉。狗粪上涂抹香粉，不能增了粪的价值，到底还要泄出粪的臭气。所以，知道自爱的人，决不以自己一时的私见或随着少数的人的一时之见而捧人，也不以自己一时的私见或随着少数人的一时之见而骂人。
  孔子那“万世师表”的尊衔，孟子那“功不在禹下”的美誉，决不是在他们将死之后，就被人喊起来的。全是经过数千百年，经过无数人的考究，才下的断语，才成了无可反驳的定评。在孔子将死之后，孔子的门徒并役有大喊“我们的先师是万世师表”，孟子的朋友也没有乱喊“我们的孟轲的功不在禹下”。那么，现今的少数人，又何必努力呐喊，说“我们的口口是中国民众的导师”，“我们的口口是全世界人类的救星”。要知，现在若将他“捧得太高了，捧过了火”并不是真爱他。
  近十几年来，我国骂人的艺术并没有进步，惟独捧人的手段真是超绝千古。就以前年新月书局那广告而言，足可以给他们所捧的人，招生许多不利。因为某学者在那书局里发售一本大作，那书局就大吹大擂说“中国文父”某先生近作某某书出版……。我看了之后，几乎使我气破了肚皮。因为，“父”者，母之丈夫也，自己之爸爸也。什么恭维之词不可使用，为何竟因捧人而自处于儿子之辈。他们呼某学者亲爹活祖是他们的自由，为什么硬给中国的文上加上一个爸爸。
  我中国，现今固然有极少数的人不认亲爹，但是也不可随随便便用父字作捧人的材料。所以，用父字恭维人之前，应当首先查一查字典，翻一翻辞源，以免吃亏。在古罗马，虽然有称元老院议员为父的前例，但是那个父字，正与我国古时称年高有德且执掌教化者为“父老”的意思相同。罗马教徒虽然称掌教的人为父，但是那个父字译中文必为‘神父或教主’，用洋文写且必须以大字母起首，以为区别。古罗马人，虽然称低伯河Tiber为父，古伦敦人，虽然称晤士河为父，那是因为他们将这两条河，认作人民的保障。也并不是可以随便将一个父字，加在任何一人或一物之上。
  有人说某书店称某学者为中国的“文父”，是因为他是首先提倡白话文的人。并且按英文父字(Father)，有“创始者”Founder或“起始者”Originater意义，譬如美国称华盛顿为国父，中华民国称孙中山为国父，因为美国是华盛顿创建的，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创建的。我说在华盛顿以前，并无美国，在孙中山以前，也无中华民国，美国由华盛顿而生，国民党由孙中山而起，所以华盛顿被称为美国的国父是可以的，孙中山被尊为国民党之父（简称国父），也是可以的。但是中国文，决不是某学者所创出来的，他怎么可称为中国的文父？
  中文既不是由某学者所发明的，那么，就不可将他呼为中国文父。不但文言不是由他开创，白话文也更不是由他发起。若说白话文是他提倡起来的，那么，在前清末年，创办白话报的那些人，岂不是比他还早。他若可以称为文父，那些创办白话报的人，又当称为什么?宋朝那些用白话作语录的人，更当称为文什么？我以为若称他为“新式白话文的文父”还可以将就得下去，若强呼他为“中国文父”，未免是数典忘祖，未免是只知有孩子，不知孩子有爸爸。
  假若，某学者的文章作得好，就得称为文父，那么，凡是某一行某一艺中的出色的人物，就当得着一个父字的尊称。譬如，做官做得出色，就当称为“官父”，拉车拉得出名，就得称为“跑父”。做贼做得神奇，就得称为“偷父”。依此类推，极有名的婊子就当称为“淫母”。极有名的舞女，也就当称为“跳母”了。这个恶端一开，岂不是爹妈太多。
  天良是能分辨是非的一种感觉。世上的活物虽然繁多，只有人类独具这种感觉。所以说，人类独有天良。也可以说，惟人类有是非之心。人类所以称为万物之灵，并不是因为知道高于万物。乃是因为有这种能分辨是非的感觉,使人类超出于万物之上，而不与禽兽虫鱼合群为伍，相提并论。
  知道自重自爱的人，对于捧人或骂人，对于拥护或排斥一种学说（或主义），自己必先详加精细的考查，缜密的研究。不可仅看一面，而忘却了多方面。不可只顾一时，而忘了永久。不可只为一部分人着想，而不为多数的人关心，只要自已的天良认为是，虽然天下人全骂一个人，全排斥一种学说（或主义），而自已偏要捧他，偏要拥护他。只要自己的天良认为非,虽然天下全捧一个人，全拥护一种学说（或主义）。而自己也偏要骂他，偏要排斥他。
  是就是善，非就是恶，是就是正，非就是邪。人能分辨善恶正邪，就是有是非之心。人不能分辨善恶正邪，就是无是非之心。无是非之心，也就是没有天良，也就是失去了做人的资格，简直是对不住人字的名称。
  现今，我国有一班知识阶级的人，因为失了分辨是非之心，遇事只以名人的言论与观察为标准，只要有几个名人捧谁骂谁，自己也就不问是非，瞎跟着捧，乱随着骂。至于为什么捧，为什么骂，应捧不应捧，该骂不该骂，自己也莫名其妙。不过以为捧某人的名人多，我若随着捧，我就可以被人挤入名人之列。不但对于捧人骂人，是如此，甚至对于一种学说（或主义）的迎拒，也是以名人的趋向为转移。这种人，未当不以为自己聪明绝顶，其实是昏聩已极。
  “天良”永远时兴，“真理”永不落伍。天下有不同的人种，无不同的天良。天下有不同的事务，无不同的真理。人类虽然进化，化不了固有的天良。科学虽然神奇，变不了永存的真理。
  你的言行，只要本乎天良，就合乎真理。,只要合乎真理，就能打动人的天良。凡不能被你所感应的，他的天良必是一时受了蒙蔽。然而我们不要着急，因为他只要是一个人，他的天良终有发现的时候。
  不要怕不合别人的心意，先要怕有愧于自己的天良。不要怕别人跟你作对，先要怕你的天良向你谴责。你若这样支持下去，别人的心意，也必能慢慢地对你表示同情，跟你作对的人，也必慢慢地成了你的同志。
  是非之辨，如同白黑之分，并没有什么神奇奥妙。因为合于天良，不背真理，就为是。反背天良，违逆真理，就是非。可行于永久的就为是，只可行于一时的就是非，平平常常认为是，奇奇怪怪就是非。尊重本国文化，顺合本国民情，就为是。破坏本国文化，背叛本国民情，就是非。
  肉眼不瞎，必能认黑白。心眼不瞎，必能辨是非。肉眼瞎了，不过成为人中的残废。心眼一瞎，就必化为人中的禽兽。山林中的禽兽，还知爱惜自己的巢穴和自己的同类。人类中的禽兽，反能毁坏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国人。尤可恨的是这种禽兽，肉眼与心眼，并非真瞎，而愿意要行瞎心瞎眼的事。
  在我同四万万五千万人里，得受教育的，不过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里，受过充足教育的恐怕不足千分之二十。在这千分遮二十里，肯于著书立说的，恐怕不足万分之二十。在这万分之二十里，能够成为一个名闻全国的学者，也不过只有几十个人，在这几十个人里，能够成了被中外皆知的学者，也不过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对国家兴亡所负的责任，我以为比全国的要人和全国的官吏，所负的责任还大。
  我国全国现今仅仅有十几个名闻中外的学者，足见是产生不易，按理，我国人民对他们，应当视如无价之宝，力加重视。然而，事实竟适得其反。我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不但不对他们力加重视，并且甚至要“食其肉，而寝其皮”。这个原因不是我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全都有目无珠。乃是因为这十几个名闻中外的学者之中，多是不知自爱。他们所以成名，不是因为学优识超，行端履正，而是因为标奇立异颠倒是非，崇拜外洋，蔑视祖国。
  古谚说：“美女入市，恶女之仇。”美女并不妨碍丑女的出入，他们所以“仇”不过是起于嫉妒之心，在无知无识的禽兽之中，还不能免除。何况在人类之间，你若假造谣言，向丑女挑拨，说“美女有毁你之意”，丑女听到耳里，当然要和美女势不两立。
  挑拨鼓动的言辞，最易入_人耳。劝解调和的话，最难动人心。现今中外的新圣人，所以容易成名，就是全由挑拨、鼓动人的嫉妒之心下手。
  古人说“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动人以书。”这第一句，凡是一个人，全能做得到，这第二句，惟有读书的人，才能做得来。或惜我国自从染了洋毒以来。不读书识字的人，多以为“一时劝人以口”是最好的处世之法。读书识字的人，多以为“百世动人以书”，是最好的成名之术。甚至你发言立论，愈是背乎真理，反乎自然，叛逆伦常，颠倒是非，愈有人捧你为民众“前进”的明星，尊你为人类“解放”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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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的人，全有私心，全有弱点。你若能看出这个私心之所趋，弱之所向，然后再迎合私心恭维这个弱点，发言作文，你立时就可以得到多数人的同情。你若再能假借好听的名目，发些瞒心昧己的学说，创些口是心非的主义，你不久就可以被人尊为“伟大的导师”。甚至，你虽遭了天诛，人还说你的“精神不死”。然而，你不必因羡慕而欲追学。当知这种“成名”的方法，不过如同做贼养汉“发财”，来路既不正常，享受也不能长久。
  古时中外的学者，所以流芳千载，只是因为传布平平常常的真理，劝人为善，导人修己。现今中外的学者，所以名显一时，只是因为创造奇奇怪怪的邪说，引人纵欲，诱人责人。以古人的真诚，劝化人心，而谋人类的安和，还不能完全成功。以今人的虚伪，诱导人欲，而求人类的幸福，岂不是南辕北辙。照这样诱导下去，也不过是使人类退化为毫无理性的两足动物，彼此互杀相食而已，岂能再有幸福二字之可言。
  读书的人，有两条命，有两个嘴。不读书的人，仅有一条命，一个嘴。读书的人，不但嘴可发言，笔也可以说话。不但生在世上是活着，躺在土里还是活着。因为他的著作，若得传流下去。他的骸骨，纵然化为灰尘，他的文章还能替他宣讲。可见，读书的人的第二个嘴，能水远不烂，第二条命，能永远不死。
  读书的人，既然比不读书的人多有一个嘴，多有一条命，就当善用这个嘴和这条命。发言，就当本乎天良，要为有益于世道人心之言。著书，就当认清是非，要为有益于世道人心之书。不要为一时的富贵权势，讨人的欢喜。不要为一时的贫贱屈辱，灭自己的天良。一个读书的人，尤其是一个著作家，果能这样坚持到底，活着就可得到自己精神上快慰，死了也可以对得起那块埋尸的黄土。
  现今所谓“文坛健将”，所谓“前进作家”，据我研究，他们所以被青年人所欢迎，多是因为善于迎合青年的心理。譬如，青年人多“好异喜新”，他们就大骂古人古书。青年人知识将开，性欲正盛，他们就提倡社交公开。青年人多好玩乐放荡，他们就主张平等自由。青年人多不满现状，他们就鼓吹改造社会。青年人多以为国文难读难学，他们就主张文学革命。青年多好写别字，他们就狂言改革字体。青年人多富于进取的心志，他们就提倡“站在时代的前端”。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总统而言之，凡是青年人所欢喜听的，他们就努力倡说，凡是青年人所不欢喜的，他们就主张打倒。青年人未尝不将他们认为“知己”，岂知在不知不觉之间，就给他们当了求名谋利的“梯子。”古人说：“顺吾意而言者，小人也，急远之”青年人若不愿受欺骗，若不愿生后悔，最好是将这句话牢记在心里。
  儿女，惯认父母为专制。媳妇，惯认婆婆为严苟。仆役，惯认主人为凶暴。店伙，惯认店东为刻薄。青年人，惯认老年人为顽固。劳力者，惯认劳心者为闲逸。农工，惯认士商为安乐。
  在上者，疑在下者的少，在下者，怨在上者的多。得意者，疑失意者的少。失意者，恨得意者的多。用“挑拨”的方法，使在上者或得意者，对在下者或失意者发生恶感，八九不能成功。用“挑拨”的方法，使在下者或失意者，对在上者或得意者发生怨恨，自然百施百中。
  天下，为儿女的多，为父母的少。为媳妇的多，为婆婆的少。为仆役的多，为主人的少。为店伙的多，为店东的少。总而言之，居人下的多，居人上的少。青年人多，老年人少。无产阶级多，有产阶级少。劳力者多，劳心者少。农工多，士商少。统而言之，不如意的人多,如意的人少。然而，这也不过是一时的现象。因为，儿女、媳妇、仆役、店伙，未尝没有为父母，为婆婆，为主人，为店东的希望。青年人、无产阶级、劳力者、农工，也未尝没有为老年人，为有产阶级，为劳心者，士商的时候。人生是变动的，世事是循环的。居下，又何必怨。失意，又何必恨。然而，居人下的人和不如意的人，多不明此理。所以，大骗子们就利用这弱点，创出一些诱人惑世的邪说，将这种人下的人与不如意的人，玩弄于股掌之间。
  在上者少，在下者多。如意者少，失意者多。这是天下不能避免的定则。居下，则怨。失意，则恨。这是古今难变的人之恒情。古往的圣贤，知道在上，在下，得意，失意不是一成不变的定理。所以创出“安分”与“认命”的学说，力加化解，以保家庭的安宁，以维社会的秩序。现在的大骗，也知道这种情形，可是，为谋自己的权势，故意发明“竞争”与“奋斗”的主义，力加挑拨以毁家庭的和谐，以破社会的安宁。结果，化解的方法，不易成功。而挑拨的手段，反大得其效。这就是大道正理，虽入人耳。邪说浪语，易迷人心。世道如此，焉能不乱？
  迎合人的心理是发财成名的“不二法门”。做生产的，若善于迎合买主的心理，货物就能畅销。属员若善于迎合上官的心理，职位就可以超升。报纸若善于迎合阅者的心里，销路就可月增日进。著作家若善于迎合读者的心理，作品就能风行一时。专以著作家而言，处于这人欲横流、天良破灭的今日，若讲道德，说仁义，不但不能发财成名，反要闹得怨声四起。假若倡人欲，导淫邪，不但可以成名发财，且必可以被人称为文坛健将。
  按人的恒情，贱则想贵，穷则思富、劳则想逸，困则思通。满意的少，失望的多。能随遇而安的少，欲改造环境的多。低头苦干的少，妄求一逞的多。这固然是人类所以能进步的原因，也未尝不是人类所以遭失败的根由。然而，我以为守分尽职，才是成功的捷径，急躁侥幸，是人失败的绝路。任自己一时的躁妄，而遭了失败，还不足为耻。受别人一时的引诱，而陷入死途，实在是可羞，前者，还有汉子气。后者，只是奴隶性。
  大丈夫为改造环境，做贼也可，为盗也可，千万不可为大贼手下的小贼，千万不可为大盗手下的小盗。传骗人的主意也可，布惑世的学说也可，务必要为主动人，千万不可为被动者。
  孟子说：“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是说人贵自主，不贵因人。假若必得受了文王的教化，才能发奋做一个好人，也不过是一个凡庸的人。学好尚且以“自动”为贵，何况是学坏，那么，随大盗而起者，岂不是一个“凡盗”？
  叔苴子说：“狎兽者，乃欲掩兽者也。骗鸟者，必非罗鸟者也。”这个比喻，颇有哲理。现今青年的人，全应当牢牢地记住，以免上当。要知猎兽捕鸟者，全是对鸟兽假装亲近的人。欲利用人，欲欺骗人的人，也全是对人假装亲厚之辈。野心的学者或野心的作家，所以对你们大送秋波，大施媚态，所以专讨着你们的心意而言，全是老虎戴佛珠的现象。若被那慈眉善目，念经专用的佛号而迷，必定变了虎口之肉。
  人的一生，所以能显亲扬名，达到成功的地步，多是由于自己的奋勉。人的一生，所以辱名丧节，归于失败的结局，多是因为别人诱惑。交友，投师，固然是人生所不能免的，但是，若交不到益友，不如不交，投不到良师，不如不投。不但交友投师是如此，读书阅报，也是如此。假若不查作者学术的邪正，而仅以作者的名声才艺为阅读的标准，在不知不觉之间，就能受了不良的影响，误了自己的前途。
  读书阅报，比交友投师，还容易受感应被传染。交友投师，对师友的言行，还可以当面质问。读书阅报，只能听作者的一面之词，而无法分诘。因为交友投师，如同观戏，唱戏者的“唱”与“做”，必须一致，才能受人的欢迎。阅报读书，如同听留声机，唱得好坏，可以判断，至于唱戏者的做派如何，则无从考查。阅报读书，只能听到作者的言，并不能见到作者的行。所以唱戏的无法骗人，而著书与作报者骗人则非常容易。
  受了师友的诱惑而为非作歹，惹祸招灾，还可将罪过向师友身上推卸，别人也怨恨他的师友。受了书报的诱惑而行恶作乱，招灾惹祸，只有自己担承，著书与作报的人，还可在一旁看热闹。从来不读书识字的愚人犯罪，多是因为受了狐朋狗友的牵累，现今读书识字的青年犯罪，多是因为看了邪书谣报的影响。
  人生本是一件苦恼的事，详细一想，简直是一点滋昧也没有。不但为自己想一想是苦多乐少，替别人想一想也是乐少苦多。我以为，只有一个求乐之法，就是竭力使别人减少痛苦。人类虽有种族之分，国籍之别，但是全人类都是息息相关，正如一个身体一部分若感觉痛苦，全身各部分也不能感觉舒服。
  俗语说“为善最乐”。为善也就是使别人减少痛苦的方法，你若不以这话为然，你就可以亲自试验试验。你周济一个苦人之后，心中觉得如何。你打骂一个苦人之后，心中感觉怎样。这不过是一个浅显的比方，别的较大的好事坏事，也是如此。可是，别人快乐了，你也能快乐。别人烦恼了，你也生烦恼。这就是人类息息相关的凭证。
  人类的真幸福，决不是可以用“相杀相斗”的方法所能谋到的。这种拙劣恶狠的行为，只可行之于两翼之间，头向天脚踏地的万物之灵（人），万不可与鸷禽猛兽趋于一致。禽兽以残杀的恶行，谋自己的利益，是因为它们没有能自反、自责的天良。人既比禽兽多有一个天良，若欲谋人间的真幸福，也非由自反、自责入手不可。
  人类中的痛苦，多是起于不知自反、自责的人。国际间的战争，全是起于不知自反、自责的国。人，能自反自责，才肯为别人想。国，能自反自责，才肯为别国想。肯为别人想，就不致因求自己的利益，而扰害别人的安宁。肯为别国想，就不致因谋己国的盛强，而破坏别国的安全。肯为别人想，别人也肯为你想，肯为别国想，别国也肯为你国想。这样才能谋到人类的真幸福，才能谋到国际的真和平。
  人，决不能靠打架斗殴求生存。家，决不能靠欺邻霸里求兴旺。社会，决不能靠你排我挤谋进步。国，决不能靠你争我战求富强。人欲谋生存，必须刻苦自励。家欲谋兴旺，必须各尽职责，社会欲谋进步，必须相爱互助。国欲求富强，必须亲仁善邻。
  前天，我正作稿，忽然听到一阵唧唧的惨声，由窗外的榆树上发出来。我立刻跑出查看，才知是一个小家雀，被一只鹞子抓走了。我因此以生三段感想：第一，假若生物是上帝造的，上帝未免太不公平。第二，我悔不早一步出去。第三，我的住所，既是租赁的，我不该种许多的树木。我不种树，当然招不了小鸟来。既无小鸟，当然这种惨事决不致在我的眼前发生。我若早出一步，或能不给鹞子留下为恶的功夫。上帝在造物的起头，若详加考虑，决不致有以杀生为生的鸷禽猛兽。可是，我又一想，上帝之有无，还不得而知，何必将不是向他身上推。我不种树，小鸟若落在地上也免不了被鹰鹞杀害危险。我纵然出去早一步，我既不能飞，也救不了那小鸟的性命。追原祸始，还是怨那一只鹞子，残忍不仁，我又细一想，鸷禽猛兽，既生成勾嘴利齿不能以植物为食，当然必须吃肉，肉既不能像草那样由土里出生，鸷禽猛兽不得不以杀生维持自己的存活。并且，禽兽既无分辨善恶之心，虽觉残暴不仁，也不能说他们是有意为恶。人本是能分别善恶的万物之灵，有时比鸷禽猛兽所行的恶，还要恶狠万倍。若只知责骂禽兽，岂不是见小忘大，舍近求远。
  鹞子若此替家雀想，它必不忍贪一时之饱而害了家雀的一生之命。并且，家雀也有配偶或有雏儿。伤了一命，毁了一窝，岂不是世间最残忍的事。但是，鹞子不是不肯替家雀想。它是不会替家雀或任何小鸟想。它所以不会，是因为它没有辨别是非的天良。假若它能有天良。我想它也能发现不忍之心。
  鸷禽猛兽，杀生害命，维持自己的存活，虽然残暴不仁，可是弱小的禽兽，并不见绝根断种。第一，是因为有天然的限制，使鸷禽猛兽的种类不能特别繁衍。假若虎豹像麇鹿那样多, 麋鹿早已绝了踪迹。假若鹰鹞像燕雀那样多，燕雀早已断了根苗。第二，是因为鸷禽猛兽，只以当时果腹充肌为度，并不知为将来预备，并不想为子孙图谋。由这两点看来。造物之王，于不仁之中，还有一个极大的仁理。鸷禽猛兽，于残恶之内，还有一个不贪的美德。
  人骂残暴恶狠的人为禽兽，实在是攀得太高。人骂乱伦无耻的人为禽兽，也是比得太重。禽兽虽残暴恶狠，它们并不能自知。禽兽虽乱伦无耻，它们也不能自晓。本着“无心为恶，虽恶不罚”的道理，禽兽本是无过无罪的。人既有辨别是非之能，偏要背逆天良，故意残暴狠毒乱伦无耻，岂不是有心为恶。以“有心为恶”的人类与“无心为恶”的禽兽相提并论，我实在是替禽兽不平，实在是替禽兽呼冤。
  人若不愿退处于禽兽之下，最好是善保这个唯人类所独有的天良。只要天良不失，永远不致专为自己想而不替别人想。永远不致专求自己如意而不管别人死活。自从邪说畅兴以来，人已不知为人想，国已不知为国想，足证是天良已经与人分了家，眼见人类就要彼此相食了。可叹一班知识阶级，还以为这就是进化的现象。照这样向前进化，也不过是只能“进”为禽而无两翼，“化”为兽而少两足，简直是似禽而不够资格，像兽而不够程度。
  你自己胸中的天良，若能战胜你胸中的人欲，你就能发现真正的快乐。真快乐也就是金钱所买不到的真幸福。你胸中的人欲若战胜了别人胸中的人欲，别人的人欲也必要向你图谋反攻，你纵能得着一些幸福，你胸中的天良，也必不容你安安稳稳的享受。人既向你反攻，你的天良又向你挑战。你就要发生金钱所解不了的真痛苦。
  “有竞争，才有进化”这一句话，也有两个竞争的方向。是在学术道德上，不肯落于人后。一是在权势利禄上，不肯容人占先。本着第一个方向走，上则可“进”为圣，中则可“化”为贤，不及也可以成为一个于已有利，于人无害的好人。本着第二个方向走，上则可“进”为民贼。中则可“化”为盗匪，不及，也必能变成一个徒具人形，徒以人言的禽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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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


  对学识不知足，是成名立业的基础。对财势不知足，是亡身丧家的根由。
  至诚可以动鬼神，何况活人。虚伪不能欺禽犬，何况活人。
  小禽小犬，全欢天喜地，快乐无忧，是因为少经事故。老禽老犬全愁眉不展，丧气垂头，是因为饱经阅历，人类也是如此。
  老猫老狗，责骂小猫小狗轻浮躁妄，小猫小狗，讥笑老猫老狗萎顿颓唐。其实，老猫老狗，正在小的时候，何尝不轻浮躁妄。小猫小狗，到了老的日子又何尝不萎顿颓唐。可见小猫小狗并不是识时务的俊杰，老猫老狗也不是不识时务的浑虫。
  当进而不进，是自暴自弃。应退而不退，是不知自量。
  许多好人，被穷字毁了。许多好人，被富字毁了。我以为不穷不富，才容易养成完善的人格。
  办公事不可存私见。办私事不可无公心。办公事存私见，必致祸国。办私事无公心，必致害人。
  非英雄不肯认过。非大英雄不能改过。不知自己有过的是混蛋。知过而不肯改的，是大混蛋。专以为别人有过的，是最大的混蛋。
  青年人须多受压迫，方能灭除许多骄妄的毛病。老年人须多得安慰，才可振起衰颓的心情。青年人不遇压迫，如同树木未经修剪。老年人不得安慰，如同枯根再受霜侵。
  男子的学问思想，须如指南针，有一定所指的方向。不可如时髦妇女的衣饰，永没有一定的标准。妇女的衣饰，只知趋新，只知盲从，不辨美恶，不顾卫生。闹得终日惶惶，无所适从。
  泥古是顽固。趋新是轻浮。大丈夫要择善而从，不为古人所愚，不受今人之骗。天下虽乱，我心不乱。天地可变，我心不变。如此方能挺然立于天地间。
  在打倒一切之先，先须打倒自己的私心。在建设一切之先，先须建设自己的人格。私心如重担，重担不除，不能实行打的举动。人格如精神，没有精神，不能行建的工作。
  人类有过去、现在、未来三千思想。禽兽只有现在一个思想。思想愈多愈苦恼，所以禽兽比人类一快活。人类有衣食住三样负担。禽兽只有食住两样负担。负担愈多愈劳累，所以禽兽比人类清闲。
  人对于已过的最系恋，对现在的最忽略，对未来的最注意。其实，对过去的追想无益，对现在的须聚精会神，对未来的不必打算。若将现在的，尽力而为，不做害人的事，将来自有好的结果。
  为善如登山，一步一步地走去，终必达到极高的境地，便觉神清气爽。为恶如掘井，一铲一铲地挖去，终必达到极深所在，立觉眼迷神昏。并且登山，用力小。掘井，用力大。结果，登山者容易下来。掘井者不易爬出。
  对贫苦的人，说一句好话，胜如对富贵人献干句谀言。一句好话可以叫开贫苦人的心门。千句谀言，不能激得富贵人的一顾。
  穷人为富人尽十分力，富人尤以为少。富人为穷人尽一分心，穷人则以为多。所以俗语说“宁给穷人一口，不赠富人一斗。”
  人生，快乐是短促的，烦恼是长久的。生活的年数愈多，所认为快乐的事愈少。
  世上没有真快乐。我们所认为快乐的事，若达到目的，未尝不是以为是真烦恼。
  拉人力车的羡蔡坐汽车的。其实坐汽车的人，心中有时不如拉人力车的安逸。坐汽车的横行直冲于街市中，仿佛是逍遥自在。其实未尝不是去奔走权门，屈膝献媚。未尝不是去追妾捉奸，畏罪潜逃。
  女子以为男子快乐，男子又以为女于快乐。小儿以为大人快乐，大人又以为小儿快乐。贫人以为富人快乐，富人又以为贫人快乐。女羡男，男羡女。小愿人，大愿小。贫慕富，富慕贫。人生不过是这山望着那山高而已。
  名誉如同人的影子。影子的大小曲直，只看你的身体形式如何。名誉的好坏忠奸，全以你的品行邪正为断。
  人若肯说良心话，开口第一句，当说自己不是好人。人若为自己作传，首章第一句，当说我是为自己造谣。若为别人作传，开笔一句，当说我是替别人说谎。
  读书愈多，阅历愈深，愈以为自已无知无识。读书愈少，阅历愈浅，愈以为自己多智多谋。欲知人胸中知识多寡浅深，须观察他的言行动作。他若张牙舞爪，趾高气扬，必是一个半瓶醋，必是一个纸老虎。
  现今，好人多被人讥为无用的人。人所尊为有用的人，又多不是好人。
  有名的医生，给人治好了病，人说他是医术精深。无名的医生给人治好了病，人说他是碰巧了。
  少年老成四字，现在被一般人，误认为污辱青年人的名词。其实是说少年人而有老年人的阅历。青年人，既有勇气与毅力，若再有老人的阅历与经验，做事自能少有失败。我以为，少年老成四字，正是青年人最好的荣誉。
  人与其他动物，在幼稚时代，因被一种好奇心所驱使，最容易不顾前后而遭受欺骗，陷入苦恼，轻则受伤，重则丧命。我在幼年，最喜欢用夹子与拍网捕鸟。所得的雀鸟，全是未脱黄嘴的。我问先堂兄：“为什么捕不着老鸟？”他说：“老鸟有阅历，小鸟不听话，所以被你捕住了。
  人若先将自己明白透了，世上一切物理人情，无不迎刃而解。若对自已还不了然，纵能读古今的书，观遍天下的事，也不过是模模糊糊，得不着实在。世界就如同一本大书，自己就是全书的提要。
  由书本得来的学识，不是真学识。由书本得来的经验，不是真经验。欲求真学识真经验，须抛开书本，对人情物理，随时随地用心考究。我愈读书，愈不会为人，不能做事，从今以后，我不再读书，我立志先读人。
  俗语说：“活到老，学到老”，可见人生就是学。只要活着，就得学。学到死，也不过是逃学，并没有毕业。人若自以为学足了，那是妄自夸张。若说某人学成了，那是替人吹牛。若自以为学识过人，形骄气傲，那是恬不知耻。若讥人学识不足，那是不知自量。
  人生就是学做人。可惜人生短促，费尽心力，朝夕研究，将要入做人的门径，就要变鬼了。这真是一件可憾的事。
  我自二十岁以后，学问退减，只练成一个顽梗不化，不肯受骗的本领。无论人说得天翻地覆，我心自有一定主见。我只肯受妇人女子之骗，然而也是明知故受。男女之性，既根本不同，男子受女子之骗而为她们的奴隶，并不可耻。若男子愿受男子之骗而为他们牺牲，实在可叹。
  我见两个人力车夫争吵。甲强乙弱。甲不善言辞，乙口齿伶俐，甲默不出声，乙跳叫不止。甲忽然伸出巨灵之掌，向乙的脸上连加攻击。乙连哭带骂，自指鼻尖说：“你……你……你敢打么？”甲不言不语，又恶狠狠地重打了乙几下。打完，拉着车走了。乙还是站在那里，自指鼻端，大声喊叫着说：“小子啊，你……你敢打太爷么？”我实在佩服甲的手，我更佩服已的嘴。然而甲的手是争强的手，乙的嘴是招辱的嘴。
  穷人以命换钱，阔人用钱换命。命可以换钱，可是钱终不能换命。足证命比钱贵。
  服从家庭的尊亲，服从适宜的师长，不是奴性。正如服从真理，不是盲从。
  心服口服而后从之，是真正的服从。吠影吠声，不辨邪正而亦从之，是真正的盲从。
  人生就是碰钉，碰一回钉子，长一分见识，增一分阅历，做的事愈多，碰的钉子愈多。没有碰过钉子的人，必是没有做过事的。不过，聪明人能因别人碰钉子，而增见识而长阅历。糊涂人虽碰了钉子，还不知是钉子，必待左碰右碰，碰得体无完肤，不知钉子的厉害。
  老年人，遇事退缩，并不是生来畏缩，是因为被钉子吓怕了。青年人，遇事猛进，也不是生来勇杀，是因为还未受着钉子的教训。
  富人与穷人，多不能得天然之死。因为有钱的人，多是被药毒死的。无钱的人，多是为钱愁死的。
  对贫民施舍一枚铜钱，他们就认你是恩出格外。为子女遗留黄金万两，他们也认你分所当然。
  一个父亲能养育十个儿千。十个儿子反不能奉养一个父亲。
  心即是佛。心即是上帝。若问心无愧，何必念经礼拜，若问心有愧，又何必念经礼拜。果有神佛，神佛决不受骗。果有上帝，上帝更不易欺。
  我的先父，穷困半生。临终，虽未给我遗下分文，可是留下破屋六间半，旧书数百部。我因是不孝之子，屋与书全经我卖了花了。现在我已悟悔，我若幸而有子，他也必遗传我的劣性。所以我发誓，我若有钱财有东西，决不给他留下分文，抛下一件，以免他替我卖了花了。我既能卖能花，何必劳我儿子的大驾。钱物经我而聚，自我而散。取之社会，还诸社会，正是名正言顺，又何必另经一个姓宣者之手。
  “青年”是最危险的时期，是将预备加入社会活动的初步。必须要在这血气未定的日子，立下坚强的志向，埋头预备他日谋生的知识。更须刻苦自修，不受外务的利诱。否则就要误入奸人的圈套，而因小失大，作了他们的牺牲。
  青年人，多是心高志大，只贪虚誉而不重事实，只重未来而忽视现在。要知心高，是应追求高尚的知识。志大，是要培养伟大的人格。有高尚的知识，再有伟大的人格，才能做一番光明正大，轰轰烈烈的事业。
  人生如种树，如建楼。青年正是培根筑基的时候。根深树必茂，基固楼自坚。我在青年时期，虽有远大的心志，然而因为忽视应预备的知识，忘了培养正大的人格，以致学问浅薄，品行卑污。所以蹉跎至今，一事无成，寸名未立，小不能维持一家的生活，大不能造福于社会。这不是环境的不良，确是因为当初我未肯在培根与筑基上做功夫。
  能责己的人，必成功，怨环境的人，必失败。责己则能振起精神，力求上进。怨环境，则失望忧烦，容易趋下流。
  我对某大学的学生说；“凡事以个人为主体，环境不过是四周的情形。主体不可为四周的情形所影响了。比如说：一盆桂花放在粪厂里，环境是臭的，而桂花仍不失其香。一块狗粪放在桂花林里，四周空气是香的，而狗粪仍不失其臭。我们当为臭环境里的桂花，不可为香环境中的狗粪。”
  不合时宜的人，多是最好的人。善于趋时的人，决不是好东西。
  人生就是苦恼。所以人一出娘胎，开口第一声就是哭。决没有一见天日，就大笑的。哭先于笑，是人生的途径。笑不过是偶尔的表示而已。假若一落生就笑，反要招起人怀疑，说他非妖则怪，或要将他置之死地。因为是违反了人生观了。
  愈有不良的环境，愈能造成非凡的人物。中外历史里，这种实例，说不尽，写不完，仅以舜这个人而言，若非遇着不良的家庭，决不能使他成为我国自古以来的圣贤。他因不被环境所限，刻苦自修，不但使百姓受他的恩泽，他更能将他的万恶家庭感化好了。现今的多数青年，只知怨恨家庭，不知用正心修身的方法，去改善环境，所以日与恶环境同化，堕入不可救药的地步，而变成环境的牺牲。
  人生就是吃饭问题。所以不论男女、贤愚、英雄、豪杰、帝王、将相、贩夫、走卒，一落生全感觉饥饿的痛苦，大哭特哭。乳一到口，啼声立止，因为是吃饭的问题解决了。
  我不怕鬼，我只怕人，我只见人害人，我未见鬼害人。我听说鬼害人的事，实在不如我亲见人害人的事多。
  肯当面得罪人的人，无论如何，全是好人。
  天下凡速成的东西，必不能耐久。芭蕉一年生长八九尺，松柏一年生长一二寸。所以芭蕉不能经风霜，松柏则可以抗冰雪。一则一年一枯，一则千年不死。竹虽体质坚硬且生长得速快，然而内部全是空虚的，不能抵挡坚物之一击。速成之名与速成之学，也是如此。
  没有多时的预备，决不能得一鸣惊人的成绩。爆竹虽小而能震人的耳鼓，雷声虽虚而能撼人的魂魄。一则因经多时的制造，一则生于多时的蕴蓄。陈涉本是一个小卒，竟能一举留名，成为自古以来，以平民向专制帝王革命的第一个人。人全说他是时势所造的英雄，成名太速。然而若细查他在贫贱的日子，所发的言语，也可以明断他实在是用心深远且有多年的预备。
  因为没有权位，埋没了好多人材。因为没有钱财，低减了好多人格。
  世界如同一棵玫瑰花。悲观的人，只想它的刺可怕。乐观的人，只想它的香可爱。
  不能治国，而曰受帝国主义的阻扰。不会为人，而曰环境不良。这种人才是自暴自弃的人。
  时时责己，不期然而然地就化为君子。时时责人，不期然而然地就变成小人。或为君子或为小人，只看你能反身自省不。
  立志要如山，行道要如水。不如山，不能坚定，不如水，不能曲达。
  无论多么混蛋的人，也能遇见比他更混蛋的人捧他。混蛋再遇着混蛋来捧，他那混蛋的程度，就无药可医了。
  你若想试验人的智愚深浅，最好是当面先颂扬他几句。他若不露喜色,不失常态，必是一个非常人。他若眉开眼笑，忘其所以，必是一个大混蛋。
  吹牛的人，只能祸己。拍马的人，必能祸人。对于吹牛者，当置之不理。对于拍马，须严加预防。否则，在不知不觉这之间，他将你拍舒服了，就能骑上你。
  愿得人的欢迎--献谀词。欲受人的恨恶--进忠告。
  你用金钱，有时买不动人心。用谀言，则人多能被你收买。千古的伟人与美人，多因谀言而败名失节。
  你若愿瞻仰“混蛋”是什么形态，对人颂赞几声，立时就有一个“混蛋”，摆在你的眼前。
  不要骂“环境不良”。先要问问你本人的天良，你是不是“不良的环境中的优良分子”。不要骂别人不爱你，先要扪心自问，你是不是一个可爱的人。不要骂别人不肯用你，先要自问，你是不是有过人之才。
  有好货物，不怕没有卖主。有好学识，不愁没有用处。货物若不精美，还少有人肯照顾，何况没有货物。学识不优良，还少有人肯聘用，何况没有学识。在这政治未上轨道的时候，固然有些酒囊饭装，得到高官厚禄。然而他们若没有吹牛拍马的特长，或没有能生养美人的父母，也决不能走那样的好运。要知政治入了正轨之后，还是有学识或有技能的人，才能有饭吃。所以最要紧的是，赶快努力蓄养充足的学识或有用的技能，将来不愁没有你的用武之地。比如你若是美玉，终能遇着卞和。
  我最怕听人说：“我若想发财，早发了。”或“我若想做官，早做了。”我一听着这种自向脸上贴金假充神圣的话，就如遇见婊子对我谈贞节，我总是回答说：“我为我自己奋斗二十余年，总想发财，总发不了。总想做官，总做不成。”
  什么叫清高？有钱，谁也容易清高。什么叫卑鄙，无钱，谁也容易卑鄙。我以为，有钱足够生活而能不再贪得无厌，就是清高。既有钱足敷一生之用，而仍贪求不已，就是卑鄙。
  我常对学生说：“财产有败，势力有倒，人情有散，父兄有死，这几样，全靠不住。只有学问或技能，是靠得住的。不过，无论有什么高超的学问或技能，全须以道德做基础。中外历史里，许多学问出众，技能超群，反致身败名裂的人，就是因为他们那学问与技能，未曾建筑在道德上。”
  我在“农学院”与“铁大”教英文的时候，学生们问我学英文应当怎么样学。我说：“只按‘不要脸’三字做去。无论学习什么学术技艺，若肯拉下脸皮，无不成功。学习洋文，只要不怕讥笑，敢说敢作，敢勤勤地向人请教，所学所习，就能日有进步。仅以梅兰芳而言，他本是堂堂的一个男子，他竟敢在广众之前，着起女子服装，扭扭捏捏，细声细语，装模作样，不怕羞耻，所以能练成一个名伶。当初他若‘要脸’，决得不到今日的美誉。他在学习之日，能不要脸，所以学成之后反倒露了脸了。不过，天下的事，除了研究学术与技艺之外，若不要脸，那就是自寻失败，自我苦吃。”
   天本是虚空的，不能靠。人多是虚伪的，不可靠。世间惟有自己是自己最可靠的。
  我只劝学生们几句话，就是：立定志向，稳住脚步。不为古人的奴隶，不作今人的傀儡。不要见异思迁，不可舍己耘人。不要拍人的马屁而替人摇旗，不可受人的利诱而代人呐喊。但有机会读书，不必早谋出路。若想为国奋斗，须先立下根基。要知现在是青年最危险的时期，稍一大意，就要赔了性命，切勿贪图一时的虚誉，徒为野心之辈，做了求富贵的阶梯。娱乐场所，全是陷人坑。摩登女子，尽是迷魂阵。人生只有一个生命，不应随便牺牲。父母生我一场，孝不孝，先可不论，若不能成名立业，才是胡混一生。死后若鬼魂有知，总要不使它痛哭流涕。
  存愤世嫉邪的心，天下少有不可恨的。怀悲天悯人之志，世间少有不可怜的。
  良心无愧，身体无病，胸中无累，肩上无债，是最大的快乐。
  糊涂人的糊涂，有法可治。聪明人的糊涂，无术可医。
  有孝顺的儿子孙子，不如有孝顺的爸爸爷爷。孝顺的儿子孙子太少，孝顺的爸爸爷爷太多。
  儿子孙子承受爸爸爷爷的财产，全以为是理所当然，并且爸爸爷爷，也多以为不如此，就于心不安。爸爸爷爷得儿子孙子的奉养，反多以为受之有愧，并且儿子孙子，也多以为若如此，就是莫大的恩德。因受遗产而感念爸爸爷爷的人，千百中未必有几个，因得儿子孙子奉养而感念儿子孙子的人，千百中，实在有千百。
  糊涂人，多成功。聪明人，多失败。自以为聪明的人，必着着失败。
    英国俗语说“天助糊涂人”是一句迷信话。其实，是因为糊涂人多有自知之明，遇事只知循规蹈矩地做去，不敢存非分之想，不敢有出位之思，只知低头傻干，不敢行险取巧。如同登山一般，不问山的高低，一步一步爬去，自有达到极顶的时候。人看糊涂人那种傻头呆脑的情形，以为他必遭失败，岂知他的成功，就在眼前。他成功之后。人还疑惑不是他自己所能成就的，于是，就造出一句“天助糊涂人”。
  不能自治的人必被人治。幼年不受父母尊长训责的人，将来必遭社会的轻蔑，遭受国法的制裁。监狱中的囚犯（除了少数被诬陷的人之外）全是不能自治或幼年不受管教的人。
  人之一生，十分之九为己，十分之一为人，就是天下少有的极大的好人。百分之九十九为己，百分之一为人，就是好人。至于说某某伟人，一生专为民众生活，我决不相信。寻常人，若说“我立志终生专为人谋幸福”，那是等于放屁。我以为孔丘与释迦，至多也不垃是十分之二三为人而已。
  谀言（马屁）是种骂人不带脏字的讥评。只因为是用柔和的声调与温顺的态度说出来的，所以入了人耳，就如同打了一下吗啡针，立时先使你微觉麻术，然后就觉得血液循环，肺叶颤动，周身舒畅，不知东南西北，忘了姓甚名谁。染了这种嗜好，与习成吗啡病相同。日染日深，前途决无好的结果。然而不肯近吗啡的人太多，不肯纳马屁的人简直没有。我虽是竭力拒绝，心里有时也是欢迎。
  在学校混文凭易，在社会混饭吃难。
  老禽老兽，费尽辛苦，甚至舍死忘生，将小禽小兽养起来。到了小禽小兽能飞能走自己寻食的日子，便各奔前程，父母子女的关系，立时断绝，以后重逢，如不相识。我们替老禽老兽打算，它白费精神气力，未免太糊涂。然而因为它们不能反想，所以不知悔悟，仍是生生不绝，并不知研究任何避孕或堕胎的方法。
  人是有反想的动物。假若将儿女养起来与他们没有一点益处，只知受养育之恩，不知还报之义，人谁还肯操心费力，养育忘恩负义的害物呢。古圣先贤，惟恐人类将要断绝，所以创出一个“孝”字，使为父母的不致灰心。
  孝字正是引诱为父母的一种钩饵。儿女虽不能个个全孝，然而为父母的，总以为他们必有尽孝的可能。心中存着这种希望，所以就甘心担负养育辛苦。全以为我们现在为儿女虽受尽苦劳，将来决总有使我们快乐的结果。因有这种思想在心中鼓动，人就繁殖下去了。
  禽兽不知尽孝，然而决没有对父母为仇的。中国的古语“枭食母、獍食父”，并不是实有其事。不过古人特意造出这种谣言，警戒不孝之辈，不要学禽兽而已，按《述异记》说，獍状如虎豹而小，生食其母。《汉书注》又称獍曰“破獍”，说它食父。它到底怎么样，我看论动物的书很多，也未能查出来。枭，俗称描头鹰，北平人称它“夜猫子”。我由种种方面考察它，决没有食母的恶行，只知它们有时同类相食。老的，因为力弱被强壮的吃了，剩下一些毛骨在枭巢底下，人就因此造出谣言诬蔑它们。
  禽兽对儿女，只担负短期的义务。禽到了能飞，兽到了能走，能自己觅食，可以自己独立的时期，父母对它就脱卸了养育的责任，决不肯再受缠累。人类则由生到死，只要有父母，父母就能对他们挂肚牵肠。禽兽为儿女打算，至多不过几个月，人类为儿女打算，无尽无休，甚至到两三代之后,人岂可不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