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话集成》老宣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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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fenglong88兄摘抄老宣的《妄谈·疯话》，十分喜欢。这些话虽然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说的，但，不少现在看来还是很有意义的。
今天决定，一边每天看fenglong88兄摘抄老宣的《妄谈·疯话》，一边自己也看老宣的《疯话集成》。该书是1997年北京华龄出版社出版的。边看的同时，顺便将它OCR出来。作为fenglong88兄摘抄老宣的《妄谈·疯话》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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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话集成
　　
　　 社会(一)
　　
　　 现在我国的“要人”，全是傻子，全害单思病。因为小民全怕他们爱，他们偏要爱。全怕他们救，他们偏要救。全厌恨他们替谋幸福，他们偏要替谋幸福。
　　 人饥己饥，国怎能不强?只顾一家饱暖，不顾千万人饥寒，国焉得不乱?
　　 有许多人以为我国若施行了某国的主义，小民就可以家给人足，不愁衣食了。其实，我国现在不缺好主义，只是缺好人。没有好人，纵使某种主义，普遍全国，小民也不过以为是去狼进虎，以暴易暴，出了火坑，掉入油锅，躲了一刀，挨了一枪，吐出黄连，吞了苦胆。
　　 圣人是大盗，现在圣人满街走。荡妇是祸水，现在祸水沿街流。国事焉得不糟?社会岂能不乱?
　　 以前，我在教会读洋书，我最怕听牧师讲道，我更怕听“为主工作”。现在，我最怕听要人演说，我更怕听“为国奋斗”。
　　 至诚可以动鬼神，何况活人，虚伪不能欺禽犬，何况活人。
　　 老猫老狗，责骂小猫小狗轻浮躁妄，小猫小狗，讥笑老猫老狗萎顿颓唐。其实，老猫老狗，正在小的时候，何尝不轻浮躁妄。小猫小狗，到了老的日子又何尝不萎顿颓唐。可见小猫小狗的并不是识时务的俊杰，老猫老狗也不是不识时务的浑虫。
　　 当进而不进，是自暴自弃。应退而不退，是不知自量。
　　 中国的国事之坏，坏于小官僚随声附和，大官僚则刚愎自用。
　　 古圣人所以能得多数的好人崇拜，是因古圣人的学说，能使人减少兽性，使人入了正轨。新圣人所以能得少数的混蛋崇拜，是因新圣人的学说，能使人发展兽欲，使人走入歧途。
　　 泥古是顽固。趋新是轻浮。大丈夫要择善而从，不为古人所愚，不受今人之骗。天下虽乱，我心不乱。天地可变，我心不变。如此方能挺然立于天地间。
　　 我国的志士，自古以来，没有今日之多，而国事之乱，没有今日之甚。
　　 我在朋友家，见一双鹦鹉，狂叫“打倒帝国主义”。我对它说；“你这个东西，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么?”我愈追问，它愈喊叫。我说：“叫吧，你也不过是空叫。”
　　 良好的教育，是降龙伏虎，化解恶性，使之与人有益。不良的教育，是为虎增翼，是教猱升木，不但不能化解恶性，反使之增加害人的能力。
　　 为已死的伟人，铸千百铜像，不如为未死的小民，筹一线生机。使人在眼里，时时瞻仰伟人的铜像，不如使人在心里，时时记念伟人的大德。否则，愈多铸铜像，愈使将来的小民，在砸毁的时候，多费一些气力。看一看魏忠贤的“生祠”，一千七百多座，全到何处去了?
　　 我不读带“老头票”气味的文章。我不读带“金卢布”气味的文章。我不读“不自度量而空喊打倒帝国主义”的文章。我不读“乳臭未干而高谈恋爱的文章”。我更不读“新诗圣所作的白话诗”。
　　 我中国人，不做官(或失了势)全是好人，正如大姑娘不入娼寮，全是贞女。
　　 听我中国的名人说话，中国若亡，是无天理。看我中国的名人作事，中国若不亡，是无天理。
　　 你若果真确从了良，改变了卖淫的念头，才可以提倡贞节。否则，你纵然舌敝唇焦，人也要嗤之以鼻。
　　 我中国多数的要人，虽然日日发表通电宣言，仍是被人民视同狼嚎虎啸。其所以得这种结果，就因为他们那些好话，全是一边卖着淫，一边喊出来的。
　　 人人全喜欢受人恭维，可惜配受恭维的人太少。人人全不愿挨骂，可叹应当挨骂的人太多。由自己起，自己就是第一个该当痛骂的人。
　　现今我中国，将出洋二字，认作超凡入圣的大事。非出过洋，不能做大官，不能当大学的教授。不能娶有学问的女人，不能显亲扬名，不能到处受人欢迎。依此推测，将来当厨子老妈，必须先出洋。倒马桶的，拉人力车的，也非先出洋不可。甚至不出洋，就不配娶媳妇，不配造孩子，不配为中国国民，不配在中国生活。简直不出洋，就不是人类。果能达到这种文明进化的地步，我中国就真要“出殃”了。
　　我听说，某学校，有一位国文教员，他的国文程度，实在是稀松平常，屡被学生攻击，大为同人鄙视。然而他善能施行革命，努力改造环境，立即跑到美国住了几个月。回国之后，立时被校长另眼看待，举为国文主任。同人对他。居然自惭形秽，侧目而视。学生对他，居然敬若天神，唯命是听。于是他的文名大噪。每有著作，全校无不争先传观，叹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由此可见，我中国连水土也须改良。否则不但在中国不能研究科学，甚至研究中国的文字，也非远涉重洋，去向洋圣人领教不可。
　　 有人问我说：“枕戈待旦怎么讲?”我回答说：“那戈字原是胳臂之胳，经一般秘书先生们用错了，枕戈者，是枕着姨太太的胳臂。待旦者，是等待所捧的花旦。”
　　 文字，电报，本是表达思想的东西，也是我国的名人借以骗人的法宝。所以我常说，不但仓颉是中国的罪魁祸首，连沫尔斯Mores也是中国的祸首罪魁。
　　你不迷信，是你的自由，你不可禁止人迷信。你不奉宗教，任你的便，你不可干涉人奉宗教。强人信仰，是最大的虐政。阻人信仰，是最大的专制。世界上许多大战，多是因此而起的。蒙回藏三族的人，近几年来，对中国所以渐渐失了凝结性，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些混蛋们，要干涉或污辱他们的信仰与宗教。
　　 在打倒一切之先。先须打倒自己的私心。在建设一切之先，先须建设自己的人格，私心如重担，重担不除，不能实行打的举动。人格如精神，没有精神，不能行建的工作。
　　当官僚，若穿西服，上司与属员，必另眼看待。当学生，若穿西服，职教员与同学，必另眼看待。处家庭若穿西服，父母兄弟老婆姊妹嫂子媳妇与厨子老妈。必另眼看待。处社会，若穿西服，亲戚朋友与男女同志，必另眼看待。当教员若穿西服，校长同事学生与堂役，必另眼看待。打官司若穿西服，问官与警察，必另眼看待。逛胡同，若穿西服，娼妓与龟鸨必另眼看待。买东西，若穿西服，商店的老板与伙计，必另眼看待。讨饭吃，若穿西服，慈善的老爷太太与少爷小姐，必另眼看待。当外勤记者，若穿西服，卫兵门岗与要人秘书，必另眼看待。甚至当扒手，若穿西服，侦探与失主，也必另眼看待。并且自己，若穿上西服，也就觉得立刻变成非凡出众的高等国民。你若不信，你可到天桥的估衣摊上，用三块钱买一套旧西服，穿上试一试。这种情形，我不敢说是亡国的预兆，我只可说是文明进化的现象。
　　 人对于已过的最系恋，对现在的最忽略，对未来的最注意。其实，对过去的追想无益，对现在的须聚精会神，对未来的不必打算。若将现在的，尽力而为，不作害人的事，将来自有好的结果。
　　 孙中山先生说：“革命须先革心。”我再补充一句：“革心须先肯说实话。”
　　 中国现今，若还要给伟人铸铜像，我主张先多铸齐宣王的像。因齐宣王敢对大贤(孟子)说良心话。试问亘古以来有几个。有人说：“齐宣王不顾廉耻。”我说：“顾廉耻，就当言行一致，不可向脸上‘贴金’假充神圣。悬节孝牌而开‘暗门纵’那才实在是不顾廉耻呢。”
　　 有人问我：“若给中国的女伟人铸铜像，当铸谁?”我说：“当铸苏秦的嫂子。因为她肯当面对苏秦说：‘季子位尊而多金。’她那意思就是说：老三，我尊敬你，是因为你做了高官，发了大财。试问现在能有几个女人，敢像她那样肯说良心话。”
　　 国民各凭天理良心，殚精竭力，尽他当前应尽的职责，就是爱国。
　　 爱国是行为，不是空言。是牺牲自已，不是牺牲别人。是尽义务，不是图富贵。是尽国民天职，不是滥出风头。是个人良心的表现，不是夸张自己的功勋。
　　 人人以行为爱国，国不求强而必强。人人人以言语爱国，国不求亡而必亡。
　　 宗教中的流氓，假借死后的天堂，骗取资财。政界中的匪徒，利用将来的幸福，攫取政权。名目虽殊，手段虽异，其损人利已的心志，则无不同。不过所生之祸害，有大小轻重之别而已。
　　 某学生对我说：“我国如同老房屋．全体腐烂了。非经大破坏，不能大建设。”我说：“若破坏，须将大家的一齐破坏。若建设须将大家的一齐建设。不能先破坏我的，也不能先建设你的。更不可为建设你的而破坏我的。”
　　 对贫苦的人，说一句好话，胜如对富贵人献千句谀言。 一句好话可以叫开贫苦人的心门。千句谀言，不能激得富贵人的一顾。
　　 穷人为富人人尽十分力，富人尤以为少。富人为穷人尽一分心，穷人则以为多。所以俗语说“宁给穷人一口，不赠富人一斗。”
　　 人生，快乐是短促的，烦恼是长久的。生活的年数愈多，所认为快乐的事愈少。
　　 世上没有真快乐。我们所认为快乐的事，若达到目的，未尝不是以为是真烦恼。
　　 拉人力车的羡慕坐汽车的。其实坐汽车的人，心中有时不如拉人力车的安逸。坐汽车的横行直冲于街市中，仿佛是逍遥自在。其实未尝不是去奔走权门，屈膝献媚。未尝不是去追妾捉奸，畏罪潜逃。
　　 女子以为男子快乐，男子又以为女子快乐。小儿以为大人快乐，大人又以为小儿快乐。贫人以为富人快乐，富人以为贫人快乐。女羡男，男羡女。小愿大，大愿小。贫幕富，富幕贫。人生不过是这山望着那山高而巳。
　　 有人问我“我国危乱到这般地步，为什么还不亡。”我说“因为四万万五千万国民中，四分之三的农民，还没有‘改良’。我国的农民若‘改良’了，我国立刻就亡。你不知他们一辈学者们，正在努力‘改良’农村么。”
　　 我国自古是“三爷主义”(舅爷姑爷少爷)的国。这种主义去不了，任何主义行不开。
　　 前美国驻华公使克伦(Frank Crane)先生，在某处对中国学生演讲说：“……不必竭力救中国，只要诸君诚实不欺，心口皆同，言行一致，中国自能盛强。”他这几句话，正搔着我中国人的痒处，正探着我中国人的病根。我中国人一一尤其是青年的中国人——苟能如此，终可以使中国得着真正实在的利益，将自己看做圣人，必将旁人看成棍蛋。达到这种程度之后，天良就真闭了，两眼就真瞎了，双耳就真聋了。如此，任什么良言善行，就全打不开他的心门，触不着他的耳目。久而久之。就养成一个实实在在、的的确确的混蛋。这种人若再遇着别的混蛋拍他捧他，他的前途就可想而知了。
　　 天下只有两种人，第一种是自知为混蛋的。第二种是不知自已为混蛋的。天下的坏事，全是这第二种人做出来的。天下的扰乱，也是这第二种人酿出来的。欲求天下太平，人民安宁，必须首先打倒这第二种人。
　　 现在有些人，张口就说贵族化或平民化。其实现今的教育，真是贵族化，以前的教育，真是平民化。现今非中产阶级以上的人，无力使儿女受充足的教育。中产以下的人，若使一儿一女，受得中等教育之后，全家的养生之资，就一扫而空了。
　　 不要看一个青年学生，穿着一身漂亮的西服，而生羡慕之心，要知他父母，为他那身衣服，未尝没有了二亩田地。不要看他跳舞打球快乐逍遥，要知他的父母，为他筹快乐之资，未尝不正在抱头痛哭呢。
　　 现在学校的课本改变得太快了。哥哥姐姐所用过的，弟弟妹妹不能再用。上季用的，这季便不能用。同级学校，这校用的，他校不能用。同一学校，甲教员用的，乙教员不肯用。换来换去，改进改出，只有卖书的商人，对这种改良的办法，歌功颂德而已。
　　研究科学是要明白它的理论，并非研究外国语可比。既有译本，且又经过审定，决不致有极大的误谬之处。然而有些教员，为使学生高看起见，必要选用洋文原本，而不顾学生的外国文的程度。结果，学生读一章书，须翻字典三小时。虚耗宝贵的光阴而得似明白似不明白的知识。可是学生还是以得读洋文原本为荣，教员不过如同讲文学读本。不用作多少实验。钟点一到，薪水就入了教员的口袋。
　　 欲为学生节省宝贵的光阴，免除教员使用洋文原本的毛病，应由教育部，采定最好的洋文课本，设立专局，聘请有名且懂中国文的本科学者，分门译出，交书局印行，按最廉的价钱责成学校采用。如此，非但使学生节省购买洋文原本之费，更可免中国的金钱流入外洋。
　　 读书愈多，阅历愈深，愈以为自己无知无识。读书愈少，阅历愈浅，愈以为自己多智多谋。欲知人胸中知识多寡浅深，须观察他的言行动作。他若张牙舞爪，趾高气扬，必是一个半瓶醋，必是一个纸老虎。
　　 现今，好人多被人讥为无用的人。人所尊为有用的人，又多不是好人。
　　 以前，老师称学生为门徒，现在，老师称学生为“学员”，将来老师称学生为“先生”。文明愈进，学生的称呼愈尊，依此推测，到极远的将来，学生的称呼，或将升为“大老爷”。
　　 在野蛮的古时，教员坐着讲书，学生站着听。在文明的现在，教员站着说书，学生坐着看。到进化的将来，教员跪着背书，学生躺着“睡”。因为愈文明进化，教员的程度愈低，学生的知识愈高。
　　 由书本得来的学识，不是真学识。由书本得来的经验，不是真经验。欲求真学识真经验，须抛开书本，对人情物理，随时随地用心考究。我愈读书，愈不会为人，不能作事。从今以后，我不再读书，我立志先读人。
　　 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可见人生就是学。只要活着，就得学。学到死，也不过是逃学，并没有毕业。人若自以为学足了，那是妄自夸张。若说某人学成了，那是替人吹牛。若自以为学识过人，形骄气傲，那是恬不知耻。若讥人学识不足，那是不知自量。
　　 人生就是学做人。可惜人生短促，费尽心力，朝夕研究，将要入做人的门径，就要变鬼了。这真是一件可憾的事。
　　我自二十岁以后，学问退减，只练成一个顽梗不化，不肯受骗的本领。无论人说得天翻地覆，我心自有一定主见。我只肯受妇人女子之骗，然而也是明知故受。男女之性，既根本不同，男子受女子之骗而为她们的奴隶，并不可耻。若男子愿受男子之骗而为他们的牺牲，实在可叹。
　　群众有了幸福，你既是群众中一个，你也是必有幸福可享。群众遭了祸害，你既是群众中的一个，你也必有祸害难逃。天下人全有连带的关系。一国扰乱，天下不安。只看中国的军阀，他们仅图营私肥己，苦害人民，因而民穷国乱，全国之中，找不到一个安宁之所，他们也因此东奔西逃，求庇于外人保护之下，而成了丧家之狗。
　　我的朋友某教员，因受了人力车夫的气，大骂畜类不止。我说：“你不要骂他畜类，他有拉车的一技之长。要知我们若不能教书了，我们欲当畜类，还没有拉车的力量呢。生在这变化不定，七乱八糟的时代，谁知将来升降到什么地步。我的老友陆军中将某师的参谋长某君，已摆了卦摊卖卜为生了。”
　　 说实话则招人恨怨，说假话则受人欢迎，办实事则被人讥为无能，放空炮则被人称有志。生在这种时代，若讲天良就算落伍了。
　　 日下，我中国现状，正如我国缠足妇女解放了的脚。在当初受束缚的日子，还有一个固定的形式，解放之后，变成奇形怪状，不方不圆，不尖不钝，七歪八拗，里勾外联。旧脑筋的人，极表反对，新思想的人，也不赞成。
　　 妇女被人强奸了，向人哭叫喊闹，听见的人，还有时对她表同情，替她掉眼泪。国土被侵占了，若只以哭闹叫骂为止，不但无人表示同情，反招人大加讥笑。
　　 穷人以命换钱。阔人用钱换命。命可以换钱，可是钱终不能换命。足证命比钱贵。
　　 近几年来，不知是谁发明一句“吃人的礼教”，居然就有人，随声附和，吠影吠声。其实，礼教并不能吃人，能吃人的，是那些无“礼”无“教”的人。我们对与人有真害的礼教，理应设法铲除，对与人有益的“礼教”还当用力维护。
　　 服从家庭的尊亲，服从适宜的师长，不是奴性。正如服从真理，不是盲从。
　　 心服口服而后从之，是真正的服从。吠影吠声，不辨邪正而亦从之，是真正的盲从。
　　 人生就是碰钉，碰一回钉子，长一分见识，增一分阅历，做的事愈多，碰的钉子愈多。没有碰过钉子的人，必是没有做过事的。不过，聪明人能因别人碰钉子，而增见识而长阅历。糊涂人虽碰了钉子，还不知是钉子，必待左碰右碰，碰得体无完肤，不知钉子的厉害。
　　 老年人，遇事退缩，并不是生来畏缩，是因为被钉子吓怕了。青年人，遇事猛进，也不是生来勇杀，是因为还未受着钉子的教训。
　　 学者的话不可靠，政治家的话也不可靠，外交家的话更不可靠，美人的话尤不可靠。
　　 迷信神佛，是偶像的奴隶。迷信学说，是伟人的奴隶。大丈夫本着良心为人，守定正道做事，不拜神佛，不迷学说。
　　 读书时，不可有己见。读书后，不可失己见。
　　 饮食是为养肉体。读书是为养心灵。饮食若专牢守一种，必要生病。读书若牢守一派，必要发颠。晋人的清淡，宋儒的顽梗，全是偏于一派的病症。
　　 贩卖骗人的洋货，则被人呼为奸商。贩卖骗人的洋主义，
　　则被人尊为学者。奸商仅圈利而得恶名。学者名利兼收而获荣誉。我为奸商鸣冤。我替学者庆幸。
　　 人说中国商人最能投机。其实，中国当今的学者更能投机。任什么主义(或学说)新鲜，他们就能贩卖什么。
　　 贩卖洋主义(或洋学说)的人，未必全是诚心诚意爱那种主义的人。如贩卖马桶或便壶的人，未必是喜爱马桶便壶，不过是借以谋利而已。
　　 有人说：“学者研究某种主义(或学说)是为作学理的研究，并非是为谋利。”我说：“这也不尽然，他们正如小贩，研究什么样的马桶，可受妇女的欢迎，什么式的便壶，可供男子的需要。小贩是为求利，学者也是为求利而且为求名。
　　 农工商，全是专门的职业。他们只靠着经验进行他们的业务。外行的人不可越俎代谋。更不可妄用高深的学理，以他们作改良的试验品。
　　 农工商，脑筋多是简单的，思想多是诚恳的，行为是忠实的，所以容易团结。读书的人，脑筋多是复杂的，思想多是变幻的，行为多是诡诈的，所以最不容易联合。
　　 天下惟读书的人，最奸猾，最可怜，最可恨，最可羡，最可鄙，最明哲，最混蛋。
　　 据我的推测，一般“学者”与摩登男女，所说的“改良农民生活”也不过是“洋化农民”多为外国推销货物。他们固然是洋商的功臣，可惜农民就要根本破产了。
　　 穷人说大话，愈说愈穷。弱国说大话，愈说愈弱。
　　 迷信神佛，是给木雕泥塑的偶像当奴隶。迷信学说(或主义)是给血肉之躯的偶像(伟人)当奴隶。
　　 古时的宗教拜神。现在的宗教拜人。古人拜抻求福寿。今人拜人求位置。神虽未必能使它的信徒得福得寿。可是人实在能使他的信徒升官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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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问愈博大，思想愈精密的人，愈不易统一。就以大学教员与报界中的人而论，他们愈开会，意见愈多。人数愈众，隔膜愈大。议论愈久，嫉妒愈深。简直如同一群美妇人，永远不能相亲相爱。
　　 现今，若本着良心说话做事，就有人说你不通人情，不达事理。你非昧起良心说话做事，反有人说你通权达变，习性和平。
　　 我中国人，并非不知爱国。可叹在专制世代，国被帝王视为私产，人民欲爱而不敢。自共和以后，国又被强者霸占分割，人民欲爱而不能。
　　 一国的要人，分立政府，叫不合作。一家的老少，各怀异心，叫不合作。一双夫妻，同床异梦，叫不合作。一商店的东伙，尔诈我虞，叫不合作。殖民地对宗主国，生叛离心，叫不合作。我国对日本。既没有以上种种的关系，岂可将三个字作抗日的口号?
　　 什么是“学者”?学者，是不愿务农，不肯做工，不能为商，不敢当兵，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善说大话欺人，最能谣言惑众，自命远能治天下，其实，近不能治一身的废物。
　　前年，我对某学院的学生说：“你们若学农，须实入农田，向老农讨教。若学工，须实入工厂，向工人学习。若学商，须实入商店，向店伙追求。不可专向书本里钻寻，不可专听教授们的高论。要知纸上谈兵既不合于实用，那么，书本里种田，书本里制器，与书本里开铺子，也不能达到成功。高深的理论，往往不能合于实用，不过是教员谋生的工具而已。”
　　 现在中国法律，是阔人的护身符，是小民的绊脚石。
　　 富人与穷人，多不能得天然之死。因为有钱的人，多是被药毒死的。无钱的人，多是为钱愁死的。
　　 律师愈多，诉讼的人愈多。医生愈多，患病的人愈多。
　　 俗语说：衙门口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在黑暗的时代是有钱就有理。在文明时代，是无钱就无理。
　　 从前有钱的人打官司，可以暗约讼棍。现今有钱的人打官司，可以明聘律师。反正钱愈多，理由愈充足。
　　 从来娼妓多喜欢拜佛烧香，然而不能根本改变卖淫的念头，不能减轻敲竹杠的手段。从来要人也多喜欢诵经受戒，然而不能消灭作弊的恶习，不能去掉刮地皮的劣性。她们烧香愈多，他们念经愈勤，愈使旁观者多生讥笑。
　　 世上愿“给儿孙做马牛”的人多，所以他们就贪得无厌。因贪得无厌，所以金钱集中，不能流通，遂致富的愈富，穷的愈穷。富者几代挥霍不尽，穷者一命维持不了，物不平则鸣，水不平则流，人不平则乱。
　　 心即是佛。心即是上帝。若问心无愧，何必念经礼拜，若问心有愧，又何必念经礼拜。果有神佛，神佛决不受骗。果有上帝，上帝更不易欺。
　　 打破遗产制或重征遗产税，或准父母任意处分家产，绝对不容子女干涉，不但可以减少社会中的害物(阔公子，阔小姐)，也可以保持社会间勤勉与俭让的美德。
　　 “青年”是最危险的时期，是将预备加入社会活动的初步。必须要在这血气未定的日子，立下坚强的志向，埋头预备他日谋生的知识。更须刻苦自修，不受外务的利诱。否则就要误入奸人的圈套，而因小失大，作了他们的牺牲。
　　 青年人，多是心高志大，只贪虚誉而不重事实，只重未来而忽视现在。要知心高，是应追求高尚的知识。志大，是要培养伟大的人格。有高尚的知识，再有伟大的人格，才能做一番光明正大，轰轰烈烈的事业。
　　人生如种树，如建楼。青年正是培根筑基的时候。根深树必茂，基固楼自坚。我在青年时期，虽有远大的心志，然而因为忽视应预备的知识，忘了培养正大的人格，以致学问浅薄，品行卑污。所以蹉跎至今，一事无成，寸名未立，小不能维持一家的生活，大不能造福于社会。这不是环境的不良，确是因为当初我未肯在培根与筑基上做功夫。
　　 娼妓为谋生卖淫，并不可恨。假若她们说：卖淫是调剂性欲，普渡众生，繁荣市面，那就可恨极了。
　　 能责己的人，必成功。怨环境的人，必失败。责己则能振起精神，力求上进。怨环境，则失望忧烦，易趋下流。
　　我对某大学的学生说：“凡事以个人为主体，环境不过是四周的情形。主体不可为四周的情形所影响了。比如说：一盆桂花放在粪厂里，环境是臭的，而桂花仍不失其香。一块狗粪放在桂花林里，四周空气是香的。而狗粪仍不失其臭。我们当为臭环境里的桂花，不可为香环境中的狗粪。”
　　 不合时宜的人，多是最好的人。善于趋时的人，决不是好东西。
　　救国，当救眼前这似亡似存的国。救民，就救目下这不死不活的民。不必大言不惭地高谈阔论，将来要如何建设什么样的理想国，如何训练什么样的理想民。要知眼前的小问题，若还无法解决。何必对未来的大方针，空唱高调。更要知，国亡之后再无国，民死之后再无民。纵有许多高明方法与远大政策，到国亡民死之后，再也无法施展了。一时的人言，固可防止。千秋的史评，实在可怕。
　　目下欲救中国，只在少有私见，少作内争，少设机关，少用私人，少添冗员，少增捐税，少养无用的军队，少为伟人举行国葬，少为伟人修饰坟墓，少干涉人民不关国政的习俗，少为外国推销文明的洋货，少破坏中国固有的美德，少谈不合中国人情的外国主义，少设专讲高深学理的学校，多立合于实用的工厂。少为死伟人开会，多替活小民设想。少谈改造农村的生活与经费，少干预人民的信仰与宗教。少唱《请清兵》，多唱《大保国》。少演《鸿鸾禧》，多演《南北合》。如此，则少为强邻制造瓜分或共管中国的机会。
　　 人无私心，世界无进步。人多私心，世界无平安。
　　 我对朋友谈话，向来不谈天气，不谈国事。因为天气是变换无定，人力不能更改的。国字中间是一个或字，或此或彼，远不定是谁的，小民无法预断。
　　 人生就是苦恼。所以人一出娘胎，开口第一声就是哭。决没有一见天日，就大笑的。哭先于笑，是人生的途径。笑不过是偶尔的表示而已。假若一落生就笑，反要招起人怀疑，说他非妖则怪，或要将他置之死地。因为是违反了人生观了。
　　 人生就是吃饭问题。所以不论男女，贤愚，英雄，豪杰，帝王，将相，贩夫，走卒，一落生全感觉饥饿的痛若，大哭特哭。乳一到口，啼声立止，因为是吃饭的问题解决了。
　　 人民无食则为乱，小儿无食则哭啼。乱与哭全是求食的表示。人民所以以乱代哭，因为他们哭死也无济于事。小儿所以以哭代乱，因为他们还没有为乱的能力。焉知小儿的哭，不是代替吵闹叫骂的暴动呢?
　　 饥儿不通情理，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容忍的知识。饥民不通情理，是因为已过了他们所能容忍的限度。所以防民乱，须不夺民食。怕儿啼，须防其饥。
　　 人说小儿爱母是出于天性。其实母亲若不能替他解决饮食问题，他也不爱。母子尚且如此，何况当权的人与小民呢。
　　 某年，我的家乡(潦县)某处，屯驻了基本省的军队。该省军队纪律之坏，为全球第一 ，亘古无二。驻了几个月，几乎路断行人，野无青草。开拔之日，还勒令乡民出钱登报，对某旅长颂扬德政。我听了之后说：“这就是应了俗语‘杀了人还要手工钱。’”
　　 我不怕鬼，我只怕人。我只见人害人，我未见鬼害人。我听说鬼害人的事，实在不如我亲见人害人的事多。
　　 肯当面得罪人的人，无沧如何，全是好人。
　　四川的军阀，将全省分割，作为防区。彼此重征田赋，有几区已征到民国六十八年了。民国自成立以来，有名无实似亡未亡，到了现在，仅仅二十三年。至于民国能否苟延到六十八年，还是一个问题。我不知该省的百姓，到那时还有子遗没有。假若中国不到六十八年就亡了，四川百姓当向谁算这笔冤枉账。就令中国能延长到六十八年，我不知到那时，军阀们又预征田赋到民国若干年了。唉，生而不幸为中华民国的民，更不幸生而为四川的民。
　　 世界上，只要一天有“爱国”这个名词，世界就一日不得安宁。一国中，只要一天有“爱民”这个名词，小民就一日休想太平。欲求世界的真正和平与小民的真正幸福，非打倒这两个阴霉损坏害人不利己的名词不可。
　　个人谋升官发财，利用“爱国爱民”。团体欲谋专政权，利用“爱国爱民”。学匪办学谋财，利用“爱国爱民”。商店集资营业，利用“爱国爱民”。四川军阀，预征田赋至四十四年以后，也利用“爱国爱民”。有些青年男女，不勤学业，专事游荡，也利用“爱国爱民”。我以为将来亡国灭种，也必亡于灭于“爱国爱民”。以我的一偏之见，欲求中国不亡，欲求国民不灭，须纠合一班同志，若遇人谈“爱国爱民”，就对他痛加打击。这并非因噎废食，实在是拒恶于始。
　　 现在，多数的志士，爱国，是爱国中所有之物。爱民是爱国民所有之钱。
　　 天下凡速成的东西，必不能耐久。芭蕉一年生长八九尺，松柏年生长一二寸。所以芭蕉不能经风霜，松柏则可以抗冰雪。一则一年一枯，一则千年不死。竹虽体质坚硬且生长得速快，然而内部全是空虚的，不能抵挡坚物之一击。速成之名与速成之学，也是如此。
　　没有多时的预备，决不能得一鸣惊人的成绩。爆竹虽小而能震人的耳鼓，雷声虽虚而能撼人的魂魄。一则因经多时的制造，一则生于多时的蕴蓄。陈涉本是一小卒，竟能一举留名，成为自古以来，以平民向专制帝王革命的第一个人。人全说他是时势所造的英雄，成名太速，然而若细查他在贫贱的日子，所发的言语，也可以明断他实在是用心深远且有多年的预备。
　　 有坚强的政府，才有坚固的国防。政府摇摇不定，为政者尔诈我虞，若高淡国防正如病夫妄谈决斗。
　　 中国多数的学者，对春秋战国的情形，明明白白，对民国以来的经过，反模模糊糊。外国多数的学者，对希腊罗马的往事，清清楚楚，对欧美现今的实在情形，反隔隔膜膜。这种知古不知今，知远不知近的现象，真令人莫名其妙。
　　 现今，在中国为父母真难。对子女取放任的主义，则怕他们误入歧途。取管教的办法，又怕担家庭专制的恶名。不管，则将来对不住儿女。管，则现在得罪了儿女。不管，则于心不忍。管，则忤逆可怕。
　　 什么叫卫生?卫生是专为有钱阶级或有闲阶级讲究的一种理论。腹内无食，身上无衣的人，讲究不起。什么叫气节?气节是专为有钱或有势的人，应守的一种处世态度。腹内无食，身上无衣的人，欲守不能。
　　 以前的教育，多是将人练成唾面自干的顺民。现今的教育，多是将人练成大言不惭的土匪。
　　 不遇国难，人人全是志士。不逢强敌，人人全是勇士。不见金银，人人全是廉士。不遇美妇，人人全是正士。不经试验，人人全是名士。正如不见骨头，狗全是好狗。
　　 自从北伐成功以后，三岁的孩子，也成了爱国英雄，也能高喊：“打倒帝国士义”。可叹，喊得愈欢，帝国主义来得愈猛。我才明白，他们是要喊打倒帝国主义，并没有打的勇气。否则，四万万五千万的人民，若实行打的举动，帝国主义决不能在我国根深蒂固。
　　 因为没有权位，埋没了好多人材。因为没有钱财，低减了好多人格。
　　 某学生对我说：“我以为现在中国图强的希望，只在一班青年的身上。因为据我观察，现在只是青年人，富有爱国勇气”。我回答说：“不错，不过我看多数的青年，是富于‘爱外
　　国’的勇气，因为他们浑身上下，言事举动，全‘外国化’了。”
　　 在官署与工厂里，真正卖力气的，全是些下级人员。上中两级，多是坐享其成。他们虽有指挥的微劳，然而使他们的微劳变成功劳的，仍是下级人员的血汗的成绩。
　　 操用人之权的人，多不将下级人员看在眼里。岂知成事与败事，全靠这班人。比如被大风吹倒了的树少，被微虫毁坏的树多。
　　 前清末年的亲贵与红候补道，是无所不能。民国以来的要人与他们的亲属，也是无所不能。他们可文可武，可农可商，可邮可电，可海可陆，可学可工。几乎除生儿养女之外，门门全会，样样皆道。可叹无出息的平民，只坐吃饭，只能造粪。
　　 现今我所最忧虑的，是多数的青年，在未养成高尚的谋生本领之前，已染成高等享乐的能力。
　　 能用新奇的邪说愚惑人心，使人走入歧途的人，是现在许多盲昧之辈所崇拜的“圣人”。肯用寻常的正言，劝化人心，使人返向正轨的人，是现在一班盲昧之辈，所讥骂的“混蛋”。
　　 治国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妙法，只在掌大权的人，守定“中”“正”二字做去而已。“中”则不偏，不偏则人心服。“正”则远邪，远邪则君子亲，人心服，则国靖。君子亲，则小人退。不为人心所怨憎，不被小人所包围，则威令可以施行，国事可以入了轨道。
　　 少说大话，多办小事。少说空话，多办实事。少说废话，多办要事。少说远话，多办近事。少说死人的鬼话，多办活人的人事。是中国目下的救亡之术。
　　 世界如同一棵玫瑰花。悲观的人，只想它的刺可怕，乐观的人，只想它的香可爱。
　　 不能治国，而曰受帝同主义的阻扰。不会为人，而曰环境不良。这种人才是自暴自弃的人。
　　 时时责己，不期然而然地就化为君子，时时责人，不期然而然地就变成小人。或为君子或为小人只看你能反身自省不。
　　 我以为文章不论古今，读完了，使人或长精神，或增毅力，或奋志气，或去贪鄙，或减邪心，或发悲悯，或生羞愧，或动哀矜，或起美感，全是好的。读完了，或生愤怨，或起杀机，或生懈怠，或动淫心，全是坏的。
　　 我所见的英文原本文选或读本中，少有现代人的作品。纵或有一两篇，也是因为那些著作家，是世界所公认的。编选的时候，若稍不谨慎，轻则虚耗人的光阴，重则败坏人的心术。决没有像我国现今的国文教科书，竟将一狗屁不通的今人作品，也滥选在里边的。
　　你的文章不论如何不通，不论如何下流，只要入了文选或读本里，就有人对你另眼看待。譬如一个破便壶或一个破马桶，若摆在供桌上，或陈列所里，参观的人，虽知道是盛屎装粪的东西，也必以为是大有来历的非凡出众之品。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现代的“作家”们，对有关系书局无聊的编辑，拼命地运动，将他们的大作，胡乱编入文选或学校课本，读者阅后，虽觉臊臭刺鼻，然而还是莫名其妙，不敢下肯定的批评。因此，所谓现代的作家们，一登龙门，声价十倍，饭碗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报纸是民众的喉舌，是政府的良友，当为民众宣纾抑郁，指导明路，对政府要竭尽忠言，规正过失。不可为少数人宣传，不可替少数人泄愤。不可为吸引阅者而登肉感小说或新闻。不可贪图津贴而变作留声机，或应声虫。不可被威势所慑而颠倒黑白，不可为求新奇而大造谣言。永远要超然特立，使之成为完全的“营业化”。
　　 论官吏的好坏，只看他贪与不贪。他若因做官，发了大财他一定不是好官吏。论妇女的好坏，只看她淫与不淫，她若有许多男友，她一定不是好妇女。
　　现在某某要人，因见中国日趋危乱，又提倡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这真是抓着病源，对症下药的方法。不过，欲恢复固有的道德，必须严禁诱人为恶的外国邪说，除灭那些贩卖邪说的“学者”。更要紧的是赶快打倒非孝主义。因为孝是百行之先，是种种道德的根源。不孝之子，决不能为良好的公民，无良好的公民，国决不能存立。以我个人而论，我现在纵然愿为中国的良善的好人，总不能坚定不移，就是因为我当初未在孝字上，立下根基。
　　 英国格言说“父母之心，永与儿子同在”，意思就是父母的心，时时刻刻忘不下儿女。我们观察猫狗以及一切禽兽，对儿女亲爱的情形，也当想起父母的辛苦，答报父母的恩惠，对父母不忘恩负义，就是孝。
　　 “精神文明”是根本的，是稳静的。“物质文明”是皮毛的，是争较的。精神文明发达，可以减少世界的乱源。物质文明发达，只可能增加世界的纷扰，求精神文明，既安且逸。追物质文明，劳而不济。
　　 立志要如山，行道要如水。不如山，不能坚定，不如水，不能曲达。
　　 轻视本国固有的文化的国必亡。吸收别国的文化，填补本国的文化的国必强。东邻岛国，能吸收中国与欧洲各国的文化，补益本国文化的不足，所以能成为亚洲最强的国。非洲与亚洲的小国，只知吸收别国的文化，所以不能振兴。
　　 “教育救国”四个字，我极赞成。然而要知道，中国的教育是要造就合于中国目下需要的人材，不是造就一些合于外国的人材。是要造就一些能为中国谋利的人材，不是造就一些善为外国推销洋货的先锋。现在中国学生，入了学校，学级高一层，为外国人销货的能力增一倍。全国若全受了教育，中国货就无人肯用了。
　　按公平的办法，对仇敌必须报复。然而仇敌若有好处，也应当效法。英国格言说：“聪明人能由仇人身上得益，糊涂人能由朋友身上受害。”日本人对中国，不念同文同种，唇亡齿寒的关系，利用中国混蛋们闹内乱的时机，占我四省的仇恨，是不可忘的。可是日本人长处，是应当学的。第一，日本人的坏，是对外而施。甚至军人，也不肯向本国人发横。第二，日本人非本国货不用，甚至留学生，也不以用外国货为荣。他虽多穿西服不穿和服(日本服)，然而也非本国货不穿，一根纸烟，也非本国货不吸，仅以“有威不向本国施展，用物不向外国购求”，就是我中国人所应取为模范的。
　　自“九一八”的真国耻出现之后，第一应当悔悟的是一些要人，尤其是军界的要人，应当扪心自问，你们救国救民，闹了二十多年，究竟是否争得外国一寸之地。是否为人民，谋得一线之福。国土既连年丧失，民数既逐日缩减，还有什么脸皮，彼此攻讦。国土未复，国难日增，尚有什么心肝，阴谋捣乱，若说别人祸国殃民，试问你们当权之日，是否有较好的成绩。你们虽不自知，可是你们的骨髓，早被百姓们看透了。你们最好是设法“合班”多唱好戏。切不可固意“分包”大演闹台。中华这座舞台，挺不住了。看戏的小民，也受不了啦。
　　掌权的人，招仇敌的骂，是不可免的。权威愈大，招骂愈多。最怕是与你不仇敌的人民，也要骂你。仇敌的骂，是起于妒嫉。人民的骂，是生于憎恨。仇敌的骂，是一时的。人民的骂，是永久的。招仇敌的骂可喜，招人民的骂可怕。历史里所存的好人，全是当时曾招仇敌骂的。所存的坏人，全是当日曾招人民骂的。
　　 同时的人，不认你为同乡，为国人，还是小事。就怕你将来的子孙，不敢认你为祖先。据我推断，在民国以来的要人中，将来有祖先资格的人，实在大少。
　　 古时的好人，类如岳飞杨继盛，未必有后，可是现在仍有人认他们为祖先。古时的坏人，类如秦桧吴三桂，未必绝种，可是现在就没有人敢认是他们的子孙，可见人生几十年，富贵权势，不过是一时的荣华。若把将来为祖先的资格混丢了，实在是件可惜可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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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多么混蛋的人，也能遇见比他更混蛋的人捧他。混蛋再遇着混蛋来捧，他那混蛋的程度，就无药可医了。
　　 以前中国是排外，现在中国是媚外。排外是有血性，媚外是无廉耻。以排外而亡圈，亡了也光荣。因媚外而不亡，不亡也羞耻。以中国现在的国力而言，排外还办不到。以现在的民气而论，媚外尚可不必。
　　 在家和和平平，彼此全有饭吃。倘若你争我夺，终到同归于尽。
　　 你若想试验人的智愚深浅，最好是当面先颂扬他几句。他若不露喜色，不失常态，必是一个非常人。他若眉开跟笑，忘其所以，必是一个大混蛋。
　　 吹牛的人，只能祸己。拍马的人，必能祸人。对于吹牛者，当置之不理。对于拍马，须严加预防。否则，在不知不觉之间，他将你拍舒服了，就能骑上你。
　　 愿得人的欢迎——献谀词。欲受人的恨恶—— 进忠告。
　　 你用金钱，有时买不动人心。用谀言，则人多难被你收买。千古的伟人与美人，多因谀言而败名失节。
　　 令妖魔现原形，用符咒。使官僚现原形，用颂词。
　　 你若愿瞻仰“混蛋”是什么形态。对人颂赞几声，立时就有一个“混蛋”，摆在你的眼前。
　　 一国的语言文字与国民性若不亡，不算真亡。印度亡了将近八十年，然则她的语言文字仍然存在，将来印度必有复国的希望。犹太亡了二千五百余年，然而犹太人虽散居各国，至今还能不失国民性，所以犹太将来也有复国的机会。现在，犹太人在各国中的潜势力极大，隐然操持全球的经济，有统一世界的企图。这就是因为国民性未失，遂露出复兴的兆头。
　　 蒙古与满清在当初，全是大有势力的民族。满洲人，因入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期限大久，饱吸中国的文化，先失了“民族性”后亡了语言文字，所以大清国亡了，满洲民族也差不多亡了。蒙古操持中国政权八十九年，时期短促，未得多吸收中国文化，就跑出长城。所以民族性未失，语言文字，仍然存在。大元国亡了，蒙古人还能繁荣滋长。
　　 我国的苗族，由四千年前，就屡受汉族的压迫，退居于西南几省的山林之中，到今日还能保持苗族苗语苗文，就是因为不肯吸收中国的文化，所以民族性未失。否则，苗族的名称，早就成了历史中的陈迹了。
　　 我中国现今在国际间，虽是处于极危险的地步，然而若能保存“国民性”与语言文字，决不能亡，中国纵然亡了，中国的民族，也亡不了。可恨竟有一班自命为领导民众的“圣人”与“学者”，硬说“中国国民性”不能应合现代的潮流，中国的语言文字，不易吸收西国的文化。甚至要用外国语法，改革中国语，用“罗马音”，改革中国字，这样胡改乱革，我中国可真要从根本上灭亡了。
　　 断定一家的盛衰，要看那家的子弟。评论一国的兴亡，要看那家的青年。看一看我中国现在多数的青年，中国前途的命运，就可以预断一个大概。
　　 中国现在有两样人最可怕。一是老顽固，一是新顽固。老顽固是习非成是，妄自尊大。新顽固是削足适履，妄自菲薄。正如老八股是束缚人的性灵，新八股是祸害人的天良。
　　 守旧与维新，全不可趋于极端。守旧趋于极端，就入于顽固。维新趋于极端，就入于盲从。并且无论守旧或维新，均须有鉴别的能力与选择的本领。只要见得正当，虽千万人向前，吾偏要退后。虽十万人退后，我偏要向前。这样，才配谈守旧与维新。
　　 欲求国家长治久安。须要士不邪，农不惰，工不猾，商不奸，官不贪。其中尤以官不贪为要着。愚民政策实优于扰民政策。愚民政策之下的百姓，还可以苟且安生，扰民政策之下的人民，决难有安生的日子。
　　 法律如同蛛网，它的能力，只能捕住弱小的苍蝇与微细的蚊蠓，强大的黄蜂与凶横的木蜂，虽有时触到网上，网不但捕不住他们，反倒被他们撞几个窟窿。从来一国的法律之破坏，不怨小民，而怨一些有大势力的人。
　　 社会是一团散沙。道德如同黏胶。社会间，无道德决必不能团结牢固。今人日日研究改良社会问题而竟蔑弃道德，甚至欲推翻道德。他们将来所造成的新社会，焉能有好的希望。
　　 欲造成良好的社会而用挑拨的方法，正如用滚水冲激散沙。不要看顷刻之间，就冲到一起。要知水干之后，散沙更不能合拢团结了。目下的某国所造成的新社会，也不过是等于被冲激的散沙。由外面看，仿佛是成了一团，要知将来还有一个大解体在后边呢。
　　 世界上只要一天有人类，就不能无私心。有私心，决没有真大同。某国的大志愿，是要用甜言蜜语，引诱世上的人，化除国界，归入她现今实行的一个主义之下。这仿佛是要合为大同了。其实她不过是要将各国，收入她的版图，受她的支配。名之曰大同其实还是不大同，她高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其实她是要实行最大的帝国土义。
　　 人人想治己，国虽乱而必治。人人想治人，国虽冶而必乱。
　　 革命出于为公，就是吊民伐罪。所以孙中山先生，首先由《礼记•礼运》篇里，取了一句“天下为公”，使人人存在心中，以免入于私之一途。因为革命若出于为私就是夺取政权。吊民伐罪，是因一部分人，不忍见人民所受的痛苦，对人民有吊慰的心，因而集合一团势力，打倒压迫人民的恶魔。夺取政权，是因一部分人，羡慕权者的富贵，对当权者，欲取而代之，因而纠合一团势力，打倒当权的人，以便为所欲为。
　　 真革命(或为公的革命)之后，人民必有重见天日的欣慰。假革命(或为私的革命)之后，人民必有以暴易暴的痛苦。
　　 革命，须以本国人，施之于本国人。不当有外国人的背景，不可受外国人的蛊惑与利诱，不应受外国政府的指导与驱使，更不可尊外国政府为政府。否则纵能侥幸成功，也不过是将本国的政府，变成为外国的分政府。将本国的土地，变成外国的附属地。这种行为，正与卖国奴的行为相等。
　　 自民国于七年以后“立场”二字，成了我国最时兴的新名词。人不演说不作文章则已。只要演说一次或作文一篇，几乎没有不用“站在某某的立场上”的。依我看，莫如痛痛快快说，是“站在饭碗的立场上”或“站在洋钱的立场上”，倒是言无二价，童叟无欺的良心话。
　　 现在最可叹的是：一些青年，不务正业，一面任意享乐，一面恨天怨地。他们的钱财不足浪费，就骂“经济制度不良”。对妇女不能随意交往，就骂“社会组织不良”。终日对“资本主义”，“封建制度”等等，骂个不休。自以为苏俄是青年人的乐土，中国若变成苏俄，就可以畅其所欲，用钱而钱到，想密斯而密斯来。岂知在苏俄，更有种种限制。在苏俄全国里，决找不出个终日油头粉面，身穿着电影明星化的洋服，手挽着爱人任性游荡的青年，在苏俄，有学识有技能或有权势的人，还须努力工作，不能任意享乐，更不用提满肚草包的人了。
　　 不要骂“环境不良”。先要问问你本人的天良，你是不是“不良的环境中的优良分子”。不要骂别人不爱你，先要扪心自问，你是不是一个可爱的人。不要骂别人不肯用你，先要自问，你是不是有过人之才。
　　 有好货物，不怕投有买主。有好学识，不愁没有用处。货物若不精美，还少有人肯照顾，何况没有货物。学识不优良，还少有人肯聘用，何况没有学识。在这政治未上轨道的时候，固然有些酒囊饭袋，得到高官厚禄。然而他们若没有吹牛拍马的特长，或没有能生养美人的父母，也决不能走那样的好运。要知政治入了正轨之后，还是唯有学识或有技能的人，才能有饭吃。所以最要紧的是，赶快努力蓄养充足的学识或有用的技能将来不愁没有你的用武之地。比如你若是美玉，终能遇着卞和。
　　 法律是平等的，是普遍的，不能因人而施，亦不可因人而免。若只能施之于贫贱的人，那就不配称为法律，只可呼之为命令。
　　 外国的要人，以守法为荣。中国的要人，多以守法为辱。中国的要人，若不痛改这种劣根性，中国的政治，永远不能上轨道。
　　 某年某要人，在北平大运烟土，大贩白面，大开赌局。终日门庭若市，顾客往来不绝。某要人竟敢在大庭广众之间，大言不惭地说“我就这么办，看准敢出一口气。”说完洋洋得意，真比征服外国，凯旋还朝，还觉得光宗耀祖。这种毁法乱纪的人，竟能高居民上，中国焉得不乱。
　　 现今的社会，真令人莫名其妙。凡事只要加上一个好听的名目，人就立刻视为高超，并不在实质上追求。殊不知婊子改名称菩萨，她们实质还是婊子。将相姑改称圣人，他们的实质还是相姑。聪明人，因名而求其实，糊涂人，只重名而忘其实。
　　 有人问我：“北平的各种民众团体全在哪里?”我回答说：“前几年，在天桥与‘杠房’里。你若有什么爱国爱民的表示，或有示威的运动，或用团体名义，欢迎某伟人或有何请愿的举动，用几毛钱就可雇一个至于现在他们在哪里，我就不知道了。”
　　 君子得势以行其道，小人得势以扬其欲。道行则国治，欲行则国乱。
　　 我最怕听人说：“我若想发财，早发了。”或“我若想做官，早做了。”这一听着这种自向脸上贴金假充神圣的话，就如遇见婊子对我谈贞节，我总是回答说：“我为我自己奋斗二十余年，总想发财，总发不了。总想做官，总做不成。”
　　 什么叫清高?有钱，准也容易清高。什么叫卑鄙？无钱，谁也容易卑鄙。我以为，有钱足够生活而能不再贪得无厌，就是清高。既有钱足敷一生之用，而仍贪求不已，就是卑鄙。
　　 中国各省，我差不多走过一半。以我所见的商人而论，要以北方的商人——尤其是北平的商人—— 最会做生意。他们那种谦恭和蔼的言语态度，能使你不忍不照顺他们。最不会做生意的，要属武汉的商人，其次就是上海的商人。武汉的商人，因为受了湖北俗语“一品商，二品客”的毒，对顾客，态度傲慢，言语刻薄，使你买完一件物品，心里生起许多愤怒。近二三年来，武汉的商人，不知是受了什么影响，渐渐地和气化了。可惜北平有些大商店的店员，不知是受了什么传习，反又端起架子来了。在这市面萧条的日子，还要学染恶习，实在不是好现象。
　　 责己的人多，国必兴。责人的人多，国必亡。欲断一国的兴亡，当注意国人的言论。
　　 我在某学校教书时，我的学生们，要出去检查日货，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你们这种爱国举动，我极表赞成，不过你们要知道，日本货俗称“东洋货”。你们检查东洋货之前，要先检查检查你们身上的“西洋货”。要知，用东洋货，是等于直接的卖国，用西洋货，也不过是等于间接的卖国。“不买东洋货，少买西洋货。”是学生们，目下人人做得到的一种爱国方法。”
　　 说救国爱民的话的人多，肯自救自爱的人少。这全是舍本逐末，弃源寻流的恶风。此风不改，国与民全要归于灭亡。
　　 治国的人，对外须不使刀生锈，对内须不使犁生锈，更不可使钱生锈。不使刀生锈，是勤于备战。不使犁生锈，是勤于耕种。不使钱生锈，是勤于流通。
　　 对失势的要人，加以打击，是打死老虎。对走背运的平民，加以打击，是“落井下石”。
　　 我常对学生说：“财产有败，势力有倒，人情有散，父兄有死，这几样，全靠不住。只有学问或技能，是靠得住的。不过，无论有什么高超的学问或技能，全须以道德做基础。中外历史里，有许多学问出众，技能高超教员，反致身败名裂的人，就是因为他们那学问与技能，未曾建筑在道德上。”
　　 不打倒古圣人，显不出新圣人。不排斥古文学，抬不高新文学。现今的许多学者并非对古圣先贤，有何深仇大恨，也非对古人的文学，深恶痛绝。不过，他们因为求名图利起见，不得不昧着天良，立异标奇。这个锦囊妙计施用之后，果然，新文圣，新作家，新文坛巨子，就如大雨后的雷蘑，一个一个地全钻出来了。他们或彼此标榜，或互相攻击，闹得乌烟瘴气，鬼哭神号。于是盲从之辈，心目中只知有他们，不知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因此他们的新愚民政策就达到成功了。
　　 以前我中国人将外国人，认为禽兽。现在，我中国人将外国人，看作天神。这全是一偏之见。鄙视外国人，应知道他们有美点，当“择其善者而从之”。崇拜外国人，当知道他们有缺点，应“择其不善者而改之”。如此，则不致陷于排外，也不致流于媚外。
　　 现在是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时期。所以作的文，愈令人不知所云，愈是合于时代的好文。作的诗，愈令人认不出是什么东西，愈是合于时代的好诗。穿的衣服，愈不中不外，不男不女，愈是合于时代的新人物。你若稍加批评指正，就有人说你是没有欣赏文学的天才，缺乏审美的眼光，是时代的落伍者。
　　 聪明人不骗人，糊涂人不受骗，则天下太平。
　　 我在“农学院”与“铁大”教英文的时候，学生们问我学英文应当怎么样学。我说：“只按‘不要脸’三字做去。无论学习什么学术技艺，若肯拉下脸皮，无不成功。学习洋文，只要不怕讥笑，敢说敢作，敢勤勤地向人请教，所学所习，就能日有进步。仅以梅兰芳而言，他本是堂堂的一个男子，他竟敢在广众之前，着起女子服装，扭扭捏捏，细声细语，装模作样，不怕羞耻，所以能炼成一个名伶。当初他若‘要脸’，决得不到今日的美誉。他在学习之日，能不要脸，所以学成之后，反倒露了脸了。不过，天下的事，除丁研究学术与技艺之外，若不要脸，那就是自寻失败，自找苦吃。”
　　 天本是虚空的，不能靠。人多是虚伪的，不可靠。世间惟有自己是自已最可靠的。
　　 修官署，不如用人材，正如修外表，不如修内心。
　　 所谓良好的教育，不是增加学生的优点，是使他们知道自己的缺点。不是造就一些妄自尊大的圣人，是造就些真有实用的凡人。
　　 我只劝学生们几句话，就是：立定志向，稳住脚步。不为古人的奴隶，不作今人的傀儡。不要见异思迁，不可舍己耘人。不要拍人的马屁而替人摇旗，不可受人的利诱而代人呐喊。但有机会读书，不必早谋出路。若想为国备斗，须先立下根基。要知现在是青年最危险的时候，稍一大意，就要赔了性命，切勿贪图一时的虚誉，徒为野心之辈，做了求富贵的阶梯。娱乐场所，全是陷人坑。父母生我一场，孝不孝，先可不论，若不能成名立业，才是胡混一生。死后若鬼魂有知，总要不使它痛哭流涕。
　　 存愤世嫉邪的心，天下少有不可恨的。怀悲天悯人之志，世间少有不可怜的。
　　 真正的北平人，有一样大毛病。人若没有学问，没有技能，他们并不讥笑。假若人不会说北平话，他们反以为是莫大的缺点，必要加以怯口或有口音等等无意识的讥评。
　　 前几年，我常见要人所收的通电里，有一句“天祸中国”，我实在为天呼冤。天是空虚的，岂有祸国的能力。莫如改为“人”祸中国。若再往确实里说，不如换成“我”祸中国。
　　 北平的老住户，是最讲究说话的。可惜他们有时候说的话极无道理，太不客气。比如，说起自己的父母总是说“我们“老太爷”(或老爷子)“我们老太太”。说起自己的兄弟姐妹嫂嫂弟妇，总是说“我们大爷，二爷，姑奶奶，大奶奶，二奶奶”，说起自已的女人，也称“我们大奶奶”。最无道理的是，说到自己的儿子，儿妇，竟敢自称“我们少爷，我们少奶奶”。并不细想，这种种称呼，全是尊敬之词，理应发之于别人之口，不可自上尊号。
　　 我中国上流社会的人，说客气话，也时常不加思索，不合文法，比如，说起自己家庭的人，总是说“我们”家父(或家严)“我们”家母(或家慈)，“我们”家兄，“我们”家嫂，“我们”家姐(或家姊)，“我们”舍弟，“我们”舍妹。殊不知，“我们”二字是表多数的代名词。对人说话，若用“我们，就要将对谈的人，包含在起了。然而若按孔子的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将父母兄弟姐妹，模模糊糊，作为公有，尚无不可。惟独提起自己一个人的女人，也要滥称“我们”贱内或“我们”内人。在“公妻制”尚未施行的时候，未免放弃“所有权”了。
　　 在远古的时候，并没有钱这种东西。人需要什么，全是用物换物。古时的聪明人，为求方便起见，才造出钱来。可见钱币不是坏东西。然而因为一些爱钱如命与用钱为恶的人，将钱污辱妄用了。所以好讲面子的人对钱字，多不肯发之于口，行之于文。欧美人，在大庭广众之间，更以钱字为忌。这岂是钱的罪呢。
　　 教育本是强国的要素，是清高的生活，可惜被一些“学匪”弄毁了。宗教本是治心的要素，纯洁的生活，可惜被一些“教匪”弄毁了。恋爱本是维系夫妻的要素，是互助的生话，可惜被一些“恋匪”弄毁了。
　　 良心无愧，身体无病，胸中无累，户上无债，是最大的快乐。
　　 能灭除人民的痛苦，就是能为人民谋幸福，并不在乎有什么远大的计划。现在人民所希望的，并不是将来如何可以穿绫罗绸缎，如何可以吃山珍海味，如何可以住高楼大厦，如何可行几十万里铁路。现在人民所希望的，是有破衣可以容他们安安静静地穿，有粗饭可以容他们安安静静地吃，有旧屋可以容他们安安稳稳的住，有土路可以容他们平平安安地走，有薄田可以容他们老老实实地耕，有苦工可以容他们安安然然地做，有小店可以容他们安安稳稳地开，有破书可以容他们安安静静地读，有小事可以容他们安安稳稳地作。
　　 现在的人民，对当权的人不满意，不是怨人民，是怨当权的人“为人民谋幸福”，太好高鹜远，不切实在。目下的中国人民，如同小孩子，隐在泥塘里，受尽鱼鳖虾蟹的钻噬，当然要哭叫喊嚷。你只要将他一把拉出来，他立时就能喜笑颜开，歌功颂德。假若你连一臂之力，还不肯用，反在泥塘边上，对他高谈《封神演义》，他耳里虽然爱听，怎奈他向上的痛苦，是无法可忍呢。你纵然舌敝唇焦，他也要说“你是口甜心苦”啊。
　　 糊涂人的糊涂，有法可治。聪明人的糊涂，无术可医。
　　 有孝顺的儿子孙子，不如有孝顺的爸爸爷爷。孝顺的儿子孙子太少，孝顺的爸爸爷爷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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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孙子承受爸爸爷爷的财产，全以为是理所当然，并且爸爸爷爷，也多以为不如此，就于心不安。爸爸爷爷得儿子孙子的奉养，反多以为受之有愧，并且儿子孙子，也多以为若如此，就是莫大的恩德。因受遗产而感念爸爸爷爷的人，千百中未必有几个，因得儿子孙子奉养而感念儿子孙子的人，千百中，实在有千百。
  寒带温带热带的社会情形，决不相同。甚至同在一个大洲，一个纬度里的各国的社会的情形，也决不能相同。就以中国五大族与中国西南的苗族的社会的情形而言，也不能相同。专以汉族而论，因所居的区域不同，社会的情形，也就不能一律。其所以有差异的情形，自然有种种的原因，一时无法详说。总而言之，不能照外国社会的情形，改良中国社会。更不可按外国人近来所造出政良外国社会的理想方法，改良中国社会。欲求改良中国社会，至少先须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详细研究几遍。若仅仅读过一本高小国史教科书，竟要将改良中国社会的重责放在肩上，那是不知自量的。
  糊涂人，多成功。聪明人，多失败。自以为聪明的人，必着着失败。
  英国俗语说：“天助糊涂人”是一句迷信话。其实，是因为糊涂人多有自知之明，遇事只知循规蹈矩地做去，不敢存非分之想，不敢有出位之思，只知低头傻干，不敢行险取巧。如同登山一般，不问山的高低，一步一步爬去，自有达到极顶的时候。人看糊涂人那种傻头呆脑的情形，以为他必遭失败，岂知他的成功，就在眼前。他成功之后，人还疑惑不是他自己所成就的，于是，就造出一句“天助糊涂人”。
  不能自治的人必被人治。幼年不受父母尊长训责的人，将来必遭社会的轻蔑，遭受国法的制裁。监狱中的囚犯(除了少数被人诬陷的人之外)全是不能自治或幼年不受管教的人。
  未读透中国的古书，不配批评中国的古书。未深知外国人的优点，不配仿学外国人。
  野心的军阀，以为别人全有死，我必永远不死。他人全有失败的日子，唯独我没有失败的时候。摩登女子，以为别人全有老，我必永远不老。他人全有不受人爱的日子，唯独我决没有不受人爱的时候。岂知他们骄满自恃的期间，光阴与环境就在他们的身上，做起工来。
  人之一生，十分之九为己，十分之一为人，就是天下少有的极大的好人。百分之九十九为己，百分之一为人，就是好人。至于说某某伟人，一生专为民众生活，我决不相信。寻常人，若说“我立志终生专为人谋幸福”，那是等于放屁。我以为孔丘与释迦，至多也不过是十分二三为人而己。
  人见了明娼与明娼寮，决没有什么批评，只认定是卖淫的人与卖淫之处罢了。假若遇到暗娼与暗门子，心里立时就要生起一种奇异的感想，必要指指点点，发些异论。假若暗娼再假充良家妇女，暗门子上再悬起一块“贞节牌”，那就是自讨没趣，自增羞耻，闹成极大的笑话了。我近几年来，因受这种经验的教训，所以我才不得不揭去我“假充好人”的假面具，痛痛快快地自认自供，我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动物”。
  谀言(马屁)是一种骂人不带脏字的讥评。只因为是用柔和的语调与温顺的态度说出来的，所以入了人耳就如同打了一下吗啡针，立时先使你微觉麻木，然后就觉得血液循环，肺叶颤动，周身舒畅，不知东南西北，忘了姓甚名谁。染了这种嗜好，与习成吗啡病相同。日染日深，前途决无好的结果。然而不肯近吗啡的人太多，不肯纳马屁的人简直没有。我虽是竭力拒绝，心里有时也是欢迎。
  自从环境恶劣一句话，由野心的学者造出以来，为无数的青年男女，遮去了许多的罪名。然而给无数的青年男女，增添了许多不肯上进的理由。
  在学校混文凭易，在社会混饭吃难。
  老禽老兽，费尽辛苦，甚至舍死忘生，将小禽小兽养起来。到了小禽小兽能飞能走自已寻食的日子，便各奔前程，父母子女的关系，立时断绝。以后重逢，如不相识。我们替老禽老兽打箅，它白费精神气力，未免太糊涂。然而因为它们不能返想，所以不知悔悟，仍是生生不绝，并不知研究任何避孕或堕胎的方法。
  人是有返想的动物。假若将儿女养起来与他们没有一点益处，只知受养充分之恩，不知还报之义，人谁还肯操心费力，养育忘恩负义的害物呢。古圣先贤，惟恐人类将要断绝，所以创出一个“孝”字，使为父母的不致灰心。
  孝字正是引诱为父母的一种钩饵。儿女虽不能个个全孝，然而为父母的，总以为他们必有尽孝的可能。心中存着这种希望，所以就甘心担负养育辛苦。全以为我们现在为儿女虽受尽苦劳，将来总有使我们快乐的结果。因有这种思想在心中鼓动，人就繁殖下去了。
  禽兽不知尽孝，然而决没有对父母为仇的。中国的古语“枭食母、獍食父”，并不是实有其事。不过古人特意造出这种谣言，警戒不孝之辈，不要学禽兽而已。按《述异记》说，獍状如虎豹而小，生食其母。《汉书注》又称獍曰“契獍”，说它食父。它到底怎么样，我看论动物的书很多，也未曾查出来。枭，俗称猫头鹰，北平人称它“夜猫子”。我由种种方面考察它，决没有食母的恶行。只知它们有时同类相食。老的，因为力弱被强壮的吃了，剩下一些毛骨在枭巢底下，人就因此造出谣言诬蔑它们。
  禽兽对儿女，只担负短期的义务。禽到了能飞，兽到了能走，能自己觅食，可自己独立的时期，父母对它就脱卸了养育的责任，决不肯再受缠累。人类则由生到死，只要有父母，父母就能对他们挂肚牵肠。禽兽为儿女打算，至多不过几个月，人类为儿女打算，无尽无休，甚至到两三代之后，人岂可不孝。
  不祸国，不卖国，就是爱国。不骗民，不扰民，就是爱民。
  “爱国”须要用心，不可用口。“抗日”须要用力，不可用舌。不可利用爱国二字，自相夸耀。更不当利用抗日二字，自相诛杀。  
  有人说：“中国现在所以不得安宁，是因为恶人太多，好人太少。”我说：“中国现在所以不得安宁，是因为坦坦白白的真恶人太少，遮遮掩掩的假好人太多。”
  所谓慈善家，并不在乎典房去地，卖儿鬻女，节衣缩食，挨饿忍饥，周济穷人，一个人只要肯将他所用不了的，或所不能用的，分散于人，就是真正的慈善家。
  前几年，北平某报征求“中国青年应读什么书”，接到了许多的答案。其中某有名的学者的答案，是“应多读外国书”。我原以为那种“忘本”的谬见，必定有人驳斥。岂知因为他是一个“学者”，竟得了许多人的赞助。我中国竟有这种“舍祖忘宗，是人非己”，仅求知人，不求知己的现象，中国焉得不日趋于灭亡。
  十年前，日本文学家某人，在某处对中国人演说。提到中国文字，他说：“十五年后，你们贵国人，若用国文教员，须到日本去聘请。”当时的听众，全都认为是笑话。岂知日本人，研究汉文的狂热，较我中国研究洋文，还格外的猛烈。在我国蔑弃国学的狂潮中，反给日本人造成搜罗中国古书的机会。我们所认为腐化落伍的典籍，他们全视作无价的珍品。再按现今我中国几个新圣人，竭力改良中国文字的情形推测，日本人那句预言，恐怕不久就要应验了。
  据我所知，惯骂官僚与财主的人，多是愿做官而不成与想发财而发不了的人。
  以前我中国用人，是先付工资，然后上工作事。自从染了欧化，一班新派的人用人，是先上工作事，到月底或下月初，再付工资。这种恶例一开，与用人的人，固然增添了许多利益，可是使被雇用的穷人，受了许多的苦恼。因为他们谋得一个位置之后，还不算有了饭碗，只是有了可以吃饭的希望，必须东挪西借，典衣卖物，维持这一个月内的生活，工资到手，须先开发利息。这种损失，只有以身为业的穷人知道。
  英国格言说“贪财是万恶之源”。我再补充一句“说谎是万罪之始。”
  人有才识，正如商店有好货。纵然自吹自擂，若没有人代为宣传，也能有人肯来照顾。不过既得了宣传的效验之后，更当维持住了信用。否则，人上当只一回。不但人与商店是这样，一切主义学说，也是如此。
  在国政已入轨道之后，书呆子可以有出路。在国政未入轨道之前，只有“书混子”能够寻出路。那似呆不呆，似混不混的人，无论在政治上轨道与否，只能到处碰钉子。
  现今最可忧的是，多数的学子，入了小学，便自命为贤人。入了中学，便自视为圣人，入了大学，更自居为神人。留洋回来，便自以为是加料的神人。他们超凡的程度，既然一天比一天高，所以与社会的隔膜，一天比一天大。一旦置身社会，便觉两不相容，非常苦闷，因为社会是以凡人组成的！
  愿得人的欢迎——献谀词。欲受人的恨恶——进忠告。
  儿童喜奉承，是因入世尚浅。妇女喜幸承，是因阅人不多。老年人喜幸承，是因活得日子太久，碰钉子太多，到了残年暮景，愿听一些顺耳的话，安慰安慰已经失望的心。
  谀言与美色，全能催动人的血轮，使人发生美感，振起人的疲倦。耳里喜听谀言，正如眼中愿见美色。也可以说，谀言是耳中的美色，美色是眼里的谀言。
  有人问我：“你是否喜欢人对你拍马”。我说：“何尝不喜欢，不过我既无学识，又无财势，虽愿受人之拍，其如人之不肯白费气力何。”
  现在救中国，不必骂中国的古人，也不必捧外国的新人，独一无二的好法子，就是人人要反照自已的天良。天良就是个能使自己现原形的照妖镜。人人每日肯自照几遍，中国决不能亡，帝国主义也就不打自倒。
  孝亲是报本，爱国也是报本。所以不孝之子，决不能真爱国。不爱国的人，也决不能真孝亲。
  世界就是一个大学校。世上的人，不论男女，全是这学校的学生。 一脱离母胎，就在这校里报名注册。活到老，学到老，永没有学成了的日子。“殃榜”与“死刑罪状”，就是修业证书。善恶的声名就是成绩。自从这学校成立以来，修业生不知有几万万万。不论你在这学校里，如何聪明，如何愚昧，修业之后，同归“完事大吉”。孔子，释迦，苏格拉底，与穆罕默德等等的人，也不过是为学校里的高材生而已，他们也没有毕业。
  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离了母腹向坟墓里进行的路程”。少亡的就是这条路短，老死的就是这条路长。所谓命好的，就是这条路平坦。命苦的，就是这条路崎岖。这条路上，老老实实走的，就是君子。在这条路争争斗斗走的，就是小人。不论你怎样走，你也不能不走入坟墓。
  有人问我：“有一种新青年，凡事要随着新潮，为什么还要向腐化的爸爸要钱，为什么还吃腐化的爸爸的饭?”我说：“花爸爸的钱，吃爸爸的饭，是爸爸的义务。追随新潮流，是他们的使命，并且爸爸当初也是吃他的爸爸，花他的爸爸。旧潮流是如此，新潮流虽新，也不能例外。
  口强心弱的人， 一生不能发达，并且要招出许多的烦恼。口强心弱的国，永世不能盛兴，并且必造出许多的国耻。
  钱是好东西，然而须会用。书是好东西，然而须会读。正如水与火，全是人生所一日不可缺的，但是若用得失宜，却能与已与人有害。
  诚，伪，公，私四个字，是分别君子与小人的试金石。君子必诚，小人必伪，君子必公，小人必私。
  古人读书，一年之中，除了三节与“歇伏”外，并无所谓休息。可是那些读书的人，也未全学了颜回，短命而死。他们的学识，也并不劣于今人。今人读书，除去星期，寒假，暑假，春假，例假与种种纪念日，种种运动日， 一年几乎读不到三个月的书。可是这些读书的人，也未全学会了彭祖，得享高年。他们的学识，也并未超过古人。
  每七日休息一日，原是基督教传下来的习俗。教徒用这一天，作为礼拜上帝、休养疲乏的日子。在欧美各国，虽未必人人视为圣日，他们也多是利用这一天，作正当的消遣，以便恢复六日已经劳累的精神。休息一日之后，再奋力办理正当的职务，足可补足一日体息所耗去的光阴。我国自从采用星期例假之后，反给多数的人，造成放纵的机会。所以我常对学生们说：“一到星期六，你们的功课就糊糊涂涂，因为真魂，已经走了。每到星期一，你们的精神，必昏昏沉沉，因为真魂，还未回来。”
  读书愈少，愈将自己认为圣人。读书愈多，愈把自己认成混蛋。
  近二十余年以来，我中国之所以日趋危亡，并非全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所致，最大的原因，就是多数的知识阶级，明于察人，昧于察己，自已卖淫偏要骂人为娼，自己为盗，偏要骂人作贼，自己生花柳恶疮，偏要讥人打“六O六”。
  历史是已往的新闻。新闻是现今的历史。不过，历史与新闻，全是因坏人而起的，世上若全是好人，也就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新闻。纵有历史，纵有新闻，也必如同忠臣孝子烈女节妇的传记，枯燥无味。人读一二句，就要睡着了。因为，有奸盗邪淫，才能使读者发生兴趣。
  不给父母招骂，是孝子。使父母增荣益誉，是最大的孝子。
  求学如逛景，须自己时时刻刻一步一步地留心观察，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与阅历。徒读死书，不过如同读古人的游记而已。说得虽然热闹，当不了自已的经验。
  监狱收养一个无期徒刑的罪犯，以五十年计算，至少须消耗三千元，假若教育一个孩子，至多需费一千元。以收养一个与社会有害的罪犯的费用，至少可造就三个与社会有益的分子。可见政府对教育投资，较为司法筹费，重要得多，并且是利益无穷。不过，我所以认为教育者，最良好的教育，是与中国有实用的教育。若以现在多数学校所得的成绩而论，最好是多筹司法费。
  古语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因为读书不是为通“经”，是要学做人。现今，是科学之师易得，人格之师难求。据我所知，现今校长娶学生，教员姘学生的事实甚多。以这种校长教员而论，他们虽能贩卖吓人的“科学”，也不过多造就一些害人的匪类。欲为中国养成人材，不当由甄别学生入手，要先由校长教员动工。(注：“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见《北周书•诞卢传》)
  爱国心，是国民对国应尽的本分。爱国的行为，是如同国民对国应纳的一种赋税。既是本分，则不可视同一种功勋，而向人自夸。既同赋税，要当由自己牺牲，不可“拿野猪还愿”或从中取利。
  量入为出四字，不但是居家之道，也是治国之法。
  俗语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真平等。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真自由。因为在法律上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自己的举动，不扰及别人的安宁，才是真正的自由。
  律师是保护人权，替人办理的。然而自有律师以来，无钱的人，更无理可办了。
  我不知什么是善恶。我只知与人有益就是善，与人有害就是恶。利于多数的人，就是善。只利于少数的人，就是恶。
  我见阔人讣文内所附的“哀启”或“行状”，我就为我国痛哭流涕。因为死去的，全是天生少有，地上无双的好男女。这种好人既是全都死了，中国焉得不大糟特糟。
  人生一世几十年，仿佛是岁月久长。若细一思想，也不过如同梦幻泡影，转眼就完。任何权位财产，也不能永久据为己有。所能永远占为己有的，就是学问与名誉。军阀强盗，能夺人之权位。杀人之肉身，分人之财产，而不能夺人之学问，不能灭人的名誉。历史中，这种证据数不胜数。
  对公则敷衍，对私则认真。对内则张牙舞爪，对外则俯首贴耳，是古时中国人的大毛病，也是现今中国人的大缺点。老年人，向下看，想已过的，青年人向上看，想未来的。幼年人，向各方看，什么也不想。
  青年人的思想，一天比一天新，正如他们的身体一天比一天长。人过四十，身体既不再长．思想也就稳定了。
  文人的书案，与美人的妆台，是世上两种最可怕的东西。因为世间的不安，多是由这两件物上造的因。
  依着我的小人之心推测。不可用花枝招展，扭扭捏捏的女教员，教授血气未定的男生。更不可用油头粉面，洋装革履的青年，教授及笄待嫁的女生。不论这种教员是由什么国留学而回，也要防微杜渐，拒恶于始。
  大城市虽是文化的中心，也是各类罪孽的制造厂。就以北平而论，玉泉山的水，流入北平以前是清澈无味的。由北平流出之后，就变成混浊腥臭的了。乡里人入北平，也是如此。正如墨子所说染丝的地方，“所入者变，其色亦变”。所以我不以日本夺我四省为虑，我独以乡间的好男女，因避寇而逃入城市为忧，日本的武力，可以用武力驱除。乡民所染的恶习，几代也不易去净。
  古人说“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古人还有深山可隐，密林可藏。自民国二十余年以来，我中国经一些不学无术的军阀，闹得民穷财尽遍地皆匪。山中有贼林中有盗。不但小民无法山居林处，甚至他们那些要人，若想山居几日，也非带几营卫队，不得安生。城市中，又经一些阴毒洋化的学者，闹得乌烟瘴气道德消亡人伦破产。不但良民无法修身齐家，甚至他们那些志士，若想宁静几天，也非维持一班爪牙，不得稳固。归终，是害人害已，杀人自杀，彼此同陷于焦灼忧惧之中。若想随处可居，四民乐业，只怕今生无望了。
  人生是忧闷时多，欢乐时少。世界是扰乱时多，太平时少。否则人更不愿死了。
  要学好，先学诚。欲学坏，先学伪。
  人的名字，不过是一个区别于众的符号，固然是叫猫称狗，也与本人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既择一个名字，总当使人听了见了，不致生起不快或奇异的感想为是。可怪，有人择名，竟有用血，魂，仇，恨，冰，雪，霜，雹，耻，儿，球，剑，刀，点，胆，誓，击等字作材料的。尤可惜者姓王的起名，偏多连用国字。譬如王国仁三字，读起来，岂不是等于“亡国人”么。
  男子的权是财，女子的权是色。男无钱，女无色，生于今日，不但没有人权，简直，就算没有人格。这种不平，是随着文明而增进的。世界愈文明改良，愈没有穷小子与丑女人的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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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人最忌轻浮躁妄。老年人最忌暮气颓庸。一则无事可成，一则无步可进。所以中年人办事，多易成功。
　　 不要轻视穷人，穷人虽穷，或有所不为。不要重视富人，富人虽富，或无所不为。
　　 以前女学校，全有烹调与缝纫两门功课。近几年来，有人说那种功课是污辱女权，学成也不过是预备做家庭的奴隶，所以多被取消了，可是对于音乐唱歌跳舞，反大加提倡。我不知，衣服破了，唱一唱就能补上么。肚子饿了，跳跳就能充饥么。做饭缝衣，若算污辱女性，那么给人唱着听，被人搂着跳，就是尊重女性么?
　　 现今，有钱的人，有儿女，不易教养。无钱的人，有儿女，不能教养。将来，无论有钱无钱，若有儿女，谁也无法教养。
　　 在国中危乱的时候，元首的位置，如同旗杆顶。乍一看，仿佛是高于一切，人人全愿意上去开开眼界。及到费尽心力，爬上去之后，坐下去既不舒服，站起来又不稳固。稍微不加谨慎，就有跌落丧命的危险。
　　 现在，富人是害怕。穷人是着急。不富不穷的人是又害怕又着急。
　　 小人发财，他那俗鄙的样子可怜。小人得势，他那骄满的样子可怕。
　　 古时的恶人，未必如传说的那样坏。古时的善人，也未必如传说的那样好。不过经历史家添枝加叶，描写的放大了几倍而已。正如人夸人之善或讥人之恶，总要过了实在的范围。所以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可见人做一个好，不但在当时受人的崇敬，将来更必得人加倍或加几十倍的崇敬。当一个恶人，不但在当时受人的咒骂，将来，必更受人加倍或加几十倍的咒骂。我常说：“人若因无饭吃，当了恶人，还觉值得。然而现在一些要人们，既不少衣缺食，又何苦自往恶人群里瞎钻而取千秋万世的骂名呢?”
　　 一个人全不易受骗，何况全国的人呢。一时的人还不易受骗，何况千秋万世的人呢。自古以来，那些骗子们，有几个不是骗了自己。
　　 自作聪明的人，是世上最糊涂的人。历史中所载的奸臣大盗，全是当日以为自已是最聪明的人。秦桧，严嵩，黄巢，李闯就是凭证。由现在说起，已被刺杀的几个要人与监狱里的囚犯以及已处死刑的盗匪，就是凭证。他们若不自以为聪明，何致作出种种的罪案。再以鸟兽虫鱼而论，凡落入陷阱索套钩网的，也全是自以为聪明的。
　　 真混蛋，不致吃大亏。假聪明，始能惹是非。
　　 婊子若能自认为婊子，强盗如能自认为强盗，则天下太平。
　　 骄满虚妄，是伟人失败的第一步，戒慎恐惧，是伟人成功的第一步。
　　 我中国原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自从民国成立，第一伦，已被打倒了。自从非孝主义一出，第二伦，将被打倒了。自从自由离婚兴起，第三伦，快被打倒了。因有财产的关系，第四伦，早就不成一伦了。自从某要人娶朋友之妻为妾，第五伦，将来也恐怕保不住了。
　　 报纸的职责，不只是像个“探子”，专向民众报告消息。最大的本分，是要像一个“义士”替民众诉冤屈，代民众鸣不平。据近二三年来，有几家报馆，对于奸诱妇女或遗弃妇女的恶徒，不但不施行攻击，且竟竭力地代为洗刷。更可恨的是将这些恶徒的罪名，强拉胡扯到“环境不良，封建遗毒，吃人礼教”之上。仿佛他们的恶劣行为，是无罪无辜的，是社会应当赞颂的，是政府应当奖励的。我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据近来几个报纸上的评沧，仿佛处女膜是一件阻止文明进化的东西。以为若没有这种东西，男女就可以任意交通苟合。女子若以身体，随时供给男友消遣，中国就能一跃而为地球上第一强国。女子若能打倒羞耻，中国就可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没有真正的道德，不配讲社交公开。没有嫁娶的真心，不配谈恋爱自由。
　　 处女膜不是中国女子所独有的，也不是因中国腐化才生的，是天下各国妇女所同有的，也是天生的，若因此为女子鸣不平，只有对天实行革命。(在此，我因恐碍及我的《妄谈》的范围本不愿说到女性，然而因为屡屡使我不能不说的事故发生，不得不在此里略谈几句。)
　　 富人得穷人之力，较穷人得富人之力为多。没有富人，穷人还可以生活。没有穷人，富人立时不能动转。
　　 真正大英雄的胆最大，是勇于为善。真正大英雄的胆最小，最怯于为恶。
　　 普通小民的悲愤，并非因无高楼，因无汽车，困无美妾，因无银行存款。他们所以悲愤，是因为有人将他们那一点的养生之资，强取了去，作为建高楼，买汽车，娶美妾，存银行之费了。欲免小民的悲愤，只有政府严惩贪污的官吏，禁绝非法的捐税。
　　 名誉是人生最靠得住的财产。有名誉的人，虽穷决不致于饿死。因为有无形的财产带在身旁。
　　 我国出名的商店，因防止冒牌起见，多用“假充字号，男盗女娼”的咒词，警告一些无耻之徒。这八个字，虽然类似村妇骂街，可是一些冒充之辈，因恐遭了养儿做贼，养女为娼的报应，居然减少了许多假充字号的行为。足见这八个字的威权，可以超过法律的效力。
　　 无道德的商人，假冒别人的牌号，是为谋私利。无道德的坏人，假冒人民的牌号，也是为私利。商人冒牌，不过骗一些主顾。坏人冒牌，是骗全国人民。商店对冒牌的无耻之徒，可以用“假充字号，男盗女娼”八个字做警告。那么，我们人民，对伪造民意的野心之徒，也当加以“伪造民意，男盗女娼”的警告。有人说那些要人早将报应二字，抛到九霄云外。将迷信心理，化为无影无踪。他们对明骂，还无所动心，岂能怕这区区八个字的咒词呢。我说：“他们虽不信‘果报’，然而果报，还是如同影之随形，响之随声。你试看，自民国以来，那些假造民意的人的儿女，有几个能男良女洁的。现在的报应，比以前更速了。”
　　 治国如同治病，须临症处方，随时用药。若预先开出许多方子，强使病人按方服用，即是以人命为儿戏。所以古人，将良医与良相并称。
　　 人一生的大毛病，多是对别人的事，看得明明白白，对自己的事认得糊糊涂涂。因为有这个毛病，所以世上闹得乱七八糟。假若能将这毛病反过来，世界必能风平浪静。可惜，人性既不能改，世界也就没有安宁的日子。
　　 世界上的小百姓，原是统一的。国界，省界，以及一切的界限，全是少数的伟人强划出来的。一国之内，自相争杀，国际之间，攻伐不止，也是一些伟人闹起来的。
　　 成吉思汗一出世，因他丧命的有六百万人。拿破仑一出世，因他丧命的有二百万人。中国的往史不提，单说中国的一个小军阀的一生，平均也能连累一两万人因他而死，我不知世上为什么生这种害物。
　　 部下的人说你好，是一时的，百姓说你好，是永久的。可惜中国的要人，只顾讨部下一时的欢喜，惹下百姓永久的怨恨。
　　 不求己而求人，不救己而救人，不知已而欲知人，不治己而欲治人，是目下中国多数青年的传染病。
　　 良心胜私欲，则为君子。反之，则为小人。
　　 近几年所发生的许多的诱奸或遗弃案中的男主角，若在欧美，必成了社会中深恶痛绝的败类。必无人再肯同他们往来。然而在今日的中国，这些男主角，反因报纸宣传成了大名。甚至有一些摩登女子，给他们写信慰问或躬亲跑到监狱里探望的。这岂不令人莫名其妙?
　　 前年我的朋友某君，有意创办大学，并且拟定几十条好的办法。第二条是“教职员任职，学生入学，皆须宣誓”。我对他说；“你这理想的大学，将来恐怕就要坏在你这‘二’上。”他问为什么，我说：“官吏就职，在外国也有宣誓的。办学读书何必要宣誓。宣誓当了什么，左邱明说‘信不由衷，质无益也’。‘质’还是白费，何况空言呢。”
　　 我最欢迎资本家，因为中国就没有纯正的资本家。中国若多出几位资本家，多开几个商店，多立几个工厂，一些失业的苦同胞，就不愁投有吃饭的地方了。假若我中国，因多有资本家，一变而成为资本主义的国，再由资本主义，一变而为帝国主义，岂不更好么。
　　 我最“欢迎”帝国主义，因为世上就没有真确的帝国主义。世上若多出几个帝国主义的国家，多派几只兵舰，多遣几架飞机，时常侵略中国的领土，中国的几个军阀东逃西窜，也就顾不得分立政府或割据一方，进行他们那爱国爱民的工作了，他们若不爱国爱民，几年之中，小百姓就可以恢复元气。小百姓一恢复元气，立刻就能安居乐业而发生卫护国土的观念。四万万人，若全有与国存亡的心，帝国主义也就不敢再将中国视为无人之境了。
　　 治家与治国是一个道理，治家，若不能创业，就须能守业。若既不能创，又不能守，这个家决不能不灭。一个国若到既不能创，又不能守的程度，也不能不亡。
　　 钱虽然好摆大架子，但是它是天生的贱骨头，生就的势利眼，最喜欢跑到富贵人手下为奴隶，决不愿真诚入穷苦人家里当祖宗。当贵人对它点手就来，有时它竟不请自至。穷人愈对它磕破头皮，哀恳号呼，它愈洋洋不睬。
　　 钱是奴性的。只可供人的指使，人不可受它驱策。你若能善用它，它就是你的忠仆。你若不善用它，它就变成你的恶主。人若终日为钱用心，就变成财奴。财奴是世间最苦的奴隶阶级中的人。因为俗语说“奴使奴，使死奴”，那么，财奴既是奴下之奴，焉得不苦呢。
　　 人的一生，不只是当祖父的孙子，父亲的儿子，儿子的爸爸。这三样的程序，虽然全做到了，与普通动物传种的义务，也没有什么高超的分别。人总须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件人生最大的职务上，做到一样，才不污辱这个人字。
　　 人不论富贵贫贱，能尽力为人群办一件有益的事，作一篇有益的文，说一句有益的话，也未尝不算是立德立功立言。人所共知的孔，孟，老，庄，程，朱，释迦，耶稣，苏格拉底，卢梭，韩愈，张骞，苏武，岳飞，秦良玉，马志尼，惠灵顿，华盛顿，富兰克林，南相格尔等等，也不过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人中最有名的而已。
　　 学校只能造就名义上的人材。真正的人材，全是靠自己肯用心，肯吃苦，肯耐烦，肯为人所不能为，所造就起来的。
　　 四年前，我对民国大学的学生说：“有形的文凭不是吃饭的执照。真正吃饭的执照，是无形的学识技能。则大学毕业，不是就算学成了。文凭不过一张转学证书，入了社会，才是肄业的开始。社会才是真正的大学。”
　　 学校里许多的学科，不是为学生将来入社会谋生的利器，不过是学校中的教员，在学校里混饭吃的饭碗。学生学成之后，也不过是再入学校，将那种饭碗，传授与别的学生。所以讲台上讲说的人材日多，社会里需要的人材日少。
　　 据一些文明的学者说“中国是时代落伍的国家”。中国既是如此，那么，他们为什么又将超越时代，连文明的外国还用不着的高深学理，教授给中国学生呢？学生纵然学成了，也不过如荀子所说的屠龙之技高而无用，杀龙的把戏，既永无实现的可能，那么，他们那高深的学理，又有何可用。
　　 满口谈道德的男子，多是伪君子。满口讲贞节的女子，多是丑妇人。
　　 肉体不健康，必受疾病的传染。心思不坚定，必受邪说的诱惑。
　　 我国的女子，事事不如男子。就以洋化而论，她们中最摩登的，也不过是穿洋衣，吃洋饭，用洋物，说洋话，唱洋歌，跳洋舞，交洋友而已。然而敢再文明一步而嫁洋丈夫的，还是如同凤毛鳞角，少见得很。若与我国敢娶洋太太的男子相较，未免是不进步，不彻底。
　　 黑猫白猫，能捕鼠的就是好猫。中国学问，外国学问，能换饭的是好学问。
　　 又吃鱼，又怕腥。又养汉，又抛清，是自古以来许多小人招痛骂的原因，也是许多要人不能成大事的根由。往史不论，单以某总统而言，他若直直爽爽地做皇帝，免去筹安会的洋把戏，不行三揖三让的假客套，他那称孤道寡的志愿，也就能达到了。只因他半推半就，扭扭怩怩，所以未打住孤狸，反惹了一身臊。
　　 中国现在所缺少的，只是任劳任怨，敢作敢为，不怕当恶人，不怕挨明骂的人。中国现在多出几个真小人，真恶人，中国的前途就有希望了。
　　 天下行动最迟慢的，以蜗牛为第一。然而在一星期中，它若不止地向前爬，它可达三里之远。可见读书做事，不怕迟慢，最怕停顿。
　　 有人问我：“中国为什么总不能安宁?”我说：“只因为一些要人，有福不会享，偏要生闲气。”
　　 使小人无法生活的国，必乱，使君子不能生活的国，必亡。
　　 按进化论，人是由猴类进化而成的。猴类既是兽类，人多少必要含有一点兽性。古圣先贤，知道这种情形，所以就创出道德，伦常，宗教作束缚兽性的无形利器，正如将野兽装入樊笼里，以免它们出来为害，使社会少生纷扰。现在有一些自命为新文化分子的人，不了解古人的苦心，以为道德伦常宗教，是妨碍文明进步的东西，竭力主张打倒推翻。这种恶见若不速加制止，将来的人类，就要日趋“兽化”而变成真正的野兽了。这岂是文明进步，简直是归本还原。
　　 老学究喜欢恭维古人而轻视今人，说古人善而今人恶。岂知古人并不良于今人，今人也并不劣于古人。古人所以觉得比今人好，是因为古人有种种的限制，不能任意胡行，如同笼里的虎豹，并非不能吃人，是因为有笼的阻碍，使它们无法施展它们的原性。
　　 “诚实不欺”四个字是人生秘诀。
　　 专为别人打算，不为自己打算的人是混蛋。专为自已打算，不为别人打算的人是大混蛋。既不为自己打算又不为别人打算，一味任意而为的人，是最大的混蛋。中国这些年的扰乱，全是这第三种闹起来的。不但害得自己东藏西躲，家败人亡，更害得别人，心惊胆跳，无法安生。
　　 军阀祸国殃民，是一时的，至多二十年可以恢复原状。“学者”乱国毁民，是长久的，至少一百年不能恢复元气。军阀死了，祸患就完了。学者死了，遗毒去不净。所以“有枪阶级”，实在不如“有笔阶级”可怕。
　　 富人，怕人夸他有钱。妇人，怕人说她不美。
　　 不新奇，不能动人。不怪异，不能惊人。不能动人，不能惊人，不能享大名。不享大名，不能招集信徒。无信徒，无人代为摇旗口呐喊。无人代为摇旗呐喊，成不了“学者”。成不了学者，就成不了首领。成不了首领，则不能攘大权，立大业，因此，新学说，新主义，遂层出不穷。为学者为首领的，前仆后继。人民无所适从，大乱就由之而起。所以，学说不可滥，主义不可多。
　　 对待人力车夫工会的首领，先使他拉一拉车看看。对待工会的首领，先使他用一用斧凿看看。对待农会的首领，先使他种一种田看看。对待商会的首领，先使他卖一卖货看看。对待教职员工会首领，先使他教一教书看看。这样，才不致被人玩弄，才能表示真正的民意，才能谋一个团体的公共利益。假若外行的人，可以代表本行的人，那就是包办民意，强奸民意，以众人为愧儡。
　　 你最大的过错，是你以为你自己永无过错。你最大的失败，是你以为你自己水无失败。
　　 陆世仪先生说：“天地犹是此天地，日月犹是此日月，山川犹是此山川，城郭犹是此城郭，时移世变，而古之人则不可得而见矣。其间庸愚之辈，汶汶焉，与草术同腐，奸邪之流，遗臭史册。惟有道德文章忠孝廉节之圣贤。耿耿焉，有英气常存。人亦何可不自勉也。”这几句话，真可以作人人——尤其是目下中国的要人——的座右铭。人人每日清晨，若肯诵读一遍，使国家社会，所得的利益，比背诵任何佛经遗嘱的效力还大。如此，不但东北四省可以收回，帝国主义也能不打自倒。
　　 自古至今，我所认为最可惜可哭可叹的，就是有许多的要人，本有流芳千古的能力与机会，偏要遗臭万年。
　　 为好人易，为恶人难。说实话易，说谎话难。为恶人，须大费心机。说谎话，须大打草稿。我以为当一员秦桧，所耗的心血。较比当十个岳飞，所耗的心血尤多。只可惜古今一些要人，多费尽心机，模仿秦桧，多不肯坦坦白白，学法岳飞。
　　 我平生最爱钱，因为钱能买人格，钱能维持生命。我平生最好色，因为色能悦人眼目，色能提人精神。我平生最爱书，因为书能增人知识，书能化人忧烦。我平生最好交友，因为友能谏人改过，友能助人进德。
　　 对学识不如自己的人，有傲态，对学识高于自己的人，有嫉心，全是因为少读书少阅历。多读几篇好书，多经几番事故，自能化除这种小家气。
　　 读书不难，难在选读。交友不难，难在择交。
　　 有人说，中国的阔人，对于拜访的人，多不愿接见，未免是自高身价，实在可恶。这种批评，实在是不体谅他们，不肯为他们设想。中国的阔人，所以不愿见客，是因为客人太不知为别人节省光阴，一些求见的人，与他们会面，多不肯直接了当，干干脆脆将来意说明。偏要先谈一些毫不相干的废话。甚至等到谈完或送至大门，才将请托的题目，半吞半吐地说出来。阔人本来如同名妓，又岂能为一两人去大半的功夫。外国的名人会客，常限定谈话的时刻，实在可以减去许多不必谈的客气话。
　　 中国这些年扰乱，所以此起彼伏，此伏彼起，成了走马灯式的现象，就是因为一些要人们的顾忌太多，心手不辣。以致敌方不能消灭。斩草除根，遗毒未去净，焉有安宁的日子。刘邦平定了全国，还不肯留下一个毫无实力的田横。乍一看，未免是残酷太甚。其实，欲求长治久安，就不能不下狠手。因为少一分祸根，小民就能多一分安宁。少一分乱源，小民就多增一分幸福。
　　 我对要人有两句话。第一，须要知己知彼。若有实力则不必调和。若无实力就不必捣乱。第二，假和平不如真武力，用武力不如正己身。用武力要使敌方无死灰复燃的可能。正己身要于无过中思有过。
　　 国家使无知之辈，操持军政之权，如同纵容小儿玩弄快刀。结果不但伤了别人，并且要伤了自已。
　　 为好人，生前受人爱慕，死后受人崇敬。何苦不为好人。为恶人，生前受人讥评，死后受人咒骂，何苦必为恶人。
　　 自民国以来，今日改，明日革，所得的成绩，只是“要人”造了无数的谣言，发了无数的横财，小民听了无数的好话，受了无量的活罪。
　　 最危险的马屁，是属员的马屁。最可怕的批评，是人民的批评。可惜自古以来，一些要人的双耳，全被属员的马屁塞满了。人民的批评，简直达不到他们的尊耳。因此他们就一直走入遗臭万年的路途而不可挽救。
　　 七年前，我在某军的参谋处供职的时候，曾因某军在前线，招得百姓怨声载道，特向某长官商议，请他设法转达各队，严整纪律。他说：“你不明白，军队到了前线，不能管束得太严。否则他们就不肯打了。”我说：“肯打不肯打是在平日的教练，不在到临时的纵容，收得一城一镇的事小，伤了人民的心事大。要知骄纵的儿子，不但给父母惹祸招灾，终久也必招他反噬。骄纵的军队，也不能例外。”
　　 修身与养身不同。修身是修千万年不死的真身。养身是养几十年必死的肉体。修身是拒恶。养身是防病。然而能修身的，必能养身。能养身的，未必能修身。
　　 无学识，并不可羞。无学识而偏欲彰显自己的渊博，才是可羞。无钱财，并不可耻。无有钱财，偏要表示自己的阔绰，才是可耻。
　　 现今许多大学学生的知识，多是在小学或中学里培养起来的。我以为，现在若谈“教育救国”，就竭力缩减大学的数目，省下费用，多办良好的小学或中学。
　　 聪明不是福，善用之则为福。愚蠢不是祸，不善用之则为祸。
　　 有人问我怎么才是律师，怎么才是讼棍。我说：“领了凭照，就是律师。不领凭照，就是讼棍。”
　　 君子怕理而不怕法，小人畏法而不讲理。
　　 人人能自制，一切的法律，监狱警察，全是无用的。人人不能自制，纵然人人讲法律，人人住监狱，人人用警察监视，也是无效的。
　　 我不提倡宗教。我不反对宗教。可是我以为，有宗教，终胜于无宗教。科学发达，固然可以缩小宗教的势力。然而科学发达到了极点，宗教的势力，他就渐次地翻转回来。这话，读一读几个有名的科学家临终所说的话，就可以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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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的好处是能使人心有所归宿，精神有所寄托，能于苦恼中，得着无形的安慰，能于愤恨中，消减许多的杀机。它的坏处，据说是“愚民政策”，阻人进步。其实，全不是宗教本身的错处。
　　以前我国，将唱戏的，贬入娼优隶卒之中，将做官的抬到士家工商之上，实在是极大的错误。要知唱戏的，以品行而言，多能高过做官的。仅以他们对于艺术，全有 “自知与知人之明”事而论，足可愧死一些官僚。第一，他们决不敢贸然登台，决不敢演唱自己所不能唱的戏。第二，无论什么名角，决不敢将生，旦，净，末，丑，全由他一人包演，决不敢认定各种角色，全出在他的家里或他的亲友与同乡之中。第三，他们被人喊了倒好，若非在私下，大用苦功，演习好了，决不敢再登舞台。我国官僚，若全能如唱戏的有“自知与知人之明”，这座“中华舞台”决不致有将要倒闭的危险。
　　 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苏格拉底说：“人要自知，一切智慧，由此而起。”东西两个贤哲全是以“自知”指示人。人果能自知，决不致把自己看作圣人，也不致将别人认为混蛋。军阀们层层捣乱，学者们时时骗人。全是由不自知三个字出来的。
　　 说实话得罪人，是一时的。说谎话联络人，也是一时的。被实话得罪的人，将来仍必与你恢复以往的交谊。被谎话联络的人，终归必定发觉你的孤尾。
　　在留学生里，已死的，我最佩服辜鸿铭。现存的，我最佩服潘敬。辜先生，精通几国的文字，他居然不将洋人看作圣人。并且敢当面或作文，指摘洋人的过错，提倡中国的文化。他虽戴着大辫，穿着光绪元年的陈旧中服，外人对他全都表示敬意。潘先生虽留欧多年，娶了外国太太，还能不染盲从式的洋化，还能不忘国语国文。并且能用国文著书，将中外的好坏，分得清清楚楚。
　　 我中国所以衰弱，并非因为不识字的文盲太多，是因为半瓶醋式的文匪太众。
　　 以中国军阀泄私愤的坚心，去报国仇，中国可以称霸于亚东。以不良的军人，对待老百姓的勇气，向外而施，东北四省，不致被日寇“拾”去。
　　 有真道德，必生真胆量，凡怕天怕地怕人怕鬼的人，必是心中有愧，必是品行不端。
　　 不论你有天大的学问，你若没有准定见，见什么新鲜，你就投什么机，你纵然被人称为先知先觉，你到底是一个匹夫。不论你有出众的才能，你若没有准丈夫，见什么摩登，你就干什么事，你纵然被人呼作交际明星，你归终是一个娼妇。
　　我常对学生们说：“你们不必侈谈毕业后，如何救国救民。先要扪心自问，毕业后是否自己有换饭吃的本领。”我在学校(汇文大学)读书时，屡屡高谈救国救民的梦话，常常抱定舍我其谁的野心，对于应学的功课，向不专心。以致到如今，穷愁潦倒，不能自拔于困苦之中。回想当年“救国救民，舍我其谁”的大话，真使我汗下如雨。所以我听学生说大话，我的脸皮，就为他发麻。
　　 国家将亡，学校所造成的，多是大言不惭的志士。国家将兴，学校所养成的，多是守分尽职的凡人。
　　 对老年人拍马屁，足可以提提他的精神。对青年人拍马屁，实在是要阻碍他的前途。老年人离死不远，拍他几句，使他欢喜一场，虽近于卑鄙，未尝不是道德。青年人后望无穷，拍他几句，易使他生起骄满之习。虽近于鼓励，未尝不是阴险。
　　我对某校学生说：“你们须用心读书，要知中国的前途，全寄托在你们的身上。焉知你们之中，将来不出一位国府主席呢?”他们立刻眉开眼笑。我又对他们说： “你们若不专诚用功，中国的将来，就许亡在你们的手里。并且焉知你们之中，不出几个人力车夫呢?”他们登时丧气垂头。可见许多学生的嚣张傲慢之恶习，全是教职员平日惯拍学生的马屁养起来的。
　　 我劝青年在入学校前，要将自己认作混蛋，毕业后，更要将自己认作混蛋。如此，才能脱离混蛋的樊笼，虽处于混蛋世界中，而能不为混蛋。
　　 以前那“打戏”式的教育，固不易养成伟大人格。现在这“哄少爷”式的教育，极容易造夸大的土匪。
　　地球是圆的。在圆的上进步，也就是退步。人既是地球上的生物，一切动作，全离不开地球。你无论如何自夸你进步，你终久还是要归到你的“出发点”。所谓“进化”，也不过是由野蛮进化到文明。文明到了极点也就是达于野蛮的开端。现在一些文明过火的人，提倡“裸体生活”，“打倒家庭”，“消灭国界”，“非孝主义”，“多夫主义”也就是向“原人”的时代进行呢。
　　 日本原是自己没有文化的国。她所以能成为世界六大强国之一，是因为她能吸收中国的精神文明，做她的筋骨，利用欧美的物质文明，做她的皮肉。
　　 中国以维新而弱，日本以维新而强，是因为日本学得别国的长处，中国学来别国的短处。正如两个贫贱的人，同学富贵人。一个学得富贵人所以达到富贵的原因。 一个学了富贵人所显露出来的富贵外表。
　　古学说是“调解”的，是使男女老幼贫富尊卑，相亲互助的。新学说是“挑拨”的，是使男女老幼贫富尊卑，相仇互嫉的。古学说若达于实现，必能使普世的人，合衷共济，大家全沾福利，和乐太平。新学说若果见诸施行，只能使少数的坏人得益，使多数的好人遭殃，并且你争我夺，大家同入于灭亡之途。
　　 天理是人所共有的一个真理，良心是人所同具的一颗本心。天理，也可以说是自然之理。良心，也可以说是自然之心。
　　 有人对我说：“做县长的秘诀，是将县里的绅士维持好了。”我说：“你若将绅士维持好了，县里的小民，可就把你恼了。”
　　 现在中国的教育愈发达，洋货推销愈广远。由小学校起，学级高一年，所用的洋货增一倍。照这种情形推演下去，不用等待教育普及，中国就要宣告经济破产了。要知现在许多的教员就是提倡洋化的功臣。
　　 人不可无疑心，读书无疑心，得不到实学。交友无疑心，得不着良友。并且天下的真理，全是存着疑心而求出来的。
　　 有人说：“中国现在，只有能‘破坏’的人材，并无能‘建设’的人材，只要狗材猪材，就能成就破坏的工作。譬如能工巧匠，费多少年的辛苦与无量的血汗造成件东西，用一条狗或一口猪，片时之间，就能撞毁了。”
　　 当初英国数学家及物理学家牛顿Lsaac Newton费了十年的苦心，作成一部书的底稿。经他的爱犬碰倒烛台，几分钟的功夫，就将那稿子变成纸灰，由此可见，古圣先贤耗费多少心血，所成就的事业，片时之间就可以被一两个混蛋，毁成一个七乱八糟。古语说：“数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毁之而有余。”就是这个道理。
　　 消弭祸乱，不必讲什么高超不切实用的外国主义，只在掌权的人，设法“正风俗，辨邪正，别男女。”风俗不正，决生不出好政治，邪正不分，决产不出真人材。男女七乱八糟，决产不出好国民。这三样是一而三，三而一。从着就治，违了就乱。
　　 我从来就不信有真确的“民治”。到我的骨肉化为灰尘的日子，我还是不信有真确的“民治”。我愈读新旧政治讲主义的书，我愈不信有真确的“民治”。不但中国没有真确的民治，外国也少有真确的民治。甚至直到天末日，全球上也实现不了“言不二价，货真价实”的民冶。
　　 世界上，只有“官治”，并无“民治”，官虽是由民变化而成的，也不过如同由蛹变成蛾，蛹终是蛹，蛾终是蛾。人既不可呼蛹为蛾，又不能称蛾为蛹。那么，就不能称官为民。
　　 英国格言说：“小心你帽子里的蜂子。”那意思是不要防远，先要防近。自古至今，许多作大事掌大权的人，所以闹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多是被身旁一二小人害了他们。只可惜他们专对小民处处严防，而不知祸就生于肘腋之间。
　　 我读历朝的史书，看我中国，从来所遭受异族的轻蔑，没有较“九一八”更甚的。一时之间，失地之多，也没有如“九一八”所失之多。我不知将来作史的人，关于这段痛史，要如何下笔，将来读这篇痛史的人，要有什么样的批评。
　　彭祖寿长，也死了。颜子寿夭，也死了。石崇豪富，也死了。范丹清贫，也死了。秦桧害人，也死了。岳飞被害，也死了。吴三桂为泄私愤而请清兵，也死了。史可法为报国仇而抗清军，也死了。嫫母貌丑，也死了。西施色美，也死了。我才明白了，原来，人无论怎么，也必有一死，谁也不能长生万年。
　　 非裁无用的军队，不能救有用的良民。非铲除个人的军队不能有国家的精兵。军队的实权，若不直操之于政府，国家对外决没有争胜的希望。
　　 军队是为国家保疆土的，不是为司令占地盘的，军人若知为国牺牲的荣誉，是民族的英雄，为司令奋斗是耻辱，是个人的家奴，中国就有望了。
　　前年我在某司令部为少校处长时，某处长要调升某官。我的同事某甲对我说：“我们同是某处长的人，反正我们当追随他。他到什么地方，我们也要不离开他。”我说：“你不要擅用‘我们’二字，我往大里说，我是我中国人的。往小里说，我是我宣家的人，再往小里说，我是我‘宣永光’自己的人。”
　　中国若不打倒个人系属的恶风，任何事业，永远也上不了轨道。二十年前，一省若更换一个巡抚，藩臬两司全不致动摇，道府州县，更不受牵连。做官的能安于其位，不存‘五日京兆’的心，所办的事才有进步。现在不但官场成了走马灯，甚至清高的教育界，也成了后婚婆带犊子了。中国的前途，还用问么。
　　 生为男子，因报答知己，因维护公理，性命可以牺牲。假若只为吃饭问题，身体万不可属之于人，成了饭东的私有物。并且先要查一查，饭东所赏你的饭，是不是国家的。
　　 以性命报知已，以性命护公理，是英雄豪杰的气节。以人格殉富贵，以人格换饭碗，是奴隶猪狗的行为。
　　有人同我：“为什么古今许多英雄豪杰，在困穷之日，肯投靠于不如他们的人。”我说：“英雄豪杰，心抱大志，打算作一件轰轰烈烈的事业，如同一个矮小的人，要登高墙，自必要寻一个‘梯子’。假若一时寻不到梯子，那么，遇见一个‘马桶’在旁边，未尝不可利用为进身的阶梯。假若嫌它臭，就爬不到高墙之上。当初，刘邦，就是张良、韩信的梯子。韩林儿，就是朱元璋的马桶。”
　　 秋后的蚊子与天将亮时的臭虫，咬人格外厉害，可见凶狠暴戾，正是将要灭亡的先兆。不但恶虫如此，恶人与恶国，也是这样。
　　 天下有两种人最可恨。 一是有病不肯吃药。 一是无病偏要吃药。前者是刚愎自用。后者是庸人自扰。
　　 人的思想，是随年龄而变的。所以青年人与老年人，决不能成交，大姑娘与老太婆，永不能合作。
　　有人问我：“某有名的新圣人说：‘四子书贻害中国’。你对他这句话，有什么感想。”我说“他是要使一些青年，将古圣先贤所遗下的书，认为破铜烂铁。将他的作品，当作美玉精金。人人心里，若不崇拜古圣人，他那新圣人的荣衔，就可实授了。他所行的，正是种新发明的‘愚民政策’。好在他还没有秦始皇的威权，不配将一切古书付之炬。并且他所以反对四书，是因为他当日未曾将四书读明白了。假若他肯将四书细读几遍，再请一位老先生，为他讲解三年，他就不敢讥评中国的古书 了。”
　　信好话，受实骗，是现今多数青年与多数老实农工的传染病。人生不幸，处于乱世，只有埋头读书习业，为将来打算，是青年人的安全速径，专心意，靠筋力工作，养大豢小，是目下农人工人的稳妥办法。只要是有书可读，有业可习，有田可种，有工可作，就是幸福。未来的幸福靠不住。眼前的幸福莫牺牲。
　　 去私心，才能办公事。能自爱，才能讲自治。
　　 许多青年的摩登男女，以为他们的父母不懂恋爱。我不知他们是怎么来的。
　　 我的一个老同学对我说：“现在的青年，真不得了。他们正事不作。专门恋爱‘密斯’。”我说“你不要‘洗了手之后，就不认作贼。’我们当初又何尝不爱密斯。不过，我们当初是爱在心里，他们现在是爱到外头来了。”
　　 自从“不战而退”与“望影而逃”改为“战略作用”与“预定计划”以来，中国再没有“败将”。自从“寡廉鲜耻”与“奸盗邪淫”改为“经济压迫”与“环境不良”以来，中国再没有“坏人”。
　　 非能辨别“是、非、邪、正”，不配谈“改造”。非能“通今知古”不配谈“维新”。由之乎非眼光明了，不能别五色。非耳鼓灵敏，不能定五声。
　　 凡事，有一利就有一害。自从交通发达，为人类往来或运输上，增了许多的便利。可是在不如不觉之中，各国各地也输出或流入许多的病症与恶俗。现在，甲国独有的病症，乙国也见了。乙国独有恶俗，甲国也有了。
　　弱国学强国，如同贫家学富家，如同乡下人学城市的人，必要先学了坏处。所以乡下毛孩子，一入城市读书或习业，多是先对享乐的地方注意，对消耗的恶习上用心。现在，甚至许多乡下的男女学生，入大城几天，回到乡里，就主持离婚。至少也要先弄上半截“洋服”，显露所学的成绩。
　　现今有许多人，对留学生表示不满。甚至有人说他们是传播恶俗的媒介，是亡中国的先锋。这全是不用心详查的一偏之见。要知中国得留学生的利益也不少。如沟通文化，修整交通或发展实业，多是留学生的成绩。使中国受害的留学生，是那种富家资财的阔少爷与善能奔竞的“人情货”。他们到外国，是为混资格，并非是为求学识，目的与行为。既不正大，当然学不来外国的优点。
　　世界上的事物，是有循环性的。所以以往的优点成了现在的劣点。昨日的缺点成了今日的美点。那么，现今所认作坏的，将来未必不视为好。今日所赞为美的，明日未必不讥为丑。能明白这种情形，才不致是古非今或是今非古。现在多数的青年男女，全被“捉住时代”四个字或“捉住时代的轮子”七个字毁了。既然将时代看作轮子，当知轮子是会旋转的。时代的轮子，尤其是旋转的最速，你永远也迫不上它。你将要捉住它的某一部分的时候，它那一部分，已经是过去了。并且它既不是稳定的，你如何能捉得住。
　　 时代既是循环。它的某部分转过去，必定还要绕回来。你若是有定见的好小子，你当拿定主意等着它，不必随着它的屁股跑。要知，你跑得纵然“连喘带叫”力尽筋疲，你也不过吃它一些屁灰，反要使你发昏殆死，精神失了作用。
　　 凡事，取乎中，是应付时代与任何事物的良法。中是不偏不倚，不左倾不右斜的。非中则不能正。非正则不能稳。非稳则不能久。
　　 男子的思想，万不可学摩登女子的衣饰。她们为趋时起见，对于衣饰的肥瘦长短，今日改变，明日革新。愈想趋时，愈要落后。结果，枉劳精神，枉耗钱财，空惹一肚子气。
　　 我以为，人的思想，必须如同做衣服，不管别人穿肥穿瘦穿长穿短，你总当做不肥不瘦不长不短的。别人穿有花纹的，你总爱穿素面的，如此，你就总赶得上时兴。
　　 现今，我国整顿一次捐税，小民的血汗，多受一份压榨，官吏的私囊，多增一份收入。目下，小民对于捐税，不求减免，只怕整顿。
　　 整顿捐税，只在剔陈中饱，严防舞弊，不在敲骨吸髓，不在竭泽而渔。咂碎了骨头吸髓，固然可以将髓吸得一滴不留，但是下次，连骨头也吸不着了。淘干了水坑拿鱼，固然可以将鱼捉得一条不剩。但是下次，连鱼子也寻不着了。
　　自民国成立，二十三年以来，种种捐税，增了不只四十六种。所得的结果，只是四民废立，书不能读，田不能耕，工无从作，买卖无法做。究竟捐税所得的钱，是作何开销了。据理财的人说，十分之八九，是耗于养兵。卫护国土，不能无兵。那么，东北四省，为什么又让日本人“白拾”了去了。看起来，捐税的十之三四，只是入了经手人的腰包。十之七八，只是为军阀练了无数祸国扰民的家奴。
　　现今我民国小民，被民字骗惊了，被民字吓怕了。用民字骗民的时期，早就过去了，不时兴了。我认定，现在若有人想在中国作番伟大的事业，最好是口中不提一个民字。民字之上，更不可再加一个爱字或救字。果能如此，人民必定箪食壶浆，表示热烈的欢迎。假若再玩弄民字的把戏，未免是自求失败。
　　 现今中国的百姓，只求安居乐业，不贪高贵的名目。你若能使他们安居乐业，你纵然呼他们为草木小民，他们对你也是歌功颂德。你若不能使他们安居乐业，你虽然称他们为民国主人，他们也是骂你的八代祖宗。
　　 由道德所生的胆量，是能维护真理的，这种胆量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
　　 现在的主义，如同六月里的苍蝇。一天不知要产生多少，真有些使人无法应付。闹得人头昏眼花，意乱心烦。我以为，防止苍蝇的方法，只有扫除污秽，力行清洁。防止主义的方法，只有扫除私欲，力行正心。
　　《礼记》上说“四十曰强而仕”。那意思是说，男子年到四十，智虑气力强盛，可以做官了。可见做官不是“奶毛”还未去净的人，所可以充数的。各国掌大权的人，也没有二十来岁的人。近几年来，不知是谁，创出一句“打倒四五六”的话。据说，四十，五十、六十的人，思想陈腐，少有勇气，必须痛加铲除，才能文明进化。然而，我以为，进化退化文明野蛮，先不必论。我敢说，中国现在所以还未真亡，就是用为四十岁以上的人，还未死绝。
　　现在中国有些人，受了某国的学说的诱惑或金钱的驱使，对贫富上下父子夫妇之间，大加挑拨，闹得贫富相仇，上下相恨，父子相嫉，夫妇相怨，已经是大乱之端，近来又挑动老少之间的感情，不知是什么心理。人类结合，才成社会。各阶级互相爱助，社会才得安全。今将各阶级挑拨离间，还大言不惭地要创造“理想社会”，岂不是南辕北辙隙行求前么。
　　 《国语》齐语上说：“老者之智，少者之决。”可见老少，各有优点，各有缺点。国家用人，理当老少兼用，以收互相辅助之益。
　　 天下只有两种人。一是可敬的好人，一是可怜的坏人。好人所以可敬，因为他认清了人生应走的途径，专向光明的大道中前进。坏人所以可怜，因为他误解了人生的正路，偏向黑暗的死途急趋。
　　 什么样的人是最讨厌的?最讨厌的人，就是在你正要自颂功德的时候，他先自夸其德了。
　　 你所欢迎的人，是能向你献谀言的。你所厌恶的人，是能对你尽忠告的。
　　 仿学皮毛的洋化，附和外国的新学说，不是救国之道。真正的救同之道是“存天理，去人欲，守范围，尽本分”。
　　 人失了自信力不能为人。国失了自信力不能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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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往往不为他人所容，原来我等乃疯人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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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在学校里，得随便的机会愈多，将来处社会，所碰的钉子愈大。
　　凡是一种学术，若没有存立的真理，决没有存立的可能。中国医术，我虽不敢断定是起于黄帝，然而我确信中国的医术，是集合四千余年以来，无数的古人的经验而成的。若说中国的医术不高明，可是中国人的死亡率也并不超过于外国之上。若说中国的医术不科学，可是许多洋医，所不能治的病，竟被中医治好了。医术是为治病的，以治好为主。何必用科学二字吓人。
　　 食物，不论精粗，不论中西，吃了之后，能解饿，能养人，就是好食物。学术，不论古今，不论中西，学了之后，能有实用，能换饭吃，能不害人能不骗人，就是好学术。
　　世界上最有实用的，就是经验。最无实用的，就是理论。我朋友家里，有一个仆人，无论什么电灯电话无线电等等，全能安装折卸改造，他并没有读过一天书。他所能的，全是由经验得来的，我朋友的儿子，是理科出身，对电学学了三年，对那仆人竟甘拜下风。假若他们两人，同时出去换饭吃，一个必能入工厂服务，一个只能站讲台教书。
　　 “誓死”与“牺牲”不是可轻于出口的，不是可以玩笑的。不肯舍命，不配妄谈誓死。不肯舍己，不配浪说牺牲。现今中国人，所以滥用这四个字的原因，是出于不了解这四个字重大的意义。
　　去年说“誓死不弃防地的人”，现今多在一边养尊处优，作威作福去了。去年说“为国牺牲的人”，现今多在一边安享富贵，倚翠偎红去了。可见，所谓誓死者，是让别人誓死。牺牲者，是使别人牺牲。这种言不顾行的愈多，国耻愈大，个亡愈速。假若自问，没有这种决心，最好是免开尊口。几个人丢脸事小，全中国人，随着丢人事大。
　　 非有大胆的人，不敢说实话。非有决心的人，不敢行直道。可惜，说实话，行直道的人，不但不能处社会，甚至不善处家庭。
　　 大智果能若愚，不但自己可以减少许多烦恼。社会也可以少生许多扰乱。大愚偏要若智，不但使社会日趋扰乱，自己也不能幸得安宁。天下所以多事，全是因为一些大愚若智的人捣乱而起的。
　　自从帝国主义伸入中国以来，中国的物质方面，所受的损失固然是很大。可是自从外国的“新学说”辅入中国以来，中同的精神方面，所受的损失更大。前者，是起于国势衰微。后者，是起于人心盲从，前者，罪在外国的政府。后者，罪在中国的“学者”。外国政府侵略中国，是为使它们的国富强巩固。中国学者贩运学说，是为求他们自已名利兼收。所以我以为，救中国之道，第一须先打倒那些为洋人当走狗的学者。
　　老子庄子，全生于扰攘的时代。那时老实人，不得安生。野心人，多存侥幸。老庄才不得不用他们那异众超俗的学说，安慰老实的人，提醒野心的人。我国现在较老庄时代，还觉百倍的七乱八槽。世界各国，因竞争的原因与学说的蛊惑，全到将要破产的地步。我以为。欲救中国，救世界，非提倡老庄不可。
　　世界上五十几国，没有一个国与我国感情深厚的。不但以前是如此，现在更可怕。联日，联俄，联美，联…-。全是自趋灭亡。我中国男子，若有汉子气，要先由本国寻出中国所以衰弱原因，由自己设法医治。不必借助于人。依人者不久，赖人者难存。好汉子自己跌倒，当由自己爬起。人，不可靠人，国，更不可靠国。
　　 我中国的东邻，是一个明抢明夺的恶汉，北邻是一个阴毒暗坏的贪夫。对东邻，当厉兵秣马，明耻教战。对北邻，当严防秘各，面和心违。
　　 地球上没有新鲜的事，全是旧事重提。历史中也没有新鲜的事，全是旧戏重演。换一句话说，人事是仿学，历史是抄袭。我愈默察世事愈翻阅史书，愈知人事不过如此。
　　 现今我中国，官贪民脊，一切奢靡淫荡的情形，正与宋末与明末的情形仿佛。强邻凶蛮阴狠，得寸进尺的情形，正与当日金人与清人的情形类似。
　　 中国现今，圣人太多，凡人太少。先生太多，学生太少。好人太多，坏人太少。忧国忧民的人太多，自私自利的人太少。誓死救国的人太多，拼命搂钱的人太少。因为太少，所以将国闹得似亡不亡，将民闹得似活不活。
　　 痒的滋味比疼还难受。今日我国的现状，不是疼只是痒。
　　 按本分作去，自有幸福。候机会之来，少有成功。
　　 古时，书少而精，所一能养成许多学者。现今，书多而泛，所以养成许多混虫，古时的术重克已，所以学者多正士。现在的书重责人，所以学者多恶徒。
　　 外国人可以说“中国文化落后”。中国人万不可说。外国人可以轻视中国的文化，中国人万不可以轻视。外国人可以说“中同人是弱小民族”。中国人万不可自居为弱小民族。
　　 向坑中急行，不是正当的进步。向安稳处退后，不是怯懦的落伍。
　　 我最反对“迎合潮流”一句话。迎合潮流，是随着时代的思想奔驰。决非一个男子骨头的人所肯作的。生为一个男子，就应当有稳定不移的思想，不能因别人的思想，乱了自已方向。处在这邪说流行，思想颠倒的时代，非有男子骨头，不能做堂堂正正的人。
　　我常劝学生们说“你们对于‘潮流’要咬定牙关，牢守主见。在潮流正汹涌的日子，顶好是以一块‘岩石’自任，要做个中流砥往。假若力量不济，须要做根‘芦苇 ’。千万不可自暴自弃，做一个‘浮萍’。岩石决不是潮流所能移动的。芦苇遇着潮流，虽在水中摆摇，然而根子不动。浮萍并无根柢，只浮存在水面上，任凭潮流的趋势，随波逐浪，永远没有自己的准定向。”
　　 人的一生，总是以为将来要比现在好。因为人人全有这种思想，所以才都厦意活着，以便看看将来究竟有什么好的实现。
　　人人全希望将来比现在好，可惜到了将来，多是得到反面的结果。所以宗教家，就创出“天堂”，“净土”或“极乐世界”等等的名词，使人于无望之中，仍存着一个有望的思想，并且指示人若能存善心，行善事，终能有好的将来。存恶心，行恶事，必有坏的结果。可见宗教的存在，伺尝于人无益呢?
　　野心的学者，求名求利，政客军阀，争权夺利，也是利用人人总“希望将来比现在还好”的希望，所以就用于种种理想的学说与等等甜言蜜语，欺哄愚民，谋求将来的幸福。其实，他们所造的学说与所发的言论，更没有好的结果，反使坏人，多存侥幸的心，不但不能为善，还要引动杀机。
　　 娼妇未见金钱，未必不大喊贞节。学者未入官场，未必不自诩清廉。
　　占卜与相面，虽有引人入于谜信的坏处，可是很有提人精神或安慰人心的好处。因为卖卜或看相的人，多是说一个人的将来，要比现在好。如此，就能使听信的人，于失望之间，增加许多前进的勇气。于苦闷烦恼之时，增添许多忍耐的决心。可见古人发明种学术，也是大有用意的。假若卜相没有存在价值，欧美各国，早就禁止了。
　　自从我同提倡打倒迷信以来，最可惜的是将认命二字推翻了。岂知这两字的效力，比一切法律与命令还大。能使富贵贫贱，尊卑上下，各阶级之间，免去许多嫉恨与杀机。能使夫妇安乐和平，不致以离婚为儿戏。能使坏人不存侥幸之心，而生非分之想。在无形中，使社会的秩序与国家的安宁，增加许多的保障。
　　 有人说：“认命是迷信，是阻碍进步的。”请问不认命不迷信，所生的利益，在何处呢?我以为往刑场里去的强盗与争风妒奸的凶徒，全是不知认命的，有人说：“这是因为社会组织不良才发生的恶果。”然而我认定，社会组织不论多良，也不如认命二字能化解人的恶心。
　　迷信中，最误人最害人的就是“风水”。有许多矿产，许多道路，因风水的原故，不容人开采，不容人修筑，许多的阳宅阴宅，因迷信风水的原故，被人修改了七乱八槽。某堪舆家(风水先生)对我说：“你所以不发达，是因为你府上的茔地不好。你应将先人的坟墓，掉换掉换方向。”我说：“我不能升官发财，是怨我一人不好，并非因我先人葬的方向不对。”
　　 “异族的欺辱可忍，同寅的意见难消”，是我国自古至今，官吏的劣根性。因为这种恶性，所有全国不能真正统一，外国人利用这种弱点，还能施行分段侵略与各个击破的政策。
　　自古以来，我国的普通人民，对政体与种族的思想，实在模糊。所以有“抚我则后，虐我则譬”的古语与“谁坐天下，给谁纳粮”的俗话。凡有能吊民伐罪的人出现，不论他是中国人或外国人，不论他行的是什么政体，甚至不管他是一个什么东西，只要他能安民不扰，人民就肯对他箪食壶浆，扯起顺民旗帜，并不以为是奇耻大辱。因为有这种麻木不仁的坏习，所以由晋朝以来，外族才能屡屡侵据中国的土地，统制中国的人民。欲除这种国耻，第一步先须鼓动起中国人民的种族思想。
　　 种旗思想，是民族的保障，是无形的国防，是不用枪炮的武力，是无需军费的设备。种族思想不是如同排外的义和拳，是要像努力自卫的义勇军(真的)。
　　种族思想若能坚固，不但可防异旗的武力侵略与经济侵略，更可严防异族的文化侵略。要知文化侵略有害于种与有害于国的程度，较任何侵略，更为可怕。世界上有几种民族因受异族文化的熏淘，全已根本灭亡了，所以我认定我国现在几个竭力鼓吹尽量吸收外国文化的学者，不但是卖国奴，而且是亡种奴。
　　 我在某教会女高中教英文时，曾对英文主任美国某女士说：“我国学习英文，是要造就些融汇中英学识的学者，不是造就一些美国化或英国化的中国人。是要造就些与中国有用的中国人。
　　 现在某要人，屡屡提倡中国旧道德伦常，又翻印《康济录》分发各县，有人说他没有革命的勇气，没有现代政治家的眼光。我以为所谓革命者，是革除恶政，推翻专制。所谓政治家，是因事制宜，随时布政，全以利民为主，不必管什么现代不现代。
　　 政治不是“官扳药方”，不是“代数公式”，药方公式，也不能一成不变。政治也是如此。人是活的，政治是死的，假若墨守成规，遵古泡制，正是俗说所说的“活人让尿堵死”。不过，不可任意的“变本易常”就是了。
　　 有人问我，政治二字怎么讲。我说：“政是为政的人‘正己’，治是为政的人‘治己’。政治家能如此，就能有好的政治。否则，就成俗语所说‘上粱不正下粱歪，中梁不正倒下来’。”
　　 《大学》上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所说的“修其身而天下平”全是对国家天下，先注重个人的修养。书经上所说的“垂拱而天下冶”与老子所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全是指操政治大权的人，先能正己治己而发生的效果。
　　 前年我的母校，开六十周年纪念，我送上一块幛子。幛文用孟子说的“正人心，息邪说”。现在在我国正可用这六个字为救国方针。假若人心不正，邪说不息，我国亡国灭种之祸，恐怕就在眼前。
　　 我所最感觉痛苦的是，对政军二界，有话不敢说。对教育界，有话不忍说。对青年男女，有话不便说。对我自己的坏处，有话不肯说。
　　 现今若要救国，须从实处着脚，由稳处下手。不是空空洞洞地开会，念佛所能安邦对敌的。若会议可以成功，念佛可以济事，南宋可以不亡，粱武帝可以保命。
　　 宁可开倒车不可开狂车。守可落伍不可盲从。开狂车是不问前路如何，一味地猛进。盲从是不察是非邪正，一味地追随。前车己覆，后者若赶紧退行，不可讥为开倒车。众人已跑入泥塘，自己若立时止步，不可认为落伍。
　　 随和二字最坏事。有许多人因为随和，以致身败名裂，我的亡妻怨我不肯随和，我说：“随所当随，和所应和，才是真的随和。假若一个女人，迁到花街柳巷，她可以因为随和而操皮肉生涯么?”
　　 以诚信处世，无往而非康庄大道。以诈伪处世，无往而非崎岖险途。
　　 你先将古书古史，读通透了，然后再评议古人。你先将时人时事，察清楚了，然后再附合今人，你先将中国人的风俗人情，认明白了，然后再追随在外国人的屁股后面跑。
　　 轻视自己家族的人，决不是好子弟。轻视自己本国的人，决不是好国民。敬爱家族，才能兴家，尊崇本国，始可救国。
　　 爱国，须先重国文，说国语，穿国服，用国货，依国俗，遵国法。
　　 用药，须切乎病状。治国，须合乎民情，以人命试药者，是庸医。以国命试洋学说者，是庸人。病遇庸医，宁可不治。国遇庸人，宁可不救。唐朝陆象先说：“天下本无事，但庸人扰之耳。”现在洋化的学者，野心的军阀与阴谋的政客，尽是一些庸人。
　　 办公事须不怕得罪人。办公事若怕得罪人，则所办的事必然不公。
　　 风雨睛阴寒暖燥湿，本是天气的运行，还不能尽满人意。何况操持政权的人办公事呢。办公事若利于君子，必得罪小人。利于小人，必得罪君子。然而眼光远大的人，办公事宁可得罪小人，不得罪君子。因为若怕得罪小人，自已也就变成小人了。
　　戏剧不是一个人唱的，政治也小是一个人行的。名伶须有好助手。名政治家，也须有好辅佐。自己虽好，用的若没有好人，决不能有好的成绩，屡次失败的某要人，并非没有要好之心。他所以受人议评，被人咒骂，就是因他所用的人，百个中有九十九是卑鄙小人。所以他的势力伸到何处，他的骂名也就散到何处。可惜他竟不知道。
　　 以军政二界论，倚势欺人的是小人。依势作德的是君子。谄上骄下的是小人，谏上诚下的是君子。
　　 纵容儿女，必招忤逆。与己不利，与人不利，更与儿女不利。纵容部下，必招骂名，与民有害与人有害，更与部下有害。
　　 我信运气，我更信有好学识，有好技能，最容易交好运气。
　　 你作事，只要合乎天理良心，必能合乎世理人心。
　　青年男女，是国家的“后望”。中国前途的兴亡，全担负在他们身上。父母师长，不但要对他们应读的功课注意，更要加倍时他们不应读的书报注意。要知青年男女，对于书报，如同小儿对于食物，多不知选择。父母若容小儿胡吃乱吃，即是戕害他们的身体。父母师长若任青年男女胡读乱读，即是戕害他们的心灵。
　　 穿西服，原不觉怎么讨厌。最讨厌的是一些人。穿上西服，立刻就自以为高人一等。
　　 有些人中国人穿上洋服，若有人说他像洋人，他立刻精神十倍，几乎连他的爸爸也不肯认了。假若有人说他穿上洋服，还像中国人，他登时丧气垂头，仿佛是辱及祖宗，但是外国人穿中服，则反是。我不知这是什么心理。我只好谥之曰“忘国奴”。
　　我中国，原以丝、茶、瓷为出产大宗。可是现今经营这三项的人，几乎全歇业破产了。第一，是丝的销路，被法国、日本所夺，茶的销路，被印度、日本所夺。瓷的销路，被法国、瑞典、日本所夺。第二，我中国所谓知识分子或文化先锋，多不肯穿中国绸缎，多不肯用中国磁器。摩登男女，甚至以喝中国茶为腐化。以为非饮咖啡不算维新。这种恶风不改，中国就不用等到外国人来瓜分，中国自己就会亡了。这皮毛忘本的维新就是中国催命符。
　　 日本人穿西服，必用日本货。我中国人穿西服必求西洋服，必求西洋货。日本男子穿西服。只取黑白褐灰四色。我中国男子穿西服，必求五光十色，领带尤其漂亮。
　　 权势愈大，位置愈尊，愈与人民隔绝，愈不能明通下情，正像人乘坐飞机，飞得愈高，愈对下界看不清楚。不但对人民的痛苦看不见，对人民的悲呼也听不着。
　　 为善，是少有阻力的，正如白昼行于广大的平原，你尽可放心大胆努力进行。为恶，是多有妨碍的。正如黑夜行于岖崎的深巷，你必须提心吊胆瞻前顾后。
　　 掌权的人作事，只可问天良，不必察民意。只要对自己的天良无愧，虽当时稍拂民意，日后人民也必对你歌功颂德，看公孙侨(子产)治郑的情形，就是最好的先例。
　　 你若以为自己是个好人，你一生一世也脱不掉小人的坯子。假若你以为自己是个坏人，你在不知不觉之间，就能走入圣贤的领域，不但为人是如此，求学与为政的也是如此。
　　 先知道自己糊涂，才能有转成聪明的希望。先知道自已卑鄙，才会有化为清高的可能。总而言之，先知道自己不如人，才可以超过人。
　　 以数十年必死之身，求千百年不死之名，骨中烂而名不死。以数十年必死之身，求不可必得之欲，欲未足而身亡。
　　 道德是永久不坏的势力。信用是永久可靠的资本。也可以说，道德是无形的势力，信用是无形的资本。古圣先贤的尸骨，虽然早已化成灰尘，可是他们的势力，至今还能感化人心。有一些老商店，并无许多资本，然而竟能日增月盛，原因就是因为对信用二字，牢守不失。
　　 愿得神助者，自助。愿得人助者，助人。
　　 困难是欺软怕硬的。你愈畏惧它，它愈威吓你。你愈不将它放在眼里，它愈对你表示恭顺。古今中外一切伟人，所以能立下惊天动地的事业，留下永久不死的声名，最大的原因，就是起于不怕困难。
　　 防人讥评，先自讥评。避人咒骂，先自咒骂。
　　 古今许多聪明人，被一私字毁坏了。古今许多愚拙人，被一公字成全了。所以我常说：“私念损人不利己，公心利己又利人。”
　　 现今多数的青年，不向日后想，所以终日贪玩取乐，对应求的学业，不肯用心。现今多数的要人，不往身后想，所以终日尔诈我虞，对当尽的职务，不肯用心。一个是误了自己的前途，一个是害了个人的名誉。
　　历史是人类明镜，是人生哲学，是处世学理，是古人的经验谈，是今人的未来预知术，是善恶循环果报录。常读这种书，不但可以增加智慧，更可使你知道你无论有多大财产多大势力，你也脱不掉死。你无论如何足智多谋，无论如何神通广大，你死了之后，也是完事大吉。只有你那或好或坏的名声，是永久常存的。
　　 在位尊权大的时候，不敢指摘你的人愈多，将来痛骂你的人愈众。你在当权之日，愈能罪己恕人，日后愈有人歌颂崇拜。
　　 将爬山看得难，永不能登峰造极。将求学看得难，永不能出类拨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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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中国所谓“改造”者，据我观察，不过是“拆大改小”。如同拆了客厅改卧房，拆了卧房改厨所。拆了袍子改马褂，拆了马褂改裤子，愈改愈不合式，愈改愈毁材料，若再想恢复原状，是无法可施了。
　　 捐税愈往上交，愈少。赈款愈往下交，愈少。一则政府担了恶名，小民受了实害；一则政府空耗巨款，小民难得实惠。最得利益的，是经手的官吏与放赈的人员。
　　 慈善是人类最高超的美德，然而害于一些“慈善虫子”。爱国是国民最高超的义务，然而坏于一些“爱国虫子”。教育是国家最清高的事业，然而毁于一些“教育虫子”。所谓虫子者，是因它们生长于某种物体中，以物质为主，而反大有害于物体。任何物体中， 一有了它们，只有日趋靡烂而已。
　　 凡是甜香或多油水的东西，最容易生虫于。凡名美利厚的事业，最容易引小人。慈善，爱国，教育，原是有名无利的，而在我国人办起来，就能名利兼收，何怪贪名图利之辈，呼朋引类，独霸包办呢。
　　 我虽无半间房产，租房居住，我最好种树裁花。但因生虫之故，去年我竟忍心砍倒三棵树，拔了许多花。我以为，凡培植什么东西，若无除虫之法，莫如根本不要，以免给虫子们造饭吃。
　　 我岂不愿学好人呢，怎奈坏人也不能长命百岁，我何苦空费心机。我岂不愿升官发财呢，怎奈学识不足以谋求，我何必痴心妄想。
　　 我不迷信神。我最迷信理。神是渺茫难凭的。理是妥实可靠的。理就是神，神就是理。神，是聪明人由理中想出来，用以警教不讲理的人。真讲理的人用不着怕神，不讲理的人，有时因怕神而讲理。
　　 理如同人在地球上所定的经纬线。地球本是浑然一团，不易测度的。一有经纬线，就容易别寒暖，定远近。人世本是浑然一团，不易考究的。一有理字，就可以定是非，别善恶。
　　 经纬线本是人假设的线。地球虽然未生出线来，可是你若研究地面的度数，就不能不用。理本是人假定的名，它虽然无形无像，可是你若考量世界的人事，就不能不遵。
　　 地球既是圆的，所以经纬线也是圆的。圆的就必旋转。旋转就是循环。理既如同人世的经纬线，所以也有循环性。
　　 盗贼恶徒，若能时时扪心自问，也可以一步一步地成为圣贤。圣贤若不肯时时扪心自问，也就必一级级地降为盗贼恶徒。
　　 有人问我，对“国历”有什么意见。我说：“我只知有阳历阴历或新历旧历。阳历是以太阳(日)为主体；所以称阳历。阴历是以太阳(月)为主体，所以称阴历。自我中华民国成立，议定以阳历为我国通行的历，遂有人称阳历为国历。阳历是全球多数的邦国所通用的历，不是我中国原有或独有的，自然不能与“国民”、“国语”、“国文”并称。因有在中国而言，非中国人(或入了中国籍的外国人)，不能称为“国民”。非中国独有的语言，不能称为“国语”。非中国人独有的文字，不能称为“国文”。非中国独有的历，不能称为“国历”。
　　 又问，阳历起干什么时候。我说：“若追本溯源，非几点钟所能例举。我只知在我国汉元帝初元四年(距今一千九百七十八年)西历纪元前四十五年，罗马统帅凯撒Julirs Caesar创太阳历，直至明神宗万历十年(距今三百五十二年)，西历一千五百八十二年，罗马教皇葛瑞格利第十三世Gregory XⅢ又修正一次，沿用至今。现今欧洲一些学者，又高谈葛瑞格利所改的历，也不精当，且要定一年为十三个月，等等的提议，可见阳历，也并不是一成不变，完善无疵的。将来改成的时候，我国自然不甘落后，必将遵奉后改的阳历为‘国历’，将现在的阳历，又贬为废历了。”
　　 又问，我国采用阳历为通行的历，有什么好处。我说：阳历比较阴历精确一点，并且是全球通行的。我国因国际间的关系，不能不与各国一致，而将原有的国历(阴历)作废了。至于富国强兵的希望，决非因为改了历，就可以如愿以偿的。当初洪秀全占了南京(咸丰三年，距今八十一年)也曾改用阳历(那时人称之为鬼子历)，强令人民遵从，且认为是一件极大而不肯通融的要政。可是洪氏定鼎南京十一年的功夫就灭了的原因，是因为他手下的人，彼此争权攘利，给清军造成机会，决非因阳历未得通行。我以为改历如同改生日。人的寓贵贫贱，只在个人勤惰善恶，并不关生日所占的时日前后。假若一个人能立志要强，必能光宗耀祖，名显利达，他的生日，纵然在八月十五日(兔节)，又有什么影响呢?”
　　 又问，你究竟赞成阳历年或阴历年呢?我说：“我是无可无不可。不论阳历阴历，我全认为不关紧要。不过，我是以当教员与小官僚为本世，以作稿骗人为副业的。多有一个年，多放几天假，只要不扣薪水，我以为过年过节愈多愈好。多多益善。我所认为最重要的是，东北四省，不如何‘年’何月，才能复归我国所有。
　　 又问，近二三年来，阴历年又有复兴的兆头，甚至一些事事学洋人的摩登男女，也受了潜移默化而大买大吃。连日鞭炮的声音，又阳奉阴违的，大放特放。究竟是否应当严加禁止。我说：“我国的农工商，终日终月终年地勤劳，忙了三百六十五日，也理当趁着新年休息儿天，得一点娱乐。至于不能将这休息娱乐的日子，移到阳历年，是因为有种种习惯上的原因。时不易革除的。要知‘习俗移人，甚于法律’。‘政以便民为主’，当权的人，要向大处着眼。若说阴历年，增加人民的耗费，那么欧美到了‘耶稣圣诞’，彼此送礼，又何当不是耗费呢。”
　　 又问，你是过国历年呢，还是过春节呢?我说：“我是避名求实，依从多数。过春节就是阴历年。若说过阴历年，在公事上就说不下去。说春节就是名正言顺，冠冕堂皇。在阴历年前，卖食品，卖神像与新年用物的，填街塞巷。若为推行阳历起见，本可将那些东西，付之一炬，对卖的买的，严加取缔，以为玩忽国法者戒。然而一些好心的当局，为调济金融，繁荣市面起见，就可不闻不问。正如现在各市，大卖裸体书。假若卖的买的，明目张胆说‘买卖春宫’，立时就要受警察干涉。假如说是提倡健美，或研究人体美，警察因爱护艺术的关系，也就不加吹求了。反正中国事，是‘告示烂，官事散’，难以认真，不易彻底，只要你先定出一个堂堂正正的名目，谁对你也是模模糊糊，不加深求。”
　　 贺年的礼俗，各国全有，究竟始于什么时候，还没有确实的证据。依我推想。决非始于浑噩远世。因为上古的人，还没有分年计月的知识。只知遇食喜乐趋前，见灾悲哭逃避。并不知有相贺的礼节。他们在草堆土穴里住宿，最怕的除了容易防备的猛兽之处，只有隐藏在草里的毒虫。所以他们见面，彼此相同“无它乎”(没有毒蛇么)或问“无恙乎”(没有毒虫么)。那全是发于人类的同情心并非出于假客气。
　　 世界一天比一天进化。虽然天灾一天一天减少，可是人祸一日比一日加多。天良日缩，人欲日长。诈伪日兴，为恶日甚。令人防不胜防，避不胜避。时时刻刻，月月年年，只在苦恼忧惧中度光阴。人类所以才希望，一年比一年减少一点痛苦。每逢度到新年，总盼着比旧年好。因此，新年的时候，人才彼此贺年。贺年的意义，就是预祝今年不要再像去年那样倒霉。不过人心一天比一天险恶虚泛。现今中外的贺年，简直成了例行的公事。真诚心少，应酬心多。若与上古的人，互问“无它乎”的情形相较，可就有实虚诚伪之别了。
　　 世界一日比一日进化，人口一天比一天增多，物质一日比一日文明，奢华一天比一天猛进，物价一日比一日高长，生活一年比一年艰难。再加以机器日精，用的人力愈少，失业者自然逐年逐月逐天地激增。人生愈难维持，人格愈无法顾全。只有日趋于为恶之一途。法律虽然日渐精密，也不能防止已崩溃的天良。所以，我只见一年比一年可怕，毫无可贺的理由。可贺，是贺旧年居然混过去了。可怕，是新年还不知是什么滋味。
　　 我国虽然处在选举世恐慌的时代，以我国土地广大，物产之丰多，人民之勤良，一切要人与一切“学者”，若能趁时猛醒，稍减贪污，不为身后留骂名，稍存廉耻，不为外国作宣传，我国虽不能逃免世界的大劫，也可不致与各文明国同陷于不可挽救的绝境。否则我国将如老太婆照镜子一年不如一年。若再打算回复往日的容颜，只有徒劳梦想了。
　　 君子不得志，道德治化的盛事，不能推行。小人不得志，祸国殃民的手段，不能实现。
　　 我中国目下的救亡之术，不在高超的学理与远大的计划，而在一些要人，不背天理，不昧良心，不唱高调，不说空话。
　　 国家以社会为基础，社会以道德为基础。道德以人伦为基础。人伦以人格为基础。人格以良心为基础。
　　 良心虽是人人全有的东西，然而人若不肯扪心自问，就不能发见了，正如山中纵然有矿产，假若不肯掘挖，决不能现出来。
　　 自从民国成立二十三年以来，只有一些骗子们，大行其道。官民互骗，长幼互骗，男女互骗，上下互骗。非骗不能升官发财，非骗不能扬名固位，几乎非骗不配称为民国的国民。一国之内，成了上下彼此互相行骗的局势。这种的国，若能幸存，不但不合理，且不合人情。
　　 世上若没有信谎话的人，就没有说谎话的人。正如世上若没有嫖客，世上就没有妓女。我中国若欲灭亡则已，否则，人人须先不听谎话。
　　 近几年来，邪说流行，以致多数人格破产，使我中国进了亡国灭种的途径。补救的法子，据一些有知识的人说“只有提倡道德。”又据一些人说“道德不是短促的时候所能养成的，实在是缓不济急”。据我的鄙见，道德并不是像什么高深的学理。良心就是道德的根源。提倡道德的秘决，就是靠赖一些高居民上的要人先不要忤逆良心的事。
　　 良心是人人全有的。良心是人人心中的明镜。私欲就是蒙蔽这块明镜的灰尘。人若肯扪心自问，就是肯拂拭这种灰尘。人若能时时扪心自问，良心自然日见光明，私欲自然无法可入。
　　 强盗恶徒，虽然无法无天，他们有时也知敬爱好人。他们所以不能化为好人，就是因为他们的良心被私欲蒙蔽得太厚了。
　　 《大学》上曾子所引证汤王的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天天日日要拂拭这块明镜(良心)，使它不被灰尘(私欲)所遮蔽。既肯天天日日勤加拂拭，不肯间断，自然一天比一天光明。一日比一日光明，就是一天此一天新。俗语说整旧如新，可见不整，就不能新。
　　 圣贤与凡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不肯使私欲掩住他们的良心，时时勤加拂拭。恶人所以昏天黑地，是非颠倒，就是因为他们太疏忽懒惰，自暴自弃，不肯对良心稍加拂拭，私欲就日积日多，反客为主了。
　　 我中国所以国土日缩，民生日困，全是我国人 ——尤其是中国的要人—— 自己闹的。怨不上帝国主义。孟子说：“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荀子说：“物腐生虫，鱼枯生蠹。”苏轼说：“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俗语说：无有家贼，引不出外鬼。我中国人——尤其是一些要人——若再将祸国之责向外推卸，就是没有男子骨头。
　　 自从有帝国主义这个名词，我中国的文官武将，无论如何倒行逆施，可以推为无过。自从有“环境不良”这个题目，青年男女，无论如何狂荡暴弃，也能够有理可说。
　　 欲骂帝国主义，先要痛骂利己主义。中国人的利已主义不除，帝国主义不招就来。
　　 有人说；“你不搂钱，别人也是搂。有钱的王八大三辈。有钱的人，到处受欢迎。不搂是自愿受罪，不搂是大傻瓜，何苦不搂。”我说：“中国就坏在这班彻底的明白人身上了。”
　　 近三四年来，我中国人，对于勉为其难四个字，发明一句新话：跳火坑。据我看，多数跳火坑的志士，全已腰金衣紫，名显利达。我以为不如将跳火坑三字，改为跳金窖。如此。则名正言顺。且可免击许多的讥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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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有强固的政府，决不能有坚强的国防。非全国统一于一个政府之下，小民决没有安宁的日子。政府好，国民要诚心诚意地拥护他。政府不好，国民当实心实意地督责他。
　　 官吏拥护政府，不在形式上的复电响应，是要在实质上的精诚合作。若仅仅照例行公事，敷衍面子，奠如省下电费，散给贫民。
　　 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必须如同太阳系中之八行星。不论自转公转，全要不离断与太阳的关系。否则，不但将太阳系毁了，自己也不能独存。
　　 复兴农村，急切的办法，就是剿除零星的土匪，减免繁苟的捐税，将驻在各乡镇的军队，调往边远的防区，永不使他们接近人民。其次，就是严禁烟赌与一切含有诱惑性的娱乐。
　　 “复兴农村，需要各种人材”一句话，是放狗屁。复兴农村，须乡农自己动手，万不可用一般“连米麦还认不清”的学者，与受洋化教育的人物。若用这些人，去复兴或改良农村，简直是要农民的苦命，是恐怕中国不赶快灭亡。
　　 复兴农村，须先使农民可以有法活着，有法可以喘气。复兴农村，先不可干涉农民的不关国政的习俗。要宽以时日，不可急于求效，要和平劝导，不可雷厉风行。须知官发一分威，吏发千分横，民受万分气。至于提倡天足，要专对新缠足的小女孩注意，不可对已缠成的老婆用心。否则，不是拯救妇女，简直是给官吏造成敲诈的机会。
　　 害中国的，不是无知识的农工商，乃是一些有知识的官吏与读书人。政府与报馆，若欲挽救中国的危亡，须先由教化指导上中两阶级的人入手。这两类人若不好，农工商，万不能好。
　　 人的善恶邪正，不在读书与不读书。要知善人因读书而更善，恶人因读书而更恶。王莽，秦桧，严蒿等人，若非因读书，决坏不到那般程度。
　　 君子读书，如牛去角，小人读书，如虎生翅。
　　 同是一本书，好人读完，学了许多好处，坏人读完，学了许多坏处。正如同是一棵花，蜜蜂能从中取蜜，黄蜂能从中取毒。
　　 “教育救国”是一句时兴的话。然而据我看，现在的多数学校，所造就的，多是能毁灭中国的人物。仅就“皮毛的洋化”与“享乐的本领”而论，足可以灭种有余。
　　 特立独行，是英雄的本色，随波运流，是匹夫的行为。
　　 学问，不能“躬行实践”不是真学问。文章，不关“国计民生”不是真文章。
　　 若国府主席，犯了罪，就可住优待室，人力车夫犯了罪，就须住铁因笼。那就不是“平等”，至于“要人”推牌九，运白面，还有卫兵守护，警察站岗位，小民斗纸牌吸邪片，就得坐狱蹲监，处刑罚金，那更是毁法乱纪，惟我国所独有的怪现象。
　　 将兴之国，严惩官吏，将亡之国，重办小民，换一句话说“欲兴国，治官。欲亡国，治民”。
　　 一国最失民心，最大的原因就是“法律失了平等”。
　　 小民的偷盗行为，是由官吏的贪污手段，学了来的。
　　 家财破败，可以复兴，人格破产，终生难复。
　　
　　
　　
　　社会(二)
　　
　　
　　
　　朋友问我，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我对我自己，也是莫多知道。不过我立了三十二个信条，你看一遍，大概可以略知我是一个什么东西：不爱国，不卖国，不救民，不害民，不谈主义，不读学说，不结党派，不入系属，不拜圣人，不敬学者，不充信徒，不当走狗，不诵佛经，不守礼拜，不倡革命，不讲文化，不听口号，不看标语，不喊打倒，不说拥护，不嫖娼妓，不交赌徒，不阅小说，不谈诗文，不言鬼怪，不学科学，不求发财，不甘贫贱，不犯国法，不装好人，不愿吃亏，不占便宜，不迷于古，不惑于今，不假冒轻财，不否认好色，不畅言国政，不勉随潮流，不厌恶妇女，不崇拜英雄，不挑拨愚民，不煽惑青年，不替苏俄宣传，不受日本驱使，不看中国电影，不穿外国衣服，不发违心之论，不道顺耳之言，不敢紧握屠刀，不忍多伤物命，不避欲加之罪，不畏暗箭明枪，不羡圣人之誉，不避混蛋之名，不存南北之见，不别门户亲疏，不对女人逞刚强，不为儿孙作牛马，不以教书为清高，不以作官为浑浊，不认无后为不孝，不信无名为可耻，不望将来升天堂，不怕死后入地狱。”
　　我以为，天下的事，除了夫妻间的某种行为以外，没有不可公开的。清初，大理学家李某，作日记居然将“昨夜与老妻敦伦一次”也记入里边。有人说：“李某不顾廉耻。”我说：“你若顾廉耻，就当永远不娶妻。”李某既能将闺房的秘事，笔之于书，足见他一切的言行，没有不可告人的了。可知他的思想，比司马光的思想，还格外的彻底。可惜我们学不到。
　　以言语劝人，以文字化人，终抵不住以行为动人。古今中外的圣贤，全都在一个“行”字上注意。可见言语史文字，是靠不住的。有人因我常在报上投稿，指斥奸盗邪淫，以为我必是一个好人。其实，是大错特错。我并非不是坏人，我不过是愿坏而坏不起来。要知，有许多坏人，因为没有为恶的能力与机会，而不敢为恶，竟侥幸被人错认为好人。
　　 报上屡有“开发民智”的论调。我极不赞同。我以为，我国现今最要紧的是“开发官智”。因为官若有智，决不能贪赃枉法，决不能倒行逆施。他们若果有“智”决不能不顾生前的骂名，决不能不怕死后的史笔。
　　 民无“智”，国必不能强盛。官无“智”，国必趋于灭亡。我读中外史书，只见先有亡国之官，后才有亡国之民。
　　 老子所说的“绝圣弃智，民利百倍”，所绝所弃的，并非真圣真智。他所说的“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所绝所弃者，乃是假仁假义。他说这话，并非要违反人类进化的公例，不过是要彻底打倒那些骗子。
　　 存心要如山海。行动要如江河。发言要如日月。
　　 行正道，发直言，存好心，不必怕人，更不必怕神怕鬼。
　　 我认识几个专门损人利己，贪污诡诈，见钱就使的人，每日拜佛烧香，祷告上帝。他们的行为，还欺骗不了凡人，竟敢愚弄神像。我以为并无神佛这种灵物。否则，早就不容他们装模作样假充善人了。
　　 人类的不平是与生俱来的。人类的私心是生来就有的。世上只要有人类，就不能没有这两种缺点。这缺点既是天生的(或自然而有的)，如同毒虫蚊蚤，无论如何凭人力也不能彻底消除。所以无论是提倡什么主义什么学说也是徒劳妄想。
　　 见食物就吞吃，必致毒死为止。遇学说(或主义)就仿学，必致国亡而止。
　　 非混蛋，决不肯以人命试药品。非大混蛋，决不忍以国命试学说。
　　 我中国人是爱和平的。火药本是由中国人发明，仅仅用火药制为供人玩戏的鞭炮；火药的制法，被外国学去，就造成杀人的利器。
　　 天道忌杀，所以鸷禽猛兽，决不善繁殖。好战的民族，决不能常存(天道就是自然之理，万不可视为迷信)。
　　 中国古人的作品，我所以喜欢研究，是因为他们无论说些什么，归终不离“和平劝解”与“引人向善”的范围。甚至一些淫书艳史，我看过的最多。里边也含着“劝善”的用意。你乍一看，纵然眉飞色舞心动神摇。细一想，就令你如冷水浇背心惊胆落。
　　 现今许多的书报，“诲淫”只能引人纵欲。“挑拨”只能动人愤争。并没有“开导化解”的笔力。正如不良的学说，只能破坏不能建设。只能顾及一面，不能顾到全体。
　　 研究学说(或主义)如同购买食物，须要用心考查是否与身体有害，不当专取新奇。
　　 达尔文C.RDarwin所说“优胜劣败，强者荣华，弱者消灭”的活，经一些人奉为金科玉律，视同古今定则。岂知“天演”终究盖不过“天理”。天理是抑强扶弱，强亡弱存。你若反对这话，请你先将中外古今的历史详读一次，细想几遍。
　　 天道奖善。所以中国人，若不变良善的国民性，终必能普遍全球，管领世界。正如一切驯良的生物，不但不能经鸷禽猛兽灭绝，反可滋生不已历久长存。
　　 宋末，蒙古以武力侵入东欧，那不是欧洲人心中所怕的“黄祸”。真正的“黄祸”，就是用和平手段而能得最后胜利的中国人。中国人占全球人类四分之一。若能不自相残杀，不彻底洋化，终必为全世界之主人。我并非替中国人自颂自夸。欧美有知识的学者，早就料到了。
　　 政府少添一份开销，小民多受一份实惠。政府多设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机关，小民多入一层敲骨吸髓的地狱。
　　 我活到现今，只见损人利己的人失败，吃亏让人的人成功。可见奸巧是祸，拙笨是福。
　　有人问我，为什么政府迁到南京，还不能铲除贪污。我说：“贪官污吏如同苍蝇，政府如同肥肉，你纵然将它迁到北冰洋，苍蝇也能追了去。再说，你在旷野荒郊，虽见不着一个苍蝇。假若你大便一次，立时就能招集无数的苍蝇。贪官污吏追随政府，也是如此。肉愈腥臭，招得苍蝇愈多。政府愈不清廉，招得贪污愈众。”
　　 政府如同夏天的鱼肉，法律如同冰块。鱼肉若没有冰块的镇慑，立时就能发臭味，变颜色，生蛆虫。政府若想不腐化而保护原来的鲜美，须要时时站在法律之内。
　　 在某系专政的时代，要人吴某打一夜牌，输了四万元。我听了，以为是件奇谈。现今我听说，已卸任的某局长，在某处推牌九，一夜竟精去十八万元之多。某局长的原薪，连公费在内，每月不出八百元。我不知他这些浪掷的钱，是不是小民的膏血。唉，何怪人人愿意做官呢!
　　 在我中国做官，只要做到“长”字，就有特别的收人。文的做到科长，武的做到营长，若专靠薪俸生活，纵然将太太卖了，也不够他们的应酬费。
　　 某要人，前年在南方提倡“紧缩政策”，主张低减官吏的薪俸。我以为他是不明了中国官场的情形。假若他的妙策得以实行，最受影响的就仅是一些下级人员。他不知，官一到了中级就如同当了女招待，目的是在小费，决不在工资。
　　 俗语说，“儿的生日，娘的苦日”。我以为，长官的生日也是属僚的苦日。因为下级人员的饭，可以不吃，长官的寿，不能不贺。我当小官僚时，一见“福，禄，寿，喜”的“知单”我立时就出一身冷汗。我常说“长官多做一次寿，当铺多生几分利”。
　　有人问我，现在小学，全将“修身”一门功课取消了，改为“公民”，你以为怎么样?我说：“这就是舍本逐末，倒行逆施。不能修身，决不能成良好的公民。在幼小时代，应先当将古人的嘉言懿行，灌入脑筋。然后再谈什么‘开会，组织，自治’等等的大问题。先要使儿童学成循规蹈矩的好孩儿，不可先将他们练成大言不惭的假圣人。”
　　 现今中国所需要的知识，是“能在中国使用”的。可惜现今留学生，到外洋留学，如同猴子与狗熊，被人捉了去，教给一些“翻筋斗、戴鬼脸、扛木枷、玩铁叉”等等的把戏，一旦回到山林，所学来的技能，不合猴子与狗熊实际上的生活。
　　现今使我最痛心的是多数的学生，愁将来无出路而不知对眼前的学术用苦功。要知俗语说“有货不愁卖”，你只要学成一个“社会所必不可少的人材”，社会里一定有你吃饭的地点。
　　 不要恨怨人不肯用你，只怕你没有供人需要的技能。要知有好货，终有识货人。你在学校，虽然能混一张或买一张文凭，须知在社会，实不易混一个或骗一个饭碗。
　　 学校不过如同一座“镀金炉”。社会确实如同一块“试金石”。你镀的金愈薄，愈抵不住试验，不久就要露出你原来的“胎子”。
　　现今，校长和职教员是靠学生为生的。因为人浮于事，谋生艰难，潮流所趋，校长和职教员，不能不将学生视同饭碗，认作饭东。既成了这种情形，学生也就以饭碗饭东自居，自尊自傲而不服管教了。这不怨学生们不服训导，是怨校长和职教员不敢认真。学生在学校，愈无拘无束安乐逍遥，毕业后愈无门无路，痛哭流涕。我是由学校出身的。这种实例我见得太多了。
　　我在学校，受的是严酷的教育。我曾发誓说：“我有朝一日，当了教员，我必反其道而行。”岂知因此一念之差，我教书十八年，连陆军在内，竟误了害了青年男女，不下四千人。他们现在见面对我虽无恶感，可是更使我的良心不安。不但对不住学生，更对不住他们的家长。可见宽容学生，不是正当的教育方法。
　　 广东对政府的态度，虽多可议之处，然而该省的当局，据报上所载，竟能令学校读“孝经”，竟能禁公务员着洋装，这实在是能由根本上，维护“人伦”，能从官场中，提倡“国货”。
　　 自古没有不亡的国，不败的家，不死的人。人若想长生不死，永久立于不死不亡不败的地位，须在人格与声名上注意。
　　人的一生有三个成功。第一，是对国有功。第二，是对社会有功。第三，是对家族有功。若做不到第一，须做到第二，做不到第二，须做到第三。若一样也做不到就是枉度一生，对不住所耗的粮米。倘再与国有害，更对不住所见的猫狗。只可惜民国以来的要人，不但对不住猫狗，甚多是对不住蝎蛇的，因为这两种小东西，还可以做药材用。
　　有人驳我说，许多要人积下数百万的家私，安置了无数亲属同乡，岂不是有功于家族和社会么。我说，只因为积下数百万不义之财，才给祖宗招了痛骂，才给子孙造下大孽。只因为安置了无数亲属同乡，才害得他们失了原有的可靠的生活，染成了许多不可挽救的恶习。俗语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现今是一人失势，鸡犬也随着坠地。坠地之后，欲再为鸡犬而亦不可能了。
　　 有些要人，眼光浅陋脑筋昏聩。他们只顾讨少数的私人一时的欢喜，扩充地盘，筹划位置。结果，私人全都脑满肠肥饱载而归，自己却留下万代的骂名。要知争利时，有他们分肥。挨骂时，只有自己担过。
　　 得百姓的歌颂易，得私人的感念难。对私人费万般心，不如对百姓施一分惠。私人的感念是一时的。百姓的歌颂是永久的。私人受你的好处，以为是分所应当。百姓受你的好处，认为是天高地厚。究竟是那样合算?
　　 在外国，警察指挥开车的；在中国，开汽车的指挥警察。
　　 文明的国，只讲法律不重势力。纷乱的国，只重势力而不顾法律。换一句话说，国家将兴，法律可以裁制势力。国家将亡，势力必定操纵法律。欲知我国，究竟能亡不能亡，先看一看法律与势力的强弱。
　　 法律与势力，如同白黑不可混淆，薰莸不可同器。是非不可颠倒，正邪不可并立。有法律，决不容势力滋长。有势力，则不容法律进行。
　　 “契约、规则、法律”全是奉着共意而定的公同遵守的条件。这三样的范围与尊严，一样比一样大。只要有二人合作一件事，必须有契约。一团体台作一件事，必须有规则。全国之人，虽行业不同，也不过如同分工合作一件事，所以必须有法律。那么，这三样既不是可以由私意而定的，也万不能由私意而变更，更不能由私意而破坏。
　　 自由与放肆的分别，如同狗与狼的分别。外形固然仿佛，性质则大不相似。一个是有拘束，守范围的。一个是不受拘束，不守范围的。
　　有人问我“自由”的解释。我说合乎理法(或礼仪)而不妨害(或扰乱)别人的行动是自由。譬如你自己一人，独居在一个围墙之内，你纵然不穿裤子，也必无人干涉，那就是你的自由，只要另有一人与你同居，你若再不穿裤子，那就不是自由，而且是放肆。再譬如你走进厕所，寻到尿桶，你尽量便溺，那是你的自由。你在大街小巷，无论白昼黑夜，不论有人无人，你若略行便溺，不但不是自由，并且是违法。
　　 自由有文明与野蛮之分，文明的自由是本乎“人道”的。野蛮的自由是近乎“兽欲”的。中国古书所说的“慎独”与“主敬”全是真正由根本讲起的文明自由。慎独，是虽独居孤处也不敢放肆；主敬，是一时一刻也不能放肆。
　　 “轨道”就是自由之路。八大星，遵循自己的轨道，绕着太阳走，各不相犯，那是八大星的真正自由。因为他们个个遵守着真正自由，所以走了几万万年，还未失了秩序，也未碰到一齐。否则，早就没有宇宙或世界了。
　　个人的真正自由，如同火车电车的铁轨，是不容人任意侵占的。火车电车的司机，撞死人物所以不按杀人罪抵偿，是因为他遵守一定的铁轨。人物入了它的铁轨，就是阻防它们的真正自由，遇有伤害的咎由自取。假若司机将火车电车开出铁轨，伤害铁轨以外的人，就当以杀人论，因为他们出了真正自由之路。
　　 在公共团体之内，不能容个人的自由发展，所以政府，局所，军队，党派，商店与家庭，万不可有个人的自由，学校是养成守法的人格，造成合用的人材之处，更当限制自由，以免染成放肆的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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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时雅典的大贤兼立法者梭伦solon说“能服从人者，始能管理人”。那意思是说“能为人下，始能为人上”，“能先服从指挥，将来才能充当首领”。现在许多青年，全有“首领欲”。然而在家庭，不肯受父母管教，入学校，不容师长管教，他们将来如何能成良好的首领?正如不守铺规的学徒，决成不了好铺长。不守纪律的兵士，决成不了好将官。
　　 有人问我，为什么现在出了“教育破产”一句评语。我说：“破产是失了存立的资格，无法维持。教育坏到这步田地，由根本上说不怪学生，而怪办教育的人。现在国立的学校多是官僚化，私立的学校多是商业化，统而言之，多是‘分赃化’，焉能不大糟特糟?”
　　 学生若想养成换饭吃的本领(恕我不说，养成救国救民的能力)必须专心一意，注意应学的课程。最忌的是务外旷课。然而有些国立学校的首领，为养成个人的势力起见，私立学校的当局，为节省经费打算，惟恐学生不务外不旷课。
　　外国人在中国设学校，多是含着文化侵略的用意。在别国，对这种学校多加以严苛的限制。而在我中国，外人所办的学校，反格外的发达的原因，就是外国人所办的学校，能使学生少有务外与旷课的可能。家长所以肯使儿女入外人的学校，并非出于媚外，不过是使儿女多念一点书而已。
　　据报载，近来北平歇业的商店，以入商会的计算，已达八十余家，不在商会而关门的，尚不知确数，我以为，若照这市面的实在情形而言，当歇业的，足占全市三分之二。多数的商店，所以苟延对付，是因为债务的关系而不敢停止营业。换一句话说，是“愿关门而无法，想歇业而不能”。
　　我认识的商人，以书行与古玩行为最多。书行，因中国的新人物，不肯买中国书；旧人物，愿买而买不起。日本人因备战的原因，现在也不来收买。图书馆的生意更不好做。所以书行里的人，多是愁眉不展。古玩行，因懂古玩的买主，已死尽逃光，新发户的要人，又将古玩，认为腐化而不合时代的潮流。西洋人因欧战后，经济枯窘，又不来采购。日本人，虽肯购买几件，然而若不大赔血本，又抢不上去，所以古玩行里的人，多是叫苦连天。
　　 我只见也小饭馆生意兴隆座客常满。这大约是因为中国人全想开了。反正，生在这个有朝无夕的时代“吃一口是赚的”。
　　 我的电影嗜好已经成了癖。有时，饭可以不吃，电影则不能不看，可是对于国产的片子—— 尤其是合于时代的—— 我宁可害一场大病，也不肯开一开眼福。因为那些明星(?)百分之九十九是“东施效颦，沐猴而冠，邯郸学步，婢学夫人”。简直是一味的追在外国人屁股后边，捡拾洋人的唾余，一点“国民性”全都没有。我以为不如看“琳丁丁”(美国演电影名犬)或看耍猴的。因为多少还有一点天然的狗性与猴习。
　　许多的所谓中国电影明星，是应受外国政府奖励的。因为他们是传布外国恶俗的功臣，是推销洋货的媒介，是间接麻醉中国青年男女的先锋。我认为检查电影片子的重要，过于审定教科书。电影使人受影响的能力，远驾乎一切书报之上。仅以现今的青年男女而言，不肯读书的太多，不爱看电影的太少。
　　 理财，以养民为先。为政，以正己为先。练兵，以训将为先。对外，以调内为先。治民，以治官为先。
　　欲正人心，先正风俗。欲正风俗，先禁不良的“洋化”。欲禁不良的“洋化”，须先对一些由外洋留学回国的博士硕士学士，严加取缔，以免鱼目混珠。要知这几年，所发生的轰动全国的“贪案”与“花案”，多是曾经留学而学来的。我并非反对“留学”，我是反对那些专能学“坏”的留学生。
　　 《中庸》上说“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不但灾异是妖孽，反常的服饰玩好，也是妖孽。北宋将亡的时刻，妇人的鞋底，用两种颜色，名为“错到底”。金末，男子好穿尖靴，叫做“不到头”。
　　我以为现在的妇女，披头散发，赤脚光腿，与青年的“背头”也不是国家将兴的预兆。甚至我看各商店张贴“电磨球刀”的广告，而不说冰鞋。我也以为要成“兵刀”的现象，刀兵本是人人全怕的何况再加“电磨”呢。
　　前清光绪末年，日本人在中国各处，大售“清快丸”。西太后因那个药名近于清快“完”，曾大哭了一次。但因国弱未肯因小事引动外交，竟无法禁止。民国成立。满清退位之后，清快丸也竟随着清运告终不见踪影。这虽近于迷信，也未尝不是先兆示瞽。古时中外明君贤相，发现凶象，无不惊心动魄，悔罪修省，励精图治。归终，凶象反成吉兆。假若凶象已现出，反认为迷信，怙恶不悛变本加厉，虽不认为凶象必真成了不祥之兆。
　　古人创出吉兆凶象不过是勉人作德，阻人为恶而己。若一味认为是阻碍进化的迷信，那么就认定“放荡邪淫”是进化的象征罢。
　　 人能责已，立刻就觉得风平浪静，海阔天空。人若责人，登时就现出愁云惨雾，荆天棘地。
　　 有人问我，怎样作事才算是合乎天理国法人情。我说，只要作事不放纵，就是合乎天理国法人情。若能合乎人情，也就能合乎国法。若能合乎国法，也就能合乎天理。因为这三样是 一件事，正如耶教所说的“三位一体”。
　　 小民所发的悲声，有害于国的程度，较强敌的枪炮还大。治国的人，若能不使小民发悲声，则可不惧强敌的枪炮。小民的悲声，若不能止息，你纵能兵坚甲锐，善固边防，也无济于事。
　　 专为身家打算的人，决成不了伟人。能作出惊天动地的事业的伟大人物，全是能忘了身家的人。你若能忘了身忘了家，千秋万世的人，决不能忘了你。
　　 政治是什么?政治是以“正”而“治”。用不“正”的方法，决不能达到“冶”的结果。
　　 有人说兑“政治家，须要有手段”。这话我极不赞成。因为政治家是治国的人。治国是光明正大的事务，只可本着“中”“正”二字做去。治国既不是偷摸鬼祟的行为，用不着一毫手段。以前我国的政治家所“失败，全是因为用手段用坏了。
　　 科学家所说的“人类征服自然”就是人对天革命。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天对人革命。人对天革命，不过是一时的，是片段的。天对人革命，是永久的，是普遍的。人类不论如何机巧能干，终不能脱离天地(自然)的玩弄。
　　 现今摩登女子，全讲究曲线美。我以为刚正的男子，当提倡直线美。我所说的直线美，并不指身体而言，是指说话行事立论。男子要直直爽爽，不当曲曲折折。要痛痛快快，不可遮遮掩掩。要坦坦然然，不当忸忸怩怩。
　　 我的亲属的小女孩，欢喜烫头发。她有一天问我说：“怎么，我的发，烫得弯弯的，过几日又直了呢。”我说：“那因为你的父母，是直发种。假若他们是卷发种，你虽将发烫直了，不久也必曲过来。这是人种的关系无法改良。你若未读过人种学，也可以先看一看人文地理。”
　　 最好的为己是为公。最好的利己是利人。
　　 俗语说聪明反被聪明误，是一句不合理的话。因为真有聪明的人，决不能被聪明所误。凡说自己被聪明所误的，决不是有真正的聪明。
　　 自己不是好人，偏要假装好人，固然是不容易。自己明明是好人，偏不愿使人知道他是个好人，更是加倍的不容易。
　　 讲天道，不可失人道。处人世，不可忘天道。
　　 读千遍弥陀，不如行一件善事。修十座神庙，不如救一个活人。
　　 占课相面的，令人靠天求福。风水先生，令人靠地求福。这仿佛想天上掉馅饼，想地下出金窖，全是徒劳妄想的。最好的求福之法，是靠良心。只要良心不坏，纵或享不到太福，也必受不着大罪。
　　 求“远大”的，失“近小”的。求“虚空”的，失“真实”的。求“身后”的，失“眼前”的。求“未来”的，失“现在”的。所以明白人，只在“近小，真实，眼前，现在”的事上注意。
　　 人，前半生，费尽心思，将自己练成一个混蛋。后半生，又费尽心思，研究自己为什么是一个混蛋。
　　 “迷信神鬼”，不如“迷信天理，迷信道德”。
　　 “为好人而贫贱，为恶人而富贵”是不合天理的，是偶然的，是例外的。世间的事，凡背逆天理。违反自然，出乎定例的现象，决不能长久。
　　 《易经》上所说“自强不息，恐惧修省，惩贫窒欲，迁善改过”十六个字，不但可以压倒欧美的一切人生哲学，并且是“希圣希贤”、“成佛作祖”的必由之路。
　　买卖能否兴隆，专靠货品是否精良。俗语说：“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首就来”，只要本着“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八个字的老套子作去，自能招来主顾。用不着减价，赠彩，宣传，鼓吹，更用不着修饰门面。然而买主永是拥挤不断，究竟是因为什么。开有人说现在宣传的效力最大。无论做买卖，办政治，倡主意，讲学说，以及一切事业，全仗宣传，才能引人注意。我说：宣传须以事实为本。若没有良好的事实，徒靠巧妙的宣传，虽能引动一时的人心，终久必要露出马脚，较不宣不传的损害尤大。因为受骗只一回。
　　现今平津的商店——尤其是绸缎布铺——也学了上海的商店的恶习，离开做买卖的规矩，不重内容，专讲外表，不求实际，专赶虚伪。现在，竟由“减价”而进化到 “白送元宝，牺牲血本，含泪减价，忍疼牺牲”等等的奇异宣传。将来还不知要发出什么惊心动魄的吸引顾客之法。负管理之责的，应从速干涉，以免多出笑话。
　　北平女招待正走红运的时候，饭馆为吸引顾客起见，对于夸示所雇的女招待的方法，竭力立异标薪，甚至以为“本馆添设美丽的女子招待”还不新鲜，东安市场某饭馆竟敢大书特书“本馆聘用女学生招待”。假若无警察取缔，恐怕“本馆聘请某某小姐，某某夫人，某某阔人的姨太太招待”的牌子，也要挂出来了。
　　 俗语说：“精明不过买卖人”。可见为商，不是糊涂人可以干的。他们既不糊涂，焉肯做赔本的生意。不要看“老尺加二”，“买一尺送一尺”。要知俗语所说的“扁担量布，价上取齐”是一句至理名言。
　　不但商店所说的“白送”是胡说，甚至“折扣”也是谎话。开张减价，也是不可靠。去年，我到一家新开张大减价的铺子，买了一双一元二角打八扣的手套，同日又到一家永不减价的老商店买东西，见着同样牌号一丝不差的手套，仅售八角。我因一贪便宜，多耗一角六分。事情虽小，也是一个管教。
　　 俗语说“从南京到北京，买主不如卖主精”。又说“会买的不如会卖的”，你买东西不要找算占便宜，要知不上当，就是便宜。不要因某商店悬灯结彩，唱留声机，雇人化装游街，耍狮子，抓彩，赠奖券，就是牺牲血本的表示，要知那种种的开销，全要由照顾者担负。
　　 商店除非决心关门歇业，决不能甘心赔着本向外卖。纵或真赔本出卖，也是“便宜不出当行”。当行就是同行的人。若真将便宜让给外行的人，那就是不重同行的义气，休想在本行再活动了。
　　 有人说；“商店利用以上种种的手段，吸引顾主，是起于同业者竞争也是一种商战的办法。”我说：“货真价实是最利害的商业竞争。物美价廉是最有效的商业战术。”
　　有人说：“中国商人，日趋虚伪，研求骗术，是环境所迫。因为人多是信假不信真，不得不如此，以维持一时的需要。”我说：“这还是沉不住气，不善应付环境。要知，人愈讲虚伪，你愈讲真实，终久你必得着最后的胜利。不但为商是这样，为人也当如此。我以为，处在这时代，商人也当读读老子，看一看兵法，以免随人乱跑，自陷绝境。”
　　我对某绸缎商店的东家说：“你将一切宣传费，加在购货的本钱上，力求精良，少贪利息。要求细水长流，不可想‘一口就吃成一个胖子’。然后再竖起一个招牌，写明‘顾主不糊涂，小号不疯狂，所以永不减价，决不白送。不赚钱不卖，赔本更不卖。怕上当的，莫进来。求便宜的，别家去’。看一看有什么结果。”
　　 急于发财者，发财之术决不正当。急于立名者，所立之名决不稳固。急于成学者，所成之学决不可靠。我以为，世上的事，除了救人救灾与捉跳蚤之外，不必求速。
　　 处理困难的事，如同整理乱丝团，愈着急愈找不着头绪。只要耐着烦忍住性，必能不被困难所胜，而且能战胜困难。
　　 真有治事之才的人，遇着难决的事，如同有名的“数学家”遇见难解的算题。非但不生畏缩之念，反要因而发生兴趣。
　　 君子不羡人之富贵而羡人之名节。不羡人之高龄而惜自已空耗的光阴。
　　 位高，得人尊敬是一时的。德高，得人尊敬是永久的。位高，只能动小人。德高，始能动君子。人因你的位高尊敬你，是有所为而为之，全是出于假意。人因你的德高尊敬你，是无所为之，全是出于诚心。
　　 据一些受洋毒的中国人观察，中国处处全是劣点，没有一样好的。据一些有知识的外国人观察，中国处处有些优点，是外国人所学不到的。
　　我中国的文化，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所有古人传下来的学问艺术的优点，现在我国的洋化之辈，竟看不出来。不但不知勉力研求，发扬光大，反要随在一些新“圣人”之后，对古人的学术，大加盲目的讥评。及至洋人指出某种学术的优点，他们又大惊失色，起而盲从，研究讨论。这种没有自信力的流行病，足可亡国灭种而有余。
　　我恨不能连中几个航空券的头奖，使我有几百万元，去运动一些外国的无聊学者，令他们竭力推崇赞扬中国的经史子集。果能达到我的志愿，我中国的洋式“圣人”，也就不致于“数典忘祖”，时时追在外国人的屁股后边，捡拾人的干屎橛，而一味的贩运不合中国民情国势的洋学术了。
　　现今，日日给中国丢脸的，不是在三家村里的老学究，也不是穷乡僻壤的缠足的女子，正是一些洋装革履，不懂外国习俗，忘了中国礼仪的男子与一些不明白家政，不服务社会，只能串饭店进舞场的摩登女子。他们在外围人中间，摆来摆去，以为是莫大的光荣。其实，外国人对他们这些不中不外，沐猴而冠的人，何尝看在眼里。不过拿他们耍戏着解闷而已。最大的国耻，尤其是他们愈当着外国人，愈不肯对中人说中国话。
　　 我认识几位留学多年，学贯中西，现在大学充当教授的留学生。他们不但没有洋习，并且外表好像三千年前的买卖人。我常对他们说；“你们这样的留学生，才是中国所需要的。”
　　 现在中国所缺乏的，不是高等的教育，而是高等的人格。现在中国所需要的，不是能高谈阔论的博士硕士，而是肯实践力行的凡夫匹夫。
　　三年前，我在北大误人子弟时，第一次上堂，曾对学生说：“……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修养人格，学问还在其次。在小学，须养成初等人格。在中学，须养成中等人格。在大学，须养成高等人格。学级升一步，人格须要进一级。我们入学校，一面修养人格，一面勤学求学问。那么，出了大学的日子，不但学问要高出人上，品格也必超人一等。要知，有高超的品格，学问纵然稍差，也能立足于社会。学问纵能超出凡众，若无超人的品格，作为基础，也不能幸存于人群。”
　　有人问我：“为什么国立大学的学生，反较任何私立学校的学生，穿洋装的少，并且俭朴得多。”我说：“国立学校，学费少而考取严，一些少爷小姐，不易钻进去。无论什么学校，只要成了少爷小姐的俱乐部，那个校的学生，惟有日趋于皮毛的洋化。至于学问与品格，更必趋日下了。”
　　 男学生，将来未必全当老爷。女学生，将来未必全作太太。可惜他们所受的多是“贵族化”，“老爷式，太太式”的教育。我以为，教育当注重“平民化”或“劳苦化”才能养成有益于家有益于国的人材。
　　我对某学生说：“你的享用与西服，足可驾乎外国的贵族。你的学识与品格，简直不如外国的乡农。你要知，外表的衣饰，只能动无知的男女，不足以动有思想的人物。洋服革履，若是凭自己的本领换得来的，也未尝不可趾高气扬。假若是用革命的方法，吵闹打架，以父兄的血汗而得的成绩，未免是害己锅人，实在于良心上说不下去。当学生时如此阔绰，将来毕业之后，谋生之日，若‘难乎为继’，我看你怎见乡中父老。”
　　我当日到北京读书，校中并无夫役。一切洗衣服，补裤子，擦地板，净玻璃，扫院子等等的事，全由学生亲自动手。每日仅吃粗米黑面，非到星期日，菜里见不着一个油花。见校长畏若上帝。对教员敬如天神。那虽是“奴隶式”的野蛮教育，然而我与一切同学，能养成劳动的精神，到如今不改，所得的知识也并不弱于今日受文明教育的学生。
　　 现在多数的公寓，实在是“魔窟”，是使青年男女，入于放纵，趋于堕落的“传习所”。种种的现象，我真不忍详说。住宅若近公寓，几乎难得一时的安静。外乡的学生，到城市读书，住在不良的公寓，简直如同将白布送入染缸。
　　我以为，学校全应设备足用的宿舍。否则，当由教育机关限制该枝招收外乡的学生的额数。纵然有充足的宿舍，学校当局也不可专知“收学费，讲义费以及其他种种的费”，更要注意学生的德育。要知，人家儿女的前途是交给你们了，警察检查公寓，须当严于检查小店。要知，小店固然容易窝藏小贼。学生所住的公寓，若不善良，极容易养成大盗。
　　 在我中国，无论什么事业，只要一经官办必大糟特糟。明明是一种大利的，反致大赔本。据我推断，假若邮政与盐务，将洋势力完全铲除，不但没有盈余，简直，就要有盐亏，邮亏，这并不是中国人全要不得，是因为多数的中国人，一做了官心就变黑了。
　　 韩非子说：“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则不两成。”就是说，欲将一件事物办理完善，须将全副的精神，用在这一件事上。可惜我中国政府用人，多不明此理，以致施行兼差的恶风。
　　兼差的恶风，由清末起到袁政府时代，一天普大一天。北伐成功之后，这种恶风仍未停息。在易某的势力正盛的日子，他的姑爷竟兼差十三处之多，仅天津某局一处，每月竟坐领纹银一千两。现在身兼六七处差的，一时更无暇详说。他们既是人类，并不异于凡人。我不知他们有什么特长的精神，偏能兼筹并顾。
　　有人说：“兼差是人材问题。为事择人，不得不使他能者多劳，以便事成功举。”我说：“既是为事择人，必是非他不可。那么，我见兼差最多的人，死亡之后，他兼的事务，并不发生‘人亡政息’是什么道理。既是人材主义，能者多劳，他们当然能将事办好了。那么，中国事，为什么又愈办愈糟呢?”
　　 有人说：“现在兼差并不兼薪，不过领‘车马费’以酬劳累而已。”我说；“原来如此啊。那就不怪兼差的阔人，家中汽车成队，肥马成群了。”
　　 法国首相克里蒙梭Georges Clemenceau退职之后，两袖清风，竟因无钱，欠下房租，经房主提起诉讼。他在欧战时，操持大权，威震数国，竟未搂下养生的费用，真比我国宋朝的名将曹彬，还加倍的糊涂。若再与民国以来的官吏相较，更足证他是一个傻小子。
　　 欧美的官吏，多是精于公务而昧于私谋。我中国的官吏，多是拙于尽职而巧于刮搂。就为这种原因，所以东北四省，入了日本的掌握，滦东国土，也岌岌可危。内政民情，更不堪问了。
　　我以为，天下最可怕的，只是自己的女人。你若得罪了她，她能使你不死不活。归终，你还得奴颜婢膝，亲递降书顺表，心服口服。至于得罪了要人，我认为是一件小事。他们若不辨是非，至多也不过要你的命，给你一个痛快，而无需乎再递顺表降书。到底，心也不服，口也不服。
　　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孙是逊顺)。又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我中国现今，只是“言孙”的人多，而“危行”的人少。至于，能学宁武子的官僚，简直没有。不过多是如孔子所说“邦有道，杀。邦无道，杀”的人。他们多是在平安的时候，不能行正道，处乱亡的日子，也不能守大节。
　　 “尽人事，听天命”不是一句迷信话，正如“不问收获，只同耕耘”不是一句虚妄语，因为，先尽人力而为，多半有如意的结果。至于成与不成，或好或不好，只有听其自然而已。
　　现今的青年学生，分为两派。一是痨病式的呻吟派。一是疯颠式的激烈派。这两种不良的现象的成因，不怪脑筋薄弱血气未定的学生，而怪多数的当局，用人只重 “文凭”，不查真伪。只问人情，不别贤愚。我以为，不打倒“文凭制”的虚套，学生不能用心求学。不铲除“人情制”的恶风，学生不肯甘心求学。
　　 文凭不过是一张含有“魔性”的废物。实学是一件具有“神力”的武器。
　　 中外的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大发明家，大演说家，与一切伟大的人物中，百分之九十九，全不是大学毕业生。
　　 有真正技能的工人，对国家是有益的。有名无实的大学毕业生，对国家是有百害无一利的。
　　 我是一个河北省的人。前几年，因屡受某某省某某派的气，不小立时亡国。及至想起各租界所用的多数的中国巡捕，对待中国人的气焰，我又惟恐中国亡了。
　　 我读“汉人学得胡儿语，高据城头骂汉人”两句话，我奇怪。汉族为什么，经过四五千年，屡遭外族的侵凌，居然还能苟活支持直到今日呢。
　　 中国的事，全坏于一些要人包而不办。现在国民所希望的，就是他们能施行办而不包。包而不办，必致因循误事，办而不包，才能手到功成。
　　 我以为，我中国民穷财尽，外患丛生，还不足忧虑。所可忧可虑的，是一些高据要津的要人中，少有能肩负国家大政的人。纵有一二仿佛能励精图治的要人，要负起责任来，又必有 一些要人，因妒嫉之念，造作谣言而在暗中拆台。
　　 英国大儒赫肯黎Thomas HenrHuxle说：“国家之最不幸，不在贤者居下位而无由升，而在不肖圪居上位，而无由降。”这话正是中国现在的写照。在这人民还没有罢免权的时候，欲免去这种不幸，惟在政府能当机立断，对一切不肖之辈，不分亲疏，实行罢免，以解人民的痛苦，而救国家的危亡。
　　 目下我中国的知识分子，张口就说要合乎时代，依我的糊涂思想，须要合乎良心。因为若只求合乎时代，而不问良心，就如娼妓，只知对时髦的衣饰上用功，以便讨人的欢喜，而求淫业的发达。
　　 中国的要人中，有许多是可要可不要的。有许多是要不得的。更有许多是万不可要的。
　　 报载，北平市政府议定，所属各机关职员，此后须穿长袍马褂。详细定章，我虽不得而知，我实在觉得是一件提倡国货的好消息。凡事若能先由官吏做起，百姓自必愿步后尘。
　　 人的一生，只是在奔忙、恐惧与希望中过日子。至于安逸、快乐与满意不过是例外的事。总而言之，是乐不抵若。
　　 希望是维持人生的。它虽无形无像，可是它的潜势力极大。上自圣贤豪杰，下至匹夫匹妇，全都受它的支配。有它作主，你活着就有精神。它若离开你，你生活就无趣味。
　　 希望是世界进化的原动力，是催人前进的“吗啡针”。人之所以求学习艺，奔波劳碌，熙来攘往，争名夺利，生儿养女，拜佛求神，以至于创主义，讲学说，全是被希望所驱使的。
　　希望，随着人的年龄与体力而增进，也随着人的年龄与体力而减退。青年男女，所以活泼嬉乐，富于进取的心，并非因为他们全是天生的圣哲，是因为他们的希望，正在生长的期间。老年的男女，所以萎靡唐颓，富于退缩的心，也并非因为他们是天生的混蛋，因为他们的希望，正是衰残的时候。所以谁也不应当讥评谁。
　　 人生如同登山。平均以生活六十年计算，前三十年是走上坡路。后三十年是走下坡路。所以三十岁以前，觉着时间过得慢。三十岁以后，觉得光阴过得快。
　　孔子所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而立”与“不惑”两样称谓，是极有意思。再用登山作比方，三十以前，一步高一步，见识也一步广一步。到了三十，如同达到绝顶，登山的情形与所见的景物，也阅历过了。人若将登山的事向他陈述，无论如何玄妙，再也骗不了他了。
　　 人生如同草木。须经过一种“发芽，猛长，成熟与枯萎”的阶段。
　　 人的一生。如同四季。由初生到二十是春。由二十到四十是夏。由四十到六十是秋。由六十到八十是冬。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平均起来，人只能活三个季而已。
　　 人生最快乐的，就是孩提时代，不过这种快乐，当时觉不出来。愈往前活，愈增后悔。可是只能老了，不能小了。
　　 人生，当学生的时候，想当孩子的时候。当教员的时候，想当学生的时候。当爸爸当妈妈的时候，想当儿子当女儿的时候。当老头儿当老太婆的时候，又想当小伙子当大姑娘的时候。向同里想，仿佛食橄榄。向以后想，如同嚼腊头。
　　 欲望是随着知识而增长的。知识愈大，欲望愈多。欲望愈多，烦恼愈甚。所以我曾对某女学校的学生说“你们的享用，固然是村姑乡女所梦想不到的，可是你们所感觉的痛苦，也是她们所梦想不到的。”
　　 在白种人来到非洲之先，非洲人并无需要。自白种人到了以后，非洲人的需耍一天比一天增加。可见物质文明是使人感觉缺乏的。
　　 自从世界发明文字以来，人生就减少了许多快乐。自从有书籍以来，人生就增了无数苦恼。据说，仓颉造字而鬼夜哭，古腾堡Gotenberg发明印机而妖争辩。这虽是近于怪诞的老话，然而实在是古人的先见之明。
　　 乡里的人，环境简单，诱惑力小，所以快乐多而烦恼少。城市中人环境复杂，诱惑力大，所以快乐少而烦恼多。
　　 城市是恶魔制造厂，是毁人炉，是使人脱离自然生活而入于机械生活的诱惑所。城市愈大，罪孽愈多。城市愈繁华，人格愈坠落。人口愈多，人心愈狠。
　　 社会中，将人类分为阶级，只以有钱与无钱而定，并不注意于有德无德，这实在是一件可叹的事。
　　 马桶摆在供桌上，仍是马桶。便壶放在宝座里，终是便壶。正如小人，虽居高位到底，不能去净恶味而化为君子。
　　 小婆子，在需要的时候装病，或能得老爷的爱怜。要人，在国难当前的日子，托病辞职，只能招国民的恨恶。
　　 武人骗人，只能骗乡愚。文人骗人，且能骗学者。武人为害是一时的，至大不过亡国。文人为害人是长久的，至甚足可灭种。
　　 下级人员的正邪好坏，全是上级人员养成的。你若喜欢纳谏，他们就能尽忠言。你若喜欢恭维，他们就能献谀词。总而言之。你若好谈嫖赌经，他们决不敢向你说忠烈传。
　　 对内，要学日本人。对外，也要学日本人。对内若能团结一气兵精械足，对外就可以横行逆施不顾一切。要知本国人，全是同气连枝休戚相关，只要开诚布公终无不可解之仇。国际间，尽是势同冰炭欺软怕硬，虽是唇齿之邦，也必要严防密备。
　　 常人不讲信用决交不着良友。官吏不讲信用决遇不着良民。
　　 愈精巧之物，愈不能耐久。愈精明的人，愈不能发达。
　　 一时之誉易得，千载之名难求。常人愿得一时之誉。圣贤愿立千载之名。不重一时之誉，不惜千载之名的人，只可称之为行尸走肉。
　　 君子得势，所行所为怕得罪小民。小人得势，所行所为怕得罪上官。
　　 不要轻视人，要知一村夫乡女，也能知道许多你所不知的事，也能给你一个你所梦想不到的教训。
　　 我中国多数人的大毛病，据我看只有四样。一，私心太重。二，苟且图存。三，不顾公安。四，随地口吐痰。
　　 为所欲为，不是真正的自由。为所当为，才是真正的自由。
　　 国家最要的职务，是限制国民的野蛮自由。我国之所以国弱民贫不得安静，全是因政府软弱，不能限制少数有势力者的野蛮自由。
　　 一国的法律，若只能为小民的绳索而不能为大员的羁绊，那一国只有日入于灭亡之途。我国近二三年，所发觉的几件贪污大案中的主谋者，全都消遥法外安享幸描。何怪效尤者，层出不穷。又何怪小民恨天怨地。更何怪外人讥我为无组织的国家。
　　 在我中国，严办小盗的人，多是逼迫良民为盗的大盗。重惩赌徒的人，多是导引良民赌博的赌魁。严办烟犯的人，多是诱惑良民贩烟的烟土大王。
　　 你若能立志永不为恶，世上就少了一个坏人。你若能劝人永为恶，世上又多了一个好人。
　　 人的一生，只用“出入”两个字，就可以包括了。譬如，吃喝是入，拉撒是出。死是入，生是出，娶是入，嫁是出。受是入，施是出。一出一入，循环不停，直到入土为止。因为人的来源，也是由出入而起的，所以一生就办出入的事。不但人是如此，一切植物的一生，也不能脱开出入的轮回。
　　人的一生，也可以说是“捣乱”。求学习艺，娶妻嫁女，养生送死，奔波劳碌，东往西来，你恭我敬，你争我夺，尔诈我虞，钩心斗角，争权夺利，吃喝嫖赌，送往迎来，悲欢离合，杀人放火，奸淫穷盗，念佛烧香，等等一切，一切等等，总而言之，统而论之，也不过是“捣乱”而已。
　　 世界上的扰乱，不是无衣无食的贫贱之人所酿起来的，是少数既富且贵，穿不了吃不了而偏不知足不知止的混蛋们酿起来的。
　　 新生活运动，须先铲除一切因袭而成旧恶习，须先打倒一切盲从而得的新毛病。
　　 新生活运动，须先罢免一切尸位索餐的旧官僚，须先严办一切欺师灭祖的新“圣人”。
　　 新生活运动，须先由官吏作起，先由官吏以身作则，认真实行。不可争认为是等因奉此的公事。更不可将开会演说，通电响应，即认为完事大吉。尤不可借题呈报许多的开支，向政府索款而增人民的担负，饱自已的私囊。
　　 不去贪婪的恶习，不除官僚的架子，不配施行新生活运动。乘坐 一九三四年V式汽车的官嚣政客与穿着二十五元一双xxx的太太小姐，不配高谈新生活运动。
　　前几年冬天，平津提倡清洁运动，仿佛是一件惊人的大事。其实，也不过是几个身穿貂皮大衣的要人，由汽车里走出来，扛起一把扫帚，随着参加的民众(?)出一出风头。结果，官府多开一种报销，使卖扫帚的多得一点微利，与国与民没有一点的益处。风头出完，街巷之中纵然成了粪坑尿池，那些要人也不肯再加注意。因为出一次风头之后，公事算交代了。
　　 重形式，失精神。重外表，失内心。重虚伪，失真诚。
　　 中国的文官，自古以来多是巧于营私，拙于奉公。中国的武将，近几年来多是勇于对内，怯于掠外。
　　 上求实，下认真。上求贤，下修德。上好货，下贪利。上近色，下行淫。总而言之，上梁不正下梁歪。歪字就是由不正二字积起来的。
　　 以前，愚昧的人以为拜佛求神，死后就可升天堂。现今，愚昧的人以为仿学外国，人生就可得幸福。其实，全是妄想胡猜。果有天堂，升天堂的，未必是拜佛求神的人。果成无国，享幸福的，未必是老实安分的人。
　　 做官如同上梯子，须要步步踏稳，才能避免跌落的危险。不可仅知向上爬。要知高处不是可以久恋之地。愈向高里升，固然愈得拍马屁的人喝采助威。可是明白的旁观者，未免就要讥你，只知进而不知退。正在洋洋得意的时候，或者就是噩运临头日子。
　　 人一做了官，地位立刻超出平民之上。如同在群众中一个身长体大的人。他的身躯愈高愈为群众所注意。他的美丑肥瘦，一举一动，愈不容易瞒过了群众的眼目。所以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做得官愈高，招得羞耻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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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权无势的平民庸庸碌碌，一生仅以吃、喝，传种三件事为目的。所以生而无闻，死而无名，与一切兽的一生相差不多。留好名或留坏名全不容易。惟独做了官，就有了流芳百代或遗臭万年的资格。
　　 做官的，若目光远大见解超俗，以公正的心办公共的事，就能流芳百代。若目光浅小见解卑污，以偏私的心办公共的事，就必遗臭万年。
　　 近二十几年中，我中国死去的要人，十个之中有九个半以上是遗臭万年的。不过因他们，或余威尚在，或子孙末绝，国民还不敢为他们‘铸铁像”就是了。他们若死有知，也当在九泉之下愧悔痛哭。因为他们当初执掌大权之日，若稍一转变，未必不可流芳百世。
　　 为恶，若能安享幸福长生不死，未尝不可为恶。为善，若必时遭苦恼短命夭亡，人又何必为善。世上所以劝人为恶的少，勉人为善的多，就是因为，为恶迟早终有恶报，为善迟早必有善缘。
　　 俗语所说的“修桥铺路双瞎跟，横行霸道有马骑”仅是一句气愤的激烈话，井不是为人的正当方针。要知子路所说的“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是亘古不变的座右铭。因为天就是自然之理，循环之道，正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并不是迷信之谈。
　　 能辨别善恶正邪才是真知识。能通达人情物理才是真学问。若只求新奇，不问是非，纵然留学万国，著书千卷，也不过是一个能言能写的禽兽。
　　 对阴险的人，不必恼恨他。他自己就能在不知不觉之间，走入阴暗险恶的途径里，正如一个人蒙着眼向悬崖进行，他的前途是可以预断的。
　　 社会如同一个身体，一部分若感觉痛苦，也必要牵累全身为之不安。损人利已，仿佛是占了便宜，其实正如剜肉补疮。只看我国几个害同殃民的军阀，搅得人民不能安生，究竟他们能得到直正的逍遥快乐么?
　　 近几年来，有些报纸上，几乎天天有摩登妇女乘人力车打天秤(翻车)的新闻。每逢记载，必要加上“两足朝天”或“曲线毕露”等等的描写。仿佛成了公文中的等因奉此。真令人莫名其妙。男子若翻了车，是否皆“双脚踏地”或“直线深藏”?
　　 生在这个时代，又不幸又可幸。不幸，是精神上受尽千辛万苦。可幸，是耳目间历尽千奇百怪。
　　 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必能免忧。能“后天下之乐而乐”必能长乐。
　　 处治世，为好人易。处乱世，为好人难。处治世，生活容易，环境安和，纵然不去为恶，也算不了一个好人。正如一个女子，衣食不缺，且日与一群贤妇女同居而能不卖淫，那还能称她为贤女么?处乱世，生活艰难环境恶劣，偏要努力学好，才真算一个好人。正如一个女子，衣食两缺，且日与一群娼妓荡妇同处，而能清白自守，那才配称她为贞女呢。
　　 贪名的人，不顾利。贪利的人，不顾名。贪名，虽为古人所戒，我以为，贪名的人，容易改邪归正，弃恶从善。
　　 身，可为人奴。心，不可为人奴。身虽为人之奴而心却不甘为人之奴的人，可敬。身虽不为人奴而心却甘为人之奴的人，可怜。
　　 守旧的人，多祟拜神佛仙鬼。维新的人，多崇拜外国政治名人。崇拜前者，就被人讥为迷信腐败。崇拜后者，就被人尊为进步文明。我以为，只要有“崇拜”的心思与行为，全含有几分奴性。大丈夫只崇拜万古不变的真“理”，决不崇拜渺茫无凭的物，更不崇拜男女合造的人。
　　 读书的人，才知道读书人的苦况。为农的人，才知道农人的苦况。做工的人，才知道工人的苦况。为商的人，才知道商人的苦况。所以本行的人，描写本行的苦况，才能合乎实情。本行的人，谋求本行的幸福，才能得到实在。外行的人，若要替他们描写苦况或代他们谋求幸福，就是有野心，就是要包办。
　　 对学问道德上，热心追求，如同闻兰桂，愈闻愈香。对富贵享乐上，热心追求，如同闻尿粪，愈闻愈臭。
　　 英文短篇故事中，有一段记载一个小儿，一天读书愈读愈不会。他的母亲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一个酱油瓶将我害了。他的母亲听完，更觉莫明其妙。他说：“我因你将那个东西，误放在我的书桌上。我读书时，不断的有它在我心里扰乱我，我如何能读得好。”可见读书是最忌分心的。一个酱油瓶，还有那么大的牵引力，何况比酱油瓶更有魔力的呢。
　　 现今多数的青年，所以不能安心求学，不全是他们不知要强。是因为薄弱的心灵，抵不住强大的诱惑。在学校以外，有种种动人坏念欲的娱乐。在学校以内，又常有花枝招展的女生。他们既是血肉之躯，焉能不受影响。
　　 以前的婚姻，多是成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三言两语，一纸庚贴。可是夫妻之间，也未见怎么苦恼，并且多是如胶似漆，白首偕老。现今的婚姻，多是在于亲选自择，直接商定，试而又验，立约定盟，可是也来见如何快活。并且多是你疑我防，中途仳离。
　　 以前，买卖房产，典当地亩，只凭中人说和，立定白字一张。双方各守信用，不必经官过府。现今虽经种种手续，样样定章，条条登记，蓝图白图，也未必能准免纠葛。可见，人事纵然按科学方法，条分缕析，依合理的定章，防前虑后，只能增加纷扰而已，只能使人多研求种种应付的方法而已。
　　 手续愈多，所生的麻烦愈多。防范的方法愈精密，作奸犯科的手术愈奇巧。
　　 我的朋友某君，在某大学出版部，寄售几册书。算账回来，对我说：“我因得了几元钱，将来我非早死几年不可。我收回了五元钱，经了三个‘股’，走了几千步，着了许多急，出了满身汗。我若再往该处寄卖书，我非得脑充血不可。”我说：“你还未到东城某人医院诊过病呢。你若前往求诊一次，你立刻就得住疯人院。因为他们那种种‘合乎科学’的手续，登时就能将你气疯。”
　　 据现今许多书报的记载，以前的人类，不是人类。以前的生活，不是生活。以前的男女，不是男女。以前的夫妻，不是夫妻。以前的社会，不是社会。以前的国家，不是国家。以前的幸福，不是幸福。以前的学问，不是学问。以前的艺术，不是艺术。总而言之，统而言之，简直干脆，古人全是极品的混蛋。今人——尤其是受过新文化洗礼的人——全是超等的圣人。
　　 有求学养志的机会而偏不肯读书用功，是目下我中国多数青年的大毛病。有立名为善的机会而偏要倒行逆施，是现在我中国多数要人的致命伤。一是贪一时的逸乐，误了前途的幸福。一是求一时的私利，毁了千载的名声。这两种人的将来，只用痛悔两字，就可以包括了。
　　 改良是个好名词，然而须在“良”字上注意。进步是个好名词，然而应在“步”字上留神。
　　 无论什么国体，若使安分守己的良善之人无法苟活，使奸险邪恶的僭越之辈高车驷马，土地虽大，人民虽众，出产虽多，也必日趋于国亡民绝。
　　 现今，人民所求的不是高升到三十四层的天堂，而是莫再入十九层的地狱。不是想在世界强国闻并驾齐驱，而是求再勿失长城内一片国土。
　　 我用种种的方法侦查，我敢预断，现今喊嚷“环境不良”的人，将来若得着势力，所造的环境，必更加倍的不良。现今高唱“解放妇女”的人，将来若得着权威，所解放的妇女，决不是贤德的妇女。
　　 求治的善法，诛杀千个盗匪，不如罢免一个贪官。
　　 俗语说“理直气壮，理亏气馁”。理就是良心。气所以壮，是因为有良心作护符。气所以馁，是因为失了良心的援助。
　　 得人民的爱助者，虽弱必兴。失人民之爱助者，虽强必亡。我国历史中，这种先例极多。入民国以来，这种例子，更特别的显著。
　　 贪字是人生的大敌。万般罪恶多是因贪之一念而起的。种种苦恼也多是由贵之一念而生的。
　　 真能对外的军人，决不肯对老百姓发横。专能对老百姓发横的军人，必不能对外。
　　 宋朝立功最大的名将曹彬，在冬季不忍拆修墙壁，因为是恐怕伤害了里边的蛰虫。美国内战时的南军司令李将军Gen．RohertLee行军不忍践踏田间的鸟巢。他们能对无罪无辜的小物，还有不忍加害之心，所以他们才能对真正的强敌，有争杀的勇气。因为战争的原义，就是抑强扶弱的。
　　 去年夏天某日，我在东华门一个小饭馆吃饭，忽听外边，汽车吼叫和狗哀号的声音。又听有人说“轧死了，轧死了”。少时进来个凶威的军人笑着坐下。我出门一看，见一只将死的狗，还在辆汽车的轮下压着呢。并且知道那位军人就是凶手。我转头对他说：“你将车再倒开一步，那只狗或可以活了。”他怒目横眉，怪我多管闹事。及至他不得已，挪开车之后，那狗早已丧了命了。这事虽小，可以见大。在这连年内争之间，老百姓死得不如那只狗的，还不知有多少呢!
　　 军人是国家的干城。不是私人的鹰犬。警察是民众的护卫，不是私人的家奴。前几年，某派当权之日，许多上级官长逛胡同，竟用卫兵站汽车，守窑门。他们的太太游市场，竟用军警抱孩子，携东西。这全是轻蔑军警的职责，不明白国家设立军警的意义。因为这种缘故，所以才养戒不良的军队，才发生为私人战争的内乱。
　　 据报载北平将要建立“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我以为，这是自民国成立以来，最有价值，最当建立的纪念物。因为这些阵亡将士，才是真正有功于国，有功于民的英雄豪杰。至于革某军阀以前所立的阵亡将士墓或碑，不过是哄骗他们部下的傻小子们，为他们卖命的诱惑物而已，不过是他损阴丧德的纪念品而已。
　　 军人，能占领本国几省土地不算光荣。若失去本国一寸之地才是羞耻。
　　 一国之兴隆，是少数要人的功勋，小民不能分功。一国的衰亡，也是少数要人的过失，小民不能担过。国有亡于内乱的，然而内乱，也是少数的要人逼起来的。国有亡于外寇的，然而外寇，也是少数的要人招进来的。无论国兴国亡，小民没有兴亡的责任可负。
　　 一国之中，少数的要人，若存公心，国就可兴，多数的小民，也就随着享安乐。少数的要人，若怀私意，国就必亡，多数的小民，也就随着受痛苦。
　　 《淮南子》上说“猛兽不群，惊鸟不双”。英国俗话说：“猪羊群处，熊虎独游”。我以为，生成一把男子骨头，也当特立独行，超脱于群众之外。冻死也好，饿死也可，决不可加入什么派或什么系。
　　 “其性与人殊”一句批评人的话，人全以为是耻辱。我以为殊不过是差别，不同，并无避忌的必要。不过，为人应与恶人殊，与小人殊。要与善人同，与君子同。
　　 作文写字，意到笔随，写将下去。不必拘守成法，不必顾及体式。只要令人看得懂，使人认得出，就可说是文，就可说是字。何必效颦古人，更何必学步今人。
　　 作文之法，多读古人的好文章。写字之法，多看古人的好碑帖。不必成心仿学，不要劳神刻摹。随时浏览，遇机考究。经得多见得广，自能下笔不俗。
　　 《文章轨范》那部书，将名文分为“放胆文，小心文”已经是多此一举。《作文百法》将文又别为“一字立骨，反正相生，题前着笔，对面写景”等等，更是画蛇添足。依法读作，只能使人陷入歧途，披枷带锁，矫揉造作，掩闭灵机，不合自然。
　　 我劝我的学生某甲，多读古人的文章，少看今人的作品。他说：“古文思想陈旧，不合现代潮流。”我说；“文章只论香臭好坏，不论今文古文。文章含有道德劝戒的成分，就是香的，就是好的。文章含有淫邪挑拨的成分，就是臭的，就是坏的。譬如珠玉在古时是宝物，现今仍不失为珍品。古时的瓦砾是弃材，现在仍然是废料。更要知，古时的狗屎虽臭，若以臭的程度而论，还抵不住新狗屎呢。”
　　 古人的臭文章坏文章，多经不起后人的淘汰而灭绝了。所余下的，香的多，臭的少，好的多，坏的少，所以可读。今人的臭文章坏文章，还在灾梨祸枣的期间，大行其道的日子，无人敢惹的当儿，层出不穷的时候，所以不可读。
　　 对于字，我最爱草书。对于画，我最爱写意。至于小楷，工笔，我以为仿佛是涂脂抹粉的乡女村妇。远看无神近观无韵，愈端相愈不耐端相。
　　 去年报上的广告，有“一九三三的大衣”与“一九三三的汽车”，以及“一九三三的这个那人”，已经闹得头昏眼花。现在居然又登什么“一九三三的文学”，“一九三三的小学”。更令人不知所谓。莫非说，文学也是如同女人的衣饰或富人的用器，专在新字上追求么。要知，在一九三三的东西到一九三四就不时兴了，竭力求新，反要落后，这岂不是庸人自扰。
　　 人在贫贱的时候，若不能安分守己，到富贵的日子，必定祸国殃民，追查几个已死与未死的军阀的身世，就可证明他们那骂名千载的成绩，全是自幼养成的。
　　 物质发达，只能增少数人享乐的范围，减少多数人生活的安宁。仅以汽车而论，究竟有多少人，能得着它的利益。自有汽车以来，路上的行人，增了许多危险，肺中吸了无量的毒尘，耳内受了屡屡的震动。
　　 美国，以汽车的辆数而论，占全世界第一。可是每年被汽车撞死的人数，也占世界第一。现在造汽车的人，仍然不止地研究速率的增加。将来人类死干汽车的，必较死于瘟疫，刀兵，水火，疾病的，日增月添而岁加多。穷苦的小民一出门，就得预先留下遗嘱处分后事。并须在身上写名姓住址，以便家人领尸。
　　 物质文明，本可增人类的便利。可惜人心日恶，偏将与人有益的发明，变为杀人的利器。譬如飞机，原可增加人类输运的范围，减少旅行的时日。然而狠心的人，竟将飞机用为轰城灭敌的东西。使无辜人民，添了一种“正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的危险。
　　 欧美的人说“人是能笑的动物”，“人是能用器的动物”，“人是能群的动物”与“人是政治的动物”。其实，以上几样特点，在别的动物中，也有能表现出来的，不必详说。我以为，人不过是能进步改良的动物而已。譬如， 一万年前的什么鸟筑什么样的巢，吃什么物。什么兽掘什么样的洞，吃什么食。到一万年后，它们也必不能有改变的思想。人类独能变古易常，对衣食住行四件事，永是研究改革的。
　　 人类因为能知进步改良，人类的苦恼，也就因此而增。别的动物，因为不知进步改良，它们的苦恼，也就因此而减。我终以为“茹毛饮血，穴居野处”那时代的人，较这二十世纪的人，多有快乐。
　　 直木才可以作栋梁，直人始可以当大任。弯曲之木只可成小器，邪曲之人只可任微职。
　　 圣人不是如同蘑菇，经阵雷雨之后，就能由土里钻出来的。也不是可以经一班信徒或一系一派一党的人，于短促的时间所能捧起来的。
　　 圣人须有超凡脱俗的个性，有迈众超群的天才，有勤勉刻苦的修养，有博古通今的学识，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与精神。又须得一些志同道合的信徒的辅佐与继成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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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释迦，耶稣，穆罕默德，在当日，也决无人肯将他们认为圣人。并且他们也曾屡受凌辱，大遭疑嫉。他们虽有极顶绝巅的个性，天才，修养，学识，道德与精神，假如他们的信徒不能诚心诚意团结一致，恪遵遗教而行，孔释耶回的道理，也决不能流传普遍。只因他们的信徒能不违遗教，所行所为超凡脱俗，能不“宣真方，卖假药”，所以能引起别人的推崇佩服向往倾慕。历年愈久信仰的人愈多，深入人心牢不可拔。圣人的荣名，遂成了他们的专利。可见，虽是天生的圣人，若非有好的信徒，也不过是昙花一现，人亡道息而已。
　　 自从新文学兴起，“文圣”，“文坛健将”与“作家”钻出来不知多少。自从白话诗走运，“诗圣”，“诗哲”，与“诗人”钻出不知多少。自从天足受欢迎，“美人”钻出来更不知多少。古人成名难，今人得名易。我替古人叫屈，我替今人庆幸。
　　 有人问我，什么是个性。我说按心理学，人全有一个特异与人不同的性质。这不同的性质，就叫个性。不但人有个性，甚至除了人以外的动物，也全有“个性”。
　　 个性有善恶邪正直曲之分。人若能牢守善的正的直的个性，就是君子。人若坚持恶的邪的曲的个性，就是小人。
　　《吕氏春秋》说：“石可破也，不可夺其坚。丹可磨也，不可夺其赤。”任子说：“水可干而不可夺湿。火可灭而不可夺热。金可柔而不可夺重。石可破而不可夺坚。”于陵子说：“良金百锻而不失其采。美玉百湿而不渝其洁。”这不可夺，不失，或不湿的特点，就是个性。大丈夫，当学“石之坚，丹之赤，水之湿，火之热，金之重，玉之洁。”
　　我对学生讲英文文法里的“物质名词”说物，分之于极微极细，而仍不失原名的就是，譬如木可以做成桌椅。你若由其中任何部分取下一块，就不能称所取下来的为桌椅，而得称之为木。纸可以制为书报。你由其中任何部分撕下一方，就不能称所撕下来的为书报，仍须呼之为纸。木与纸二字，就是物质名词，我以为男子也应如此，任经如何改造，也不失原名原性。
　　 个性是为人的资格。人若没有个性，不但不配称之为人，简直是有愧于物。
　　 不但为人应当有个性，作文写字，也当有个性，没有个性的文，纵然作得好，也不能成名。没有个性的字，纵然写得精，也不能传世。
　　 文章与书法，决不可随着人鼻孔出气，不可专一的婢学夫人。固然，在初学乍练的时候，须以一二名家为模范，然而到了相近的程度，必须冲出范围去。
　　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洵、轼、辙)，王安石，曾巩，所以能经人公认为唐宋八大文学家，就是因为各有个性。老苏，大苏，小苏，虽是父子兄弟，而文章的气派，各具特点。他们八位，虽各有所宗学，各有所摹仿，而能跳出墙垣，使所得者与已同化，不露偷窃的痕迹。
　　 作文写字，须白成一家。欲自成一家，不可专学一人或一派。否则纵然学得一丝不差，也不过成了一人一派的奴隶。受了麻醉，终生不能表显个性。
　　 教育的目的，是为发展良好正大的个性，消灭恶劣邪曲的个性。
　　人身如同钟表，四肢五官五脏六腑，正如钟表内外的机件。命，正如钟表的主要机关(发条)。人吃喝，如同钟表须上弦，人得病，如同钟表须擦油泥。人死，如同钟表断了发条。不过钟表的发条，还可以接，可以换。人的发条一坏，只有完事大吉。市上可以寻得到二百年前的钟表，然而找不着一百年前的男女。
　　 “人无百年身，枉作千年计”一句俗语，是极应牢记在心的。人若能时时想到这句话，世界上就能风平浪静，家给人足。
　　 不必“怕饿死”。你守定正道而行，看看饿死饿不死。不必“羡富贵”。你妄行险路而求，看看有祸没有祸。
　　前年，我由小市上买了一个牙制的骷髅，到今日还摆在书桌上。我对它敬如师长，尊若神圣。我每逢因贫贱着急，我就看一看它。想一二十年后，我的本像也不过同它一样，我何必贪求。我每逢因愤怒恨人，我就看一看它。想到一二十年后，我的本像也不过同它一样，我何必烦恼。
　　以书法而论，专以满清说，王铎学柳，刘镛与何绍基学颜。然而人不能称王的字为柳，不能呼刘字何字为颤。必说“这是王，是刘，是何。”朱家宝学黄，虽学得升堂入室，而仍过是黄庭坚的忠仆，不能取消奴籍，被人称之为“朱”。钱南国学颜，露的形迹虽多，然而所能以传，是因为人格，并不是因为书法。
　　 将文章作好了或把字写好了，虽不署名，而能令人一见，就认出是谁的文，是谁的字，那才算到了名家的程度。不但文章与字是这样，一切艺术，若想成名也当如此。
　　文章或一切艺术，纵然好到绝顶，也须用人格作护卫，作先锋，才能经人宝爱传流久远。曹操，秦桧，严嵩等人，全是文章能手，书法大家。他们并非不爱作文，不好写字，然而竟不能流传的原因，全是被当时或后世的人毁灭了。王安石虽被一些学者所恨恶，他的文章竟能传流至今。原因是他那顽固不肯随和的个性，至死不改，他的文章，又非三功所及。
　　现在，我最以为可忧的，是我国与古时相较，事事物物，无不退步。仅以人而论，所谓好人也好不及古人。所谓坏人，也坏不过古人。现今在我国坏的要人中，若寻一个像曹孟德的，竟寻不到。纵有一二要学他的，又没有他的学识。有人将已死的某总统比曹孟德，我当时大加反驳，说：“他哪一点配。”
　　 文章本是自由的。是一时兴到随手记出来的，不必分析什么派别。可恨我国现在所自命为文坛健将之辈，竟吃洋人的屁灰，将文又分为什么“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尤奇怪的是“未来主义”。愈分愈乱，令人或读或作，全要加上桎梏。
　　 现在的人心。慢慢全要变成虚，浮，躁，伪，阴，狠，险，毒。所以制造的东西，也渐渐表现这种恶劣的现象。再求坚实耐久，是妄想了。我看拆毁北平东安门的石桥与宣武门的瓮城时，所费的力气与时间，知道古人做事，全有万年的计划。
　　 我想现在若将故宫里的三大殿拆成平地，所用的时间，比建筑九大殿的时间还要多。
　　 拆毁若反比建筑还费力。那么，耐久不耐久，就可想而知了。
　　 我乍到北京读书时，北京各商店并无华丽的门面与辉煌的电灯。然而内部是充实的。铺伙的穿戴简陋朴素，可是日有存蓄。现在商店的门面，只求壮观，铺伙的衣履只求漂亮，也不过是应了俗语所说的“驴粪球儿，外面光”。
　　去年年底，有人送我十匣点心，五匣挂面。装璜美不可言。堆积一起足达三尺之高。及至打开瞻仰，点心不足一斤，并且难以入口。挂面不足四两，并且糟不可言。我对我的她说：“他们全在外表上注意了。”这大概如同北平丧事所用的“饽饽桌子”欺人骗鬼，根本就不是为吃的。
　　 用文治，可以立国。用武功，也可以立国。亘古以来，决没有用骗术可以立国的。用整旧之法，可以强国，用维新之法，也可以强国。决没有整个贩运外国的文化可以强国的。
　　某报登载某青年的来函，大意说，他生在不良的家庭，不能容身。处在污浊的社会，难谋职业。投入机械式的军队，度牛马式的生活，受种种残酷的待遇，前途黑暗异常…等等的话，并求指示明路。某报编辑，劝他存正大的志向，努力自修，做个好军人。某青年虽染了现在青年的毒，然而还怕误入歧途，实在是可造之材。某编辑那种答覆，实在是因势利导，对症下药。假若遇见野心的编辑，也必要随某青年，大骂环境，未免就要将那位青年引入愁云惨雾里去了。
　　某青年要知，不良的家庭，正是鼓励有志者的兴奋剂，自古以来的伟人，多是由不良的家庭，激迫起来的。不易谋求职业，是怨自己没有真正的本领。真有本领的人，少有真饿死的。军队原是机械式的，原是牛马式的，待遇原是残酷的。不但中国的军队是如此，甚至目下青年们，所认为天堂的外国的军队生活，也不能例外。俗语说：“不经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威震环球的拿破仑，乍入军队时，也不是总司令。中国的名将，也多由小兵演进而成的。
　　 一个青年，若居家，就怨恨家庭。处社会就怨恨社会，或到一处，就怨恨一处，我管保他一生也没有成功的希望。不但不能有所作为，简直心中一时也不能安宁。纵然将他进到他所羡慕的外国，他也要喊革命。纵然将他送到天堂，他也要向下跳。
　　 我对我的学生某青年说：“人处于不良的环境中，如同身落泥塘里。决不可乱嚷乱骂，或呼求救援。必要奋力爬出来，才是好小子。若能在爬出之后，再设法将泥塘填平了，才是大英雄。”
　　世上种种的困难，决不是少爷式的人所能战胜的。世上种种的劳苦，也不是少爷式的人所能忍受的。少爷式的人纵然赶上“天雨金”，他也不愿费力拾起来，他还恨上天不替他送到银行里去。纵然天上掉洋服，他还嫌式样不摩登，颜色不如意。纵然天上掉面包，他还嫌无果酱缺黄油。这虽近乎笑谈，然而现在一些挑拨性质的书报，多能将大有后望的青年，练成这种少爷式的废物。
　　 英国格言说“平静的海面，养不成精练的舟子”。我以为，安乐的境遇，造不成伟大的英雄。
　　 哈兰德J•G•Holland说：“上帝为鸟造食，然决不送至其巢内。”他那话证是为那种怨天尤人，不知进取的人说的。
　　现今的青年，并非异于古时的青年。也非是甘心自愿争先恐后地跑入歧遮。他们所以沉溺日深，是因为没有真正引导他们走入光明之路的人。并且一些受外人豢养或野心的“学者”，用各种钩铒，诱惑他们猛力地向歧途里盲行。我常说：“现在若想为一个好青年，比当初修成一个神仙还难。”
　　青年正是不小不老的人，应当守定中道而行，不顽固，不趋新，顺中正之路，谋求将来应世的学识。可惜他们多被两种极端派的人——老顽固与新野化——害了。老顽固既不能对青年加以正当的指导，青年们遂不由得被新野化吸收了去。青年人如同鱼鸟。新野化如同钓翁与猎者。老顽固就是驱鱼上钩，驱鸟入网的人。
　　 有人问我：“为什么在前几年的一些新圣人，现在竟被一些青年。讥为落伍了。”我说：“因为那些新圣人，又多活了几年，思想慢慢地入了轨道。并且回国的日子多，作的文也可以使人懂了。思想若入了轨道，作文若令人可懂，这不是落伍么?”
　　 我中国现在的男女老少，所以不能相安共济，是因为守旧的太旧，维新的太新。双方分道扬镳，各趋极端，中间断了连系。并且缺少不旧不新的折中派沟通新旧两派的隔膜，调停两派的偏见。
　　日本维新，在中国之前。可是日本的摩登男女，摩登的程度远在中国之后。日本到现在还不准演接吻的电影。我中国的摩登男女，在公众的地点，就敢亲嘴抱腰。日本国民现今还主张保留古代遗风，我中国摩登男女，竟提供打倒旧日的伦理。日本的阁员，尚肯乘坐电车，我中国官至司长，就以为不乘汽车是不合身分。何怪日本岛民日强，何怪中华民族日弱。
　　人说：“新加坡是各种民族的展览会”。我看我中国，仅就北平一处而言，是一个“新朝旧代的陈列所”。北平有不知民主共和的乡民，有高谈社会主义的学者。有三寸金莲的姑娘，有烫发光腿的小姐。有讲三从四德的女子，有破伦常灭宗教的“密斯”。有十八世纪的土房，有立体式的洋楼。有康熙元年式的轿车，有一九三三式的汽车。甚至一个家庭的人口，以思想新旧而论，相差足有三百多年。
　　 用马车与汽车作比方，足可证明中国守旧与维新的现象。守旧的人维新，才达到马车的程度。维新的人进化，已超过汽车的速率。一个太慢，一个太快，中间接不上气。
　　有人问我；“中国近几年来，为什么愈文明进步，愈见危亡。究竟有没有补救的方法?”我说：“中国所以到了这般地步，是因为一些有势力的要人与学者，合着眼，昏着心，随着洋人胡趋乱跑，跑进了泥塘。现在救亡之术，不是上前猛进。是睁开眼目，先在泥塘里，寻求一条出路。”
　　 现在北平的当局，又要提倡举行大扫除了。真是一件可歌颂的善政。不过，我以为，定期限日的大扫除，实在不如实施天天日日的小扫除。若仅在大扫除的特典上用心，恐怕就要学了四年前，北平的清洁运动。
　　 若欲使城市整洁，一切通衙大道，须山官吏督率清道夫勤加工作。胡同僻巷须由官吏责成各住户，每日认真扫除。若有一家门前污秽不洁，就加以严重科罚。不可依靠自治的机关，总当由公仆(官也)时时注意。
　　中国人中有许多是不能自治的。非由官吏督催认真巡视，决不能有良好的效果。仅以清洁而言，庚子年，洋兵分段治理北京，连贫穷的大杂院中的小孩子，也不敢在门前开拉屎展览会。并且住户不论身分，若不将门前洒扫洁净了，就有挨打受罚的羞辱。经洋老爷管教之后，果然达到了卫生的表现。
　　 我终以为，在我国未亡之前，由各住户将门前自加洒扫，较亡国后由洋鬼子用皮靴督催而施行清洁的运动，体面得多。
　　 使我大感痛苦的，就是我中国多数的人不讲公德。我无论在任何城市居住，我每日必亲身将临近我的门口二三丈内洒扫清净了。然后常遇着街坊任意的作践，使孩子们用为厕所。我屡加劝导，他们多用“你管得着么”一句回答。这种陋风，只有将来洋老爷可以管得着。
　　 在中国—— 尤其是北平与天津——住杂院公寓旅馆，实在能使讲理的人，气破肚皮。你正要安寝，有人就大唱二簧。你方要合眼，有人就大打麻将。只顾他们的自由，不顾别人的安宁。他们竟认他们的举动为当然，你的干涉为非礼。至于唱小曲，泼脏水，倒炉灰，光膀子，出怪声，骂大街，还是小焉者。所以中国有一句话说“修八代，修一个好邻居”。
　　 愈是公众的所在，愈不能有个人的自由，更不可将放肆误认为自由，在公共的所在，任意自由就是扰乱公安。在公共的所在，任意放肆就是破坏秩序。
　　 荣楼饭馆戏园以及一切娱乐场所，虽是寻乐开心的地点，然而不能自治，不知礼貌的人，不当容他有放肆的可能。我中国有一部分人，专以为在以上各处，扰乱公安，破坏秩序，为光宗耀祖。你若稍加规劝，他必说“我是花了饯的。碍不着你，你不配过问”。
　　 饭馆是公共吃喝的地方，理应保持相当的安静。若高声谈笑，足能扰乱大众的神经。
　　 在外洋各国，进入这种地点，必低声细步，无异进入礼拜堂与神庙。这并非怯懦不敢自由，这正是重己敬人的君子之道。
　　在饭馆，高声谈笑已经是失礼的蛮行，然而还有人喊破喉咙，拼命似地猜拳，扯开嗓子歌唱。为劝酒起见，小声猜拳还不失为欢宴的一种方法。至于饭馆之内，既非舞台又非旷野，何必大显腔调高唱二簧。要知，正在你山嚷怪叫声震屋瓦之时，正是邻座皱屑蹙额掩耳心烦之候。你固然是花了钱了，别人也不是免费来吃的。
　　我在饭馆用饭，菜将摆上，常见邻座的饭客，在桌旁拍身上或脚上的灰尘。我将要取菜入口，邻座的饭客，竟在桌旁大吐黄痰。前后有空地方有痰盂，他们竟不肯亲劳玉趾多行几步。我每加干涉，所得的答语，总是“我也是花钱的，你管不着”。我想，中国民族道德之衰亡，多坏在“你管不着”一句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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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戏园剧场，喝采鼓掌是为鼓励演员的。然而我中国有些人，竟将这种扰乱公安的举动，扩张到电影院里。我不知他是有什么目的。
　　 开饭馆的若想生意兴隆，必须饭菜精美，价钱公道，房屋雅洁，器具整齐，伺应周到。一切设备，务要合乎卫生。不在乎刀勺乱响，山摇地动，狂喊助威。可惜北方一些饭馆，皆以为不如此，招不来财神顾客。不这样显不出生意发达。
　　 我每逢上一次饭馆，出来之后就觉耳中尚有吵嚷的恐怖，心里许久不能定神。他们那些堂倌，每叫一个菜，必要大逞喉咙夸示嗓音。每报一次账，账房先生也必随声接喊。山嚷怪叫，惊人耳鼓，刺人神经。我遍游十几省，只在北方——尤其是平津二处——才见着这种扰人的恶例。
　　 我虽是中国人，是北方人，我最爱吃南饭馆，吃西餐。因为无论客座多少，多么忙乱，决听不着堂倌在饭馆练噪子，更听不着厨师用刀勺作音乐。
　　 东安市场有家饭馆子，在开张不久，我曾去探险一次。饭菜粗劣，价钱奇昂。可是以能喊叫而论，足可列全球第一。堂倌上下楼梯的声音，足可使雷公退避三舍。我对他们的堂柜说：“请你们以后，多在菜饭上注意，不可仅在喊叫上研究。要知发财，不是由喊叫得来的。”现在那个“喊叫传习所”早就关门大吉了。或者他们的老板，还以为是因为喊叫得未到家呢。
　　 北平有几家饭馆，并不在饭菜上用心，反竭力搜罗嗓音洪亮，善于嚷叫的堂倌，以便声惊四座。这正与学校不在功课和体育上注意，而专门礼聘几名选手增光助威，滥出风头，是一样的离了正轨。
　　 前年我的朋友某甲给我写信，介绍两位新到中国的美国人，请我招待。我请他们在东安市场某饭馆用饭。他们吃到半途，即告辞而去。说：“你们中国的菜真好吃，可惜我们的耳朵受不了”。
　　 孔子说：“食不语……。”他并不是说，见了饭菜就低头猛吃，连话全不肯说。他是说，不可说不当说的话，不可任意喧哗以免扰乱同座的人。外国不论，单以北平的洋饭店说，无论一个饭厅有几十桌坐客，决没有高声谈笑的。并且小孩也知注重公安，保守秩序，对于吃饭的礼仪，应当牢守古化并要仿学洋化。
　　 我中国人——尤其是阔人——对于宴会，多不肯按时出席。尤可恨者，是以为到得愈晚，愈以为光荣。到得愈早，愈认为可耻。因为自己端架子，使别人陪着耗光阴，这是何苦。现在我同朋友约定，有人约请宴会，要提前十五分钟到场。宁可候主人，不让主人候客。
　　 十年前正在某派走运之日，某阔人在北平某外国饭店宴客。原定下午六点。九点客才到齐。客气寒喧一小时之久。然后让座。让至半个钟头，不能解决。将一座饭厅，几乎变成猪市。饭店洋老板气极，连息了三次电灯，他们才入了轨道，闹了一个不欢而散。洋老板遂发誓，再不接待中国人。
　　 中国固然是个礼仪之邦，但是礼仪应适可而止。并且主人应预先用红纸小条写明诸客座次，以免争执而省光阴。
　　 西半球某国，当初曾用感化的方法，处治撞伤人物的开汽车的。将开汽车的与所撞伤的人物，关在一齐。使他看一看残肢断骨的惨状，感化他的良心。岂知释放之后，开汽车的仍不改草菅人命的恶性。可见感化之法，不是慎重人命之道。
　　 在变通发达车辆繁多的城市。行路的人须前瞻后顾，时刻留意。横穿街道时，更要详看左右，不要低头慢行而大迈四方之步。既有行人的便路，不必在马路中，摆摆摇摇。
　　 近几年来，常常发生军用汽车撞人毁物的消息。原因多是开车的仗赖军用二字，开足马力横冲狂驰。军事运输，若在战时固当以速快为是，以免迟误军机。拿破仑因他的炮车出发晚了五分钟，竟致一蹶不振。然而，若在平时，为慎重民命起见，军用汽车，若缓开一点也误不了军国大事，行路的小民，也就感德无涯了。
　　 有勇将，决不能有弱兵。有贤父，决不能有逆子。有爱民的将官，决不能有扰民的士兵。正如有贞洁的婆母，决不能有卖淫的儿妇。
　　 军人是保卫国土的，不是对国民示威的。真正的良好军人，对敌国要威如猛虎，对国民要柔若绵羊。如此，才能使敌国畏服，才能使国民爱护。
　　 岳武穆所以能使金人破胆，背地里还称他“岳爷爷”，就是因为他专心对外，纪律严明。他所以得人民的信仰，就是因为他的兵，能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某省的军队，所以受敌人的轻蔑，受人民的恨怨，就是因为一部分的官佐目兵，反逆岳飞之道而行。
　　 某省的军队驻在我的故乡滦县时，军中对老百姓，有一种歌谣“打是饺子，骂是面。不打不骂，小米饭!”军队行有行饷，驻有驻饷。百姓没有直接供给的义务。他们的长官既明征给养，他们又明扰居民。然而他们的司令，深居简出，又焉能知道人民的痛苦。结果，少数的贪将劣兵得了便宜，某司令担了恶名。然而他还不知道昵。
　　 耘田要除害苗，养马须去害马。治国治军，以至办学校，开工厂，设商店，也离不开这种原则。若将其中的坏的去了，才能保全好的。否则就要应了俗语“一木杓坏一锅”。
　　 民国元年十月．我入武昌陆军学校充当教员。武汉一带的人民，因曾受北兵骚扰，甚至见着北方人，全有愤恨之意。湖北驻防的旗人，因平日杖势欺人之故，武昌起义时，不但将旗人杀尽诛绝，且连累一些不是旗人的北方人。那不怪武昌人无礼残酷，是因为少数的北兵与少数的旗人，种下了恶因，使无辜的北方人也受了连累。
　　 当一个要人，修坟地，建宗祠，不是光宗耀祖。做一个好人，不给乃祖乃宗招骂增羞，才是真正的耀祖光宗。
　　 为好人，只要一个良心。做恶人，须费千条妙计。
　　 青年人，多为将来的事作梦。老年人，多为已过的事后悔。中年人，不但为将来的事作梦，又为已过的事后悔。人之一生，也不过是作梦与后悔而已。若能将眼前的事尽力而为，就可以不为将来作梦，也可以避免为已过的后悔。
　　 合理和恒久的生活目标是志向。非理与变动的生活目标是妄想。也可以说，志向是定见，妄想是作梦。
　　 志向是专一的，妄想是复杂的。伟人的人，一生只能有一个志向，所以能成大功立大业。平凡的人，一生存无数的妄想，所以必多失败少成功。
　　 志向如正路，只要一心一意地走去，虽途径长远，终必能达到目的。妄想如歧途，纵然东奔西驰而求，虽途径短近，终必不能有所成就。我半生所以寸名未立，一事无成，就是因为错将妄想，当了志向。
　　 我曾求朋友将“寸名未立，一事无成”写为对联，悬在我的寝室。有同学老友见了说：“这对联仿佛挽联，你何必悬挂。”我说：“我生与家庭无益，与社会无补，与国无功，与世无利。活着与死了，毫无分别。你说是挽联，实在合情合理。我寿终之日，你若能将这八个字作挽联，才真是我的知己。假若你用‘典型犹在’，‘哲人其萎’或‘老成凋谢’等等的词句送帐子，那才是骂我呢。”
　　 为人与立国相同。为人只靠自己要强，不存损人利已的念头。纵然发不了大财，做不了大官，然而也受不了大穷，招不了大祸。立国只靠整理内政，不做侵略的行为。纵不能扩张领土，威镇环球，然而也不致大遭惨败，民乱国亡。
　　 为人若到无人敢惹的程度，就是到了寿终的日子。立国若到无国敢惹的范围，就是到了灭亡的时候，人为日本人高兴，我替日本人担忧，势不可作尽，篷不可扯满。招白种人之嫉，事小；伤同种人的心，事大。
　　 贪人不能长富，贪国不能长强。人因贪而败，国以贪而亡。
　　 狮虎天性凶暴，残生害命。然而种类，不能发达。牛羊天性温良，屡受摧残。但是子孙，日加繁殖，可见“强者荣华，弱者消灭”之说是不合自然现象的话。
　　 自然之理，是抑强扶弱，奖善惩恶。人若背逆自然之理，自逞聪明，自显强横，就是对自然革命。迟早就要被自然之理淘汰了。我所说的自然淘汰，就是循环果报。
　　 自然之理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是戒满忌盈的。高大的山与深长的河，尚且日渐缩小。人的寿命，既不如山河，就当不求有余，力避盈满。
　　 “强存弱亡”一句话，是扰乱世界的根源，是已过的。世界第一大战的成因，是未来的世界第二大战的种籽。
　　 人类的不平等，是自然而然养成的，不是忽然改变的。正如高山因积土粒，深海因汇水点而成的。人既不能平山填海，也必不能使社会各阶级化为一律。更不能用一种学说，于一时之间，除净阶级的存在。
　　 古圣前贤用“愚公移山”持久耐烦，和平稳妥的办法，劝化世人的恶行。劝了几千年，尚未能达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边际。今人竟想施用揠苗助长急迫躁猛，相仇互斗的手段，强使人类的阶级，于少时之间，化为相等，岂不是徒劳的妄想。
　　 人力纵能移山填海，也不过只能移只能填一小部分。归终还是要望山流汗，望洋形叹，空耗气力达不到目的。那么，利用“阶级斗争，混合贫富”，才能发生效力，也不过是“一部分”的，也不过是“一时”的。
　　 我为己奋斗二十余年，到现在没有半间的房产，并无一百元的存积。我岂不愿向富者斗争，平均产业，平均劳逸。怎奈人事是复杂的。或贫或富或劳或逸，各有原因。决非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化为一律的。要知学说终是学说，它的势力决打不倒事实。
　　 人类有富贵贫贱的阶级，我以为正是鼓励人自强上进的梯子。你若羡慕人的富贵，你就勉力向上攀登。若只坐在梯子底下怨天尤人，梦想有人把你抱上去，那是徒劳妄想。你纵然将梯子打倒了，仍必有人将它扶起来，再往上爬。
　　 世事就仿佛一个梯子，人生就如同爬梯子。在这梯子前后左右，你争我挤各不相容。若得到梯子的正面，就费力小而成功易。若得着反面或侧面，就费力大而成功难。你若爬不上去，只可怨你的心志不坚，脚根不稳，不能怪人推你挤你。
　　 劳资之间，并没有什么分界。工人若勤恳耐劳，积有盈余，也可以变成资本家。资本家若奢侈不节，怠惰放肆，也能降为工人。今日被人雇用，明日就能雇用人。我见这种的实例很多了，所以劳、资不过是个有时间性的名词。
　　 人人骂资本家。人人骂官僚。但是，谁不愿为资本家，谁不愿为官僚。我只望惯骂资本家，惯骂官僚的人，一旦走了运，变成资本家的时候，若能为工人想；变成官僚的日子，若能为百姓想，就不至于再招人的骂了。
　　 劳资虽有贫富劳逸之分，实在是互做一件事。劳方出力，资方费心。劳心者获利多，劳力者获利少。无工人无资本家。无资本家，工人无工作。双方应互相谅解，和衷共济。和则两利，仇则两伤。万不可苦待工人。万不可轻于罢工。
　　 我是由学校出身的。我深知学生头儿管学生，甚于校长教员。我入社会二十余年的经验，更使我知道，工头管工人，甚于资本家。妇女管妇女，甚下坏男子。二房东对房客，甚于大房东。我也当过二房东，我对于催索租金，比大房东还不客气。可见“奴使奴，使死奴”与英文中说“弱者之间的专制，过于强者”两句话是至理名言。
　　 朱熹说：“肯为别人想，是第一等学问。”现在各国所以不安，中国所以不安，就是坏于不肯为别人想的人太多。
　　 国际之间，甲国若肯为乙国想，就不能侵略乙国的领土。一家之内，父子夫妇兄弟叔侄姐妹姑嫂，若肯互相为别人(对方)想，就不能起家庭革命。社会之中，富贵贫贱老少尊卑，若肯为别人想，就不能有阶级斗争。
　　 肯为别人想，就是《孟子》上所说的“不忍之心。”不肯为别人想，就是诗经上说的“忍心”。不忍之心是慈祥的。忍心是狠戾的。不忍之心就是仁。忍心就是不仁。仁就是善，不仁就是恶。
　　 英文所说的(Consideration for Others就是“肯为别人想”。所说Conmiserating Mind就是“不忍之心”。可见洋圣洋贤，也是与中国的古圣先贤，同想到一条路上去。这种思想，若能普及人群，世上就是天堂，用不着拜神求佛，祷告天主，歌颂耶稣，自己的心，就是上天堂之路，就是入地狱之门，何必向外面去寻。
　　 天堂与地狱两个名词，本是人造的，假定的名词。可是人也能将世界造成实在的天堂地狱。自古以来，一些君子，就是造天堂的。一些小人，就是造地狱的。自我民国成立，人民日处于刀山剑树碓捣磨研之间，就是因为造地狱的人太多。
　　 良心就是上帝。背逆良心，就是得罪上帝。
　　 俗语说“为人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心所以不惊，是因为有“良心”从中作主。
　　 据我多年的观察，无论如何贫穷卑贱的人，全有发达的希望。惟独好占便宜的人，水远不能有发达的可能。因为好占便宜的人，是生就一身穷骨头。他无论算计得如何精巧，到底还是外面拾进来一升。家中反失了八斗。
　　 精于算计别人，必疏于为自己计算。人所最容易受欺骗的时候，就是正在他用心欺骗人的日子。
　　 小学教科书的良否，关系人一生的成败。在小学若打不好根基，入了中学大学，也不能有良好的希望。
　　 现在中国所需要的人材，是知己知彼的。若不先将真正知已的知识，灌入脑中，决不能追求真正知彼的学问，我国许多的留学生，回到中国之后，竟不能使中国得着他们的利益，就是因他们多能知彼，不能知己，对外国的事明白，对本国的事模糊。
　　 日本的留学生，回国之后仍不改国民性，仍是日本人。我国的留学生，回国之后多失了国民性，多变成外国人。日本的留学生回国，多服务社会。中国的留学生回国，多钻入官场。看一看现在的我国的文职大员小员，有几个不是挂着英美大学博士硕士的头衔。
　　 我的学牛某甲，为将来没有出路大着其急。我对他说：“你将眼前的功课，预备好了，将来自有出路。若只在吃喝玩乐上注意，仅在衣饰上讲求，将来不但没有出路，简真只有死路。
　　 当初乡间的人，卖去三亩田，可以造出一个秀才。现今乡间的人，卖去三亩田，不足给儿子做一身洋服。当初造出一个秀才，至不济还可以慢慢地收回三亩田。现今造出一位学匪，多是把产业也光了，把儿子也毁了。
　　 天下惟中国的百姓最老实，最怕官，最容易治。当权的人若不能治中国，天下再没有可治的国了。
　　 中国的百姓，并不求参预政治，并不求官吏保护。只要官吏对他们不敲骨吸髓，他们就心满意足，歌功颂德。
　　 各国军队，屯驻防区要塞，对百姓无所需求，且竭尽保护之责。开拔调防之日，百姓也无若何感谢的表示。因为卫国卫民，是军人的天职。百姓既为国尽了纳税的义务，当然应享保护的权利。
　　 我国的驻军，只要不加搔扰，百姓就认为是恩出格外，受宠若惊。除了制造万民伞万民旗之外，还要登报颂扬德政。这种老实可怜的实例，全球几十余国中，除中国外再也寻不出来。
　　 在中国当老百姓，最好是不住在“用兵所必争”之地。仅以近三百年以来，仅以我滦县而言，连遭吴三桂，李自成，清兵，军阀，外寇，匪军的蹂躏，屡屡不得安生。但是滦县的百姓，虽在水深火热之中，仍不愿逃出龙潭虎穴之地别寻乐土。我若有养身之道，仍要转回故乡。可见居住险要之地的人民，并非不怕遭劫，只是故土难离。
　　 有人说：“在已往的二十余年中，我国的政客军阀，只能在‘中华舞台’上演唱《双天师》。他们互相排挤，彼此攻击。究竟谁是真，谁是假的，我们小百姓，实在无法区别。”我说：“真天师能降妖捉怪，假天师也能唤雨呼风，他们哪能比得上。他们不过是瞎唱《五花洞》而已。纵然证出谁是真武大郎，谁是真潘金莲，又有什么价值。”
　　 我极愿做官。朋友问我愿意做官的理由。我说：“在中国千行百业之中，惟做官最容易。并且愈大愈好做。文的，我不敢做书记，传达。武的，我不敢做连长，排长。至于主席，司令，我敢立刻走马上任。因为官愈大，愈用不着学问。”
　　 在满清将亡的时候，有不会写“军”字的陆军部尚书。在袁政府的时代，有认不清自己大名的督军。假若他们是书记或秘书，不但掌不了大权，发不了大财，简真保不着饭碗。
　　 各行之中，据我看惟有唱戏与教书最难。因为挑眼的观众最多，决不是可以模糊对付的。唱戏的，若是大草包还可以下降而跑龙套，充扫边。教书的，若是半瓶醋，在学校内决无滥竽充数之余地。我所以竭力要跳出教育圈子，就是因为在学校里，不易谋生。
　　 近一二年来，连连发现贪污大案。案中的要犯，或远逃国外，或匿避租界。当局若果肯拿办他们，他们怎能安然出国，焉得稳居租界。纵然他们托庇于洋人宇下，既不是政治犯，又为何不肯交涉引渡。若能赶紧将他们明正典刑，非但可以制止贪污，且可以使小民消解愤怨，也可以使外国人少说闲话。因亲属关系，容留一二奸贪，固然是人情之常，但是若为全国设想，为自己的声名打算，则万不可稍存姑息。
　　 刘邦所以受人民的欢迎，是因他能先除苛法。朱元璋所以得人民的悦服，是因他能先诛贪官。
　　 苛税不除，民生无望。贪吏不诛，国命不保。
　　 定国不在奖善，只在去恶。因为去恶，就是奖善。对善者，要听其自然。对恶者，须痛加诛戮。
　　 我中国的政治，所以屡改屡革，永未上了轨道，只是因为掌权的人，对“公私”二字分别不清。其实，事关个人或少数的人，就是私。事关国政或多数的人，就是公。
　　 掌权的人，对私字上用心，不过养成一群胁肩谄笑的小人。对公字上注意，才能助成一些光明正大的君子。日与君子相亲，必定公心日长，私心日退。公则人心归服。私则民心离散。
　　 宋朝名将曲端，为泾原教统的日子，他的叔叔为他部下的将官。因为打了败仗，曲端就不顾叔侄的关系，立刻将他叔叔在军前正法，并且作了一篇祭文说：“呜呼，斩副将者，泾原统制也。祭叔者，侄曲端也。尚飨。”他这种办法，既能全公，又不废私，焉能不得全军的敬畏，怎能不受人民的歌颂。
　　 明朝名将戚继光，因为他独生爱子临阵回顾，竟不念父子之情，斩了他的儿子。不怕当了绝户，断了香烟。他能不因私害公。所以他才能东平倭寇，北卫边疆。今日掌权的人，多因私废公，不但对亲属力加庇护，甚至因同乡的关系，也能毁法乱纪。何怪东北四省，被岛民白白拾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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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患不足以亡国。内乱不足以亡国。惟国法不能推行必致亡国。并且法律若得推行，国政才能入轨道。国政入了轨道。自然不能发生内乱，内乱不起，自然不能招起外患。
　　 无论行什么政体，讲什么主义。反正是，法行于上则治，法行于下则乱。我中华前途之兴亡，只看掌权的人，能否却除人情面子，能否因公不顾私。
　　 俗语说“法律本乎人情”。所谓人情者，不是一二要人的私情，是全体国民的公情。以私情行法，必招人心怨愤，以公情行法，必能上下翕服。
　　 太平天国的名将陈玉成，守安庆时，对部下临阵退缩的将官，不分亲疏，一律用点天灯之法处治。东王杨秀清，对部下败将，全处以凌迟之刑。他们那等行为，固然是惨无人道。但是太平天国，所以能支持十六年的原因，未尝不是对大员能行法的效力。以后太平天国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姑息顾忌，不敢严惩大员，只能对小民身上用法了。
　　 我国的扰乱，就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操持大权的人，对于犯法的文武大员，多讲情面而不忍处治。二是对于犯法的文武大员，多所顾忌而不敢处治。其实若能光明正大认真办理，虽亲友亦不能怨你刻薄。若能将他们的罪状宣布全国，虽大员亦必无法反抗。
　　 若想中国不亡，须振起监察院的胆量，施行“闻风即奏”的办法，由该院直接派人暗中澈察。不必另派大员使大员们增加额外的收入。如此，不但可以减少公费，也可免得大员们，因吃洒席太多而拉稀便秘。
　　 严办犯法的人，才能保护守法的人。宽纵犯法的人，必致守法的人也因不平之故，起而犯法。
　　 古人说“家庭之间，只可论情，不可论理”固然是大有阅历的话。然而只可限于一家人，对一家人之间的私事。只要一关涉家庭以外的人，就只可论理，不可论情。家庭是邦国的基础，若为护庇私情，由家庭先将理字破坏了，一国之人，彼此之间，更不能讲理了。
　　 我常见一些未受过教育的夫妇，因孩子在外招生是非，反因舐犊之念，向被害者大打大骂而惹大祸。全是起于只顾私情，不顾公理所致。假若他们对自己的孩子，只论曲直不加偏袒，不但不致惯坏了自己的孩子，也可以免得招人的愤恨。天下小事大事全是一理。国中若有贪污的官吏，全是因掌大权的人念私情而纵起来的。
　　 用太阳系作比方。太阳与八大星之间的吸力就是情。八大星的轨道，就是理。它们若不能守着一定的轨道走，太阳也就无法施用吸力，宇宙必立时分崩碎裂而化为无有。人犯了法，就是出了应守的轨道，也就是不循理的举动，是破坏人类的系统，是群众间的败类。所以不可因情牵扯，而将理毁了。
　　 法律是为讲理而设的，是专对不讲理的人而施的。当权的人，若只顾情而不顾法，就是毁法背理，国政不但永远上不了轨道。并且必致民乱国亡。
　　 国际间，保护政治犯，是因为政治犯是对一国的政府叛逆的。并不是在一国的社会之间，因为私欲而杀人放火诈欺劫盗的。 一国的政府，时常被一些人霸占而倒行逆施，才引出政治犯来。当权的人为泄私愤，可以施用势力，对反逆者加以惩处而不顾公理。国际间因维持公理起见，才对政治犯力加保护。
　　 我国近二三年来，所发生的邮款，鸦片，盗宝，卖官，舞弊几件大案中的男女罪犯，虽然全顶着委员官吏的头衔，然而与寻常窃盗诈欺的罪犯相等。岂可容他们远居乐上逍遥法外呢。当权者若不将他们赶紧引渡过来，他们就要造谣攻击政府，而掩盖他们的私罪，假冒政治犯了。
　　 司马迁论商鞅，说他“刻薄寡恩”。其实，若欲使法律推行，决不可“宽厚多恩”。太子犯法，他还敢认真处治。因太子不能加刑，而惩办太子的师傅。商鞅不知有所顾忌，不肯模糊敷衍，所以才能使秦国盛强。中国现今若有商鞅那么一个不避权贵，不拘私情的人，何致贪污的案子层出不穷呢。
　　 前年我问某侦缉队长说：“你们终日缉捕盗贼，假若他们被释出之后，对你们报仇怎么办?”他说：“我们办的是公事，无所偏袒。不贪赃枉法，盗贼并不同我们结仇。”可见按法而施，公事公办，盗贼还知公理而无人可怨。假若当权者用光明正大的手段，重办几个贪污的官吏，将他的罪公布全国，也必招不起私仇与私怨来。
　　 据报载，某省当局，枪决了三个见匪攻城弃职潜逃的县长。这真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因为官吏受了人民的供养，有守土之责，理当城存俱存，城亡俱亡。然而细一想，未免要为他们呼冤。因为县长多是文人，没有防守的武力。没有武力，因失城逃走，还须处以死刑，那么身拥数万之众的将官，若因敌进攻，轻弃防地的人该当何罪。
　　 管子说：“草茅弗去，则害禾谷。盗贼弗诛，则伤良民；”唐太宗说：“养稂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贼良民。”这两句话，当权的人若顺着走，就能保权位，定国乱。否则，不但害了自己的声名，也要缩短国家的寿命。
　　 操持国中大权，不在乎有什么高明的学识，只在乎能否“除恶”。所谓除恶者，只是“除恶税，除恶法，除恶人，除恶俗，除恶习”这五恶若不能除，任何好的政策，也不过是谈淡而已。
　　 怨天尤人是匹夫匹妇行为。自怨自艾是圣贤英杰的本色。
　　 近两三个月中，我看人力车夫的脾气，多是大改旧日柔顺的常态，而化为凶横的现象。我详细考查，才知道是起于市面枯涩，坐车的人太少。他们劳苦终日，度牛马的生活，除去必交的“车份”之外，几乎得不着一顿饭的余资。所以因饥饿所迫，而化为暴烈。英国格言说“饥人就是凶人”。当局若欲保持和平秩序，应当速谋补救的方法。
　　 北平一处，拉人力车的不下三四万人。以一人一家四口计算，将达十余万人之多。为防患起见，应设法减免他们的车捐，增高自用汽车的捐款，以作抵补，要知有自用汽车的人家，每月多出十几元，不过九牛一毛。穷人每月出四五十枚的捐税，就必减少一日生活的代价。捐税固然是向开车厂的主人征收，然而直接担负的还是人力车夫。我不是对有自用汽车的人有恶感，我是为他们谋稳妥的享乐方法。
　　 救济穷人，只在小惠，不在大德。只在目前的切要之图，不在高远的伟大计划。
　　 近几年来，一提救济贫民，就是一些聪明过度的人，乱喊“设立工厂”，实在是屁话。纵然言顾其行，也不过是收容少数的贫民。最好是重征奢侈品的捐税，对米面煤油等等的苛捐恶税，认真的竭力减除。
　　 现今就北平一处说，没有一辆不纳捐的人力车。可是不纳捐的自用汽车则不知多少。正如少有不出房捐的贫民，可是常有不纳房捐的阔人。我以为，若用征人力车捐与收贫户捐的精神，转移到汽车与巨室上去，每月必可多收十几万元。我国的汽车，行路有优先权。停放有占地权。有骂人打人(老实人)之权，在街上有警察代为开路之权。有妨碍交通之权。汽车主人愈阔，权威愈大，其致有打骂警察(租界与东交民巷的除外)之权。既享得权利多而且大，当然所纳的捐税，应重而且巨。如此才合平公理，如此才可平止愤怒。
　　 中国有些阔人，不纳捐税，并非不知应纳，也非无钱可纳。他们是以为，若纳捐税，就失了自已的面子，丧了自己的锐气，减了自己的声望，灭了自己的威风。不但见不起亲友，简直见不起自己的太太。这种恶习，只有中国地图变了颜色之后，洋老爷可以代为除根。呜呼，中华“民”国。
　　 前几年，我在某机关当小官僚。我的一个旧日的学生某甲，也在一起办公。某日他到我家拜访，说：“先生，为什么不安电灯。买几盏电灯和几丈引线，再用一根铁丝搭在电灯线上，就行了。你若办，必无人敢管。”我说：“某派的势力倒了，我怎么办呢。”他说：“再取下来。”我说：“取下来容易，然而再点我的煤油灯，就不合眼光了。莫如用我的老法子，终久是稳妥的。电灯公司虽是大资本家，是吸收市民膏血的，然而我没有白用的权利。”
　　 前几年，在机关任职的要人的自用汽车，投有一辆纳捐的。那么依此推断，在机关服务的小要人的自用人力车，也可以不纳捐了。但是我看他们的车上也有捐票。可见在目下的中国，做的官愈大，享得权就愈多，并且愈对国家，有不纳税的义务。伺怪人人愿做官而且愿做大官呢?
　　 不必讥骂古人。不必拍捧今人。要立定志向做一个好人。
　　 现今“学校商业化”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的名词。我的朋友某校长，认为是奇耻大辱，打算作文驳辩。我说：“你不必辩。办学校若果能真正商业化，教育就不致愈办愈糟了。”因为商业是以公平交易为正轨的。学生花一份钱，必要设法使他得一份真货。他们虽年青，不识货，也必要使他们换了真的走，万不可用劣货蒙骗他们而行奸商化。
　　 教书是好汉子不做，赖汉子作不了的一种行业。人当了教员如同钻了牛犄角。愈往前钻，愈没有光明的前途。人说教书是清高，我以为教书是昏暗。
　　 人的两只眼，全是平行的，所以，应当平等看人。人的两耳，是左右并列的，所以不可偏听一面之词。人的鼻端，共有两个孔，所以不应当随着别人一个鼻孔出气。人只有一条舌，所以不能说两面话。人虽只有一个心，然而有左右两心房，所以作事不但要为自己想，也当为别人想。
　　 真恶人，如同明枪明刀，容易使人躲避。假善人，仿佛暗枪暗箭，令人无法提防。所以，被真恶人骗了或害了的人少，被假善人骗了或害了的人多。
　　 真小人是蒙虎皮的狼。伪君子是蒙羊皮的虎。
　　 动物中，惟狼最不知爱惜同情，然而非到饥饿无法忍受的时候，决不自相搏食。可惜生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愈是衣食不缺的人，愈要损人利己。
　　 民变起于争食。官反起于争权。争食因为饿，争权因为贪。民的肚子容易饱。官的欲念永不足，所以，民变常少，官贪常多。
　　 现在的“新生活运动”是中国再造复兴的引子。惟最要紧的第一步，是先须使百姓能够生活。百姓有生活的可能，才有心肠分别什么是新生活。欲使百姓有生活的可能，先须严办贪污的官更，痛剿扰民的军匪，速裁无用的机关，减免害民的恶税。
　　 今日不较昨日好，就是苟活一日。今年不比去年好，就是虚度一年。所谓好者，不是增加财富与权势，是增加学识与道德。
　　 有人说：“中国将来不亡于东方某国，就要亡于西方某国。中国目下不联东，就得连西。”我说：“东方某国是凶狠的强盗。西方某国是阴毒的恶妇。亡于强盗是家破人伤。亡于恶妇是家败人亡。联前者，如同交匪类。联后者，仿佛娶婊子。全不能有好的结果。”
　　 有人问我：“为什么书呆子的性质多方正，不合时宜。”我说；“书全是‘方’的。你看见过‘圆’的书么。”
　　 中国当初用的制钱，全是圆的，中间有一个方孔。颇与我国古人，处世要“外圆内方”的学说相合。可见古人做事，虽小的东西，也颇能给人一个教训。
　　 《颜氏家训》上说“夜觉晓非。今悔昨失”。我中国的人尤其是些高出小民之上的要人——若能施行这句话，国中就可真正统一，东北四省，终久是中国的领土。
　　 生活是工作，不是游戏。是为别人，不是为自己。是牺牲，不是享乐。认清了，就能随遇而安。误解了，就必怨天尤人。
　　 世上人，其分三等。第一等人，是与世有益的。第二等人，是与世无害的。第三等人，是与世有害的。人的等级，不可由职业上分。我以为，人力车夫与倒马椭的，若存心公正，就是第一等人。大学者与委员长，若存心偏私，也是第三等货。
　　 旧的不一定全坏。新的不一定全好。旧的也不一定全好。新的也不一定全坏。能分辨良窳，邪正，才配谈守旧与维新，某要人所以屡起屡仆，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就是因为他，只以为新的就是好的。
　　 中国人学外国人，或外国人学中国人，决学不到其中美点，必先要染成了坏习。所以久居中国的洋人，回到本国多不受人欢迎。中国人留洋几年，回到中国得了权势，作弊的技能更特别的精巧。要知近三四年内，贪污大案中的罪犯，全是由外洋学来的。
　　 “教育救国”实在是一句皮毛的话。真正的救国之法，是“良心救国”。“欲施行良心救国，须先毁灭现今一些“责人”的学说，施行“克已”的教育。
　　 某女士留学数国，通晓四国文字，对于政治法律，极有研究。外国女子对她也甘拜下风。论她所受的教育不为不深，知识不是不大。然而她得了权位不久，贪脏枉法的程度，竟超乎一切旧日的官僚。可见无论男女，若心术不正，纵然有天大的学问，只能与人群有害。
　　 我最恨现今有些要人，对中国民穷财尽的现象，不说是“前人遗下的祸”，就说是“受了帝国主义的剥削与压迫”，一毫也不承认自己的过错。
　　 现今那位惯说便宜话，惯将自己认作圣人的某要人。又跑在一边大说便宜话蛊惑愚民，假充正经，假冒贤德去了。岂知中国这几年中，人所受的苦恼祸害，实在沾了他的光不少。
　　 只要中国的要人，不肯自认自己担负了一部分殃国害民的责任，中国永远不能复兴。只要中国人民肯受人骗，中国前途必不堪设想。只要中国青年，自视为圣人，中国教育必根本破产。只受中国摩登妇女，误认放荡为自由，中国人种必归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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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中国的，不是洋鬼子，正是中国人。不是中国下层社会，而是中国上等社会与中等社会。尤其是一些读书识字的官僚与有名的学者。他们互争权利，互逞才能，才将中国弄毁了。
  《潜夫论•务本篇》上说“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所谓“富民”者，不是用科学方法，改良农田，也并非礼聘一些讲堂上的人材，干涉农工商的职务。是不行扰民恶政，轻减人民所担的恶税，少设不切实用的机关，剿除人民中的土匪，令人民能安心自理他们的职业。所谓“正学”者，不是采取四二制或三三制，也不是效颦欧美日本。是慎选有学有品的教职员，是施行“教育纪律化”，是编定合乎中国民族性的教材，是养成学生出了学校，有在中国谋生的本领，是排除一切“外国顺民”所作的毁坏欺骗青年的邪说。
  现在，我国的青年，原是白壁无瑕的良好国民，全是些大有后望的人物。可惜受了野心的学者蒙骗，将他们引入歧途迷路之中，导进愁云惨雾之内。欲救这些陷溺的可怜的孩子，教育部应赶紧编选“鼓舞”的课本，使他们多读富有民族性的文学。在教科书中，竭力铲陈为外国宣传的材料。对于时人的作品，务要彻底肃清。用各省耗于留学的经费，奖励辅助勤苦的学生。
  中国现在所以衰危，是因为未曾学到外国的美点，反将中国原有的美点失去了。正如庄子所说的“寿陵余子，学行于邯郸。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
  有一个笑话说：“一个乡下人，娶了城市的姑娘。某日他进城给他岳父贺寿。得了他女人的命令，一举一动，仿学同席人。同席的某甲，见他那事事学人的举动，大笑一声，立刻从鼻中喷出一根面条，乡下人连忙仿学，不但未曾喷出面条，竟喷了满桌鼻涕。他回乡之后，说城市中的人，全容易学，只是学不到他们那喷面条的技术。我中国人学洋人，也不过将将学到，乱喷鼻涕的程度。
  救我中国，只靠我中国人，自己寻求自己的病源，自己用自己药品。徒靠外国人，专吃外国药，是不能“立起沉疴”的。
  亡在日本人手里，是日本的顺民，亡在俄国人手里，也是俄国的顺民。反正，决不能与他们本国的人，享受同等的待遇。真正自认为是中国父母生养的志士，若要救中国，决不可求助于异族。石敬塘骂名千古，吴三桂遗臭万年，就是最好的鉴戒。
  “要人”犯了显显然然的大罪，本可立正典刑。偏要另派大员亲临检查，惟恐屈枉了他们。“小民”犯了似实似虚的小罪，本可设法详查。偏要立时捕拿下狱，竟无人代为剖白。专制时代也少有这种现象，岂知要人是人生父母养的，小民也不是猪生狗养的。同为一国的人民，不可有两种的待遇。
  “匿名信”本是不敢负责的怯懦之夫的卑鄙行为。寻常人接到这种东西，还要认为鸡鸣犬吠置之不理。然而近四五年来，我听说官方竟凭这东西，任意逮捕人民。假若此风一行，人民就无时无刻不在忧惶恐惧中度日子了。
  官方对于匿名信，不可认作升官发财的机会。应先设法详细追查他们的人。一面对于被告发者，慎加调查暗行监视。在无真赃确据之前，万不可轻施逮捕。一则可免无辜者含冤，二则可保官方的名誉。
  五年前，北京某机关，因得匿名信一封，竟不加详查将某校教员某甲，捉捕而去，非刑审问，使他承认是共党的首领。至终，打掉了他三个脚指。及至证明他是被人陷害，才将他释放出来。某甲虽未丧了性命，但是两支脚全残废而成了瘸子，这种黑暗，只可在我中华民国寻得出来。
  去年我由地安门用铜元四十枚雇人力车到灯市口。匆忙付了钱票一张。进门之后，车夫敲门，说我所给的是一张六十枚的，要退还我二十枚。我见他的举动奇异，问他为什么不占便宜，他说：“富贵，天给的，瞒心昧己，发不了财。”可见下级社会的人，若存一点迷信的心理，也不肯做背逆天良的事。从来阴狠奸恶之徒，全是些毫无信仰的。
  人民迷信太深，固然是防碍国事的进步，然而“要人”所办的“金刚时轮法会”，也不是推进国事之良谋。
  古语说：“国将兴，听于人。国将亡，听于神。”所谓听于“人”者是靠赖一群要人，化除私欲专心国事。所谓听于“神”国者，是一群要人，尔诈我虞放弃责任而专在他们所拜的神上用心。这两句话并不是指着无官无职的小民说的。
  所谓“要人”者，是要办“要事”。所谓要事者，是军国当前的大事。只要“要人”能将“要事”办好了，小民那种种不合科学的陋习，先不必管他。
  我听说某省，苛捐恶税层出不穷，土匪遍地。某省的要人竟熟视无睹，偏大用精神，拆毁庙宇，严催放足。这是倒行逆施，这就是轻重不分。
  《新序》上说：“圣人不易民而治”。汤武所治的人民，就是桀纣当日所治的百姓。然而前者扰乱，后者安稳。不是人民改良进化了，是当权的人正大光明了。
  不必向人详说你的苦恼，要知人人全有自己的苦恼，谁有闲心听你的唠叨。不必向人高谈你的功德，要知人人全有要自颂的功德。谁有耐性闻你的牛气。
  地球的表面上有崇山深谷的不同，有凸凹高下的分别。地球上的生物，当然也不能平等一律。同是人，就有坐轿抬轿的，有坐车拉车的，有使用人的，就有被人驱使的。同是狗，就有稳居狗窦，肥头大耳的，就有终日奔驰，骨瘦如柴的。同是老鼠，就有生在仓库里，就有生在厕所中的。
  不但动物中有明显的不平等的现象。甚至无识无知的土石草木，也享不到平等一律的待遇。同是一块土，就有人将它塑成神像，受人跪拜。就有人将它烧成夜壶，受人便溺。同是一条木，就有人将它做成佛龛，受人供奉。就有人将它制为马桶，盛粪装尿。同是一朵花，就许被美人插在鬓边。就许被毛驴，饱了馋吻。只可说是有幸有不幸而已。
  天下的事，往上比，则心烦意乱，怨天尤人。向下比，就心定意定，无所怨尤。
  为人，有应向上比的，有当向下比的。对于道德学识，须向上比，才能不为小人，不为混蛋。对于财产职位须向下比，才能不为贪夫，不为官奴。前者，只要努力刻苦，人人可以办得到。后者，纵然奋勉追求，有时竟空费心机。一是凭人力的，一是靠机会的。人力，随时可施。机会，终于难遇。
  人是一个奇特的产物——有时是圣人，有时是贤人，有时是君子，有时是凡人。可是常常做了小人。
  生在这只重言，不重行的时代，你若愿人呼你为善人，你就常常大骂恶人。你若愿人称你为贞女，你就常常痛骂淫妇。
  《汉书》引古谚说“足寒伤心，民怨伤国。”自古以来，善冶国的人，不惧外患之迭起，而怕民怨之骤兴。民怨之所以起，是起于赋税之繁苛，官吏之贪暴，兵匪之滋扰，能将这几项人民之害，彻底扫除，民怨自息，外患也就无隙可入。
  近二十年来，中国的乱源，是因为政府没有巩固的政府。没有巩固的政府，是因为政府中没有能统治的人材。没有统治的人材，是因为纵然有一二可以统治全国的人材出现，就必有一些嫉贤妒能的要人，竭力在暗中挈他的肘，扯他的腿，拆他的台，使他不能安于其位，不能尽其长。
  现今是日本可以随时随意危害我中国的日子，不是当权的要人与在野的要人，自颂功德或彼此攻讦的时候。
  人民说便宜话，是出于望治心切，是督催政府。要人说便宜话，是妒嫉心深是要拆政府的台。
  一人所表示的意见，或许是妄言。多数人所表示的意见，就是舆论。拿破伦说：“随舆论行事，何事不成。舆论所向，天下无敌。”管子说：“民别听之，则愚。合听之则圣。”法国古语说：“人民之言，神言也。”可见舆论是不可抵抗的。
  现在我国一些无系无派不受津贴的报纸上所表示的意见，就是代表多数人民的意见。当权的人若能对这种报纸多加注意，以定行止，决不致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姜子牙(姜尚)说：“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天下就是指人民说的。古今中外的伟大的人物，所以能得流芳万代的成绩，就是因为他们能以人民之耳目为耳目，以人民之心为心。
  国亡，决不是亡于或用“武力”或用“经济”侵略的帝国主义。是亡于用“文化”侵略的帝国主义。
  中国百姓全是好的，只是缺少好官。百姓中纵有坏的，也是跟官吏学了来的，或被官吏逼出来的。中国兵士全是好的，只是缺少良将。兵士里纵有坏的，也是上粱不正下粱歪。我以为，与其训民，不如先训官；与其练兵，不如先练将。
  好主义或好演说，也不过如同千里马，非有千里人，不能得它的效用。
  宝剑不能使怯懦之夫，化为勇敢之士。名笔不能使涂鸦孺子，变成书法大家。
  你若将你自己认做非凡出众的人物，你一生也不过是群众里的一个凡人。
  磨盘不论运转的迟速，全不离磨心。人的思想言行，无论如何转变，也当不离良心，磨离磨心，不能工作。人离良心，不配为人。
  吃苦是人类进化的动机，是种种事业的根本。道德因吃苦而成立。天良因吃苦而保存。学生不能吃苦，必成流氓。农工不能吃苦，必成土匪。军人不能吃苦，必成盗寇。妇女不能吃苦，必成下流。官吏不能吃苦，必成民贼。
  我国民族——尤其是汉族——自古以来，只是勇于对内，怯于对外的。只有同化异族之能，并无对外之力。所以能同化异族，是因善于孳生。不能对外，是因不善于团结。略读中国历史，就可发现汉族这种劣点。
  朱元璋所以能驱出蒙元，武昌起义所以能打倒满清，并不是汉族之力盛强，是因为蒙满二族消失了他们原有的民族性。
  中国的领土，所以慢慢地推扩，多不是用武力夺取而得的。是异族入了中国而赔嫁过来的。中国正如一个多病而寿长的男子，屡被一些壮妇们所霸占，她们一个一个的用尽心力，为他经营家政。慢慢地也受了他的传染，变成多病的弱妇。他因得着她们的补养，每一恢复元气，就不念夫妻之情，略一举手投足，将她们一个一个的或打死或逐出，将他们由娘家带来的东西，全据为己有了。
  前年某洋报，议评中国人，如同无知无识的微生物。我以为这并不是恶意的。不过该报并不知中国人不但如同微生物，而且如同病菌，孳生之能力极大。任用什么科学方法，也不能使之灭绝。他们那科学之力，穷尽之日，就是中国人布满全球，吐气扬眉之时。
  现在青年人，所痛骂的人，多是将来他们所感念的人，现在青年人，所崇拜的人，多是将来他们所痛恨的人。
  大前年，我因求升官发财，也买一部某书朝夕研究。我朋友某小“要人”问我说：“怎么?你也要投机。”我说：“许你们偷狗，还不许我偷鸡(投机)么。你们偷大的，还不许我偷小的么?”
  一些要人，若欲替人民谋幸福，只有本着天良，凭着权势，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做去。不必大唱高调，乱发宣言。以免再使人民失望，而怀“与汝偕亡”的怨愤。
  我的亡妻活着的日子，因缺柴少米，时常愁锁双眉。我劝解着说：“你不要因家境忧伤。你耐烦等着，将来总有汽车给你坐。”她说：“我受你的欺骗太多了。你有好听的话不必向我说。我恐怕我死了，连寿衣还穿不上呢。”果然，她死去十八小时，我才借到朋友的钱，将她身上的旧衣，换下来。对妻应许的太过，还能使她失望而死，使自己的良心抱愧，何况要人对于小民呢。对妻说大话，若办不到或能得到她的原谅。对百姓说大话，若办不到只能受他们的咒骂。
  爱国救国的事，是富贵人的专责。不当强加在贫苦的人民身上。贫苦的人，爱命爱身还不能苟全，当然提不到“国”字。所以我不恨贫苦的小民出关谋食，我独恨一些丰衣足食的阔人，出关投伪。没有官吏削剥，小民决不致困贫。没有阔人认贼作父，国命必不能濒于危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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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要骂父母腐败。你到做父母的日子，你的儿子还要骂你不合时代呢。你不要自命为新文化先锋。将来，你所生的儿女，还要骂你开倒车呢。因为现在你所认作新化的，到你过了三十岁以后，也是腐化了。
  苏俄，德，意，日四同，所以能转弱为强，是因掌国政的人，能以身作则。是因国中的要人，肯牺牲已见，捧起一个肯负责的人来做首领。中国所以日趋危弱。是因掌国政的人言不顺行，是因国中的要人，私见难除，各怀首领欲。
  不要羡恨富人，他们的钱，若不由正道得来的，他的子孙就能给他“散”。不必羡恨贵人，他们的权若不是用正道得来的，他的妻女就能给他“现”。这并非迷信之谈，正是循环之理。
  行善的人，家有坏子孙，也能变好了。为恶的人，家有好子孙，也能变坏了。这是感应之理，也是必然之道。
  我最重视古人。我极轻蔑今人。古人的功罪已定，不必再骂他们。今人的是非难断，不必瞎捧它们。
  古人所说的“信天命”与“畏天命”，不是信畏虚空的天，是信畏万古不变的“自然之理”。果能本着自然之理行事，不必跪拜玉皇大帝，也不必祷告天主耶稣。
  真聪明的人，不致失败。真糊涂的人，也不致失败。失败的人，全是些混蛋而自认为聪明的人。我中华的危乱，全是由这第三种人招起来的。
  能克己，才能克人。能自胜，才能胜人。自已是自己最大的仇敌。你若不能先将它克服了，征服了。你永久要受它的驱使，永远没有安闲宁静的时候。自己也就是一个我字。大圣大贤，全是些能先在自己身上作工夫，首先能打倒我字的，千古的小人，全是些我字的奴隶，全是些我字的牺牲。
  人怨恨人，多是真的。人敬爱人，多是假的。所以人怨恨人的时候多。敬爱人的时候少。
  至大而不可变易之理，为天理。至明而不能掩闭之心，为良心。
  《孔子家语》上说：“汤武以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当权的人，若欲国事兴隆，不可不广开言路，使人民有敢进直言的可能。若愿国势危亡，只有箝制人口，强使人民歌功颂德。
  《史记》上说：“千人这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民国以来，一切失败的要人，全是被诺诺之声而毁坏了的。他们部下，虽有时有一二特出的人员，对他们竭尽忠言，怎奈他们听不入耳。不但不肯采纳，且必力加摈弃，使中正之士不能展其所长，尽其所能。
  欧阳修说：“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现在，有志有胆的明达之士，纵然不避斧铖之诛，愿粉身碎骨对当权者直言劝谏。不但要触当权者的震怒，并且社会间也要说他是个疯子。假若他对国事毫不关心，终日混吃混喝麻木不仁，社会间还说他是识时务的俊杰。人情如此，国事焉得不糟。
  吕坤先生说：“庙堂之上，以养正气为先。海宇之内，以养元气为本。能使贤人君子，无郁心之言，则正气培矣。使群黎百姓，无腹非之语，则元气固矣。”庙堂就是政府，海宇就指民间。政府之内，若多为小人霸占，纵有贤人君子，正气也无法发挥。国中的言论，若受无理的箝制，纵有真正的舆论，也无法上达。民意既无法发泄，元气就保不住了。正气不能存，元气不能养，国命就是到了尽头了。
  一党须先统一党员的心，一党才能站立得住。一国须先统 一要人的心，国政才能进入轨道。人说，治国须先统一人心。我以为所谓人心者，是“要人”之心。只要“要人”们能统于一，人民自必风行草偃。因为人民向来就是统一的，不过被一些“要人”们，强加上不统一的恶名而已。
  人民自古就有互助之心，所以容易统一。要人从来就有猜嫉之念，所以掼于彼此分立。
  现在我国的大患，是党干党的，官干官的，民干民的。彼此隔绝，不能串通一气，而变成三截了。
  乍读几天书，最容易将自己认为圣人。多读几年书，才知道自己是个愚人。
  读书愈少，对环境愈不满意。读书愈多，对自己愈不满意。现今，大骂环境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就是因为真读书的人，一天比一天少。
  镜明，才可以照物。心明，才可以察理。欲得镜的效用，不可不常常拂去上面的灰尘。愿求心的效用。不可不时时消除其中的欲念。
  镜虽明，若旋转不停，照物必不能清晰。心虽明，若妄用不休，察理必不能精确。所以，镜须定心须静。
  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妄想。一知人事，就是妄想的发端。一断气息，才是妄想的完结。所谓妄想者，包括一切不必存的希望与不必费的思索。人能少存妄想，就能多安乐而少忧愁。
  军阀因妄想，而抢夺地盘，而苦害人民。大员因妄想，而贪赃枉法，而剥削百姓。土豪劣绅因妄想，而欺孤侮寡，而鱼肉乡里。学者因妄想，而创造主义，而牺牲青年。妄想既是不合理的，所以他们纵能将妄想做成事实，达到一时欲望，然而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转眼就完。不但苦了自己，并且害了别人。
  某军阀当权之日，浪耗了无数的民脂民膏，毁坏了无数的青年妇女。结果，他白白的被人诛系，较寻常的小民，还无处诉冤。这本是为恶无不报的循环之理。然而他的母亲，竟对人哭喊着说：“我儿一生，未尝为恶。天之报施太不公了。”她原是村女乡妇，不能辨别善恶，不必深责。可惜现今，竟有一些饱受教育的人，也缺乏辨别善恶的能力。中国焉得不危不乱。
  有人对我说：“故宫盗宝案中的罪魁祸首，至今稳居租界逍遥法外。偷鸡盗狗之辈，反铁锁啷当坐狱蹲监。这种的不平，真令人气破肚皮。”我说：“他们不过凭借一时的人情势力，得以幸逃国法。然而决不能避免千载的公论。并且他们内受良心的谴责，外受人民的痛骂。纵然苟且偷活，也没有人生的滋昧了。你何必为这个不平呢?”
  人民的咒骂，较死刑尤为痛苦。人民的歌颂，比金冕更为光荣。
  “要人”居高位．如同一个人站在高处。他的优点或劣点，最容易被人看出来。他的一举一动，决瞒不了众人的耳目。所以“要人”留好名或留坏名，全比寻常的人格外容易。寻常的人想留名，如同由深井里向外爬，除非爬到井口，才能被人看见。所以或好或坏，多不为众人注意。
  人的两眼生在上边，所以惯向上看。人的两眼生在前面，所以不惯向后瞧。人的学问或位置高了，若肯向下看，决不致栽筋斗。若肯回头看，决不致遭失败。
  近几年来，北平各坛庙中的古柏，屡次发生监守自盗的恶风。我望有管理北平古柏之责的大员，对于“斩伐枯树”这一条，必须改为“不论死枯，永远不准砍伐”。否则一裸一棵的古树，全要变成枯萎了，人让人死还不为难，何况让树死呢。若嫌枯树有碍观瞻，最好仿中央公园的办法，将枯树全作为藤罗或“爬山虎”的架子。
  人说，砍伐老树之后，可以补种小树。我说，老树是经数百年的光阴养起来的。我们对于大的国土，若不能保存还有可说。假若连区区几棵老树，还不能使它们存在，未免太对不起古人了。
  我大胆包办民意，替农工说，向“要人”们说：“你们老爷们，只要能让我们可以苟活，我们自己就会改良我们的生括与经济。我们也知住洋楼好于住茅屋。吃西餐好于咽粗粮。喝咖啡好于吞凉水。坐汽车好于骑毛驴。穿洋装美于着粗布。我们若能有钱，也知存银行，也不愿藏炕洞。你们老爷们愈讲科学，愈升官发财。我们愈讲科学愈典妻卖子。由着我们的不科学，我们还可以丰衣足食。顺着你们的科学化，我们立刻魂归天国。”
  以“老实易治”四字而论，中国的百姓，可谓全球第一 。以“贪脏枉法”四字而论，中国的官吏，可谓环球无二。因为百姓老实，所以容易养成官吏的贪污。因为官官相护，所以官吏的罪恶永远不能除净。
  中国的百姓之所以老实易治，是因为怕官怕势。官吏之所以官官相护，是因为朋比为奸。若有严正的政府，自不能容留官官相护的恶风。百姓的痛苦若能有上达的可能，自不能养成怕官怕势的心理。
  不必高谈革命。中国的革命若不能首先由官吏革，中国的革命永远不能成功。政府若不能破除情面，严惩贪污的宦吏，无论什么法式的政府，永远不能根深蒂固。
  我读历史得了一个判断。从来伟大的人物，所以招起天怒人怨，身败名裂，多不是他们本身所引出的，多是因为护庇少数的私人而生出来的。
  治田，只在勤于耕耘。治国，只在勤于惩劝。耕，就是疏通上下。耘，就是铲除恶苗。惩，就是诛罚贪污。劝，就是鼓励良善。治田与治国，全是一理。上下之气，若不能流通，民心永不能稳固。贪官污吏，若不能肃清，民生永不能繁荣。
  人民服从官吏之心，甚于服从家长。属僚服从上官之心，甚于服从父兄。所以治国，易于治家。驭下，易于训子。
  有人说：“古时的人民易治，现在的人民难治。你不可将治民看容易了。”我说：“古今的时代，虽然不同，但是古今的人民，全是一个心念。古时的人民所求的，只是安居乐业。现今人民所求的，也是乐业安居。正如三千年前的人，喜欢吃饭，三千年后的人，也不能喜欢吃尿。”
  古时人民，所以易治，是因为骗他们的人少。现今的人民，所以不易治，是因为骗他们的人多。古时为政的人，多是治民。现今为政的人，多是骗民。所谓治民者，是惩治莠民。所谓骗民者，是欺骗良民。人民肯受治，决不愿受骗。若误认骗民之术，为治民之法，当然得不到好的效果。
  我读古人的言论，少见“为民众谋幸福”的话，而人民反多得幸福。我读今人的言论，天天日日时时刻刻，见“为民众谋幸福”的话，而人民反无法安生。我愿我中华的老实百姓，大家立定志愿，每逢听见“为人民谋幸福”的话，不论是谁说的，大家要同心合意地静骂他三分钟。如此，虽不能使他得“千夫所骂，无病宴驾”的效果，也可以使他心神不安，多打几个嚏喷。这并非迷信之谈，这正是感应之理。
  对穷苦的人尽一分心，比等他们饿死之后，施舍花棺材木好。使悲苦的小民，减客观存在一分担负，比等他们愁死之后，为他们谋成极大的幸福好。我所以痛恨现在的外国学说，就是因为他们要用现今的人民，作试验的牺牲，专为未来的人民打算。他们纵或能使未来的世界变为天堂，然而等到那时候，不幸的小民早已化为枯骨了。
  我只信农工可以救国，因为他们肯低头苦干用力专心。我决不信学者能够救国，因为他们只会舞文弄墨鼓唇摇舌。
  现今多数的要人，若肯将考究汽车的心，考究自己的声名，国事决不致大糟特糟。现今多数的学生，若肯将考究洋装的心，考究自己的本领，学问决不致日趋日下。
  宋朝苏轼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德国路德TartinLuther说：“一国之盛强，不在岁入之繁多，武备之坚利，而在有教育之人特多，有品行之人迭起。”美国爱墨森BalphW.Emerson说：“一国文化确定之标准，非其户籍之繁稀也，非其市府之大小也，亦非其出产之多寡也，乃其国人之品格耳。”英国斯迈尔S.Smiles说：“一国之强弱，视人民之德行。”我们读这几句话，再反照我国的现状，我中国的前途，就可推想而知。
  近几年来，我中国人——尤其是一些要人——多养成了一个亡国败家的陋习。凡事怨天尤人，不知痛自反省。纵然亲自将国事毁了一个七乱八糟，反在一边恨天怨地，大骂张三李四。自己不负分毫的责任，而昧着良心大说风凉之话。寻常的人有这种恶习，一生休想发达。国中要人有这种恶习，国命决不能持久。
  人，坏得连自已也不知道，那还不是真坏。坏得连自已也知道，而偏不肯向好里转，那才是真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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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我：“现在我国有许多人——尤其是许多青年——全彻悟了。他们已认清中国所以危弱的原因，是因为外受帝国主义的侵凌，内受封建势力的压迫，与经济制度的不良。他们若有朝一日掌了大权，是否能使中国起死复生，转弱为强。”我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也不过是悟出了一半，不能称之为彻悟。因为那一半，就是他们本身。他们若连自己还认不清楚，他们纵然大权在握，也不过徒唱高调而已。这种不知己反求诸己的恶习不能去净，中国只有走入灭亡之途。”
  外国对中国所施展的帝国主义固然可怕。中国人对中国人所施展的帝国主义，更加可怕。外国的帝国主义，是强横之国对弱小之国而施。中国的帝国主义，是有权势的人对无权势的人而施。
  旧的专制，是寡头专制。因为只有皇帝，可以行专制。新的专制，是多头专制。因为你若有权势，就可专制。旧专制，是皇帝自以为受命于天。新专制，是“要人”自认为受命于民。旧专制下的百姓，是皇帝的家畜。新专制下的民众，是“要人”的傀儡。
  “有强权，无公理”一句话，自从由外洋传入我国之后，已经被许多人误认为是人生的金科玉律。其实，这句话只可行于禽兽世界，只可行于天下将乱的国际之间。一国之人对于一国之人，万不可施用。中国人对中国人，更不可施用。
  人，要与人同——与善人同。人，要与人殊——与恶人殊。
  某青年，在某报登载一段痛骂当铺的文章。内有“当铺的老板同店员，对当铺的人，横眉立目，施出资本家的面目。淫狠地压榨穷人……。”他并不知，当铺颇有救人之急的好处。我是常与他们交往的。我每到无处求借之时，就用衣物同他们通融。他们既然有求必应，当然不能远接近送，当然要取三分的利息。愿者上钩，岂能认作骄横，岂能认作压榨。某青年若开了当铺，也未必对当铺的人恭维奉承，也未必肯白借与人钱。并且当铺里应柜的，全是些每月挣几元钱的穷光蛋，怎配称得起资本家。真正的资本家，还是那些终日在家吃烟打牌的。店员若配称资本家，那么，肩挑贸易的小贩，也全是资本家了。
  在无权位的日子，不可擅骂当权的人，要先自量，你得到有权位的时候，你能否好于你所骂的人。在失位下台之后，更不可轻骂当权的人。要先回想，你掌权的日子，你是否好于你所骂的人。平民说便宜话，讥骂“要人”，还觉情有可原。现今的“要人”，说便宜话，讥骂“要人”，未免是不知自反。
  中国现在是个黑白混淆，是非颠倒，里勾外连，阴错阳差的时代。欲救这个危局，须由知识分子先定一定神，睁开两只眼，用心研究什么是黑白，什么是是非，什么是阴阳。这些若分辨不清，大可不必合着眼睛，争前猛跑乱唱高调。
  善用欺骗之术而得成功的人，也必因屡用欺骗之术而遭失败。这就是古语所说的“善骑者坠，善游者溺”。某军阀所以屡起屡仆，不能成事的原因，就是他屡以为他所施的骗术，别人全看不出来。
  真聪明的人，不敢骗人。真湖涂的人，不会骗人。骗人的人，全是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古今中外那些生前受人咒诅，死后受人讥骂的人，全是这种自以为聪明的人。
  《左传》说“失信不立”。人所以得存立于人群，就是一个信字。信字是用人言二字合成的。言若不是发于天良，纵然悦耳动听，也不过等于禽言兽语。其中既然没有人的成分，当然不能存立于人的社会。
  《说苑》上说“巧伪不如拙诚”实在是一句处世最好的良言。因为伪字是人为二字结合的。纵然用尽心机，想尽巧妙的人为方法，终抵不过以逸待劳的拙诚。正如一块玉石，经能工巧匠雕成一件美术品，终不如一块天然的璞玉耐久延年。
  在中国各处，多有开设二三百年的商店。在外国就少有这种例子。因为我国一些老商店，全是能守至诚无欺的老规矩。外国的商店，多是重视宣传竞赛的投机术。一个得利如同细水长流，滋田润物。一个得利仿佛山洪暴雨不能久长。
  自从商战二字流入中国，将我国多数商店的商业道德几乎毁灭了。不独新开的许多小商店不顾信用，甚至有些有名的老商店，也染了欺骗的恶习。专在两片皮(嘴)上研究，而不在货品上留意。
  前天我由鲜鱼口西口外路东，某有名的老糕点铺(姑隐其名)，买了二十块玫瑰饼。店员的架子不下于法院的法官。我因抱着信仰的心，所以也不敢查看他给我包了些什么东西。到家一看，每块之上全加了一层灰土的装饰，馅子坚硬的程度，至步有两星期的年龄。钱虽然用了二百零八枚。可是，使我气得身上的体温增到二百零八度。我只好认定上当只一回。
  所谓商战者，是与同业的商店，在货品与价格上而战。不是店员们大端架子，使顾客见了，吓出一身冷汗。也不是店员们善用花言巧语，哄骗买主，将坏货强充好货卖出去。
  买卖人，固然应当先练成一片好嘴，但是更要预备一些好货。端大架子，固然不是生意规矩，假若能像北平口口堂，货真价实，也能招进买主。买主虽不愿看冷冻傲慢的面目，然而为购货要紧，也能忍气吞声。假若货既不良，架子又大，买主当然望而生畏，不敢登门。
  俗语说“和气生财”。做生意的人，当知生意二字是活泼亲切，使人喜欢照顾的意思。假若使买主入门，如同进了阎罗殿，谁有勇气瞻仰一些鬼脸呢。
  有些商店的货品并不精良，可是男女顾客往来不绝。他们那些主顾。所以肯去上当受骗，就是因为店员和蔼可亲。他们那种远接近送，敬烟捧茶的情形，能使买主甘愿上钩。假若他们再能货真价实，更必财源茂盛。
  顾客花一分钱，要买一分货，当然要挑剔检选。这并非要占便宜，多是恐怕吃亏。因为顾客若不是血迷心窍，也必知道无论如何精明，决斗不过做生意的人。店员遇着这种顾客，要竭力耐烦忍气。要知能将货卖出去，才是好手。能吵嘴，善打架的店员，却是买卖人中的败类。
  在日本，商人最以谦和为主。顾客挑选半天，纵然一物不买，他们也能和声柔气地鞠躬施礼，送到门前。这样态度，能使顾客感发良心，不忍不照顾他们。
  最可恨的是有些店员，专对顾客的衣饰与性别上注意。要知俗语说“包子有肉不在褶儿上”。穿着好西装的，未必就是好主顾。漂亮的妇人女子，未必就是活财神。
  自爱二字，不是爱数十年必死的肉身，是爱千万年不死的令名。
  钱财是人生的羁绊。人若被钱财捆住了，一生不能脱出它的势力范围，一生也要受它的驱使。若将他看轻了，只求足用，不求其多，无功不可成。古今中外的圣贤豪杰中，只有许多好色的，决无半个贪财的。
  钱财之所以可爱，是因为它能助你提高你的身份，能助你得着你所愿得的东西，能助你办理你所要行的事务。可见钱财，不过是个助手，并不是个主人。可惜我常见一些努力弄钱的人，只知堆积，不知花用。这种人无论存储多少钱财，也不配称之曰“财主”，只可呼之为“财奴”。
  “要人”为老婆孩子牺牲声名，还觉值得。“要人”若为几个私人败名丧节，未免是愚不可及。可惜我国失败的“要人”之中，十之八九是因为使几个私人的欢喜，而得了全国的骂名。结果，一些私人发了大财做了大官，而自己反无立身之地，岂不可叹。
  财与色是人生两个最难过的关口，是人生最难破的阵线。能不被这关口与阵线阻挡的人，才可称得起超凡入圣的人物。
  我的老友张君说：“人生四惑(酒，色，财，气)的次序，是一个比一个严重普遍，并不是一个比一个轻微狭隘。”他这话极有道理。因为酒，有不饮的。色与财则比酒有引诱性，然而也有不贪不好的。惟有“气”是人人当犯的。并且“气”能伤人的身体，促人的寿命，较酒、色格外容易。
  贪应贪之财，不为贪财。好应好之色，不力好色。应贪之财就是薪俸与利息。对这两项，丝毫不必谦让。应好之色就是自己的妻妾，除这两人，无论如何不可妄动。
  古人称蓄钱的瓦器为“扑满”，是极有意思的。因为这种东西有入无出，积而不散，到了盈满的程度，也不能取出分文。所以必须将它扑打碎了，才可以将它的存储发现出来。人若只知存储而不知分散，也必要发生破碎的危险。不但钱是忌盈戒满，一切声名权势，也当以盈满二字为戒。
  我半生没有做过阔事。当初最好的时候，每月收入不出二百五十元。最坏的日子，每月分文没有。并且是一天打鱼九天晒网。以入社会二十年合计，每月收入不过三十余元。可是我的生活程度，虽月入百元的也不敢同我相比。有人见我不知储蓄，对我说：“你上无父兄，下无子嗣，如此生活，将来如何归宿。”我说：“你计虑得太远了。中国将来还不知归何结局。我不过一个小民，何必作久远的计划，我留下盈余是孝敬谁。”
  朋友又问：“将来假若你有了儿子，也当为他留下生活费。”我说：“世界所以扰乱，就是因为对子孙的心念太重了。有一些人，不但为子孙，不顾一切，拼命搂钱。甚至连重孙子媳妇，将来用的马桶，全要预备好了，岂不是糊涂么。我的先父，没有给我留下生活费，所以我才得苦活至今。假若留下生活费，恐怕我早就乐死了。”
  朋友又问：“你可以不为子孙谋，然而也当为自己谋。你若不存下几个钱，死了谁埋葬你?”我说：“我若死了，没钱棺殓，自有公安局与卫生局拿出款来，替我办丧事。岂不是还落一个‘国葬’么?”朋友大笑着说：“你一个小民，有何功德，配消耗国家的钱呢?”我说“自民国以来，得享国葬的‘要人’，全是真正有功于国，有德于民的人么?”
  专会讨老婆孩子喜欢的人，固然是好丈夫好父亲。然而决成不了大业，享不了大名。我读中外大圣大贤英雄豪杰的传记，才知道他们多是些享不到家庭快乐的人。因为人心不能二用。若专对一个私而小的范围内耗费精神，对于公而大的社会与邦国中，就不易有伟大的成绩。
  人夸奖你，你不必快话。你若一起快活的感想，就如同别人砌了一堵墙，将你圈起来，你再不能有进步的可能。人讥笑你，你不必忧烦。休若一起忧烦的念头，就仿佛别人掘了一眼井，将你推下去，便更不易有出头的希望。
  恭维的话，是愚夫愚妇的麻醉药。毁谤之言，是英雄志士的再造丸。
  遇着恭维之言，先要自想配受不配受，听了毁谤之辞，先要自问应得不应得。自己是自己的天平，自己是自己的明镜，自己的轻重与美丑，自己应当明知确断。
  人若能时时扪心自问，反躬自思，就能不因外人的谀言而喜，也能不因外人的谤语而惧。
  人所以好多言，全是起于自以为学识道德高于别人。殊不知这种行为最容易显示自己的浅陋。
  在大庭广众之问，真有学识的人，只觉无话可说。真无知识的人，才敢叨唠不止。
  在你高谈阔论的当儿，大众若对你静默无声，不加反驳，你最好是它刻止住谈锋，强闭尊口。要知这未必就是对你心服口服的表示。
  在你高谈阔论的时候，若有人对你提出抗议，你不必以为他是你的仇敌。你正当引他为你的同志。因为他若是一个深沉的人，他决不肯打断你的话头，他反要听你到底要说些什么。
  与人谈活，你若愿讨他的喜欢，最好是用他的事务作资料。你若愿招他的憎恶，只有以你的事务作题目。因为人找你谈话，不是要卖弄他的学识，便是要向你求指教。决不是要为你作传记。你何必将你的详详细细向人说。谁有闲心耐性听你自颂功德。
  无知的妇女向丈夫说话，爱加小注，好绕大弯。这种不肯简捷，直爽的说话方法，实在令人厌恶，然而，丈夫是为避免吵闹起见，不敢不听。所以只好用十二分的耐性，听她从头至尾，远征博引地说个详细。至于男子对男子说话，总当直直爽爽，干干脆脆，三言五语立刻说完。千万不可“拉丝，剥茧”。
  男子说话，最忌附加小注。冗长拉扯的言语，最易使听者厌倦心烦。耗费的光阴，更觉可惜。
  有些人说话，不知求要，只知求详。甚至一件小事，也必掰开揉碎，从根到底说个不休。譬如你问他：“你到上海去了一次么。几时回来的？”他决不筒捷地说出来。他反要将他到上海的原因，临行以前的预备，何时雇汽车到车站，几点几分开车，买的是几等票，车中乘客多寡，男有多少，女有若干，男客的老少，女客的美丑，沿路有几个车站，车中有座位宽窄，以及车中的温度如何，全要预先说给你听。甚至要说火车是谁发明的，是用什么东西造的，是什么时候中国才有火车，全要源源本本，一五一十说个彻底。说了半天，也不过是一去的情形。至于到了上海，以及回来的情形，还未说到十分之一。你若任他说完，恐怕一天也没有了结。这种的说话方法，详细固然详细。但是详细得无用。
  人的寿命是短促的。光阴是宝贵的。寿命既是由光阴积合而成。那么，浪费光阴就是轻视寿命。古今中外的伟人，有不爱惜金钱的。然而决没有浪费光阴的。
  与其出去同人闲谈，不如在家里闭户自修。谈论国事既干禁令，谈论天气更觉无聊。国事是要人所包办的，谈论起来也不过是白费唾沫。天气是随时转变的，谈论许久，也不过空耗精神。与其谈说许久，讨论半天，还是以没有办法作一个归结，何如收心养气，听天由命。先对自己的本分上用功夫。
  去年，有一位爱国商人，屡次来见我讨论救国的事。并且有意呈递救国的条陈。我说：“你的条陈，是否确切先不必说，凭你这一个毫无声望的人，居然要“伏阙上书”就是不知自量并且每一个要人，必有几层的包围。你的条陈又岂能达到他的尊目。与其白耗精神，空生闲气，何如安分守己，做你的买卖。要知救国并不在乎干政。各尽本分就是为国家谋富强的唯一之法。譬如，你的贵行是买卖米面，你只要不屯积居奇，不大斗买入，小斗卖出，不向米面里掺东西，不劝人吃‘西贡’吃‘仰光’，遇到善士捐舍米面票，你真能给穷人准斤十六两，就是救国，也即是救民。”
  又问“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虽是个匹夫，岂能放弃责任，不管国家的兴亡。”我说：“顾先生的意思，并非指定邦国危亡之日，匹夫匹妇全应舍弃当尽的本分而去救国。他所以提出匹夫匹妇来，正是激励一班要人。匹夫匹妇尚须负救国救天下的责任。至于一班要人，更是责无可卸了。”
  帝制国的君臣，向来负亡国之责。因为帝制国的人民，是处于奴仆的地位。譬如，主人若将家弄败了，只有主人负责。民主国的公仆，永远不负亡同之责。因为民主国的人民，是居于主人的身份。譬如，奴仆若将家弄败了，人也必是要将责任归到主人身上。况且，以我中华民国而言，这四万万多位主人，既有这个权，那个权。所以公仆们，可以永远立于无过之地。
  公仆这两个字是由荚语Public sevant译出来的，是首先经华盛顿发明的，是专指民主国的官吏而言。因为民主国的官吏，是人民选举的，是为人民办事的，是服从民意的，是不敢独行已见的。所以，我以为民主国的官吏，若没有华盛顿那种为人民鞠躬尽瘁，大公无私的心志，就不配妄用公仆这个名词。
  富家的主人，若对于家务不关心，必至养成一班恶奴。专以北平一处而言，有一些旧日的富家的主人，现今多已成了乞丐。至于他们仆役，多已变了富翁。我详查他们败家的原因，多不是因他们吃喝嫖赌，多是因为过于信任仆役，以致“太阿倒持，大权旁落。主人日瘦，仆役日肥”，甚至反奴为主，上下颠倒。民国的人民若对于国事不加注意，只容一班公仆们任性而为。将来所得的结局，恐怕还不如北平富家的主人，所以，孙中山才提倡“民权”以防公仆们存私作弊。
  富家的仆人，并非全是没有良心的。有些主人败家之后，反可依赖仆人为主。甚至有些发了财的仆人，不但能维持主人的生话，并且对主人能尽旧日的礼节。至于不入轨道的民国的“公仆”，多是高居万人之上，作威作福，平日既不将主人看在眼里。亡国之后，他们必跑在一边安享快乐，更不管主人是死是活。
  仆只是私的，并没有公的。愈是一个人之仆，或小家庭之仆，愈能尽为仆之贵。假若是大众所用的仆人，必然没有专诚的忠心，所以仆字之上，若加一公字，实在是不合情理。
  凡事须求实惠，不可只贪虚名。贪有名无实的名，反要被名所累而有苦无处去诉。
  凡事须顾名思义。有其名就当有其实。民国的官吏，既以公仆自居，就当细想仆字是怎么讲。假若住必洋楼，衣必华贵，食必精美，出必汽车飞机，而对于国事，成则居功，败不认过，未免是名卑实尊。如此，我宁愿生生世世为民国之公仆，决不愿名尊实卑而为民国的主人。
  我是求实不求名的。我常说：“当犬马之名目若能享祖宗的待遇，我甘愿为犬马。得祖宗的名目，而受犬马的痛苦，我决不当祖宗。”
  假若民主国的公仆不肯尽公仆之责，将来公仆二字，就要成了字典里最恶劣的名词。譬如救国救民四个字，岂不是可尊可敬可钦可佩的好话。然而为什么，老百姓现在一听这四个字，就要长吁短叹，皱起眉头。
  私仆若忘恩负义，营私肥己，就是恶奴。然而，其罪只关系一姓一家。公仆若忘恩负义，假公济私，便是民贼，其罪关系全民全国。前者，仅招一生一世的讥评。后者，则受千秋万代的唾骂。
  中日两国，变法的时期，相差不远。然而，一则因变法而弱，一则因变法而强。我中国所以得到相反的结果。只是因为一班执政的人，专能在法上变革，而不在自己的心上改善，徒有良法而无良“心”，焉能得到良好的成绩。
  不会变法的国，如同“沐猴而冠”的猴。纵然日日薰浴，天天更衣。到底还是贼头贼脑。不改良进化，还不失本来面目。一向人里打扮，反倒格外难瞧。
  孔孟纵然披上猴皮，还是圣贤。猴子纵然穿起蟒服，仍是兽类。内心末变，外表的变更，毫无关系。
  法制不过如同器械。徒有精良的器械，而无干练的工匠，也是无济于事。徒有完美的法制，而无公正的人员，也是有害无利。所以，重法制不如重人格。各项的工匠，若仅凭技艺，不讲道德，还可制成有用的物品。办公的人员，若仅凭才能，不讲道德，决不能做出利民的政绩。
  怕得罪小人，就是小人。肯扶助君子，就是君子。
中国古时重德化。西国今日重法治。化是温和的，是无形的，是静而不扰的。治是强暴的，是露骨的，是勤而多变的。施德化，则须勤于修己。讲法治，则须劳于防民。德化，是出于情。法治，是生于术。情之用，无尽。术之用，有穷。情专能感人内心。术精仅可帛外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