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豆 留住记忆“02月02日”

土门儿

门捷列夫 (D.I.Mendeleev 1836-1907)
　　俄国化学家1836年2月7日生于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一位中学教师家中，幼年丧父，孩提时受被流放的姐夫的影响，爱上自然科学。1850年考入中央师范学院化学系，毕业后于1855年任敖德萨中学化学教师。1857年任彼得堡大学讲师；1859年以访问学者身份去法国和德国海得堡大学实验室做研究工作。1860年被邀参加著名的卡尔斯鲁厄国际化学家代表大会。1865年获博士学位，晋升为化学教授并兼工艺学院教授。1890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893年任俄国度量衡局局长。

　　门捷列夫一生在化学上贡献甚多，最大贡献是发现化学元素周期律。他在前人纽兰兹等人的研究基础，于1869年编制第一张化学元素周期表，它包括当时已发观的63种元素。该表按原子量排列科学地给未发现元素留下空格，对一些怀疑的元素原子量打上问号。同年3月18日，他委托门许特金在俄国化学会上宣读《元素的属性与原子量的关系》论文，指出：(1)按元素原子量大小排列起来，元素明显出现周期性；(2)原子量值决定元素的特征；(3)可预测某些末发现的元素，或修改某些已测的元素原子量的错误。同时公布了第一张元素周期表。元素周期律的发现，不仅在于预测元素，修正原子量方面起了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结束了几百年来无机化学研究的零乱琐碎的局面，把各种元素的大量知识系统化起来，可构成一个完整而统一的体系。

　　此外，门捷列夫还研究气体的压力、温度和体积间的关系，发展了克拉普龙工作，确定pV=nRT 方程。1860年还发现气体的临界温度和液体热膨胀的经验公式。1865年提出溶解的物理化学过程，认为溶液存在水合物，为近代溶液理论奠定了基础。

　　门捷列夫的代表作《化学原理》是他编写的大学化学教科书，一版再版，影响颇大，曾被译成英、法等多种文字。他一生获得荣誉甚多，曾获英国皇家学会戴维奖，英国科普利奖等。1955年化学界为纪念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氏将101号元素命名为钔。

　　应该指出，门捷列夫晚年态学术上也有墨守成规、跟不上时代之处。例如他反对阿累尼乌斯的电离学说，不承认电子的存在等。虽然如此，他的光辉业绩和治学的严谨和谦逊态度，永远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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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年2月2日 北魏改拓跋姓为元氏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为了加速北魏政权的封建化，实行了改革。496年2月2日（沈太和二十年正月初三）孝文帝命鲜卑贵族改用汉姓。他说：魏的祖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夫上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故改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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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年2月2日──奥托一世在罗马被教皇加冕皇帝头衔，奠定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基础

1.奥托一世（912.11.23～973.3.23），德意志萨克森王朝第二代国王 (936～973)， 神圣罗马帝国首任皇帝(962～973)。亨利一世之子。

936年即位后，积极打击封建割据势力，抵御匈牙利人入侵，维护中央集权。937年平定巴伐利亚公爵叛乱后，变公爵世袭制为国王任命制，剥夺公爵的宗教权，并以征讨、联姻等手段，至949年完全控制士瓦本、弗兰科尼亚、洛林、巴伐利亚和萨克森五大公爵领地，建立起强大的王权。他利用基督教对易北河以东实行殖民统治，残害西斯拉夫人。951年入侵意大利，娶意王遗孀为妻，在帕维亚加冕为意大利国王(或称伦巴德王)。955年在奥格斯堡之战中彻底粉碎匈牙利人的入侵。961年应教皇请求再次进军意大利，平息当地叛乱。次年2月在罗马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习惯上称这个始于962年的帝国为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正如伏尔泰所说“既非神圣，又非罗马，更非帝国”。没有全国的经济中心和统一的国内市场，也不存在统一的政治机构，帝国境内7大选侯、10多个大诸侯、200多个中小诸侯独立合法化。1806年帝国被拿破仑解散。966年出兵南意大利，受到拜占庭帝国抵制，被迫议和。)

他长期奉行对外扩张政策,不仅给被侵略地区人民带来苦难,也影响了德意志的统一。

2.奥托一世（Otto I，1848年4月27日-1916年10月11日），全名奥托·威廉·柳特波德·阿达尔贝特·瓦尔德玛（Otto Wilhelm Luitpold Adalbert Waldemar），巴伐利亚国王（1886年-1913年）。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与普鲁士公主玛利亚的次子，前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弟弟。

奥托1848年4月27日生于慕尼黑。1886年长兄路德维希二世去世后继承王位。他虽然名义上是巴伐利亚的国王，但他从未能真正统治他的国家，甚至有可能他都不能意识到自己是个国王。奥托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并于1875年被宣布为精神错乱。他的一生都在接受药物治疗。奥托登基开始一直都由叔父柳特波德亲王摄政，直到柳特波德去世，其子路德维希成为下一任摄政王。

1913年12月，摄政王路德维希通过修宪为自己戴上了巴伐利亚的王冠，成为国王路德维希三世。奥托被废黜，但仍保留国王的头衔。奥托于1916年10月11日在菲斯滕里德去世，终年68岁。葬于慕尼黑圣米迦勒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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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2月2日
中共中央提出“全国大跃进”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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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故县大炼钢铁的场面

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社论根据南宁会议的精神，提出了国民经济“全国大跃进”的口号，指出“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副业也要大跃进。”

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社论在分析了当前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后，再次批评了反冒进，说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对整个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名为“冒进”，实为反跃进。社论对什么叫“跃进”作了解释，认为跃进与冒进有原则的不同，它是在群众运动的高潮中，千方百计，打破常规，采取新的方法或者新的技术，以比通常快得多的速度，迈大步前进。社论要求打破一切右倾保守思想，苦战3年使全国大部分省区基本改变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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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中南海观看机关干部炼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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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居民捐献家中铁制用具送去炼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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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2月2日，一个旨在保护和合理利用全球湿地的公约《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简称《湿地公约》）在伊朗拉姆萨尔签署。
每年的２月２日是世界湿地日。这是国际湿地组织于１９９６年３月确定的，从１９９７年开始，世界各国在这一天都举行不同形式的活动来宣传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１９７１年２月２日，历时８年之久，一个旨在保护和合理利用全球湿地的公约《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简称《湿地公约》）在伊朗拉姆萨尔签署。为了纪念这一创举，并提高公众的湿地意识，１９９６年《湿地公约》常务委员会第１９次会议决定，从１９９７年起，每年的２月２日定为“世界湿地日”。湿地是全球价值最高的生态系统，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２００２年的权威研究数据表明，一公顷湿地生态系统每年创造的价值高达１．４万美元，是热带雨林的７倍，是农田生态系统的１６０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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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2月02日──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宣布解除对非国大长达30年的禁令

南非共和国 政治家，南非共和国最後一任 白人 总统，也是废除 种族隔离制度 制度的推手。德克勒克 出生于 约翰尼斯堡 ，1958年於南非Potchefstroom大学法律系叠得学士学位後，担任 律师 ； 1972年 代表 南非国民党 参选国会议员并且当选， 1978年 出任邮政部长， 1982年 出任内务部长， 1984年 出任教育部长与白人阁僚评议会议长&#63515; 1989年 2月 德克勒克接任 波塔 ，担任南非国民党主席，并於 9月 接任总统。 戴克拉克担任总统之後攠变南非国民党的政策，以民主改革方张与以黑人为主的 非洲民族会议 协商，同时促进 南非共产党 合法化，并且释放 曼德拉 ； 1990年 德克勒克宣布解严， 1991年 2月 宣布废止种族隔离制度， 6月 废除人口登录法、原住民土地法等法蠏，在法律上废除种族隔离。 1993年 德克勒克获得 诺贝尔和平奖 。 1994年 5月 德克勒克出任曼德拉政权的第二副总统， 1996年 5月9日 宣布南非国民党退出与非洲民族会议砄成的联合政府，并且於 6月 辞去第二副总统； 1997年 9月 德克勒克辞去南非国民党党主席一职&#18470;退出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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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年2月02日─北魏改拓跋姓为元氏

拓跋姓在大陆和台湾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据《魏书·官氏志》记载：“黄帝子昌意少子悃，受封北土，黄帝以土得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拓跋氏。后孝文帝改为元氏。自是拓跋降为庶姓。”另《北史·魏本纪》、《通志·氏族略》上也有同样的记载。由此可知，北魏的拓跋氏的得姓历史至今已有1600多年。鲜卑族的拓跋部在今西北部的内蒙古等地建立代国，后为前秦苻坚所灭。淝水之战后，拓跋珪于公元386年重建代国称王，同年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先建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后孝文帝迁都洛阳。统治区域北至蒙古高原，西至新疆东部，东至辽西，南至淮河、秦岭为界。共历17帝，171年。拓跋姓望居颍川郡（战国时秦国置郡，相当于现在河南省禹州一带地区）、雁门郡（战国时赵国置郡，相当于现在山西省代县一带地区）。
三、历史名人
  拓跋珪：北魏道武帝（371-409），北魏（386-556）王朝的建立者，386-409年在位。鲜卑族拓跋部人。先世曾建立代国，为符坚所灭。淝水战后，他乘机复国，初称代，不久改称魏。皇始二年（397年）攻破后燕都城中山（今河北省定县），拥有黄河以北地区，成南北朝对峙之势。次年建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他使鲜卑人分地定居，从事耕种；任用汉族地主官僚，加速鲜卑社会发展。晚年政事苛暴，为次子拓跋绍杀死。
  拓跋嗣：北魏明元帝（392-423），409-423年在位。在位15年，礼爱儒生，好学史传，采集经史，隆基固本，内和外辑，可以称得上是北魏开国以来的一位仁厚的守成之主。对内巩固王朝统治，对外趁刘裕病死时进攻宋国，费了不少气力，取得了河南一些地方，在付出相当的代价后，算得上是取得了南北朝战争的第一次胜利。由于长途攻战劳顿，拓跋嗣回到平成就病死了。可以说他是北魏重要的但又是过渡性的皇帝。终年32岁。
  拓跋焘：北魏太武帝（408-452），423-452年在位。字佛貍。鲜卑族拓跋部人。北魏明元帝拓跋嗣长子。北魏太常七年（422年）四月被封为泰平王，旋立为皇太子。次年十一月即皇帝位，任用崔浩等汉族士人为谋臣，纳其谋略，整顿内政，屯田练武，增强国力；把握作战时机，依靠鲜卑骑兵，先后攻灭夏、北燕、北凉，破柔然，击敕勒，袭山胡，降鄯善，逐吐谷浑，攻取南朝宋之虎牢（今河南省荥阳西北汜水镇西）、滑台（今滑县东）等地，统一了中国北方。在历次战争中，拓跋焘常亲自率军出征，决策雄断，部署周密，讲究战法，临阵勇猛，多获胜利。正平二年二月，被中常侍宗爱谋杀。
  拓跋宏：北魏孝文帝（471-499），即拓跋宏，亦即元宏，北魏皇帝。即位时仅五岁，太皇太后冯氏当国。太和十四年（490年）冯太后死，始亲政。亲政后，进一步推行改革：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迁都洛阳；后又改鲜卑姓氏为汉姓，藉以改变鲜卑风俗、语言、服饰；此外又鼓励鲜卑和汉族通婚；评定士族门第，加强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的联合统治；参照南朝典章制度，制定官制朝仪。孝文帝的改革，对各族人民的融合和各族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沈太和二十年正月初三（496年2月2日）孝文帝命鲜卑贵族改用汉姓。他说：魏的祖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夫上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故改姓元。
  拓跋丕：后魏乐平王，因功拜东骑大将军。鲜卑宗室中，德高望众的元老贵族，长孝文帝四辈，为四朝老臣。
  拓跋平原：后魏齐州刺史，以功拜镇南将军。孝文帝时，有妖人刘举，自称天子，拓跋平原亲自讨斩之。
  拓跋可悉陵：后魏中军都督。他十七岁随太武帝狩猎时，遇一猛虎，空手搏杀之献给太武帝。
四、郡望堂号
  1、郡望
  颍川郡：秦灭韩，以所得韩地置颍川郡，在今河南省中部，治阳翟（今禹州市）。东魏迁治颍阴（后为长社，即今许昌）。隋唐亦为颍川郡。
  雁门郡：战国时赵国置郡，相当于现在山西省代县一带。此后多以雁门为郡、道、县建制戍守。雁门关之称，始自唐初。因北方突厥崛起，屡有内犯，唐驻军于雁门山，于制高点铁裹门设关城，戍卒防守。
  2、堂号（缺）

【拓跋姓典故、趣事】
〖黄帝与拓跋氏〗
  北魏拓跋氏为是黄帝之后，在《魏书》和《北史·魏书》都写得很清楚。《北史·魏本纪第一》即写：“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之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还说：“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
  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均为黄帝后裔。1935年于右任先生写：“汉族固为其苗裔，而西藏族之羌，回族之安息，苗黎族之禹号，蒙古族之匈奴，东胡之鲜卑。金人之祖且为黄帝之子清，满清则金人之后也。”
  黄帝，传说中我们的始祖，是原始氏族向奴隶制演变的反映。他发明舟车衣裳等等生存必需的文明——所以称轩辕氏。尤其施行德政，任用贤能，成了儒家理想政治。这圣德的光被，影响到少数民族，成为我国文明的共主。
  北魏王朝的建立者鲜卑拓跋氏原居于东北大兴安岭，后逐渐南下，为氏族游牧民族。到了北魏王朝的创始人太祖道武帝拓跋珪进入中原，深感猎射游牧的缺陷。到了燕赵地区，更留心先进的中华封建农业文化，对以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更十分敬奉。所以拓跋珪广求中原士大夫，《北史》说他“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于三八六年建立魏国，建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更建宗庙，立社稷，典官制，协音乐，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等等。其中拓跋珪在平定慕容宝时征聘得到冀州的俊才，少号神童的崔宏。崔宏对总机要，草创制度。崔宏常对拓跋珪讲古人制作之体以及往代废兴之由。拓跋珪十分欢喜。崔宏更奏请从土德，服色尚黄，数用五，即完全用黄帝的典章历数，把拓跋氏的历史和汉族的历史联系起来。纲鉴书中即对拓跋珪在平城置五经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人，命郡县大索书籍悉送平城大加赞赏，以为衣冠文物之主南朝的晋反而不如。正是这样郁郁文采，招贤选能，不出几十年，北魏结束了十六国纷争局面统一北方。正是这种政治气氛中，拓跋珪的儿子明元帝拓跋嗣于神瑞二年、泰常七年、孙子太武帝拓跋焘于神麚元年幸涿鹿，登峤山，观温泉，祭黄帝庙。
  可见，涿鹿黄帝庙是鲜卑族学习中华文化的标志，是民族团结、融合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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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荣母死〗
  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末年，决定立儿子拓跋嗣为帝，就先杀其生母，然后把拓跋嗣召至座前训话：“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参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其实，拓跋部开化较晚，代国时代也仅仅是脱离母系氏族社会没有多久的父系宗长制时期，兄终弟及和母权为尊的遗俗一直很顽固。受汉族封建制影响，拓跋氏逐渐以“父子家天下”的制度使帝国长治久安。道武帝为了更加防范于未然，就使“子贵母死”又成为魏朝的定制，手段虽然残忍，但他的出发点还是以王朝的万世基业为主要考虑内容。
  拓跋嗣就是后来的太宗明元帝，他天性纯孝，当时就哭得浑身乱抖，惹得道武帝派人把他架出殿外。不久，道武帝就被另一个儿子清河王拓跋绍所弑。拓跋嗣继位后，虽然感念生母，但立子杀母作为魏朝的“祖宗家法”并未废止，一代一代传承下来，除了肃宗孝明帝亲母胡太后外，储君生母无一例外，全被赐死。当然，究竟是自杀还是宫人代劳，史无明载，总之这些倾国倾城的美人真是命苦，数岁儿一经被立为太子，作母亲的虽然正值青春芳华之年，马上就要命归黄壤，再也看不到儿子身登九五、黄袍加身的那一日。日后再受尊谥，死人无知，只能怪怨天命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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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年2月2日 明朝正式迁都北京
明十三陵位于北京北面昌平县境天寿山南麓，距首都北京约五十公里，陵域面积达一百二十余平方公里，环葬着明代的十三位皇帝，统称十三陵，是中国帝王陵墓中保存得比较完整的一处遗址。

明十三陵中的首陵，是成祖永乐皇帝的长陵。这位皇帝虽在明代历史上的名气很大，却不是遵照封建帝位继承法，用和平的手段当上皇帝的，而是以武力强取豪夺争得了天下。

原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太子朱标早死，不得已只好改立皇太孙朱建文为合法继承人，另外分封诸子为诸王。

太祖朱元璋死后，皇太孙继任，是为建文皇帝。

可是好景不长，他驻守北平的叔父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也就是说以铲除现任皇帝身边的坏人为名，起兵推翻了他的统治，建文帝下落不明，燕王以胜利者的身份做了皇帝，这便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永乐皇帝。

按正常的国家制度和君臣伦理原则，燕王作为一方诸侯起兵反对中央政权本是大逆不道，而明朝的官员忠于国家合法制度的建文皇帝，积极抵抗燕王的军队，应该算是明朝的忠臣。

可是，当建文帝一完蛋，燕王率领他的难兄难弟控制了局势，本人摇身一变成了永乐皇帝，这事态也就随着急转直下了。

尽管明朝还是明朝，但却是燕王的明朝，而非建文帝的明朝了，那些拥戴文帝的忠臣也就自然地来了个驴打滚儿，猛地变成了反明朝的“奸恶”，也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这朱棣受他老子朱元璋奢杀成性的性格和理论的影响，也是一个极其出色的杀人魔王。根据“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的原则，对那些直接参与抵抗运动的男性反革命分子，所采取的惩罚方法或剥皮，或油炸，或水煮，搞得整个南京城鬼哭狼嚎，哀声一片。

与此同时，那些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妻女、姊妹、儿媳、乃至外甥媳妇等等一切沾得上边的女人，统统弄到妓院里充当妓女，包括五十六岁的老太太在内。

以上的惨景有的发生在南京，有的延续到北京。自从朱棣称帝后，一是觉得南京的血流得太多，在明代故宫的广场上，近自朝廊，远及附郭的雨花台，无不是血迹斑斑，这使得新上任的皇帝难免目击而心有不安。

在这种刺激下，便动了迁都的打算，来一个眼不见心不烦，或者叫眼不见心可安。二是由于朱棣镇守北平多年，深知此地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便毅然决定将明朝的首都搬过来。

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北平方面的臣僚开始奉旨征调工匠、民夫上百万人，正式营建北京宫殿。今天游客看到的故宫、天坛、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等规模宏大的建筑，就是自此开始陆续建造的。不知当时的杀人魔王朱棣是否意识到，他的这个抉择，客观上为后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永乐五年，皇后徐氏(开国名将徐达之女)死去，朱棣经过慎重考虑，没有在南京建陵安葬，而是派礼部尚书及“江西派”风水大师廖均卿等人去北京寻找“吉壤”，也就是通常说的风水宝地。

猪仔虫

1970年2月2日
英国哲学家罗素（1872-1970）逝世

  

1970年2月2日，英国哲学家伯兰特-阿瑟-罗素逝世。

罗素（1872-1970）是20世纪声誉卓著、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之一。他一生中完成了40多部著作，涉及哲学、数学、科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历史、宗教以及政治等各个方面。罗素的首要事业和建树是在数学和逻辑领域，对西方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50年，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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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2月02日──美墨战争结束。

1835年美国煽动墨西哥德克萨斯地区的种植园主叛乱，并入美国。墨西哥出兵镇压，美国派兵占领德克萨斯，并攻入墨西哥，5月美国对墨宣战。

1846年5月18日，泰勒率美军南下占领马塔莫斯，9月攻占蒙特雷，11月占领萨尔蒂约。同年6月卡尼率美军1700人西进，夺取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1847年2月，泰勒部在布埃纳维斯塔击溃墨西哥总统圣安纳率领的墨军1.4万人。3月，美军在总司令斯克特率1万美军在墨西哥湾韦拉克鲁斯登陆，29日，美军攻占韦拉克鲁斯。4月18日，美军击溃总统圣安纳主力和参谋部，5月5日，美军占领普埃布拉，逼近墨西哥城，8月美援军赶到，美军在康特列拉斯再次击败墨军。双方进行和谈，9月7日谈判破裂。9月8日，美军向墨西哥城发动进攻，被击退，12日，美军占领城外高地，炮轰城墙。14日美军攻入墨西哥城，16日控制全城实行军管。10月墨西哥总统被免职。

1847年11月11日安约当选墨西哥临时总统，1848年1月双方开始和谈。2月2日双方签定和约，墨西哥割让德克萨斯、新墨西哥、上加利福尼亚。1848年6月12日，美军撤出墨西哥城，战争结束。

美国通过这场规模不算很大的战争夺取了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跃成为地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大国，世所罕见。墨西哥丧失了大半国土，元气大伤。美国从此获得在美洲的主宰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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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1834-1907）逝世


门捷列夫 (1834-1907)

在化学教科书中，都附有一张“元素周期表”。这张表揭示了物质世界的秘密，把一些看来似乎互不相关的元素统一起来，组成了一

个完整的自然体系。它的发明，是近代化学史上的一个创举，对于促进化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看到这张表，人们便会想到它

的最早发明者——门捷列夫。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门捷列夫生于一八三四年二月七日俄国西伯利亚的托波尔斯克市。这个时代，正是欧洲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

期。生产的飞速发展，不断地对科学技术提出新的要求。化学也同其它科学一样，取得了惊人的进展。门捷列夫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

，诞生到人间。门捷列夫从小就热爱劳动，热爱学习。他认为只有劳动，才能使人们得到快乐、美满的生活；只有学习，才能使人变

得聪明。

门捷列夫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一位很有名的化学教师，经常给他们讲课。热情地向他们介绍当时由英国科学家道尔顿始创的新原子论

。由于道尔顿新原于学说的问世，促进了化学的发展速度，一个一个的新元素被发现了。化学这一门科学正激动着人们的心。这位教

师的讲授，使门捷列夫的思想更加开阔了，决心为化学这门科学献出一生。

门捷列夫在大学学习期间，表现出了坚韧、忘我的超人精神。疾病折磨着门捷列夫，由于丧失了无数血液，他一天一天的消瘦和苍白

了。可是，在他贫血的手里总是握着一本化学教科书。那里面当时有很多没有弄明白的问题，缠绕着他的头脑，似乎在召呼他快去探

索。他在用生命的代价，在科学的道路上攀登着。他说，我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的光荣，而是为了俄国名字的光荣。”——过了一

段时间以后，门捷列夫并没有死去，反而一天天好起来了。最后，才知道是医生诊断的错误，而他得的不过是气管出血症罢了。

由于门捷列夫学习刻苦和在学习期间进行了一些创造性的研究工作，一八五五年，他以优异成绩从学院毕业。毕业后，他先后到过辛

菲罗波尔、敖德萨担任中学教师。这期间，他一边教书，一边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进行研究，写出了《论比容》的论文。文中指出了

根据比容进行化合物的自然分组的途径。一八五七年一月，他被批准为彼得堡大学化学教研室副教授，当时年仅二十三岁。

攀登科学高峰的路，是一条艰苦而又曲折的路。门捷列夫在这条路上，也是吃尽了苦头。当他担任化学副教授以后，负责讲授《化学

基础》课。在理论化学里应该指出自然界到底有多少元素？元素之间有什么异同和存在什么内部联系？新的元素应该怎样去发现？这

些问题，当时的化学界正处在探索阶段。近五十多年来，各国的化学家们，为了打开这秘密的大门，进行了顽强的努力。虽然有些化

学家如德贝莱纳和纽兰兹在一定深度和不同角度客观地叙述了元素间的某些联系，但由于他们没有把所有元素作为整体来概括，所以

没有找到元素的正确分类原则。年轻的学者门捷列夫也毫无畏惧地冲进了这个领域，开始了艰难的探索工作。

他不分昼夜地研究着，探求元素的化学特性和它们的一般的原子特性，然后将每个元素记在一张小纸卡上。他企图在元素全部的复杂

的特性里，捕捉元素的共同性。一但他的研究，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可他不屈服，不灰心，坚持干下去。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又走出实验室，开始出外考察和整理收集资料。一八五九年，他去德国海德尔堡进行科学深造。两年中，

他集中精力研究了物理化学，使他探索元素间内在联系的基础更扎实了。 一八六二年，他对巴库油田进行了考察，对液体进行了深

入研究，重测了一些元素的原子量，使他对元素的特性有了深刻的了解。一八六七年，他借应邀参加在法国举行的世界工业展览俄罗

斯陈列馆工作的机会，参观和考察了法国、德国、比利时的许多化工厂、实验室，大开眼界，丰富了知识。这些实践活动，不仅增长

了他认识自然的才干，而且对他发现元素周期律，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门捷列夫又返回实验室，继续研究他的纸卡。他把重新测定过的原子量的元素，按照原子量的大小依次排列起来。他发现性质相似的

元素，它们的原子量并不相近；相反，有些性质不同的元素，它们的原子量反而相近。他紧紧抓住元素的原子量与性质之间的相互关

系，不停地研究着。他的脑子因过度紧张，而经常昏眩。但是，他的心血并没有白费，在一八六九年二月十九日，他终于发现了原素

周期律。他的周期律说明：简单物体的性质，以及元素化合物的形式和性质，都和元素原子量的大小有周期性的依赖关系。门捷列夫

在排列元素表的过程中，又大胆指出，当时一些公认的原子量不准确。如那时金的原子量公认为169.2，按此在元素表中，金应排在

锇、铱、铂的前面，因为它们被公认的原子量分别为198.6、6.7、196.7，而门捷列夫坚定地认为金应排列在这三种元素的后面，原

子量都应重新测定。大家重测的结果，锇为190.9、铱为193.1、铂为195.2，而金是197.2。实践证实了门捷列夫的论断，也证明了周

期律的正确性。 　　　　

在门捷列夫编制的周期表中，还留有很多空格，这些空格应由尚未发现的元素来填满。门捷列夫从理论上计算出这些尚未发现的元素

的最重要性质，断定它们介于邻近元素的性质之间。例如，在锌与砷之间的两个空格中，他预言这两个未知元素的性质分别为类铝和

类硅。就在他预言后的四年，法国化学家布阿勃朗用光谱分析法，从门锌矿中发现了镓。实验证明，镓的性质非常象铝，也就是门捷

列夫预言的类铝。镓的发现，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充分说明元素周期律是自然界的一条客观规律；为以后元素的研究，新元素的探索

，新物资、新材料的寻找，提供了一个可遵循的规律。元素周期律象重炮一样，在世界上空轰响了！

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律，在世界上留下了不朽的光荣，人们给他以很高的评价。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经指出。“门

捷列夫不自觉地应用黑格尔的量转化为质的规律，完成了科学上的一个勋业，这个勋业可以和勒维烈计算尚未知道的行星海王星的轨

道的勋业居于同等地位。”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律并不是完整无缺的。一八九四年，惰性气体氛的发现，对周期律是一次考验和补充。一九

一三年，英国物理学家莫塞莱在研究各种元素的伦琴射线波长与原子序数的关系后，证实原子序数在数量上等于原子核所带的阳电荷

，进而明确作为周期律的基础不是原子量而是原子序数。在周期律指导下产生的原于结构学说，不仅赋予元素周期律以新的说明，并

且进一步阐明了周期律的本质，把周期律这一自然法则放在更严格更科学的基础上。元素周期律经过后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在人们

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斗争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门捷列夫除了完成周期律这个勋业外，还研究过气体定律

、气象学、石油工业、农业化学、无烟火药、度量衡等。由于他总是日以继夜地顽强地劳动着，在他研究过的这些领域中，都在不同

程度上取得了成就。 　　

一九0七年二月二日，这位享有世界盛誉的科学家，因心肌梗塞与世长辞了。但他给世界留下的宝贵财产，永远存留在人类的史册上

。

传世名言:

·唔!天才就是这样,终身努力,便成天才.
·他的格言:劳动吧,在劳动中可以得到安宁,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享乐是怎么的,它迟早会消失.只有为别人而劳动,才会留下永恒

愉快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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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2月02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副司令员陈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历史沿革
新疆屯垦戍边事业源远流长，远从西汉屯田戍边开始，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元、明、清代2000余年，相袭至今。
1949年9月25、26日，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部和省政府分别通电和平起义，新疆和平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尔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进驻新疆各地区，新疆的屯垦事业揭开了崭新的历史篇章。
1952年2月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部队整编命令。1953年5月新疆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北军区命令，将驻新疆部队分别整编为国防军和生产军。二、六、五军大部和二十二兵团全部编入生产部队，分别整编为10个农业师、1个建筑工程师、1个建筑工程处、1个运输处，共约1055万人，担负屯垦戍边任务。
1954年7月15日，中共新疆分局和新疆军区发电报给西北军区、西北局和军委总参谋部，提出关于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及其领导机构、名称的请示报告。8月6日，军委总参谋部复电：同意第二十二兵团部与军区生产管理部合并，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10月7日，新疆军区遵照军委总参电令，发布命令《公布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10月25日，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公布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机构及管辖部队番号》，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于11月1日正式开始办公。
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新疆屯垦事业由原军垦农场开始逐渐转变为正规化国营农场，正式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企业化生产代替原军队自给性生产。1958~1960年，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如火如荼，兵团迅速掀起垦荒造田大兴水利建设高潮，同时，兵团工业生产也蓬勃发展。1961~1962年，中央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兵团各项事业很快进入一个全面大发展时期，农牧团场基本实现机械化、水利化、园林化。“文化大革命”期间，兵团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生产不断下降。1975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及各师建制，所属企事业单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
鉴于新疆农垦事业面临的实际状况和兵团的特殊地位和作用，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1983年以后，兵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进行农垦经济体制改革。1990年兵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国家实行计划单列，为兵团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如今，兵团以占全疆1/7的人口，生产新疆1/5的粮食、2/5的棉花和1/3的棉纱、棉布、食糖，并交纳1/5的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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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2月02日──胡适启用新式标点符号

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批准了由北大六教授联名提出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诞生，成了语言文化发展史上值得记录的一笔。

　　1919年4月，以胡适为首，包括钱玄同、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在内的六教授，极不愿看着“现在的报纸、书籍、无论什么样的文章都是密圈圈到底，不但不讲文法的区别，连赏鉴的意思都没有了”，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他们提出了《方案》，要求政府颁布通行“，。；：？！——（）《》”等标点。11月底，胡适对上述方案作了修改，把原方案所列符号总名为“新式标点符号”，此年被批准。

　　古代，因为标点常闹笑话

　　标点符号看着小巧，却在书面语言的交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我们使用的标点符号，祖先在欧洲。中国虽然在汉代以前已经出现标点符号的概念，比如“离经辨志”，即在两句之间隔开一两字来写，或者用竖线、短横线等标示句子的完结，但是使用上并不普遍，经常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笑话。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说二》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也，’非有一足也。”说的是，鲁哀公因为听说“夔”有一只脚，觉得很奇怪，就问孔子。孔子告诉他说，夔是在尧时期通晓音律，对天下实行音乐教化作出很大贡献的一个乐官，舜继位后，曾想另寻他人做乐官，尧就忠告舜说，像夔这样的人，有一个就够了。偏巧鲁哀公读古书不懂句读，把夔理解成了有一只脚的怪物，堂堂国君也难免闹笑话。

　　两汉的时候，有了“句读”作为停顿标志，类似我们今天的断句。符号有“↓”和“、”两种，比如《说文解字》中解释“↓”为“钩识也，居月切”，“、”则为“有所绝止，而识之也，之主庾切”。就是说，凡是文末可以停止的地方，就用“↓”来标记，文中有可以句读的地方，就用“、”来标示，也就是今天的句号和逗号。

　　到了宋代，钩号变成了圆圈，标形如“○”,有大中小之分。朱熹在著《四书章句集注》时就是每章之前用大的“○”，每句之后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段落号，用“∨”或“∧”表示，画在每段末尾字的右下角，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密圈、密点加在字的右旁，强调句子的精彩部分。这一用法直到20年代还有沿用。划在人名或者地名旁边的“_________”则晚至明代出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标点符号多用来表示停顿，没有多少意义上的差别，而且没有标点的书居绝大多数。

　　同文馆学生引入新标点

　　鸦片战争以后，新思想传入，西洋标点也跟着进来了。第一个从国外引进标点符号的是清末同文馆的学生张德彝。同文馆是洋务运动中清政府为培养外语人才而设立的，张德彝是第一批英文班学生中的一员。


  

　　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退役驻华公使浦安臣带领“中国使团”出访欧美，张德彝也成为随团人员中的一名。张德彝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到了哪个国家，都喜欢把当地的风景、名物、风俗习惯都记录下来，以“述奇”为名编成小册子。在1868年－1869年期间，他完成了《再述奇》。这本书现在称作《欧美环游记》，其中有一段介绍西洋标点的，云：“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果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又意未足，外补充一句，则记：；语之诧异叹赏者，则记！；问句则记？；引证典据，于句之前后记“”；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记（）；又于两段相连之处，则加一横如——。

　　虽然张德彝不是在有意识地向国内知识界引入标点，甚至带有反对的口气，觉得这些标点繁琐。但是却在无心栽柳的过程中，为中国语言符号的发展带来了新风。

　　胡适　新标点气着章太炎

　　新文化运动前后，知识界对中国的语言文字进行了全面反思。白话文登上舞台的同时，新式标点的需求也应时而来。1916年8月，胡适应《科学》杂志的邀请，作《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一文，全面阐述他对句读以及文字符号的理论思考，成了新式标点的奠基之作。

　　《科学》杂志是1914年夏，远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留学生赵元任（后来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与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齐名）、杨杏佛等人怀着“科学救国”思想创办的刊物。胡适作为第二批“庚款生”于1910年底抵美国康奈尔大学后，与《科学》的倡办人成了好朋友，并时常作文发表，《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就是其中之一。其实在这之前的1914年，胡适就在日记里创造了一套自己使用的“句读符号”：单直“?”，双括“(())”，提要号“~~~”等，《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一文就是在其基础上增改写成的。

　　1918年，胡适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使用了这套新的标点符号。在出版后，他特意送了一本给章太炎（国学大师），上写“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在两人名字旁边各加了一条黑杠符号。但是当时标点符号还不是法定的通行物，章太炎看了之后，很不明白胡适为什么要画这个符号，他看到自己名旁加了黑杠，觉得非常恼怒，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在我名下胡抹乱画！”及至看胡的名旁也有黑杠，才觉得应该不是什么让人难堪的东西，气消一半。看来在新式标点的应用过程中，还是有颇多波折的。

　　继《科学》之后，《新青年》成为宣传新式符号的重地，钱玄同、陈独秀、刘半农、鲁迅等在文学领域大名鼎鼎的人都为新符号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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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2月02日──中共中央提出“大跃进”的口号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例如，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低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所谓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及随后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使纠正错误的努力中断，而党内“左”倾错误更加发展。1960年提出要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1959年上半年压缩指标进行不公正的指责，一味强调反对右倾，要把干劲鼓足。在各地粮食告急的情况下，还不断追加基建投资、追加基建项目，钢年产量指标一吨也不能少。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再度全面地泛滥起来。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

　　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加之毛泽东等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所谓“超英赶美”）。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吨。
　　会后全国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1958年底，全国为满足毛泽东的意愿，把钢产量比57年番一番，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但由于技术不合规格，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炼钢需要铁矿、焦炭、 燃料等材料。由于铁矿不足，于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使粮食产量大减，还去把家里的铁器丢到炉火中，却炼成一个个的铁疙瘩。由于燃料不足，只好 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发日后的天灾。其实这些天灾都是人为的。传闻增城挂绿荔枝树在此劫中大部分被砍去了。而且建造高炉的建筑材料不足，甚至至把文物建筑拆了，把砖块拿去建炉，还说文物也要为炼钢服务。
　　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中共中央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曾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但庐山会议后期，由于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

后果：
　　现在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大跃进都被广泛地视为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由于计划部门使用夸大的数据，人力资源从农业被转移至工业。大陆官方公布非自然死亡人数是2158万人。东西方各方面的资料显示死亡人数大约为2000万人， 主要死因为饿死。一部分学者并且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
　　贝克尔（Jasper Becker）——一名长期观察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在他的《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一书中说，大部份对大跃进的批评来自于“在香港观察中国的”国外评论家。而当时有在国内生活过的外国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也是1950年代至1960年代间关于大跃进的争议的主要来源。
　　杜波斯（W.E.B. DuBois 1959年，著有《中国》一文）大跃进时期到访过中国。
　　“浮夸风”作为“大跃进运动”的症结之一，首先在当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就是大量农民的饿死。另一方面其影响甚远，大跃进之后的几十年甚至直至现在，在大陆社会主要体现在政界，为了追求政绩，不少党政领导特别是有些主要领导，仍旧使用虚报数据，如财政收入、GDP总量、国民收入，甚至计划生育玩数字游戏。
　　在大跃进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虚报产量的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人民日报》对这种行为进行了宣传。 依照这种报告制定的国家征收粮食额度严重超出实际产量。也是导致后来灾荒的主要原因。

详细补充：
大跃进的1958年　　　　　　
　　1958年初，由中央领导人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参加人员之广、声势之大，真可谓历史上少有。凡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无不留下深刻地印象。一桩桩、一件件的往事，至今还记忆犹新，令人难以忘怀。
　　一、开展大跃进的舆论准备。
　　自1953年起，我国的经济建设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顺利完成。工农业生产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当时社会安定、民风良好。大家为了建设新中国，人们都有一股子干劲，争先恐后的要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就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1958年2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明确地提出国民经济要全面大跃进。随后，在基层的全体干部中，认真学习社论的精神，为全面大跃进，奠定了思想基础，并做好了精神准备。
　　大跃进的提出，不仅停留在思想上，而且要落实到实际工作当中。当时的理解，也较为肤浅，人们还以为干部做好本职工作，工人增加生产就可以了。因此，大家都在努力工作，不甘落他人之后，一场生产运动，倒也搞得扎扎实实。各个企业生产蒸蒸日上，月月完成生产计划和工作任务。
　　二、提出“超英赶美”的奋斗目标。
　　到1958年6月初，国家计委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其中提出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这个文件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并批示：“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到了6月17日，又提出“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毛主席看后，非常高兴。因为是领袖亲自批示的，文件精神很快就传达到基层单位。大家听后既兴奋又茫然。兴奋的是落后的中国，能够超过英国、赶上美国，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茫然是大家不知道如何赶超，英、美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无人所知。在当时消息的来源，只有一家官方的报纸外，没有其他的渠道。既便是对英、美国家的报道，也是社会的阴暗面，至于全面的情况，国人可谓一无所知。学习的结果，只能是做好本职的工作，党叫干啥就干啥吧！
　　三、农业战线连续放出亩产万斤粮的“卫星”。
　　到1958年7月份，从农业战线传来喜讯，各媒体先后刊登湖北省长风农业生产合作社，早稻亩产15361斤，放了一个大“卫星”。随即农业部公布夏粮产量同比增长69 %，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出40亿斤。亩产万斤粮的消息见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人们都在议论纷纷，有的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是否看错了听错了？
　　榜样既出，各地纷纷效仿。之后，各地区抓农业的领导干部，亲自抓“试验田”。到了秋收季节，亩产万斤粮的报道，便接踵而来，比比皆是。更有甚者，亩产不仅能够产万斤粮，而且还能够产十万斤粮。1958年10月1日《天津日报》报道，天津市的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12万斤，并称在田间的稻谷上可以坐人，让群众参观。到了10月8日和10日两天，《天津日报》又分别报道天津市双林农场“试验田”，亩产稻谷126339斤的特大消息，一时轰动全国，可称得起亩产之最了，真可谓压倒群雄独领风骚了。新立村的“试验田”，毛泽东主席亲自视察过，既然是领袖肯定的事情，因此，在全国也就名声大噪了。
　　新立村地处天津市的东郊区，市内各单位便纷纷组织人员前去学习，我也随同单位人员前往参观。到了田间，看到在一亩地中，稻子一棵挨着一棵，不见空隙，如同一个大稻子垛。看后便问带领我们参观的人员（非农民），这些稻子是如何种植的？怎样管理的？经介绍是采用密植的办法，深翻土地，多施肥料，白天要用鼓风机向里边通风，晚上要有灯光照射。当我们参观后，大家还是有很多疑虑，在当时也就不便多问了。
　　农业战线上的高产“卫星”不断升天，丰收的喜讯不断传来，对工业战线也是个很大的促进。为了学习农业经验，于1958年10月份，由天津市共青团委员会组织青年干部，去河北省保定市参观农业丰收展览会，我有幸随团参观。到了保定后，白天看展览，晚上搞座谈。看展览的过程中，我都进行了全面的记录，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宣传材料，只有靠个人的笔记。在保定市期间，我们还到徐水县参观。因为徐水县在“大跃进”的过程中，曾经放了一亩地产山药120万斤、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等高产“卫星”。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8月4日到徐水县视察时，县委书记张国忠亲自向毛主席汇报的，毛主席听后大加赞许。从此，徐水县这个名字响遍全国，一时成为“大跃进”的明星，各地的党政领导干部纷纷来到此处学习取经。当我们进入县城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巨大的标语口号，什么“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因为各地来到此处参观者众多，我们也只好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看一遍，无暇问及更多情况。几天的参观学习，团市委要求每个人都写一份观后感想，并向单位党委汇报参观情况。当我向党委汇报后，党委书记非常重视，让我把参观学习的情况，向全体职工进行介绍。因此，就根据职工的不同班次，分别在大会上介绍参观学习情况。群众听后，确实受到很大鼓舞。会后，有的群众纷纷询问具体情况，还提出许多疑问，我只好按照参观的情况向群众解答。
　　四、全面进入苦战阶段。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到月底结束。在会上研究了超英赶美、大炼钢铁和成立人民公社等重大问题。随后，会议精神很快就传达到基层单位。由9月份开始，在工业企业当中，打破了常规，为了完成全年的生产计划，实行大干苦战，每日工作12个小时。霎时间，整个单位就沸腾起来。职工在生产一线苦战，生产记录不断刷新，高产“卫星”也是连续不断升空。为了鼓舞职工的生产情绪，宣传报道也搞地热火朝天。对超额完成计划的车间、班组和机台，由单位领导亲自出面，敲锣打鼓送去喜报，给予鼓励，职工之间展开了你追我赶的火热局面。管理人员，也走出科室到现场办公，为生产第一线服务。每到中班或夜班，职工食堂的炊管人员，把饭菜送到车间。即便是节假日，职工也放弃了公休，主动到工厂上班。这样的苦战，一直持续到年底，才算鸣金收兵，方告一段落，恢复了正常的作息时间。到此时，全体职工已经是疲惫不堪筋疲力尽了。
　　五、全民大炼钢铁。
　　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上，确定要把钢铁作为全党的第一位大事来抓，年计划要完成1070万吨，实现翻一番。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三，还有一个季度要完成这个目标，可以说是根本办不到的。既然中央已经决定，只能完成任务，　于是便号召全民大炼钢铁，大搞群众运动。不是专业工厂，又无炼钢设备，更不懂炼钢技术，如何炼出钢铁？岂不是天方夜谭。在“没有干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口号指引下，要大胆解放思想。还是从农村开始，农民在田间垒起了小土炉，就炼起钢来了。经验很快传开，顿时，田野间的小土炉星罗棋布，火光冲天。农民兄弟能够做到的，城里工人老大哥就更没有问题了。上级领导机关给企业直接下达了钢铁指标，各企业也都先后开始炼钢了。当时我在新华印刷一厂工作，厂领导决定抽出一部分年青的管理人员，组成炼钢队伍，我也被抽调出来大炼钢铁。由于厂院存有纸张、油墨之类的原材料，又都是易燃物品，只好选择厂外职工食堂的小院内，盘起了几座小土炉，通上风箱，将煤炭点燃后再续上废铁，就开始冶炼起来。煤炭消耗很多，炉火也很旺盛，可就是化不开废铁，反而把土炉给烧塌了。经过了解，方知修土炉尚需耐火材料。于是就请教懂炼钢技术的师傅，重新垒起了土炉。这次确实有收获，　终于把废铁给烧结在一起了。因为是废铁与煤炭混合烧制，所以炼出来的钢都成为豆腐渣形状，这就是我们炼出来的钢铁。
　　由于各个单位都参与大炼钢铁，开始使用本单位的废钢材，没有几天就用光了。在当时炼钢的原料就成了大问题，只好发动全厂职工群众，收拣废钢铁，有些职工干脆就把自己家中的铁器献出。至于耐火材料和煤炭，也就顿时紧张起来，还是采用发动群众的办法，通过各种关系，千方百计的寻找，就这样维持开工。　我们这些人，吃住在工厂，日夜干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上级下达的钢铁任务。之后，把这些不成型的钢铁，送到了指定地点。至于这些钢铁有什么用途，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到1958年底，中共中央发表公报，宣布粮食、钢铁的产量都翻了一番，实现了特大的跃进。从此，“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并称为“三面红旗”，“大跃进万岁”也喊了整整二十多年。
　　六、对“大跃进”的冷思考。
　　大跃进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是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1958年以后，一直作为一面红旗高举若干年，对这次大跃进的经验与教训，应当认真地总结与思考。　作为一个在基层工作的人员，体会是很深刻的，谈一下粗浅的看法。
　　首先，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去抓经济建设是不可取的。
　　大跃进对一个曾经因为落后挨打的中国人来说，本来是个美妙的字眼。中国又是个大国穷国，不跃进行吗？国家领导人明确的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就企图通过几个运动、几场人海战术，就可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用几年的时间，就可以超过英、美等国家。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放手发动群众，搞个大跃进。放手发动群众，在战争年代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但是，转入经济建设阶段后，再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显然是不适用了。因为经济是按照规律发展的，要有科学的管理，严格的工艺要求，还必须遵守各种规章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够生产出来合格的产品，才能够持续的发展。　否则，采用大轰大嗡的办法，则会是得其反。在当时的情况下，放手发动群众，过分的强调发挥职工的积极性，打乱了各种规则制度。进入1959年后，各个工业企业废品增多，事故频出，火灾不断，事实证明，良好的愿望，并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只有尊重和掌握经济发展规律，尊重科学技术，靠先进的管理，才能高速发展经济。
　　其次，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从实际出发，做到实事求是。
　　1958年大跃进，最惨痛的教训是脱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说大话搞弄虚作假。农业放高产“卫星”，亩产万斤粮，甚至12万斤粮食，又有那个是真实的呢？群众心里早就明白。天津市新立村把几十亩的稻秧苗，快成熟的时候都移植到一亩地中，这样明显的造假行为，不但不加以批评，反而各大媒体却争先恐后的报道，岂不是怪哉！其结果是浮夸风四起，各地报喜不报忧的事情，甚嚣尘上。全民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的能源，砍伐了树木，所炼出来的钢铁都是豆腐渣形状的废物，根本没有用处。就是这样的废铁有300多万吨，都统计到全年的钢产量中去了。在农业方面，粮食产量比1957年只提高3.4 %，比前五年的平均产量增幅 3.8 % 还略少了一些，这样的产量怎么能够谈上大跃进呢？
　　这些事情老百姓心里都很清楚，在当时的情况下，又有谁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呢？因为1957年反右派运动刚刚过去。如果说错了话，不知道又要扣上一顶什么名称的“帽子”呢？老百姓只好“唯上是听”、“唯上是从”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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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2月02日——上海发生“申九惨案”

申九惨案于1948年2月2日在中华民国的上海发生，是国共内战期间的一件著名事件。


事发经过
申新第九棉纺织厂是上海规模最大的民营纱厂。1948年1月30日，年关将近，该厂7500多名工人对厂方发放大米、煤等配给品和年终奖金感到不满，发动罢工，占据该厂。

鉴于在1月29日已经发生同济大学血案，31日又发生5000多名舞女捣毁了社会局事件，上海市当局决定采取镇压行动。

2月2日，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市警察局长俞叔平出动1000多名军警，使用装甲车、催泪弹，冲入厂内，强迫工人离厂。工人用砖头、铁棍、铁块和桌凳进行抵抗。搏斗中，朱云仙、王慕媚和蒋贞新3名女工被打死，百余人受伤，重伤40多人，200多人被逮捕，随后有365名工人被开除，26名罢工工人被判处徒刑。罢工工人于2月16日复工

抗戰勝利後，美國資本家接收了上電廠，準備裁減人員。「上電」發動了震驚上海的九天八夜大罷工，積極參加這一鬥爭。1946年4月，上海電力公司民主工會成立，被選為工會組訓幹事。1948年1月，被選為上電工會常務理事。1948年2月，上海申新第九紡織廠工人舉行大罷工，遭國民黨軍警殘酷鎮壓。上海各進步工會聯合建立了「申九慘案後援會」。王孝和代表上電工會積極參加後援會的活動。

在廠裡發動工人募捐，戴黑紗，揭露申九慘案真相。4月21日，被國民黨特務逮捕。敵人施以老虎凳、磨排骨電刑等酷刑，他嚴守黨的機密，堅不吐實。在國民黨「特種刑庭」上，以大量事實揭露敵人偽造口供、不准請律師、濫施酷刑等卑劣手段，引起了各界群眾的廣泛同情。

犧牲前，留下血書，「有正義的人士們，祝你們身體康健，為正義而繼續鬥爭下去！前途是光明的，那光明正在向大家招手呢！只待大家努力奮鬥！」9月30日，被槍殺於提籃橋監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1949年11月6日，上海各界2萬餘群眾在逸園隆重舉行王孝和烈士追悼大會。市長陳毅寫了「為工人階級犧牲」的題字。

通篇介紹，欲蓋彌彰，真相是王孝和受黨組織的指使，混進上海楊樹浦發電廠，意在煽動工人罷工，破壞國民黨社會的安定，擾亂上海人民的平靜生活，為共產黨奪權作埋伏。果然在共軍進城前夕，王孝和受地下黨指使，準備爆炸發電機，不慎事敗，因此被捕，眼看共產黨的陰謀就要暴露，上級組織指使王孝和「嚴守黨的機密，堅不吐實。」

甚麼黨的機密，堅不吐實？就是共產黨搞恐怖活動嘛！

關於王孝和為爆炸發電廠而事敗的經過，在八十年代共產黨的刊物上曾經披露過，但不知何故，現在又將它掩蓋起來了。

從今天的角度看，王孝和是一個恐怖份子還是一個英雄，必須重新評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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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2月2日出生——艾茵·兰德，作家和哲学家。（1982年3月6日逝世）

艾茵·兰德（Ayn Rand，1905年2月2日－1982年3月6日），原名“艾丽莎·日诺夫耶夫娜·罗森鲍姆”（俄语：Алиса Зиновьевна Розенбаум），俄裔美国哲学家、小说家。她的哲学理论和小说开创了客观主义哲学运动，她同时也写下了《阿特拉斯摆脱重负》、《源头》等数本畅销的小说。

她的哲学和小说里强调个人主义的概念、理性的利己主义（“理性的私利”）、以及彻底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她相信人们必须透过理性选择他们的价值观和行动；个人有绝对权利只为他自己的利益而活，无须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但也不可强迫他人替自己牺牲；没有任何人有权利透过暴力或诈骗夺取他人的财产、或是透过暴力强加自己的价值观给他人。她的政治理念可以被形容为小政府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虽然她从来没有使用第一个称呼自称过、而且相当厌恶第二个称呼。

兰德的小说所要表达的目标是要展示她理想中的英雄：一个因为其能力和独立性格而与社会产生冲突的人，但却依然奋斗不懈朝他的理想迈进。

早年生涯
兰德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是四名女儿（艾丽莎、娜塔莎、诺拉）中的长女[4]。她的双亲是季诺维尼·日诺维耶夫娜·罗森包姆和安娜·鲍里斯欧娜·罗森包姆，两人都是不可知论和不信神者[5]。在她年幼的时候她便已展现出对文学和电影的兴趣。她在7岁时开始撰写电影剧本和小说。

她的母亲教她法文，并且订阅了一份以男孩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杂志，在杂志的连载故事中兰德发现了她第一名童年英雄：希罗斯·帕东（Cyrus Paltons），一名虚构的印度军官故事，故事名为“神秘的山谷”。在她幼年岁月里，她阅读了沃尔特·司各特、亚历山大·仲马和其他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并表达了她对于浪漫主义运动的强烈热情。在13岁时她开始接触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很快便深深酷爱他的小说。后来她称雨果为她最喜欢的小说家、以及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
当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时兰德只有12岁，她全家原先的平静生活都被布尔什维克党的崛起而打乱了。她父亲的药房被苏联政府所没收充公，全家于是逃至克里米亚以求恢复经济状况。当克里米亚于1921年也被布尔什维克攻陷时，兰德烧毁了她的日记，以免日记中强烈的反苏联言论被发现。兰德接着回到圣彼得堡（“彼得格勒”）以就读大学。她在彼得格勒大学学习哲学和历史。大学期间她在文学上的主要阅读对象是弗里德里希·席勒、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爱德蒙·罗斯坦德（Edmond Rostand）。她欣赏罗斯坦德作品中的浪漫想像、和席勒的华丽风格以及英雄般的布局。她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戏剧感和他强烈的道德判断力，但却强烈反对他的哲学观和他对于生命的态度。她在大学里的社会教育系完成了为期三年的课程，包括了历史、哲学、和法律，在1924年10月13日顺利获得了毕业证书（证书编号No. 1552）。她也接触了尼采的哲学理念，极为欣赏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里所表达的，对信奉利己主义、并反对利他主义的独立个人的英雄式崇拜。但后来在她接触了更多尼采的作品、发现他的哲学中心是“力量即为真理”后，便相当厌恶他的哲学观。

兰德继续写作短篇小说和电影剧本。她在1924年进入电影艺术学院学习电影剧本创作；不过在1925年底，她获得了前往美国探亲的签证。


移民和婚姻
在1926年2月她抵达了美国，当时她只有21岁，乘坐邮轮抵达纽约市的港口，纽约市最后成了她的老家。她被纽约市蔓延至地平线的摩天大厦建筑群所深深感动，后来她在小说《源头》里这样写道：

我会愿意放弃世界上最壮观的日落场景，只为目睹一眼纽约市的摩天大厦建筑群，大厦蔓延直至纽约的天际，人类的意志力是如此明显。我们还需要什么信仰吗？我感觉到如果这里面临战争的威胁，我会将我自己抛身天际，以我的肉身保护这一切。

在她前往芝加哥与亲戚共处一小段期间后，她下定决心从此不再回到苏联，并立志前往好莱坞成为剧作家。接着她将名字改为“艾茵·兰德”。有传闻宣称她是因为雷明顿兰德公司的打字机才改名的，但事实上她在打字机上市销售前便已改名为艾茵·兰德了。兰德指出她的名子是来自以西里尔字母拼凑的家族姓名，后来艾茵·兰德的研究也指出兰德的名子和她的家族名“罗森包姆”的西里尔字母排序类似。她指出她的教名“艾茵”是源自于一名芬兰的作家，这可能是来自芬兰-爱沙尼亚的作家Aino Kallas，不过这种名子在芬兰语地区相当常见。

最初兰德前往好莱坞奋斗，接下一下临时的工作以维持基本的生计。在一次偶然的面对面试镜中她被著名的导演赛西尔·迪米尔（Cecil B. DeMille）看中，使她获得了一份临时演员的工作，在《王中王》一剧中担任群众角色，并接着担任剧本审稿人。同时她也在雷电华影片公司（RKO Pictures）的服装部门担任指挥工作。

在好莱坞工作期间她遇上一位年轻演员弗兰克·奥康诺，对他深感爱慕并主动追求他，两人在1929年4月15日结婚。两人的婚姻维持了50之久，一直到奥康诺于1979年以82岁高龄去世为止。在1931年兰德获得了美国的公民籍；她对于美国深感骄傲，后来她在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上向学军校毕业生们发表演讲道：“我可以说—这绝不是爱国的陈腔滥调，而是根基于完整的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政治和美学的智慧基础上说，美利坚合众国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最高贵、和在最初的建国原则上唯一道德的国家。”


小说
兰德认为自己主要为小说家而非哲学家，但她有时会遭到学术界哲学家们的贬低，批评她的小说和非小说的书籍都只是针对广大的读者，而非出版于经过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兰德对此则反驳道：历史上有许多将伟大哲学理念以小说形式表达的作家—包括但丁、约翰·弥尔顿、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阿尔贝·加缪，让-保罗·萨特等哲学家也同时以小说和非小说的作品来表达他们的哲学观，而她只是遵循这一系列传统罢了。

在一篇1991年经济学人介绍兰德的文章中宣称道：“兰德的小说每年卖出约300,000本，鼓励读者大量思考他们自身，在立大功的同时也赚了大钱。所有她的书的新印刷版本都附带著回函明信片，让有兴趣的读者能更进一步了解‘客观主义’，作者的理念，混合了自由市场、冷酷的理性、和无辜的尼采的自尊”


早期作品
兰德第一次在文学上的成功是在1932年被环球电影公司买下的电影剧本《红小卒》：“导演冯· 斯登伯格（von Sternberg）原本考虑将其交由玛莲娜·迪特里茜演出，但俄国的剧情并不受欢迎，最后剧本被放弃了。”兰德接着在1934年写下了《1月16日夜晚》，并在后来于百老汇演出，这是一部审判剧，独特之处在于演出时会挑选观众担任陪审团，使得这部剧可能有两种结局产生。

兰德接着出版了两部小说—《我们活着的人》（1936）和《颂歌》（1938）：“兰德将我们活着的人描述为她最具自传风格的小说，它的主题便是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俄罗斯生活之野蛮。”小说中严厉的反共主义论调也促使读者回顾当时美国的状况，也就是正值经济大恐慌前后、有时被称为“红色十年”（The Red Decade）的时期，当时正是美国国内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情到达最高点的时期。客观主义中心的Stephen Cox后来这样评论道：“我们活着的人是在俄式社会主义思想最盛行于美国领导人之间的时期出版的。当时它并没有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弗兰克·奥康诺和艾茵·兰德在康乃狄克州的史东尼河（Stony Creek）地区度过了1937年的夏天，弗兰克忙于夏季剧团的演出，而兰德则致力于构思《颂歌》一书，书中描写出反乌托邦的后果，虚拟在未来集体主义大胜后的场景。《颂歌》在美国并没有找到出版商愿意出版，因此首次出版是在英国。

源头
兰德的第一本主要的成功小说、也是她最畅销的小说是1943年的《源头》，她总共花了7年时间撰写这本小说。小说曾被12家出版商拒绝，他们认为那太过智慧而违背当时美国思想的主流。最后小说终于被Bobbs-Merrill出版公司接受，这主要是因为出版社编辑群中的一名成员Archibald Ogden大力推荐这本书（“如果这本书不适合你，那我也不是适合你的编辑。”），出版后获得空前的成功。《源头》一书不只在美国、也在世界性获得了胜利，带给兰德前所未有的名声和财富。在出版后的第6年里，这本小说已经卖出六百万本，最后继续保持每年卖出100,000本的纪录。

在《源头》的成功后，兰德又写下了两部电影剧本—Love Letters和You Came Along。


阿特拉斯摆脱重负
主条目：阿特拉斯摆脱重负
兰德的巨作《阿特拉斯摆脱重负》出版于1957年。由于之前《源头》的成功，《阿特拉斯摆脱重负》初版时便印刷了100,000本，这本书同样成为了国际性的畅销书。

《阿特拉斯摆脱重负》经常被视为是兰德所有小说中最广泛陈述了客观主义的一本。在小说的附录中，兰德对此总结道：

我的哲学，在本质上，是将人类当成英雄一般，以他的幸福作为他生命中的道德目的，以他高尚的行为达成建设性的目标，以理性作为他唯一的绝对原则。
《阿特拉斯摆脱重负》的主题为“人的心理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兰德将开创性的企业家赞扬为所有社会中最值得欣赏的成员，并强烈反对一般人们对企业家的怨恨情绪。这使得她在小说中想像某一天美国的企业家们全都开始“罢工”并隐居山林，美国的经济和其社会将会逐渐崩溃。接着政府对产业施加更多原本已经相当要命的控制。小说里也谈到了性别的分歧、音乐、医药、政治、和人类能力等议题。


哲学和客观主义运动
主条目：客观主义
兰德的客观主义哲学包含了形而上学、科学哲学、伦理学、美学。简而言之，客观主义主张世界上存在着独立于心灵之外的现实，而个人则透过他们的感官知觉与这些现实接触，他们透过理性或是“没有矛盾的识别”（non-contradictory identification）处理所接收到的资料，并进而将其转化为知识，而一个人生命中适当的道德目的便是追求他们自身的幸福或是“理性的私利”，也因此唯一一个与此道德观吻合的社会系统便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聆听兰德如何解释客观主义哲学 ）。

知名的客观主义者还包括纳达涅·勃兰登（Nathaniel Branden）夫妻、阿伦·格林斯潘、列奥那多·培可夫（Leonard Peikoff），兰德展开了客观主义运动以散布他们的哲学观。


哲学根源
兰德的哲学观受到亚里士多德的极大影响。一些人注意到她的哲学与尼采的类似性，她也强烈批评康德的某些观念。兰德也称她受到了约翰·洛克的影响，洛克将个人“拥有他们自身”的理想概念化，个人也都有权利拥有他们劳动生产出的产品，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自然权利[25]。更具体的说兰德的哲学是属于启蒙时代以及理性时代的哲学。她偶而也会赞扬一些特定的哲学家，如斯宾诺莎、阿奎纳等。她似乎也相当欣赏美国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勃兰德·勃兰夏（Brand Blanshard），勃兰夏就如同兰德一般，认为“（理性和理性行动）在过去两千年里，从来没有过像这半世纪以来这样遭受如此之多、如此之严重、而如此之漫长的激烈攻击。”

亚里士多德
影响兰德最大的是亚里士多德，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推理法（“逻辑”）；她认为亚里士多德是最伟大的哲学家。特别是她的哲学反映出了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知识论和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和兰德都主张“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客观而独立于心灵以外的现实，而这种现实是可以为人所察觉的。”虽然兰德后来开始批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但其他人则注意到她的利己主义伦理学“是属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说（Eudaimonia）的一种形式，接近于亚里士多德所抱持的那一种…一种指引人类活着成功而繁荣的生活的制度，要‘作为一个人’的生活。”兰德自己主张“她的哲学与亚里士多德的差异处在于，她的哲学将本体（essences）视为属于知识论而非形而上学。她想像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直觉主义的哲学家，认为本体的存在是具体的。”


尼采
在她早年生涯中，兰德相当欣赏尼采的著作，并且的确接受了“尼采对于人类潜能的崇敬以及他对基督教和康德的哲学观的强烈厌恶。”但她后来开始批评尼采，认为他的哲学是强调情感超过理性、对现实的主观解释超过真实现实的。争议通常聚焦于兰德和尼采之间的哲学观联系程度，而非兰德的哲学观是否为尼采的延伸发展。Allan Gotthelf在On Ayn Rand中宣称兰德的《我们活着的人》一书的初版相当类似于尼采的哲学观。Bjorn Faulkner和Karen Andre则指出兰德在1934年写下的《1月16日夜晚》一剧里展现了某些尼采的哲学理论。Ronald Merrill则发现兰德在《我们活着的人》于1959年再版时删去了一些初版时的内容：“在书中，女英雄抱持着（虽然最后排除了）牺牲弱者以成全强者便是正义的观点，而这明显是尼采的概念”兰德自己则否认和尼采有概念上的紧密连结，并在《我们活着的人》1959年之后的版本里的文法和文体上改变了一些角色的特性。

在《源头》里，Gail Wynand这个角色最后的毁灭结局便是兰德后期哲学观排斥尼采的例子之一，亦即伟大是不可以借由牺牲群众来达成的：“她在（1934年）期刊里提出了一种反对传统非此即彼的伦理学的观点。举例而言，她在5月15日的记载里，发现诸如Gail Wynand这个角色的尼采错误：为了试图获取权力，他们操弄群众，但却牺牲了他们原有的理想和价值观，也因此成为了‘那些群众的奴隶。’也因此，一个独立的人并不会将他的胜利隶属于群众之上。”到了最后，兰德将她的哲学观改变和尼采对她的影响和平共存，在《源头》的初版25周年纪念版本的引言里以尼采的名言总结道：“灵魂高尚的人必先自尊。”


康德
兰德非常激烈的批评伊曼努尔·康德的哲学。他们两人的哲学差异在形而上学和知识论上最大，而非康德知名的道德绝对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她对于康德的伦理学的批评是直接攻击在形而上学和知识论上的基础，但对于绝对令式道德观是否能与客观主义共存也有待争议。兰德和康德对于人类的概念、本体、和知觉有着相当不同的理论：在客观主义的知识论上理性是最高的善，而理性和逻辑都可以用于了解客观的现实。这直接的与康德的分析-综合二分法直接相反，康德认为我们无法得知某些真实状态和现实的知识（“自在之物”），而只能得知我们察觉这些现实的方式，举例而言，我们可以确定我们无法想像某些物体可以延伸，但这不代表这些物体就必定无法延伸。兰德则相信如果一个物体对于我们的知觉有所影响，那么对于知觉的影响便能使我们获得对于这个物体的知识。在最基本的层次上，它告诉我们物体是属于一个特定的特征，例如当物体影响了某人的感觉器官时，它便使某人得知特定的感觉；接着，那便代表了物体本身特性的知识。事实上康德是否会反对这样浅略的现实主义原则仍有待争议。在兰德的观点看来，康德的二分法将理性和合理性在现实世界切割为两半—而这是对于人类本质的背叛。依据兰德的说法：

“我曾在许多文章里提到，康德是摧毁了现代世界的首脑…你会发现在每个基本的议题上，康德的哲学都是与客观主义完全相反的”

而在The Objectivist杂志的最后一期里，她则进一步阐述道：

“假设你遇到一个疯狂的、痛苦的年轻人并且…发现了他是被一个仇恨人类的怪兽所养大，那只怪兽有计划地瘫痪他的心智、破坏他的自尊、消灭他享乐的能力、并阻止他所有逃离困境的尝试…这个年轻人就代表了西方文明，而那只怪兽正是伊曼努尔·康德。”


] 客观主义运动
在1950年代兰德搬家至纽约市34街东边的120号，并成立了一个客观主义团体，故意选择了一个讽刺的名称“艾茵·兰德集团”（The Collective），集团成员包括了未来成为联邦储备局局长的阿伦·格林斯潘、以及一名年轻的心理学学生纳达涅·勃兰登，勃兰登受到了《源头》的深刻影响。依据勃兰登的说法，“我在1949年写了一封信给兰德女士…接着我在1950年3月获得一封邀请函前往她的住所参与私人集会，当时我距离20岁生日还有一个月。”

艾茵·兰德集团原先选在兰德的公寓家中进行每周末的非正式聚会，一起讨论客观主义哲学；后来集团继续扮演了更大、更正式的角色，共同编辑《阿特拉斯摆脱重负》，并在后来成立了“纳达涅·勃兰登研究所”（NBI）。通过这个研究所的努力，客观主义运动在20世纪60到70年代逐渐扩散，研究所的成员前往遍及全美的城市进行演讲和教学。研究所也创立了他们的报纸“客观主义者报”（The Objectivist）。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兰德借由她的小说和非小说著作发展并散布她的客观主义哲学，兰德也经常到美国东部的各大学发表演讲，大部分是透过勃兰登创立的纳达涅·勃兰登研究所散布她的哲学：“客观主义者通讯后来扩展并且改名为客观主义者报，包含了兰德、勃兰登、和其他成员所撰写的文章…分析当时的时事并将其客观主义原则套用至平常的生活上。”

在几年的发展后，尽管两人都已结婚、且年龄相差数十岁，兰德和勃兰登之间的友情逐渐转变为爱情。最后两人原先的配偶都得知了这件绯闻，虽然他们最初决定接受事实，但这最后导致勃兰登和他的妻子分居及离婚。


政治和社会观点
兰德的政治观点强烈的拥护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反中央集权主义、反共主义。她赞扬她所谓英雄般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美国价值。她也强烈的厌恶神秘主义、宗教，以及彻底的反对慈善，她认为慈善将会引发怨恨个人快乐和成功的不良文化。兰德也厌恶当时许多突出的自由派或保守派政治家，包括许多突出的反共主义者如哈利·S·杜鲁门、隆纳·雷根，以及约瑟夫·雷芒德·麦卡锡。她也反对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韩战，但她也强烈谴责和平主义：“当一个国家诉诸发动战争时，它必须有一些目的，不问是对是错，而是为某些东西而作战—唯一正当的目的是自卫。”她反对美国卷入越战：“如果你正在找寻最终的、极端自杀性的、在国际规模上的利他主义，那请你看看越战：一场美国士兵不知为何而死的战争。”但她也觉得美国最后单边的撤退是姑息的错误，因为那代表了苏联共产主义的胜利。


经济
一般而言，兰德的政治思想属于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她曾表示过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亨利·赫兹利特等人的经济思想的支持。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对此说道：“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兰德的影响，才使米塞斯的著作开始受到政治上的重视”。虽然她并没有提起是谁影响了她的经济思想，她的作品与爱默生的著名文章“自力更生”的确相当类似（虽然兰德在向西点军校毕业生的演讲上大力批评爱默生，称他为“非常心胸狭窄”）。后来的客观主义者Richard Salsman则宣称兰德的经济理论可能较倾向于法国经济学家扎伊尔·让·巴蒂斯特（Jean-Baptiste Say）提倡的原则，虽然兰德本人可能根本没有阅读过他的著作。


性别、性、和种族
兰德对于性别角色的观点也引发了不少争议。她的著作里支持男女在智慧上平等的概念（举例而言，阿特拉斯摆脱重负里的主角Dagny Taggart是一名亲手劳动的铁路人员），她认为男人和女人在生理学上的差异是导致男女在心理学上差异的主要来源。依据她的说法：“对一个真正的女人而言，女性的本质就是英雄崇拜—寻找男人的欲望。”（1968）在一次接受xxx杂志的采访时，兰德指出女性在心理上并不适合担任总统，并强烈反对现代的女性主义运动，尽管其运动和她的哲学观都有某些相同的目标。女性主义的作家Susan Brownmiller批评兰德为“她自己性别的背叛者”，但其他人如Camille Paglia则注意到兰德小说中“极度独立的”女英雄们都未受“传统的束缚…她们跟别人上床纯粹是因为她们想要这样做。”一些BDSM社群相当重视并支持兰德的作品，因为她在小说中提出强烈定义的性别角色、加上对于权力差异的崇拜，使得“男人在形而上学上成为主导性的性别。”

另一个争议的焦点是兰德对同性恋的看法，依据兰德在1971年在接受访问时的回复，兰德个人认为同性恋是“不道德”和“令人厌恶的”。更具体的说，她指出“同性恋的根源在心理上是不道德的”因为它“牵涉到了心理上的瑕疵、腐化、错误”然而，在同一场采访中兰德也指出“我不相信政府有权利禁止同性恋行为。任何个人都有特权依据他的意愿选择各自的性生活。”以及“所有禁止同性恋的法律都应该被废除。我并不一定认为这些行为或态度是道德的，但要以法律干涉成年人之间的自愿关系是不恰当的。禁止腐化未成年人心智的法律是恰当的，但成年人应该获得彻底的自由。”

兰德也捍卫私人公司拥有实行基于性向和种族的歧视的权利，兰德主张她反对政府禁止私人公司实行歧视，是因为她将私人财产的重要性置于公民或“人权”之上，也因此她的观点并没有构成对这种歧视本身在道德上的认可。兰德主张私人公司有绝对权利选择拒绝雇用某些人，即使这种歧视是如何的不道德亦然，因为在这些情况下个人的权利并不会因此而被侵犯。

兰德在道德立场上的确反对一些歧视，但她仍坚持个人和私人公司拥有实行歧视的权利，而政府不该对此进行干涉。她写道：“种族主义是最底层、最原始的集体主义形式…认为一个人并非由其性格或行动来评断，而是由一个群体或族裔的性格和行动加以衡量”但她也反对政府对此进行干预：“私人的种族主义是属于道德议题而非法律议题—而这只有可能透过私人的方式加以解决，例如在经济或社会上的联合抵制。”


非美调查委员会证词
在1947年红色恐慌时期，兰德曾担任对政府有利的证人到“非美调查委员会”作证，她以自己在苏联生活时的亲身经验，指责1943年拍的影片《俄罗斯歌声》过于美化苏联人民的生活。兰德指出这部电影刻意掩盖和美化了当时苏联真正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在苏联的生活。除此之外，她相信美国即使是为了打败纳粹德国而不得不和苏联结盟，也不应该这样虚构苏联生活的正面景象：

“如果我们有好的理由、如果这正是你所相信的，那好，为什么不告诉我们真相？承认它是一个专政国家，但我们想要与之结盟。承认与撒旦是有其价值的，如同丘吉尔所说的，这是为了打败另一个邪恶的政权—希特勒。这些都是很好的理由。但为什么要掩饰俄国的真相？”

在调查结束后，当兰德被问到她对于委员会的调查效率的感想时，她描述调查过程为“毫无效率的。”


晚年
在经过一连串复杂的分居后，在兰德于1968年得知纳达涅·勃兰登和另一位女子也有私情后，她突然断绝和纳达涅·勃兰登及他的妻子芭芭拉·勃兰登的关系，也不再和纳达涅·勃兰登研究所有任何关系了。兰德接着在“客观主义者报”上发表了一篇公开信，宣布和勃兰登决裂的各种原因，提到了勃兰登的不忠实，但并没有透露自己和勃兰登的私情。两人从此不再接触，勃兰登成为了客观主义运动中一位“不受欢迎的人”。芭芭拉·勃兰登后来在The Passion of Ayn Rand一书中回忆当初她丈夫和兰德相处的场景，指称兰德经常辱骂并指责他，兰德还曾经这样骂道：“如果你心中真还存有任何一点点的道德、任何一点点的心理健康—那么我保证你接下来20年都会阳痿！如果你那话儿还能逞半点雄风的话，你就会知道那代表你的道德还要更糟！”


健康恶化和去世
在1973年兰德曾短暂的和她最小的妹妹诺拉重聚，诺拉在那之前都还待在苏联。虽然兰德曾写了累计1,200封信寄给在苏联的家人，而且也试著安排他们前往美国，但她从1937年便停止了与他们通信，因为她在美国的邮局得知由于史达林的大整肃，从美国寄去的信可能会危及家人的安全。兰德在1973年接获一封诺拉写的信，于是便邀请她和她丈夫前来美国；但诺拉的观点并没有就此改变，在短暂相聚后仍自愿返回苏联，兰德因此相当失望。

兰德在1974年接受了治疗肺癌的手术，同时还必须忍受她和勃兰登的决裂、以及纳达涅·勃兰登研究所的解散带来的烦恼。许多“艾茵·兰德集团”的亲密朋友也离开各奔前程，在1970年代后期，她个人的活动和整个客观主义运动都开始走下坡，而她的丈夫在1979年11月9日去世则带给她进一步的打击。她的最后工作之一是将《阿特拉斯摆脱重负》改编成电视剧本。她也计划撰写另一本小说To Lorne Dieterling，但只有写到“初步草稿”而已。

尽管成功的治愈了肿瘤，兰德仍在1年后的1984年3月6日于纽约市34号街的家中因心脏衰竭去世[54]，被埋葬于纽约州瓦尔哈拉（Valhalla）的肯西科公墓（Kensico）。许多突出的兰德追随者都参加了她的葬礼，包括阿伦·格林斯潘在内。坟墓旁布置了一个长达6英尺、以金钱$形状设计的花圈，以象征她对于资本主义的信念。


身后影响
兰德的小说依然在全世界被广泛贩卖和阅读，至少已有2,200万本（直到2005年）小说卖出，并且每年保持500,000万本左右的销售量。在她死后，客观主义运动内部的持续冲突导致各种独立的组织丛生，其中有一些则宣称继承了她的嫡传思想。兰德和客观主义在北美之外的地方知名度都不高，只有在欧洲有零星的书迷。据说最近兰德的小说在印度很流行，并且在非洲的读者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她在以色列也有不少读者。


艾茵·兰德协会
在1985年，原艾茵·兰德集团的成员、也是兰德指定的继承人列奥那多·培可夫创建了“艾茵·兰德协会”，并将艾茵·兰德的名字注册为商标，成为发展客观主义的大本营，虽然违背了兰德生前的意愿，兰德希望将自己的名字和客观主义哲学分开，永远不要联系在一起，以保证她的思想可以继续发展下去。艾茵·兰德协会的主要目标是在学术界散布客观主义，尤其是在人文学科的大学系所；它也致力于将兰德的著作和观念散布给高中和学院的学生。


客观主义中心和阿特拉斯社会
另一次客观主义运动的分裂发生在1989年，客观主义者大卫·凯利（David Kelley）写下了“对于制裁的质疑”，替自己参加非客观主义的自由意志主义团体的行为作辩护：“这是为了回复Peter Schwartz在The Intellectual Activist杂志所写的那篇文章，他要求那些与自由意志主义者联系的人必须被逐出这个运动…我观察到客观主义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信仰体制；我认为我们可以借由与那些我们不同意的人沟通的过程中学习更多东西。”但艾茵·兰德协会则否认凯利对于这起分裂的解释。之后列奥那多·培可夫在The Intellectual Activist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主张客观主义的确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真理和道德良善是直接相关的。培可夫将凯利驱逐出艾茵·兰德协会，因此凯利又创立了客观主义研究协会（现在被称为“客观主义中心”）。分裂出来的客观主义中心又成立了“阿特拉斯社会”（The Atlas Society），以独立的网站吸引艾茵·兰德的小说读者，并将兰德的角色轻描淡写为哲学家。这个分裂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增加客观主义的普及层面，客观主义中心本身主要便从事于学术界的宣传。

目前客观主义中心的所长是Edward Hudgins，他同时也是传统基金会、卡托研究所（自由意志主义的主要智囊团）的成员，大卫·凯利则保有创立者和资深学者的头衔。阿特拉斯社会和客观主义中心也出版了“新个人主义者”（The New Individualist）的杂志。在最近的日德兰邮报事件中，新个人主义者杂志是美国第一本敢将声名狼藉的穆罕默德卡通置于封面的杂志。


大众文化
纽约时报的“Book Notes”专栏在1991年对国会图书馆和每月读者俱乐部的调查中，兰德的《阿特拉斯摆脱重负》被读者俱乐部成员列为第二具影响力的书籍，仅次于圣经。

加拿大的摇滚乐团匆促乐团的其中一名鼓手和填词者—尼尔·佩尔特也受到了兰德小说的影响，诸如在1975年的Fly By Night专辑里的“Anthem”一曲和1976年2112专辑里的标题歌曲都可以发现兰德的影响。不过，佩尔特本人否认自己是客观主义者。同样的，匆促乐团的风格也很快的改变，远离了原先和兰德哲学类似的风格。

在第四季的辛普森（名为“A Streetcar Named Marge”的一集）中，玛姬·辛普森被安排就读的学校名为“艾茵·兰德小孩学校”，学校里禁止奶瓶和奶嘴以鼓励小孩发展“心中的奶瓶”，另外校长还阅读一本名为“源头饮食”的书。

一个名为“The Atlasphere”的线上社区聚集了不少兰德的书迷，并建立一个网志记载有关兰德的重要报道和受到兰德影响的名人，而“Randex”则收集了有关兰德和她的作品的最近新闻。

2007年发行的电脑和XBox游戏《Bioshock》则将场景设定于一个终极的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天堂，由一名叫做“Andrew Ryan”（显然指的是“Ayn Rand”）的苏联流亡者在1946年所创立，场景设定几乎就是兰德理想中的世界，尽管城市在游戏最后将会毁灭。


哲学影响
在分析哲学—英语国家主流的哲学运动里，兰德的作品通常都被忽略。没有任何分析哲学的主要研究大学将兰德或客观主义视为是重要的哲学部分或研究领域。而许多欧陆哲学的支持者和学者也批评兰德对于私利的拥护，因此也很少重视兰德的作品和客观主义运动。不过，在一些顶尖的学术机构如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俄亥俄州的爱西兰大学、以及匹兹堡大学里，研究兰德的哲学可以获得奖学金。艾茵·兰德协会的客观主义学院中心所提供的课程也是通过认证的，在那里学习客观主义课程的学生也可以获得大学的学分。


批评

哲学批评
虽然兰德的客观主义很少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这也有例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的知名政治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虽然诺齐克很支持兰德的客观主义产生了类似自由意志主义的政治理念，但他不认为她的哲学理论能有效正当化这些理念。尤其是，诺齐克在论文中批评兰德将她的论点根基于伦理学上，兰德主张每个个人自己的生命是他们唯一的价值观，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让其他的价值观有可能实现。诺齐克认为这样的说法并不够详细，他认为兰德需要进一步阐述为什么某些人会宁愿选择死去而不愿拥有任何价值。因此，他主张兰德试图在道德上替利己主义辩护是犯了丐词魔术错误的例子之一，


文学批评
兰德的小说—尤其是她的巨作阿特拉斯摆脱重负获得的评论褒贬不一。批评者认为这些小说往往过于冗长，而且以文学技巧不高的情节来重复许多哲学概念。一些批评者认为兰德的理想主义哲学和她的浪漫文学风格是与自然和真实人类行为互相矛盾的。这些批评者宣称兰德的小说充斥着不切实际而肤浅的角色模型，让兰德能以此作为褒贬的对象。在小说中客观主义的完美英雄都难以置信地富裕、聪明、俊美、并且免于遭受质疑，而他们的对手则是虚弱的、可怜的、不稳定的、并缺乏想像力和天资。兰德对这些批评的回复则是发表了《我作品的目标》（1963年）一文，和其他收集在她《浪漫的宣言：一种文学的哲学》（1975年）一书中的散文，说明她的目的是写出一种理想的人物，不是现实中存在的，而是应该和可能存在的人物。除此之外，兰德小说的拥护者指出她的英雄都不是彻底完美、而且也不是每个都很富裕，而反面人物也并非都是虚弱而可怜的。


著作

小说
《1月16日夜晚》Night of January 16th (1934) ISBN 0452264863
《我们活着的人》We the Living (1936) ISBN 0451187849
《颂歌》Anthem (1938) ISBN 0451191137
《源头》The Fountainhead (1943) ISBN 0451191153
《阿特拉斯摆脱重负》Atlas Shrugged (1957) ISBN 0451191145

非小说
For the New Intellectual (1961)
The Virtue of Selfishness (与纳达涅·勃兰登合著) (1964)
Capitalism: The Unknown Ideal（《资本主义：未知的理想》）与纳达涅·勃兰登、阿伦·格林斯潘、和Robert Hessen合著 (1966)
Introduction to Objectivist Epistemology (1967)
The Romantic Manifesto (1969)
Return of the Primitive: The Anti-Industrial Revolution (1971)
Philosophy: Who Needs It 去世后由列奥那多·培可夫出版 (1982)

死后出版的著作
The Early Ayn Rand (由列奥那多·培可夫编辑和评论) (1984)
The Voice of Reason (由列奥那多·培可夫编辑；以及列奥那多·培可夫和Peter Schwartz的额外论文) (1989)
Introduction to Objectivist Epistemology second edition (由Harry Binswanger编辑；以及列奥那多·培可夫的额外资料) (1990)
Letters of Ayn Rand (由Michael S. Berliner编辑) (1995)
Journals of Ayn Rand (由David Harriman编辑) (1997)
Ayn Rand&#39;s Marginalia : Her Critical Comments on the Writings of over Twenty Authors (由Robert Mayhew编辑) (1998)
The Ayn Rand Column (由Peter Schwartz编辑) (1998)
Russian Writings on Hollywood (由Michael S. Berliner编辑) (1999)
Return of the Primitive: The Anti-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New Left扩展版本；由Peter Schwartz编辑) (1999)
The Art of Fiction (由Tore Boeckmann编辑) (2000)
The Art of Nonfiction (由Robert Mayhew编辑) (2001)
The Objectivism Research CD-ROM (将兰德作品以CD-ROM方式收藏) (2001)
Three Plays (2005)
Ayn Rand Answers (由Robert Mayhew编辑)(2005)

电影
在没有经过兰德的承认或同意下，《我们活着的人》已经被拍成电影两次，1942年的Noi vivi和Addio, Kira。在贝尼托·墨索里尼的统治下影片差点被审查制度禁止，但由于小说是根基于反苏联的意识形态而最终得以上映。影片相当的成功，观众很快便领悟到对抗法西斯主义和对抗共产主义根本是同一回事，政府在那之后便迅速禁止了这部影片。这些影片在重新剪接为新版本后被兰德所批准，并于1986年以《我们活着的人》为名释出。

源头是好莱坞]的电影（1949华纳兄弟公司），由兰德撰写剧本。兰德最初坚持由弗兰克·劳埃德·莱特设计电影中的场景，但因为莱特的收费过高而作罢。

《阿特拉斯摆脱重负》的电影版权于2003年被鲍德温集团购买，拍摄尚在筹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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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2月02日出生——朱生豪，翻译家。

朱生豪（1912～1944）

　　著名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家、诗人。。1912年2月2日生于浙江嘉兴的一个破落的商人家庭,幼失父母，生活贫苦。卒于1944年12月26日 。1929年入杭州之江大学,主修中国文学，同时攻读英语。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英语水平和翻译能力。1933年到上海世界书局任英文编辑。有感于当时中国没有一个完整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本，决意用业余时间翻译一部明白晓畅、忠实原文意趣的散文体莎士比亚全集。但他这一工作在旧社会恶劣条件下，备受挫折。1937年“八·一三”事变，他已译出的喜剧9种和多年苦心搜集的资料全部毁于炮火。1939年上半年，他在《中美日报》编写短评，宣传抗日，莎剧翻译不得不暂时停顿。1941年日寇占领上海，他再度失业，在经济状况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重译毁于炮火的喜剧。1943年回到嘉兴老家后闭门不出，全力翻译莎剧。到1944年上半年，他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以惊人的毅力，译出莎士比亚全部剧作37部中的喜剧13部、悲剧10部、传奇剧4部和历史剧4部，共31部，唯有历史剧中《理查三世》、《亨利五世》、《亨利六世》（上中下）、《亨利八世》6部尚缺。大功垂成，而他的病情已发展为结核性肋膜炎及肺结核、肠结核的并发症，终于1944年12月26日长辞人世，年仅32岁。朱生豪所译 31种莎剧，世界书局于1947—1948年出版了《莎士比亚戏剧全集》1—3辑，1954年，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莎士比亚戏剧集》1—12卷。 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对朱译本作了校订，补充了所缺的6部历史剧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及杂诗，出版了《莎士比亚全集》1—11卷。朱生豪作为中国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先行者和主要翻译者，对推动我国的戏剧演出、研究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朱生豪的翻译态度严肃认真，以“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为其宗旨。译笔流畅，文词华丽。他所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是迄今我国莎士比亚作品的最完整的、质量较好的译本。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外国作家全集——1978年版的《莎士比亚全集》（中文本），戏剧部分采用了朱生豪的全部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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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02月02日逝世——唐君毅，新儒家，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生于1909年）


唐君毅(1909-1978)，四川宜宾人。中国现代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唐君毅出身书香门第，幼承庭训，接受过良好的旧学教育。曾就读于中俄大学、北京大学、毕业于中央大学哲学系。青年时代颇受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学术的影响。曾任教于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任过江南大学教务长。1949年起香港，与钱穆、张丕介等创办新亚书院，并兼任教务长、哲学系主任等职。1958年与徐复观、牟宗三、张君劢联名发表现代新儒家的纲领性文章《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受聘为该校首任文学院院长和哲学讲座教授，1967年任新亚研究所所长。

　　生平与著作述略

　　一、生平简介

　　唐君毅于1909年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县柏树溪。其先世籍广东五华，为客家，七世祖始由粤移川，以糖工起家置田产。到了他祖父一代才开始读书，成为所谓耕读之家。他的父亲为前清秀才，后曾赴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先生学佛，并著有《孟子大义》一书。他的母亲也有相当的学养，留世有纯朴情真的《思复堂遗诗》．在这样一个充满了传统礼教气氛之家庭的涵育下，唐君毅从小就培养了对古人深深的尊敬和“厚道的心情”。下川南（岷江流域）敦厚朴实的民风和“东去江声流洞泊，南来山色莽苍苍”的金沙江景大凉山色，更陶冶了他宽厚笃实的性格（参其《怀乡记》）。唐君毅的少年时代基本上是在成都和重庆两地度过的。十七岁那年，他考上了北京大学，不久即转入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受业于方东美、汤用彤诸先生，并曾听熊十力先生讲“新唯识论”，而得忝列门墙。
　　1932年，唐君毅由中央大学毕业后，先返成都教中学，不久即回到母校任助教，抗战爆发后，人川转任华西大学讲师，不久再返母校任讲师，至1944年升为教授，并兼哲学系主任，一直到1949年，这期间，他还曾短期兼任过华西大学、金陵大学教授和无锡江南大学教务长。1949年春，应广州华侨大学之聘南下，但因时局动荡，没有多久便离穗赴港。
　　唐君毅到香港后，与钱穆、张丕介等共同创办新亚书院，受聘为新亚书院教授。除担任书院主要课程外，还兼任教务长一职。1950年，倡设并亲自主持了新亚学术文化讲座，邀请著名学者主讲，历时五年，共一百三十九次，使新亚名声鹤起，为海外学人所推重。
　　1957年后，唐君毅曾多次应邀前往美国、日本、南朝鲜及欧洲各国参加学术会议或作专门学术演讲。
　　1958年元旦，由他负责起草，并与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等联合署名，发表了被称为海外当代新儒家思想纲领的《中国文化宣言》。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新亚书院成为其成员之一，唐君毅受聘为哲学系讲座教授，兼任系务委员会主席，并被选为中文大学第一任文学院院长。后因中文大学与新亚书院的办学方针及教育理想大异其趣，新亚研究所遂脱离中大而独立，唐君毅受聘为所长。
　　1974年，唐氏由中文大学退休，专任新亚研究所所长一职。
　　1975年，应台湾大学之请，任台大哲学系客座教授一年。
　　1976年，因肺癌大手术后，体更衰耗，于1978年2月病逝于九龙浸会医院，隔月，葬于台湾省台北市观音山朝阳墓园。

　　二、著作概览

　　唐君毅一生驰骋于东西哲学领域中，为建立一道德理想主义的人文世界而殚精竭思，埋头笔耕，留下了数量惊人的著作，在现当代中国哲学界几无人能与之比肩。他的众多著作，因涉猎范围广，所关联的内容又极为博杂，故不易划分，众说也不尽同。此处我们依照唐氏本人的归结，对这些著作首加类别，以利叙述。在他去世前的半个月，曾为写于五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的第十版作一自序，在这篇序中，他将自己的主要著作概括为四类：第一类为“泛论人生文化道德理性之关系之著”，如《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心物与人生》，及《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等。第二类为“评论中西文化、重建人文精神人文学术，以疏通当前时代之社会政治问题之一般性论文”的合集，如《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也包
括《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这本书。第三类为”专论中国哲学史中之哲学问题，如心、理、性命、天道、人道之著”，此即大大册的《中国哲学原论》（分为《导论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第四类为“表示个人对哲学信念之理解及对中西哲学之评论之著”，如《哲学概论》，及《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上述四类著作，在写作的时间以及所涉及的内容方面，都相当的集中，十分明显地构成了唐氏思想的不同阶段和他一生著述的几个丛集。以下我们就按照这几个不同的阶段，来分别介绍唐君毅一生所写的主要著作。

　　（一）第一阶段：道堕自我与人生体验

　　唐君毅思想的成熟，始于《道德自我之建立》（1944年）。该著开始摆脱自然生命观和新实在论之多元思想的影响，而求“超越现实自我，于当下一念中自觉的自己支配自己，以建立道德自我之中心观念”（《道德自我之建立·自序》）。在他二十一岁时，读詹姆士的《彻底的经验主义》，内心受到了极大震动。尤其是《“意识”存在吗？》一篇，使得他头脑中关于实在的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动摇。随后又读了摩尔、亚历山大等人的著作，“新实在论使我相信可能被经验而未经验之潜在的共相一定是有的。当我由相信宇宙间有无数可能存在的潜在的共相，其中包含无穷之真善美等价值时，使我生了无数的欢喜”（《人文精神之重建·我对于哲学与宗教之抉择》）。新实在论者不但解答了他读詹姆土书所引起的心中之疑虑，而且在攻击唯心论这一点上印照了他当时的思想。在中大时，他听欧阳竟无和熊十力的唯心唯识之论，深不以为然，认为这在知识论上”绝不可通”，常思论证破之。当发现新实在论在破斥唯心论上与他的想法暗合，便倾心于这一派的著作。
　　“又受新实在论者批评西方传统哲学中本体观念之影响，遂对一切所谓形而上之本体，皆视为一种抽象之执著”（《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自序》）。在其早期著作《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文集》（写于1934一1941年间）中，对唯心论和形而上之本体观即多有批驳，如《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一文，开头即借用《易传》“神无方而易无体”一语，以论中国先哲之宇宙观为无体观。为此，他受到了熊十力的批评，谓之“开始一点即错了”，但唐君毅当时并不心服。此后，为了进一步印证他的观点，又进读新实在论者攻击最烈的新黑格尔主义诸哲的著作，特别是布拉德雷的《现象与实在》，并由此书带读到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著作。”读了黑格尔之《精神现象学》，才知除新实在论者一往平铺的哲学境界外．另有层层向上升高之哲学境界”（《我对于哲学与宗教之抉择》）。这样，一面抉择，一面思想的结果，“三十左右，便走到喜欢西方唯心论的路上去”了。”由此再来看中国先秦儒家宋明理学佛学，才知先秦儒家宋明理学佛学，又有超过西方唯心论者之所在”（同上）。向唯心论的归依确立了他的哲学基本立场和超验心路历程之方向，对人生之精神活动的超越性和道德生活的自律性的深心体悟，更坚定了他探寻内在而超越的心之本体与道德自我的信念，“同时对熊先生之形上学，亦略相契会”（《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自序》）。《道德自我之建立》一书即是在这一转变之后成熟的思想观念的最早结晶。
　　与《道德自我之建立》同时或随后的还有《人生之体验》 （ 1944年）、《心物与人生》（1954年）、《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1958年）及《人生之体验续篇》（1961年）诸书，这些著作均以道德自我的省察和人生哲理的宣揭为主题，故都属于伦理学或人生哲学的范围。
　　作者最初的构想，是要写一本共分十部的巨著《人生之路》。一部合为三编，第一编即名为《人生之体验》，包括“生活之肯定”、“心灵之发展”、”自我生长之途程”。“人生的旅行”、“心理道颂”等五部。第二编即《道德自我之建立》，包括“道德之实践”、“世界之肯定”、“精神之表现”等三部。其余两部合为第三篇，原拟名为《物质生命与心》，后因觉“真要讲哲学，直接由知识论到形上学到宇宙论，或由道德文化反溯其形上学根据，再讲宇宙论，比较更能直透本原。从自然界之物质、生命，讲到心灵、知识、人生文化，固亦是一路，然却是最弯曲的路，故将此部停止出版”（《心物与人生·自序》）。直到十年后，这部分内容才合人《心物与人生》一书中面世。上述三本著作，虽讨论的问题和具体论述的方式有很大不同，但主旨却相当一致，即皆在肯定人的道德自
我或精神自我，肯定本心仁体的绝对超越性和其至上的根本意义。
　　唐君毅认为在人类之学术中，关联于道德生活的学问主要应探讨的是：“一、人们的追求之目标，毕竟是什么？其高下之秩序与价值，如何加以规定？目标之手段化所发生之价值之改变或颠倒之各种情形如何？二、人之各种目标，如何会发生冲突？此各种冲突之调解如何可能？人之同情尊重肯定他人所怀之不同目标之胸襟与度量，如何养成？人当如何本此胸襟度量，以相应之态度，对不同之人，而与人合以成事？三、个人之日常生活中之事，与其所从事或参加之诸社会之公共事业，如何能成为相互顺成的？人对他人之道德批评与道德教训，本身如何成为有效的，兼为成事的而非败事的？”（《道德自我之建立·重版自序》）这些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来说，有赖于个人的道德实践，而不纯粹属于理性思辩的领域。所以，无论是”依于个人之性情，对人生所兴感者之流露”的《人生之体验》，还是“为我个人求建立其道德自我，而对道德生活所作的反省之表述”的《道德自我之建立》，“同不合一般西方式之人生哲学道德哲学书之标准，因我未于此二书中把人生问题道德问题，化为一纯思辩之所对”（同上）。就这点讲，唐君毅认为他的这两本著作颇相类于存在主义。“即不把人生道德之问题只化为一纯思辩之所对，而用思想去照明我们自己之具体的人生之存在，展露其欲决定理想意志行为之方向时，所感之困惑、疑迷，及试加以销化等的思索”（同上）．此一”存在的思索”也是他反复强调这些书的写作“原非为人，而是为己”的真实意义之所在，即表现为道德自我的超越性、绝对性和人生体验的实践性、自主性。这一前提的确立，既表明了这些著作并非纯任思辩推演的普通伦理学教本，同时也为他的哲学思想体系打下了一心本仁体的基础。由人生体验的省悟和道德自我的反思，进而展开一系列的对人的本质、心灵与实体、生命与物质、道德理想与人类文化，及人生的目的、生活的意义等问题的探讨，一个超验唯心论的网络系统也就自然而然地撑架开了。
　　《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是紧接上述三书之后，再进而以道德自我为中心，以论述“人类一切文化活动，均统属于一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超越自我，而为其分殊之表现”（《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自序》），以建立其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哲学系统的书。作者在自序中述其宗趣云：“本书之写作，一方是为中国及西方之文化理想之融通建立一理论基础，一方是提出一文化哲学之系统，再一方是对自然主义、唯物主义、功利主义之文化观，予以一彻底的否定，以保人文世界之长存而不坠。”按照唐氏的思路，道德自我建立后，必有一扩张的外化形式，这就是人类的文化系统。“一切文化活动之所以能存在，皆依于一道德自我，为之支持”，反过来，“一切文化活动，皆不自觉的，或超自觉的，表现一道德价值”。故“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的；文化活动是多，是末，是成就文明之现实的”（同上）。这种道德至上主义的一本万殊式的文化观，成为唐君毅建构其文化哲学、乃至整个思想体系的一块基石，与此同时，他对重建人文精神的企望与努力，也是直接缘此而来。本于“道德理性遍在于人文世界”的信念，唐氏在该书中分别就道德理性在各种文化意识、文化活动、文化理想中的表现，以及各种具体的文化领域中所显现出或可能含蕴的道德价值作了充分的阐述。全书共分十章，首章“泛论人类创造文化之精神之自主自动性或自觉性”，末章总论文化之弊害之所以产生之故，及如何挽救之道，其余各章分别讨论了家庭、生产技术及社会经济、政治、科学与哲学、文学艺术、宗数、道德、体育军事、法律教育等。唐氏认为，作为不同的文化形态和人类文化活动，上述内容皆是道德自我的分殊表现，能否真正显示道德理性的超越性、主宰性、普遍性与必然性，是判别它们具体价值的根本尺度。
　　《人生之体验续篇》是唐君毅此类著作的一个终卷，比之正篇箴言警语式的短论，这本包括了七篇论文的集子显得更为系统和深沉些。作者在自序中指出了它与《人生之体验》的基本不同，“前书乃偏在说人生之正面，而思想较单纯，多意在自勉，而无心于说教，行文之情趣，亦较清新活泼。而此书则更能正视人生之反面之艰难罪恶悲剧等方面，而凡所为言，皆意在转化此诸为人生之上达之阻碍之反面事物，以归于人生之正道，而思想亦皆曲折盘桓而出，既以自励，亦兼励人，而说教之意味较重”。台湾学者曾昭旭谓：“唐先生之其它著作，他人皆未必不能作，而独此书为非唐先生不能也。”（《中国哲学思想论集》现代篇3，《唐君毅》）牟宗三亦曾就此书致叹：“滴滴在心头，而愧弗能道”。由此可见这本书独具的个性。虽如是，就思想内容的大关节处而言，《人生之体验》的正、续两篇还是前后道一而贯之的，并未出现脱节。

　　（二）第二阶段：人文世界的探寻

　　由道德自我的体认进达文化哲学的建设，这便有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对人文精神的艰难探寻和对中国文化价值的大力宣揭。构成唐君毅思想发展历程的第二个阶段的主要著作有以下四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1953年），《人文精神之重建》（1955年），《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1958年），《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 （ 1975年）。
　　五四以来，对中西文化的讨论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经过近三十年的沉寂后，“文化热”在国内一度呈铺天盖地之势，其所表现出的深度的心理饥渴症，恰好说明这一进程曾被延误。而在港台地区，类似的断裂并未发生，所以就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准而言，是明显地处在一先行的位置。在港台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众多著作中，唐君毅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是起了引领风气及开先河作用的一部。它力图会通中西文化之争中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全盘西化之两极，以西方文化思想中之异于中国者为背景，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作宏观的概论式描述。全书共分十七章，首四章纵论中西文化精神形成之外缘，中国文化与宗教之起源，及中国哲学与学术文化精神之开拓和延续。五至八章论中国先哲之自然宇宙观、人心观，及人生道德理想论。第九至十四章则横论中国文化之各方面，先以人间世界说中国社会文化所透显出的盎然生活情趣，次论中国文学艺术之精神，再次以人格世界谈中国社会所崇拜的英雄之类型，最后是关于中国之宗教精神与形上信仰的悠久世界。末尾三章，专论中西文化之融摄问题，析疏百年来中西文化之纠结，昭示中国文化未来之远景。书中所及内容，对二十年代以后国内学术界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多有采撷，如熊一力、牟宗三之论中国皙学，钱穆、蒙文通之论中国历史与传统政治，梁漱溟、刘咸忻之论中国社会与伦理，方东美、宗白华之论中国人生命情调与美感，程兆熏、李源澄、邓于琴之论中国农业与文化及中国典制礼俗。在思想方法和研究的视角方面，亦受到黑格尔《历史哲学》及斯宾格勒、罗素、杜威、诺斯诺国、汤恩比等人论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启发。唐君毅曾指出，他一生的主要著作”无不与本书密切相关”，第二阶段的文化哲学诸书，“皆由引申发挥本书最后三章论中国文化之创造之文中所涵蕴之义理，并讨论其所连及之问题而作”，而大巨册的《中国哲学原论》，”则可谓为对本书所只概括涉及之中国 哲学之基本概念，而据之以论中国文化者，作一分析的恩辩与历史的发展的论述”，所以，“本书之论述哲学与中国文化诸问题，虽不如吾其他之著之较为详尽，然自本书所涵蕴之义理，并连及之问题之丰富，而富启发性言，则此吾之他书皆不如此书”（《中国文
化之精神价值·第一版自序》）。可见在唐君薪的众多著作中，该书实占据一中心的地位，显得特别重要。
　　除《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为专著外，这一阶段的其余三部著作皆为已发表过的论文的合集。《人文精神之重建》收集了作者由大陆到港后最初五年中发表在《民主评论》与《人生》两杂志上的有关中酉文化的通论性文章，全书共分五部，第一部泛论宗教精神与现代人类、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以及真理观；第二部为中西文化之省察：比较中西文化之精神，考察清代以来之中国学术文化精神的衰落，以及西洋文化精神成长的历史；第三部阐述中国固有的人文精神，以儒家为中心，展示中国先哲的人生理想和人格世界；第四部专论知识分子和自由、民主问题，以探寻中国人文精神融纳西方文化思想的理想途径：第五部以中西学术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为比照，阐述了人类文化中的悠久与和平问题。上述二十多篇文章所涉及到的问题虽相当博杂，但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乃疏导百年来中国人所感受之中西文化之矛盾冲突，而在观念上加以融解”，以期”有一返本以开新之运动”，重建已失落的中国文化之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之重建》在选材和论题上虽偏重于中国文化，但大体上仍可看作是就整个人类文化的问题在作反省与疏解，而《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则只是就中国文化立说，专论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发展历程与中国人的文化理想。这本书所收集的多篇论文在写作时间上是和《人文精神之重建》诸文相衔接的，集中在1954—1956这三年间，大多发表在《民主评论》和《祖国周刊》丙杂志上。全书亦分五部，第一部分别论述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和西方人文主义之历史；第二部专论科学与中国文化；第三部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政治意识和个人、社会组织、及国家与人文精神的关系；第四部反省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精神病痛及探求解脱之道；第五部论宗教信仰与现代中国文化。作者在自序中言本书宗旨：“不外说明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系于确认中国人德胜生活之发展，科学之发达，民主建国之事之成功，及宗教信仰之树立，乃并行不棒，相依为用者。”
　　唐君毅此类著作的最后一部是《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上、下册），书中收集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论文共三十多篇（其中只者几信是写于五十年代）。这些文章被分为四组，第一部分纯为个人情感之宣泄，即在海外有广泛影响的谈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与灵根自植的几篇文章：第二部分是泛论人文学术之意义的一组文章，包括学术的分类，历史哲学的省察，文学意识之本性，中国文学与哲学，中国哲学研究的前瞻等；第三部分清文是谈世界文化问题及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的，其中有对当今世界文化问题的检讨，有对儒家之学与教和宗教之关系的地辩，还有几篇是讲现代化及知识分子和教育问题的；第四部分以附录形式收入了《中国文化与世界》（即”中国文化宣言”）。上述论文因写作时间跨距大，所谈内容又漫无涯际、互不类属，所以使得该书比之前两个集子显得更零散些。尽管如此，其”自多方面讨论中华人文之精神价值，如何得于当今世界存在、发展，并如何有所贡献于世界文化问题之解决”的意虑和主旨，却是能与前面诸书相保持一致的。
　　唐君毅此一阶段的著作，除了《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外，多为随感应世而写，显得十分散杂。总的说来，其心志颇大而缺少沉潜，高视阔步而浮光掠彤，对现实的感发大大超过了对学术的专注。故此，他不无深意地告诫读者“要在心知其意之后，涵盖之而超越之，以求有进一步事业上学术上的创造，而不要只停在此书所说”（《人文精神之重返·自序》）。并表示：”只因当今世界之有四面八方狂风暴雨之冲击，而将中国之人文风教破坏，才迟使我漫天盖地、四面八方的谈许多大问赐，其实这不是我的初意，这只是不得已”（《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自序》）。“我以后亦拟少写此类之文章，仍回到比较更切实的学术工作”（同上）。

　　（三）第三阶段：中国哲学原论

　　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唐君毅着手对中国哲学原典作全面的考论和系统的阐释，历尽十年艰辛，终于完成了一部空前的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这便是六大本的《中国哲学原论》。该著具体分为《导论篇》（1966年）、《原性篇》 （1968年）、《原道篇》（1973年）、《原教篇》（1975年）四个分册。这部著作不但奠定了唐氏在当代中国哲学界的崇高地位，同时也使五四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如果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有开局之功，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有奠基之劳，那么唐君毅的这部有三千五百页之多的巨著便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所作的一个颇具规模的建构。
　　《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是唐君毅继前一阶段对中西文化的广泛问题加以反省和论述后，再回转来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对中国古典哲学加以诠释的第一本著作。全书分别疏解了“理”、“心”、“名辩”、“致知格物”、“道”、“太极”、“命”等七个范畴。唐氏以中国哲学中“理”之六义展示理体（Logos）发展的六个阶段，即由“名理”（先秦）、“文理”（魏晋）到“空理”（隋唐）、“性理”（宋明）与“事理”（清）。
　　至近代之“物理”。又以四基型：孟子之性情心、皇家之知识心、庄子之灵台心、荀子之统类心，发明中国哲学中“心”之原义。先分析，《荀子·正名》与先秦名学三宗（后墨、惠施、公孙龙）．再由《大学》引伸到朱、王，详辩格物致知思想的来龙去脉，以自然律财、形上实体、道体之相、同于德者、修德生活、心境物状等大义来贯释老子之“道”，又以“太极”为枢纽来拣别朱陆之学，最后，则详考天命观念之演变与发展，自殷周以止于晚明。唐君毅原初的构想，是要以此书内容总括中国哲学之精要，理与心、名辩与致知、天道与天命三编“即可分别代表中国哲学三方面，与西方哲学之论理性与心灵、知识、与形上实在之三方面，约略相当”（《原性篇·自序》）．以“理”、“心”两范畴为中国哲学起头，也是相仿西方古典哲学自Logos与Soul论起的范式。
　　但此书写罢，又觉得应当加上原性一篇，“以补此上诸文述及心性者之所缺”。后因原性的篇幅过大，故独立成书，这就是《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原性篇》有一副题：“中国哲学中人性思想之发展”，由此题目即可看出，本书之内容并不是仅限于“性”之一范畴，而是涉及到整个中国哲学中的心性学说，实际上就是一部完整的中国人性论史，与徐复观的《中国人性论史》堪称是当代这一学术领域中的双璧。全书以纵贯的方式，由性之原义和性论之起源一直叙述到清儒焦循。首先是春秋时代的对德言性和孔子的对习言性，继之似百家蜂起的战国，有告子之对生言性，孟子之即心言性，在于之复心言性，荀子之对心言性和《易传》之即成言性等。秦汉时期，有《吕览》《淮南》之贵生全性、即寿言性与摄德归性，董仲舒之性三品，王充之即命言性和刘劭之即形知性。魏晋思潮，崇尚自然，重人之个性，扬物之独性。及佛教来华，则有独特之佛性论出，千山竞奇，万川争流，自更有一大景象。唐氏由《楞伽经》之”七自性”说考起，自慧远、智凯诸大德一直说到今人太虚、罗时宪，最后以自性、种性、同异性、体性、因本之性、价值性等大义来综括佛家之性论。并据此以通观般若宗之即空言性和唯识宗之即识言性，以及华严之性起与天台之性具，还有禅宗之自性义。由李翱之《复性书》开端，中国人性论史
即向由佛再人儒的新阶段转化，这便有以周张二程和朱陆二王为代表的宋明理学之出现。
　　这一阶段的人性论基本上限于心性学说和功夫论，直到颜无和戴震，才有气质之性和血气心知的回视。在本书末尾，附赘了一篇长达七万余字的《朱陆异同探源》，与论”性”之主旨并无关涉，合入此篇，似甚牵强。
　　《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是继上两书之后，再进而对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综摄最广而关联性最大的范畴——道，加以论述的书。这里的“道”，不限于道家，更不是专指《老子》，而是对中国哲学中形而上观念和各种实体学说的一个总综述，故涉及面很广，内容极丰富。因容量过大，本篇有三大册，占了整个《中国哲学原论》的一半篇幅。
　　该著的第一卷专论先秦哲学中之“道”。在对道之名义加以类比而肯认儒家为中国人文之道的代表的前提下，首先从孔子之仁道谈起，由仁、天命、鬼神三观念构成了一和谐而稳固的形而上系统，孟子进而以立人之道返之本心，为此形而上系统的外化找到了最现实可靠的基源。墨于之义道以兼爱为核心，以二非（攻、乐）、二节（葬、用）、二尚（贤、同）为现实之展开。老在之道，一为法天法地崇尚自然之道，一为成神成圣向往真人之道，至《管子》之道家言，则合一内圣外王。《荀子》经过正天人、辩知行、别王霸、明君臣，以成人文统类之道，而《韩非子》所示则纯为一治道。除上述外，先秦哲学中还有《大学》之明明德于天下之道，《中庸》之诚道，《礼记》之礼乐之道，以及《易传》之“即易道以观天之神道”。第二卷以秦汉魏晋哲学中之“道”为论述对象。首先以阴阳家
之观念为参照，阐释了秦汉学者的顺天应时之道及其历史演变意识，继以论述了司马谈、班固、扬雄、王充等学者及《白虎通义》，董理学术之类别与节度，以形成学术人文领域之道的功绩。汉代对人之才性之品类的分别与人物品鉴之道，直接激发了魏晋思潮，而神仙思想与炼养精气神之道，则成为道教兴起的一大因缘。另外，公羊春秋学中的褒贬善恶是非之道和汉易、五行、纤纬诸杂道，对中国传统的通俗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魏晋玄学之道以三玄为基，它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王粥之体系是由《易》学以通《老》学之道，而郭象注《庄》所表现的则是自然独化与玄同彼我之道，第三卷为处理隋唐佛学中的形而上之问题的专著，也是唐君毅研究佛学的最为重要的一本著作。书中首辩印度佛教根本之道与中国传统人文之道的不同。般若学宗匠僧肇之论与佛性论大师道生之说，是中印两道交汇初期风云激荡之绚丽景象中的两笔重彩，而由《中论》至成实师之中道论，再到吉藏之二谛与中道，则是中印两道必然走向融合的预示与先声。至智者大师，完全中国化的怫学便产生了，这就是天台、华严与禅的先后出现。本书以较多的篇幅详细论证了智觊中国佛学史中的地位及其判教之道和圆顿止观论，对法藏的五教十宗之判、四法界、十玄门、六相及华严法界观都一一作了疏解，于禅宗之道则依于宗密之《禅源诸诠集都序》一
书。唐氏有一比喻：“法相唯识如佛学中之苟学，般若如老在，天台如佛家之《中庸》，华严如佛家之《易》教，道生之顿悟及慧能之言本心即佛，则佛家中之盂学也。”（《原道济·自序》）他论中国佛学，止于宗密，对华严宗亦表现出特有的偏爱。一则宗密之时期中国佛学诸宗皆立，再则华严与唯识有深厚的渊源关系，与后起的掸宗思想也能贯通，故唐君毅认为，华严思想足以为中国佛学综统会元。其对禅宗的漠视，相异于乃师熊十力：但以华严比之易学，似又与熊氏之“归宗《大易》”成一有趣的呼应。
　　《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是《原道篇》的续篇，“乃专论宋明以降儒学发展者”，故副题为：“宋明儒学思想之发展”。但该著不同于上述几篇之围绕一中心范畴或观念展开讨论，而是以比较松散的形式泛论宋明一段的儒学思想。书中的大部分章节，都是作者修改他三十多岁以后陆续所写的有关宋明理学的论文而成，只有数节是串缀成编时才临时补写的。因之故，此书在论题的专门性和逻辑的严密性方面均不如《原性》《原道》诸篇，作为一部宋明儒学发展史，亦大逊色于牟宗三之同类著作——四巨册的《心体与性体》（包括续篇《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然此书亦非杂凑而成，而实意合此诸义，以彰显吾所见之整个宋明儒学之发展”（《原教篇·自序》），足以为《原道篇》填补空缺。全书从北来儒学发展之方向论起，先谈宋初三先生之径学与义理之学，继之以欧阳修之本论
与王安石、苏东坡之性论，最后说司马光著《潜虚》之旨趣。然后释论邵康节之易学与心学，对周张二程之”立人极以言太极之道”、“以人道合天道之道”、“无内外、彻上下之无人不二之道”、“于一心分性情、别理气及以散直内、以格物穷理应外之道”分别作了细致的阐证。于朱陆，则因前之《原性篇》已有《朱陆异同探源》一长文论述甚详，故此处从简。而全书的重点主要放在疏解王阳明之致良知之道和王门后学各家各派的思想上，对船山学的研究尤为详尽。至于船山以后之清代学术，本书只是以“事理”之道对之作了极其简要的概括性说明，而未有任何人物的专论。
　　综观唐君毅第三阶段的著作，虽以整理和疏释中国哲学原典为中心，但思想创发的情趣并没有减退。他明确表示，他之作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并不追求现代学术所标榜的纯客观的、科学的，或只作历史事实的描述的方式，而是要抒发他本人的思想情感与观念，以自己的生命活动上契于古代圣贤的生命。此即他所谓“即哲学史以为哲学之态度”，这和熊一力研究中国哲学原典的精神方式是一脉相承的。这清楚地表明：唐君毅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史家，而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充满着主观意志和自创精神的哲学家。在研究和处理中国哲学原典的方法及用语方面，唐的观念表现出了极大的保守性，他坚决摈弃用西方哲学之体系和术语来套用中国哲学的方式，坚持中国哲学的自本诠释，对现代流行的西式图解法心存极度的轻蔑，他认为冯友兰、金岳霖诸氏谈论中国哲学所用的方法，虽“可与西洋一派之哲学问题相应，使闻者易解，然实则弥近理而大乱真”（《原道篇·卷三》）。
　　唐氏这一背逆时尚的基本立场，使得整部《中国哲学原论》不但因术语古旧、语言艰涩而有与世疏隔之感，并且连实际存在的西方哲学之影响在表面上看来也无任何形迹。

　　（四）第四阶段：心通九境的大判教

　　唐君毅第四阶段的著作，主要是两巨册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1977年），这是他毕生学术的一大总结，也是其超验唯心主义心路历程的最后归宿。在此之前，还有一部两大册的《哲学概论》（1961年〕，“是应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大学丛书编辑委员会之请而写，乃一通俗性的哲学教科用书”（第三版序）。因是评论中西哲学、表彰哲学体系、凸显哲学中心观念之著，在一定程度上相类于他本人自创体系的晚年巨作，故特附赘于兹。
　　唐氏之《哲学概论》，不依一家一派之言，而采取一综统融汇的形式。在具体内容之选材上，以中国哲学之材料为主，以西方印度之材料为辅。于问题之分析，求近于英国式的哲学概论（重选取若干哲学基本问题，加以分析）。于观点之布陈，求近于美国式的哲学概论（重各派哲学对不同哲学问题的答案之罗列，以较客观的介绍，供读者之自由选择）。于系统之建立，求近于德国式的哲学概论（重体系之说明，带一家之言的色彩）。而在根本旨趣上，则“直接中国哲学之传统”，“期在大之可证成中国哲学传统中之若干要义，小之则成一家之言”（自序）。全书共分四部，第一部为哲学总论，第二部为知识论，第三部为天道论：形而上学，第四部为人道论：价值论。每个部分都中西相掺而通论古今，成一相对独立之系统。尽管本书在视域宽广、征引博杂的长篇评述中，已加入了不少作者自己的观点，但从整体上说来，仍不失一教科书之基本面貌，还算不上是具有独创性的哲学著作。
　　唐君毅的思想经过道德自我反省、重建人文精神和诠释传统哲学这样三个阶段的漫游后，最后停泊在一心通三界九境的人文心灵世界，以对整个人类文化成果大判教的方式终局，这便是《心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之一巨构。此书综摄性的思想进路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人生体验的沉思和道德自我的反省，以及对中国传统哲学人性论的深刻透视和对西方理性主义思潮的呼应，而体证合一生命与心灵的人生之内涵；另一方面是以理智思辩的形式析疏中西印三大思想系统中的有关知识、伦理、宗教等问题，而将所有的人文层面都统摄于一超验心灵的序运流转之中。生命存在是心灵的物质基础，而人生的真实意义则在于精神的不断扩充和永恒超越，以成就一无限丰富的心灵世界。因心灵活动表现出种种的不同，故对心灵世界的观照也就有种种不同的方式，此即本书所谓的横观、顺观与纵观之“观法”。观法一方为能，心灵对象一方为所，能观与所观的全体就是心灵境界所要展开的具体内容。唐氏借用佛家之体、相、用三分，以明心灵观照的客观对象和心灵自身的主观活动。不同的体、相、用三观相应于客观、主观、超主客观三界，以此展示出心灵活动的九种境界，此即该著所谓的“心通九境”论。九境依次是：万物散殊境，依类成化境，功能序运境，感觉互摄境，观照凌虚境，道德实践境，归向一神境，我法二空境，天德流行境。前三境属客观界，中三境属主观界，后三境属超主客观界。但这里所说的三界九境，均是由心灵依不同的观照而显，皆为一超验的心灵世界所含摄，故所谓主观、客观之分，并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是同属于一心本主义的形而上层面。客观三境中，“万物散殊”为心灵相应于客观事物的体所形成的境，“依类成化”为心灵相应于客观事物的相所形成的境，“功能序运”为心灵相应于客观事物的用所形成的境。主观境为心灵的自我反省，同样依体、相、用三种不同观法，而分别形成“感觉互摄”、“观照凌虚”、“道德实践”三境。超主客观境实为一宗教心灵的境界，按体、相、用来分别，“归向一神”为向往一超越存在之境（基督教），“我法二空”为向往涅磐寂静之境（佛教），“天德流行”为向往天人合一之境（儒教）。以上九境，不但包括了心灵世界的所有层面，而且也统摄了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相关的科学知识问题，伦理道德问题，文学艺术问题，哲学宗教问题，无不包含在这一庞大的系统之中，构成了一个黑格尔式的中国当代的“哲学大全” （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依三界九境之具体内容，《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共分为四个部分，前三部分论客、主、超主客之三界，第四部总述九境的建立依据及其相互关系。在心灵世界螺旋式升进的展示中，不但知识领域被相应的定格定位，就连各种不同形态的文化系统也被明确地一一排比安置在某个特定的位置上，而按照唐氏理想中的心灵演化图式，显然儒家的成德之教是人类文明最终极意义的安身立命之所。这个总结局，充分表明了唐君毅思想的归宿，同时也显示出他是怎样的一个立场坚定而至死不渝的当代儒者。
　　唐君毅先生之著作，除上述四类中各书外，还有《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文集》（1943年）、《爱情之福音》 （1945年）、《青年与学问》 （1960年）、《中国文化之花果飘零》（1974年），以及《病里乾坤》等。这些著作的内容，有的已为上述各书所包含，有的则是一般性的时论杂篇，故不再一一细述。
唐君毅著作简介
《智慧与道德》
一、智慧之意义及其性质（3）
1、前言（3）
2、智慧之十二义（4）
（1）智慧之运用知识义（4）
（2）智慧之向一方向综合的运用知识以达目的义（5）
（3）智慧之不用知识义（6）
（4）智慧之观反义（7）
（5）智慧之逆复思想历程义（8）
（6）智慧之缩减推论历程义（10）
（7）智慧之真觉义（12）
（8）智慧之形成格局义（14）
（9）智慧之求臂义（17）
（10）智慧之观物义（20）
（11）智慧之形成观景义（21）
（12）智慧之虚涵背景义（23）
3、智慧之内在的性质之正反二面的规定（25）
正面：
（1）对知识之主体性（27）
（2）不推而知性（28）
（3）智慧之具体性（30）
反面：
（1）智慧之不反知识性（31）
（2）智慧之非单纯之直觉性（32）
（3）智慧之不化同于具体事物性（34）
4、智慧之外在的性质（36）
（1）智慧之表现之中悬性（36）
（2）智慧之表现之神妙性（37）
（3）智慧之表现之不可教性与偶然性（40）
（4）智慧之表现之效用性（41）
5、智慧之道之可学、可教性（44）

二、智慧之表现与道德实践（47）
1、智慧之表现之原因理由或条件之问题中之“两难”（48）
2、人之生活上之历史的前事，不能为当下具创造性的智慧之表现之充足的理由（50）
3、超越的原因或理由，不能说明当下的智慧之表现（55）
4、在心理学生理学上设定人之潜隐内在的机括构造等，不能成为人之有智慧之表现之理由（58）
5、为智慧之表现之思想，非以人心表面之自由性为根据之自由的设想或假设（61）
6、人之无智慧之表现之事实为待说明者，及人所同有之智慧之表现能力（65）
7、智慧之表现之障碍及愚之存在地位（69）
8、智慧之表现之障碍及依智而起之愚（73）
9、障碍智慧之表现之知识习气（77）
10、障碍智慧之表现之名言习气（83）
11、障碍智慧之表现之情欲习气（89）
12、智慧表现之障碍的化除，与直接保养心之之虚灵明觉之道德实践（93）
13、直接化除名言及知识习气之道德实践（95）
14、直接依道德心灵之呈现而有之道德实践（98）
15、附述具德慧之心灵之状态（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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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02月02日出生——雅沙·海飞兹，小提琴家。

雅沙·海飞兹（Jascha Heifetz，1900年2月2日－1987年12月10日），俄裔美籍小提琴家。海飞兹被认为是20世纪最杰出的小提琴大师。他以干练、快速而著称，作风霸气而恢宏，技巧惊人而精确。他的舞台形象给人冷峻的感觉，特别是当他展现超技作品的时候，冷静干脆地掌握每一刻凝聚的音符，牵动着观众每根神经。

海飞兹出生于一个当时属于俄罗斯的维尔纽斯的犹太人家庭，家境清贫但却有着优异的音乐血统。海飞兹的父亲是维尔纳交响乐团的首席，而海飞兹从三岁起开始习琴。他是个音乐神童，在七岁于科夫诺（现为立陶宛考纳斯）首演孟德尔颂的小提琴协奏曲。

十二岁时，海飞兹在柏林演奏时遇见当时著名奥地利小提琴家弗里茨·克莱斯勒，当克莱斯勒听完海飞兹的演出后惊叹地说：“现在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琴都折断了。”海飞兹的少年时代大多在欧陆巡回演出。1917年10月27日是海飞兹在美国的首次演出，并从此定居在美国拓展其演奏生涯。

海飞兹拥有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及一把1742年的瓜内里名琴。在音乐会他上喜欢用瓜内里琴，这把琴萨拉萨蒂生前用过，有着极美的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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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濕地日

1971年2月2日，來自18個國家的代表，在伊朗南部海濱小城拉姆薩爾，簽署了一個旨在保護和合理利用全球濕地的公約——《關於特別是作為水禽棲息地的國際重要濕地公約》(Convention on 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Especially as Waterfowl Habitat，簡稱《濕地公約》)。該公約於1975年12月21日正式生效，至2006年2月，有147個締約方。為了提高人們保護濕地的意識， 1996年3月《濕地公約》常務委員會第19次會議決定，從1997年起，將每年的2月2日定為“世界濕地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