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哲人

南门飘雪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生平
他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
思想
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文学主张与创作
创作理论上：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
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
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但也带来了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尤其是以议论为诗，甚至通篇议论，把诗歌写成押韵的理论，对宋代以后的诗歌产生了不良影响。
文集与参考资料
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

南门飘雪

亚里士多德
Aristoteles，公元前384年—前322年，古希腊思想家。马克思称其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47页）。出身于古希腊北方的斯达奇拉（Stagira），父亲是马其顿王阿穆塔的宫廷医师，在亚里士多德幼年时去世。 公元前367年在柏拉图主持的学院里学习长达二十年左右，但与柏拉图的观点有分歧。公元前343年开始任马其顿王子（即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的教师。柏拉图逝世后，他离开雅典来到亚洲的密细亚的阿索斯城，建立学园，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3年后，波斯帝国攻陷城池，亚里士多德逃到累斯博岛的米提利尼城。公元前335年回到雅典，在城外吕克昂的阿波罗神庙附近的运动场里另立讲坛，由此，他的学园被称为“吕克昂”。与柏拉图的学园相比，它更注重实际，研究问题更注重提出疑难，注重多方面收集材料、尝试和探索。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突然死去，雅典发生了反马其顿的运动，亚里士多德被作为政治打击的对象，被控以“亵渎神灵”的罪名。他把学园交给泰奥弗拉斯多，避难于卡尔基（Khalkis），次年因病逝世，终年63岁。

其著作分为两大类，一是他生前公开发表供一般人阅读的，用的是对话体，这类著作大部分已经散失，只有一些片段流传到今天。另一类作品相素无华，推论严谨，大概是亚里士多德的讲授提纲、研究札记或学生的听讲笔记，此类保存下了一部分。其著作主要有：《范畴》、《解释》、《前分析》、《后分

析》、《论辩》、《智者的驳辩》，总称《工具论》，主要涉及逻辑问题；《形而上学》，主要涉及抽象的一般理论问题；《物理学》、《论天》、《论生灭》、《论灵魂》，主要涉及自然哲学问题；《尼各马可伦理学》、《欧德谟伦理学》，主要涉及伦理问题。此外还有《政治学》、《诗学》、《修辞学》及其他有关生物、经济方面的著作。

补充
   亚里士多德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他创立了形式逻辑学，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对科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所表述的观点是，人类生活及社会的每个方面，都是思考与分析的客体；宇宙万物不被神、机会和幻术所控制，而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运行；人类对自然界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是值得的；我们应当通过实验和逻辑分析，得出自已的结论。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反传统、反对迷信与神秘主义的主张，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亚里土多德出生在马其顿的斯塔吉拉，17岁时，他赴雅典在柏拉图学园就读达20年，直到柏拉图去世后方才离开。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对生物学和实证科学饶有兴趣；而在柏拉图的影响下，他又对哲学推理发生了兴趣。
   亚里士多德首先是个伟大的哲学家，他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但却抛弃了他的老师所持的唯心主义观点。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实物的原型，它不依赖于实物而独立存在。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实物本身包含着本质。柏拉图断言感觉不可能是真实知识的源泉。亚里士多德却认为知识起源于感觉。这些思想已经包含了一些唯物主义的因素。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认为理性方案和目的是一切自然过程的指导原理。可是亚里士多德对因果性的看法比柏拉图的更为丰富，因为他接受了一些古希腊时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指出，因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质料因，即形成物体的主要物质。第二种是形式因，即主要物质被赋予的设计图案和形状。第三种是动力因，即为实现这类设计而提供的机构和作用。第四种是目的因，即设计物体所要达到的目的。举个例子来说，制陶者的陶土为陶器提供其质料因，而陶器的设计样式则是它的形式因，制陶者的轮子和双手是动力因，而陶器打算派的用途是目的因。亚里士多德本人看中的是物体的形式因和目的因，他相信形式因蕴藏在一切自然物体和作用之内。开始这些形式因是潜伏着的，但是物体或者生物一旦有了发展，这些形式因就显露出来了。最后，物体或者生物达到完成阶段，其制成品就被用来实现原来设计的目的，即为目的因服务。他还认为，在具体事物中，没有无质料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质料，质料与形式的结合过程，就是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运动。这一理论表现出自发的辩证法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把科学分为:
　　（1）理论的科学(数学、自然科学和后来被称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哲学)；
　　（2）实践的科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和修饰学)；
　　（3）创造的科学，即诗学。
　　亚里士多德认为分析学或逻辑学是一切科学的工具。他是形式逻辑学的奠基人，他力图把思维形式和存在联系起来，并按照客观实际来阐明逻辑的范畴。亚里士多德把他的发现运用到科学理论上来。作为例证，他选择了数学学科，特别是几何学，因为几何学当时已经从泰勒斯想对土地测量的经验规则给予合理说明的早期试验阶段，过渡到后来的具有比较完备的演绎形式的阶段。但是，逻辑学的三段论法对实验科学确实毫无用处的。因为实验科学所追求的目标是发现，而不是从公认的前提得到形式证明。从元素不能再分割为更简单的物体的前提出发，在1890年未尝不可提出一个正确的已知元素表，但是到1920年，再运用这个前提就会把一切放射性元素排除在外。前提既然已经改变，“元素”一词的意义也就改变了。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证明三段论是没用的，也不能就此认定现代物理学是错误的。幸运的是，现代的实验家并不再为逻辑形式而耗费心神了，但希腊和中古时代的科学界却在亚里士多德的权威下，运用演绎法把许多错误的权威说成是绝对正确的，并用欺骗性的逻辑形式进行了许多错误的推论。
　　在天文学方面，他认为运行的天体是物质的实体，地是球形的，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和天体由不同的物质组成，地球上的物质是由水气火土四种元素组成，天体由第五种元素“以太”构成。在物理学方面，他反对原子论，不承认有真空存在；他还认为物体只有在外力推动下才运动，外力停止，运动也就停止。在生物学方面，他对五百多种不同的植物动物进行了分类，至少对五十多种动物进行了解剖研究，指出鲸鱼是胎生的，还考察了小鸡胚胎的发育过程。亚历山大大帝在远征途中经常给他捎回各种动植物标本。在教育方面，他认为理性的发展是教育的最终目的，主张国家应对奴隶主子弟进行公共教育。使他们的身体、德行和智慧得以和谐地发展。亚里士多德还曾提出许多数学和物理学的概念，如极限、无穷数、力的合成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后来由他的注释者汇编成书，取名叫作《工具论》。他们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认为逻辑学既不是理论知识，又不是实际知识，只是知识的工具。 《工具论》主要论述了演绎法，为形式逻辑奠定了基础，对这门科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另一著作《物理学》讨论了自然哲学，存在的原理，物质与形式，运动，时间和空间等方面的问题。他认为要使一个物体运动不已，需要有一个不断起作用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在《论天》一书中开始讨论物质和可毁灭的东西，并进而讨论了发生和毁灭。在这个发生和毁灭的过程中，相互对立的原则冷和热、湿和燥两两相互作用，而产生了火气土水四种元素。除这些地上的元素外，他又添上了以太。以太作圆运动，并且组成了完美而不朽的天体。
　　《气象学》讨论了天和地之间的区域，即行星、彗星和流星的地带；其中还有一些关于视觉、色彩视觉和虹的原始学说。第四册里叙述了一些原始的化学观念。在现在看来，亚里士多德的气象学远不如他的生物学著作那样令人满意，然而这部著作在中世纪后期却有很大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其他重要著作有：《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和《分析前篇和后篇》等。这些著作对后来的哲学和科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
   亚里土多德对世界的贡献之大，令人震惊。他至少撰写了170种著作，其中流传下来的有47种。当然，仅以数字衡量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他渊博的学识令人折服。他的科学著作，在那个年代简直就是一本百科全书，内容涉及天文学、动物学、胚胎学、地理学、地质学、物理学、解剖学、生理学，总之，涉及古希腊人已知和各个学科。他的著作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前人的知识积累，二是助手们为他所作的调查与发现，三是他自已独立的见解。
   作为一位最传大的、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对世界的贡献无人可比。但他的成就远不止于此。他还是一位真正哲学家，对哲学的几乎每个学科都作出了贡献。他的写作涉及德、形而上学、心理学、经济学、神学、政治学、修辞学、学、教育学、诗歌、风俗，以及雅典宪法。他的研究课题之一搜集各国的宪法，并依此进行比较研究。
   在哲学方面，亚里士多德最大的贡献在于创立了形式逻辑。这一重要分支学科。逻辑思维是亚里士多德在众多领域建树卓越的支柱，这种思维方式自始至终贯穿于他的研究、统计和思考之中。当然，他也犯错误，但次数少得惊人。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西方文化根本倾向以至内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上古及中古时期，他的著作被译成拉丁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意大利文、希伯来文、德语和英语。以后的希腊学者研究及推崇他的著作，拜占廷的学者也是如此。他的思想是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和伊斯兰经院派哲学的支柱。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阿威罗伊，将伊斯兰的传统学说与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融合成自身的思想体系。最有影响的犹太教思想家迈蒙尼德，用理性主义解释犹太教义，在调和科学、哲学和宗教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随着亚里士多德作品的不断被发现，中世纪出现了一个研究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新时代，学者们以此作为求得各方面真知识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在研究方法上，习惯于对过去和同时代的理论持批判态度，提出并探讨理论上的盲点，使用演绎法推理，用三段论的形式论证。
   如果以现在的标准衡量，亚里士多德的某些思想显得有些极端。例如，他赞同奴隶制及女性所受的不平等待遇，认为这是自然界的安排（当然，这些思想是他所处时代的写照）。但是，亚里士多德的许多思想，今天看来依然非常先进，如“贫穷是革命与罪孽之母”、“立法者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青年上；忽视教育必然危及国本。”（亚里士多德关于教育的思想显然是超前的，因为在他生活的年代还没有公共教育。）
   亚里士多德学识渊博，著述颇丰。他对于当时尚未分类的科学部门如政治、逻辑、伦理、历史、物理（自然学科）、心理学、美学、教育学等均有研究并有独到见解，被马克思誉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教学思想主要散见于其《政治学》和《伦理学》中。　　亚里士多德的教学思想是建立在他的人性论、认识论及其对于儿童身心发展考察的基础之上的。他把人的灵魂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非理性灵魂，其功能是本能、感觉、欲望等，二是理性灵魂，其功能是思维、理解、认识等。他认为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灵魂的主要功能是感觉和思考。灵魂借助于感觉器官而感知外界事物，那被感觉的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而承认感觉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他又认为感觉在这里只起到一种诱发的作用，真理和知识只有通过理性的思考才能获得。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教学目的是发展灵魂高级部分的理性。
　　亚里士多德为其哲学学校设立了“百科全书”式的课程。他主张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且在不同时期各有所侧重。幼儿期以身体发展（体育）为主；少年期以音乐教育为核心、以德、智、美为主要内容；高年级要学习文法、修辞、诗歌、文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以及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等学科。但不管怎样，重心都应放在发展学生的智力上。他特别强调音乐在培养儿童一般修养上的作用。认为音乐具有娱乐、陶冶性情、涵养理性三种功能，它能使人解疲乏、炼心智、塑造性格、激荡心灵，进而通过沉思进入理性的、高尚的道德境界。在体育教学中，他不同意教师只让学生进行严酷甚至痛苦的训练，要教"简便的体操"和"轻巧的武艺"，着重于让儿童身体正常发展。
　　在教学方法上，亚里士多德重视练习与实践的作用。如在音乐教学中，他经常安排儿童登台演奏，现场体验，熟练技术，提高水平。在师生关系上，亚里士多德不是对导师一味言听计从，唯唯诺诺，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敢于思考、坚持真理、勇于挑战。他那“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品格，鼓舞着他把柏拉图建立起来的教学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又一位伟大的教学思想家，他所提出的关于人的灵魂三部分自然发展的思想，奠定了其关于依据年龄分期实施教学的认识论基础，这既是一个教学适应自然的良好开端，也是把教学理论建立在人类自身发展和教育发展规律之上的初步尝试。他的自然主义教学观对西方自然主义教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自然科学的研究风气。他继承并发展了苏格拉底以来的主智主义传统，建立了包括自然学科在内的百科全书式的课程体系，提出了注重实践的良好措施，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包罗宏富的教育遗产。
　　亚里士多德显示了希腊科学的一个转折点。在他以前，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力求提出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来解释自然现象。他是最后一个提出完整世界体系的人。在他以后，许多科学家放弃提出完整体系的企图，转入研究具体问题。
　　亚里士多德集中古代知识于一身，在他死后几百年中，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对知识有过系统考察和全面掌握。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恩格斯称他是“最博学的人”。

南门飘雪

王充
王充博学奇儒
王充是东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整个东汉二百年间，称得上思想家的，仅有三位：王充、王符、仲长统。王符（公元85—162年），字节信，著有《潜夫论》，对东汉前期各种社会病端进了抨击，其议论恺切明理，温柔敦厚；仲长统（公元180年—220年），字公理，著有《昌言》，对东汉后期的社会百病进行了剖析，其见解危言峻发，振聋发聩。王充则著《论衡》一书，对当时社会的许多学术问题，特别是社会的颓风陋俗进行了针砭，许多观点鞭辟入理，石破天惊。范晔《后汉书》将三人立为合传，后世学者更誉之为汉世三杰。三家中，王充的年辈最长，著作最早，在许多观点上，王充对后二家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王充是三家中最杰出，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但是由于王充在书中对传统的儒学，特别是汉代经学，进行了论难，有时甚至怀疑古经，上问孔孟，著有《儒增》《书虚》《问孔》《刺孟》等专篇，公然向神圣的经典挑战，向孔孟圣贤发难，这就有犯天下之大不韪，因而被视为名教之罪人。清乾隆皇帝御批：王充“刺孟而问孔”，“已有非圣无法之诛！”其他学人虽然不能治其“非圣无法”之罪，但也多挥毫濡翰，口诛笔伐。素以危言危行著称的大史学家刘知几，因《论衡》书中记载了王充父祖横行乡里的不光彩行径，不合乎子为父隐的纲常名教，说王充“实三千之罪人”！章学诚亦对王充非难儒学的作法，对他的儒家身份提出了质疑。自《隋书•经籍志》以下，历代目录书都将王充《论衡》列入无所宗师的“杂家”类。近代经学大师刘师培又说王充是“南方墨者之支派”。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在中国学坛上又曾有人说王充是儒家的反对派，是反孔的急先锋……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自然我们今天不必为这些带有浓厚政治偏见的褒贬，去为古人的恩恩怨怨纠缠不休，但是，从学术的角度看，我们认为不能仅凭“问孔、刺孟、非儒”这些表面现象就断定他的学术派别，而应视其所问、所刺、所非的具体内容。根据王充的整体思想来分析定性，笔者认为：综观王充的一生言行，他不仅是一位儒者，而且是一位博学的奇儒。

一、孤门细族
王充，字仲任，东汉会稽郡上虞县（今浙江上虞县）人。生于汉光武三年（公元27年），卒于汉平帝永元中（学者拟定在永元九年，即公元97年）。
王充一生业儒，仕路不亨，只作过几任郡县僚属，且多坎坷沮阻，从事迹上看，既无悲歌慷慨之行，也无惊天动地之业。因此无论是他自己写的长篇自纪，还是范晔为他作的正史传记，他的事迹都甚寥寥，实在无法引人入胜。
王充自谓出自“孤门细族”，但种种迹象表明，王家祖上还是比较风光的。《论衡•自纪篇》（下引此书，只注篇名）曰：王充者，会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孙一，几世尝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卒国绝，因家焉。以农桑为业。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原谅）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仇家所擒，祖父汛举家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商贾为事。
元城，旧县，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北。充说其先“一姓孙一”，字颇费解，论者疑有脱误，甚是。根据上下文意，后“一”字下当脱“姓王”二字。王氏意谓其先祖“一姓孙，一姓王”。同祖两姓，必是一姓之分化。颇疑王充祖先乃王孙氏之族，为先秦某工族之后，后来才分为二姓：一姓王，一姓孙。由此看来，王充的血统曾是很高贵的。
在汉代，王充祖先因功受封会稽阳亭。亭侯是汉代军功爵之一。汉制，从军立功者，依军功大小可食邑于县、乡、亭。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乡以上则是县。亭的大小，约相当于后世的堡或村。级别不高，但可坐食其税，是个中小地主。可惜好景不长，有一年，王充家在一次突发事变中，失掉了爵命和地位。无爵可继，有家难归，王充的祖先们只好就近安置下来，男耕女织，以农桑为业，成了会稽郡人氏。
失掉了封爵的王充列祖列宗，都骁勇使气，结果结怨甚多，众人皆怨。一遇天灾岁歉，王充的祖先们又干些拦路抢劫，杀人越货的勾当，弄得千夫所指。在王充祖父王汛手上，正值西汉末年天下动荡，秩序大乱，王汛担心乱中被仇家绑票，于是收拾细软，“举家担载”，或肩挑，或车载，离开阳亭，先迁会稽（今浙江绍兴），最后留居于钱塘县，以转手倒卖，贾贩经商为业。由此可见，王充的家世，由先秦王孙，而西汉封侯，进而农桑贾贩，真是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
王充的父辈共有二人：王蒙、王诵。王诵即是王充的父亲。王充祖辈好勇任气之习，至王蒙、王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终于又与地方豪强丁伯家结下深仇，钱塘也不能呆下去了，遂又举家迁入上虞。
这真是一个十足的破落之家，到王充出世时，已是“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再加“宗祖无淑懿之德”。确实是一个“孤门细族”之家（《自纪》）。在这个家里，迎接王充降临的，不仅没有任何财产、名誉地位，而且更让他背上了一个先人无德，祖宗无行的沉重包袱。以致后来王充成名后，还有人以此来讥讽他。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详尽地记载了这些家庭状况，是比较真实的。对此，刘知几却不以为然，认为：“王充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必责之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史通•序传篇》）实在不是通达之论。

二、幼读经史
王氏家族虽然不是地方大户，但还没到揭不开锅的地步，田昌五《王充评传》说“他的家庭是屡受排挤而行将落入贫苦劳动群众队伍中的家庭。”（《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这个估计是合乎实际的。王家祖宗尽管在社会上大耍无赖，好勇斗气，但对王充还是十分痛爱的，也十分注意培养。《后汉书》本传说：“充少孤，乡里称孝。”似乎他从小不是失去父爱，就是缺乏母慈。这并不符合实际。王充《自纪》曰：充少“有巨人（大丈夫）之志，父未尝答，母未尝非，阎里未尝让（谴责）。”可见双亲俱在，且很慈爱，未尝见背。王充少时，不喜欢押呢戏辱等无聊游戏。其他小孩喜欢掩雀捕蝉，戏钱爬树，王充从来不去参与，表现出孤介寡和，端庄严整的气质。这引起王诵的重视，六岁便教他读书写字，八岁进他上小学。书馆中学童百余人，都因过失和书法不工遭到先生体罚，唯有王充书法日进，又无过错，未尝受责。学会写字，王充告别了书馆，开始了儒家经典的专经学习和儒家道德的修练。
《自纪》说：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
可见王充接受的正规教育仍然是儒家的伦理，使用的系统教材仍然是儒家的经典《论语》《尚书》，与常人并无两样。乡学既成，王充乃负笈千里，游学于京都洛阳。在洛阳，王充入太学，访名儒，阅百家，观大礼，大开了眼界，大增了学问，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实的学术风格。

三、负笈京师
东汉的京师在洛阳，当时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即光武帝）本是南阳的一位书生，夺得天下后，特别注重文雅，尤向儒术。史称他“未及下车，先访儒雅”，收集典籍，征招遗隐，“于是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籍，云会京师。”为了安抚这批饱学通经之士，光武皇帝特起太学，设博士，用他们来教授生徒，造就人才。太学既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典籍丰富，名流革集，也是全国最权威的学术活动中心。因此四方郡县都挑选优秀青年进入太学深造，王充亦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太学学习。王充到太学的时间，大约在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谢承《后汉书》载：“班固年13，王充见之，抚其背谓班彪曰：‘此儿必记汉事。’”谢承书已佚，此文见于范晔《后汉书•班因传》李贤注。班因生于建武八年，比王充小5岁，班固13岁，王充到京师时，已年满18，正当汉光武二十年。风华正茂，正是学知识，长见识的大好时机。不过，当时太学受今文经学的影响，盛行章句之学。传经注重家法师承，先生们将先师的遗教记下，章有章旨，句有句解，称为“章句”。弟子们反复记诵，味同嚼腊；恪守师训，不敢越雷池一步。加之光武皇帝沉迷纬书谶记，事无巨细，皆决于图谶，神学迷信，充斥学坛。太学教育，不仅方法僵死，而且内容虚诞。好在这时王充的前辈学者社林、郑众、桓谭、班彪等人都在京师，他们都是古文经学家，博学淹贯，号称大儒。在数家之中，王充对桓谭和班彪最为推崇，受他们的影响也最深。
班彪（公元2年—公元54年），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东汉有名的古文经学家、历史学家，史称“通儒上材”。曾续司马迁《史记》，作《史记后传》。他为人的特点是：“仕不为禄，所如（往）不合”；治学的特点是：“学不为人，博而不俗”；写作的特点是：“言不为华，述而不作。”（《汉书•自纪》）其子班因，宇孟坚，即《汉书》的作者，亦博学多通。史书说他“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后汉书•班彪列传》）当时亦在太学肄业。王充对班氏父子十分赞赏，说：“班叔皮续太史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理浃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于男孟坚为尚书郎，文比（媲美）叔皮，非徒五百里（小国）也，乃夫周召鲁卫（大国）之谓也。”将班氏父子视为超人奇士，比作文华秀美的泱泱大国（《超奇》）。王充以班彪为师，以班因为友，日诵诗书，砥砺德行，在学问文章、立身道德上都大受其影响。本传说王充“后至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不守章句。”
班彪并未任职太学，王充师之，乃私淑弟子。王充“好博览不守章句”，正是师承于班氏“博而不俗”，“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的家学风格。后来王允“仕郡为功曹，以数谏诤不合去”；著书“形露易观”，“直露其文，集以俗言。”这些都与班彪“仕不为禄，所如不合”，“言不为华”的为人处事方法和文章风格绝相类似。
在思想方法上，王充又得益于桓谭。桓谭（公元前23年一公元50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濉溪县）人。“博学多通，遍习五经”，是两汉之际著名学者。著有《新论》一书。他治学的特点也是“训诂举大义，不为章句”，与班氏父子学风相同。在思想方法上，颇具求实精神，喜好古文经学，常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尤其反对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他曾在光武皇帝面前冒着杀头的危险非议谶纬神学，对俗儒的鄙俗见解更是深恶痛绝，常常调笔讥讽，“由是多见排抵”。桓谭求实的治学精神，王充特别欣赏，他在《论衡》书中多次赞赏说：“（桓谭）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超奇》）“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论文以察实，则君山汉之贤人也。”（《定贤》）王充本来对汉代的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等人十分赞赏，但在数家之中，王充对桓谭最为激赏，说“仲舒之文可及，君山之论难追”（《案书》片“彼子长（司马迁）、子云（扬雄）说论之徒，君山为甲。”（《赵奇》）认为舒仲其文虽奇，犹可学而及之；桓谭出语高峻，非可企及。甚至与以论说为长的太史公、扬雄相比，桓谭也是首屈一指的。他说桓谭为汉世学术界值定是非，就像一个公正的执法官一样。从前汉朝的丞相陈平出佳之前，在阎里“分均若一”，这是能当丞相的象征。桓谭论议平实如陈平之分物，也是当丞相的料。可惜他因非毁谶纬，贬死途中。王充将这位没过过一天丞相瘾的落拓之士称为“素丞相”，以配孔子“素王”；并将桓谭作《新论》与孔子作《春秋》相比美：“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然则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迹在于《新论》者也。”（《定贤》）又说“质定世事，论难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案书》）评定世间的事情，讨论世间疑难，没有一个比得上他。受桓谭的影响，王充对神学迷信、俗说虚妄也深不以为然，他后来撰著《论衡》一书，其主旨也是“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对作》），与桓谭《新论》的主题如出一辄。
当时在京师的青年学者除班因外，还有贾逵、傅毅、杨终等，俱曾为官兰台，王充也与他们有所往来。兰台是东汉的皇家图书馆和国家史馆，在那里读书作文，皆由公家供应纸墨，条件优越，待遇优厚，是一个清高又实惠的学术机构，因此时人称进入兰台为登蓬莱，世以为荣。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东汉歹（的古文经学家。其父贾徽尝从刘歆习《左氏春秋》。逵少承庭训；通《左传》及五经本文。《后汉书》本传又说他“自为儿童，常在大学，不通人间事”，是一个兼得家庭教育和太学教育双美的幸运儿。他博通五经，兼明今古，对《左传》、《国语》、《周礼》尤其专门，特别是对《左传》的兴旺发达，功劳甚大。同时他对于今文家的《大夏侯尚书》、《谷梁传》也十分精通。他还是汉代第一个遍注群经的大儒，史书说“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明帝时，拜为郎官，与班固同在兰台校书。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人，少博学，水平中在平陵习章句，深为章句之学的破碎支离所苦恼，因作《迪志诗》，以殷高宗贤相傅说后裔自居，说：“先人有训，我讯我诰。训我嘉务，诲我博学。”遂以大义文采为务，斐然成章。章帝时，授兰台今史，与班贾同业，杨终，字子山，蜀郡成都人。年13为郡小吏，太守遣至京师习《春秋》。后随郡上计吏至京师，见三府为《哀牢传》不成，杨终因来自四川，熟悉西南民族情况，作传上之，今天《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的《哀牢传》就是杨传的改编本。明帝奇其才，征诣兰台，拜校书郎。班贾傅杨，俱为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共在兰台，酬酌诗文，好不风光！明帝水平十七年，五色雀群集，明帝下诏群儒学士各献《神雀赋》。百官众僚，纷纷响应，结果只有他们四人和侯讽的赋受明帝欣赏。王充记其事曰：“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雀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明帝览焉。”（《侠文》）王充亲睹其盛，好不羡慕！一再赞美说：
“兰台之史，班固、贾逵、傅毅、杨终，名香文美。”（《别通》）到了晚年，穷居陋巷，还希望朝廷有朝一日也把他王充征在兰台，“蹈班、贾之迹”，一则以还平生未遂之愿，二则以“论功德之实”（《须颂》），报主隆思。

四、博览百家
王充在洛阳除了从名师，交胜友外，还广沙博览，穷读群书。《后汉书》说王充在洛阳，“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途通众流百家之言。”在熟读经史之余，王充还兼及百家，通诸子之学。浅学俗儒多拘守经本，认为经为圣人所造，是真理所在，皓首穷经；一经之中，又专守一师之说，抱残守缺，排斥异己。更莫说儒书以外的诸子百家了。因此他们目光短浅，见解鄙俗。王充通过对儒书与诸子百家的对比研究，认为诸子与儒经同等重要，有时子书甚至比经书还为可靠。他说：五经遭秦朝“燔烧禁防，伏生之徒，抱经深藏”，汉兴，“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晁错之徒受经于伏生，自后名师儒者，
“各以私意，分析文字”，师徒传相授受，形成了所谓的家法和师法。经书本身的正误已难以辨别，更莫说经师讲解的是是非非了。相反的是，“秦虽无道，不播诸子”。由此看来，经书有遗篇，而诸子无缺文。孰劣孰优就不辩自明了。王充认为：
“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可观读以正说。”王充说：圣人作经也有文献依据，“六经之作皆有据”。由此言之，“书（于史）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可见诸子群籍，还是经书赖以造作的依据，哪么正可据之以定正经书。因此他说：“知屋漏者在字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就像立身屋檐底下知道屋漏，身处草莽看得清政治得失一样，读读诸子百家的书，就容易看出经书的错误。可是章句之儒只知信守师说，鹦鹉学舌地“师师相传”，代代相袭，殊不知“初为章句者，非通览之人也”（《书解》）。这是就经与子的关系来说的。
从一个希望成为心胸开阔、知识渊博的人来说，博涉经书以外的众流百家更显必要。他形象地比喻说：“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观蛟龙。”所涉历的程度和深浅不同，其所见闻和收获自然也不同。他说做学问也是如此：“入道浅深，其犹此也。浅者则见传记谐文，深者入圣室观秘书。故人道弥深，所见弥大。”他又比喻说：人们游历都想进大都市，就是因为“多奇观也”。而“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为奇异，非徒都邑大市也。”他又说：“大川相间（兼），小川相属（归属），东流归海，故海大也。”倘若“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人做学问也是如此，“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别通篇》）其渊博的知识就会自然而然形成。王充经子并重，博涉众流的特点，正是他成就其博学通才的原因之一。
王充还注意训练自己通博致用和造书属文的能力，他将当时儒学之士分为四等，即：儒生、通儒、文人、鸿儒，他说：“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并且认为：“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超奇》）儒生托身儒门，治圣人之经，学圣人之道，远远胜过不学无术的俗人；但儒生仅能死守一经，不知世务，不通古今，“守信师法，虽辞说多，终不为博”（《效力》），故不及博览古今的通人；通人识古通今，诚然可贵，王充曾说过：“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谢短》）但是识古通今，只是一种知识的象征，只要“好学勤力，博闻强识”即可做到，能力如何不得而知。如果“通人览见广博，不能摄以论说，此为匿书主人”，好像那藏书家有书不能观读一样，他认为：“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如果学而不能用，“虽千篇以上，是鹦鹉能言之类也。”
文人能草章属文，正是“博通能用”的人，故贵于通人。但是，文人仅能作单篇文章，不能“连结篇章”，写成专书，所以不及能写长文大著，自成一家之言的鸿儒。他认为鸿儒最为珍贵，如果说文人是知识分子中的超人奇士的话，那么鸿儒就是“超而又超”，“奇而又奇”的特级人物，若与儒生相比，就好像装饰华美的车子与破车，锦绣与旧袍子相比一样；如果与俗人相比，更是犹如泰山的山顶与山脚，长狄的颈项与脚掌一样，具有天壤之别！他们是人中超奇，“世之金玉”。（《超奇》）汉代的谷永、唐林，能上书言奏，依经论事，属于“文人”；而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刘歆、桓谭等人能鸿篇大论，著书立说，则是“鸿儒”。王充把他们与圣人同科，视为稀世之珍：“近世刘子政父子、杨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超奇》）王充对鸿儒如此看重，自然他的努力方向也就是成为一名为世所贵的鸿儒了。他师事班彪，不守章句，博览百家……都是通往鸿儒之路的有效措施。
王充在京师游学历时多久，史无明文，袁山松《后汉书》说王充赶上了汉明帝临辟雍的盛典：
充幼聪朗。诣太学，观天子临辟雍，作《大儒论》。
袁山松书已佚，这条材料见于李贤《后汉书注》。注文作《六儒论》，根据王充推崇鸿儒的思想，“六儒”当为大儒之误。辟雍，周代为太学之一，汉代则作为尊儒学、行典礼的场所。据《后汉书•儒林列传》，东汉辟雍始建于光武皇帝中元元年（56年），尚未来得及亲临其境，光武帝便驾崩了。到了“明帝即位，才亲行其礼。”《明帝纪》说，水平元年（58年）十月“幸辟雍”，那么，至少在永平元年，王充尚在京师，其时他已32岁，在洛阳访学已经14岁。明帝在即位之年，恢复了许多久废的儒礼，以表示对礼治的提倡。这年正月，皇帝戴上九寸高的通天冠，穿上绣着日月星辰的礼服，先祭光武皇帝于明堂，既而登灵台，望云物，吹奏迎春的乐曲，观察物侯的变化，制定《时令》书，颁给列侯、诸王，重演了一番早为孔子所叹惜的授时“告朔之礼”。这年冬天，明帝又亲临辟雍，举行尊老养贤之礼。事先推定年老博学的李躬为“三老”，曾授明帝《尚书》的桓荣为“五更”，这天，天子先行到达辟雍，举行典礼，然后派人用安车蒲轮（用蒲草裹轮以免巅簸）将三老五更接来，皇帝亲自到门屏之间迎接。以宾主（而非君臣）之礼迎上柞阶。皇帝下诏“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公九卿，各就各位。皇帝挽起龙袍，操刀亲割，将肉献（不是赐）给三老，还亲自给他酌酒；五更，则由三公如此这般地侍候。接着举行射礼，射礼完毕，明帝归坐于讲堂之上，正襟危坐，执经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不够级别的“冠带缙绅”，只有环绕着辟雍璧水，隔岸观望了。这天，平时被人骂为穷酸腐儒的儒生算是扬眉吐气了一回。王充看到了这出从前只在礼书上记载着、在儒生们口头传诵着的敬老尊儒大典，无疑是十分兴奋的，于是欣然作《大儒论》以颂其事。就是事隔数百年后，范晔作《后汉书》，在写到这一盛况时，也不无激动地说：“（明帝）坐明堂以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五、仕途落拓
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王充学成之后，也曾抱着致君尧舜的梦想，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可是王充在官场的境遇并不比他的老师们好多少，《自纪篇》自叙其为官履历曰：
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椽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
王充一身只当过地方官，东汉地方机构，实行州、郡、县三级制，王充历仕三级，但都位不离“掾”。掾，是汉代各极机构中的属官。在县里，他作官至掾功曹，主管一县人事和考功。在郡里，他曾先后在军事长官都尉府作过掾功曹，在行政长官太守府代理五官曹和功曹。在州里，他亦被州刺史征辟为从事属官。生平就没逃脱过为人下僚的命运。
王充为官的地方，可考知者有扬州、丹阳、九江、庐江等地，《自纪篇》曰：
“充以元和三年（86年）徙家辟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后入为治中。材小任大，’职在刺割。章和二年（88年），罢州家居。”这条自纪《北堂书钞》卷73和《太平御览》卷602引作“章和二年，徙家避难扬州丹阳。”有误，“章和二年”应作元和二年，章和二年是充自免家居年，非始往之年。辟，指征辟，被征去作官，不是避难。《后汉书》亦载：“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辟字正作征辟讲。扬州是汉武帝所置十三部（州）之一，东汉为郡上一级行政机构。丹阳、九江、庐江皆郡名，当时属扬州部所辖。在元和三年前，王充为任何所尚不清楚。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建初元年条，根据王充《对作篇》“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颖川汝南，流民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的自述，遂怀疑“充所仕者非在会稽而在中州之郡邪？”但别无旁证，难成定论。
造成王充这种徘徊州县，淹滞不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后来王充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曾对仕路穷通作过全面的分析和论述。《逢遇篇》将入仕宦的达与不达归结为遇与不遇：
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才高行洁，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进在众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
古人常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贤才常有，但仕宦的机会不常有。生逢其时，仕遇其主，虽才浅德薄也因缘得进；反之，如果生不逢时，所遇非人，即使才高八斗，德比夷齐，也会落拓在野，沉沦下僚。这在缺乏健全的竟争机制时更是如此。不过王充生当光武、明帝、章帝、和帝之世，正是东汉王朝的上升时期，征辟举拔之制，还是比较正常的，似乎谈不上生不逢时的问题，但并不排除其所遇非人的可能。《后汉书》说他“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王充也曾自纪建初初年，中州欠收，充曾上书郡守，主张厉行节俭，以备困乏，但“言不纳用”；时俗嗜酒，充以为酒耗五谷，又有醺酒滋事之忧，奏记郡守：主张“禁酒”，亦不被重视。读书人的看家本领就是建言献策，既然言不纳用，可见他遇到的确实并非知己。
王充在《累害篇》中又提出“累害”说：凡入仕宦有稽留不进，行节有毁伤不全，罪过有累积不除，声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又知（智）非昏，策非味也，连遭外祸，累害之也。
仕宦留滞，行迹诬伤，有罪不除，声名狼狈……这一切并不一定是他本人的过错，很可能是外物的连累和陷害。王充将这些来自外物的毁伤归纳为“三累三害”。何谓三累三害？充说：乡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乡之三累指仕宦之前遇到的麻烦：朋友反目，相为毁伤，一累也；庸才忌妒，毁伤高才，二票也；交游失和，转相攻击，三累也。朝之三害指出佳之后遭受的陷害：竟进者为了有限的职位互相低毁，在长官面前捏造夸大事实，长官又不明察，信纳其言，一害也；同僚爱好不同，清浊异操，“清吏增郁郁之白，举涓涓之言”，名声越来越洁白，见解越来越高明，浊吏自渐形秽，怀恨在心，暗中收集清吏的过失，陷害重罚，二害也；长官亲幸佐吏，佐吏人品不高，提拔邪回之人，对不肯附从的“清正之士”必然心怀不满，在长官面前低毁他，三害也。王充所举的三累三害，生动而具体，恰如自己的切身遭遇。

南门飘雪

泰勒斯
“科学之祖”泰勒斯是古希腊第一个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希腊最早的哲学学派——爱奥尼亚学派的创始人。
爱奥尼亚包括小亚细亚(今属土耳其)西岸中部和爱琴海中部诸岛,公元前1200年到1000年间，希腊部落爱奥尼亚人迁移到此，因此而得名。在那里，商人的统治代替了氏族贵族政治。而商人所具有的强烈活动性，为思想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希腊既没有特殊的祭司阶层，也没有必须遵循的教条，这非常有助于科学和哲学与宗教分离开来。米利都是地中海东岸小亚细亚地区的希腊城邦，位于门德雷斯河口，地居东西方往来的交通要冲，是手工业、航海业和文化的中心。它比希腊其他地区更容易吸收巴比伦、埃及等东方古国累积下来的经验和文化。

泰勒斯生于米利都，他的家庭属于奴隶主贵族阶级，所以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泰勒斯是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他招收学生，建立了学园，创立了米利都学派。他不仅是当时自发唯物主义的代表，同时也是较早的科学启蒙者。

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整个社会还处于愚昧落后的状态，人们对许多自然现象是理解不了的。但是，泰勒斯却总想着探讨自然中的真理。因为他懂得天文和数学，又是人类历史上比较早的科学家，所以，人们称他为“科学之祖”。

泰勒斯早年是一个的商人，曾到过不少东方国家，学习了古巴比仑观测日食月食和测算海上船只距离等知识，了解到腓尼基人英赫·希敦斯基探讨万物组成的原始思想，知道了埃及土地丈量的方法和规则等。他还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在那里学习了数学和天文学知识。以后，他从事政治和工程活动，并研究数学和天文学，晚年转向哲学，他几乎涉猎了当时人类的全部思想和活动领域，获得崇高的声誉，被尊为“希腊七贤之首”，实际上七贤之中，只有他够得上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其余的都是政治家。

观测日食

在天文学方面，泰勒斯作了很多研究，他对太阳的直径进行了测量和计算，结果他宣布太阳的直径约为日道的七百二十分之一。这个数字与现在所测得的太阳直径相差很小。他在计算后得知，按照小熊星航行比按大熊星航行要准确得多，他把这一发现告诉了那些航海的人。通过对日月星辰的观察和研究，他确定了三百六十五天为一年，在当时没有任何天文观察设备的情况下，作出这样的发现是很了不起的。在天文学领域，他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正确的解释了日食的原因，并曾预测了一次日食，制止了一场战争。

当时，米底王国与两河流域下游的迦勒底人联合攻占了亚述的首都尼尼微，亚述的领土被两国瓜分了。米底占有了今伊朗的大部分，准备继续向西扩张，但受到吕底亚王国的顽强抵抗。两国在哈吕斯河一带展开激烈的战斗，接连五年也没有决出胜负。

战争给平民百姓带来了灾难，平民百姓们流离失所。泰勒斯预先推测出某天有日食，便扬言上天反对人世的战争，某日必以日食作警告。当时，没有人相信他。后来果然不出所料，在公元前585年5月28日，当两国的将士们短兵相接时，天突然黑了下来，白昼顿时变成黑夜，交战的双方惊恐万分，于是马上停战和好，后来两国还互通婚姻。

这次战争的结束，当然还有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日食只是起到一个“药引”的作用。不过人们更为关心的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泰勒斯是怎样预知日食的呢？

后人做过种种推测和考证，一般认为是应用了迦勒底人发现的沙罗周期。一个沙罗周期等于223个朔望月，即6585.321124日或18年零11日(若其间有5年闰年则是18年零10日)。日月运行是有周期性的，日月食也有周期。日食一定发生在朔日，假如某个朔日有日食，18年11日之后也是朔日，而日月又大致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因此很有可能发生类似的现象。

不过一个周期之后，日月位置只是近似相同，所以能看见日食的地点和日食的景象都可能有所变化甚至根本不发生日食。泰勒斯大概知道公元前603年5月18日有过日食，所以侥幸猜对。当然关于这件事，还有一些别的说法，没有统一的定论。

测量金字塔的高度

泰勒斯在数学方面划时代的贡献是引入了命题证明的思想。它标志着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从经验上升到理论，这在数学史上是一次不寻常的飞跃。在数学中引入逻辑证明，它的重要意义在于：保证了命题的正确性；揭示各定理之间的内在联系，使数学构成一个严密的体系，为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使数学命题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令人深信不疑。

证明命题是希腊几何学的基本精神，而泰勒斯就是希腊几何学的先驱。他把埃及的地面几何演变成平面几何学，并发现了许多几何学的基本定理，如“直径平分圆周”、“等腰三角形底角相等”、“两直线相交，其对顶角相等”、“对半圆的圆周角是直角”、“相似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等，并将几何学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去。

据说，埃及的大金字塔修成一千多年后，还没有人能够准确的测出它的高度。有不少人作过很多努力，但都没有成功。

一年春天，泰勒斯来到埃及，人们想试探一下他的能力，就问他是否能解决这个难题。泰勒斯很有把握的说可以，但有一个条件——法老必须在场。第二天，法老如约而至，金字塔周围也聚集了不少围观的老百姓。泰勒斯来到金字塔前，阳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地面上。每过一会儿，他就让别人测量他影子的长度，当测量值与他的身高完全吻合时，他立刻在大金字塔在地面的投影处作一记号，然后在丈量金字塔底到投影尖顶的距离。这样，他就报出了金字塔确切的高度。在法老的请求下，他向大家讲解了如何从“影长等于身长”推到“塔影等于塔高”的原理。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相似三角形定理。

水生万物，万物有灵

泰勒斯的哲学观点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水生万物，万物复归于水”，他认为世界本原是水。古希腊七贤每人都有一句特别有名的格言，而他的格言就是：“水是最好的”。

泰勒斯向埃及人学习观察洪水，很有心得。他仔细阅读了尼罗河每年涨退的记录，还亲自查看水退后的现象。他发现每次洪水退后，不但留下肥沃的淤泥，还在淤泥里留下无数微小的胚芽和幼虫。他把这一现象与埃及人原有的关于神造宇宙的神话结合起来，便得出万物由水生成的结论。

对泰勒斯来说，水是世界初始的基本原素。埃及的祭司宣称大地是从海底升上来的，泰勒斯则认为地球就漂在水上。

泰勒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万物有灵。”根据这一学说，连石头也是有灵魂的生物。泰勒斯向他哲学上的对立面毕达哥拉斯反复强调说：整个宇宙都是有生命的，而又正是灵魂才使一切生机盎然。这一说法在当时非常流行。

泰勒斯曾用磁石和琥珀做实验，发现这两种物体对其他物体有吸引力，便认为它们内部有生命力，只是这生命是肉眼看不见的。由此，泰勒斯得出结论：任何一块石头，看上去冰冷坚硬、毫无生气，却也有灵魂蕴涵其中。直到公元前300年，斯多葛派哲学家还用泰勒斯的实验来证实世间万物因有生命而相互吸引。

希腊智慧第一人

泰勒斯是一个商人，可是他不好好经商，不好好赚钱，他老去探索些没用事情，所以他很穷，赚不到钱，他有一点钱就去旅行就花掉了，所以有人说哲学家是那些没用的人，赚不到钱的人，很穷的人。泰勒斯有一年运用他掌握的知识赚了一笔钱，当然这个说法可能有杜撰的意思，他知道那一年雅典人的橄榄会丰收，然后租下了全村所有的榨橄榄的机器，于是乘机抬高垄断了价格就赚了一把钱，以此来证明哲学家，有智慧的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有更乐于追求的东西要去追求，赚钱，如果他想赚的话，他是可以比别人赚得多的，不过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还有一个说法说泰勒斯有一天晚上走在旷野之间，抬头看着星空，满天星斗，可是他预言第二天会下雨，正在他预言会下雨的时候，脚下一个坑，他就掉进那个坑里差点摔了个半死，别人把他救起来，他说谢谢你把我救起来，你知道吗？明天会下雨啊，于是又有个关于哲学家的笑话，哲学家是只知道天上的事情不知道脚下发生什么事情的人。但是两千年以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只有有那些关注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关心眼下脚下的事情，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而泰勒斯就是标志着希腊智慧的第一个人。

泰勒斯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科学家，他无愧于“科学之祖”的称号。

南门飘雪

子思
　　子思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子思，姓孔，名伋，是孔子的孙子。《史记·孔子世家》记子思年六十二，而不详其生卒年。案子思之父孔鲤，死于孔子之前，子思的年代当跟孔子的年代相当。《孔子世家》又说，子思曾困于宋，“子思作《中庸》”。《汉书·艺文志》有“子思二十三篇”，本注云；“名伋。孔子孙，为鲁穆公师”。子思二十三篇久佚。《中庸》为《礼记》所收，流传于世。《孔丛子》记有子思固于宋的细节及子思与鲁穆公的问答，都不一定可信。 《中庸》，司马迁称其为子思作，但不一定是子思一人之作。《中庸》所说“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浅，”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都是秦汉人的口气，当非出于战国时人之手。 《中庸》作者认为，人的贫富穷通、国家的治乱兴衰，都有天命来决定。人的本性能对天命作出正确的反应，表现为行为的准则，这就是道。道是不可须臾离的，如能修养得好，可以与天地相参。他在书中举出几个标准人物，其中有文王、武王和孔子。他说：“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结，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于，富有四海之内，家庙飨之，子孙保之。”这是说文王武王的命好，但同时也离不开“文武之德”，离不开“文王之德之纯”。《中庸》作者特别说到孔子，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涛。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吼子虽没有文武之位，但他在德性上的成就，可以配天地、育万物。这可见《中庸》作者对于存养之功的极力推崇，而对孔子的推崇达到神化的程度。这也反映当时以《中庸》为代表的一些儒者高自标举的心情。 孔子有这样大的成就，而这种成就却是从日常生活中来。《中庸》作者认为，“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的作者又认为，一切成就都是性中事，都是人性所固有，问题在于能不能“尽性”。他极力宣扬“尽性”的重大意义，说；“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依这个观点来说，孔子之为至圣，正是因为他“能尽其性”。《中庸》的作者又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道不远人”，即所谓“率性之谓道”，道并不需他求。如果要“为”道，如务为高远之类，反而离道远了。在这里，《中庸》没有明文说性善，实际是说性善。这是 《中庸》的理论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论点。在思想史上，《中庸》是人性论的创始人，是孟子性善论的先行者。 《中庸》的作者强调素其位而行。他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平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激幸。”这就是说，要按照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作好自己份内的一切活动，要一切要求自己，不要埋怨别人。这是顺从天命而率性，尽性的为法，也是作者企图用以消解矛盾的办法。 孔子罕言命。孔子言性与天道，子贡不得与闻。《中庸》则以言性与天命为重要的内容。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中庸》则说君子之道“质诸鬼神而无疑”，“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对于孔子的继承来说，《中庸》是对于儒学的唯心主义的放大，其间还涂抹了浓厚的神秘色彩。 汉代已有《中庸》的单行本及其解说问世。《汉书·艺文志》著录《中庸说》二篇。南北朝时有宋戴颙《礼记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见于《隋书·经籍志》。以上这些书都已久佚。南宋朱熹以《中庸》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并为之注。元金用朱注《四书》取士。自此以后，《四书》之流传日广，成为学子必读之书，而朱注成为人感性的著作。

《子思》为子思及其门徒所作。子思名孔亻及，字子思，孔子之孙，战国初期思想家，鲁国人。相传子思曾受业于孔子弟子曾子。他一度迁居卫国，又至宋国，晚年才返回鲁国。子思发挥了孔子“中庸”思想并使之系统化，成为自己学说的核心。他宣传儒家“诚”的道德观念，并视之为世界的本原。后孟子受业于他的门人，全盘接受并进一步发挥了他的学说，从而建立了思孟学派。他一生除授徒外，致力于著述。《汉书·艺文志》中即著录其著述23篇，相传《礼记》中之《丧记》、《坊记》也出自他手。南宋咸淳三年（1267）被封为“沂国公”；元至顺二年（1331）被封为“沂国述圣公”；明嘉靖九年（1530）被封为“述圣”。

　　《子思》书自秦代以来已亡失了，但《子思》中的著作散见于《阙里志》、《韩非子》、《马总意林》、《说苑》、《文选注》、《中论》、《吕氏春秋》。《汉书·艺文志》中提到《子思》共23篇，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子思》是由崇川冯云■校刊的《子思》六卷，第一卷《记问》、《杂训》、《居卫》；第二卷《巡狩》、《公仪》、《抗志》；第三卷《补遗》；第四卷《附录》；第五卷《祠墓古迹》；第六卷《世职》。这样，经过校勘的《子思》在形式上依然是完整的、成系统的。

　　《子思》是极富思辨色彩的儒家经典，虽出自子思及其门徒之手，但后人对它有所增损，有所润色。它与孔子的哲学思想体系一脉相承：孔子哲学的出发点，是人道即天道的思维与存在同一性，而它的本源于天道的本体论环节在《子思》中恰恰就表现为天道与人性的一体性，表现为人的中和之道。要而言之，由天道与人性的一体性到中和之道，由中和之道到“诚”的理论，由“诚”的理论到合外内之道，由合外内之道到复归于中和之道的“天地参”，这就是子思用以阐述和发展孔子哲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子思》的思想，我们可以分以下几点具体阐述：

　　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子思所谓的天命，实质上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天道与其必然表现的统一。这是一个纯粹的天道，就其自身的整体性来说，是老子所谓不可再加规定的“一”，而子思则联系它的主宰天地万物的表现作用，而导入一个对它的普遍界说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天命是天道的必然表现作用，这种表现作用作为规律，就是性。自天道以下的一切都在循其性而动之，而表现之，这就是道。在这里，道与天道有相对的区别，后者指天道的主体——物质本体与其表现作用之为规律的统一，前者指天道作为这个统一性，必然循其固有的表现作用（规律）之为性而动，所以性就是它的活动之道。天道循性而动的活动之道，同时也是人、物的活动之道，人、物循性而动，亦即天道在人、物中循性而动。

　　天道作为“一”，不能不表现自己，由此散发而为多种规定，二者的统一便是一个性与其活动之道的统一体。天道的多种规定由此都包含其中了。

　　子思的这个命题，从本体论上阐明了性道一体的普遍性。而这个性道一体的普遍性，内部也有其不同逻辑层次上的区别与联系。

　　二，中和之道。

　　对孔子说，礼作为人行大法，虽然是仁本身的具体大全，但它与行仁的具体情节相联系，便以“克己复礼”为尺度而转化为一个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乃孔门最高之道，它制约人行而指向人对人人关系、人物关系中的一切事物的正确认识和处理。但中庸之道出自人的明德之性，是明德之性作为人性的必然表现。子思从人性上阐发了这种必然表现的心理实质，把中庸之道在更深的层次上归结为一个中和之道。

　　子思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太平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子思的中和之道。

　　他又提出“修道之谓教”。这里所谓“教”，就是实现人的中和之道的根本途径。他认为，把礼法的规范系统化为一种制度系统，作为一种社会伦理制度，加以社会权威化，而成为一种人人必须遵守而不能有所违犯的普遍社会制约性，这就是人类最主要的“修道”。在此基础上随之而来的派生“修道”环节便是：第一，设立社会机制从政治上集中体现社会伦理制度；第二，辅之以各种形式的体现人的社会遗传的教育制度。

　　所有这些以礼法的规范系统的制度化、社会权威化为基础的“修道”环节的总和，其作用是对社会成员进行礼义上的社会制约和教化，这就是“修道之谓教”的教。人只有在这种社会制约和教化中，才能通过实践逐渐克服其情发而不中节的非和，达到情发而中节的达道一和，亦即达到中与和的对立统一。这是一个人在其社会属性中承受其社会制约和教化的过程，它对儒家哲学，同时也是一个“致和格物”、修身正心的过程，是一个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为仁”的自我完善过程。

　　三，至诚之道。

　　子思说：“诚者，天下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如果人心全为其明德之性作为人性亦即真实无妄的所充溢，人性或理性通往真理的思维规律便能所向无碍、畅通无阻地起作用，这便是一个至诚的实在性。达到这一点，人心便完全成了一个理性以感性为中介而与存在的同一性，因而它能洞察人伦之道和一切事物的规律。这便是无须’修身正心”的“有为”而能无为无不为的一个实在性，这样的人便是孔子所说的“不断而得，从容中道”的天生圣人。子思认为，圣人之心，至诚如一，具有由诚而明，亦即由性而明的全德。

　　四，合外内之道。

　　子思说：“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合外内之道，是一个人性的理性规律与客观存在规律的主客统一性，二者在其统一性中是一个见之于人性的道，所以人据此因时而发之，便无不中道而理当。天道是一个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体，它的整个属人环节，也必须是这样一个主客统一体。这种观点的展开，必然是一种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物质论和万物有灵论。

　　子思的思想有形而上学的若干特色，但也有辩证的思维。

　　中和之道从反对矛盾转化的立场出发，重视对立间的相互依存，重视（并极端夸大）同一性在矛盾发展中的作用。它所推崇的中，即是哲学上所说的同一性，是辩证法的一个片段。明末哲学家方以智用“交”这个概念表述对立面的同一性，他认为“两间无不交，无不二而一”，“交者，合二而一”（《东西均·三征》）。方以智说：“子思辟天荒以千古相传不可言之中，恐堕?洋，忽创‘喜怒哀乐之未发’一语当之，而又创出中和之节，则明示未发之中即和合于己发之中矣”。（同上）。“合二为一”与中和之道思想的联系是十分清楚的。

　　《子思》极力强调主观努力的意义，它的名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就是儒学传统中大量保福避祸方案的哲学概括。我们应当承认，儒、道、法各家的发展观，对于辩证法各有所见，亦各有所未见。对中庸之道的阻止转化、固循守回、反对变革的倾向加以否定是完全必要的，这种否定不应当妨碍我们肯定其对矛盾同一性的正确认识，正如肯定法家对矛盾斗争性的犀利洞察不应当妨碍否定其抹煞矛盾同一性的观点一样。

　　中庸之道反对“过”与“不及”，主张“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在哲学上，还具有从量去找出与确定矛盾的质的规定性的意义，这个思想也符合辩证思维。

　　不少人认为中国人是缺少思辨精神的。而我们从《子思》中可以驳斥这个观点。可惜的是，《子思》在秦代遭到了被禁毁的厄运，使之面目全非，我们只能从零星的著录中寻求它的光芒。秦王朝统一六国，实行专制统治。为巩固政治专制，秦始皇采取臣下建议，进行“焚书坑儒”。下令除“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子思》作为儒家经典，其被焚命运在所难免。在我国现代的“五四”时期，中国的建设者们高扬“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儒家学说再一次被打倒推翻。它的不分青红皂白再次被扼杀的命运是我们现代人的悲哀。以《子思》为例，书中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与思想依然值得我们借鉴、学习。我们从总体上来把握《子思》，以为它的“天人合一”思想既有科学的光辉，也有民主的光芒。

　　“天人合一”是儒学的大一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原理，掌握了天人合一，也就掌握了《子思》的基本精神，也就掌握了中国儒学的精神。

　　“天人合一”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天道作为人世间的公理，它是由人去把握支配的。人可以并且应该在客观规律面前充分发挥主动性，做世界的主人。而“天人合一”从美学意义上讲，它追求的是一种和谐美。只有人与人和谐、人与物和谐，才能达到乾坤运转的整体和谐。反之，则是混沌无序，则是人妖颠倒，则是纷争、动荡，一团乱麻。社会不进步，人类不得安宁，失去安定和团结，也就失去了发展的机运。除了倒退，别无其他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平民百姓所最不愿看到的。

　　要追求并力争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关键还是在人，在人心，在人性。于是这又回到了仁与义、人的本性抑或说人的道德修养上来了。因此，以仁为本，从善如流，德行统一，允执其中，仍然是我们不可悖离的宗旨。应该说，这些就是《子思》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南门飘雪

毕达哥拉斯

万物皆数—毕达哥拉斯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和他的学派 泰勒斯(Thales)在哲学上有个对立面，这个人就是首先提出物质运动应该符合数学规律的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80年？～公元前500年？)。 公元前580年，毕达哥拉斯出生在米里都附近的萨摩斯岛(今希腊东部的小岛)——爱奥尼亚群岛的主要岛屿城市之一，此时群岛正处于极盛时期，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远远领先于希腊本土的各个城邦。 毕达哥拉斯的父亲是一个富商，九岁时被父亲送到提尔，在闪族叙利亚学者那里学习，在这里他接触了东方的宗教和文化。以后他又多次随父亲作商务旅行到小亚细亚。 公元前551年，毕达哥拉斯来到米利都、得洛斯等地，拜访了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菲尔库德斯，并成为了他们的学生。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萨摩斯的诗人克莱非洛斯那里学习了诗歌和音乐。 公元前550年，30岁的毕达哥拉斯因宣传理性神学，穿东方人服装，蓄上头发从而引起当地人的反感，从此萨摩斯人一直对毕达哥拉斯有成见，认为他标新立异，鼓吹邪说。毕达哥拉斯被迫于公元前535年离家前往埃及，途中他在腓尼基各沿海城市停留，学习当地神话和宗教，并在提尔一神庙中静修。 抵达埃及后，国王阿马西斯推荐他入神庙学习。从公元前535年到公元前525年这十年中，毕达哥拉斯学习了象形文字和埃及神话历史和宗教，并宣传希腊哲学，受到许多希腊人尊敬，有不少人投到他的门下求学。 毕达哥拉斯在49岁时返回家乡萨摩斯，开始讲学并开办学校，但是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成效。公元前520年左右，为了摆脱当时君主的暴政，他与母亲和唯一的一个门徒离开萨摩斯，移居西西里岛，后来定居在克罗托内。在那里他广收门徒，建立了一个宗教、政治、学术合一的团体。 他的演讲吸引了各阶层的人士，很多上层社会的人士来参加演讲会。按当时的风俗，妇女是被禁止出席公开的会议的，毕达哥拉斯打破了这个成规，允许她们也来听讲。热心的听众中就有他后来的妻子西雅娜，她年轻漂亮，曾给他写过传记，可惜已经失传了。 毕达哥拉斯在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属地克劳东成立了一个秘密结社，这个社团里有男有女，地位一律平等，一切财产都归公有。社团的组织纪律很严密，甚至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每个学员都要在学术上达到一定的水平，加入组织还要经历一系列神秘的仪式，以求达到“心灵的净化”。 他们要接受长期的训练和考核，遵守很多的规范和戒律，并且宣誓永不泄露学派的秘密和学说。他们相信依靠数学可使灵魂升华，与上帝融为一体，万物都包含数，甚至万物都是数，上帝通过数来统治宇宙。这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和其他教派的主要区别。 学派的成员有着共同的哲学信仰和政治理想，他们吃着简单的食物，进行着严格的训练。学派的教义鼓励人们自制、节欲、纯洁、服从。他们开始在大希腊(今意大利南部一带)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也因此引起了敌对派的嫉恨。 后来他们受到民主运动的冲击，社团在克罗托内的活动场所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毕达哥拉斯被迫移居他林敦(今意大利南部塔兰托)，并于公元前500年去世，享年80岁。许多门徒逃回希腊本土，在弗利奥斯重新建立据点，另一些人到了塔兰托，继续进行数学哲学研究，以及政治方面的活动，直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毕达哥拉斯学派持续繁荣了两个世纪之久。 “万物皆数” 最早把数的概念提到突出地位的是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很重视数学，企图用数来解释一切。宣称数是宇宙万物的本原，研究数学的目的并不在于使用而是为了探索自然的奥秘。他们从五个苹果、五个手指等事物中抽象出了五这个数。这在今天看来很平常的事，但在当时的哲学和实用数学界，这算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实用数学方面，它使得算术成为可能。在哲学方面，这个发现促使人们相信数是构成实物世界的基础。 毕达哥拉斯本人以发现勾股定理(西方称毕达哥拉斯定理)著称于世。这定理早已为巴比伦人和中国人所知，不过最早的证明大概可归功于毕达哥拉斯。他是用演绎法证明了直角三角形斜边平方等于两直角边平方之和，即毕达哥拉斯定理(勾股定理)。 毕达哥拉斯对数论作了许多研究，将自然数区分为奇数、偶数、素数、完全数、平方数、三角数和五角数等。在毕达哥拉斯派看来，数为宇宙提供了一个概念模型，数量和形状决定一切自然物体的形式，数不但有量的多寡，而且也具有几何形状。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把数理解为自然物体的形式和形象，是一切事物的总根源。因为有了数，才有几何学上的点，有了点才有线面和立体，有了立体才有火、气、水、土这四种元素，从而构成万物，所以数在物之先。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规律都是由数决定的，都必须服从“数的和谐”，即服从数的关系。 毕达哥拉斯还通过说明数和物理现象间的联系，来进一步证明自己的理论。他曾证明用三条弦发出某一个乐音，以及它的第五度音和第八度音时，这三条弦的长度之比为6:4:3。他从球形是最完美几何体的观点出发，认为大地是球形的，提出了太阳、月亮和行星作均匀圆运动的思想。他还认为十是最完美的数，所以天上运动的发光体必然有十个。 他还有一套这样的理论：地球沿着一个球面围绕着空间一个固定点处的“中央火”转动，另一侧有一个“对地星”与之平衡。这个“中央火”是宇宙的祭坛，是人永远也看不见的。这十个天体到中央火之间的距离，同音节之间的音程具有同样的比例关系，以保证星球的和谐，从而奏出天体的音乐。 他同时任意地把非物质的、抽象的数夸大为宇宙的本原，认为“万物皆数”，“数是万物的本质”，是“存在由之构成的原则”，而整个宇宙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的体系。毕达哥拉斯将数神秘化，说数是众神之母，是普遍的始原，是自然界中对立性和否定性的原则。 毕达哥拉斯得到的伦理观 在早年的治学时期，毕达哥拉斯经常到各地演讲，以向人们阐明经过他深思熟虑的见解，除了“数是万物之原”的主题外，他还常常谈起有关道德伦理的问题。 他对议事厅的权贵们说，“一定要公正。不公正，就破坏了秩序，破坏了和谐，这是最大的恶。起誓是很严重的行为，不到关键时刻不要随便起誓，可是每个官员应能立下保证，保证自己不说谎话。” 在谈到治家时，他认为对儿女的爱是不能指望有回报的，但做父亲的应当努力用自己的言行去获得子女由衷的敬爱。父母的爱是神圣的，作子女的应当珍惜。子女应是父母的朋友，兄弟姐妹之间也应该彼此互敬互爱。当提到夫妻关系时，他说彼此尊重是最重要的，双方都应忠实于配偶。 他谈到过自律的问题。他说，自律是对人个性的一种考验，对儿童、少年、老人、妇女来说，能自律是一种美德，但对年轻人来说，则是必要。自律使你身体健康，心灵洁净，意志坚强。毕达哥拉斯从如何培养自律讲到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人的自律只能在理性和知识的指导下才能培养起来，而知识只能通过教育才能获得，所以教育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他形象的描述了教育的特性：“你能通过学习从别人那里获得知识，但教授你的人却不会因此失去了知识。这就是教育的特性。世界上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好的禀赋可以从遗传中获得，如健康的身体，娇好的容颜，勇武的个性；有的东西很宝贵，但一经授予他人就不再归你所有，如财富，如权力。而比这一切都宝贵的是知识，只要你努力学习，你就能得到而又不会损害他人，并可能改变你的天性。” 瑕不掩瑜 诚然，作为一种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学派的科学探索无法找到正确的方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给后来的自然哲学以及科学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但是，这些失误，并不能掩盖毕达哥拉斯在自然科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列宁告诉我们，毕达哥拉斯是“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之类幻想间的一种联系”。

不三不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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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赐
端木赐

　　宇子贡，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且列言语科之优异者。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卫两国之相。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斤。为孔子弟子中首富。
　　司马迁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子贡这个人物所费笔墨最多，其传记就篇幅而言在孔门众弟子中是最长的。这个现象说明，在司马迁眼中，子贡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物。我们循着司马迁的这个思路，再细细阅读《论语》等书，便可看出子贡这个人物非同寻常。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是孔门弟子中无人所能企及的：他学绩优异，文化修养丰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财经商能力高超。在孔门弟子中，子贡是把学和行结合得最好的一位。

　　子贡学绩上的优异，首先体现在他的“言语”水平的高超上。《论语·先进》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可见子贡是“言语”方面的优异者，也就是说子贡在说话技巧、演讲技能上有独到之处。据《左传》等史书可知，在孔子那个时代，外交礼宾人员的语言训练主要取之于《诗》，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习尚。孔子也曾说：“不学《诗》，无以言”⒄，《诗》已成为当时语言训练的主要教本。《诗》就是后来成为“六经”之一的《诗经》。在《诗》的学习中，孔子不仅要求学子们搞通弄懂《诗》的本来意义，而且要求他们能对《诗》“活学活用”，在外交礼宾场合能顺手拈来以达己意，而这，没有相当的灵活性和敏锐性是难以做到的。在孔子的门徒中，子贡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论语·学而》曾记载孔子、子贡师徒二人对答，子贡灵活运用《诗经·卫风·淇奥》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来回答老师提问的情形。孔子认为子贡的回答十分贴切，“断章取义”恰到好处，故而称赞子贡：“始可与言《诗》已矣”，而且说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认为他对该诗的理解达到了心领神会的地步。在《论语》中给予弟子“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样高度评价的还有另一位，那就是子夏，而子夏是“文学”上的优异者，这说明子贡不仅在“言语”上极为优异，即使在“文学”方面也毫不逊色于子游、子夏之徒。’《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说：“子贡利口巧辩，孔子常黜其辩”，看来师徒二人经常争辩一些问题。使子贡在“言语”方面才能大加发挥的当属他赴齐、吴、越、晋四国的穿梭外交活动了。在这次外交活动中，子贡充分发挥自己的演说才能，引祸水于他人，使得四国国君对他的利害分析深信不疑，并纷纷采纳他的主张。《史记·仲尼弟子传列》载：“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子贡高超的演说技能和外交能力也在此次外交活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论语》仅说子贡在“言语”方面优异，这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人们对子贡在其它方面的卓越才能的认识。其实仅就“政事”方面的业绩而言，他也决不逊色于子路、冉求等人(此二人都是“政事”方面的优异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谓子贡“常相鲁、卫”。他的老师孔子也认为子贡有非凡的政治才能。《论语·雍也》曾记载季康子问孔子子路、子贡、冉求是否可以从政，孔子回答说三人皆可从政，但孔于却分别道出三人之优点各不相同：“由(子路)也果”、“赐(子贡)也达”、“求(冉求)也艺”。从孔子列举的三个优点看，我们觉得子贡的优点——“达”，似乎更是从政者不可或缺的。所谓“达”就是通达事理，试想一个从政的人如果能够“通达事理”，他就会高屋建瓴，从宏观上把握问题的全局和整体，而不会为繁琐的细枝末节所迷障，这样的人肯定会把政事处理得有条不紊。而子路的“果”(果断)、冉求的“艺”(多才多艺)，都不过是从政必需之一端，他们同子贡的“达”相比应该说是低了一个档次。正因为子贡通达事理，又有杰出的“言语”才能，所以他才会被鲁、卫等国聘为相辅。正因为他有政治才能，他才会在出使齐、吴、越、晋四国的外交活动中得心应手，获得圆满成功。

　　子贡不仅在学业、政绩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而且他在理财经商上还有着卓越的天赋。《论语·先进》载孔子之言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意思是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穷得丁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且每每猜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这里的“废举”是指贱买贵卖⒅。“转货”是指“随时转货以殖其资⒆，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以成巨富。由于子贡在经商上大获成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的笔墨对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

　　子贡在学问、政绩、理财经商等方面的卓越表现有目共睹，有耳共闻，故其名声地位雀跃直上，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孔子。当时鲁国的大夫孙武就公开在朝廷说：“子贡贤于仲尼”⒇。鲁国的另一大臣子服景伯把叔孙武叔的话转告了子贡，但子贡谦逊地说：“譬诸宫墙，赐(子贡)之墙也及肩；窥见家室之好。夫子(孔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手之云，不亦宜乎?”⒇意思是说：自己的那点学问本领好比矮墙里面的房屋，谁都能看得见，但孔子的学问本领则好比数仞高墙里面的宗庙景观，不得其门而入不得见，何况能寻得其门的又很少，正因如此，诸位才有这样不正确的看法。当时鲁国的另一个大臣陈子禽听到子贡的这通解释不以为然，他说：“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⒇”意谓你不过是谦恭罢了，难道仲尼真的比你强吗? 总之，所有这些对子贡的赞誉并非空穴来风，它说明子贡在当时的名声、地位和影响，确实已不在他的老师孔子之下。司马迁作为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他在《史记》中甚至认为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布满天下，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贡推动的缘故。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写道：“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乎?”孔子得“执”子贡而“益彰”实是不刊之论。试想子贡当年“常相鲁、卫”，出使列国，各国待之以上宾，其地位显赫一时，而且他又有一副伶牙利齿；每到一处在完成使命之后，每每要附带宣讲其老师的一套理论和主张，尽管孔子的那些理论主张有的与时代相李扦格，但看在子贡的面上，总要听一听，这在客观上就推销了孔子。孔子的儒学成为显学，孔于的名声布满天下，实与得“执”于贡这位高足弟子有关。司马迁对此看得很准。

　　尽管子贡有着多方面的建树与成就，但他在孔子面前却表现得非常谦。《论语·公冶长》记孔子问子贡：“汝与回也孰愈(谁更强些)?”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子贡对此是深知的，但孔子偏偏向子贡提这样的问题。子贡相当有涵养，他说：“赐也何敢望回? 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其实到底子贡与颜回哪个强，世人有目共睹。子贡与颜回比，就政事言，颜回要交白卷；就生存能力言，颜回连生计也几乎维持不下去，《论语》说他“屡空”，看来断炊的事情亦经常发生，而子贡却是“家累千金”；论彰扬其师之美名，颜回更没有子贡那样的巨大能量。至于孔子遇危难、遭险恶时，子贡总能挺身而出，显其大智大勇。《史记·孔子世家》曾载孔子困陈、蔡，绝粮，情形十分危急，而当时孔子门徒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是“子贡使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凡此种种，不说颜回，即令三干弟子，哪个能与子贡相匹敌、论高低，孔子对子贡这样一个学绩优异、政绩沛然，经商能力卓异的弟子竟以为他不如颜回，这实在令人费解!看来即使聪明若孔子者，也有昧暗不明的时候。史实足以证明，子贡是孔门弟子中之最杰出者。

　　端木赐死于齐国。死后至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封其为“黎侯”；宋大中符二年（公元1009年）加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端木子”。

南门飘雪

福柯
米歇尔·福柯——生平与著作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26日出生于法国维艾纳省省会普瓦捷，这是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宁静小城。他父亲是该城一位受人尊敬的外科医生，母亲也是外科医生的女儿。福柯在普瓦捷完成了小学和中学教育，1945年，他离开家乡前往巴黎参加法国高等师范学校入学考试，并于1946年顺利进入高师学习哲学。1951年通过大中学教师资格会考后，他在梯也尔基金会资助下做了1年研究工作，1952年受聘为里尔大学助教。

早在高师期间，福柯即表现出对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极大兴趣，恰好他父母的一位世交雅克琳娜·维尔道（Jacqueline Verdeaus）就是心理学家，而雅克琳娜的丈夫乔治·维尔道则是法国精神分析学大师雅克·拉康的学生。因此，在维尔道夫妇的影响下，福柯对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学习，并与雅克琳娜一道翻译了瑞士精神病学家宾斯万格尔（Ludwig Binswanger）的著作《梦与存在》。书成之后，福柯应雅克琳娜之请为法文本做序，并在1953年复活节之前草就一篇长度超过正文的序言。在这篇长文中，他日后光彩夺目的写作风格已经初露端倪。1954年，这本罕见的序言长过正文的译作由德克雷·德·布鲁沃出版社出版，收入《人类学著作和研究》丛书。同年，福柯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专著《精神病与人格》，收入《哲学入门》丛书，由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福柯后来对这部著作加以否定，认为它不成熟，因此，1962年再版时这本书几乎面目全非。

1955年8月，在著名神话学家乔治·杜梅泽尔（Georges Dumezil）的大力推荐下，福柯被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聘为法语教师。在瑞典期间，福柯还兼任法国外交部设立的“法国之家”主任，因此，教学之外，他花了大量时间用于组织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在瑞典的3年时间里，福柯开始动手撰写博士论文。得益于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大批16世纪以来的医学史档案、书信和各种善本图书，也得益于杜梅泽尔的不断督促和帮助，当福柯离开瑞典时《疯癫与非理智——古典时期的疯癫史》已经基本完成。

1958年，由于感到教学和工作负担过重对，福柯提出辞职，并于6月间回到巴黎。两个月后，还是在杜梅泽尔的帮助下，同时也因为福柯在瑞典期间表现的出色组织能力，他被法国外交部任命为设在华沙大学内的法国文化中心主任。这年10月，福柯到达波兰，不过他并没有在那儿待太久，原因倒也富于戏剧性：他中了波兰情报机关的美男记。福柯从很早时候起就是同性恋，对此他倒不加掩饰，就个人生活而言，这位老兄显然够得上“风流”的美名。然而50年代正是东西方冷战正酣之时，两方都在挖空心思的相互刺探。恰恰在1959年，法国驻波兰大使馆文化参赞告假，大使本已有心提拔福柯，便一面让他代行参赞职务，一面行文报请正式任命。所以波兰情报机构乘虚而入，风流成性的年轻哲学家合当中计。

离开波兰后，福柯继续他的海外之旅，这一次是目的地是汉堡，仍然是法国文化中心主任。1960年2月，福柯在德国最终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这是一本在厚度和深度上都同样令人匝舌的大书：全书包括附录和参考书目长达943页，考察了自17世纪以来疯癫和精神病观念的流变，详尽梳理了在造型艺术、文学和哲学中体现的疯癫形象形成、转变的过程及其对现代人的意义。按照惯例，申请国家博士学位的应该提交一篇主论文和一篇副论文，福柯因此决定翻译康德的《实用人类学》并以一篇导言作为副论文，虽然这一导言从来没有出版，但福柯研究者们发现，他后来成熟并反映于《词与物》、《知识考古学》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和思想，在这篇论文中其实已经形成。

应福柯之请，他以前在亨利四世中学的哲学老师，时任巴黎高师校长的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欣然同意作副论文的“研究导师”，并推荐著名科学史家、时为巴黎大学哲学系主任的乔治·冈奎莱姆（Georges Conguilhem）担任他的主论文导师。后者对《疯癫史》赞誉有加，并为他写了如下评语“人们会看到这项研究的价值所在，鉴于福柯先生一直关注自文艺复兴时期至今精神病在造型艺术、文学和哲学中反映出来的向现代人提供的多种用途；鉴于他时而理顺、时而又搞乱纷杂的阿莉阿德尼线团，他的论文融分析和综合于一炉，它的严谨，虽然读起来不那么轻松，但却不失睿智之作……因此，我深信福柯先生的研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1] 1961年5月20日，福柯顺利通过答辩，获得文学博士学位。这篇论文也被评为当年哲学学科的最优秀论文，并颁发给作者一枚铜牌。

词与物书影

福柯画像

还在福柯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以前，克莱蒙－费朗大学哲学系新任系主任维也曼在读完《疯癫史》手稿后，即致函尚远在汉堡的作者，希望延聘他为教授。福柯欣然接受，并于1960年10月就任代理教授，1962年5月1日，克莱蒙-费朗大学正式升任福柯为哲学系正教授。在整个60年代，福柯的知名度随着他著作和评论文章的发表而急剧上升：1963年《雷蒙·鲁塞尔》和《临床医学的诞生》，1964年《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以及1966年引起极大反响的《词与物》。

这部著作力图构建一种“人文科学考古学”，它“旨在测定在西方文化中，人的探索从何时开始，作为知识对象的人何时出现。” [1] 福柯使用“知识型”这一新术语指称特定时期知识产生、运动以及表达的深层框架。通过对文艺复兴以来知识型转变流动的考察，福柯指出，在各个时期的知识型之间存在深层断裂。此外，由于语言学具有解构流淌于所有人文学科中语言的特殊功能，因此在人文科学研究中，语言学都处于一个十分特殊的位置：透过对语言的研究，知识型从深藏之处显现出来。这本书“妙语连珠，深奥晦涩，充满智慧” [1]，然而就是这样一本十足的学术论著，甫经出版即成为供不应求的畅销书：第一版由法国最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于1966年10月出版，印了3500册，年底即告售磬，次年6月再版5000册，7月：3000，9月：3500，11月：3500；67年3月：4000，11月：5000……，据说到80年代为止，《词与物》仅在法国就印刷了逾10万册。对这本书的评价也同样戏剧，评论意见几乎截然二分，不是大加称颂，就是愤然声讨，两造的领军人物也个个了得：被誉为“知识分子良心”的大哲学家萨特声称这本书“要建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即资产阶级所能修筑的抵御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道堤坝”，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杂志也连续发表批驳文章；不过更有意思的是，这一次，天主教派的知识分子们同似乎该不共戴天的共产党人们站到了同一条战线里：虽然进攻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在反对这一点上，两派倒是心有期期。但福柯这一方的阵容也毫不逊色：冈奎莱姆拍案而起，他于1967年发表长文痛斥“萨特一伙”对《词与物》的指责，并指出争论的焦点其实并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于福柯所开创的是一条崭新的思想系谱之路，这恰恰又是固守“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的萨特等所不愿意看到并乐意加以铲除的。

不管怎样，《词与物》为福柯带来了巨大声望。不久，福柯又一次离开了法国，前往突尼斯大学就任哲学教授。福柯在突尼斯度过了1968年5月运动的风潮。这是一个“革命”的口号和行动时期遍及欧洲乃至世界的时期，突尼斯爆发了一系列学生运动，福柯投身于其中，发挥了相当的影响。此后，他的身影和名字也一再出现于法国国内一次又一次的游行、抗议和请愿书中。

68年5月事件促使法国教育行政当局反思旧大学制度的缺陷，并开始策划改革之法。作为实验，1968年10月间，新任教育部长艾德加·富尔决定在巴黎市郊的万森森林兴建一座新大学，它将拥有充分的自由来实验各种有关大学教育体制改革的新想法。福柯被任命为新学校的哲学系主任。但是，万森很快就陷入无休止的学生罢课、与警察的临街对峙乃至火爆冲突中，福柯的哲学系也在极左派的吵嚷声中成为动乱根源。在万森两年，是使福柯感到筋疲力尽的两年。

1972年12月2日，对福柯来讲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这一天，他走上了法兰西学院高高的讲坛，正式就任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进入法兰西学院意味着达学术地位的颠峰：这是法国大学机构的“圣殿中的圣殿”。

70年代的福柯积极致力于各种社会运动，他运用自己的声望支持旨在改善犯人人权状况的运动，并亲自发起“监狱情报组”以收集整理监狱制度日常运做的详细过程；他在维护移民和难民权益的请愿书上签名；与萨特一起出席声援监狱暴动犯人的抗议游行；冒着危险前往西班牙抗议独裁者佛朗哥对政治犯的死刑判决……。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他深入思考权力的深层结构及由此而来的监禁、惩戒过程的运作问题。这些思考构成了他70年代最重要一本著作的全部主题——《规训与惩罚》。

福柯的最后一部著作《性史》的第一卷《求知意志》在1976年12月出版，这部作品的目的是要探究性观念在历史中的变迁和发展。福柯对这部性的观念史寄予厚望，并以务求完美的态度加以雕琢，大纲和草稿改了一遍又一遍，以至最终文本与最初计划相差甚大。这又是一部巨著，按照福柯最后的安排，全书分为四卷，分别为《求知遗志》、《快感的享用》、《自我的呵护》、《肉欲的告赎》。可惜的是，作者永远也看不到它出齐了，1984年6月25日，福柯因艾滋病在巴黎萨勒贝蒂尔医院病逝，终年58岁。

福柯的死使法国上下震惊。共和国总理和教育部长称“福柯之死夺走了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凡是想理解20世纪后期现代性的人，都需要考虑福柯。”《世界报》、《解放报》、《晨报》、《新观察家》等报刊相继刊发大量纪念文章。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也纷纷发表纪念文字：年鉴学派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称“法国失去了一位当代最光彩夺目的思想家，一位最慷慨大度的知识分子”；乔治·杜梅泽尔的纪念文章感人肺腑，老人老泪纵横的谈到以前常说的话“我去世时，米歇尔会给我写讣告。”然而，事实无情，颠倒的预言更加使人悲从心来：“米歇尔·福柯弃我而去，使我感到失去很多东西，不仅失去了生活的色彩也失去了生活的内容。”

米歇尔·福柯（1926-1984）

6月29日上午，福柯的师长和亲友在医院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仪式上，由福柯的学生，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宣读悼文，这段话选自福柯最后的著作《快感的享用》，恰足以概括福柯终身追求和奋斗的历程，我也就用这段话来结束这篇为纪念福柯逝世18周年而做的短文吧：

“至于说是什么激发着我，这个问题很简单。我希望在某些人看来这一简单答案本身就足够了。这个答案就是好奇心，这是指任何情况下都值得我们带一点固执地听从其驱使得好奇心：它不是那种竭力吸收供人认识的东西的好奇心，而是那种能使我们超越自我的好奇心。说穿了，对知识的热情，如果仅仅导致某种程度的学识的增长，而不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尽可能使求知者偏离自我的话，那这种热情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在人生中：如果人们进一步观察和思考，有些时候就绝对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了解人能否采取与自己原有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方式思考，能否采取与自己原有的观察方式不同的方式感知。……今天的哲学——我是指哲学活动——如果不是思想对自己的批判工作，那又是什么呢？如果它不是致力于认识如何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思维，而是证明已经知道的东西，那么它有什么意义呢？”

南门飘雪

慧能

慧能，是中国禅宗的第六祖。俗姓卢，先世河北范阳（今涿县）人，其父谪官至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县东），唐贞观十二年（６３８）生慧能，遂为广东新州人。慧能幼年丧父，后移南海，家境贫困，靠卖柴养母。有一天，能在市中，闻客店有人诵《金刚经》，颇有领会，便问此经何处得来，客人告以从黄梅东冯茂山弘忍禅师受持此经。他因之有寻师之志。咸亨初（６７０），他把母亲安顿后，即北行。到了韶州曹溪，遇村人刘志略，引其出家之姑无尽藏尼，持《涅盘经》来问字。慧能说：我虽不识字，但还了解其义。尼说：既不识字，如何解义？慧能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尼闻其言，深为惊异，遂告乡里耆老，竞来礼敬，即请慧能居于当地宝林古寺，称他为卢行者。 慧能在宝林寺住了不久，又至乐昌西石窟，从智远禅师学禅，智远劝他到黄梅东禅寺（寺在黄梅双峰之东，亦称东山）去从弘忍受学。慧能于咸亨三年（６７２）到了黄梅东山，弘忍见着他即问：居士从何处来，欲求何物？慧能说：弟子是岭南人，唯求作佛！弘忍说：你是岭南人，又是獦獠（当时中原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如何堪作佛？！慧能说：人有南北，佛性岂有南北？和尚佛性与獦獠佛性无别；和尚能作佛，弟子当能作佛。弘忍遂命他随众劳动，在碓房舂米。 慧能在碓房间踏碓八个月，当时东山禅众达七百人。相传弘忍有一天为了考验大众禅解的浅深，准备付以衣法，命各人作偈呈验。时神秀为众中上座，即作一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一时传诵全寺。弘忍看后对大众说：后世如能依此修行，亦得胜果，并劝大众诵之。慧能在碓房间，闻僧诵这一偈，以为还不究竟，便改作一偈，请人写在壁上。偈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这句是较通行的记载，敦煌本《坛经》此句作「佛性本清净」），何处惹尘埃！」众见此偈，皆甚惊异。弘忍见了，即于夜间，召慧能试以禅学造诣，传与衣钵，并即送他往九江渡口。临别又叮嘱他南去暂作隐晦，待时行化。因此慧能回到广东曹溪后，隐遁于四会、怀集（今广西怀集县）二县间，过了十余年，至广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师讲《涅盘经》，因有二僧辩论风幡，一个说风动，一个说幡动，争论不已。慧能便插口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你们的心动！大家听了很为诧异。印宗便延他至上席，请问深义，慧能回答，言简理当。印宗便问：久闻黄梅衣法南来，莫非就是行者？慧能便出示衣钵，印宗欢喜赞叹，即集众就法性寺菩提树下为慧能剃发。又请名德智光律师等为他授具足戒（按法性寺即今广州光孝寺。寺中有六祖瘗发塔、菩提树、风幡堂、六祖殿诸古迹）。两月后，慧能即于寺中菩提树下，为大众开示禅门，说般若波罗蜜法。 不久，慧能辞众归曹溪宝林寺，印宗与道俗千余人相送。那时，韶州刺史韦璩仰其道风，率同僚入山请慧能入城，于大梵寺讲堂为众说法，兼授无相戒。僧尼道俗集者千余人，门人法海编录其法语，又加入后来的法语，即世所行《法宝坛经》（今世流通的《法宝坛经》有四本：一、敦煌本，二、惠昕本，三、德异本，四、宗宝本。参照本书「法宝坛经」条）。从此以后，慧能在曹溪宝林寺说法三十余年。其间，中宗曾请慧安、神秀二师于宫中供养，并问禅法。二师皆说：南方有能禅师，密受忍大师衣法，可就彼问。神龙元年（７０５），中宗即遣内侍薛简往曹溪召他入京。他以久处山林，年迈风疾，辞却不去。薛简恳请说法，将记录带回报命。中宗因赠摩纳袈裟一领及绢五百匹以为供养。并命改称宝林为中兴寺，由韶州刺史重修，又给予法泉寺额，并以慧能新州故宅为国恩寺。延和元年（７１２）慧能回至新州小住，命门人建报恩塔。先天二年（７１３）圆寂于新州国恩寺，世寿七十六。弟子等就在那一年迎其遗体归曹溪。宪宗时（８０６—８２０）赠以大鉴禅师谥号，柳州刺史柳宗元为撰《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碑并序》。元和十年（８１５）刘禹锡因曹溪僧道琳之请，又撰《曹溪大师第二碑》。从达磨六传而至慧能，故一般称他为六祖大师。 慧能的遗体未坏，弟子方辩裹纻涂漆于其上，形像生动逼真，现存于广东曹溪南华寺（即古代的宝林寺）。 中国禅宗从达摩始百余年间皆以《楞伽经》相印证，故亦称为楞伽宗。达摩的三传弟子道信开始兼以《金刚》等经为典据，到了慧能即以文句简单的《金刚经》义代替了《楞伽经》，其目的在于摆脱名相烦琐的思想束缚，而单刀直入求得开悟。 慧能本与神秀上座同为五祖弘忍门下。但因对参禅的体悟不同，后来遂分为南北二宗。北宗禅法多弘传于北方贵族阶层，南宗初行于岭南一带。后由慧能弟子神会于开元十八年（７３０）在洛阳定南北宗是非大会上，极力批评北宗禅为「师承是旁，法门是渐」，影响所及，北宗的势力遂逐渐衰退。 慧能的禅学思想，见于其弟子法海集记的《法宝坛经》。此经后来曾被神会系一度改编作为传宗的典据，故其中夹杂后后之说，但大体上还可见到慧能主张是舍离文字义解，而直澈心源。他说这种境界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又说：心量广大，遍周法界，去来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 慧能的禅法以定慧为本。他以为定是慧体，慧是定用，犹如灯光，有灯即有光，灯是光之体，这是所谓定慧一体观。他又认为觉性本有，烦恼本无。直接契证觉性，便是顿悟。他说自心既不攀缘善恶，也不可沉空守寂，即须广学多闻，识自本心，达诸佛理。因此，他并不以静坐敛心才算是禅，就是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动作云谓里，也可体会禅的境界。这就不同于北宗的教人静坐看心，以为那样将心境分为两截，不能契自心性而生智能。他教人只从无念着手，并不限于静坐一途。 慧能强调「见自性清净，自修自作法身，自行佛行，自成佛道」。因此他对于当时僧俗念佛愿生西方的净土法门，另有一种看法。他对韦刺史开示说：「人有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殊，见有迟疾。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使君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 慧能的弟子很多，《景德传灯录》及《传法正宗记》皆载有嗣法四十三人。《法宝坛经》说有门人十人，《祖堂集》列举八人。但是最著名于后世的，即青原行思、南岳怀让、荷泽神会、南阳慧忠、永嘉玄觉五人。他们得法后，都各成一家。其中以青原、南岳二家弘传最盛；南岳下数传衍为临济、沩仰二派；青原下数传分为曹洞、云门、法眼三派，形成了禅宗五派法流。 此外，《僧传》、《传灯录》所未载而见于金石着录者有净藏（６７５—７４６），也是六祖知名弟子，他把南宗禅传入嵩山（《金石萃编》卷八十七《净藏禅师身塔铭》）。 增加慧能的生平与思想     1、民族   有两种观点，一是瑶族说，二是仡佬族说，侯外庐等持慧能的母亲为瑶族说，而未言慧能自身的民族，张春波沿用此说。近年也有学者提出越族说。     2、獦獠义   一般指少数民族义，侯外庐专以“獠”字指少数民族，冯友兰笼统地以“指少数民族，”张春波认为是唐代统治阶级对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污蔑称呼，方立天则指明是当时对岭南土著的侮称，郭朋解释得较为详细，是“对携犬行猎为生的南方少数民族的侮称。”潘重规对此有专门研究，基本观点未出此义，又指出古籍中“獦”、“猎”的混用。     3、初到黄梅的时间   慧能的生卒年（638--713）历史资料并无异说，但对慧能初见弘忍的时间，《神会语录》记为22岁（显庆四年，659），法海的《六祖大师缘外记》持24岁（龙朔元年，661），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印顺假定为慧能22岁听《金刚经》而悟，24岁（龙朔元年，661）到黄梅，杜继文持“龙朔元年前后”说，潘桂明对24岁说提出了资料证据，杨曾文认为慧能33岁取道曹溪北上求学，37岁（咸亨五年，674）投黄梅。     4、传衣及南逃原因   传统的资料记载有弘忍付袈裟于慧能说，怕人陷害，而南逃。对此，研究者持两种相反的意见，印顺赞同此说，并提出证据，这也是慧能南逃的原因。杨曾文基本赞同传袈裟之事，主张弘忍在授法的同时把自己的袈裟相赠也是可能的，慧能回到南方，在说明自己受传于东山法门的同时，把袈裟亮出以示证明，也在情理之中。73胡适认为传衣说是神会的捏造，杜继文赞同胡适说，慧能在黄梅，属于逃丁，是官府搜捡的对象，所以，南逃的原因不是担心因法衣而受陷害，而是为了“逃避官府”的搜检。75张春波认为这是“最不可信的。”一是《高僧传》等资料不提此事，二是神会没有能在争法统这个最需要的时刻把法衣拿出来。潘桂明觉得，对传衣问题“我们至今不敢断然下结论。”        5、隐遁时间   慧能在南方陷遁的时间，历史资料中多有异说，有三年、五年、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等不同记载。杨曾文认为三年比较妥当，印顺持“五年法难”说，郭朋和张春波持十六年说。     6、不识字   资料中对慧能不识字的描写是一致的，这反映慧能受学校教育的程度很低，对此学术界基本承认这一点，并作有分析，饶宗颐以他去慧能家乡新兴的感受，认为慧能不应是目不识丁的，国恩寺是慧能舍其宅而建，慧能又是一个地方官司的后代。国恩寺的情况说明慧能是有产业的，虽然其父早死，但绝非沦落至无以为生，慧能幼时母亲犹在，庐氏作为北方著姓，“因而慧能肯定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否则如不识字，何以能听懂《金刚经》《涅槃经》，这是不可想象的。”印顺对这一点早有解释，慧能不会写字，不会读经，一个流落异乡的孤苦的孩子，没有读过书，原是常事，之所以听经能悟，有人觉得这难以相信，看来他对这些经都相当明了，从倾佛法的角度说，慧能是利根。石峻等人认为，说慧能是一个文盲，这不一定可靠，“但可以肯定他的文化水平是不高的。”郭朋认为这另有含义，“一个连字都不识的人，却能大讲‘佛法’，这不正好表明人的‘来历不凡吗？”       7．拒绝应召   除了承认的看法之外，还有部分承认说，慎重说。杨曾文认为，《历代法宝记》记载的武则天两次遣使请慧能之事，从历史情节考察，第一次难以成立，第二次则应在通天二年，杜继文、魏道儒对此问题也没有下明确的断语，只认为“这是个悬案。”       8、研究慧能思想的资料依据   对此问题的观点是发展的，胡适的意思，《坛经》不能代表慧能的思想，因为此经“皆本实于荷泽。”言下之意，研究慧能，不能依此《坛经》。吕澂在此说基础上，适当修证，认为“研究慧能的思想并不能以《坛经》作为唯一的根据。”还应当依据王维的《碑铭》，楼宇烈认为，除了敦煌本《坛经》，《曹溪大师别传》也是重要的研究慧能的思想资料。潘桂明对此加以综合，应以敦煌本《坛经》为基本线索，结合《碑铭》、《别传》等资料来研究慧能。     9、思想主旨   学术界对此研究的基本倾向是一致的，在具体表述上有些各自的特点。比如，钱穆认为《坛经》的主要思想有二：佛之自性化，佛之世间化。又可总括为两句：人性与人事。“他教人明白本性，却不教人屏弃一切事。”杨鸿飞认为，不外乎“顿悟、见性、无念、定慧等这几种。”印顺用两句话概括，一是可以见性成佛，二是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为宗。汤永彤认为慧能之学要在顿悟见性，一念悟时，众生是佛，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吕澂认为，《坛经》的中心思想，是单刀直入的顿教，杜继文认为，诸种《坛经》均无变化的“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是慧能禅宗的根本理论和实践，同时《坛经》还有道德化倾向。杨曾文说包括从无相戒、顿悟法门、无念为宗、不二法门诸方面，邢东风以心性观和修行方法论表述慧能的基本思想，洪修平用以空融有、空有相摄概括慧能禅学的特点，以即心即佛、自在解脱，识心见性、顿悟成佛概括其基本思想内容。     10、创立禅宗或南宗   长期以来，慧能是禅宗的创立者，之观点占主流，于中又有两种不同看法，一是专门强调慧能的创宗地位，一是也强调神会的作用。随着对禅宗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又提出慧能只是南宗创立者的观点，而禅宗的成立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任继愈主张，“我们把惠能当作中国禅宗的真正创始人。”石峻、方立天等也持此论，方立天提出依据说，慧能以前的禅学“还够不上严格意义的宗派。”胡适由于对神会的研究而得出神会是“新禅学的建立者”的观点，引起学界重视，所以有以张春波为代表的观点，否认胡适对神会在此问题上的抬高，承认禅宗的创立是慧能和神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印顺持禅宗的创立是一个过程，是为“过程说”，“基本上是一个过程，不一定是哪个人。”但对于慧能是南宗的创立者，这是没有疑问的，或者把禅宗就理解南宗。     11、得法偈   敦煌本《坛经》中记有两首慧能的得法偈，此偈在诸本《坛经》中又有不同的变化，特别是从两首而成为一首。研究者对此大致的持否认为慧能所作较多，否认慧能之偈为伪；或虽否认其为慧能所作，但承认反映了慧能的禅学思想；也有学者顺便指出神秀之偈也是伪。陈寅恪写有专文，指出此两首偈有比喻不当和意义不完备两大缺失，印顺承认近人对此怀疑者不少，主张是神会所作，胡适在1960年2月9日写有《所谓“六祖呈心偈”的演变》一文，从其口气看，是持否认态度的。杜继文、魏道儒认为这是《坛经》编纂者们的自我创作，但具体分析了其中所包含的慧能和神秀思想的不同特点，这在学术界是一种基本倾向。任继愈除了指出慧能之偈是伪，神秀之偈也是伪，而许多人看到诸本《坛经》中神秀偈都相同，就以为此偈是真的了。     12、哲学基本问题上的立场   大陆学术界把这一问题一直作为慧能研究的重要甚至是主要的内容，基本原则是从哲学的基本问题出发，分清慧能的世界观立场，并具体化为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立场。基本倾向是唯心主义立场，具体看法有异，一是一般地指出其唯心主义立场，二是精确为主观唯心主义或是客观唯心主义，近十年来，有学者开始对这种“贴标签”作出超越的尝试或干脆不涉及此种讨论。侯外庐等主张慧能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冯友兰则进一步具体化为客观唯心主义说，任继愈认为，慧能禅学的出现标志着在宗教信仰领域内从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的转变，而慧能本人通过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建立宗教唯心主义世界观。方立天认为，慧能讲真如，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色调，又讲自心，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结论，“包含了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转向主观唯心主义的思辨途径。”洪修平提出“新的唯心论”，即不是通常意义的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而是“唯当下现实之心的新的唯心论。”但邢东风反对洪说，重申了慧能的主观唯心主义立场，并加以详尽的解释，又否认将慧能的心性论看作是一种形上的世界观，而只是一种修行方法论。夏甄陶只言慧能的认识论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宗教认识论。”       13、突出心性论   近年来对慧能的思想研究，有突出心性论的趋势，心性论的具体内容和意义有三：第一，人或者人心是什么？这具有人性论意义；第二，万事万物的根本是什么？这具有宗教世界观的意义；第三，宗教修行实践的根据是什么？这具有宗教修行实践的方法论意义。心性论的特点，有一体二重化说，“慧能心性的起点，是将人的心性一体而二重化。”对心、性的讨论，有视心为“众生心”说，即众生现实的当下之心，邢东风认为，慧能的性指人的本性，心则有两层含义，一是众生的情识，二是本心或真心，是人的本质。     14、佛学革命   对于这一点，基本观点大致在佛性论、顿悟论、解脱论等方面，具体表述有不同的变化。赖永海概括为三点：“一是即心即佛的佛性说，二是顿悟见性的修行方法，三是不离世间自性自度的解脱论。”潘桂明也归纳为三点：一是在现实生活中追求解脱，二自在解脱的道家化倾向，三是对精神自由的重视。这是很具代表性的看法，至于各种具体的观点所体现的进一步的意义，学术界则有大量论述，比如平等的精神、主体性精神、世俗化的意识、宗教吸引力等等，不能一一具述。     15、慧能与中国文化   许多学者把慧能置于中国文化的背景上研究，这一讨论的展开，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讨论慧能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反省，二是对中国佛教文化传统的反省，三是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慧能对本土文化反省，最根本的是对中国小农经济的社会生活方式的适应，具体而言，又涉及到对儒学和道家等思想的吸收，赖永海持儒学化说，表现为把佛性心性化、儒学化，以及禅宗的入世化，也有学者提到慧能禅学的内证工夫与儒学的一致，洪修平认为慧能还融入了“老庄玄学的自然主义哲学与人生态度。”对中国佛教传统的反省，学界一方面特别重视慧能禅学和教下诸宗的不同，和神秀北宗的不同，以突出其革命性的部分，也注意到慧能对于佛教经典的重视，以及和一些佛教高僧之思想联系，和教门的关系。在述慧能和其相异的同时，有学者注意到慧能思想对禅教下唯识学的吸收，和北宗的比较，任继愈从敦煌资料的研究中提出新解，认为学术界长期以来以南北两宗相差如天地悬隔，“这恐怕是一种误解。”两者差别存在，但不是很大。慧能对于经典的关注，圣严有一个观点，慧能虽沿袭般若类经，但实际上是以如来藏观点，用般若的空慧，实证真如佛性，洪修平则归纳的空有相融。对于《楞伽经》，一般认为是北宗所依之经，但也有学者强调慧能的自性与此经的联系，“坛经中自性之观念源自楞伽经的‘佛语心为宗’的如来藏思想。”慧能和历史上的佛教高僧之间的思想联系，重点比较了慧能和竺道生的顿悟观点。慧能对中国文化之影响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对后世禅宗的影响，这一点讨论甚多，赖永海对祖师禅和分灯禅的比较分析很有代表性。二是对宋明理学的影响，特别是对陆王心学的影响，其中对陈献章的影响已有多篇专文，但总体而言，还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三是对道教心性论的影响，这一点几乎是空白。四是对于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影响，涉及美学、诗歌、绘画等诸多方面，这也是研究的薄弱地方，已有零星涉及，缺乏系统研究。     16、更广泛的议题   这包括对慧能和马丁·路德的比较研究，《坛经》与现象学的比较研究，对《坛经》的特定语言现象的研究，慧能与岭南地方文化关系研究，具体时代及地域存在的慧能崇拜研究，伦理角度的研究，西夏文《坛经》残页研究，从人文精神角度的研究，等等，显示出更为广阔的思想视野。

南门飘雪

伏尔泰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年)：伏尔泰原名弗兰苏阿，马利·阿鲁埃(Fran鏾is-Marie Arouet)；伏尔泰是他的笔名。伏尔泰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被誉为“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他出生在巴黎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自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父亲是法律公证人，希望他将来做个法官，但他对文学发生兴趣，后来成了一名文人。伏尔泰经历了路易十四、十五、十六三个封建王朝的统治，目睹了封建专制主义由盛转衰，一亲身感安到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腐朽和反动。他深刻地；预见到革命必然到来，他对朋友说：“我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正在撤下革命的种子，尽管我自己未必成为革命的见证人，但它是必然要到来的。”

伏尔泰才思敏捷，一多才多艺。他的作品以尖刻的语言和讽刺的笔调而闻名。他说：“笑，可以战胜一切。这是最有力的武器。”他曾因辛辣地讽刺封建专制主义而两度被投入巴士底狱。他的书被列为禁书，他本人多次被逐出国门。1725年他被迫流亡英国，对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研究英国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研究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和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

伏尔泰写过大量文学作品，其中著名的有史诗《亨利亚德》、《奥尔良少女》，悲剧《欧第伯》、喜剧《放荡的儿子》，哲理小说《老实人》。他又写过不少历史著作，如《路易十四时代》、《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等。在哲学方面，他的代表作有《哲学辞典》、《形而上学论》、(4牛顿哲学原理》等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一本书是《哲学通信》被人称为“投向旧制度的第一颗炸弹。

伏尔泰非凡的才智，锐利的思想以及他对黑暗的封建专制主义所作的揭露，使他在人民中间享有崇高的声望。统治者也念利用他。路易十五请他当过宫廷史官，普鲁土国王腓特烈二世把他待为上宾，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曾接见过也，但最终都由他的叛逆由思想而不欢而散。痛苦的经历使他决心不再与任何君王往来。

伏尔泰尖刻地抨击夫主教会的黑暗统治。他把教皇比作“两足禽兽”，把教士称作“文明恶棍”，说天主教是“一些狡猾的人布置的一个最可耻的骗人罗网”。他号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同骇人听闻的宗教狂热作斗争，一些人咬住他的耳朵；另一些人踩住他的肚子，还有一些人从远处痛骂他。”不过伏尔泰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而县一个自然神论者。他认为要统治人民；宗教是不可缺少的。他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

伏尔泰信奉自然权利说，认为“人们本质上是平等的”，要求人人享有“自然权利”。’他主张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但又认为财产权利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他把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理想化了，认为最理想的是由“开明”的君主按哲学家的意见来治理国家。在哲学上，他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肯定认识采源于感觉经验，但他又认为神是宇宙的“第一推动者他对劳动人民是十分鄙视的，认为他们只能干粗活，不能思考，说“当庶民都思考时，那一切都完了”。

伏尔泰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在他的各个方面都有局限性，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在他的身上也深深地打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不过他在反封建的启蒙运动中作出的巨大的贡献，还是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

伏尔泰的文学观点和趣味，基本上承袭17世纪古典主义的余风，主要表现在诗歌和悲剧创作上。他的史诗《亨利亚德》（1728）以法国16世纪宗教战争为题材，写波旁王朝亨利四世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后登基为王，颁布南特赦令以保障新教徒的信仰自由。史诗中的亨利四世被当做开明君主的榜样来歌颂。伏尔泰的哲理诗说理透彻，讽刺诗机智冷隽，有独到之处。伏尔泰毕生主要从事戏剧创作，先后写了50多部剧本，其中大部分是悲剧。伏尔泰的文学作品中最有价值的是哲理小说。这是他开创的一种新体裁，用戏谑的笔调讲述荒诞不经的故事，影射和讽刺现实，阐明深刻的哲理。

伏尔泰晚年定居在法国和瑞士边境的费尔奈庄园。

其间，法国发生宗教上的派性斗争，造成大批逃亡者。伏尔泰在自己的庄园内，先后收留过上百户难民。他还多次打抱不平，替穷苦人伸张正义，平反冤案。影响最大的一次，莫过于卡拉事件。

1761年10月13日，图卢兹市菲拉蒂埃街的一个住家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悲剧。

这家的主人让·卡拉是颇受人尊敬的胡格诺派的商人。

当天深夜，让·卡拉发现长子马克—安东尼在店铺悬梁自尽，一时全家慌了手脚，母亲失声痛哭，惊动四邻。突然，在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说道：“马克—安东尼是被他父母杀死的，因为他选择了天主教。”

天主教与新教经历了16世纪的宗教战争，至今已有两百多年，但对立依然十分尖锐。图卢兹一位法官闻讯赶来，一不调查，二不审讯，甚至连现场也没看上一眼，便将“谋杀”事件那天晚上在家的人全部拘捕归案。

马克—安东尼为什么自杀？原来，这位28岁的青年曾学过法律，一心想当律师，但因无法弄到天主教徒的证明书，被迫从事商业。他想从父亲那儿得到一笔钱作生意，遭父亲拒绝，失望之余，天天上咖啡馆借酒浇愁，后因债务缠身，更觉前途渺茫，一念之差便寻了短见。

头发斑白、年近古稀的老人怎能吊死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谋杀”之罪显然难以成立。检察官迪库大义凛然，出庭替老卡拉辩护，却被停职三个月。律师絮德尔想阐明事实真相，但陷入狂热兴奋中的法官却不屑一听，反倒认为这位律师无能。审判长滥施权力，逼迫卡拉供出同谋，卡拉义正辞严，断然地说：“既然没有犯罪，何来同谋？”

1762年3月10日，法庭不顾一切无罪的证据，粗暴地判决卡拉车裂之刑。临刑前，老卡拉悲愤地说：“我已经说明真相，我死得无辜……”

事发不久，伏尔泰便听到各种传闻。他对教会历来持怀疑态度，认为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是无耻之徒。卡拉老汉的悲惨遭遇，激起了他对教会和司法当局的无比愤慨，他决心为维护人的尊严、为争取信仰自由而奋斗。

他通过各种渠道，沉着冷静地亲自调查和搜集证据，并将被流放到日内瓦的卡拉的两个儿子召到费尔奈，根据他们两人提供的详情和从过往旅客中听到的反映加以比较，从而对整个事件作出个人的判断。

其间，他发表了卡拉两兄弟的口供，写了揭露这起惨无人道的冤案的小册子，并为卡拉太太提供一切费用，把她接到巴黎，以引起舆论的注意。

1763年2月3日，伏尔泰亲自写了上诉书，作出“我敢肯定这家人无辜”的结论。3月7日，枢密院下令重审此案，蒙受不白之冤的卡拉老汉及其一家终于得到昭雪。

这年年底，伏尔泰发表了著名的《论宗教宽容》，猛烈抨击反动教会的宗教迫害和专制政体草菅人命的黑暗现象，阐述了他的理想主义和唯物主义思想。

嗣后，他还曾为同样遭到教会迫害的一位19岁的骑士拉巴尔和一位年过半百的风水先生西尔旺奔走呼号，并使这两起冤案终于得到平反。

在整个晚年，伏尔泰以更加旺盛的斗志从事大量的创作，先后为《百科全书》撰写了613条辞目，并于1764年汇编成册，以“哲学辞典”为题公开发表。此外，他还出版了哲理小说《查第格》《天真汉》，历史著作《彼得大帝治下的俄罗斯史》和《论议会》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费尔奈定居期间，他一直与欧洲各国的各阶层人士保持频繁通信。据统计，仅保存下来的伏尔泰的信件就有一万多封，和他通信的计七百人之多。他利用这种方式，跟通信者讨论各种社会问题，宣传他反专制反教会的启蒙思想。伏尔泰所作的不倦斗争，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他的名字响彻整个欧洲的上空，不少社会名流慕名而来费尔奈求见。费尔奈成了欧洲舆论的中心，当时的进步人士尊称伏尔泰为“费尔奈教长。”

1778年2月，84岁高龄的伏尔泰回到阔别28年的巴黎。消息一传开，全城都轰动起来。一些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年轻人更是欣喜若狂，纷纷涌到他的下榻处，使周围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妇女们趁他经过时，偷偷地从他的皮衣上拔下一两根毛，当做圣物保存。

到了巴黎，伏尔泰因过于激动，加之尿毒症发作，被迫卧床。但他仍然坚持口述最后一部五幕诗体悲剧《伊雷娜》。剧本虽写得平平，但演出时，巴黎和凡尔赛反应都十分强烈。王后出席了演出，伏尔泰也拖着病体临场领略这最后的荣誉和幸福。

教会人士心怀鬼胎，想利用伏尔泰的威望抬高自己的身价，因此趁伏尔泰病笃之机，企图从中捞点油水。

一天，一个神甫鬼鬼祟祟地窜入伏尔泰的病房，要求伏尔泰作临终忏悔。伏尔泰虽然不是无神论者，而是自然神论者，但他一贯与教会势不两立。他深知这位神甫的来意，毫不客气地把他打发走了。

没过几天，又有一位叫莫雷的修道院长重演故伎。伏尔泰一见他进来，便问：

“神甫，您从何处来？”

“啊，先生，我从上帝那里来!”

“真的？您能给我出示上帝的诏书吗？”

伏尔泰虽重病在身，但仍保持清醒的头脑，以他特有的辛辣讽刺，无情地揭露这些“披着僧衣的豺狼”的丑恶嘴脸。

5月12日，伏尔泰不住咯血，体温急剧上升，黎塞留公爵不忍看到自己的老朋友这般受苦，给他送来了阿片酊。伏尔泰糊里糊涂，竟把这种药效显著的镇静剂全喝下去了。三个神甫趁他昏迷之际闯了进来，待他稍为清醒后，问他是否承认基督的神圣。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本来已作了否定的回答，一听见“基督”“神圣”这两个字眼，他勃然大怒，做了个惊人的动作撑起病体，愤然地推了神甫一把，说：“让我安静地死去吧”。

1778年5月30日晚上11时，伏尔泰与世长辞。反动教会对这位亵渎宗教的宿敌恨之入骨，下令连夜将他的尸体运出巴黎，弃之荒冢。

可是，伏尔泰在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功绩是抹杀不了的。他大半生被公认为人民的领袖和导师。他的思想和学说将教育好几代人，为反封建斗争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武装了法国人民的头脑。

在资产阶级大革命后，伏尔泰的骨骸被移葬到伟人公墓。

启蒙运动是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继文艺复兴之后所进行的第二次反对教会神权和封建专制的文化运动，追求政治和学术思想上的自由，提倡科学技术，把理性推崇为思想和行为的基础。“启蒙”一词，德语为Aufkl?rung，英语为Enlightenment，意为启迪，在启蒙运动中引申为用近代哲学和文艺的文化知识的光辉照亮被教会和贵族专制的迷信与欺骗所造成的愚昧落后的社会，恢复理性的权威。启蒙运动不仅在文化部门展开，同时也涉及经济、政治、法律、科学、哲学乃至社会制度和社会风尚等各个方面。

启蒙运动发生在法国路易十四逝世之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前。文艺复兴虽然从13、14世纪到15、16世纪已将反对教会和封建统治的斗争进行了三、四百年，但是基督教会和封建贵族在欧洲统治了千余年，根深蒂固；当时工商业还没有大规模地发展，资产阶级还处于无权地位，力量薄弱，没有彻底的革命性，容易和反动势力妥协。西欧各国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法国在17世纪处在所谓“伟大世纪”即路易十四的世纪，也是封建贵族和教会高级僧侣联合专制的势力最盛的世纪。资产阶级和平民合为“第三等级”，还处于无权地位。文化和教育完全掌握在天主教的耶稣会僧侣手里，独尊《圣经》和少数拉丁古典著作。一般民众处于相当愚昧的状态。这就是启蒙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

18世纪，经济和政治的形势开始有很大的转变。法国和英国隔海相望，法国比英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落后了一个世纪。英国已拥有海上霸权，工商业发达；资产阶级已走上政治舞台，开始进行产业革命；工人阶级日渐活跃；政治上兴起宪章运动，奠定了议会民主制基础。文学上在莎士比亚之后出现了理查逊和斯特恩等人的以市民为主人公的新型小说。法国百科全书派领袖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曾留居英国。他们与英国经验派哲学家洛克和休谟等人结下亲密的友谊。他们都欣赏英国的三权鼎立和议会民主制。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编纂法国《百科全书》（即《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与手工艺大词典》）曾受到英国张伯斯主编的传播近代哲学科学知识的《百科全书》的启发。

在法国百科全书派活动的20年中，他们一直不断地受到反动势力的反击和迫害，有些人被关进监狱，有些人被迫流亡到国外。百科全书被禁止发行，或被烧毁。当时检察官在最高法院对百科全书派进行公诉中提出的罪名是“他们形成一个集团，为着拥护唯物主义，摧毁宗教，鼓吹独立自由和败坏风俗”。但百科全书终于在1772年问世。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百科全书派领袖之一孔多塞参加了这次革命，被选入革命政府任法院议员，革命中两次“人权宣言”都宣布人权是人类自然的（即生而就有的）权利，包括“平等、自由、安全和财产”四大项，体现了百科全书派的理想。由此可见，启蒙运动为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引论中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

南门飘雪

鉴真
鉴真（687~763）

唐代律宗僧人。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人。晚年受日僧礼请，东渡传律，履险犯难，双目失明，终抵奈良。在传播佛教与盛唐文化上，有很大的历史功绩。

他在14岁时被智满收为沙弥，配居大云寺。神龙元年（705），依道岸律师受菩萨戒。景龙元年（707），出游洛阳，继至长安。次年在长安实际寺依恒景律师受具足戒。巡游两京，究学三藏。对于律藏，造诣尤深。为他授戒的道岸、恒景，都是律学的一时名德，又是南山宗开创人道宣律师的再传弟子。他的律学，虽师承南山宗，但他并不持一家之见。唐代律学，除了独占优势的南山宗外，还有相州日光寺法砺的相部宗和西太原寺怀素的东塔宗，一时鼎足而三。其后，鉴真东渡日本携带的律学典籍则兼及后者两宗。在传授中又以法砺的《四分律疏》、定宾（属相部宗）的《饰宗义记》与道宣的《行事钞》三书为主，重点尤在法砺、定宾所著两书。

在佛教建筑、雕塑等方面，他也颇多建树。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后归淮南，教授戒律，每于“讲授之间，造立寺舍，……造佛菩萨像，其数无量”。在医药学方面，博达多能，品鉴极精，曾主持过大云寺的悲田院，为人治病，亲自为病者煎调药物，医道甚高。

天宝元年（742），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受日本佛教界和政府的委托，聘请他去日传戒，鉴真欣然应允，从当年开始至天宝七载，先后五次率众东渡，但均因天时、人事不利而失败；尤其是第五次遭到恶风怒涛的袭击，在海上漂了14天，最后漂到海南岛的振州（今崖县）。返途经过端州时，日本弟子荣睿病故，鉴真哀恸悲切，加上炎热，突发眼疾，导致双目失明。但他东渡弘法之志弥坚，从未动摇。天宝十二载第六次东渡，终于到达了日本九州，次年二月至平城京（今奈良）。

鉴真在日本受到朝野盛大的欢迎。旋为日本天皇、皇后、太子等人授菩萨戒；为沙弥证修等440余人授或；为80们僧舍旧戒授新戒。自是日本始有正式的律学传承。鉴真被尊为日本律宗初祖。在营造、塑像、壁画等方面，他与弟子采用唐代最先进的工艺，为日本天平时代艺术高潮的形成，增添了异彩。如唐招提寺建筑群，即为鉴真及其弟子留下的杰作。整个结构和装饰，都体现了唐代建筑的特色，是日本现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的建筑。鉴真去世前，弟子们还采用干漆夹 这一最新技艺，为他制作了一座写真坐像。日本奉为国宝。1980年2月，日中友好团体为了增进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情谊，曾将坐像送回北京、扬州两地供中国人民和佛教徒瞻礼。鉴真及其弟子大都擅长书法，去日时携带王羲之、献之父子真迹，影响所及，至今日本人民犹热爱中国书法艺术不衰。当时日本佛典，多从朝鲜传入，口授、手抄，错误在所难免。据《续日本纪》记载，天皇曾为此委托鉴真校正经疏错误。鉴真对日本人民最突出的贡献，是医药学知识的传授，被日本人民奉为医药始祖。日本豆腐业、饮食业、酿造业等也认为其行业技艺均为鉴真所授。

唐宝应二年（763，日本天平宝字7年）五月初六日，鉴真卒于唐招提寺。弟子思托记述其六次东渡事迹、经日本著名文学家真人元开润色的《唐大和上东征传》，流传至今。

鉴真（688-763）日文又称鉴真(がんじん)，中国唐朝僧人，律宗南山宗传人，日本佛教律宗开山祖师，著名医学家。

出生及受戒
唐武后垂拱四年（688年），鉴真出生于扬州，俗姓淳于。702年，鉴真入扬州大云寺为沙弥，706年，受菩萨戒，709年，随道岸禅师入长安，在实际寺受具足戒。在长安期间，鉴真勤学好问，不拘泥于门派之见，广览群书，遍访高僧，除佛经之外，在建筑、绘画，尤其是医学方面，都具有了一定的造诣。715年，他回到扬州大明寺修行，733年成为当地佛教领袖、大明寺方丈，受其传戒者前后有四万余人。时人誉其“江淮之间，独为化主”

六次东渡
742年，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到达扬州，恳请鉴真东渡日本传授“真正的”佛教，为日本信徒授戒。当时，大明寺众僧“默然无应”，唯有鉴真表示“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遂决意东渡。

第一次东渡
742年冬，鉴真及弟子21人，连同四名日本僧人，到扬州附近的东河既济寺造船，准备东渡。时日本僧手中持有宰相李林甫从兄李林宗的公函，因此地方官扬州仓曹李凑也加以援助。不料鉴真一位弟子道航与一名师弟如海开玩笑说：“人皆高德行业肃清。如如海等少学可停却矣”，如海信以为真，大怒，便诬告鉴真一行造船是与海盗勾结，准备攻打扬州。当年海盗猖獗，淮南采访使班景倩闻讯大惊，派人拘禁了所有僧众，虽然很快放出，但是勒令日本僧人立刻回国，第一次东渡就此夭折。

第二次东渡
744年1月，作了周密筹备后，鉴真等17僧（包括潜藏下来的荣睿、普照），连同雇佣的“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工手”85人，共100余人再次出发。结果尚未出海，便在长江口的狼沟浦遇风浪沉船。船修好后刚一出海，又遭大风，飘至舟山群岛一小岛，五日后众人方被救，转送明州余姚（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寺安顿。开春之后，越州（今浙江绍兴）、杭州、湖州、宣州（今安徽宣城）各地寺院皆邀请鉴真前去讲法，第二次东渡遂结束。

第三次东渡
结束了巡回讲法之后，鉴真回到了阿育王寺，准备再次东渡。此事为越州僧人得知，为挽留鉴真，他们向官府控告日本僧人潜藏中国，目的是“引诱”鉴真去日本。于是官府将荣睿投入大牢，遣送杭州。荣睿途中装病，伪称“病死”，方能逃离。第三次东渡就此作罢。

第四次东渡
江浙一代既然不便出海，鉴真于是决定从福州买船出海，率30余人从阿育王寺出发。刚走到温州，便被截住，原来鉴真留在大明寺的弟子灵佑担心师父安危，苦求扬州官府阻拦，淮南采访使遂派人将鉴真一行截回扬州。第四次东渡不了了之。

第五次东渡

748年，荣睿、普照再次来到大明寺恳请鉴真东渡。鉴真即率僧人14人，和工匠水手等共35人，阴历6月28日从崇福寺出发，再次东行。为等顺风，出长江后鉴真一行在舟山群岛一带停留了数月，直到11月才能出海。在东海上，该船遭到强大北风吹袭，连续漂流14天才看到陆地，16天后方能上岸，发现已经漂流到了振州（今海南三亚），入大云寺安顿。鉴真在海南停留一年，为当地带去了许多中原文化和医药知识，时至今日，三亚仍有“晒经坡”、“大小洞天”等鉴真遗迹。。

之后，鉴真北返，经过万安州（今海南万宁）、崖州（今海南海口）、雷州、梧州到达始安郡（今广西桂林），在始安开元寺鉴真又住了一年，又被迎去广州讲法，途径端州（今广东肇庆）时，荣睿病死该地龙兴寺。在广州，鉴真动心前往天竺，被慰留。入夏之后，鉴真继续动身，经韶州时，普照辞去，临别之时，鉴真发誓“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此时，鉴真由于水土不服加之旅途劳顿，又为庸医所误，导致双目失明。过了大庾岭，鉴真大弟子祥彦又在吉州（今江西吉安）坐化，鉴真十分悲痛。接下来鉴真又经过了庐山、江州（今江西九江）、润州江宁县（今江苏南京），回到了扬州。第五次东渡结束。

第六次东渡

由于鉴真的游历遍于半个中国，因此声名大噪。753年，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吉备真备、晁衡等人来到扬州，再次恳请鉴真同他们一道东渡。当时唐玄宗崇信道教，意欲派道士去日本，为日本拒绝，因此不许鉴真出海。鉴真便秘密乘船至苏州黄泗浦，转搭遣唐使大船。随行人众24人，其中僧尼17人。11月16日，船队扬帆出海，此时，普照也于余姚赶来，11月21日，鉴真所乘舟与晁衡乘舟失散，12月6日剩余两舟一舟触礁，12月20日，抵达日本萨摩。第六次东渡终于成功。

日本宗师

鉴真到达日本后，受到孝谦天皇和圣武太上皇的隆重礼遇，754年2月1日，重臣藤原仲麻吕亲自在河内府迎接，2月4日，鉴真一行抵达奈良，同另一位本土华严宗高僧“少僧都”良辨统领日本佛教事务，封号“传灯大法师”。

根据圣武和孝谦的意愿，鉴真作为律宗高僧，应该负起规范日本僧众的责任，杜绝当时日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托庇佛门，以逃避劳役赋税的现象，因此，孝谦下旨：“自今以后，传授戒律，一任和尚”。但是，这引起了日本本国“自誓受戒”派的反对，尤其是兴化寺的贤璟等人，激烈反对。于是，鉴真决定与其在兴福寺公开辩论，在辩论中，鉴真做出让步，承认“自誓受戒”仍可存在，但是作为正式认可的具足戒必须要有三师七证，结果贤璟等人皆被折服，舍弃旧戒。鉴真于是在东大寺中起坛，为圣武、光明皇太后以及孝谦之下皇族和僧侣约500人授戒。756年，鉴真被封为“大僧都”，统领日本所有僧尼，在日本建立了正规的戒律制度。

然而，758年，作为鉴真最主要支持者的孝谦天皇在宫廷斗争中失势，被迫传位给淳仁天皇。相应的，鉴真也遭受到排挤。758年，淳仁天皇下旨，以"政事烦躁，不敢劳老"为名，解除了鉴真“大僧都”一职，并将在宫廷斗争中败死的原皇太子道祖王的官邸赐给鉴真。次年，鉴真弟子在该官邸草成一寺，淳仁赐名“唐招提寺”，鉴真从东大寺迁居至此。淳仁还下旨，令日本僧人在受戒之前必须前往唐招提寺学习，使得唐招提寺成为当时日本佛教徒的最高学府。763年5月6日，鉴真在唐招提寺圆寂，入灭之前，其弟子为鉴真膜影，立夹漆像，传世至今。

764年，孝谦天皇镇压了惠美押胜之乱，重新登基。鉴真的弟子思托、法进等人相继成为“大僧都”，唐招提寺也得以扩建，成为日本建筑史上的国宝。鉴真所开创的四戒坛，也成为最澄开创日本天台宗之前日本佛教僧侣正式受戒的唯一场所。鉴真也被尊为日本律宗初祖。

历史评价
鉴真不仅为日本带去了佛经，还促进了中国文化向日本的流传。在佛教、医药、书法等方面，鉴真对于日本都有深远的影响。

佛教

鉴真在日本首次建立起了严格的戒律制度，使得日本佛教走上正轨，便利了政府对佛教的控制，杜绝了由于疏于管理而造成的种种弊端，促使佛教被确定成为日本的国家宗教。鉴真和其弟子所开创的日本律宗也成为南都六宗之一，流传今日，尚有余辉。

医药

鉴真熟识医方明，当年光明皇太后病危之时，唯有鉴真所进药方有效验。据日本《本草医谈》记载，鉴真只需用鼻子闻，就可以辨别药草种类和真假，他又大力传播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的知识，留有《鉴上人秘方》一卷，因此，被誉为“日本汉方医药之祖”。按照日本汉方野崎药局主席野崎康弘的说法，以下36种药草都是鉴真带往日本推动使用的[1]：

麻黄、细辛、芍药、附子、远志、黄芪、甘草、苦参、当归、柴胡、川芎、玄参、地黄、紫苏、丹参、黄芩、桔梗、 旋覆花、苍术、知母、半夏、芜花、栀子、五味子、黄柏、杏仁、厚朴、和厚朴、肉桂、杜仲、唐木瓜、大枣、蜀椒、 花椒、吴茱萸


鉴真及其弟子在书法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在第六次东渡之时，携带了王羲之的行书真迹一幅（丧乱帖）、王献之的行书真迹三幅，以及其他各种书法50卷。这对日本书道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鉴真本人也是书法名家，其“请经书贴”被誉为日本国宝。


后世纪念

鉴真在中、日两国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当其去世的消息传回扬州的时候，扬州僧众全体服丧三日，并在龙兴寺行大法会，悼念鉴真。在日本，鉴真也享有国宝级人物的待遇。1963年是鉴真去世一千二百年，中国和日本佛教界都举行了大型纪念活动，日本佛教界还将该年定为“鉴真大师显彰年”。1980年，在邓小平的斡旋之下，唐招提寺住持森木孝顺奉鉴真漆像“回乡探亲”，扬州大明寺因此得以重修，成为中日邦交史上一件大事。

南门飘雪

芝诺(埃利亚) (Zeno of Elea)约公元前490年生于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埃利亚；约公元前425年卒．数学、哲学．

　　芝诺生活在古代希腊的埃利亚城邦．他是埃利亚学派的著名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的学生和朋友．关于他的生平，缺少可靠的文字记载．柏拉图在他的对话《巴门尼德》篇中，记叙了芝诺和巳门尼德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去雅典的一次访问．其中说：“巴门尼德年事已高，约65岁；头发很白，但仪表堂堂．那时芝诺约40岁，身材魁梧而美观，人家说他已变成巴门尼德所钟爱的了。”按照以后的希腊著作家们的意见，这次访问乃是柏拉图的虚构．然而柏拉图在书中记述的芝诺的观点，却被普遍认为是相当准确的．据信芝诺为巴门尼德的“存在论”辩护．但是不象他的老师那样企图从正面去证明存在是“一”不是“多”，是“静”不是“动”，他常常用归谬法从反面去证明：“如果事物是多数的，将要比是‘一’的假设得出更可笑的结果。”他用同样的方法，巧妙地构想出一些关于运动的论点．他的这些议论，就是所谓“芝诺悖论”．芝诺有一本著作《论自然》．在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中，当芝诺谈到自己的著作时说：“由于青年时的好胜著成此篇，著成后，人即将它窃去，以致我不能决断，是否应当让它问世．”公元5世纪的评论家普罗克洛斯(Proclus)在给这段话写的评注中说，芝诺从“多”和运动的假设出发，一共推出了40个各不相同的悖论．芝诺的著作久已失传，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辛普里西奥斯(Simplici－us)为《物理学》作的注释是了解芝诺悖论的主要依据，此外还有少量零星残篇可提供佐证．现存的芝诺悖论至少有 8个，其中关于运动的4个悖论尤为著名．
　　一则广为流传但情节说法不一的故事说，芝诺因蓄谋反对埃利亚(另一说为叙拉古)的僭主，而被拘捕、拷打，直至处死．

　　芝诺因其悖论而著名，并因此在数学和哲学两方面享有不朽的声誉．数学史家F．卡约里(Cajori)说，“芝诺悖论的历史，大体上也就是连续性、无限大和无限小这些概念的历史．”但遗憾的是，芝诺的著作没有能流传下来，我们是通过批评他的亚里士多德及其注释者辛普里西奥斯才得以了解芝诺悖论的要旨的．直到19世纪中叶，人们对于亚里士多德关于芝诺悖论的引述及批评几乎是深信不疑的，普遍认为芝诺悖论只不过是一些有趣的谬见．英国数学家B．罗素(Russell)感慨地说：“在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死后的声誉更变化无常了．死后得不到应有的评价的最显眼的牺牲品莫过于埃利亚的芝诺了．他虽然发明了4个无限微妙、无限深邃的悖论，后世的大批哲学家们却宣称他只不过是一个聪明的骗子，而他的悖论只不过是一些诡辩．遭到两千多年的连续驳斥之后，这些“诡辩”才得以正名，…．”19世纪下半叶以来，学者们开始重新研究芝诺．他们推测芝诺的理论在古代就没有得到完整的、正确的报道，而是被诡辩家们用作倡导怀疑主义和否定知识的工具，从而背离了芝诺的真正宗旨．而亚里士多德正是按照被诡辩家们歪曲过的形象来引述芝诺悖论的．然而，迄今为止，学者们还找不出可靠的证据足以推翻亚里士多德和辛普里西奥斯关于芝诺悖论的记述．由于目前对希腊哲学史了解得还不够，对于芝诺提出这些悖论的目的何在尚不清楚．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芝诺关于运动的悖论并不是简单地否认运动，芝诺责难“多”也不是简单地把两只羊说成一只羊．在这些悖论后面有着更深层的内涵．亚里士多德的着作保存了芝诺悖论的大意，功不可没，但是他对于芝诺悖论的分析和批评并非十分成功，是值得重新研究的．

　　下面来考察芝诺关于运动的4个悖论．引号内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中的原话，前面的小标题是为了便于研究加上的．

　　(1)二分说．“运动不存在．理由是：位移事物在达到目的地之前必须先抵达一半处．”J．伯内特(Burnet)解释说：即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无限多个点．在你走完全程之前必须先走过给定距离的一半，为此又必须走过一半的一半，等等，直至无穷．亚里士多德批评芝诺在这里犯了错误：“他主张一个事物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里通过无限的事物，或者分别地和无限的事物相接触．须知长度和时间被说成是“无限的”有两种涵义，并且一般地说，一切连续事物被说成是“无限的”都有两种涵义：或分起来的无限，或延伸上的无限．因此，一方面，事物在有限的时间里不能和数量上无限的事物相接触，另一方面，却能和分起来无限的事物相接触，因为时间本身分起来也是无限的．因此，通过一个无限的事物是在无限的时间里而不是在有限的时间里进行的，和无限的事物接触是在无限数的而不是在有限数的现在上进行的．”

　　(2)阿基里斯(Achilles，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的善跑猛将)追龟说．“这个论点的意思是说：一个跑得最快的人永远追不上一个跑得最慢的人．因为追赶者首先必须跑到被追者的起跑点，因此走得慢的人永远领先．”伯内特解释说，当阿基里斯到达乌龟的起跑点时，乌龟已经走在前面一小段路了，阿基里斯又必须赶过这一小段路，而乌龟又向前走了．这样，阿基里斯可无限接近它，但不能追到它．亚里士多德指出这个论证和前面的二分法是一回事．“区别只在于：这里加上的距离不是用二分法划分的．由这个论证得到的结论是：跑得慢的人不可能被赶上．而这个结论是根据和二分法同样的原理得到的——因为在这两个论证里得到的结论都是因为无论以二分法还是以非二分法取量时都达不到终结．在第二个论证里说最快的人也追不上最慢的人，这样说只是把问题说得更明白些罢了——因此，对这个论证的解决方法也必然是同一个方法．认为在运动中领先的东西不能被追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在它领先的时间内是不能被赶上的，但是，如果芝诺允许它能越过所规定的有限的距离的话，那么它也是可以被赶上的．”

　　(3)飞箭静止说．“如果任何事物，当它是在一个和自己大小相同的空间里时(没有越出它)，它是静止着．如果位移的事物总是在‘现在’里占有这样一个空间，那么飞着的箭是不动的．”亚里士多德接着批驳说：“他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时间不是由不可分的‘现在’组成的，正如别的任何量都不是由不可分的部分组合成的那样．”又说：“这个结论是因为把时间当作是由‘现在’组成的而引起的，如果不肯定这个前提，这个结论是不会出现的．”

　　现在把这3个悖论联系起来分析．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阿基里斯追龟说其实可以归结为二分说．按照二分说，阿基里斯在到达乌龟的起跑点之前，必须先走过这段距离的1/2，为此，又必须先走过1/4，1/8，等等，即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无限多个点，因此按芝诺的理由，阿基里斯根本就动弹不了．亚里士多德克服这个困难的办法是说，“时间本身分起来也是无限的”，而在解决飞箭静止说时又说，“时间不是由不可分的‘现在’组成的，正如别的任何量也都不是由不可分的部分组合成的那样．”亚里士多德曾明确地论证过“在时间里确有一种不可分的东西，我们把它称之为‘现在’．”于是问题的症结在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不可分的“现在”究竟是什么？如果用区间表示时间，所谓“现在”是长度很短的线段呢，还是长度为零的严格的数学上的点？如果是前者，那么时间就是由“现在”组成的，飞箭就是不动的了．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显然是指后者．但按照亚里士多德对二分说的分析，线段(距离)被分割为和无限数的“现在”相对应的无限数的点．又按照二分法的含义，这里的无限是可数的，那么，由可数的无限个长度为零的点组成的线段，其长度必为零，这又矛盾了．因此，芝诺悖论揭示的是事物内部的稠密性和连续性之间的区别，是无限可分和有限长度之间的矛盾，亚里士多德没有能觉察到这一点，当然实际上没有能驳倒芝诺．P．汤纳利(Tannery)在1885年指出，芝诺悖论所反对的是那种认为空间是点的总和、时间是瞬刻的总和的概念．换句话说，芝诺并不否认运动，但是他想证明在空间作为点的总和的概念下运动是不可能的．

　　芝诺的类似观点还表现在他的两个针对“多”的悖论中．其中一个见于失传的芝诺原著的如下一段残篇：

　　如果有许多事物，那就必须与实际存在的事物相符，既不多也不少．可是如果有象这样多的事物，事物(在数目上)就是有限的了．如果有许多事物，存在物(在数目上)就是无穷的．因为在各个事物之间永远有一些别的事物，而在这些事物之间又有别的事物．这样一来，存在物就是无穷的了．

　　芝诺认为存在若是“多”就会导致无穷的论证，也表达在另一个悖论里．它被辛普里西奥斯至少是部分地逐字逐句记述下来．这些记述不象阿基里斯追龟说和飞箭静止说那样经后人或多或少地修改过，虽然表达得没有那么清楚，但是却更接近于芝诺的原话．辛普里西奥斯在他的引言里说，芝诺首先论证既无“大小”又无厚度的东西是不能存在的．“因为如果这样，它加在某物之上不能使其变大，从某物减去也不能使其变小．但是，如果不能因增加它而使一物增大，也不能因减少它而使一物减小，这就明显地看出，所增加或所减少的是零．”接着就逐字引用以下一段：

　　如果是［这样？］，它就必须每一个部分与别的部分有一定的距离．对于位于这一部分前面的那个部分也是如此．那个部分也会有大小，也会有位于其前面的部分．依此类推，永无止境．这样，它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会是最外面的边界，也不会有任何一个部分不分割为其它部分．所以，如果存在是多，那末它必然既是小的又是大的：小会小到没有大小，大会大到无穷．

　　这段引文比较费解，特别是他只逐字引用了后半部分，以证明大会大到无穷．至于证明小会小到没有大小，芝诺依据的是物体的无限可分性，由此假定出发，他容易证明随着分割的继续，各部分越来越小，以至将会小到没有止境．如果有一个最后元素，那就只能是没有大小的“无”．因此，把任意数目的这些“无”元素加在任何东西上都不会使它增大，反之从任何东西里减去它们也不会使它变小；当然，把这些“无”元素通通加起来，即使其数目有无限多个，其总和还是“无”．上述悖论和关于运动的前三个悖论的共同点，在于假定了空间、时间和物体的无限可分性，实际上还讨论了无穷小和连续性．芝诺在这里其实还援引了如下两个假设：

　　i)无限多个相等的任意小的正量的总和必然是无穷大；

　　ii)无限多个没有大小的量的总和仍然是没有大小的量．

　　其中假设ii)是芝诺反对把线段(时间、空间)看成是一个无限点集(无限多个没有大小的量的总和)的主要依据．因此解决芝诺悖论的一个关键就是证明假设ii)不成立．A．格兰巴姆(Grünbaum)于1952年详尽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把只含有一个点的子区间定义为退化子区间，从而得出下列结论：

　　1)有限区间(a，b)是退化子区间的连续统的并集；

　　2)每个退化子区间的长度是零；

　　3)区间(a，b)的长度是b—a；

　　4)一个区间的长度不是它的基数的函数．

　　因此，芝诺的假设ii)不能成立．事实上，将一个线段(或别的量)按二分法进行无限分割，不可能有最后元素．因为既是无限分割，它就是一个没有最后一项的永远不能完成的过程．在取极限的意义上，按结论1)，有限区间(a，b)成为不可数的无限个退化子区间的并集，这时虽然每个退化子区间(或每个点)的长度为0，但整个并集的长度不是0，而是b—a(按结论3))．这样，作为对芝诺和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时间和距离都是作为无长度元素(点)的无穷集合的线性连续统．换言之，线段是点的无穷集合，而时间是无广延的瞬刻的无穷集合，它们都是线性连续统．这样，飞箭静止说这一悖论，原来指在任一给定的瞬刻是不动的但在由无限多瞬刻组成的连续体上却是动的，现在转换成一个新的“悖论”：由无广延的点组成的无穷集却有广延．

　　(4)运动场悖论．“第四个是关于运动场上运动物体的论点：跑道上有两排物体，大小相同且数目相同，一排从终点排到中间点，另一排从中间点排到起点．它们以相同的速度沿相反方向作运动．芝诺认为从这里可以说明：一半时间和整个时间相等”．亚里士多德接着指出：“这里错误在于他把一个运动物体经过另一运动物体所花的时间，看做等同于以相同速度经过相同大小的静止物体所花的时间．事实上这两者是不相等的．”他的证明可用下面的图解来表示，其中A，B，C代表大小相同的物体．

　　　　A A A A　　　　　　　A A A A

　　B B B B—→　　　　　　　B B B B—→

　　　　←— C C C C 　　←—C C C C

　　AAAA为一排静止物体，而BBBB和CCCC分别代表以相同速度作相反方向运动的物体．于是当第一个B到达最末一个C的同时，第一个C也达到了最末一个B．这时第一个C已经经过了所有的B，而第一个B只经过了所有的A中的一半．因为经过每个物体的时间是相等的，所以一半时间和整个时间相等．这个错误结论是从上述错误假定得出的．

　　值得指出的是，这是古代文献中第一个涉及相对运动的问题．在现存的芝诺悖论中，它是唯一的和连续统问题无关的问题．不过也有学者(例如P．汤纳利等人)认为它和连续统问题是有着某种联系的．这样，我们一共讨论了六个芝诺悖论．在古代传说中保存下来的还有另外几个据信是属于芝诺的悖论，由于内容不那么深刻，也比较容易解决，这里就不作介绍了．

　　关于芝诺悖论对于古代希腊数学发展的重要性，在科学史学者中的意见是很不一致的．P．汤纳利首先提出，芝诺和巴门尼德哲学的关系并不如古代传说中所肯定的那样密切．相比之下，因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不可公度量而出现的一些问题，对于芝诺具有更加深刻的影响．基于同样的假设，H．赫斯(Hasse)和H．斯科尔斯(Scholz)想把芝诺说成是对古代数学的发展方向起决定影响的人物．他们试图证明，毕达哥拉斯学派曾假定存在无限小的基本线段(初等线段)，想以此来克服因发现不可公度量而引起的困难．芝诺所反对的正是这种处理无穷小的不准确的做法，从而迫使下一代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学家去探求更好、更准确的基础．另有一些学者持有完全不同的意见．B．L．范德瓦尔登(van der Waerden)指出，我们已知的关于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的数学理论——不可公度量的发现无疑是那个时代作出的——并不支持芝诺曾经对那个时代的数学发展作过任何重大贡献的说法．

　　虽然芝诺时代已经过去二千四百多年了，但是围绕芝诺的争论还没有休止．不论怎样，人们无须担心芝诺的名字会从数学史上一笔勾销．正如美国数学史家E．T．贝尔(Bell)所说，芝诺毕竟曾“以非数学的语言，记录下了最早同连续性和无限性格斗的人们所遭遇到的困难．”芝诺的功绩在于把动和静的关系、无限和有限的关系、连续和离散的关系惹人注意地摆了出来，并进行了辩证的考察．虽然不能肯定他对古典希腊数学的发展有无直接的重要影响，但是有一点决不是偶然的巧合：柏拉图写作对话《巴门尼德》篇的时候，因为其中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是芝诺的观点，芝诺也是书中的主角之一，因此在柏拉图学园中很自然地热烈讨论起芝诺悖论来．当时欧多克索斯(Eudoxus)正在柏拉图学园中攻读和研究数学与哲学．欧多克索斯在稍后的时间里创立了新的比例论(《几何原本》第五卷中的主要内容)，从而克服了因发现不可公度量而出现的数学危机；并完善了穷竭法，巧妙地处理了无穷小问题．因此，在希腊数学发展的这个关键时刻，很难说芝诺没有对它的发展作出过有意义的贡献．

　　芝诺在哲学上被亚里士多德誉为辩证法的发明人．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指出：“芝诺主要是客观地辩证地考察了运动”，并称芝诺是“辩证法的创始人”．

南门飘雪

陆九渊
陆九渊(1139～1192) ，号象山先生，字子静。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抚州金溪人。与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朱熹齐名，史称“朱陆”。

陆九渊一生的辉煌在于创立学派，从事传道授业活动，受到他教育的学生多达数千人。他以“心即理”为核心，创立“心学”，强调“自作主宰”，宣扬精神的动性作用。他的学说独树一帜，与当时以朱熹为代表的正宗理学相抗衡。1145年4月，他与朱熹在江西上饶的鹅湖寺会晤，研讨治学方式和态度。朱熹持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主张通过博览群书和对外物的观察来启发内心的知识；陆九渊持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认为应“先发明人之本心然后使之博览”，所谓“心即是理”，毋须在读书穷理方面过多地费功夫。双方赋诗论辩。陆指责朱“支离”，朱讥讽陆“禅学”，两派学术见解争持不下。这就是史学家所说的“鹅湖之会”、“鹅湖大辩论”。陆九渊的思想经后人充实、发挥，成为明清以来的主要哲学思潮，一直影响到近现代中国的思想界。著名学者郭沫若、马一浮都认为深受陆九渊思想的影响。

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50岁的陆九渊被任命为荆湖北路荆门知军。次年九月初三，陆九渊千里迢迢从江西到荆门上任。当时，金兵南侵压境，荆门地处南宋边防前线。陆九渊看见荆门没有城墙，认为这个行政区域位于江汉平原，道路四通八达，南面捍卫江陵，北面支援襄阳，东面守护随州、钟祥，西面扼守宜昌；荆门巩固，四邻才有依靠，不然就会腹背受敌。于是，下决心修筑了城墙。

陆九渊大刀阔斧地改革荆门军的税收弊端和不合理的体制以及官场的陈规陋习。外地的商贩纷纷前来荆门做生意，使荆门的税收日增。他推荐或提拔下属，并不看重资历与出身。他认为，古代录用地方官员，由于不受资历和出身的限制，表现好坏便容易区别，后世斤斤计较资历和出身，有无政绩就不容易判明。

陆九渊清正廉明，秉公执法。有人告状，他不拘早晚，亲自接见受理。断案多以调解为主。如控诉的内容涉及隐私、违背人伦和有伤风化的，就劝说告状人自动撤回上诉，以便维护社会道德风尚的淳厚。只有罪行严重、情节恶劣和屡劝不改的才依律惩治。所以民事诉讼越来越少，到上任第二年，来打官司的每月不过两三起。

陆九渊在象山东坡筑亭，宣讲理学，听众往往多达数百人。荆门原先闭塞的民风和鄙陋习俗显著改变。各级主管部门交相列举陆九渊在荆门的政绩奏报朝廷。益国公、左丞相周必大曾强调，荆门军治理成效突出，可作地方长官“躬行”的榜样。

1193年初，陆九渊在荆门病逝，棺殓时，官员百姓痛哭祭奠，满街满巷充塞着吊唁的人群。出殡时，送葬者多达数千人。他死后，谥为“文安”。

为纪念陆九渊，后人将荆门蒙山改称象山，在荆门城西象山东麓当年陆九渊受理民事诉讼和讲学的象山书院遗址兴建陆文安公祠（俗称陆夫子祠和陆公祠）。

中国南宋思想家﹑教育家。字子静﹐江西抚州金溪县人﹐曾在贵溪龙虎山建茅舍聚徒讲学﹐因其山形如象﹐自号象山翁﹐世称象山先生。“居山五年﹐阅其簿﹐来见者逾数千人”。乾道八年(1172)登进士第。他承认王安石英才盖世﹐不合流俗﹐但认为王安石学术上没有触及根本﹐不苟同其政治改革。对“靖康之变”胸怀復仇雪耻的大义﹐故访求智勇之士﹐共谋恢復失地。任地方官时﹐政绩颇著﹐并不忘教育﹐常授徒讲学。去官归里後﹐他在学宫内设讲席﹐贵贱老少都赶来听讲﹐据《象山年谱》称﹐“从游之盛﹐未见有此”。

陆九渊与朱熹同时﹐两人都是理学家﹐但朱属於客观唯心主义﹐而陆属於主观唯心主义。陆学直接於孟子的“万物皆备於我”的“心学”﹐认为“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具有心﹐心皆具是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他认为人们的心和理都是天赋的﹐永恆不变的﹐仁义礼智信等封建道德也是人的天性所固有的﹐不是外铄的。学的目的就在於穷此理﹐尽此心。人难免受物慾的蒙蔽﹐受了蒙蔽﹐心就不灵﹐理就不明﹐必须通过师友讲学﹐切磋琢磨﹐鞭策自己﹐以恢復心的本然。修养功夫在於求诸内﹐存心养心。具体方法是切己体察﹐求其放心﹐明义利之辨。自称这种方法为“简易功夫”﹐是“立乎其大者”﹐是“知本”﹐是“明本心”。至於读书﹐则最重视 《大学》﹑《中庸》﹑《论语》 和《孟子》﹐要求联繫日用事物讽咏自得﹐反对习註疏章句之学﹐场屋之文﹐以谋求利禄。他和朱熹常相辩难。他们二人有两次会讲颇具影响﹐第一次是在淳熙二年(1175)“鹅湖之会”(鹅湖书院旧地﹐在今江西铅山县)﹐朱主张先博览而後归之於约﹐以陆的教法太简易﹐陆主张先发明人的本心而後使之博览﹐以朱的教法为支离。第二次是在淳熙八年(1181)﹐朱请陆登白鹿洞书院讲堂﹐讲“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朱则认为切中学者隐微深固之疾﹐当共守勿忘。朱熹晚年曾劝学者兼取两家之长﹐并对陆表示敬意。有人曾劝陆九渊著书﹐他说:“六经註我﹐我註六经”﹐又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註脚”﹐陆学为明代王守仁(阳明)所发展﹐世称“陆王学派”﹐著有《象山全集》行世。

南门飘雪

阿利盖利·但丁
13世纪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夜，佛罗伦萨诞生了位伟大的诗人，这就是被恩格斯誉为

“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也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的阿利盖利·但丁Alighieri Dante（1265—1321）。但丁从３７岁被宣告永久放逐，后来客死异乡。九岁邂逅心灵上永恒的恋人佩雅丽琪，这位后来２４岁香消玉陨的少女，成为但丁日后创作的源泉。《神曲》为但丁不朽的巨著。

但丁出生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按意大利语正确发音应译做“翡冷翠”）的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生于1265年，出生日期不清，按他自己在诗中的说法“生在双子座下”，应该是5月下旬或6月上旬。5岁时生母去世，父亲续弦，后母为他生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但丁的生平记录很少，但写作的人很多，有许多并不可靠，他可能并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也有人说他在波隆那及巴黎等地念书），从许多有名的朋友兼教师那里学习不少东西，包括拉丁语、普罗旺斯语和音乐，年轻时可能做过骑士，参加过几次战争，12岁时就已经结婚，他妻子为他生了6个孩子，只有4个（3男1女）存活。


佛罗伦斯但丁博物馆门外的但丁雕像当时佛罗伦萨政界分为两派，一派是效忠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齐伯林派，另一派是效忠教皇的盖尔非派，1266年后，由于教皇势力强盛，盖尔非派取得胜利，将齐伯林派放逐。盖尔非派掌权后1294年当选的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想控制佛罗伦萨，一部分富裕市民希望城市的独立，不愿意受制于教皇，分化成“白党”，另一部分没落户，希望借助教皇的势力翻身，成为“黑党”。两派重新争斗，但丁的家族原来属于盖尔非派，但丁热烈主张独立自由，因此成为白党的中坚，并被选为最高权利机关执行委员会的六位委员之一。

1301年教皇特派法国国王的兄弟瓦鲁瓦的卡罗(Carlo di Valois)去佛罗伦萨“调节和平”，白党怀疑此行另有目的，派出以但丁为团长的代表团去说服教皇收回成命，但没有结果，果然卡罗到佛罗伦萨后立即组织黑党屠杀反对派，控制佛罗伦萨，并宣布放逐但丁，一但他回城，任何佛罗伦萨士兵都可以处决烧死他，从此但丁再也没有能回到家乡。

1308年卢森堡的亨利七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预备入侵佛罗伦萨，但丁给他写信，指点需要进攻的地点，因此白党也开始痛恨但丁。1313年亨利去世，但丁的希望落空。

1315年，佛罗伦萨被军人掌权，宣布如果但丁肯付罚金，并于头上撒灰，颈下挂刀，游街一周就可免罪返国。但丁回信说：“这种方法不是我返国的路！要是损害了我但丁的名誉，那麽我决不再踏上佛罗伦萨的土地！难道我在别处就不能享受日月星辰的光明吗？难道我不向佛罗伦萨市民卑躬屈膝，我就不能接触宝贵的真理吗？可以确定的是，我不愁没有面包吃！”

但丁在被放逐时，曾在几个意大利城市居住，有的记载他曾去过巴黎，他以著作排遣其乡愁，并将一生中的恩人仇人都写入他的名作《神曲》中，对教皇揶揄嘲笑，他将自己一生单相思的恋人，一个叫贝亚德的，25岁就去世的美女，安排到天堂的最高境界。

但丁于1321年客死他乡，在意大利东北部腊万纳去世。

但丁的作品基本上是以意大利托斯卡纳方言写作的，对形成现代意大利语言以托斯卡纳方言为基础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除了拉丁语作品外，古代意大利作品只有但丁是最早使用活的语言写作，他的作品对意大利文学语言的形成起了相当大作用，所以也是对文艺复兴运动起了先行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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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出品的欧元上的但丁像但丁的著名作品有：

爱情诗歌《新生》
哲学诗歌《宴会》
抒情诗《诗句集》
长诗《神曲》
拉丁文文章《俗语论》
政论文《王国论》
拉丁文诗歌《牧歌》
但丁的被收集的《书信集》


《神曲》代表了中世纪文学和最高成就，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得以产生，是与当时意大利的社会状况、诗人所具有的深厚学识和独特的个人经历分不开的。

但丁生活的时代，已不同于是世纪前期欧洲社会发展相对缓慢、工商业极不发达、基督教完全垄断意识形态的状况。13世纪时，意大利北部的热那亚、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地，由于海上贸易和工商业的蓬勃发展，成为欧洲最富庶的地区。

早期资产阶级日益强大，并建立了城邦共和国，取得了自治权。尽管与整个欧洲甚至与意大利其他大部分地区比较而言，这只是资产阶级取得的小小的胜利，但它却对社会现实和欧洲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丁在政治倾向上，就是与意大利的资产阶级相一致的。

当时的意大利，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统一国家，而只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地域名称，经济的发展也极不平衡。政治上主宰意大利的， 主要有两大势力， 一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一为罗马教皇。所谓的“神圣罗马帝车”，是中世纪中期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名称。

962年，红又专当时的教皇约翰十二世为德国国王奥托一世（936—973在位）加冕， 封其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领有意大利。 因此， 历任帝国皇帝，均为日尔曼血统。由于德国本身内乱不息，其国王只是势力或强或弱的封建主，统治中心一直在德国，对意大利的控制也时紧时松。罗马教皇则一直把意大利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与帝国皇帝矛盾重重。意大利人民希望国家统一，而教皇与皇帝的斗争及他们各自的野心则是统一的障碍。他们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唯恐统一的意大利对其统治构成危胁。错综复杂的矛盾，使意大利的政治生活异常活跃，政敌之产的对产，不同阶级间的利益冲突， 常以极为残酷的形式表现出来。 但丁就是政治迫害的见证人之一。

从文化领域看，基督教的严密控制，到12世纪时已显出办不从心。在其神学探讨过程中，常需借助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有的观念与逻辑论证方法，证明和论述神的存在及属性，阐述尘世与彼岸的关系。

12世纪后，更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古希腊罗马时期著作的汇编。教会的本意是为自己的神学理论寻找方法论和依据，但研究者们却从中发现了与基督教理论完全不同的另一重文化境界。意大利出现了西欧最早的一批古典学者，但丁就是其中最博学者之一。

但丁生于佛罗伦萨一个城市贵族之家，其父因家道中落，长期经商。当时该城有代表封建贵族利益、支持罗马教皇的基白林党和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贵尔夫党。但丁的父亲自然拥戴贵尔夫党，而但丁本人后来则成为该党的领袖之一。

但丁早年曾师从著名学者布鲁内托·拉蒂尼，系统学习拉丁文、修辞学、诗学和古典文学，对罗马大诗人维吉尔推崇备至。在绘画、音乐领域，但丁也造诣不凡。此外，但丁精心研究神学和哲学，古代教父圣·奥古斯丁的思想对他影响尤深。

但丁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在其文学创作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那是在他的少年时代，他随父参加友人聚会，遇上一位名叫贝阿特丽齐的少女。少女的端庄、贞淑与优雅的气质令但丁对她一见钟情，再不能忘。遗憾的是贝阿特丽齐后来遵从父命嫁予他人，婚后数年竟因病夭亡。 哀伤不已的但丁将自己几年来陆续写给贝阿特丽齐的三十一首抒情诗以散文相连缀， 取名《新生》（1292—1293）结集出版。诗中抒发了诗人对少女深挚的感情，纯真的爱恋和绵绵无尽的思念，风格清新自然，细腻委婉。

这部诗集是当时意大利文坛上“温柔的新体”诗派的重要作品之一，也是西欧文学史上第一部剖露心迹，公开隐秘情感的自传性诗作。

早在青年时期，但丁就以激昂的政治热情了贵尔夫党，投身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并参加了粉碎基白林党的战斗。贵尔夫党在佛罗伦萨掌权后，但丁被选为该城行政官。该党后又分裂为黑白两党，但丁属于白党，反对罗马教皇对佛罗伦萨的干涉。教皇伙同法国军队支持黑党于1302年击败白党，掌握了政权，开始清洗白党成员。但丁被没收全部家产，判处终身流放，自此再未回到故乡，直至客死于拉文那。

曾有学者将但丁与我国的屈原相比，谓屈原被逐乃赋《离骚》，但丁流放才有《神曲》。如果从两位诗人在颠沛流离过程中的精神境界不断升发，忧国忧民痴心不改的角度看，这种比附是有道理的。二十年的流放使但丁对意大利社会的现实有了更深切的了解，逐渐将自己的命运融合于对民族前途的深沉思考之中。

流放初年，但丁曾写了《飨宴》（1304—1307）和《论俗语》两书，前者希望以道德和知识消除各城邦之间与城邦内部各派之间的倾轧、攻伐；后者则批驳只重拉丁语、轻视意大利语的倾向。这不仅表明但丁超越了狭隘的党派偏见，以理性意识思考民族现实与未来的胸襟，而且显示出他对民族语言文化的重视，这结意大利文学的发展意义深远。

但丁有诗人的柔肠与激情，也有学者的锐利与智慧，他是当时最杰出的语言学家之一，又是在时代激流中冲浪的政治家，这是博大精深的《神曲》问世的基础。

《神曲》（1307—1321）是但丁于流放期间历时十四年完成的长篇诗作，原名为“喜剧”。中世纪时，人们对“喜剧”的解释与今人不同，其意为结局令人喜悦的故事。1555年后，人们在原书名前加上修饰语“神圣的”，既表示对诗人的崇敬，亦暗指此诗主题之庄严深奥，意境之巍峨崇高。在我国，则将书名译为“神曲”。

《神曲》全诗长一万四千二百三十三行，由《地狱》、《炼狱》和《天堂》三部分构成，但丁幻游三界的神奇描述。诗人自叙在大赦圣年的1300年春天，正当自己35岁的人生中途。是年 4月 8日， 诗人迷失于一座黑暗的森林之中， 正当他努力向山峰攀登时，唯一的出口又被象征淫欲、强暴和贪婪的母豹、雄狮和母狼拦住去路。诗人惊慌不已，进退维谷。值此危急关头，罗马大诗人维吉尔突然出现， 他受已成为天使的但丁精神上的恋人贝阿特丽齐之托， 救但丁脱离险境，并游历地狱和炼狱。在维吉尔的带领下，但丁首先进入地狱，但见阴风怒号，恶浪翻涌，其情可怖，其景惊心。地狱分九层，状如漏斗，越往下越小。 居住于此的， 都是生前犯有重罪之人。他们的灵魂依罪孽之轻重，被安排在不同层面中受永罚。这里有贪官污吏、伪君子、邪恶的教皇、买卖圣职者、盗贼、淫媒、诬告犯、高利贷者，也有贪色、贪吃、易怒的邪教徒。诗人最痛恨卖国贼和背主之人，把他们放在第九层，冻在冰湖里，受酷刑折磨。

从冰湖之底穿过地球中心，就来到了炼狱。炼狱是大海中的一座孤山，也分九层。这里是有罪的灵魂洗涤罪孽之地，待罪恶炼净后，仍有望进入天堂。悔悟晚了的罪人不得入内，只能在山门外长期苦等。炼狱各层中分别住着儿以骄、妒、怒、惰、贪、食、色等基督教“七罪”中罪过较轻者的灵魂。但丁一层层游历，最后来到顶层的地上乐园，维吉尔随即离去。原来他尚夫资格进入天堂，只能在“候判所”等待。此时天空彩霞万道，祥云缭绕。在缤纷的花雨中，头戴橄榄叶桂冠、身着狸红长裙，披着洁白轻纱的贝阿特丽齐缓缓降临。贝阿特丽齐一边温柔地责备诗人不该迷误于象征罪恶的森林，一边指引他饱览各处胜境。在她指点下，但丁进入“忘川”，顿觉身心一爽，忘却了往昔的痛苦，随后贝阿特丽齐带他进入天堂。

天堂共有九重天，即月球天、水星天、金星天、太阳天、火星天、木星天、土星天、恒星天和水晶天，天使们就住在这里，能入天堂者都是生前的义人，英明的君主、学界的圣徒和虔诚的教士，才能在此享受永恒的幸福。天堂气象宏伟庄严，流光溢彩，充满仁爱和欢乐。在第八重天，但丁接受了三位圣人关于“信、望、爱”神学三美德的询问，顿感神魂超拔，跟随圣人培纳多进入神秘明丽的苍穹，欲一窥“三位一体”的深刻意义，但见金光一闪，幻想和全诗在极乐的气氛中戛然而止。

今天的读者看《神曲》，常觉其内容庞杂、情节离奇，意义晦暗不明，这是因为不熟悉此书的中世纪文化背景所致。实际上，《神曲》结构严谨，情节服从于全诗的主题，其中的人物、场景均有所指。这里我们仅从大的方面来谈谈有关问题。但丁对当时的罗马教皇卜尼法西八世和已故的一些罪恶滔天的教皇切齿痛恨，对宗教蒙昧主认也持鲜明的否定态度，但他并没有否定基督教信仰。写于1309年的《帝制论》第三卷最后一章，是理解《神曲》的一把钥匙。但丁认为，人生有两种幸福：“今生的幸福在于个人行善；永生的幸福在于蒙受神恩”。“此生的幸福以人间天国为象征，永生的幸福以天上王国为象征。 此生幸福须在哲学 （包括一切人类知识）的指导下，通过道德与知识的实践而达到。永生的幸福则须在启示的指导下，通过神学之德（信德、望德、爱德）的实践而达到”。这其实是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提出的“人间天国”与“天上王国”的翻版。在《神曲》中，但丁精心安排了两个人物作为自己的导师，一为象征理性、知识的维吉尔，一为象征信仰、虔敬的贝阿特丽齐。我们在前面曾讲过，基督教认为人人都是罪人，因此，地狱、炼狱中所囚之人，都是有罪的灵魂，区别只在罪的性质不同，罪的轻重不一，他们都是现实社会中各色人等的体现。 天堂中的人是经过炼狱活尽罪恶后的灵魂， 可以与神同享荣耀。但丁在进入炼狱之前，天使用利刃在其额头刻下七个象征罪恶的 “P”字（意大利语中“罪过”一词的首字母），诗人在炼狱中每登上一层，既有一位天使将 “P”字抹去一个，及至走出炼狱山，七个 “P”字全被抹去，表明罪恶已清，可上天堂上。地狱、炼狱和天堂分别对位应着“人间天国”和“天上王国”。象征理性的维吉尔只能“人间天国”里充当诗人的引路者，象征信仰的贝阿特丽齐才有资格带领诗人进入“天上王国”。这清楚地说明，但丁是将信仰置于理性之上的。《神曲》的主题，意在探索诗人自身、意大利民族，乃至人类的未来命运，但丁的结论是，意大利民族和整个人类必须在信仰的启示下，以理性规范行为，实行道德完善和精神境界的不断超越，才能与最高真理合一，获得光明的前途。但丁笔下天堂的九重天结构，则是以被教会接受的托勒密天体论为依据的，诗中所谓的“永久的轮盘”，正是托勒密关于宇宙是由同一轴心上的九重天构成的球面体理论的写照。

作为新旧交替时期的诗人，但丁不可能不接受中世纪文化的洗礼，但《神曲》中表现出的深刻批判精神和新思想的萌芽，则使诗人成为文艺复兴新时期既将到来的预言者。但丁结古希腊、罗马的先贤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荷马、维吉尔等人由衷地赞佩，肯定这些异教时期灿烂文化的代表者，肯定知识和理性精神，客观上就批判了中世纪的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尽管作为一个基督徒，但丁不可能将他们直接安排进天堂，但却把这些"高贵的"异教徒放进地狱中一个毫不受苦的美丽幽静之处。但丁还同情为爱情而遭惨杀在地狱中受苦的保罗和弗兰采斯加，批判了教会的禁欲主义。长诗多处流露出期待结束党派纷争， 实现民族统一的强烈愿望， 对祖国的挚爱，常使诗人情不自禁。在《地狱》第六歌中，四分五裂的意大利引发了但丁无限的痛惜之情：

唉，奴隶般的意大利， 你哀痛之逆旅， 你这暴风雨中没有舵手的孤舟，你不再是各省的主妇，而是妓院！……你的活疾的人民住在你里面，没有一天不发生战争，为一座城墙和一条城壕围住的人却自相残杀。你这可怜虫啊！你向四下里看看你国土的滨岸，然后再望你的腹地，有没有一块享受和平幸福的土地。对民族家园现实的哀叹，旅即转变为对祸国殃民者的愤怒。但丁揭露一些教皇干预世俗政治和对权利的贪欲，是民族不和城邦纷争的罪魁祸首。在地狱中遇到尼古拉三世教皇的灵魂，诗人痛斥：“因为你的贪婪使世界陷入悲惨，把好人蹂躏，把恶人提升”。卜尼法斯八世教皇当时尚在人间，诗人却在狱中为他找好了位置，倒栽于石穴中受火刑的惩罚。但丁还抨击腐败的教会势力， 借使徒彼得之品将贪财败德的主教们比喻为 “穿着牧人衣服的贪狼”。诗人鄙视那些丧失原则，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见风使舵的政客，为此在地狱第一层外为他们的灵魂专设一个长廊。这些人连地狱都不肯收容，在长廊里被无数大黄峰蛰刺，被狂风吹得飘来荡去。实际上，尽管《神曲》采用了梦幻的形式，它的具体描绘--特别是在《地狱》篇中--都是当时意大利社会现实的缩影。

《神曲》在艺术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是中世纪文学哺育出的瑰宝。诗人借助基督教救赎观念和地狱、炼狱、天堂三界的神学教义结构全诗，将纷繁复杂的素材纳入严谨的构架之中。长诗自然地分为三部，每部三十三篇，加序诗一篇，共100篇。每3行分节，各部诗行也大致相符等，不仅工整、匀称，结构本身也富有象征含义。诗中的许多人物虽然是但丁笔下的鬼魂，但由于均有现实依据，因此写得血肉丰满，性格鲜明，令读者难以忘怀。诗人继承了先知文学和启示文学的传统，将澎湃的激情与匪夷所思的幻想相结合，将对现实的评判与对“天国”诚挚的信仰相结合，展示出诗人惊人的想象力，把以梦幻、寓意、象征为特点的中世纪文学艺术推向了高峰。

好贴啊，难得这么坚持。

南门飘雪

慧远大师
慧远大师（西元334——416年）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附近）人，精通六经及老、庄之学。年二十一，闻道安法师讲般若经，悟而出家，以弘法为己任。后入庐山，喜其清幽，遂结茅为舍，讲《涅槃经》，刺史桓伊惊其才，奏立佛寺，感雷雨运木以建东林寺，又凿池种莲，因号莲社，集众六时念佛求生西方，是为中国莲宗之始。在山三十余年，虽帝诏亦不出，闻鸠摩罗什入关，即修书问道共商疑难，互证心得，道风遐播，群贤皆趋。初结社念佛时，即有一百二十三人参加，悉属法门龙象，儒家泰斗，乃命刘遗民作文勒石以明所誓。终公之世，共入莲社修净业，蒙接引而得往生者甚多，东林寺遂为南方佛教中心，与北方长安鸠摩罗什之逍遥园遥为呼应。义熙十二年，睹佛再现，乃端坐入灭，年八十有三。葬山之西岭，累石为塔，谢灵运撰碑文。遗著有：

庐山集十卷。

大智度论要略二十卷

问大乘中深义十八科三卷等

慧远之结社念佛，是依念佛三昧法见佛而求往生。当时《观经》尚未传译，所以其思想是基于《般舟三昧经》。以三昧是专思寂静，则气虚神朗，自发鉴照之智，得透彻幽微。然而种种三昧中，念佛三昧最功高进易。因为如来是穷玄极寂，体神合变，随宜应物，所以使入此三昧著，寂然忘知，就所缘之境，成就鉴智，此是说明若一心专念，止寂他想，则鉴照之智自发，而得见佛之境界。慧远圆寂后，道昺为东林精舍之主，昙恒、昙诜等亦皆止于山中，宣扬远师遗风。同时诸弟子或莲社结众，多游化诸方，从而净土信仰传布各地。


净宗初祖慧远大师

一、慧远大师的生平
　　慧远大师东晋(公元334-416年)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附近)人。俗姓贾，幼时即勤奋好学。年方十三，便随其舅父令狐氏前往许昌、洛阳一带学习儒家经典以及老庄之学。廿一岁时，本想往南方豫章(今江西南昌)随当时名儒范宣子隐居，但因战乱，道路受阻，未能成行。而当时的佛教领袖释道安，正在太行恒山(河北曲阳西北)建寺弘法，大师便慕名前往参学。当时道安法师正在讲《般若经》，大师闻已，豁然开朗，深感佛法博大精深，感叹道：“儒道九流，皆糠秕耳！”于是归依道安法师，出家为僧，专门从事于佛教教育事业，夜以继日，精进不已。登坛习讲，每使闻者心悦诚服，颇得道安法师赏识。曾不止一次在大众面前赞叹说：“使道流东国者，其在远乎！”可见当时大师的成就已非同一般。
　　公元365年，由于时事动荡，随同道安法师等，到襄阳弘传圣教。
　　晋孝武帝太元三年(公元378年)，前秦兵围襄阳，道安法师为免徒众遭受战祸，于是分遣大众往各地布教，慧远大师亦率弟子数十人南下，客居于荆州上明寺。公元381年，欲往罗浮山(今广东境内)静修弘教，路经浔阳(今江西九江)见庐山峰林闲旷秀丽，正是修行的好处所，即定居于此，建造精舍龙泉寺，领众清修，弘法济生。后来由于各地高僧名士望风而来者日益增多，龙泉寺已不敷使用。于是，在江州刺史桓伊的全力资助下，在庐山东面，重新建立寺院东林寺，作为集众行道的场所。后遂成中国佛教净土宗著名的发源地之一。
　　公元402年，大师主持东林寺道风日盛，由于大师德行感召，各方名僧雅士都不期而至。如彭城(今江苏铜山县)刘遗民，雁门周续之，豫章雷次宗，新蔡(今河南汝阳)毕颖之，南阳(今河南南阳)宗炳，张季硕等，此皆当世俊杰名士，都舍弃世间名闻利养，前来亲近大师修行办道。可见大师在当时的影响是何等的巨大。大师观察此会大众真为生死而来，便对大众说：“诸君之来，能无意于净土乎？”于是与刘遗民等一百二十三人，在庐山般若台精舍无量寿佛像前，建斋发誓：“众等齐心潜修净土法门，以期共生西方极乐世界”。并约定：“因众人根器不同，福德有别，先得往生极乐净土者，需帮助提携后进者，以达到同生无量寿佛极乐国土之目的”。又命刘遗民着《发愿文》，刻于石碑上。又有王乔之等人作《念佛三昧诗》以表达自己的志愿。大师也为之作序，序中说：“夫称三昧者何？专思寂想之谓也。思专则志一不分，想寂则气虚神朗，气虚则智恬其照，神朗则无幽不彻。斯二者，是自然之玄符，会一而致用也。……又诸三昧，其名甚众，功高易进，念佛为先。何者？穷玄极寂，尊号如来，体神合变，应不以方。故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即所缘以成鉴，鉴明则内照交映，而万象生焉。非耳目之所暨，而闻见行焉。于是睹夫渊凝虚镜之体，则悟灵相湛一，清明自然。察夫玄音以叩心听，则尘累每消，滞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孰能与于此哉？……是以奉法诸贤，或思一揆之契。感寸阴之颓影，惧来储之未积，于是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分忘寝，夙兴唯勤。庶夫贞诣之功，以通三乘之志，临津济物，与九流而同往。仰援超步拔茅之兴，俯引弱进垂策其后，以此览众篇之挥翰，岂徒文咏而已哉？”此次集会前，大师曾率众于东林寺前凿池种植白莲，是以中国佛教史上称此集结为“结白莲社”，或简称“结莲社”，并确认为中国净土宗之始。而净土一教后来之立宗，也因之而又称为“莲宗”。大师自公元381年到庐山以来，历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平时经行，迎送客友均以虎溪为界。纵然是当朝帝王晋安帝相邀，也称病不出，在东林寺界内，志心于净土，用功办道，著书立说，弘传圣教，将全部身心都奉献于道场，奉献于佛教。直至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大师自知宿缘已尽，安然示寂于东林寺。时年八十有三，僧腊六十三年。浔阳太守阮侃及弟子将其安葬于庐山西岭，门下名士谢灵运为撰碑文，歌颂大师的德行及其光辉一生。
二、慧远大师的弘化事迹：
　　大师自从道安法师受业以来，即以大法为己任，有感于江东地区经典未备，律藏残缺。居庐山后，即派遣弟子法净、法领等远越葱岭，西行求经。而且只要听说有梵僧来华，便殷勤请入山中咨教。
　　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公元391年)，北印度礓宾沙门僧伽提婆南游到浔阳，大师即遣弟子迎其入山，请译《阿毗昙心论》四卷与《三法度论》二卷。并为此二论作序，明宗举旨，大力提倡，遂开江东地区毗昙学之先河。
　　东晋隆安五年(公元401年)，迦毗罗卫国佛陀跋陀罗及其弟子慧观等入庐山，大师亦请其译出《修行方便禅经》二卷。此部禅经按不净观、慈悲观、因缘观、数息观和界分别观等五种观想，将禅修之法作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介绍，较之早期安世高、鸠摩罗什所译传的禅法要显得更为完善。
　　此外，大师对于律藏经典也颇有研习。梵僧昙摩流支入关中时，曾应大师之邀，将姚秦时弗若多罗译传未尽的说一切有部之《十诵律》补译完整，使之成为善本。以上只是举其数端而已，没有列明的还有很多。《净土圣贤录-慧远》一章中有云：“所有经律，出诸庐山，几至百卷。”由于大师对于译经事业推波助澜所表现出的显著成就，梁代释僧佑在《出三藏记集-慧远传》中赞叹道：“葱外妙集，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者，远之力也。”给予大师很高的评价。
　　慧远大师，自身虽归心净土，然对于其它经教，也都满怀热忱地推广弘传。东晋隆安五年(公元401年)，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一带)高僧鸠摩罗什法师被迎请到长安，大师早闻西域罗什法师通经达教，故派使者致书问候，信中有说：“是故负荷大法者，必以无执为心；会友以仁者，使功不自己。”罗什法师亦早闻东土慧远之名，在回函中大为赞叹：“经言，末后东方当有护法菩萨，绐哉仁者！善弘其事。夫财有五备：福、戒、博闻、辩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未具者疑滞，仁者备之矣！”此后十余年中，大师常致函请教经中大乘深义。罗什法师也都欢喜地为之解答，彼此皆以诚善之心，相互切磋学修心得。后来，大师根据与罗什法师的交流，着有《问大乘中深义十八科》并《罗什答》二卷。后改名为《大乘大义章》流通于世。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罗什法师在长安译出了百卷巨著《大智度论》。当时后秦国主姚兴也特意遣使送论往庐山东林请大师作序。大师认为此论卷数众多，文繁义隐，不易研习，经过深入探研后，将之加以删节，成《大智论钞》二十卷，并撰序文。另外，大师曾造《法性论》二卷，阐述泥洹常住之义理，送与罗什法师过目，罗什法师看了以后，给与高度评价，赞叹说：“边方未见大经，便暗与理合”。又有《卢山集》十卷遗憾的是《法性论》已散失未传后世。此外大师的另一部名著是《沙门不敬王者论》，该论共有五篇，专门针对晋室要臣桓玄所提出的“一切沙门对皇家王者尽敬”说而撰写。桓玄极为钦佩大师的为人，所以在决议之前，先去信庐山征求大师的意见，于是大师便写下了这部名著。大师在论中，事理并举，情理结合地作了详明而又恳切的问答，提出了“袈裟非朝宋之服，钵盂非廊庙之器，尘外之容不应致敬王者”的观点，使得桓玄只好作罢。此番问答在中国佛教史上留下极为深远的影响。桓玄非常仰慕大师的德行，一次在过访浔阳时曾致书请大师归俗从政，但被大师以坚正之辞回拒了。后来，桓玄下令甄别沙门加以沙汰，命令其属下：“沙门有能伸述经诣者，畅说义理或禁行循整者，足以宣寄大化，其有违于此者，悉皆罢道。”唯因尊崇大师，“以庐山为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列。”
　　正因大师德高望重，所以在传播佛法的过程中，得到了东晋当时各方统治势力的支持，江州剌史虽历届不同，但都和大师结交甚好。公元392年，殷仲堪任荆州剌史时，曾上庐山拜会大师，共论《易》体。公元399年，桓玄灭殷仲堪于荆州，也曾往庐山面会大师，讨论《孝经》。公元405年，刘裕与何无忌(何镇南)等诛杀桓玄后，何无忌本人也亲临庐山慰问大师，之后又作《难袒服论》与慧远商量沙门袒服一事，何无忌以为《老》《礼》诸典中，均明“右”为“凶”“丧”之义，而沙门以右袒“寄至顺”“表吉诚”，有悖于中土之名教礼制。慧远大师作《沙门袒服论》给予解释说道：沙门之所以右袒，是从形象上方便于将沙门与俗人加以区别，并有利于沙门脱离世俗名教礼制的限制而安心出家修道。这符合佛教的礼制与教条。论中说明从外相上来说，佛家与名教儒家是有差别，但最终目的二者是一体的。所以内外礼制虽然不同，但是“内外之道可合”。这一理论将儒家名教的政治理论，佛家的济世思想，以及道家的出世学说作了相互协调，有利于当时朝野接纳佛教思想，为来源于异域的佛教，能更好地在中土大地生根发芽，茁壮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大师幼时即“博综六经”，文学基础深厚。居庐山数十年间，也常咏诗作偈以遣闲。大师的诗集《庐山东林杂诗》及《报罗什法师偈》、《万佛影铭》等文，不但文笔空灵，辞藻也很精美，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还有《妙法莲华序》、《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统经序》、《念佛三昧诗集序》和《辨心识论》等，也显露出美妙的文笔底蕴与高深的佛学修养。其中大师撰有两部专门探讨轮回报应说的论著--《明报应论》与《三报论》，论中提倡的“神不灭论”“善恶有报”等观点，具有鲜明的中土佛教特色。此外，尚有一些序、赞、论、诗、铭、记、书信等，大多收集在《出三藏记集》、《弘明集》、《广弘明集》、《大唐内典录》和《高僧传》中。
　　慧远大师门下弟子多达百余人，性情各异，学修不一，多才多艺者不乏其人。有善应讲席者如：其弟慧持，深受晋卫将军琅琊王司马冶之敬重，曾应豫章太守之邀请，讲《毗昙》《法华》二经。又曾到建康(南京)参校《中阿含经》的译文；有修戒行禅者如：法安，于新阳(今甘肃秦安县东南)建道场，弘化一方，后来入蜀，深受当地僧俗所推崇；有著书立说者如：慧观，撰有《法华宗要序》、《辩宗论》、《论顿悟渐悟义》、《十喻序赞》及诸经序等。并且善习戒律，尤精《十诵》；有通经达教，志专净业者如僧济等；有善工技艺者如：慧要，惜庐山无刻漏以报时，便于山泉池中，制作十二叶芙蓉，随顺流波自然转动，以定昼夜六时，片刻无差。据传他曾制木鸢能飞百步。此外，原是苻秦卫将军的昙邕，自师慧远以来，十余年间，长途往返于庐山与长安之间，为慧远与罗什作信使。庐山与长安两地远隔，又值多事之秋，二位高僧能够声气相通，互论经教，全赖此人之力。还有道祖、僧彻、昙顺、道汪等，皆为有修有学之士。在辅佐慧远大师弘经演教，住持佛法，或自行化他诸多方面，都展示出非凡的德能，极为生动地丰富了东晋佛教的内涵。
　　慧远大师在他自身修持及弘传“观佛”、“念佛”净土教法上有着显著成就。自身修持得力，在澄心系念中，证得念佛三昧，临终示往生相得生净土。在《净土圣贤录》慧远一章中有如是记载：“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七月晦夕，于般若台之东龛，方从定起，见阿弥陀佛，身满虚空，圆光之中，有诸化佛，观音势至左右侍立。又见水流光明，分十四支，回注上下，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佛告远曰：‘我以本愿力故，来安慰汝，汝后七日，当生我国。'”之后大师对侍立两旁的弟子法净、惠宝说：“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睹圣呤相，今复再见，吾生净土必矣！”果然事应其言，于八月六日端坐入寂。慧远大师以亲身经历，验证念佛可生净土之不虚，感召后世依从净土教理，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之僧俗人等，不计其数，而依法修持得生极乐者亦难枚举。弥陀净土之信仰日后能够得以广泛地流行，净土一教得以日益兴盛，实出于慧远大师之功。大师一生志心弘教，德感朝野，晋安帝义熙年间，帝室下诏赐号“庐山尊者”“鸿胪大师”及“白莲社主”。嗣后，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追谥号为“辩觉大师”，南唐升元三年(公元939年)谥“正觉大师”，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谥“圆悟大师”，宋孝宗干道二年(公元1166年)谥“等遍正觉圆悟大师”。基于慧远大师对佛教作的巨大贡献，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得到数朝帝王追封谥号，也可谓是在情在理。
　　考诸史籍，有依净土经典修持，祈求往生净土者，是始于东晋潜青山竺法旷(公元327-402年)。而关于弥陀净土经典，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般舟三昧经》和《念佛三昧经》等，早在汉末即已译出，之后也有异译不断面世。《高僧传》卷五中说竺法旷：“每以《法华》为会三之旨，《无量寿》为净土之因，常吟咏二部，有众则讲，独处则诵。”又晋时支遁(公元314-366年)也着有《阿弥陀佛像赞》一文，说明弥陀信仰早已有之。但是西方净土的信仰成为一体系，并能上升为东晋当时的学问僧和朝中士大夫等上层人士信奉，则始于慧远大师于庐山集众结莲社，可以说是慧远大师掀起了修学弥陀净土法门，求生极乐世界的风潮，且直接影响着后世无数的学佛者，为净土一宗奠定了不拔之基。
　　净土宗沿至今世已历十三祖，但观其列位，并无他宗那样明显的嫡系师承，而都是后世净业学人推举而成。如此而言，慧远大师之所以被追认为净土宗初祖，的确是名至实归，堪为净土之先驱，后学之楷模，其万世景仰之德行将永远昭垂史册。
有诗赞曰：不出庐山种白莲，修观立社集群贤。
　　 圣容三睹金池上，知与弥陀大有缘。
又赞曰：莲社开端接后人，翕然缁素总来亲。
十年三睹怦严相，定作金台上上身。

南门飘雪

恩培多克勒
哲学家、预言者、科学家和江湖术士的混合体，在恩培多克勒的身上得到了异常完备的表现，虽说这在毕达哥拉斯的身上我们已经发现过了。恩培多克勒的鼎盛期约当公元前４４０年，因此他是巴门尼德的同时代人而年纪较轻，尽管他的学说在许多方面倒是更近于赫拉克利特的。他是西西里南岸的阿克拉加斯的公民，是一个民主派的政治家，同时他又自命为神。在大多数的希腊城市里，尤其是在西西里的城市里，民主和僭主之间有着不断的冲突；双方无论哪一方的领袖一被击败，就会遭到杀戮或者流放。那些被流放的人很少有不肯去勾结希腊的敌人的——东方的波斯和西方的迦太基。恩培多克勒在某一时期也遭到了放逐，但是被放逐之后，他似乎宁愿选择一种圣贤的事业而不愿意选择一种流亡的阴谋家的事业。很可能他在年青时代就多少是一个奥尔弗斯派；并且在流放以前他就把政治与科学结合在一片；而且可能仅仅是到了晚年作为流放者的时候，他才成为一个预言者的。关于恩培多克勒的传说非常之多。人们认为他曾经行过神迹或是类似的事情，有时候是用魔术，有时候是用他的科学知识。据说他能够控制风；他曾使一个似乎已经死了三十日之久的女人复活；据说最后他是跳进爱特拿的火山口而死的，为的要证明自己是神。用诗人的话来说：

伟大的恩培多克勒，那位热情的灵魂，

跳进了爱特拿火山口，活活地烤焦了。

马修·阿诺德用这个题材写过一首诗，虽然那可以说是他的最坏的诗篇之一，但其中并不包括上面这两行偶句。恩培多克勒象巴门尼德一样，也是用诗来写作的。受了他的影响的卢克莱修，对于作为诗人的他曾给予极高的称赞。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意见是分歧的。因为他的著作保存下来的只是些片断，所以他的诗才如何也就只好存疑了。我们必须分别处理他的科学和他的宗教，因为它们是彼此不相调谐的。我先谈他的科学，再谈他的哲学，最后再谈他的宗教。

他对科学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发现空气是一种独立的实体。他证明这一点是由于观察到一个瓶子或者任何类似的器皿倒着放进水里的时候，水就不会进入瓶子里面去。他说：“当一个女孩子玩弄发亮的铜制计时期，用她美丽的手压住管颈的开口，把这个计时期浸入水的银白色易变形的物质中时，水并不会进入这个器皿，因为内部空气的重量压着底下的小孔，把银水往回堵住了；一直要等到她把手拿开放出压缩的气流时，空气才会逸出，同量的水才会流进去。”

这段话是他解释呼吸作用时说的。

他至少也发现过一个离心力的例子：如果把一杯水系在一根绳子的一端而旋转，水就不会流出来。

他知道植物界里也有性别，而且他也有一种演化论与适者生存的理论（当然必须承认多少是幻想的）。最初“四方散布着无数种族的生物，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蔚为奇观”。有的有头而无颈，有的有背而无肩，有的有眼而无额，又有孤零零的肢体在追求着结合。这些东西以各种机缘结合起来；有长着无数只手的蹒跚生物，有生着许多面孔和胸部朝向各个方向观看的生物，有牛身人面的生物，又有牛面人身的生物。有结合着男性与女性但不能生育的阴阳人。但最后，只有几种是保存下来了。

至于天文学方面：他知道月亮是由反射而发光的，他认为太阳也是如此。他说光线进行也需要时间，但是时间非常之短促以致我们不能查觉到；他知道日蚀是由于月亮的位置居间所引起的，这件事实似乎是他从阿那克萨哥拉那里学来的。

他是意大利医学学派的创始者，这一片源于他的医学学派曾影响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据伯奈特（第２３４页）说，它影响了科学思潮和哲学思潮的整个倾向。

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他那时代科学上的生气蓬勃，这是希腊晚期所不能比拟的。

我现在就来谈他的宇宙论。上面已经提到过，是他确立了土、气、火与水四种原素的（虽然他不曾使用“原素”这个名字）。其中每一种都是永恒的，但是它们可以以不同的比例混合起来，这样，便产生了我们在世界上所发现的种种变化着的复杂物质。它们被爱结合起来，又被斗争分离开来。爱与斗争对于恩培多克勒来说，乃是与土、气、火、水同属一级的原始原质。有些时期爱占着上风，有些时期则斗争来得更强大。曾经有过一个黄金时代，那时爱是完全胜利的。在那个黄金时代，人们只崇拜塞蒲路斯的爱神。世界上的一切变化并不受任何的目的所支配，而是受“机遇”与“必然”的支配。有一种循环存在着：当各种元素被爱彻底地混合之后，斗争便逐渐又把它们分开；当斗争把它们分开之后，爱又逐渐地把它们结合在一片。因此每种合成的实体都是暂时的；只有元素以及爱和斗争才是永恒的。

这里和赫拉克利特有着相似之点，但却比较缓和，因为造成变化的不仅仅是斗争而是斗争与爱两者。柏拉图在《智者篇》（２４２节）中以赫拉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两人相提并论：有些伊奥尼亚的诗人们，挽近更有些西西里的诗人们，他们所达到的结论是：把（一和多）两个原则结合在一片就要更可靠一些，并且说存在就是一与多；有些严峻的诗人们说它们是由敌对与友情结合起来，在不断地分合着的，而另外有一些较温和的诗人们则并不坚持永恒的斗争与和平，而是承认它们之间有一种缓和与交替；有时在爱神的支配之下和平与一占着上风，而后又由于斗争原则的作用，多与战争又占了上风。

恩培多克勒认为物质的世界是一个球；在黄金时代，斗争在外而爱在内；然后斗争便逐渐入内而爱便被逐于外，直到最坏的情形是斗争完全居于球内而爱完全处于球外为止。以后————虽然为了什么原因我们并不清楚————就开始一种相反的运动，直到黄金时代又恢复为止，但黄金时代并不是永远常在的。这时整个的循环就又重演。我们固然可以假设这两个极端中可能有一个是稳定的，但是这却不是恩培多克勒的见解。他虽然想要采用巴门尼德的论证以解释运动，然而他在任何阶段都不想要达到一个不变的宇宙。

恩培多克勒关于宗教的见解，大体上是毕达哥拉斯式的。在一段极有可能是谈到毕达哥拉斯的残篇里，他说“他们之中有一个人有了不起的知识，精于各式各样的巧思，他获得了智慧的最大的财富；只要他肯用心思考，他就很容易看出一切事物在十代、甚至二十代期间的各种情况”。我们已经提到过，在黄金时代人们只崇拜爱神，“而且神坛上也并不冒着纯粹公牛牺牲的血腥气，把牛牺牲之后又吃掉它那肥大的肢体，这被人视为是最可憎恶的事。”

有一次，他很铺张扬厉地把自己说成是个神：

朋友们，你们住在这座俯瞰着阿克拉加斯黄色的岩石、背临城堡的大城里，为各种善事忙碌着；你们是外邦人的光荣的避难所，从来也不会干卑鄙的事情，我向你们致敬。我在你们中间漫游，我是一位不朽的神明而非凡人，我在你们大家中间受到了恰当的尊敬，人们给我戴上了丝带和花环。只要当我戴着这些参加男女的行列进入繁盛的城市，人们便立刻向我致敬；无数的人群追随着我，问我什么是求福之道；有些人想求神谕，又有些人在许多漫长而愁苦的日子里遭受各种疾病的痛苦的摧折，祈求能从我这里听到医病的话。......但是我为什么要把超过必死的、必朽的凡人当作好象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而喋喋不休呢？另外有时候，他感觉自己是一个大罪人，正为着自己的不虔敬而在赎罪：

有一个必然之神的神谕，那是一条古老的神诫，是得到明确的誓言保证的而又永恒的神诫；它说，只要有一个魔鬼——漫长的岁月就是他的命运——曾经罪恶地用血玷污了自己的手，或追随过斗争而背弃了自己的誓言，他就必定要远离幸福者之家而在外游荡三万年，在这段时期中他将托生为种种不同的有生形式，从一条劳苦的生活道路上转到另一条上。因为强而有力的气把他赶到海里，海又把他冲到干燥的地上来；地又把他抛到烈日的照灼之下，而烈日又把它投回到气的漩涡里。每一种都从另一种那里把他接受过来，但是每种全都把它抛开。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见拒于神的亡命者和流浪儿，因此我就把我的指望寄托于无情的斗争中。

他的罪恶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也许并不是什么我们会认为很严重的事。因为他说：

“啊！我是有祸的了，在我张嘴大嚼而犯下罪行之前，无情的死亡的日子竟不曾毁灭掉我！......

“要完全禁绝桂叶......

“不幸的人，最不幸的人，你的手可千万不要去碰豆子！”

所以也许他所做的坏事不过是大嚼桂叶或者大吃豆子罢了。

柏拉图有一段最有名的文章，他把这个世界比做是一个 洞穴，我们在洞穴里面只能看到外面明朗世界的各种现实的暗影，而这是恩培多克勒所预示过的；它起源于奥尔弗斯派的教义。

也有些人——大抵是那些通过许多次的投生而得免于罪恶的人——最后终于达到了与诸神同在的永恒幸福：

但是最后他们①在人间出现，作为先知、歌者、医生和君主；从此他们荣耀无比地上升为神，与其他诸神同享香火、同享供奉，免于人间的灾难，不受运命的摆布，也再不可能受到伤害。

这一切里面，似乎很少有什么是奥尔弗斯教义和毕达哥拉斯主义所不曾包括的东西。

恩培多克勒的创造性，除了科学以外，就在于四原素的学说以及用爱和斗争两个原则来解释变化。 他抛弃了一元论，并把自然过程看做是被偶然与必然所规定的，而不是被目的所规定的。在这些方面，他的哲学要比巴门尼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诸人的哲学更富于科学性。的确，在另外一些方面他曾接受了当时流行的迷信；但是就在这一方面，他也不见得比起许多近代的科学家来更为不如。

南门飘雪

道信
在中国禅宗发展史上，被称为四祖的道信禅师，于唐代初年在湖北黄梅的双峰山开设道场，聚徒传法，在禅风、禅理、禅法上多有建树，成为中国禅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一、从“密怀斋检”到“再敞禅门”

道信一生的经历和事迹，主要见于《楞伽师资记》、《续高僧传》、《传法宝纪》、《神会语录》、《历代法宝纪》、《祖堂集》、《传灯录》等文献，其中《续高僧传·道信传》的记载，道信俗姓司马，世居河内（今河南沁阳县），后迁徙蕲州广济（今湖北武穴），生于陈太建十二年（580），卒于唐永徽二年（651），“春秋七十二”。他的一生大体经历了密怀斋检、随师修禅、附名吉州寺、传法双峰山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约七至十二岁）。道信从一僧修戒行。由于其僧“戒行不纯’，道信多次陈谏，其僧不听，道信只好“密怀斋检”，“经于五载而师不知”（《续高憎传·道信传》）。少时的道信表现出虔诚向佛，于事不苟的品性。

据净觉《楞伽师资记·道信章》载，道信著有“《菩萨戒法》一本”。这当然是道信后来传法时所作，但由此看出道信一生重视戒行，并以此要求他的门徒。道信的《菩萨戒法》已失传，无法知其具体内容，近代佛学高僧印顺认为，“道信的《菩萨戒法》虽没有明文可考，然从南能北秀的戒法，以自性清净佛性为菩萨戒体而论，可以想见为梵网戒本。道信的戒禅合一，是受到了南方，极可能是天台学的影响。”（印顺《中国禅宗史》第54页）

第二阶段（约十三至二十三岁）随僧璨静修禅业。道信因不满其僧的“戒行不纯”，得知有二僧“入于舒州皖公山（今安徽潜山县西北）静修禅业”，于是“闻而往赴，便蒙受法，随逐依学，道经十年”（《续高僧传·道信传》）。《传法宝纪》说，皖公山的二僧就是僧璨与“同学神定师”，道信的依止师即是僧璨。十年后，僧璨前往罗浮山（广东增城县）不许道信相随，并说：“但于后住，必大弘益”。即是说，在僧璨看来，道信学禅已成熟，可以离开僧璨自行修禅传法了。从此，道信开始独立修禅传法。

第三阶段（约二十四至四十岁左右）附住他寺。道信离开僧璨后，先是“附名住吉州寺”。在此期间，吉州（江西吉安）发生了一件大事：“被贼围城，七十余日，城中乏水，人皆困弊。信从外入，井水还复。刺史叩头：‘贼何时散?’信曰：‘但念般若。’乃令合城同时合声，须臾外贼见城四角。大人力士，威猛绝伦，思欲得见。刺史告曰：‘欲见大人，可自入城。’群贼即散。”（《传法宝纪》）由于道信为吉州城民解了围，避免了一场劫难，因而受到吉州民众的敬仰，于是名声大振。不久，道信欲往衡岳，路次江州（今江西九江）时，“道俗留止庐山大林寺”。道信在吉州寺和庐山大林寺前后经历十余年。从他在吉州主张“但念般若”以退围城之赋来看，此时的道信已非常看重《般若经》的法力。庐山大林寺是三论宗兴皇法朗的门人智锴创建的道场，道信在这里再次受到以般若性空为核心的三论宗义的浸熏。庐山曾是东晋慧远倡导“念佛三昧”的所在地，从道信在《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主张“念佛心是佛”以及援引《无量寿经》文句加以发挥来看，很可能是受到了“念佛三昧”方法的影响。

第四阶段（约四十岁左右至寿终）入黄梅双峰山聚徒修禅传法，“再敞禅门”。道信应蕲州道俗之请，渡江进入黄梅双峰山，蕲州道俗为他“造寺，依然山行”，道信见此处“有好泉石，即住终志”。道信在双峰山传法三十余载，“诸州学道无远不至，刺史崔义玄往而就礼”，荆州四层寺法显、神山寺玄爽等许多法师前来参访问道，门徒多达“五百余人”。以其所制《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传授门徒。唐贞观年问，唐太宗四度诏道信赴京，均辞谢不往，表现出隐居山林之志。唐高宗永徽二年闰九月四日，道信卒于双峰山，临终前语弟子弘忍为造塔，以示弘忍承其禅业之意。


二、定居传法与农禅并重

道信以前的几代禅师，在传法方式上均以“游化为务”。他们随缘而住，“不恒其所”，“行无轨迹，动无彰记”，“随其所止，诲以禅教”。道信改变“游化为务”的传统；入双峰山“择地开居；营宇立像，存没有迹，旌榜有闻”（《传法宝纪》），采取定居传法的方式。这一传法方式的改变，对禅宗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很明显，“游化为务”的传法方式，禅师来去不定，很难发展门徒，因而从达摩到僧璨，其弟子寥寥无几。道信定居双峰山后，才出现“诸州学道无远不至”，门徒多达五百余人的盛况。一般说来，要形成一个佛教宗派，除了要有宗主和独成体系的教义外，还必须有一定规模的徒众团体。道信之前，由于“游化为务”无法形成这样的僧众团体，只有在道信定居双峰山后，才形成这样的僧团，因而才开始具备一个宗派的基本条件。为保障徒众的禅修，道信在双峰山开创了农禅并重的禅风。《传法宝纪》载，道信每劝人曰：“努力勤坐，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即闭门坐，莫谈经，莫共人语。”作即“作务”、“作役”，泛指一切生产劳动。“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说明道信及其门徒不是依赖官府供给或檀樾施舍，而是通过自己的生产劳动，解决饥寒问题。

按印度佛教风习，出家修道者不事生产，靠他人布施或沿门乞食为生。佛教传入中国后，随着寺院经济的形成和僧侣的增多，宋晋时已出现了下层僧侣“或垦殖田圃”，“或商旅博易”，“或矜持医道”等“肆力以自供”的现象（见《弘明集》卷六晋释道恒《释驳论》）。虽然如此，达摩及慧可、僧璨几代禅师依然一直遵循印度佛教风习，奉头陀行，苦行节欲，一衣一钵，乞食为生。道信在双峰山实行农禅并重、自食其力，这在禅宗史上是一创举。这一创举，不仅解决了徒众的吃饭问题，为徒众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先决条件，而且有助于养成僧侣的劳动习惯，弱化对社会的依赖意识，减轻百姓的经济负担，因而在整个佛教史上都具有积极意义。道信开创的农禅并重、自食其力的风尚，为弟子弘忍及后来的禅师继承发扬，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个优良传统。弘忍提出“四仪（行住坐卧）皆是道场，三业（身口意）咸为佛事”，把禅僧的一切活动（包括生产劳动）提升为禅修，为农禅结合、自食其力提供了理论依据。至百丈怀海，更将自食其力定为丛林规制。坚持“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在佛教上传为美谈。

三、心净即佛与佛即是心

心净即佛，佛即是心，为道信禅之纲要。《人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开头就说：“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即是说，依据《楞伽经》中所说诸佛“心”为根本的教理，又依据《文殊说〈般若经〉》的“一行三昧”法，修禅者通过念佛使自心成为佛，若心有妄念不清净，则是凡夫。

道信所依据《楞伽经》，即达摩用以教弟子“藉教悟宗”的宋译四卷本《楞伽经》，属大乘唯识有宗经类。此经宣说“三界唯心”诸佛如来“以性自性第一义心，成就如来世间出世间上上法”；“如来自性清净”，又名“空、无相、无愿、如、实际、法性、法身、涅槃等”；众生“如来藏虽自性清净”，但为客尘妄念所覆而不能显现，通过修行“净除自心现流”，而“入无相无所有清净境界”。《文殊说〈般若经〉》属于大乘空宗经类，此经重在宣说万法一如、平等不二，“空为如来”，“法界即无相”，“一切法空即是菩提”亦即是“般若波罗密”。简而言之，《楞伽经》的旨趣在教人拂除客尘妄念，体认“自性清净”之“如来藏心”；《文殊说〈般若经〉》的旨趣则在教人舍诸分别相执，建立“一切法空”的“般若”空观。由此可见，二经虽旨趣不同，但亦有相通处。道信以此二经为典据，表明融合大乘空有二宗教理为禅法心要的趋向。

《文殊说〈般若经〉》的“一行三昧”，讲通过念佛名字，达到心契入“法界一相”的三昧境界。《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引其经文，作为方便法门之一。其经文云：

云何言一行三昧?佛言：法界一相，系缘法界，名一行三昧，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当先闻般若波罗密，如说修学，然后能一行三昧，如法界缘起不退不坏、不思议无碍无相。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庄处空闲，舍诸乱意，不取相貌，系心一佛，专称名字，随佛方所，端身正向，能于一佛，念念相续，即是念中，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何以故?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亦与无量诸佛功德无二，不思议佛法，等元分别，皆乘一如、成最正觉。患具无量功德、无量辨才。如是入一行三昧者，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

“法界一相”指一切万法本性空寂无相，“无二无别”。能始终如一地契心于“法界一相”，就是“一行三昧”。要入一行三昧，应当先听闻般若波罗密经，随后依经中所说进行修习。具体方法是，静处端坐，排除杂念妄想，心系一佛，不取相貌，专念佛名，久而久之，便“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自身就与“诸佛功德无二”，与“不思议佛法等无分别，皆乘一如”，成就“正觉”，这种“正觉”，就是“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即“法界一相”)。亦即是“一行三昧”达到的目的和境界。

道信采用《文殊说〈般若经〉》的“一行三昧”，但没有仅停留在“一行三昧”的原意上，而是结合其他经典加以发挥，指出念佛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内心“澄寂”“更无所缘念”，这“无所缘念”的“澄寂”之心就是“佛”。道信接着说：

“《普贤经》云：一切业律海，皆从妄相生，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是名第一忏悔。除三毒心、攀缘心、觉现心。念佛心心相续，忽然澄寂，更无所缘念。……常忆念佛，攀缘不起，则泯然无相，平等不二，入此位中，忆佛心谢，更不须证。即看此等心，即是如来真实法性之身，亦名正法，亦名佛性，亦名诸法实性实际法，亦名净土，亦名菩提金刚三昧本觉等；亦名涅槃界般若等，名虽无量，皆同一体。”

“业障”，即身口意所造之恶业障蔽正道。“实相”即“无相”。一切业障均生于妄念，只有断除一切妄念，才能消除业障。“念实相”或“念佛”，是实现摒除各种妄念的手段。专心一意不停地念佛，其他妄念就不会产生，逐渐进入“泯然无相，平等不二”的境界，在这种境界里，念佛的念头也没有了，内心“忽然澄寂，更无所缘念”，这就达到了念佛的目的，也是禅修的最终目的，不须再修证了。因为这时的“无所缘念”的“澄寂”之心就是“如来法身”，“佛性”，“本觉”，“涅槃”。道信的这种禅法，简要地说就是去妄，净心，心净即佛或无念即佛。

基于无念之心即是佛的思想，道信进而提出“离心无别有佛”，“念佛即是念心，求心即是求佛”的论断。他说：《大品经》云：无所念者，是名念佛。何等名无所念?即念佛心名无所念。离心无别有佛，离佛无别有心，念佛即是念心，求心即是求佛。

在道信看来，按《大品般若经》所说，佛的本质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有形色相，而是无相，以无相为对象的念佛只能是无所念，因而心无所念就是念佛。既然如此，那么念佛就是成就无所念之心，成就无所念之心就是念佛。这样，道信就以《大品经》为理论环节，将《文殊说〈般若经〉》的“念佛”变为“念心”。此外，道信又通过对《无量寿经》文意的引申，强调“佛即是心”。他说：“《无量寿经》云：‘诸佛法身入一切众生心想，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当知佛即是心，心外无佛也。”本来，《无量寿经》的原文为：“诸佛如来是法界身，遍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心遍知海，从心想生，是故应当一心系念，谛观彼佛。”其意思很清楚，即若心观想佛时，心中便呈现佛的好形相，因此应当一心念佛，谛观佛的形相。而道信加以删改和引申，变成自心本来是佛，否定心外之佛的存在，完全超出了经文的原意。

与此相关连，道信强调自己的清净本心就是佛国净土。对追求往生西方佛国净土的修行理论提出批判。有人问：修行“用向西方不?”信曰：“若知心本来不生不灭，究竟清净，即是佛国净土，更不用向西方。《华严经》云：‘无量劫一念，一念无量劫。’须知一方即无量方，无量方即一方。佛为钝根众生，令向西方，不为利根人说也。”既然佛国净土就是自己的清净本心，所以根本不用看求生西方佛国净土。

道信认为，“佛即是心”，“离心无别有佛，离佛无别有心”这种道理，对于修禅者特别重要，“若也知此道理，即是安心”。这是对菩提达摩“大乘安心法”的重要发展。众所周知，达摩“大乘安心法”的纲要为“理入”和“行入”。“理入者，谓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凡圣同一真性，但为客尘所染，不能显了。若也舍妄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言教，此即与真理冥符，无有分别，寂然无名，名之理入。”（《楞伽师资记·达摩章》）这实际上是把“深信含生凡圣同一真性”作为修禅者的认识基础，通过“凝住壁观”的方法，达到“无自无他，凡圣等一”的境界，达到这种境界，就实现了修禅“安心”的目的。道信把“深信含生凡圣同一真性”发展为“佛即是心，心外更无别佛”。这样一来，一切禅修便归结为对自我本心的体悟，于是人佛、心佛、心性之辨成为禅宗的中心论题，禅宗成为名副其实的“心宗”。禅宗所谓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其肇始者应推道信。

四、解行相扶与守一不移

“解行相扶”、“守一不移”是《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主张的基本禅修方法，是道信禅法的重要特色。道信说：“古时智敏禅师训曰：学道之法，必须解行相扶，先知心之根源及诸作用，见理明净，了了分明无惑，然后功业可成。”即是说，在修禅过程中，必须做到对“心”与“理”的明确认识和修持实践的紧密结合，相辅相成，才能达到禅修的成功。古时智敏禅师，不见于史传。据印顺法师考辨，智敏可能是天台智者的误写，因为《宗镜录》卷一百中引有天台智者类似上述的话，道信非常推重智敏的禅法，并加以发挥，提出了“解行相扶”的五项内容：

其一是“知心体，体性清净，体与佛同”。道信认为，在“解行相扶”的禅修过程中，首先必须明白自己的“心体”（亦称“本心”、“心性”）是“体性清净”，与佛一体不二的。为什么呢?道信的依据是“一切诸事，皆是如来法身故”，“如来法性之身清净圆满”，故人之心体必然“清净”。这一清净心体既是无形无相的，又是常恒不变的，“知心本来不生不灭，究竟清净”，“性虽无形，志节常在，幽灵不竭，常存朗然，是名佛性”。道信认为，众生皆具清净心体，只因有人被妄念烦恼覆盖而不悟，故有凡圣的差别。“经道：众生心性，譬如宝珠没水，水浊珠隐，水清珠显。为谤三宝，破和合僧，诸见烦恼所污，贪嗔颠倒所染，众生不悟心性本来常清净，故为学者取悟不同，有如此差别。”在道信看来，修禅者了知自己的心体本来清净，与佛一体不二，就可以坚定修禅成佛的信心，同时作断除妄念、明心见性的修行功夫。

其二是“知心用，用生法宝，起作恒寂，万惑皆如”。修禅者除了要明白自己具有与佛同体的清净本心之外，还要了知心的作用。道信认为，清净本心是产生一切诸法的根源，如一切佛法教义都来自于本心，“无量义者，从一法生。其一法者，则无相也。无相不相，名为实相，则泯然清净是也。”“无量义”即佛法教义，“一法”指本体清净心，所以说“用生法宝”。本体清净心虽然产生一切诸法，而其本身依然“恒寂”，如同一面明镜寂静不动，却能映现万象。“法性身，无心起作，如玻璃镜悬在高堂，一切像悉于中现，镜亦无心，能现种种。”道信所说的“心用”实际上是指意识活动，即清净本心产生意识活动又不随意识活动而有所改变。后来禅师说的“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万法尽在自心”，而自心“不染万法而常自在”，即是这种思想的注脚。

其三是“常觉不停，觉心在前，觉法无相”。“觉”，觉知、觉察、觉悟之意。在修禅过程中，要时时刻刻保持觉悟。觉的内容首先是心体和心用，其次是“觉法无相”，即觉知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法本无法，无法之法，始名为法”。道信指出，所谓“无相”，并非一无所有，而是“色即是空，非色灭空，色性是空”，“新学之人，直见空者，此是见空。非真空也。修道得真空者，不见空与不空，无有诸见也。”即物观空，同时无“空”、“不空”等见，才是对诸法“无相”的真正觉解。

其四是“常观身空寂，内外通同，人身于法界之中，未曾有碍”。即“不分昼夜，行住坐卧”，经常观察自己的身体“是四大五阴之所合，终归无常，不得自在。虽未坏灭，毕竟是空”，“如水中月，如镜中像，如热时炎，如空谷响”，虽然“了了恒在眼前”，却没有独立不变的实体。不令身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空寂，所对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境”亦“了知是梦幻”。六根六尘皆“从本以来空寂，不生不灭，平等无二。从本以来无所有，究竟寂灭”，由此得到自己的身心各诸法实相、诸佛法身通同一体，没有差别和隔碍的体验。

其五是“守一不移，动静常住，能令学者明见佛性，早入空门”。即是说，“守一不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是使学者“明见佛性”，进入禅定境界的修持工夫。所谓“守一”就是“于一静处，直观身心”。具体说来，首先是“观身”。“守一不移，先当修身观审，以身为本”，“常念六根空寂”，如上面所说。其次是“看心”、“敛心”。“初学坐禅看心，独坐一处，先端身正坐，宽衣解带，放身纵体，自按摩七八翻，令心腹中嗌气出尽，即滔然得性，清虚恬静，身心调适，能安心神，则窈窈冥冥，气息清冷，徐徐敛心”，由此而“神道清利，心地明净，照察分明，内外空净，即心性寂灭，如其寂灭，则圣心显矣”。

“敛心”的具体方法：“以此空净跟注意看一物，无问昼夜时，专精常不动，其心欲驰散，急手还摄来，如绳系鸟足，欲飞还掣取，终日看不已，混然心自定。”即不分昼夜，时时刻刻用空寂清净的眼光专注于一物而不动摇，一旦思想分岔，立即收回来。逐步达到内心的清净安定。这种“敛心”入定的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是一步一步前进而实现的。就好似学射箭一样逐渐缩小目标，“初射大准，次中小准，次中大的，次中小的，次中一毛、次破一毛作百分，次中百毛之一分，次后箭射前箭。笤笤相住，不令箭落。喻人习道，念念住心，心心相续，无暂间念，正念不断，正念现前。……念念常在心，其状当如是。”即使散乱的意识不断地收敛，最后达到心性寂定的境地。总之，“定空空心，使心境寂静，铸想玄寂，令心不移，心性寂空”，这就是“守一不移”。

道信强调指出，“守一不移”只是方法，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守一”达到“一亦不为一”，即外不执空，内不念心，“内外空净”，“心性寂灭”的境界。这种境界不同于老子的“窈冥”境界和庄子的万物“齐一”境界。因为老子的“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境界，“外虽亡相，内尚存心”，“故老子滞于精识也。”庄子的“天地一指，万物一马”的境界，“犹滞于一也”。而“守一不移”的结果，是既不滞于“空”，亦不滞于“心”，一切不滞，一切不执，无所得、无所住，这种境界高于老庄。因此修禅者要采取“守一不移”的方法，达到不守于“一”的清净寂灭境界，决不能停留于“守一不移”的方法上。

以上“解行相扶”五项，前三项属“解”，后二项属“行”，“行”中有解有证（观身心法相空寂为“解”，“明见佛性”、“内外明净”、“心性寂空”为“证”）。道信强调解行结合而尤重解证，他说“一解千从，一迷万惑，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认为“解”是禅修能否成功的关键。道信以“行”、“解”、“证”为标准，把学人分为四等，认为“有行有解有证”是“上上人”；“无行有解有证”是“中上人”；“有行有解无证”是“中下人”；“有行无解无证”是“下下人”。在道信看来，“证悟”是最重要的，“理解”次之，“践行”又次之。这种思想倾向直接导致禅宗慧能南宗重慧轻定，重“解”轻“行”的理论。此外，《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关于“忽然澄寂”，“豁然还得本心”，“身心方寸，举手下足常在道场，施为举动皆是菩提”等说法也为禅宗南宗主张的“顿悟成佛”，“担水运柴无非妙道”的主张，提供了思想资料。

综上所述，道信一生受到戒师、禅师、三论、天台等多方面的影响，加上自己的融合创新，形成了戒行与禅修结合、楞伽与般若诸经相融、知解与践行相扶、渐修与顿悟相连、坐禅与作务并举的禅风、禅理和禅法。道信的禅修理论和方法，不仅直接为“东山法门”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而且包含了往后禅宗多向发展的端绪，因而成为中国禅宗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