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传承与更新——期盼中华新文化的涅槃重生！

弘毅

☆没有捷径可走，学习中国古代经典并从中汲取有益的养分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比如我们的专家学者可以为儿童编辑通俗易懂的古文和古诗词读本，挑选接近儿童生活实际的文章和诗歌，改编一些对儿童有吸引力的古代传说故事等。让儿童在兴致勃勃的学习中，潜移默化地得到优秀传统的熏陶，明了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了解中国古代的优秀人物。如何去除糟粕和挑选精华的任务，是专家学者的任务。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先行者做出了努力。比如蒋庆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就是一个例子。但是他所收录的《诗经》、《孝经》、《传习录》对于儿童的知识水平来说显得太难，还有可供商榷的地方。

同时有了编好的书本，还需要有相应的好教师才行。我做过几年小学教师，就我所知，现在的小学教师的知识水平普遍落后陈旧，尤其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非常欠缺。甚至一些简单的常识都不知道，比如四书五经是那几部书，史记汉书的作者是谁，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教师已经习惯于长年累月讲授12册课本的内容。除了课本和教参，他们了解的甚至没有小学生多（学生通过互联网了解了很多科技新知，而我们有些一些中年老师却根本不知道）。对于这样的教师，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即使有了很好的课本，你能指望他们能够热情而自信地传授给学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吗？所以说要复兴中国优秀文化，我们急需培养大量训练有素，富有知识储备，对中国文化充满热爱的教师，只有依靠他们，才能进行行之有效的传授。

现在上海的有些家长之所以将孩子送到孟母堂之类私塾去上课，就在于他们感觉在普通学校根本无法学好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知识。所以孟母堂之类教学机构，可以是我们义务教育制度的有效补充，可以弥补我们现行教育制度的不足，刺激我们僵化陈旧的教育内容发生变革。有关机构只是粗暴地加以封禁，完全是一种一刀切的霸道做法。人民完全有权选择他们受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政府不应该加以干涉。

——首先关于蒋庆先生的做法，我是非常反对的，因为蒋庆编订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其实应该叫《儒家教育诵本》，他提出的所谓“正统性”是非常偏颇和狭隘的，因为中国传统思想从根源上是儒、道、墨三家为中心，其他的诸如阴阳、法、名、医等流派也都有各自的特色，兼容并蓄、融会贯通才能发扬光大我们的传统文化，现在还搞“独尊儒术”是典型的开倒车的做法。

其次，不能把“经典”局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一小圈子里面，也不能局限在古代，还应该包括：

1.西方经典：我们要超越民族性的局限性，从地球村的角度看待人类的文化，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经典文化，如犹太民族的《圣经旧约》、英语民族的《莎士比亚》、希腊民族的史诗等，都是我们学习的内容。

2.现代经典：“经典”虽然以古人的著述为主，但不排斥近现代人类智慧的新发现，我们不能总趴在古人的脚下，现代人的著作可以称作经典的也不在少数，当然这方面需要谨慎选择。

师资方面。其他地方我不太清楚，我们这里从事儿童经典导读的人士，是以佛教的“居士”为主体，他们都是受南怀谨、净空法师的影响，认为读经就是教育，只是凭着信仰和热情来开展工作，他们对儿童心理和教育学都不屑一顾，更谈不上如何寓教于乐了。

关于孟母堂，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此事，那就是“有病乱投医！”中国现在的教育的确有很多弊端，问题多多，但这并不能反证中国的传统教育——私塾读经就是至善至美的，别忘了，中国的私塾式教育搞了近三千年，成果如何？惨不忍睹！培养出的奴才多于人才，这个教训我们都忘记了？！教育是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不能用搞运动的形式来做教育。

☆最后一个问题有点搞笑。孔子也没有妇女学生，我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儒学教育数千年来就不适合妇女呢？^_^我们现在看到《论语》中孔子的学生有名有姓的都是成人，并不意味着儒学教育就一定不适合儿童和妇女了。孔子自己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交了学费的人，孔老夫子总得教育几句吧，嘻嘻。

——为什么我说儒学其实是成人教育呢？我举例证明，近现代很多国学大师，如梁漱溟、钱穆、熊十力乃至王财贵、蒋庆，他们都没有从小接受儒学教育，却能成为儒学大师，而从私塾里面出来的陈独秀、胡适、鲁迅却成了新文化的领军人物，这说明什么？

1.儒学的儿童教育是非常失败的；

2.儒学完全可以从成年人开始学起，而且可以有很高的成就。

可见圣贤教育的成败和是否从小读经并无直接关系，我们的家长们大可不必急于逼孩子读圣贤书，让孩子做孩子的事情吧。

☆你认为自己生活在如今的社会中没有尊严吗？孟子说：“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後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一个人的尊严是来自自己内心的，不是别人加给你的。你始终坚持内心高尚纯洁的追求和坚定信念，你就始终保持自己的尊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人总是社会性的人，他有七情六欲，他有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他必须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睦家庭，尊敬师长……只有在各种社会关系中，人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才成其为人。并不只是儒家具有这种观点，马克思也是这样认为。人作为社会的动物，作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不能独立抽象的存在。不存在一个独立抽象的人，具有独立抽象的价值。希望你能多读一下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理论。

——我和你一样从小接受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就如同我们的祖先从小要接受孔老夫子的圣贤教育，我们都没有选择的自由，没有自由何谈尊严？成年以后，我们才有机会反思自己从小所受的教导是否就是真理，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法是这样的：

马克思根本不是哲学家，他只能算是一个社会思想家，我们学来学去，却没有学到真正的哲学，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哲学是关于智慧的学问，注重的是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这本来就是我们的传统思想中的弱项，因为中国传统思想是以伦理道德和神秘主义为主的，即儒道互补的文化模式，研究的是以人为核心的巨系统，注重整体与和谐，而在逻辑思维方面一直有缺陷，这就需要从西方哲学严密的思想体系中吸取营养，可我们却错误地把一门根本不是哲学的学说当成惟一正确的哲学思想来学习，结果只能是让学生感觉哲学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了，以致对学哲学丧失了兴趣，只是为了应付考试不得不学，智慧之学变成了应试的“八股文”，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孔子也不是哲学家，他是伦理道德家，他对人的看法和马克思有相近之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那么容易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之一，因为古已有之，不谋而合，当然一拍即合。

我不太看重人的价值，这和我的信仰有关，佛法认为人道是六道轮回中的一道，虽然是善道，但因为未出轮回，做人再圆满也不能离苦得乐。虽然太虚大师说“人成佛即成”，但我不认同。关于佛法的部分，下帖再谈。

弘毅

☆我不赞同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在抗争中达成平衡，相互吸收交融的结果，就是“智慧的火焰很块就被无边的黑暗淹没了”。这样我们本土的文化岂不成了无边的黑暗？西汉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的本土文化不也是焕发出灿烂的光彩。追溯到更早，夏、商、周、春秋、战国我们华夏文明就焕发出灿烂的光彩。对于中国的本土文化，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偏激观点不可取，同样，认为没有佛教进入，中国本土的文化就是一团漆黑，也是要不得的。

“佛教中国化的同时也宣告佛教在中国的失败”，我并不敢苟同。我认为佛教的中国化，恰恰是佛教的成功之处。你没有见到世界其他宗教也传到中国来了，比如中国中古的祆教以及唐代的景教、伊斯兰教等等，它们就是因为不能很好地融合到中国本土文化中，或消亡或式微，远远不如佛教传播广泛广泛且深入人心，为中国普通百姓所崇信。这其中原因当然很多，但我觉得很大一点就是其他宗教无法成功融入中国本土文化或者融入的程度还不够。佛教对于我们中国文化的进步当然具有巨大作用，但是也不能将它视为“超越的真理”，而中国本土文化就是“世俗的偏见”。如果是这样，为何在佛教的原产地，这种“超越的真理”已经基本消亡了，而在中国“世俗的偏见”倒是依然生命力旺盛，呵呵。


“现世的中国佛教无论是传统派还是现代派都已经偏离了佛法的本质，前者是儒家化的佛教，后者是学术化的佛教，佛陀的本意是没有人问津的。”呵呵，佛法的本质是什么？佛陀的本意是什么？佛认为众生皆苦，人无法摆脱生老病死的苦痛，希望能够通过消除一切欲望，来进入涅磐的极乐世界。这个大概就是佛陀的本意和佛法的本质吧？但是这个本质是出世的，它宣扬消除一切欲望，自然也就消除了父母血缘关系和义务，消除了对君王的义务，不愿意受到世俗制度的约束。但是这一切都是与中国本土固有文化激烈冲突的，所以道教和儒家学者攻击佛教无父无母，目无尊长，逃避赋税劳役等等。你可以翻看中国的历史书，从中古开始对佛教的攻击记载就源源不断。在相互的争论中，佛教为了自身传播和扩大影响，不得不逐渐和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完成其中国化的过程，承认圣贤之道和君王的尊贵，承认父母孝道不可废，对世俗制度的尊重，不去干涉世俗的制度。为了使教义通俗易懂深入人心，采用“格义”的方法（参见陈寅恪先生的有关著作），用中国本土文化固有的经典和意象，来传播佛教教义。“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内外名之耳……应世轨物，盖亦随时。周孔救拯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旨不殊。”（孙绰《喻道论》）可见佛教的中国化变革也是佛教自身发展的要求，唯有如此，它才能不断得到发展壮大。顽固地坚持“原教旨主义”的佛教教义，只能使佛教在中国逐渐消亡。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三言两语难于讲清。推荐你看看荷兰人许里和的《佛教征服中国》以及白化文的《汉化佛教和佛寺》）

——原本这个帖子是谈论文化的，现在既然涉及到信仰的层面，就需要区分一下了。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我赞同多元文化，但如果谈到信仰，那我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唯归依佛。

“佛教中国化的同时也宣告佛教在中国的失败”是站在佛法是超越性的真理这个角度讲的，当然，这是从信仰层面讲的，佛教文化则是另一回事了。印度人排斥真理，所以佛法在印度消失，这不足为奇；中国人接受真理，所以佛法曾经在中国兴盛，惠能大师代表了巅峰，当我们试图把超越性的真理世俗化，佛教的衰落也就随之而来，鼎盛和衰落都是从盛唐开始的……

佛法的本质是什么？简单的说只有两个字“觉悟”，觉悟世间的真相——世间皆苦，觉悟的目的是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觉悟了就叫“出世间”，不是跑到另一个世界去才算出世间，所以极乐世界和涅槃不能划等号，涅槃是解脱的境界，极乐世界是他方佛国净土，心净则佛土净，惠能大师说得好：“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法不离世间法，佛法是世出世间法，世间正是我们要觉悟的对象，离开了这个受苦的世间，觉悟又从何而来呢？六祖说得透彻：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离世觅菩提   
恰如求兔角

佛法并不是要消除欲望，而是要转化欲望为愿力，佛法要转化“众生缘”（父母的血缘关系、君臣关系等等）为佛缘，因为若不觉悟，孝顺父母并不能令父母真正离苦得乐，生老病死的苦是无人可替代的，再孝顺的子女也不能代父母受苦。所谓“世俗的偏见”就是指在众生缘上纠缠不清，以苦为乐。

我把佛教和佛法区别开来，佛教是佛法的宗教外壳，中国佛教兴盛不代表佛法兴盛，同样，印度本土佛教的消失也不代表佛法的失败。

oliver197411

引用第19楼弘毅于2006-09-14 21:05发表的“”:
啥是“人才”，真的很难下定义，我的看法是：

1.首先不是“奴才”，有完整的人格；

2.不人云亦云，有独立的思想；

3.不能光纸上谈兵，有实践理想的行动。

.......

深表赞同！

oliver197411

弘毅：首先关于蒋庆先生的做法，我是非常反对的，因为蒋庆编订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其实应该叫《儒家教育诵本》，他提出的所谓“正统性”是非常偏颇和狭隘的，因为中国传统思想从根源上是儒、道、墨三家为中心，其他的诸如阴阳、法、名、医等流派也都有各自的特色，兼容并蓄、融会贯通才能发扬光大我们的传统文化，现在还搞“独尊儒术”是典型的开倒车的做法。

其次，不能把“经典”局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一小圈子里面，也不能局限在古代，还应该包括：

1.西方经典：我们要超越民族性的局限性，从地球村的角度看待人类的文化，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经典文化，如犹太民族的《圣经旧约》、英语民族的《莎士比亚》、希腊民族的史诗等，都是我们学习的内容。

2.现代经典：“经典”虽然以古人的著述为主，但不排斥近现代人类智慧的新发现，我们不能总趴在古人的脚下，现代人的著作可以称作经典的也不在少数，当然这方面需要谨慎选择。

师资方面。其他地方我不太清楚，我们这里从事儿童经典导读的人士，是以佛教的“居士”为主体，他们都是受南怀谨、净空法师的影响，认为读经就是教育，只是凭着信仰和热情来开展工作，他们对儿童心理和教育学都不屑一顾，更谈不上如何寓教于乐了。

关于孟母堂，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此事，那就是“有病乱投医！”中国现在的教育的确有很多弊端，问题多多，但这并不能反证中国的传统教育——私塾读经就是至善至美的，别忘了，中国的私塾式教育搞了近三千年，成果如何？惨不忍睹！培养出的奴才多于人才，这个教训我们都忘记了？！教育是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不能用搞运动的形式来做教育。

陈评：本人也并不赞成“独尊儒术”的做法，但是儒学作为中华文化经典的当然代表，占据一本书的绝大部分，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也并不是要将其他各家学说都禁毁。历史事实是，汉武帝并未真正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后代皇帝也并不独尊儒术，汉宣帝就宣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参见杨生民《论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朱子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质疑》，庄春波《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考辩》等）蒋老师编辑的是中华文化经典，其他的西方经典和现代经典的专书已经很多，不在他编辑的目的和范围之中。弘毅说的很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经典文化”。每个民族应该珍惜自己的经典文化，在学习继承自己的经典文化基础上，汲取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但是过去我们对于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重视的不够，往往泼洗澡水连孩子也泼掉了。蒋老师的书只是针对这个弊端而编写，并不反对对西方经典文化的吸收和汲取。

有病就需要投医，而不是讳疾忌医。当然每个医生随着自己的医术水平或者观点的不同，往往开出不同的药方。药方有效与否，当然需要服用才知道。孟母堂这种教学机构可以算是对义务教育制度之外的教育内容和形式的一种有益探讨，应当容许通过实践进行检验。在国外，各级各类私立教育教学机构很多，政府也多持容许态度。事实证明，保留多元性、差异性，才有利于文化学术的争鸣和发展。鄙人从来不认为私塾读经就是“至善至美”，也从来不认为世界上有“至善至美”的制度。只是觉得如果一种制度没有改进和发展，最后只能逐渐僵化和死亡。中国的私塾制度数千年来，人才出了不少，蠢材和庸才也培养了一大堆。但我觉得还不致于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不知道你有没有统计过中国历代的人才和奴才的具体数量，是如何得出“培养出的奴才多于人才”？


弘毅：为什么我说儒学其实是成人教育呢？我举例证明，近现代很多国学大师，如梁漱溟、钱穆、熊十力乃至王财贵、蒋庆，他们都没有从小接受儒学教育，却能成为儒学大师，而从私塾里面出来的陈独秀、胡适、鲁迅却成了新文化的领军人物，这说明什么？

1.儒学的儿童教育是非常失败的；

2.儒学完全可以从成年人开始学起，而且可以有很高的成就。

可见圣贤教育的成败和是否从小读经并无直接关系，我们的家长们大可不必急于逼孩子读圣贤书，让孩子做孩子的事情吧。


陈注：举这两个例子能说明什么呢？我可以举出比你更多的多的例子，比如近现代许许多多国学大师，比如王国维、陈寅恪、钱仲联、蒋天枢、程千帆（名单太长，无法罗列）他们都是从小接受良好的儒学教育，以后成为了国学大师。这是否能说明儿童的儒学教育是非常成功的？

相反，许多接受过西方教育取得过硕士博士学位的人，比如著名的学衡派人物，大多留洋深造，回国后又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弊端，提倡国学，甚至被称为“穿西装的卫道士”。他们的学问素养，比之新文化派诸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在国外拿到的硕士、博士头衔比新文化派多数倍。《学衡》由梅光迪、吴宓（哈佛大学硕士）及胡先（马肃）（哈佛大学博士）合议创办，由吴任总编，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一九三三年七月（一九二七年停刊一年）共出版七十九期，合共十二年，比新文化派任何一个刊物都命长。它没有官方背景，没拿官方津贴，经费主要靠募捐或自掏腰包。有官方背景的章士钊曾主动捐助一千元大洋，但被他们拒收。刊物没有经费，投稿者虽然一篇篇大块文章发表，但没有“收大洋xx泉”的记帐。他们志行高洁，谋求的不是私利。请看他们的发刊宗旨及办法：“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对于国学则主张）以切实之功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煮其旨要，以见吾国文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对于西学则主张）博取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致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学衡》有一个庞大的精英作者群，除了梅、吴、胡三人外，尚有刘伯明、吴芳吉、刘扑、易峻、曹慕管、张鑫海、李思纯、浦江清、张荫麟、赵万里、郭斌酥、马宗霍、汤用彤、黄华、萧纯棉、柳诒征、徐则陵、张其昀、王焕酥、徐镇颚、束世征、向达、刘永济、刘盼遂、林损、王易、王浩、黄节、刘善择。还有大师级人物：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光有这一作者群，就能略知《学衡》的学术水平。

那是否从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西方教育一定是失败的？

对于王财贵、蒋庆的儒学背景，我没有研究，没有发言权。但是前三者，都有自传或者他人写的传记，可以核对。比如“梁漱溟”，《梁漱溟传》说：“梁漱溟出身在一个世代笃信儒学的仕宦之家”，“梁家世代笃信儒家学问”，梁漱溟的父亲信仰维新主张，所以让他念的基本都是中西合璧的学校，既教授中文又学习西学。梁漱溟出于对中国文化出路的关注，基本是靠自学中国古代经典成才的。而《钱穆学术思想评传》说钱穆也是出生于新学昌明的时代，当时新学旧学兼容并蓄，他也是7岁入私塾，10岁进入新式小学读书。在学校中国文教师给他的影响最为深刻，养成了他新旧兼通的学问根基。他最喜欢国文和历史，吕思勉是他的入门老师。以后他毕业了，边教书边自学，通读孟子、史记、四书集注、文史通义、曾国藩文集等。《熊十力传》说：熊十力的父亲也是通晓经史，学宗程朱，从小就教授他三字经、四书五经，还教他做八股文。以后父亲病逝，他又到父亲好友何先生处学习，这位先生也是学宗程朱，但是具有新学思想，并不保守。严格来说，熊十力并不是儒学大师，而是佛学大师。

由上可见，三位大师的成长过程中，童年所受的儒学教育也是不可或缺的。他们都出身家境贫寒的家庭，没有受过完整良好的儒学教育，但是凭借不懈的努力，他们通过不断自学加以弥补，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中西交融，融会贯通，最终成为一代学术大师。可见“儒学的儿童教育是非常失败的”并没有说服力，而且“儒学完全可以从成年人开始学起，而且可以有很高的成就。”并不是普遍的现象，更多的现象是很多国学大师从儿童时期就打下坚实的基础，然后才能有很高的成就。


弘毅：我和你一样从小接受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就如同我们的祖先从小要接受孔老夫子的圣贤教育，我们都没有选择的自由，没有自由何谈尊严？成年以后，我们才有机会反思自己从小所受的教导是否就是真理，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法是这样的：

马克思根本不是哲学家，他只能算是一个社会思想家，我们学来学去，却没有学到真正的哲学，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哲学是关于智慧的学问，注重的是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这本来就是我们的传统思想中的弱项，因为中国传统思想是以伦理道德和神秘主义为主的，即儒道互补的文化模式，研究的是以人为核心的巨系统，注重整体与和谐，而在逻辑思维方面一直有缺陷，这就需要从西方哲学严密的思想体系中吸取营养，可我们却错误地把一门根本不是哲学的学说当成惟一正确的哲学思想来学习，结果只能是让学生感觉哲学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了，以致对学哲学丧失了兴趣，只是为了应付考试不得不学，智慧之学变成了应试的“八股文”，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孔子也不是哲学家，他是伦理道德家，他对人的看法和马克思有相近之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那么容易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之一，因为古已有之，不谋而合，当然一拍即合。

我不太看重人的价值，这和我的信仰有关，佛法认为人道是六道轮回中的一道，虽然是善道，但因为未出轮回，做人再圆满也不能离苦得乐。虽然太虚大师说“人成佛即成”，但我不认同。关于佛法的部分，下帖再谈。

陈注：对于马克思是否是哲学家。我想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和你想法是相反的。不明白你所指的哲学家的定义是什么？马克思不算哲学家，那么世界上算的上哲学家的有几个人呢？马克思哲学不是哲学？那么你所认为的哲学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唯一正确的哲学，宣扬这种言论的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认识都是受自身知识水平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存在什么绝对真理。人只有不断地研究探索，接近真理。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繁琐哲学，成为考试的工具，是我们当今教育制度的悲哀。我和你一样对此感到啼笑皆非。^_^实事求是，讲求辩证法，贴近生活的实际，才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机械地背诵某些教条，进行一些考试，宣称这样就算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只能让马克思主义衰亡。尊重你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为世界上本来就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尊重多元化和差异性，是当今社会的主流认识。


弘毅：原本这个帖子是谈论文化的，现在既然涉及到信仰的层面，就需要区分一下了。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我赞同多元文化，但如果谈到信仰，那我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唯归依佛。

“佛教中国化的同时也宣告佛教在中国的失败”是站在佛法是超越性的真理这个角度讲的，当然，这是从信仰层面讲的，佛教文化则是另一回事了。印度人排斥真理，所以佛法在印度消失，这不足为奇；中国人接受真理，所以佛法曾经在中国兴盛，惠能大师代表了巅峰，当我们试图把超越性的真理世俗化，佛教的衰落也就随之而来，鼎盛和衰落都是从盛唐开始的……

佛法的本质是什么？简单的说只有两个字“觉悟”，觉悟世间的真相——世间皆苦，觉悟的目的是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觉悟了就叫“出世间”，不是跑到另一个世界去才算出世间，所以极乐世界和涅槃不能划等号，涅槃是解脱的境界，极乐世界是他方佛国净土，心净则佛土净，惠能大师说得好：“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法不离世间法，佛法是世出世间法，世间正是我们要觉悟的对象，离开了这个受苦的世间，觉悟又从何而来呢？六祖说得透彻：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离世觅菩提  
恰如求兔角

佛法并不是要消除欲望，而是要转化欲望为愿力，佛法要转化“众生缘”（父母的血缘关系、君臣关系等等）为佛缘，因为若不觉悟，孝顺父母并不能令父母真正离苦得乐，生老病死的苦是无人可替代的，再孝顺的子女也不能代父母受苦。所谓“世俗的偏见”就是指在众生缘上纠缠不清，以苦为乐。

我把佛教和佛法区别开来，佛教是佛法的宗教外壳，中国佛教兴盛不代表佛法兴盛，同样，印度本土佛教的消失也不代表佛法的失败。


陈注：我对佛教和佛法素无研究，本不便发言。但是我想说的是，你所推荐的皈依佛教或者佛法，只是你开出的一个药方，你也可以身体力行地宣扬它们，甚至创办佛教学校，实现你的理念。这个我非常赞同和支持。但是我开出的药方也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和支持。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种药方可以包治百病的。如果有这样的宣传，那肯定是假药。^_^

弘毅

前面已经声明，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我赞同多元文化，之所以针对蒋庆提出批评，也是出于这个目的，我认为蒋先生所编《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不能反应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全面性。

蒋庆先生说：“本《诵本》具有道统上的传承性----按照中国传统的看法，圣贤是文化之本，文化由历代圣贤创造。中国的圣贤，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代圣王贤相外，孔子以后中国历代公认的大圣大贤不过颜子、曾子、子思子、孟子、荀子、董子、文中子、周子、二程子、张子、朱子、陆子、阳明子十四人而已。”

老子、墨子、庄子、孙子、屈原都被他排斥在外，只因为他们不是儒家的，拿这样的“道统”来给孩子们灌输下去，怎么体现陈兄说的“去除糟粕和挑选精华的任务”呢？所以我说——蒋庆编订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其实应该叫《儒家教育诵本》，这样才是名副其实。

您说：“儒学作为中华文化经典的当然代表，占据一本书的绝大部分，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但事实上，并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

一年级上学期----第一册：《孝经》、《诗经》选（上） （62课）

一年级下学期----第二册：《诗经》选（下） （62课）

二年级上学期----第三册：《书经》选 （74课）

二年级下学期----第四册：《礼记》选 （72课）

三年级上学期----第五册：《易经》选 （77课）

三年级下学期----第六册：《春秋经》选 （74课）

四年级上学期----第七册：《论语》选、《大学》选、《中庸》选 （70课）

四年级下学期----第八册：《孟子》选、《荀子》选 （79课）

五年级上学期----第九册：《春秋繁露》选、《中说》选 （73课）

五年级下学期----第十册：《通书》选、《近思录》选、《二程遗书》选、《象山全集》选（80课）

六年级上学期----第十一册：《朱子语要》、《朱子全集》选 （86课）

六年级下学期----第十二册：《传习录》选、《阳明全集》选 （89课）

我举例证明的结论的确不恰当，这是自己缺乏逻辑思维训练造成的，多谢陈兄指正！

您说“熊十力并不是儒学大师，而是佛学大师。”这一点我不能苟同，熊先生虽然跟欧阳竟无学过佛学，但没过多久他就反出了师门，回归了儒学，这段公案有很多史料可以证明，梁漱溟先生也谈到过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我不想再谈这个话题了，实在是没有兴趣，可能是我得了这方面的“厌食症”吧。

非常高兴和陈兄讨论，从你那里学到不少知识，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向你讨教。

oliver197411

   首先非常高兴和弘毅兄讨论，通过友好论辩，我更加明确了自己的理念，纠正了不少偏激和失误的地方，对于锻炼思维能力和完善自己的逻辑很有好处！！对此表示感谢！

另外再说说弘毅兄提供的蒋老师的书籍情况。我没有亲眼看过此书，看了弘毅兄贴出的目录，第一感觉蒋老师的选目过于艰深，很多书籍大学生读都未必合适，而拿来给小学生读，读懂的能有多少？第二，师资力量薄弱也是困扰此书教授的问题。试问有多少小学语文老师以前读过此书中的书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问题也一定会出现。因此此书的教学效果必定不佳。当然蒋老师的书籍作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其探索的勇气还是值得肯定的。

我的原文是：“严格来说，熊十力并不是儒学大师，而是佛学大师。”这只是我的一种总体看法，属于一家之言，可以探讨。

对于马克思主义，想必弘毅兄已经被从小到大的应试教育和填鸭式的教学法，彻底摧毁了对老马的兴趣，^_^其实老马在国外还是很红火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一直是比较热闹的。他们理解的马克思和我们理解的马克思存在很大差异，弘毅兄也许应该去看看国外人是如何研究马克思的。或者看看张一兵教授的《走进马克思》。上过他的博士课程西方马克思主义，我才看到一个全新的、活的、完整的马克思。

非常高兴和你探讨。希望还有机会继续探讨。

弘毅

说实话，我对老熊的兴趣要比老马浓厚许多，因为熊十力曾经是我最佩服的前贤之一，他的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甚至曾经动摇过我对佛法的信仰，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熊十力对佛法的确有很深的造诣，但他主要是用儒家的大易思想来批判佛法的，我就曾被他的话唬住了，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我还是坚定了自己的佛教信仰。

   摘录一段以前写的文字，供陈兄参考：

   第一次在图书馆看到熊十力先生写的《新唯识论》，就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欢喜，曾试图把全书抄写下来，以后更是看到有关熊师的书籍就一定要买的，时间久了，在我的心中竟产生了一种“熊氏情结”。说来也巧，引我对佛法生起兴趣与产生怀疑的竟然是师出同门的师兄弟（王恩洋和熊十力都是欧阳竟无大师的弟子）。熊十力先生曾经追随佛学大师欧阳竞无深入佛典，但他在执教北京大学之后却写了本《新唯识论》批评佛教的思想，当时在佛教界引发了一场大论战，现在看来这场论战是由儒学和佛学的人生态度不同导致的，

    熊十力先生在《生平述略》中写道：“留学一年余，深究内典，而与佛家思想终有所不能苟同者，读吾《新论》，当自知之。佛教中人每不满于吾，是当付诸天下后世有识者之明辨。流俗僧徒与居士，于佛法本无所知。吾终觉佛教思想之在吾国，流弊殊不浅，学者阅《读经示要》第二讲，当自思之。吾并非反对佛法，唯当取其长，汰其短耳。”

    在他的遗著《存斋随笔》中是这么评价佛教的——

   “佛氏三学之理论，完全以出世法之厌世思想为根柢。故佛氏之戒定慧三学，其主旨不必是为提升人间的人生之高尚品格、与道德准备的灵性生活，而是欲人之趋向于超脱生死、毁坏世界、别投入不生不灭之乡……佛氏说三界如火宅，人生常在颠倒中，即专从坏的方面看人生，而欲毁生命、毁宇宙，大雄无畏、实修其所愿，可谓僻而奇矣。佛氏之思想，亦人类思想界之非常态，有感于宇宙人生的大遗憾而出此。”

    虽然各自信仰不同，但我直到现在还是尊敬熊先生的，他的原创精神和独立思考的作风，值得我们这些后人借鉴。

弘毅

作者：王守常 第二次儒佛会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997.12出版 )  华梵大学哲学系发行

本文全文由华梵大学哲学系提供，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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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梁漱溟、熊十力为世所公认的现代新儒家开拓者，两位先生的精神志业、人格风范、哲学思想、立身行道。都堪称20世纪中国学者之典范。不过，两位先生在本世纪繁纷变乱的时代，追寻一个思想者的终极关怀时，则作出不同抉择。梁漱溟先生晚年宣称皈依佛教，熊十力先生则「援佛入儒」，卒归儒家 「大易」。所异同者，两先生的思想都受到佛教至深且远的影响，本文以考察两先生的佛学观之异同，以期说明他们往返佛儒间的复杂心路历程及终极情怀。

二、崇信佛教、推崇佛学

　　梁漱溟先生于中学时代始即崇信佛教，其自述原由，则是因其苦恼在社会与人生、理想与现实间不能抉择所致。尤以其中学毕业后参与同盟会，奔走革命，出任「国民报」记者，目睹袁世凯兵变称帝闹剧，民国政府内竞相争权之丑恶，更引起他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梁漱溟因激愤社会上种种陋习不得解决，由醉心社会主义而转为居家潜心探求佛典，并开始茹素，立定出家为僧之念。这个时期的梁漱溟维新思想与高傲精神已置高阁，现实的无奈感与人生的虚无感充塞胸中，灰心灭智的自我解脱成为此时梁漱溟的心志。国破世乱，亦或国治世宁，于其都已「概乎其不足道也」。在「两作自杀之谋」后，辗转生死间的梁漱溟在佛法中找到其精神栖止地。他自认为悟到佛法胜义，苦恶即人性，即为妄心，「一方谋人类生存发达，一方谋去苦恶，实南辕北辙，绝对不可能也」。梁漱溟于世间悲苦，人生无常的体认，使他归心佛家的大解脱主义、出世主义、无生主义不能自拔。1916年，23岁的梁漱溟将其3年中对佛法印证，写成《究元决疑论》，并公布于世。这是他早年崇信佛教的「宣言书」。

　　梁漱溟所谓「究元」即是揭示佛法的根本为「无性」，「无性」即「无自性」，即认为现实存在或现实世界，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并无可以决定其自身的独立的自体、自性。所谓「决疑」即以究无所得佛法之真谛解答人生社会。梁漱溟自20岁，思想折入佛家一路，在醉心佛典四、五年后，始坚信「东方学术，凡百晦塞，卓绝光明，唯在佛法」(《究元决疑论》)。
　
　　此时，熊十力则于佛教持批评态度。民国初年，熊十力在〈庸言〉上发表扎记说，佛道了尽空无，使人流荡失守，未能解缚，先自逾闲，其害不可胜言。因有此指责佛教的话，梁漱溟在《究元决疑论》中批评熊十力说，「凡夫熊升恒不能固据其世间之礼教，又不能归依正法以出世，而唯贪着五欲，不舍世间，窃无违碍之谈，饰其放逸之行，则是黠滑之行，非吾释子之所有。」梁漱溟认为熊十力「不能归依正法」是对的，熊十力是时正徘徊于佛儒道之间，甚至对西方基督教亦表示欣赏。(参见《心书》)。熊十力同梁漱溟一样，也有参与辛亥革命及同感 「革命终无善果」原因「党人竞权争利」所致，因而生厌倦世间鄙视功名之心。受章太炎〈建立宗教论〉的影响，主张以宗教净化道德，认为「归依宗教，为知本」。不过，熊十力并不认为只有佛教才是正法。另外，熊十力从少年始即志高言大，简脱放浪，常夸示人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天上地下，唯我独尊」，颇有儒家所言「狂者进取」的意味。如此心志的熊十力可以推崇佛教，如其所言 「在今言哲理者，最精莫如佛，而教外别传之旨，尤为卓绝」(见《心书》 )。但以佛教为安身立命之归宿，熊十力则不能接受。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梁漱溟信仰佛教，熊十力推崇佛学。这里说的佛学是有关佛教的学理、学术而言，不包括佛教的行持实践方面。熊十力在三十岁前于宗教作用有些迷悟，对儒家精神未能深切。他在《与友人论六经》一书中回忆他辛亥革命时期对儒家的认识时讲道「时海内外风气日变，少年皆骂孔子，毁六经，余亦如是。」而梁漱溟是时二十四岁，他亦讲「余之个人则切志出世，未领孔子之化」，「甚薄视孔子」。熊、梁两先生早年尽管于佛教有个人不同的理解，但抑儒崇佛则又大体一致。

三、出世的佛教，入世的儒学

　　梁漱溟早年倾向于出世间，但他与一般人厌离世间，远离三界烦恼，寻求解脱之道不同。因为梁漱溟自身体认人生之苦，「不是世俗的那些苦」，而是「人生的不自在、不自由、不自主、不自觉。」因此梁漱溟倾向出世是要「从不自主的生死流转中解脱出来」，确立一个自我，一个真我。故梁漱溟所追求的是现实的人生，而不是弃世的人生。由此，梁漱溟认为「出世正不外改造生命之义」(参见《梁漱溟全集》七卷，p.52)唯有如此理解出世妙道，才能「出世间义立，而后乃无疑无怖，不纵浪淫乐，不成狂易，不取自径，戒律百千，清净自守。」(参见《究元决疑论》)于此，我们看到遁入佛门的梁漱溟于佛法了义有着他自己独特的理解。梁漱溟不同于一般佛教信徒的地方，还有梁漱溟究明出世间法后，仍要决疑世间法的种种问题。因梁漱溟看到「世间人不能尽以出世期之，众生成佛，要非今日可办」。故梁漱溟认为应思量佛法方便门中种种法的安立，即随顺世间义于信众的修持不啻为方便门中种种法的安立。依梁漱溟自身的看法，他主张在出世或随顺世间两义上「可任人自择。出世间固无论，即使不然，能常亲正法，获闻了义，虽住世间亦得安稳而住。」在家修行，此「宽随顺之途，亦所以严出世之教，如来措置，莫不得宜。况以吾世智所测，成佛大愿，将来必成。」因而「今之随顺世间促进进化者，亦所以促佛法之成功，亦未有违反耳。」(参见《究元决疑论》)

　　梁漱溟于世间法、出世间法援入随顺义，是有其外在因缘的。那就是梁漱溟恰逢晚清至民国初的居士佛学之发展，引来众多新学人士对佛教的兴趣，尤以唯识学的研究，使原本衰微的佛教于是有了转机。在「振兴佛教」的呼声下，佛教世俗化的倾向反而使佛教更具社会文化思想批判功用的价值取向。此时，青年梁漱溟心仪的先进人士如章太炎、梁启超 「好谈佛学，在人生问题上诚为一个热心有志之士」。因此予梁漱溟倾心佛教出世间法，又不忘救拔众生的佛法了解，影响至深且大。

　　梁漱溟因发表 《究元决疑论》，得到蔡元培的赞赏，因此受聘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印度佛教哲学。没有大学学历，没有博士头衔的梁漱溟厕身于知名学者中，「不免引起好名好胜之心。好名好胜之心发乎身体，而身则天然有男女之欲。」既要严持佛戒，只有抑制遏止其情欲，梁漱溟于精神上陷入困惑中，「放弃一向要出家的决心」渐渐萌生。(参见《我的自学小史》)时值一九一八年，其父梁济先生自沈净业湖，引动社会舆论哗然，予梁漱溟极大刺激与痛苦。梁漱溟在一九二五年的《思亲记》中回忆道，其父在世时，他「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尤伤公之心。」为此，他抱愧不已。这个时期，梁漱溟陷入极度困惑苦恼中。「既甚不合世间生活正轨，又甚不合出世生活正轨」，精神憔悴，实难安顿自己。梁漱溟自述，当他读到《明儒学案‧东崖语录》中「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句，猛然醒悟，「遂由此决然放弃出家之念」， 「决定要作孔家的生活，而把这些年来预备要作佛教家生活的心愿断然放弃」。回到世间的梁漱溟或许由于对父亲负疚而觉负罪，于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有了不同往日的认识，由此对新青年派批评中国文化传统，也「十二分的感觉到压迫之严重，问题之不可略，非求出一解决的道路不可」。(参见《自述》)为个人寻找一个心安理得的自解，为中国前途寻找一条解决之路，梁漱溟全身心地放在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构思与写作上。往日以人生解脱及文化建设当以佛教为本的梁漱溟已转变为拥护儒家思想，赞同孔学。因为，此时梁漱溟认为中国现时流行佛教是有悖于世界文化发展大潮流，当前应让儒学大行其道，佛教大兴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第三期。

　　个人的或社会共同体的诸多经验结为一体，改变了梁漱溟的文化观念、宗教体验。这一时期，梁漱溟于印度文化、佛教在中国的现实作用则取反对态度。他「反对佛教的倡导，并反对佛教的改造」，他不赞同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梁启超的「应用佛教」 「平民佛教」等主张。在梁漱溟看来，「宁息累年纷乱，可以护持个人生命财产一切权利，如果再低头忍受，始终打着逃反避乱的主意，那么就永世不得安宁。在此处赶紧参取西洋态度，那屈己客人的态度方且不合用，何况一味教人息止向前争求态度的佛教?」故此时「假使佛化大兴，中国必乱不已。」不过，梁漱溟亦申明，他 「只是看着中国现在这样子的世界，而替中国人设想如此」，「不是离开大家而为单独的某一个人设想。」他指出作为一个人他可过佛家的生活。(参见《东西文化及哲学》)于此，我们可以看到梁漱溟的殷切的现实关怀情感和强烈的救世使命感，使他由此之后的岁月里，成为一个「行动的儒者」，活跃的政治家。繁忙的社会活动，使梁漱溟的生命充满生机，他再次「发心」则是立志为民族社会志力，再次体悟的「终极本体」则是「一个自由活泼的有大力量的生命。」不过，入世的梁漱溟在个人品行上仍「以戒为师」，乃至终生以律学检束身心不违经道。

　　五十年代以后，梁漱溟经历了种种挫折，社会政治运动将其转变成了一个「边缘人」。他再次体会到人生三昧，引动他重新思考世间与出世间的意义。早在一九一四年的《谈佛》一文中，梁漱溟就认为「佛教者，以出世间法救拔一切众生者也。故主出世间法而不救众生者非佛教，或主众生而不主以出世间法非佛教。」佛教的出世义与救世义「只是一事不是两事」，故不懂出世者亦即不懂救世，不懂救世者亦即不懂出世。梁漱溟一方面强调由觉返回法界即是出世间法，即是出世的解脱道，显示梁漱溟的理解受到小乘佛教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梁漱溟则又强调出世即是救世，「以出世间法救拔一切众生」，此文表明梁漱溟受到中国大乘佛教的影响。梁漱溟晚年撰写《人心与人生》一书时则又对大小两乘佛教关于出世间与世间的义法作了重新阐述释解。他视「出世是佛家小乘，偏而未圆；大乘菩萨不舍众生，不住涅盘，出世了仍回到世间来，弘扬佛法，利济群众，出而不出，不出而出，方为圆满圆融。」梁漱溟还以哲学的本体、现象观念取譬世间与出世间的关系，视「现象、本体可以分别言之，而实非二事，是即不一又不异。」「有世间即有出世间；出世间者，世间之所托，世间生灭也，而托于不生灭。然二之则不是，世间、出世间不一不异。」梁漱溟修正他早年于世间、出世间判别划界的观念，是他对世间无常的体味又一次参悟。更令人深思的是梁漱溟那「假如许可世间生灭是事实，那么出世间不生不灭，毋宁是更真实的事」的感悟，可能是他入世后历劫磨难，再次深刻地体会到这个世间的问题【「人对于物的问题」、「人对于人的问题」、「人对于自己的问题」】是个真真切切的存在。梁漱溟又一次看到在这个现实无法逃避的社会里，「一切众生失其清净本然圆满自足之体，而妄尔向外取足，沉陷于二持『我持、法持』；二取『能取、所取」而不得出』。这是梁漱溟于一九六一年五月间的日记。(参见《全集》八卷，p.646)五十年代以后，梁漱溟接二连三遭到口诛笔伐，瞬间变成了一个社会的「边缘人」，他再次面临生命抉择的思考。从今日保存的日记中，我们看到梁漱溟自五三年以后开始潜心阅读《般若心经》、《楞伽经》、《成唯识论》、《大乘起信论》及禅宗典籍，并且坚持每日打坐调息，持珠念咒。「每功课前，必作悲愿」，「发愿使世人得正见与正信」。(参见《全集》八卷，p.558)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修行功课，他从中领悟到「从一向猥琐待悟之鄙念转向积极承担之正念。消除一切欣厌之情，高高峰顶立，深深海底行。先从自信自肯入手，无所怖畏而行。此殆今后生活一大转机。」(参见《全集》八卷p.599)梁漱溟的自信自肯是「求诸佛菩萨，即求我本心」中参悟到的。晚年的梁漱溟再次出离世间，将自己的 「终极关怀」托付于佛教。不过，这与其早年崇信佛教的心态不同。如果说那时他为逃避世间，而晚年的梁漱溟则自信达到「一切祸福、荣辱、得失之来完全接受，不疑讶，不骇异，不怨不尤」的乐天知命的境界，(参见《全集》七卷，p.497)「打通了世间出世间」。这里所谓「打通」，即是梁漱溟晚年认同佛教的心路历程中，「周孔教化」也留下深深印迹。他晚年所写的《儒佛异同论》里，讲儒佛「两家为说不同，然其所视内容为自己生命上一种修养的学问则一也」，已标示了梁漱溟的圆融理境。

　　晚年的梁漱溟参透世间，发心起信以至正觉出离，是受到以《大乘起信论》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心性思想之影响。《大乘起信论》宣称众生都有 「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此 「自性清净心」又为万物的真实本体，故其摄世间出世间法。梁漱溟「转世出世」是因他竹同《大乘起信论》所讲众生虽为妄念(烦恼)所蔽障，但觉性自存，只要「求诸本心」，返本还原，就可以超凡入圣。(参见《全集》七卷，p.855，八卷p.1162)

　　梁漱溟在终极意义上肯定佛教价值，也肯定儒家价值，故他晚年向世人宣称「我思想的根本就是儒家和佛家」。梁漱溟以佛家精神立身，以儒家精神济世，在中国当代文化思想史上自塑了一个独特的人格风范。

　　熊十力于一九二0年，经梁漱溟介绍，到支那内学院向欧阳竟无学习佛教唯识学。熊十力学佛的动因是欲「认清中国何以停滞不进」，寻找解释的道理，以便「导人群以正见」。这一想法与梁漱溟颇为一致。所不同的是，熊十力于佛教唯识学下了一番功夫研析后，竟对唯识学中种种问题一一批评，然后建立了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因之，引来佛教界的强烈批评。熊十力由不满佛教的性寂说，于空宗的「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处，触悟「大易」生生不已之精神，证会儒家的万物一体的仁学。所以，熊十力关于世间法，批评佛教毕竟是出世的人生观。于此性体(本体)无生而生之真机不曾领会，乃但见为空寂而已。佛家「只是欲遏生化以实现其出世的理想」。「佛家原期断尽一切情见，然彼于无意中，始有一情见存在，即出世的观念。」(参见《新唯识学》)佛家所谓出世是「鄙夷生类，坚持恶根」，是反人生倾向的。而「儒家本无所谓出世的观念」。因为儒家讲本体特别看重生化的方面，所以儒家是「尊生而不溺寂」，故鼓励人日新盛德，参天化育。当然，熊十力也讲到，佛教小乘「只求了生死，大乘则誓愿不舍众生」、 「不舍世间」。但是，「会通佛教各派的重要经典，纵观其整个的意思来说，佛教毕竟是出世的思想。」「毕竟以度脱众生令出生死为归趣，即以出世与寂灭为归趣」。(参见《十力语要》)熊十力对佛教出世法的判别，可以说是代表中国传统儒家对佛教批评的立场。从宋明儒家辟佛始，到熊十力的批判一脉相承。这或许是儒家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宣扬的人的主体性价值所致。依儒家立场看，讲出世就是将自己的生命托福于超越的客体，那也就与超越神性冥合了。肯定存在一个超越的本体，这是宗教的说法。所以，熊十力说「出世法三字，明明见于佛教经典不一处，何可否认。大乘有不舍世间，不舍众生之说，只以发愿度脱一切众生，不忍自了生死，乃长劫与众生为缘，可以说世间不异涅盘，涅盘不异世间，但其愿望仍以度脱一切众生为鹄的，佛氏所以不纯乎哲学而富于宗教情感者在此。」(参见《原儒》)
　
四、结语

　　熊十力「援佛入儒」，借唯识学的严谨逻辑体系，建立了颇具近代性格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为新儒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梁漱溟于时代潮流，中流砥柱，将儒学社会文化功能发展至乡土中国，为新儒学注入现实意义。两位先生接续华夏慧命，所贡献的由反身工夫体现的哲学思辨，为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的转化与重建提供了一个具有「范式」意义的哲学理论建构工作。

oliver197411

谢谢弘毅兄发表的参考文章！

看了很有感触，纠正了我的一些偏见，对两位先生的思想有了进步一了解，可惜由于自己懒惰，不喜思索，从没有认真读过两位先生的著作，希望以后能有机会仔细读读。

跳梁

两位在写书嚒? 我是新来的, 打算做点读贴笔记. 把你们的精彩观点记下来. ......这么长的贴, 恐怕很少有人耐心看完.  我把两位帖中的观点列出, 观点作者省略. 下跟我的疑问或理解. 希望不吝赐教.

回楼主: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政界的关注要比文化本身重要得多..我们的文化传统——“政治挂帅”...我们的文化历来是服务于政治需要的，自身并没有独立的价值标准。

讲文化的价值标准, 很玄. 如果我们的文化没有自己的价值标准, 那么其它的文化呢? 可否举例阐述什么是价值标准? 文化的价值标准?
我相信, 文化的政治挂帅是问题的关键. 就象是自古华山一条路, 要解决文化问题,一定要先解决政治问题. 没有饶道的可能.

任何一种文化如果丧失了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其本身的价值就要大打折扣了，很可惜的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最缺乏的就是这两样东西。

我们的文化真的是那么缺少独立精神, 自由意志还是某些人为的,政治的因素使独立,自由的文化元素不得以传承发扬?

先天不足的传统文化需要有新鲜的血液输入，上个世纪初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正是一个更新和融合的尝试，遗憾的是这一文化再生工程半途夭折了，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让我们在100年后重新摸索前行。

说我们的文化先天不足, 我以为是很片面的. 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承下来, 你几乎可以在中国历史中找到几乎所有东西方文化中标志性思想的痕迹. 可是最终为什么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失去全面的认识和信心呢? 我一时说不清楚.

儿童读经运动是一种新的尝试

我认为这是一种很有创意的弥补措施. 它应该只作为正规教育的辅助而不是替代. 文化是个很'社会'的领域. 教育也必须是面对'社会'的教育, 否则, 只能教育出一个不能适应社会, 无法生存的人. 依赖对个体的教育试图改变社会--我以为是....一种不现实的做法. .

读经是教育吗？我也曾经热衷于这个运动，但事实证明，文化运动和儿童教育不是一回事，对象不同，目标不同，这些问题我们思考过吗？
1.把传统文化传承的重担放在儿童幼稚的肩膀上合适吗？
2.谁需要读经？是有判断力和思考力的成年人还是尚无是非分辩能力的儿童？
3.为什么不让孩子做他们这个时期最喜欢做的事情呢？

没有第一手经验, 但是还是有一些....偏见:
读经当然是教育. 教育应该包含文化理念, 道德规范的熏陶. 一定程度上, 我相信教育的根本意义就在于这种熏陶.
读经应该可以与"让孩子做他们这个时期最喜欢做的事情"和平共处, 只是对家长的教育实践提出更高的要求.
身教重于言教, 如果家长自己就是一个饱潤国学的人, 恐怕他的孩子很难不对经典感兴趣.

教育从来是互动的. 如果把教育简单看成是对小孩知识,观念的灌输, 那就错了.

所以, 我以为, 谈不上"把儿童当作文化的试验品", 谁不是作为实验品被教育的呢? 人的认识只能随着实践的程度而加深.

对于'经典'的精华或糟粕, 恐怕个人是很难给出准确的定义的. 因此, 也更难在对子女教育过程中有所掌控. 为人家长, 当然只希望儿女好. 只是, 很多问题是不能'主观强求的'.

ermei

oliver197411

我最爱读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的著作，你读过他的书么？可否交流下看法？

弘毅

欢迎跳梁朋友参加讨论，本来已经准备结束这个话题了，既然你有兴趣，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我相信, 文化的政治挂帅是问题的关键. 就象是自古华山一条路, 要解决文化问题,一定要先解决政治问题. 没有饶道的可能.

——政治和文化的关系是个很大的话题，我对此没有研究，而且我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请见谅。

我们的文化真的是那么缺少独立精神, 自由意志还是某些人为的,政治的因素使独立,自由的文化元素不得以传承发扬?

——秦汉大一统之前有，新文化运动时期也有，其他时期我就不清楚了。

说我们的文化先天不足, 我以为是很片面的. 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承下来, 你几乎可以在中国历史中找到几乎所有东西方文化中标志性思想的痕迹. 可是最终为什么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失去全面的认识和信心呢? 我一时说不清楚.

——可能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文化断代吧，传统中优秀的文化被打倒了，西方的优秀文化又没有学到，学到的是西方的末流和皮毛，本身的优良基因又给丢掉了。

我认为这是一种很有创意的弥补措施. 它应该只作为正规教育的辅助而不是替代. 文化是个很'社会'的领域. 教育也必须是面对'社会'的教育, 否则, 只能教育出一个不能适应社会, 无法生存的人. 依赖对个体的教育试图改变社会--我以为是....一种不现实的做法. .

——改变社会是一个梦想，我觉得还是先改变自己比较现实。

读经当然是教育. 教育应该包含文化理念, 道德规范的熏陶. 一定程度上, 我相信教育的根本意义就在于这种熏陶.
读经应该可以与"让孩子做他们这个时期最喜欢做的事情"和平共处, 只是对家长的教育实践提出更高的要求.身教重于言教, 如果家长自己就是一个饱潤国学的人, 恐怕他的孩子很难不对经典感兴趣.教育从来是互动的. 如果把教育简单看成是对小孩知识,观念的灌输, 那就错了.所以, 我以为, 谈不上"把儿童当作文化的试验品", 谁不是作为实验品被教育的呢? 人的认识只能随着实践的程度而加深.对于'经典'的精华或糟粕, 恐怕个人是很难给出准确的定义的. 因此, 也更难在对子女教育过程中有所掌控. 为人家长, 当然只希望儿女好. 只是, 很多问题是不能'主观强求的'.

——非常赞同“身教重于言教”的主张！所以我建议喜欢“国学”的家长们首先自己一定要读，更重要的是落实在行动中，做到言行一致。其次，家长还是要多尊重孩子的个性，可以诱导但不能强迫孩子读经。

oliver197411

欢迎大家讨论，我洗耳恭听呢！

对于许倬云，恕我孤陋寡闻，我不久之前看过介绍他的文章

走在中华学术大道上的心路历程——著名史学家许倬云先生访谈录 新世纪图书馆 2006/01


然后才找了他一些书来读。还暂时不能和楼上交流，不好意思。

跳梁

谢谢楼主回贴 31 楼.

政治话题太过敏感. 所以, 大家好象都忌讳颇深. 我也无意硬要把政治观点塞进文化的讨论中. 只是, 感觉如果要治病, 就要直刀刨析病灶的所在. 躲躲闪闪的避免触及问题的关键是无法治病救人的. 对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 我就不再提及.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 我们的文化就不会断代? 到底用什么标准来描述文化的断代.....或许, 这样的讨论空洞而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就算是做一做文明自醒的脑力激荡吧.

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 我以为, 并不存在所谓文化的\'优点\'或\'末流和皮毛\'. 在一定场合,条件下, 某一个特点就是优点. 其它时间,地点, 它就是缺点, 弊端. 所以, 在文化交流过程中, 我相信没有什么人可以只获取\'优点, 精华\' 而摒弃\'糟粕\'.

另外, 对自己文化全无把握的人是不可能参与文化交流的. 就象是做生意, 自己没有立场的人怎么有资格去讨价还价.

改变社会确实是个梦. 改变自己更现实, 可是,如果要以先哲们的标准改变自己, 把自己变成\"反社会\"的人; 结果恐怕....既难过,有尴尬. 修身, 齐家 是为了治国, 安天下. 如果, 有志作一名\'士\', 我以为是免不了要尽一尽匹夫之责的.

弘毅

对政治不感兴趣不是因为这个话题敏感，不是这样的，我认为政治问题并不是病灶，正如文化问题也不是病根，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有病的是我们的心，心如果没有改变，文化也吧，政治也好，都是心的外现，我们有什么心，就会取攀缘什么文化、有什么心就会迷恋什么制度。

我的立场很鲜明，没有含糊不清的地方，佛法就是我的立场、观念和态度。对中国文化，我也愿意多学习一些，但不会以中国文化或民族情感为准则，对自身所处的这个“共业场”需要深入地了解和认识，最终的目的是批判、出离。对西方的文明、文化和制度，我也是这个态度。

至于先哲的标准，恐怕非我所愿，虽然我到现在仍然崇敬他们，但他们走的路不是我要走的路。修身、齐家乃至治国平天下，这是士人的志向，志求解脱，自度度他，这是我的志向。

谢谢你的回复。

oliver197411

上个月许倬云先生来南大讲学，成为南大高研院的客座教授。本人机缘凑巧，能够聆听许先生的高见。感觉许先生思维敏捷，那种对中国新文化的出路孜孜不倦的追求探索精神，值得我们后辈景仰。当时记录了一些笔记，但是忙于毕业论文，没时间整理了，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