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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0 00: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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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龙的传人》,侯德健,李建复
1978年12月,美国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1979年元旦,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台海情势由此大变。面对变局,从蒋经国到一般子民,上上下下都有一点不知所措。此时正是台湾校园民歌运动的高潮,不久,侯德健《龙的传人》横空出世,表达了台湾青年在困境中复杂的心情,歌词旋律均很出色,成为校园民歌的代表作。
很快,海峡对岸注意到《龙的传人》浓郁的怀乡情结:“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黄河。虽不曾看见长江美,梦里常神游长江水,虽不曾听见黄河壮,澎湃汹涌在梦里……”,大力推广之下,这首歌曲在大陆也尽人皆知。1983年,侯德健来大陆,更为这首歌增添了亲切的色彩。
多年之后回头看《龙的传人》的歌词:“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巨龙脚底下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其中的家国情怀远比字面理解来得复杂,在长江、黄河、中国、巨龙这些宏大意象背后,有自豪,有向往,有想象,有失落,有不甘,有愤懑,也有无可奈何的茫然,总之,这首歌有难以表达的复杂情绪,可以从不同方向解读。
1980年,《龙的传人》收入李建复同名专辑,风行一时。很多年后,侯德健、李建复披露,这张唱片送审时,当年的主管官员宋楚瑜大笔一挥,把“四面楚歌是洋人的剑”改成“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句义不明,令人莫名其妙。我倒以为,“洋人的剑”句义虽清晰,却过于直白。“姑息的剑”正因为含糊,指代不明,反而有绝妙的嘲弄意味。试问,1931年坐视日本攫取东北进窥华北,不是姑息?1931到1932年国难当头安内不攘外,不是姑息?八年抗战年流血牺牲,胜利之际却把外蒙古送给别人,不是姑息?1971年眼睁睁看着美国把钓鱼岛赠与日本,不是姑息?宋楚瑜在70年代即脑有反骨,从这一词之改可见一斑。
李建复专辑收入的另一首侯德健作品《归去来兮》,无论旋律、歌词,还是整首歌的意境,我认为都要优于《龙的传人》。1987年,侯德健在自己的专辑《三十以后才明白》里重新演绎了《归去来兮》,歌词略有改动。我听过的最佳《归去来兮》,既不是李建复,也不是侯德健,而是90年代初在一家酒吧里,听一位无名歌手吉他弹唱,苍凉,遒劲,绕梁三日,余音不绝。
侯德健这个人很有意思,一生大部分时间平淡无奇,却时有惊人之举,比如偶尔神思降临时写出《龙的传人》、《归去来兮》、《酒干倘卖无》这等绝世作品,比如抛妻别子出走大陆,比如在某一时刻出现在某一场合,等等。70年代末80年代初创作的《龙的传人》、《归去来兮》带动一大批后继的江山家国题材作品,构成台湾流行音乐的一道景观,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1979年初对台政策改变后,校园歌曲是第一批可以公开传播的台湾文化产品,极受听众欢迎。80年代初,我手里有一盒来路不明、制作粗糙的录音带,两面共20首歌曲,A面打头的是《龙的传人》,其他歌曲的顺序记不得了,名字记得一些。前几年,下载了三套台湾唱片公司发行的校园民歌回顾唱片集,包括华特公司出品“民歌100:1970-1985年校园民歌经典珍藏(5CD)”,滚石公司出品“滚石金韵民歌百大精选(8CD)”和“重逢:文艺民歌时代(14CD)”。
这三套唱片基本收全了校园民歌时代的经典作品,其中除前面提到的作品外,以下这些作品的一部分在我那盒录音带中,曾经在80年代初流行,印象特别深刻:
华特:《乡间小路》(齐豫)、《兰花草》(银霞)、《蜗牛与黄鹂鸟》(银霞)、《外婆的澎湖湾》(潘安邦)、《赤足走在田埂上》(叶佳修)、《纷纷飘坠的音符》(潘安邦)、《思念总在分手后》(潘安邦)、《踏着夕阳归去》(叶佳修)、《爱情》(王瑩玲)
滚石:《如果》(邰肇玫、施碧梧)、《浮云游子》(陈明韶)、《秋蝉》(杨芳仪、徐晓菁)、《让我们看云去》(陈明韶)、《捉泥鳅》(包美圣)、《微风往事》(郑怡)、《月琴》(郑怡)、《忘了我是谁》(王海玲)、《我送你一首小诗》(陈明韶)、《拜访春天》(施孝荣)、《阿美阿美》(王梦麟)、《雨中即景》(王梦麟)、《春天的故事》(齐豫)、《再别康桥》(范广慧)、《风,告诉我》(陈明韶)
这些歌曲即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听过的校园民歌,其中若干曲目因为刘文正翻唱而大为流行,比较一下即可发现,原唱远比刘文正出色。
那场轰轰烈烈的校园民歌运动造就了不少人才,个人认为,作曲者叶佳修和演唱者陈明韶表现更为杰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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