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时，苏东坡去看王安石，王安石已经是疲惫颓唐的老人。苏东坡和他讨论诗与佛学多日，因为二人都是大诗人并深信佛学，自然有好多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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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政见不同，但并无私仇，都是大丈夫级别的人物。可惜这样的人物毕竟太少，后来的党争才愈演愈烈。他们都是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王安石更多地影响了政治），二人愿意相见，或许是觉得一定要相见，这就像武侠小说里的几个绝顶高手终究要会面一样。高手要一分高下，王苏二人应该是交换意见，互相了解。鉴于王安石已经是风烛残年，这样的一面尤其珍贵。
皇帝一去世，太后即召司马光当政，立刻将政令改弦更张。王安石的一切政令全予中止，或径于废除。元祐年间这一段开始了。
苏东坡现在急剧得势，在他到达京都八个月之内，朝廷将他擢升三次。依据古制，官位分为九级。在此短短一段期间，他由第七级上升，经过第六级，跳到第四级，最后止于第三级翰林，为皇帝草拟诏书，那时他正是四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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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如果苏东坡有心搞政治投机，应该有机会进入国家权力核心，不过这样一来他也就不是苏东坡了。宋朝这个时候应该算是处于稳定衰退时期，如果不是后来蔡京和宋徽宗瞎搞二十多年，也许还能延续几十年也不一定。苏东坡经历了几年贬谪生涯，现在回到京城，后又离开京城，最后再度被贬，一直贬到海南，不知道他在翰林院拟写圣旨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从京城——天下之中心——到国家最远的地方，莫非真是命运之神的“眷顾”？
不过最有趣的事，是四月王安石死后苏东坡必须草拟一道圣旨追赠荣衔。这道圣旨的措辞必须十分巧妙，寓贬于褒。依照法制，当以皇帝名义发布，赞美其生活与品格，并颁赠“太傅”荣衔。苏东坡只是赞美王安石富有巧思，同时使人知道正是指他的妄自尊大欺人欺己。苏东坡说他“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述，作新欺人。”这篇圣旨很巧妙地发展下去，后来苏东坡说：“胡不百年，为之一涕。”读者不知道自己所读的到底是夸大的颂赞，还是反面的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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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前文苏轼拜见王安石来说，他对王安石应该是尊敬的，不太可能在其去世后搞文字游戏来侮辱王安石。
其次，“作新欺人”，中华书局版的《苏轼文集》作“作新斯人”，百度百科这样解释“作新”：
《书·康诰》：“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应保 殷 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孔 传：“弘王道，安 殷 民，亦所以惟助王者居顺天命，为民日新之教。”本意谓教导 殷 民，服从 周 的统治。后因以“作新”比喻教化百姓，移风易俗。 宋 苏轼 《王安石赠太傅制》：“具官 王安石 少学 孔 孟 ，晚师 瞿 聃 ，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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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这种解释，苏轼其实是在夸奖王安石。“斯人”指百姓。百度百科“斯人”条：
斯人
(1).此人。《论语·雍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唐 杜甫 《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诗：“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 明 刘基 《郁离子·虞孚》：“饮食之人，则人贱之。斯人之谓也。” 李劼人 《天魔舞》第十三章：“说来说去，大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概。”
(2).犹斯民。指人民，百姓。 唐 元结 《与瀼溪邻里》诗：“斯人转贫弱，力役非无怨。” 太平天囯 汪吉人 等《<军次实录>序》：“小官等佩读之馀，知足以破斯世之迷途，启斯人之聋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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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看原文：
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摹，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于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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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篇都是赞颂之词，不知道林语堂为什么要说寓贬于褒。
在苏东坡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期间，他拟了约有八百道圣旨，现在都收在他的全集中。无不铿锵有声，妥帖工巧，简练明确。圣旨的文字往往引经据史，富有例证譬喻，这类文字，苏东坡写来轻而易举。苏东坡去世后，另一个人，姓洪，接他的职位。他对自己的文才颇自期许，他问当年伺候苏东坡的老仆，他比苏东坡如何？老仆回答说：“苏东坡写得并不见得比大人美，不过他永远不用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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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文写作的角度来说，苏东坡确实可以说是教科书级的人物了。不过这些圣旨的文学价值其实不是很高，这种问题本身就是形式大于内容的，没有必要过高地吹嘘多么神奇。不知道苏轼自己是否喜欢这个职业。这件事让我想到当代语文的遭遇，虽然在任何级别的学校语文都不受重视，但要装点太平之时，还是离不开语文的遣词造句，可惜的是现在那些电视晚会的主持词简直无聊得要死，别说跟苏轼比，连最一般的八股文都比不上咯。汉语如果抛弃了某些可参考的形式，将会连基本的美都丢掉了。
说中国书法是一种抽象画，这种解释真是再容易不过。中国书法的问题和抽象画的问题，确是相似。在评论中国书法时，评论者完全不顾中国字的含义，而根本上就看做一种抽象的组合。说中国字是抽象画，只因为不像普通画那样描写具象的物体。中国字由线条和线条构成的偏旁所组成，具有无限的变化，而艺术原理则要求这些字之排列成行，必须排列得美妙，必须与同一行或其他行的字配合恰当。因为中国字由最复杂的成分所组成，所以呈现出构图的各种问题，包括轴线、轮廓、组织、对比、平衡、比例等项，尤其重视整体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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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习字数年，还未学画，对于字与画的关系不甚了了。书法确乎是与字的含义本身并无绝对依赖的关系，每个字的笔画组成自有其规律在，每个字写完自有其重心在，每一笔画自有其合宜的用笔轻重缓急在，真是一点马虎不得。传统文化中，文言的衰微我并不觉得可惜，但书法的没落确实让我遗憾，对于现代人来说，毛笔已经成为陌生武器，在学校也不好好练习硬笔书法，走上工作岗位更多的是用键盘，时代的发展有时也是会让人叹息的。
艺术上所有的问题，都是节奏的问题，不管是绘画、雕刻、音乐，只要美是运动，每种艺术形式就有隐含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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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话朱光潜在《诗论》里也说过。我对其他艺术门类没有心得，还是拿书法来说，要找到合宜的节奏其实非常难，心中的节奏不等于手上的节奏，常常心里觉得某个字该怎么写，到了下笔的时候总觉得执行不到位。换言之，手上的能力不足以展现心中的节奏，所以，只有通过无数次重复练习，才能心手相应，过了心手相应的阶段，个人的学养才会融入到笔下汉字中去，真正字如其人。
某近数章请郡未允。数日来杜门待命，期于必得耳。公必闻其略。盖为台谏所不容也。昔之君子，唯荆（王荆公）是师。今之君子，唯温（司马温公）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致此烦言，盖始于此。无进退得丧，齐之久矣，皆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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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之君子，唯荆（王荆公）是师。今之君子，唯温（司马温公）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这些君子把持朝政，国事可知。这些人在百姓心目中就是国家力量的象征，也就是所谓的统治阶层。统治阶层出了毛病，国家迟早衰亡，无药可救，而最终算账的时候，一般都要把责任算到几个奸臣头上，每每读到这样的历史，颇有感于人类的盲目，在那样的时代，苏东坡这样的人也无补于世，历史的局限性不是任何人能更改的。
但是文人若不能独立思考，无批评的勇气，言论自由也终归无用。就只在这一点上，他赞美欧阳修而非难王安石，因为欧阳修激扬清议，王安石则压制清议。苏东坡极其担心当时的暮气沉沉，读书人已经忘记用头脑思索。这段时期，在他给门人张耒的一封信里，他说：“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唯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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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赞成王安石导致了文风衰颓的说法。具有自由独立精神的文人能够在自己的创作生命中创造属于自己的成绩，所谓“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欧阳修固然可敬，王安石使人同己的做法固然可鄙，但文人们自己对自己负有最后的责任。再说了，苏轼自己不也是在王安石当政前后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么？
比如说，西北番族入寇，中国农民几乎有一万人惨遭屠杀。当地驻军官长企图隐瞒朝廷，甚至消息传至京师之时，朝廷派一专使前往当地调查。此一专使，本着中国由来已久的“官官相护”的积习，向朝廷报告只有十个农民被杀。而特使更把灾情大事化小，先为当地驻军首长请求赦罪，然后再缓缓进行调查。两年之后，竟尔毫无动静。被杀的村民，朝廷应予抚恤，结果也一无所得。在苏东坡上皇太后表中，他指出如此忽视民情，势难收揽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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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孤例，坏人作恶带来的后果往往没有制度作恶带来的后果糟糕。如果制度不能约束制度中的掌权者，依据人性自利的规律，迟早要为了自利而损害他人，首当其冲的便是制度体系中的底层，这个底层没有话语权，没有厚实的生活基础，甚至没有反抗的力量，只能诅咒哭泣等待。苏东坡为这样的底层说话，但是一个或几个苏东坡到底是改变不了太多的。
奇怪的是，除去苏东坡一个人外，别人都无动于衷。他一看朝廷公报，不觉大怒。好多浙江和邻近的地方官都在春天奏报丰收有望，但无一人陈明新近的暴雨和水灾。苏东坡奏准以修缮官衙的款项购买食米，因为救饥荒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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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乐于面子工程，不愿切实做一些对百姓有益的事，这种官场风气的形成或许跟冗官不无关系。吏治从来关乎国家兴衰，许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却终究无法解决相应问题，王朝的衰亡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南宋词人写沦陷在金人统治区的百姓盼望王师前来，事实真的如此么？百姓认同吏治，往往才是国家政治清明的直接体现。
苏东坡去了，饥荒来了，人民多病饿而死。真难以令人相信，苏东坡到达京都后，竟遭弹劾，说他夸大灾情，“论浙西灾伤不实”。而救百姓于饥饿竟成为政客打击他们惧怕的敌人，使之失势的题目了。就朝廷而论，京都之内自然没有饥饿问题。湖泊地区也还有半数人民尚未饿死呢。那一年，苏东坡回到京都附近的颍州，就要看到长江以北的难民，为饥饿所迫，离乡背井，跋涉五百里，到达他的治下地区，他就要看到那幅饥荒难民图了。但是元祐六年（1091年）五谷歉收的恶果还在后面，次年的饥荒就成了大灾大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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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一直批判王安石变法，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如果王安石当政，这样的情形会不会出现？灾荒在农业社会往往意味着家破人亡，不仅仅是因为信息不对称，还在于官员不作为。没怎么听说官员饿死的，难怪那么多人挤破头去谋求一官半职。处于权力上层的人不在乎百姓死活，倒争论是否夸大灾情，读书人读到这样一些事情，就会明白为什么贾岛要写“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为不平事”，也会明白为什么张潮要说“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然而书生与侠客，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局面呢？才高性直如苏东坡，不也是无能为力么？面对这种疑问，苏轼或许又会用“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来自我开解吧？至少他曾经努力过，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在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苏东坡调到扬州。他的长子迈已由朝廷任命在外地为官。他到扬州去视察安徽各地时，他随身带着两个小儿子。他让随员不要跟随，亲自到村中与村民交谈。他看见一个令人无法置信的情景。只见各处是青翠的麦田，但大多的农家则荒废无人。一年的丰收是村民最怕的事，因为县衙的衙吏和兵卒在此时来逼索以前的本金利息，并且把人带走关在监狱里。苏东坡来到了扬州，在谢恩表里他说：“丰凶皆病。”中国的农民和生意人都落入王安石新政的陷阱里了。他们只有两条路走：一是遇歉年，忍饥挨饿；一是遇丰年，锒铛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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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认为这一切是王安石新政的后果，问题是王安石已经去世多年，保守派也已经执政多年，为什么还要把这些账都算到王安石头上呢？如果王安石错，为什么不拨乱反正？这些问题应该说正常都能考虑到，也应该探究其中原因的。保守派最大的问题恰恰是不懂反思，从这个角度来说，林语堂也算是个保守派。
一个王朝若是不发生悲剧，若想保有此一王朝的权力，那些皇后则必须生一连串贤德多才的儿子、孙子、重孙子——但是这是无法保证的，是人间闻所未闻的，经所未经的。天才不必然产生天才，英明之主早晚也难免生出庸弱邪恶的后代。国家的太平安乐，甚至历史发展的路线，完全要以一家遗传基因偶然的改变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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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这种说法，历史竟然是由基因决定的，事实是否又真的如此呢？少部分人固然会影响历史的走向，但历史的大方向毕竟还是有规律可行的，人类在政治领域的探索终究会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从我们短暂的人生来看也许需要几千年甚至更长久————如此漫长，但从宇宙的文明来看，也不过是一个历史阶段而已。在帝国时代，为了证明地位承袭的正统性，许多读书人用了许多看似正确的语句，这些最后都将被视为笑话吧？虚假的政治话语并不能完全入侵民间生活（文革除外），优秀的人才可以在健康的民间成长。古代王朝的兴衰不仅跟继承制度有关，也跟王子从小不知民间有关。如果一个人从小封闭在宫中，得不到充分的锻炼，怎么可能能管理好整个国家？
现在章惇刚在四月官拜宰相之职，他立刻把旧日的狐朋狗党都召还京都，畀予重位。这一群人，也非比寻常，都是精力过人，长于为恶。“三面杨”是他的莫逆之交。蔡确已死，但是别的人还活着。巨奸吕惠卿又已得势，但因过去声名狼藉，并未能飞黄腾达。其他王安石的亲信，如曾布，也已经奉召还朝。北宋的歪才巨擘蔡氏兄弟，现在又跨踞政坛的津要之位，以其虐政引导北宋走上了灭亡之路。倘若中国历史上要找一个时期以其极端的残暴混乱著称，则非蔡京当政时期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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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这意思就是王安石的恶劣影响一直持续到了北宋灭亡。这个问题《王安石传》里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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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汝锜又曰 ：“杨中立当靖康之初，谓今日之事，虽成于蔡京，实酿于安石。此语既倡，口实翩翩，以熙宁为祸败靖康之始基，以安石为鼓舞蔡京之前茅，其诬甚矣。今史牒具在，凡京所逢迎，如虚无是溺，土木是崇，脂膏盘剥于下，而宫闱盘乐于上，蠹国害民者非一政，然何者为熙宁之政？凡京所交结，如内侍则童贯李彦梁师成，佞幸则冲勔父子，执政则王黼白时中李邦彦辈，挑衅召乱非一人，然何者为熙宁之人？虽京弟卞馆甥介甫，而京不以卞故，受知介甫，用事于熙宁元丰之间也，何与介甫事，而以为致有今日之祸者王安石乎？推尊配享，特借此欺君盗宠之地，而庶几弥缝其不肖之心耳。如篡汉为魏者，未尝不藉口于舜禹之事；造作苻命弄孺子婴于股掌者，未尝不以周公之居摄为解，岂可谓三让登坛，厉阶于让德稽首，而负于南面，乃教后世以称假皇帝成即真之谋哉？”其言可谓隽快。窃尝论之，绍圣间章惇用事，尚颇有意于绍述荆公，犹未至于祸宋也。祸宋者实惟蔡京，而蔡京之得跻显要，汲引之者谁乎？非荆公而温公也。温公欲废募役法，复行差役，群僚颇以为难，京五日而了之，温公赏其才，遂加委任。若援举主连坐之律，则温公得毋亦有不得辞其咎者耶？夫温公亦贤者也，吾固不敢学史家深文周内之技，以京之祸宋，府罪于温公；独奈何山膏善骂者流，乃反以府罪于与京风马牛不相及之荆公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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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为历史事实和历史判断，现在的问题在于历史事实和历史判断混淆在一起，往往是判断替代了事实，搞得人混乱不堪。
皇家一座乐园也无须乎压榨那么多的民脂民膏，使老百姓那么肝脑涂地呀！园中的奇花异石，每一件都要了几条人命。读徽宗的赋和大臣作的诗，赞美御花园犹如神仙世界般的美丽，以及其假山、溪流、岩石等，使人脊椎打战，感觉到中国文学史上无可比拟的悲剧意味。其悲剧意味，是在于这些诗赋作者并不知道那背景之凄惨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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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统治阶层与底层已经彻底对立的时候，这个王朝也就快要完蛋了。历史上记载类似的情形并不少，每一个王朝的末期都充满了启示，所以后代王朝的初建期一般都能吸取教训与民休息，可惜的是随着寄生阶层越来越庞大，最后只好毁灭再次重新来过。或许人类的政治进程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有效遏制或者说消灭寄生阶层，让人的劣根性得到制约，每个人都能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御花园如果保存下来，当然可能被当成文明的瑰宝，正如徽宗的字画，但是，在一个高度文明的时代，创作字画的人不应该阻碍国家的建设，而是相安无事，政治与文化都高度发展。
苏州有一个姓卓的佛教徒，步行七百里给太湖地区地区苏家与那里的朋友来送信。苏东坡在宜兴的两个儿子老不曾听到父亲消息，十分焦虑，姓卓的听到，他说：“这个容易！惠州也不是在天上，是不是？若是走着去，总可以找得到。”姓卓的便步行出发，走上这条漫长的道路，横越大庾岭，走得满脸紫赯色，两脚厚趼皮，他走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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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是人的本能，在工业时代却又成容易被忽略。总有一天我们还是会再次行走的。小时候汽车摩托车乃至自行车都是奢侈的东西，一般要去什么地方都是靠走，后来乘车出了大山，还掌握了驾车技能，可以在几个小时里到几百公里之外，但速度再快，心中的某些地方还是要靠行走才能到达吧？简单来说，乘车让你到达景区的大门，真正的美景，还得走着去看。
苏东坡必须出发了，子由送他到海边。离别的前夕，兄弟二人及家人在船上过了一夜。苏东坡的痔疮又发，甚为痛苦，子由劝他戒酒。二人用一部分时间一同作诗，苏东坡试探出子由最小的儿子的诗才。这次离别是生离死别，真是令人黯然销魂，一直愁坐整夜。离别之前，苏东坡给王古写了下面的文句：“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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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要在某些时刻认清自己的命运，对苏东坡来说，或是在狱中写下“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的时候，又或是在黄州写下“物与我皆无尽”的时候，又或是在写下上面这封书信的时候？回头去看，漫长的普通的人生，难道就是为这样一些时刻而存在的？过海之行也许让苏东坡真正更趋近陶渊明，在那种生活中，内心澄明的时刻会更多。
在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中写自己的坎坷说：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也？”己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洲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譬如注水于地，小草浮其上，一蚁抱草叶求活。已而水干，遇他蚁而泣曰：“不意尚能相见尔！”小蚁岂知瞬间竟得全哉？思及此事甚妙。与诸友人小饮后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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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等幽默感，让我想起了庄子讲的一个故事：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 !’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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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苏东坡性子里的幽默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庄子的影响，相比于我们时代的段子手，东坡与庄子的幽默更多些智慧，这是活在当下与活在精神的差别？
他的词还来不及读全，我觉得诗词文都通读
苏东坡如今起程北上，我们无须细表。在每一个他所经的城市，都受人招待、受人欢迎，大可以称之为胜利归来。到每一个地方都有朋友和仰慕他的人包围着他，引他去游山游庙，请他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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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受欢迎的人，何以这一生这么坎坷呢？文明时代人们终将珍惜最优秀的那些人，他们标出了人的高度。一时浪得虚名的人终将埋没在时间的尘埃中。苏东坡不仅当时受欢迎，后世同样受欢迎，他就是那种标出人类高度的人。
题字这种事还真得分人，现在出去玩，某些地方的题字真是达到“不堪入目”的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