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氏兄弟在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到达京师。从那年起，中国则在政潮汹涌中卷入新社会的实验里，而此一政治波浪所引起的冲击震荡不绝，直到宋朝灭亡而后已。这是中国最后一次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实验，绝不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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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提到四次变法：商鞅变法、桑弘羊变法、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
依我看，相比之下，桑弘羊的改革要成功些。商鞅变法为秦国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却也为其灭亡埋下了伏笔。法家刻薄寡恩，张而不弛，所以商鞅李斯都算是死在自己手里。王莽改制因为时代条件所限，没有多少成绩。最复杂的就是王安石变法，因为宋朝是一个文化大发展的时代，这场变法运动不仅触及政治经济军事也严重影响了文化发展。
当时几乎所有著名的文人都被卷入到这场政治运动中，因为宋朝的著名文人几乎都混官场，他们当中最著名的那些多站在保守派一面，而不赞同王安石激进的做法，对与错在某些事件上并不绝对，在某些事件上又可以区分出来，由于学力极其有限，我只能以《苏东坡传》与《王安石传》为主要对照资料，来谈谈其中的一些问题，我不愿在这场变法上纠缠太多时间，只求了解一些基本的与人有关的事情。
王安石对商鞅极为钦佩，曾经写过一首诗吁请大家对他当有正确的了解，此一事颇具重要意味。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凡有极权主义提出来，不论古时或现代，基本上的呼声，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历史上，多少政治上的罪恶都是假借“人民”的名义而犯下的，现代的读者自然不难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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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与极权主义还是有差别的，审审视近现代著名的极权主义制度，莫不以大规模的族群灭绝为特点，事实上，不仅仅是极权主义，几乎每一种治理理念的提出都是说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王安石到底有多少罪恶？这个问题不像林语堂说的那么简单，这上点首先要弄明白。在君主专制的体系里，让王安石承担变法失败的责任固无不可，但说他穷凶极恶则难以服众。
多少政治上的罪恶都是假借“人民”的名义而犯下的：
人民自身其实既是最大的受害者，又是最终的责任人，帝国体系中，权力过度集中是由政体的传统决定的，人民除了服从就是反抗，人民是最终造成了政体的人。当人民拥有独立精神后，才没有人能够假借人民的名义犯罪。
王安石是个怪人，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学生时代很勤勉，除去语言学极糟糕之外，还算得上是个好学者，当然是宋朝一个主要的诗人。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除去与他自己本人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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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王安石传》约写于1908年，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写于1936年赴美之后，不知道林有没有读过梁的作品，林语堂说王安石与人都无法相处，明显是一种偏见，即拿《王安石传》中引用的许多原始材料来看，王安石立身严正，与当时的许多著名文人都有交往。他所推行的新法虽然受到当时许多重要官员的抵制，但也有不少人支持，至于说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这术，这恰恰是王安石独特的地方，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改革派如果圆通机智处人治事，这与保守派有什么区别？
苏洵在《辩奸论》那篇文章里刻画王安石说：“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又说他“囚首丧面而谈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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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奸论》是否为苏洵所作，《王安石传》（商务印书馆本）90页转引了李绂、蔡上翔的观点，认为是伪作。这个学术问题引发过一些讨论，可参见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4cokbS17vjw3PqMr-s4T2A-bLtZQetOrAP6U1JbVZYy4fsGjglZh3sN-qidnFHJtrDyKpI9Y588M8dF6sm809K。
我无意纠结于文章的作者，且看文章如何：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
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
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
"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
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
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
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
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
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
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
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
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
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
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
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
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
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
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此文从行文手法角度来说结合了纵横家的气势与起承转合的作法，形式上颇为可观，然而核心观点却是“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此等立论方法偏偏为流俗所喜，又因为迎合了世俗对王安石的偏见，故而广为流传。文人用笔作庸俗语，此可为一例。
讨论问题的时候不就事论事，而是攻击对方的私行，这种低级手段常常见到，自己写文章也应当注意避免。
但是王安石这个怪人，除去邋遢的外表之外，尚有不止此者。在他得势之前大约二十年之中，他之所以使人谈论，是他屡次谢绝朝廷的提升。这倒很难相信他之如此是纯系沽名钓誉之意，因为从他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到他四十六岁得势——那是他壮年最活跃的时期，共二十五年，他一直谢绝任命，宁愿在一个偏远的省份当一小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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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王安石未进入权力中心之前的经历，《王安石传》叙之有理有据，与林语堂的说法可以参看。在《苏东坡传》里林语堂采用了一些笔记小说，说的是王安石的一些不好的事，这与林语堂对王安石的偏见应该是分不开的。宋代史料留下甚多，后来采集使用的人只要稍微一动笔，倾向立马不同，对于自己不知道的问题，我宁愿存疑，不愿妄下断语。
单就王安石进入权力核心之前的经历来看，他恐怕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掀起那么大的波澜。我读了一些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资料，心中的少许疑问解决了，但更多问题又浮现出来，精力有限不愿就这个问题作长期的研究。
他这一段自己韬光养晦历程，颇难了解，因为此人一定深信一旦时机到来，他必可为国家做大事。若说他壮年这段时期已经建立了他政治生涯的基础，是合乎情理的说法。也许当时朝廷名臣重儒之间的竞争，他觉得不能胜任，因为那时朝中有年高德劭学识渊博的文臣，如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曾公亮等人，这些人都会对锐意的改革侧目而视，都深得人望，足以使抱有新见解的后起之辈无从发展。王安石是在坐以待时。但是，从心理上看，恐怕另有一个理由。王安石那样气质的人，不管身居何处，总愿自为首领，而在偏远的外县身为太守，仍不失小池塘中的大青蛙。他在京师担任一项官职，那一段短短的时期，他曾和同僚争吵不和，使事事错乱失常。他想变动成规，照自己的想法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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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话里面同样可以明显读出林语堂的偏见。
范仲淹、欧阳修都算是立身严正之人，前者早在王安石变法开始前多年已经离世，后者在变法中根据实情不予合作。司马光则在变法结束后成为保守派的核心，不顾实际尽废新法。北宋诸多名臣各有贡献，却也是党争中的旗帜，不能不让人感叹，谁是谁非实际永远不可能明确，但从发展来看，后期剧烈的党争毕竟与名臣们是脱不开干系的。《王安石传》227页关于党争有极为精彩的论述，他认为古人之党为“私党”，常常把争论变成意气之争，最后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中国人在朝堂上不会妥协，常常把一些小事上升到纲常高度，最后大家一起玩完。
。一天大臣等蒙恩宠召，盛开御宴。客人须在池塘中自己捕鱼为食。在用膳之前，做成小球状的鱼饵，摆在桌子上金盘子里。王安石不喜欢钓鱼，便将金盘子盘子里的鱼饵吃光。第二天，皇帝对宰相说：“王安石为伪君子。人也许误食一粒鱼饵，总不会有人在心不在焉之下把那些鱼饵吃完的。”由这个故事看来，可见为什么仁宗不喜欢王安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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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自己也说这是一个故事，但是却由故事推断出了仁宗不喜欢王安石，这种游戏笔墨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历史人物的传记当然要以事实为主，并不是不能采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材料，但采用的目的是为了丰富作品而不是歪曲事实。王安石在古代受到的诋毁不可谓少了，又何必再在另一个人的传记里花如此多的笔墨来传达一些并不明朗的信息呢？
王安石接任三司判官不久，他就企图试探一下自己的政治基础。当时仁宗在位。他就上疏论政，长达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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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语堂看来，王安石上万言书是为了试探自己的政治基础，事实上，这时候哪里有政治基础可言，倒是能见出王安石的热诚。上书在当时本来就是文官参政议政的一种方式，按照林语堂的逻辑，那苏洵进献自己的策论也算是试探政治基础了。
万言书被梁启超称为“秦汉以下第一大文”，在《王安石传》里详加引用说明，其中谈到的培养人才任用人才的方法王安石后来也是实践过的，并且可以看出王安石并无私心，这或许是他最让人敬佩的地方。
王安石虽然是新党的旗帜性人物，但他本人并不结党营私，单是这一点已经和许多大臣不一样了。苏轼欧阳修这样的人也是如此，虽说门下自有弟子门生之类，但并不结成私党祸害朝政，可惜这样的品格并不是当时士大夫的标配，而是少数人的高配，想到这个，就更不想做官咯。
自从那次密谈之后，神宗皇帝就决定不惜赴汤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的变法计划，即便牺牲其他所有大臣也无不可。结果竟不幸而如此。不知为什么缘故，每逢贤德的老臣进谏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之时，这位年轻皇帝的头脑中便浮现出那“四凶”的影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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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说法显得神宗皇帝就是一个头脑一热就能牺牲许多大臣的人。神宗与王安石的合作在梁启超看来是千古榜样，在林语堂看来则是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固执的家伙凑到一起。在当时的权力结构下，主事者是王安石，神宗主要起支持作用，这和所谓“开明专制”有点像，但是皇帝可以随时收回权力。神宗至少不是一个昏君，这已经比后来的宋朝皇帝好多了。
在神宗熙宁六年（1069年）苏氏兄弟回到京师之时，王安石被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随后两年之中，但见稳重的老臣纷纷离朝，御史台遭到清肃排斥，继之身为谏官的都是王安石的一群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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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拉开大幕，有的大臣到地方上仍然是担任重要角色，并对新法百般阻挠。从实际情形来说，王安石推行的激烈改革是不可能全面成功的，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既得利益阶层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根本利益，一个王朝，吃闲饭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有闲阶级还占据了国家管理的几乎所有重要位置，皇帝有皇族要照顾，官员有家族要照顾，最后只能是百姓身上压力越来越大，整个国家创造财富与文明的力量越来越小，最终大家一起玩完。北宋内部体系相对是稳定的，文官统治整体来说还算有效，但当外族力量强大起来，内部的虚弱就再也无法掩饰了。其实有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很值得玩味，如果没有王安石变法，北宋能不能撑到徽宗钦宗那时候？这个问题涉及到北宋王朝与周围政权的实力对比，对我来说毕竟太大了。王安石排斥异己的力度不如司马光后来那么大，这是梁启超的观点。党争真正应该由谁负责？恐怕还是只能各打五十大板。
有年轻好胜志在国富兵强的皇帝在上，有对自己的财政经济学说坚信不移的宰相在下，实行王安石激进的政治财政改革已经如箭在弦了。实行新政的动机是不容置疑的。宋朝承五代残唐纷争杀戮的五十年之后，一直没有强盛起来。而且，西夏、契丹（后来称辽）、金，不断侵略中国的边境。中国与这些北方部落短期交战之后，遂订约言和。和约的条款对中国皇帝也是忍垢蒙羞的条款，因为那些番邦虽然承认中国的皇帝，但那是中国皇帝按年赐予他们金银绸缎换来的，每年付出的财帛要由十万到二十五万缗。这自然使国库财力大量外流。国内行政一向松弛泄沓！政府经费则捉襟见肘。王安石自命为财务奇才，能凭耍弄纳税征兵制度便可以给国库筹集款项。我相信借在中国西北用武而恢复国威，是王安石政策中打动君心的要点，因为王安石当政时曾在西北由中国发动战争数次，其中有数次胜利，一次惨败。为继续作战，皇帝需要金钱，为了筹款，国家财政制度必须改变。可是，我们不必怀疑力主新政者真纯的动机，我们先看看那些财政经济改革的严重后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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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承认主政者的动机是真纯的，但是他认为经济改革的后果是严重的，这个问题在《王安石传》中没有说明，我查了查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历史》，其中涉及到王安石主政时期经济的基本是积极的评价，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是宁愿先存疑，所谓严重后果，可能主要还是触及到了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要弄清这个问题，非把当时国家的各项经济数据搞明白才行。
引用第52楼秋自鸣于2015-06-02 09:01发表的 :
有年轻好胜志在国富兵强的皇帝在上，有对自己的财政经济学说坚信不移的宰相在下，实行王安石激进的政治财政改革已经如箭在弦了。实行新政的动机是不容置疑的。宋朝承五代残唐纷争杀戮的五十年之后，一直没有强盛起来。而且，西夏、契丹（后来称辽）、金，不断侵略中国的边境。中国与这些北方部落短期交战之后，遂订约言和。和约的条款对中国皇帝也是忍垢蒙羞的条款，因为那些番邦虽然承认中国的皇帝，但那是中国皇帝按年赐予他们金银绸缎换来的，每年付出的财帛要由十万到二十五万缗。这自然使国库财力大量外流。国内行政一向松弛泄沓！政府经费则捉襟见肘。王安石自命为财务奇才，能凭耍弄纳税征兵制度便可以给国库筹集款项。我相信借在中国西北用武而恢复国威，是王安石政策中打动君心的要点，因为王安石当政时曾在西北由中国发动战争数次，其中有数次胜利，一次惨败。为继续作战，皇帝需要金钱，为了筹款，国家财政制度必须改变。可是，我们不必怀疑力主新政者真纯的动机，我们先看看那些财政经济改革的严重后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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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承认主政者的动机是真纯的，但是他认为经济改革的后果是严重的，这个问题在《王安石传》中没有说明，我查了查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历史》，其中涉及到王安石主政时期经济的基本是积极的评价，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是宁愿先存疑，所谓严重后果，可能主要还是触及到了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要弄清这个问题，非把当时国家的各项经济数据搞明白才行。
这是另一处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评价
要增加国家的财富，必须增加生产，或是使分配更为得当。在王安石时代，增加生产绝无可能，因为那时还没有工业化的办法。所以一个财政天才之所能为，只有在分配方面。因为王安石基本上关心的是充裕国库，而增加国家财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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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的这种说法应该是错误的，为什么这么说，王安石的农业生产时代，增加生产当然是可能的，搞农田水利实际就是为了增加生产，王安石做的实际是全面的开源节流，问题在于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而封建官僚体系又没有相应的效率，再加上阻力重重，最终肯定是要失败的，但是相应的成就肯定也是有的。
此处引文前面说到了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争论：
王安石认为国库空虚完全为朝臣不知理财之道的结果。
司马光反驳他说：“你之所谓财政，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
王安石回答说：“不是。善于理财者能使国库充裕而不增加捐税。”
司马光说：“多么荒唐！总之，一国有其固定量的财富。这笔财富不是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论你实行什么政策，或给此政策什么名称，你只是把百姓手中的钱拿过一部分交给政府罢了。”
司马光的话表面上看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实际上来看，这恰好反映了他对经济的局限认识。王安石的目的不是拿一般百姓的钱，而是拿豪强的钱，这个阶层历来是拖垮一个国家的中坚阶层。
今天，我们打开了卧室的一处窗子，从冬天到现在，我们很久没有打开过了。读书教书的生活真的非常累，还好一直有家人陪伴着。从明天起，我的生活将有一些调整，有更多的时间来生活读书写作，这是挺好的事。
如果没有阅读和写作，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在世俗层面上会更接近，会很容易被流俗同化。阅读让我们保持精神的独立。要注意的是，阅读也可能会陷入他人的阅读套路，容易被一些看似正确的观点同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有很长时间，大概三年，我没有集中时间好好读书了，用有什么在召唤我，现在时机渐渐成熟了。
（王安石变法）最重要与最为人所熟知者共有九项，为方便计，今归纳为三组。有三种国营企业、三种新税、三项管制人民的登记制度。三种国营企业是均输法（国营贸易局），市易法（国营零售店管理局），以及利息二分实收三分（加上申请和登记费）的青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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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从均输法开始说起。主要对比意见有：《苏东坡传》、《王安石传》、《历史地理视角下的王安石变法》（作者陈晓姗，北京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也参考百度百科、维基百科等网页内容。
《苏东坡传》里说均输法因为苏子由的反对而作罢，梁启超认为实际是对征税方式进行优化（见《王安石传》商务印书馆本125页），百度百科说只在局部地区实行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76308/276308.html。总之，这项新法并没有真正实施，或许是如林语堂所说后来调整成了“市易法”？
子由反对的理由，据《苏东坡传》讲是因为官僚机构低下的效率，实际上后来王安石推行新法，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容后再说。
奇怪为什么回帖了看不到？
关于市易法
林的说法：
所谓官营的均输法，亦即政府批发生意，因此搁置了一年，从长计议。后来朝廷用一个新名称提出一项修正计划。批发与零售的分界不是一个呆板硬性的规定，主管大公营商店的贸易局分设在大城市，如成都、广州、杭州。为了这些贸易机构的发展，朝廷又由国库拨出一百万缗，由京都地方的货币中拨出八十七万缗。为成立这些机构所举出的理由为：“富商大贾因时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宜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为，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领导者是一个极为能干的官员，他向政府所呈报的利润越厚，则上级认为他越干练。这个能干的官员名叫吕嘉问，成了全国的市易务官，全权控制全国的小商人。京都市易务的规矩是，小贸易商必须做该机构的会员，可以把货物与该处的资财联合经营，或由官方出钱收买他们店铺的存货；商人若想歇业，可把存货售予官家，也可用部分存货作为抵押向官方借钱，半年付息一分，或一年付两分。非该处会员，也可把货物卖与官家，价格由官家规定。最后是，不论官家需用何等货物，统由该处办理。
政府吸收小商家，为此一制度最弱的一点，而私人营业几乎完全停顿。数年后，贸易和商业大为减少，按理论朝廷获利甚大，而实际上朝廷税收受损却到可惊的程度。皇帝在百姓心目中已经降低为与小民争利的贩夫走卒，皇帝知道后，大为不悦。最后，京都市易务和商税的丑闻传到了皇帝耳朵里，皇帝下令停止新法中最为人厌恶的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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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承认吕嘉问的能力，但认为这项新法最终弊大于利。
梁启超怎么说呢？
市易之起，本出于荆公之殖民政策。盖边徼未开之地，而欲以人力助长之，使趋于繁盛，其下手必在商务。然地既未开，商贾裹足，非以国力行之，莫为功也，此荆公之所以排群议而行之也。后此既有成效，乃推以及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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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在《历史地理视角下的王安石变法》中得到了印证，该书第二章详细论及了：
西北各市易务与边疆经略布局；
川峡地区的市易活动与民族区域贸易；
经营海港贸易与运河经济带的东南诸市易司；
北方各市易务与诸安抚司布局之间的联系；
并得出结论：
设置市易务并非仅仅为了经济目的，而是与各地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形成了经济、政治、军事目的并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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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城市推行市易法，梁启超作了如下论述：
……然则其法果可行乎？曰：以吾论之，荆公诸法之不可行者，莫此若也。请言其故。由后之说，则市易务实一银行也。（青苗与市易二法 ，皆与今世银行所营之业相近。青苗则农业银行之性质也，市易则商业银行之性质也。）夫以荆公生八百年前，乃能知银行为国民经济最要之机关，其识固卓绝千古。虽然，银行之为物，其性质宜于民办而不宜于官办。虽以今世各国之中央银行，犹且以集股而成，不过政府施严重之监督而已，而其他之大小银行，无一不委诸民办，更无论也。今一一由政府躬亲之，而董之以官吏，靡论其琐碎而非治体也，而又断不足以善其事，此欧洲各国皆尝试之而不胜其敝者也。由前之说，则为一种专卖制度，夫其立法之本意，不过曰之货之不售者，而官乃为收之耳。而及其末流，则必至笼天下之货，而悉由官司其买卖。即不然，亦须由官估其价值，盖非是而其所谓平物价之目的不得达也。夫笼天下之货而司以官吏，此近世社会主义派所主张条理之一种，顾彼有与之相辅者焉。盖从其说则以国家为唯一之资本家，为唯一之企业家，更无第二者以与之竞争，夫是以可行，然其果可行与否，犹未敢断言也。若在现今社会制度之下，欲行此制，云胡而可？现今之经济社会，惟有听其供求相剂，而自至于平，所谓自由竞争者，实其不可动之原则也。今乃欲取营运之职，而悉归诸国家，靡论其必不能致也，苟能致焉，而其危险，乃将愈甚。盖其初意本欲以裁抑兼并者，而其结果，势必至以国家而自为兼并者也。夫兼并者之病民诚烈矣。然有一兼并者起，不能禁他之兼并者不起，而与之相竞，相竞则可以渐底于平矣。若国家为唯一之兼并者而莫与抗焉，则民之憔悴，更安得苏也？凡此皆市易不可行之理由也。且尤有一说焉，荆公欲以一市易法而兼达前此所举之两目的，而不知此两目的非能以一手段而并达之也。银行之性质，最不宜于兼营其他商务，而普通商业，又最忌以抵当而贷出其资本。今市易法乃兼此两种矛盾之营业，有两败俱伤耳。故当时诸法中，惟此最为厉民，而国库之食其利也亦甚薄，则荆公之意虽善，而行之未得其道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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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虽说是事后诸葛，但其论断极为精彩，明确指出了国家过分干预市场的问题所在，这和林语堂的看法有相通之处。林语堂说“京都市易务和商税的丑闻传到了皇帝耳朵里，皇帝下令停止新法中最为人厌恶的几项”，其实还说明了京都改革之难。
至于为了国防而推行的市易法，其实是取得了重要成绩的。这一点林语堂却没有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