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与传奇关系述论【原创/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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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与传奇关系述论

○村学究

故事与传奇是两个不同的文学术语；就其本源意义来说，故事和传奇又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范畴。故事为史学，传奇为文学（小说），故事尚实录，传奇尚虚拟。故事与传奇是什么关系呢？若对故事和传奇略作考察，会发现两者具有同源共生、异质同构、同构互补的关系。本文对此试作述论。

故事与传奇的异质同构关系

“故事”一词最迟可见于《商君书•垦令》：“农民无所闻见变方，则知农民无从离其故事。”这里的“故事”系指原来所操职业。如果说它在这里仅只具“史”的意味的话，那么，
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
修武帝故事。
——《史记•封禅书》
西河太守杜延年，明于法度，晓国家故事。
——《汉书•丙吉传》
赋事行弄，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韦昭注：故实，故事之是者）。
——《国语•周语上》
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力，诗体一变，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
——《六一诗话》
这些作旧事、典故、成例、史实解的“故事”则是完全意义的“史”了。“故”通“古”。《说文》：“古字解曰故也，从十口，识前言者也”。邓连桢《双砚斋笔记•古•故•诂》条释曰：
古，故言也，诂亦故言也。毛公作《诗传》曰《故训传》，故训即古训也。《尔雅》第一篇曰“‘释诂’，谓释故言也。古人之言，义旨博奥，为之训以教人谓之诂。毛公曰：诂言，古之善言也”，则诂亦故言也。
古言即故言，故事即古事。这已经明白无误地证明，“故事”就是已成为人类历史的全部过去，如典章制度、历史事件、古人言行等等。“训”为“解释”，如阮元《经传释词序》：“经传中实词易训，虚词难释”。“故训”则是指对粗陈梗概的历史事件、义旨博奥的经传典籍所作的释义和推演。“故事”是“故训”的依据，“故训”是对“故事”的阐发。当“故事”作为参照物被后人援引、摹仿、实行、解释、引申或判断时，就实现了“故事”的传播。传播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常常不遵守信息（能量）守恒原理，其情形如刘知几所说的：“夫英贤所书，何国而无？书之则与日月长悬，不书则与烟尘永灭”（《史通•烦省》）。这样就可能经常发生信息的衰减或增容现象，所谓信息衰减，除刘知几所指出的原因外，还有被记录者、整理者、编撰者舍弃、剪裁掉他们认为不重要或无价值的部分，还有被天灾人祸、鼠咬虫蛀损失掉的部分。我国历史文献资料的大量散失、内容之简略，大抵出于这些原因。所谓信息增容，就是后世的好事者总想将历史上损失掉的信息追寻回来，这大约只有两条途径可行，一是钩沉辑佚，一是主观虚拟、揣摩附会，对历史空白尤其是细节微观部分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于是“故事”就在这里分化，前者转化为史学，后者演变为文学（小说）。两者界限分明。例如司马迁写鸿门宴一节，向被史家认为是子虚乌有之文，故范文澜先生撰《中国通史》不采一字。而小说家呢，以信息增容为旗帜，“佐经书史传之穷”（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序》）、“补子史之所不详”（眷秋《小说杂评》），大行其道，并昭告天下，“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熊大木《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序》）。中国古典通俗小说便是在这种情势下乘势兴起的。
信息增容往往以传播效果为目的，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虚拟。虚构故事以加强情节的戏剧性、再现历史真实、生活真实或艺术真实，此乃“故事”中的传奇笔法，这是“故事”转化为小说的必要条件。章太炎在《国故论衡•明解故上》中指出，“故事”有故训和故事两义，故训用以释义，故事用以纪事。在训诂学中，释义中兼有纪事，纪事中兼有释义，这种现象并不鲜见，因此，“故事”就兼有解释历史和记录历史的双重功能。然而，“故事”的主要特征在于实录，贵在传信；传奇的主要特征在于虚拟，贵在设幻，它们是不同质的，从哪里可看出它们的本质同构关系呢？这里不妨大段引用胡韫玉《古书校读法》中对“传”的释义：
《说文》：“传，遽也。从人、专声。”走部：“遽，传也。”《尔雅•释言》：“驲，遽，传也。”按：以车曰传，亦曰驲；以马曰遽，亦曰驿，皆所达急速之事。《左成四年传》：“晋戾以传召宗伯”是也。传者由此达彼，引申之，凡由此达彼者皆曰传。《周礼•掌节》：“必有节，以传辅之”。传者，以符节递达者也，引申之，以言语递达者亦谓之传。《仪礼•士相见礼》：“妥而后传言。”注：犹出言也。又引申之，递达古今言语者亦谓之传。《史记•乐记》：“有司失其传也”注：犹说也。《祭统》注：“传著于钟鼎也。”《释文》：“谓传述。”又引申之，解释古今之言语者亦谓之传。《公羊定公元年传》：“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注：谓训诂。《春秋谷梁传序疏》：“传之解经，随条即释。”注：谓解说之。
可知“传”即是解释、解说、递达、传播之义。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论》又释：
传者，专之假借。《论语》：“传不习乎”，鲁作“专不习乎”。《说文》训“专”为六寸簿，簿即手板，古谓之忽（今作笏）。书思对命，以备勿忘，引申为书籍记事之称。
“传”亦兼记录和释义，与“故事”相仿佛。这样我们便可看出“故事”与传奇之间的异质同构关系，所谓异质便是它们各自代表的实与虚两个范畴系统，所谓同构则是“传”——释义。一个传信，一个传奇。古代通俗小说有一个重要观点是人不奇不传，事不奇不传，“传奇”也就是对奇人奇事进行释义。所谓“释义”又与疏义、广义、正义、演义、衍义同类同义，都是对“故事”或经传的阐释作进一步的推演和发挥。我国许多古典小说多以“演义”为名，原由大抵在此。
“释”又为“解说”、“说”。例如《礼记•檀弓下》：“而天下其孰能说之”，郑玄注：“说，犹解也。”《说文解字》：“说，释也。”庄子有“小说”、班固有“小说家”之说，汉以前一般将“短书”这种类似小说的文学样式称之为“说”或“小说”，“小说”就是将与“大达”对举的那些小道理进行解说、演义。“传”（释义）在这里又充当中介，将“故事”与“小说”沟通起来，这种沟通所体现的就是两者之间的异质同构关系。
正因为两者是一个异质同构关系，史家便可引文入史，稗家亦可引史入文，共同创造了中国史学和文学（小说）的辉煌和不朽。

故事与传奇的同源共生关系

最早的神话是文学和史学的共同起点，它们的存在形态是口传史学和口传文学。
洪荒时代的先民们是怎样传述历史的呢？其情形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描述的：
最初之史乌乎起？当人类之渐进而形成一族属或一部落也，其部族之长老，每当游猎斗战之隙暇，或值佳辰令节，辄聚其子姓，三三五五，围炉藉草，纵谈已身或其先代所经之恐怖，所演之武勇……等等。听者则娓娓忘倦，兴会飙举，其间有格外奇特之情节可歌可泣者，则燔镂于听众之脑际中，湔拔不去，展转作谈料，历数而未几，其事迹遂取得史的性质，所谓“十口相传为古”也。
我们可以遥想，先民们在讲述自己所经历的、或讲述耳闻目睹周边所发生的、或辗转传述先代事迹时，是如何绘声绘色地用传奇笔法将这些“故事”情节化、激情化。如果仅仅只是讲述粗陈梗概的情节，是难以达到“湔拔不去”这种传播效果的。“十口相传为古”，口传的信息被先民们认为是信史，于是历史被传奇包装起来，成为亦文亦史、亦虚亦实的上古神话。上古神话记录了洪荒时代先民们荜路蓝缕、征服自然、开疆拓土、部落斗战的光辉业绩，上古神话的口传过程是历史神话化的过程。这些诗化的历史是先民们有意为之还是不自觉的创造呢？这是不能率意肯定或否定的。从上古神话亦虚亦实的情况看，它已说明作为文学和史学的共同起点，“故事”和传奇在起点上是同源共生的。
口传历史是一种很不精确的历史，在口耳相传过程中又多有损益和附会，直至文字产生后被史官记录下来成为定型。我们所见到的以文字形态记录下来的上古神话，既可作“故事”（历史）看，又可作传奇（文学）看。例如大禹治水的神话，历史上是否确有大禹其人其事，历来颇多歧见。随着科学的进步，通过考古和文献、口碑资料的研究，证明大禹是个历史真实人物，他大约生活在距今6000年前。大禹生活的时代正是第四纪更新世以来，第三次海浸的退潮期，大禹领导夏部落成功地进行了抗洪救灾，成为战胜洪水的英雄。由于他在抗洪救灾中功勋卓著，声名显赫，因此先民们把其他治水英雄的事迹也附会到他身上，并将他神化。大禹治水的“故事”在《诗经》、《吕览》、《尚书》、《山海经》、《淮南子》、《史记》等典籍中见诸记载，并不一定是大禹事迹在资讯不发达的上古时代有广泛传播，很可能是附会产生的效应。大禹治水的神话，把它作“故事”看，是因为史有其人其事；把它作传奇看，是因为穿凿附会甚多，甚至有许多情节是荒诞不经的。
又如《山海经》，汉代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称：“《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皆圣贤之轶事，古文之著名者也，其事质明有信。”郭璞在《山海经&#8226;序》中亦说：“跨世七代，历载三千。”都力主《山海经》为历史书——即“故事”，而明代胡应麟则称《山海经》为“古今语怪之祖”，《四库总目提要》说《山海经》“实为小说之最古者尔”。主张《山海经》是虚构设幻之作——即传奇。由于这部典藉是以传奇笔记纪事，人们认为它是“故事”或传奇也就不足为怪了。
再如黄帝战蚩尤的神话，《山海经&#8226;大荒北经》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范文澜先生推测，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他率部族将炎帝驱逐到涿鹿，炎帝联合黄帝在涿鹿与蚩尤展开大决战，结果蚩尤斗败被杀。“这些荒诞的神话，暗示着这一切冲突非常激烈”（《中国通史》第一册）。战败后的九黎族一部分被迫退回南方，一部分留在北方后来建立了黎国，一部分被俘虏充作炎、黄族的奴隶，这些奴隶被称为“黎民”。“黎民”的称呼在周初以前十分流行，至今也还在使用这个名词。从“语言化石”这一侧面也可以反映这场大决战当属可信，只不过炎、黄族的子孙为讴歌祖先的业绩，将历史传奇化了。
无论是“出于唐虞之际”的《山海经》，还是载于口碑的上古神话，传奇和“故事”已被先民有意或无意地杂揉在一起，传奇中必有“故事”，“故事”中定有传奇，同源共生关系在上古时代已成为格局。

故事与传奇的同构互补关系

“故事”与传奇的同构互补关系，主要表现在借传奇陈述的“故事”，以“故事”充实传奇。从史书方面看，借传奇陈述“故事”最为出色者，当推《战国策》和《史记》。这两部史书中不少篇什有曲折的情节和丰富的情感，正是这两个因子最能激活读者潜在的期待心理，并且容易产生共鸣效应。
《战国策》成书于战国至秦汉间，从本质上说，它是部历史著作——“故事”，具备作为历史著作的四个基本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它反映了战国时代各诸候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历史风貌。然而《战国策》所载多是策士们的纵横术，策士们以智谋机巧活跃于政治外交舞台上，主要是靠游说推行其主张。《史记&#8226;苏秦列传》称苏秦“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期年，以出揣摩。”揣摩就是“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苟子&#8226;非相》），察言观色，揣知情势。因此，《战国策》用传奇笔法是必然之势。《秦策&#8226;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是篇很典型的传奇文，是篇把苏秦智谋机巧、纵横捭阖、朝秦暮楚、翻云覆雨、左右时局的策士形象塑造得十分活脱鲜明、跃然纸上。苏秦说辞中有“南有巫山黔中之限”句。此本与史不符，秦取黔中在秦昭王二十七年，其时苏秦已死五年，生前焉能知死后之事？《战国策》的整理者故作如是称说，无中生有则为突出苏秦形象服务的。其它如《邹忌讽齐王纳谏》、《唐且不辱使命》等等，几乎都可作传奇文看。读后无不令人感到真实可信。如果以“故事”的眼光审视《战国策》，自然会让人感到“凭虚者多，征实者少”（程干帆《先秦文学源流论》）。然而，借用传奇法并不能磨灭《战国策》的史学价值，司马迁写《史记》就曾大量引用过《战国策》的资料。《战国策》的编撰者、整理者是以一种把玩的态度传述战国时代的人和事的，因此，由于《战国策》处在“故事”与传奇之间，在历代图书编目中便出现了两种安排，一是把它归入史部，如《汉书&#8226;艺文志》、《隋书&#8226;经藉志》；一是归入子部，如《郡斋读书志、《百川书志》等。
《史记》对传奇笔法的借用毫不比《战国策》逊色。例如《孙子吴起列传》中的庞涓自刎，《田单列传》中的摆火牛阵，《淮阴列传》中的密室对语，《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等，多不能征之于史，因此胡应麟批评司马迁“不求大体，专搜奥僻，诩为神奇”、“称羽重瞳，纪信营墓，颇近稗官”（《少室山房笔丛》）。诩奇搜僻是不符史家传统的，但司马迁开创的以人系事的纪传体，不单考虑史学价值还着重于人物性格特征，以人物性格的逻辑依据去把握、探索事件的历史真实原因，故引入传奇笔法，就使《史记》凸现出历史的和审美的双重价值。若依胡应麟的主张去写《史记》，《史记》恐怕就不是“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了。其后的廿四史不可与《史记》比肩，原因就在于将传奇与“故事”的互补关系排斥在史学之外了。
《汉武故事》是第一部以“故事”为名的杂传小说集，从“故事”观念上看，是书当属据史而纪实，然而在本质上它却是传奇（小说）。这部小说集是以历史人物的某些“史影”为基础大胆设幻，故有人谓其“语多怪诞，然亦有与《史记》、《汉书》相出入者”（王文濡《四库提要》）。这是运用互补关系比较成功的例子，其它如《楚汉春秋》、《越绝书》、《吴越春秋》、《燕丹子》等等莫不如是，而《燕丹子》写荆轲刺秦王事，这个惊心动魄、反抗强暴的事件，在秦汉之际曾引起巨大反响，并在民间广泛流传。经“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加工、附会，内容不断丰富，情节更为曲折，已经迈出了小说“粗陈梗概”的原始形态，在中国通俗小说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故胡应麟大为称道它是“古今小说杂传之祖”。
自汉至六朝，文风渐变，出现了文重辞采，主性情，史重载言纪事，主褒贬是非的倾向。于是，“故事”便在“时移世异，文之与史，皎然异辙”（刘知幾《史通&#8226;核才》）的文化背景下分之为二，一支与传奇结成的互补关系解体，专职于“帝王家谱”——即所谓“正史”，其功能是“为世龟鉴”（《史通&#8226;载文》），写作原则“以实录直出为贵”（《史通&#8226;惑经》）。由于“故事”与传奇有很强的互补性，因此，“故事”的另一支与传奇结合的更为紧密的互补关系，逐惭产生了小说的某些类型，如志人、历史演义、时事小说等等，不仅促进了通俗小说的发展，而且丰富了题材样式。

故事与传奇的虚实整合关系

由于历史的发展，社会生活的丰富多样，人们对文学的审美趣味不再满足于那种据史实而设幻的模式，而是要求文学从内容到形式能够多样化，文史分流的文化思潮为满足这种要求提供了可能性，在不凭借“故事”的前提下如何创作小说，魏晋六朝时期的一批“志怪”作家作了艰辛的探索。以干宝为例，他写《搜神记》，曾执着地“缀片言于残缺，访行事于故老”（《搜神记》序）。其资料来源不再取自于历史之实、现实之真，而是“搜集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晋书&#8226;干宝传》）。干宝的诉求点是“发明神道之不诬”，如何才能“不诬”？干宝的办法是“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搜神记》序）。这种以不信为“信”的观念首先在情理上或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也是干宝解不开的“情结”。所谓“干宝情结”，就是创作上的“虚”与理念诉求上的“实”所形成的一种矛盾现象，是作者的文学观念没有紧紧追随创作的表现。这说明作者的文学观念还远远没有到位，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通俗小说的发展，中国通俗小说的晚熟与这有很大关系。“干宝情结”对唐人传奇影响颇大。例如陈玄佑撰《离魂记》，自称“少常闻此说，而多异同，或谓其虚”；作者后来遇见小说男主角张镒之堂侄张仲先，张仲先“说极备悉，故记之”。李公佐写《南柯太守传》，曾申明“询访遗迹，反覆再三”，故小说中所写“事皆摭实”。白行简之《李娃传》因他的伯祖“暗详其事”，他便据伯祖所述结撰而成。他们的文学观念就是这样徘徊于“虚”、“实”之间，不能将“虚”、“实”整合为符合创作实际状况的新理论。
由于“故事”与传奇存在着同根同源的关系，彼此之间是可以互相包容的，即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而“实”必须超然于历史之实，现实之真，“虚”也必须超然于怪诞不经之幻，这就涉及到文学观念的变革，观念的变革成为虚实整合的前提条件。
在明清时代，就其主流而言，通俗小说理论比较贴近创作，小说创作也就比较贴近生活，因此，文学观念变革的历史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例如谢肇淛提出的“虚实相伴”（《五杂俎》）说，无碍居士的小说不必“尽真”、“尽赝”（《醒世通言》叙）说，就比较接近通俗小说创作的实际状态了。
与虚、实相对应的传奇与“故事”，实际上是“虚”、“实”两个系统，虚又为“赝”、“幻”，实又为“真”。就明季已经流行的几部通俗小说来看，无论是以历史为蓝本的演义还是以生活原型为依据的世情小说，都不能离开艺术真实来谈小说的虚实问题。因为创作实践中已将虚实整合为“事赝而理真”（冯梦龙）、“情状逼真”（叶昼）、“幻中之真”（睡乡居士）的艺术真实了，所迫切需要的是理论上承认虚实整合关系的合理性，并总结、提升为新的通俗小说理论，以满足通俗小说创作的需要，满足世俗大众日益高涨的对精神文化消费的需要。
虚与实如何整合，我们不妨从明清小说理论中辑录一二有“方法论”意义的观点说明之。
黄越在《第九才子书平鬼传》序中指出，只要符合艺术真实的原则，作者不妨“以锦绣之心，风雷之笔，涵天地于掌中，舒造化于指下，无者造之而使有，有者化之而使无。”这是将观念上的“虚”、“实”抽象化、模糊化后再行整合。
托名“怀林”的叶昼在《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中论道：“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若夫姓某名某，不过凭空捏造，以实其事耳。如世上先有淫妇人，然后以杨雄之妻、武松之嫂实之；世上先有马泊六，然后以王婆实之；世上先有家奴与主母通奸，然后以卢俊义之贾氏、李母实之。若管营、若差拨、若董超、若薛霸、若富安、若陆谦、情状逼真，笑语欲活，非世上先有是事，即令文人面壁九年，呕血十石，亦何能至此哉！此《水浒传》之所以与天地相终始也欤！”叶昼十分明确地指出，通俗小说创作是以社会生活提供的生活真实和生活原形为基础和素材，充实到作者的艺术构思之中，这样便将虚与实整合为艺术真实。通俗小说获得了艺术真实，方能“与天地相终始”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通俗小说要从本质特征上反映社会真实和生活真实，那么，虚与实就要按照“人情物理”的要求进行整合。所谓“人情”是指人的情感逻辑；所谓“物理”是指生活逻辑，我们常说的小说是否符合“情理”，所指的就是“人情物理”，即对事物的认识逻辑。符合人的认识逻辑便取得了“真实”的意义，而不必穷究人物、事件的真假有无，也不必纠缠于小说与历史之间的出入。因此，就不必“张定是张，李定是李，毫无纵横曲直渗淡经营之志”（金圣叹《贯华堂本水浒传》二十八回批）。只要合乎“情理”就可以“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 （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可以“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有其人”（冯梦龙《警世通言》序）。所达到的效果则是“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触性性通，触情情出”（同上）。只有艺术真实才能达到这种效果。
按“典型化”的创作原则将虚实进行整合，通过“千百人总合一传”（张竹坡语）而以小见大，从宽广的社会生活中综合、概括出时代的或历史的典型意义，使所描写的对象既具有个性又具有共性，从而使艺术真实取得更为深广的意义，具有恒久不衰的生命力。例如张竹坡点评《金瓶梅》时指出：“因西门庆一份人家，写好几份人家”，写一人拜蔡京，便知“太师之下，何止百千万西门。”写西门庆一家发迹变泰为“实”，写“太师之下，何止百千万西门”为“虚”，然经整合，便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使人们认识到在那个特定的社会制度下，何止百千万个发迹变泰的混账恶人！关于典型化的方法，李渔表述得更为直截：“欲劝人为孝，则举一孝子出名，但有一形可记，则不必尽有其事，凡属孝亲所尽有者，悉取加之，亦犹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一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闲情偶记&#8226;审虚美》）同时，也要，“说何人肖何人，议某事物切某事”，“说张三要象张三，难通融于李四”（《闲情偶记&#8226;戒虚泛》）实质上这也是虚、实整合的方法。
关于“故事”与传奇的关系，同时也是在互动、流变、发展中结成的关系，惟其流动不居，才促进创作的繁荣和理论的成熟。梳理“故事”与传奇的几种关系，对认识通俗小说的生成史或不无小补。

长歌－废墟

说实话我很想讲几句，但是我对这方面完全陌生，连学究兄写到的几本书，我都没看过多少^_^，所以没说的：顶——收藏。各位行家，高手发言啊，我可知道一张贴发出来没人理会，是很难受的。

物虚生

容在下细读^_^

某某某

看不懂。
鉴定完毕。

长歌－废墟

仔细读了学究兄此文，和我熟悉的领域相差太远，所以没有什么能说的，所以只能等待昆吾兄等高手了；不过，我想提一个小小的建议给学究兄：第一部分故事与传奇的异质同构关系的最后说到了“小说”，我感觉这一部分可以再稍微展开一点，再充分一点可能会对兄要论述的主题有更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