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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郎*顾之争是如何升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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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9-3 20:58: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04.8.28”会议回忆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杨帆 教授
  
  2005年8月31日
  
  2005年7月, 顾*雏*军被拘留,给1年以来的“郎*顾之争” 打上的句号。 案件背后是学术界尖锐的对立,一方是强大的权*力*资本集团,他们开一次研讨会,每个人可以拿到顾雏军8万元出场费,能够在他们“领袖年会”上发言的,大概标价是 25万。 大多数媒体都支持他们, 权*力*资本的势力已基本控制媒体,比收买学术界还要厉害。 于是,代表弱势群体和国家民族利益的一方,就只能作为“非主流”,在网络上与民意结合,与主流抗争。现在,连网络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包括官*方*的限制, 私人以官方名义的限制,和私人直接的起诉等。 那里有什么老百姓的言*论*自*由,和为老百姓的言论自由?
  
  什么是“主流”? 老左派说“主流是马*克*思*主*义”。否!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被边缘化了,实际的“主流”是:以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念主导中国改革开放,支配和控制其他社会科学,控制社会舆论,为腐败的权力和腐败的权力提供理论基础。把他们单纯定义为“新自由主义”也不恰当, 这是老左派一贯只反资本不反权力的思路, 我们反对的是权力资本化,这是国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中国无所不包的权力体系相结合的产物,我现在找到了一个词:“瓜分派”,可能比新自*由*主义更加准确,可以和老左派划清界限。
  
  15年以来,我们非主流和“主流的瓜分派”进行了长期的论战, 1年以来集中表现在郎顾之争。 我现在非常想知道;是谁批准抓顾雏军? 证监委能下这个决心吗? 这不是抓一个人的问题,顾已经成为中国瓜分派的典型代表,成为收买和支配理论界的代表,这一抓,岂不是改变了理论生态? 难怪大小刊物对此讳莫如深,只报导顾的案子,不提其背后的理论斗争。 这也说明, 理论斗争比抓一两个人重要得多。权力资本集团可以抛弃几个代表人物,但是不能抛弃他们的理论支柱,否则就形不成“自觉的利益集团”了。
  
  在中国,瓜分派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 理论斗争和群众抗议无法战胜他们。他们如果失败,那是因为他们理论水平低, 他们的理论不能使他们更理性,有节制,而是使他们更狂妄, 瓜分无度。 这样会把中国带入金融崩溃,或者败于国际强权,只有此时,他们才能被清算,中国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第二就是他们其实形不成稳固的集团,内部总是有人太狂妄,不断出现象张五常顾雏军这样的,国际标准犯罪分子,不仅自己败亡,也毁灭了自己这派理论的前途。
  
  在此顾雏军被拘留的时刻,我写下这篇文章,纪念这位以特殊方式参与,并且影响了中国经济学界论战的企业家。从经济思想史的意义来看,顾雏军是有价值的。就好象毛泽东经常调侃的: “感谢日本人打我们“差不多。如果他行贿的面再大一些,我们的理论对手岂不是全盘丧失了“公信力”?
一.8.28 会议的由来与过程
  
  2004年8月20日,我正在南京参加“东部战略研讨会”,连续接到几个记者的电话,希望我们声援郎咸平,原来他因为质疑国有资产流失,遭到顾雏军起诉。我言:这样的问题我们已经呼吁多年,传媒很少报道,郎咸平也没有声援我们呀,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声援他?是不是因为他是美国回来的,就特别值得炒作呢?
  
  当记者们一再解释以后,我觉得应该出面支持。 第一,是郎咸平表示“不希望孤军奋战”,呼吁国内经济学界支持他,许多媒体例如《北京晨报》专门发表评论,把国内大多数“主流派经济学家”保持沉默,称为“集体失语”,并且开始“敲打”经济学家的良心。第二, 顾雏军在香港起诉郎咸平是非常愚蠢的,他为媒体扩大了传播的空间,只要题材涉及个人官司,不仅吸引大众,而且各媒体对此很少限制。当局面失控以后,张维迎们气势汹汹指责媒体,要求他们管住记者,实在是找错了对象。这次是顾雏军自己打倒自己,而且坏了“瓜分派”的大事。 即使他不被抓,也应该被“瓜分派”清理门户了。会后顾雏军不服气,竟然使用高额出场费聘请国家机关研究官员和著名学者替他吹嘘,一付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嘴脸。如果真的被香港方面调查,暴露出问题怎么办? 顾雏军不害怕有人害怕,他的败露是早晚的事情。
  
  第三,据许多记者反应,京城各位“著名经济学家”的态度实在恶劣,善者以没时间或者不懂为托词,恶者则说郎咸平不是经济学家,不知道这个人等等。这就引起了我的愤怒。
  
  虽然我早已经被“瓜分派”列为另类,被许多媒体负责人做为“新左派”而加以限制,我也正式宣布和经济学主流派恩断义绝,而自称“非主流”,但我还是替中国经济学界感到耻辱。他们“以沉默封杀对手”的手段我太熟悉了。对于MBO之类的分国有资产,更是讳莫如深,几年以来大家不断听说各地在分国有资产,不断爆发工人抗议,但就是不见大多数媒体报道,如果没有网络,再过两三年,一次“静悄悄”的瓜分真正会在中国实现了。
  
  于是,我与两个年轻人策划,由邵振伟直接联系郎咸平,他欣然接受,地点安排在搜狐网,因为郎咸平是他们顾问。正巧那几天《中国青年报》三个记者找我采访,这个消息就在8月24日上了他们网站。 以后三天,数十名记者询问开会事宜,搜狐网也受到压力,在27号晚上表示不当发起单位,只提供场所。我和邵振伟商量,以他个人名义充当发起人,与乌有之乡范景刚联合主办。 有报纸会后报道:“一神秘人物宣布自己为此次会议的发起人,引起轰动。” 搜狐网重点报道郎咸平,没有刊登我们“非主流”的发言,我们发言全文发表在乌有之乡网站上(WYZXWYZX。COM)。
  
  为防止会议当天再出意外,我们商定了临时转移方案,如果实在找不到开会地点,就转移到我家里开。----在改革开放30年以后,开一个讨论重大公共问题的讨论会居然还要准备受这样打压,究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等待“有关部门”打电话来封杀这个会,但是居然没有,这也是天意,我至今认为这不是失控,而是“上边”有意放了一下,马上酿成网络上全体人民声讨权力资本瓜分国有资产的强大浪潮, 400多学者参加了辩论。这样的气氛有利于9月份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顺利召开。
  
  8.28 上午我们见了郎咸平,他说官司已经开始不宜谈, 这次要批判新自由主义。 是邵振伟在中午帮他准备的发言。 下午郎咸平公布了请而不到的“主流派”学者名单,这也是双刃剑,一方面表示对主流不满,一方面与非主流划清界限。会上他表示自己是主流,要以在国际刊物发表文章确定学术地位,对我们的发言也很不耐烦,引起我的反感和批评。
  
  随后几位“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发言支持郎咸平,维护国有企业制度,主张强化管理监督。国资委宏观部部长赵晓不参加会议,但写了发言稿痛斥郎咸平不了解中国情况,破坏改革大局,“好象一头公牛闯进了瓷器店”。
  
  “国资委企业部部长,反方代表张文魁单刀赴会”,得到我们的鼓励和善待。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极力避免单方话语霸权。张文魁当时是满意的,但会后却为顾雏军单独举办讨论会进行吹嘘。 还有国资委研究所所长王忠明在2002年请张五常讲演,就此掀起张五常热,除去贬低马克思以外,反复就是一句话:把国有企业送给当权者就是了。 在他们举办的学习班里,大量宣扬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理论。有的高级官员这样说:“把国有企业送给经营者,好比旧社会,穷人养不活自己的孩子就送给富人。”----这样的国资委能否管好国有资产令人生疑。
  
  张五常在2003年初被美国法庭以偷税罪判刑,并且没收全部财产,他宣扬20年科斯产权理论,在中国已经变成为权力瓜分理论和政策策划,突然面临灭顶之灾,是“瓜分派”的主将某人积极活动找某“大人物”力保,才渡过这次危机。历史真相还会进一步继续被揭露。
  
  事情就这样拖延了2年, 瓜分国企大大升级了,而且是静悄悄的,成系统策划的,也难怪事情被郎咸平突然捅破,瓜分派有些气急败坏。 我们帮助郎咸平打破封锁却是偶然的,多少有些天意,天意就是民意,民意,不是民粹,是老百姓的意志,中国古代叫做“天道”,理论上高于天子的。这是中国人老祖宗的信仰,不知中国的精英们知道否?
8.28.会议既然顺利召开,为避免舆论一边倒,我最后作了一个中性的发言:
  
  第一,组织这次讨论会的目的在于打破经济学“主流派”的话语霸权,创造平等自由的对话平台,这比压倒对方观点更加重要,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
  
  第二,针对上海〈外滩画报〉记者挑衅性的提问(他问:郎咸平是不是和新左派合流了),我否认自己是新左派,并且指出,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论,是中国一部分自由主义者为了打击不同意见制造的概念,是一顶政治帽子,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能准确地概括中国的真问题。真问题是经济学领域“主流与非主流“的争论。这个概括在这次大辩论中成为流行话语,“经济学主流派”及其瓜分纲领成为过街老鼠,而“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划分,因为不能概括争论双方自然被抛弃----这才是历史与实践对理论概念的最终选择作用。
  
  第三,我肯定国有企业需要改革,但不能被当权者瓜分,我建议暂停MBO,把国企出路定位为“国家战略产业”,以超越左右翼。我随后的文章《国有企业改革要超越左右翼》,当时被上海《国资杂志》部分发表,在9月15日被《社会科学报》和深圳《开放导报》发表,并收入许多文集。超越左右翼是我1994年提出的, 10年以后被实践验证其价值。
  
  二. 8.28 会议的意义与作用
  
  8.28.会议的顺利召开, 第一个重大历史作用,就是打破了经济学主流派的封锁,把学术争论通过网络扩大到全社会,形成全民自由讨论公共政策的高潮,影响了政府决策。
  
  瓜分派对此懊恼不已,他们马上召开一个“传媒的社会责任研讨会”,向媒体施加压力,要他们管好自己的记者。他们甚至向政府呼吁控制网络民意。 事后他们总结教训时,把这一个月的讨论归纳为:学术界新左派利用网络煽动“民粹主义”,形成了互动,搅乱了思想,干扰了改革大方向。改革出现了危机,因此需要把2005年定为“改革年”,并恢复综合性的体改研究机构。他们懊恼之极,说明了8。28 会议的价值。
  
  8.28 会议的第二个意义,是迅速打乱了经济学主流派的阵脚, 使其中的“瓜分派”暴露出来。
  
  中国庞大的主流派经济学家队伍,奉“瓜分派”为代表人物。 面对郎咸平的挑战他们不约而同地以集体沉默加以封锁,但8。28会议打破了沉默。赵晓,张文魁,王忠明,陈志武等已不能控制局面,许多老资格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均不出马,如历以宁,萧灼基,茅予轼,张曙光等。中年的如魏杰,刘伟,钟朋荣,石小敏等也不出马。樊纲曾多次批评国有企业占有70% 金融资源,但只生产30%的国民生产总值,鼓吹私有化,这次却表示:得罪老百姓的事谁干呀。
  
  林毅夫以“先解决社会保障再改革”的表态推托了,他曾与张维迎辩论,认为产权不是最根本的问题。 吴敬链既坚持反对“权贵资本主义”,又表示“国企改革不能停”,这是针对我的。在目前形势下,不先暂停下来就无法制止权力瓜分。二人均提出把一部分国有资产划归社保基金以保持中间态度。
  
  此时,“瓜分派”两位中年主将不得不亲自出马。
  
  8。28。当天晚上张维迎就在深圳回应说:“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以后又说:传媒要负社会责任,真正的学者要敢于对抗大众,我不和无耻的人辩论等等。两天以后,幕后主将周其仁出马,已按耐不住对郎咸平的怒火,一反平时温文而雅,大骂郎咸平,比起1989年京丰宾馆改革大会上的风采,这次是败走麦城,不仅在理论上没有打赢,而且破坏了自己的形象。主将出马过早,没有留预备队,这是兵家大忌。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一出马就败落,问题出在网络民意的强大对抗,挫伤了他们的锐气。他们平时只在富人俱乐部中出入,极大地脱离了人民群众,再不是莫干山时代的“中青年”了。他们不习惯“民粹主义”的话语环境,面对网络民意没有经验,很快就发生对抗,这是最大败笔。
  
  8,28 会议的第三个意义,促成一般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分化。 有人把中国学术界划分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 即改革与反改革,我一直反对。认为这是自由派打击对手,设立假想敌的政治策略。我是不戴“新左派”帽子的。
  
  我的划分是经济学界的“主流和非主流”,所谓主流,就是以西方经济学树立自己学术霸权地位,为改革提供经济学依据,但是默认中国的权力资本化,实际成为“瓜分派”的那些“著名经济学家”。主流与非主流的争论,真正抓住了中国改革最核心,准确概括了改革焦点。 在这次全民大辩论中,大家自发抛弃了所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概念,把“经济学主流派”作为批判对象。
  
  自由主义左翼的秦晖多年以来批判“掌勺人私分大锅饭”, 这次关键时刻南方周末资深记者鄢烈山尤其出色。包括许多法学家出面强调依法改革,表明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开始识破“瓜分派”的阴谋并与他们划清界限。
  
  历时一个月的大辩论, 人民群众与爱国主义学者相结合,依托网络,取得了1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大胜利。瓜分国有资产的阴谋既然被揭露,就很难再推行。大辩论与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配合默契。 这样的配合,瓜分派也有一次,那就是2002年的“张五常热”,由于美国审判张五常,他们演了一次闹剧。这次,是一次列入史册的雄壮喜剧。人民群众归根到底可以创造历史,决定改革的方向和命运。
三. 会后较量与中国改革的未来
  
  “瓜分派”在国庆节期间才清醒过来,组织多次反击, 包括:接受顾雏军之类的资助,召开了北京华侨宾馆会议,专门为顾雏军鼓吹, 随后在搜狐网组织瓜分派的反击。民营想到的是又被华生痛加批判,华生是80年代改革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瓜分派”又做改革的文章,其纲领是把2005年定为“改革年”, 实质是抵制中央新领导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科学可持续发展观”,“ 统筹兼顾”,调整社会矛盾的基本纲领,急于按照他们已经设计并且正在推行的“权力资本瓜分”,把所谓改革强行推行下去,而不顾一切社会后果。 在理论上维护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维护房地产泡沫, 进一步组织利益集团,这是他们力量的显示。
  
  他们所谓的“改革设计”确实阴险。瓜分派一些人是80年代参与改革开放的佼佼者,有贡献,许多人是我好友,共同为推动改革开放奋斗了15年。许多人信奉哈耶克,痛恨集权官僚体制, 崇拜西方人权自由,但是为了推进市场化改革,他们竟然越来越选择了一条制造权力腐败,让他们所痛恨的官僚利用权力先发财的道路。把国有企业有意搞垮,然后低价卖给企业经营者,就是其中最恶劣的一个。
  
  为什么他们有市场,能够得到强势集团的赞助和包庇,就是因为这样做能够给当权者带来他们从来没有过,甚至不敢想象的利益。 这个“当权者”是广义的,包括所有有投票权,评审权,支配权,出版权,录取权,话语权,审判权,监督权的人在内,都可以参加瓜分。这就是他们的力量所在,他们很可能成功,就象越王勾践送西施给吴王夫差, 20年,也足够亡了他的国。
  
  所幸的是阴谋暴露,骗术不灵,人民群众的力量正在壮大。国家应该通过立法,进一步加强人民群众的博弈力量。
  
  ----网络是天然的低成本的自由与民主,现代社会,任何阴谋瓜分的事情实际是已经无法进行了。 瓜分派失败于网络,说明他们不代表先进生产力。
  
  -----外部势力的威胁,促使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空前高涨,今年通过网络,形成数千万人签名反对日本入常的壮举,加上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瓜分派所谓“改革年”争取话语权,至今没有奏效。
  
  -----国家监管力量加强, 揭露一个又一个的腐败和犯罪分子, 和理论争论相互促进形成合力。 顾雏军被抓,给一年来的争论做了结论。以后还有更多犯罪被揭露,为他们服务的理论和经济学家将随之败落。
  
  ----全社会的反思逐步深化, 经济学界的老前辈继陈岱孙以后,纷纷发言批判市场经济教条。 刘国光以80岁高龄撰写长文,强调社会公平的意义;周叔莲指出市场经济自身有缺点;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的批评医疗改革市场化的报告,引起极大社会支持;可预见,教育,科技,国防,社会保障,政府机关和学术界在权力资本化中间受到的损害,也必将一个一个被反思和纠正。
  
  我们最近提出“新改革开放观”, 主张在改革中间更加强调公平重于效率,在开放中更加强调国家安全。 关于国有企业的争论已经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基本权利问题,全面争论和博弈将在各个领域展开。
  
  中国向何处去? 我们需要象30年前那样,再来一次思想解放,从新的市场教条中解放出来,坚决揭露和制止改革中的权力资本化和开放中的买办化倾向,使中国遵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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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何处去? 我们需要象30年前那样,再来一次思想解放,从新的市场教条中解放出来,坚决揭露和制止改革中的权力资本化和开放中的买办化倾向,使中国遵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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