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孙大午：为农民而生 一个农民企业家的努力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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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孙大午 为农民而生 一个农民企业家的努力与反思》  SS号:11243233
作  者:雷滇, 洪尘著  页数:277页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

孙大午是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一位敢说话的同志
内容摘录
贫农和地主富农的问题,对周扒皮的疑问

郎五庄村民李文说：“分了李老坎（他是上中农）家的粮食，人们 都有不要，送回去了。分了地，分到各自的人头上，人们也不要，不去种。只有少数几家人分了地主富农的粮食和布。”

孙大午的母亲刘凤兰感叹：“那时候真不容易，要饭吃也不跟别人借一升一碗。斗地主，分粮食，给我家扛去，我还给他送回去，一个线头儿都不要，我不能给孩子们留下话把儿，说是坑人坑的。我们家穷是因为老当家的（公爹）又好吃又耍钱闹的，人家富是自己过的。”

现已86岁高龄的沈庄汪氏回忆道：“我35岁上男人就死了，当时我最小的孩子才七个月。我一个寡妇拉扯四个孩子，立志不嫁人，凭自己的劳动过活，宁可要饭吃也不分地主的一点东西，不吃救济粮。有一回救济了我三块钱，我给他们送回去了。我们公公弟兄四个，大姑姐四个，还有我们俩口子都给汪地主家做活。人家对我们很好，过节给长工们买帽子和毛巾，长工们吃饼子和干白菜，他们都没有我们吃得好。后来斗地主，让我们男人上台诉苦，我男人尽说地主好，人家把他轰下来不让说了。我就说人家日子好过是自己过来的，牙缝里刮的。你种人家的地，为什么不准人家收租子，现在你不交公粮行吗？（如果不交）那就是穷有理，耍混。汪地主心眼儿很好的一个人，活生生让他们剌死了。先是绑在板凳上，灌水，又往死里打，几天不给饭吃，后来又用镰刀割下他的耳朵，就这样折磨死了。我就说不当这么干，都分了人家的家产了，人家又没害过人，为什么弄死人家。
“还有地主柳士魁更冤枉，成年也舍不得酱油醋，又没享过地主的福，还帮八路军做事。他家闺女没出阁，有一个八路军被抓住，这个闺女就认下他做‘丈夫’，可后来整得人家多惨，整天扫大街。我就说好心眼能够看得见，后来人家都平了反，后辈人都在城里做了事。柳地主死在北京，可是大年初一火葬场关门，他就能够被运回去家里埋了。这就是好报。他家现在还是好心眼，住他的房白住，种地也白种。”

关于“入社”和“四清”，许多老人还心存余悸，不敢直说，但是孙大午的父母敢讲实话。孙恺说：“谁敢不入社？一夜之间，就都入了，谁敢反对？我是下中农还是党员，我心里是不情愿的。那时候，杨章（富农）不入，把他开除党籍了，他才入。”刘凤兰接着说：“我就不乐意，牲口都作了价，我的一头小牛作价25块钱，但是到了也没给呀……“

现年89岁的富农追忆过去：“我分家的时候老人分给我57亩土地，经我的手过到了一百亩，怎么不挨斗？富日子过得敞快吗？我父亲帮我盖房，光顾木匠，不雇瓦工，我们自己当瓦工。干了一天活儿，吃晚饭的时候我妈说：别做饭了，吃点山药吧。先用称称了一斤，多一点都得拿下来，三个人吃了一斤山药……挨整的事还断得了？那个老婆儿，赵河（当时的党支书）让给她做活的老邓爬到她身上，她实在混不下去了，才改嫁走了。我自己挨打的事就多了，每天挨打，不仅因为成分，还说我在国民党，这才冤死人了，我们区小队是怎么闯过来的？但我心里干净，也不想报复他。每天吃了黑价饭，还用喇叭点着名儿嚷，我就去了，临走时我跟老伴儿要个被单子，我说腰里冷，围上点，实际是为了防打，不敢告诉老伴儿，打的时候是用的劈柴棍子，我围着单子打不坏肉。
有人说：把刘西珍弄倒了，别人都倒了，我说：弄我干什么？ 我早就倒了呢！我也没立着，也不敢立着呀！”

高村57岁的刘英说道：“我家是地主，父亲毕业保定中学，母亲下河西刘家，更是头号地主，自家有学堂。母亲念过私塾，从小在母亲的怀抱里，就听她给我背诵《三字经》《百家姓》，母亲不迷信，从不烧香拜佛。她常说：‘在家敬父母，不必远烧香’‘做人要吃亏让人，受屈长在’，‘好人有好报’，只要有饭吃就施舍。她还说：宁给穷人一口，不给富人一斗。给穷人一口，他会一辈子忘不了。‘使我终生难忘的，是1958年，我12岁正上小学。那天我正放学回家，一进门，我惊呆了，院里摆满了大立柜，八仙桌、条案、锅碗……一片狼藉。屋檐上茅草迎风抖着，门上白纸打着叉，帖上了封条，上写
‘1958年7月10日封’。‘你家搬到郎五庄去了。’好心的二德告诉我。原来我家被‘扫地出门’了，父亲用一副筐挑走了整个‘家’。
“‘郎五庄在那儿？’我神志有些恍惚，’在那边，你赴紧走吧！十里路呢。‘我没有哭，一边打听方向一边走，路上碰上了也被赶出的田庆。他说：‘你家没去郎五庄，搬到申庄去了。’我一听，打了个寒噤，这么多路白走了。泪水终于流了下来，我放声地哭，一边往申庄赶。天渐渐黑下来，路已看不见了，大河栏路，也没有桥，只能淌水过河。水漫到我的胸口，水很凉，心更寒……不知道怎么找到我母亲，我哇地一声哭了，越哭越伤心。房东大婶在院里折了一根甘蔗给我，才勉强止住了哭声。
高村一夜成了共产主义，地主富农全赶走了。大街上安上了电灯，昼夜通明，老人进了敬老院，小孩子进了托儿所，我们学生在学校吃住。那年八月初八，母亲让别人给我捎来亲笔字条，让我当晚务必回去见她一面。当时我们虽是上学，但每天必须砸矿石，大炼钢铁，卫星上天。我见到母亲的字条，没敢作声，挨到天黑，奔向申庄。那天天真黑，伸手不见五指，路两边全是青纱帐，被风吹得沙沙响，心里直发毛，远处还有猫头鹰哭一般叫声，我的额头上汗珠子直往下滚。申庄村里死寂无声，人们都睡了。我的家亮着油灯。‘妈’，我小声叫了一声，‘我的宝儿，没吓着吧。’母亲摸着我的头说，‘妈在这儿呆不下去了，我得逃难去。’‘去哪儿？’‘东北，你二姐家，我走后，只剩你一个了，我不放心。’‘妈掉了眼泪，我安慰她说：‘妈你走吧，我不怕，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呢。’妈没再说什么，轻手轻脚地收拾东西，怕房东听见走不成。令人费解的是，妈把几个铜碗悄悄地放在房东坑洞里，我们从头虚掩上门走了，我一边走一边思，整个家都完了。几个铜碗放在人家坑里干啥？人家一拆坑，还不是人家的？但我没说，一辈子都有没提这事。
我们母子深一脚浅一脚，母亲是裹脚哪里走得动。到了固城火车站，天快亮了，我送妈上了火车，洒泪目送着火车，直到看不见为止。离高林村还有十里路，得赶紧回去，露了馅就坏了。我忙着赶到学校，刚好赶上开饭。从那儿，我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父亲去了北京做苦力，母亲去了东北，三姐正上初二，辍学去了青海奔大表姐，大哥在保定上学，一家人各奔东西，他们全走了，地主的帽子压在我一个12岁的孩子身上，我的老师张口就是‘地主崽子’，村里开四类分子会，我得去参加。会上有人讲：‘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你们这些地富反坏、反革命分子统统到郎五庄、申庄去了，因为现在我们是共产主义新农村，怕你们兴风作浪，容不得你们这些坏蛋。你们只有低头认罪，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老实交代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