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新挑战：在分歧中构建未来(值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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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中日未来的潜在的合作是有可能的，这就像你结婚25年后，会发现你婚姻的另一半的很多生活上的缺点你不能接受，但重要的是你们分享着共同的未来、你们拥有的下一代和生活，而不是将重点放在分歧上。

“日本不善于在国际上起主导作用，它总是出于国家利益而被动地做出反应，适应性强，表现了机会主义和务实性。”研究日本问题30多年的美国学者肯尼斯·派尔在其著作中这样总结他所认识的日本。

　　在亚洲各国抱怨日本没有为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争做出适当补偿的时候，日本与邻国的关系到了几十年来最紧张的时刻。与此同时，六方会谈、东海油气田纷争、能源安全问题，一切都表明东亚安全正面临着新的挑战。

　　在8月21日—24日的亚洲研究学者大会“东亚安全新挑战”的议题现场，来自国内外的几十名学者就东亚安全问题各抒己见，中日关系成为其中焦点。与会学者基本认同，应大力促成恢复中日首脑交流甚至互访，同时东亚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对待邻国的态度，而日本的态度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对外策略。

　　今年的第四届亚洲研究学者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与会的国内外学者达到1400多位。会议期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理论室主任刘鸣研究员、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研究室主潘佩尔（T.J.Pempel），关西外国语大学教授坎贝尔（Joel.Campbell）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畅谈各自对目前东亚局势的看法。

　　中日关系中的美国身影

　　《21世纪》：亚洲安全问题日趋复杂，几乎所有参与“东亚安全新挑战”议题讨论的学者都将焦点集中到中日关系上来。我们知道这绝非短时间内能全面解决的事情，到底有哪些因素影响着日本的态度呢？

　　刘鸣：日本态度复杂，源于三方面因素：第一是日本领导人世代更替所表现出的外交上的不同方式。小泉、内阁和现在的国会议员，这批中生代的人士，反对老一代在外交上的所谓“迁就”。他们认为要讲原则、讲利益，所以中日之间的默契开始被打破，在所有和中国产生摩擦的问题上都不作让步，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民族主义态度。第二，中国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崛起，使日本感到压力，认为日本的利益会受损，在整个东亚的战略空间会缩小。两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折射出日本的受挫心理和害怕过去的东亚战略格局的平衡被打破。第三是美国因素，美国推动日本在军事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利用日本牵制中国，而日本也从中得到机会，包括其国内修宪等。

　　《21世纪》：在亚洲的许多问题上，我们无法忽略美国在其中活动的身影。你们如何理解美国的东亚战略对日本的影响？

　　潘佩尔：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但关键是美国的态度是否真的有利于事情的解决。目前美国的东亚战略主要是与日本等国发展双边关系。美国与一些市场经济国家或者非市场经济国家同时建立关系，是为了制衡，这些都是冷战后其对外战略的继续。我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国内不会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或俄罗斯会对美国利益有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威胁。在总统布什或者国防部看来，确定下一个目标还有更远的路要走，2004年底，美国国防部制定了新的方针，新的教条是为美国建立永远的军事防线，比如澳大利亚、日本和德国等国家成了美国的跳板，它可以遥控这些国家，如果有战争发生，可以运送美国军队。下一场战争会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但美国可以通过这些军事防线保护自己。目前美国所做的就是建立可以遥控的军事基地。

　　刘鸣：美国要使日本成为远东的大不列颠。美英有着特殊关系，在包括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英国和欧洲其它国家的意见不同，明显站在美国一边。同样，美国希望日本成为远东的英国，协助美国发挥政治军事上的重要作用。在东亚地区，美国建立双边军事同盟，包括美日、美韩，还有东南亚一些国家。美国与新加坡相互提供军事便利，与菲律宾、泰国则有很多军事演习项目。美国的军事战略是一个扇面，与不同国家的军事同盟是很多骨子，也即轴心，通过各种不同概念，形成整个美国安全战略部署，在东亚起到保护和控制的作用。

　　“后小泉时代”最重视经济

　　《21世纪》：日本国内的大选将近，小泉是否连任，对于中日关系的影响有多大？

　　刘鸣：无论是否连任，日本已经到了“后小泉时代”。其他人上台，也许对中日关系有所缓和，或者在策略上会有所调整，但日本大的战略格局，以及依靠与美国的军事同盟，都不会改变。日美军事关系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实际上是二战后就已经定下来的，在“9·11”事件之后则进一步深化。

　　潘佩尔：我相信小泉会胜出，但这与日本的外交政策没有大关系，只是日本国内的政治秀而已。小泉只有一年的执政时间，在执政期他最重视的莫过于日本的经济了。小泉政府会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弱化与中国的关系，虽然我个人认为这是个错误。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日本的经济是整个亚洲最成功的，大部分的亚洲国家都曾经将日本经济看作典范，寻求帮助和建议。但是，大概10到15年前，日本经济开始停滞不前，而中国经济在这个时候高速发展。所以有不少日本政界人士担心，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会将中国当成亚洲的领导者，从中国寻求经济增长的典范作用。我在日本一家书店走了一圈，在其中三排同类的书籍中，就有一整排关于中国发展情况的书。日本人确实有这种担忧。

　　坎贝尔：其实日本企业界只是希望局势和平，但小泉在某种程度上比较独立于这些利益集团以外。

　　《21世纪》：除日本之外，美国似乎也时时“惦记”着中国各方面的发展情况。

　　潘佩尔：今年12月份，东南亚十三个国家和另外三国将参加东南亚峰会，而美国没有得到邀请。从我所了解的美国教条来说，美国的注意力集中在日本和周边国家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美国紧盯着中国的一举一动，比如中国加入WTO，是很积极的，意味着中国放开了市场和投资。我知道美国很多政治领导人的信念是这样的：“游戏的规则由美国制定，美国来决定将来”。因此如果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有所增长，相应地就会在美国政党内引起各种不同的意见。

　　分享共同的未来

　　《21世纪》：在目前多种因素的冲击下，东亚局势变数增多。有学者认为，不仅是中日之间，很多国家之间都缺乏双边对话机制。

　　坎贝尔：法德之间打了三场仗，但最终走到一起进行对话，解决了问题并且互相尊重。所以双方建立对话是首要的。我认为在日本国内并没有很多人支持小泉参拜，这不是日本人民的问题，只是小泉的问题。我观察到的日本政府正变得保守起来，政府期望更集中权力。

　　潘佩尔：中日两国虽然有分歧，但共同利益非常多。中日未来的潜在的合作是有可能的，这就像你结婚25年后，会发现你婚姻的另一半的很多生活上的缺点你不能接受，比如他不从底端开始挤牙膏，比如他乱扔袜子等。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们分享着共同的未来、你们拥有的下一代以及生活，而不是将重点放在分歧上。

　　《21世纪》：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可以成为东南亚国家解决自己问题的一个的良好平台吗？

　　潘佩尔：ASEAN缔结了不搞军备竞赛，以及和平对话的规则。规则是好的，但问题是，中日韩三国是否能平静地坐下来谈一谈？这是有可能的，但有些事情无法避免，比如历史问题。

　　刘鸣：我们以欧盟最初的形式“欧洲共同体”来组建东亚共同体。欧盟是高度机制化的，从关税同盟、煤钢联营，到欧共体、欧盟。而东亚地区比较复杂，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双边军事同盟，还有领土和历史遗留问题，局面比较复杂。现在的ASEAN只是最初形式，象征性的。大家相互交流加强信任，大体上是一种促进形式。下一步发展，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首先需要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一致，然后主要的国家需要比较一致的信仰，大国关系特别是中日关系需要改善等等，这些都是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