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甲申三百六十年祭3 难为的汉奸

sonia6949

最近这个论坛限威望限得厉害，好多资源威望不上50都看不见，无奈只好把自己这些不成熟的文字拿出来换威望。去年刚到北京上学，北京生活艰难，物价都比外地要高，迫于生计，开始卖字。有个朋友是铁杆军事迷，在明基文化旗下的《战争》杂志做编辑，约我写了四篇凑作一部《甲申三百六十年祭》，换了一些钱，过北京半年生活。史学我是外行，军事我更是外行，只是胡乱看几本书，胡乱发些感慨，如有错误疏漏，请版主和各位朋友多多包涵。参考文献，容于第四部发完以后列上。



索妮娅

原刊于《战争》2004年第3辑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宴。
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
相见初经田窦家，侯门歌舞出如花。
许将戚里箜篌伎，等取将军油璧车。
家本姑苏浣花里，圆圆小字娇罗绮。
梦向夫差苑里游，宫娥拥入君王起。
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
横塘双浆去如飞，何处豪家强载归？
此际岂知非薄命，此时只有泪沾衣。
薰天意气连宫掖，明眸皓齿无人惜。
夺归永巷闭良家，教就新声倾坐客。
坐客飞觞红日暮，一曲哀弦向谁诉？
白皙通侯最少年，拣取花枝屡回顾。
早携娇鸟出樊笼，待得银河几时渡？

恨杀军书底死催，苦留后约将人误。
相约恩深相见难，一朝蚁贼满长安。
可怜思妇楼头柳，认作天边粉絮看。
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栏。
若非壮士全师胜，争得蛾眉匹马还！
蛾眉马上传呼进，云鬟不整惊魂定。
蜡炬迎来在战场，啼妆满面残红印。
专征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车千乘。
斜谷云深起画楼，散关日落开妆镜。
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桕红经十度霜。
教曲妓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
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
长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
当时只受声名累，贵戚名豪竞延致。
一斛明珠万斛愁，关山漂泊腰肢细。
错怨狂风扬落花，无边春色来天地。
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
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
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
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
香迳尘生鸟自啼，画廊人去苔空绿。
换羽移宫万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
为君别唱吴宫曲，汉水东南日夜流。
                        吴梅村《圆圆曲》     


据说世界上所有民族的语言里，只有汉语和法语里有“汉奸”和“法奸”这种构词法，其他很多民族对他们本国的所谓×奸都相对比较宽容。而中国人和法国人对于投降外国的同胞都极度痛恨，尤其是对于投降外国的女人。二战结束以后，法国就上演过让同占领军有过男女关系的本国女人游街示众的盛大典礼。中国有没有过类似典礼暂时无法查考，不过从情理上讲，在中国有这种事情一点也不奇怪。中国人对汉奸的谴责，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奇怪的是中国人对逃兵就从没有这样的谴责，所以军人怕死在中国人看来不是一件罪过，只有开始不怕死打了半天最后打不赢投降敌人才是一件罪过。这反映了我们民族一种神奇的双重道德判断标准，要么就不要逞英雄，索性逃走当脓包，既然开始逞了英雄，就一定要英雄到底，打不赢一定要抹脖子自杀，决不可投降敌人，否则就是遗臭万年的汉奸。于是李陵就这样变成了汉奸。李零先生在《汉奸发生学》里说过，中国人对汉奸的痛恨，一如对女人失节的痛恨，道学家对女人失节，关注点一向不在原因（缘何失身，被谁强暴），而在后果（是否处女，可曾上吊）。同样，他们对男人失节，也是只责个人，不问环境。所谓“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所以汉奸辈出的时代，往往也盛产烈女，明亡之时就有柳如是、李香君大批烈女出世，有意思的是这些烈女还都是风尘出身。其实倒不见得这时的烈女就特别多，倒是这时的烈女就烈得特别有价值，尤其是风尘中的烈女，更可以用来好好臊臊那些汉奸。

“汉奸”和“法奸”现象具有深刻的文化寓意，中国和法国历史上都曾经是文化意义的轴心国家，所谓“礼仪之邦”，后来国运衰退，慢慢失去了文化优势，反倒要向外来的文化暴发户俯首称臣，这种心理上的极度挫折感，慢慢就演变成一种我族中心主义的国民性，以对本民族叛徒的鄙视唾弃来释放民族文化的没落情结。“中国”这个词的原始意义不是国家，而是指地区居中，即中原地区。“中国”与中原、华夏、中州意思相近，是一个地理概念。上古时期，中国人历来就以居住在中原为自豪，以中原以外的四周方国为鄙俗，“蛮”（南）、“夷”（东）、“戎”（西）、“狄”（北）都是一种贱称。但在秦以前，一个政权能否成为正统，主要不是以民族血缘为依据，而是以占居中原地域，拥有中原文化为标准的。当时华夏民族并不是一种完全定型了的成熟了的民族共同体，其主要不以血缘、种族和民族心理作为划分华夷的根据，而以长期形成的一些语言、服饰、饮食等生活习惯为依据。占据了中原，夷可以变为夏，离开了中原，夏可以变为夷。所谓“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周太伯、仲雍是周太王的长子、次子，但太王想将王位传给第三子季历及季历之子姬昌（周文王），太伯、仲雍“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吴国也就决不可能成为正统。自秦以后，才有大一统，正统才开始以“血缘中心主义”作为区分标准。四周蛮夷，即便凭借武力窃取了中原，也要认同中原文化，付出艰苦的努力，慢慢才能得到汉人对其正统的认同，如果根本不行汉化，统治就是不牢固的，元朝不到百年而倾覆，就是最好的证明。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确切地说，在中国人看来，投降不是不可以，投降自己同胞就可以，投降外人就是铁板钉钉的汉奸。于是吴三桂就这样变成了汉奸。金庸先生的《鹿鼎记》中，吴三桂是被糟践得最厉害的一个人，被韦小宝搞得断子绝孙，“三桂”也变成了“三龟”，仿佛天下所有痛恨汉奸的人，都要给吴家戴顶绿帽子才好。在中国人看来，韦小宝这样赖皮极致的小流氓，在道德上也要比吴三桂这个汉奸优越。韦小宝虽然赖皮流氓，却是肯定不会做汉奸的，因为打不赢他马上就会脚底抹油。所以吴三桂当时如果忍下戴绿帽这口气，投降了李自成，他就不会变成汉奸，吴家也就不会在《鹿鼎记》里被戴那么多绿帽了。因为戴绿帽作了汉奸，死后就要在小说里被别人戴绿帽，金庸先生这种手法，倒是颇得慕容家“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真传。

吴三桂本字长白，明万历四十年(1612)生于辽东中后所城一个低级军官之家。其生母史料未载，其继母是名将祖大寿的妹妹。父亲吴襄给他起名三桂，是因为“桂”与“贵”同音（跟“龟”没什么关系）。祖籍江苏高邮，大约在他的祖父一代便由于经商的原因，迁徙到了辽东。吴三桂十六七岁时中武举人，崇祯三年（1629）祖大寿在锦州第一次被围，吴襄率数百人出城侦查不幸陷入清军重围，祖大寿因城中兵少，不敢出救，吴三桂自率家丁二十人，冲入重围救出父亲，一时威名大振，因此次军功被擢为游击将军。崇祯十二年(1638)七月，27岁的吴三桂被任命为宁远团练总兵，驻守宁远。他少年得志，靠的是他家族的多种社会关系。除了他舅父祖大寿兄弟的帮衬外，他还拜于蓟辽总督洪承畴门下，又拜监军使宦官高起潜为义父。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初，崇祯帝下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其弃宁远入京勤王。吴三桂领兵于三月二十日到达丰润，打败了投降李自成军的原明降将白广恩、唐通，并收降了八千人。但是北京已于三月十九日被农民军攻破，吴三桂退守山海关。三月底，李自成派人两次赴山海关，以重利封侯劝吴三桂归降。吴襄在北京被大顺军俘获，也奉李自成命写信劝吴三桂投降。三月二十八日，吴三桂将山海关交李自成派来的唐通镇守，率本部人马进京，向李自成投降。四月四日，吴三桂军抵达永平(今河北卢龙县)西沙河驿，遇见了逃出京的家人，得知吴襄被拷掠和陈圆圆被夺。吴三桂大怒，当即下令停止前进，掉头返回山海关，直杀回山海关，将守关的唐通杀得只剩八骑逃回北京，随即遣使向清人乞兵。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马步兵十万，向山海关迸发讨伐吴三桂。四月二十一日双方在山海关外石河西决战，次日清兵参战，李自成大败。吴三桂遂引清人入关。

吴三桂的本家吴梅村作的《圆圆曲》，几乎已经代替正史作了吴三桂汉奸案的权威解释。据说吴梅村写了这首诗以后，吴三桂在云南派人送黄金一千两给他，请求把“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两句删掉或修正，吴梅村拒绝接受。吴梅村自己虽然入仕清朝，但晚年颇以未能保全名节为恨，他的名教观念十分认真。他入仕清朝不过四年，临死时却自责以“一文不值何消说”。梅村早年，只以艳情诗见长，不过一个吐纳风流的艳才，明亡后感家国之痛，又自责失节甚切，屡痛屡责，夙昔锥心，诗风才为之一变，晚年多写咏史之作，沉郁悲壮、激楚苍凉，遂成清初诗坛盟主。时人评价他的诗说，“迨国变后诸作，缠绵悱恻，凄丽苍凉，可歌可泣，哀感顽艳。以身际沧桑陵谷之变，其题多纪时事，关系兴亡，成就先生千秋之业，亦不幸之大幸也”。当他对三桂抨击时，恨不得极尽尖锐、刻薄之能事，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表达对自己的自责。然而他的极尽讽刺，虽然在当时把吴三桂汉奸铸成了铁案，却也把吴三桂说成了天下第一等的情种，简直像《西楚霸王》里项羽冲进火势熊熊的阿房宫救虞姬一样地感人。

对于陈圆圆一事，清人全祖望曾经提出过疑问，他说据田弘遇的另一名姬妾杨宛所言，她和陈圆圆一同被刘宗敏掠去，后来陈圆圆被刘宗敏带走了，不知所往。也就是说当时陈圆圆还是田弘遇的姬妾，并没有嫁给吴三桂。陈圆圆后来归于三桂，似乎有可能是追击李自成军队中途得到的俘虏。当时农民军将领，以李自成为首，纷纷攫取美女。李自成一进京，就住进皇宫，“即唤娼妇小唱梨园数十人入宫”，将宫中掌书宫女杜氏、陈氏、窦氏、张氏占有，其中窦氏最受宠爱，人称“窦妃”。他还把宫女集中起来，分赐给诸将，每人三十人，牛金星、宋献策等文臣也各得数人。刘宗敏进京后确实住在田弘遇的府第，田是崇祯田贵妃之父，向以好色著称，府中姬妾成群，陈圆圆素有艳名，色艺双绝，刘宗敏当然不会放过。但是陈圆圆和吴三桂降清到底有什么关系，却存在很多模糊不明的地方。

近来有学者指出，《圆圆曲》所依据的本事有诸多不可信的地方：(1)到江南去逞威劫美的皇亲，到底是周奎（崇祯周皇后之父），还是田弘遇（田贵妃之父），民间传说不一，而梅村诗中所述名为田弘遇，实际却是结合了两人的事迹。(2)周奎不可能随便送一个烟花女子进宫去，崇祯的周后向来端严，崇祯待她不薄，为了她还曾把田贵妃贬居启祥宫，反省数月。周后用不着另寻一个烟花女子来自添麻烦，用进献美女的办法来同其他妃子争宠，这种办法也太下作了，哪象大家闺秀所为，因此“夺归永巷闭良家”的说法也非常牵强。(3)吴三桂坐镇宁远，史籍没有平台召对的记载，田弘遇家的夜宴虽以奢淫知名，但三桂既不能擅离职守，就不会发生“许将戚里箜篌伎，等取将军油璧车”的奇谈。(4)退一步言，即使田弘遇有将圆圆赠给三桂的事，照情理，她应随三桂东去宁远，何必长住北京？吴三桂专阃有年，宁远原是家乡，眷属同驻防地非不可能。民间传说吴三桂正妻张氏貌丑善妒，吴不敢把圆圆带回宁远府第，更是无稽之谈。如果怕老婆怕得这么厉害，怎么后来从李自成军中抢回陈圆圆就敢带回去了呢？ (5)陈圆圆的资质据说是“蕙心纨质，淡秀天然”，可能为文人墨客所倾倒，但刘宗敏是铁匠出身，性本粗俗，审美标准未必会中意陈圆圆这种类型的。鲁迅先生讲“贾府里的焦大是绝不会爱上林妹妹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刘宗敏是李自成的铁杆部下，《绥寇纪略》记他曾在危难中杀妻相从，连结发妻子都下得去手，又岂会为了一件战利品轻易断送大顺的国事前途？除了这些，还有一点很可疑的，史籍记载，李自成得知吴三桂中途杀回山海关以后，害怕事情闹大，责备刘宗敏，曾亲自将吴襄释放出狱，并设宴招待，以示笼络，但却没有说把陈圆圆送回。如果吴三桂是因为“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而动怒，李自成为了争取他没有道理不把陈圆圆送回，但是却没有这样的记载。

中国的汉奸传奇到吴三桂身上，真是集合了国人所有的想象力，就好像大家对这种事脑子里早有了一个现成框子，只待找来各种素材把每一个空格都填充到最精彩，但是不同人所熟悉的素材不一样，于是同一个空格往往填上不同选项，最后的故事虽然毫无逻辑，但细节却是精彩纷呈，大家越说越过瘾。吴三桂肯定不是为了一个女人做汉奸的,如果他真是那种为了所爱不惜身败名裂的大情种，后来就决不至于干出逼死永历这样的缺德事了。就像李自成是一个时势造出的英雄、吴梅村是一个时势造出的诗人一样，吴三桂也是一个时势造出的汉奸，即便陈圆圆真如坊间艳情小说讲的那样是田弘遇送给他的女人，这个女人至多不过是在恰当的时候作了他变卦的借口或催化剂罢了。把汉奸故事归结到陈圆圆这样的女人身上，其实恰好说明了性与政治之间一种神奇的互为注释关系。绝大部分男人都希望自己的女人把自己当皇帝一样，因为他们自己根本就没可能做皇帝。而皇帝是天下最威风的男人，他的大小臣工，其实都是他的女人，所以“臣”与“妾”，不过是同一种人在不同场合的不同符号而已。男人之于女人，皇帝之于大臣，所要求的都是无条件的忠诚。把当汉奸归咎于陈圆圆这样的女人，与其说是在表达对民族叛逆的痛恨，不如说是在表达绝大部分根本没可能做皇帝的男人对一种根本不知忠诚为何物的女人的痛恨。

近来为吴三桂翻案的说法颇多，有一种说法认为，吴三桂起初不是降清抗顺，而是联清抗顺。崇祯殉难、明亡以前，清人曾多次遣使致书劝吴三桂归降，尤其是吴的舅父祖大寿，在锦州降清后甚至建议清人到吴的老家中后所将其家属劫来作为人质，迫其就范，但还没来得及动手，吴襄就于甲申年正月被崇祯招至北京，将家眷都带到北京去了。当时明、清两方，都很清楚吴三桂的价值。崇祯把吴襄招去，名义上是“秦寇势迫，调襄入京协守”，实际上也有把他拉去做人质的意思。因为吴襄进京之前已作为“废将”退休在家，闲居数年．连俸禄都取消了。崇祯十六年（1643）十一月再次把吴襄凋进京．授予提督御营的要职，显然是重用。但这并不是因为吴襄真能对京城防务起到什么作用，吴三桂手握重乒，关外防务全依赖此人，为笼络他，不能不重用其父。另一方面，吴的亲属故旧多已降清，尤其是洪承畴和祖大寿，和吴的关系都不一般，一个是恩师，一个是舅父，所以把其父留在京师，万一吴真想降清，也势必投鼠忌器。在清方而言，其开国几代执政，一向知道自己国小兵微，十分注重延纳汉族人才。松锦之战后洪承畴被俘，起初坚不欲降，日夜蓬头跣足，骂詈不休，皇太极不惜曲意逢迎，做足功夫，洪终于归降。皇太极喜出望外，当日就重赏洪承畴，大肆庆贺。部下诸将都心中不忿，皇太极解释说：“我们这些人风里来雨里去这么辛苦，不就是为了得中原吗，就好像走路的人，你们都是瞎子，现在得了一个引路的人，我怎么能不高兴？”而对于吴三桂，皇太极也早就说过“得此人归降，天下唾手可得矣”。、崇祯末年，吴三桂作为宁远守将，一直是清方的主要统战对象。但吴经多次劝降，都不予理睬，这倒不是因为他象袁崇焕那样自信可以打败清军，而确实是受名教的束缚。宋明以后，理学大盛，尤其是岳武穆平反昭雪以后，精忠报国这样的大节对于武将都是很有约束力的，虽然没几个是文天祥、张煌言这样的铁杆忠臣，受儒家经义的浸淫也不如科举出身的文臣那样深，但是要见利忘义、轻易背上乱臣贼子的万年臭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世家为将的，更要顾忌祖宗清誉被损。所以崇祯殉难以后，吴三桂及其部众被夹在了清人和大顺军之间，形势十分尴尬，他首先考虑的也是投降李自成，虽然心里有些疑惑，但是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想到投降清人的。

甲申年（1644）四月四日，吴三桂在得知父亲被拷掠和爱妾被抢走（后一条有待证实）的消息之后，突然返回山海关，向唐通（投降李自成的明将）部发起袭击。返回关城后，他在演武场阅兵誓师，决意征讨李自成。为了表示决心，他给父亲写了一封绝情的信，其中写道：“儿闻圣王晏驾，民臣戳辱，不胜愤怒，犹意我父自奋忠义，大势虽去，谅必夺锤一击，誓不俱生，不则自尽阙下，以殉国难。使儿缟素号恸，寝戈复仇，不继则一死，继之岂非忠孝两全乎。何乃隐忍偷生，训以非义，既无孝宽御贼之功，复无平原骂贼之勇，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决，请自今日”。吴三桂早年成名，就是因为在锦州城外率家丁二十人拼死救出了陷入清兵重围的吴襄，说他对父亲被拷掠（实际上是全家人都陷入危难）无动于衷，只是因为一个和自己有过露水姻缘的女人就冲冠一怒，实在是没什么逻辑。此时的吴襄，无论吴三桂降不降顺，都已经自身难保了，所以吴三桂与其作无望的孝子，不如搏个“借虏平寇”的忠臣之名。而李自成君臣招降之际却毁人之家，这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根本没把吴三桂放在眼里，投降我就接管，不投降我也不担心收拾不了你。

李自成之所以没把吴三桂放在眼里，无非仗着人多势众，吴三桂在山海关的兵力不过五万，大顺军却有号称百万之众。此时的吴三桂身处形势确实十分危急，向清人乞兵是唯一可以救自己的办法。于是他写了一封给多尔衮的书信，派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火速赴沈阳向清人求救。信中写道：“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共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适好二百佘牟．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恻然念之，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锄暴剪恶．大顺也；拯顺扶期，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官庭，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这确是一封附条件（金帛子女、裂地）的求援信，而不是表示投降。多尔衮收到信后，回信再次诱降，许以封王，吴三桂再次回信，对于投降之事仍然不提，只要求清方如约派兵。

四月二十一日，吴军已和李自成的部队在关外激战一天，而多尔衮亲率的部队这时虽然已抵达山海关北，却按兵不动，不愿轻易相助。次日吴三桂亲赴威远台与多尔衮盟誓，据《谀闻续笔》记载，双方达成了这样一些条件：“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黄河为界，通南北好”。这段史实，别处均无记载，已经很难查证其真实程度了。但吴三桂晚年在云南造反，讨清檄文中写道：“本镇独居关外，矢尽兵穷，泪干有血，心痛无声，不得已歃血定盟，许虏藩封，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不意狡虏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踞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误。”其中公然指责清人背盟，而清朝官方却也未行反驳，看来确实是有盟约之事了。这样看来，吴三桂的做法和南明“借虏平寇”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无怪乎当时南明士人和后来遗民，包括史可法、夏允彝，都以吴三桂为忠臣许，认为他“克复神京，功在唐郭（子仪）、李（光弼）之上”。

明末内忧外患交加的特殊形势，一时造成了对“忠”的传统价值标准的判断混乱，但是当时大多数士人都认为君臣大义胜于华夷之防，就连洪承畴投降，都有人为他编出了“杀吾君者吾仇也，杀吾仇者吾君也”的逻辑。但是问题出在，吴三桂虽然不是心甘情愿做的汉奸，但这一点并不能证明他就是如假包换的忠臣。如果真的心伤君父之痛，为什么得知崇祯死讯以后不立即发丧，过了那么久才“恸哭六军俱缟素”呢？当时他的选择，虽然表面合于忠义，其时不过是在为自己势力计。仔细想想，吴三桂与多尔衮的盟约，双方真正的目的都是为了相互利用，都不见得真地相信这些约定会实现。多尔衮固然是想让吴部作前驱扫平中原，坐收渔人之利，吴三桂也不过是为了得到救兵保全自己，事实证明当时如果没有满清的救兵最后出现，他还真地救不了自己。双方对李自成都没有必胜的把握，只有绑在一起赌一把。清人赌输了还可以退回辽东老家，吴三桂赌输了可就赔光老本了。因此当时双方，吴方处于劣势，劣势的一方是没多少条件好讲的，而多尔衮之所以答应这些条件，不是害怕吴三桂，而是害怕对付不了大顺军，不知道在中原能捞到多少便宜。而且清人此次出兵，打的也是为友邦人民复杀君亡国之仇的义军招牌，表面上不答应这些条件也是不可能的，还没占领京师就直言自己的真实意图，那样清人岂不是师出无名？但多尔衮在答应这些条件的同时，也提出了要吴军剃发易服的条件，这实际上就是让吴军投降。不知道吴三桂知不知道这些条件有什么矛盾，就算清人入关以后不背盟，难不成他还带着辫子兵去拥立崇祯太子？所以真实的情况是，双方盟约虽然有上面所说的三条，但都只是把它们当作台面上的话，无论是多尔衮还是吴三桂，都没有真心相信这三条能够兑现也应该兑现。

吴氏父子本是出身商人，吴襄早年以贩马为生，因为马上功夫好中了武举，投入李成梁麾下。但其善于经营，家资颇富，后来与辽东豪族祖氏联姻以后，更是势力倍增，广占田产，素来养的都是私家军队。《明史》中记载，甲申年初太原陷落，京师大震，崇祯召见吴襄询问对策，吴襄大话连篇说李自成不可怕，如果吴家军来肯定可以对付。他当然清楚朝中群臣一直不同意撤守宁远让他的儿子来救驾，所以也不担心自己的大话被戳穿。崇祯帝接着问他你家有多少部队，吴襄对答如下：“臣罪万死！臣兵按册八万，核其实，三万余人（其它都是吃的空饷）——非几粮不足以养一兵，此各边通弊，不自关门始也。”上曰：“此三万人皆骁勇善战乎？”襄曰：“若三万人皆战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过三千人可用耳。”上曰：“三千人何以当贼百万？”襄曰：“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国恩以来，臣所食者粗粝，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纨罗纻绮，故臣能得其死力。”上曰：“需饷几何？”襄曰：“百万。”上惊曰：“即论三万，何用多饷？！”襄曰：“百万犹少言之也。三千人在外皆有数百亩庄田。……”这样养出来的军队，吴三桂是不会拿他们轻易冒险的。吴氏父子自与祖家联姻之后，在辽西势力雄厚，盘根错节。其部在明军中算是战斗力较强、敢和清军打野战的不可多得的劲旅了，但吴家父子一向不轻易涉险，坚决保存实力。他们的实力正是用来要挟朝廷的资本，所以即便败绩，对臣下向来苛责的崇祯帝也不敢把他家怎么样。吴襄曾因临阵脱逃被去职，但不久就被起复。崇祯十五年（1642）松山决战，吴三桂在战役刚开始就和总兵王朴等率部逃跑。结果祖大寿献锦州投降，照明律他的亲属都会受到牵连，但吴三桂只被降职，吴襄也没被加罪，和吴三桂一起逃跑的王朴却被处死了。甲申年初，吴三桂见清军有压境之势，宁远势单力孤，就屡次上书自请撤守山海关。三月六日，崇祯见火烧眉毛，这才下令吴三桂弃守宁远，招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进京勤王。刘泽清当时就奏称坠马伤了脚，不能奉诏，只有唐通领兵八千人如期赶到，但因为崇祯派了个监军太监给他，他当时就负气走掉了，后来在居庸关投降了李自成。吴三桂三月十日才动身，率军民五十万众，只派少数兵力前行，自己则率大队人马缓缓而行。看起来是为了防止清军袭击伤及百姓，但其实当时清军离宁远还远，还没有袭击宁远的打算，吴部一路上也没有遇到清兵袭击。所以吴三桂也是不急于勤王，而希望保存自身实力。结果吴兵“十六日次山海关，而昌平陷矣：二十日抵丰润，而都城陷矣”。

所以吴三桂当时与多尔衮的盟约，即便属实，也是为了自己可以立下拥戴大功。到山海关与李自成作战以后，多尔衮按兵不动，吴军眼看顶不住了，多尔衮这时催促要吴军剃发易服，吴三桂已经没的条件可讲了，那些台面上的话在这时恐怕就已经不作数了。山海关之战后，他已经受封作了清廷的平西王。待南明朝廷派出北使团向他这个功过郭、李的大功臣求救时，他已经决意不见他们了。吴三桂晚年的讨清檄文中后半段说道：“本镇刺心呕血，追悔无及，将欲反戈北逐，扫荡腥气，适值周、田二皇亲，密会太监王奉，抱先皇三太子，年甫三岁，刺股为记，寄命托孤，宗社是赖。姑饮泣隐忍，未敢轻举，以帮避居穷壤，养晦待时，选将练兵，密图恢复，枕戈听漏，束马瞻星，磨砺竞惕者，盖三十年矣”。这个把弘光朝廷搅得天翻地覆的朱三太子，到这里又神奇地出现了。这段话说得可谓用尽心思，一来声称当年三太子确是真太子，影射弘光朝廷并非正朔，解释自己何以不助南明，二来又把自己说成是身负托孤重任，忍辱负重，做这么多年汉奸实属情非得已。只是当他逼死永历帝之后，天下再没有人相信他真是当世勾践了。

吴三桂晚年在云南起兵反清之时，有个叫谢四新的人写过一首诗讽刺他，诗云：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讵卧薪？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永夜角声应不寐，那堪思子又思亲。这诗里“红颜”一句固然是随俗议论，前面两联倒是真正戳中吴三桂的痛处。1661年（顺治十七年、永历十四年），永历皇帝朱由榔在缅甸经“咒水之难”后，几乎已经陷入绝境。这个性情柔顺的青年不幸生于朱家，半生颠沛流离，先被权臣孙可望逼迫，可望每月的银米报册上都称“皇帝一员，皇后一口，月支若干”，好不容易来了个忠臣李定国救驾，又被吴三桂打败，逼得去了缅甸，随便让外人欺负。次年（康熙元年）年初，吴三桂为了防止李定国入缅甸救走永历，奏言边孽未除，并请发兵入缅擒永历以献。永历致书请他手下留情，那封书信写得真是让人心酸，“山遥水远，言笑谁欢，既失世守之封疆，苟全微命于蛮服，只益悲矣。乃将军不避艰险，请命远来，提数十万之众，穷追逆旅之身，何视天下之不广哉？岂天覆地载之中，独不容仆一人乎？抑封王锡爵之后，犹欲歼仆以邀功乎？第思高皇帝栉风沐雨之天下，犹不能贻留片地，以为将军建功之所。将军既毁我室，又欲取我子，读《鸱鸮》之章，能不惨然心恻乎？将军犹是世禄之裔，即不为仆怜，独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独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独不念己之祖若父乎？仆今日兵衰力弱，茕茕孑立，区区之命，悬于将军之手。如必欲仆首领，则虽粉身碎骨，血溅草莱，所不敢辞”。到得此时，吴三桂再说他不是汉奸，岂不是把天下人都当作白痴。或许对吴三桂这样的投机武人来说，华夷之防虽然可以在命还可以保住时作他廉耻的遮羞布，但是天下他唯一要效忠的，其实是他自己的功名前程。他的功名做得越大，他的汉奸帽子就越来越沉重，这时他畏惧的，已经不是哪个具体的皇帝，而是世人口水横飞中逃不脱的主奴关系。所以他一定要逼死加重他汉奸罪名的旧主，再背叛逼他撕掉廉耻遮羞布的新主，索性自己来做主子，再钳住天下人的嘴，他就永远不是汉奸了。吴梅村真地错远了，世上真是情种的人，绝对做不了汉奸，心里真有对人的爱的人，什么“奸”也不会做。所以吴三桂还是做汉奸的好，再不要做什么情种了。

是汉奸也好，不是汉奸也罢，只是没有吴三桂，满洲人恐怕也没有足够的勇力扫平中原了。甲申年三月，清人得知宁远弃守的消息，就已经有心再次进军中原了。但是多尔衮仍然很顾忌李自成，曾经试图派人去同李自成商量联合灭明，没想到李自成那么快就打进了北京，让他一时没了主意。这时范文程上书，力陈流寇不足以惧，而且崇祯一死，清人出兵反倒在道德上具有优越性。范文程的想法，竟与南明弘光君臣不谋而合，只是他是建议清军以义军之名行侵略之实，弘光朝廷却是真地相信清人会为他们做义军。后来洪承畴又向多尔衮进言，分析了流寇“遇弱则战，遇强则遁”的特性，认为李自成部队“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见清军将至，必然携财焚宫殿以归。洪承畴果然不愧为李自成的老对手，对李自成的农民特性真是了如指掌。他还为多尔衮制定了细致的战略和进军路线，但是连他也没有料到他的门生吴三桂会送上门，所以后来他的战略就显得有些多余了。

三月十五日，吴三桂的使臣到了多尔衮军中，多尔衮得到了意外的惊喜。本来清人历次南下，最顾忌的就是山海关，自崇祯二年以来，历次都是自山海关以西蓟州一带入关，这次按洪承畴的建议，也是准备从蓟州经密云直扑北京。此时形势巨变，多尔衮马上改变路线，但他并没有按吴三桂的约定走中协、西协，而是直驱山海关，并且火速派兵去北边调来大炮从军。十九日，清军行至连山驿（今辽宁锦西县，位于宁远即今辽宁兴县北），吴三桂再次遣使，言李自成已迫近山海关，要求清军火速进军，直入山海，和自己部队首尾夹攻农民军，已经改变了前一封信中让清军走中协、西协的初衷。本来前几日多尔衮对吴三桂信中未提投降还有狐疑，行军只是稍稍加快了速度，这时才知道吴三桂处境危险，也就不怕他不投降了。而且吴三桂这封信中口气已大为让步，虽然没有答应投降，但称清军只要夹攻成功，“京东西可传檄而定”“民心服而财土易得，何事不成哉”。多尔衮冰雪聪明，当然明白只要吴、李两败俱伤，自然就是“何事不成”了。于是当即下令急行军，二十一日拂晓就抵达了山海关以北一百里的沙合所，稍作休息，又一昼夜急行二百里，二十二日拂晓抵达仅据山海关十五里的威远台，此时关门内已是烟尘涨天，炮声乱动了。

相比之下，李自成的部队却走得出奇的慢。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率大军十万向山海关进发，但仍然没有放弃招降吴三桂的念头，临行前他特意带上吴襄、太子朱慈烺和另外两个皇子，以作为召降的人质。这三个皇子，崇祯临死前让太监带他们躲到民间，他们躲进了外祖父周奎府第，但周奎还没被拷掠就自动把他们交出来了。有意思的是，山海关败退以后，吴三桂派人跟李自成议和，开的条件是要回太子，并没有一起要求把他爹还给他。李自成行至三河与吴三桂派来诈降的李友松、高选等六人相遇。对于吴三桂请求缓兵的做法李自成虽然狐疑，但仍放缓了行军的时间，由永平至山海关仅有150里，农民军却走了4天。四月二十日，农民军抵距山海关十余里的西新寨（今七星寨）、红瓦店一带，受到吴三桂骑兵的阻击，这时李自成自知中了吴三桂的缓兵之计，便将扣留在军营中的李友松等五人处死，只有高选身中三矢逃了出来。

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部队抵达山海关，向吴三桂最后一次通牒投降．遭到拒绝．发现吴军已列阵迎战，不再对三桂抱有幻想，迅即部署兵力：在石河西，以主力作正面进攻，另外派唐通率少部骑兵迅速从九门口出关．绕到关外，至一片石立营，载住三桂东逃之路，与关内一侧农民军夹击吴军。
山海关素有“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之称，依山傍海，城外设城，门外设门，构思十分巧妙。东西两门外．与关城紧密相连有两座小城．称东罗城和西罗城。东罗城建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东．南．北三面各设一个门．门外有护城河环绕；再有水门两个，角楼两个，敌楼七个：在与东罗城相交接的城墙上．还有两座楼，用以屯乒设防，是最难攻破的。西罗城在关城内侧西门外，迟至崇祯十六年才动工修建，只修了一个西门，是山海关防守的弱点。在关城南北两侧二里处，长城的内侧，南水关．北水关附近，各建一座小城．称翼城，各设南北两个门，南北翼城是驻关的防兵屯驻之处，从南北两方向拱卫关城。

战斗苜先在石河西(今山海关区燕塞胡一带)展开。这是—场拼死的恶战．吴军与农民军都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吴军加上山海关总兵高第的兵力大约五万人左右，还召集当地乡勇、生员参战。二十一日晨，在山海关以南，从龙王庙（今石河西）至谭家坡（今团练部落），农民军对吴三桂的军队进行突袭，但在本地乡勇的配合下被击退。是日中午，吴军西北防线被农民军突破，农民军数千人渡过石河，由回马寨一带猛攻西罗城。吴军守将一面诈降拖住农民军。一面派人由城东北角绕到农民军背后进行偷袭，并在城上用红衣大炮向农民军猛轰，农民军伤亡惨重，被迫后撤。李自成又以部分兵力攻打北翼城，“此城逼山受敌”，农民军集中兵力直取．欲打开一缺口，因此日夜狠攻。负责守北翼城的山海关副总乒冷允登拼死防守．屡次击退农民军进攻。至次日早晨，农民军蜂拥强攻，径直扑到城下，有的已登城，情况十分危急．冷允登部拼力堵击．眼看顶不住了，吴三桂的援兵及时赶到．才把已爬上城的大批农民军击落至城下。东罗城遭遇的攻势更是加倍，当地乡绅马维熙等人率乡勇奋力守住了。当天晚上，吴三桂见农民军攻势太猛，便把主力撤回关城．改用炮击打击农民军。

亲身经历了这次战役的当地文人佘一元，在他的《述旧事诗》回忆当时的情况，写道：“逾日敌兵至，接战西石河。伪降诱贼帅，游骑连北坡。将令嘱偏裨，尽歼副城阿。遥望各丧胆，逡巡返旧窝。我兵亦退保，竟夜警巡呵。”诗作真实而概括地记述了这一天的战况。

次日凌晨，清军赶到威远台，已经听到了关内的隆隆炮声。吴三桂赶去与多尔衮盟誓以后，约定因为来不及剃发，让吴兵用三指宽的白布缠在身上作为记号。为了消除占据一片石的唐通来自侧翼的威胁，多尔衮立即派兵把唐通的军队击溃，解除了后顾之忧。接着分兵三路，分别从北水关、南水关、东门入关。

四月二十二日晨，大战又在石河滩上展开。吴三桂作为先头部队，从右侧向农民军发动猛攻，农民军自角山至渤海湾的开阔地带，一字儿长蛇阵，摆出决战的架势，向吴军进逼。农民军从西、北、南三面将吴军包围，用令旗指挥全力冲杀。吴军向左突，农民军令旗向左指包围；吴军向右突，农民军令旗又右指包围，前者死，后者进，围开复合，经过多次交战，“炮声如雷，箭落如雨”，双方战斗都非常顽强。李自成偕明太子朱慈烺等人在石河西岸的高岗立马观战。这时狂风骤起，飞沙走石，黄尘蔽天。激战至中午，农民军有七个营被吴军冲垮，损失巨大，而吴军此时也已疲惫。多尔衮见双方两败俱伤，认为出击的机会已经成熟，立即命英王额济格，豫王多铎率精骑二万乘风势挥动白旗从吴军右侧插入。清军三吹螺、三呐喊，冲向农民军。李自成远望，看到白旗方面的攻势凌厉，深感诧异，旁边有位僧人告诉他：“这是满州兵，请大王赶快回避”，于是李自成下了山岗，顺驿道向西退却。其它战线，有人看到满清的辫子兵冲杀过来，惊呼“辫子兵来了”。农民军惊魂未定便全线崩溃，清兵与吴军乘胜掩杀，农民军死伤无数，大将刘宗敏也受了箭伤。据民国《临榆县志》载：农民军“各营数万余人一时俱溃，追杀二十余里，僵尸遍川谷，傍晚风定细雨，炮车连夜进关，摄政王驻郊外。”这次战役，农民军阵亡人数历史上没有准确记载，但当时目睹这次战役整个过程的清初文人佘一元，在他写的《石河西义冢记》一文中，曾说“凡杀数万余人，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

当年李自成在河南横行的时候，就已经说过关宁铁骑没什么好怕，但是大概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关宁铁骑也不敢轻易和满洲兵打野战。这一日李自成终于领教了关宁铁骑的厉害，他累了，北京城里的金银骡车、陕西的故土在等他衣锦还乡，他不想再领教辫子兵的厉害了，所以他就第一个逃了。一昼夜过去了，山海关外的石河西，两队汉族人在那里厮杀了一天，已经人困马乏、尸横遍野了，远处的地平线上无数满洲铁骑随着白旗奔驰而下，战阵中兀地传来阵阵惊呼：“辫子兵来了”，于是两对汉族人在那一刻都销尽了胆气。吴三桂终于作了汉奸了，他剥夺了汉族人在文化灭绝关头同满洲人打一场真正自信的野战的机会，就因为这一点，他永远都是汉奸。

野樵

多谢sonia6949老师支持，等看完4篇，一起回吧，嘿嘿。

sonia6949

谢谢斑竹慷慨解囊，请多多批评指教

长歌－废墟

静候佳作.

coolsila

很佩服书园的几位历史写家，功底非凡

长歌－废墟

很佩服书园的几位历史写家，功底非凡

是啊,其实有些文章足以在正式刊物上发表了(比如:yaollei兄与昆吾兄的)能免费看到真是大家的福气.

sonia6949

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的鼓励，希望以后能在这里向更多的朋友学习

jerusalem

其实汉奸也好，英雄也好，在中国历史上往往很难有明确的标准。因为中国历史更多的是官方史。也就是说由后朝的专业史官来修前朝历史。这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更多是取决与政治上的需要。英国史家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皆是主观的”就是此意。
   比如关于吴三桂，从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看到就是吴三桂引清入关，从此成为了民族的罪人。这样的评论往往遮蔽了历史的真实。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从1600年到1912年》一书中指出：李自成攻陷北京，吴三桂的部分家眷当然也包括其中，更有一些死于战乱，由此吴三桂迁怒与李自成。更有甚者是李自成也把陈圆圆据为己有（本来与吴三桂私交甚好）。虽然陈乃风尘女子，但也仍然有情有义。正如吴诗所说“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由此和多尔衮协议入关，联合对付李自成。当然这种解释虽是一面之辞，却也不乏合理性。

写的好呀，谢谢楼主！！！受益匪浅！！！！

jerusalem

看我们的历史，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无法摆脱政治或经济的范式。吴三桂之所以得到奸臣之名也是如此。在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和特洛伊之间的战争，从史实看也是因为一个女人---海伦。当然也有史家从政治的角度来分析---红颜祸水!但特洛伊国王确实这样来看待这场战争：Someone fights for peace,someone fights for power,and someone fights for glory,but fight for love seems to be reasonalbe!其实从实力上来讲,特洛伊完全不是雅典的对手,但特洛伊人却开始了这场战争.也许这个战争的理由在有些人看来太可笑了,但它就是这样发生了.而我们却要对吴三桂冠上各种冠冕堂皇的评价呢?!
    孔子讲"春秋无义战".就是说没有任何战争是正当的.这不止是说春秋时代,乃至现代社会也是如此.但是自古从未有人不为自己的赤裸裸的权力作出合法性的论证.我不但要打你,还要你说我打的好,打的正当.王朝变迁其实只不过是找到新的统治理由而已.按史家斯宾格勒的历史循环论来看,中国确实无法走出这样的路径依赖.无怪乎奸臣也好,忠臣也好;好皇帝也好,坏皇帝也好,在历史上总会曾出不穷.否则的话,这些史家还能写什么!

hsgzlgg

四篇一起下,再研究

myslcg

不经意见看到了这个网站，又在无意见看到了这片文章，让我重新染起了对知识的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