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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三百六十年祭——明朝灭亡之大盘点
索妮娅（原刊于《战争》2004年第三辑）
1644年（甲申年，明崇祯十七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寻常的一年，而人们往往并不清楚它不寻常在哪里。这一年，汉族人的最后一个皇帝在煤山上凄惨地吊死了，临死前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人和孩子。这一年以后，汉族的儒生们再没有属于自己的皇帝可效忠了，自孔圣以来传承不绝的道统终于完全断绝了。这一年以后，他们的信念将永远失去符号，他们的忠诚将变得异常荒谬，他们将不再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豪迈情怀，因为当你不能挺身而立、用热切的目光凝视着自己的君主朗声说出这番话，而只能匍匐在地下、艰难地抬起脖颈、口称“奴才”再说出这番话的时候，这番话怎么都不可能豪迈。这一年以后，无数本来对改朝换代漠不关心的平常汉族人勇敢地死去了，不是为了追随他们死去的皇帝，而是为了免受穿着自己轻视的衣冠的屈辱，原来这世界上对自己文化意义的固守，竟能够让从无威武气势的贩夫走卒也鼓起勇气。这一年以后，汉族人将再没有自己的衣冠，他们将变成一个没有民族服装的民族，而大部分他们素来轻贱的蛮夷，还能把他们先人的衣冠传承至今。这一年以后，汉族人的诗书将不再令他们骄傲，因为他们将从这些诗书中读到，这世界上没有哪个人可以代表他们的礼义和他们的尊严，不管那个人的龙庭有怎样的威仪、征服了多少土地，因为他们将从这些诗书中读到，“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骨肉”以供一人淫乐的家天下，实在是世界上最值得真心轻蔑的道理。这一年以后，汉族人将永远铭记他们真心的想念和真心的轻蔑，而这想念和轻蔑是他们用无数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最伤痛的记忆。
关于1644年的哀歌一直传唱到今天，这哀歌不是属于一个死去的皇帝和一个覆灭的王朝的，而是一个被朽烂的政治机器吞噬了生机的古老文化的哀歌。1644年以后，有一个叫顾炎武的汉族人说了：“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在1644年前后的那些日子，中国人亲眼看到了亡天下的真实场景。这是一个只有拿起刀猛砍到底才有机会生存的时代，清兵、明军、流寇，所有拿着刀的人都在疯狂地杀人。清兵在攻陷城池后整城杀人，在铁骑奔驰所致的路上随意杀人，明军在粮草用尽的孤城中吃掉所有不能战斗的人，在剿寇的战役中砍杀无辜平民以首级充军功，流寇蜂出冲下散步全国的山寨杀人越货，李自成的军队为了养马“剖人腹为马槽”，兵败山海关以后沿路大肆烧杀，张献忠在四川用各种挑战人想象力的方式“玩”杀人，许多府县，在各种拿刀的人经过以后，人迹灭绝，“几如天地之草创”……没有拿起刀的人是一律平等的，他们的财产、田地、官阶、爵位、身份，无论什么，在这个盛行生物世界丛林规则的时代都失去了意义，而想要守住这些意义的努力又都是那么地徒劳。许多试图捍卫自己信念的人都惨烈地死去了，要么战死、要么含冤被自己人杀死、要么阖家自尽而死。许多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生在这个时代的平常人都无声无息地死去了，要么像羔羊一样任人宰割，要么饿弊在路边等着还没有饿死的人来分食他们的尸体……
也许这样暗无天日的场景，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覆灭时都上演过，但是只有1644年的记忆被幸存者的诉说塑造得最鲜活。迄至三百六十年后的今天，他们的诉说仍然像火一样灼伤人们的眼睛，三百六十年后的岁末，为那些或壮烈或屈辱死去的无数冤魂，汉族人要献上他们最沉痛的祭礼，并且庄重誓言决不再堕入“亡天下”的永劫回归。
（一） 忠诚的代价
崇祯二年（1629）年十一月，北京城正是严寒难当的时节，而广渠门外虎视眈眈的满洲铁骑，更加重了雪片中温度的肃杀。两个从清军大营侥幸逃回的太监带回了辽东巡抚、宁远守将袁崇焕通敌的消息，崇祯帝朱由检顿时急怒攻心。这个十八岁的少年在天启朝险恶无比的宫廷斗争中能够以身幸免，实在是一个奇迹。或许魏忠贤也没想到天启皇帝朱由校会死得那么快，他只想着怎么不让后妃们留下天启帝的龙种，还没顾得上腾出手来收拾默默无闻的信王朱由检。天启帝在位七年就被酒色掏空了身子，临死时他拉着信王的手交待，魏忠贤是个大大的忠臣，皇弟一定要好生重用他。这个只活了二十四岁的小皇帝真是糊涂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至于他的皇后怀了几个月身孕魏忠贤都敢肆无忌惮地下毒手，他的登峰造极的昏庸不能不让人怀疑朱元璋家族血统是不是有先天的致命缺陷。按谶纬之说，明末有天启这样的皇帝存在本身就是上天赐下的灾异征象，明示天下人末世已经将近了。崇祯来到天启的病榻前，听到哥哥要将天下传给自己，他吓得脸色惨白，唯恐这是魏忠贤设下的除掉自己的毒计。在刚继位的那段日子，他从不敢吃宫中的饮食，对扫地的太监都是客客气气。谁也想不到几个月以后这个不起眼的少年就不动声色地除掉了魏忠贤，满朝文武大臣都不禁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老成谨慎、果断刚毅，恐怕连后世康熙帝除掉鳌拜都要稍逊几分。崇祯继位初年，他干下的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能不让他对自己的判断充满了信心。他决意励精图治，而第一要务就是要收复辽东。他马上召见了威震海内的宁远守将袁崇焕，袁崇焕在天启朝遭遇了阉宦的种种不公待遇，此时得见少年英主，不觉也是意气风发，就像他当年在山海关宣称“予我兵马钱粮，我一人足守此”一样，他一时兴起，又夸下了“五年平辽”的海口。当天就有人提醒他，这话不该对小皇帝说。
崇祯帝确实是有明一朝不多见的勤勉执政、不近酒色的皇帝，比起前两任根本不出见大臣的皇帝来说，他看上去怎么都像个“中兴之主”。1但是他的弱点也是很致命的，崇祯帝在多年险恶的宫廷斗争中已经养就了多疑的秉性，如果不是他多疑谨慎，他也断不能活到魏忠贤以后，所以他也没办法不相信自己对人的怀疑。他一直长在深宫，而且毕竟年轻，本来并没有多少见识，对于险恶的权力斗争虽然熟稔，对军国大事却并无远见卓识。崇祯帝自己对这一点也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对于大臣往往寄予厚望，他用人的心十分急切，恨不能今天换人明天就生功效，而一旦希望落空，又马上心生怨恨，因为这十分挫伤他在除去魏忠贤后极速膨胀的自信心。这其实是少年人涉世未深的一种偏执心态，一个还不到二十岁的少年，其实并没有能力来治理天下，他需要老成持重的大臣来辅佐，对于这种大话，他向来厌恶已极。此前袁崇焕在辽东先斩后奏直接干掉了皮岛守将毛文龙，崇祯就已经感到震惊，而此时袁崇焕的许诺还不过两年，皇太极的大军就攻到了北京城下，叫他怎能不心生怀疑。北京城中的无知百姓承平日久，生平头一遭遇到异族兵攻到皇城根下，恐慌得六神无主，一时也流言纷起，盛传袁崇焕拥兵纵敌。这些年来，他们见过太多过去威名赫赫的大人先生们由大忠臣刹那间就变成了巨奸大恶，世事的反复无常使他们习惯了去看情节峰回路转的活剧，没有这样的好戏上演在他们看来反倒有些不正常了。这些流言更加重了崇祯的怀疑，如果崇祯仔细想想，假使袁崇焕真地通敌，皇太极为什么不让袁崇焕在宁远直接放行，偏要那么辛苦绕过宁远从山海关西面破关而入？但是当两个太监带回情报时，被欺骗的愤怒让他急火攻心，他已经想不到那么多了。
十二月初一日，崇祯下诏将袁崇焕压赴诏狱。次年八月袁崇焕被定罪通敌，议处磔刑，据《明季北略》载，袁崇焕被磔时，京都百姓“将银一钱，买一块，如手指大。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 “百姓怨恨，争啖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几年前另一名抗清名将熊廷弼遭冤被逮后，每次遇到朝审，沿路的行人也总是用瓦砾把他掷得血流满面。中国历史上，人主惨刻嗜杀未有甚于明朝者，以廷杖辱士大夫，用阉宦以非人酷刑杀士，数百年间，人民耳濡目染，全民习于施虐受虐的极度变态心理，而这种上下相校的变态心理，到崇祯朝几乎上演得淋漓尽致。没有人知道，受磔刑而死的人在死前要经历怎样的痛苦，而在痛苦一分一分增加却求死不能的时候他到底会想些什么。袁崇焕也许想到了他在宁远的两次大捷，想到生平第一次战败的努尔哈赤临死时对他恨恨不已的诅咒。赵园先生曾经说，忠臣们之所以选择愚忠，选择从容接受无比惨烈的死法，是要用自己的血肉淋漓作为对施虐者的报复。因为自己的惨死会被历史记念为最值得景仰的忠贞，而施虐者的残毒会招致万世的切齿咒骂。当秦桧、王氏、万俟呙、张俊的跪像被西湖游人唾得无处下口的时候，岳飞的血肉淋漓就实现了他的报复。袁崇焕在濒死的那一刻，想到刻薄寡恩的崇祯帝和眼前愚顽无比的百姓，他也许真地在诅咒宁远城的崩塌，让他的血肉淋漓也成为永远的报复。
北京西市磔刑场上的刽子手一辈子发落过很多大臣显贵，可谓“阅人肝胆无数”，刀下的犯人无论过去多么显赫，行刑时在他看来都只是一具与常人无异的臭皮囊，大人先生们的器官，又能比草民们神奇到哪里去？倒是伴君如伴虎，地位越显要，便越多几分在西市展览器官的风险。但是袁崇焕死时，西市的刽子手却真地有几分惊骇了，“吾服事诸老爷多矣，未见如袁爷胆之大者”。袁崇焕在辽东初出茅庐时便有“铁胆”之称，天启六年（1626）正月，他率一万二千名守军抵挡住了十三万八旗劲旅的强攻，硬是守住了宁远这座孤城，一时名声大振，朝野上下都知道这个广东蛮子实在胆壮得很。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以其党羽高第代替孙承宗任辽东经略，此人胆小如鼠，听到自己被委此重任后竟然被吓哭了。他根本就不相信关外那几座七零八落的城池和台堡能挡住后金军的铁蹄，只有长城天险能让他放下一颗狂跳不已的心。于是他下令山海关以外全线撤守，锦州一代防守据点，如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山、塔山、杏山等，都被全部撤守，军民尽撤入关，哭声震天，米粟辎重被弃无数，孙承宗几年的心血都告白费。袁崇焕悲愤不已，坚决不执行撤退的命令，决意与宁远共存亡，最后高第也拿他没有办法，只有随他去。关外数百里平原，霎时间只余宁远一座孤城。努尔哈赤得知竟然有人这等不知死活，狂怒不已，他相信只要伸出一只手指，就能把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广东蛮子碾为齑粉。
次年正月，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十三万（号称二十万）南下，还派兵守住宁远南边要塞，防止明军从南救援（尽管高经略根本无心去救宁远），准备把宁远城夷为平地。明廷上下无人相信袁崇焕能守住宁远，高第在山海关内更是等着看笑话。宁远城内仅有军队一万二千人，袁崇焕已存必死之心，刺血为书，誓师全军，准备跟宁远共存亡。并命守军将城外民居尽行焚毁,居民尽数搬入城内,坚壁清野,等待决战。正月二十三日，后金军如黑云万朵列营宁远城下，前锋是八旗军中令人闻风丧胆的无敌骑兵，每人披挂铁铠两重，号称“铁头子”。次日敌人开始攻城，撞城车用数寸厚板造就，表面裹以生牛皮后再包上铁，直撞城墙，撞击之声轰隆大作。敌人步兵则藏在车下锤凿城墙，城上矢石如雨而下，也不能完全制止敌人，守军又用台阶条石沿城墙猛掷而下，砸死敌兵无数。其时城内有泉州同安懂得铸造吕宋铜炮(即通常所说红夷大炮)的匠人铸造的铜炮6门，重逾三千斤，由从同安招募来的炮手发射。袁崇焕命令同安炮手站立在一起，沿城墙四周轮番发射炮弹，每炮击出，破坏面及于数里，声若震天，但是对城墙正下方的敌人却无法打击。城墙基部被破坏数十处，俱成凹龛形状，敌人工兵藏在凹龛深处不断挖掘，城上矢石、炮火都击不到这些死角。城墙为之摇撼不已，一时形势十分危急，百姓大为恐惧，很多人都抱怨说：“袁爷为己一人，累我一城百姓”。城内有一叫金启宗的通判，素有谋略，情急之下，想出了火攻的办法，他教守军将火药均匀地筛在芦花褥子和被单上，卷成筒状，称为“万人敌”。制成以后，金通判亲自点火想试一试“万人敌”的威力，不料火星飞溅到他的胡须上，即刻就将他烧死了，“万人敌”果然是威力无穷。守军将大批“万人敌”掷到城下，此时正是正月酷寒天气，城下敌人见到被褥扔下，大喜，纷纷过去争夺，守军一见，马上将火药投洒到被敌人扯开的芦花被上，齐射火箭，顿时火势熊熊燃起，敌人越扑击就烧得越厉害，火星所及之处，敌人纷纷烧死，绵延开来，不一会儿就烧死了数千敌人，包括后金牛录、固山额真十余人。努尔哈赤大惊，急忙命令退兵，叱问率军攻打东门的明朝降将李永芳说：“你说这城好攻，怎么现在这么难？”第二天，后金军改变战略，派佟养性督阵攻打西门， 敌人愈发悍勇，自云梯蜂拥登城。守军经前日一战，士气大振，所有士卒都登上城陴，拼死杀敌，百姓们也不畏生死，不断为守军送饭，每击中一名敌人，都鼓掌欢呼。这一日，城上六门铜炮又大显神威，其中一炮直接击中努尔哈赤的黄龙帐幕，他本人也受了重伤。后金军见无机可乘，主帅又受伤，只得撤退。敌兵开始退却以后，城中派出五十名敢死勇士缒城而下，将敌人遗弃的攻城车械尽数焚毁。第三日，守军出城拾到敌人箭矢十余万枝，看见城墙上被破坏的大小凹穴七十余处，检查火药库，弹药也已完全用尽了。这一仗袁崇焕真是胜得好险,合城百姓都喜极而大哭，纷纷拜谢袁崇焕及守城兵将的救命之恩。
这次失败是努尔哈赤自起事以来，所遭受的最为惨烈的一次致命打击，天启六年（1626）年八月，努尔哈赤伤重不渝身亡，临终前遗恨未了。次年年初，皇太极因自己王位不稳，又逢国内发生天灾，经济困难，就提出同明军议和。袁崇焕为争取时间筑城练兵，也愿意暂时议和，但明廷之中迂腐的文官集团，素来对“议和”二字深恶痛绝，所以袁崇焕也不敢对朝廷奏报议和，只说是派人去探听虚实。其实直至崇祯末年吴三桂在山海关降清以前，满洲统治者都没有坚定要并吞中原的决心。历来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起初进犯中原，都只是为了争夺生存空间，掠夺些人口、财货，在战略上也没什么深谋远虑，只是打了就跑，跑了再来。女真族本来人口不过五十万左右，明末中国人口则不少于一亿人，一个人少地褊的小小游牧民族，要鲸吞华夏近千万平方公里土地，按常理来讲基本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即便女真全民皆兵，要攻下中国这么多城池分兵驻守，人力、物力也根本不够。明朝政府只要政治稍微上轨道一些，有合理的军事指挥体制，有一小部分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又何至于三十年之间就亡于女真人之手。如果能在适当的时机暂时媾和，积聚实力整顿边防，收复辽东只是迟早的事情。而且皇太极当时所提条件并不苛刻，只要求缔约时中国送出金十万两，银百万两、缎百万匹、布千万匹，以后每年中国送出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以当时中国物力来说，与其不断穷征暴敛，加派“三饷”（辽饷、剿饷、练饷），不如以较小的代价换得暂时的和平，与民休息，这样一来可以慢慢恢复军备、长久御敌，二来也不会把太多流民逼上造反的绝路。只可惜明廷迂腐的文官集团，对这样老成谋国的大关节全然不理，只会在外交公文格式、相互如何称呼这些无关痛痒的小节上大做文章，在战和问题上没有军事经验又爱纸上谈兵，临战时七嘴八舌瞎指挥一气，战败以后马上畏敌如虎，互相推卸责任，一旦遇到小小胜利又马上冲昏了头脑，夜郎自大起来。而且无论战胜战败，这帮迂腐书生一听有人要议和，马上就祭起各种道德高帽，争先恐后表现自己的爱国，以至真有识见的大臣都不敢再提议和。袁崇焕此时提出议和，已为后来被诬谋反种下了祸根。
皇太极见议和不成，决意再行起兵。他趁议和之际，兴兵朝鲜，袁崇焕正忙于筑城布防，救援不及，朝鲜向皇太极正式投降，后金遂解除了东面的后顾之忧。五月间皇太极起兵为父复仇，在锦州、宁远一代同明军激战。这一次围攻宁远，袁崇焕经过上次的胜利以后已是成竹在胸，守军也毫无畏惧，又使用同样战略用巨炮打击敌人，城外壕沟尸积如山，后金军被迫撤兵，集中力量攻打锦州。锦州守军奋力坚守，祖大寿率援军赶到，后金军终因死伤惨重，全线撤退。两年之间，袁崇焕相继在宁远、宁锦两次大捷，击败努尔哈赤父子，一时名声大振。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起时以来，在关外纵横数十年，生平未逢敌手，他和皇太极却先后两次在宁远城下败北，自己也被宁远城头的仿西洋巨炮击中重伤不愈身亡。袁崇焕这个倔犟无比的广东蛮子确实是有一套办法对付满洲人的，只是他生不逢时，赶上明朝政治最黑暗的魏忠贤时代，只有眼睁睁看着自己苦心经营的防线被自己人放弃。万历三十六年（1606）熊廷弼在辽东经略，广宁巡抚王化贞不听节制，迎合朝中冒进牌战略，草率出击，次年在西平堡大拜，山海关外以西缓冲地带落入后金同盟蒙古喀尔沁部之手，形势已十分危险，后来皇太极就是从这里借道，自喜峰口入关直逼北京。袁崇焕以前早已意识到这一点，多次上书要求在这一线增兵，但朝廷一直不理，崇祯帝更是把抗金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袁崇焕身上。此后天启五年（1625）高第又将关外防线全部放弃，孙承宗、袁崇焕只好在关外重新筑城。宁锦大捷以后，魏忠贤借机为自己及亲属加官进爵，两个尚在襁褓中的魏氏子弟都被封为侯伯，加太子太保、太子少师。真正的有功之臣袁崇焕却只加了一级，连魏党中有些人自己都觉得说不过去，魏党中有些人更颠倒黑白，弹劾袁崇焕没有及时出战，袁崇焕不得不告病辞职,到崇祯元年才得起复。后来梁任公读到这段历史，大发感慨说“古未有奸臣在内，而名将得立功于外者”，而明末有如此剧奸在内，尚能有名将立功于外，或许真是明朝有将星相助，但是自负英明盖世的崇祯帝继位仅一年多就亲手扑杀了这颗将星。
如果将星没有殒灭，崇祯帝没有冤杀袁崇焕，明朝是不是就真地不会灭亡了？历史是没有办法假设的，但是袁崇焕的早死却为这种假设留下了无穷的空间。袁崇焕当着小皇帝说出“五年平辽”的雄心的第二天，崇祯帝再追问他的时候，他讲话就谨慎得多了。他说：“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宜，方克有济”，还一再请求皇帝“任而勿贰，信而勿疑”。这是袁崇焕自己为历史提出的假设，是啊，如果这些条件都能满足，万历四十七年（1617）明军与后金第一次决战又怎么会在萨尔浒山败得那样神速呢？
万历四十六年（1618）二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讨明，出兵攻占东北重镇抚顺。消息传到北京，已经二十多年不出见群臣的神宗龙颜震怒，决定派老将杨镐为辽东经略，讨伐后金。当时杨镐向朝廷请饷，户部根本就拿不出钱来，张居正当家时在太仆寺历年攒下的存银也早被前几年三大役用个精光。2有大臣提议皇帝发内帑应急，万历死活也不愿拿出他的私产。大臣们只得向南京户部借支，并刮尽天下库藏积余。拖到八月间，军饷仍然不足，最后只有加征辽饷。从此以后，明廷除了不断加征田赋以外，再想不出别的办法解决军费，能救急的钱只有皇帝的内库能一次拿出，但是皇帝就是一个不出钱。崇祯帝和他祖父一样一毛不拔，只有一次例外拿了十万两银子出来抚寇，但这点钱当时拿出来没得让人笑话。明末不断加征田赋，但是军官贪污成风，吃空冒领，用尽各种花巧，从户部支下来的军饷，经过层层盘剥，真正到士兵手里的只剩下一个可怜的零头。辽东前线，因为欠饷导致的士兵叛乱此起彼伏，袁崇焕面见崇祯帝回来就亲自镇压过几起，他又有什么良方让户部不欠军饷呢？即便他活过崇祯二年，恐怕他也只能象后来的杨嗣昌一样催皇帝疯狂加征田赋、饮鸩止渴了。
据说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对汉族人的书只有《三国》最熟悉，读史书中萨尔浒一役的记载，看到交战双方的路数，都觉似曾相识，真如读《三国》一般。努尔哈赤从汉人小说中学来的皮毛战略，竟能运用如神，一举击溃明军十几万大兵，而明军战略上的低级、将帅的颟顸、兵败的狼狈，竟也真如《三国》中描述的那样离奇。西路主力杜松出战时，忽然天昏地黑什么都看不见，明军匆忙点起火把照亮自己，白白作了敌人的活箭靶子。徐光启撰《庖言》记载，后金军营寨北门，遍住铁匠，延袤数里，随时整治盔甲军器。军士所带盔甲、面具、护臂，都是精铁度身打造，马也是一样。而明兵盔甲多为荒铁，锈蚀不堪，胸背之外再无遮护，敌人于五步之内，专射面门，每发必毙。杜松头部中箭而死，就是因为头盔铁锈了，箭头穿胄而入，统帅盔甲尚且如此，士兵更可想而知了。万历末年国家常有战事，三大役距萨尔浒不远，国家军备常有运转，而军需执掌操于内监之手，腐败横行，竟使武备废弛若此。明军兵士多非辽人，根本不适合在苦寒地带野战，装备上虽然有先进的火器，但在野战中火器行动迟缓，面对神速的八旗骑兵，基本派不上用场，到逃命时反成部队的拖累。长年驻守辽东的南路李如柏（辽东名将李成梁之子）部队，早就晓得辫子兵的利害，畏敌如虎，在萨尔浒山下一听到山上败绩，马上下令退兵，唯恐损耗了自家实力。李部逃走时，山上巡逻的二十来名后金哨兵远远望见明军撤退，大声鼓噪，明军兵士以为后面有大批追兵，争先恐后地逃跑，自相践踏，踩死自己人无数。最荒谬的是，明军兵分四路竟是各走各的路，根本不能互通消息，西路杜松和北路马林惨败以后，东路军刘珽一点都不知情，兀自埋头挺进，杨镐派出下令停止前进的传令兵都赶不上他。据说杨镐与刘珽素来不和，派刘部走东路孤军深入，就是为了让他送死，所以也并不急于让传令兵火速报信。努尔哈赤选了一个投降过来的明兵，叫他冒充杜松部下，送信给刘铤，说杜松军已经到赫图阿拉城下，只等刘铤军去会师攻城。刘铤果然信以为真，下令火速进军。行军途中，努尔哈赤命手下假扮成杜松部队前来接应。刘铤毫不怀疑，把人马带进假明军的包围圈里。后金军里应外合，四面夹击，明军阵势大乱，刘铤奋战力竭身亡。刘铤是明军中出名的猛将，使一把一百二十斤的大刀，运转如飞，外号叫\"刘大刀\"，在朝鲜战场早就威名远播。刘军败后，东路的朝鲜盟军大为惊骇，吓得不战而逃。
萨尔浒一战以后，努尔哈赤终于坚信，他和他的子孙都不需要读太多汉人的书，坊间说书人的演义就够他用了。而在袁崇焕的死讯传来以后，皇太极自己都不敢相信，原来不止新野、博望较复杂的战略对汉人能够奏效，连蒋干盗书这样骗小孩子的把戏对付明朝皇帝都能一击即中。袁崇焕死了，城外的皇太极笑破了肚皮，但是死去的敌人也让他感到惋惜，“任而勿贰，信而勿疑”，袁崇焕最想要的东西明朝皇帝不能给他。明朝皇室处处设防以免大权旁落，把政府机构设置得无比复杂。到万历年间，朱翊钧就十分清楚，他面对的是一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笨拙无比却怎么也躲不过去的最可畏的官僚机器，他之所以那样懒惰，恐怕多少有些是因为听够了给事中、御史、尚书、大学生们桃谷六仙般夹缠不清的嘴仗。一遇战和问题，写惯八股的文臣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管什么事情，什么人说了都不能全作数，什么人说了也都有可能作数，前线真知兵事的有为将领本来就屈指可数，还要听凭根本不知战场地形气候的文官们用道德说教随意摆布。明军统属过多、职权不明，兵无常将，将无常师，终明一朝，虽然免去藩镇割据之患，中期以后抵御外侮、讨伐流寇却总是力不从心。其实明初设卫所，军户世袭，军队就地屯田，制度原来是存着军政合一、免予扰民的本意。只是中叶以后，政治腐败，各级官僚随意役使军士做工，统兵将领又欠饷吃空，不整军纪，士兵纷纷逃亡，军备遂告废弛。3中叶以后，卫军已基本不能用，朝廷只能另行筹饷募兵，但没过多久，卫军中的歪风波及募兵，募兵也像卫军一样纷纷逃亡。天启初年熊廷弼在辽东经略时，在前线看见士兵成群逃亡、留下的也多为老弱残兵，领饷的时候有名，听到警报就逃得不知踪影。战马多是瘦弱不堪，而且骑兵往往杀马，希望冒充步兵以免出战。器械则坚甲利刃、长枪火器，丧失俱尽。袁崇焕再有天大本事，也无法整肃辽东乃至全国多半腐败的军队，而要彻底击败后金兵收复失地，远不是一座宁远城和一支袁家军就可以济事的。“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除非朱明王朝及其迂腐文官集团全体解散，这些东西永不可能“中外事事相宜”。
袁崇焕下狱后，北京城外的后金兵仍然没有退去，崇祯帝不相信少了袁蛮子他的军队就赶不走清兵。袁崇焕部将祖大寿愤而出走直奔锦州，满桂在永定门外战死，皇太极却不急于进攻京师，他笑着说“城中痴儿，取之若反掌耳。但其疆域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若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可也”。后金军的铁骑终于缓缓退去，倘若崇祯听见皇太极在城外所说的话，他会作何感想？也许此刻他真地相信，是他的天威吓退了八旗兵。崇祯七年（1634）、九年（1636）、十一年（1638），皇太极又三次派军破关而入直逼直隶，沿途烧杀抢掠，如入无人之境。十一年之役，因清军感染天花大批死亡，才全线回撤。这一次入关，清军败明军57阵，破州县50余座和山东省城，杀明总督2名，各级文武官员100多人，俘获人口牲畜46万多，其中包括亲王、郡王各一名。这时的崇祯帝再也没有当年初即位时的勃勃雄心了，而他的偏执症也从痛恨袁蛮子一人演变到痛恨所有用战败的噩耗刺激他的敏感神经的大臣。在极度的失望和愤怒下，他下诏查办了\"守边失机\"、\"残城破邑\"、\"失陷藩封\"、\"失亡主帅\"、\"拥兵观望\"的\"五大法案\"，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就有总镇太监、巡抚、总兵及副将以下州县官员共36人。这次规模宏大的集体死刑又引发了一大奇观。官员被斩首，照例应向皇宫方向望阙谢恩。但这一次，几个被杀的人在临刑前竟然破口大骂起来，而且骂的就是崇祯本人。那个英明神武、智除巨宦的中兴之主，在他的大小臣工心目中已经像泡影一样幻灭了。明朝政府机器中所有的与事者，都被一个不见踪影的巨兽无情拨弄着他们的命运，有人想要出拳同他抗争，却找不到它的身体在哪里，崇祯帝左支右绌、处处落空，他对满朝文武的仇恨已经几近疯狂，“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在这个不幸的皇帝疯狂的斥责和杀戮中，大明朝最后的忠臣已经剩不下几人了。
祖大寿是袁崇焕手下第一员猛将，两次宁远大战立下赫赫战功。崇祯元年袁崇焕任辽东巡抚，以祖大寿为前锋总兵，挂征辽前锋将军印，驻守锦州。袁崇焕被逮时，祖大寿是一起被召见的，见主帅被捕，战栗不知所措，害怕自己也一并被诛。崇祯派了个太监向城外袁军宣读圣旨，宣布袁崇焕罪状，三军放声大哭。祖大寿素来与满桂不和，在城外又遭到满桂军队排挤。正月初三日，祖大寿率部下破山海关而出，直奔锦州，远近大震。崇祯这下子才慌了起来，又勒令袁崇焕写信劝祖大寿回来，袁崇焕强忍悲愤，以大局为重，马上写信给祖大寿。等到信使追上祖军，已在山海关外了。祖大寿读毕，下马捧信痛哭，全军也跟着痛哭，祖大寿母亲当时也在军中，闻讯后劝祖军回去杀敌以赎袁崇焕之罪：“所以至此，为失督师耳。今未死，何不立功为赎，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祖大寿即日回兵入关，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并向朝廷上书愿以自己的官爵赎袁崇焕之罪。也许崇祯帝这时已经明白袁崇焕并没有真的谋反，但如果释放袁崇焕，岂不是要向天下人公开承认自己的愚蠢？而且袁崇焕部将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倒是袁崇焕一封亲笔信就马上听命归来，这分明是对皇上天威的挑战，崇祯想到这一点就一肚子窝火。继位一年多来，大臣们“救世英主”、“英明神武”的高帽子送了一顶又一顶，崇祯帝本来已经自我膨胀得不行，正在得意的时候，却频频受到惊吓和打击，自尊心大为受挫，又气又恨，所有的怒火一时都栽在了袁蛮子一人头上。
袁崇焕死后，他的恩师孙承宗再次出任辽东经略。孙承宗十分清楚，明军根本不能持久对抗战斗力超强的八旗骑兵的冲杀，只有重新筑起被高第毁掉的防线，以坚城巨炮扼要塞防御，这是与清军交手以来明军唯一奏效的战略。崇祯四年（1631）七月，祖大寿受命重铸大凌河城，率一万四千人驻守大凌河。八月六日，动工筑城才二十天左右，城墙刚刚修完，雉堞仅修完一半，清兵突然兵临城下，并于当天开始围城，明军仓促闭门迎战。十月间，孙承宗遣吴襄、宗伟率众四万人来救，前锋驻于锦州城外的小凌河。皇太极、多尔衮亲率200名亲兵发动奇袭，竟把7000名明军杀得大败而逃。明军主力四万人由名将张春率领，渡过小凌河向大凌河进军。在大凌河城外15里处，两军展开激战。张春治军有方，列阵严整，明军炮火猛烈轰击清军骑兵，一度有取胜的希望。这时清军中已有了熟悉火器的辽东汉人组成的炮兵部队，也开炮猛轰明军大营，张春命明军放火攻敌人炮队，但是风势忽然逆转，大火反扑向明军大营，明军大败。张春以下34员高级将领被俘，张春本来矢志不降，绝食三日，第三日晚皇太极亲赐酒食，张春终于被他的气度折服，归顺了清军。
至十月，大凌河已被围三月，城中本有军民三万人，但粮草只够一个月食用。城内平民已经大批饿死，战马被杀充作军粮，只剩了三十匹，饥饿的守军已经开始分批屠杀平民充饥。皇太极几次致书劝祖大寿投降，祖大寿都不予理会。1630年清军在永平屠杀了已经投降的满城军民，虽然皇太极后来惩办了肇事将领阿敏，但已经在辽东汉人中造成极度恐慌，守城的辽东士兵也都坚决不愿投降。十一月初，刚刚投降的张春被派到城下同祖大寿对话，劝其归降，并代表皇太极保证决不屠杀降兵。祖大寿应皇太极之邀，派人到清军阵中勘察了形势。而此时城中的饥荒更趋恐怖了，城中原有三万人，此时只剩一万一千余人了，将领们开始杀士兵为食，这样消耗下去，只有自己吃光自己。清军在城外不断向守军喊话，威胁他们说吃人肉的人到阴间要受惩罚，不如尽早归降，有些士兵挺不住，已经开始出城投降。十一月二十一日，祖大寿不堪围困，出城投降，坚决不愿投降的副将何可纲被拉至清军营前示众，当众斩首。何可纲一言不发，含笑而死，其尸首被拉进城门后，饥民竟蜂拥而上争割其肉。
祖大寿投降后，皇太极赐宴表示恩遇，祖被待以最高礼节，只有汗兄代善坐于其上。但是祖大寿并非真心投降，他骗皇太极说赴锦州策反，回去锦州又归明军。祖大寿的诈降，已经把留在清军中作人质的子侄陷于死地，如果是崇祯帝这样被蒙骗，不知又有多少人要受磔刑了。但是皇太极对祖大寿留在清军的子侄和部将仍是优礼有加，而他们也死心塌地为清兵效力。至崇祯十五年（1642），祖大寿在锦州再次被围困，城中又开始吃人。他又被迫献城了，他的子侄在清军阵中已经历下赫赫战功，皇太极决定不计他从前的背盟。祖大寿马上修书给他的外甥吴三桂，劝他也归降满清。但自此以后，祖大寿没有为清军立过任何战功。
史载中唐时张巡、许远坚守睢阳，被围数月，与安禄山军前后进行了 400余战，杀死敌将 300人，士兵12万人。张巡督战时\"大呼辄齿裂血面，嚼齿皆碎\"，城中粮草用尽，杀马为食，马吃光以后，又吃老鼠、麻雀，士兵弓箭上的皮都被吃尽了。张巡带头杀了自己的爱妾，许远也杀了自己的家僮，供士兵充饥。于是城中开始合法吃人，居民易子而食，士兵先吃女人和老人、小孩，再吃病残无力的自己人，守城数月，共吃了三万口人。 全睢阳城一共有六万人，最后被安禄山攻破的时候，只剩下几百人了，城上的士兵连拿弓的力气都没有了。袁崇焕是幸运的，他幸而早死，没能做了明末的张巡。祖大寿是不幸的，他不仅要被逼着做张巡，而且还做了一个没能挺到最后的张巡。既做不了明朝的忠臣，入仕清廷又被史官毫不容情地列入“贰臣”。本来想抛却亲情，持守大节，又没能坚持到底，忠孝两节都丧失殆尽，他是明末最不幸的将军。当他回到锦州复归明军时，他的子侄都还在清军中效力。辽东同一条战线上，在相隔不远的城池，同姓的亲人各为其主，他们抛却了自家的亲情恩义，持守各自不同的信念。但是那些信念，那些即便阖城吃人也决不放弃的军人的信念，又有谁能说得清到底是些什么呢？袁崇焕惨死时已经找不到那个答案了，此时的祖大寿或是在以自己同样惨痛的忠诚来祭奠他衷心敬仰的袁督师，但是他也不能找到那个答案是什么。那些在衰朽王朝末日在孤城中以吃人来让历史铭记他的忠诚的将军，他到底是要忠诚于什么呢？是那个昏庸的君主，是那个无能的朝廷，是那些会用春秋史笔歌颂他的孤忠的史书，还是那些已经被他吃掉的黎民呢？或许是汉族儒生们所说的“天道”吧，只是这个“天道”，这个宁可天下人都辗转哀号于沟壑也要保住一姓天下的血染的“天道”，早已不是悲天悯人的孟夫子所说的“黎民不饥不寒”的天道了。
当将军们要靠吃人来维系自己的忠诚的时候，世上的“天道”就要逆转了。建州女真这个只有五十万人口的撮尔小邦，就这样被昏悖的明朝君主一天一天膨胀了他们的雄心，也许天道已经归属于他们，但是他们也守不住天道多久。每一个觊觎中原的异族王朝，开国都是这样生气勃勃的，但愿他们的开国君主能看到，一俟自己入主中原，也浸淫于汉族儒生的迂腐纲常说教，久而久之，习焉不察，后辈子孙就会走向同样的政治腐败、武备荒弛的老路，1640年代的八旗劲旅，二百年后遇到太平军、英法联军就又如当年的明军一样不堪一击。可惜皇太极永远看不到那一天了。
大概就是在袁崇焕死去后的北京城外，皇太极已经萌生了吞并中原的雄心，但是崇祯帝已经等不到他来收拾了……
注释：
1明朝皇帝不出来见大臣是明朝政治最独特之处。钱穆先生说这都是朱元璋定的制度不好，本来做皇帝确实是件十分辛苦的事，朱元璋为防大权旁落，废去宰相，将政府直辖于王室，军国大事完全独裁于天子一人，做皇帝就越发辛苦了。据统计，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先后八日间，内外诸司送到皇宫里的奏章，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每份奏章里，有讲一件事的，有讲两三件事的，共计有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明朝只有开国初年朱元璋和朱棣两任皇帝精力超常，可以独裁军国大事。后辈子孙长于深宫，精力逐渐萎靡，要一年三百六十日每天三次上朝，下朝还要批阅奏章，实在苦不堪言，严冬腊月就更不消说了，所以后来皇帝就不断想偷懒的法子。朱元璋本来定制内监不许识字，宣宗开始就在内厅设内书堂，打破内监不识字的禁例，让太监在阁臣的票拟上代皇帝批朱砂，自此以后皇帝就可以身居内廷，再不用辛苦地早朝。自成化以来，迄于天启年间，前后一百六十三年，只有弘治末年皇帝出来延访大臣。而万历皇帝为了自己的家事和群臣赌气，竟然自万历十七年（1589）年 始，三十年不出见大臣，几任内阁大学士都不曾见到皇帝一面。万历二十九年（1601），两京缺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朝臣请求择人补任，不准。万历四十一年（1613），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刑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制度虽然有问题，但是皇帝懒成这样子又不退位，也实在荒唐得匪夷所思。
2张居正善于理财，万历初年国库亏空已经十分严重，张居正推出以追税定官吏考成、清丈逃税土地、一条鞭系列新法，又任用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十年辛苦经营，财政危机基本扭转。到张居正死前不久，北京太仓粮食储备足够此后九年使用，太仆寺存银积四百馀万。太仆寺存银本是存着预备买马的银两，有事时发银添购马匹以应军需，无事时将一部分马匹变价存库以减少马的倒毙及草料的消耗，所以称马价钱。太仆寺存银归太仆寺专管，其出纳不受户部支配，借与户部或其他衙门以充兵饷或别用，原是一种变通的办法。隆庆五年（1571）准许鞑靼酋长俺答等入贡通市以后，西北边患稍纾，马的需要较减，而每年互市换得鞑靼许多马匹，马的供给又较前增加，太仆寺自无牧养多数种马的必要。高拱张居正共同主持力排众议准许俺答通贡市，减少太仆寺种马，准许人民以马价纳。当张居正在时，太仆寺银已积存到四百馀万两之多，而太仆寺每年又有经常的牧地收入，所以在居正死后十年（1598）第三次中日战争发动之时，太仆寺存银已达一千万两。万历末年平宁夏兵变，援朝鲜，平播州土司杨应龙之乱，称为万历三大征，而援朝鲜之役历时最久，用费最多，七年中用去约八百万两的战费。这三大役的巨额战费，大部都挪用自太仆寺。援朝鲜与丰臣秀吉持久战七年，双方互有胜负，结果因丰臣秀吉病死、日军全撤，明军才告胜利，与其说是明军打赢了这场帐，不如说是拿钱撑赢了这场仗。
3 吴晗先生言，明代重文轻武，成化以后文臣临军节制遂成定制，政府的用意是以文臣节制武臣，防其跋扈，结果是武官地位越来越低。在内有部、科，在外有监军、总督、巡抚，重重弹压，五军都督府职权日轻，将弁大帅如走卒，总兵官到兵部领敕，必须长跪，“间为长揖，即谓非礼”。但是武官不像文臣，不需辛苦的八股科举，人数却与日俱增，中期以后宦官专政，佞幸多得武职，武官更泛滥不堪。洪武二十五年京军军官的总数是二千七百四十七员，六十几年后，到景泰七年（1456）突增三万余员，较原额加了十一倍。再过十几年，到成化五年（1469）又增加到八万余员，较原额增加了三十倍。到万历时，神宗倦于政事，大小臣僚多缺而不补，可是武职仍达八万二千余员。到天启时魏忠贤乱政，武职之滥，打破了历朝的纪录。武官功名多是贿赂得来，统兵原为求财，贪冒军饷遂成风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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