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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雄乱世之术——王熙凤管理术之批判
村学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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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其所以能成为文学巨著，在于它的文化涵量极为丰富，惟此，二百余年来治“红学”者方能见仁见智，在各自的文化视野中开拓《红楼梦》研究的新领域。近读刘长明先生《也谈王熙凤的管理术》[1]一文，虽不能给人清新之感，却也是从管理文化切入“红学”研究为数不多的文章之一。不无遗憾的是，刘长明先生撇开了管理者应具备基本素质这个重要而又不容回避的问题，仅是拈出王熙凤协理宁府时的“几板斧”，就以为可以大张其道，就得出“她的卓有成效的管理方法对我们今天改革传统管理模式，提高管理水平也不无参考价值”的结论，未免失于轻率。王熙凤的管理方法是以封建家族奴隶制为特征的，与现代管理学不可同日而语，毫无可比性。认为王熙凤的管理方法优于当今流行的管理模式，这是十分荒谬而又有害的。今天的管理者若受其误导不幸师从王熙凤，这一定是历史的大倒退，不仅是管理者的不幸，更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不幸。
王熙凤何以能协理宁府
在贾氏家族的荣、宁二府中，王熙凤确实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然她入选协理宁府，绝非是一时缺乏人才。第五十五回里，凤姐因“小月”一时不能视事，便由王夫人亲自主理家政，其时就选用了“精细处不让凤姐”的探春充当主要助手。此可证明偌大一个贾家不是没有人才。又如贾府中的重孙媳妇秦可卿，被极善识人的老太太称为“是个极妥当的人”，秦氏在贾府中也是唯一口碑甚好的人，从她死后托梦凤姐所表现的“忧患意识”来看，倘若秦氏不是英年早逝，倘若不是秦氏出身“寒门”，主理宁府并非没有可能。
是什么原因能使凤姐协理宁府？‘我以为原因有三：一是王熙凤“自幼假充男儿教养”，从小就养成了“玩笑着就有杀伐决断”的泼天大胆，即今人谓之为“魄力”的那种东西。凤姐在童贞时代养成的性格，并不符合儿童的天性，是一种人格分裂的变态性格。由于她是在特殊环境里养成的特殊性格，成年后自然就“越发历练老成”了，且“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又极善察颜观色、阿谀奉承，故深得老太太的欢心。二是王、贾两家特殊的姻亲关系。王夫人是凤姐的姑妈，姑侄都嫁到贾家，尽管凤姐是个“客卿”，但宁府感到特别放心。例如凤姐受命之后，贾珍“便忙向袖中取出了宁府对牌出来，命宝玉送与凤姐。又说，“妹妹要怎样就怎样，要什么只管拿这个取去，也不必问我”。宁府连监察之权都放弃了，可见对凤姐宠信之隆。至于凤姐后来劣迹败露失宠则是后话了。三是王家豪富可以力敌贾府。时谚云：“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且不论王熙凤嫁妆的丰厚，七十二回里凤姐与贾琏吵架时，凤姐竟然敢如此斗富：“把我王家的地缝子扫一扫，就够你们过一辈子了。”钱多势大，且两家又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内在联系，这给凤姐入选平添了不少砝码。深得老太太欢心是前提条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害关系是绝对条件，钱多势大是必要条件，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这都不是探春、可卿辈能俱备的，因此协理宁府非凤姐莫属了。
从凤姐入选协理宁府来看，并不是因她德才兼备、具有管理者应俱备的基本素质。她虽身为贵妇，却是个粗俗之辈，看不到她温文尔雅的内美之秀。或用当今时尚话语来说，丝毫无“人文精神”。如她与贾琏拌嘴斗富的那些话，简直俗不可耐。这些话语绝不可能出自很有教养的宝、黛之口。又如在二十九回里，贾府合家到清虚观打醮，刚进山门，她手一扬，便把那个无意撞到她怀里的小道士打了个筋斗，并骂道：“野牛肉的，胡朝哪里跑！”平素骂奴仆们，张口闭口便是“混账王八蛋”、“没脸的王八蛋”！她虽出身诗书门第，却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大字识不了几个，大观园里的诗社活动，她连凑趣的本事也没有，更谈不上知书识“理”了。她想的是权，捞的是钱，道德伦理沦丧殆尽。在十六回里，脂砚斋的旁批写道：“一对乱世奸雄”，把她与伪君子贾雨村相提并论，这足见凤姐之品性了。曹雪芹对人物的藏否不同于他以前的小说，作者并不在作品中去充当裁判的角色，而是让人物在互动关系中去认识、评判各个人物的性格特征，有如羚羊挂角，颇见新意。例如，作者通过贾宝玉之口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认为男人是“浊臭逼人”的秽物，只要沾了男人气就会变得混账起来。而《红楼梦》中就多处将凤姐与男人相比附，如第二回冷子兴说她“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秦氏托梦时称她“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等等。在小说的旁白中曹雪芹不曾对凤姐用过一句贬词，恰恰是通过冷子兴等明褒暗贬的话语，揭示了凤姐是个比“男人”还要“男人”的女人，是个比混账还要混账的角色。无怪乎奴仆们常在私下里骂她是个“巡海夜叉”。
选中凤姐这样的角色协理宁府当然是贾家的不幸。然而比之贾家其他主子的昏聩、迂腐、庸俗、贪婪、荒淫、无耻，颇有“才干”的凤姐入选似乎又是贾家不幸之“幸”了。
贾府积弊与凤姐“新政”
遥想当年钟鸣鼎食之家的贾府定是治理得井然有序的。象老太太这样精明过人的当家人，管理水平定会比凤辣子高明得多，只不过后来年事渐高，终究敌不过自然规律，权柄逐渐下移，诸事少有人操管，便积习成俗，积重难返了。《红楼梦》中没有提及老一辈是如何管理家政的，故无法与凤姐的“管理术”相比较，但凤姐的“管理术”（或“管理思想”）与探春、宝钗们的“兴利除弊”、“小惠全大体”之道却是大相异趣的。
凤姐上任伊始，既没有管理目标和指标，也没有长远规划和打算，她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树立自己的威权。以她的历练老成和工于心计，深知要在关系复杂的宁府树立威权，先要杀个下马威。第十三回里，写她的第一个举措是梳理宁府问题：“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二件，事无专管，临期推诿；三件，需用过费，滥支冒领；四件，任无大小，苦乐不均；五件，家人豪纵，有脸者不能钤束，无脸者不能上进。此五件实是宁国府中风俗。”其实这五件事不过是宁府中的皮毛琐屑之事，不是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凤姐既然理出了问题，便即行分派了专职，定立了规矩。接着便是“杀一儆百”，找人开刀。一日，凤姐“按名查点，各项人数都已到齐，只有迎送亲客上的一人未到。”凤姐将此人传到，不听她的申辩，不察事出之原委，厉声斥道：“本来要饶你，只是我头一次宽了，下次人就难管，不如现在开发的好。”这个偶尔迟到一次、且又因“公事”（迎送宁府宾客）的奴仆，竟被罚扣一月银米，责打二十大板。凤姐便是这样以严刑酷法代替王风教化而树立起自己的威权，这与当代科学的管理方法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王熙凤找到宁府“风俗”后，且看她是如何“改革”、推行“新政”的。
一、“人口混杂，遗失东西”
偌大一个宁府遗失物件是不足为怪的。只要府上遗失物品，不论是丢失或是窃失，凤姐总是将奴仆们视为盗贼，人肄搜检逼供，对嫌疑人先作有罪推定，随之处以重罚。如六十一回玫瑰露事件的处理，凤姐居然说：“虽然这柳家的没偷，到底有些影儿，人才说她。虽不加贼刑，也革出不用。”凤姐的“管理术”，不仅与现代法学精神相悖，更是对现代管理学的反动，这是无须多作论证的常识。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在清代有这么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凡是被王公贵戚、名门望族家撵出的奴仆，任何人都不敢录用。因此，柳嫂、柳五儿的被逐，无异于是将其逼上绝路，他们所遭受的屈辱、命运之凄惨，更是无处诉说。可见凤姐的那套“管理术”是建立在中世纪最黑暗、最反动的封建家族奴隶制基础之上的。
二、“事无专管，临期推诿”
贾家是百年望族，小说中虽未交待宁府有多少人丁，但分明说过仅“荣府一宅中合算起来，……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口”（第六回）。想必宁府规模亦不相上下。人口纷杂，分工定岗是必要的，然而分工过于细密则是一种浪费。例如在搬入大观园前，宝玉等少爷小姐“每人除自幼乳母外，还有四个教引嬷嬷，除贴身掌管钗钏盥沐两个丫头外，另外四五个洒扫房屋来往役使的小丫头。”他（她）们身边不过是十二、三个奴仆而已。宝玉搬入大观园后，服侍他的女仆增至二十三名，男仆增至十二名，比以前增加了二倍！再看探春名下的奴仆分工：“有三四个小丫环捧了沐盆、巾帕、靶镜等物来。此时探春因盘膝坐在矮板榻上，那捧盆的丫环走至跟前，便双膝脆下，高捧浴盆，那两个丫环也都在旁屈膝捧着巾帕并靶镜、脂粉之类”（五十五回）。这里揭出二个问题，一是主子驱使奴仆，奴仆安敢“临期推诿”？二是宁府分工如此精细，小可谓之“事无专管”。然而从管理学的观点审视这种精细分工，则是浪费劳动力资源，而人力资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在当代，即使是最平庸的管理者，也不会如此恣意浪费人力资源的。
三、“任无大小，苦乐不均”
所谓“苦乐不均”，实质上是劳动负荷量大小和强度问题，被役使的奴仆是无苦“乐”可言的。例如，为探春盥沐而高举沐盆的丫环与宝玉打扫庭院的奴仆，他们之间如何比较劳动强度？如何计算“苦乐不均”？因此，在封建奴隶制的宁府提出“苦乐不均”是毫无价值和意义的。四十五回里那位高等奴婢赖嬷嬷曾感叹万端地说过：“你那里知道‘奴才’两字是怎么写的！”这句话无须引伸发挥，道出了各等级各类别的奴仆，只要他具有奴隶的身份，他们那深藏于心的悲愤、幽怨、凄苦、辛酸，绝不是“苦乐不均”可以度量的。与劳动量大小、强度相关联的是分配问题。既然凤姐意识到存在“苦乐不均”现象，那么就应该实行按劳分配，而《红楼梦》中提供的“例证”，恰恰证明了凤姐实行的却是按等级、按关系亲疏分配的政策。在三十六回里，凤姐曾向王夫人报告过月例钱发放账单：袭人一两、晴雯一吊[2]、佳薰等八个小丫头每人各钱五百。所谓“奖金”也是以亲疏为准的。三十四回里，王夫人吩咐凤姐，“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两银子里，拿出二两银子一吊钱来，给袭人去。以后凡事有赵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袭人的。”为何这“奖金”只有袭人的，而无聪明能干又漂亮的晴雯一份呢？脂砚斋的旁批道出个中原委：“夹写月钱是为袭人渐入金屋步位。”袭人被王夫人等安排为宝玉的妾，晴雯是被王夫人横坚看不惯的“狂样子”，不但得不到“奖金”，而且在她被逐出宁府时，王夫人甚至恶狠狠地说：“只许把贴身的衣服撂出去，余者好的衣服留下给好丫头们穿。”
苦乐不均与劳动报酬不挂钩，在《红楼梦》里是个制度问题，而不是一个管理问题。
四、“需用过费、滥支冒领”
“滥支冒领”在《红楼梦》中着笔不多；而“需用过费”则比比皆是。例如贾母“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写了，天天转着吃，”餐餐不同味。而力举革除弊政的凤姐，她的饭菜也是大大“桌上碗盘摆列，仍是满满的鱼肉，不过略动了几样。”贾珍和一伙纨绔子弟比赛射箭，赌钱竟似“临潼斗宝”一般。荣、宁二府中凡生辰、时节、花会等等，酒宴几无虚日。资深老奴赵嬷嬷说他们“把银子花的象淌海水似的。”（十六回）而这仅仅是吃和玩的开销。在“需用过费”的问题上，连主政的凤姐都无意约束自己，想见她那套管理术是何其虚伪了。
五、“家人豪纵，有脸者不能钤束，无脸者不能上进。”
凤姐所指“家人豪纵”虽语焉不详，但绝不是指主子阶层，无疑是泛指奴仆中的一类。焦大是对主子有救命之恩的老奴，老一辈主子曾对他“另眼看待”，这在奴仆中算是最“有脸者”的了。然焦大很不识相，颇有些“豪纵”。他敢说只有门前那对石狮子是干净的，敢揭主子们的污秽。于是凤姐指使贾蓉叫人把他捆了起来，拖到马圈里，“用土和马粪满满的填了他一嘴。”（第七回）对焦大这类不服钤束的“豪奴”，凤姐自然有常人难以想象的法子惩治，目的自然是维护“到底主子奴才的名分，也要存点体统才好”的封建家庭奴隶制秩序。至于“无脸者不能上进”一条，切莫以为凤姐是为了提携“无脸者”，例如二十七回晴雯责备小丫头红玉不干活，红玉辩称是受凤姐差遣去了，晴雯即刻放下脸来冷笑道：“怪道呢，原来爬上高枝儿去了，把我们不放在眼里。”红玉是地位最卑微的奴婢，且不说他是否有可能“邀宠上进”，仅凭自己的敬业精神和勤扒苦做不仅不可能上进，反而要受到同类的讥讽。而晴雯的冷嘲热讽，则说明宁府根本就没有建立“无脸者”上进的机制。作为一个管理者，应该知人善任，把德才兼备的“有脸者”和“无脸者”安排到各层级岗位上去。而凤姐所为与这一原则却是南辕北辙的。例如王夫人房里的贴身丫头金钏儿死后，职位上就留有一个空缺。王熙凤深知这是“领导”身边的职位，是个“肥缺”，便故意引而不发，有意让下边的人互相争夺，待那些谋职者把“贡礼”塞足了，她才安排补缺人选。激励机制是现代社会常用的管理方法，旨在促进系统内部的良性运行，而王熙凤却是反道而用之，鼓励奴仆们在主子面前竞争邀宠，挑起奴仆之间的互相对立、排挤、倾轧、内斗，她则可以获渔人之利，能得心应手地驾驭奴仆。制造“内耗”是中国封建政治之秘术，而王熙凤对这种秘术却是玩得烂熟。
综上所述，王熙凤在宁府推行的非但不是“改革”，连“改良”也称不上；非但不是“新政”，甚至比旧政还要反动。王熙凤这套鬼把戏是用来哄宁府那帮昏聩庸人的，不意被刘长明教授发现却拿来哄当今之国人。事实业已证明，王熙凤如此“卓有成效”的“改革”，不仅没有革除宁府积习已久的“风俗”，反而加深了宁府的危机，加速了宁府的倒塌崩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王熙凤是贾氏家族的掘幕人！从政治、历史、制度文化上来说，王熙凤歪打正着破坏了一个旧世界，但她绝对不可能建设一个新世界！从管理学上来说（注意，刘长明先生仅是从管理学上讨论的），我们时刻都要警惕各色男女的“王熙凤”们，以及为王熙凤们大张其道的“刘长明”们！
对王熙凤的定性考察及意义
王熙凤虽是协理宁府，实为宁、荣二府的总管。如果以管理者的角色立论，这艺术形象就不限于宁、荣二府了，而是有社会历史的共时性和历时性意义。因此就有必要对王熙凤作番定性考察。
作为管理者，首先应钤束自己，然而通观《红楼梦》中凤姐之行状，实在找不出她“严于律己”的佐证，大量记载的是她利用管理者的权力之使，大肆放债取利；大量描幕的是她那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晦曲心态，这在十一、十六、三十九、七十二等回目中都留有详尽记录。据小说中记载，起初她只是拿自己的月例钱、体已钱去放高利贷，后来胆子越做越大，继而“违例取利”，采用克扣，透支，拖欠奴仆们那点少得可怜的卖身钱去放高利贷，很快她便积攒起巨额资财。史料记载清代放债情形是：“京师放债，六、七当十，半年不偿，即行转票，以子为母，数年之间，累万盈千”；[3]或“八折出借，滚算月利，不及一年，利过于本。”[4]因此平儿说她“这几年拿着这项银子……利银一年不到，上千的银子呢！”可见平儿所言绝非无根之论。锦衣军在查搜荣府时，在她的寓所东跨房抄出两箱地契书和一箱借据，这就是王熙凤“卓有成效”的“政绩”！特别提示读者注意的是，王熙凤是两手空空赴宁府上任的，是什么“魔法“使她在任上陡成巨富？原来勾结官府榨取钱财也是王熙凤的生财之道。第十六回里写道，当馒头庵里老尼求她到衙门打通关节，拆散人家婚姻时，她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发财的好机会，便以欲擒故纵之术，硬是让对方磨到最后时刻方应允道：”你叫他拿三千两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于是串通官府，包揽讼词，强迫男方退婚，逼死这对无辜恋人。“这里凤姐却坐享了三千两银子，王夫人等连一点消息都不知道。自此凤姐胆识愈壮，以后有了这样的事便恣意的作为起来。”
管理者的权力是如何转化为财富的，王熙凤的行径赤裸裸地展示了这一过程。当代新闻媒体早已不忌讳一些管理者的严重腐败行为，如果还需要王熙凤提供“有参考价值”的洗钱术的话，那是因为当代这些伸手被捉的管理者们“空手道”玩得不够娴熟，欺上骗下的手段未达到炉火炖青的程度，委实需要请出王熙凤这位教师爷好生给他们调教调教。似乎有不把中国刮他个“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誓不罢休的气概。
作为一个管理者，还应有超前意识，或者说是居安思危，有远见卓识。且看第十三回秦可卿托梦凤姐时的一段对话：
秦氏道：“婶婶，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盈’；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的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凤姐听了此话，心中大快，十分敬畏，忙问道：“这句话问的极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无虞？”
这段对话足以说明凤姐全然没有对家族、对自己的那种危机感，对即将来临的厄运和积蓄已深的矛盾也毫无对策。从她协理宁府的管理行为中也可看出她无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态度，而她敛财却是泼天大胆。当她听得秦可卿的一番警示之言时，居然“心中大快”，曹雪芹这力透纸背的犀利笔锋，揭示了王熙凤协理宁府绝不是为了匡救时弊，不是为挽狂澜之既倒、大厦之将倾，而是以一种封建末势心态对社会进行破坏性、毁灭性的噬食 “有机会就捞，没有机会创造机会捞，不捞白不捞”。这是值得管理者们注意的“王熙凤现象”。
作为一个管理者，还要有很多虔诚的宗教意识。宗教意识首先表现为一种信抑，最终归属于一种伦理规范。凤姐曾声称她“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的”，因此，在她心灵中也就必然没有令她敬畏的“上帝”和精神戒律，因此，她无论“凭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她违例取利，勾结长安节度，贿赂都察院，毒设相思局，害死尤二姐……这些恶行都是她想干就干的事儿。兴儿说她“嘴甜心苦，两面一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把火，暗是一把刀。”连个受教育不多的下等丫头都能准确、生动、形象地道出她的本质特征——卑鄙、无耻、阴险、狡诈、贪婪、残忍、虚伪、庸俗，而刘长明先生却将这样一个秽物视为稀世珍宝抬出来供当今管理者“参考”，这是令人颇费思量的。当下许多“红顶”管理者，内无虔诚之宗教信仰，外无民主之监督机制，不能说这不是造成全社会严重腐败的主因之一。
剥去王熙凤那副标致的画皮，便显露出她那奸雄本色。感谢曹雪芹在一个典型环境、典型时代创造了这个乱世有术的典型奸雄形象。透过刘长明先生的大文，已见“红学”研究到了穷途末路，也见得当下学术界的浮躁和底气不足。学术作为国家的软件工程，竟落得如此境况，难道就不值得管理者们深长思之的吗！
注 释：
[1]《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社科版增刊。
[2]袭人的一两银与晴雯的一吊钱是等量不等值的。“以银说，袭人是一两，晴雯才得四、五钱，折成钱，袭人可得二吊以上，晴雯只有一吊整。晴雯月例仅为袭人的八分之二到二分之一。”引自《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2期。田荣：从袭人与晴雯月例的差别看清代银兑率之殊异。
[3]《清史稿·刘荫枢传》
[4]佚名：《心政录》卷三
【发帖附言】
吾之旧文,原发<明清小说研究>,
改革开放己廾余年,时至今日创造了数目不详之下岗大军,也创造了万计之\"王熙凤\",这绝不是总设计师之初衷吧！?检读旧文,深长思之:当代中国何以也盛产\"王熙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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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8-5 23:23:48
发表于 2005-12-5 13:46: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