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真相毛泽东－－毛泽东的政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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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的破灭  -- 真相毛泽东

              毛 泽 东 的 政 治 理 念

            

   没有谁怀疑毛泽东是一个足智多谋的政治家，他的言行几乎支配并影响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余波所及，乃至如今。


   在这个农民儿子的身上，不仅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沉甸，也可以看到现代多元性文化的折射。他的自强不息与困惑，他的成败与悲喜，他的狂荡不羁与自卑，他的睿智与过错，似乎很难以一般的眼光和尺寸来评判。但作为一个男人他是成功的，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却是失败的。因为事实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没有把共和国引导好并治理好，而且他造成的灾难无疑是空前的。人和思想都是环境的产物，毛泽东当然也不例外，他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条件，注定了他的人生归宿和政治品格。作为一个农民领袖，在落后的旧中国，他不可能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概而言之，毛泽东是个不成熟的、自私的、阴谋、偏执而狂暴的政治家，如此而已。

          第一节：公有共产，天下大同——均贫富的经济模式

   学术界似乎有一种不负责任的观点，认为毛泽东只对政治感兴趣，不怎么关注经济。但我不这么认为，恰恰相反，毛泽东在建国前后，他最关心的大事之一就是经济。
   根据我们对毛泽东人生历程的全方位透视，他是个功利至上的现实主义者，虽然他富于理想和激情，虽然子曰诗云一身书卷气，骨子里却比谁都看重实在。在名与利这个关系上，在《毛泽东早年文稿》中，他曾轻蔑地说：“思留千载名者妄也，钦羡他人留名者亦妄也”，又说：“吾人要此历史之名做甚？”这不是大彻大悟之言吗？唐代杜甫也曾有过类似的感叹：“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需身后千载名？”可见都是唯物主义一族，以实惠为归宿。
   说到毛泽东注重经济，早在他创办《湘江评论》时就撰文强调：“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这表明，不论哲学也好，政治也好，文化也罢，艺术也罢，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老百姓吃饭的问题，民以食为天嘛，没饭吃老百姓就要造你的反，你的主义和政策就是假大空。把人民群众的生死存亡问题摆在首位，这显示了年青的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良知，足以让高谈阔论的王公贵族们汗颜无地。往后走，在毛泽东的“新村”和“湖南共和国”里，在井冈山和延安，耕者有其田，织者有其布，老有所归，幼有所养，劳苦大众必须有衣食住行的保障，这些观点一直是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政策。考核一下毛泽东的经济年谱可知，从二十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初，他几乎没有哪一年不就经济问题作指示，有些问题他甚至反复讲，亲自抓。他曾把经济成就作为衡量政党和政府的主要标准，认为不懂经济的政党就是一个无能的党，而不懂经济的政府是迟早要垮台的政府。

   能说毛泽东不关注经济吗？


   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大同理论，其代表作便是《礼运》。该书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经过康有为的诠释后，继而支配了毛泽东整个青少年时代，他的民主观、民权观和民生观，经过孙中山的概括，成了他平定天下，匡扶社稷的指南。公有即共产，它是一种原始的民主平均观，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与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理论，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所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其人之幼”（《孟子》），这理论酿造了中国几千年人文主义精神，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精髓。它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爱国仁人志士，激励了人们不断地去改造民族与社会，并以此作为理论武器，去抗击横蛮霸道的王者文化。
   如果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古代大同思想的产物，那么，青年毛泽东以民为本，反对强权与独裁，民众参政，天下共和的主张，则应是三民主义的延续了。在彼时，孙中山推翻帝制后，“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呼吁民主民权与民生的学人，可谓成千上万。而胆略之大，气魄之雄者，当属毛泽东了。他在《湘江评说》中对时政的抨击，潇潇洒洒，如入无人之境。他把人民在社会中的作用，首次摆到了至上的位置，百姓的疾苦安危和生存权利，也第一次在媒体上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毛泽东以现代语言，对古代大同思想作出了通俗的推广，他当时继承的正是千百年来的忧国忧民传统。


   激愤产生思索，激情带来理想。


   毛泽东没有停留在情绪的冲动之中，稍后不久，他相继策划并推出了所谓“新村”和“湖南共和国”的理想蓝图，其中除了他提出的民主参政议政、罢免独裁外，他更多的是刻画了民众安居乐业的场景，从工农商学兵，到孤残老幼寡，他都作了入细入微的安排。这无疑是个理想的国度，在这里没有任何特权，人人平等，按劳分配，每个人都有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所有的财产设施，都是全社会共同拥有，谁都不能独占，而且相互合作，共同建设家园。
   毛泽东的构想虽然带有成人童话色彩，但体现了他年青时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体现了他以民为本的政治品质，极富于人文主义情调。我们知道，衡量一种社会体制的优劣，其主要依据便是，该社会制度是以民为本还是以官为本，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既然是以民为本，显然代表了当时的进步思潮。
   在毛泽东那时看来，只有以民为本，国家才能共和，只有国家实现了共和的状态，社会才是理想的状态。共和，成了毛泽东早年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他能鼓动民众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毛泽东的“新村”与“湖南共和国”中，上下和睦，团结互助的描述甚多，似乎人们一旦共和了，社会就安定了，人民就幸福了。毛氏共和国，在性质上是全民的，民主与民权是其核心。在管理模式上是普选议会民主制，在党政关系上是两党对峙或多党分立之制，在军政关系上军队隶属于国家，而其中心思想便是民生福祉。不用说，这样的共和国无疑是理想之境，但他以省为国，要求分而治之，既不符合民族历史的发展规律，又与社会的现实相去甚远，堪称书生意气，纸上谈兵。

   毛泽东对“共和”的诠释可谓是不厌其烦，1920年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到1923年，他为“共和”时作文章呼吁，社会要注重劳工权益，强调劳工神圣和劳工解放，剥削与压迫劳工是罪恶的。1925年开始，农民也成了他追求“共和”的同盟军，1926年毛泽东更把农民运动作为“共和”的主要内容，撰《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提出要建立农民政权，一切权力归农会。1928年至1934年，毛泽东以苏联为榜样，推行苏维埃共和国模式。1935年华北事变后，毛泽东在十二月的陕北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思想。1936年9月，因国共合作的需要，毛泽东提出以中华民主共和国，作为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1938年3月，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主张，并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说，三民主义共和国是中国的建国方针。1941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作《新民主主义论》报告，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1945年6月，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报告，强调民主自由与统一，反对一党专政，实现民主与共和。到1949年，毛泽东最终颁定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术语的演绎变化，虽然有过不同的定语、状语和补语，但民族共和、民主共和始终是主语。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毛泽东“新村”与“湖南共和国”的延伸和扩大。想经天纬地的毛泽东，终究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在形式上圆了共和之梦，问题是，没有老百姓的物质生活保障，能“共和”吗？


   应当承认，毛泽东早年的人文主义思想，无疑是宝贵的。强调民主民权与民生，显然是每一个民主政治家的不二选择。当民主只是一个招牌，民权形同虚设，民众尚可联合起来斗争，一切权力归工农，这都是可以实现的。然而，政治家拿什么来保障民生呢？柴米油盐酱菜茶，老百姓开门七件事，如果没有钱，他们怎么过日子？在资本生钱，钱生资本的人类社会，丑恶与美好同在，痛苦与快乐并存，怎可因为痛苦全盘否定资本与钱的作用？理想主义者毛泽东，正是在这点上走入了误区。一方面，中国古代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的观念促成了他闭关自守的民族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反剥削与压迫的共和理念，形成了他盲目仇恨资本与资本主义的心态。尤为重要的是，万能的钱不仅会改变人们的信仰，也会影响他“内圣外王”的大权。所以，毛泽东一生反感资本与钱，尽管他深知没钱是万万不行的，尽管他在建国前后总是关注经济，也尽管他渴望自己管理国家能尽快赶上美国、超过英国，终因其错误的政治经济理念，将自己的民族引向了灾难。
   众所周知，资本是社会的造血工具，不论工农业生产、军事、科技教育还是民众的日常生活，如果缺少资金，任何理想都将是空想，再美妙的蓝图都将是伟大的空话。这个简单的道理，毛泽东不是不懂，他当年筹办文化书社时，就已经领略到了钱的重要。假如当年没有杨开慧家人和陈独秀等人的捐助，别说办书社，即便是他的吃饭都成问题。后来他被蒋家军队围困的时候，他的士兵饿得面黄肌瘦，他也曾为钱粮深感苦恼，力争党外人士和国际援助。基于毛泽东的功利主义原则，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资本主义比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要强得多，现在的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的，我们的资本主义太少了。”毛泽东此时之所以如此欢迎资本主义，那是夺权和统一战线的需要，严峻的现实问题，使得他不得不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怀柔政策，因为没有他们的投资和开发，便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实现自己的建国之梦。事实上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友好帮助，如果没有国际资产的援助，单凭自力更生的“南泥湾”精神，是不可能夺取政权的。

   毛泽东一生读过很多书，但可能没看过资本论，这使他对资本和资本主义，总是持一种似懂非懂，时褒时贬的态度。而当他误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将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时，准备君临天下的毛泽东，终置资本的造血功能而不顾，以“剥削”之罪将资本处以极刑。“兴天灭资”，成了毛泽东营造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纲领。殊不知，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资产，过上有钱人的日子，毛泽东却一反初衷，强调“无产”，打击“资产”，这就从根本上遏制了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积极性，消灭了他们发财致富的念头。
   还在建国前的希望之秋，1949年9月，政协第一届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正式规定，没收官僚资本、保护公有财产，废除私有制。这种理念的直接后果，便是对地主富农的粗暴剥夺，致使200多万地主富农死于非命，而今天倡导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保护私有财产已纳入新法规，则使人怀疑中共革命夺权的合法性。
   毛泽东忽视了为人民谋福利的真实内涵，公有共产虽然是一种美丽的境界，但公有是由私有所组成，当私有己成为罪过，公有也就成为了一纸空谈。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所说，建国后，毛泽东特别痛恨那些买房置地、想入股当董事当经理的人，他忘记了人心思富这一古今定律。事实上，中共不少地方官员，对当局阳奉阴违，暗中贪污腐化，并以功臣自居，扬言说老子辛辛苦苦干革命，不就是图个享受吗？干革命图幸福并没有什么错，但毛泽东把一切私有归为社会主义之敌，他们也就只好偷着干了。毛泽东没往深处想，1950至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恰恰体现了资本的优越性和金钱的魅力，也体现中共政权资本的贫乏。中共不少地方官员，为获取利润和好处，采取各种手段从事经济犯罪，从国民党和地主富农手中没收来的资本，又在无形中转化为中共官员的权力资本。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前，毛泽东还强调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要利用和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当时刘少奇还附和说，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仅没有罪，而且有功劳。工农的痛苦在于没有人剥削他们，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利。据官方史料记载，正是由于私有资本的作用，建国后不久，到1951年全国私营工业户数较以往增加11%，生产总值增加39%，私营商业户增长11.9%，零售总额增加36%，当年私营工商业所创利润，超过了国民党执政下22年中的任何一年。可是，当人心思富的中共官员开始经营自己的权力资本的时候，资本的负面作用，同时在侵蚀他们的灵魂。毛泽东深感不妙，把一切罪过归于资本，并于1951年5月借对《武训传》的批判，开始全面清算所有资产阶级的言行，认为资产阶级地战争还可怕，而且于当年12月开始，布置全国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是胜利了，所有的资产阶级都被整得“灰溜溜、臭哄哄”，有钱人，资本和资本主义，已成了罪恶的代名词，人不能有私心私欲，更不能有私产，只能接受政府的统一调度与分配。国营经济是唯一的经济，在毛泽东看来，个体经济和小生产经济，其发展必然走向资本主义，因而他开始回收分给农民的土地，回收方式是农业合作化。毛泽东曾在中共六次全会上说，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有些同志太仁慈，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他还说，要使资本主义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并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断言，包括中国在内，不论英、美、法、德、日各国，所有的国家都统统不要资本家，全世界都要跟苏联走。

   毛泽东这些近乎孟浪的言辞和心态，实在是经不起分析。关心民众的私有财产与小生产经济，按理应是政府的天职和最基本的政治品质，毛泽东却认为不能对他们有良心。在此，他首先违反了自己让耕者有其田，织者有其布的理想初衷；其次，他给了别人一种误导，好象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不讲良心的，他也许不知道，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从来就是马克思主义最关心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再者，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评价如此武断，真是让人吃惊。二战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并没有如他所预言走向灭亡，资本的建设性与造血功能，远远大于它的破坏性和腐朽性。比如日本，它由一个战败国在短短的时期内，发展成为世界强国，它所推行的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又如台湾，从1949年到现在，它五十五年的经济发展表明，它的雄厚实力在亚洲堪称皎皎者流。它实行的也是资本市场经济。根据苏共政治经济学原理，要实现社会主义，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换言之，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必然是社会主义。毛泽东接管的中国社会，在当时仅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的资本主义虽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其生产关系尚未成熟，生产力更谈不上发达。在这种情况下，人为地、强制性消灭资本主义，体现了毛泽东不成熟的政治理念和好大喜功的君权主义风格。


   社会主义，似乎是个美好的名词，人尽其才，货畅其流，百姓安居乐业，人民当家作主，每个人都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真是美不可言。毛泽东想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其动机也许无可厚非，1951年2月，毛泽东批准了刘少奇“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纲要，完成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按理说，刘少奇的纲要具有相当程度的可行性，他主张先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只有这样，农业经济才有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毛泽东却坚持认为，农业互助合作化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不一定要依靠工业化和机械化。他的观点，透露出了他对斯大林集体农庄模式的迷信，也显现了他的巴黎公社情结。1951年5月，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苏共的农业合作社是空想农业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必须依赖工业，否则，中国要走向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现在什么条件都不成熟，不要急于搞农业合作化。刘少奇的想法却遭到毛泽东的质疑和反感，在权力面前被迫收回己见。
   1952年，中共经过三年的整肃与镇压，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的改革，国家的政治、经济格局表面上趋于稳定。毛泽东以为天下大定了，9月他听取周恩来工作汇报时说，从现在开始，使用10到15年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10年之后才开始。他又委托刘少奇征求斯大林的意见，用十几年的时间完成过渡是否妥当，自然得到了斯大林的表扬。这坚定了毛泽东实施农业合作与人民公社的信念，在他看来，马列传人斯大林老师都支持自己，错不了。

   由于没有工业的支持，到1953年，全国粮食供应即呈现紧张状态，供求差额达87亿斤。因此而带来了其它生活物质的紧张，贫困开始袭临中华大地，贫血的政治已是不争的事实。毛泽东却仍然我行我素，坚持大搞农业合作化，到1955年，全国被迫加入合作社的农产达到96%，全国农村合作社达100万多。令毛泽东难堪的是，此时的农村形势极度紧张，农民的基本温饱都得不到保障，情绪消极，不思生产，不时有饥荒，闹事的消息飞到中南海。他不承认这是事实，是年5月，他外出视察后竟说，谁说农民消极？那是少数。我所见所闻，麦子长得半人高，所谓缺粮，大部份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的叫嚣，是资产阶级借粮食问题向我们进攻。他还提出要在原100万个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扩增为130万个，并批评持不同政见者，如邓子恢等人，指责他们落在运动的后头，像小脚女人，当年搞土改的劲头和热情到哪去了。
   在农业经济萧条的同时，城市劳工的生存状态也很不景气。一方面，农业的落后影响了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外援，中国社会当时可谓是一穷二白。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手工业生产率太低，有些传统产品都没法继续维持，设备陈旧老化，工人劳动繁累。群众月薪收入普遍低下，生活物质贫乏，很多人找对象都因难。尽管如此，农民开始抱怨说农不如工，低人一等。公私合营的资本家，大多对定息没有兴趣，一个月才几毛钱，还不如不要。而国家需要投资的项目很多，如果没有资本的投入，岂不是画饼充饥？此外，由农业合作化高潮促成的工商业公私合营高潮，因合并过多，且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与管理模式，造成了求大求全、生产单调、品种减少、网点不足、流通阻滞的局面。资本没有充分发挥其建设作用，它的造血积极性严重受阻。更因为政府把资方人员视为资产阶级，所以公私合营不到两年，就被后来的“大跃进”国营经济全部吞没。主观干预客观，政治干预经济，这种王者文化性质的治国模式，能不走向衰败吗？


   遗憾的是，理想激进主义者毛泽东，他可不认为自己错了什么，错的只是资本家和资本主义。虽然他曾多次强调，要利用资本的建设作用，要承认他们劳动者的合法地位，但毕竟这只是他的敷衍之词。1956年1月，在中央召开的知识份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振振有词地说，中国应该是世界上第一个科技、文化最好的国家，社会主义加努力，为什么不可以呀？中国应该搞几万万吨钢，应该是可能的。毛泽东明知不可能，1956年8月他在陆定一的一个讲稿中加写道，中国革命和建设，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为主，那种依靠外国援助的想法是错误的。毛泽东坚信自己的观点必胜，同年8月，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他仍盲目地以自信的口吻说，我们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的落后状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可以超过美国。真不知道，毛泽东的自信是哪来的，他的农业政策已黔驴技尽了，同年9月他对拉丁美洲的党团代表说，我们过去打仗主要是靠农民，以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我们搞农业合作化，也是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可供你们参考。他仍沉浸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幻觉之中。尽管中共八大会议的中心是，尽快由落后的农业大国改变为先进的工业大国，以国营经济为主，个体补充；以国营市场为主，自由市场补充，但毛泽东全然没有在意中共其他高层领导的意见，断然宣布，中国的社会主义已基本建立，并开始策划更为集权的、严格控制下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为了让所有的人服从自己的旨意，毛泽东同时加紧了意识型态方面的监管和思想整肃工作，他在文化、艺术、教育和经济等各个领域，开展了两条路线的斗争，迫使所有的党政要员和知识精英，无条件地接受毛泽东的经济方向。就在成千上万的知识份子的眼泪流淌声中，在众多中共元老的叹息声中，毛泽东开始了他的超时速飞跃，恰如他在1955年所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中说的，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中国正在上天，全世界都要上天。

   是啊，在1958年那个飞跃的年代，在中共官方媒体的凯歌声中，什么东西没有上天？到处炼钢的炉火映红了天，号鼓与吆喝声震响了天。日夜飘扬的红旗遮蔽了天，公社食堂的炊烟迷漫了天，毛泽东的快乐也飘然升天，“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从小喜欢孙大圣的他，第一次领略到了大闹天宫的快乐，但他不知道，成千上万野外饥骨的腐臭也冲上了天，穷乡僻壤的孤苦哭叫声也传上了天，难道这就是毛泽东早年“湖南共和国”的理想之境吗？1958年6月，人民日报刊发某地区暂时性消灭了血吸虫病，竟让他兴奋得夜不能寝，浮想联翩，一时诗情滚滚，写出《送瘟神》的豪迈诗句来，这么容易冲动和容易满足的东方诗学之子，怎么可能指挥一个泱泱大国的经济命运？1958年下半年，毛泽东到处视察，为他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鼓劲叫好，以权力意志为转移的人民日报更是说，一面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同炼钢铁的火浑然一色，照红了天空。现在，地上天堂的神话已经出现在毛泽东时代。这哪里是什么神话？政府无偿地占有了全部农民的劳动剩余价值，使之转化成了城市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城市工业化大厦的后面，是无数农民的血和泪。由于有媒体的盲目吹捧，毛泽东自然是踌躇满志，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由于农业的大跃进，我们的共产主义会提前到达。明年1100万吨钢，后年1700万吨钢，会要震动全世界。我们可以在七年来赶上英国，再有八年就能赶上美国。现在人们回味他这些话语和心态，是不是有点可笑？


   让毛泽东难堪的是，就在该年11月，他南下视察武昌，他才深感不妙，当地民众艰辛的生存状态，令他坐立不安，这才知道自己高兴得太早，打算于两周后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同年12月，中共召开武昌会议，与会中央要员对毛泽东所犯错误纷纷指责，反对他的乌托帮经济政策和对苏美的公开挑衅。至此，如果毛泽东实事求是，闻过则喜的话，也许往后的中国历史会要重新改写。但一贯主张少数服从多数的毛泽东，却极力为自己辩护，要大家多数服从少数。直到第二年二月，他还坚持认为，不能放弃大跃进，再继续鼓足干劲猛冲。
   鉴于毛泽东的独断专行，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那位横刀立马的大帅彭德怀，也忍不住面谏毛泽东，说由于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全国工农矛盾、城乡沟鸿正在日益深化，民众的生产与生活混乱不堪。而且全国上下浮夸成风，不实事求是，胡乱歌功颂德。刘少奇、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也就大跃进思潮的危害性，都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均被权威至上的毛泽东嗤之以鼻，遭到讽刺与批判。虽然这年4月刘少奇被当选为国家主席，也尽管这年6月赫鲁晓夫单方撕毁了与中国合作的条约，打破了毛泽东的国防工业梦，但似乎对毛泽东没有任何影响。他一手握持意识形态之剑，让所有的人都不敢靠近他，让所有的人都为之臣服；一手不停地批示、圈点，为全国的粮食、布匹、钢铁、交通等调整这里，补充那里。他依然故我，独持己见，依旧强调人民公社不能垮，大跃进是马克思主义，要总结经验搞得更好。

   能搞好吗？不言而喻，结论是否定的。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社会的经济已是衰亡之势。欠了苏共60亿人民币且不说，粮食、布匹奇缺，生产资料、能源、设备都捉襟见肘，副食的市场供应大幅度下落，连北京这样的都市都没菜吃，浮肿病人到处可见，就别说其它地区了。至于人民公社也是每况愈下，不少公共食堂大多一哄而散，很多干部则瞒产私分粮食，那些难为无米之炊的食堂，还得指望国家救济。失去温饱的村民，大多骨瘦如柴，加上地方瘟役和自然灾害，致使很多人饥病交加而命归黄泉。大量农民成了毛泽东农业政策殉葬品，仅安徽阜阳地区，非正常死亡的农民，相当于淮海战役中敌我双方阵亡人数总和的两倍。不负责任的官方媒体，竟轻描淡写地归结为“三年自然灾害”。1961年，朱德奉命调查四川百姓生活，汇报说，群众吃饭是两道烟，吃公共食堂一道烟，自己回家补吃一道烟。陕西省委反映的情况更糟，社员说，吃食堂既浪费劳力和时间，不方便，又尽吃糊糊面，多数胃痛拉稀。他们总结食堂的状态为“十了”：把会开砸了、把眼熬砸了、被批语挨砸了、把群众整砸了、把上级哄砸了、把脸伤砸了、把树砍砸了、把劳力累砸了、把牲口草烧砸了、把锅打砸了。又如河南，群众吃公共食堂不到一年，就纷纷要求回家吃饭。荥阳县某生产队36户中，除两名单身汉吃食堂外，其他人都闹着要回家吃。豫东地区调查表明，允许社员回家吃饭不到一个月，浮肿病即下降百分之六十。


   匪夷所思的是，1960年毛泽东反复阅读了一本后斯大林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竟然十分反感它关心个人物质利益，说这会导致个人主义泛滥，是理论上的错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一个群众生活不离口的领袖，怎么如此漠视群众的物质利益呢？他还反对该书赞成劳动分工，反对专业化经济和社会主义国家互助的经济体系，认为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独立，各搞一套，互不干涉，所以经济发展较快。毛泽东认为，要以不依赖别人为原则，特别是农业，吃饭靠外援危险得很。这让联想起他说的话，要互相援助解放全人类，此处又说互不干预，两者岂不矛盾？自力更生的精神并没什么错，自强不息嘛，但能力有限，人定胜天毕竟只是一种气概。从这些情况来看，毛泽东的确是不懂经济，他主观上也许是想他的子民吃饱穿暖，却南辕北辙，反其道而行之，且因维护个人权威目无他人，不能知错而改，致使整个民族经济文化凋落式微。1960年10月，美国斯诺会见毛泽东，问起中国的近况，毛不无惭愧的坦承，中国人民还吃不饱肚子，并说，中国要花60年的时间，才能在国民生产总产值方面赶上美国。一向自尊自傲，从不认错的毛泽东，居然坦承家丑，可见问题之严重已难以遮掩。1962年2月，在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更是补充说，中国要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估且要花一百多年。听着他的宏论，党政要员不免私下失笑，1958年你毛泽东不是说，只要上十年就可以赶超英美吗？这才是多久的事？事实无情地嘲弄了这位浪漫而偏执的农民领袖，他这才明白，打天下易，治天下难啊。
   平心而论，毛泽东的确不是治国之才。拿他同中共党内其他人士相比，他在政治眼光、政治理念、经济管理、文化建设、道德品格等诸多方面，远不及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他们。其实，人都不可能是全才，只要善于用人，集思广益，没有办不好的事。毛泽东错就错在自视甚高上，且生怕别人的贤能影响自己的权位，所以他以权压人，独往独来，一误再误。带头纠缠在形而上的意识形态里，专事空谈，左右摇摆，社会如何前进？

   说毛泽东一点都不懂经济，这也不是事实，只是，他所具有的经济知识，大多是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和一些名词概念，而且，他的不少经济方面的指示，首先出自秘书或机要人员之手，经他批改后再传谕天下。他根本没有自己完整的经济思想，充塞他大脑的，是不切实际的激情、灵感、理想、蓝图、主义和权力，除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被他落实之外，其它均因空想而流产。以他在建国之前的博闻强记、合纵连横的素质而言，他完全可以在建国后安心坐下来学好经济，在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而治之，这道理他比谁都明白。还在1949年建国前夕，毛泽东率领中共官员进驻北京城的时候，就对大家说了一句很有水平和风度的话，他说，我们现在是赴京赶考，看能不能补好这一课。他说要补的课，当然指的就是治国之术。我想，他说这话的时候，在场的人也许会为之动容，但谁都没想到，建国不到十年，竟然是无边落木潇潇下，不尽忧愁滚滚来。
   建国后，社会主义的改造与建设为什么会失败，也许毛泽东至死都不会明白，原因在于，他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片面理解和全盘否定。在一心想尽快社会主义的毛泽东看来，资本是剥削的工具，有钱人都是无产阶级的敌人，这种传统农民式的心理，决定了他不仅要剥夺剥夺者，而且要将他们从社会地位上、从精神上甚至是从肉体上消灭干净。这就违反了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离不开资本主义哺育的经典原则，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如同奶水不足的婴儿，在饥饿状态中畸形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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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资本主义，虽然历史并不悠久，也不象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有着巨大的产业成就。但毕竟也有近百年的发展史，遗留下来的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和小生产资本，也算得上一笔不小的家业。如果好好加以利用开发，再加上国际友邦的支助，又何愁大事不成？
   早在中国十六、十七世纪，即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资本主义就有所萌芽。从当时苏杭的纺织作坊和广东的冶炼坊来看，它们已具有工场手工业的性质。到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资本主义就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散布各地的茶业、烟业、油业、酒业、糖业、纸业、印刷业、丝织业、瓷业、煤矿业、盐业、航运业等，商人支配生产已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形式。与此同时，农村资本主义也有所萌芽，如各地果木园林的开置、药物的栽培等，其势虽然未成气候，但表明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已有了国产的资本主义，并非是外国资本入侵下的产物。由于它们受封建生产关系制约，还未形成象西欧社会的那样长达二、三百年的工场手工业时期。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扩张，为中国单调而陈旧的资本市场，注入了鲜活的血液。从1840年到1893年，外国资本在中国兴建的行业，约有近6百家，投资约合五千四百三十三万元。当时机器、机械动力的制造、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兴起，作为新的生产力，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式确立。往后走，到十九世纪，清政府开办的军工业，洋务派的民用企业和各地商人、地主投资开办的近代企业，林林总总不下三百家，产业资本不下九千万元。到1894年，中国资本主义的三种形态——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就已依次登场。

   从性质上来看，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扩张，无疑具有掠夺性、破坏性和垄断性，但它同中国资本在市场上，实际上是一种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发展的关系。继承清政府洋务派企业和北洋政府官办企业而来的官僚资本，是鸦片战争后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其目的虽在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它应用了近代生产方式，它创造的生产力必然突破封建的生产关系，导向国家资本主义。外国资本与官僚资本相互利用，相得益彰，最终在蒋介石政权手中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破坏与创造同步，剥削与发展并存。从地主资本、商人资本和华侨资本合成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也具有原始积累的性质，却远不象外国资本和官僚那般明显，因而有更多的合理性。一分为二看事物，三大资本在压迫和剥削的同时，也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创造了剩余价值和社会财富，促动了社会物质文明的进程。犹为重要的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带动了政治体制的变革。甲午战争后，日本明治维新的做法，让中国人震惊，办厂自救的呼声此起彼落，并发动了戊戌变法，中国资产阶级首次登上了政治舞台。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又掀起国内的投资高潮，1908年的抵制日货运动，和大规模收回矿权、铁路权运动。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浪潮中，结束了清王朝的历史使命。


   查证史料可知，中国资本主义虽然未能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但三大资本的产业资本逐年有所增长。从1920年到1928年，仅新投入的工业资本就达三亿元以上。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并未波及中国，中国反而受到刺激，工业呈繁荣之势，1930年达到高峰，借助银行信用，资本主义的积累已相当可观。1931年到1934年，中国一度出现经济危机，其实是市场危机，主要体现为物价下跌、销售停滞、停工减产、资源丧失。那是受美国购银法案影响，中国二亿白银外流，加上长江水灾和内战，以及受农村封建经济制约，才导致的短时期现象。至1935年至1937年，国民党实施法币政策，通货贬值，物价上升，中国资本主义又恢复活跃以至繁荣。
   略约统计，到1936年，中国工业资本约为十三万七千多元，其中主要部分是民族资本。中国工农业总产值约为三百多亿元，而它来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外国资本与官僚资本虽然处于垄断地位，限制了民族资本的发展，但它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组织了社会化大生产，在工矿、航空、水运、金融、铁路、汽车、电信、邮政、医疗、农林等诸多方面，大大地发展了科学技术和文化，为中国铺平了到达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尽管中国资本主义留给中共的家产并不可观，特别数次战争的破坏，中国社会仍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却也并不是没有一点基础啊。
   天道盈虚，江山更替，自是万物法则。经过了多年战火洗礼的中华民族。民心甫定，百废待兴，按理应该休养生息，继往开来。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对官僚资本的没收，对民族资本的改造和利用，将生产无政府性的自由资本纳入国家管理下的资本，再发展为公私合营，如果真能做到的话，也许能发展生产力，扩大社会化生产，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没收与改造的经济运动，却是在不规范、甚至是在不合理的状态下运作的。按照列宁主义观点，没收官僚资本，不等于要没收资本家的人格和政治生命，需要惩治的仅限于那些为非作歹的资本家。但毛泽东在建国后不久，即开始了对所有资本家的整肃，将他们视为敌对阶级，致使不少开明进步的资本家失去了自己生存的尊严。赎买政策也是列宁主义的原则，即给资本家固定的股息股额，并需赎买到底。但不到几年功夫，资本家的人格、甚至是肉体连同他们的股息，在毛泽东持续不断的思想运动浪潮中化为泡沫。民族资本家的境况，也未能好到那里去，在公私合营的生产管理中，他们基本上都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好象是什么罪人似的，更谈不上管理权。而且，他们享受的定息偏低，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他们建设国家的积极性。随着大跃进的兴起，定息化为乌有，所谓公私合营，也就在无形之中归为国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原本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双重性质，如果在建国后能充分利用他们的革命性，尊重其人格，发挥其专长，社会主义的过渡也许会要顺利得多。毛泽东的错误，在于什么都用党性和意识形态去套，用主观干预客观，违背了其导师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不仅没发挥资本的造血功能，还使得原有资本浪费殆尽。而且，他对资产阶级的改造，本应以教育和引导为主，却将他们视为敌对阶级加以整肃，这样就人为地制造了民族矛盾，为他以后的阶级斗争理论，打下了祸害的基础。


   如果毛泽东仅限于对资本的盲目否定，如果他能采纳中共其他领导人的批评意见，以工业机械化带动农业机械化，让农民有更多的自由和私有产业，让知识份子群策群力各尽其能，真正按中共八大精神办事，并打开国门争取国际援助的话，那么，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社会主义，也许早就实现了，也就不会产生“反右”和“文革”那样的划时代悲剧了。然而，一意孤行的毛泽东，坚持将错误进行到底，当他一手造成的天灾人祸，到了国何以堪，民何以堪的时候，他仍无任何悔意与罪己之态。1962年1月，那位颇浮众望的刘少奇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严厉批评了毛泽东的激进主义，指出三年大跃进，国民经济的平衡遭到了前所未有破坏，想要恢复正常秩序，至少还要十年。所谓形势大好，指的是政治，而经济相反，形势非常不好。铁证如山，辩解无益，面对如此场景，毛泽东虽然陷入尴尬之境，但故作镇静地作了自我批评，说政策的错误，自己首先应该负责。他会负责吗？


   刘少奇当众对他的批评，无异于向最高权威的挑战，毛泽东烦在眉头，恨在心里。他回想起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刘少奇在党程中删除了“毛泽东思想”，说战争时期的毛泽东思想不再适应现在的建设工作。如果不把刘少奇除掉，自己能君临天下吗？他必须“清君侧”。1962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原定好好研究一下农业和商业等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却置之而不顾，借题发挥开始大讲阶级斗争。这是他的专长，扬长避短，他不再对经济有什么兴趣了，他准备在“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名词上大做文章，他深知他的同志谁都害怕。的确，大家果真害怕，而害怕带来的，是沉默、忍让、依附、巴结和扭曲。自这以后，中共党史和中国历史，就在扭曲自己又扭曲他人之中演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成了一个空洞而又令人痛苦的名词。他似乎已忘记自己早年的追求，在他撒手人世之前的年月里，他日夜叨念的都是“封资修”、“阶级斗争”之类的字眼。1972年2月，美国尼克森总统第一次莅临北京访问，毛泽东看着这位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右倾人物，不无自我解嘲地说，当资本主义被打倒的时候，作为尼克森个人不在打倒之列。可就在早一个月，毛泽东曾就印中关系问题，咒骂尼克森为法西斯主义。
   1975年中共四届人大会议后，邓小平先生在欢呼声出面主持国务院工作，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啊，中共建国几十年了，那便不是一穷二白，却仍属相当落后的国家。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没有错啊，连温饱都还存在问题的话，还奢谈什么社会主义？可偏偏遭到了毛泽东的呵斥：阶级斗争是纲，其它是末！他的心态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内涵？真是让人百思莫解。难道他还没斗够吗？他的自边除了夫人江青外，泱泱中华从古到今，谁没被斗过批过？邓小平工作后，曾安排赵紫阳和万里，分别去四川和安徽进行反饥饿试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结果收效显著。公民欢呼邓小平为“邓青天”，并作顺口溜颂道：“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这是不是对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的嘲讽？

  令人沉痛的是，毛泽东的农业政策虽然在邓小平时代已有了较大的改进，但其后遗症仍然十分明显。在全国农村中，政府的统购统派，一直持续到近年，几乎囊括了全部的农、副、士、特产品，剥夺了农民的产品处置权，束缚了农业产业化、商品化的发展。同时，庞大的基层党政组织的事业消费，都从农民手中收取，加上各种各样的集资、摊派、税收和罚款，致使中国的农民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2000年春，湖北监利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致信国务院，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令总理为之震惊。记者前往调查，许多农民家徒四壁，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保障，小病强忍，大病等死。加上村官们的横征暴敛，为所欲为，农民的贫困、苦难、无奈和挣扎，让人匪夷所思。每个劳动力生产的粮食，还赶不上两千多前的汉代，尽管中央对农民的减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此等状态在全国农村中仍较为普遍，农民无路可走，只好离乡背井，外出打工，致使农田荒芜，资源浪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宣布，就全球162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指数而言，中国排列在第87位，毛泽东地下有灵的话，一定会为之沮丧。
  行文至此，欣闻中共中央宣布了决定取消农业特产税的通知，这种对农民的补贴虽然姗姗来迟，虽然没法同先进国家相比，但毕竟有了较大的突破。从远古走来的中国农民，能否彻底摆脱层层枷锁？且拭目俟之。

         第二节  令行禁止，唯我独尊 —— 君临天下的集权观

   相克相生，周而复始，事物总是走向自己的反面。行于不得不行，止于不得不止，是非常见于二律背反，个中堂奥，谁能一言以蔽之？
   人类对权位的需求，大概是与生俱来吧，史载老祖宗黄帝为统治中原，把那位炎帝先生打得落花流水后，遂至威振八方，号令天下，至于那些什么山大王、酋长、族长之流，就更为常见了，权力的格逐与争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令人唏嘘的故事演绎至今。
   在没有民主和监督机制的社会里，权力无疑具有独裁性，小权小独裁，大权大独裁。以个人的意志凌架于群体之上，于是就有了官场的腐败与权力的丑恶，它们成了文明人类共同反感的对象。
   比较而言吧，春秋战国时代的“世卿政治”同古希腊的“城邦制”均属于贵族政治。但城邦制是按法律治国，国家高于统治者；而世卿政治体现的是杰出人物的个人意志，君主高于国家。世卿政治导致了秦政集权制的产生，将人性的弱点和权力的腐败高度集中化了，也制度化了，因而它的危害更为规模与扩大。
   集权的产生，使得中国传统的人文体系，成了君主专制网络工程。天地人大一统，各家各户，各安其份。你可以成为仁人君子，也可以成为学官圣人，但必须服从皇上主页中枢调度，君临万邦，生死予夺，休得放肆。这样，传统文化就有了股份合作的意味，君主是最高董事长，拥有天下最大股份。儒生以知识入股，官吏以效忠入股，兵丁以体力入股，商贾以赋税入股，共同瓜分天下财物。同时，集权下的社会体制，是以家族亲信为骨干、以血缘为纽带的等级身份制，它不断在新旗号的装饰下强化并合法化。生产资料表面上为国家所有，实际上被大大小小的官僚所瓜分。这意味着官越大财产就越多，而最大限度地追求满足，趋权附势，唯马首是瞻，置社稷民瘼于度外，也就成了权力官场的共象。

   集权带来的反抗，诚然自古有之，以民为本的民主理念，也时有火花产生。如古书《礼运》中，早就主张天下为公，孟轲大师也曾呼吁“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到孙中山先生，更是对民主思想作了全面的总结和指导，加之西学东渐的影响，这些都构成了对集权主义的打击。尽管如此，中国传统的民主观念，多属只是教君主聪明一点，学会如何利用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关键还是个“得”字。因而古代的民主观念有着田园牧歌式的童话色彩，可望而不可及之。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冲毁了传统儒学，人们相对有了较多的自由，但根深蒂固的集权主义，使得东方专制稳如磐石。
   这，便是毛泽东早年的社会历史背景。

   世间对权力最仇恨的人，可能要算毛泽东了，无论如何也找不出第二个人，象他那样对所有的权威不屑一顾。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按常情而言，一般多秉温驯之情而执憨厚之态，很少有狂恣不羁的孩子。毛泽东则不然，他同父党的斗争故事，至今传为美谈，被人理解为反抗传统的序幕，其胆量和谋略让人惊诧。
   如果说，他的个性是遗传因子使然的话，那也只能算是隔代遗传，因为他的远祖们大多有叛逆的血缘。就他的父亲毛顺生而言，不过是一位精明能干，具有商业头脑的农人而已，他丝毫没有让儿子经天纬地的念头。当然，他对儿子的影响也是有的，那就是他的粗暴和严厉，在客观上塑造了毛泽东的逆向性格，体现了牛顿作用于反作用的物理定律。甚至，反作用常常大于作用。有时明明是毛泽东自己做错了，其父责令他磕头谢罪，他坚持不肯，其母亲用双手压住他的肩膀，他才因体小而被迫跪下一条腿，其反抗性可想而知。毛泽东的激进主义态度，连他母亲都为之反感，常常暗自为爱子叹息。概而言之，在少年时代，毛泽东完成了两个反叛。一是拒绝父亲为自己选择媳妇，二是拒绝父亲为他选择职业。他似乎从小就不喜欢他人对自己指手划脚，不喜欢别人的意志强加在自己身上，似乎在他之外，不可能存在任何权威。这一点，他以一生的实践作了证明，他之外怎能有第二个毛泽东？


   先祖的遗传因子，父亲的脾气固然是毛泽东性格的来源之一，但最主要的原因，当是受书籍的影响了。根据毛泽东的年谱可知，他在童年时代读过的书，不是一般农家子弟所能企及的，这虽然得力于他父辈殷厚的家业，使之有读书的环境和条件，也与他的性格分不开。少儿阅读，一般多喜爱有趣的、形象直观的书刊，以感性为主。毛泽东却明显倾向于理性之类的书刊。俗话说，少不读三国，老不读红楼。毛泽东偏偏对三国演义情有独钟，不仅反复翻阅，还能背诵某些段落。众所周知，三国演义演的是什么义啊，不外都是杰出人物智慧与权谋的演绎，是对人生成败的总结和概括，小小年纪的毛泽东，咋就对它乐此不疲呢？毛泽东属蛇，蛇性灵慧，且富于占有欲与进攻性，这是否也是原因之一？

   毛泽东小时除喜读三国演义外，小说西游记也是他的爱好，那位齐天大圣叱咤风云的气度与反抗天庭的精神，已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潜移默化。与其说，孙行者是毛泽东的古代版本，还不如说，毛泽东是孙行者的后世传人。他后来斗争的哲学，妥协的权谋，志在必得的自信和唯我独尊的心态，在此时基本上已成雏形，后经诗化哲学的熏陶，终于在他17岁时所写《咏蛙》诗中得以定格。诗曰：“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此等口吻，是不是有点咄咄逼人？毛泽东自尊如此，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他在1925年所写《沁园春·长沙》的名句：“粪土当年万户侯”了。视天下王侯为粪土的人，岂不是万乘之主吗？不言而喻。
  作为孔孟的学子，传统诗化哲学的传人，毛泽东在吸收与扬弃上是有选择的。如前文所言，他在人生境界上，以“大气量人”为楷模，遵照他恩师的教诲：“破坏习惯我，实现理想我”，以磅礴浩然之气，推行所谓宇宙意志。而“实现理想我”的同时，必然是“破坏习惯人”，破坏了“习惯我”与“习惯人”，也就实现了自我的价值与民质的变化。其运作模式便是王船山，顾炎式的“经世致用”，便是自强不息的斗争，这应该是毛泽东“与人奋斗”的意志哲学根源。
   很明显，在毛泽东建功立业的年月里，他的“破坏”是对历史和现实的全面反抗，用他的术语来说，叫作批判。虽然有些历史与现实的东西也曾受到毛泽东的肯定，也曾对它们顶礼膜拜，但那是出于他功利原则的需要，此一时彼一时而已，他在骨子里否定一切的。只要查查他所有的文稿和语录，人们就会发现，在毛泽东心中的确没有任何偶像。
   不用说，在毛泽东以往“激扬文字”的批判中，有不少地方是欠妥的，错误的、甚至是随心所欲的。但他对王者文化和集权政治的批判，无疑具有时代性与先锋性，为中国社会民主进程的贡献良多。蒋介石的狼狈，国民党政权的衰落，便是在毛泽东反独裁、反专制的呼吁中每况愈下的，以至蒋介石到晚年都承认，毛泽东的反抗确有其真理性。


   不妨欣赏两段毛泽东反集权的名言：

  “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为有个人，不认为有自己，不认为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

  “为着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而要这样做，不废除国民党的独裁专制是不行的。”

  在毛泽东看来，任何一个政府，必须有两个势力相当的政党对峙，相互监督，并需有其它政治团体和民众的言论自由，这才构成民主政治，否则就会走向专制独裁。
   还政于民，一切权力归工农，这一革命性的民主理念，让早年的毛泽东散发着迷人的光芒。从他主编《湘江评论》到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再到向蒋介石夺权，反专制集权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篇章。
   问题是毛泽东果真痛恨集权吗？
   根据物理学原理，对一种力的抗击，势必先具有另外一 种力，推而论之，在消灭绝对权力的同时，也就诞生了另一种绝对权力。徜徉在扑朔迷离的毛泽东反权威史料中，不免让人感慨系之，喟然兴叹。

    毛泽东的好友萧瑜，撰有《我和毛泽东行乞记》一文，其中记载了他们1920年在社会调查活动中的经历。在他们讨论关于革命和社会制度的问题时，毛泽东坦言，领袖人物必须具有大权：“如果领袖没有权力，就不可能执行计划，就不能得心应手。领袖拥有的权力多，事情就地较容易办”。那年他27岁，经过了传统文化熏陶和西学影响的毛泽东，人生境界应该已呈定型之态，结合他少儿时代的个性，他说出这样的话来，无疑代表了他人生的旨趣，这也是解读他成败得失的关键。


   打倒权威，是为了让自己当权威，这贯穿了毛泽东一生的实践，包括党内权威在内，几乎无一幸免遭到他的打压。在下列事中，毛泽东或许对或许不对，中共党史专家们已有评价，我们感受到的是他极其自我的个性。
   1927年8月，中共遭到了国民党左派的排挤，瞿秋白出任党的总书记，毛泽东任中央委员。在九江会议上，毛泽东主张武装斗争的建议被采纳，他奉命去长沙建立农村根据地，没收地主的财产。他即建议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中央委员会警告他这种过激行为是不对的，但他拒绝服从党的议案，在秋收暴动中掺入了自己的主张。他过分夸大了农民起义的真实潜力，他向瞿秋白保证，湖南至少可以发动10万农民参加暴动，瞿秋白向莫斯科报告又虚增为20万，结果参加者仅为5千人，起义很快失败。
   1928年5月，中共在井冈山召开茅坪会议，决定以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渐次向周边地区推广扩大。7月朱德将军奉命共产国际之命调遣军队前往湘南，至使军队损失了一半。毛泽东大为恼火。指责朱将军为“机会主义”。当1929年他同朱将军再次会合后，便一步步开始削弱朱德在军队的威信，拉拢朱德的高级部属站到自己一边，其中包括政治委员陈毅，和当时还只是营长的林彪。朱德在军队上的失误，给毛泽东创造了树立自己权威的机会，他在党组织中进行清洗，重新登记党员，为自己增设了保卫机构，并强调所有的官兵都要按1928年颁发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事，绝对要一切行动听毛泽东的指挥。
   1929年初，中共中央委会领导人李立三，根据党内议案命令毛泽东解散红军，去上海协助无产阶级革命。毛泽东拒不接受，坚持留在井冈山，认为中央的决定是错误的，向党的权威全面抗争。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以“个人主义”、“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性”等罪名，猛烈抨击他的同伴们。到1930年初，中共在古田召开会议，毛泽东重新恢复了政治部，撒掉了苏维埃模式，因为苏维埃模式下的民主制度不利于他的绝对领导。他强调党在军队中的作用，要求官兵在党的政治口号下工作，并制定了新的、详细的、严格的纪律条例，以此对党内又一次整肃清洗。毛泽东的集权行为，虽然得到了林彪等人的支持，却遭到了彭德怀将军的反对。当毛泽东的指挥员们倾向李立三路线，想去城市振兴革命的时候。毛泽东利用已有的大权，使用整编打乱指挥的方式，调换高级指挥员，将部队控制在井冈山。

   1931年1月，斯大林的信徒，28个布尔什维克从苏联留学归国，有着高学历、有良好综合素质且经过严格培训的留学生们，一回国就取得了党的领导权，在苏区建立以项英为首的新中央局，毛泽东仅是成员之一。他在江西的影响开始淡化，天外有天，大权旁落，令他无所是从。是年11月，新中央政治局在瑞金召开苏区党首次党代会，会议通过并遣责了毛泽东的江西政策，说他是狭隘的经验主义、独裁专断的机会主义。尔后几天，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虽然当选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并保留了他在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但在共产国际主持下的大会议案中，只有少数几处采纳了毛泽东的观点。他的一言堂格局，显然已是明日黄花。1933年1月在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的政策被攻击为右倾路线，最令他愤怒而难堪的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由张闻天主持而不是他。此外，他希望进入政治局常委的要求，没有被会议批准。毛泽东后来叹息，以1931年到1934期间，他在中央没有一点声音，他的作用一般局限在起草新婚姻法之类的事务上。尽管如此，博古和他的朋友，以及共产国际都不想抛弃毛泽东，在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会上，毛泽东仍然当选为中央政府主席。只是，这仅是一个名誉职务，没有实权，实权掌握在政府首脑张闻天手中。不久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攻进苏区，毛泽东再度遭到中央委员会的斥责，说他在土地和军事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被挤出所有党的会议，并于当年8月，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而遭到软禁，被关押在离瑞金60英里外小县城内。他身患症疾，影单形只，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来理睬他。毛泽东慨叹，井冈山的天下一去不复返了，如同失去自由的罗宾汉一样，往日那独来独往的风光，已成为朦胧的回忆。对于毛泽东来说，大丈夫何可一日无权，他当时低落的心情不难想象，即便是28个布尔什维克他们的错吧，毛泽东的遭贬，实在也有自己的原因，这就是喜欢独揽大权。在这段日子里，他开始讨厌斯大林，竞然不重视我毛泽东；至于那些留学生们，毛泽东更是鄙视和嫉妒他们，这埋下了他日后整肃知识份子的伏笔。
……
   历史的偶然，长征，在改变了中共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毛泽东的命运。他有幸被允许参加了长征，并因提出了横穿贵州，渡过长江摆脱国民党围剿的方案，重新受到党内重视。与此同时，以谋略著称的毛泽东，利用了人们对28个布尔什维克的不满，依靠了林彪、聂荣臻和张闻天他们，在遵义会议上击败了以博古为首的中央高层人物，又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这使得他在后来的日子里扶摇直上，乃至权力的巅峰，在他打倒权威的同时，实现了自己的权威。在这个会议上，他得到了一个永久的称呼：“毛主席”，主，天下第一也，从这以后，他开始主宰中国的命运，他17岁时写的《咏蛙》诗，终于以自己的意志获得验证。
  1937年春，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第一次赴延安访问毛泽东，她在自己的文集中写道：

  “最初令我强烈感受到的那种气质，后来证明一种心灵的孤独……他没有朱德的谦逊风度，、即使他风流潇洒，但流露出个性刚强，睥睨一切、当机立断的性格。我有这么个印象，他可以观望并等待多年，但最终他要为所欲为。”

   毛泽东的学友萧瑜，在他后来的回忆中评论毛泽东说，他有说服别人的力量，很少有人不被打动。他同意他的观点，你就是他的朋友，否则你就是他的敌人。萧瑜的话使人联想起张闻天的命运。当年在遵义会议上，把毛泽东扶上权力宝座的张闻天，后来仅因不同意毛泽东的大跃进，就被毛泽东清除出党。

   中外人士对毛泽东的评价，多有不实之词，但以上的评价却极为中肯。自毛泽东延安整风、自我拔高开始，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客观上让人觉得，毛泽东的确是一个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人，是一个顺我则存逆我则亡的人。
   比较有名的例子，是他对梁漱冥的态度。
   梁漱冥原本是国民党参议员，也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哲学家。在20世纪40年代，他虽然对中共持不合作态度，但他致力于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制止内战，争取民族团结功绩卓尔。出于夺权建国的需要，毛泽东对他持欣赏态度，并让他出任新中国政协委员。
   1953年9月，在中央政府第27次会议上，以百姓疾苦为怀的梁漱冥，提出要改善农民的待遇，说工农之间的悬殊太大，指出农民仍生活在“九地之下”。仗义直言的他，一开口就遭到了周恩来的反驳和制止，梁漱冥便写了个纸条给毛泽东，要求把话说完。被允许后，梁漱冥沉痛地说：“我再次要求发言，是因为首先我考验一下我自己的勇气，其次我要考验一下共产党的雅量如何？”
   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梁漱冥的勇气和品格，不仅没得毛泽东的赞许，反而怒气冲冲，抢过话筒不让他说下去。并以讥讽的腔调挖苦梁漱冥道：“我猜想，梁先生自以为是非常美的，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但是对我来说，你很丑陋。台湾的报纸说你是个很有骨气的人，但要我说，你很丑，是反动透顶！”
   毛泽东的气急败坏，让与会人士大为惊愕，他没有大国之主的风度自不待言，竟然不明事理，不分好歹，打击善意帮助自己的人。封建君主唐太宗尚且能够纳谏从善，又何况是共产党的领袖呢？从这件事上，足以可见毛泽东是个喜欢挑战他人，却不允许别人挑战自己的人。至此，他在党内外已呈凌驾之势，而他那些关于自我批评、谦虚、闻过则喜、接受监督之类的皇皇论述，已不再具有实际的意义。


   以领袖为中心的集权理念，改变了中共政权民主共和的性质，所谓民主集中制，就是集中于一个人的意志。所谓一元化领导，就是一言堂，老子说了算，一切行动听指挥。这种政治上的制度与纪律，在战争年代或许有其特殊作用，但也不能绝对化。至少毛泽东自己就做不到，从他过去年月对所有权威的挑战来看，他应该是最不遵守党纪、最不听党指挥的人。他为党组织制定的纪律，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但他却从未服从过多数，更没有服从过上级，而是要多数人服从他，要上级服从他。
   1952年，在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问题上，毛泽东开始警告党内所有的领导人，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和电报等，均须事先经过他的圈阅认可，否则无效。
   1953年，刘少奇等多数中共精英主张以工业化带动农业机械化，毛泽东置之不理，坚持己见，认为农业合作化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过渡。
   1955年，邓子恢等党政要员，对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提出了不少合理的意见，毛泽东不仅不引以为戒，反而批评他们，并将他们的观点上升到阶级斗争范畴。
   1956年，鉴于毛泽东的自以为是，中共八大会议一致通过让他退下第一线，他自己也举了手表示同意。事后不久他就否认翻帐，拒不按八大精神办事。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绝大多数中共领导人纷纷反对毛泽东的大跃进模式，他为维护一己之尊严，极力为自己辩护，并将出生入死几十年的战友一棍子打死。
   1962年，刘少奇代表中共全面清算了毛泽东所犯的严重错误，他表面上承认了错，实则暗中开始对中共元老进行残酷迫害。

   1961年，在对待苏联的问题上，周恩来和许多专家都主张保持温和态度，毛泽东则坚持要对克里姆宁宫强硬，并因此同周恩来吵过好几次。他十分傲慢地拒绝了苏联的主动合作，苏联专家无奈全部离走，且带走了很多珍贵的方案资料，致使中国经济建设花了五年的时间才得以恢复。
   ………
   毛泽东这种唯我独尊的个性，不知伤害了多少同志和朋友的感情，其专横拔扈之程度，让跟他一起打江山的伙伴们始料未及。尤为严重的后果是，由于他的独断专制，使其错误的思想和政策，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而他自己的革命历程，绕了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历史的起点。真不知道，他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情况相结合，究竟追求的是什么，用文革中毛泽东利用过的王力的话来说，毛泽东每向前走一步，都会有一批人倒下，这就很容易给别人造成一种错觉，即：他总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这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吗？
   不少中共党史专家们，都对毛泽东的集权主义作过详细的考证与分析，指出毛泽东并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资料显示，在毛泽东所有的文章与讲话中，他旁征博引的观点，22%来自儒家，12%来自道家或墨家，13%来自传统文学作品，24%来自斯大林，18%来自列宁，仅4%来自马克思。毛泽东自己也曾公开承认，自已甚至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并以古代暴君秦始皇自譬，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就混淆了无产阶级专政与秦始皇专政的区别。在他眼中，也许皇帝即总统即主席，不过形式不同而已，所谓民主，用他的话来说只是治国手段，已不再是由老百姓来管理国家。既然天下大事只能以他的旨意为定准，既然谁都不能发表意见，那么，他从前倡导的百姓参政与议政原则，也就形同虚设了。至于什么政治协商与民主党派，只要看看梁漱冥先生委屈的老泪，只要听中共元老们深深的叹息，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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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人民民主？何谓人民民主专政？
   1949年6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28周年，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指出，一切拥护、不赞成和不参加社会主义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仔细分析的话就会发现，毛泽东在这里缩小了“人民”的概念，或者说他在以偏概全，把“人民”局限于拥护，赞成和参加者的行列。这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是不拥护、赞成和参加者，就是社会的敌人，就应该被专政。这显然不是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列宁主义理论中，人民不仅指拥护社会主义事业者，还包括不拥护与不参加者在内，他们同样是人，是国家的基本公民。按列宁的观点，为争取他们的力量，可以对们加以改造与引导，而不是将其视为仇敌进行专政。
   毛泽东对列宁主义牵强附会的理解，在“人民”的旗帜下，开始了他维护个人集权的系统工程。人民本是个法定的概念，在他手中却成了橡皮泥，说你是人民你就是人民，说你不是你就不是，其取舍标准，看你是否拥护毛泽东。

   沿着这种错误的理念发展，毛泽东滑向了更大的错误泥坑，终致在晚年大讲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端的是个专政高手，在他的不断整肃打压下，几乎是所有的文化精英、中共官员乃至人民群众，都曾在屈辱中陷入绝望之境。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实难考究，但他没什么马克思主义常识，却是不争的事实。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其实质是无产阶级民主，即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专政，亦即专什么政，应由无产阶级说了算。在毛泽东执掌朝政的几十年中，无产阶不仅没有当家作主，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反而成了他谋求个人权位的利用工具。他利用群众斗群众，利用干部斗干部，利用文化人斗文化人，利用大家互相斗，这是专的哪门子政？
  毛泽东对传统王者文化的浓厚兴趣，比曾国藩，张之洞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精心点评的廿四史，他信手拈来的稗官野史，他脱口而出的子曰诗云，目的在于借鉴前人的兴亡得失，以古代王者驾驭臣下的谋略，来指导他的社会主义。他崇拜秦始皇，并以自己超过秦始皇一百倍而自耀，为了实现自己的历史的使命，不惜借古代暴君的严酷来求证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主张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认为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甚至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要来一次，这无疑是古代道家的循环论和佛教的生灭观。他崇尚法家，是想让别人遵守他的法则，自己却在外国友人面前自炫，说自己是打伞的和尚，无法无天。他没说错，正是因为他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才使得他运用从古代王者那儿学来的权术，对所有的权威人物先利用，后打击，在翦除了竞争对手的同时，圆了自己的独尊之梦。


   自从毛泽东执掌大权起，他工作的重心与焦点，便是维护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只要是有损于他的独尊和权力的事，他就为之不安，或者龙颜不悦。即便当时没有表达出来，但迟早要找个机会教训对方，这一点，可以从他很多的小事上看出来。
早在他年青时去北京聆听胡适博士讲课的时候，胡博士对这位不修边幅的农民学生，似乎没有什么好感。事隔三十年后，毛泽东终于借批红楼梦一书，向胡博士发难，出了心头的恶气。
  据贺子珍的回忆录记载，在延安窑洞的日子里，毛泽东的特权派头十分突出，容不得半点不如意。他对她经常大发威风，不是摔板凳就是砸椅子，某次只因嫌菜汤已凉，竟大声吼叫着，连碗带汤朝她泼去。
  说来也好笑，1965年7月，毛泽东接见李宗仁和程潜一行人。叙谈之间，他突然问程潜，你为什么叫程思远？程潜笑答，是因为对自己的前程想得远一点。毛泽东当即说，唐代的韩愈字退之，我看你就叫近之如何？之，共产党也，近之，你得靠近共产党哦。按毛泽东的独尊心态，他实际上是要对方靠近他，再说，毛泽东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毛泽东。
  1959年，著名学者马寅初鉴于全国人口生育过多，影响国民经济，作《新人口论》一文，毛泽东不满，说人多力量大，并让光明日报带头向马老攻击，终至他饮恨九泉。
   1961年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邓小平的人民公社《六十条》，本来是集体智慧和民主权力的产物，无可厚非。毛泽东却非常生气、质问是哪个皇帝决定的？
   1965年，毛泽东因健康问题接受医师治疗，看着自己身边戴口罩的医师，他竟然大为反感，说戴口罩会变成老爷卫生部，吓得医师们赶快摘下了口罩。究其原因，是医师不该在他面前戴口罩，是对主席的不尊重。
   文革后不久，各地游行群众高举毛泽东头象，接受当地负责人检阅，毛泽东也有意见，说，是你们检阅我，还是我检阅你们？

   五十年代初，毛泽东认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影片，应该立即进行批判。胡乔木则根据刘少奇的观点反驳说，它是爱国主义影片，不能批。毛泽东当时虽然没有再说什么，批判也没开展起来，但1965年12月，他在株州一次会议上说，我看《清宫秘史》是彻底的卖国主义。可见他一直耿耿于怀，不允许别人违背他的观点，并以此作为刘少奇的罪证之一，对刘少奇实施清算与打击。
   1967年，张春桥和姚文元夺取了上海的政权，按巴黎公社先例命名为上海公社。毛泽东知道后大为生气，令他们火速回京后，责成他们将上海公社改名为革命委员会，同时大声斥问他们，你们这样做，还要不要党的一元化领导？
   总之，毛泽东必须控制一切，过去战争的胜利就是来自大权独揽，他对此深信不疑。凡事都得以他的评判为标准，他说不好好也不好，他说好不好也好，中共领导阶层对此是深有感受的。
   人们常说，周恩来为共产党的事业忙碌一生，几乎是日理万机。其实，毛泽东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不同的是，他是日断万机，唯恐别人有甚玄机。就算没啥玄机，八亿神州事无巨细，都得由他来断之。
   记得全国美术界曾因人体模特问题，产生过不同的意见，有的说，采用人体模特是艺术写真的需要，有的说，采用人体模特是资产阶级病态心理作怪。最后只好请毛泽东作主，他同意后才得以实行。五十年代，毛泽东对民族手工艺产品情有独钟，便放宽对手工艺产品的限制，如景泰兰、烤鸭等。当时民众可是连温饱都没有保障，他却治标不治本。中国的汉字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载体，其表现形式、内涵和魅力，早为世界人类认可，实难取而代之。毛泽东则说，洋字比汉字好，字母少，写起来一边倒，我们应该采用罗马字。实践证明，他的武断此路不通。在反右和文革的年月里，中共官员的所有文章，包括宪法、党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社论，他都要一一细心批改，总是将原文改得和自己的观点一致，真是天降大任于斯人，焉得不累？大大小小的干部和文化人，如果发现他们谁有什么错误，杀与不杀，关与不关，该如何定性，该怎样发落，该是何种生活待遇，也全由毛泽东一句话定乾坤。至于工人的薪水、军人的训练，学生的教材、百姓的生活、交通的设置、国际的交往等等，无处不有毛泽东的指示。用他曾经的学生林彪的话来说，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反神、造神复尊神，毛泽东的一生，是不是体现了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绝妙组合？意志与权力的相生相克，派生出来的民族兴亡，想来可谓欢乐少而忧患多。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毛泽东能否说，我岂喜权哉，我不得已也？如果后人以此类观点去评价毛泽东，显然是不妥的。权力的欲望固然人皆有之，没权也实在难以行事，但怎可大权独揽？又怎可因独权而危及斯民？
   毛泽东高度的集权行为，使得中共的政治体系失去了权力制衡的监督机制，不仅没有如毛泽东自己所说的多党相互监督，连党内外的民主监督也是一纸空文。

   20世纪五十年代，随着红色之父苏共的解体，波兰十月革命爆发，匈牙利纳吉政府跨台，这些都意味着专制集权主义已无市场。在这种社会潮流下，毛泽东原本应该引以为鉴，走出苏共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误区，把孙中山先生的民主、民权与民生落到实处；相反，他坐立不安，唯恐这种潮流会有损于他的大权。当中共知识份子因此呼吁大民主、主张新闻言论自由时，毛泽东却教训他们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是错误的。他说他主张小民主。他的小民主即是整风，他要全力维护领袖之尊。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有这样的话：

   “某些教条主义代表人…自以外是马列主义，毫不知耻地要求党员象尊重马克思和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忠心和热情。”

   这篇文章写于四十年代，原是针对28个布尔什维克的，毛泽东也曾为之击掌。1962年重新印发此文后，毛泽东不高兴了，指责它是唯心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书。动则以反马克思主义的罪名来打压同志，这已是毛泽东的家常便饭，当头棒喝，让你无招架之功。
   由人民选举政府领导人，这是现代政治学中最基本的的常识，也是毛泽东当年建功立业、夺取政权的理论武器，是他赢得群众拥护的主要原因之一。建国后他就不是这样做了，他是不相选举的，在他的潜意识中，他的权位是至高无尚的，是不可取代的。他手下的官员，则应由他来任命提拔，他想重用谁就重用谁。基于 这样一种心态，康生、陈伯达、王洪文、江青、林彪等不少民放败类，便是在他随心所欲的恩赐下平步青云。1966年2月，毛泽东对朝拜他的红卫兵说，我是不相信选举的，中国有二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二个就四千多，四个县就一万多，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开会？真难为他说出这样的话来，孩子们幼稚，倒以信以为真。如果是他当年闹选举，别人说这话的时候，他该会怎样气愤呢？个别机智的红卫兵当时问毛泽东，敬爱的毛主席，您老不是说过，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吗？毛泽东却含糊其词地回答，是吗？我说了这样的话吗？记不起了。不愧为是从容不迫的大师，谈笑间，焦点灰飞烟灭。
   毛泽东的官场权力任命制，是维护他个人大权的保障制，象金字塔一样，由下自上，层层控制。在这样一种权力机制下，大官对小官，上级对下级具有绝对的支配权，除非你对权力没有太高的奢望，否则你就只有唯马首是瞻了。既然对权力的渴求是人的本性，人的社会价值以权力的大小为取向，人的成功与财富必须附丽于权力，那么，因趋附权力带来的腐败，也就势在必然了。
   集权文化的始祖，孟轲有一句名言，道是：“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何谓“巨室？”大官人也，只要不得罪大官人，就是出了事也没有事，包你官场混得一帆风顺。古训如此，所以后世官场急巨室之所急，忧巨室之所忧，喜巨室之所喜，总之是一个“乖”字而已。什么社稷苍生？何物庶民福祉？这种体制下的阿官们，关心的只是权位和既得利益。与之俱来的，是真假、是非与善恶的颠倒，是道德的滑坡、罪恶的猖獗，是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是官场做秀、装饰门面的假大空文化盛行。

   平心而论，毛泽东并不愿意看到官本位带来的腐败，一方面，权力的腐败会影响他的政策和声誉，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一方面，权力的腐败会破坏社会的稳定。自从他严惩大贪官张子善和刘青山后，他就开始警惕高干的特权，从三反、五反到文革，他的文件和各种讲话，都曾要求他的官员保持清廉的作风。尽管如此，在他执政的几十年之中，全国各地揭露官员腐败的材料，时常飞到他的办公桌上，他把官员的腐败归结为忘本变质，指责他们丢弃党的延安传统。他不曾意识到，新的特权阶层，是他自己一手所造成，是权力格逐下的产物。此外，毛泽东对特权的反感，主要局限在物质生活方面，他看不惯官员大吃大喝，痛恨官员私贪财产。毛泽东自己的生活本身就比较简朴，在他想来，我毛泽东贵为领袖尚且不图享受，你们咋能花天酒地？对于权力造成的其它腐败，毛泽东却似乎并不在意，甚至认为是阶级斗争的需要。
   从毛泽东策划的一系列运动后果来看，官员的浮夸、欺上瞒下、阿谀奉承、互相出卖、互相迫害、唯利是图这些现象，不正是权力腐败所致吗？社会不仅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反而相互仇视与防范，文攻武斗，良知泯灭，把个中华大地搞得腥风血雨的，这难道不是权力腐败的恶果吗？文艺学家夏衍先生，曾作《整人歌》一首，歌曰：“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是人皆须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笑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夏先生的概括是不是很形象？红羊浩劫，谁也难逃，便作钓鱼人，也在风波里。毛泽东自延安整风开始直到文革动乱结束，因整人导致的权力腐败，一个“整”字又怎生了得？


    “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春秋素王孔夫子的名言。其境界虽已至自由之境，但仍然是规矩办事，有规律可循。毛泽东也是从心所欲，却没有任何规矩，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引以为自豪的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既然他都无法无天，那么，他的国家和官员怎么会有法制可言呢？这是因果，也是逻辑。
   权力，成了毛泽东时代政治的核心问题，所谓路线斗争，所谓政治倾向，所谓大是大非，所谓组织原则，所谓思想觉悟，所谓阶级感情，九九归原，便是看你是否热爱并忠于伟大领袖，你的一言一行，是否与毛泽东思想吻合。这样，毛泽东成了唯一的评判师和仲裁者，成了各派人物竞争的对象，谁都想从毛泽东身上找到自己的合法性，都说自己热爱毛泽东，都指责对方意识形态有问题。不论什么事，都拿毛泽东的话作令箭，保护自己，打击别人，扭曲自我，也扭曲他人，如古代君主被臣下争宠一样、毛泽东成了公共的政治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有多少工农民众、文化精英和中共官员，被人用毛泽东语录整得家破人亡？又有多少中共官员利用毛泽东思想，在制造他人的痛苦中平步青云？有兴趣的历史学者，不妨作点调查资料，但估计已很难全部落实。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政治上的独立人格，没有基本的道德良知，都一齐向活着的神明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人人都有原罪感，都要向毛泽东表决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状态啊。而在国民经济衰败，文化艺术凋零的同时，毛泽东的文章和语录发行全球，万岁声响彻天地。据1969年的官方资料统计，在1966年至1968年之间，毛泽东选集共出版发行1.5亿部，包括汉、蒙、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各种文字，相当文革前15年的总和13倍。另出版发行毛泽东著作选读1.4亿多册，语录7.4亿多本，其它汇编资料20亿册，毛泽东诗词9600万册，各种肖相40亿件！至于新中国以来歌颂毛泽东的诗文，小说、戏剧、理论、音乐等，更是浩如烟海，令人望洋兴叹。

   王者文化、君权主义，在毛泽东意志哲学与诗化哲学的支配下，以貌似合法的形式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并无高等学历的革命者，竟然能够游仞有余地征服整个中华民族，垄断国民的生死存亡达半个世纪之久，不仅是个奇迹、也是耐人寻思的问题。这除了说明中国文化的不成熟性与国民心智的天真性外，实在也同封建政治的顽固性不无关系。我们不由得想起了孙中山先生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意味深长吧？


  毛泽东走了，神话也破灭了，但毛泽东集权主义带来的社会腐败却仍然存在。应该看到集权主义危害的严重性。它决不象有些研究者所说的，毛泽东的集权是居功自傲，是胜利冲昏了头脑，是个人主义至上那么简单，中国的腐败也绝非党八股秀才们所说是贪图享受、蜕化变质所致。而是人性的弱点、文化的落后和政治体制的腐败所致。就象人一生不能两次涉入同一河流一样，优秀的民族和政治，也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殷鉴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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