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为何缺乏思想？（转贴）

小涛999

中国作家为何缺乏思想？
　　文/达 然
　　 有人批评中国作家没有思想，这本是千古善事，成为文坛一景，也是势在必然。只可惜批评者本人亦无思想，以无思想而批评无思想，极类夏虫语冰，太监说性，无怪乎引得嘘声一片，风景是有了，只落得个一景不如一景。其大标题下是“中国作家为什么没有思想”，然而自己在文中却扛不动思想来论理，只谈些学历和经历，或者是抄一些“价值观”、“反生命”一类的术语，已是贻笑大方。
　　 批评则批评矣，但请莫道学历，莫论经历，扛不动思想无妨，因为中国的学府和学界沾染了太多的官气、匪气和酸气，无论博士与否，谁也无奈。没想到，中国文学界在“下体秀”、“少年秀”之后，又被操弄出“博士秀”。在文化的盲区，盲人习惯了黑暗，那就不必摸象，继续修炼则已，可有人偏偏要出来献丑。 　　
　　 如果以作家的学历作为批评的论据，那不仅仅是现代人要发笑，世界上好多已经去世的文学巨匠也要被气活的。莫泊桑二十岁时应征入伍，退伍后一直做着小职员；马克·吐温十二岁时就被迫自谋生路，当过学徒、报纸投递员、排字工、矿工等；欧·亨利十五岁时就开始当学徒、牧羊人、会计员等；卡夫卡的专业是法学；契诃夫和鲁迅的专业是医学……因为作家所不同于学究的区别在于，他们靠的是灵性和颖悟，他们的许多拥有是独享的，而不像学术研究是资源共享，更不能依靠时间和钻研，远非拆散几本线装书，或者翻腾几下西洋果所能比的。有此同感者不乏其人。小说家塞万提斯在谈到掌握语言时说：“一句蠢话可以用拉丁语说，也可以用西班牙语说。”思想家蒙田则说：“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无知，粗浅的无知存在于知识之前，博学的无知存在于知识之后。”他还说：“我们应该考查谁学得更好，而不是考查谁学得更多。”教育家爱默生就大学教育说：“学院憎恨天才，正像修道院憎恨圣徒。”
　　不过回过头来，中国作家的好作品也确实少得可怜，小东西有时还能残喘几年，大部头极少有五年以后读起来还津津有味的。那么，每年的那么多获奖作品又作何解释呢？那么多美妙绝伦的评论又作何解释呢？每年的《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选了多少好小说呢，还给栏目起了那么好听的名字，什么“精彩阅读”啊，“第一阅读”啊，往往还附有高妙的评语。可一年以后呢，三年五年以后呢？搁书店里三折还没人买！曾经受到那般漂亮而绝世超尘评价的作品，为什么眨眼就变成一堆垃圾了呢？ 　
　　 掌握纸质文学媒体的既有资深编辑，又有领国家工资、有国家给予的职称的文化官员，也可能是知名作家，而搞评奖和评论的大体上还是这样一批人，长久以往，便形成了一种规矩：发在某些刊物上的作品，常常也就是备受推崇、极易得奖的作品。这样做的好处自然是，既维护了刊物的权威，又维护了评奖者的权威。这在文艺界是一种普遍现象，只是没有歌词界、作曲界、晚会界那么黑罢了。当然这背后隐藏着老一辈的一种困境：所谓矮子里面拔高个，无论如何，总不能不出刊吧？总不能不评奖吧？ 　　
　　 其实年轻人也有自己的无奈之处，有些前辈总是喜欢画地为牢，肥水内流，居功不退，有的年轻人才会出此下策，出现一些可笑的举动。比如，有个年轻博士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谈到：“贾平凹、余秋雨各有很不错的作品传世，鲁迅、巴金、金庸、莫言、王朔、摩罗、李建军也都有他们值得尊敬的成就。”读者一看就乐了，有这么排序的吗？居然把自己的几位年轻朋友排在“大名家”后头，真是悲哀之举。不信，请看看这几年出名的年轻人，女的靠什么出名，摆在我们面前的作品，因为没穿裤子，所以一目了然，至于背后是怎么搞的，不得而知；男的，除了几个是学生（请注意：学生是另外一个卖点）外，如果身份是社会人，几乎全是靠所谓“酷评”才成名，比如王彬彬（二王之争）、余杰（二余之争）、葛红兵（悼词）、朱文和韩东（断裂）、蒋泥等几位博士（作家批判书）。细想想，他们实在是没办法啊。　　
　　 真希望有些志得意满的作家们回头看看，什么才是有思想、有影响的作品：《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被林肯称为“引发了一场战争的小妇人”，《百年孤独》完美地描述了人类“儿童状态”对于恐怖与无助的自我意识，《战争与和平》对于人类共同苦难的探究至今无出其右者，西方现代派作品曾经让中国作家群体疯狂模仿……而在我们这里，说句不中听的话，真是时无英雄，竖子成名（特别声明：不是每一个竖子都成名，也不是每一个名家都是竖子）。这是一千六百多年前的阮籍面对刘项争锋的古战场，摇头发出的幽叹。一千六百多年过去了，时世何其相似！ 　　
　　 如此混乱局面恰是由思想矮化引起的。挺拔的竹林从来不互相纠缠，乱长的蔓草则总是在吵吵闹闹。这种现象是很值得好好玩味一番、细细梳理一通的。
　　
　　一、缺乏思想的表现种种
　　 缺乏思想的表现无外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
　　 内容上的猎古猎奇猎艳，直接造成了文学视力的老花、散光和近视等疾病。这等眼神，自然毫无思想的穿透力。老花患者在写历史传奇。写这种东西的好处首先是两个字：好读。中国历史历来是讲究智慧的，而这智慧几乎全是什么用兵奇谋、宫廷斗争、奸相忠臣、处世良方、全身之道，故事俯拾皆是，奇趣层出不穷。而且，既是传奇，便可如《三国》、《水浒》般信手写来，只是没有罗贯中和施耐庵的那份才气和雅量，写出的东西只适合拍拍影视剧，闲来消遣，在其他方面实在无法细细审视。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二月河。二月河之外，还有人在费大功夫写大秦、大唐、大宋、大明中华五千年，自秦以来虽然很少产生思想，但无聊且重复的故事颇多，足够文学视力老花者抱住乱啃。我们的作家之所以擅描（是描红的“描”，不是“写”），还有一个附带的原因是，他们非得从历史中寻找厚重感，是受了几种影响，一是俄罗斯（苏俄）传统，如《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二是拉美传统，如《百年孤独》，三是反右和“文革”，使作者觉得现实题材雷区太多，而历史题材小心把握，不要写出《海瑞罢官》一类的作品来，没准还会被认为是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哩。
　　散光患者在写人生苦难。在这方面，除余华、李锐等少数作家具有举重若轻、拈花微笑、大悲如喜的特质外，其余都犯了一个错误，认为中华民族千年凝固的农耕状态，足以代表人生的苦难、人性的无奈，于是在这题材上铺上高粱秆，围上篱笆墙，穿上厚棉裤，深挖各种原始欲望、残酷的生存竞争、无聊的日出日落。更令他们信心百倍的是，曾有海外汉学家认为，汉民族的这种凝固状态，完全可以提高到人性的审美高度，或者是“存在”的哲学深度，于是大家更是趋之若鹜，生怕自己失去这种厚实的写作之基。但是，这种对于生活原生态的描述，如果只是起到了摄影的作用，只是因为熟悉某种生活才写，既没有浓缩，也没有提炼，结果只能是既非艺术，也无思想。在许许多多的摄影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数张沟壑纵横的脸、无数个在严冬抽着旱烟袋、穿着厚厚棉衣的存在者。实际上，一个真有思想的写作者，决不会抱守某种自以为是的题材而不放，更不会取巧献媚于题材。对类似题材的把握，总是能置于一个阔大的思想背景中。读余华的小说，通过精巧的构思和平实的语言，尽管他没有直接描述农耕文化，但在主人公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中，完全可以想象到一个多么可怕的生活背景。 　　
　　 白内障患者在写时代生活。本来这是一个缤纷的时代，写作资料比比皆是，比如可以描写生态及自然环境问题、女性主义、家庭解体、新型战争、生活本身的荒谬……但我们很少有作家这样做，而是产生了像王朔、池莉、卫慧这样的时代先锋，再有就是写公园里的一次艳遇、会场上的一种眼神、飘游于男人间的女性弄潮儿。这些东西，难道就是这个时代能给予我们的吗？在市场化写作越来越明显的趋势下，对于当下生活的描述，作家和读者都定位于最浅表层次的感官快乐。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穿着衣服的人，再怎么妖娆美妙，再怎么婀娜多姿，固然可以吸引众人眼光，但若更能吸引众人眼光，还须脱光。白内障的特点之一是，连表面的妖娆美丽都看不清楚，惟独可以模糊地看到脱光后的白花花一片。然而，脱光状态能代表这个时代吗？同样的道理，我们的作家所描写的时代生活，一律描述的都只是时代的“脱光”状态，是一种畸形的表象而非本质，远非时代本身。 　　
　　 红眼患者在写少数民族。平心而论，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民族的苦难和历史，确实能代表全人类的苦难和历史。但是，如果描述这种苦难和历史，仅仅是把该民族的风俗礼仪当成新奇的东西，仅仅是把主人公的名字当成特别的发音单词，仅仅是把同样的历史故事和逻辑不再放在中原大地上，而是放在村寨边、高山上、毡帐内、雪地中，这样的故事未免也太多了吧。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国外的“民粹”作家屡屡获奖，而且展示了截然不同的韵味。霍达和阿来在这方面做得相当不错，是因为作者同时存在着两种长处：一是本人熟悉这种题材这种生活，二是发现了这种题材这种生活具有独特的景致，即人们通常说的，某某将“笔触伸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这样写，自然有人大感兴趣，而于题材的独特之外，鲜问思想了。对于这类小说，不妨采用这样一种读法，假如剔除那些地域色彩浓厚的人名、地名、官名、习俗名、宗教仪式名，还原成一个普通的故事，则索然无味矣。而优秀且深刻的小说，则绝对不惧怕这种调换。换句话说，无论你怎样剔除调换，都是震撼人心的好作品。　　
　　 近视患者在写新奇怪异。大约贾平凹、莫言等人也觉得，阔大的历史框图，勾画的人太多了，也太容易勾画了，于是他们另出奇策，就写身边的新奇怪异。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运用语言方面纤巧老练、异趣盎然，在观察世态人情方面入木三分。有此二者，完全可以把一件破事写得天花乱坠。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的两个民间传统心态造就了他们的成功，一个传统是，由于封建社会统治阶层的别有用心，视性和欲望为可恶的东西，即所谓存天理、灭人欲，极度虚伪的结果是，天理无影无踪，人欲变得扭曲呻吟，明眼里是全民禁欲主义，实际上造成的是，民间文化对于性事的深深关切之态；另外一个是，窝里斗的残酷历史与明哲保身的行为哲学互为表里，造成了民间对于无聊、庸俗、残忍等行为的看客心态。普天之下，情同此理，人同此心，读者根本不需要探头去看外面的世界，只须看看身边的一花一世界、一鸟一天堂。所以，他们的作品被认为是世界、是天堂，全不管这世界、这天堂毫无新意，毫无深度，全无一丁点儿的含金量——五千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一批作者死了，又生出一批作者；一批看客死了，又生出一批看客。 　　
　　 有人定然会有如此疑问：如果这些作家真是患了眼疾，为什么还有大量读者对他们的作品非常喜欢甚至是崇拜？首先，无论他是一个几流作家，既然成了作家，肯定是有可取之处，也肯定会有一部分读者喜欢。其次，正因他们所描述的生活层次较浅，很多读者都有一种亲切的认同感，在没有深沉认同感的作品的前提下，读者也只好认同这种浅层表现。这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时无英雄，竖子成名”。三是他们几乎都成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所谓新文学时期，属于荒漠上的奇葩，汪洋中的救生岛，加之又形成一个互生互利的圈子，读者自然得绕进这个圈子里去。 　　
　　 形式上的舍本逐末也是一大原因。对于汉语言的魅力，大多数作者不仅在“表现什么”时呈现出迷途状态，而且在汉语言本身上缠起了裹脚布。 　　
　　 我们的评论家在评论当代作品的语言时，用的是“圆润”、“绮丽”、“温暖”、“冷静”……不知怎么的，这些词语总是容易和某些不雅的东西产生联想。生活在农村的人都知道，家禽家畜的粪便各有各的妙处，就直观的来讲，羊粪表面光洁干净而内里丰厚，可称之为“圆润”；牛粪落地后仍热气腾腾，可称之为“温暖”；鸡粪因其食性不同，常常是黄白灰黑色彩具备而相间，可称之为“绮丽”；在寒冬，人们若要从猪圈里起粪时，遇到的必然是猪粪的“冷静”……对不起，再说下去，就该呕吐了。
　　语言之于文学本是一种工具，把工具本身当成目的，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不可承受之重。她真正应该承载的东西，比如思想，比如想象力，比如阅读快感，已越来越稀有了。　　
　　 此外，在中国还有一种称为“哲学家”的产物，以周国平可为代表，其特点是所写的散文中充满了“哲思妙悟”，但仔细一看，不仅毫无新意，而且有抄袭之嫌。因为关于抄袭，文法已有公论：凡引用文字占到全文百分之三十以上者，视为抄袭。在周国平等人的“作品”中，有的是克隆思想，有的是克隆文风，更有甚者是直接克隆文字。以短文《关于婚姻的自嘲》为例，一篇仅仅五百字的短文，引用他人轶事、语言就达四百余字，而且均可从名人轶事或格言辞典一类的书上找到，何其容易！
　　
　　二、缺乏思想的原因探析 　　
　　 一是文化传统的以讹传讹。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往往表现出一种畸形的承接。比如对于庄子，其思想的博大深厚，一直是专家学者的研究课题，而我们的作家，就内容而言，则集中感兴趣于厌世的情绪、失意时的逃避、怀才不遇时的自慰，就形式而言，也逃不开仪态万方一类的赞誉。在今天，庄子的思想更体现在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对生态环境的深沉忧虑。这一点几乎是神奇而先验的，然而也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几乎同样的思想，我们可以在卢梭、马尔库塞或罗马俱乐部的著作中发现。所不同的是，后几者都是直观的忧虑，庄子则是奇诡的预测。故尔，同样的思想，庄子的表达方式更迷人、也更绝妙，甚至是更有说服力的。例如，描述人的异化问题，散文大家余光中曾仿庄子作《逍遥游》一篇，颇有苏东坡当年以自己为“庄子转世”的才气，只可惜也是仅在语言和境界本身上打转，既无发展，亦无延伸。 　　
　　 对于另外一些典籍也同样如此，它们总是执着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有不计其数的写作者在重构着中国的语言神话。而对于思想的传承，则表现为以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微妙感情和关系为核心，或者是奋进而济世的，以最浅显的层次介入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或者是低沉而回避的，以最佳风度展示生存的意义。以文人常常倾心的魏晋风度为例，这种把儒释道杂糅的东西，在历朝历代都绵延不绝，产生了像《小窗幽记》、《菜根谭》、《幽梦影》一类的著述。这种情调与流俗之下，对于真正的社会或人本身，写作者都没有力量真正面对，因为他们看惯了传统文化中浮光掠影式的东西，无法真正进入传统文化的内核。 　　
　　 二是对于西方思想的拙劣模仿。凡模仿，是断然不能产生思想的。真正的心灵颤动是共鸣，而不是模仿。1865年，尼采在看到叔本华的著作时，他发现了“一面镜子，我通过他照见了世界、人生和我自己那被描绘得无比崇高的本性”；“好像叔本华在亲自对我讲，我感到他的热情，仿佛他就站在我面前，一句句大声地叫喊：放弃、否定、顺从”。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有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等作品名动一时，但这几个作者的不凡之处在于有自知之明，他们深知自己的东西是在模仿，捞一回闲名也就各自去了，不死套在文学圈里。该种文学作为一种情绪化和投机取巧的产物，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　　
　　 而有的模仿者除却模仿之外一无所长，只好厚着脸皮写下去了，于是读者也只好在这拙劣的模仿中进行着类似“新奇”的阅读。更有知情者却从国外找到故事原型甚至是故事模型。殊不知，西方现代派文学有着极为深厚的现实背景，每一次思潮的来临都能找到生活中的源渊。比如二战后弥漫于欧美的消极颓废情绪，产生了萨特等的存在主义、颓废的一代；在西方物质文明压迫人类生存本性时，产生了马尔库塞的“反文明”，文艺则从中看到了生活中极其荒谬的东西。 　　
　　 而我们的“现代派”一夜之间便旌旗林立。这样的结果，因为没有生它养它的土壤，只能是产生一些徒具形式的新鲜感，除了最终走向死途，也不可能有第二个结果。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也具备了现代派文学的某些生活源渊时，中国的作家们却由于对模仿所产生的恐惧而裹足不前了。 　　
　　 三是目的性太强的取媚倾向。有一句名言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在老百姓和评论家中自然口碑甚好，于是很多作者痴迷于一池浊水、半片秃山，大量运用黄色小段子、民间俗语俚语，并以此博得一片喝彩声。比如，有批评家曾说到贾平凹“一个老人的蠕动的嘴像小孩子的屁眼”，以及类似的句子，走的是欧·亨利描写美国西部的路子。但相较之下，两者情趣大异。贾平凹给人的感觉只是一个乡村说书人，端着一大碗面坐在街头滔滔不绝。他只是一个优秀的“说事”的人，你要是想知道他要表达什么、反映什么，哪怕就是他的后期作品，如《废都》、《怀念狼》等，除非评论家硬套，是难以发现任何思想深度的。在欧·亨利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对底层民众的悲悯，对人生深层次上的无奈与戏谑。贾平凹本人对此局限也是深有认识的，他曾经在自己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谈到：“我看同辈作家的作品少得很，那么多，没时间读。有时看了，不以为然，譬如有的作品当时在国内叫响得很，后来看并不咋样。不知文坛是咋弄的。”（以他的聪明，一定知道文坛是咋弄的）“我回想我到底写了些啥东西，还落下个虚名。”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说：“中国作家最缺乏的是一种气量和胸怀，每每想起来令我沮丧。这个时代难道只能产生我们这些琐碎的作家吗？”（关于气量和胸怀，中国作家还有一个特性：他自己可以“谦虚”地说自己是不成器的、末流的，但只限于他自己说，别人若是一说他，可就捅上老虎屁股了）贾平凹是清醒的，因而也是痛苦的。琐碎正是民间生活的常态，而津津有味地描写琐碎的作家，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总是难舍取媚——无论这种取媚是无意还是有意，至少可以标榜“读者喜欢我的作品”。 　　
　　 四是功利性写作。很多功利化很强的写作者，以隔壁老太太的悲哀为借口，掩饰自己的功利化写作，从而也使自己没有思想这一层得到弱化。这背后的潜台词是：我有思想，我是故意这么做的。池莉不是问过这样的问题吗？哈姆雷特的悲哀在中国有几个？池莉可能醉心于市井，忽略了这个时代的文化演进：她若是进了高中校园，随便问一个高中文科生，他也知道哈姆雷特在想什么！ 　　
　　 更深一层的问题是，池莉所说的隔壁老太太的悲哀，也远不是她作品中所描述的那样。数家调查公司都对中国公民最关心的问题进行过调查，结果大同小异，他们所面临的悲哀最多的就是那几项，比如正义公平、食品安全、腐败等等。池莉也应常在街头闲谈，想必也知道他们每天咒骂着什么，悲哀着什么，可是再从她的作品中去寻找，找到的却是另外一些东西。这是隔壁老太太的悲哀吗？那只是一些琐碎或时尚的故事，甚至还不如她的早期故事，比如《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就写得更有意味。可影视一播，名声在外，不由让人坠入其中。 　　
　　 其实有个问题是不用回避的，写作本身，就包括纯功利化写作和思想者写作的区别，井水河水之别，二者也不必强分什么高下。只是有些人不想承认自己的功利心，这就有点奇怪了。居于浊滔，却想着不舍清流之美誉，累矣，生搬硬套的“文以载道”居然害人如此！ 　　
　　 现在的年轻一代则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以包装“少年作家”出名的一个策划者，在谈到成年作家时说过这样的话：“那些著名的作家和教授们，大部分此刻正写着平庸、琐碎、自以为深刻的无聊文字，他们内心猥琐，情感干涸，早已被读者抛弃！”他在谈到孩子们时则说：“我认识的几个‘少年作家’，脑子都很清楚，他们根本就没想去跟‘文学’较什么劲，只是想着把小说写得更好看，更符合读者口味，更打动人心，从而更好卖。是的，他们媚俗，但他们正在成长为专业的畅销书作家，他们从小就有这天分！”一为商业追求，一为思想追求，这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坦诚一点，互不相乱，利己利他。如果天分是赚钱，则谈赚钱；天分是思想，则谈思想；但一旦反过来，不仅虚伪，更会沦为笑谈。
　　
　　三、走向思想之路 　　
　　 至少要脱身于历史环境的负面影响。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中，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依古制之，依礼制之，稍有思想的嫩芽，轻则将思想铲除之，重则连人带思想铲除之，久而久之，文化人渐渐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定则，对于思想，能远离则远离，哪怕是在开明的时代。这样的结果是，以作家为代表的整个文化群体被囿于笼中，缺少一种向外的张力，比如对于人生意义的探求，对于宇宙真相的追寻……而是只能向内寻求两种东西：一种是对于汉语言和汉文字写作的超越和解脱，产生了呆到极致的汉魏大赋，也产生了美到境界的唐诗宋词，在单纯的文字中乐此不疲，寻章摘句，拾秽就污；另外一种是有着强烈的“泛政治”倾向，无论所言何事，定然扯上皇室官家、权力腐败、民生疾苦、经世济国，只可叹扯上是扯上了，尽是些皮毛之扯，从来没有产生适用于本土的制度建设方面的著作或文学作品——类《百科全书》、《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常识》者。 　　
　　 关于这一点，有一句名言叫做“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有个最起码的素质，分得清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哪些东西可以作为世界性的东西来展示，哪些东西搁什么地方都不值一提。但是操作这种东西显然太难了，远不如直接写着“世界大众”爱读的东西来得轻松，来得名利，让你惊讶，让你拍案，这就够了，至于思想，评论家能挖出来则好，挖不出来，至少是一个好看的故事。所以有了如下结果：至今也没有产生公认的体现某种思想的作品。 　　
　　 沿着上述道路再往后发展，古时是“有井水处皆咏柳词”，现在是作家们不惜以千金之躯往下三路走，向市井中走，就是从来没有能力往思想上走。有些名字基本上如柳永，家喻户晓，但只能让读者随着自己一起自慰，读者看不到任何思想的灵光，丝毫没有启迪作用。所以，只有脱身于历史的负面影响，离开对文字的过分迷恋，真正的思想才会破土而出，铲也铲不掉，烧也烧不死，灭也灭不尽。　　
　　 培养形成思想的思维温床，也非一朝一夕之事。因为有很多作家正痴迷于“无思想”的成功状态中，自得其乐，自忘其侮，在一个视“成功”为惟一标准的超功利时代，成功者的一句洋洋自得的“狗日的思想”就会把培养思想的重任抛在路边。而后学者，看到前人在花里胡哨或“泛政治”中居然成功，也必群起而学之，放弃对思想的追求和培养。换句话说，整体文化环境的改良至为重要，要求许多文学中人都必须有自审的能力，而非自恋的情绪，都必须有海纳百川的阔大境界，而非死爱面子的将错就错、讳疾忌医……如果有很多成名作家敢于面对自己的肤浅，进而完全袒露自己的心迹，呼唤有真思想者面世，则对于思想的形成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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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作家与文坛
                        ――与达然先生商榷
                                      秦晓

   二OO五年第五期《书屋》杂志上刊登了达然先生的《中国作家为何缺乏思想？》一文，就中国当代作家缺乏思想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应该说，作者选择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论题，如果能公允、实事求是地进行论说，必将有益于文坛，有益于作家创作。然而，细读达然先生这篇近9000字的长文（以下简称达文），笔者在诸多方面实在难以苟同。
  
                   一  
                                 
   依照达文的论题，达文的重点在论述“中国作家为何缺乏思想”上。那么，达然先生又是怎样探本溯源的呢？“一是文化传统的以讹传讹”，“二是对于西方思想的拙劣模仿”，“三是目的性太强的取媚倾向”，“四是功利性写作”。中国文学的“失去轰动效应”（“缺乏思想”是其原因之一），与这四种不良倾向确实有着关联，因此达然先生指出这四点，显示出了其思维的敏锐性。但是，在笔者看来，中国作家的“缺乏思想”，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中国社会机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化道统。达文仅仅归之于“文化传统的以讹传讹”，就意味着对机制问题的有意无意“遮蔽”。文中，作者举到了庄子之例――作者批评余光中先生“曾仿庄子作《逍遥游》一篇，颇有苏东坡当年以自己为‘庄子转世’的才气，只可惜也是仅在语言和境界本身上打转，既无发展，亦无延伸”。我们姑且不论余光中的《逍遥游》是不是“仅在语言和境界本身上打转”，仅就其判断本身而论，“无发展”、“无延伸”是不是就意味着“无思想”?是不是就意味着对庄子思想的“以讹传讹”？换言之，是不是在“发展”、“延伸”与“思想”、“以讹传讹”之间构成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
   达然先生为论证自己的观点，又举到了当代作家对“一些典籍”的态度。达文批评道：“它们（应是他们――引者注）总是执着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有不计其数的写作者在重构着中国语言的神话。”达文显然不赞成“重构语言神话”，也就是说，不赞成一部分作家进行语言试验。这同样是值得推敲的。只要达然先生对西方以索绪尔语言学为肇始，以雅各布逊、斯特劳斯、拉康、巴尔特、德里达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语言学派有所了解，就会明白，语言决不仅仅是达文所轻易描述的对象；同理，孙甘露、韩少功、汪曾祺、何立伟甚至莫言，他们所作出的“中国语言神话”的建构努力，也决不应成为嘲弄的对象。因为，伴随着西方语言学转型的，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建构与解构。在中国，“语言神话”的建构，同样蕴涵着现代哲学思维。这一点已是常识，毋庸赘述。
   作者接下来指责中国作家中的“奋进而济世”者是“以最浅显的层次介入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而那些“低沉而回避”者又仅是“以最佳风度展示生存的意义”，这些“情调与流俗”，是“浮光掠影的东西”――也许作者泛泛而论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也确有那样一些作家“没有力量真正面对”“真正的社会或人本身”，但是，笔者以为，即便是“以最浅显的层次介入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即便是专注于“以最佳风度展示生存的意义”，这是不是作者或读者所要批评的“讹”？这是不是“缺乏思想”？譬如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等，就是“以最浅显的层次介入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我们不仅不以之为“讹”，反而在文学史上给予其高度评价。很明显，在作者看来，只有那些大题材（风云际会、时代变革等）、大制作（史诗类的鸿篇巨著）才会出“大思想”，至于非此类的东西是不可能出“思想”的。换句话说，非我族类，即皆为“讹”。这该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呢？顺便问一下，张爱玲女士只是书写人生“安稳”（不是人生“飞扬”）的一面，不知算不算有“思想”？想来，依照达文逻辑，恐怕张爱玲也只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微妙感情和关系为核心”，是“以最浅显的层次介入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算不得有“思想”的。但现在的学术界却不这么认为，苏州大学刘锋杰教授近作《张爱玲的现代性及其生成方式》（《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就再一次肯定了张爱玲的世俗小说，认为这同样体现了“现代性”（这是一种“思想”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恰恰是她的作品深刻地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
  再看达文论及的第二个原因――“对于西方思想的拙劣模仿”。应该承认，新时期文学之初，莫言、余华、残雪、马原等人对福克纳、马尔克斯、法国新小说、黑色幽默等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模仿。王蒙在给宋遂良《文学十年主潮》一书所作的序言里已讲得非常明白，称是把西方一百多年的文学思潮与文学现象在中国“过了一遍”，这直接造成了中国文坛与西方文艺思潮的“零距离接触”，也产生了一些具有“轰动效应”的作品。在我看来，这肯定不是达文所轻视的“一种情绪化和投机取巧的产物”！笔者以为，这恰恰是中国作家在十年灾害之后筚路蓝缕、急于与世界接轨的一种现代性诉求，我们应怀着敬意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先驱者哪怕是歪歪斜斜、踉踉跄跄的起步作出热情的肯定，而不是冷嘲热讽。即便是达文所不屑的“一夜之间便旌旗林立”的现代派，也不应作如此轻巧评说。现代派（哪怕是“伪现代派”），无论是作为现实主义的补充与完善，还是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前表现物”，都有其生存的意义与价值。达文不依学理，不论时世，妄加抨击，实在难以服人。
   对于达文所列的第三条（“目的性太强的取媚倾向”），笔者同意其中的一个判断：“贾平凹是清醒的，因而也是痛苦的。”的确，这个变动不拘的社会使得我们的一部分作家无所适从，甚至误入歧途。当然，也不乏“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媚俗者有之，媚上者亦有之，打着“反叛”旗帜另辟蹊径一夜成名者同样有之。但达文举到贾平凹之例，以欧•亨利之“对底层民众的悲悯，对人生深层次上的无奈与戏谑”来论证贾平凹的作品“除非评论家乱套，（否则）是难以发现任何思想深度的”（如《废都》、《怀念狼》）。本来，诗无达诂，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见仁见智，乐山乐水，是很正常的事。只是《废都》、《怀念狼》真的“难以发现任何思想深度”吗？如果平心静气地解读《废都》，如果能联系到彼时彼地（时代背景、创作心态什么的），看见该看见的东西，撇掉面上的括号空格等，是不是能发现点什么呢？记得贾平凹在答《文学报》记者问时，就不满地称许多人“并没有读懂《废都》”，他其实就是希望人们能窥见深层次的东西。
   近年来，评论界对于池莉的作品批评有加。湖北大学刘川鄂教授的《小市民  名作家》一书，是一个集中的体现。但即便是该书，理念在先、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毛病也很明显（典型的如池莉小说的100处“硬伤”）。好在刘川鄂教授也明白这一点，勇敢地为此承担责任（因为这100处“硬伤”是研究生找出来的）。达然先生在此指责池莉进行的是“功利性写作”因而其作品“缺乏思想”，实在是对池莉的误读。已经去世的周介人先生曾非常精辟地称池莉的小说为“过日子小说”，学界大多赞同。即便是后期，池莉转向写出了《小姐，你早》、《来来往往》、《生活秀》这样的“女性文学”作品，创作了《阴错阳差》、《绿水长流》、《你以为你是谁》等“反意识形态”（狭义，姑且命之）小说，我们也无法将池莉归于“无思想”作家之列。在我看来，池莉恰恰是一位有“思想”甚至显得有些固执的作家。只不过池莉的“思想”不符合达然先生的“思想”而已。

                     二

  达然先生对中国文学显然持一种悲观态度(认为中国文学作品大多“眨眼就变成一堆垃圾”)。他在描述中国文坛“缺乏思想的种种表现”时，以为“内容上的猎古猎奇猎艳，直接造成了文学视力的老花、散光和近视等疾病”。譬如二月河的“帝王系列”，“没有罗贯中和施耐庵的那份才气和雅量，写出的东西只适合拍拍影视剧，闲来消遣，在其他方面实在无法细细审视”。其实，达文只说对了一部分，二月河的历史小说确实存在着美化帝王、赞美青天意识等弊端，但是是否只能“闲来消遣”、“在其他方面实在无法细细审视”？即便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要不要进行历史审视？依照达文抑此扬彼做法，作为古典四大名著之二的《三国》与《水浒》，想来“思想”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这个命题显然无法成立，因为《三国》与《水浒》都存在着诸多应该剔除、扬弃的东西。相信这个问题也不需要进行讨论（可参见王学泰等《<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批判――为中国文学经典解毒》一书）。
  达文认为“在写人生苦难”方面，“除余华、李锐等少数作家具有举重若轻、拈花微笑、大悲如喜的特质外，其余都犯了一个错误”，我不知道达文所言的“少数作家”还有谁，所以不好一一列出善于书写人生苦难的作家。至于说到“白内障患者”作家，达文称“本来这是一个缤纷的时代，写作资料比比皆是，比如可以描写生态及自然环境问题、女性主义、家庭解体、新型战争、生活本身的荒谬……但我们很少有作家这样做，而是产生了像王朔、池莉、卫慧这样的时代先锋，再有就是写公园里的一次艳遇、会场上的一种眼神、飘游于男人间的女性弄潮儿”。我也不知道达然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坛有多深的了解，阅读了多少当代文学作品，但至少对他敢于批评的巨大勇气表示震惊。我们是不是“很少作家”关注“生态及自然环境问题、女性主义、家庭解体、新型战争、生活本身的荒谬”呢？池莉算不算“时代先锋”？是不是当代文学充斥的就是“公园里的一次艳遇、会场上的一种眼神、飘游于男人间的女性弄潮儿”呢？池莉的小说不关注“女性主义、家庭解体”和“生活本身的荒谬”吗？上文所列的池莉的小说以及未及列出的《声名狼藉的日子》、《看麦娘》等等，又关注什么？近几届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如《张居正》、《英雄时代》、《历史的天空》、《无字》、《尘埃落定》，还有《狼图腾》、《英格力士》、《石榴树下结樱桃》、《青狐》等等，又关注的是什么？笔者想问：我们“对于当下生活的描述，作家和读者都定位于最浅表层次的感官快乐”吗？“我们的作家所描写的时代生活，一律描述的都只是时代的‘脱光’状态，是一种畸形的表象而非本质”，是这样吗？
   在批评作家为“近视患者”只会写“新奇怪异”时，达文举到了贾平凹、莫言例。称他们“另出奇策，就写身边的新奇怪异”，“可以把一件破事写得天花乱坠”。他们的作品――在达然眼里――“毫无新意，毫无深度，全无一丁点儿的含金量”。不用多说，达文对贾、莫二人一笔抹杀了。如果说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被达然视作“新奇怪异”的话（全然误读），贾的《浮躁》、《我是农民》、《土门》，莫言的《丰乳肥臀》、《红高粱》系列等一点也不新奇怪异，更不是“一件破事”，当然也就不是“毫无新意，毫无深度，全无一丁点儿的含金量”。这可以从当代文学史中查阅，也可以从严肃的学术论文中得到确证。

                    三

  为什么达文会出现如此多的漏洞？其实很简单，达然先生对中国文坛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此其一；其二，达然先生可能更多地从“理论”出发去要求中国文坛、中国作家应该怎样，而没有用一种辩证的、客观的眼光看待作家、作品、现象和思潮；其三，缺少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精细解读，缺乏一种开放的文学观念；其四，喜欢以偏概全。还要指出的是达文的文风，实事求是地说，达文不是严肃的当代文学批评，而更像是随笔、杂感。尽管“嘻笑怒骂”力求文笔活泼一点，但掩不住作者的虚火上升，掩不住作者的浮躁之气。至于对当代评论家在评论作家语言时使用的“圆润”、“绮丽”、“温暖”、“冷静”字眼的“联想”（羊粪“圆润”、 牛粪“温暖”、 鸡粪“绮丽”、 猪粪“冷静”），就更欠斟酌，缺乏学理精神。
   达文作为一家之言，表达的是对中国文坛的深深忧虑，这一点能勾起本人的同感。尽管本人作为文学爱好者和文学研究者，简单地为中国当代文坛和当代作家进行了有限的“辩护”，但这并不意味着本人对中国当代文坛和当代作家全面肯定和高度认同。在并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下，我们的作家一方面承受着西方各种思潮的诱惑与冲激，另一方面他们又因为失去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既得的”利益而变得无所适从。作家阵营的分化，各种思潮的演绎，甚或不合时宜的现象与形态招摇过市，都应作理性分析，而不必大动肝火，一否了事。
   何锡章先生在《论“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价值生成与存在中的意义》（《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一文中精辟地指出：“思想是人的价值的基本体现，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主要证明。文学是人学，文学应该而且必然应表现人的价值，应该而且必然应表现人的思想，这是文学的天命，是文学得以存在的根据，是文学生命力的基础，是文学之魂魄。”他肯定了“思想”（泛义）的价值与作用，但是，何锡章先生又指出：“强化思想在文学里的价值作用，定会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在现代文学中，这种负面影响又是真正存在的。我认为，出现负面影响的问题不在于是否重视、表现了思想，而在于过于功利化，思想内涵的浅显化，思想目的的直接化，还在于坚持现代价值的不彻底性以及相当多的作家自觉与不自觉地回归传统思想的妥协性，在于文学的人性思想深度受到削弱，在于作品形而上思想精神价值的相对缺乏。此外，关注思想而轻视艺术形式的审美意义，使现代文学的许多作品的审美价值不高，艺术生命难以持久。”诚哉斯言！我们当细细品味之。

伊陵子

twinking star !
let us read them  slow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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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ysu

对于达文的观点不敢苟同，不过仔细想想当代中国确实好久没出什么像样一点的作家了，更别说哲学家与思想家了。

popeshw

何止是作家，，现在的我们难道就不缺乏吗？？

教育怎么样才能提高呢，可能要民间来搞了，，现在的教育部不如叫教育产业管理及实践部更妥。

wuyongqiang

当代是经济时代，文学边缘化是注定的命运。伟大作家思想家是时代的产物，我不企求或苛求当代会产生伟大的作家。但当代有好作家、好作品。二十世纪有了鲁迅他们，差不多够了，二十一世纪能产生谁，还大可以期待呢，何必悲观？
我相信一位诚恳的、真正关注底层苦难的作家，这就够了。所以我阅读能打动我的作品，管他谁喜欢“下半身”、“黑幕”……

wuyongqiang

致2楼伊陵子：

记得原诗是“空山新雨后”啊，你是不是故意改之？若是，让你见笑了。

lwashui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反映作者生活时代的，都果不是，那就没有多少生命力。看看现在的作品，都是千篇一律，只是停留在表面，没有实质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大家看一两回也就算了，多了看都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