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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类】] 王昊:着史当如唐德刚 (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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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7-13 21:02: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王昊:着史当如唐德刚

  清末到民国初年的二三十年间,中国历史乱相纷呈,着史者、读史者都不免会被历史迷雾所扰,诸多史事并不容易被人看透。不过,后人看这段历史确实觉得异常兴奋,毕竟其中许多谜团值得人们去探幽烛隐,剔抉爬梳,找出真相和本源。早年的民国政坛,潮起潮落,群雄割据,其始作俑者,当为袁世凯。从个人角度说,对于袁世凯向无太好的印象。自从规规矩矩地接受学校的“历史教育”以来,便发现有关这个人的评价总是和“窃国”、“卖国”、“独裁”、“倒行逆施”等极不好听的字眼联系着。在没有进入大学之前,有一段时间,对这个人的了解基本上是从小学到中学的历史课本上得来的,额外的“野史趣闻”也多是通过文艺作品,甚至是从曲艺,诸如相声、评书之类的段子中搜罗而来。大学时候,因专业的关系,与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打了几年交道,在大学老师的“启蒙”下,才对以往所学的“历史”有了颠覆性的认知,明白了以往所学的不过是些历史的知识,并非都是完全真实的历史,那些被人剪裁得“整整齐齐”的历史,其实不是给研究历史的人看的,尽管它是由研究历史的人写出来的。
  对袁世凯改变了原初印象是在大学二年级的“中国通史”近代部分学完之后,是时读到“张之洞、袁世凯等是洋务运动后期的首领人物,亦是热衷于兴办新式教育的地方实权人物,并成为废科举、兴学堂的倡导者和决策人物”[1]的内容,再往下读,发现袁世凯原来不只是在天津小站训练了新式陆军,还在近代中国的诸多领域多有创革。他是中国警政制度的创立者,尤其在督直期间,积极推广了西方近代文明在天津、河北等地的传播,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建树很多,可称清末的一位干才。那时一阵兴起,找来几部有关袁的传记“狠”读了一回,然而却觉得几乎都是大同小异,也没留下什么深刻印象,脑子里的东西大体上还是《新编中国通史》中的内容。从晚清入民国,袁世凯的种种作为,桩桩件件都写在了史簿上,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都有或详或略的记述,而后人对于袁世凯的研究着述也极为繁复。不过,后人所论大体集中于袁世凯一生中几件影响历史的大手笔上,褒者,不外新政的推行;贬者,清末则为镇压义和团运动,民国则当数“帝制自为”。
  前人着史后人观,感觉亦如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一样。不过,史局有时太乱,加之受了各种因素搅扰,前人所着之史未必可信,也未必好看。而近来读唐德刚的《袁氏当国》却有了一丝“凉爽”感,好像有了当年读蔡东藩的《民国通俗演义》感觉。不过当年蔡氏大着皇皇几十万言,单是民国前期十几年就写到一百二十回,还没写完。比起蔡着,唐着《袁氏当国》薄薄一册,只12万言,“袁氏当国”这几年光景中变换的史事,登台下场的各色人物,被他弄得条分缕析,评判鲜明。仅读目录,就会让人觉得清清爽爽的,确实应了伍立杨的评价,“唐德刚先生的史学着作,是着述界的一个异数。在他笔下,远古的所传闻世,近古的所闻世,当代的所见世,枝柯交搭,轰然洞开,他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对中国文化精髓的再发现而不伤及精髓,疏浚史事的同时提供一个精神支柱。他设法挖掘表层之下的深层结构,透析近代社会在冲突崩离中的整体性创伤,其间充满独创性的阐释洞见与判断”。[2]唐氏也在《袁氏当国》中自言,“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有之,或自不才始也”,此言虽未必尽然,但也让人得见其“我伸我见,我为我文”的治史风格和气度。
  以《袁氏当国》而论,唐氏不以发掘“猛料”、“暴料”来夺读者之目,而其所引所征皆是日常可见、触手可及的普通史料,排比运用,综合分析,述说则环环相扣,挥洒自如,论说则有情有理。然而,私意以为其最大特点倒不在于作者对袁世凯的褒贬有度,也不在于其分析问题的入情入理。举例而言,对于前者,如写“‘二十一条要求’交涉始末”,其实,关于此一史实,很多史学工作者也有明断。唐氏言及,“这次袁世凯的‘二十一条要求’交涉,被后世史家和着作家说成是袁世凯企图帝制,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要求’的总罪证。其实袁世凯并未接受‘二十一条要求’,原要求中的‘五号七条’,也全部被袁政府拒绝了”,“当然我们不容否认,这部新约也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例如延长旅顺、大连租期至99年,直至21世纪,又默许日人无限制向东北移民等,都是丧权辱国的”。[3]稍有比较就会发现,这些褒贬与中国当下学界所论似无大异。对于后者,如写“蒙古分裂主义者的矛盾情绪”,其中分析汉满蒙三族数百年来融合的文化原因、满蒙一体的政治传统等等,也多见诸国内史学界。个人觉得,唐体文最大特点之一,其实是有梁任公那种“别人数万言不得要领,他只消五千字便说得明白”的文字功夫,堪称史笔非凡。时下学界常有“加强着史者文笔锻炼,提高史着史论可读性”的呼吁,可这种呼吁的收效甚微。有学者自打圆场,认为其原因“不是认识与态度问题,恐怕还是能力问题”,“多数史学工作者不仅外语单词掌握得不多,连汉语(即国语)词汇量也不容乐观,并无多少挑选与斟酌余地,更不用说别的素质要求。生动流畅云云,非不欲也,实不能也”。[4]可是,文笔生动,行文畅达,本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大块文章尚且能洋洋写来,难道就不能抽出些许时间锤炼一下自己的文笔?任何人生来都不会先知全能,必然要通过学习了解一切,锤炼文字自然也须下一定功夫。伍立杨称,“唐体文有一种魔力”,其“文笔驭控自如”,“丝毫没有散漫脱节的毛病,纵笔题外而时时顾及中心”。其实,唐体文特点可以用“化繁为简,不失精髓”概括之。现在大陆史学界有个现象,学者着书作文往往失语,不仅在史学理论上盲目追随西方学界,就是在论说上也总要刻意追随西方话语的论说模式,文章写来不是漫衍无际,就是玄奥异常。如此一来,反而抛弃了中国文史传统,此种传统归纳起来可用三个字概括,即“信、达、雅”而已。今人着文论史往往推崇前贤的文笔,而前贤早就讲过,“若为文章之美,不要多说,只要能把意思表明就得”,文章不必古奥,“总要词达”。另外,“历史的文章,为的是作给人看。若不能感动人,其价值就减少了”,“不能使人感动,算不得好文章”。[5]前贤种种论述,今人反而不察,可叹,可怪!
  说到史笔,不能不说史才,因为史笔就是史才的一部分。而史才的另一部分当数对材料的运用和分析能力。一篇文章的构思和组织,特别是历史类文章,看似容易,做起来很难。不像时文,写后能获得些效应就足够了。写历史文章,辨析史料真伪的功夫暂放一边,单就排比那些大量的史料而言,“史学中人,其下者,……虽资料山积,却盲心瞽目,入宝山而空回,致事实湮没真相远隐”。[6]而综观唐体文,不是以披露珍闻秘史见长,是能在已有史料基础上,理清脉络,辨析诠释,贯通史事,寓臧否与行文之中,不失大关大节,将一个“故事”彻底说透。
  读唐氏着述,总觉得有史迁遗风。我推测唐先生也应是个口才极佳的人,因为我始终相信,运用语言的能力和驾驭文字的能力是统一的。在唐氏语言及文字中必然涵蕴着他深刻的才情和思智,这就能使他在观察历史时产生独到的历史认知。《袁氏当国》行文至“袁总统就职与大赦令”一节,指出袁世凯就职之后,便立刻颁布大赦令。而此种作为一未经参议院同意,二未经内阁副署,实不合法律程序,袁世凯悍然为之,显然目无参议院和前任总统,表现得缺乏大政治家应有的风度。而与孙中山相比较,对于此事,孙氏“颔之,未与计较,并咨请参议院追认之,未动声色(有前总统之咨文,在法律上便可免新内阁之副署)。这就显示了孙中山先生的大政治家的风度”。比较孙、袁二人,唐氏称,“这只是个人的小意气,法律程序上,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读史者亦多未察也。然见微知着,不谨细行,终累大德,袁世凯后来之身败名裂,都可于此等细微人品中见之”。[7]由此可引一题外话,以往翻看有关袁世凯的图像资料,常常会有个困惑,袁世凯陨命时还不足六十岁,而观其晚年所留影像,那分明是个古稀老者,须发皆白,原以为是为政操劳所致。现在想来,其人心机太重,气度不广,也可能是导致其早衰的一个原因。其女袁静雪回忆,袁世凯自称一生中最为得意且经常谈起的“手笔”,是在直隶总督任上联合张之洞等人奏请废止科举制一事,“他说,他是从小就痛恨这种科举制度的”。[8]想想当时的袁世凯,言语之间很可能是一番“小人得志”的嘴脸。科举固然害人,却也有其发展的合理性。袁世凯少时,虽聪慧,但不勤于读书,后应试不中,对科举遂起厌恶。如果他早年登科入仕,想必会对科举制度有另一番“同情”吧。这一小节,似亦可看出袁氏心胸。再回来说“史识”,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讲,做一个史家要有史识,何为史识,就是指观察力。史识之后,当有史释,按唐德刚自己的话讲,要将历史事实和历史哲学结合起来。“历史事实如果没有足以解释它的历史哲学来加以说明,那这个故事也就只是一篇‘官场现行记’而已”。[9]说到“官场现行记”之类的小说、演义,突然觉得,演义虽然不能做历史看,但是历史可以借助“演义”的形式来作,文章若能写得“飞动”,像“演义”一样字字活跃在纸上,或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或使人感觉如入战阵,大砍大杀,痛快淋漓,这就足以展现出历史的迷人之处。如果着史之人能妙笔生花,那还有谁不愿以亲近历史呢?
  回首“袁氏当国”的那段历史迄今已是90年了,海峡两岸学界对于袁世凯功过是非的评价虽渐趋公允,但是迄今还没有出现一部令两岸学术界都能认可的权威性研究专着。唐着《袁氏当国》能否担得起“权威”的名实,可能定论尚早。但自其流布以来,确实被读书界广泛看好,这倒是给学术中人提了个醒儿,着史当如唐德刚。

  注释:
  [1]陈振江编着:《新编中国通史》第三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页。
  [2]伍立杨:《美与力的大手笔》,祝勇编:《阅读》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3]唐德刚:《袁氏当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页。
  [4]郭世佑:《21世纪中国史学的创新问题》,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编:《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181页。
  [6]伍立杨:《美与力的大手笔》,祝勇编:《阅读》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7]唐德刚:《袁氏当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8]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4页。
  [9]唐德刚:《袁氏当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原载《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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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7-13 21:52:39 | 显示全部楼层
哈,有人要捋顺袁世凯了,说英雄,谁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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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7-13 22:07:08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不懂历史,但感觉,无论文理,不带成见,不带框框地做学问才能有所成就有所创新吧。。。

这是我转贴此篇的目的,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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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7-13 22:15:35 | 显示全部楼层
有兴趣要看看《袁氏当国》,偶对历史还是有点兴趣的

《袁氏当国》内容简介:袁世凯如何在晚清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政府之间养敌自重以觊觎总统宝座,宋教仁刺杀案的历史谜团到底暗示了什么背景,孙中山的个性对他改造国民党以谋求革命有何影响,袁氏当国时期的内政外交如何复杂多变,筹安会“六君子”与袁氏政府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不该遗忘的古德教授的政治理念是什么……唐先生凭借其一贯的学者气节,不依风附草,不人云亦云,坚持论从史出,坚持言必有据。

《袁氏当国》新浪连载阅读:http://book.sina.com.cn/nzt/his/ ... dangguo/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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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7-13 22:17:05 | 显示全部楼层
是呀,我知道你要推荐唐德刚,可是我一看就注意力就转到袁世凯了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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