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毁灭与一个国家的崛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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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起平常不过的杀人案。嫌犯阿星，现年20岁，来自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2005年7月8日，在广东潮阳市一家织带厂打工的他，由于旷工一天而被工厂主管开除。一怒之下，阿星用刀砍死了主管。尔后，他逃亡到深圳，打电话给曾经采访过他的《南方都市报》记者，要求在记者的陪同下投案自首。（7月11日《南方都市报》）
毫无疑问，等待阿星的将是法律的正义。阿星必须为自己犯下的罪行接受相应的法律惩罚。但是，望着自首时阿星那毫无惧色甚而带点微笑的面容，相信没有人不会为这位杀人嫌犯几年来力图走正道的艰难路程所震撼。
阿星的家乡温江村，便是令人闻之丧胆的深圳“砍手党”（又称“上映帮”）的“老家”。3000多人的小山村，多达上百人流窜于深圳等地，采用砍手、砍脚等作案手段抢劫。目前温江村在广东正经打工的年轻人只剩下三四十人。
阿星曾是这三四十名正经打工者里的一个。可以说，从15岁到20岁，阿星始终在与一种叫作“宿命”的东西搏斗。从15岁开始，阿星便在“砍手党”团伙里烧饭，看着老乡砍人、抢钱，“饿时饿死，撑时撑死”，却始终不愿与之同流合污。，从18岁开始，担心自己会受到影响而撑不住走上不归路，他进入工厂里打工，一天干12小时以上，每月只有300块钱。即便觉得活得很窝囊，阿星也没有想到去偷、去抢。他最大的梦想是能找到一份只要8小时的工作，工资能有500元就满足了。（见2005年1月20日《南方都市报》相关报道《来自小山村的深圳“砍手党”》 ）

但是，最终阿星还是逃不过“宿命”的魔爪。仅仅半年过后，阿星便走上了另一条不归路。阿星的“宿命”，其实也是那个叫作“温江村”的小山村的宿命。

温江村是个“山不长树，地不长粮”的地方。温江村人的生活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外出打工，二是到附近矿洞打矿。但这两条出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 “绝路”。

虽然挖矿每个月可以赚到少则能赚八九百元，多则一两千元。这却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惨淡之路。村里对于打矿更多的是“恐怖的记忆”。各地煤矿频繁出事故，就是温江村打矿之路的最好注脚。村里有一位新婚不久的年轻人，在外出打矿的几天后就死于塌方的矿洞，而私矿老板只给了800元的安葬费。而外出打工，却是又一条血汗之路。当地外出打工者，由于文化水平普遍底下，大多只能接受类似于阿星这样的工资待遇。在当地人中间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打工苦，打工累，不如混个黑社会，又有钱，又有势，晚上抱着美女睡。”从侧面反映了温江村人外出打工的艰难困厄。

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这个小山村至今仍有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乡风，外出的年轻人也不得不轻易地走上“不归路”。

但是，这真的就是温江村人的宿命吗？或者说，这就是整个中国农村的宿命所归吗？当然不是的。可以说，这是在一个国家崛起之路的大背景下，广大农村所作出的血泪代价，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国民做下的最不公平的待遇！

众所周知，二十几年来，中国的GDP增幅年均高达9.4%。但是，在工厂里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产品在海外市场以其价格低廉而富有竞争力，甚至时常被控倾销。但每一件产品背后，几乎都沾满了中国劳工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的血汗。中国的崛起，在相当程度上是以牺牲一代两代中国工人的血泪汗水乃至生命为代价的。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惠及的仅仅是位于金字塔尖的一小部分人，大多数的外来务工人员并没有从中得到与他们的付出相称的工资待遇，甚至连维持其基本生存都做不到。

在全球化分工下，大多数的工厂转移向发展中国家，并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经济发展机遇。二十几年来，中国就是靠着简单加工和粗糙的制造业，以及依靠剥夺多数劳工应得的酬劳，一跃而成为在世界排名第六的经济体。但是，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这个国家似乎忘记了，保证国人的基本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保障国人的基本工作福利，维护国人的基本人权，捍卫国人的个人基本尊严，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应尽的义务。——如果忽略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又如何能够持久，社会又如何能够长治久安？

从阿星的毁灭之路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国民，在教育上，他和他的许多老乡都没能够享受到应有的国家义务教育，小学没毕业就外出打工，有些人只有在临外出前，央求当地小学教师教他们写下自己的名字和家乡地址；在工资收入上，虽然他一天工作12小时以上，他的工资收入却还在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之下；在工作保障方面，他4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旷工一天，等着他的却是被开除的命运；在国民待遇上，他不能够在自己的国度自由呼吸，因为没有身份证，他经常被收容带走、被罚款；在日常生活中，他甚至感觉不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所在。他说，在城里人面前，“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

阿星的毁灭，是一个国家的政府不能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的结果。几年来，阿星本着自己的理性，在没有任何外力保护下，一个人抵抗着罪恶的侵袭。即使到了最后一刻，他都没有放弃自己。工资低下，他忍了；拖欠工资，他忍了；因为旷工一天而被开除，他忍了；4个月挣了2000多元工资却只给了他600元，他还是忍了。当他默默地收拾衣服，准备离开这家工厂的时候，如果不是工厂主管跑来痛斥一番，伤害了他作为人的最后的尊严，也许他会就这么忍下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开始那前途暗淡，希望渺茫的新生活。


但是，那位主管的骂声压倒了他最后一根理性的神经，他以自我毁灭的方式表达了对加诸他身上的种种不公的蔑视。同时也以卑微的生命对这个国家敲响了警钟——如果不扭转这种GDP至上的经济理性，如果一个国家的发展没有注重更普遍意义上的公平与公正，那么，今日的阿星，将是更多国人所不得不面对的命运！“如果我死了，我希望我下辈子不要生活在我们那里”，将会是一个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国人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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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shyp/200501201021.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