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人物见证朱总理的风雨历程

treefive

　

　　

　

　

　　

　

　

　

　

douamoutef

伟人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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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zhang197

非常想念他老人家！

binghe007

ding 人民的好总理

wglcs9801

難道大家不覺得他這樣的人在中國是一種悲哀嗎－－因為他只會補被孤立、被排擠！

這就是中國的官場！！！

端之泪

伟人！！！！！！
永远的偶像！！！！！！！！

cycle_zzy

这个帖子原来我顶过，怎么找不到啦？


历史也没法评价，因为历史是个为了应酬而打扮的mm

有点呆

是的，现在我们时常会想到他。

littleman

最佩服的人!!!!!!!!!!!!!!
永远的偶像!!!!!!!!!!!!!!

huzhoulyc

两道眉毛不羁地挑着，细长的眼睛射出锐光，宽厚的鼻头前挺闪亮，上唇撇起来时透着一股子倔和拗-----这是朱鎔基当总理时留给人们的深刻印象。

　　 退休后的朱鎔基，过去的严厉与严肃渐渐淡去，面相温和慈祥了不少，笑容也日趋增多。他现在的最大原则是不跟任何人谈工作 ，但喜欢同普通人聊天。他看书、练书法、拉胡琴。兴致来时，还会与夫人劳安一起“妇唱夫随”地来一段京戏。他的每一天平和而充实，正过着一个退休老人含饴弄孙的幸福生活。
值此朱鎔基退隐一年之际，谨以此文表达对这位前风云总理的思念。
　　
　　 一、闭门谢客 在家读书
　　
　　 2003年3月，朱鎔基正式从国务院总理的职位退休，温家宝接任总理。
　　 当了七年副总理和五年总理的朱鎔基，退休后，一下子从公众视野中销声匿迹。时至今日，一年过去，不见踪影的朱鎔基，一切都好吗？这位昔日威风八面的铁腕人物，离开轰轰烈烈的政治舞台后，其退休生活又是一番怎样的情景?
　　 一年前，朱鎔基任期届满时，海外媒体曾热衷揣测他的去向，有说他可能回清华教书，有说他可能回故乡归根，有说他可能以某种方式尽余热。
　　 至今看来，这些揣测无一正确。
　　 正式退休前，朱鎔基在最后一次听取香港特首董建华进京述职时，曾向在场询问其去向的记者透露：退休后，将闭门谢客，在家读书。
　　 果然，告退政治生涯后，他深居简出，低调异常，不再于公众场合露面。
　　 与退休后的朱鎔基接触过的人透露，现在的朱鎔基，常以“一介草民”幽默自称，他的心态也完全回复到平民百姓之状。以前，他当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的时候，屡次自我感慨身上的担子重，压力大大，日子不好过。现在，他无官一身轻，每天的日子过得自在而松弛。
　　
　　 二、最大原则 不谈工作
　　
　　 退休后，朱鎔基最大的原则，就是不谈工作。他明确表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已不在职的他，要求任何人都不要再和他谈工作。
　　 离开中南海的总理座椅后，朱鎔基并不固定在北京居住。他去过上海，去过湖南，也去了广东。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外地，他都极力避免与地方官员接触时谈及工作。中国的惯例是，即使退下来的国家领导人来到某地休养，当地领导人亦会进行礼节性拜访。每当这些官位在身的人来访时，快人快语的朱鎔基总是开门见山先行表态：不谈工作。
　　 朱鎔基在任时，是个公认的“工作狂”。自一九五一年朱鎔基从清华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包括被打入“右派”的监督改造在内，他总共工作了半个世纪又两年。五十多年的工作，早已成为他的生活习惯和第二生命，不过一年前，他说放下就放下，丝毫不留余地，也足见他的个性。
　　 朱鎔基之所以如此重视“不谈工作”的问题，自有其深刻的考虑。他作为前任，已经把工作彻底交接给后任温家宝，如果他再恋栈地指手划脚，不仅对国务院新班子的领导不利，与自己的做人风格也不符。为此，聪明的朱鎔基避免与任何人谈论涉及“工作”的话题，不愿意带来哪怕一丁点的被动影响。为求双重保险，他同时还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替他把关，婉言谢绝亲朋好友之外的拜访者。
　　
　　 三、文笔上乘 不著为憾
　　
　　 朱鎔基在位时，尽管工作繁忙，但他每日的阅读量仍然相当大，除了文件和汇报材料外，坚持阅读国内报刊、香港等海外报刊、英文原版报刊。那时，海外各个层次的来访者，只要和朱鎔基见面交谈过，几乎无不佩服他的知识面和记忆力。现在，虽然他离开了政治舞台，但从小培养起来的阅读习惯，却没有什么改变。只不过，现在他无需再读文件和汇报，可以把更多时间转向兴趣阅读。退休后，他开始有计划地阅读过去想读但没时间大块读的书籍，文史哲、科学、人物，种类繁多。
　　 过去，人们对朱鎔基的记忆和口才有所领教，但对他的文笔水平可能知之甚少。朱鎔基在历来重学的湘风薰染下，年轻时文笔就表现出色。据他的中学同学回忆，朱鎔基在湖南长沙一中就读时，有两门功课颇为突出，一门是国文，一门是英文，他的国文作文和英文作文常常被学校作为范文陈列于玻璃窗中。在此不妨录一段他从长沙一中毕业时给同学的惜别信：“人生聚散本无常，偶然聚合便顷刻要分离，虽然遗憾，又何必悲伤，命运难期，何处不能要逢。我愧无嘉言懿行，足为兄助，但愿他日重逢，耿耿此心依旧，为兄一饮庆功酒。”短短几句，朱鎔基的文采与情愫尽展。
　　 朱鎔基上大学虽然选择学习工科，但他曾对记者这个行当表现出浓厚兴趣。1948年，他在清华大学参与主办过一份名为《晓露》的校内油印报。他身兼数职，又是采写，又是刻板，又是给读者复信，虽然很辛苦，但乐此不疲。1999年春节前夕，朱鎔基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前往国务院参事室拜年，见到时为参事室副主任、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大公报》著名战地记者吕德润时，高兴地对吕德润说，：“你曾经是我的偶像。”，并欣然与吕德润合影。
　　 朱鎔基迄今为止尚没有机会展示他的文笔，无疑是件憾事。他会否利用淡定的退休生活，撰写一本回忆录，目前很受关注。外国领导人退休后，往往会把自己的从政经验和所涉历史，以回忆录形式记载下来。此举无疑是件好事，有助于后人对史的研究和对前人的借鉴。但海外媒体有传，朱言绝不写回忆录。
　　 前人大委员长李鹏2003年6月出版了一本《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前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2003年11月出版了《外交十记》。明达的朱鎔基，何以要那么决绝地回避历史？他应该以更开放的眼界让退休生活别具意义 。我们希望他能追忆往事，为人们留下珍贵的历史片断。
　　 四、喜欢京剧 擅长拉琴
　　
　　 朱鎔基1928年10月1日出生。他是个遗腹子，还未从母亲腹中降生，父亲便已因病过世。10岁时，他母亲又撒手人寰。他从小被三伯父朱学方收养。
　　 据《明报》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的《朱鎔基传》所述，三伯朱学方喜欢京剧，会拉京胡，耳濡目染下，朱鎔基也成了小戏迷。后来，朱鎔基考入长沙一中，正巧教师中也有京剧爱好者，于是朱鎔基的京剧瘾得到进一步开发。在票友老师的训练下，朱鎔基不仅唱得有板有眼，而且拉得也有腔有调，在长沙一中时还出演过《贺后骂殿》里的赵光义。
　　 寄宿于学校的朱鎔基，经常在宿舍里与同学们自娱自乐，每逢节假日，只要朱鎔基在，宿舍里就会传出胡琴声。有个舍友学会了两句《击鼓骂曹》，就去找朱鎔基伴奏，结果“平生志气运未通，好似蛟龙在浅水中。有朝一日春雷动，得会风云上九重。”被唱的荒腔走板，与朱鎔基的胡琴无法合上调，恼的朱鎔基调侃挖苦，“我这真是对牛弹琴啊！”引得宿舍的同学大笑不止。
　　 少年时的爱好，现在又成了朱鎔基老年的爱好。随着时间的推移，朱鎔基这个老京剧迷，变得愈老弥坚，拉胡琴已然成为他退休后的一大乐趣。朱鎔基在副总理和总理任上，曾比较低调对待自己的京剧爱好，所以内地人基本上都不知道朱喜欢京剧，更不知道他拉京胡还有一手。
　　 朱鎔基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位胡琴拉的蛮有水平，为此朱鎔基不时会同这位身边人切磋琴艺，有时还会谦虚地向他学习两招。更幸运的是，朱鎔基的夫人劳安也是个京剧爱好者，她过去学过梅派和荀派唱腔。朱鎔基夫妇二人在清华读书时，曾先后在清华京剧队当过票友。现在，当两人兴致都起时，在家来场



　　五、 乐于聊天 谈笑风生
　　
　　 朱鎔基与劳安夫妻俩的感情，了解他们的人，都众口一词地说好。朱鎔基与劳安的结识，得益于朱鎔基中学时的一位同窗好友，劳安是朱鎔基一位名为劳特夫同学的妹妹。劳安性情温和，且干练。她嫁给朱鎔基后，无论朱鎔基政治上受到什么冲击，她始终不离不弃，与他携手共患难。在朱鎔基卸任前，她以总理夫人身份露面时，总是面带微笑默默地伴在夫君一侧。朱鎔基自然也以这样的妻子为荣，他曾经公开说过，“她很可爱呀。”
　　 生活中，劳安对朱鎔基的关怀无微不至，从起居到饮食。朱鎔基以前在领导岗位时，只要不是必须，他都回家吃饭。朱鎔基与毛泽东同是湖南老乡，众人皆知毛泽东酷爱吃辣，但朱鎔基却不怎么吃辣，他吃得比较清淡，对湖南的笋子和干菜情有独钟。朱鎔基不抽烟，不喝酒，身体运动基本以散步为主，讲究的是持久而非剧烈。
　　 朱鎔基已过了七十五岁，进入晚年后，身体上难免有些小毛病。朱鎔基退休以来，做过一次小手术，切除了一个良性肿瘤。听说，这个小瘤子曾让劳安分外紧张，甚至让她寝食难安，当朱鎔基的小肿瘤割下后送病理检验证实确为良性时，劳安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之前，其实所有知情者都认为那不过是个良性小瘤，不会有大碍，所以连中央有关部门都没有报告，但唯有劳安对那小瘤放心不下，直揪心到水落石出。
　　 别看朱鎔基以前严肃得吓人，现在他去医院看眼、看牙时，其人到哪里，笑声就跟到哪里，且谈笑风生的水平煞是了得，医务人员经常乐成了一团。医务人员反映，退休后的朱鎔基很愿意聊天，喜欢像普通人那样东扯西拉。那次，他回忆与ZG中央七常委一起去清华大学参加九十周年校庆的情景时，绘声绘色地表示，其它领导人进入会场的时候，掌声一般，他进去的时候，掌声雷动。他低头垂目，有意不看大家，但是掌声由不得他控制。他对此心中忐忑不安，诙谐地感叹，“这不是害我吗？”
　　 朱鎔基一旦聊起来，甚至有点刹不住……有时，他会自嘲地说，“现在不是怕我没时间聊，是我怕你们没时间聊。”
　　 而每次朱鎔基的幽默，劳安都是最会意的听众。
　　
　　 六、书法苍劲 却极吝赐
　　
　　 朱鎔基曾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还出任过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和名誉院长。朱鎔基的清华教授头衔并非虚戴，他确实带过四位博士生，那四位博士生的名字分别为杨宏儒、陈文、赵平、刘铁民。朱鎔基1987年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时，兼任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后来，他调到上海任市长、再调入国务院任副总理，当导师善始善终，坚持把四位博士生指导毕业。朱鎔基对他所带的博士生，从论文的选题，到论证的方法，逐一过目，论文最后的答辩评语，也是他亲自拟写。
　　 朱鎔基的字，写得遒劲潇洒。读者不妨看一下他1988年写下的四个字------“清正廉明”，这年，正是朱鎔基的六十大寿，他特别以这四个字自勉。先不说这些字的政治含义和个人追求，至少从这四个字里，人们可看出朱鎔基的书法功底。国人尽知，朱鎔基在位时，几乎从不题字。但朱鎔基并没有把书法丢掉，退休以后，他练习书法的时间多了，字自然也越写越苍劲。可人们向他索字，他仍是颇为吝赐。
　　 《凤凰周刊》曾报道，朱鎔基在上海的堂兄朱经冶，很多年前就要朱鎔基写一幅字给他，可朱鎔基一拖十多年，直到堂兄重病入院，他闻讯后，才在卸任总理前夕给堂兄送去亲笔题写的“诚信传家经风雨，廉洁为人冶新人”字联。朱鎔基的这位堂兄也是个有趣的老人，当年朱鎔基刚赴上海市长任时，他便前去探望，席间不忘开玩笑地问，“小时候我没有欺负过你吧？”引得朱鎔基捧腹大笑。老先生九十大寿时，在寿宴上宣读了朱鎔基的上述字联。朱鎔基于书法中，巧妙地把堂兄的名字融入其间，自然多了一番意境。
　　 传说，朱鎔基对亲戚写他的文章或传记不感兴趣，即使对方兴冲冲地拿来让他过目，他亦毫不客气地说：“不看。”但朱鎔基并非对所有写他的传记都不感兴趣，他对一本用英文写的传记表示过关心。
　　
　　 七、清官留名 不返故里
　　
　　 朱鎔基的祖籍在湖南乡下，家境败落后，他父亲朱希圣迁居长沙市，所以朱鎔基从小成长于长沙市。有说朱鎔基17岁那年，曾回过一次乡下老家。1947年，三伯父朱学方做出决定，让朱鎔基与自己的儿子朱锦民一同赴上海赶考。朱鎔基在上海同时报考了清华大学和同济大学，结果两所大学均考中。最后，朱鎔基选择入读清华，当年清华考生的入选率是4%。自入京读大学后，朱鎔基再未回过老家。
　　 朱鎔基在任总理时，他老家的乡亲盼望他回去，他没能成行；退下来后，他老家的干部更盛情力邀，但朱鎔基最后还是没有返乡。朱鎔基并非对故乡没有情感，他心中的顾虑仍然存在。在位时，他担心家乡拿他旗号行事；下来后，他担心家乡拿他包装搞旅游。其实，像这样少年离开乡下老家从此未返的不止朱鎔基一个，邓小平从少年时期离开四川广安乡下赴法勤工俭学，即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出任西南局政委常驻重庆时也没有返回家乡，最后仍是终老未归。
　　 朱鎔基主导国务院时，曾经先后在多个场合向官员推荐西安碑林上刻录的一则明代官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朱鎔基说他从小就会背诵这段箴言，他希望每个官员都能明白这个道理。他曾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退下来后，老百姓只要给他一个清官的评论，他就很满足了。
　　 注重晚节的朱鎔基，至今仍视清名高于一切，所以他很注意防范自己的名声被不当使用，对故乡也同样。
　　
　　 八、入世热血 出世平和
　　
　　 朱鎔基自十八岁成年之后，不知做过多少热血之举：北平解放时，朱鎔基是清华电机系的班长，他一马当先，动员傅作义部队的家属进城，以瓦解守城军人的军心；开国大典结束，他立即要求加入共产党，当月就如愿以偿；抗美援朝伊始，他是第一个向党支部递交参战书的清华学生，却未能走成；全校学生会主席大选，他积极组团拉票，最终高票当选。大鸣大放时，他耿直陈情，结果当上右派；九十年代初，中国经济形势极其严峻，他以副总理之身兼任中央人民银行行长力挽狂澜；初任总理，他放出豪言壮语，“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会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无后已。”
　　 入世时，他追求轰轰烈烈，波涛汹涌。
　　 出世后，他却一下子从公众视线中抽身，突然间消失的无影无踪。谁能想到，曾经那么叱咤的风云人物，说隐就彻底隐了。
　　 当然，朱鎔基并没有进入深山，他仍在人间，与世无争、乐得逍遥地过着平静无波的退休生活。

cxkhjjh

反对。也许见识浅，但我知道此人任上的一些做为是极不受欢迎，也是失败的。如：国企三年扭亏，失败；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失败；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失败；住房制度改革，肥了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医疗制度改革，失败；纺织压锭，失败；金融体制改革，未见太好的结果，腐败层出不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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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引用cxkhjjh于2005-11-22 10:33发表的:
反对。也许见识浅，但我知道此人任上的一些做为是极不受欢迎，也是失败的。如：国企三年扭亏，失败；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失败；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失败；住房制度改革，肥了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医疗制度改革，失败；纺织压锭，失败；金融体制改革，未见太好的结果，腐败层出不穷。等等。

哈哈，还好你有自知之明，在说之前就先打了自己个板子！

失败是什么？为什么失败？如果不去做，结果又会怎样？失败了说明什么？难道就只是你所看到的失败二字么？

能入能出，历史社会中，几人曾经？

zhengjz

不错，有朱总理退休后的消息否！！

敢做敢为，真丈夫也！！！我很敬佩他老人家，不知现在在干什么呢？

shuchong012

最佩服的人!!!!!!!!!!!!!!
永远的偶像!!!!!!!!!!!!!!



他老人家现在还好吗？？？？？？

yxtx

我相信只要他一直这样做下去的话，就会成功的。
可惜~~~~~~~~~
不过现在的温总理也非常不错啊。

朱鎔基的改革全面破产

朱鎔基所提的 五项改革之一 －－－“医疗改革”，近日终于被官方报告正式宣布失败。
实际上，朱鎔基当年号称的五项改革没有一项有好结果，除了正式宣布失败的医疗改革以外，其他几项改***革也早已全面破产。

1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资金政体封闭运行，，实质上是将粮食交易重新由政府及其企业垄断，并由政府规定粮食的价格，被指为全面倒退到计划经济。据说是各地官员欺骗朱鎔基，导致出台了这项改***革。恶果是粮食价格委靡不振，农民收入增长速度骤降，种粮积极性受到严重损害，最终导致了全国粮食紧张，不得不重新开放市场。

2  至于重头戏国企改革，朱鎔基认为三年可以实现国有企业整体扭亏为盈。实际上，这三年确实在帐面上国有企业实现了扭亏为盈，但是盈利的都是行政性垄断企业，国有企业实质并未有所改善。而且在这项国有企业改***革中，职工的利益严重被忽视了。大量的职工被无情命下岗，无数的上**访由此而生。

3  教育改革，虽然到现在仍然没有正式报告出台，宣告教育改***革失败，但是，98年以来的教育政策已经使得中国教育千疮百孔。本科生盲目扩招，研究生教育大跃进，收费年年上涨，教育越来越违背公平原则等等。 实际上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已经大大损害了社会的基本正义。让我们一起诅咒这项改革吧，它让穷人上不起学，它让学费压弯了父辈的脊梁，它让无数的家庭陷入了教育致贫的黑洞，它让考上大学孩子的家长自杀，它让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毕业成为失业，它让权力与金钱严重污染教育领域。

4  至于投资融资体制的改革的结果是，是银行的呆帐和坏帐并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增加。98年以来的盲目增加投资，拉动内需，完成8％的GDP增长，几乎成了银行的噩梦，为了完成投资，各级政府上马了一切可以上马的工程，最终这些 帐还是要银行来背。而股市已经长年熊市。

5  住房制度改革，已经让人买不起房了。

这是我收集的另类言论:

房子把我们掏空，教育把我们逼疯，医改给人们提早送终。
不要再提这头猪了.志大才疏,只会吹牛和演戏!还什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看看他儿子吧,就知道什么叫做无耻了!
为了他的政绩,他牺牲了中国的未来.
房子把我们掏空，教育把我们逼疯，医改给人们提早送终。
补充：炒股让我们伤心
朱是典型的吹牛者。
朱任总理时提出的口号：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砸烂三铁、破产走人。结果导致多少人回家失业。
还有什么退耕还林，导致粮食减产。
坚持人民币98年不贬值，国际学雷锋，结果现在很被动。当时如果跟着贬值，现在就主动了。
创造猪市，假牛市，国有股减持，造成股民亏损


对待股市的态度可见朱的人格低下：
朱说：股市问题多，泡沫大，为人民担心睡不着。。。
正是这头猪，一再让财政部在泡沫最大的时候，违反规则，黑了良心地向股市强制减持国有非流通股，并让财政部长项怀臣、陈淮等几条走猪忽悠大家是“长期利好”
泡沫理去刮肥皂水。朱哇，一头野猪！
朱的部下纷纷落马; 光大银行朱小华、中国银行的王雪冰、刘金宝。建设银行张恩照。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败类吴敬琏等。他为国家经贸委盖大楼，唉，罄竹难书。
朱鎔基的改革全面破产，纠正：根本就不是改革，完全是倒退。实行计划经济那一套。
当初为朱吹捧的媒体记者可不少啊。
他还不如李鹏。
鳄鱼可怕的不是眼泪，而是它的牙齿。
不要以为会挤几滴眼泪，就当自己是刘备了。
看似铁面，实是自封。内无安邦之策，外无讨敌之计。
借乱而上台，行独夫之武，取哗众之崇，被骗与乡村，受困与洪涛，画饼败与改革，仕途淹没与朋党。
除了会假、大、空以外，一无是处。
打开电视机，看见朱鎔基，全国都知道，他在那里吹牛B。
说得好,彻底剥下他那所谓铁面无私的画皮!
猪老说准备了什么100口棺材,99口给贪官,还给自己留一口,不知道棺材里面现在都睡着谁了,贪官没有睡棺材,他也没有睡里面,我看是给工人农民准备的棺材.用一个词形容他最合适:无耻之犹!

小平同志怎末用了这样的人，它是猪啊，是狼啊，还有那个厉一狗还有那个。。。。下岗工人多可怜，他们为国家工作了半辈子，却下岗了，猪，狼 狗你们居心何忍啊，是人吗。你门贪名，你们的儿子贪钱，当百姓傻啊。

朱熔基在二○○一年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熔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清廉本是对政府官员的起码要求，怎么在朱熔基那里就成了个了不得的业绩了呢？不过，真的谢天谢地，朱熔基总算要从总理位置上走开了。

朱鎔基 谢你的人都是谁我不知道.
但我是下岗(失业）工人．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以增加失业人员来发展经济的．
他也许没有祸国，但肯定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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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转贴：

永别了，朱镕基
　
作者:bnuf  文章出处:中大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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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朱熔基到香港高喊"我爱香港"，又表演了一次激情戏。这种令人肉麻的口号，当年朱熔基到美国"消气"的时候，就曾经喊过，不过用的是英语罢了，而他倾吐爱意的对象则是美国和美国人民。作为中国的总理，跑到美国去"爱"别人的国家和人民，不能不让人反感。那么"人民的儿子"朱熔基，又是怎样"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呢？　　
   当今太上喜欢演戏，演的是滑稽剧，似乎颇有些娱乐效果，让人在开口一笑之余多活几年。而朱熔基演的是"主旋律"的"清官"剧，却很能欺骗一些善良的人。当年朱熔基喊的口号"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准备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云云，让很多人热血沸腾，似乎苍天有眼，又一个包青天奇迹般地产生了，中国又有希望了。　　
   八九年朱熔基一曲"劝千岁杀字休出口"给听说的人留下深刻的好印象，加上他被打为右派的经历，人们似乎有理由相信他会有些正派的品格。但是不少清醒的人根本不相信什么"青天"，对这位横空出世的人物仍然"听其言，观其行"。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位"青天"表现出来的，无非还是那些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的党国官员的共同特色。　　
   在作副总理主管经济时，"懂经济"的朱熔基对於过热的经济，不是对症下药地约束政府投资，压缩政府开支，制止政府部门参与市场经商，而是严令银行紧缩银根，收缩贷款，於是银行纷纷拿私营企业的贷款开刀，撕毁贷款合同勒令提前还贷，而朱熔基对国营企业的烂帐"三角债"却继续投入大量银行资金。结果中国经济活力所在的私人企业大量倒闭，经济迅速降温。从增长率的数字上看，似乎是达到了朱熔基期望的目标，于是朱熔基得到了"经济沙皇"的称号。朱熔基对自己让经济"软着陆"的绝技颇为得意，在记者面前吹嘘自己凭此足可以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实际上，正是朱熔基的这些得意之作，在后来使得中国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可能复苏。　　
   朱熔基还向全世界宣布台湾的民主"是个笑话"，又一本正经地保证将赖昌星从加拿大弄回来后"不判死刑"，明明白白地表现出这位总理对现代社会一些基本知识的见解荒唐，他自己才真正"是个笑话"。当然，同无能的李鹏相比起来，朱熔基非常能干，能干之处就在于非常能敛财、花钱，这就是所谓的"懂经济"的主要表现，也是朱熔基自豪的资本。正是因为能干，朱熔基极爱虚荣，听不得不同意见。为了他的面子，老百姓付出巨大的代价，"不惜一切代价"是朱熔基的口头禅。朱熔基给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之一就是爱摆弄些数据，有时候一兴起就信口乱吹，比如二○○二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朱熔基吹嘘本届政府"建设了九万五千万千瓦的电站"。实际上到一九九八年底，全国总装机容量才二万七千多万千瓦。人民网发布的全文，到后来又不得不将这句牛皮删掉。
在朱熔基管经济期间，他搞的改革之一是两税制，即中央政府直接对地方征税，地方税收分开征收，这与过去由地方税收上缴不同。这样，中央财政的口袋迅速鼓 起来，而地方税收却大幅度减少，且中央财政对地方的反馈却不成比例。另一项所谓的"改革"是财政下放包干。这包括县级和基层政府一方面必须上缴上级政府定额税收，而县级和基层政府的财政预算必须自己解决，上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是不管的。由於政府规模急速扩大，基层政府就对农民任意征税，残暴压榨农民，这是导致广大农民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急剧贫困的直接原因。对於城市居民来说，每月八百元才会征收所得税；而农民无论老幼，无论有无收入，都是按照人头征收。正是由於人头税对老百姓极尽压榨之能事，贫者尤其无法承受，美国宪法明确规定不得征收人头税，中国在清朝也曾改为"摊丁入亩"，"人口滋生永不加赋"。乡、村级政府为了上缴财政，大量借贷，甚至借高利贷，不仅导致大量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处於破产状态，而这些强加在农民头上的债务，进一步加深了农民的贫困。这才是朱熔基"成功"的税收改革的真实面目。这种税收改革，是以农民急剧贫困为代价的。对於农民的处境，朱熔基不是按城市居民的同一征税起点来对待农民，从而彻底缓解他们的税赋压力，而是准备将农业税率由5%提高到8.4%，从而将农业税额由三百亿元提高到五百亿元，以为他再发个文件什么的取消其它杂税，拨出二百亿元补贴一下，基层就不再向农民乱征税了。如果这就是全部问题所在，而这样一来就解决问题了，那么农民不还是要出同样多的钱而没有任何改善吗？这种主意，未免太荒唐了吧？　　
   而将农村教育预算下放到乡级政府，更是对中国农村教育产生致命的打击。各种财政预算中，首先遭到克扣的就是教育经费，结果长期拖欠教师工资成为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这迫使教师不得不采取养猪、在学校经商等对策来获取收入。尤其恶劣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公然逼迫教师去征税。而经费不足，地方政府就要求学校对学生收取高额学费，直接导致大批儿童辍学。直到最近，教育经费预算才被收回县级政府，教师待遇才因此有所改善。《南方周末》曾对一个县调查发现，在税收中分得最大一份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教育的投入根本没有，县级财政只有9%。税收最少的乡政府则负担48%，其余全部由农民承担。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中国缅甸交界的地区，儿童纷纷到缅甸去读书，因为那边读书不要钱，饭也免费。注意，缅甸可比中国穷得多！
　　空话、口号是朱熔基的常态。回想一下，朱熔基当总理时信誓旦旦宣布的"三年使国有企业扭亏增盈"的目标是不是空话？为了这张空头支票，朱熔基搞所谓的"债转股"，将国营企业欠银行的巨额贷款，变成不值钱的股票，使国营企业根本不用承担还债的责任。这一"改革"不过让那些效益恶劣的国营企业更迅速地烂掉。一堆烂帐转嫁到银行，最终还不是转移到存款的普通百姓头上。而在同时，朱熔基为了解决国营企业之间的 "三角债"(其实是连环债务)，强迫自己抓在手里的银行动用数千亿元资金。这虽说能暂时解决掉一些连环债，但国营企业没有债务责任而导致没有信用的关键问题，却更加没有指望解决；而银行投入的资金更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对效益恶劣的国营企业是一种变相的鼓励，不久就产生更多的"三角债"。 　　
   不得已，朱熔基再出馊招，让这些烂透了的国营企业到股票市场发行股票圈钱，用虚假信息给老百姓形势大好的假象，让人们购买这些国营企业的股票。当这些垃圾股票充斥市场后，再来一招"国有股减持"，试图圈进更多的钱，结果股市崩溃，那些相信政府鬼话的人血本无归。而那些背后操纵的银行、国营企业、官僚及太子党则大捞了一笔。
朱熔基的另一个空话就是政府裁员，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政府机构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膨胀。与此鲜明对照的是，在没有建立任何形式上的、更不用说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时，国营企业为了朱熔基"扭亏增盈"的目标，对於无权无势的工人搞裁员却一点不含糊，造成数千万城市失业人口。这也是他"扭亏增盈"计划的最重要部分，所谓"减员增效"。但这么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生活保障，迅速陷于贫困境地，却造成全社会的不安全感，直接打击人们的信心。与此同时展开的住房改革，剥夺了城市居民的大量积蓄，医疗制度改革则完全抛弃了原本受益的城市居民。这几个大动作使得全社会的普通人普遍没有安全感，不得不节省开支存钱。直接的后果就是经济急剧萧条。消费减少，造成生产利润减少，造成在职员工收入减少，进一步导致消费减少，这个循环还在持续。国营企业是否应该裁员增加效率？住房和医疗体制是否要改革？当然应该。但社会改革不是玩电子游戏，老百姓要生存、要吃饭，在人们没有基本保障、没有广泛的谋生机会时，就搞什么"大刀阔斧"的大手术，后果必定是致命的。　　
   当"改革"立竿见影地造成经济萎缩后，朱熔基不是对症下药地解决社会保障制度问题，而是想方设法逼老百姓消费。为了刺激消费，政府对一降再降、已经低得可怜的利息征收利息税，似乎老百姓就那么傻，为了节省几个税钱就会像官员们一样大手大脚。另一项措施是大幅度增加各级教育的学费，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学费，因为一般老百姓对别的开支可以省，而对子女的教育总舍得咬紧牙关投资的。同时大幅度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将招生人数翻倍。这造成高等教育质量严重下降，高学历失业人口迅速增加。而高学费和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更直接严重挫伤了农村儿童读书的积极性，因为他们原本只有比大城市学校低劣得多的教育条件，却必须超过高得多的分数线，才能考取大学，而这种"改革"意味着许多人在付出更多努力、在远远超过大城市学校的激烈竞争中获胜之后，却由於高额学费而不得不放弃，况且即使能完成学业也难找到工作，还有比这更绝望的情况吗？　　
   另一个措施是为公务员加薪。而对普通公务员来说，他们也不过是普通百姓，对于当今社会缺乏安全感的状况，他们同样耳闻目睹，他们敢随意花钱吗？而对有实权的官员来说，工资涨一倍同样不够塞牙缝，如果不是那些公款，他们如何能够花天酒地，如果不是那些不义之财，他们怎么能豪宅二奶的干活？ 　　
既然老百姓不愿花钱，朱熔基的最后一招就是政府使劲花钱刺激经济。各种大工程大量上马，各种项目、庆典也是化钱的好方法，如北京国庆就可以挥霍上千亿，治理空气污染又是上千亿。对老百姓有利的当然应该花钱，但花钱应该量入为出，有个节制。而且贪污的最好方法就是上工程，可以说每一项政府工程后面，都有一大群贪官，利益驱动使得官员们想方设法上工程，他们尤其爱好大气魄的工程，比如海口市的官员有本事将全城所有椰子树砍掉种棕榈。朱熔基的税制改革，大大增加了税收，为官员们乱花钱提供了基础，但最关键的政府预算制度的改革却连影子都没有，于是国家的财富就象流水一样漏到官员们口袋里，再安全地流到外国。乱花起来，钱总是不够的，於是又大量发行国债，朱熔基在总理任上几年就发行国债六千六百多亿元，而这里面有不少又是直接摊派到老百姓的工资里的，实际上进一步减少老百姓的消费欲望，反过来打击经济。还有透支造成的财政赤字，最后还不是要通过在老百姓头上收更多的税来补偿。 "赤字总理"的称号，对朱熔基何其贴切。虽然在其它地方花钱如流水，但对社会保障制度和基础教育，朱熔基又何等吝啬！
"懂经济"的朱熔基实在太能干，他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严重打击了城市和农村经济，造成经济持续萎缩，而他的解救措施无非是挖肉补疮，让问题更加严重。他自吹给下届政府积累了两万五千亿元"优质资本"，实际上是十多万亿元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三万五千亿元的银行烂帐，两万五千六百亿元国债，仅二○○二年的财政赤字就高达三千零九十八亿元，及一个萎缩的经济和动荡不安的社会。虽然这不能由朱熔基承担全部责任，但他是主要责任者，是一些主要措施的发起者和执行者。　　
   朱熔基口口声声反腐败，他自己控制着银行系统，而他的一子一女却在银行业中身居要职，毫不回避。比如他儿子朱云来于一九九四年在美国获得大气物理博士学位，然后又去弄了个会计硕士学位。后来在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公司当低级别的雇员，干了两年后，于一九九八年回国就成了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最高层的六名成员之一，而且逐渐成为说一不二的人物，其作用与其职位极不相称，破坏了公司的管理结构，造成管理混乱。朱云来这样迅速地位居要职，有这么大的影响，又能在股市当中呼风唤雨，靠的还不是他老子有权势吗？要不然，难道他天生"懂经济"不成？对朱熔基到底怎样清廉，还是存疑的好。　　
   朱熔基在二○○一年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熔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清廉本是对政府官员的起码要求，怎么在朱熔基那里就成了个了不得的业绩了呢？不过，真的谢天谢地，朱熔基总算要从总理位置上走开了。　　
   在一个专制体制中，掌权的人太能干而又好虚荣，就是老百姓的灾难。他们往往相信"成大事者不谋于众"，偏爱大气魄的动作，干事偏偏崇尚果决和大刀阔斧而不是谨慎，加上听不得反对意见，出了问题又不能面对。这样的人来折腾一个国家，不出问题才怪！如果最高统治者是这种人，那政局就更加颠三倒四，百姓苦不堪言。不信的话看看毛皇帝时候的中国。在昏昏噩噩的当政者底下，老百姓反而还有些自我发展的自由空间。但是，腐败是专制之癌，无论当权者精明还是昏庸，因为整个统治阶层的利益来源于权力，专制的权力不受制度和老百姓制约，必然的结果就是膨胀的权力掠夺更多的利益，孤立无助的老百姓对此无能为力，注定要倒霉。　　
   所以，对目前的中国，千万不要指望什么清官，什么能人，只有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让政府不能随意行为，从而削弱政府权力，进一步削弱中央集权，并根除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与民争利的行为以及垄断政策，即使还没有建立民主制度，老百姓的自由空间都会大大扩展，经济才有可能良性发展。在目前这个制度下，千万不要再来个朱熔基式的强人，中国再经不起折腾。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永别了，朱熔基！

发布时间：2003-3-5　文章来源：凯迪网络 文章作者：冼岩

　　读了黄叶先生《永别朱熔基》一文，也想说几句。  
　　一，黄叶先生的认识误区
　　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很不容易客观。首先，评论者可能是事件的参与者或相关者，不免带上私人感情和立场。无论是囿于情感还是利益，都可能使人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与事态无关者，可能更糟。他们不能对整件事情形成全面概念，要么只能从抽象观念出发；要么只能从琐碎枝节出发。前者是戴有色眼镜，看一切东西都变了颜色，有时甚至是戴哈哈镜，看事物变了形状；后者是瞎子摸象，摸到什么是什么。
　　问题的根本在于：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是非功过，与整个社会整个时代是联在一起的。不了解现实社会，不洞悉时代脉搏，就不可能真正解读政治人物的言行，更遑论评价其功过是非。
　　黄叶先生正是因为没读懂这个时代，不了解中国现在正处在什么样的历史阶段，不明白中国改革的真实含义，因此才会误读朱熔基，得出偏狭结论。
　　二，中国改革的实质
　　中国现在正处在什么样的历史时期？中国改革的实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改革初期（1980年代）曾经是清晰的。但随著改革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其中，随著历史的车轮一起滚动。事件不再有旁观者，认识被打上情感、利益、处境和立场的印记。于是，清晰的图景不再清晰，开始变得模糊。在此过程中，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自觉不自觉充当了各种利益的代言人，不能或不愿跳出来，俯瞰历史。思想的纷纭由此而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中国改革始于毛泽东时代终结。正象所有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一样，在凭借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经历了1950年代短暂的经济高速增长后，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其弊端逐渐裸露出来。一方面，高度集中的资源动员能力，其效率取决于民心的凝聚力和民众的奉献精神，但民众的这种“心醉神迷”状态（列宁语）是不可持续的，只能奏效于一时。随著权力的集中运用而来的是权力本身的腐化以及民心的逐渐冷却涣散，经济运行陷入不可救药的低效率中，短缺型经济由此而生。另一方面，这种高度集中的平均主义运转模式，由于缺乏阶级分化，阻塞了社会分工（分工不仅仅是生产技术上的，更是社会角色上的。只有分工到位，角色齐备，社会效能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其经济活动的增值效率很低，以至于当资源动员的力量运用到一个极限后，经济增长就后继乏力，经济发展的引擎熄火，再也找不到新的推动力。于是国困民穷，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拉越远。
　　正是在这种山重水复中，邓小平开始了他的改革。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邓并不是历史目的论者，他并不相信什么历史必然规律或普世道路。邓只是从人类已有的经验教训出发，为当时的中国选择了一条现实可行的路，一种可以走出困境的发展模式。这是中国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开始。
　　邓的转型战略，发韧于1979年改革之初，在实践中逐渐成熟清晰，到1992年南巡讲话时终于大成圆满。从那时起，中国今后要走的路就很清楚了，清楚得不可能让人发生误解。后来者也难以逆转这一进程，只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限调整和修正。
　　这种转型战略可概括为：经济先行，政治缓行的改革；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在产权形式上，以私有制经济取代公有制经济；在财富分配上，以阶级分化取代平均主义；总而言之，在经济制度上，以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在历经几十年狂乱、迷惘和碰壁的痛苦后，在血与泪的洗礼中，重新找出的唯一可行之路。其中，除了经济改革的第一层含义外，其它三层在今天都还只宜做不宜说。但只要承认了第一点，后面三点就是逻辑的必然。这四者四位一体，不可分割。不能设想，现实中能够运转公有制的市场经济或平均主义的市场经济。
　　既然要从公有制中化生出私有制经济，财富分配的倾斜和集中就是不可避免的；既然要变平均主义为阶级社会，贫富分化也是必然的。在中国这种整体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的国家，这种转型和分化，必然要有部分人承担牺牲，为全社会理顺结构、轻装前进承受痛苦。如果还象原来那样，将所有人绑在一起，就只能重复过去平均主义的老路。这可能符合许多人一时的愿望，但对于全社会来说，这只是饮鸠止渴的慢性自杀。因此，转型期分娩的一时痛苦是难免的，是为新生命诞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随著改革深入，大多数人会开始感觉痛苦，对改革产生怨恨。如果是少数人付出代价，大多数人受益，由于总量限制，阶级分化和私营经济仍然不可能孕育出来，社会分工仍然受到阻碍，经济增长仍然不可能获得必要动力，社会仍然只能在原来轨道上运行。因此，经济转轨是今天中国不能不迈过去的一道坎。只有忍痛挨过去，才可能分娩出全社会的希望和未来。
　　理想主义之所以被称为乌托邦，是因为他们的思维始终停留在理想境界，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确实，改革在初期曾经呈现出人人受益的可喜局面，但那只是多种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偶然结果，是经济在长期压抑后的短暂爆发，其过程不可复制。这样的好事不会天天有，历史的曲线已开始向下弯曲，中国必须咬牙挺过波谷期的阵痛。
　　痛苦只是暂时的，转轨完成后，社会关注的重点又会回到“公平”上来。在转轨过程中，一方面必须保证转型不被逆转；另一方面，必须考虑牺牲者的承受能力和感受，尽可能减轻阵痛强度，防止分化，走向极端。为此，可以根据情况，暂缓或暂停改革进程，有时甚至不妨先退一步，但根本的战略路向不能变。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总是如此艰难、如此漫长的内在奥秘。外界曾指责中国改革步履迟缓，犹豫不决，有时候还会走两步退一步。分析将此归因为没有政治改革配合，经济改革跛足难行。其实，此处倒不关政治体制事，这是从利益调整角度出发的考量。顾虑到大多数人在接下来的改革中可能要承受的牺牲，顾虑到他们的承受能力和可能反应，改革不能不如履薄冰，缓缓而行。反过来，如果此时启动政治改革，在民主的制度环境下，这种迈向私有制经济和阶级社会的转型是根本不可能进行下去的。人口如此之多，家底如此之薄，即使平均分配到个人，每个人又能得几何？当民众明白自己将要到手的是什么时，难道他们还会投票赞成这种瓜分公有制的改革，何况还有俄罗斯的前车之鉴？除非采用欺骗和不负责任的承诺，否则，如果让民众自己选择，大多数人可能都宁愿回到没有贫富差别、没有竞争压力的大锅饭时代。谁还会管它大锅饭到底能吃多久！——这也是邓小平暂缓政治改革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朱熔基与中国改革
　　由此来看朱熔基的改革，就会明白为什么在朱所主导的住房、医疗、教育和国企等系列改革中，利益损失最大的似乎都是中下层民众。改革成本实际上是按人头分摊的，虽然朱已尽力减轻方案对民生的震荡，但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仍然负担得很吃力。为什么改革成本不能按收入水平分摊？因为这不符合改革本身的逻辑。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孕育出私有经济，化生出阶级。在转轨过程中，“公平”是暂时不能不被置于第二位的价值。要刺激起经济增长的效率，建构起经济发展的动力，对“公平”的关注，暂时就只能止于底线之上。
　　这实际上又回到马克思以前的公平观。传统观念认为，结果平均的“公平”，只是一种空想；现实可行的，是阶级社会中人人有机会改变命运的“机会平等”。马克思蔑视这种公平，认为资本主义的“机会平等”中蕴藏著大量不平等的罪恶。马是对的，真正的“公平”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从来不曾有过。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设想通过消灭“私有制”来消灭阶级，实现结果平均的理想。但一方面私有制的消灭抹杀了社会分工，使社会发展丧失了最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公有制国家的强势集团在私有财产之外据有了大量特权，制造了新的不平等。事实上，只要资源稀缺性存在，实际占有上的不平等就不会消失。反复试错的结果是，人们不得不接受“机会平等”的有限公平，承认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合理性，容忍一定程度的不平均结果。中国正处在向私有制经济和阶级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其间的不平等，必然比已成型的阶级社会更甚。
　　由此，我们也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朱在1995年所主导的宏观调控中，不能象黄叶先生主张的那样，扶持高效的私营经济，放弃低效的国有经济。中国的事情很复杂，不能完全按经济规律办。给陷入困境的大型国企输血，既是一种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必要妥协，更是一种顾虑到大多数人即时利益的策略让步。如果国家金融力量转而支持私有企业，那么本来就已经陷入困境的国企，在遽然断奶下，必然会訇然倒下。那不但在政治上不好交代，成千万上亿的失业工人更无法安置。正在扩张中的私企难道能容纳下这么多工人？中国的失业问题，根子在人口过多，劳动力过剩，只有低效率的国企才能容纳这么多“多余”的人。这是一种变相的社会保障机制；这也是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完善以前，低效率的国企有必要尽力维持的理由。转型期也是敏感期，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成燎原之势。国企倒闭，大量工人突然失业，而私营企业聚集和增殖的财富短期内又不可能转化为社会福利，怎么办？改革不能不瞻前顾后，匍伏而行。
　　由此，我们也才能理解，为什么朱熔基承诺国企三年脱困。朱并非不知道国企已不可救药，实际上朱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推动私有经济取代国有经济。但很多事在朱是只能干不能说，甚至还得说相反的话。实事求是地看，在朱任上，国企改革的进展和力度都是最大的。但是改革涉及到千万人的利益损失，更要顾及他们的心理感受。心理感受能够放大或缩小人们的实际承受。如果国企职工们感觉到自己已经被放弃，那么他们心中余下的只会是对生活的绝望，对社会的仇恨。只有让他们仍存希望，改革才可能按部就班进行。这有点类似股市：只有制造利好，庄家才能悄悄出货。朱作为政治家，其公开言论都是政治行为，只能作如是观。
　　有意思的是，黄叶先生既指责朱的改革，又指责朱为照顾改革中利益受损者所作的妥协平衡。在黄叶先生看来，朱的一切都是罪状。这只能说明黄叶先生根本就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他只是沉浸在自己的理想幻境中：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因为会损害环境）；既要打破平均主义，发展民营经济，又不能有分娩期的阵痛，不能有贫富分化的苦难。之所以会有这种理想主义的幻觉，是因为他不明白中国今天的处境，不明白中国改革的实质。
　　大刀阔斧，锐意改革的是朱熔基；雷厉风行，快速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的也是朱熔基。朱深明经济转轨期的逻辑和需要掌握的火候，因此，他为社会变迁划出了一条底线：分化是必须的，但只能到此为止。
　　观察朱的行为，其倾向性还是有的：对于加速社会转型的改革，朱总是尽可能全力推进；对于“公平”价值和底层生活保障，朱只是做到底线之上。这就是黄叶先生所说的“何其贴切”与“何等吝啬”，这是由改革本身的目标和逻辑决定的。这说明朱的著眼点，并非社会一时的稳定，而是国家长远的未来。社会大众暂时损失利益的可能性，再加上意识形态的障碍，曾经使邓小平迟迟不愿意启动更深层改革，以至于问题越积越厚，后来者负载越来越重，改革者处境越来越难，腾挪闪转的余地越来越小。朱的历史责任感和个人风范都不允许他继续因循苟且，踟蹰不前，因此他毅然走向“地雷阵”和“万丈深渊”，不惜承担改革者必然要承受的骂名——只有到今天，人们才能深切理解朱在就职答问时一番肺腑之言的深沉涵义。
　　四，朱熔基与中国经济
　　黄叶先生指责朱的第二大罪状是1995宏观调控搞“软著陆”，扼制了经济活力，导致今天的通货紧缩和经济疲软。不可否认，今天的通货紧缩与朱1995年实施的“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确有相关。经济周期，本来就是客观经济过程与人的主观对策互动的结果。由于政策效用有一定滞后期，度在哪里，很难把握。如果再适逢外界变化，治理通涨的措施往往会导致通缩，反之亦然。这本来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道理，但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只图嘴巴痛快，将这些东西早扔到九霄云外去了。
　　朱的金融整顿，是针对1993、94年的经济过热而为。历经几年调整，避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终于成功实现“软著陆”。但金融风暴导致全球经济环境恶化，中国出口受抑；再加上1998年洪水肆虐，遂酿成通货紧缩势头。
　　如果没有朱从1995年开始的铁腕整治，以当时中国的家底和现状，中国很可能是金融风暴中最先倒下，并且跌得最重的国家（当时有很多金融大锷瞄准了中国）。看看马、泰、菲、印的惨状，究竟是要金融崩溃，还是要今天的相对疲软？本来不难选择。但社会批评家们往往是“常有理”，他们号称两者都不想要，他们只要繁荣和增长，无限的繁荣，永远的增长。那么请问他们即使是站在事后诸葛的位置上，可有什么解困良方？没有，连马后炮都响不了；要不就毫无可操作性。他们的意思大概是：干活是你们的事，他们只管批评，只负责指手画脚。
　　黄叶先生的良方是应该支持民营经济打败国有经济，上节已分析了此路不通。另一种说法是朱不应该征那么多税，把企业和个人都弄穷了。一个事实是，朱的税收增长并非源于税率提高，而是源于打击走私和严格征收。换言之，朱的税收增长并未加重依法经营者的税负。严格征税，既利于增强财政吸取能力，更是规范经济秩序，维护公正，建立市场正向选择机制，阻止特殊利益集团非法牟利的有力举措，其意义更在打击走私，阻止外来商品对本国产业的不法侵害之上。不知道这样有利于当前长远的明政，为什么会遭遇这么强烈的反对？不错，现在生意不好做，赚钱不易，有人抱怨税负过重，又不能参与意见，这些方面确实都存在问题，需要设法改进，但这些都不能构成反对严格征税的理由，二者不能混为一谈，社会批评更不应该混淆了界线。
　　另一个事实是，从储蓄余额看，个人和企业财产不但没因此减少，反而还节节升高。可见民间并不缺钱，缺的是投资渠道。
　　于是朱大力推行积极性财政政策，试图以政府投入带动民间投资，加速经济运转，打败通货紧缩。这又遭到黄叶先生们的反对，认为是大手大脚，好大喜功，并称朱为“赤字总理”。这些人根本不懂得，能不能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绩效，功不功的问题，而是事关中国经济，乃至中国社会能不能保持稳定的首要问题。积极性财政政策的最大功用就是抵消了通货紧缩对经济的疲软效用，维持了经济增长势头，从而维持了全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将各种经济和社会危机因素抑制在潜伏状态，没有即时爆发出来。
　　可以说，今天中国的稳定系于经济的稳定，而经济的稳定系于国家信用，系于市场参与者对经济的信心，因此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这也是朱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讲“大话，空话”的原因。朱不是小学生，他讲话不是要向谁汇报思想，他讲话大都是政治动作。朱从好的一面阐释中国经济，让世界对中国有信心。人心代表人气，人气锻造繁荣，这有什么不好？
　　香港一事也是如此。黄叶先生批评朱最近在香港放言“不惜一切代价”支持香港繁荣，实际上，香港问题事关世界对中国经济形势和政治制度的信心，关系到中国的统一大业，是中央政府不得不背负的责任，不能仅仅就事论事。朱越是坚决表态不惜动用“两千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支撑香港繁荣，形势发展可能就越不需要朱动用外汇储备；反之他越是回避责任，香港前景就越难以乐观，到时候，说不定中央政府就真的得给香港输血了。
　　面对通货紧缩，宏观上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是必然的。根据通缩的延续情况，政策会持续一段时间，在通缩征状未解除前，保持一定的政策连续性，这很正常。如果听到风就是雨，朝令夕改，那才是为政的大患。当然，积极性财政政策有其极限，但现在还没到顶。有人说中国政府现在已负债累累，吓煞人哉，不能再搞什么危险动作，不能再有赤字了。好象中国从此就只能谨言慎行，全心全意还债一样。但没有投入，何来收入？没有收入，凭什么还债？总不至于要中国人都去卖血吧？何况，相对于他们所说的债务天文数字，区区赤字，能值几何？有它不多，没它不少，没必要自己先捆住自己手脚。
　　最后，黄叶先生说，改革过程中广大中下层国民的利益损失，普遍缺少安全感，是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他说得对，事实确实如此。但只要不打算走回头路，对此就无法可施。只能承认和忍受这种负面效应，在此基础上再来想别的办法。这是历史长河中经常会出现的险关隘口，只有闯过去，中国才有出路。闯过去之后，有可能是天长水远，海阔天空。
　　五，惜别朱熔基
　　朱熔基的作为，并非尽善尽美。实际上，在现实中，谁也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政治人物的行为，都是出于利弊的权衡，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衡择其重”。因此，任何抉择，都有其负面效用，都有所遗缺。扒开正面专注负面，深文周纳，任何人都可以被弄得面目全非，一无是处。这种罗织之法，在文革中曾被发挥到顶点，这也是文革中那么多大小冤假错案得以成立的认识论根源。面对专政机关对“百团大战”的求全责备，彭德怀曾愤然出声：走路也可能跌到，做事的人，哪里照顾得面面俱到！
　　在今天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要做事，就要准备挨骂；有责任心的人，又不能不做事。所谓“在昏昏噩噩的统政者底下，老百姓反而可有些自我发展的自由空间”的说法，在变化缓慢 没有危机的农业社会或许说得过去；但在内有潜在危机，外有竞争压力的今天，昏庸和不干事，无异于等死。
　　朱在义务教育和农村问题上，被人诟病最多。朱的做法，虽然符合社会转型期的需要，但基础教育方面，有的地区的做法确实已超出人文主义底线，必须引起重视。这个问题或许应该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不管出于多么宏伟正当的理由，行为都不能触及社会共存的底线；必须让大多数人至少保有在各阶层之间流动的可能性。当然，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要做到这一点也并不容易。
　　黄叶先生还质疑朱的清廉，认为朱“自己控制著银行系统，而他的一子一女□在银行中身居要职，毫不回避”。黄先生错了，朱不只是“控制著银行系统”，他还掌管著全国的经济和行政。要回避，他的子女就只能从此不做中国人——回避既无可回避，就只能守法。高干子女也是人，也要生存，也求发展，评判和限制其行为的主要尺度只能是法律。朱的儿子迅速升迁，当然与朱的地位有关，但并不是朱运作的结果，这是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在自动起作用，只要不违法，朱就毋须为此承担责任。正如金大中的儿子犯罪，与金的地位当然有关，但这并不是金本人的错。人是环境的奴隶，朱的清廉体现在：在同等环境下，在现职高层领导人中，他是做得最好的。
　　朱离任在即，外界对其仍然褒贬不一。朱是那种真金不怕火炼的实干家，经得起时间检验。相信随著时局推移，朱的价值和意义会更加凸显。这是一个英雄无力的时代，以朱的能力器局，本来应该成就一番更加令人称羡的事业，受限于地位和年龄，朱可能只能走到这一步了。作为一个政治家，这已经足够。朱是当今政坛的一股清风；他的出现，是体制内的异数；朱的干才胆魄，朱的亲民作风，朱的清廉志洁，善于面对公众，雷厉风行的行政风格，对贪官庸吏的不留情面，仿佛都不属于这个时代，不属于这个时期的中国。朱是超出于时代的伟人，其所作所为，迥异于这个时代的特征；但其结局，仍然不能不受时代的限制。朱因此得罪不少人，也因此树起了自己的历史标高。
　　相对于朱本人的抱负，相对于人民对朱的寄望，朱现在离任，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中国要产生一个朱熔基不容易，但他就这么轻轻走了。或许，命运至今仍未真正眷顾中国，大局未定之时，哲人已隐，金剑沉埋。
　　朱要走了，除非历史很快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幻，否则他已不可能再走到前台。嗟夫天地一逆旅，过客皆归人！谨以此文，为朱熔基总理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