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嚣中的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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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菲·安南的联合国改革方案终于出笼了。一时间，舆论一片喧嚣。主流国家纷纷表态，对安南的这一揽子计划表示首肯，而南韩和北朝鲜则明确表示反对，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政府相对暧昧的态度。

　　安南的方案出台后，外交部发言人用纯粹的外交辞令表示支持改革，但又话外有话，对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名额不持异议，也就暗示同意印度和巴西成为其成员国，耐人寻味的“安理会不是董事会”一句，显然是向日本发难。这是什么缘故？除了众所周知最近两年中日政治上的交恶，有现世现报的博弈理念潜隐其中，但我想，大国政治毕竟不同于小商小贩的市场交割，这当中必定有国家价值的预设、历史走向的期许、文化态势的顾盼蕴含其内。

　　安南的方案出台之后，我除了密切关注着大国政要的表态而外，也由此及彼联想了许多问题，其中，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新格局，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其国家战略的价值前提应该是什么？今天的价值体系是如何形成的？与之对应的西方价值观念其发展脉络又是怎样的？在“一体化”甚嚣尘上的国际政治舞台上，京戏的板眼怎样来应对歌剧的花腔？这些问题最近几天常萦绕于我的脑际。

　　本篇先谈谈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以及对其价值预设的反思。

　　我之所以要谈这个问题，是想跟大家一起从历史的走向中，探寻出当今中国社会主导价值观念形成的必然性，下一篇再从西方几个大国的社会沿革入手，分析他们价值观的成因，两相比较，我想厘清的是：就一个公民而言，我们应该怎样面对国内、国际的政治维度，进而让自己的理性步出伦常的民族主义情怀，让我们站得更高一点，在际会的国际风云面前，不至于茫然无措。

　　作为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也就一百多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只能属于前现代国家。从主权国家建构意义上看，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价值预设主要有两条：一是华夏中心主义的认知心态，再就是以皇权制度为核心的专制结构。

　　用俗白的话语表示，华夏中心主义就是老子天下第一。自古以来，这种心态就一直主导着先人们的意识，在民族认同上，除了华夏民族，其他民族不是蛮就是夷，不是胡就是狄；在道德伦理上儒家学说有着一元性的统摄地位。由此，中国人可以超越种族、宗教、地缘去布施一种普世的“道”。

　　至于皇权专制制度，人类历史中没有比中国发展得更完备的国家 ，一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把中国人坐大的心态表露无遗。直到乾隆晚年，中国人还沉湎于这样的思维定势，英国使臣第一次访华，觐见皇帝时跪与不跪，在朝野居然掀起轩然大波，更有诤臣，为 “蛮使”的不肯匍匐叩拜而愤然投井。

　　因此，在国门被列强洞破之后，极端排外的情绪就成为国人的一种普遍心态。中国人极不情愿承认西方的日渐强盛，在开明的士大夫那里，所谓的“睁开眼看世界”，至多也就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

　　岁序走到了公元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事变。毫无疑问，那位东方巨人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在他身上，所有荒诞不经的政治运作，都可以归结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情结上。但是，这种对民族复兴的渴盼，究其实，也不过是自我中心的另一种表达。这一点，在文革中达到了极致，“世界革命中心”的自我定位，让这位巨人利令智昏。

　　进入二十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不再以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角色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我们的设计师一再告诫国人，不出头，不扛旗，要韬光养晦。实际上，这并不是自我中心意识心甘情愿的内敛，而是在对中国当时综合实力清醒认识基础上的睿智决断。

　　然而，尽管我们国家二十年来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制度基础与体制保障却会时常呈现出捉襟见肘的窘态。经济体制上最著名的改革理论叫“摸着石头过河”，问题是：你知道河水的温度与深度吗？这种冒险成功的概率几何？设若河床的宽度有限，河水的流势舒缓，那是你的造化，与此相反呢？事实上，指导社会变革的理论即令需要“与时俱进”的丰富与发展，但不能没有对这种理论学理上深刻反思。婴儿早产成活是有限度的，这是常识。

　　在政治体制方面，问题表现得更为严重。民族国家首先应该是宪政国家，党治国家步不出专制的羁绊，这是不需要论证的真理。一党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并行不悖，但与市场经济体制所必备的法制环境和多元民主制度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官僚腐败之风愈演愈烈，有人说这是道德沦丧人心不古，还有人说症结在于经济体制的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究其原因，我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只是由于一党专制的政治格局不能与经济领域的市场运作相匹配。政治架构不变，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越高，则腐败之风越盛。权力监督部门的束手无策，让人想到，一党专制的体制下，设再多的监督机构，也是枉然的。设若这些机构的权力居所在党委之下，它就无法作为；设若它的权力大于所在党委，那么，这些机构的官员就会变成腐败的主体——监督是双向的，制约是相互的，否则，就是一种悖论。

　　上述是从国内政治角度对我国价值理念预设的反思。那么，我们的这种价值理念预设与国际主流社会的冲突在哪里呢？我们理性地融入国际社会的契合点又在哪里？

　　开放的中国面临的是更为开放的世界。就连我们这样的平头百姓都能在第一时间得知安南改革方案的内容，政治民主化建构的普适意义正如经济市场化的普适意义一样，官方意识形态不再是老百姓唯一信取的政治理念。

　　当中国人刚刚认识到必须认真建设自己的民族国家时，全球一体化的浪潮已汹涌而至。当民主化成为全人类政治诉求中最强烈的呼声时，我们却发现自己现存的政治体制不但无法满足这种诉求，甚至有许多地方与之相抵触，这种抵触与国际潮流势必产生冲突；这种冲突集中体现在主权与人权的认同上。

　　谁也无法否认，中国的人权观念在一天天得到强化，宪法中已经令人欣喜地出现了诸如“保障人权”之类的字眼了。但我们的人权对话策略却更多是应对性的，缺少内在的诚意，这也成为美国掣肘我国的有效武器。我们都看到了，一年一度的《人权白皮书》中，那些迹近狡辩的言辞是如何把自己置于尴尬的境地。我们为什么不愿承认人权的普世性？为什么我们要假借防止和平演变这块遮羞布来阻挡人权观念的深入人心？这其中的玄机不说也罢。

　　那我们的战略价值预设到底应该是什么呢？

　　什么是民族国家战略？我的理解是：旨在实现民族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安排。我国一再倡导的国家利益至高无上，显然是这种战略安排的价值预设。然而这种理念无法摆脱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困境，当代人类社会共融性的问题比比皆是，诸如环境保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人权保障等等，这一切都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范畴。这应该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意识的当代人的根本价值前设，无论民主国家或是民族国家，在这一点上责任与义务是等同的。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利益原则的被扬弃毕竟需要一个过程，这势必造成价值观转换中的一系列紧张。每个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民主化程度、经济结构乃至各种地缘的、宗教的、种族的差异和冲突都会给公共理性带来诘难，这种多重互动和博弈的复杂性，在野的人是无法想象的，更不用说去驾驭，这大大增加了我们谈论这个话题的难度。

　　中国百年来作为民族国家的艰难历程，对当代中国人认知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和角度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有意无意中，我们对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认同与否定然会带有传统政治的烙印。重要的是如何摈弃那些与世界大势相背离的陈腐的东西。尽管今天的世界还是建立在主权国家框架基础之上的，利益的谋取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有时还会是不择手段的。但我们还是需要具有超越当下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放眼未来的世界，我们必须理解，今天的民族国家已经不完全等同于二十世纪初的民族国家的概念，甚至与冷战时期相比也有了很大差异。一个成熟的民族国家战略，尤其是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大国，更应认识到普世道德与国际伦理，作为本真意义上的社会性之体现，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与种族、信仰及意识形态的关联度越来越小，这就意味着民族国家在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时，不可能只顾及国内因素，国际条件的制约在特定时期或特定领域，有时会起主导作用。这方面最浅显的事例，莫过于WTO体系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不按国际惯例办事，只能是自外于世界贸易体系，让自己处于边缘地位。

　　再有，越来越多的全球性组织，在各种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要想更多地发挥大国作用，就不能仅仅满足于朝核问题召集人的角色，不能以不在外国驻扎一兵一卒来昭示“和平崛起”的国策，中东问题、合理开发和保护全球资源问题、和平利用外层空间问题、世界范围内的反贫困问题等等，我们都有着更大的发言空间。

　　构建民族国家战略，必须有宽广的世界眼光和深邃的未来意识，不然，就不能称其为战略。关涉到具体的民族利益的个案，运筹的谋略，当然要争取利益最大化，用不着书呆子气地去机械理解战术只能服从战略的原则，但是，无论什么样的利益谋求，都必须服从游戏规则，不能自说自话。当下之势，对我国而言，是挑战，更是机遇。拿捏得当，大国地位将会进一步巩固，反之，则可能更多地丧失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纵观中国当今的国际对策，我们不难发现，有个问题一直横亘在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中，那就是对外开放与“防腐拒变”的矛盾。尽管我们今天不再念叨那些荒唐的政治口号，但我们的宪法中还冥顽不化地保留着“四个坚持”这样一些与宪政精神背道而驰的字样。这说明我们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宪政体制，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如果说一个政治集团把坚持某种政治理念，作为必须遵循的纪律尚可理解，而把这种理念当成国家的指导思想，则不免会贻笑大方。细究起来，防腐拒变还是一种自我封闭的表现，骨子里是对与外界交流的深刻恐惧和不自信。中国要想真正实现政治现代化，必须从集权的权威主义走向民主。我们承认市场这个概念不能成为区分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标志，那为什么不能认同民主的概念同样没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分呢！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当然是由党治走向宪政。尊重公民个人权利，保障思想自由，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实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形成开明和谐的政治氛围。要达到这个目标，在运作的过程中，一定要避免革命的发生。革命在今天的中国，起不到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事实上，任何政治势力都不可能以“叛逆”的形式推翻现存的政治架构。我说这些话的旨归在于：政治体系改革必须充分估量改革条件成熟与否、改革可能付出的成本和社会承担这种成本的能力与意愿，不如此，任何突发性事件都可能导致社会的动荡。

　　在一个有着长期官本位历史的国度里，公民（起码是名义上的）的基本权利往往会遭到漠视。矿难接二连三地发生，固然与这个行业的高危性有关，可为什么美国的吨煤死亡率不到我们的千分之一？如果你认为这是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强大，没有可比性，那么，为什么印度的吨煤死亡率仅为我们的百分之一多一点？有人认为是我们的安全意识不强，这似乎没错，但这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一个公共行政体系有背民主，它就无法从根本上以人类文明业已达到的道德水准为前提，合法地、同时又充满人性关怀地面对它的公民——这就是问题的根本。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所有草菅人命的怪诞事件，也就不足为怪了。

　　公民社会是表征公民思想表达权利、实行公民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完成理性的文化再生产、促进全社会的沟通、理解与社会自律的基本制度平台。今天，当政者显然已意识到这一点，和谐社会的提出，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看，有炒冷饭之嫌，但如果确能抛离意识形态惯常的穿凿附会，公民个体与国家机器之间的有机连接就会成为一种可能，公共权力趋向公共利益的走势就会得以彰显。

　　从根本上说，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必须以改变执政党对公共领域的全面操控为前提条件。当政者必须丢弃陈旧僵化的思想政治逻辑，只有当一个政府开明到认为公民的集体意识无不是为民族的中兴而谋划，它也就能真正成为公民的代言人。

　　中国正在过大关。全球化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而且有着鲜明的政治含义。就中国而言，如果说前现代的华夏中心主义导致我们的先人萌生妄自尊大的轻狂，巨人时代君临天下的意识是激进的乌托邦与前现代社会的精神遗产相结合的产物，使我们与外部世界有着全方位的阻隔，那么，今天我们就应该虚怀若谷，博取与全球化时代相吻合的文明观，重铸我们的政治哲学理念。

　　对于安南的改革方案，中国定然会通过半官方的媒体，把这位1938年出生于加纳的老人，说成是美国人的傀儡。安南的方案当中，当然会有无可奈何的妥协，实质上国际政治架构的搭成，向来都是妥协的产物，但我们评价事物的基点，应该看它是否代表着世界潮流的走向，是否顺应了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即便安南的改革方案充斥着概念性的设想，我还是愿意（除了让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外）对之有保留地表示认同。我会在续篇里进一步来阐述我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