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昭君诗

写啊写

早慧的白居易，在十七岁情窦炜开时，写出了生平最早的两首《王昭君》。
满面胡沙满鬓风，眉销残黛脸销红。
愁苦辛勤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中。

汉使却过频寄语，黃金何日赎蛾眉。
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从第一首诗看来，年轻的白居易还处于模仿借鉴前人作品的阶段，此诗采用了富有表现力的七绝形式，通篇隐括化用了骆宾王的“玉箸染胡尘”，梁献的“衣销边塞尘”，上官仪的“风惊入蝉鬓”，董思恭的“髻鬟风拂乱（一作散），眉黛雪沾残”，斟酌红颜改（一作尽），郭元振的“容颜日憔悴，有甚画图时。”此时的白居易，将王昭君视作饱受摧残的女性寄予同情。第二首承接上意，更进一步对真实历史进行大胆的颠覆，借王昭君的口吻，希望回国的汉使能代己向皇帝请求，早日用黄金赎回她。但他清楚地知道，皇帝即便要将她要回，也只不过是贪恋她的美色，容颜凋残的她不得不请使者美言。不消说，这完全是昭君一厢情愿的幻想，汉帝是决不会大动干戈来赎取这一区区女子，而退一万步讲，容华不再的昭君即便再回到汉宫，其命运也会极其凄凉。作者虽未明言，但意在言外，深刻而含蓄地揭示了诗中女主人公的悲剧性命运，使一个薄命红颜的形象跃然纸上，使读者受到强烈的感染。这两首作品也很好地体现了作者“五言七字百言而下”的作品“长于情”的特征。
有趣的是，这两首诗中所塑造的昭君形象很是耐人寻味。是什么促使昭君强烈要求回国，对边地异域生活的不适应？孤独寂寞，思念故乡？还是对君王怀有的“深情”和“忠贞”以及相思之苦？作者没有明言。但对昭君嘱托汉使的刻画，却使笔者联想到了《长恨歌》杨妃对明皇使者的嘱托。方士为明皇终于寻到杨贵妃时，贵妃的表现是“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 “含情凝睇谢君王”，不但不怪责马嵬事件，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和君王“天上人间会相见”，“临别殷勤重寄词”，再次表达自己的深情。从语篇来看与“汉使却过频寄语，黃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情节，女主人公的语气都非常相似。那么，笔者可不可以这么说，白居易从少年到中年，虽然思想轨迹在变化，但他对于女性的基本态度却始终相近，即认为女性在爱情关系中，即使面对不公正对待，其感情仍然执著，缠绵。
贞元十九年，白居易踏入仕途，在他担任秘书省校书郎，盩厔县尉，集贤院校理，翰林院学士及左拾遗等官职期间，创作了白诗中最光辉的篇章-----《秦中吟》《新乐府》和其他讽喻诗。他的《昭君怨》，虽然归类为律诗，但从风格，内容来看，却不是他用来吟玩情性[的作品，反而符合他“讽喻之诗长于激”的特征，充满着批判的精神。

明妃风貌最娉婷，合在椒房应四星。
只得当年背宮掖，何曾专夜奉帷屏。
见疏从道迷图画，知屈那教配虏庭。
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

就唐代的乐府诗而言，带有怨字很不少，如《长门怨》、《婕妤怨》、《玉阶怨》、《怨歌行》、《春怨》等等，作品的数量是庞大的，可谓“诗坛满怨妇”。写作《昭君怨》的诗人，也不在少数。而照其中的某些诗人理解，与其他失意的美人相比，昭君应当蓄有更深的忧愤，根据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和大胆想象力的作用，“昭君出塞故事”是这样的：王昭君拒绝贿赂画师遭到陷害，受蒙蔽的君王误将其送给蛮夷，当君王发觉昭君是绝色美人时已悔之无及，昭君从此在胡地的风沙中孤独、悲痛地怀念永远难回的汉宫直至死去。而自认为正直、怀才不遇的文人，在君王不能了解到自己的才华和忠诚，皇帝身边又有人挑拨离间播弄是非，不免对昭君的遭遇感同身受，替昭君唱起一阙阙哀歌。
诗歌中的昭君悲剧，谁是罪魁祸首呢？诗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的诗中不出现被批判对象，“天子圣明，臣罪当诛”，大部分人不便指斥皇帝而归罪于颠倒黑白的画师。或谴责文臣武将乃至和亲的始作俑者，有的则嗟叹红颜误身，造化弄人。或者批评朝廷不应采用和亲政策，最大胆的批判也不过是“不用牵心恨画工，帝家无策及边戎。”而白居易却措词激烈，锋芒毕露地直接批评起统治者的昏庸无情造成了昭君的悲剧，。前人也曾评议元帝对昭君的“恩情”， “非君惜鸾殿，非妾妒蛾眉 ，薄命由骄虏，无情是画师。”（崔国辅），“ 图画失天真，容华坐误人，君恩不可再，妾命在和亲。”（沈佺期），完全是命运的拨弄，使皇帝不能继续宠爱昭君。郭元振的“闻有南河信，传闻斩画师。始知君惠重（集作念），更遣（集作惜）蛾眉。”语带讥讽的“赞颂”了元帝对昭君的“恩惠”。白居易却痛快地说“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对统治者的批判力度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那么，白居易为什么要写作这样一首诗，它的意义何在呢？
总体而言，唐代的皇帝比起后世的君主显得宽容的多。他们对于自己的统治很有信心，对待文人也较宽松。这样的气氛下诗人能够大胆批评时政，甚至于揭露皇帝宫闱之事。白居易从政初期的皇帝宪宗，在中唐也算是比较开明的。作为封建王朝的忠臣，白居易想通过揭露弊病来疗救社会， 协调矛盾以利于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对于他来说，诗歌是重要的手段。他提出自己的创作主旨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其作用在于“救济人病，裨补时阙 ”。 而终极效果是“愿得天子知”。      
中国社会结构的专制性特征 ，导致中国文化形成了政治性范式，这种观念带来的正价值是文人的经世致用思想，实际就是利用所学为朝廷效命，实现个人抱负。带来的负价值是文人的影射传统 ，对于集权的奴性。封建文人的唯一出路是入仕，人身依附于君王，开始由喜有悲的仕途，这种关系很容易被联想被比附为男女关系，而且是被扭曲了，女子处于绝对弱势的关系。在他们看来，仕途蹭蹬，恰如婚姻关系中男性的冷遇，变心，薄幸甚至遗弃。而历史上失宠的宫妃们的遭遇，尤其接近于他们个人乃至整个群体的境况，很能激发他们的写作欲望。由此，从屈原开始，产生了在诗歌中以“香草美人”讽喻规劝君王的传统，这也被唐代诗人接了过来。　
元和二年。因讽喻诗歌流闻禁中，“好文之主”宪宗将白居易召为翰林学士，掌制诰。自此，白居易利用作皇帝近臣的机会，屡屡揭发、批评当政者的种种卑劣行为，评议朝政得失。建议也多被宪宗皇帝采纳。甚至白居易因吐突承璀事“无礼”于宪宗，宪宗也未予责罚。在宪宗的优容下，白居易的仕途相当顺利，元和三年四月改授左拾遗，元和五年五月除京兆户曹参军。“自雠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这时的诗歌可以看出白居易充满，报效国家，实现个人抱负的雄心，著名的《新乐府》始作于元和四年，《秦中吟》中的有些诗篇也是在这时期写出的。
中唐政局多变，皇帝自然对和自己持不同政见的官员毫不留情。官员被贬的事件不胜枚举。比如元和元年八月，天下大赦， 但宪宗明令参与永贞革新而被贬的“八司马”不赦，白居易的友人刘禹锡也在其中。白居易在《新乐府》中写了一首牵涉君臣关系的《太行路》，其中有“君不见（近代）左纳言，右纳史。朝承恩，暮赐死”，鉴戒规讽皇帝的刻薄寡恩，希望皇帝能醒悟而施恩臣下，收取人心。而《昭君怨》的写作目的，也大略如此。
在白居易众多的讽喻诗中有一首《青冢》：
上有饥雁号，下有枯蓬走；
茫茫边雪里，一掬沙培塿。
传是昭君墓，埋闭蛾眉骨；
凝脂化为泥，铅黛复何有？
唯有阴怨气，时生坟左右。
郁郁如苦雾，不随骨销朽。
妇人无他才，荣枯系妍否。
何乃明妃命，独悬画工手？
丹青一诖误，白黑相纷纠。
遂使君眼中，西施作嫫母！
同侪倾宠幸，异类为配偶。
祸福安可知，美颜不如丑。
何言一时事，可戒千年后，
特报后来姝，不须倚眉首；
无辞插荆钗，嫁作贫家妇，
不见青冢上，行人为浇酒。
在诗中白居易提醒君王不要被宵小欺蒙，误听谗言而错失英才忠良。也反映出他周围“白黑相纷纠”，“画工”当道，“同侪”争宠的险恶政治局势，使他发出和李白“丹青能令丑者妍，“自古妒蛾眉，胡沙埋皓齿 ”相似的批判。
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诗风发生很大变化，由讽喻诗演变为闲适诗和感伤诗，人生观由兼济天下变为独善其身。
元和十四年春，白居易离江州赴忠州刺史任 ，“流徙江湖”， “几沦蛮瘴”的他在途中写下感伤诗《过昭君村》。
过昭君村，村在归州东北四十里
灵珠生无种，彩云出无根；
亦如彼姓子，生此遐陋村。
至丽物难掩，遽选入宫门。
独美众所嫉，终弃于塞垣。
为此希代色，岂无一顾恩？
事排势须去，不得由至尊。
白黑既可变，丹青何足论？
竟埋代北骨，不返巴东魂。
但由村名存。村中有遗老，
指点为我言。不取往者戒，
恐贻来者冤。至今村女面 ，
烧灼成癫痕。
无独有偶，大历六年，“漂泊西南天地间”，无法回中原的杜甫，在旅途中写下了《咏怀怀古迹五首》，其第三首，也是咏昭君村，怀念王昭君的。杜诗中有“画图省识春风面”，“分明怨恨曲中论” ，讥讽皇帝昏庸。白居易却一反常态，说“为此希代色，岂无一顾恩？事排势须去，不得由至尊”。为皇帝开脱。笔者以为，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此刻为罪臣之身，已不敢再写“关美刺者”，题材敏感，容易招致打击迫害的讽喻诗。另一方面，笔者认为这首诗正符合白居易感伤诗的宗旨，“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感伤之诗长于切”，，其中应当隐含了白居易对亲身经历的政治事件的感慨。
（元和）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时为太子左赞善大夫）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
一向蒙“英主特达顾遇，颇欲奋厉效报”的白居易，对于自己的遭贬始料未及，他对皇帝对自己的处置看作是“独美众所嫉”的结果。白居易在朝期间，常常“正色摧强御 ”，直言极谏，而宪宗“纳谏思理，渴闻谠言”，对他的意见多见听纳。得罪很多权贵。武元衡事件发生后，政敌对白居易百般打击报复，甚至改变宪宗的决定，最终使他被贬为江洲司马这种偏僻之地的小官。
“为当路者所挤”的白居易，在元和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史。十四年春，亲身体会遭贬命运的白居易，在路过昭君村时写诗一首，既叹惋昭君薄命，更对自己的遭遇充满凄怆之情。像杜甫一样，他痛惜昭君“竟埋代北骨，不返巴东魂”，其中也融入自己贬谪蛮荒之地，难以返回中原尤其是长安的身世之感。宪宗对他素来还算体恤。元和五年，白居易当改官，“上（宪宗）谓崔群白居易官卑俸薄拘于资地，不能超等 ，其官可听其自便奏来。”，后来应白居易的要求，他被除京兆府户曹参军。白居易愿意相信宪宗不忘旧情，也了解到他的冤屈，只不过“事排势须去，不得由至尊”， 对于皇帝能改变自己境遇，仍抱有希望。
白居易没有等来宪宗的回心转意。元和十五年三月 。宪宗暴卒，穆宗继位。这年夏天，白居易被召回长安。从此过着“忘怀处顺”，“宦情衰落”，力求避祸的生活，终以刑部尚书致仕，四年后卒。文集中未再出现昭君诗。

有研究!!